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论文例1

（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前景当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金融自由化阶段④，与贸易自由化阶段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全球治理和金融监管体系的缺失，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上升，已危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前景。⑤这次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的恰恰是市场经济体制最完善、治理结构最成熟、全球风险控制力和转嫁能力最强的美、日、欧大三角地区。然而，危机发生后美国把其全球地位下降、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等问题归结为经济全球化失控和中国不公平竞争“搭便车”，进而把全球博弈策略的重点转向解决全球化失控的调整和变局。在短期，美国采用了量化宽松和扩大出口的经济复苏策略；在中期，美国启动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就业的结构调整；在长期，美国谋划与其他发达经济体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高标准投资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竞争中性、高水平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等。这将改变经济全球化多边协议开放和市场化的性质，转向区域化、本地化、集团化。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的多边规则体系面临被肢解的风险，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

二、危机后的全球经济规则变局

（一）世界经济正处于规则、秩序、格局大变局阶段危机后，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⑥、双边投资协定2012年范本（BIT2012）、服务贸易协定（TISA）、欧日“经济合作协定”的推动和竞争中性国际新规则的制定等。这些变化的共同特点之一，是发达国家通过主导新一轮高标准规则变局，重塑未来全球经济格局。美国副总统拜登（2014）认为，TPP和TTIP从规模上看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塑造全球经济的机会，从中加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特点之二，是这次全球规则变局主要以美国意愿规则作为标准来划线。接受者，可继续享受开放利益；不接受者，将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特点之三，美国治理将成为全球治理规则的范本，其风险是有可能把国际经济秩序引向以邻为壑、各自为政、四分五裂。由此可见，当今世界出现的本地化、集团化和区域化趋势，将加剧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将可能进一步恶化而不是改善世界增长的长期前景。对于全球经济规则变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以周边为基础扩大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经过中国推动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2013年12月7日达成巴厘一揽子协议，是WTO成立以来首个多边贸易协定，包括在贸易便利化、农业、棉花、发展等领域取得积极进展（张琳，2014）。

（二）美国主导全球经济规则变局一是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名义上是要打造世界高标准自由贸易区（FTA）范本，在全球倡导公平竞争原则，实质是美国要将本国规则转化为全球标准，为未来全球治理改革建章立制。二是推动双边投资协定2012年范本（BIT2012）、服务贸易协定（TISA）。前者纳入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等条款。后者要求所有服务部门，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服务业，对外资都要一视同仁。要求取消设立合资企业的各种要求，不得限制外资控股比例和经营范围，新的开放措施一旦实施不得收回等。名义上是要打造高标准投资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范本，实质是打造不对称规则优势，为美国投资和服务业进入全球市场打开大门。三是制定竞争中性等国际新规则，限制政府利用优惠政策扶助国有企业战胜民营企业的能力。同时，大力推进更高标准的劳工与就业、环境治理、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竞争政策、国有企业、产业政策等新规则。其特点是从以前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转向边境后竞争政策约束为主的公平竞争规则。四是推动全球再平衡调整。美中经济安全与评估委员会（USCC）2009年度报告提出，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失衡。中美各自应为失衡承担一半责任。为此，美国要求中国通过扩大内需和消费、扩大进口和开放、扩大人民币升幅和非贸易部门改革，更多地承担全球再平衡责任，为世界经济摆脱衰退困境做贡献。从而产生这样一个可能性前景，即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困境之日，则是新兴经济体陷入调整困境之时，2014年将可能是这种情景的一个拐点。

（三）全球规则变局对中国发展的影响1、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还是机遇已不再在全球最大的四个经济体中，TPP包括美日，其12个成员GDP和贸易额约占全球比重的40%以上；TTIP包括美欧，其成员GDP和贸易额占全球的比重分别约1/2和1/3；正在谈判中的欧日“经济合作协定”也涉及全球GDP约1/3的经济体。上述自由贸易区协议唯缺中国。史蒂芬斯（2013）认为，美国正将战后多边主义置换为与志同道合国家（盟国）间的特惠贸易和投资协定，让多边贸易协定靠边站。没有美国的支持，多边秩序将进一步陷入破损失修状况，而全球化也将会分崩离析。作为自由秩序的最大受益国，中国将成为全球化寿终正寝的最大输家。同时，中国也有人提出“去美国化”，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所有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其重要利益在平等基础上得到尊重和保护。⑦那么，中美关系是否只有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冲突和对抗的传统套路，中美走向全面对抗把全球化带入四分五裂是否符合中美和世界利益，中美是否可以走向互信合作？提出，“中美需要在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⑧。因此，中美建立超越零和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合作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是赢得战略机遇期的关键。2、中国是否有机会加入TPP通常认为，TPP是美国主导用来遏制中国的工具，只有在TPP建章立制的任务完成后，中国才有可能加入。那时，美国会提出很高要价并对中国体制、产业、就业带来全面冲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及早加入TPP并参与规则制定，可倒逼中国改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课题组（2013）运用CGE模型，以2013年作为基期，进行了加入与不加入TPP的利弊影响测算。研究发现，如果现有的谈判成员国都加入TPP，而中国不加入，则中国的出口增速将比2013年的预期增速下降1.02个百分点，GDP增速将下降0.14个百分点。但是，与不加入相比，中国加入TPP之后，出口增速将提高3.44个百分点，进口增速将提高5.58个百分点，GDP增长速度将提高0.68个百分点。Li和Whalley（2012）也认为，在不同的成本下，中国加入TPP将带来产出增长3.816%、1.967%和0.59%。当贸易成本完全消失时，中国的产出将增长1.125%。同时，中国加入TPP也有利于其他成员国的经济福利增加。TPP对中国经济和贸易发展已经产生了越来越显著的排他性利益损失。如美国提出的“纺纱前沿”原产地规则，要求进入美国市场的纺织品，从纺纱、织布、裁剪至加工为成衣都必须在TPP境内完成。一些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已被迫将一些增值活动转移到越南等TPP谈判成员国。另一方面，加入TPP的真正障碍是美国会针对中国提出苛刻的特殊标准和条件，就像当年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的15条一样。可以预见，中国加入TPP谈判的难度将高于当年WTO谈判。3、2014年有可能是全球再平衡的一个拐点2014年将是全球经济从“双速”增长转向“倒双速”增长的一个拐点。对此，有人把新兴经济体增长减速归因于其内部结构和体制问题，也有人把问题归结为外部因素，如美国QE退出导致资本外流形成外部冲击。事实上，美、日、欧经济复苏是以新兴经济体经济泡沫为代价的。首先，全球失衡主要源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即全球化带来红利却缺少有效监管和治理（张燕生，2011）。为此，拥有全球霸权和金融货币特权的美国更希望独占全球化红利而不惜制造泡沫。一次是1990年至2001年的IT泡沫，另一次是2002年至2008年的金融和楼市泡沫。既加剧了全球失衡⑨，也带来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虚拟化。然而，美国却把危机起因归结为全球化失控和来自中国、印度等的不公平竞争，要求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承担危机部分责任和再平衡调整代价。其次，美、日、欧等发达经济的复苏手段之一是量化宽松和扩大出口。催生了新一轮全球通胀、资产泡沫和保护主义浪潮，引致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增加、资产价格飚升、货币升值和进口增加。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一旦退出，泡沫平衡被再次打破，就会直接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稳定。再次，美国为摆脱经济和产业空心化而实施的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就业调整方案，是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对外转嫁矛盾实现的，进而加剧新兴经济体外需萎缩、成本上升、生态环境压力加大、政治社会矛盾激化的困境。总之，新兴经济体的内因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外因发生变化，如全球增长减速、资本回流、资产泡沫破灭、赤字和失业增加、货币贬值等冲击，与本国结构和发展方式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就可能导致另一轮全球经济调整。新兴经济体在新一轮调整中产生分化，不改革则将陷入新的发展困境。

三、中国应对全球化规则变局的策略选择

（一）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推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促进全球共赢性发展是增进国际合作的坚实基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形成面向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其中关键词是高标准FTA和网络。高标准FTA是建立更规范透明公平的市场经济原则为基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同时与本国发展阶段和国情相适宜的制度标准。FTA网络是建立全方位合作体系，包括推进两岸四地CEPA/ECFA升级版，APEC/RCEP，中韩FTA、中日韩FTA，南南FTA以及与中美、中欧、中印、中俄等大国建立FTA，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二是实现全球包容性发展是维护世界公平正义的重要条件。从世界史看，发展中国家是否有机会平等参与发展进程，还是少数国家独占发展机会；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公平享有发展成果，还是少数国家独占发展成果；是判断国际秩序是包容性发展还是排他性发展的依据之一。在主要发达国家不愿承担更多责任、发展中国家又缺少话语权和治理能力的情况下，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就很重要。中国应承担与本国实力相匹配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促进全球包容性发展。三是推动全球平衡性发展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保障。现在有两种平衡发展观，一种是以开放经济衡量的全球失衡与再平衡。2011年2月和4月，G20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提出衡量全球经济失衡的一揽子指标，涉及私人部门、公共部门和对外部门这三大层面。这种衡量方法的缺陷之一，是难以度量经济全球化环境中产品内分工或工序分工问题，因此出现发达国家整体上是经常项目逆差，发展中国家整体上是顺差，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失衡源头的错误判断。另一种衡量是从发展角度来观察的。会发现在全球化环境中，发达与不发达、贫富、城乡的发展差距在继续扩大。对此，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摆脱贫困，尊重不同文化和制度条件下保护人权、财产权和发展权，在保护知识产权基础上提供更多公共创新和公共技术转让服务等。四是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当前，发达国家已进入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他们享有高碳、高能源资源消耗的高品质生活，拥有低碳发展技术和专业人才，却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低碳发展责任，并为低碳技术付出更高价格。对此，中国应大力推动以发展为基础的节能减排、绿色转型、低碳发展，尤其是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全面经济和技术国际合作。

