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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年中总结模板(10篇)

时间:2022-07-19 07:35:46

金融年中总结

金融年中总结例1

【正文】

2020年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金融工作局的指导支持下,区金融工作中心坚持以党的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强化政治担当,切实履行职责使命,较好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现将相关情况总结如下:

一、2020年工作总结

(一)扎实做好融资对接工作

2019年西安市长安城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发债25亿元,实现了我市13个区县国有公司发债第一单;今年西安市常宁开发有限公司发债15亿元,实现了我省国有公司债券发期限(5年)最长首单;公司和国开行合作的老旧小区改造贷款是全国行政区政府主导的第一单。2020年我区融资任务40亿元,已完成32.2亿元,融资资金主要用于全区疫情防控、五化道路、老旧小区改造、公园城市建设、学校建设等重点项目和民生工程。

(二)认真开展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积极落实中省市各项普惠金融政策,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组织各金融机构累计开通45条绿色通道,办理3220笔保障业务,为中小微企业投放贷款8.6亿元。辖区银行发放“央行·复工助力贷”291笔4715万元。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解决资金难题,联合人行长安支行指导各经办银行开通绿色通道快速审批,做到平均每笔业务3-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放款。积极搭建政银企对接平台,降低企业获得信贷难度。实行组长银行制,组织辖区建行、长安银行、长安联社牵头,辖内各银行、企业召开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线上对接会1次、线下对接会7次,累计500余户中小微企业参加活动,增强银企互动交流。推进“龙门行动”企业上市培育工作,共开展入企“登门行”活动18次,提供融资指导和培育,推动企业开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指导2家企业填报了陕西省后备上市企业库,享受后备库统一政策指导。2020年9月长安区贷款余额556.71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9.1%。

(三)做好金融扶贫相关工作

开展2019年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和成效考核反馈问题排查工作,制定了专项整改方案。针对获贷率低的问题,组织各街道及经办银行全面排查,对106户有贷款需求的贫困户进行重点排查;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在16个街道及225个行政村明显位置张贴了300余份金融扶贫政策宣传海报。针对贷款使用不规范的问题,对18户自主经营发展产业的小额贷款户进行逐户排查,尚未发现不规范使用贷款问题。积极开展了扶贫小额信贷“三排查、三清零”问题整改工作,组织各经办银行对有贷款需求的贫困户开展入户调查。联合人行长安支行、长安信合成立了3个金融扶贫督导组,对各街道开展集中随机督导检查,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为积极落实我区乡村振兴目标,大力组织开展农户信用等级评价,超额完成全年评价任务,完成率88.3%,建档评级以来向农户授信1.3亿元。

(四)积极开展金融风险防范工作

在地方金融风险防范方面,优化工作机制,成立了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工作领导小组及区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强化落实责任制。针对辖内风险评级较高的金融机构,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专项稳控工作方案。结合我区金融环境实际,制定印发了《长安区2020年度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要点》。持续加强宣传发动,承办“西安市 2020 年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风险现场宣传日”活动,已开展宣传活动6场。为全面落实扫黑除恶“六清”行动要求,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我区金融领域扫黑除恶工作。密切关注辖区金融领域风险点,针对长安联社风险评级较高、中国银行“原油宝”等问题,制定了专项工作预案,督促金融机构严格落实风险报告制度,全力做好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在地方金融机构监管方面,开展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规范整顿活动,同步开展年审。同时,加强日常监管,严格行业准入。积极利用陕西省金融风险监测系统(试行版),监测辖区金融机构运行状况;充分对接区市场监管局,严格辖区地方类金融机构及“网贷平台”市场准入,全面摸排辖区融资租赁行业情况,开展辖区“交易所”“交易中心”规范清理工作。

二、存在问题及主要原因

部门协作不够紧密,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以及金融领域扫黑除恶成员单位协调、联动机制有待健全,在推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开展金融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中感到存在脱节问题,未形成有效的工作合力,导致工作成效不明显。对金融领域一些个别对象和区域监管不够深入全面,日常监管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2021年工作计划

(一)继续推进融资工作。推进长安基础建设有限公司主体信用评级及公司债券15亿元发行认购融资。推进我区全域治水、皂河二期复兴工程等项目融资。积极推进企业上市“龙门行动”计划,联系西安资本服务中心等专业机构为辖区企业开展上市融资培训及知识讲座,积极培育辖区拟上市企业,推进辖区企业开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

金融年中总结例2

JEL分类号:G12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9-0027-04

一、引言

金融资产结构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中具有显著的重要性。金融结构研究的先驱Goldsmith(1969)比较了不同国家的历史数,创造性地指出金融发展是金融结构变化等结论,形成了著名的“金融结构理论”,并得出金融相关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平行相关的结论。Shaw(1973)及Mekinnon(1973)从金融资产、金融机构规模与结构等角度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此判断该国处于金融深化或是金融抑制状态。Levine(1997)系统地阐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谢平(1992)、易纲(1996)等系统地分析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变化情况,并指出中国金融深化进程及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易纲、宋旺(2008)在考虑国际金融资产的前提下重新度量了中国金融资产总量,深入分析了中国1991年到2007年之间的金融资产结构的演进过程,指出继续加大开放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重要性。

但是,当前对省域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研究不足。一方面,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有必要从金融差异的角度研究区域差异(王元凯,2010)。另一方面,衡量国家的金融资产指标与衡量一国之内省区的金融资产指标不同。本文试图建立计量省域金融资产的指标体系,此研究安徽、江苏、浙江、上海金融资产结构变化情况,评价长三角四省市金融发展水平,为中西部地区发展金融与经济提供政策建议。

二、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金融资产总量统计

准确测度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金融资产总量是比较困难的,主要在于金融资产界定及其测度指标存在差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中,流通中的通货、存款、非股票证券、贷款、保险准备金、股票和其他股权、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金融衍生品和其他应收账款等,均属于金融资产的范畴(IMF,2002)。在金融发展学领域中Gddsmith(1969)对特定国家的金融资产进行了比较明确的分类统计,将全部金融资产划分为股权和债权两类。并且把债权又细分为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和对非金融机构的债权,前者包括存款,后者包括贷款。易纲(1996)较早地给出了统计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的指标体系,包括流通中现金、金融机构存贷款、财政向银行借款、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股票市值、国内保险费等十多项指标。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进程中,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金融领域开放度得到提高,易纲、宋旺(2008)进一步考虑了我国国际投资头寸对统计金融资产总量的作用,将国外金融资产纳入到金融资产总量范畴中。由此可见,准确地测度一个地区的金融资产是相当复杂的,不仅涉及到金融资产的权益说明,还涉及到地区范围。鉴于当前研究并测度中国国内地区金融资产总量的成果较少的情况,本文根金融资产的重要性及其地区之间的可比性,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用于测度长三角地区的金融资产总量(见表1)。

