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6 08:23:34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投资银行前景,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为了分析A、B股价差形成的原因,我们从理论角度提出几种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实证验证。
第一、流动性差异假说,我们认为对股票溢价最简单的解释是流动性假说,结合该假说,我们考虑中国股市的情况是,相对于B股,A股存在溢价,反映了相对于交易不甚活跃的B股,A股有着更低的交易成本和更高的流动性。这种溢价现象的存在并不要求,国内投资者或国外投资者有不同的资产基础价值和不同的风险规避程度。
这种假说可以放在扩充的CAMP模型来考虑,考虑流动性风险,CAPM模型变为:R=Rf+β(Rm-Rf)+ω,其中ω为由于流动性成本存在投资者所要求的额外收益。从该模型来看,由于存在流动性成本(一般流动性越低,则成本越高),投资者必然要求更高的收益,从而对价格较低的股票才有需求。同时、相对于A股投资,B股投资的交易成本更高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我们也可以从实证角度来论证该假说,我们用同一公司A股价格与B股价格之比来反映A股溢价水平,用同一公司A股的月平均交易量和B股的月平均交易量来测量A、B股流动性差异。实证的结果是A、B股流动性差异显著地影响到他们的价差。B股相对于A股的流动性越低,则B股投资者就会承担额外的流动性成本,仅从这一点看,B股的投资者要求的收益必然要高于A股投资者所要求的收益,而收益和价格成负相关关系,所以A股相对于B股有更高的溢价。
第二、信息非对称假说,我们认为A、B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信息非对称,即A股投资者掌握的信息比B股投资者更多,由于存在较大的信息搜寻成本,所以,B股投资者要求的收益会更高,从而出现了B股价格存在较大的折扣现象。一般地,对于国外投资者来说,知名的大公司的信息往往容易获得,而知名大公司一般也在信息别注意其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从而给投资者一个好的印象。所以,我们可以预期规模大的知名公司或资本化比重较高的公司A、B股价格之差较一般公司来得小。这在我们的实证中得到了验证。
我们用公司的资本化规模(即流通实值)和A、B股价差的相关性来反映两类投资者之间的信息非对称程度,其中A、B股价格的相关性越强说明信息在A、B股之间传递的越快,非对称信息程度越弱。我们的实证结果支持信息非对称假说,即信息非对称显著地影响到了A、B股的价差,而且信息非对称程度越强,A、B股价差越大。
第三、需求价格弹性差异假说,A股相对于B股的溢价反映了国外投资者对B股的需求曲线较为水平,即弹性较大,而国内投资者对A股的需求曲线却有明显的向下倾斜的走势,即弹性较小。在中国股票市场,国内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中A股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其他投资工具较少,所以国内投资者对A股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而国外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中B股的份额并不高,而且他们的其他投资工具很多,所以国外投资者对中国B股的需求价格弹性较高。所以综合来看,A股的供给所面对的是需求弹性较低的需求者,而B股的供给面对的是需求弹性较高的需求者,从垄断差别定价的角度看,需求弹性较低的需求者须付出更高的价格,从而造成了A股的价格要高于B股的价格。许多学者在讨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限制性股权和非限制性股权价差的模型及实证结果都表明了这一假说的成立,即可观察的股票升水反映了非限制股权的供不应求。但是限于条件,我们的实证结果暂时无法验证这一假说,但从实际的观察看,该假说确实成立。版权所有
第四、投资理念差异假说,中国投资者的投资理念与国外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存在明显的差异,从技术角度来解释,就是两者的风险规避系数不同。从现实情况来看,A股市场的投机性更强,这可以从极高的市盈率看出,所以A股投资者有着比B股投资者更低的风险规避系数,或者说前者更喜好风险。这样在获取相同收益的情况下,A股投资者愿意冒更大的风险,即表现为愿意接受更高的价格。
这一假说也得到了我们实证结果的验证。我们用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和A、B股价差的回归关系来验证两类投资者的不同投资理念对A、B股价差的影响。实证的结果是,公司净资产收益率越高则A股溢价越低,即说明A股投资者相对与B股投资者对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并不看重,正因为如此,才产生公司净资产收益率越高,A股价格变化不大,而B股价格会提高,从而使A股溢价降低。
第五、风险报酬差异假说,该假说源自于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在一个简单的折扣现金流模型中,国内投资者的资产溢价来自于相对于国外投资者而言的更高的预期现金流和更低的经过国内风险所调节的要求报酬率。假定A、B股支付相同的红利,国内和外投资者所面临的所的税和资本利得税没有过分的波动。我们将精力集中在导致不同要求报酬率水平的各种潜在风险因素。这些风险因素主要有A、B股投资者面临不同的汇率风险,政治风险以及不同的利率风险,由于这些不同的风险因素,可能存在国外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要高于国内投资者的情况,最终导致A、B股价差的产生。
二、B股市场投资前景预期
对于B股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很多人认为A、B股市场合并是必然趋势,从而A、B股的价差会消失,不管他们的价格变化的方向如何,在A、B股市场间无风险套利机会总是存在的,最近投资者对B股投资的极大热情也反映了这一认识的广泛接受程度。我们不否认这一趋势的最终到来。但是证监会主席周小川近日说A、B股市场在未来5—10年内不会合并。看来A、B股市场分割状态暂时无法消除,那么A、B股之间的价差在B股市场对国内自然人开放的政策出台后如何变化,以及B股市场未来的投资前景如何,这是我们以下分析的重点。
第一、A、B股价差形成的原因没有消失,A、B股的价差也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我们前面分析了A、B股价差形成的原因,据此,我们认为在B股市场对国内开放以后,A、B价差形成的因素会产生一定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有:B股的流动性会增加、投资者的需求弹性会变小、投资理念向A股投资者看齐,这些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A、B股价差,而其他因素基本不会变化,比如信息非对称仍然存在,因为国内的自然人投资者也就是一般的散户投资者,他们对上市公司信息的获得并不见得比原来投资B股的国外投资者多;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差异也不会变动。所以,投资者应该正确认识到那些因素变化了,而那些因素没有变化以及他们对B股市场产生何影响,只有做到这点才能更理性的投资B股。
第二、在开放政策出台以后,对B股投资会有一过度反应过程,即在利好消息带动下,B股价格会有一急升态势,然后在更长期时间内,它的价格会回落到合理的价位之上。过度反映在很多股市都存在,我们认为B股开放对B股投资者来说是一重大利好消息,投资者对B股价格上升的预期形成了共识,加之股市各种消息的推波助澜,会刺激投资者纷纷投资B股,在短期内B股价格将一过度反应方式上升,但是长期内必有一定程度的回落。所以说投资者短期介入的风险很大。
一、 引言
国内学者对于企业价值评价的研究方法很多,如张人骥、刘浩、胡晓斌运用剩余收益比率(rir)模型对企业价值进行研究,杨学锋运用灰色评估模型对股票价值进行研究,赵旭则运用超效率dea方法对上市公司的价值进行研究,并证实了该方法是一种可行的方法,本文在研究方法方面,沿用了超效率dea方法,但给出的模型假设条件和解决方法不同。赵旭使用的模型是基于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超效率模型,但由于受到不完全竞争、资金等问题的约束使得上市银行不在最优规模上运营,规模报酬可变的超效率(super efficiency)dea模型即se-bcc模型更接近于实际,但se-bcc模型与规模报酬不变的se-ccr模型相比,有可能面临解不可行的问题,本文提出非径向se-bcc模型。该模型有两个优点:第一,允许决策单元不在最优规模上运营;第二,该模型可以对样本银行进行全面排序。本文拟运用该模型对2008年的14家上市银行经营效率进行测算,以得出有投资价值的上市银行。
二、 非径向se-bcc模型
1. dea方法和bcc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是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用于评价具有相同类型的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是否技术有效的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其本质是要根据样本数据构建效率前沿,并根据各决策单元dmu与有效生产前沿面的距离状况,确定各dmu是否有效。基于投入产出的dea模型分为投入导向和产出导向两类,前者是指在给定产出水平下实现投入最小化,后者则是指在给定的投入水平下实现产出最大化。charnes、cooper和rhodese(1978)发展得到了在固定规模报酬(crs)下的dea模型,即ccr模型,banker、charnes和cooper(1984)放松了ccr模型中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提出了规模报酬可变(vrs)条件下的效率计算方法,即bcc模型。
模型(3)和(4)具有如下优点:第一,可以摆脱投入产出按相同比例变化的限制;第二,将评估单元的测量值分解成投入效率和产出效率之后具有良好的解释特性。
模型(3)和(4)并不总是可行的,要进行效率的排序,需将两者结合起来,具体步骤步骤1:对于给定的决策单元dmu0,用模型(3)计算效率值。如果?籽*1?燮1,则?籽*1就是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并转到步骤3,否则,转到步骤2。步骤2:用模型(4)计算效率值,?籽*2就是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步骤3:对下一决策单元重复上面的步骤,直到得到所有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最后,依据效率指数越大,决策单元越有效的原则进行排序。
三、 中国上市银行效率及投资价值的实证研究
1. 投入产出指标设置与样本数据。本文选取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14家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同时,把测度上市银行有效性的投入要素界定为总资产和主营业务成本,产出指标为营业收入、净利润、每股收益、加权平均资产净收益率、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依据2008年数据,测算各样本银行的效率值。
2. 实证结果分析。考虑到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更接近现实,本文根据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和规模报酬可变的超效率模型se-bcc和本文提出的非径向se-bcc模型,对样本的投入产出数据,运用lindo11.0软件进行实证研究,测算出样本上市公司的相对效率值,结果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根据bcc模型的结果,2008年中国14家上市银行中有11家银行的经营是有效的,相应的效率值为1,而其余3家上市银行的经营是无效的,包括深发银行、民生银行和中信银行。即传统的bcc模型只能将上市银行区分为有效和无效两种类型,对于处于前沿面的11家银行的经营效率无法进行区分。再用规模报酬可变的超效率se-bcc模型进行计算,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超效率se-bcc模型面临解不可行的问题。最后,利用本文提出的非径向se-bcc进行计算,结果表明,原来在bcc模型下无效的银行仍是无效的,在非径向se-bcc模型下有效的11家上市银行中,南京银行的有效值要高于其他银行,也就是说,对于投资者来讲,上市的中国商业银行中比较有投资价值的是依次为南京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中国银行、兴业银行、工商银行、宁波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华夏银行、交通银行。
根据bcc模型的结果,2008年中国14家上市银行中有11家银行的经营是有效的,相应的效率值为1,而其余3家上市银行的经营是无效的,包括深发银行、民生银行和中信银行。即传统的bcc模型只能将上市银行区分为有效和无效两种类型,对于处于前沿面的11家银行的经营效率无法进行区分。再用规模报酬可变的超效率se-bcc模型进行计算,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超效率se-bcc模型面临解不可行的问题。最后,利用本文提出的非径向se-bcc进行计算,结果表明,原来在bcc模型下无效的银行仍是无效的,在非径向se-bcc模型下有效的11家上市银行中,南京银行的有效值要高于其他银行,也就是说,对于投资者来讲,上市的中国商业银行中比较有投资价值的是依次为南京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中国银行、兴业银行、工商银行、宁波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华夏银行、交通银行。
四、 结论
通过上述实证研究,本文得出如下两点结论:第一,本文运用非径向se-bcc模型评价上市银行经营绩效及其投资价值的相对有效性,可以得到上市银行相对投资价值的高低。第二,对投资者而言,树立科学的效率投资理念相当重要。传统“价值投资理论”的核心在于通过寻找股价低于内在价值的上市银行或者上市公司进行中长期投资,本文倡导所谓的“效率投资理念”,就是从公司内部投入产出的角度入手,通过研究公司运行效率的高低变化作为股票投资决策的依据,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应用性。
参考文献:
1. 杨学锋,欧阳建新.股票价值的灰色评估模型及应用.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3):37-39.
