金融分析论文例1

二、基于范围经济理论银行混业风险和收益分析

范围经济将边际收益作为判断企业与市场的边界的重要依据，如果企业将产品链中的一个市场内部化能够产生正的边际收益，那么企业就有扩张或者合并的动力。在各类金融并购案中不难发现，成本节约和规模效益是横向与纵向并购的主要原因。虽然混合并购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市场竞争和企业策略被认为是混合并购的重要原因，究其根本也是出于降低进入成本克服壁垒和提高竞争力的考虑。

行业混业经营在目前看来的主要优势包括：自身全面的成本节约，比如营业网点、网络银行和电话银行的整合、人力资源的优化、统一的资金调度等；自身竞争力的加强，包括服务客户群的扩大，更加全面的产品线、市场份额的提高等；大幅降低行业进入成本，克服行业壁垒；规避监管，有利于金融创新。同时混业经营也存在风险，正是由于忽视风险才导致了分业经营，风险得不到有效控制必然使得混业经营不能长久。混业经营的风险主要包括：巨型金融集团所占市场份额使得其风险将可能迅速扩大至整个金融系统；高风险的证券业务产生的市场信心丧失可能传导至传统商业银行引发挤兑，进而造成金融体系崩溃；商业银行的存款资金将可能被投资于高风险的证券业务，一方面扩大信托风险，鼓励证券投机，形成泡沫；另一方面使得银行的资产风险大幅提高；跨行业、跨区域、跨时期的金融创新和业务经营活动很可能处于相互分割的外部监管范围之外，从而形成大量不受约束的高风险业务和区域，这一漏洞将会迅速被利用从而获取高额收益同时产生大量系统风险。以上种种在次贷危机中已初现端倪。

三、银行混业经营发展前景

从分割的保险、银行和信托业务看，其风险水平依次增加，对金融系统的影响依次深刻。从并购和业务扩展的角度看，银行和保险业务的混业应当是风险较低也较容易实现的，原因是：商业银行业务与保险业务相对独立，且经营均较为成熟、平稳，风险可控程度高，业务替代性小。两行业整合时即使不进行大规模机构组织人员变动和业务改革也可以实现。由于金融创新不多，业务又相互独立，外部监管能够覆盖主要风险点。因此，商业银行业与保险业的混业经营风险可控。

商业银行业与信托证券业的混业则不然。一旦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混业，将形成企业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条渠道由同一机构提供的格局。这一方面使得银行将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也造成风险的内部化，产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道德风险和系统风险，例如：银行可能倾向于与企业合谋利用发行证券而不是贷款筹集资金，从而获得存款和佣金的双重收益，企业也将刚性的银行债务变成了股权或公司债券，但投资者将失去存款保险转而承担投资风险。

从外部监管角度出发，现有的分业监管体系仍远远不能满足混业经营的监管要求。大量创新业务没有及时纳入监管，银行在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时不会考虑其可能带来的系统风险，而外部监管获取混业银行内部信息、防范“暗箱操作”也将更加困难。一旦某项业务的风险蔓延至整个金融体系，而监管体系事先对这种蔓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陷于盲目，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次贷危机已证实了这种担心。

从以上粗浅的分析可以发现，基于范围经济理论，银行的混业经营确实可以有效的降低内部成本，扩大金融服务面，提高服务效率，但是若考虑风险因素，这种范围经济的实际收益是正还是负将存在变数。也就是说，能否安全有效的实现范围经济要看风险控制能力是否到位，银行混业的边界应当是风险控制能力与收益平衡点的连线。依据历史经验可以推断，这至少依赖于：1、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并与混业经营相适应；2、监管体系的调整并与混业经营相适应；3、有效实现风险隔离与控制的理论和经验。而从目前的现状看，这三点还不具备。虽然已经开始了有益的尝试，但是我们希望这种“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尝试能够赶上现实的发展，世界不会重蹈“大危机”的覆辙。

参考文献：

[1]吕素香.金融业范围经济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04(7).

金融分析论文例2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金融市场贷款难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农村的发展，目前，虽然国家为了缓解农村贷款难题出台了许多措施，但收到的效果有限。无论金融制度如何创新，我们都无法忽视信贷员在农村信贷市场上的作用。2008年暑期，我们通过对湖北某传统农业县贷款农户作了调查，调查发现，长期扎根农村的信用社在这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其信贷员凸显出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从信贷员的角度出发，以关系借贷为突破点，为化解信贷难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信息不对称下农村借贷市场的经济学分析

信息不对称是不同行为人之间发生契约关系时信息占有的不同而表现出的不对称，就具体到农村金融市场的借贷双方来说表现为：

1．农村经济主体数量多，规模小，地域分散且运作不规范，按照标准风险控制程序运行的大银行分支机构很难在贷前通过严格的贷前调查判别贷款人的风险程度，而且贷后很难通过严格的监督保证贷款的收回，加上农民很难提供足额的抵押，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理性反映是减少或拒绝发放贷款。

2．按照商业运行的金融机构的标准来发放贷款要求农户提供一定数额的抵押物品，对于不能提供抵押的“信用低”的农户则收取较高的利息来弥补贷款发放的风险，对真正需要贷款的有能力偿还的农户可能因为利息高而放弃贷款，而那些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农户则可能获得贷款从而给金融机构造成损失。考虑到这些因素，金融机构只能配额发放稀缺的金融资源。

三、破解农村贷款难的新视角--“关系贷款”

1．根据青木昌彦的定义，关系型融资是指银行为了能够在未来获得租金，而在一系列难以合约化的状态下提供额外融资的一种融资方式。关系型贷款所依据的信息主要是难以量化和传递的“软信息”，这类信息具有强烈的人格化特征，是银行通过与企业长期密切的业务合作所积累的关于借款企业及其业主的专有知识。青木昌彦将这类知识称为意会知识，即基于直觉和经验而难以数据化的知识,这一类知识对借贷双方来说可能很明确，但对外部人来说则难以表达清楚。基础借贷双方的了解对于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内生交易费用有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关系型贷款有助于缓解农村融资中因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市场失效问题。而信贷员正好在农户与信用社之间起到了信息桥梁作用。

2．信贷员在关系贷款中体现的优势

（1）软信息的获取

农户一般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靠亲情、道德、网络、文化和村庄信任来维系（蒋永穆等2006），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及生产特点,农村社会的封闭性特征较为明显,各种各样的社群,如家庭、氏族、邻里、村落构成了农民的“社会圈子”。在这些熟悉的社会圈子中,大家通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和交往互动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每个人的私人信息都成了具有高度共享性和流通性的共同知识。目前在农村地区的信贷员大都是本地人，扎根农村几十年，只要接触到农户社会圈子里的任何一层都能间接获取农户的信息，如农户在当地的口碑，信用，经营能力，家庭收入情况等，这些软信息的获取正是信用社在农村开展业务的一个比较优势。

（2）贷款发放后的监督制约机制

信贷人员在贷款发放后由于地域上的便利性，能及时了解到贷款人的资金用途和经营情况，在贷款人出现违约风险时能够通过农户关系圈子的各层关系对其施加影响。金融机构对违约农户也可采取严厉措施如对其采取禁止性贷款，取消其信用资格评定，基于多次博弈考虑的农户会衡量成本和损益，最终影响到其还款决定。

（3）“面子成本”的约束

在中国传统小农金融需求及其信贷安排的过程中存在着轻不言债的思想(王芳，2005)，欠钱不还更会遭到“圈内人”的非议。大多数农户由于现今的户籍管理制度，流动的可能性非常小，对违约后长期面临的信用以及面子成本是其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信贷人员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公布农户的还款信息，对其形成道德上的制约。

（4）低交易成本优势

信贷人员基于对农户多年的了解对农户进行信用等级评定，逐渐培养一批信用等级好的优质客户，对贷款的利率可以采取灵活的定价方式，农户凭借贷款证可以随时提取一定额度内的贷款，手续方便快捷。克服了贷款中的“寻租”“人情费用”，农户和信用社的关系也进一步拉近。

四、实证调查说明

本文通过2008暑期对湖北省枣阳市平林镇进行了实地调查，该镇地处鄂西南，有人口8万，以农业为主，我们在当地一位信贷员的陪同下对其所管辖三个村贷过款的农户进行问卷访谈，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0份，有效率91%。100份问卷中，有48%是农业贷款，20%的加工业贷款，17%为商业贷款，还有一小部分从事其他行业贷款，可见抽查的样本来源比较全面.农户的资金需求主要用于养殖业，且数额在五万到十万，信贷员出于风险考虑，并不是足额发放。加工业和商业贷款资金需求频繁，资金需求数量在一万到十万不等，通过与商户实地交谈发现商户获得贷款主要是看重自己的信誉和信用社的熟人关系，信贷员对其了解是发放贷款的主要方面。种植业农户认为信贷员把钱带给自己主要是凭借自己的信用和抵押，对大额度（2万以上）的农户发放贷款需要抵押控制风险，小额度农户反映主要是凭借信贷员对自己信誉的了解来发放。大部分农户反映自己还钱的主要原因是借债还钱，天经地义，同时也怕影响自己在本地方的声誉。商业户还钱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信用社的监督（包括对其信用评价来决定是否下次发放贷款），同时他们之中大部分也都认为借债还钱，天经地义。

在调查的对象中约60%的人家里没有可以抵押的资产（除土地和生活住房外），有抵押资产的对象一般都是凭抵押品向银行贷款，而没有抵押品的对象一般都是凭借信贷员对借款用户的诚信声誉，以及以往还贷的情况的考察，决定是否贷款给农户；在对是否愿意将个人情况告之信用社的考察中，95%的调查对象都表示愿意，平均每贷1000元所付出的成本都在100元以下，每笔贷款只需向银行跑2-3次，体现了低交易成本与高效率贷款相结合的贷款行为。

该信贷员扎根在调查地将近30年，对贷款农户的基本信息非常了解，这样就降低了贷款农户的违约风险与交易成本，而且从调查的结果也显示，农户是愿意与银行进行沟通的，他们也有意愿还款，只是迫于资金周转有一小部分没有按时还款。在大多数农户没有抵押资产的情况下，信贷员通过对贷款户长时间的深入了解进行选择性的贷款业务，还款的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可见信贷员在资金融通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

五、对策

1．大力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本土化的信贷员队伍

农村急需要一批高素质的懂金融的人才，他们能够掌握金融知识在农村传播，并且收集最新的农业信息，对农户的投资提出合理化的建议，从而保证信贷资金安全收回,这一点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具有切实的推广意义。

2．完善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是通过一套理性化的制度来反映激励主体与激励客体相互作用的方式。当前信贷员的考核主要是从贷款的安全程度和贷款额度完成的程度，很容易造成信贷员的“磊大户”及把钱贷给信誉好的企业，广大农户被排除在金融需求的门外。所以培养一批本土化的信贷员，对信贷员进行业务和职业操守教育对于其与农户建立深厚的感情有着很好的铺垫作用。

3．适当下放信贷员的信贷审批权

目前信用社实行严格的逐级信贷审批制度，贷款手续繁琐、复杂。信贷手续合法、合规本无可厚非，但一些信用社人为地把贷款手续复杂化，贷户跑三趟五趟也办不完，等贷款审批后，农民早已丧失了投资的最佳时效，从而造成人为的贷款难。信用社应适当下放信贷人员的权限，对由信贷人员评出的优质客户应建立“绿色通道”，同时信贷人员应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和贷款发放的奖励。这样既保证了资金的安全发放，又调动了信贷人员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陈燕玲、佘传奇.基于关系型融资的农村金融运行机制分析,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4）.

[2]王芳:我国农村金融需求与农村金融制度：一个理论框架[J],2005.(4).