根金融资产的权益属性等特征,这里选择四大指标衡量省域金融资产总量,涉及到债权、股权、保险等,其中债权又细分为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全部金融机构存款),和对非金融机构的债权(全部金融机构贷款)。需要说明的是,IMF等研究中的金融资产范围比较宽,比如包含通货、金融衍生品等。考虑到数的可得性等因素,本文中的金融资产范围相对比较窄。在本文中,以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本外币)衡量省域地区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忽略了通货、金融债券等资产:以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本外币)衡量省域地区对非金融机构的债权,没有计算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以国内A股在省域地区的托管市值衡量该地区股权金融资产,不采用省域地区上市公司股权资产指标;以中外资保险总收入衡量保险准备金。与国内外已有研究保持一致,本文采用金融相关率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即为金融总资产与GDP比值(以%为单位),其中金融总资产为年末存量,忽略了存量平减问题。

建立省域金融资产统计指标之后,可以初步衡量省域金融资产总量及金融相关率。根表1数,比较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1)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金融资产在“十一五”期间呈现上升趋势。对比2006年和2009年数,安徽、江苏、浙江及上海四省市的金融资产总量均上升一倍左右,但是呈现出三个阶梯,依次为上海属于第一层级、浙江和江苏属于第二层级、安徽属于第三层级。(2)金融资产总量与经济总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地区层面看,对比安徽、江苏、浙江三地的金融资产总量和经济总量,呈现出二者正相关趋势。在时间层面上,对比2006年和2009年四地的金融资产总量和经济总量,也呈现出二者正相关关系。但是,上海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2009年上海GDP为14900亿元,低于同期的江苏34601亿元和浙江22832亿元,但其金融资产总量却高于同期的江苏和浙江两省。2006年数也说明了上海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特点。(3)上海是长三角地区金融最为发达的地区。金融相关率是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是金融资产与经济总量的比值,金融相关率高则表明该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高。2009年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的金融相关率分别为779.7、400.2、269.4、253.3,其中上海是长三角地区金融相关率最高的地区,也是金融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2006年数也表明上海在长三角地区的金融相关率最高。(4)江苏具有发展省域金融的巨大潜力。从时间序列看,长三角四省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均处于提高态势,从2006年到2009年均提高到1倍左右。从金融相关率看,按照金融发展水平分类,长三角地区可划分为三个层级,上海、浙江分别属于第一、二层级,江苏和安徽近年来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差不大,同属于第三层级。

三、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金融资产结构分析

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含义。一方面,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反映了各类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如信贷市场、股权市场等之间的相对关系。同时,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也深刻地反映了特定地区经济发展变化(Goldsmith,1969)。另一方面,金融资产总量与经济总量的比值即金融相关率的变化,不仅标志着

金融结构的变化,更深刻地体现了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在构建一系列计量省域金融资产指标之后,从时间、省域两个维度比较长三角地区金融结构及其发展水平。

1、金融资产结构分析。

比较金融资产结构可以得出有意义的结果。从时间角度看,长三角四省市的金融资产总量及各分项金融资产的绝对量均呈现增长态势,单纯地研究金融资产总量意义不大。这里以金融资产总量为分母,把债权、股权、保险及其子项目换算成占比(%),选取了“十一五”期间2006年和2009年两个时间点。从时间和地区维度比较金融资产结构变化(见表2)。

(1)债权资产比重相对下降,股权资产比重相对上升。比较2006年和2009年数,长三角四省市对金融机构债权、对非金融机构债权的比重均相对下降,如安徽从2006年到2009年对金融机构债权、对非金融机构债权的比重分别从55%、39.9%下降到52.6%、37.1%,江苏、浙江、上海股权资产比重分别从2006年的2.7%、3.5%、20%提高到2009年的5.8%、7%、35.5%。

(2)债权资产因地区差异存在结构性变化。从2006年到2009年,长三角地区居民储蓄存款比重在不断下降,安徽等四省市居民储蓄存款比重分别从31.5%、26.0%、22.6%、16.7%下降到26.1%、21.8%、19.9%、12.4%。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企业存款比重趋于上升,而上海则从2006年的23.3%下降到2009年的19.6%。四省市短期贷款比重、票融资比重均趋于下降,如上海短期贷款比重、票融资比重分别从2006年的11.2%、1.9%下降到2009年的7.3%、1.6%。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中长期贷款比重趋于上升,但是上海中长期贷款比重从2006年的18.7%下降到2009年的15.4%。

(3)不同地区金融资产结构存在差异。从2006年到2009年,尽管股权资产及保险在金融资产总量中的比重在上升,但是江浙皖沪对金融机构债权及对非金融机构债权资产比重均占绝对优势。在债权资产方面,以2009年为例,安徽和江苏的存款比重高于浙江和上海,安徽和上海的贷款比重低于江苏和浙江。在对金融机构债权方面,2006年和2009年,安徽和江苏居民存款比重均高于浙江、上海,安徽和浙江企业存款比重均低于江苏和上海。在对非金融机构债权方面,以2009年为例,安徽和江苏短期贷款比重低于浙江和上海,安徽和江苏中长期贷款比重、票融资比重均高于浙江和上海。

2、金融相关率分析。

金融相关率是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是金融资产与GDP的比值,以百分数为单位(见表3)。前面研究已经说明,从金融资产总量的金融相关率看,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分为上海、浙江、江苏及安徽三个层次。从单项看,无论是债权、股权还是保险,长三角四省市各子项目的金融相关率均逐步提高,如安徽的债权、股权及保险的四个子项目的金融相关率分别从2006年的116.9、84.7、8.3、2.7提高到2009年的133.3、93.9、22.5、3.6。各地区在不同资产的金融相关率上存在差异。2006年和2009年,安徽和江苏的债权资产的金融相关率均低于浙江和上海。上海在股权资产的金融相关率上具有显著优势从2006年的110.4提高到2009年的276.5。安徽和上海在保险上的花费均高于江苏和浙江,其中安徽相对而言偏好于保险支出。

3、债权资产相关率分析。

债权资产在金融资产总量中仍占绝对重要地位。在长三角地区,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占金融资产总量比重在65%-90%之间(见表2)。这里以债权资产与GDP的比重衡量债权资产相关率。在时间维度上,四省区金融机构存贷款资产相关率均处于上升趋势,但是存在差异。在居民储蓄存款资产相关率方面,在2009年中安徽高于江苏居于第三位,从2006年到2009年安徽趋于下降、其他地区上升(见表4)。在企业存款资产相关率方面,2009年安徽为43.5,居于第四位,相对于2006年四省市均得到提高。在短期贷款资产相关率方面,2009年安徽为35.4,居于第四位,相对于2006年,安徽、江苏、上海均下降,但是,浙江则从76.4提高到95。在中长期贷款资产相关率方面,从2006年到2009年四省市均得到提高,其中安徽一直居于末位。在票融资方面,安徽和江苏有所下降,上海从2006年到2009年均居首位,从10.4提高到12.5。