开放经济论文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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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改革开放对中国中国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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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论文例3

一、引言

计量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一起构成了高校经济类本科生三门核心理论课程，是现代经济学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也在实证研究中被大量应用，因而在经济学界也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计量经济学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能够建立和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现实经济问题。计量经济学开放性实践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和经济学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计量经济学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计量经济学的确是一门教学难度较大的课程,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既要注重学生对计量经济学基本方法和理论的理解与掌握,又要着重培养学生运用计量经济学基本方法与理论来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该课程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经济学、统计学和数学基础，并且需要利用数理统计的相关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计量经济学就成了经济类本科生最头疼的一门课程，形成了“教师难教,学生难学”同时并存的局面[1]。在计量经济学教学实践中，按照教学目标的要求，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重数学推导，轻经济直觉

计量经济学所使用的经典教材大多是从国外引进，国外的计量经济学教材内容比较复杂高深，对于一般本科生而言有较大难度。近年来，国内经济学者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编写了多本计量经济学教材，由于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推导需要运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知识，因而，绝大多数的计量经济学教材都侧重于数学推导，缺乏简明而实用的经济学案例，使学生望而却步；一些教师在讲授过程中,过于强调公式的推导和证明，学生在学习计量经济学时觉得像是一门数学课，从而望而生畏，且感觉学习计量经济学之后又不能解决多少实际的经济问题，颠倒了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学科属性[2]。我国大多数院校的经管类专业本科生是文理兼收的，文科生源的学生数学基础普遍较差，因此，他们普遍认为计量经济学课程难度较大。

2．重方法介绍，轻能力培养

计量经济的实证分析应该包括经济问题的提出、理论模型的建构、参数的估计与检验、理论模型的经济解释等。在各层次的计量经济学教学中，都比较强调计量理论与方法的介绍，对如何从经济现象中提出经济问题，如何应用计量理论模型来分析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却很少讨论，学生在这些方面接受的训练也很不够，许多学生学习计量经济学仍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这样既不利于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达不到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目的。

3．重理论体系,轻实际应用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但在过去的教学中由于学校相关硬件建设落后等原因，许多学校都没有开展实践教学，教师主要讲授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逻辑推导，经济软件的实际操作训练仍然是薄弱环节，学生学了不少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但还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在实际中运用它，不知道如何提出经济问题，不知道如何进行经济数据的收集与处理，理论和实际严重脱节，计量经济学课程作为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作用就无从谈起。

三、计量经济学开放性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与综合性都较强的学科，要求学生既具有较强的经济理论知识，又具有良好的统计学与数学知识，同时还必须具有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力，计量经济学理论教学已不适应经济学人才培养的教学要求；计量经济学的课程性质要求进行开放式实践教学，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综合运用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并借助计算机，从定量角度来分析经济现象与经济规律的学科，势必对实践教学提出更高的要求。开放性实践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在理论教学的同时进行开放性实践教学，不但可以活跃课堂教学的氛围，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可以使学生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知识主动寻求者，这对于提高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效果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因此，进行计量经济学开放性实践教学模式改革是提高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迫切需要。

四、计量经济学开放性实践教学机制构建

1．开放性实践教学的目标和基本要求

开放性实践教学不仅使学生通过实际操作来巩固书本知识，加深对相关概念和理论的理解，同时也是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提升学生社会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3]。开放性实践教学倡导以问题和课题为核心的教学模式，推广个性化培养与自主学习的教学方式，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通过开放性实践教学，使学生能够了解和掌握运用计量经济学建模的基本要求，并能够较熟练使用Eviews与Stata等计量分析软件进行相关数据的处理，模型参数的估计与检验，提升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从而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2．开放性实践教学内容的调整与选择

从培养经济学应用型人才的实际需要出发，需要对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加以适当地选择与调整，就必须以计量经济分析软件为工具，以经济理论教学为基础，对其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选择。根据理论教学内容的实际需要，结合计量经济分析软件学习的特点，合理制定教学内容；完善教学案例库，针对开放性实践教学设计相应的教学案例，结合专业特点展开案例教学,让学生学会运用计量经济学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编写与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相适应的教材，教材内容实用即可，改变现行教材的呈现方式，以增强教材的可读性，让学生在使用计量经济学的过程中学习它[4]。以问题为导向，将课程内容项目化，学生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相关数据的收集整理、设定计量模型并对参数进行估计与检验，通过项目的进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提高学生沟通合作能力，同时还能够兼顾不同学习风格的学生，逐步构建使学生受益的开放性实践教学体系。

3．开放性实践教学的考核评价方式

开放性实践教学的教学效果如何评价，在实际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根据开放性实践教学的不同环节建立相应的考核评价机制，以多种形式、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地评价开放性实践教学的教学效果，鼓励和引导学生主动参加开放性实践教学，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教师根据学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表现，以及学生撰写实践报告或研究论文等，综合考核评价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给出相应的实践教学成绩，采用这种方式考核评价学生，不容易作弊，能够比较准确地评价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并以此作为优先推荐评审奖学金、优秀毕业生等的条件。在传统的理论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没有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大多处于知识被动接受状态，这不利于学生能力的提高，应该鼓励和引导学生把课余时间用于研究性、探索性与创新性学习和实践。引导学生参与开放式实践教学，激励学生进行应用性和创新性研究，参加各类应用技能竞赛，并解决相关实际经济问题；鼓励学生发表学术论文，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对研究的内容与方法进行宣讲,并接受老师与同学的提问，这种考核评价方式有助于考查学生对计量理论与方法的理解程度和实际应用能力,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

五、结论

以学生为中心的开放性实践教学模式是实践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从事计量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教师应不断探索计量经济学新的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以开放性实践教学来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构建多元化、全方位的开放性实践教学体系,是广大经济学教师所应共同思考的问题。希望通过以上的几点建议，能够对从事计量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教师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从而到达提升经济学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

作者:莫旋 陈敏 单位:衡阳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子奈.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哲学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10(2)：69-83.