金融分析论文例3

(一)金融脆弱性的产生原因

经济主体的内在机制是信贷市场脆弱性的主要原因。明斯基从企业角度研究信贷市场的脆弱性,提出了“金融脆弱性假说”,认为信贷市场上的脆弱性主要来自于借款人的高负债经营。克瑞格从银行角度研究信贷市场的脆弱性,提出了“安全边界说”,指出银行不恰当的评估方法是信贷市场脆弱的主要原因。

信息不对称是金融脆弱性的根源。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银行等金融机构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进一步加重银行危机。信息不对称主要包括借款人与金融机构间信息不对称及存款人与金融机构间信息不对称。在前者的情况下不正当激励和道德风险是造成金融机构困境的重要原因,而后者诠释了存款人的“囚徒困境”银行挤兑的原因,说明金融是建立在集体信心基础上的,如果市场信心崩溃,金融机构是脆弱的。

宏观经济不稳定是金融市场脆弱性的主要原因。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不稳定导致金融资产价格尤其是股市价格过度波动,而金融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及其联动效应往往是金融市场脆弱性的重要根源,风险积聚到一定条件下则形成危机。而引起资产价格波动的重要原因则是市场集体行为非理性导致的过度投机。

(二)金融自由化与现代金融脆弱性的关系

金融市场膨胀发展之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渐渐脱节,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金融自由化更加激化金融体系固有的脆弱性:

利率自由化导致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从而带来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

混业经营使资本市场的波动极易冲击银行体系,导致金融业稳定性削弱。除证券业外,房地产业也是高风险行业,历史上,多次金融危机都与房地产投机有关,如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储贷危机。

金融创新促进了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但随着新市场和新技术的不断开发,许多传统风险和新增加的风险往往被各种现象所掩盖,给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卡特(1989)指出,金融创新实际上是掩盖了日益增长的金融脆弱,金融创新在整体上有增加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倾向。金融衍生品具有极大的渗透性,其风险更具有系统性、全球性特征,打破了银行业与金融市场之间、衍生产品同原生产品之间以及各国金融体系之间的传统界限,从而将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风险传播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使得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不断增加。

资本自由流动使国际资本日益显示出游资的特征,它们通过杠杆原理控制巨量资产、造成金融市场的巨大动荡、增加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使经济泡沫化、汇率无规则波动、货币政策失灵以及传播扩散效应,造成整个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增加。

(三)金融脆弱性积累到一定程度则演变为金融危机

金融脆弱性理论说明了金融体系自身的特点和缺陷决定了金融脆弱性的必然,而金融活动的外部性加剧了这种脆弱性。但由金融脆弱性到金融危机还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积累演化过程。当经济发生变化或突发某些事件造成信心逆转、前景暗淡到达某种“触发点”时,就爆发金融危机,当全部或大部分指标——利率、汇率、资产(证券、房地产)价格、企业偿债能力(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变化,便意味着金融危机的发生。次贷危机就是金融脆弱性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突发表现。

次贷危机中现代金融脆弱性的集中体现

(一)银行“非理性亢奋”是次贷危机的根源

现代银行制度决定了银行的冒险冲动。一方面,银行业是高负债经营行业,股权资本占资金来源的比例非常小,具有典型的“内在脆弱性”,如果资金的投资利率超过债务利息率所获得的好处被股东所得,一旦出现损失则股东以出资为限承担有限损失,因此冒险所获得的收益无限,而风险有限;另一方面,银行保险机构为银行提供的保险承诺进一步激励银行的道德风险冲动,而且多次银行危机使人们认清政府一定会伸手救助,使存款人逐渐丧失了对银行的监督积极性。因此,现代银行制度主体缺陷所造成的金融内在脆弱性是次贷危机的源头所在。

银行向风险群体提供了超过收入承受能力的贷款。次级按揭贷款的借款人往往属于低收入、高按揭、收入证明缺失的高风险群体,按照以往优惠市场的标准他们根本不可能获得融资拥有住房。银行在利益驱动下为他们提供了高风险的融资,获取比优惠级抵押贷款高2%～3%的利息。

(二)“房贷泡沫”破灭是次贷危机的导火线

随着美国经济流动性过剩特征的显现,自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连续加息17次,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至5.25%,翻了两番半;2004年-2006年发放的次级贷款从2007年开始,59%的贷款月供增加25%以上,19%的贷款月供增加50%以上,2006年浮动利率的次级按揭贷款逾期近15%。自2006年2季度以来,美国房地产价格负增长导致的抵押品价值下降,进一步加重还款压力,致使不堪重负的购房者抛售房产,房价继续走低。宏观经济变化挤破了“房贷泡沫”,金融脆弱性积累到一个触发点,次贷危机爆发。

(三)以“费用”为激励的证券化链条印证现代金融体系的道德风险

资产证券化使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日益融为一体。虽然银行部门的风险可以通过证券化分散到资本市场,但因证券化融资各环节较银行融资的延长,信息不对称加剧,以道德风险为代表的金融脆弱患也随之增加,进一步印证了现代金融脆弱性理论的核心命题——市场经济内含金融脆弱性。

就抵押贷款证券化链条来看,其关键有六个主体:政府、借款人、贷款机构、住房GSE、评级机构、投资者;四个环节:一是贷款环节,二是贷款转让并打包形成证券环节,三是评级环节,四是销售环节;以及三个委托关系:一是政府委托住房GSE实现其公共政策;二是政府委托评级机构实现其信息公开目标并充当金融市场“守门人”的角色;三是住房GSE委托银行提供高质量的信贷资产。

在各个环节中每个利益主体目的各不相同,政府希望住房拥有率提高、金融系统保持稳定;借款人希望利率成本降低;贷款人希望通过证券化分散风险并获得更多的服务费;GSE购买打包贷款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担保和服务收入;评级公司则希望获得更多的评级收入;投资者希望投资安全并达到一定收益。

道德风险就存在于信息不对称中的利益角逐。首先,银行在贷款之后将抵押贷款出售,违约风险已不重要,这使它对贷款的质量关注下降,而发放更多贷款,银行则可以获得更多的服务费收入,并且银行还会进一步做出逆向选择:出售高风险的抵押贷款来转嫁风险,而将优质资产继续保留;其次,住房GSE在从事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实现政府的公共政策,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政府的潜在信用支持与各种优惠条件来谋取高利润;第三,评级结果是评级公司为证券销售颁发的“许可证”,政府通过评级公司来实现公开信息的目的,但政府并不直接向评级公司付费,评级公司是向债券发行者收取评级费,因此评级公司的利益来源为证券发行的数量。

上述以“费用”收入为激励的证券化链条使得贷款信用标准一再放松,证券化各个环节的机构对于长期贷款的质量失去了监督激励作用,抵押贷款质量下降、抵押债券数量增加、风险上升,金融脆弱性加大,甚至导致住房GSE、评级机构和贷款银行三者形成有意识的“共谋”来实现各自的利益。由此可看出在特定的信息结构下,金融市场通过经济主体自动的理性选择及行为变化,形成金融脆弱性。一旦某一链条发生断裂(房价下降),潜藏的风险势必浮出水面,引起次贷危机。

(四)金融创新在金融脆弱性不断积聚中掩盖了金融危机

明斯基(1986)认为,“用不着分析金融资料本身,仅仅金融层次的增多以及撇开流动性的新金融工具的发明就是金融体系脆弱性增加的明证”。一方面,那些深受青睐的低(零)首付,可调整利率的住房贷款创新产品掩盖了房地产市场日益增长的脆弱性,因为预期房价永远上涨的前提下,只要能及时将房子出手就可以控制还款风险。因此,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虽逐步积累,但同时也被悄悄掩盖起来。另一方面,证券化衍生工具的复杂性使风险评估和监管更加困难,各种金融机构通过衍生产品被捆绑在一起,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使风险更快在各个金融机构间扩散。

我国应采取的“抗脆弱性”措施

目前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我国经济增长减速的情况下更要采取措施缓解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在挤出泡沫的过程中稳定房地产市场。受次贷危机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期,一方面反映了市场回归理性,泡沫被逐步挤出,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大起大落,矫枉过正,谨防银行不良资产抬头。

警惕热钱外逃、短期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虽然我国资本项目并未全面开放,但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中国资本市场也受到一定影响,表现出与全球资本市场的同步下跌。某些热钱会撤资回国“保驾”,出现外逃,我国应积极关注人民币汇率,避免汇率大起大落。

缓解世界经济低迷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次贷危机将造成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需求下降,这首先通过外贸渠道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目前在外贸与投资双降的情况下,内需是拉动经济的必然选择。虽然我国已出台庞大的政府投资机会,但仍需保证措施落到实处。

结论

从历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虽然金融危机表现在金融市场,但其来源和归宿都必定是实体经济。因此,采取措施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是避免金融危机、缓解脆弱性的根本。

参考文献:

1.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二)[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金融分析论文例4

作为近30年来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核心在于通过严谨有效的交易结构设计，使资产的客观信用同原始权益人的整体信用相隔离，并提供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本身信用和衍生信用两个层次信用。目前，已在国际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与发展。美国次级债危机发端于2006年下半年，在2007年2月引发世人普遍关注，到2007年8月则升级成席卷全球金融市场的风暴。其影响并不仅仅限于次级债市场，已经蔓延至其他市场。在次级债危机的影响下，道琼斯指数、伦敦金融时报指数、日经指数都在下降。与2003年6月29日相比，道琼斯指数2008年1月30日的市值损失了3000亿美元，去年美国金融行业裁员15.3万人，而2006年整个行业裁员仅5.03万人。截至今年1月底全球因次级债危机而导致资本市场缩水约8万亿美元。

受此影响，中国股市牛市步伐嘎然而止并调头向下，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3月，上证指数下跌2000多点，许多股票被腰斩。我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这场危机的影响，同样也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如何稳健运行以防范金融危机的

发生提出了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我国金融投资的现状分析

我国金融投资从实物投资中分离出来并发展壮大，是融合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进程之中的，并已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资工具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我国金融投资的发展面临着种种困难，无论是融资工具的发行、流通、交易诸环节，还是资本市场现存的国有股症结、股市结构单一、吸收公司上市标准僵化等特点，以及证券业的组织、管理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发育不全的金融市场环境和运行扭曲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严重地阻碍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但更现实的则是金融投资环境发育基础的薄弱与其环境要素组合体系的残缺不全。因此，改进和完善我国的金融投资环境已成为我们培育金融市场，完善金融投资体系，发展金融投资的关键。

三、次级债危机给我国金融投资改革的启示

1.加强金融投资风险防范意识，在实践中自我完善金融体系。

（1）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监控水平；

（2）应该警惕国内住房按揭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

（3）谨慎加息，避免房贷资金成本过高引发的住房按揭贷款还款风险增加的金融风波；

（4）以美国次级债危机为前车之鉴，事先采取科学论证、试点推广、风险控制等手段，尽快推动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的进程，化解集中于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

（5）严格控制并有效阻击银行资金尤其是境外资金非法流入国内资本市场。

2.立足于本国金融资本，积极引导个人投资者参与金融投资，鼓励机构投资者的进入，同时吸收国外金融投资为补充，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强对机构投资者进入金融投资领域的引导，降低其进入门槛，同时注意对其进行投资风险意识教育，树立投资理念。

3.根据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中介机构民营化，建立规范的行业自律制度和信用制度，强化会员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完善证券交易所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建立严格规范的行业自律制度、信用制度和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增强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

4.作为调控主体，政府退出对金融投资过程和投资行为的直接干预，成为整个社会金融投资活动的间接调控者。政府对金融投资的管理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目标合理确定金融投资活动的宏观调控目标，明确发展方向；

（2）管好、用好政府投资；

（3）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依法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保护投资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参与金融投资各方的行为；

（4）防范国家金融风险。

5.从实际出发，以切实满足投资者的需要为宗旨，既改善金融投资环境中的物质因素，又灵活地运用各种政策措施，改善金融投资环境中的非物质因素。具体而言应从以下方面着眼：

（1）保持政治、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2）建立一个符合国际规范的、成熟而发达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

（3）建立高效率的证券交易系统和现代化的通讯网络，改进和完善信息传递系统，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4）建立和完善各种证券管理政策及法律，维持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5）加快培训金融投资人才。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必须在坚持金融投资渐进式发展原则的基础上，一方面积极支持并鼓励资本市场金融创新业务的发展，稳妥推进金融市场的开放；另一方面应加大力度，合理控制对外证券投资的风险。国内各类投资机构应从此次危机中汲取深刻教训，在对外投资之前深入调查和研究，深入了解风险，合理防范和控制风险。

参考文献：

[1]易宪容.美国次级债危机及对中国的警示[J].时事资料手册，2007，（5）.