在长三角地区中,安徽与其他地区的债权资产相关率差异较大,其原因涉及到金融机构行为和金融市场结构。一方面,安徽贷款比较低,2009年安徽贷存比为70.4%,低于江苏的73.6%和浙江的86.9%。并且,从2006年到2009年安徽贷存比在下降,而江苏,和浙江的贷存比在提高。另一方面,上海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存贷及贷款的相关率均较高,但是其金融机构贷存比较低,其深层次因素是上海资本市场的发达及服务业发展较快。

金融年中总结例3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4)05-0014-04

居民金融资产是居民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居民所拥有的以金融产品形态存在的资产,是一种索取实物资产的权利,主要包括存款(本外币)、债券、股票、基金份额、保险准备金及其他金融资产。结构分析是研究总量与组成总量的各个部分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居民金融资产总量在各种金融产品上的选择以及从而形成的比例关系,称为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居民金融资产结构是否合理,影响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通过对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分析,可以全面、具体地了解一国金融的发展情况,为促进金融结构的升级并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决策依据。因此,深入分析居民金融资产总量与结构问题,对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外进行居民金融资产方面的研究较早,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的实证研究。 如Wolff(1989) 对美国1900~1983年的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进行了研究 [1] 。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陆续有人研究居民金融资产问题。丁建臣(1990)通过对日本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分析,指出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理论和选择行为存在的一些问题[2] 。史代敏,宋艳(2005)从微观角度出发,建立了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TOBIT模型,并运用微观数据对影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量、 结构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3] 。孔丹凤,吉野直行(2010)主要分析了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 [4] 。孙元欣(2005) 分析了美国自1980~2003年的家庭资产结构和变化趋势,发现,近二十多年来,美国家庭资产结构呈现“双低”特征,即低风险和低储备。寿险/养老金和基金的比重呈明显上升, 存款比重呈明显下降。美国家庭资产的特定结构,成为美国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稳定器” [5] 。王志军(2009)从总量与构成角度并在家户层面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个人部门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发现:美国个人部门的金融资产总量迅猛增长, 但在美国总金融资产中的份额下降; 机构性资产成为个人部门金融资产的主导形式;家庭收入、家庭成员的生命周期和受教育程度等决定或影响家庭层面金融资产持有的水平与结构 [6] 。

由于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原因,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选择行为与发达国家有着很多不同之处。本文将中国与美国居民金融资产总量与结构进行对比分析, 试图从中找到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二、 中美居民金融资产总量与结构对比分析

西方有关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的文献大多是根据抽样调查所获得的微观数据来展开的,分析结果比较细致(孔丹凤,吉野直行,2010)。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研究最大的障碍就在于缺乏公开的、系统的微观家庭资产数据。一部分学者的研究仅局限于个别省份和投资咨询公司的调查数据 [7] 。研究全国情况的学者,对居民金融资产的估算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根据居民金融资产的组成部分,粗略地估算持有量,如根据一定的比例去推算流通中现金有多少属于个人持有,国债中有多少属于个人所有等。另一种方法是根据资金流量表中居民金融资产的流量数据去推算金融资产的存量数据。用这两种方法估算居民金融资产总量是粗略和不科学的。数据的真实性是科学研究的基石,本文中的美国数据来源于美联储官方网站,中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情况采用的是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2》中的我国住户部门金融资产负债情况表。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数据的真实。遗憾的是,《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2》 中我国住户部门金融资产负债情况表的数据只到2010年,所以本文的中美对比分析只能截止到2010年,这就导致了本文时效性上有所欠缺。

(一)总量对比分析

1. 美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2005~2010年除2007~2008年间有重大回落外, 其他年份是在增加的。从表1中可以算出,2006、2007年美国居民的金融资产总量分别比上一年增加12.2%和5.14%。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美国居民金融资产明显缩水,总量比上一年减少了18.45%。此后,为了刺激经济,降低市场利率,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政策,连续多次下调联邦市场利率,至2008年底,利率已降至0~0.25%的低位,实际上启动了零利率政策。受此刺激,2009、2010年美国居民金融资产总量迅速从上一年的负增长,转为正增长8.03%和8.32%。

2. 中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持续快速增长。 可从表2计算得出,2005~2010年的5年间分别增长了20.33%、33.34%、2.2%、19.83%和20.44%, 年均增长19.23%。2010年末居民金融资产绝对数是2005年末的2.37倍。除了2007~2008年因受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增长率有所下降外,其余年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增长率均超过当年我国GDP增长率好几个百分点。我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1) 国民经济高增长。改革开放极大地刺激了我国经济的发展,30多年来,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亮点。特别是在近年,全球经济增长趋缓,在美国、欧元区、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的情况下, 中国能取得每年7.5%以上的GDP增长,令人侧目。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我国金融资产总量不断增加, 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随之增加。相应我国居民金融资产增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2)国家政策引导。近年来,政府多次提出要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居民金融资产的保值特别是增值收入成为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继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后,2013年党的十报告再次强调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 我国迎来了居民金融资产增长的黄金时期。

3. 美国居民金融资产总量庞大,超过中国多倍。对中国居民金融资产按各年末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后进行比较的结果是:2005~2010年美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分别是中国的16.57、14.95、11.02、8.23、7.41及6.47倍,见表3。尽管我国居民金融资产增长速度超过美国同期很多,但从总量上还是与其有很大差距。

(二)结构对比分析

1. 美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中占最大比重的是股票,各年均在30%以上,其次是保险、存款、基金份额、债券(2008年债券占比超基金份额)及其他(见表4)。从根据表4绘制的图1可直观看到,美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结构很稳定,除2008年债券占比超基金份额外,其他年份各资产排名及所占比例波动不太大。以上数据分析表明:(1)美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很稳定、成熟,不会因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有大的变化。这与美国金融市场高度发达,金融资产结构层次高相适应。(2)美国家庭注意资产的保值增值, 愿意将大部分资产投入证券市场,如股票及基金份额,而相对持有较少比例的存款。 这反映了美国具有完善而有效的金融市场, 具有良好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和基金公司以及美国居民有高消费的生活习惯。(3)美国居民的保险意识较强。2005~2010年,保险在居民金融资产选择中稳占第二位,且比例变动很小,在金融资产结构图中几乎成一直线。美国的保险公司在规模、数量以及技术水平上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保险产品种类齐全,保险市场高度发达,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市场。