开放经济论文例4

内容论文摘要：温州的经济增长正处于转型时期，即由原来的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向同时面对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的开放型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温州的外贸出口发展成为拉动温州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因素之一。然而，温州外贸出口的稳定增长却受到了产业结构单一、基础建设薄弱和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等瓶颈的限制。只有克服这些不利因素，温州的外贸出口才能上一个大台阶，从而实现对整体经济的推动。 论文关键词：开放型经济 出口贸易 经济增长 增长瓶颈 在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随着贸易体制和规则的转变，温州的出口贸易同全国一样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1997-2002年，温州出口总额从5.31亿美元增长到26.50亿美元，同比增长4.4倍，年均递增40.3%。同期，温州国内生产总值（GDP）则由605.82亿元增长到1055亿元，同比增长81.2%，年均增长12.6%。温州的出口贸易呈现了超常规速度的增长，从而成为拉动温州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一、温州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传统的贸易理论把出口比喻为 “经济增长的发动机”（D. H. Robertson， 1937）。这一理论对1994年以前的温州并不适用。这主要是由于温州经济起源于“一乡一品”和“一镇一业”的块状经济，这种经济型式在当时环境下主要针对国内市场需求；而且由于国家对外贸经营权的管制，使温州的出口贸易发展缓慢。1993年，温州的外贸出口只有5261万美元，按当年汇率计算的外贸出口倾向仅为0.62%。 自1994年起，温州开展了以全面提高经济质量为核心的第二次创业，营造了“小区域、大发展”的态势。温州产品质量和温州企业信誉度的提高，不仅提高了温州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和知名度，也加快了温州产品的外贸出口。1994年，温州市当年外贸出口首次突破1亿美元。针对温州企业主体中私营企业比例高的特点，温州市实施了“挂靠经营”的外贸促进策略。这种灵活的介于与自营进出口之间的出口形式，为没有外贸经营权的生产企业从事出口贸易提供了一条可行途径，因而大大提高了温州外贸出口的规模。截至2000年，以挂靠业务部形式出现的私营外贸部门已达200余家。仅2000年1-6月，这些挂靠业务部的出口值总额就达到了1.5亿美元，占母体公司出口额的64.12%，占全市同期出口总额的22.89%，外贸出口倾向达到了8.3%。 从1998年起，私营企业获得了合法直接从事对外贸易的权利，消除了在外贸政策上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不平等，为在温州经济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的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扫清了政策上的障碍。随着外贸经营权逐渐下放，越来越多的温州私企摘掉了“红帽子”。截至2002年，温州拥有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数达到了826家，行业涉及温州所有的规模以上行业。外贸出口已经成为温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之一，从而也成为拉动温州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之一。 1998-2002年期间，温州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有一定的波动，其波动趋势与出口依存度的变动大致相同，两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而且，出口增长的变动与GDP的变动趋势也是大致相同（2000年除外）的。这说明了外贸出口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拉动的效应。 据统计，温州的GDP增量在1978年仅为71亿元，而在2002年已达到123亿元；同期，GDP增长率从11.7%上升到13.2%；净出口额增量从0.6亿美元上升到5.45亿美元；外贸出口平均贡献度在5年期间达到了26%。而且，1998-2002年期间，在温州GDP平均11.73%的增长率中，有3.05个百分点是外贸出口拉动的。 二、外贸增长的经济效应分析 外贸出口的增长，已经成为温州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之一。出口的增长对区域整体经济的推动作用逐渐增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众多生产企业加入到外贸出口的行业，提高了这些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如温州的打火机生产80%以上出口，眼镜行业的年出口额更是占年产值的90%。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促进了这些企业提高生产规模和产品档次 。从行业分布来看，温州出口商品主要集中在机电类和轻工类产品。这些行业的出口额已占全市出口总额的87.89%。再从出口规模看，温州的出口总量甚至超过了西部特大城市重庆（该市2002年的出口总额只有10.92亿美元）。 表1 温州主要出口行业分布（2002） 行 业 出口额（亿美元） 占当年出口总额的比重 机电类鞋 类服 装眼 镜打火机总 额 9.026.674.572.310.7223.29 34.0425.1717.258.722.7187.89 资料来源：根据温州市外经贸局计财处的统计资料计算整理。 二是提高了核心企业整合和控制产业链上中小企业的实力。在温州，每个规模较大的生产型出口企业背后都有着数量不菲的家庭作坊式的小生产企业为其服务，形成垂直的产业一体化或产业链。外贸出口的扩大，可以提高这些核心企业整合和控制产业链上中小企业的实力。 以温州的大虎打火机厂为例。在大虎打火机生产的产业链上，为其提供协作配套的作坊式小厂竟有400家之多。由于这些家庭企业具有专业化生产、产品批量大和产业内交易的优势，它们提供的配件产品成本也低得惊人。比如同样一个点火的小部件，日本公司生产一只成本为人民币1元，为大虎厂协作的家庭企业的生产成本仅为人民币1分钱。外贸出口的扩大，提高了这些企业的凝聚力。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温州产品的对外竞争力。 三是促进了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发展。温州的出口产业涉及大部分规模以上行业（见表2）。但从流通环节看，温州生产企业的自营出口比例还很低。全市具有相对规模优势的出口企业大部分是贸易公司或公司。在温州出口商排位前10强中，除泰庆皮革有限公司属于生产型企业外（排名第6位，2002年出口额为8327.90亿元），其它9家都是属于贸易公司。 除传统产业外，作为温州“新秀”的高新技术产品也成为新的外贸增长点。2002年前10个月，温州高新技术出口达3374.16万美元，同比增长13.98%。这对于高新技术是“弱项”的温州来说已属不易。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电子技术分别以1028万美元、924万美元、753万美元的出口值占据“新秀”出口前三名。除了这三种高新技术产品外，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生物技术、光电技术、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产品的出口也取得了一定的份额。从长远发展看，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对温州开放型经济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温州出口贸易增长的瓶颈分析 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温州外贸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强。因此，温州外贸出口本身能否突破发展瓶颈，已成为影响温州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基本面看，影响温州出口贸易可持续增长的瓶颈因素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出口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从表1可以看出，在外贸出口商品结构中，轻工类的几大支柱产业依然在唱”主角”，其中机电产品占了1/3的比重；其次为鞋类，占1/5多；再次为服饰类。这三者相加，对出口贸易的贡献率达到了75%。此外，眼镜和打火机的出口也占据温州出口的重要地位。 二是产业优势隐含着结构性的危机。除轻工类产品外，技术及资本密集型的行业较为薄弱。温州的传统产业如制鞋、服装、电器等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低，这与温州大量的资金游移于生产性产业之外形成鲜明的反差。 温州现有产业组织形式的特点是内部分工精细、产业链完整，如打火机、眼镜等产业内部都形成了高效的协作、配套网络结构。即使是新的企业进入，也不需要很多的投资、设备和技术，很快就能获得生产体系的支持并形成规模生产能力。它既形成了今天温州产业的成本优势，也是导致出现产业危机的根源。尤其是这些行业产品的出口还面临着来自具有相似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同类产品的竞争。例如温州鞋类和服装的出口（这两类产品占据了温州外贸出口总额的四成以上），就越来越受到来自越南鞋类和墨西哥服装的挑战。 三是单个外贸经营单位的出口规模不能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其特征表现为：（1）出口规模较小。前10强中最大出口企业年出口只有1.34亿美元，最小出口不足5000万美元；（2）外贸出 口主体仍以专业外贸公司为主。前10强中有9家专业外贸公司；（3）垄断程度不高，缺乏一家在同类产品市场出口中占支配地位的企业。例如，前10强出口企业的出口总额占当年温州市总出口的比重仅为31.8%，远没有达到标准的产业集中度。 四是出口退税不及时。温州市政府在经济管理活动中虽然“越位”的时候较少，但“缺位”现象却常常出现。体现在外贸出口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出口退税不及时。因此，很多自营出口企业及专业外贸公司只好移师宁波、上海等地。据统计，仅2000年从温州外流到宁波等地的外贸业务就已超过5亿美元，2002年外贸业务的外流量已达到10个亿，占当年外贸出口总额的近40%。据调查表明，退税不及时是影响温州出口贸易的首要因素（表2）。 表2 企业出口中遇到的问题统计情况 主要问题 统计结果 比重 退税不及时缺乏外贸人才新产品开发慢银行信贷困难开拓市场难度大其它原因 5139201695 33.626.713.210.55.93.3 注：本数据来源于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林俐讲师对152家随机样本出口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 五是基础建设和货物配送系统的相对落后。首先是港口的建设落后。温州港目前有深水泊位7个，但年货物吞吐量只有1670万吨，港口规模小，现代化水平低，功能单一。为此，温州的出口货物还要经过宁波或上海港转口。其次在航空和铁路、公路等建设方面，也是不尽如人意。从温州到浙江省会杭州，乘火车竟然需要7个多小时。机场的运力也十分有限。这些薄弱的基础结构及落后的物流系统已成为温州扩大外贸出口的瓶颈。 六是观念和人才的瓶颈。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市场竞争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人才的竞争。温州的人才瓶颈主要体现为高中级人才的严重缺乏。据调查，目前温州国有企业中级以上职称（包括科技和管理）人员约占总人数的 1.1%，而民营企业仅占0.4%。这一点，与温州特有的地域文化和温州人普遍存在的封闭型心态有直接的关系。 结论：温州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转型时期，也就是从初始阶段的面对国内市场和满足国内需求的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向了同时面向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的开放型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外贸出口的增长已经发展成为拉动温州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之一。为此，温州市必须克服上述阻碍温州产品出口进一步增长的瓶颈，保持出口贸易的稳定增长，才能真正实现对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并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吴国桢：《温州外贸的2002与2003》，《温州商报》2003年1月14日，第11版 《温州统计局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公报》，《温州日报》2003年4月7日，第2版 胡恩强、林萍：《外贸：增长之中藏隐忧》，《温州日报》2003年4月15日，第6版 章定强、管向阳：《外贸挂靠是温州企业走向世界的通道》，《温州论坛》2000年第5期 董辅礽：《温州模式与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宏观经济研究》2002年第9期 郭斌，刘曼路：《民间金融与中小企业发展：对温州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2年第10期 吴晓波，胡宏伟：《温州悬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张仁寿：《温州模式需要在创新》，《政策咨询》2002年第1期 F.Kuhnen， 1994， Sustainabil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Marginal Locations， Appl. Geography & Development， No.39. Jose Loper-Gracia and Cristina Aybar-Arias， 2000， An empirical approach to the financial behavior of small and medi um sized companie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14

开放经济论文例5

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 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 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主权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

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 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 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 Corner 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 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

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

在n-1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寡头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1因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介1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稳定的霸主”。第二种是霸权稳定结构，即在S1、S2、S3，Sn-1、Sn等被货币同盟所确定时，为维持系统相容，各国必须建立区域内的中央银行，并授权它以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条件;或者至少在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收支方面进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协调，这正是欧盟的德洛尔解法(Delors’S Approach)。第三种，为n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即“外部驻锚”(External Archor)，这样n-1个汇率和外部驻锚的价格是外生的，第n种货币供给才可能成为内生，系统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国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这种解法只有在n国是趋于货币同盟而不是全球货币联盟时才可能存在。

三、国际货币台作的博弈分析论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Y.Hamada)等。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这一过程在协调范围上有较大的可伸缩性，滨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下图中，横轴代表国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国1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竖轴代表国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国2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U*｝是国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即在每一条无差异曲线U*1;上各点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离最佳福利点B*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