[2]王寅.美国房货风险警报[J].百胜，2007，(5)：11-13

金融分析论文例5

在瑞士，除了最主要的FBC和FOPI（这两个机构目前监管着大约330家银行和200多家保险公司），金融市场的监管职责还由很多监管机构承担。

（一）监管机构框架

1．联邦银行委员会（FBC）。（1）组织结构：FBC由7至11名成员组成，由联邦委员会选举产生。FBC在行政上隶属于瑞士联邦财政部（以下简称FDF），但独立于联邦委员会的指示。FBC基于其独立性对金融部门的各个部分的监管拥有绝对权威。（2）监管活动：瑞士的银证监管是采取两级监管体系，银证监管是基于作为国家监督机关的FBC和一些得到授权的审计公司之间的任务分工。在这两层监管体系下，FBC委托授权的审计公司进行现场审查，而自己保留负责全面监督和执法措施的权利。FBC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进行直接现场确认审查。由于大银行集团在瑞士金融体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FBC需要自己亲自对瑞士两大银行—瑞士联合银行（UBS）和瑞士信贷银行（CS）实施直接监管。同时，为确保监管体系的活力，FBC对授权的审计公司开展质量控制和检查，有时FBC会直接监察审计公司对银行或证券交易商的审计程序。（3）运行费用：为了维持运作，FBC每年向受其监管的机构征收监管费。监管费的多少是比照FBC上一年度的支出来征收的。因此，监督机构的活动经费是独立于邦联的财务预算的，同时也不用纳税人承担。

2．联邦私营保险业监管局（FOPI）。FOPI受联邦委员会委托对瑞士私营保险业：寿险、意外险、损害保险和再保险进行监管。它的主要权限有给保险公司颁发经营许可；对人寿保险公司和医疗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进行审批；审查保险公司递交的年报；为保险业起草有关法律文件；代表瑞士保险业签订国际协定等。此外，作为对联邦社会保险局（FSIO）监管的补充，FOPI开始监管可以接受的健康保险。从2006年初开始，保险中介机构也纳入FOPI的监管范围。

FOPI实施监管的费用由被监管的保险公司承担，该办公室每年发票的税收额就可以完全涵盖监管当局购置的保险设施所带来的成本。

3．反洗钱控制局（AML-CA）。AML-CA行政上附属于FFA组织，AML-CA有四个部门：自律监管组织（self-regulatingorganizationsSROs）部门，直属金融中介（financialintermediariesdirectlysubordinatedDSFIs）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以及审查部门。审查部门协助其他三个部门完成工作设在联邦财政部财政事务管理局，负责直接或通过行业自我监督组织监管所有其它非银行系统的金融中介机构和个人。另外根据FATF的要求成立了洗钱报告处（MROS），隶属于联邦司法部，负责报告洗钱嫌疑问题，也是瑞士的情报中心。

4．瑞士国家银行（SNB）。SNB在他的职责范围里，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SNB必须按照宪法和章程的规定以国家利益为首位，其首要目标是确保物价稳定，同时考虑经济发展。

（二）监管规则体系

瑞士监管当局的监管权利有法律保证，同时必须严格遵从法律规定。监管当局实施监管，对金融问题进行裁决必须有法律依据，严格依法执行监管行为，从法律上保障了监管权威性。

在瑞士，金融部门是多层次的，反映在金融监管规则上也是如此。瑞士联邦行政局有权参与联邦立法，除了宪法、联邦法以及联邦条例以外，监管规则架构里还包括监管当局的通告和通知。规则架构的完整性还包括指示：指示自律规则在监管范围不同程度的执行。这些指示部分是基于法律的授权委托（如股票交易的自律规则就是基于联邦股票和证券交易法），另一部分是通过达到监管机构授权的准标准化条件作为最低标准（如SFBC的某些通告）。自律规则比较贴近市场，在瑞士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际层面上，有许多与金融监管规则相关的双边以及多边协议，如与欧盟、WTO/GATS的双边协议。

二、监管体制特点

（一）监管主体高度独立性和权威性

1．金融监管当局拥有高度独立性是国家金融体制健全的表现之一，瑞士金融监管拥有的高度独立性主要表现在行政独立和财政独立上。（1）行政独立。在瑞士担负银行监管职能并不是国家的中央银行，而是银行委员会。银行委员会的七名成员由瑞士联邦委员会选举产生，七名成员除主席外，其余均为兼职成员。由于银行委员会的特殊性质，银行委员会成员不能在银行和金融机构中任职，其现任成员多为瑞士著名金融专家和经济学者，每月定期举行会晤，研究谈论金融监管的方向性、战略性问题，每年向联邦委员会提交本年度工作报告。银行委员会的成员虽然由联邦政府任命，但联邦政府却对银行委员会没有指示权，无权插手银行委员会的监管工作和内部事务，亦无权过问银行委员会对具体案件的处理结果。这种高度的自主性无疑成为银行委员会有效、充分地行使监管职能的前提。（2）财政独立。瑞士监管当局实施监管的费用不是来自联邦财政部的统一配置，而是向被监管机构收取费用来弥补监管成本，维持机构运行。并且监管当局独立编制本机构的财政预算以及财政支出，这样监管当局通过财政独立而拥有充分的监管行使职能。

2．瑞士银行委员会拥有绝对金融监管权威。FBC每年向银行公告，对银行、投资基金、证券交易的有关法律条具体阐述和解释；银行委员会有权在联邦法律框架的基础上，起草、制定涉及金融监管的具体实施细则和规定，经联邦委员会批准即生效执行；在监管工作中，如果遇到难以参照现有法律条款解决的问题，或根据新的国际条约必须对瑞士现行的部分法律条文进行修改和调整，即由银行委员会牵头，会同国家银行、瑞士银行家协会等机构，共同组成专家工作组，制定出相应的补充管理规定或法律条款修订草案，送交联邦委员会审批。FBC有权根据法律获得全面的信息，即使是银行保密法也不能例外，但是审计公司例外，因为其信息来源需要多方面的审批，通知规定，通讯及其他机关的报告，客户或第三方、以及媒体报导等。除审计机构必须向银行委员会提交审计报告外，各银行对银行委员会有诸多的报批义务和申报义务；各银行在一个营业年度结束的60天内必须汇总所有核心数据，直接提交银行委员会，以便银行委员会及时掌握银行业最新动态，尽早察觉薄弱环节。在银行违反银行法规以及出现其它弊端的情况下，银行委员会有权采取措施，以维护金融秩序并消除弊端。措施的严厉程度视违规情节轻重而逐步升级，例如：指出银行的违规行为并予以警示性告诫；责令银行重新制作年度财务报告；指示银行进行机构变动，乃至明令将某人开除出银行董事会或业务领导层等。在债权人的债券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银行委员会有权将审计公司人员派到该银行作为观察员，对该银行业务进行深入监督，这种监督对银行的业务有时会构成直接干预。银行出现违法行为时，银行委员会将报告给联邦财政部，由财政部对银行进行跟踪调查。在银行已不能再履行其基本义务，或对法律构成严重侵害的情况下，银行委员会将撤销其营业许可，任命清查人员对该银行进行强制性的停业清查。银行委员会必须本着公平、适度、诚信的原则采取上述措施。银行若对银行委员会的决定持有异议，可以向联邦法庭上诉，但联邦法庭一般都赋予银行委员会极大的权衡及操作空间，而且通常留置对专业问题的评判。

（二）重监管人员的高素质培养

瑞士监管当局一直注重人才的培养，每年投入大笔资金用于行业培训，造就了一大批高素质的金融管理人员。不但如此，它们还从国外招纳大量人材，以弥补本国市场上人力资源短缺的弱点。瑞士监管机构的就业人员一向以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而著称，成为了瑞士监管机构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一大法宝。同时高素质的监管人员也提升了监管当局的权威性以及监管能力。

（三）监管法律体系完整，提供有力的法制基础和保障

瑞士的法律体系的完整性不仅表现在法律领域上，同时也表现在法律结构上。

1．瑞士目前的法律体系涉及瑞士现行的各个金融监管领域：银行，证券，投资，私营保险等，瑞士于1934年公布了《银行法》，按规定成立银行委员会，负责监督管理瑞士银行是否依法从业。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和银行经营范围的逐渐扩展，瑞士又相继颁布了《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法》，以及《银行和储蓄银行规则》、《外国银行管理规则》、《投资基金规则》、《交易所和证券交易规则》和《洗钱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瑞士监管当局作为国家监管机构所拥有的权限和各被监管机构必须履行的接受监管的各项义务，在各个金融领域使得金融监管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

2．瑞士金融监管当局行使监管职能有不同层次的法律保障，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宪法、联邦立法的保障，如瑞士七大法律如《银行法》、《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法》、《投资基金法》、《保险监管法》、《洗钱法》，这样就从高层次上保证了监管的权威性。同时还有各种细则性法规，如《银行自有资本条例》、《银行流动资本条例》等又为监管当局的监管提供精确的法律尺度，保证监管的有效性。

三、监管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瑞士的分业监管以及两级监管体系形成了一套对个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立体监管制度，同时打击黑钱和各种恐怖融资活动。此外，加上监管主体的高度独立性和权威性以及法律的保障使得瑞士的金融部门非常发达，保持了瑞士作为国际著名金融中心的地位。根据瑞士银行家协会提供的数字，瑞士的金融业掌管着全球三分之一的私人境外资产，几家著名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在世界同行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虽然瑞士的监管体系对瑞士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国际监管政策背景的改变以及国内金融的动态发展，瑞士现行的监管体制逐渐暴露出了不足，主要表现在首先有些监管规则的适用非常良好，但是缺乏法律基础，如审计公司的审计程序，以及洗钱报告处的信息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这样就减弱了监管主体的权威性；其次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新兴实体和集团实体的出现，比如银保集团等，在目前的分业监管体制下对该类新兴实体和集团就存在着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问题；再者，与国际监管规则相比，现行的监管手段单一，效率不高，不适应防范金融发展带来的新风险防范的需要；监管主体在监管过程中由于信息不足而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管以及对被监管机构的不公平对待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有所降低，同时瑞士为了稳定其金融中心，加强其国际地位，需要紧跟当前的发展，重新审查和调整现行金融市场监管体系。

四、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的瑞士金融监管现状，同时瑞士金融市场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各种新兴集团实体出现，创新的节奏加快，跨境资金流动加速，国际金融业务竞争压力增强，以及应国际协定和监督标准要求等。为了稳定瑞士的金融中心，加强其国际地位，需要紧跟当前的发展，重新审查和调整现行金融市场政策。

金融市场监管体制对金融市场极其重要，它可以增强市场稳定性，增加国内外公众信心。假如没有合适的金融监管体系，那么瑞士的金融中介机构就无法在国际规范的环境中运作，那么瑞士的金融中心就无法生存。因此针对动态环境，不断优化监管架构是不容置疑的。这个结果使得监管当局不仅具有额外义务，而且必须改善和简化现有的监管框架。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课题组.金融监管与金融改革.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金融分析论文例6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命脉,经济发展已离不开金融,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金融风险大小和金融危机程度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程度。所以,金融风险、金融危机日益成为金融科学研究的重点,也就是说,如何确保金融安全,防范危机。金融安全指的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周道许,2001)。从金融安全的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安全不仅与货币资金的形式有关,而且还与资金货币的融通方式有关。所以,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的防范出现在这两个环节上,而这两个环节都是组织方式的构成要素即组织中的对象与组织方式。所以,金融安全问题与金融市场的组织方式密不可分。接下来,我们将分析两种组织条件下的风险与危机隐患。

1•金融市场的自组织方式与金融安全。金融市场的自组织方式强调遵循金融市场演化的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由金融市场的各个系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各种合力的结果使金融市场由混沌无序走向有序结构,实现金融市场的跃迁。自组织方式是一种自然演进方式,反对人为干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思想。通过组织的自我演进方式,金融市场能够展现出原来没有的特性与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组织过程实质就是金融创新过程。(1)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安全。金融自由化主要指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和金融管理自由化等。关于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安全的关系,实际上是探讨金融自由化为什么引发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实施金融自由化政策,实际上是遵循金融市场上中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能够得到相应的融资的内在逻辑,以期通过货币的自由流动实现货币的价值增值。但是,金融自由化的自组织过程,却加大了资本冒险的机会:一是银行和其它金融有更多的机会处置资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时有发生;二是融通资金供给增加,企业居民面临的融资约束缓解,债务依存度提高,负债率上升。

这都使得货币资金的再融通面临着困境,特别是银行机构,是通过资金的长期不匹配,促使资金流动,实现收益。当资金无法流回时,不仅会影响经营绩效,还会造成挤兑现象,出现金融恐慌,深化到一定程度,便会引发金融危机。在金融自由化中,利率自由化被当作金融自由化的核心内容(黄金老,2001)。利率自由化的风险常常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利率风险源自市场利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具有长期性和非系统性。只要实行市场化利率,必然伴随着利率风险(黄金老,2001)。例如,智利在1976~1982年进行了非常大胆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包括取消利率限制,减少银行储备金比例等,结果却使此期间的真实利率达到了18%,如此高的利率水平实际上使任何投资者不可能达到相应的投资回报,结果是企业倒闭,银行系统因企业的坏帐而崩溃(李量,2001)。(2)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金融创新源于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金融深化的结果。金融创新旨在货币资金的运作与流通,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促进金融系统化、一体化发展。但也给金融体系的安全问题造成了隐患。MichaelCarter(1989)指出:“金融创新实际上是掩盖了日益增长的金融脆弱,是一种金融上的‘围堵政策’,最终激励基于难以实现的未来的收入流和资产价格预期之上的投机性融资。”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主要是由金融创新工具的广泛应用和失控所造成的。首先,金融创新工具具有自创生的特点。

自创生是指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系统原来无序态失衡(如风险加大,收益降低),金融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产生新的结构、功能、特性,从而出现了与原有系统不同的状态。但新出现的事物由于找不到原型,也就不能利用原有的组织理论来管理,不能按事前决定的方案来控制,这样就出现了失控的可能。其次,金融创新工具具有自生长的特点。自生长在系统科学中指的是系统整体除了“体积”变大以外,其余形态、性质、特点均不发生变化,系统保持不变的结构、功能。当然,自生长是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进行的,但一定是根据组织的内在机理自组织的,通过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平均地”变成整个系统发展的动力,使之整体扩大。例如,证券市场的自生长,是将资金吸入金融生物体内,经过金融生物体的吸收转化,成为金融发展必须的养份,促使金融系统的各个部分相应长大,造成了系统的自生长。但是,由于金融系统自身转化系统可能存在功能,从而可能导致自组织过程中的马太效应(即发展过程中差异逐渐拉大)或者各种资金违规操作,进入市场,导致金融创新市场规模大大超过原生市场的规模,甚至远远超过原生市场,导致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