2. 张人骥,刘浩,胡晓斌.充分利用会计信息的企业价值评估模型——rir模型的建立与应用.财经研究,2002(7):68-74.
3. 赵旭.基于超效率模型的上市公司投资价值评价. 统计与信息论坛,2007,(5):71-76.
4. andersen p, petersen nc. a procedure for ranking efficient unit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anagement science,1993,(39):1261-1264.
为了分析A、B股价差形成的原因,我们从理论角度提出几种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实证验证。
第一、流动性差异假说,我们认为对股票溢价最简单的解释是流动性假说,结合该假说,我们考虑股市的情况是,相对于B股,A股存在溢价,反映了相对于交易不甚活跃的B股,A股有着更低的交易成本和更高的流动性。这种溢价现象的存在并不要求,国内投资者或国外投资者有不同的资产基础价值和不同的风险规避程度。
这种假说可以放在扩充的CAMP模型来考虑,考虑流动性风险,CAPM模型变为:R=Rf+β(Rm- Rf)+ω,其中ω为由于流动性成本存在投资者所要求的额外收益。从该模型来看,由于存在流动性成本(一般流动性越低,则成本越高),投资者必然要求更高的收益,从而对价格较低的股票才有需求。同时、相对于A股投资,B股投资的交易成本更高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我们也可以从实证角度来论证该假说,我们用同一公司A股价格与B股价格之比来反映A股溢价水平,用同一公司A股的月平均交易量和B股的月平均交易量来测量A、B股流动性差异。实证的结果是A、B股流动性差异显著地到他们的价差。B股相对于A股的流动性越低,则B股投资者就会承担额外的流动性成本,仅从这一点看,B股的投资者要求的收益必然要高于A股投资者所要求的收益,而收益和价格成负相关关系,所以A股相对于B股有更高的溢价。
第二、信息非对称假说,我们认为A、B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信息非对称,即A股投资者掌握的信息比B股投资者更多,由于存在较大的信息搜寻成本,所以,B股投资者要求的收益会更高,从而出现了B股价格存在较大的折扣现象。一般地,对于国外投资者来说,知名的大公司的信息往往容易获得,而知名大公司一般也在信息别注意其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从而给投资者一个好的印象。所以,我们可以预期规模大的知名公司或资本化比重较高的公司A、B股价格之差较一般公司来得小。这在我们的实证中得到了验证。
我们用公司的资本化规模(即流通实值)和A、B股价差的相关性来反映两类投资者之间的信息非对称程度,其中A、B股价格的相关性越强说明信息在A、B股之间传递的越快,非对称信息程度越弱。我们的实证结果支持信息非对称假说,即信息非对称显著地影响到了A、B股的价差,而且信息非对称程度越强,A、B股价差越大。
第三、需求价格弹性差异假说,A股相对于B股的溢价反映了国外投资者对B股的需求曲线较为水平,即弹性较大,而国内投资者对A股的需求曲线却有明显的向下倾斜的走势,即弹性较小。在中国股票市场,国内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中A股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其他投资工具较少,所以国内投资者对A股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而国外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中B股的份额并不高,而且他们的其他投资工具很多,所以国外投资者对中国B股的需求价格弹性较高。所以综合来看,A股的供给所面对的是需求弹性较低的需求者,而B股的供给面对的是需求弹性较高的需求者,从垄断差别定价的角度看,需求弹性较低的需求者须付出更高的价格,从而造成了A股的价格要高于B股的价格。许多学者在讨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限制性股权和非限制性股权价差的模型及实证结果都表明了这一假说的成立,即可观察的股票升水反映了非限制股权的供不应求。但是限于条件,我们的实证结果暂时无法验证这一假说,但从实际的观察看,该假说确实成立。
第四、投资理念差异假说,中国投资者的投资理念与国外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存在明显的差异,从技术角度来解释,就是两者的风险规避系数不同。从现实情况来看,A股市场的投机性更强,这可以从极高的市盈率看出,所以A股投资者有着比B股投资者更低的风险规避系数,或者说前者更喜好风险。这样在获取相同收益的情况下,A股投资者愿意冒更大的风险,即表现为愿意接受更高的价格。
这一假说也得到了我们实证结果的验证。我们用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和A、B股价差的回归关系来验证两类投资者的不同投资理念对A、B股价差的影响。实证的结果是,公司净资产收益率越高则A股溢价越低,即说明A股投资者相对与B股投资者对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并不看重,正因为如此,才产生公司净资产收益率越高,A股价格变化不大,而B股价格会提高,从而使A股溢价降低。
第五、风险报酬差异假说,该假说源自于资本资产定价。在一个简单的折扣现金流模型中,国内投资者的资产溢价来自于相对于国外投资者而言的更高的预期现金流和更低的经过国内风险所调节的要求报酬率。假定A、B股支付相同的红利,国内和外投资者所面临的所的税和资本利得税没有过分的波动。我们将精力集中在导致不同要求报酬率水平的各种潜在风险因素。这些风险因素主要有A、B股投资者面临不同的汇率风险,风险以及不同的利率风险,由于这些不同的风险因素,可能存在国外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要高于国内投资者的情况,最终导致A、B股价差的产生。
二、B股市场投资前景预期
对于B股市场未来的方向,很多人认为A、B股市场合并是必然趋势,从而A、B股的价差会消失,不管他们的价格变化的方向如何,在A、B股市场间无风险套利机会总是存在的,最近投资者对B股投资的极大热情也反映了这一认识的广泛接受程度。我们不否认这一趋势的最终到来。但是证监会主席周小川近日说A、B股市场在未来5—10年内不会合并。看来A、B股市场分割状态暂时无法消除,那么A、B股之间的价差在B股市场对国内人开放的政策出台后如何变化,以及B股市场未来的投资前景如何,这是我们以下的重点。
第一、A、B股价差形成的原因没有消失,A、B股的价差也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我们前面分析了A、B股价差形成的原因,据此,我们认为在B股市场对国内开放以后,A、B价差形成的因素会产生一定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有:B股的流动性会增加、投资者的需求弹性会变小、投资理念向A股投资者看齐,这些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A、B股价差,而其他因素基本不会变化,比如信息非对称仍然存在,因为国内的自然人投资者也就是一般的散户投资者,他们对上市公司信息的获得并不见得比原来投资B股的国外投资者多;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差异也不会变动。所以,投资者应该正确认识到那些因素变化了,而那些因素没有变化以及他们对B股市场产生何,只有做到这点才能更理性的投资B股。
第二、在开放政策出台以后,对B股投资会有一过度反应过程,即在利好消息带动下,B股价格会有一急升态势,然后在更长期时间内,它的价格会回落到合理的价位之上。过度反映在很多股市都存在,我们认为B股开放对B股投资者来说是一重大利好消息,投资者对B股价格上升的预期形成了共识,加之股市各种消息的推波助澜,会刺激投资者纷纷投资B股,在短期内B股价格将一过度反应方式上升,但是长期内必有一定程度的回落。所以说投资者短期介入的风险很大。
这个行列中,包括早已成立中银国际但过往业绩平平而力求突破的中国银行,有在改制前夜率先在业内成立投资银行部的工商银行,也有上市后作为综合经营载体而成立投行部、并在海外拥有投行的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
五年多以来,光大、民生、浦发、兴业、中信、渤海等中小商业银行也纷纷成立投资银行部门。甚至,正处于股份制改革关键时期的中国农业银行,也于去年11月底正式成立了投资银行部。
然而,充满混业冲动的商业银行,究竟如何整合商业银行的优势,如何弥合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企业文化、激励机制等差异,创造出最大的协同效应?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均未有理想答案的难题。
「中银整合完毕
这一年,蛰伏多年的中银国际迎来了其成立十余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机。和工行、建行既有内部的投行部又在香港有全资的投资银行子公司有所不同,中行内部没有内设投资银行部,而是把1998年在香港成立的中银国际,作为独立的投资银行平台。它又在内地设立中银证券,中行由此成为一家在境内外拥有全牌照投资银行的商业银行,但此前始终未真正理顺两者的关系,中银国际和中银证券的发展并不理想。2007年,这一状况有所改善。
“中银国际在成立近十年后,才迎来真正的发展时机。”一位中银国际的元老不无感慨地表示。中银国际是中国银行旗下的全资附属投资银行机构,是中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主力平台。中银国际于1998年7月10日在香港注册成立,法定资本10亿美元。
2001年,中银证券获准成立,成为获得人民币普通股票(A股)综合类证券商牌照的中外合资证券公司,中行全资子公司中银国际持有其49%的股权。一年后,按照新的世贸组织规则,合资券商的外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33%。为了在没有绝对控股权的情况下保障对经营管理的实际控制权,中银国际分别与几家发起人股东签署了管理合同,以49%股份获得了100%的管理权。
中银国际虽然是中银证券名义上的大股东,但中银证券的实际管理权一直都在中行总行。因此,当中银国际奋斗多年,终于获得至今争议犹存的市场化薪酬激励机制时,中银证券并没有水涨船高,有时和中银国际做同一个项目但激励程度却相当悬殊。二者的同工不同酬,使得中银证券并没有实现其应有的价值,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人们的印象中都没有可圈可点的业绩。
不过,据《财经金融实务》记者了解,2007年下半年,中行总行终于把中银证券的人事权和管理权第一次下放给了中银国际。此后,中银国际开始改组整合中银证券。
“中银证券至少储备了20个项目,很多都是明年的亮点项目,其中不乏承销规模达百亿元的独家大单。” 中银国际首席执行官王岩称, “在今年H股上市难度加大的情况下,中银国际依然拿到八到十个IPO项目。”
2007年,中银国际参与发起设立了国内第一只人民币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令业内瞩目。另外,中银国际还有意在香港发起设立一只美元基金,负责投资国内的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在过去比较薄弱的二级市场配售,中银国际亦有突破。“过去几年仅做过中银香港一单二级市场配售,而2007年仅二级市场配售就做了十单。”
“2007年我们的利润较2006年增长50%,为中国银行创造的股东资本回报率达到40%。”王岩对记者说。在汤姆逊提供的投资银行IPO承销规模排名中,去年,中银国际在H股排名第三,其中国公司中银证券在A股承销中排名第五。
“与很多中资投行相比,我们的盈利结构更为合理,我们不是仅仅依靠IPO赚钱,而是IPO、债券、定息收益。”王岩说。
「建行投行开元之年
恢复设立的建行投行部,则在多个领域实现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建行投行部总经理、建银国际董事长王贵亚告诉《财经金融实务》记者,2007年是建行投行部新生的第一个计划年度,其投行条线收入比上年翻了一番,以承销短期融资券、资产证券化、IPO顾问、财富管理等多种新型投资银行业务。其中,短期融资券业务累计承销量和当年承销量连续三年保持同业第一。同时,理财产品取得了较大的增长,其中信贷资产类信托理财产品发行量在市场同类产品中居于首位。