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但现实中无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更加显著，表现在图上则是使两国原本为直线的无差异曲线变为围绕各自最佳福利点的椭圆形曲线。此时只有使两国无差异曲线相切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点上的政策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因为此时一国福利的改进必须以牺牲另一国福利为代价，这些切点构成的曲线如图所示就是连接两国最佳福利点的契约线B*B^。契约线上的点所代表的政策是国1国2协调的结果。故从博养论角度看，各国必须进行货币合作。 问题是，如果各国拒绝合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先以国1为分析对象。如果缺乏合作，则对国1而言，国2的政策就是一个既定的函数，其造成的福利结果表现为一条条水平的无差异曲线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观存在，国1的无差异曲线呈椭圆形曲线。所以，对每一个U^i，国1必须选择一种政策，使得自己的无差异曲线U*i;与水平线U^i相切，切点组成的轨迹构成直线R*，这就是不合作时国1的对策函数。类似地，对国2来说，国1的无差异曲线U*i为一组垂直线，国2为使本国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决定的无差异曲线在与U*i有接触的前提下尽量接近本国的福利最佳点，也即是取与每条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点构成的直线R^就是不合作时国2的对策函数。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使两国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数R*和地的交点N上达到稳定。

N点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点(Nash Point)。从图一上我们看到，这一点所对应的政策是无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约线上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所对应的任意一点都更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说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 四、国际货币合作的两难：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权和后霸权货币合作理论、货币合作的博弈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流派，但国际货币合作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反而是无效甚至逆效的。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Productive Cooperation)，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销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销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的代价，结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开放经济论文例6

一、国际货币台作的原因：市场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SPill－over）。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Spill－over）。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Stability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Corner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在n－1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寡头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1因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介1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稳定的霸主”。第二种是霸权稳定结构，即在S1、S2、S3，Sn-1、Sn等被货币同盟所确定时，为维持系统相容，各国必须建立区域内的中央银行，并授权它以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条件；或者至少在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收支方面进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协调，这正是欧盟的德洛尔解法（Delors’SApproach）。第三种，为n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即“外部驻锚”（ExternalArchor），这样n－1个汇率和外部驻锚的价格是外生的，第n种货币供给才可能成为内生，系统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国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这种解法只有在n国是趋于货币同盟而不是全球货币联盟时才可能存在。

三、国际货币台作的博弈分析论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Y．Hamada）等。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这一过程在协调范围上有较大的可伸缩性，滨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下图中，横轴代表国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国1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竖轴代表国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国2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U*｝是国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即在每一条无差异曲线U*1；上各点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离最佳福利点B*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u*i；类似地，{U^i}表示国2具有同等福利点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B^表示国2的最佳福利点，并且在图中依然有U^i＋1＜U^；成立。由图可知，滨田宏一分析的依据是相对于一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越宽松的国家越能获益。

如果不存在政策溢出效应，则各国的无差异曲线可能是直线。在图中，国1的无差异曲线（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垂线，而国2的无差异曲线（同样也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水平线。这意味着两国自己的政策不会造成对对方的影响，即每一国最优政策的选择是独立于别国最优政策的，各国不必考虑对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就能够制定自己的政策以达到最优福利安排。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但现实中无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更加显著，表现在图上则是使两国原本为直线的无差异曲线变为围绕各自最佳福利点的椭圆形曲线。此时只有使两国无差异曲线相切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点上的政策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因为此时一国福利的改进必须以牺牲另一国福利为代价，这些切点构成的曲线如图所示就是连接两国最佳福利点的契约线B*B^。契约线上的点所代表的政策是国1国2协调的结果。故从博养论角度看，各国必须进行货币合作。

问题是，如果各国拒绝合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先以国1为分析对象。如果缺乏合作，则对国1而言，国2的政策就是一个既定的函数，其造成的福利结果表现为一条条水平的无差异曲线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观存在，国1的无差异曲线呈椭圆形曲线。所以，对每一个U^i，国1必须选择一种政策，使得自己的无差异曲线U*i；与水平线U^i相切，切点组成的轨迹构成直线R*，这就是不合作时国1的对策函数。类似地，对国2来说，国1的无差异曲线U*i为一组垂直线，国2为使本国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决定的无差异曲线在与U*i有接触的前提下尽量接近本国的福利最佳点，也即是取与每条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点构成的直线R^就是不合作时国2的对策函数。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使两国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数R*和地的交点N上达到稳定。N点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点（NashPoint）。从图一上我们看到，这一点所对应的政策是无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约线上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所对应的任意一点都更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说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

四、国际货币合作的两难：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权和后霸权货币合作理论、货币合作的博弈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流派，但国际货币合作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反而是无效甚至逆效的。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销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销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的代价，结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于成本收益法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欧迪兹（G．Oudiz）、J萨克斯（J．Sachs）和罗高天（K．Rogoff）等人。对国际货币合作可能带来的收益并不表示乐观。其开创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间，美日德三大国从完全和充分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中的获益还不到GDP的1．5％。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能令政策协调的支持者满意。而罗高夫则指出如果政府在货币合作过程中放松了对通货膨胀型货币扩张的约束，那么国际货币合作不仅不能改进福利反而可能使参与国福利降低。在此基础上，列文（P．Levine）＆居里（D．Currie1987）通过使用OECD互连模型的两集团简化版本研究了无信誉政策的不稳定性，指出不讲信誉的政策容易导致过度通货膨胀，从而使福利呈现不升反降的趋势。

开放经济论文例7

结构裂变带来的是新的组合与新的发展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结构内部的单一改变，而将这样的改变放置在了与外部结构相互关联的转变之中，这将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形。纵观企业创新的多个侧面，真正的将创新演绎为内外突变，从而带来结构性的改变，这是企业创新足以影响开放式经济整体性格局的重要方面。这样的裂变是战略性的重组，是结构的整体性调整。在相关的分析中，结构裂变与战略性重构需要从至少两个方面去加以理解。这种调整一方面是企业创新本身的调整，另一方面是企业调整后的相关创新所带来的开放式经济的整体的结构性调整，从而切实实现企业创新对于开放式经济科学发展的促进。“结构”一直是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概念，作为模型论中的专有术语，“结构”表达着一种特有的组织方式。企业创新需要突破原有的技术创新、人才创新等表层的单一创新模式与结构，不再孤立的采取某特定方面的创新，而是开放式创新与封闭式创新并举，直面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剧的现状。在这样的带有根本性的结构裂变中，企业创新需要为开放式经济带来的结构的深沉裂变，而这样的结构性调整是以企业创新促进开放式经济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而对于战略性的重构，这也是企业创新所需要思考的，这样的战略性意义上的重构，不只是针对企业，同时也是开放性经济所应该做出的调整。企业创新只有站在战略性调整的高度，才能够最终影响并促进开放性经济走向科学发展之路。

从宏观出发，在大的指导思想上做好了定位，结构裂变与战略性重构的创新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将有利于整体的全面而科学的发展。这是切实有效的方法，也是以企业创新促进开放性经济科学发展所应该有的表现，是科学发展之路的先导。在这样的新的方式中，产业演化与管理创新得以推行。产业演化需要进行创作性的改变，这是整个开放性经济发展进程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企业创新中所具有的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并举的新的技术图景与路径、结构裂变与战略性重构等为开放性经济产业演变式的科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证，正是这一系列的创新式改革，促使了产业演变的实现。产业演变是一种影响重大的转变方式，要想真正的进入到产业演变的步骤之中，需要充分借助企业创新之力，企业创新的有效途径的探取为开放性经济产业演变提供充足保障，而产业演变的成功与合理进行又将在极大程度上调节开放性经济的整体格局，并最终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向前推进。除了有利于开放性经济的产业演变的科学发展，同时开放式经济科学发展中所需要的管理创新也得到了强有力推行。在之前的企业创新的可行性路径的相关分析中，企业创新需要寻找新的方式，而一些新方式所带来的正好是管理创新在开放式经济中所获取的重要地位，管理创新是对以往开放式经济中过分追求技术性创新的一种修正，同时这也可以看作新时代下人文观念对于后工业时代技术先行所带来相应弊端的补充性修正。

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并举

在企业创新中，采取新的技术路径，即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并举，将带来崭新的技术图景的构建。渐进式创新，就是按照产品路线图上规划好的需求进行创新，因此我们也叫它路线图式的创新或可预见的创新，例如Intel公司把迅驰升级到迅驰2，以及新一代Nehalem微架构，实际上都属于渐进式创新，这类创新将产品性能不断加强，为用户体验带来渐进式的提升。真正能给企业发展和用户体验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技术创新，我们称它为突破式创新，这种创新比较“稀有”，它虽有明确目标，但人们却很难预测它能否获得成功及何时成功。渐进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或者说在原有的知识构成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相应的革新，而突破式创新带有突变与破坏的因子，是一种毁灭式的方法与手段。如何在这样的两种方式中进行相应的取舍，是当下需要面对的重大抉择。在以往的企业创新要么是单一的选取渐进式的创新之路，要么就是对过去与现有的几乎彻底式的抛弃，这样的方式也使得开放式经济带有了相应的色彩，并在非此即彼的状态之下徘徊。开放式经济受到不科学与不稳定的发展方式的冲击，对其科学的发展之路造成了极大影响。虽然突破式创新的意义非凡，但在开放型经济下的企业创新战略中，它与渐进式创新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认为，只有把这两种创新结合起来，让它们相辅相成，才能充分挖掘出它们的价值，以获取企业发展的持续性竞争力。