2•金融市场的被组织方式与金融安全。金融市场的被组织方式是指在金融系统之外,存在着一个组织者,事先设定好目标,指导、控制金融市场的演化,从而实现预定的目标。金融市场的组织者一般指的是政府,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组织、控制称之为金融抑制或金融压制。金融压制对金融体系造成的不稳定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1)政府的计划控制使得金融市场丧失了多样演化的可能。金融体系的失灵、运营、发展、壮大,需要政府之间“看得见的手”来规制,但是由于存在不完全和不对称信息,政府实质上不可能掌握预测有关金融市场各子系统的运营行为。再加上政府作为一个集团,集体选择的时滞较大,成本较高,即使掌握了充分的信息,这些信息也可能出现变化或失真的现象。政府在管理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只能根据金融市场所反映出来的信号,以及政府所掌握的有限信息,进行计划管理,以使得金融市场在预定的轨道中有序发展,却使得金融市场丧失了多样化演进的可能性。例如,在我国的传统体制下,计划经济管理控制着金融市场,全国所有的金融业务被“统一”为一种业务,即银行信贷;所有的银行信贷又由一家大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来做,这种体制几乎彻底消灭了金融业的市场成份,资金的流动运作受到严格约束,统收统支,限制了金融市场的多样化发展(黄金老,2001)。(2)政府行为可能加大金融市场外部正熵的流入。一是预算软约束。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的融资过程,企业预期将得到政府的“父爱主义”扶持,那么在投资上就会倾向于选择收益更大、风险也更大的投资项目,加大银行系统的风险。而银行预期到当企业面临债务危机时,政府也不会袖手旁观,从而银行也会冒险加大企业的贷款规模。这就为银行的呆帐、坏帐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加大了银行的支付危机。

像韩国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银行信贷扭曲膨胀,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300%(1996年)。原因就在于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和隐含担保,最终导致资本外逃和通货贬值(钟伟和宛圆渊,2001)。二是垄断行为。政府参与经济管理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垄断利益。而如果国家的各项法律不健全的话,产权界定不明晰,权利交叉重叠,外部负效应加大,反映在金融领域中,也是如此。但政府为获得垄断利益,有可能长期维持这种无效率的产权,从而使金融市场在无效率的状态下长期徘徊,金融风险能力极其微弱。三是寻租行为。在政府主导的融资格局下,政治资源的多寡成为决定企业生存的主要因素。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为获得资金,就展开获得政治资源的寻租行为。政府官员与企业勾结起来,形成金钱政治。这种融资行为并未考虑到资金的安全、风险,并未考虑收还情况,完全是出于巩固政权,寻求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使得整个社会的信贷规模无限膨胀,银行的坏帐居高不下。(3)政府管理引起金融系统的负反馈的发生。在一个控制中,将输出信号的一部分作为输入,再来控制系统的输出,称为反馈。反馈分为正反馈与负反馈。正反馈是系统的激励机制,信息的放大机制,负反馈是系统的抑制机制,信息的衰减机制。政府一般采取等级管理的方式来实施对经济的干预的。但管理的等级层次使得信息的传递时间拉长,环节增多,从而出现人为歪曲信息,或理解错误,或粉饰行为,等等,使得真实的信息难以传递给组织者。那么当系统偏离目标时,就难以修改实施方案,使系统仍按原定的目标演化。超级秘书网

二.自组织与被组织对研究金融市场的意义.

自组织与被组织都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系统实现有序结构的两种途径。自组织方式强调各个系统遵循客观规律的自然演进,而被组织方式强调人为的控制和干预以达到预定的目的。实践证明,自组织演化优于被组织演化。例如,市场经济已经被证明优于计划经济,尽管市场经济并不完美。所以,就金融市场的演化来说,自组织方式也是优于被组织方式。然而,在人类的社会中,被组织方式又大量存在,人们总是避免不了用被组织方式来认识控制、管理事物,关键是在运用被组织方式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事物按自组织的方式来演进。那么对于金融市场而言,就是在政府在对金融市场的管制时,如何遵循金融市场的内在规律,在内外力的作用下推动金融市场的有序发展,从而也能够有效地防范单一组织方式对金融体系带来的隐患与危机。

〔参考文献〕

〔1〕钱建娣.政府与金融体系的不稳定〔J〕.财贸研究,2002,(1):

〔2〕钟.伟,宛圆渊.预算软约束和金融危机理论的微观建构〔J〕.经济研究,2001,(8):

〔3〕许国志.系统科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金融分析论文例7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命脉,经济发展已离不开金融,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金融风险大小和金融危机程度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程度。所以,金融风险、金融危机日益成为金融科学研究的重点,也就是说,如何确保金融安全,防范危机。金融安全指的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周道许,2001)。从金融安全的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安全不仅与货币资金的形式有关,而且还与资金货币的融通方式有关。所以,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的防范出现在这两个环节上,而这两个环节都是组织方式的构成要素即组织中的对象与组织方式。所以,金融安全问题与金融市场的组织方式密不可分。接下来,我们将分析两种组织条件下的风险与危机隐患。

1•金融市场的自组织方式与金融安全。金融市场的自组织方式强调遵循金融市场演化的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由金融市场的各个系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各种合力的结果使金融市场由混沌无序走向有序结构,实现金融市场的跃迁。自组织方式是一种自然演进方式,反对人为干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思想。通过组织的自我演进方式,金融市场能够展现出原来没有的特性与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组织过程实质就是金融创新过程。

(1)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安全。金融自由化主要指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和金融管理自由化等。关于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安全的关系,实际上是探讨金融自由化为什么引发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实施金融自由化政策,实际上是遵循金融市场上中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能够得到相应的融资的内在逻辑,以期通过货币的自由流动实现货币的价值增值。但是,金融自由化的自组织过程,却加大了资本冒险的机会:一是银行和其它金融有更多的机会处置资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时有发生;二是融通资金供给增加,企业居民面临的融资约束缓解,债务依存度提高,负债率上升。

这都使得货币资金的再融通面临着困境,特别是银行机构,是通过资金的长期不匹配,促使资金流动,实现收益。当资金无法流回时,不仅会影响经营绩效,还会造成挤兑现象,出现金融恐慌,深化到一定程度,便会引发金融危机。在金融自由化中,利率自由化被当作金融自由化的核心内容(黄金老,2001)。利率自由化的风险常常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利率风险源自市场利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具有长期性和非系统性。只要实行市场化利率,必然伴随着利率风险(黄金老,2001)。例如,智利在1976~1982年进行了非常大胆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包括取消利率限制,减少银行储备金比例等,结果却使此期间的真实利率达到了18%,如此高的利率水平实际上使任何投资者不可能达到相应的投资回报,结果是企业倒闭,银行系统因企业的坏帐而崩溃(李量,2001)。

(2)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金融创新源于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金融深化的结果。金融创新旨在货币资金的运作与流通,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促进金融系统化、一体化发展。但也给金融体系的安全问题造成了隐患。MichaelCarter(1989)指出:“金融创新实际上是掩盖了日益增长的金融脆弱,是一种金融上的‘围堵政策’,最终激励基于难以实现的未来的收入流和资产价格预期之上的投机性融资。”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主要是由金融创新工具的广泛应用和失控所造成的。首先,金融创新工具具有自创生的特点。

自创生是指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系统原来无序态失衡(如风险加大,收益降低),金融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产生新的结构、功能、特性,从而出现了与原有系统不同的状态。但新出现的事物由于找不到原型,也就不能利用原有的组织理论来管理,不能按事前决定的方案来控制,这样就出现了失控的可能。其次,金融创新工具具有自生长的特点。自生长在系统科学中指的是系统整体除了“体积”变大以外,其余形态、性质、特点均不发生变化,系统保持不变的结构、功能。当然,自生长是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进行的,但一定是根据组织的内在机理自组织的,通过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平均地”变成整个系统发展的动力,使之整体扩大。例如,证券市场的自生长,是将资金吸入金融生物体内,经过金融生物体的吸收转化,成为金融发展必须的养份,促使金融系统的各个部分相应长大,造成了系统的自生长。但是,由于金融系统自身转化系统可能存在功能,从而可能导致自组织过程中的马太效应(即发展过程中差异逐渐拉大)或者各种资金违规操作,进入市场,导致金融创新市场规模大大超过原生市场的规模,甚至远远超过原生市场,导致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

2•金融市场的被组织方式与金融安全。金融市场的被组织方式是指在金融系统之外,存在着一个组织者,事先设定好目标,指导、控制金融市场的演化,从而实现预定的目标。金融市场的组织者一般指的是政府,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组织、控制称之为金融抑制或金融压制。金融压制对金融体系造成的不稳定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1)政府的计划控制使得金融市场丧失了多样演化的可能。金融体系的失灵、运营、发展、壮大,需要政府之间“看得见的手”来规制,但是由于存在不完全和不对称信息,政府实质上不可能掌握预测有关金融市场各子系统的运营行为。再加上政府作为一个集团,集体选择的时滞较大,成本较高,即使掌握了充分的信息,这些信息也可能出现变化或失真的现象。政府在管理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只能根据金融市场所反映出来的信号,以及政府所掌握的有限信息,进行计划管理,以使得金融市场在预定的轨道中有序发展,却使得金融市场丧失了多样化演进的可能性。例如,在我国的传统体制下,计划经济管理控制着金融市场,全国所有的金融业务被“统一”为一种业务,即银行信贷;所有的银行信贷又由一家大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来做,这种体制几乎彻底消灭了金融业的市场成份,资金的流动运作受到严格约束,统收统支,限制了金融市场的多样化发展(黄金老,2001)。(2)政府行为可能加大金融市场外部正熵的流入。一是预算软约束。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的融资过程,企业预期将得到政府的“父爱主义”扶持,那么在投资上就会倾向于选择收益更大、风险也更大的投资项目,加大银行系统的风险。而银行预期到当企业面临债务危机时,政府也不会袖手旁观,从而银行也会冒险加大企业的贷款规模。这就为银行的呆帐、坏帐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加大了银行的支付危机。

像韩国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银行信贷扭曲膨胀,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300%(1996年)。原因就在于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和隐含担保,最终导致资本外逃和通货贬值(钟伟和宛圆渊,2001)。二是垄断行为。政府参与经济管理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垄断利益。而如果国家的各项法律不健全的话,产权界定不明晰,权利交叉重叠,外部负效应加大,反映在金融领域中,也是如此。但政府为获得垄断利益,有可能长期维持这种无效率的产权,从而使金融市场在无效率的状态下长期徘徊,金融风险能力极其微弱。三是寻租行为。在政府主导的融资格局下,政治资源的多寡成为决定企业生存的主要因素。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为获得资金,就展开获得政治资源的寻租行为。政府官员与企业勾结起来,形成金钱政治。这种融资行为并未考虑到资金的安全、风险,并未考虑收还情况,完全是出于巩固政权,寻求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使得整个社会的信贷规模无限膨胀,银行的坏帐居高不下。(3)政府管理引起金融系统的负反馈的发生。在一个控制中,将输出信号的一部分作为输入,再来控制系统的输出,称为反馈。反馈分为正反馈与负反馈。正反馈是系统的激励机制,信息的放大机制,负反馈是系统的抑制机制,信息的衰减机制。政府一般采取等级管理的方式来实施对经济的干预的。但管理的等级层次使得信息的传递时间拉长,环节增多,从而出现人为歪曲信息,或理解错误,或粉饰行为,等等,使得真实的信息难以传递给组织者。那么当系统偏离目标时,就难以修改实施方案,使系统仍按原定的目标演化。超级秘书网

二自组织与被组织对研究金融市场的意义

自组织与被组织都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系统实现有序结构的两种途径。自组织方式强调各个系统遵循客观规律的自然演进,而被组织方式强调人为的控制和干预以达到预定的目的。实践证明,自组织演化优于被组织演化。例如,市场经济已经被证明优于计划经济,尽管市场经济并不完美。所以,就金融市场的演化来说,自组织方式也是优于被组织方式。然而,在人类的社会中,被组织方式又大量存在,人们总是避免不了用被组织方式来认识控制、管理事物,关键是在运用被组织方式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事物按自组织的方式来演进。那么对于金融市场而言,就是在政府在对金融市场的管制时,如何遵循金融市场的内在规律,在内外力的作用下推动金融市场的有序发展,从而也能够有效地防范单一组织方式对金融体系带来的隐患与危机。