2. 我国居民部门各类金融资产的占比顺序大致为:存款、股票、保险、基金份额、债券及其他,后4种在各年中顺序略有先后(见图2)。(1)中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中占最大比重的是存款, 除2007年的61.7%外,其他5年均在70%以上,占绝对优势,居民投资观念仍较为保守,不愿意承担风险。但从总体趋势上看,存款的比重是下降的。这表明我国居民金融投资正趋向多元化。 这种高存款的结构也直接导致我国居民消费不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不利于经济增长。(2)快速发展的资本市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结构, 与股票有关的金融资产持有量增加。2007年末在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构成中,居民存款持有量为207 051亿元,占比为61.7%,比2006年末下降15.5个百分点。由于当年资本市场活跃,股市和基金对存款、保险的分流作用明显。但随之而来的2008年股市暴跌,股票在居民金融资产中的比重由2007年的18.3%下跌了11个百分点到7.3%,到2009年、2010年才有所有上升。这表明,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 上市公司总体运行质量不高,居民对股票投资比较生疏,很大部分人投资股市盲目跟从,频进频出现象严重,资金十分不稳定 [8] 。(3)作为金融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保险在我国居民金融资产中的比重明显比美国的低。 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商业保险起步晚、险种少、业务不规范等。另一方面,听天命的传统思想以及侥幸心理使我国居民保险知识缺乏、保险意识弱。

三、结论与建议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尽管居民可投资的金融工具日益多元化,居民金融资产总量增长较快,存款比重有所下降,其他金融资产所占比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与美国相比,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总量低,资产结构还存在着较严重的失衡现象,金融资产结构层次还较低。要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应做好以下几点:

1. 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保证居民金融资产总量的稳定增长。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使更多的人成为中等收入者,使广大居民公平、公正共享经济增长的好处。

2. 建立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丰富金融工具品种和结构。金融机构应面向全体居民,加速金融产品创新,提高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多样化程度,为居民融资和投资提供便利。

3. 加强对居民投资宣传和投资知识的培训,增强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主动性,不断提高居民资产选择的技能,避免盲从参与投机炒作,完善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

4. 加快发展保险市场,加强保险知识普及,创新宣传方式,提供多样化的保险产品,优化保险服务,增加居民金融资产选择中保险的比重。

5. 建立和完善居民金融资产统计, 特别是结构统计, 为微观选择和宏观决策服务。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金融资产选择越来越多元化,居民金融资产总量与结构的全面统计变的日益复杂。为此,加强居民金融资产总量及结构的统计工作, 建立更科学全面的居民金融资产监测体系, 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

参考文献:

[1]Wolff Edward N. ,1989,“Trends in Aggregate Household Wealth in the U. 5. ,1900-1983”,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38:341-357.

[2]丁建臣. 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理论的重建与展望――日本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对我国的启示[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0(2):23-29.

[3]史代敏,宋艳.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实证研究[J]. 统计研究,2005(10):43-49.

[4]孔丹凤,吉野直行. 中国家庭部门流量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分析[J]. 金融研究,2010(3):24-33.

[5]孙元欣. 美国家庭资产结构和变化趋势(1980-2003) [J]. 上海经济研究,2005(11):134-138.

金融年中总结例4

长吉图先导区的正规金融资源的结构分析

金融年中总结例5

一、资金分配的结构分析

资金分配即资金流量的配置,包括社会资金初始流量、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状况。以2008年资金流量表为例,在未进行分配时,非经融企业部门创造的增加值占增加值总额的59%;其次为住户部门,占比27%;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部门创造增加值仅为9%与5%。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非金融机构部门支付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财产收入,在初次分配总收入总额占比变为22%;金融机构部门下降约2%;政府部门收取大部分生产税净额,在初次分配总收入总额的比重升至18%;住户部门得到大量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成为初次分配收入占有最大的部门,比重57.1%。经过收入再分配后,收入的部门结构没有发生较大变化,其他部门资金部分流向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提高为21.28%,其他三个部门均有少量减少。

图1 2008年中国资金分配的部门结构

劳动者报酬与生产税净额分析。2008年,中国各机构部门的劳动者报酬为150701.76亿元。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部门和政府部门都是劳动者报酬的单方面支出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支出最大,为67533.32亿元,占劳动者报酬支出总额的45%;住户部门是劳动者报酬收入的唯一部门,为150511.7亿元。政府作为国家的政治机器,是生产税净额的唯一收入部门,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住户三个部门是生产税净额的缴纳者,非金融企业部门缴纳的最多,为42577.29亿元,占到生产税净额支出总额的84.1%。

从以上四个部门的初次分配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各种分配方式并存。政府通过初次收入分配汇集大量资金用于民生建设;金融企业通过存贷利差获得大量利息收入。

二、资金使用的结构分析

消费和储蓄的结构分析。2008年中国消费的结构是:政府消费41752亿元,占消费总额的27.4%;居民消费110595亿元,大约是政府消费的2.65倍。住户部门储蓄最多,占储蓄总额的43%,非金融部门次之,占储蓄总额的37%,金融部门最少,仅占4.1%。

实物投资的结构分析。2008年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为138325.18亿元。非金融部门形成的固定资产最多,占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68.9%;住户部门次之,占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19.5%。从各部门的实物投资方式看,金融部门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超过资本形成总额的99%,其他三个部门占比均超过90%,用于存货投资的比重较少。

三、资金融通的结构分析

从金融资产总体看,中国金融投资以存款和贷款为主,占金融投资总额的58.6%。在国际金融投资方式中,中国目前以信贷和债券投资为主,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微小,其投资方式有待多元化发展。

图2 2008年中国金融资产投资分布情况

住户部门的资金盈余最多,在融资环节中供给的资金也最多。住户部门投资以存款为主,占其金融投资总额的81%;其次为保险准备金,占比14.1%;证券占3.1%,表明住户部门以间接投资方式为主。

金融部门作为沟通非金融企业和住户部门之间的桥梁,资金融资收支十分活跃。金融部门融资的主要方式是存款,占其融资总额的63%,主要吸纳来自非金融部门和住户部门的闲置资金;金融部门投资的主要方式是贷款,占其投资总额的39.7%,其次是证券,占21.1%,主要讲资金贷给急需的企业或者通过购买证券的方式投资企业等。

四、资金流量的动态分析

资金分配的相对比例可以说明分配制度的变化,而资金分配的绝对数值则是反映国家国力的重要表现。2002年至2008年,增加值合计、初次分配总收入合计、可分配总收入合计均增长约200000亿元,涨幅达200%。其中,增加值从2002年的105172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314045亿元,可支配总收入从2002年的105011亿元增加打2008年的319409亿元。人民可以支配的收入大幅增加,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金融机构部门是金融资产净增加最大的部门,2002年至2008年金融机构部门在资金使用总额中所占的比例由48.9%上升至55.8%,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在资金使用总额中所占比重分别由4.1%和26.7%下降至2.5%和24.3%。说明金融投资仍以金融机构为主,其主体地位不断提升。2002年,金融部门通过存款融资的比重78%下降至08年的63%,吸纳来自非金融部门和住户部门的闲置资金有所下降;通过证券融资的比重从02年的8%上升至08年的16.5%;2008年,金融部门投资的主要方式是贷款,占其投资总额的39.7%,相比02年的56.1,%,下降了16.4%;通过购买证券的途径所占投资总额的比例由02年的16%上升至08年的21.1%。金融机构部门通过证券融资的比重正逐年上升,说明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健全。