绘制新的技术图景与采取新的技术路线，是企业创新自我完善的途径，同时也是企业促进开放式经济科学发展的有效方式。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并举，为新图景的绘制带来了切实可行的希望。这样的结合并举，要求在借鉴原有模式的基础上，不仅有限创新，而且可以在较为恰当时候选取破坏性的创造手段。回到企业创新而言，如果在充分参考企业的相关规模、所处地位、行业特征等基础上，保证了信息来源和知识密度的有效性，那么企业创新是可以采取突破性的方式进行革新。这样的企业创新是具有适度的科学性的，而通过这样的企业创新所影响到的开放式经济，也可以朝向更加科学的路径得以发展。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并举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在创新意识研究与经济学科的交叉研究之中，著名经济学家汉德生曾就这一命题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当然他的讨论更多的是将关注点放置在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两者分别对企业的整体性影响之上。而我们当下倡导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并存，是对原有讨论的突破，是对新的技术场景绘制的需要。渐进式与突破式创新将带来企业的新发展，而这样的新发展又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的开放式经济的发展模式与格局。两种方式的恰当的结合性使用，将会成为以企业创新促进开放性经济的科学发展的又一有效手段。这样的创新使得开放性经济一体化结构得以构建与企业创新的双赢。“一体化”是当下经济所追求的共赢性格局，而媒体时代的到来为开放经济中的“一体化”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可能，在开放经济科学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企业创新，便是需要借助媒体化时代的大背景，通过传播媒介的多元与密集引发跨越企业组织边界的新型创新，来帮助开放性经济走向科学的发展道路。

当下的“一体化”是全球性的“一体化”，区域经济需要在各地区、各行业的交互中获取新的发展空间。企业创新正是在创新中选取了与传媒化时代密切相关的创新方式，使得原本就以寻求融合为基点的开放式经济更快的迈进了“一体化”的进程之中。当然，在推动开放式经济一体化，并促使其健康、稳步的走向科学发展的同时，企业在自我创新中也获取了相应的收获，企业探寻出了一系列新的自我创新之路，同时以这样的自我创新去改变着整个大的经济格局。这样的互动与演化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开放式经济体系在这样的演变之中确立了更加合理与健康的框架，企业作为开放式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也转变得更加完善。创新之路在企业发展与开放式经济发展中科学演进，以企业创新促进开放性经济的科学发展注定是一条双赢之路。#p#分页标题#e#

传播媒介的多元与密集引发跨越企业组织边界的新型创新

企业创新实际上也一种社会交往，是通过社会交往寻找和判断最适合于特定企业、特定运作和特定市场的新观念。为什么必须通过社会交往呢？因为我们所说的创新是熊比特意义上的“创新”（innovation），而不是科学家关在实验室里从事的“发明创造”。而现代传播媒介的引入，使得企业直接单向的促进向经由媒介影响的路径发生转变，媒介时代的到来带来了全面革新的必须。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新近微博对企业营销创新的巨大影响。微博的高覆盖及高渗透是很多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而恰恰是这种天然的媒体属性及低成本特点让越来越多的地板企业也加入到了微博中，并开始尝试运用这种新形式的媒体进行品牌宣传。历经几年的飞速发展，如今的微博已然成为企业品牌营销的另一大战场。正如传播之父麦克卢汉所言，世界终将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地球村，这样的紧密性正好切合了开放性经济的特质，开放性经济正是这样的一种根生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货币自由兑换全面加速的经济形式，市场经济一体化与经济生活国际化使得开放式经济中的各个经济实体必然关联，而这样的关联正是一个传媒世界所带来和必然面对的。在传播媒介大量介入、世界日益媒体化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企业创新也以自我的新变化促进着开放式经济的科学发展，同时这样的新变化也是以企业创新促进开放式经济发展的新的有效方式与具体表现所在。