〔参考文献〕

〔1〕钱建娣.政府与金融体系的不稳定〔J〕.财贸研究,2002,(1):

〔2〕钟伟,宛圆渊.预算软约束和金融危机理论的微观建构〔J〕.经济研究,2001,(8):

〔3〕许国志.系统科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金融分析论文例8

1.2然而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存在很大问题，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农村正规金融市场组织不完善，无法为农村提供较好的金融服务……从1999年开始，全国上千家农村基金会全部关闭；四大国有银行大规模撤并31000多家地县以下基层机构，目前仍在农村开展业务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寥寥无几；农村的邮政储蓄只吸收储蓄不发放贷款。因此现在农村剩下的只有农村信用合作社。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政府干预、管制限制以及历史包袱），整个信用社为“三农”提供的金融服务能力同样非常有限。第二、不仅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无法向农村经济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而且事实上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渠道。例如，近年来全国邮政储蓄机构吸收的存款全部存在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又贷款给农业发展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专项用于农副产品的收购，这两块资金几乎相抵。到2002年11月底，全国农村信用社吸收各项存款19469亿元，各项贷款14117亿元，两者差5352亿元，其中有价证券及投资1812亿元，净存放中央银行684亿元，拆借给其他金融机构1152亿元，加上其他一些因素计算，估计从农村流出资金约3000亿元（夏斌，2003）。第三，由于货币管理当局对一切非正规金融持严厉管制的态度，因此民间金融仍然处于初级发育阶段，无法进一步扩展规模和经营网络，从而只能为农村经济和农民提供简单的金融服务，无法充分满足农村经济和农民的融资需求。

1.3总之，缺乏合适有效的金融机构为农村和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无法满足后者的融资需求构成了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困境，也是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2、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农村金融机构的构成

2.1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演化

自1979年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为了配合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推动农村经济、金融市场化的发展，农村金融体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基本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93.这一阶段的主要改革措施和政策方案主要是恢复和成立新的金融机构，形成农村金融市场组织的多元化和竞争状态。包括①1979年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并改变了传统的运作目标，明确提出大力支持农村商品经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②随着体制的瓦解，农村信用合作社也重新恢复了名义上的合作金融组织地位。农村信用合作社也不是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但它接受中国农业银行的管理；③放开了对民间信用的管制，允许民间自由借贷，允许成立民间合作金融组织，例如80年代末首先在四川省成立的农村信用合作基金会。同时允许成立的还有一些农业企业的财务公司，企业集资异常活跃；④允许多种融资方式并存，包括了存款、贷款、债券、股票、基金、票据贴现、信托、租赁等多种信用手段。

第二个阶段：1994～1996.在第一阶段改革的基础上，这一阶段的改革更明确了改革的目标和思路，提出了要建立一个能够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及时、有效服务的金融体系的口号。[1]更具体地说，这一农村金融体系包括以工商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银行），主要为农户服务的合作金融机构（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支持整个农业开发和农业技术进步、保证国家农副产品收购以及体现并实施其它国家政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此①于1994年成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试图通过该银行的建立将政策性金融业务从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业务中剥离出来；②加快了中国农业银行商业化的步伐，包括全面推行经营目标责任制，对信贷资金进行规模经营，集中管理贷款的审批权限，等等；③继续强调农村信用社商业化改革。根据国务院1994年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计划在1994年基本完成县联社的组建工作，1995年大量组建农村信用合作银行。不过，实际进度大大落后于这一阶段所设计的目标。另外一个重要的政策变化就是规定农村信用合作社不再受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管理，改由县联社负责；对农村信用社的金融监督管理，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承担。

第三个阶段：1997～。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1997年开始的通货紧缩后，在强调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对金融风险的控制也开始受到重视，客观上强化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主要体现在：①开始在国有专业银行中推行贷款责任制；②收缩国有专业银行战线。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及以下）机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开始日渐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③打击各种非正规金融活动，对民间金融行为进行压抑。1999年在全国范围内撤消农村信用合作基金会，并对其进行清算（Seesection2.2.2）；④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确定到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上，且进入2003年以来这一政策趋势日益明显且力度不断加大。包括：放宽对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的限制、加大国家财政投入以解决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不良资产问题、推动并深化信用合作社改革试点工作等等。2003年11月底8省（市）（浙江、山东、江西、贵州、吉林、重庆、陕西和江苏）农村信用社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这标志着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SeeBox2.1）。

专栏2.1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最新进展及其主要内容

2003年6月27日中国国务院下发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为《方案》）。《方案》提出了试点改革要解决的两大主要问题，以及对农信社改革的四项支持政策。

两大问题：（1）改革农信社产权制度，确定不同的产权形式，以解决“谁出资、谁管理、出了问题谁负责”难题。产权改革的具体组织形式可以根据各地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产权组织形式（包括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不搞“一刀切”。具体而言，在经济比较发达、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信用社资产规模较大且已商业化经营的少数地区，可以组建股份制银行机构；在人口相对稠密或粮棉商品基地县（市），可以以县（市）为单位将信用社和县（市）联社各为法人改为统一法人；其他地区，可在完善合作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乡镇信用社、县（市）联社各为法人的体制；采取有效措施，通过降格、合并等手段，加大对高风险信用社兼并和重组的步伐。对少数严重资不抵债、机构设置在城区或城郊、支农服务需求较少的信用社，可考虑按照《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予以撤销。（2）改革农信社管理体制，明确规定由地方政府负责对农信社的管理（包括使农信社贷款投向符合国家政策要求、进行人事管理等），由国家监管机构（主要是银监会）依法实施监管，但在微观经营决策上由农信社自我约束、自担风险。

四项支持政策。包括：（1）对亏损农村信用社因执行国家宏观政策开办保值储蓄而多支付保值贴补息给予补贴。具体办法是，由财政部核定1994年至1997年期间农村信用社实付保值贴补息数额，由国家财政分期予以拨补；（2）从2003年1月1日起至2005年底，对西部地区试点的农村信用社一律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其他地区试点的农村信用社，一律按其应纳税额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从2003年1月1日起，对试点地区所有农村信用社的营业税按3％的税率征收；（3）对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可采取两种方式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以解决农信社不良资产问题：一是由人民银行按照2002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50%，安排专项再贷款。专项再贷款利率按金融机构准备金存款利率减半确定，期限根据试点地区的情况，可分为3年、5年和8年。专项再贷款由省级政府统借统还；二是由人民银行发行专项中央银行票据，用于置换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票据期限两年，按适当利率分年付息。这些票据不能流通、转让和抵押，可有条件提前兑付。这两种方式由试点地区和农村信用社选择；*（4）在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实行灵活的利率政策。允许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灵活浮动，贷款利率可在基准贷款利率的1倍至2倍范围内浮动。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利率不上浮，个别风险较大的可小幅上浮（不超过1.2倍），对受灾地区的农户贷款，还可适当下浮。

2003年11月底8省（市）（浙江、山东、江西、贵州、吉林、重庆、陕西和江苏）农村信用社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这标志着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根据银监会的宣布，为解决农信社不良资产问题的资金投入规模将达到1500亿元。

2.2农村金融机构的组成

经过近20多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迄今为止形成了包括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机构在内的，以正规金融机构为主导、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体系。这一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1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

2.2.1正规金融

可以把受到中央货币当局或者金融市场当局监管的那部分金融组织或者活动称为正规金融组织或活动。中国农村正规金融体系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于1979年重建，是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也是四大行中分支机构数量最多的一个银行，其分支机构几乎遍布中国所有的乡镇。到2001年底中国农业银行拥有资产25279.90亿元，4.5万家分支机构并雇佣了49万名职工。农业银行重建的初衷是为了支持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但事实上农行的业务基本与农业农户并无直接关系，其贷款的绝大部分都投入了国有农业经营机构（如粮食局和供销社）和乡镇工业企业。和其它国有商业银行一样，从80年代起中国农业银行就一直进行着商业化改革。但在1994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建立之前，中国农业银行的业务兼具商业性和政策性，此后一部分政策性贷款业务，例如主要农副产品收购贷款、扶贫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等政策性贷款被划转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1997年后农行政策性业务剥离速度加快，农行的经营也日益强调以利润为核心。但迄今为止，农行仍然有部分贷款具有政策性贷款的性质（例如对供销社的贷款、一部分扶贫贷款等等），农行的日常经营也无法完全避免地方当局的干预，这是农行资产质量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1994年成立的一家政策性银行，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为实现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相分离的重大措施。农发行的业务也不直接涉及农业农户，它的主要任务是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并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农发行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到2001年末，农发行拥有资产7698.53亿元，2273家分支机构以及近6万名职工。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分支机构最多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遍及几乎所有的乡镇甚至农村，也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唯一一个与农业农户具有直接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向农村和农业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核心力量。2003年6月末农信社农业贷款余额6966亿元，占全部正规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的83.8％，比1996年末增加5483亿元。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村信用合作社都是中国农业银行的农村基层组织，大部分存款必须转存到农业银行，从而信用合作社事实上成为了将农户存款引导到国家所支持的集体农业和乡镇企业的一个主渠道。1996年后农村信用合作社脱离农业银行的领导，而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统一监管。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农村信用合作社超过50％的贷款必须投向其成员。另外，超过3000元以上的贷款必须有抵押品保证。1999年农村信用合作社被允许向农户发放消费型贷款，主要用于房屋建造、教育和医疗贷款。迄今为止，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并没有受到限制，可以涉及包括生产、消费以及商业的各个环节，可以向农户、私营企业以及乡镇企业提供贷款。另外，考虑到农村贷款的高风险性质，人民银行允许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贷款利率拥有较其它商业银行（包括中国农业银行）更灵活的浮动范围，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的1年期贷款利率的浮动上限不能超过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利率50％。到2001年底，农村信用合作社拥有资产16108亿元，35529家地方分支机构以及61.52万名职工。截止到2002年末，我国的农村信用社法人机构为4万家，各项存款1.98万亿人民币，各项贷款1.39万亿人民币，存贷款规模均据全国金融机构第四位。目前农信社是全国法人机构最多、从业人员最多和城乡分布最为广泛的金融机构（关于农信社发展概况，SeeBox2.2.1-1）。

在其它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农村商业银行属于股份制银行，目前只有张家港、常熟和江阴农村商业银行三家。三者成立于2001年底，均由原来的农村信用社改造而成。

农村邮政储蓄机构只吸储，再把储蓄资金转存入中央银行，以转存利率与吸储利率差额作为其收益来源，2003年8月后这一资金运行格局有所改变（ForDetails，SeeBox2.2.1-2）。除邮政储蓄之外的上述其他金融机构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监管，有资格获得中央银行再贷款。例如，2001－2002年间人民银行就对农村信用社分别新增再贷款312亿元和260亿元。

专栏2.2.1-1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51－1959）：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到1957年底，全国共有农村信用社88368个。这一时期的农村信用社，资本金由农民入股，干部由社员选举，通过信贷活动为社员的生产生活服务，基本保持了合作制的性质。

第二阶段（1959－1979）：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农村信用社曾先后下放给、生产大队管理，后来又交给贫下中农管理，农村信用社基本成为基层社队的金融工具。

第三阶段（1979－1996）：1984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提出把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在农业银行领导、监督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存贷业务。成立了县级联社。这段时期农村信用社成了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走上了“官办”的道路，贷款大量投放乡镇企业，农民对信用社的经营活动失去监督。

第四阶段（1996－2003）：根据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从该年起农信社改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监管，中国农业银行不再对农信社进行领导管理，强调要按合作制重新规范农信社，县以上不再专设农信社经营机构，要加强县联社建设并由其负责农信社业务的管理。但在实践中这些政策很少能够予以落实。

第五阶段（2003－）：为了解决农信社改革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SEESECTION3.1.2），从2003年底开始进行农信社试点改革（SeeBox2.1）。目前改革仍在进行之中。

专栏2.2.1-2中国农村邮政储蓄及改革思路

在目前中国的政策性金融制度下，中央银行用来自邮政储蓄上存资金，以再贷款的方式借给农业发展银行。而且上存利率和再贷款利率是倒挂的，2002年2月后，邮政储蓄存款利率为1.98%，上存利率为4.347%，再贷款综合利率为3.015%.对邮政储蓄支付高额存款利息，已经成为央行沉重的财务包袱。

另外，邮政储蓄的吸储规模不断上升，2000年期末余额为4578亿元，2001年为5912亿元，2002年扶摇直上至7376亿元。邮政储蓄在存款市场的份额在2002年底已达8.48%，成为仅次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第五大吸储大户。这无疑会限制农信社的筹资能力（邮储存款近8000亿元中，约60％来自县以下）。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央行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规定从2003年8月1日起，邮政储蓄新增存款转存人民银行部分，按照金融机构准备金存款利率（目前为1.89％）计付利息。这样一来，邮政储蓄不仅无法靠存贷利率差获取利息收入，反而会有所倒贴；第二，为了对邮政储蓄自2003年8月起的利息损失有所补偿，央行同时规定自同期起邮政储蓄新增存款可由邮政储蓄机构自主运用于除贷款外的多种业务，例如可以在银行间市场进行债券买卖、与政策性银行进行业务合作，开展部分中间业务、还可依程序申请成为国债、政策性金融债承销团成员。显然，央行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革只会进一步加剧农村资金的外流。