2007年,建行投行部相继推出新股申购类、开放式基金类、封闭式基金类、私募股权投资类、股票精选类等多种形式的“财富”理财产品,针对机构客户推出了基于信贷资产和资本市场的两类“乾图理财”系列产品,推出了基于票据的信托理财产品。理财产品覆盖普通客户、高端客户、机构客户,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从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几十甚至到百分之几百,理财产品的年限从半年到一两年甚至到五年、七年。
在新型财务顾问业务方面,建行成功重组了一家A股ST上市公司,并充当了一家大型造船集团的上市财务顾问。
去年,建行还对2004年成立于香港的建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建银国际)增资3亿美元,以其为载体推进建行的投行业务,进而实现建行寻求新的盈利增长点的“蓝海战略”。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三年来,建银国际在海内外联动方面进行了多种探索和尝试。仅2007年一年,不仅以保荐人和承销商身份参与21家香港IPO项目;还以财务顾问身份,帮助马来西亚物业公司完成英国主板上市项目;也参与建行A股上市及其他A股上市公司重组项目,积极开拓内地业务。期间,它还以配售身份,协助上市公司进行配股筹资;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投资全球最大的水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供货商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1893)等。
2007年,建银国际通过国际配售途径入股中国最大锆业制造商――亚洲锆业(香港交易所代码 :0395),占该公司配售股权的10.37%,成为其主要股东。 亚洲锆业是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国内锆化学产品的制造商将受惠于中美两国推动核能所带来的商机,预计未来全球对锆业产品的需求将进一步上升。
据悉,该项投资出自建银国际旗下Post-IPO基金,该基金主要通过配售及直接买入等方式对已上市公司进行投资。截至目前,建银国际已管理7只基金,包括对冲基金、Pre-IPO基金、并购基金、Post-IPO基金等。该系列基金主要投资于包括内地在内的新兴市场,涉及能源、新材料、消费、资源等多个行业,投资周期涵盖1个月至5年的较宽范围。根据计划,建银国际将与内地机构紧密联动,进一步加大在内地的投资运作力度。
建银国际旗下资产管理公司还曾于2006年年初,联合高盛、渣打银行等,对中国房地产公司世茂地产进行了上市前财务投资,并于当年完成了对中国最大智能交通集团及位列国内三甲的大型烟草包装印刷商的投资。
2006年11月,建银国际以可转换债券(CB)方式,投资中国智能交通行业中惟一一家具备从研发到增值服务完整产业链的高科技集团,成为其上市战略投资者。2007年,建银国际再次以可转债方式,成为国内一家大型别墅发展商的上市战略投资者。
同时,建银国际还以中外合资方式,成为一家太阳能电池及原料生产商的上市战略投资者。此外,建银国际还参与了工商银行、中海油化学及中信银行等多个上市公司的配售。
「突破牌照障碍
尽管障碍重重,各家银行并不讳言自己对牌照业务的憧憬和努力。
工行董事长姜建清曾表示,资产管理业务是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而要使银行加快发展这项业务,必须进一步地拓展其投资空间,包括私募基金、股权投资基金、信托公司投资等领域。姜建清称,当前,全球私募基金方式主导的交易占并购交易总量的20%,已成为全球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虽然拥有客户资源、网点渠道等很多优势,但因为缺乏开展投行业务的必要牌照,很多业务拓展受限。”一家国有银行的投行部负责人坦承。
通过其海外的分支机构,从事投行业务是商业银行当下规避境内混业约束的无奈选择。如建行借道建银国际,中行通过中银国际,工行拥有工商东亚,交行亦成立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他们共同的使命就是“代表总行对外开展投资银行业务”,进入传统商业银行不能涉及的投资银行业务领域。
“尽管没有国内牌照令我们错失了很多机会,但我们与国际知名投行战略合作,同样成绩可观。商业银行庞大的客户需求,为我们发展投行业务奠定了坚实而广阔的市场基础。”前述人士表示。
尽管投行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但王贵亚认为,银行系投行的一个重要优势就在于庞大的客户群,只有充分依托并调动传统商业银行的客户优势,银行系投行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王贵亚认为,这就需要良好的合作机制:对内,是总分行与建银国际的联动;对外,是与其他有牌照优势的专业公司的合作。 去年在香港上市的中国淀粉(香港交易所代码:3838),就是通过建行山东分行与建银国际联动实现的。
据了解,为弥补缺少牌照的劣势,建行还与其他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开展了战略合作。据透露,2007年全年,建行投行部共与境内合作伙伴营销了近百个境内IPO项目及多个股权投资项目。
2002年,工商银行率先成立投资银行部,成为国内第一家开办投行业务的商业银行。2007年,工行与南非标准银行共同发起设立了海外的矿产资源类投资基金,在非牌照类投行业务方面取得较大增长。工行董秘潘功胜对《财经金融实务》记者表示,其他牌照类业务的发展取决于国家政策,只要政策允许,工行都会“认真考虑”。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特别是适度从紧的货币信贷政策的持续推行,银行信贷规模日趋紧张,各家商业银行都希望通过金融创新缓解信贷压力,维护客户关系。这就使得非牌照类投资银行有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IPO;长期弱势;CAR;BHAR
一、引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s)长期弱势现象IPO研究领域的三大热点之一,它是指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公司的股票在上市后一段时间里给其所持有的投资者带来的收益率要比其他同类型非首次公开发行公司股票的收益率要低。国外研究表明,新股上市以后普遍存在着3年左右的弱势现象,而我国学者对这一现象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分歧。
二、计算IPOs长期超额收益的俩种主要方法
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测量股票绩效的方法不仅影响到超额收益的大小也会影响到统计检验的效度和信度。计算超额收益的方法是研究股票长期表现的重要问题。
对个体股票超额收益的测量俩中方法是:累积超额收益(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和购买持有超额收益(buy and hold abnormal returns)。累积超额收益:
股票i在时间段T的累积超额收益(CAR): CARiT=
购买持有超额收益:
股票i在时间段T的购买持有超额收益(BHAR):
BHARiT= -
ARiT 是股票i在T时间段内的超额收益,RiT是股票i在T时间段内的收益,E(RiT)是股票i在T时间段的期望收益,那么ARiT =RiT -E(RiT)
三、IPOs长期弱势现象的理论解释
1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解释
Ritter(1991)对股票发行后的长期弱势给出了行为金融学的解释。国外的研究认为,正是投资者对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盈利前景的过度乐观(overoptimistic)或者对IPO市场公布信息的过度反应(overreact)引起了初始价格的非理性增高。然后随着信息的逐渐披露股票的真正价值凸现,投资者基于乐观预期的投资热情会减退,股票价格会随之逐渐回落到真实水平。行为金融学认为投资者的不理性情绪和行为是导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长期弱势的真正原因。他们提出了三种较为系统的理论解释:
a.意见分歧假说。该假设首先否定传统有效市场理论的一致性预期假说,认为证券市场上的众多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未来现金流量及潜在成长性有不同的推测,即投资者具有多样化的预期。证券市场上存在乐观投资者和悲观投资者,他们对新股价值的预期基于自己掌握的私有信息。
b.主持人假说。Shiller(1990)提出了主持人假说,他认为由于新股发行成功与否和新股销量的多少都会直接影响投资银行的声誉或佣金收入。为了使新股的发行顺利进行,投资银行在包装、宣传新股发行公司的过程中扮演了“主持人”的角色。
c.机会窗口假设。也叫做发行时机选择假设。该假说认为发行人往往会选择在企业发展的高峰时期发行新股,或者选择投资者对企业的发展前景过分乐观的时候发行新股。
2.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解释
投资者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是发行人公开披露的招股说明书,而获取更多的信息需要支付额外的成本,所以发行市场不存在帕累托效率的均衡点,发行人拥有天然的信息优势。因此发行人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特性来散布虚假信息或者有偏差的乐观信息。投资者缺乏可靠的信息来源,对于发行人披露信息的盲目信任就损害了其长期投资利益。基于投资者和发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特性,国外学者提出了以下几种假说来解释IPOs股票长期表现欠佳的现象:
a.盈余管理过度假说。对于投资者来说,有关公司的历史信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投资者通常会依据所提供的历史信息来大致判断风险和收益,并做出投资决策。由于在发行前关于发行企业的信息是有限的,投资者必须依赖招股说明书和路演中披露的信息来判断企业的价值,特别是那些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这种对披露信息的高度依赖再加上发行企业有尽可能最大化发行价格的动机,发行企业就有可能通过盈余管理来引导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评价。
b.盈利预测的“过度乐观”假说。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上,盈利预测信息主要来源于分析师和发行公司管理层。由于分析师所在的投资银行与发行公司往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不可能对于发行人的盈利前景提供客观的预测。而公司管理层对于自己的公司往往过分自信或过分乐观,为了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参与,他们也会过分乐观地预测公司的盈利前景。但是投资者逐渐会发现他们对盈利预测信息的过度反应,即由于公司的真实盈利低于分析师的预期,投资者会逐渐修正对公司的评价,这样就引起了新股长期表现欠佳。
c.信号假说。所谓信号是指与发行相关的其他信息,如中介机构知名度、发行规模和公司历史等因素可作为发行公司质量的一种信号,这些信息可以减少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而对新股的长期表现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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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几天前的11月9日,高盛刚刚以每股4.88元-5元的价格,出售其所持约24亿股工行H股股份,套现约117亿港元。次日,工商银行H股大跌8.48%;更早前,中行、农行等中资银行已多次遭境外银行减持。分析认为,随着欧债危机蔓延,中资银行的外资股东迫于财务压力不得不频频减持中资银行股。同时也传递出对中资银行股前景的担忧。