2008年,中国国内融资额比例(运用)的95.6%,比02年的93.5%上升2.1%;同时国内融资额比例为82.2%,相比02年的89.6%下降了7.4%。说明中国逐步融入国际资本的循环,并且更有效的吸引国际资本,将其投入我国的生产生活,最终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五、结论与建议

第一,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即加速资金流动,减少资金占用成本。从资金流量表可以发现固定资产投资无疑是企业资产的大头,也正因为固定资产对流动资金的占用,使得企业用于流动的资金大幅减少,资本运作速度受限,难以提高资本效率。

第二,拉动内需,合理投资。我国居民的消费观念十分传统,勤俭节约这一美德代代相传,近几年的消费率逐年下降,投资率逐步攀升,用于消费的资金减少,那么在商品劳务消费市场上的产品则无法顺利流通。而居民投资的主要方式又是存款,大部分的辛苦钱落入了银行,银行将其高额贷给企业,企业不堪高额利润,势必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当面对高价的粮食与生活用品时,消费者又只能抱怨政府。这样的恶性循环不断重复,必然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因此,拉动内需,鼓励消费,合理投资才能促进经济良性发展,使人民受益。

第三,改变存贷为主业务的传统银行模式。以上两点建议可以看出,银行的高额存贷利差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业务单一,金融体系十分薄弱,“华夏理财产品”的骗局无疑又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本文建议改变银行单一的业务,拓展新业务,适当借鉴欧美国家发达的银行业经验,确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银行路线。

第四,合理看待国际资本的进入。面对国内资金筹集的困难,不少IT企业纷纷在海外上市,寻求资本。国际资本的流入加速我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利用了中国这一廉价劳动力市场。我们应当合理、全面地看待国际资本的利弊。

参考文献:

金融年中总结例6

    金融是现代经济社会的核心,经济金融化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美国经济学家约翰·G·格利(John·G·Gerley)和爱德华·G·肖(Eduard·S·Shaw)分别在1955年和1956年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两篇文章,阐述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和各种金融中介机构在储蓄、投资中的作用等问题。之后,1969年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奠定了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随着西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逐渐引入中国,中国学者也开始研究金融结构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王兆星(1991)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研究和分析了金融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作用,探讨了中国金融结构的优化原则和目标模式。王维安(2000)从西方金融发展理论出发,得出衡量一国金融结构的六大指标。王广谦(2002)则以金融资产结构为切入点,采用分层次的结构比率分析法来考察中国金融结构的现状和变化。李健(2003)从多角度对金融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金融结构是指构成金融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分布、存在、相对规模、相互关系与配合状态,并认为金融结构由构成金融各业的产业结构、金融市场结构、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结构等组成。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出,金融结构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虽然各国学者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大量地研究,但至今对金融结构的内涵及其衡量的指标也没有达成共识,在分析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也并非是一种思路。

    为了考察中国金融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笔者将选择反映金融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情况的指标,通过建立回归模型的方法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从回归结果出发进一步分析中国金融结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指标选取及模型建立

    (一)指标选取

    由于目前尚无一个统一的分析金融结构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指标体系,笔者从研究目的及指标的可获取性考虑,选取金融相关率(FIR)、金融结构比率(FS)及GDP三个主要指标,以1978年至2002年为检验指标的样本区间,对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

    1. 金融相关率(FIR)。金融相关率是度量金融发展的综合指标,指的是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与国民财富之比。戈德史密斯认为,用金融相关比率可以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的水平,但是推导计算公式非常繁琐,计算起来也很困难,因此在实证检验中通常采用狭义金融资产与当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来代替。

    2. 金融结构比率(FS)。由于FIR主要是从金融总量上来衡量金融发展的程度,为了从结构上对金融发展进行考察,笔者选取了金融结构比率指标(FS)。在计算过程中,FS以非货币金融资产在金融资产总量中所占比例来代替,等于债券和股票这两类非货币金融资产在狭义金融资产总量中的比重。它可以反映金融市场在全社会资本资源配置中的相对地位的上升,还可以反映金融体系内部分工的细化和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

    (二)数据处理及模型建立

    由于物价波动会同时对名义金融变量和经济变量产生冲击,受到同一冲击而发生的同步变化并不代表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了避免由这一因素引起的变量之间相关性的提高,笔者采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以1978年为100)作为物价指标,把名义GDP和名义总投资额折算成实际GDP和实际总投资额。金融相关率和非货币金融资产在金融资产总量中所占比重由于是名义值的比率,通过相互抵消已直接消除了物价因素,故不再调整。各项指标的具体数据见表1。

    因为目前尚无统一的评价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为了度量中国金融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笔者选用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通过在自变量中加入反映金融结构变化的指标后,成为以下模型:

    Yt=AKtαLtβFIRtγFStδ ……(1)

    模型(1)中,Yt代表第t期产出(以实际GDP来衡量);Kt代表第t期资本投入量(以实际总投资来衡量);Lt代表第t期劳动力投入(以年末就业人口代替);FIRt为第t期金融相关率;FSt为第t期金融结构比率。A为常数项;α、β、γ和δ分别为K、L、FIR和FS的产出贡献率。

    对模型(1)两边取对数后形成多元线形回归模型:

    lnYt=lnA+αlnKt+βlnLt+γlnFIRt+δlnFSt……(2)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

    (一)回归结果及检验

    将表1中的数据代入模型(2),利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后,我们得到了如下结果:

    lnYt=-2903.128+0.583lnKt+0.160lnLt+0.069lnFIRt+0.211lnFSt……(3)

    (-3.438) (7.11) (5.972)(0.615) (3.14)

    F=1452.732;R2=0.997;调整后的R2=0.996;D—W=1.677

    从各项检验结果看,方程拟合情况很好,各回归系数除γ外都很显着,且D—W值也通过检验,说明不存在自相关,方程有较好地解释力。

    (二)对中国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的分析

    从以上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金融相关率,还是非货币金融资产在金融资产总量中的比例的变化都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两者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比较起来,非银行金融资产对经济增长有更大的推动作用。非银行金融资产在金融资产总量中比重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0.211,甚至超过了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金融相关率的回归系数值不是很显着,且数值较小,说明金融资产总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金融发展更应考虑结构的调整。结合中国当前金融结构变化的情况看,中国的金融发展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