目前针对邮政储蓄改革的各种争论中，呼声较高的一种方案是将邮政储蓄业务从邮政系统中独立出来，创立单独的邮政储蓄银行，不做直接面对企业的贷款业务，而将资金批发给其他金融机构获取利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2003，以下称国发方案）。这种方案的确可能会有利于邮政储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但毫无疑问，它同样会加剧农村资金的“非农化”。至于创立农村储蓄银行的想法（经济日报2003年10月28日）则更不可行，它不仅不符合中央以农信社改革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思路，而且其最终结果可能是重复并放大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

我们的建议是在“国发方案”的基础上，开放农村民间金融，并干脆直接取消农村邮政储蓄业务。这样做有如下好处，一是由于没有邮政储蓄吸储，农村民间金融的放开不会直接对农信社的资金来源造成大规模的冲击；二是开放农村民间金融既可以形成农村金融的竞争局面，又不致加剧农村资金流向的“非农化”（SeeSection5.2）；三是原“国发方案”中提高邮政储蓄资金使用效益的好处仍然可以得到保留。

2.2.2非（准）正规金融

非（准）正规金融组织或活动包括所有处于中央货币当局或者金融市场当局监管之外发生的金融交易、贷款和存款行为。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初期，非（准）正规金融组织和活动由于得到了经济管理当局的默许甚至支持，一度非常活跃。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心逐渐转向对正规金融机构的商业化，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加大了对非（准）正规金融组织和活动的管制力度，并终于在1999年解散了农村合作基金会，从而结束了非（准）正规金融的有组织状态。

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合作基金会是80年代中期兴起的准正规金融组织，其经营资本主要依赖于农户的资金注入，其经营活动归农业部而不是中国人民银行管辖。到1996年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存款规模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1/9.农村合作基金会对农村经济的融资需求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一项全国性的调查表明农村合作基金会45％的贷款提供给了农户，24％的贷款提供给了乡镇企业。这不仅大大超过了农业银行的相应贷款比例，而且超过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贷款中投入农村经济的比例。由于农村合作基金会不受货币当局的利率管制，因此其贷款利率较农村信用合作社更为灵活，贷款的平均收益也更高（Brandt，Park&Wang2001）。为了消除来自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竞争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所造成的冲击，1997年，当局做出了清理整顿、关闭合并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决定。随后的1998－1999年，包括村级基金会在内的整个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彻底解散并进行了清算。[2]

除农村合作基金会外，非正规金融体系主要由亲友之间的个人借贷行为、个人和企业团体间的直接借款行为、经济服务部、金融服务部、高利贷、各种合会、私人钱庄等组成。经济服务部、金融服务部也是类似于信用合作组织，基本上均被取缔。合会（国外称轮转基金）是各种金融会的统称，通常建立在亲情、乡情等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带有互助合作性质。图1中除了部分小额信贷、不计息的亲友借款和企业团体间借款之外，根据国务院1998年7月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其他金融组织或者活动均属于非法。

3、农村金融改革对农村金融的影响

3.1对正规金融的影响

1979年以来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一直沿着使农村正规金融商业化的目标前进，并在90年代中期后大大加快了商业化改革的速度和步伐。按照当局的设想，商业化改革之后的农村正规金融体系应该更好地发挥支持农村和农业经济的作用，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一节中所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农村正规金融并没有很好地达到政策制订者的预期。

3.1.1对中国农业银行的影响尽管中国农业银行的大部分政策性贷款业务已经划归给了1996年成立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但农行仍然承担了许多政策性贷款业务（见2.2.1），这些贷款的管理均属政策性金融管理范畴，无法免除政府职能部门的干预。农行还必须根据政府的要求发放“救灾”贷款、“安定团结”贷款等带有明显政策性性质的贷款。这些贷款直接影响到农行资产质量。

商业化改革更直接影响到了农行向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积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负面：①农行的业务可以涉及几乎所有经济活动，在现有经济体制下，投资农业的回报相对较低，因此农行的贷款流向具有天然的“非农化倾向”；②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以后，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日渐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1998年至2002年初，包括农行在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共撤并3.1万个县及县以下机构，且撤并还在继续。这样一种组织结构明显加大了农行向分散的中小农户以及乡镇企业进行融资的成本，从而进一步打击了农行提供农业贷款的积极性；③虽然农业银行在大多数地区还设有县级机构，但由于贷款权的上收，很多分支机构都是只存不贷，从而加大了农村资金供需矛盾。

3.1.2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影响中国农业银行不断收缩在农村金融领域中的战线以及政府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等准正规金融组织的打击，客观上确立了农信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上近乎垄断的地位。1997-2001年，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从10555.8亿元增加到17263亿元，分别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近13%和12％；各项贷款余额从7273.2亿元增加到11971亿元，分别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近10%和11％，其中农业贷款余额从1776.8亿元增加到4417亿元，分别占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的近54%和77％。1997-2000年，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从占金融机构乡镇企业贷款余额的69.5%增加到75.4％（李静，2002：158-170）。

但是，由于以下原因，农信社在满足农村融资需求方面仍然作用有限：①农信社只是名义上的金融“合作”组织，在实际经营中，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官办性质依然存在，从而使其经营经常受到官方的行政干预，没有突出创办时所欲体现的“合作”性质[3]，从而不仅难以履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农业和农民服务的宗旨，而且行政干预下的贷款往往最终成为呆帐、坏账，大大恶化了农信社的资产质量，据央行估计农信社积累的历史坏账达数千亿之多，不良资产率远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多数在50％以上，在某些经济不发达省份甚至高达90％以上。；②由于商业化改革，农信社的经营也更加强调贷款质量和回报，其经营的利润导向越来越明显。由于农业活动的比较收益受到人为压低，农村信用合作社实际上也无足够激励向农村经济活动提供贷款，表现为真正用于支持农村和农业经济的贷款数量不多。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报告指出，农信社的贷款实际上只覆盖了20％左右的农户（IFAD2002）。许多针对地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案例研究也表明，无论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度城市化地区，还是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以及部分东部农业大省，农村信用合作社都表现出“非农化”特征，或“城市化”特征，直接表现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网点设置的城镇机制化趋势、资金流向的城市化和从业人员的城镇居民化（盛勇炜2001）；③农信社所受到的贷款利率和抵押品管制（SeeSection2.2.1）不利于它向规模小且分散的农户、中小农村私营企业以及乡镇企业提供贷款；④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纷纷撤出县域，农村信用社也试点统一法人、县乡两级法人并试点改组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这必定会加大农信社在向中小农户、中小私营企业以及乡镇企业提供贷款的交易成本；⑤由于农信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处于事实上的垄断地位，缺乏来自外部的良性竞争，因此其改善内部管理、加强金融风险控制的动力不足，这无疑也是农信社资产质量不高、经营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3.1.3对农业发展银行的影响在现行政策性金融体制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际上仅是单纯的粮棉收购贷款银行，业务仅限于支持粮棉流通，根本无法充分发挥支农作用。即使在支持粮棉流通方面，也同样存在突出问题。棉花购销已经市场化，随着粮食购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种植业结构的调整、粮棉购销主体的多元化，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收购量明显下降，以购销信贷为主的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资产业务也出现规律性明显下降。据农业发展银行统计，2002年，放开粮食购销市场的8个主销区省份，农业发展银行的粮油购销贷款比上年下降56％。而与此同时，一些支持难度远远小于粮食收购资金供应的带有公益性的经济活动如良种繁育、种籽购销等，不能得到政策性信贷的扶持，更得不到商业性信贷（何广文2003）。

由于以上因素的作用，农村正规金融组织无法很好地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1997年以来，农户和乡镇企业贷款困难问题加剧。据统计，全国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占（正规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由1997年的6.7％下降到2000年的6.1％、2001年的5.9%.2000年底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99371.07亿元中，农业贷款余额仅占4.92%（何广文等，2002）。农业部对江苏省武进县个体私营企业的调查显示，年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中有45.1％认为贷款难，年收入500万元以下的有86.5％认为贷款难（《中国经济时报》，2002.8.21）。

3.2对非正规金融的影响

正是由于正规金融机构收缩农村阵地，农村金融市场中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供给越来越少，农民的信贷需求不得不转而依赖于非（准）正规金融（温铁军，2001）。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研究报告，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信贷机构的四倍。对于农民来说，非（准）正规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正规金融市场（IFAD，2001，xii）。实地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温铁军等人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共15个省份24个市县的一些村庄进行了个案调查，发现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发生率达到了85%（温铁军，2001）。据估计，仅在浙江温州市，地下金融的规模就已达到600亿元人民币之巨（贺军，2002）。

但货币当局对非（准）正规金融的发展一直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在维持金融秩序、打击非法融资活动的口号下，一度在农村民间融资中极度活跃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被管理当局勒令撤消和关闭，从而结束了中国民间金融的有组织状态。政府对非（准）正规金融的态度使民间金融要么消亡，要么转入地下金融状态。虽然非（准）正规金融组织远较正规金融灵活（例如相较后者而言，前者可以收取更高的贷款利率），但由于无法组织化和正规化，非（准）正规金融在满足农村融资需求方面所起的作用终究有限。

4、各方对改革农村金融体制的建议

针对目前中国农村金融的现状，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今后如何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意见，这些意见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进一步界定、分离出中国农业银行中的政策性业务，集中力量推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由于农信社是目前农村正规金融中的主力军，因此对农信社的改革构成了今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相应地，绝大部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建议也集中到如何进一步完善对农信社的改革建议上来。这些建议主要包括：

4.1进一步加大农信社贷款利率浮动的改革力度，实现农信社利率市场化。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将农信社贷款利率浮动试点扩大到更多的市（县）以及更高的行政级别（从乡营业点扩大到县营业点），二是扩大农信社存贷款利率浮动的范围（马晓河，姜长云2003；IFAD2002；；Brandt，Park&Wang2001），以使农信社以更灵活的姿态提供农村金融服务。

4.2全面深化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改革，为发挥其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提供体制基础。目前有数种备选模式可供选择，（1）原有农村信用社框架内的重组模式：即2000－2001年进行的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组建省联社为标志的江苏模式；（2）股份制模式：即2001年在信用社基础上改组成立的常熟、张家港、江阴三市农村商业银行模式；（3）农村合作银行模式：即2003年4月在农村信用社基础上改组的浙江鄞州农村合作银行试点模式。考虑到中国各地区农村经济、文化、地理条件千差万别，以上三种模式又各具不同的优点和缺点，因此在模式的具体选择上不能搞“一刀切”，而要因地制宜（人民日报，2003－09－25）。换言之，并不存在一个最优的模式，不能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代替合作制（何广文，金融时报，2003－06－09）。除以上三种已经进行试点的模式外，有专家还建议在调整金融准入政策的基础上，允许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甚至外资银行收购农村信用社，以此带动农信社的体制改革（马晓河，姜长云2003）。

4.3为了更好地推进农信社改革，有必要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解决历史上农村信用社因政策性因素形成的呆坏帐（谢平2001），[4]同时考虑由国家为农信社的农业贷款提供更多的政策优惠。

4.4在管理体制上，中央部门监管、省级政府管理、农信社自主经营“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是目前情况下和现有认识水平上的最佳选择（王洪章、刘锡良2003；人民日报，2003－09－25）。

4.5放松对非（准）正规金融的管制，允许农村金融机构的多元化，促进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竞争（林毅夫2003；马晓河、姜长云2003；何广平2003；谢平2001；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2001）。

大部分上述建议在国务院于2003年6月颁布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有关农信社管理体制、产权制度、经营机制和政策扶持等细则中都有所体现（SeeBox2.1）。

5、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5.1《方案》会有多大效果（WillSchemeWorkWellinTheFuture？）

从《方案》公布，选择八个试点省市进行农信社改革以来至今，新一轮农信社改革历时仅半年，还没有充分的信息以对此次改革的成效进行评判。但有两个信息值得注意，一是截至2003年11月底，全国农村信用社（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已经实现9年来全行业第一次扭亏为盈，共盈利1.48亿元；二是截至2003年底，八个试点省市不约而同地基本将省联社模式作为第一选择。