美银食言
美银三季报显示,截至9月底,其一级普通股权益资本比率为8.65%,而同期摩根士丹利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3.1%,高盛为12.1%,摩根大通为9.9%。“的确需要补充一级核心资本”。美银CFO汤姆森在公告中表示,预期这次交易能带来约2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4.4亿元)的额外一级资本,令一级资本比率上升0.24个百分点。
这是美国银行年内第二次减持建行股份。早在今年8月底,美国银行在其官网宣布,出售其所持建行10%股份中的一半,筹得83亿美元,旨在加强其资本基础。截至今年三季度末,美银仍持有125亿股建行股份,约占建行总股本的5.2%。
当时建行称,对美银出于自身原因减持部分股份表示理解,并将与美国银行继续开展新的5年战略合作计划。彼时美银亦承诺未来12个月内无增持或减持建行股份的计划,称将长期作为建行的重要股东,未来双方的战略合作地位不会改变,将继续开展新的5年战略合作计划。而今时隔3月再度食言,让市场诧异。
“美国银行此次减持建行股份主要是出于自身原因考虑,包括作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对资本比率的要求,属于正常市场行为,此次减持对建行经营发展没有影响。”建设银行行长张建国对此表示。
张建国解释道,“美国银行至今仍多次表示,他们对建行的经营状况满意,对建行发展前景看好,认为建行具有长期投资价值”。今年9月初,建行与美银签署的新的战略合作协议,已经将合作期延长至2016年12月31日。美银将在零售及私人银行、投资银行、电子银行、金融市场、信息技术等领域向建行提供战略协助。
后据外媒报道,此次美银出售建设银行104亿股股份的交易中,接盘者仍是中外合作的模式,淡马锡控股收购了其中近1/3的股份,外加一些中资机构。数据显示,2005年6月,美银入股建行,成本价低至每股1.065港元。过去三年间,美银套现了5次。入股建行6年,美银纯利156亿美元,利润率131%。
高盛言行不一
靠抛售中资银行股权而自救的外资银行,除了美银还有高盛。
11月9日,高盛宣布以每股4.88-5元的价格,出售其所持约24亿股工商银行H股股份,约套现港元117亿。
截至目前,高盛已经先后三次减持工行股份:2009年6月高盛出售其所持工商银行股份约20%,获利19.1亿美元;2010年9月高盛再次出售30.4亿股工商银行股票,占高盛所持工商银行剩余股份的比例超过1/5。2006年入股工行,高盛5年获利约83.9亿美元,利润率达325%。
对于此次减持,工行行长杨凯生对媒体表示,理解和尊重高盛的“市场行为”。“减持是出于调整资产结构的需要,高盛仍然认为工行具有投资价值。”而高盛方面也表示,高盛即使减持后仍持有较多工行股份,双方战略投资合作伙伴的关系不会因为出售股份而改变,目前双方的合作项目仍正常按计划进行。
但有意思的是,高盛此前却口口声声表示看好工行的投资价值。10月,国际投行高盛连发两份报告称,看好中国概念股,而工行H股正是其最为看好的股票之一。高盛在报告中预测,工行H股潜在升幅将达50%。
如此“言行不一”,分析认为高盛主要是此前亏损严重,急需救火。高盛10月18日的财报显示,由于投行业务、资产管理以及证券承销业务收入大幅缩减,其第三季度净亏损4.28亿美元。这是高盛自上市以来第二次出现季度亏损,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季度亏损。
对于高盛来说,此前恒康公司和美国国际集团等要就高盛销售的抵押贷款相关产品对其提讼,高盛可能诉讼损失估值约26亿美元,套现很大方面可能用于高额诉讼费。
中资银行前景堪忧?
除了工行、建行外,今年以来多家中资银行频遭减持。今年7月,中国银行被淡马锡减持52亿股,套现金额高达190亿港元。10月份,农行H股先后被德银和摩根大通减持。
在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外资银行短期频繁减持,对中资行影响几何?其“市场行为”背后的指向究竟如何?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看来,外资行的频频减持是它们需要自救。“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补充资本金,美银面临2.5%左右的压力,高盛更是从盈利到资本金全面紧张。少量减持是因为舍不得,不得不减持是因为自身调整需求。”
“这只是一方面,”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些外资行对内地银行业前景担忧,主要是来源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增速放缓的房地产业的风险敞口可能导致不良贷款激增所带来的不确定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2009年10月份至2011年4月底,在我国创业板市场已经有超过218家公司成功上市。创业板股票发行时的市盈率和换手率都非常高,上市首日的股价涨幅平均超过38%,在第一批28家上市公司的上市当天,股票价格涨幅均值高达106.23%,这不得不引起人们对创业板市场股票发行某些特异现象的关注。中国股票市场现包括主板A股和B股、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创业板市场已经推出一年多,但还是一个新兴的资本市场板块。
创业板市场的推出受到风险资本的青睐,因为IPO是风险资本退出的主要途径之一,在我国的比例很高,有的年份超过了2/3。我国创业板市场的IPO抑价程度又比较严重,研究风险资本对创业板市场IPO抑价,有重大意义。本文针对我国创业板市场股票首次公开发行的上市首日股价涨幅非常高的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着重对创业板发行市场IPO抑价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一、IPO抑价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大量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是IPO抑价现象的主要原因,如Rock(1986)将拍卖过程中的赢者诅咒假说引入IPO 抑价的研究,指出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IPO低定价。Grinblatt and Hwang(1989)认为投资者不能完全区分公司业绩的好坏,公司需要向投资者发出真实的信号,IPO的招股价和发行公司原股东保留股份比例是公司内在价值的信号,业绩较好的公司将通过低价发行方式告诉投资者本公司拥有美好的发展前景,将在上市后的增资发行中通过高价发行来弥补IPO低价造成的损失。这两者是从投资者信息不对称角度来看待抑价问题。Baron(1982)则从承销商和上市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分析了IPO抑价情况。投资银行对于上市公司有更多有关资本市场及发行定价方面的信息,上市公司(委托人)不能很好地监督投资银行(人)的行为,投资银行通过低价发行提高IPO成功概率。
不过承销商的声誉也有利于降低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Logue(1973)利用美国1965年至1969年间的250个新股资料,通过比较两类投资银行承销的新股定价情况,发现普通投资银行承销的IPO定价偏低程度要大得多。Neubergerand Hammond(1974)采用816家新股作为样本,发现两类投资银行承销的新股上市后第一周的价格升水显著不同,高声誉的投行承销的新股定价偏低程度明显要比普通投资银行要小一些。很多研究认为高声誉投行承销的新股定价偏低程度较普通的投资银行小。Brennan and Franks(1995)分析指出,基于管理层分散所有权的需要,也会导致IPO抑价。Booth and chua (1996)还分析了流动性需求的影响,股票上市后需要保持一定的流动性才有助于其价格发现,流动性以大量投资者交易为基础。IPO抑价造成超额需求,股东量大、股权分散,增加股票流动性,又防止公司被收购。
IPO抑价也可以看成是上市首日投资者追捧股票造成了当日股票交易价格上涨,这也可以从市场投机角度来分析。Aggarwal and Rivoli(1990) 视因部分投资者的过度乐观而导致的股价暂时高估的情况为投机泡沫。Jenkinson(1996)认为承销商通常出售的是一个给人以希望的概念,不是已经证明的事实,上市后的投机泡沫或过度反应所致市场上过度的乐观,新股发行价格低估并不是承销商或上市公司的有意行为。因此,股票IPO,投机因素会将股票价格推高。
国内多数是用我国的数据对上述抑价理论模型实证检验,检验适用性,并说明我国如何减少发行抑价。王晋斌(1997)以Rock的信息不对称模型为基础,用20世纪90 年代后期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数据,IPO抑价可能是我国的发行制度造成的, 如发行市盈率的限制及审批制度等。Liu Ti(2003)选取了在1999年至2002年发行的354支股票,发现二级市场的平均市盈率、新股发行的募资总量、上市首日的换手率与IPO抑价程度正相关。宋逢明、梁洪昀(2001),在股市发展初期,股票供求关系的极度不平衡造成了新股抑价的现象。
梁洪昀(2001)发现上市首日换手率、上市当日新股成交额占市场总额的比例都与初始回报正相关,即从众效应或者说投机性越高,初始回报越高。发行市盈率与初始回报无显著相关性;但是相同行业的公司,其初始回报往往在同一水平上,即二级市场的行业市盈率与初始回报正相关。胡青平(2002)提出了风险转移补偿假说,认为股票首次发行是企业原有股东对新股东的风险转移,因此新股超额收益是对该风险的一种补偿。陈柳钦、曾庆久(2003)发现发行市盈率与IPO抑价程度正相关,中签率、募资规模与之负相关,二级市场存在过度投机,人为地高估上市价格是造成IPO抑价较大的重要原因。前期对中小企业板市场IPO抑价现象研究表明,投机―泡沫因素可以解释IPO抑价。李建超和周焯华(2005)以2004年6月到11月间所有在中小企业板发行的38只股票数据,进行IPO抑价的多因素分析,得出中小板存在相对严重的IPO抑价现象以及二级市场存在投机―泡沫现象的结论。但信息披露等制度对解决中小企业板的IPO 抑价现象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西方的IPO抑价理论模型,以及中国在A股市场和中小板市场的IPO抑价现象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承销商等中介、二级市场的反映等是IPO抑价现象的原因,中国市场的实证则可具体到新股募资总量、发行市盈率、每股收益、发行前的市场状况、上市首日换手率、股票供求关、发行的价格、时间、承销商声誉、上市当日新股成交额占市场总额的比例、中签率等因素。这些在中国A股市场和中小板市场对IPO抑价产生影响的因素可能也会在创业板市场对IPO抑价造成影响。
创业板上市的是一些高风险、高成长、高技术行业特征的企业,风险资本参与推动公司上市,是创业板的重要特征之一,而中国主板市场和中小板市场的IPO抑价研究未对风险资本因素进行探讨。实际上Megginson和Weiss(1991)对1983年至1987年美国股市进行研究发现,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IPO抑价率比没有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要低。Barry(1990)针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指出,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比同期上市的其他企业质量要好,即风险资本具备筛选功能。但是也有研究表明风险资本的介入会给公司IPO带来逆向选择效应,即发展良好的公司会采取自我融资,高风险的公司往往引入风险资本,造成风险资本的支持成为公司质量不够好的信号显示,使其IPO抑价率比无风险资本支持的公司要高。
王林波、陈倩、薛亚楠(2010)对创业板上市的28只股票,2004年到2009年年底主板116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他们认为对创业板市场抑价水平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为首批可流通股份、股本可流通比率、新股发行价格以及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影响主板抑价水平的主要因素是首批可流通股份、新股发行价格、新股上市首日换手率、新股上市前一日大盘指数、新股上市首日大盘收益率以及首发实际筹集资金。它们研究样本小,而且28只股票集中在同一天上市,影响了分析效果。