开放经济论文例8

论文摘要：由于西藏问题的特殊性，建国以来，党中央一直十分注重西藏的稳定和发展。改革开放后，西藏经济发展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发展迅速。中央在制定西藏政策的时候，既注意全国政策的统一性，又注重和西藏的特殊情况相结合。自1980年开始，中央先后召开了四次西藏工作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西藏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对西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2011年3月5日下午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同时要高度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重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重视城乡之问、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西藏将在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指导下，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由于西藏问题对我们国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西藏的稳定和发展。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西藏的工作在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中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西藏的稳定，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发展，涉及国家的发展；西藏的安全，涉及国家的安全。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的经济迅速发展。预计到2005年，大多数西藏人民的生活将达到小康水平。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西藏经济政策的发展和演变(1)，对做好新形势下的西藏工作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完成拨乱反正任务，加强改革，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建国以来，中央既考虑了全国政策的统一性，又考虑了西藏情况的特殊性，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西藏特点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西藏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同样秉承这一规律，来制定与西藏有关的政策。一般来说，中央就全国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在前，召开西藏工作会议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部署西藏的具体工作在后。 （一）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开展拨乱反正工作，确立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对于党的民族政策、经济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干部政策等方面的严重破坏，西藏人民和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深受其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拨乱反正工作。1980年4月，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全会以邓小平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贯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确立了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以藏族于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西藏实际出发，千方百计地医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创伤，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国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会上还纠正了“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左倾错误观念，指出“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 （在总结过去经验的荃础上提出对藏工作的八项方针，其主要内容有：中央各有关部门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制定、执行与西藏有关的方针、任务和政策，积极支援西藏发展；全国各有关地方和单位都要根据上级的指示，认真做好援藏工作；重新审订全区经济建设规划，纠正经济政策方面一系列“左”的偏向，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座谈会召开推动了西藏的拨乱反正，使西藏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同年5月22日，胡耀邦等同志率中央工作组到西藏考察工作，宣布给予西藏一系列优惠政策，主要有：全部免去自治区群众的农牧业税；不准随便向群众无偿征用劳动力；在所有的经济活动领域，都要放宽政策，不乱加限制；自留地和自留畜，群众自己能搞多少就让他们搞多少，房前屋后爱种什么就种什么，群众手里的东西要允许自由交换，生产可以联系生产力计算报酬；包产到组、到户、到人。 （二）第二次藏工作会议召开：进一步解放思想，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 1982年党的十二大的胜利召开，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后，西藏的农牧业生产徘徊不前，经济文化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改善不快。为解决这些问题，1984年2、3月间，中央一专门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认为主要原因是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对西藏的特殊性认识不足，思想不够解放，搞活经济的措施不够切实有力，在执行党的政策的过程中存在左倾思想。针对这些情况，会议决定对西藏的特殊性进行再认识，进一步解放思想，把西藏的各项工作推向一前进，“中心是把经济搞上去，使人民尽快富裕起 来”。会议要求西藏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要把主要精力转移和集中到三个方面，其中首要任务就是“一定要按照西藏的特殊条件，千方百计地把经济搞上去”。经过第三次西藏会议，西藏彻底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把工作的重点完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会议还就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决定，即：A、大力开发能源，发展交通运输事业；B、进一步放宽政策，促进农牧林和民族手工业的迅速发展；C、努力办好教育事业，发展和繁荣文化艺术；D、对外实行开放，对内加强交流等。为了落实会议精神，同年8月，中央工作组再次进藏实地调研，在分析问题，统一认识以及继续坚持两个“长期不变”（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和“两个为主”（按照西藏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意愿在坚持土地、森林、草场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以家庭经营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方针）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地推动下，农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西藏社会经济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由供给型向经营型转变。 在中央召开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为了改变西藏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同时也是为自治区成立20周年献礼，中央决定，由京、津、沪、苏、浙、闽、鲁、川、粤等省市，按照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帮助西藏建设43项工程，同时决定在内地各省市开办西藏中学。内地援建的43项工程，涉及电力能源、文化旅游等数十个基础行业，总建筑面积23.6万平方米，总投资4.8亿元。为了完成中央的嘱托，上述9省市先后动员了1.9万多名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参加这43项一工程的建设，体现了汉藏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情意。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深切关怀下，在各援建省市的高度重视和具体努力下，截止1985年，43项工程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为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 （三）恢复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出检验中国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的标准 “文化大革命”时期，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受到极左思潮的破坏和践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把巩固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1980年，邓小平针对过去在实施民族区域自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指出“要使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区域自制”。1982年颁布的新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些原则，而且还增加了一些具有时代精神的新内容。1984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标志着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建设开始步入法制化的轨道。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适合中国的情况”“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实践证明，该制度是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实际的。它在西藏实行有利于西藏人民根据本地方的条件，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本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的谈话提出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的标准：“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这为检验西藏工作好与坏、优与劣提供了一把标尺、一个准绳。促进西藏的发展，造福西藏人民是我们对藏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西藏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八十年代末到中共十五大，西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央首先稳定了西藏的局势，然后制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面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措施，给西藏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一）稳定西藏局势，奠定新一轮发展的基础 在外国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叛逃国外的达赖集团于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策划、煽动、组织了多起骚乱事件，给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损失，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阻挠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只有稳定才能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实现长期的稳定。两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党中央紧紧抓住稳定和发展这两件大事，制定西藏政策。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西藏工作。1989年10月，他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听取西藏自治区党委的汇报，讨论西藏工作，形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西藏工作纪要》，提出“西藏工作要紧紧抓住稳定局势和发展经济两件大事”。1990年7月，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更好地做出加快西藏经济发展的决策，江泽民同志专程到西藏考察，做出了“一定要把西藏的事办好”的重要指示，强调要改善能源和交通这两大制约西藏经济发展的瓶颈。不久，一批由国家投资的重大项目确定。主要包括：“一江两河”综合开发工 程；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工程；青藏、川藏、黑昌、中尼、墨脱公路的整治和改造；扩建拉萨贡嘎机场；改建邦达机场等。1990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通知》提出“要把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与少数民族自力更生相结合，把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与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具体利益相结合，把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与沿海地区和内地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才、资金、技术优势相结合。”“三结合”政策的提出，为西藏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开辟了新视野。 （二）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召开：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加快改革开放，确立西藏发展新目标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突破，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突破和飞跃，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有利于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兼顾效率和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制定了继续深化改革的总体蓝图。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了全局性整体推进的新阶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央决定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 1994年7月，在江泽民同志的主持下，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在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困难和有利条件，着手解决了促进西藏发展的一系列问题：（1）确定了加快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包括以下三点：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两手都要硬。第二，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逐步建立新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第三，发挥全国支援西藏和西藏自力更生两个积极性，下决心把基础设施建设搞上去，带动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2）制定了可行的发展目标：西藏在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左右，到2000年，力争国民生产总值比1993年接近翻一番，基本完成脱贫任务，多数群众达到小康水平；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整体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为下世纪初的更快发展奠定基础，创造条件。（3）决定在财政税收、金融、投资融资、价格补贴、外贸、社会保障、企业改革、农牧业等8个方面给予西藏优惠政策。（4）会议确定了新时期西藏工作的“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指导方针：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依靠西藏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的加快发展，确保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5）进一步加大援藏工作力度，确定了由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全国15个援藏省市“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方针。为了改变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对西藏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作用，中央有关部委和全国其他所有省、区、市分工承担了62项建设工程。这些工程的相继建成和使用，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藏经济发展添加新机遇 中央历来重视少数民族的发展，江泽民总书记在1999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在民族工作上的体现，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没有民族地区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实现了全国的现代化。”把少数民族的发展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速中西部经济发展，逐步缩小发展差距的决定。 1999年3月，江泽民总书记提出，要研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6月，江泽民总书记号召，要把加快开发西部地区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00年1月，党中央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拉开了序幕。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全国协调发展的需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贯彻“两个大局”思想而作出的战略决策。从根本上讲，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实施西部大开发是我国下个世纪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实施这一战略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西部地区特别 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总体上的协调发展，为最终实现中华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2000年3月10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全国人大代表热地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0年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第一年，对西藏的发展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一定要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打破封闭保守，扩大对外开放，从西藏实际出发，找准位置，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突出重点，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加快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第四次西藏工作会议：确定新世纪西藏经济发展新战略 自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的7年间，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西藏长期封闭半封闭状态开始打破，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人员交往日益密切，对外开放逐渐扩大。到2000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的西藏发展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2001年6月25日至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新世纪开端之年和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之际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1、中央对加强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加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确保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要紧紧抓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西藏社会局势基本稳定的良好机遇，着眼于西藏的繁荣进步和长治久安，集中力量解决事关西藏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问题，促进西藏经济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促进西藏社会局势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这就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西藏工作的主要任务。2、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总结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西藏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分析新世纪初西藏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研究进一步做好西藏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促进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3、江泽民在会上总结西藏工作的五条基本经验，第一条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加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确保西藏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指导方针；第二条是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上来，全党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全国大力支持西藏工作，增强西藏各族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4、指出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条件：西藏发展稳定的好形势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利条件；西藏各族人民尽快摆脱落后状态的强烈愿望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动力；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最根本的有利条件是中央的关心和全国人民对西藏的大力支援。5、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主要解决了四个问题：规划、项目、对口支援和优惠政策。6、朱镕基在会上就如何加快发展西藏经济发表了讲话：必须加快铁路、公路、机场、电力、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形成既有优势又有市场的支柱产业和特色经济；巩固和加强农牧业基础地位，以调整农牧区和经济结构重点，搞好农牧业综合开发，千方百计提高农牧民收入；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快发展旅游业，一定要把旅游业作为西藏的支柱产业；认真实施“科教兴藏”战略，大力培养各类人才，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努力采用先进适用的技术，使现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进一步加大对西藏的建设资金投入和实行优惠政策的力度。目前确定了国家直接投资的建设项目117个，总投资约312亿元。已经确定各省市对口支援建设项目70个，总投资约10.6亿元。 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新世纪西藏发展与稳定的“两个促进”的任务和目标。在发展方面，提出要促进西藏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在稳定方面，提出要促进西藏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为新世纪新阶段西藏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胡锦涛同志高度重视西藏的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实施好西部大开发战略 1988年至1992年，胡锦涛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多年来，胡锦涛同志一直关注着西藏的发展。自1998年“两会”开始，胡锦涛连续七年七次参加西藏代表团的讨论，多次作出重要指示。2002年两会期间，作为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同志，于3月5日在西藏代表团讨论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把开发优势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把加快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 活结合起来”的发展思路，并且讲了四个“结合”的发展要求，即把依靠国家支持和坚持自力更生结合起来，把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正确发挥政府职能结合起来，把开发优势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把加快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今年3月5日下午作为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同时要高度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重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重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我们相信，在落实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基础上，西藏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三中全会以来[M].（上）.人民出版社.1982.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479页. 三中全会以来[M].（上）.人民出版社.1982.北京：中共中央文敞研究室.第480页.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上）.人民出版社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6.第444页.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上）.人民出版社.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6.第448页. 邓小平文选[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257页. 邓小平文选[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页.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1.第1207.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C].江泽民

开放经济论文例9

 

从理论层面来讲，国际货币应承担提供国际清偿力的义务，资本项目适时的开放会促进该货币的境外持有和流通，扩大供给，对货币国际化起到促进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人民币币值保持稳定、出口竞争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人民币的流通范围已经跨越了国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周边国际化，特别是部分边境贸易已经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按照学术界普遍达成共识的“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的路径[1]，下一步应着眼于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推广。因此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应与正在实施中的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进行有机结合，着重解决扩大供给、刺激需求、防范金融风险等问题，在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开放的过程中推动人民币进一步的国际化。

一、以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主要的资本输出方式

资本项目开放对于推动货币国际化的一大重要意义在于通过资本输出扩大货币供给。在金融市场动荡、投资风险加大的背景下，在输出资本的多种方式中，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利于资产的保值增值，应为中国的第一选择。一方面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流动性短缺，发达国家的海外资金大量从新兴市场抽离，许多深陷危机的国家，面临企业资产缩水、投资不足和外汇短缺的困境，欢迎外资进入。另一方面人民币一直处在升值周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2009年全年升值64 个基点，2010年上半年升值373个基点经济学论文，自2010年6月19日人民币重启汇改至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达3.13%[5]。这意味着人民币购买力的增强，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2011年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允许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的银行和企业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在境外设立或取得企业或项目全部或部分权益。因此中国企业可考虑趁此机会，通过设立、并购、参股等方式发展海外实体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这些海外企业的建立，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培育和发展还有助于扩大人民币的海外需求，对人民币国际化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龙源期刊。

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已有一定的基础。早在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鼓励和支持各种有比较优势的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即使是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达到556亿美元，同比增长近两倍。2010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194亿美元，同比增长46％。为达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在投资过程中，要逐步扩大人民币的使用比例，政府应对以人民币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和扶持，特别是在资金融通方面，通过政策性银行、并鼓励商业银行多给予信贷支持，这样既对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扩大了人民币向境外的输出，这将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在海外的使用范围和影响的扩大。

二、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循序渐进的推动金融市场的建设与深化

国际化的货币必须有充足的存放和流通渠道，以及高效的保值和增值场所，那么一个开放的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就是必需的。在这一方面，香港和上海应作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和国际化的主要试验田，在明确定位的基础上展开合作，在金融市场的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发挥先锋作用。