就第一个信息而言，应该可以判断为这种农信社全系统的扭亏为盈基本属于短期性的政策刺激效应——一项体制性改革不太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立竿见影。同时，农信社盈利并不代表它的“非农化”倾向有所改变，实际上，数据显示同期农信社农业贷款余额仅占贷款总余额的42％。就第二个信息而言，到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此次试点改革的弊端所在：即由上而下的产权改革设计并没有体现出（反而远远背离了）《方案》设计之初所欲体现的“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的原则。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凡是成功的改革案例（例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发展等等），均遵循了“基层发明－上层肯定－试验推广”的“由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模式（或所谓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凡是失败、效果有限或后遗症极大的改革案例，均走了一条“上层设计－试验推广”的“由上而下的”制度创新模式（或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不同改革方案选择的不同效果可归因于改革设计者、参与者和受益者之间对信息的享有程度存在极大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从而导致两种改革模式中不同经济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大相径庭。随着时间的推移，《方案》的实施结果是否会与《方案》设计目的相一致是大可怀疑的。事实上，已经有官方人士和学者对此表示了忧虑（陆磊2004；于宁、何禹欣2003）

最后，农村金融问题实际上是农村各方面问题的综合反应（农村要素市场、农民合法权利无法得到保护等等），很难想象《方案》这样一个纯粹从金融角度出发的政策设计会对农村金融发展起到治本的作用。

5.2新的政策建议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这里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5.2.1创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Settingupmedium&SmallSizefinancialAgencies）

迄今为止，农村经济的基本单位是那些中小规模的农户、私人企业以及乡镇企业，理想的农村金融机构应该是能够为这些农村中小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充分的金融服务。显然，由于相对于大银行而言，中小银行在向小规模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上更具比较优势，因此农村合适的金融结构应该以中小金融机构为主。不过，目前有关农村金融改革尤其是针对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各种方案（SeeSection4andBox2.1），客观上都会造成农村金融机构向中大型化发展（何广文、冯兴元和李莉莉2003）。因此，在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进程中，必须注意农村信用合作社发挥作用的有效边界。例如一些学者认为，信用合作社的最有效边界就是村落的边界。突破了村落的地缘和血缘边界，信息不对称就会产生，借贷风险也会大幅增加（何广文、冯兴元和李莉莉2003）。另外，小额信贷、民间自发的金融合作，互助会及其他的自发的借贷行为都应该是适合农村现阶段经济基础的金融制度安排。

5.2.2必须提倡充分竞争（FreeCompetitionamongRuralFinancialAgenciesisNecessary）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放松并最终解除对农村非（准）正规金融组织和活动的歧视和压抑政策，从而使不同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之间出现良性竞争的局面是十分必须的。现有改革方案并没有认识到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的重要性，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前提下，才能有效扩大金融服务（包括数量和品种），满足农村融资需求。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在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中，才能有足够的信息比较判断不同金融机构的经营业绩，从而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目前在解决农村信用合作社历史坏账的问题中就存在一个道德风险问题，即部分农信社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把正常情况下造成的呆账归结为历史包袱（谢平2001）。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外部市场环境条件下，这一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而放开民间金融，将非（准）正规金融纳入正规金融的轨道，是在农村金融发展中实现充分、自由竞争的最佳制度选择（SeeSection5.1）。另外，只要有合适的配套改革措施，放开民间金融并不一定会对农信社的经营造成很大的冲击（SeeBox2.2.1－2）。

5.3.3解除对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管制（RemovingtheRegulationsonRuralEconomicandSocialLife）

在目前针对农信社改革的各方建议以及最新的政策措施中，一般均通过由国家规定贷款比例的方式来达到农信社贷款支农的目的。这一措施是必要且符合国际惯例的。但过去的历史经验也表明，这种国家硬性规定贷款比例的做法并不能扭转农村金融机构贷款“非农化”趋势。这里有必要指出，农信社等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流向的“非农化”是和农村和农业经济的低回报率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回报率一直处于较低状态，资金流向的“非农化”现象就不会消失。反过来，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也会进一步恶化农村和农业经济投资环境。

农村和农业经济目前的困境，从根本上讲是和政府在农村中所推行的一系列不恰当的政策所联系在一期的。迄今为止，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生活仍然有相当的干预和管制，包括粮食收购和一系列从上而下、并未配备足够资源的赶超指标。这些政策和管制妨碍了农民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调整资源配置，优化生产结构，从而加重了农民的税费负担，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陶然、刘明兴和章奇，2003），从宏观上来看则直接导致了农业比较利益不断下降和恶化。因此，只要政府不放弃这些干预和管制政策，农村和农业经济的收入增长潜力就不会得到提高和释放，从而农村金融机构的“非农化”倾向就不会消失（章奇、刘明兴、Vincent和陶然2004）。

总而言之，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金融机构的“非农”偏好，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继续深化针对农信社本身的改革，以使农信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杜绝政府参股或干预管理决策；另一方面，政府必须放弃对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以释放农村和农业经济增长的潜力，从而恢复农村金融机构发放农业贷款的信心和动力。5.4.4目前农信社改制的试点模式，并不能有效地防止政府对（改制前后）农信社经营的干预。这不仅是农信社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金融体制所面临的问题。未来的进一步改革，必须将政府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实施金融监管，防止地方政府对农信社具体经营行为的干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邮政储蓄必须与邮政体制联动改革”，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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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t，Loren，AlbertParkandWangSangui.“AreChina‘sFinancialReformsLeavingThePoorBehind？”，paperpresentedattheconferenceonFinancialSectorReforminChina，11-13Sep，2001.

这是作者为亚洲开发银行（AsianDevelopmentBank）所撰写的分析报告内容之一，非经作者同意，请勿转载。

注释:

[1]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金融分析论文例9

从广义上讲,物流金融是指面向物流运营全过程,应用各种金融产品,实施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有效整合,组织和调节供应链运作过程中货币资金的运动,从而提高资金运行效率的一系列经营活动。从狭义上讲,物流金融是指企业以市场畅销、价格波动幅度小、处于正常贸易流转状态且符合要求的产品向银行抵押作为授信条件,运用物流公司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将银行的资金流与企业的物流进行结合,向公司提供融资、结算等服务于一体的银行综合服务业务。

2.物流金融的作用

物流金融其实就是物流的组成部分。现代物流本身就包括商品流通过程中的资金流和信息流,因此,可以认为物流金融是物流业务发展的内在的、客观的需要,同时,物流金融也是物流企业提供物流增值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

融资企业。物流金融业务利用动产质押突破了传统固定资产抵押模式,缓解了贷款企业急需的流动资金;物流金融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模式,有效降低企业50%的融资成本,加快了资金周转率;贷款企业利用银行的资金与物流企业的规范化、信息化管理,缩短了销售周期、降低产品库存,加快了产品周转,提高了资金利用率。

银行。物流金融业务为银行完善结算支付工具,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创造了机会;银行在发展该业务的同时,也开发了新的客户群体,培育了潜在的优质客户;银行通过承兑汇票业务不仅可以快速吸收存款,还通过银承贴现获得了一定的利润;银行通过和物流公司的合作,极大地降低了资金风险,据有关银行统计物流金融的坏账率低于0.2%,大大低于银行现有业务的坏账率。

生产企业。生产商参与物流金融业务,可以提高企业资金回笼速度,加快了资金周转,降低了运营成本;解决了下游经销商的周转资金,生产企业可以稳定并拓展销售网络,有效扩大了产能。

物流企业。物流业与金融业结合,创造了一个跨行业、相互交叉发展的新业务空间,为同质化经营向差异化经营的转变提供了可能;物流企业通过融资物流业务,在获得物流业务的报酬之外还可以得到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的报酬,这种报酬通常是与融资金额或与货物价值相挂钩,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盈利水平;利用融资物流业务,物流企业可以快速切入核心企业的供应链,从核心企业向其上游和下游拓展,延伸服务链条。

二、物流金融发展现状

随着现代物流的发展,物流金融已经成为世界各大物流企业新的利润来源。世界最大的船运公司马士基、快递物流公司UPS等都在大力开展物流金融业务,这些跨国公司依托良好的信誉和强大的金融实力,结合自己对物流过程中货物实际监控,在为发货方和货主提供物流服务的同时,也提供物流金融服务,如开具信用证、仓单质押、票据担保、结算融资等,这样不仅吸引了更多客户,而且在物流金融活动中还创造了可观的利润。以UPS为例,为了推进物流金融服务,公司于2001年5月并购了美国第一国际银行,将其改造成UPS金融部门。在UPS提供的物流金融服务中,UPS在收货的同时直接给出口商提供预付货款,货物即是抵押,这样,小型出口商们得到及时的现金流;UPS再通过UPS银行实现与进口商的结算,而货物在UPS手中,也不必担心进口商赖账的风险。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借用UPS的资金流,货物发出之后立刻就能变现,如果把这笔现金再拿去做其他的流动用途,便能增加资金的周转率。

国内物流金融业务发展处于探索阶段,但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国内大型物流仓储企业因为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先决条件和较大规模、良好行业信誉和充足资本储备,在物流金融业务拓展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优势。2005年以来,国内多家第三方物流公司和银行携手开展物流金融的新业务。中国诚通集团在全国各主要城市拥有近100家大型仓库,占地面积1500多万平方米,库房面积200万平方米,货场面积370万平方米,拥有铁路专用线120多条,存储能力为1000万吨,年吞吐能力为4000万吨,拥有国内最大的仓储企业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广发银行等十几家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500多家客户累计提供质押监管融资近200亿元,抵押产品涉及黑色金属材料、有色金属材料、建材、食品、家电、汽车、纸张、煤炭、化工等诸多种类。①2005年12月22日,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签署《银企合作协议》,开展监管货物、仓单质押、动产质押、指定付款买方信贷(保兑仓)等物流金融业务。中远物流从2006年开始探索物流金融业务,已先后与国内14家银行签订了框架协议,目前开发项目累计达到300多个。业务模式在仓单质押、保兑仓基础上,中远物流还结合自身优势打造了海陆仓操作模式,即银行为进口商开立信用证向国外的生产商购买货物,进口商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其余部分以进口货物的货权提供质押担保的货押业务。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于2006年7月与中国工商银行签署了《物流金融战略框架协议》,在该协议中双方约定在物流监管与商品融资、物流结算、物流保理、物流担保和客户信用风险管理方面共同研发新产品,联结双方的服务平台,延伸客户服务范围,为客户提供高效、低成本的增值服务。

三、企业物流金融的主要业务模式

1.代收货款

第三方物流企业在将货物送至收货方后,货方收取货款,并在一定时间内将货款返还发货方。第三方物流企业收取现款后,由于时空、技术条件等限制,一般需要滞后一段时间向供方返款,随着不断的收款付款业务的开展,在一定的时间后就会积淀下相当规模的资金,不仅方便了客户,而且也大大改善了企业的现金流。代收货款模式常见于BtoC业务,并且在邮政物流系统和很多中小型第三方物流供应商中广泛开展。

2.垫付货款

垫付货款模式是发货人委托第三方物流供应商垫付扣除物流费用的部分或者全部货款,第三物流供应商向提货人交货,根据发货人的委托同时向提货人收取发货人的应收账款,最后第三方物流供应商与发货人结清存款。这样既可以消除发货人资金积压的困扰,又可以让双方放心。在垫付货款模式中,除了发货人与提货人签订的《购销合同》之外,第三方物流供应商还应该与发货人签订《物流服务合同》,在该合同中发货人应无条件承担回购义务。

3.仓单质押

仓单质押分为典型仓单质押模式和综合仓单质押模式。

典型仓单质押模式是仓单质押的基本模式,融资方把货物存储在金融机构指定的仓库后,凭仓库开具的货物仓储凭证即仓单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金融机构根据货物的价值向客户提供一定比例的融资。第三方物流企业根据融资方与金融机构签订的质押贷款合同以及三方签订的仓单质押业务合作协议书,根据质押物寄存地点的不同,对融资企业提供两种类型的服务:一是对寄存在本企业仓储中心的质物提供仓储管理和监管服务;二是对融资方寄存在经过金融机构确认的本企业之外的其他社会仓库中的质押物提供监管服务,必要时才提供仓储管理服务。综合业务型仓单质押模式。金融机构根据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规模、经营业绩、运营现状、资产负债比例以及信用程度,授予第三方物流企业一定的信贷额度,第三方物流企业可以直接利用这些信贷额度向相关企业提供便捷灵活的质押贷款业务,由第三方物流企业直接监控质押贷款业务的全过程。这种运作模式把大部分的业务操作集中到第三方物流企业身上,金融机构只要负责对第三方物流企业进行统一授信,其他的都由第三方物流企业负责。

仓单质押业务通过仓储企业作为第三方担保人,有效地规避了金融风险,既可以解决货主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困难,同时保证银行高利贷安全,又能拓展仓库服务功能,增加货源,提高效益。

4.保兑仓业务

保兑仓业务是仓单质押的延伸。在保兑仓业务模式中,制造商、经销商、第三方物流供应商、银行四方签署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书,经销商根据与制造商签订的购销合同,向银行缴纳一定比率的保证金,一般不少于经销商计划向制造商此次提货的价款,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专项用于向制造商支付货款,由第三方物流供应商提供承兑担保,经销商以货物对第三方物流供应商进行反担保。第三方物流供应商根据掌控货物的销售情况和库存情况按比例决定承保金额,并收取监管费用。银行给制造商开出承兑汇票后,制造商向保兑仓交货,此时转为仓单质押。通过保兑仓,大大缓解了交易双方的现金压力,提高了资金周转,真正实现了制造商、经销商、第三方物流和银行的多赢。