二、创业板上市公司首日涨幅模型构建
前面分析可知,IPO抑价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来自于发行人,二是来自于发行中介,如承销商等,三是来自于投资者(市场)。造成抑价的因素可以分为四类:Ⅰ发行企业的特点因素,如是否有风险资本背景,所属行业,筹资规模,经营历史等;Ⅱ发行企业的业绩因素,如每股收益,市盈率等;Ⅲ市场因素,如中签率,首日换手率等;Ⅳ其他因素,如发行价格,承销商声誉等。本文就根据这四类因素,对创业板市场IPO抑价情况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研究。
(一)模型假设
假设1:风险资本对IPO抑价有影响。
前文分析了风险资本背景上市公司的IPO抑价问题。但是分析表明风险资本对IPO抑价的影响可能为正效应,即降低IPO抑价程度;也可能是负效应,使IPO抑价效应增大。
假设2:行业特性对IPO抑价有影响。
行业特性会影响股票的发行价是通过定价过程实现的,但是由于创业板设立不久,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与主板和其他板块的上市公司之间的可比性受影响,P/E、P/EBIT等类比指标的适用程度还需经历检验。另外,因缺乏可比公司,创业板二级市场的首日收盘价受到二级市场的行业市盈率的影响的程度不确定。所以,虽然在其他板块上市公司中行业特性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IPO抑价。但是,创业板中这种影响的过程更为复杂,其影响还不能定,有可能不存在。
假设3:发行筹资规模与IPO抑价负相关。
发行筹资规模较小的股票,由于受到短线投机者的追捧,往往中签率也较低,其上市交易价格比较容易受到操纵,因此IPO抑价一般较高,这就是所谓小盘股效应。
假设4:公司成立时长与IPO抑价负相关。
公司成立时间长短,客观上代表着公司的成长、成熟程度,往往反映处于行业、产品生命周期哪个阶段。成立时间越长,被大众熟悉的程度相对越高,投资者对其信息掌握程度相对高,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其股票内在价值越容易被投资者所发现。因此,公司成立时间与首日涨幅负相关。
假设5:发行前一年的收益与IPO抑价正相关。
发行前一年的每股收益可以反映新股发行企业的盈利状况,较高的每股收益说明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较好,在二级市场更容易受到追捧,因此其IPO抑价应该较高。
假设6:发行市盈率与IPO抑价正相关。
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高风险性,必然导致较高的投机性。市盈率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投机程度衡量指标。市盈率越高说明投资者的热情越高,投资和投机气氛越大,当市盈率超过某特定值时候,数值越大表明投机性越大。投机程度越大越推动新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上升。因此,可以认为市盈率与IPO抑价正相关。
假设7:中签率与IPO抑价负相关。
中签率是发行规模与实际有效申购规模的比率,申购规模越大说明股票潜在需求越大,对上市首日的股票价格上涨的推动作用也越大。因此,中签率与IPO抑价负相关。
假设8:首日换手率与IPO抑价正相关。
换手率的高低反映股票交易的频繁程度,我国股票发行后的首日换手率普遍较高,这与股票市场不成熟,投资者热衷于短线操作有关。虽然相对充分的交易有利于发现股票的真实价值,过于浓厚的投机气氛却促成了新股上市当日股票价格的非理性上升,这种投机往往对推高IPO抑价有影响。
假设9:发行价格与IPO抑价负相关。发行价格较低的股票,在二级市场的上升空间较大,更容易被炒作,从而可能造成IPO抑价较大。
假设10:承销商声誉与IPO抑价负相关。
高声誉的承销商意味着高的上市公司质量的信号发送,投资者对高声誉承销商对新股股票发行定价有更高的认可度,承销商也就越能够将定价接近股票内在价值。因此,承销商的声誉与IPO抑价负相关。创业板市场承销商的规模相对较小,声誉较主板市场承销商声誉差一些。
(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根据以上的模型假设及理论分析,构建如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三、创业板市场IPO抑价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一)数据选取与样本描述统计
1.样本选取和数据采集。本文选取了2009年10月30日至2011年4月30日,在我国创业板市场上首次公开发行,并成功上市的发行的218只股票相关数据(数据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信息)。
2.样本的描述统计。对样本区间内的218只股票进行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1)样本区间内,上市首日涨幅均值为38.04%,63只股票的上市首日涨幅超过50%,首批上市的28只股票均在其中,均值达到106.23%,说明投资者对创业板推出的长久期待效应对上市首日涨幅有较大影响。后期,创业板上市的股票首日涨幅没有那么高,甚至有27只股票发行当日收盘价格低于发行价格,天瑞仪器上市当天收盘价跌破发行价16.68%。
(2)新股发行筹资平均规模为7.73亿元,44家筹资超过10亿元,5亿元到10亿元的股票108只,5亿元以下的66只。
(3)新股发行公司的成立时间平均为9.85年,比创业资本市场成熟国家的期限要长,这和我国创业板市场推出的时间有关,影响了一些创业企业的上市时机。
(4)新股上市前一年的每股收益平均为0.73元,都是正值,这和首次公开发行的限制条件有关。最小值为0.22,最大的为2.37。直观上,上市前一年的每股收益与上市首日涨幅之间的关系,不能发现明显的相关性,创业企业的历史业绩或许与上市首日涨幅无关。
(5)新股的平均发行市盈率67.74,首批28支股票的发行市盈率平均值为56.06,第二批8支股票的发行市盈率平均值为67.54。最小的也达到了37,新研股份的市盈率最大,为150.82,它的上市时间是2011年1月7日,投资者信心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好转而好转。总体而言,由于创业板上市的企业缺乏同类比较的企业,以及投机因素的存在,市盈率波动很大。
(6)新股发行的中签率平均值2.69%,最大值24.39%,最小值0.3%。总体分布情况见附件图二。最初28只股票的中签率均低于2%,其中有21只股票的中签率小于1%,占75%。一方面当时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效应还在,国内资金缺乏投资渠道,创业板的推出为投资者创造了投资机会,另一方面也说明市场对创业板上市的企业的追捧。
(7)新股发行的平均换手率是70.37%,最小值也达到了18.42%,最大的为91.48%。与我国A股主板市场和中小企业板的情况相比,明显偏高。
(8)新股发行价平均在34.45元左右。发行的最高定价的是汤臣倍健,发行价为110元,发行市盈率更是高达115.29倍,换手率为81.12,上市首日涨幅仍然达到33.44%。
(9)创业板上市的218家公司中,有144家有风险投资背景,占66%。有147家上市企业属于新兴行业,有167家企业上市的承销商实力强,属于声誉好的类型。
(二)实证结果:模型的回归过程及结果
本文运用Eviews6.0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系数的t检验结果表明,当α=0.05时,tα/2(n-k)=t0.025(36-12)=2.064,除X7和X8的系数之外,其他的变量的系数t检验都不显著。表明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导致某些自变量对上市首日涨幅影响不显著的现象,此处检查了模型中各个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由相关系数矩阵可见,各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下面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检验和解决多重共线性的问题,结果如表3所示。
对修正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表4所示。修正模型,即方程式(2)整体通过检验,说明该模型在0.05的水平上是显著有效的。即对我国创业板新股上市IPO抑价水平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发行市盈率、中签率、首日换手率,而风险投资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1)发行市盈率对IPO抑价影响显著。发行市盈率越高,即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前每股收益越高,IPO抑价程度越低。发行市盈率综合了发行定价和每股收益两个因素的影响,定价越高,相对而言IPO抑价程度也就越小,同时,每股收益越高,投资者对股票也就越看好,对股票的追捧也就越强烈。
(2)中签率对IPO抑价影响显著。中签率越大,首日涨幅越小。中签率越低,即发行规模与申购规模之比越小,说明投资者申购很积极,潜在的购买需求大,从而推动股价上涨。
(3)换手率对IPO抑价影响显著。换手率越高,首日涨幅越大。换手率越高,意味着发行当日该股票的二级市场交易越活跃,对发行新股的需求越大,从而推动股价上涨。
四、结论
本文针对我国创业板市场IPO抑价现象,分析IPO抑价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在尽可能从更为全面的角度来看IPO抑价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风险投资因素的影响。对218个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签率、发行市盈率、首日换手率对上市首日涨幅有显著影响,而风险投资背景、行业因素、筹资规模、发行定价、发行前一年每股收益、公司成立时长和承销商声誉、发行流通股份对上市首日涨幅影响不大。风险投资因素对创业板IPO抑价水平影响不显著的结论表明,在我国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没有从上市公司本身特点和经营业绩角度去进行投资分析,多数是投机性的股票买卖。我国的风险投资业发展表明,由于风险投资更多在企业的中后期投入,因此风险投资的的介入,往往意味着企业在行业特性方面具有更高的成长性和稳定性,风险投资公司会帮助上市公司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经营业绩,帮助其实现上市融资,扩大生产的计划,理论上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上市公司应该有较低的IPO抑价水平。
IPO定价是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IPO的定价会影响到上市公司的实际融资效益,关注中签率、发行市盈率、首日换手率,规范和引导创业板二级市场的交易,降低创业板IPO抑价水平,有利于提高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融资效益,提高创业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促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推动技术创新和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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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吴占宇,汪成豪,董纪昌.中小企业板IPO抑价现象及缘由实证研究[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9,39(9).