    1. 金融资产数量增长较快,但资产结构不合理。中国20多年金融发展最显着的成就就体现在数量的快速扩张上。从1978年到2002年,中国狭义金融资产总值从1 174.1亿元增加到262 541.55亿元。相应的FIR从1978年的31.98%上升到2002年的256.39%,平均每年提高9.1%。但在金融资产总量增长的同时,金融资产的结构并不合理,突出的表现就是货币性金融资产比重过大。截至2002年底,中国金融资产总量中,货币性金融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的92.71%;即使股票按市值计算,货币性金融资产的占比也达到了70.47%。这种货币性金融资产占比过大会导致:(1)金融风险过度集中于中央银行。资产结构是信用形式结构的反映,货币性金融资产占比过大表明中国目前仍然是银行信用占绝大比重,而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等基础信用形式不发达,导致信用基础比较单薄,银行信用也因缺乏雄厚的信用根基而隐含了诸多风险。由于企业信用(包括商业信用、企业债务信用和股份信用)、基金信用、国家信用等信用形式比银行信用更具约束力,因而证券性金融资产较货币性金融资产的稳定性更强。同时,因证券的持有者是广大投资者而可以使金融风险相对分散。目前的金融资产结构中,货币性金融资产比重过高,不仅使中国金融资产的稳定性较差,而且使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不利于金融发展。(2)资金分配效率不高。在货币性金融资产占主体的情况下,资金分配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的,而超过70%的银行贷款又主要集中于四家国有独资银行,渠道单一,权力过于集中,容易导致资金配置的低效率。并且,中国国有银行贷款主要发放于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经营不景气,造成不良贷款问题严重。目前因国企相互拖欠,导致国家银行应收而未收的利息高达2 000多亿元。这种资金配置的低效率使得金融资产总量的增长并未产生应有的效果,在模型中反映为FIR对产出的较小的影响。

    2. 资本市场不完善,融资结构失衡。从定量分析的结果中可以看出,非货币性金融资产(主要是债券和股票)的产出效率较高,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较大。但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育很不完善,无论是债券市场还是股票市场都存在着很多问题,使得企业融资主要还是依赖于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方式,资本市场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过去,在“大一统”的金融体制下,中国的融资结构中基本上全部为间接融资。改革开放,特别是近10年来,随着债券和股票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比例逐渐增加,但间接融资仍占有绝对优势,1995年为89%,2000年为65.51%,2001年为68.72%,2002年仍占70.47%。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结构问题突出地表现为:在资本市场中重股票市场而轻债券市场;在股票市场中重流通市场而轻发行市场;在债券市场中重国债市场而轻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券市场。这三个方面,无论哪方面都扭曲了融资结构,阻碍了金融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债券市场发展缓慢,种类结构不合理。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1990年以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开始快速增长,非货币金融资产占狭义金融资产的比重由1978年的1.28%上升到2002年的29.53%。非货币金融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股票资产的迅速增加,股票资产占名义GDP的比重由1992年的3.93%上升到2002年的37.43%。相比之下,国家债券和金融债券占名义GDP的比重仅仅分别由10.01%(1981年)和4.14%(1978年)上升到2002年的23.9%和12.92%。而企业债券占名义GDP的比重却由1993年的2.43%下降到2002年的1.4%。仅从债券市场内部考察,债券市场的结构也很不合理。国债占比过高,1996年以来,一直在60%左右;政策性金融债券占比也过高,近年来大多数年份都在30%以上。由于政策性金融债券具有国债的性质,两者合计占到90%以上,而企业债券长期以来占比一直很低,2002年仅占3.48%,地方政府债券更是缺位。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对企业债券发行实行审批制、额度控制、行业选择和流通限制等,使企业难以利用债券融资。在发达国家,企业外源融资结构中,股票占20%以内,债券占80%以上,但近年来,中国企业债券的筹资比例占证券筹资的比重都没有超过15%。在这种债券结构下,企业无法有效地通过市场融资,只能更加依赖银行。这不仅加重了银行的风险集中度,而且无法利用市场融资的机制提升企业绩效。(2)股票市场的结构也不合理。中国股票市场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缺乏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当前,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歧视性、排他性的特征,企业上市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能上市的公司数量很有限。截至2002年底,在几十万家股份公司中,只有1 224家股份公司的股票(A、B股)能够上市流通,而且能上市的又几乎都是大企业。可以说,中国目前的股票市场是一个大企业的市场,几乎始终没有向中小企业敞开。同时,中小企业由于资金少、规模小,难以提供银行需要的担保和抵押,因此,在间接融资的渠道上也很难筹集到资金。再加上发行债券的严格的审批制,使得融资难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严重的问题。然而在目前中国的经济构成中,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最具活力,对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贡献也较大,如果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将受到影响。

    三、政策建议

金融年中总结例7

一、引言

金融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在理论研究上一直存在着争议。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完全由实物部门决定。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各类经济模型对金融市场的假设是:金融市场制度不变,金融变量只能被动地去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而不能主动地作用于经济增长[1]。因此无论是在古典增长理论、现代增长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中,金融市场不是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变量。

但是20世纪以来, 在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的研究中,许多经济学家做出了金融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例如,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首次论证了金融结构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肖(Shaw,1973) 与麦金农(Mckinnon,1973)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中, 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金和莱文(King and Levine,1993、1997)提出一系列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并利用实证方法证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学者的结论都是来源于各国的相关数据的比较,并没有从理论的高度来证明。当然也有经济学家持不同的观点。例如, 卢卡斯(Lucas,1988)认为经济学家普遍夸大了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市场的重要性, 金融市场最多只不过在经济增长中起到极其微小的作用。对于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例如,戴根有(2000)认为,中国货币化率意味着中国整体支付风险在加大。赵志君(2000)认为,中国M2/GD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极为微弱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流程梗阻。刘明志(2001)认为中国货币化率水平由货币需求因素所决定。李扬(2001)认为中国所出现的货币化率上升(M2/GDP上升)和资本化率(资本存量/GDP值)上升是存在着特殊的社会背景,不仅限于货币化和资本市场深化的讨论,还应该从货币需求角度来讨论。尽管不同学者的结论不尽相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2]。

本文首先简单说明数据的来源,接着对我国金融资产外部结构的发展现状进行描述,最后对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演绎。本文对金融资产的结构变化侧重于对其外部结构的研究,是因为外部结构将金融与实体经济联系起来,更能说明金融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文章希望通过研究为中国金融业未来的发展寻找理论支持,促进金融体制的完善,并为宏观调控提供相关金融变量。

二、数据的选择

本文从资产流动性的角度把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货币又有流通中的现金M0和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三种定义。债券包括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其他金融债、企业债、国家投资债和国家投资公司债六类。股票分为A股、B股、N股和H股[3]。