1. 以香港为中心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

香港是一个老资格的国际性金融中心，金融机构众多，金融市场开放，特别是几乎无任何壁垒的贸易制度、自由兑换的货币、活跃的外汇市场和成熟的监管机制，是内地城市无法比拟的。近年来人民币在香港的流入流出量日益增加，存量规模也相当可观，而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对人民币的需求也不断提升，人民币离岸市场应运而生。特别是2007年1月，央行准许内地金融机构经批准后在香港发行人民币金融债券，这明确了以香港为中心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目标。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作用在于为境外人民币的存放和回流提供一个合法的渠道，促进人民币资产的海外持有，包括作为私人资产和官方储备，反过来又会对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特别是国际大宗交易的结算货币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同时，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会对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起到促进作用经济学论文，而这也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基础[2]。在未来发展上，香港应逐步扩大和提高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广度与深度。首先，在开办个人人民币业务的基础上，渐进式的允许香港银行办理企业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业务，以贸易结算业务为主，再进一步开始非经常项目项下的各项业务，特别是促进离岸人民币借贷市场的形成；第二，巩固人民币债券的发行市场，并拓展其流通市场，以满足交易者的流动性需求；第三，利用香港良好的市场基础和信息机制，完善无本金交割的汇率远期合约NDF、无本金交割期权NDO、无本金交割掉期NDS等离岸人民币金融衍生工具，以满足人民币资产持有者规避风险的需求。

2. 以上海为中心建设人民币在岸市场

上海是我们着力打造的完全本土的国际金融中心，理应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在香港主力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前提下，上海应把重点放在在岸市场建设上，尤其应重视目前比较薄弱的人民币衍生品市场的建设。金融衍生品及其交易市场不仅发挥价格发现的功能，更有效率的配置金融资源，并且可以作为市场主体规避风险、投资投机的有效工具。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以金融期货、期权为主要形式的衍生金融产品在美国的迅速发展是保持和提高美元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以IMM为代表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可以为美元持有者提供多元化的投资产品，为投资者提供避险获利的空间。这样的产品和市场也是走向国际化的人民币必需的。因为人民币衍生金融产品不仅可以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吸引更多的主体进行避险和投机操作，而且还借助其价格发现的功能促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有助于央行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有效调节，这都有利于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环境建设。2006年9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上海挂牌，标志着我国重新开始了人民币衍生品市场的建设。在人民币衍生品市场的建设过程当中，上海应以自己作为全国银行拆借、外汇交易、黄金交易、证券交易中心的地位作为依托，充分利用自身在经济基础、创新意识、国际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在制度建设方面，要建立健全相关的金融法规建设，提高监管机构及人员的道德和业务水平，严格金融执法力度，加强信息披露和透明度，一方面对保证金、逐日盯市、每日清算等相关制度要保证遵循，另一方面要合理调整行政干预力度，保证整个交易过程的公开、公正、公平；在市场建设方面，第一，应着重微观主体的塑造，重点培养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投资者，特别是正确引导私募基金的健康发展，以便更好的规避风险，促进市场的良性成长；第二经济学论文，在产品种类方面，可首先尝试在我国市场交易规模较大较为活跃的国债市场的基础上推出国债类衍生品，还可将发展重点放在股指期货等股指类衍生品上，优先发展交易所市场，循序渐进的拓展市场广度和深度。

三、保持合理的人民币汇率水平，抵御国际投机资本冲击

保持合理的人民币汇率水平，避免过度升值的现象发生，抵御国际投机资本冲击，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某一货币存在较大升值预期的情况下，会促使投资者将外币兑换成本币，以期许在本币升值时获得相应的汇兑收益龙源期刊。在持有本币的过程中，最吸引投资者的投资渠道是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因为这类资产收益高且变现容易。大批投资者的相似行为和巨额资金的进入会促使股价房价上涨，如此恶性循环就极易出现经济泡沫。而后，当本币贬值预期产生，资本外逃出现，经济即陷入停滞和萧条，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受到严重的影响。

以日元为例，在日元国际化的进程当中同时伴随着日元的升值，甚至是过度升值，长期偏离经济基本面，对于本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的扩大却起到了非常大的阻碍作用，同时导致国际投机资本涌入，资产泡沫形成，一旦发生本币贬值预期，资本外逃，经济即陷入停滞和萧条，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受到严重的影响[3]。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特别注意防止出现当年日元过度升值的情况发生，避免汇率脱离经济基本面，影响实体经济，引发投机资本冲击。

2009年以来，随着国家救市措施的实施，经济开始回暖，但同时也存在结构问题和通货膨胀的风险。2010年我国CPI同比增长3.3%，通胀压力不断上升。特别是各地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不断增长、交易价格开始攀升，投机行为和资产泡沫发生的机率增大。并且在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和国际化的过程当中，跨境资本流动特别是投机资本流动将愈加频繁剧烈，国内经济受国际经济影响的程度加大，特别是在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下，套利资本不断涌入，会进一步引发人民币汇率的过度升值和投机资本的持续进入经济学论文，未来出现货币逆转和资本外逃的可能性也就加大了。

作为我国来说，首要的是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使人民币汇率水平更具有合理性，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重启汇改，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未来央行监管应注重营造环境和调整结构，进一步深化外汇市场的改革，主要是增加交易主体和交易方式，特别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做市商制度和外汇远期、期货等衍生品市场，充分发挥市场主体进行套期保值等操作时的价格发现功能，使人民币市场汇率水平能够更真实的反映市场主体的供需愿望。另外央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应该更加公开、透明、有效，可通过设定汇率目标区[4]，对人民币汇率进行适当控制，在市场定价的基础上避免出现过度升值的现象，以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第二，要以控制房价为关键，防止资产价格的过度上涨，引导社会闲置资金更多的进入实体经济领域，控制资产泡沫的扩大；第三，应注意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有效监管，特别要注意从2010年年底货币政策从紧后跨境美元套利交易造成的热钱流入。

参考文献:

[1]张蓓.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及路径选择:文献综述[J].管理观察,2009,(6)：28-30.

[2]徐新华.国际中心货币、离岸人民币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J].北方经贸,2009,（5）：111-114.

[3]高圣智.汲取“日元国际化”经验教训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J].西部金融,2007,（12）：11-13.

[4]何慧刚.资本项目自由化、汇率制度弹性化与人民币国际化[J].南京社会科学,2007，（5）：19-25.

开放经济论文例10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1023

1引言

新古典济增长理论认为，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会出现趋同现象，初始状态下劳均产出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应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这一理论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所谓的趋同效应，虽然有一些低收入国家曾发生过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也有许多国家增长缓慢甚至是负增长。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各国之间达到较高的开放程度，就可以实现经济的趋同，但这一理论却缺少相关研究成果。由于贸易开放的趋同理论不仅会成为判断经济增长理论合理性的重要标准，也将对各国制定适当的促进经济增长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为此，本文希望通过实证研究对此进行探讨。

本文首先根据含有人力资本的索洛模型，将贸易开放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引入生产函数，推导出一国贸易开放对于产出向人均稳态收敛的影响模型，并与相关经济理论以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引入贸易开放度的含有人力资本的索洛模型与经济学理论和相关成果相符，贸易开放能够促进各国向经济稳态的收敛。

实证研究中，本文以此构建计量模型，选取了100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样本进行数据分析和实证研究，并通过Penn World Table 90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中这100个国家和地区1960―2014年的相关年度面板数据，分别从贸易开放结果和国家制度方向的角度，将贸易依存度、国家间重叠贸易指数、加权平均关税率和黑市交易费用指数等指标作为贸易开放度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收敛的促进作用，并且通过多种方法进行样本选取和回归分析以检验稳健性。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世界各国经济的趋同具有正向效应，这与经济学理论和相关研究成果相符，此外，回归结果所计算出的模型参数和收敛速度的估计值均良好，符合理论模型的预测值。

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在推动世界各国经济趋同、缩小各国之间收入差距等方面，自由贸易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各国应该发展外向型经济、放松管制，建立区域自由贸易区，促进贸易自由化发展，同时，这也启示国际组织在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援助时，帮助其开放市场可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本文的贡献在于，文章用到的数据为1960―2014年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宏观经济数据，其计算结果准确性较高、适应性广泛，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能够为各国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更全面、更客观的数据依据。

2文献综述

21贸易开放与经济发展

尽管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如Romer（1986）、Lucas（1988）、Krugman和Helpman（1985）、Grossman和Helpman（1991），但这并不足以证明贸易开放能够导致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趋同，这是因为该理论的必要条件是控制了各国开放程度后，初始状态下经济增速较低的国家将会有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这方面却很少有学者进行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朱俊峰和王健（2010）通过对1990―2009年东盟国家国际贸易与宏观经济数据研究发现，在建立自由贸易区和采用外向型经济政策之后，各国存在收入趋同的现象，这验证了贸易开放对经济趋同的促进作用。陈可达等（2011）通过研究1994―2007年欧盟国家的相关数据发现，随着欧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欧盟成员国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经济趋同，并认为这包括了成员国之间相互发展内部贸易而充分挖掘了落后国家的增长潜力。因此，贸易开放能否实现经济趋同的效果，仍然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和判断。

22贸易开放程度的衡量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与其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趋密切，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对于如何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则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由于一个国家的贸易开放度是指该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程度，因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向加以衡量。