[12]王晋斌.新股申购预期超额报酬率的测度及其可能原因的解释[J].经济研究,1997(12).
[13]熊虎,孟卫东.核准制下投资者行为偏差和中国IPO 抑价实证研究[J].软科学,2007(4).
[14]宋逢明,梁洪昀.发行市盈率放开后的A 股市场初始回报研究[J].金融研究,2001(2).
[15]韩德宗,陈静.中国IPO定价偏低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01(4).
[16]杨丹,王莉.中国新股发行抑价:一个假说的检验[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5).
[17]陈柳钦,曾庆久.中国股市IPO抑价实证分析.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3(4).
Effect of Venture Capital on the Chinext IPO Underpricing
ZHU yuan-jia, LI Yang
新股发行的短期抑价,是指新股在首次公开发行时定价较低,而在股票首日上市交易时价格较高,投资者认购新股能够获得超额报酬的一种现象。Reilly 和Hatfield(1969),Stoll 和 Curly(1970)以及Reilly(1977)等学者首先研究了IPO问题。他们通过研究发现,IPO上市首日的收盘价格相对于发行价格而言出现了系统性的上升,且上升幅度远高于同期的基准收益率,即参与新股发行的投资者可以获得超出市场正常水平的超常回报,从而产生了短期抑价。IPO抑价问题存在于世界各国IPO市场。国内外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新股发行抑价在世界各国的股票市场中几乎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还足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都存在着显著的新股发行抑价现象,因此又被称为“IPO抑价之谜”。有关IPO短期抑价的研究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是现代公司金融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为破解这一“IPO抑价之谜”行为金融学,国内外的学者们给出了许多的理论,包括从信息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等方面的解释等等。本文拟从现有的各种解释IPO抑价的理论及对我国股市IPO抑价的研究两方面对国内外的IPO抑价研究加以综述。
一、国外关于IPO抑价现象的理论解释
对于IPO抑价现象,自从Ibbotson(1975)因不明其理而以“谜”称之以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和会融学家纷纷投入大量的精力,尝试从不同角度来研究IPO抑价的行为。国外学者对于“抑价之谜”归结出以下假说:
(一)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解释
1.胜利者的诅咒假说
Capen、Clapp 和Campbell (1971) 首先提出 “胜利者的诅咒”概念,他们认为,在任何拍卖活动中,拍卖物的价值都是不确定的,胜者通常是对拍卖物定价过高的人,所以,拍卖物的收益通常低于正常收益。Rock(1986)提出定价过高可能导致投资者和发行人陷入“胜利者的诅咒”。发行公司对IPO的市场价值不确定,但是又必须确定发行价格。在有信息的投资者和缺乏信息的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缺乏信息的投资者的报价与有信息的投资者的报价相比较高,其认购 IPO的机会大于有信息的投资者,这就将面临“胜利者的诅咒”。为了吸引缺乏信息的投资者,发行公司必须使IPO定价偏低。所以,IPO上市后的市场价值越不确定,IPO定价偏低程度越大论文开题报告范例。
2.市场反馈假说
Benveniste 和 spindt(1989)假定发行人使用簿记机制收集投资者需求的真实信息,如果需求强烈,发行人就会设置一个比较高的发行底价。如果潜在投资者知道其表示支付一个较高价格的意愿将导致一个较高的发行底价,那么他们将要求得到回报。为了让投资者显示自己的真实意愿,发行人必须提供更多的股份并以适当的折价来激励表明愿意以较高价格认购的投资者。发行人给予投资者的抑价就是为了得到潜在投资者真实意愿而付出的补偿。
3.投资银行家的买方垄断力量假说
Baron(1982)提出投资银行的买方垄断假说。他假设承销商与上市公司在签订合同之前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承销商比上市公司拥有更多的有关发行定价方面的信息。由于上市公司(委托人)不能很好地监督承销商(人)在股票发行过程中的行为,这样承销商就会利用他们对市场的专门知识低估发行的股票,减少承销商在承销该股票时的风险,树立较好声誉,获得客户的青睐。Muscarella和Vetsuypens(1989)发现当投资银行自己发售时行为金融学,他们同样会低估股票,而且低估程度和其他相似的IPO公司一样多。
4.信号假说
由Allen和Faulhaber(1989),Welch和 Grinblatt 和 Hwang (1989)分别建立了各种信号显示模型。这一模型是基于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这一模型中,假设上市公司了解其自身价值高低的有关信息,而投资者无法知道公司的真正价值,优质公司为了把自己与其他公司区分开来,必须向投资者传递一定的信号,因此他们会采取抑价发行新股以吸引投资者。IPO低价发行的损失可以在等投资者了解公司的真正价值后的后续发行中得到补偿或者在后来增加分红来得到市场的认同;而差的公司要模仿高价值公司,则会付出很高的代价,这是因为若开始采取低价发行的方式,在随后的发行中将得不到补偿,即业绩差难以在以后的增发中高价发行。
(二)基于制度的解释
1.诉讼回避假说
承销商承销股票的过程中,为了使发行成功,保证一定的超额认购倍数,往往倾向于保守定价,造成新股抑价发行。Tinic(1988)指出,由于法规要求发行人及其上市的中介者必须充分地披露公司的有关信息,但又没有制定一个统一明确的标准,而且监督核查的成本很高,难以充分实施,这就使承销商承担的风险较高。因为只有那些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中遭受损失的投资者才会提起诉讼,为了避免上市后股价跌破发行价带来的市场压力,承销商有意识地低估股票的发行价格,确定较低的发行价格以减少他们的法律责任。Hughest和Thakor(1992)又提出了几个与法律诉讼威胁相关的定价模型。而 Drake 和Vetsuypens (1993)的研究表明法律责任考虑并不是大规模 IPO 抑价的主要原因。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其法律诉讼并不明显,但其抑价程度却比一些发达国家高得多。
2.价格支持假说
认为新股折价并非发行人事前有意为之行为金融学,而是事后价格支持行为所造成。新股定价于市场的期望价值,然而新股上市后如果价格有可能跌破发行价,则投资银行介入市场操作以支撑价格,这样造成一个平均超额首日回报的假象。
3.税收利益假说
Rydqvist(1997)研究了税收政策对IPO折价的影响。Rydqvist发现,税收政策可以解释瑞典的新股首日超额回报现象。瑞典在1990年以前,工薪收入的税负比资本收入要重。为了避税,企业倾向于分配给员工资产以代替工薪,抑价的新股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1990年,瑞典政府要求与抑价相关的收入纳税,这一政策导致新股抑价从1980-1990年的41%下降至1990-1994年的8%。
(三)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解释
1.攀比假说
Welch(1992)提出从投资者心理的角度来解释IPO溢价现象,他认为投资者普遍有很强烈的从众心理,即在做投资决策时常常会观察其他投资者的行为,并做出相类似的行为决策。如果一个投资者发现无人愿意认购IPO,即使该投资者对此IPO拥有信息上的优势,他也不会认购;如果一个投资者发现有人愿意认购IPO,即使该投资者缺乏对此IPO的信息,他也会认购。为了避免由于缺少投资者购买导致的IPO发行失败,发行商通常会降低IPO定价,以便吸引第一批潜在的投资者,产生攀比效应。
2.所有权分散假说
Booth和 Chua(1996)认为新股上市后需要保持一定的流动性才会有助于其价格发现,而流动性需要通过大量投资者交易该股票才能实现。发行人故意压低新股发行价格,为的是造成投资者对新股的超额需求,从而使公司拥有大量小股东,这种分散的股权将增加公司股票的流动性,从而防止公司被收购,降低公司外部对公司管理层所造成的压力行为金融学,提升企业的价值。Brennan和Franks(1997)认为通过低价发行使投资者对股票产生过度需求,可以避免上市公司股票的大部分被少数人持有,他们通过实证分析证明,股票首次公开发行的定价程度越低,其股权分散程度也就越低。
3.投资者情绪
Ljungqvist,Nanda,和Singh(2004)认为,存在卖空限制的新股市场,乐观投资者决定了股票价格。乐观投资者对公司的前景和后市的发展抱有非理性预期,从而愿意付出高于股票内在价值的价格论文开题报告范例。发行人通过机构投资者将股票售于分批到来的乐观投资者,而因为发行价存在高估,持有股票存货是有风险的,抑价销售是对机构投资者的风险补偿。
4.前景理论和心理账户的解释
Loughran 和 Ritter(2002)认为,在新股发行时,发行人将其参考点锚定在注册时上报字文件的中点。如果上市日收盘价高于此参考点,则由于发行人通常继续持有大股份而感到财富的急剧增加。同时,发行价低于上市同收盘价归结为损失(因为,可以上市日收盘价发行),如果前者超过后者,则发行人会感到心里满足,从而对销商对新股的定价感到满意。而承销商通过折价创造超额需求,会导致机构投资者为申购到更多的股份而进的寻租行为。机构投资者的寻租行为往往给承销商带来更多额外收入,因此,承销商通常倾向于抑价发行。
二、我国股市IPO抑价的理论研究
(一)西方抑价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研究
杨丹和王莉(2001)选取1998年至2000年三年间发行的225只新股为样本对Rock模型进行了验证,发现新股发行规模、发行市盈率、发行前一年的每股收益、发行前的市场状况等变量,均具备显著的解释能力行为金融学,即我国的股票发行市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胜利者的诅咒”假说在我国市场是有效的。Liu Ti(2003)对“胜利者的诅咒”假说、“信号”假说、“市场反馈”假说和“攀比”假说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样本选取1999至2002年发行的354只新股,结果证明“胜利者的诅咒”假说、“信号”假说和“市场反馈”假说在中国股市上并不具备实用性,“攀比”假说对新股超额收益现象有一定的解释能力,认为我国股市的超额回报现象主要是二级市场价格过高造成的。靳云汇和杨文(2003)将1996年至2001年期间沪市新股以发行机制不同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检验了新股发行的先验不确定性假说、投资银行家的买方垄断力量假说、信号假说、投资者情绪假说等理论在中国市场的适用性(每个假设仅取一个变量),发现各种折价假设的解释能力在不同的发行机制下存在显著差异;并考察了模型结构的差异性,结论是,新股折价解释模型在三个阶段经历的结构变化是由发行制度的变化引起的。但其仅通过模型在不同机制下的解释能力不同来说明结构的变化,实证验证结果的使用性并不理想。
(二)我国股市IPO抑价的其他理论解释
王晋斌(1997)用一元回归分析探讨影响新股超额报酬的因素,认为传统的解释变量,包括风险(股票上市后价格波动的标准差)、股利、发行规模、公司规模、宏观经济景气(用股票市场指数衡量)、中签率以及承销方式等 ,都与新股申购的超额收益率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认为新股过高的超额收益可能?怯捎谥泄特有的发行制?(发行市盈率的限制、审批制度)等引起的。陈工孟、高宁(2000)认为A股市场的发行溢价是企业经营者的有意策略,溢价幅度与上市滞后风险(发行日与上市日之间的时间间隔)以及未来发股票与否显著相关,信息不对称及其他风险因素则并非主要的解释因素。汪宜霞(2007)为解释我国IPO的首日超额收益及其形成机理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视角。她认为IPO首日超额收益可分解为一级市场抑价和二级市场溢价。一级市场抑价是指由于发行价格低于内在价值而带来的收益,二级市场溢价是指上市首日收盘价格高于内在价值而带来的收益。信息不对称和发行监管会造成发行抑价,而在卖空限制存在的情况下,噪声交易者带来的市场无效性会造成二级市场的溢价,利用这两种因素共同解析上市首日超额涨幅及其股市长期表现不佳的现象。
参考文献:
[1]赵林海.股票IPO抑价问题研究综述[J].生产力研究,2009,(9)
[2]王晋斌.新股申购预期超额报酬率的测度及其可能原因的解释[J].经济研究,(12):17-24.