5.物流保理

物流保理模式是保理市场迅速发展的产物,客户在其产品置于第三方物流企业监管之下的同时,就能凭提单获得物流企业预付的货款,货物运输和保理业务的办理同时进行。

ZHONG可指物流企业联合金融机构为其他中小企业提供的融资服务。从保理业务的服务内容来说,物流保理业务与银行保理业务无本质不同,但是其经营的主体由银行变为了第三方物流企业,使物流和金融流的联系更为紧密。

与金融机构相比,第三方物流企业在对客户的供应链管理中,对于买卖双方的经营状况和资信程度都有相当深人的了解,在进行信用评估时不仅手续更为简捷方便,风险也能够得到有效控制。金融机构保理业务的主要风险来自于买卖双方的合谋性欺骗,一旦金融机构在信用评估时出现失误,就很可能财货两空,而在物流保理业务中,由于货物尚在物流企业控制之下,可以降低这一风险。

即使第三方物流企业因无法追讨货款而将货物滞留,由于对该货物市场有相当的了解,与该行业内部的供应商和销售商具有广泛的联系,在货物变现时能够享受到诸多的便利,使货物得到最大程度的保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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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谢鹏,物流金融运作模式探讨[J],福建金融,2007,(2)。

[12]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年度报告,新浪财经。

金融分析论文例10

正在进行中的经济全球化已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世界贸易重新展现自由化的新趋势。如果说过去贸易自由化主要是通过交易国双边协定来实现的话,那么,今天贸易自由化则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来进行的。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特别是信息科学技术促使全球范围内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网络的逐步形成,世界各国的国内市场被逐步联结成为统一的世界市场。加上被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的国际性组织,在驱动经贸自由化方面不断给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如加快开放国内市场、修改某些贸易规则等,这也不仅使关税壁垒大大调低,而且也使非关税壁垒大大削减。这也不仅使物质产品贸易进一步向自由化发展,而且将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也纳入了贸易自由化的框架内。即使目前有许多国家为了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展开竞争的需要,设置了“绿色壁垒”的贸易障碍,但它还是不能阻止世界贸易越来越自由化的发展趋势。

第二、在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的同时,金融资本进一步国际化。战后,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主要表现为产业资本的国际化,即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快猛。据有关资料统计,1970年全年投资额为400亿美元,80年代末迅速增长到1700亿美元,如今每年世界的平均投资额为2000亿美元。[1]不仅发达国家之间跨国界兴建厂矿、兼并企业已蔚然成风,而且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开始对发达国家投资,比如韩国最近几年来在西欧、北美的投资呈上升势头。当前,在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同时,金融投资即在证券、股票市场上的投资更趋活跃。据有关资料显示,全球金融资本的交易额1980年为5万亿美元,1992年增加到35万亿美元,预计到2000年将达到83万亿美元,相当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的3倍。[2]

第三、跨国公司成为贸易、资本等经济因素流动的重要桥梁,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组织力量。跨国公司,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开始产生,二战后得到了迅猛发展。截止1995年,全世界共有跨国公司39万家,在国外的子公司达27万家,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总额达到6万亿美元,其中最大的跨国公司销售达千亿美元以上。[3]目前跨国公司主要集中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它们拥有世界生产总值的1/3,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70%,世界贸易额的2/3,世界高新技术的80%。更为重要的是,跨国公司正以其资金、技术、管理和高科技的优势,不断扩充其发展规模,日益支配和控制许多发展中国的部分产业、市场甚至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经济全球化日益强劲的发展趋势,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国际金融具有积极的影响。它有利于经济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推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可以借调整换本国产业结构,引进一批先进技术,获取较多的经济信息,吸收大量外资,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它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发展中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归纳起来,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消极影响主要有:

第一、削弱一国经济,冲击国家金融监管的调控能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随着国内市场逐步与世界市场接轨,民族国家调控本国经济的作用和能力日益缩减。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国际金融市场,不仅使资本能够以光一样的速度从世界某地转移到世界他地,而且将国际金融融合成“网络金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或地区稍不谨慎发生某方面失误,都会威胁到其金融安全。一旦某一个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极容易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引起连锁反应,引发全局性、系统性的金融风暴,并可能导致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及至政治动荡。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势必会向被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救助。国际经济组织在对这些国家进行“援助”或贷款的同时,必定提出诸多十分苛刻的条件,比如调低经济增长速度、削减财政预算、取消对农产品的补贴、实行国企私有化、提高利率、降低进口关税、大幅度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宽对外商投资或持股的限制、关闭或兼并部分金融机构,等等。显然,国际经济组织的“援助”,集中体现了少数发达国家的意志,使受援国出让或丧失了相当大一部分经济,削弱了这些国家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

第二、贸易条件日趋恶化,国际支付能力下降、引发债务危机。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实行的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而且绝大多数初级产品是面向欧美日发达国家的市场。在冷战结束后日益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中,发展中国家科技基础薄弱,在研究开发中投入不足,加之自主研究开发成本越来越高,知识和技术更新越来越快,创新能力越来越集中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从而导致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剪刀差”越来越大。此外,国际贸易的一些新规则对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不利,从而导致贸易条件恶化。金融与贸易密切相关,逆差逐步扩大,外汇收入大减,外债负担加重,导致本国货币币值不稳定,从而引起资本大量外流。这样就使发展中国家无力偿还债务,信用制度崩溃,最终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战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债务危机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是影响这些国家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外一些学者研究结果显示,多数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贸易条件明显恶化。[4]

第三、国际金融市场自由而开放,金融投机便捷而频繁。资本所追逐的就是利润的最大化。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套利交易机会。在汇率不变的条件下,投资者能够无风险地获得高额利润。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金融市场开始变得动荡不安。随着发达国家将竞争重点转向金融领域,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英、美、德、法、日等发达国家相继取消对资本进出口的管制,对金融市场实行自由、开放的政策。在发达国家的压力下,许多“新兴工业国家”也纷纷推进金融改革,金融市场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显著加快,国际资本市场骤然扩大,资本流量急增。特别是金融工具不断衍生和创新,使股票、债券、期货、期权、外汇等各种传统的或派生的金融资产交易额正以惊人的速度迅速膨胀,并在绝对数上成倍地超过了相应的实际社会财富。这既能给全球投资带来更多便利,又会形成大量游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游资高达72万亿美元。如此高额的游资必然对一国金融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力。而且,国际垄断资本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已经不再满足于商品贸易的盈利了。还投机于国际金融市场。如果发展中国家自身存在问题,就会被投机资本冲击成功,酿成金融危机。需要指出的是,投机资本的冲击往往体现少数发达国家的政治意图,是为其全球战略利益服务的,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制裁某些“不听话”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比冲击其金融更隐蔽、更致命的了。

二、确保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持金融安全的措施建议

经济全球化已经是不以任何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我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历史潮流并逐步走向国际化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在这一历史大潮中,我国理应充当顺应历史潮流而且有所作为的“弄潮儿”,而不是在历史潮流面前无所事事的“懦夫”。因此,我们要努力学会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做到趋利避害。

第一,正视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风险因素,迅速增强金融意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金融行业成为一个特殊的风险性很大的行业。因为现时的金融业进入到一个“交易金融”阶段。在这一阶段上,银行信贷的中介作用相对下降,而股票、债券的地位迅速上升,货币合约交易不断地重新分配着一种货币的现时价值与其远期价值的差价,或两种货币汇率的现价与远期价格。这种状况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将使整个社会的名义财富极大地超过其实际财富,形成所谓的泡沫金融。这时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势必会导致金融风潮,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全球化之前很少出现金融风潮,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频频发生金融危机,这种客观事实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树立金融风险意识。可以说,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极大程度上就是这些国家缺乏风险意识的直接后果。因此,我们应认真吸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这方面教训,清醒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利与弊,正确估计我国经济和金融已经存在的各种风险因素,从而增强金融风险意识。

第二,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的调控监管制度建设,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众多发达国家在国际自由化趋势中纷纷加强了金融监管,如美国强调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与联邦储备委员会、财政部、证券交易委员会一起负责机构的监管,英国成立一个归属于财政部的专门金融监督机构并由英格兰银行(中央银行)配合进行管理,德国设立“联邦银行监督局”对银行实行监管,等等。这些措施在抗击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东亚许多国家在这次危机后看到了加强和健全国内监管制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国这次之所以能够比较成功地避免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加强了中央银行的调控监管。当前,我国金融形势总体情况良好,但仍然存在着较大潜在的金融风险,如前所述的非银行机构设置过多过乱、社会上乱办金融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证券市场上违规违法现象较严重,等等。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的调控监管,构建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切实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为此,我们要积极地建立和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系,调控监管方式由过去以行政手段调控为主迅速转向以经济、法律手段调控为主;在继续加强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管的同时,不断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在搞好国内金融市场监管的同时,努力扩大和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流和合作。

第三,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理顺政府与企业、银行的关系。改革开放20年以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客观要求还很不适应,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必须加大金融体制改革的力度,特别是重点解决政府与企业、银行的关系问题。在我国,政府对金融机构拥有绝对管理权,与金融行业的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经营原则存在着矛盾,这很容易造成信贷资金财政化,出现所谓“政治性贷款”,加上行政体制改革滞后政府管理职能尚不明确,政府管理行为很不规范,从而增加了金融资产的风险。同时,国有企业久治不活,亏损额较大,支付贷款难度加大,易导致社会信用危机,带来金融风险。为此,我们首先应该下决心切断政府与银行、企业之间各种非市场关系的“脐带”,加快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步伐,正确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关系,从而一方面减少官员腐败现象,促进银行转换经营机制;其次,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另一方面促进银行转换经营机制;再次,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减轻依赖银行贷款的程度。只有将政银、政企关系理顺,并将银企关系转为真正的商业合约关系,才能规范各自的行为,真正减少金融风险。

第四,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对外依存度的关系,并加强对外债的统一管理。现有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是这些国家过度开放的恶果,因此我们要维护金融安全就不必扩大对外开放。这显然是不对的。其实,东南亚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作具体分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基本原因不是过度开放造成的。在我国,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不存在一个开放过度的问题。不过,在对外开放中,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许多专家、学者提出我国资本市场开放要慎之又慎,这是中肯之言,必须谨记。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尽可能减轻对外依存程度。对外依存度主要由“三依靠”(依靠外贸、外债、外资)的程度来度量。在这个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的外贸依存度只有19%,日本是184%[5],它们开放度很高,但外贸依存度不高,值得我们注意。目前我国外贸、外债、外资都达到相当规模,对外经济依存度偏高。为此,我们必须把握好扩大对外开放与减轻对外依存度的关系,尤其是要加强对外贸、外资和外债的管理,最好实行“一元化管理”,克服多头管理的缺陷。外资方面要合理引导外资投向,优化外资结构,加强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外债方面,要提高外债的使用效益,坚决杜绝外债非生产性借入和债务消费化倾向。外贸方面,努力克服出口结构与东南亚国家同构现象,坚持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

第五,加强金融立法,依靠法律武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往往需要综合治理,需要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综合运用才能取得较好效果。从世界范围来看,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交易日益频繁的今天,各国政府越来越注重依靠法律武器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美国在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事件后很快颁布了《加强对外国银行监管法》;英国在金融风潮过后不久即通过立法授权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决定权;日本自1997年以来先后通过了《金融监督厅设置法》、《银行法》、《存款保险法》、《禁止垄断法》等等。实践证明,法律手段是加强金融监管、维持金融程序、保障金融安全的最适当的武器之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经济立法(包括金融立法)驶入快车道,也制订了不少涉外经济(包括金融)的法律和法规,但在经济安全(包括金融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并不多,致使我国在维护经济安全(包括金融安全)过程中陷入一种无可奈何的困境。因此,为了适应金融市场日益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必须加快金融安全方面的立法步伐。

第六,加快经济发展,不断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效益和素质。从根本上来讲,加快自身经济发展,是保证国家金融安全的治本之策。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取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战略”,“发展才是硬道理。”①。可以说,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关键都在于发展。发展问题既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解决我国众多问题的关键所在。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当然也离不开发展。只有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国际竞争能力提高了,综合国力增强了,才能不断提升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国际地位,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并争取到更大的世界经济制空权,努力保证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主动权,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经济利益和金融安全。如果离开了经济发展,就没有金融安全可言。为此,我们必须迅速搞好国有企业改革,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引导企业逐步适应世界经济各种复杂环境的变化;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努力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坚决摒弃“弄虚作假”的高速度,力戒泡沫经济的产生。

[参考文献]

[1]丁一凡大潮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

[2]波梭纳21世纪的挑战[J]评论(法国),1995,(秋季刊):477-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