第一个方向是通过度量国家贸易开放的结果来衡量贸易开放程度，这类指标主要包括贸易依存度、国家间重叠贸易指数等。贸易依存度是指进出口额所占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表达式为：trade=（X+M）/GDP，表示了国家的生产和消费中来自于进口和出口的比例；国家间重叠贸易指数与一个国家全部进出口额之差的绝对值所占全部进出口额之和的比重有关，表达式为：overlap=1-|（X-M）/（X+M）|。这些指标数值越大，反映出国家更加开放。由于其形式上简单、直观，被学者们广泛采用，但这类指标是从贸易开放的结果来考察贸易开放，所以这种间接测度方式容易受到统计数据的影响，而且数据本身能否真实反映贸易政策开放的程度也受到学者的质疑（Edwards，1998）。此外，指标所使用的统计数据可能与国家规模等因素有较大的相关性（Harrison，1996），这类指标也难以比较经济总量差别悬殊的两个国家。

第二个方向是通过度量国家政策的开放程度来衡量贸易开放程度，具体指标包括平均关税率、加权平均关税率（Thomas等，1991）、国内市场价格扭曲程度（Dollars，1992）、外汇的黑市交易费用（Levine和Renelt，1992）等指标，或者通过0―1变量对政策的开放程度进行简单的判断（Sachs和Warner，1995）。其中，黑市交易费用指数是指一国金融市场上货币黑市的汇率超过官方汇率的比率，表明了货币汇率的扭曲程度。这类指标着重考察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行动，其测度结果能够直接反映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但是由于指标本身定义模糊且测度困难，实证研究中不得不用其他指标来替代。

23文章的创新之处

根据前述内容不难发现，已有文献中仍缺少针对国际贸易能否实现各个国家经济增长趋同的研究成果。对此，本文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本身――索洛模型出发，将贸易开放作为促进全要素中生产率进步的一部分因素引入生产函数中，并推导出其对于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模型，从理论上研究Q易开放对经济趋同的作用，进而通过相关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实证的角度控制变量，以期证明贸易开放对经济趋同的促进作用并检验其稳健性。

此外，根据前文分析，仅通过单一衡量指标去代表贸易开放度是片面的、存在局限性的，对此，本文根据文献综述的分析，分别从贸易开放结果和国家制度方向的角度选取了贸易依存度、国家间重叠贸易指数、加权平均关税率和黑市交易费用指数几个衡量贸易开放度的指标，以期得到相对准确的实证结论。

3理论研究

31模型假定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含有人力资本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生产函数如下：

其中，yt为劳均产出。上式即表示了国家经济增长率和贸易开放程度的变化率、贸易开放程度的初态、劳均产出的初态以及其他国家结构性因素的关系。不难发现，理论模型中lny0前的系数为负数，根据趋同理论，如果世界各国之间达到较高的开放程度，那么也可以实现经济水平的趋同。因此可以推导出，在控制了贸易开放程度这个条件后，劳均产出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应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与理论模型中推导出的结果相符。

同时，贸易开放程度变化率前的系数为正数，这表明贸易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可以推断，具有较高贸易开放增长率的国家将会拥有较高的劳均产出增长率，这与直觉以及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成果相符。另外，根据式（8），劳均产出增长率与贸易开放度的初始状态Oo、物质资本储蓄率SK、人力资本储蓄率SH、技术进步率Bt均呈现正向的关系，而且劳均产出增长率与劳动增长率n呈负向关系。

4实证研究

41计量模型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选取贸易依存度（tradeit）、国家间重叠贸易指数（overlapit）、加权平均关税率（tariffit）和黑市交易费用指数（BMPit）作为贸易开放程度（openit）的变量，选用国内生产总值（GDPit）代表国内产出，物质资本储蓄率选取各国一年期存款利率（sK），因此选取人力资本指数（sH）作为人力资本储蓄率的变量。

对于经济增长的收敛方程，假设每一个国家的g+δ+ng=0075，这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估计选取所有国家的g+δ+ng=0075，是因为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许多国家经历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人均GDP增长率约为每年25%，折旧率约为每年5%，因此假定稳态条件下劳均产出增速g=0025，折旧率δ=005，而式中ng是人口增长率和GDP增速的乘积，数值较小可以忽略不计。，此外，由于人力资本储蓄率难以衡量，本文选取人力资本指数作为替代变量。通过式（8）可以建立各个国家相关的计量模型：

其中εt为误差项。根据前文推导，应有β1为负数，β4、β5为正数，当使用贸易依存度、国家间重叠贸易指数为变量时，β2、β3应为正数，使用加权平均关税率、黑市交易费用指数为变量时，β2、β3应为负数。

42数据描述

本文选取了100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通过Penn World Table 90数据库查阅了这100个国家和地区1960―2014年的相关年度面板数据，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分别计算出各贸易开放度指标的数值。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如表1所示，由于各国统计数据的完整性不一，因此最终可用的观测值有所不同。

43回归结果

本文将继续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前文各符号的预期判断，并估计各斜率系数的具体数值，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回归模型（1）～（4）分别为将贸易依存度、国家间重叠贸易指数、加权平均关税率和黑市交易费用指数作为贸易开放度变量的OLS回归结果，回归模型（5）作为对照组，不包括任何贸易开放度指标。

由回归模型（1）～（4）可知，贸易开放度初态及其平均增长速度对于产出增长速度的影响是显著的，各变量系数的符号均与本文的预期一致：贸易依存度、国家间重叠贸易指数的提高对经济趋同有正面作用，加权平均关税率、黑市交易费用指数的提高有负面作用。尽管一些学者认为贸易开放度指标难以描述一国的开放情况，但根据本文研究，这些指标在趋同理论中仍是衡量开放度的较好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回归模型（4）中黑市交易费用的增长率gBMPit无法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可能是由于统计数据缺失，观测值过少所致。

此外，对比回归模型（1）～（4）和模型（5）可知，当控制了各国贸易开放度的各个替代变量之后，初始状态下劳均产出越低的国家会拥有更大的增长速度，而且这些系数的显著性会提高，表明各国更有可能收敛到相同的增长路径，这验证了趋同理论。对此，本文绘制了在控制加权平均关税率前后各国经济趋同情况的散点图，如图1和图2所示。

另外，根据历史经验来说，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的收入所占GDP的比重在长期中相对保持不变，均约为03，即含有人力资本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生产函数中参数理论上应均约为03，此外，根据本文理论模型，收敛速度λ≈（1-α-φ）（n+g+δ），在合理的参数值范围内取值应为2%～3%，即一国当前劳均产出与稳态的缺口将以每年2%～3%的速度消失；而根据回归结果以及方程（8）中各变量系数的表达式，本文可以计算出参数α、φ和收敛速度λ的估计值，如表2的最后三行所示。不难发现，在控制了贸易开放度之后，参数α、φ和收敛速度λ均与理论模型的预测值更好地符合。

44稳健性分析

在得到基本结论后，本文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处理和筛选，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首先，选取贸易开放度增速较高的30个国家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对比表3与表2的回归结果可知，对贸易开放度增速较高的30个国家，当控制了它们的贸易开放水平后，变量lnyi0前的系数绝对值更大，而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他变量的显著情况也均有所提高，表明贸易开放度增速较高的30个国家平均来看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动力，这更加印证了贸易开放对于经济趋同的影响，本文所建立的理论模型是可靠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表现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国际贸易协定中的互惠重心也逐渐从关税减让转变为降低非关税壁垒，为此，本文选取这100个国家和地区1990―2014年的相关数据，重新计算相关变量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对于1990―2014年的相关数据，回归结果仍表明贸易开放对于经济趋同所具有的促进作用，本文所建立的理论模型是可靠的。同时，回归模型（3）中变量tariffi0的系数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而且符号和预期相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加权平均关税的初始状态对于各国经济的趋同已经不再有效，与现实情况相符。

为防止样本中离群点对于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还采用最小绝对离差法（LAD）对于1960―2014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根据表5的回归结果，尽管LAD回归得到的R2相对于OLS有所下降，但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均与OLS回归结果相似，这进一步表明理论模型是可靠的。

5结论与政策建议

51结论

正如前文所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趋同理论的适用性一直为学者所争论，对此，本文根据含有人力资本的索洛模型，将贸易开放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引入生产函数，推导出一国贸易开放对于产出向人均稳态收敛的影响模型，并与相关经济理论以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进一步，本文选取了100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样本，分别将贸易依存度、国家间重叠贸易指数、加权平均关税率和黑市交易费用指数等指标作为贸易开放度的变量进行数据分析和实证研究，并利用多种样本选取和计量回归方法检验模型稳健性。结果表明，在含有人力资本的索洛模型中引入贸易开放因素与经济学理论和相关成果相符，能够支持贸易开放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趋同的正向效应，此外，回归结果所计算出的参数α、φ和收敛速度λ的估计值均良好，符合理论模型的预测值。

52政策建议

由于贸易开放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世界各国经济趋同、缩小各国之间收入差距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各国应该发展外向型经济、放松管制，建立区域自由贸易区，促进贸易自由化发展，同时，这也启示国际组织在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援助时，帮助其开放市场可能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当前中国而言，经济开放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总体开放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面对当前制造业产能过剩和经济新常态的实际情况，对外应通过和周边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方式，进一步加大对外贸易的开放力度，对内应加大力度鼓励创新创业，通过完善创业扶持政策，降低创新创业门槛、优化创业环境，提供创新创业的服务功能，从而形成创新创业带动贸易发展的新局面。在协调国内和国外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更好地促进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实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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