新股发行的短期抑价,是指新股在首次公开发行时定价较低,而在股票首日上市交易时价格较高,投资者认购新股能够获得超额报酬的一种现象。Reilly和Hatfield(1969),Stoll和Curly(1970)以及Reilly(1977)等学者首先研究了IPO问题。他们通过研究发现,IPO上市首日的收盘价格相对于发行价格而言出现了系统性的上升,且上升幅度远高于同期的基准收益率,即参与新股发行的投资者可以获得超出市场正常水平的超常回报,从而产生了短期抑价。IPO抑价问题存在于世界各国IPO市场。国内外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新股发行抑价在世界各国的股票市场中几乎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还足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都存在着显著的新股发行抑价现象,因此又被称为“IPO抑价之谜”。有关IPO短期抑价的研究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是现代公司金融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为破解这一“IPO抑价之谜”,国内外的学者们给出了许多的理论,包括从信息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等方面的解释等等。本文拟从现有的各种解释IPO抑价的理论及对我国股市IPO抑价的研究两方面对国内外的IPO抑价研究加以综述。
一、国外关于IPO抑价现象的理论解释
对于IPO抑价现象,自从Ibbotson(1975)因不明其理而以“谜”称之以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和会融学家纷纷投入大量的精力,尝试从不同角度来研究IPO抑价的行为。国外学者对于“抑价之谜”归结出以下假说:
(一)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解释
第一,胜利者的诅咒假说。
Capen、Clapp和Campbell(1971)首先提出“胜利者的诅咒”概念,他们认为,在任何拍卖活动中,拍卖物的价值都是不确定的,胜者通常是对拍卖物定价过高的人,所以,拍卖物的收益通常低于正常收益。Rock(1986)提出定价过高可能导致投资者和发行人陷入“胜利者的诅咒”。发行公司对IPO的市场价值不确定,但是又必须确定发行价格。在有信息的投资者和缺乏信息的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缺乏信息的投资者的报价与有信息的投资者的报价相比较高,其认购IPO的机会大于有信息的投资者,这就将面临“胜利者的诅咒”。为了吸引缺乏信息的投资者,发行公司必须使IPO定价偏低。所以,IPO上市后的市场价值越不确定,IPO定价偏低程度越大。
第二,市场反馈假说。
Benveniste和spindt(1989)假定发行人使用簿记机制收集投资者需求的真实信息,如果需求强烈,发行人就会设置一个比较高的发行底价。如果潜在投资者知道其表示支付一个较高价格的意愿将导致一个较高的发行底价,那么他们将要求得到回报。为了让投资者显示自己的真实意愿,发行人必须提供更多的股份并以适当的折价来激励表明愿意以较高价格认购的投资者。发行人给予投资者的抑价就是为了得到潜在投资者真实意愿而付出的补偿。
第三,投资银行家的买方垄断力量假说。
Baron(1982)提出投资银行的买方垄断假说。他假设承销商与上市公司在签订合同之前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承销商比上市公司拥有更多的有关发行定价方面的信息。由于上市公司(委托人)不能很好地监督承销商(人)在股票发行过程中的行为,这样承销商就会利用他们对市场的专门知识低估发行的股票,减少承销商在承销该股票时的风险,树立较好声誉,获得客户的青睐。Muscarella和Vetsuypens(1989)发现当投资银行自己发售时,他们同样会低估股票,而且低估程度和其他相似的IPO公司一样多。
第四,信号假说。
由Allen和Faulhaber(1989),Welch和Grinblatt和Hwang (1989)分别建立了各种信号显示模型。这一模型是基于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这一模型中,假设上市公司了解其自身价值高低的有关信息,而投资者无法知道公司的真正价值,优质公司为了把自己与其他公司区分开来,必须向投资者传递一定的信号,因此他们会采取抑价发行新股以吸引投资者。IPO低价发行的损失可以在等投资者了解公司的真正价值后的后续发行中得到补偿或者在后来增加分红来得到市场的认同;而差的公司要模仿高价值公司,则会付出很高的代价,这是因为若开始采取低价发行的方式,在随后的发行中将得不到补偿,即业绩差难以在以后的增发中高价发行。
(二)基于制度的解释
第一,诉讼回避假说。
承销商承销股票的过程中,为了使发行成功,保证一定的超额认购倍数,往往倾向于保守定价,造成新股抑价发行。Tinic(1988)指出,由于法规要求发行人及其上市的中介者必须充分地披露公司的有关信息,但又没有制定一个统一明确的标准,而且监督核查的成本很高,难以充分实施,这就使承销商承担的风险较高。因为只有那些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中遭受损失的投资者才会提讼,为了避免上市后股价跌破发行价带来的市场压力,承销商有意识地低估股票的发行价格,确定较低的发行价格以减少他们的法律责任。Hughest和Thakor(1992)又提出了几个与法律诉讼威胁相关的定价模型。而Drake和Vetsuypens(1993)的研究表明法律责任考虑并不是大规模IPO抑价的主要原因。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其法律诉讼并不明显,但其抑价程度却比一些发达国家高得多。
第二,价格支持假说。
认为新股折价并非发行人事前有意为之,而是事后价格支持行为所造成。新股定价于市场的期望价值,然而新股上市后如果价格有可能跌破发行价,则投资银行介入市场操作以支撑价格,这样造成一个平均超额首日回报的假象。
第三,税收利益假说。
Rydqvist(1997)研究了税收政策对IPO折价的影响。Rydqvist发现,税收政策可以解释瑞典的新股首日超额回报现象。瑞典在1990年以前,工薪收入的税负比资本收入要重。为了避税,企业倾向于分配给员工资产以代替工薪,抑价的新股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1990年,瑞典政府要求与抑价相关的收入纳税,这一政策导致新股抑价从1980-1990年的41%下降至1990-1994年的8%。
(三)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解释
第一,攀比假说。
Welch(1992)提出从投资者心理的角度来解释IPO溢价现象,他认为投资者普遍有很强烈的从众心理,即在做投资决策时常常会观察其他投资者的行为,并做出相类似的行为决策。如果一个投资者发现无人愿意认购IPO,即使该投资者对此IPO拥有信息上的优势,他也不会认购;如果一个投资者发现有人愿意认购IPO,即使该投资者缺乏对此IPO的信息,他也会认购。为了避免由于缺少投资者购买导致的IPO发行失败,发行商通常会降低IPO定价,以便吸引第一批潜在的投资者,产生攀比效应。
第二,所有权分散假说。
Booth和Chua(1996)认为新股上市后需要保持一定的流动性才会有助于其价格发现,而流动性需要通过大量投资者交易该股票才能实现。发行人故意压低新股发行价格,为的是造成投资者对新股的超额需求,从而使公司拥有大量小股东,这种分散的股权将增加公司股票的流动性,从而防止公司被收购,降低公司外部对公司管理层所造成的压力,提升企业的价值。Brennan和Franks(1997)认为通过低价发行使投资者对股票产生过度需求,可以避免上市公司股票的大部分被少数人持有,他们通过实证分析证明,股票首次公开发行的定价程度越低,其股权分散程度也就越低。
第三,投资者情绪。
Ljungqvist,Nanda,和Singh(2004)认为,存在卖空限制的新股市场,乐观投资者决定了股票价格。乐观投资者对公司的前景和后市的发展抱有非理性预期,从而愿意付出高于股票内在价值的价格。发行人通过机构投资者将股票售于分批到来的乐观投资者,而因为发行价存在高估,持有股票存货是有风险的,抑价销售是对机构投资者的风险补偿。
第四,前景理论和心理账户的解释。
Loughran和Ritter(2002)认为,在新股发行时,发行人将其参考点锚定在注册时上报字文件的中点。如果上市日收盘价高于此参考点,则由于发行人通常继续持有大股份而感到财富的急剧增加。同时,发行价低于上市同收盘价归结为损失(因为,可以上市日收盘价发行),如果前者超过后者,则发行人会感到心里满足,从而对销商对新股的定价感到满意。而承销商通过折价创造超额需求,会导致机构投资者为申购到更多的股份而进的寻租行为。机构投资者的寻租行为往往给承销商带来更多额外收入,因此,承销商通常倾向于抑价发行。
二、我国股市IPO抑价的理论研究
(一)西方抑价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研究