在计量金融资产时,各种货币类金融资产都按《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即期货币余额计量。债券,我们用当年债券余额来计量债券资产的总量。对于股票本文按市价总值进行计量[4]。

全部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存量之间的比例,是反映金融外部结构的最重要指标。对于实物资产的计量复杂性,我们沿用传统方法,用GDP代替实物资产存量 [5]。

三、金融资产的外部结构

各种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的比例构成了金融资产的外部结构,反映了该项金融资产在国民经济中相对重要程度。

从上表中可以发现,从1992年到2010年,中国的M2与GDP的比值从94.35%迅速提高到182.36%,19年的时期里增加了1倍,这在世界金融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同期,债券余额占GDP的比率从101.75%上升到182.87%。股票市场发展较晚,但股票市价总值占GDP的比率增长速度最快,在1992年到2010年的19年时间里,占GDP的比率从3.89%上升到66.69%。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资产的多样化,国民经济对金融的依存度迅速提高,三项金融资产总量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199.99%增加到2010年的431.92%。

金融发展并非单纯量的增长,各种金融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的增大只能说明他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果金融扩张建立在高效率的基础上,那么这种扩张就会促进着经济增长总量和速度的提高,否则的话,这种扩张隐含着极大的危机。1992年至2010年,M2/GDP与GDP的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5171,总金融资产与GDP比值和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4603,债券余额与GDP比值和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5023,股票市价总值与GDP比值和GDP增长率相关系数为-0.2281。这说明中国的金融虽然市场快速发展,但却没有促进宏观效益。另外我国的M2/GDP和总金融资产/GDP的相关系数高达0.95,说明货币化与金融深化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它们的增长并没有改变中国实体经济下滑的局面。

金融年中总结例8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总量一直处于全国的前列。能够取得这样的地位,广东省的金融业功不可没。反过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与巨大的经济总量,又进一步为金融业的深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空间与环境。

学术界对如何理解金融体系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存在着较多的争议。各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表明,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其金融结构形成、调整并向高级化演变的过程。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当金融体系的原有结构已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发展需要时,由金融结构内部所显现出来的各种矛盾或不合理现象就会制约经济发展,此时就有必要对金融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杨柳勇等,2011)。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现有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尚未被满足的这些要求又以各种类型的矛盾或问题突出表现出来。例如,经济运行中的结构失衡、区域分化和非集约性发展等现象。具体到广东省,这类问题又表现为金融增长速度缓慢、产业竞争力弱、金融风险隐患大、金融中心地位不突出、金融开放程度滞后和金融结构失衡等(姜永宏,廖毅芳,2006)。为了更好的研究金融结构安排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深入剖析金融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提供合理而有效的金融结构调整方向,本文以广东省为例,利用15年的金融与经济增长数据,实证地探索广东省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存在何种相互关系。

一、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相关文献回顾

金融结构通常被定义为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总和。王广谦(2002)认为,金融结构是指构成金融总体(或总量)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规模、运作、组成与配合的状态,是金融发展过程中由内在机制决定的、自然的、客观的结果或金融发展状况的现实体现,在金融总量或总体发展的同时,金融结构也随之变动。

杨柳勇等(2011)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以往研究进行了总结。他们认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金融抑制观”,一种是“金融结构观”。前一种观点的学者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样本,发现它们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现象,因而主张金融自由化,即以利率市场化改革为导向,利用市场机制来调配金融资源。但由于此类措施过于依赖市场,容易导致金融混乱。所以,一些学者认为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强调政府适度干预的作用。后一种观点的学者关注于“究竟是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还是市场主导的金融结构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议题。例如,Allen和Gale(1997)从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角度分析了金融结构之间的比较优势,认为在成熟技术和产业为主的经济中,金融中介主导型的金融结构是相对有效的,而对处于技术前沿从而技术创新尤其重要的发达经济而言,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很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证实了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帕特里克首次阐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及主次关系,并区分了“供给引导型”和“需求尾随型”的金融发展路径。Goldsmith利用金融中介资产与国民产值的比值表示金融发展水平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King 和Levine ,1993)。国内关于此类的研究比较多见。主要的研究范围包括金融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作用,金融体系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互最优匹配以及金融结构安排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

二、广东省金融结构指标体系的设计

本文首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所选择的多个金融结构衡量指标进行综合,以构建出能够大致反映广东省金融结构全貌的综合性指标。

(一)指标设计

参照杨柳勇等(2011)的研究,并且根据广东省经济发展实际及其金融系统的状况和内在构成,构建了如表1 所示的金融结构指标体系:X1(金融相关率,金融资产总量/GDP)、 X2(经济货币化程度,广义货币M2/GDP)、X3(每亿元贷款支持的GDP,GDP/各项贷款总额)、X4(银行媒介功能,银行存贷款总额/GDP)、X5(非银行金融机构能力,非银行资产/金融总资产)以及X6(金融效率,银行贷款余额/存款余额),具体数据见表1。

(二)指标数据的统计特征

金融年中总结例9

一、引言

金融是一个国家的血脉,经济运行及发展必然与金融业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一般而言,主要从金融总量和金融结构两个方面测量金融业发展情况。资本配置的实质是金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即在金融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将资本合理分配到不同的经济领域或用途上去,使用较少的资本获得更多的产出,以此促进经济增长。2014年全省金融业增加值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出3.4个百分点,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7%,拉动全省经济增长0.8个百分点。因此,研究贵州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今后贵州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谢平(1992)研究了我国1978年-1991年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动情况。陈述云(2007)以银行业为例研究贵州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影响关系。黄燕君,李融(2014)应用双对数回归模型和广义差分方法,对浙江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康海媛,孙焱林(2015)从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的视角出发,对金融危机的研究焦点及后续研究方向进行了阐述。研究不适当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失衡的金融结构造成的金融危机及其溢出效应。张乐、李德慧(2015)基于我国29个省市1996年-2011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农村金融和农业经济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王欣(2015)把资本配置效率作为重点,从直接金融资本和间接金融资本角度研究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三、数据选取及处理

本文运用2005年-2014年贵州省的相关数据,选取变量为存贷款总额(M)、证券期货交易额(S)、保费收入(I)、GDPa、金融资产总量(FA),文中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贵州统计年鉴》、贵州省统计局、贵州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支行等。对于通货膨胀率,以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计算,用CPI表示,2005年消费者物价指数作为基数,取值为1,2005年后的各个年份进行相应的折算。为了消除时间序列的波动性和异方差性,并使计算方便,各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处理。

四、实证分析

1.平稳性和协整性检验

变量的平稳性是计量经济学分析的基础,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主要的经济指标,如收入、价格等表现出一致的上升或下降,很难运用模型得出有意义的结果。所以在数据分析前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非平稳序列差分后平稳,说明存在线性的协整关系。本文借助Eviews6.0对贵州省的各类数据进行处理,运用ADF检验来检验是否存在单位根,若ADF值大于5%的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说明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

从表2结果看出,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结果具有可信度。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后,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是否存在伪回归现象,本文中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检验结果看,2005年-2014年各时间序列变量间均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2.格兰杰因果检验

前文证明2005年-2014年金融资产与人均GDP均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为了检验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将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进行检验,如下表4所示。

检验结果看出,金融资产总量能很大促进经济增长,存贷款额和保费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对证券类资产影响较大,对金融资产总量有一定程度影响。金融资产总量、存贷款总额和保费收入是影响贵州经济增长的变量;证券交易期货总额和金融资产总量受经济增长影响,但对金融资产总量影响并不显著。

五、结论

从分析结果看出,各金融资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贵州应在保证资本投入的前提下进行资本结构优化,将资本进行重新分配来实现对经济的支撑和促进作用,以实现投入资本效率最大化。首先,政府应加大对存贷额等货币类资本和保费收入等保险类资本的投入,相对减少证券类资本的投入,保证经济的增长,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也会相应的促进证券类资产和资产总量的增加。同时,政府在完善各个资本市场的前提下,引导鼓励金融机构的良性竞争,通过资本的合理分配和运用来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Wurgler,Jeffrey.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Ccapital[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0, 58.

金融年中总结例10

一、引言

新疆是我国最大的资源储备区。煤炭储量、石油及天然气资源量分别占全国40%、30%、34%,丰富的资源为能源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能源产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资金支持对其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分析新疆的金融支持与能源产业发展的关系,探讨如何有效运用金融手段推动能源产业发展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新疆能源产业与金融发展水平的现状分析

(一)新疆能源产业发展现状

本文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综合考察新疆能源产业的发展现状。首先,选取1978-2007年的能源生产总量及能源消费总量考察能源产业总量情况;其次,以1978-2007年能源生产结构系数和消费结构系数来考察能源产业结构发展情况。

通过对能源产业总量及结构相关指标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从总量上看,自1978年至今,新疆的能源产业发展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其中能源生产总量发展迅速,而能源的消费总量略低于能源生产总量。2.从结构上看,1990年后新疆能源产业的生产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煤炭生产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有所下降,石油、天然气、水电风的产量所占比重上升很快,这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多种能源支持,以及近年来我国加大对新能源的投资力度,“可持续发展”口号的提出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新疆的能源消费结构也略有变化,对煤炭的需求量有所下降,但总体上仍以煤炭为主。

(二)新疆近年来金融的发展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发生历史性变革,新疆金融业也逐步发展和完善,金融体系逐步成熟、组织体系日趋完善、经营机制不断转变,在新疆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截至2007年末,全区共有金融机构3493个,金融业从业人员54145人,多种经营方式的现代金融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其发展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多种经营方式的现代金融体系逐步形成。2005年以来,国家给予专项资金支持新疆农村信用社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使之真正成为服务“三农”的社区性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逐渐发展起来,近年先后成立了华融、长城、信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和东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乌鲁木齐工作组,依法收购、管理和处置从国有商业银行剥离出的不良资产,对改善全区商业银行资产结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企业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2.金融业服务和支持体系渐趋多元化。金融机构的信贷投向始终以支持“三农”发展为基础,逐步加大了新疆能源、交通、电力以及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积极促进工业、服务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了能源、交通、冶金、通讯、电力等重点行业、特色产业、优势企业及一批效益优良上市公司的资金需要。此外,努力促进消费信贷业务发展,金融支持助学、就业力度不断加大。

三、新疆金融支持与能源产业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涉及的变量主要包括反映能源产业发展的指标和反映金融发展的指标。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结合新疆能源产业的发展现状,本文采用y1(能源产量年增长率)及y2(能源产业生产结构系数)来反映新疆能源产业的发展情况。在金融发展指标的选择上,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指标并用来综合考察新疆金融发展,选择以下指标:银行业融资/外源融资总量(x1)、证券业/外源融资总量(x2)、保险业融资/外源融资总量(x3)、贷款/储蓄(x4)。考虑到新疆地区证券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证券业数据只能从1994年开始,时间跨度较小,不适合做长期分析,因而本文主要考虑x1、x3、x4与y1、y2间的关系。

采用时间跨度较小的年度样本研究的可信度较高,但难以反映长期趋势。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可比性,本文选取1985-2007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分析新疆金融发展与能源产业之间的关系。

(一)变量间的协整分析

1.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基于非稳定的时间序列数据而建立一个稳定模型会导致“伪回归”现象,因此,根据dickey—fuller检验确定各时序数列的平稳性,并在此基础上分别采用协整关系检验法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法来检验新疆能源产业发展和金融发展之间的长期相关性和因果作用方向。采用常用的adf检验统计量对各指标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的adf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临界水平下,二阶差分后的df值小于α=0.05的临界值,达到平稳。结论是:变量x1、x2、x3、 x4 、y1、 y2都是二阶单整的。

2.johansen协整检验

表2的协整检验结果说明,x1、x3、x4和y1、y2间存在协整关系. 即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二)granger causality分析

如果一对时间序列是协整的,则至少在某一方面存在granger原因。上面已经检验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由j.granger提出的granger causality是检验两个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该方法可为真实的因果方向提供有用的依据,可判断两个变量间是否包含有助于改善相互预测的信息。

利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5.1可以得到格兰杰检验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下(滞后阶数取为2)。

四、实证分析结果及结论

本文利用协整关系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新疆地区1985-2007年能源产业与金融发展之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和因果作用方向进行了定量分析和实证检验,避免了“伪回归”出现,提高了统计推断的可靠性和结论的可信度,对金融支持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得出结论如下:

(一)通过应用协整技术对服从二阶单位根过程的所有变量做分析,解决了传统经济建模中非平稳性的难题。检验结果显示,银行业融资/外源融资总量(x1)、保险业融资/外源融资总量(x3)、贷款/储蓄(x4)与能源产业产量与结构之间均具有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

(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对能源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是明显的,其中银行业融资/外源融资总量(x1)和保险业融资/外源融资总量(x3)对新疆地区能源产业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单向推动作用,这说明能源产业的发展依赖于银行业对其的间接融资作用,同时保险业融资对其也有明显的带动作用。此外,能源产业结构的转化可以通过带动能源经济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新疆金融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敬水.中级计量经济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

[2]张晓彤.eviews操作与实例[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3]高鸿.金融在支持能源产业发展中的路径选择 [j].经济师,2005(11).

[4]宋国玉.基于协整分析的东北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金融支持关系的研究 [j].科技与产业, 2007(7).

[5]申振东.贵州能源经济发展研究[j].北方经济,2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