杨丹和王莉(2001)选取1998年至2000年三年间发行的225只新股为样本对Rock模型进行了验证,发现新股发行规模、发行市盈率、发行前一年的每股收益、发行前的市场状况等变量,均具备显著的解释能力,即我国的股票发行市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胜利者的诅咒”假说在我国市场是有效的。Liu Ti(2003)对“胜利者的诅咒”假说、“信号”假说、“市场反馈”假说和“攀比”假说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样本选取1999至2002年发行的354只新股,结果证明“胜利者的诅咒”假说、“信号”假说和“市场反馈”假说在中国股市上并不具备实用性,“攀比”假说对新股超额收益现象有一定的解释能力,认为我国股市的超额回报现象主要是二级市场价格过高造成的。靳云汇和杨文(2003)将1996年至2001年期间沪市新股以发行机制不同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检验了新股发行的先验不确定性假说、投资银行家的买方垄断力量假说、信号假说、投资者情绪假说等理论在中国市场的适用性(每个假设仅取一个变量),发现各种折价假设的解释能力在不同的发行机制下存在显著差异;并考察了模型结构的差异性,结论是,新股折价解释模型在三个阶段经历的结构变化是由发行制度的变化引起的。但其仅通过模型在不同机制下的解释能力不同来说明结构的变化,实证验证结果的使用性并不理想。
(二)我国股市IPO抑价的其他理论解释
王晋斌(1997)用一元回归分析探讨影响新股超额报酬的因素,认为传统的解释变量,包括风险(股票上市后价格波动的标准差)、股利、发行规模、公司规模、宏观经济景气(用股票市场指数衡量)、中签率以及承销方式等,都与新股申购的超额收益率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认为新股过高的超额收益可能是由于中国特有的发行制度(发行市盈率的限制、审批制度)等引起的。陈工孟、高宁(2000)认为A股市场的发行溢价是企业经营者的有意策略,溢价幅度与上市滞后风险(发行日与上市日之间的时间间隔)以及未来发股票与否显著相关,信息不对称及其他风险因素则并非主要的解释因素。汪宜霞(2007)为解释我国IPO的首日超额收益及其形成机理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视角。她认为IPO首日超额收益可分解为一级市场抑价和二级市场溢价。一级市场抑价是指由于发行价格低于内在价值而带来的收益,二级市场溢价是指上市首日收盘价格高于内在价值而带来的收益。信息不对称和发行监管会造成发行抑价,而在卖空限制存在的情况下,噪声交易者带来的市场无效性会造成二级市场的溢价,利用这两种因素共同解析上市首日超额涨幅及其股市长期表现不佳的现象。
参考文献
[1]赵林海.股票IPO抑价问题研究综述[J].生产力研究,2009,(9)
打响新年中资股减持第一枪的是美林,在它与美国银行完成合并仅仅一周之后便宣布,1月7日早上开市前,协助完成建设银行56亿股H股的配售,售股股东正是它的新东家美国银行。美林方面以每股3.92港元配售了建设银行的2.5%股份,较中国建设银行前一日的收盘1介4.45港元折让11.9%。在此次交易完成后,美国银行将套现约220亿港元。
就在建行的配售仍在如火如茶之时,美林的第二个减持配售大单随之而出,这次被减持对象是中国银行H股,配售股东为香港富豪、长和系主席李嘉诚旗下的李嘉诚基金(Magnitico Holdings Limited)。美林在1月8曰至13日期间沽出20亿股中国银行(03988.HK)(沪:601988),套现40.6亿元,配售的价格介乎1.98港元至2.03港元之间,较中行配售前一日(1月7日)的收市价每股2.14元,折让约5.14%至7.48%。
李嘉诚基金在2005年8月斥资约58亿港元购入中行H股51亿股,每股平均成本价约1.13港元。照此计算,这次减持该基金账面净获利约18亿港元。
这也是中行股份两周之内第二次遭到外资大手减持。就在1月2日,瑞银集团在禁售期结束后向15家机构投资者出售了33.8亿股股份,占已发行股本1.3%,作价较前收市价折让约12%,套现8.08亿美元,约合62亿港元。
然而事情远未结束,李嘉诚的配售刚刚结束,美林又开始替苏格兰皇家银行配售其所持有的中行股份。批股价为1.68元至1.71元范围,较批股前中行收市价1.85元,折让7.6%至9.2%,与李嘉诚基金会配售中行的7.5%相若,套现接近181亿港元。
短短一个月不到时间,瑞银、美银、李嘉诚基金和苏格兰皇家银行已经从中国两大上市银行身上套现超过500亿港元,超过近期香港市场的全日交投金额,中资银行俨然已是外资机构的“超级提款机”。
毫无疑问,两大银行的大手减持在香港市场引发地震,特别是机构投资者,开始大肆抛空有关的中资银行股。据阿仕特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对冲基金经理潘稷介绍,在1月7日中行配售的消息出台之前,对冲基金们已经发现借不到中行的“货”,可见市场对于中资银行股的减持早有强烈的预感。
建行减持当天,港交所大笔交易不断,“港股全天的交易从四五百亿港元一举飚升至超过900亿港元,减持消息的作用可想而知。”一位股票经纪人说,“当天建行股价也应声暴跌,最严重时一度暴跌超过9%,收盘时重挫8.8%,只收于4.06元,退回至去年12月初时的水平。”
中资银行业绩将单位数增长?
随着减持的结束,中资银行股的波动可能会放缓,但是究竟这些中资企业投资价值几何?目前各界似乎并没有一致的意见。
对冲基金经理萨尔尼(化名)认为中资银行股前景仍然堪忧。和那些年轻的对冲基金经理不同,这位已经有数十年对冲基金操作经验的老手仍然习惯从基本面入手进行投资决策,他去年甚至花了数周时间遍历珠三角和长三角一带。仔细观察了自己所投资的企业与银行信贷的情况。
“中资银行最主要的风险其实并非外资减持,减持只不过是向市场多提供了一些供应量而已,它会影响股价,但是并不是长期的因素。现在最主要的反而是中资银行可能面临业绩下跌的风险。我所担心的是,中国GDP下行造成的冲击可能会比想象中要大。特别是经济衰退之后,企业坏账增加的风险。”他说,“此外,从现有的中国货币政策来看,中国央行进一步下调存贷款利率的可能性很大,这会进一步造成银行业的利润率下滑。”
过去两年,中国银行业的盈利增长一直保持在20-30%,甚至更高水平,萨尔尼指出,按照今年形势如此不乐观,业内估计中资银行业绩可能会退至单位数的增长。
“如果经济稳定,减持活动会较少一些,否则形势会更急。”萨尔尼说。
瑞士银行财富管理研究部亚太区主管兼首席经济分析师浦永灏也认为,中资银行股总体上应该是不错的,但是有不少令市场人士仍然担忧,在内地政府放宽贷款限制与促进银行放贷机制之后,可能会造成坏账的增加。“但是应该要了解的是,这些只是隐患,至少今年还不会体现出来,因为这些账务还没有到期。”他补充说。
国际投行高盛发表的最新研究则认为,在苏格兰皇家银行出售中行之后,已经消除了面临的不明朗因素。高盛认为大型的银行股目前是值得期待的,因为它们在基建贷款上正在扩大占有率,而这些基础建设正是贷款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反观中小型银行,它们对制造业中小企业的贷款比例更高,但这些企业的贷款需求仍然低迷,且信用风险也更高;此外,相比大型银行,小型银行持有更多的贴现票据,短期贷款增长高于大型银行,这会导致它们面临更大的利润率压力。
麦格理银行则唱反调,认为尽管中国央行公布的12月份货币数据显示贷款激增,但现在就看好中资银行股还为时过早。因为这些贷款主要与政府指定项目有关,贷款息差可能不是那么有吸引力。麦格理认为,如果贷款增长是受政府指定项目而不是需求的普遍复苏推动的,这种增长的质量,以及其在资本配置方面的意义就依然值得怀疑。
各股“钱”景不一
投资银行家和基金经理们对于中资股的基本面分析并无一致意见,对于个股,其判断也各有千秋。总体上,这些专业投资者们对于可能被减持的银行仍然忧心忡忡,对于银行的盈利前景也不太乐观。
花旗集团在1月8日前后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内地银行的盈利风险仍然向下,而且不少中资股继续面临被减持的风险,值得关注。花旗指出,美国银行此次配售并没有完全抛出建行股份,尚有部分建行的股份可以沽售。该行认为,美银配售建行H股的价格并非十分吸引,在内资银行盈利风险增大情况下,建行的股票仍有可能被外资股东减持。
其他几只内资银行股也不容乐观。新加坡淡马锡持有4.1%中国银行股份,禁售期在去年12月底已经结束,它是否会减持仍是个迷;高盛财团持有工行7.3%股份,禁售期分两阶段,分别将于今年4月及10月结束,这都可能造成市场影响。
潘稷认为,散户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进场增持中资银行股,不过现在倒是对冲基金们的投资良机,因为这些银行股的波动将给对冲基金经理们带来一些盈利空间。
从长期来看,他仍认可中资银行股的前景,在中、建、工、交、招五大行中,他认为首先可以进行选择的是中行和交行。“中行的减持其实市场上早有预期,因此在苏格兰皇家银行减持时,中行的股价已经止跌回升”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