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科技论文例1

一、小学生科技活动教学的必要性

小学教育阶段是普及科技知识的重要阶段，小学科学课科学自然程旨在培养小学生的科学素养。学校要把科技活动教学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并在小学生中间开展科技活动教学，是提高科学素养的必由之路。无数科学家的例子都说明了早期的科学的兴趣对一个人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小学生中间开展科技活动教学，是普及科技知识，提升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的现实需要。

二、小学生科技活动教学策略分析

（一）切实提高科技活动教育的认识

开展科技活动不仅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内化，对于培养小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教育部门要充分认识到科技教育对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定位的重要性，对培养造就适应未来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积极主动为农村学校科技教育创造条件。二是家长和学生要放弃应试教育的束缚，形成素质教育思想。三是教育管理者要为小学生开设科技教育课程，在不同学科教学中渗透科技教育，积极组织科技教育活动。同时，要注重培养科学精神。

（二）加强小学科技活动课程建设

小学阶段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启蒙阶段，教育主管部门高层要对小学生科技活动课程设置进行细化研究，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规范，最终形成符合当前教育实际的课程教材，科技活动教育才能逐步系统化、规范化。

（三）健全学校科技活动工作机制

一要建立财政专项经费投入机制。为保障学校科技教育的正常开展，政府将科技教育经费投入纳入年初财政预算，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学校科技教育，探索建立科技教育实践基地。二要健全学校科技活动运行机制。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科技教育的组织和协调，并对学校、教师实施科技教育的情况进行管理、指导和考核评价，学校负责科技教育的落实和执行。三是教育主管部门要完善科技教育激励机制，制定科技教育发展专项规划。四要建立科技教育社会协作机制。科技活动的发展需要全社会协作，支持科技活动、参与科技教育，克服学校开展科技活动的诸多困难，是科技活动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四）加强科技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要推动小学生科技活动的正常发展，科技活动教师队伍建设必不可少。一要完善科技教师岗位管理，包括设置、标准、职责、制度等的完善。二要扩大专兼职科技教师队伍的建设。学校要根据实际情况，至少配备一名专职科技教师，并根据需要配备兼职教师，在保持科技教师队伍的稳定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校外科技人才的引进。三要加强科技教师培训和交流。教育主管部门要进一步转换思路，加大对科技教师的培训力度，加强城乡之间科技教师交流、互访，积极参加高级别科技知识专题讲座。

（五）广开科技教育资源和渠道

一要推动科技教育资源共享。推动优秀科技教育师资和课程资源共享，为农村学校开展科技教育提供师资、课程保障;推动区域学校科技教育设备、资源共享，为农村学校开展科技教育提供师资、设备保障;建立科技教育资源共享平台，为本地农村学校提供科技教育信息交流、科研导向、教改探索、经验推广等服务。二要加强科技教育资源开发。鼓励农村学校根据自身实际，开设有自身特色的并适合学生年龄特点和智力发展的科技教育校本课程。搭建平台，充分开发社会资源。

（六）开展小学生科技实践活动

学校要紧紧抓住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在开展科技活动中培养学生的探究力和创造力，要引导鼓励学生奋勇参与各项科技活动。学校要重视小学生科技活动方案的准备，并为学生参与科技活动提供硬件支持。学生在科技辅导员老师的引导下,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七）邀请专家开展科技活动讲座进校园活动

生活科技论文例2

科学不仅是生活现象与生活规律的理论归纳或演绎，也是生活现象与生活规律的形象描述与解说。语文教材中的科技内容可谓丰富多彩。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让文学形象具有科技的意义，也要让严密的科技理论演绎成实实在在的生活现象，以增强学生的科技意识与科技能力。教学《祝福》，我们既要让学生明白诸如“族权”“政权”的封建政权的腐朽及诸如“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的罪恶，同时也要让学生明白诸如“祭神”“捐门槛”的“伪科学”的害人不浅；不仅要从理论的高度分析课文所蕴含的科学哲理，也要引导学生联系目前生活实际以分析现实生活中“祥林搜”的存在现象。教学《南州六月荔枝丹》，我们既要引导学生准确解读荔枝的外形及内部构造，也要引导学生了解与明白现实中荔枝的生产与发展现状，以实物进行教学，从而使课堂教学充满生活的情趣。教授《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我们不仅要让学生理解“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这些科学概念，同时，也应让学生回到现实生活中，并使之明白“尊老爱幼”“民族气节”“忠孝节义”等是“文化传统”而非“传统文化”，而我们每年正月初一“放鞭炮”“贴春联”、五月初五“吃粽子”“赛龙舟”、八月十五“赏月”“吃月饼”等是“传统文化”而非“文化传统”。严密的科技理论与实在的现实生活结合，文本才可“鲜活”起来。

课文内容解读的生活化，不仅可使课本内容通俗化，易于让学生接受，增强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而且也可使语文与生活间的距离大大缩短，让学生明白学习语文就是学习生活，以增强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增强语文教学的生活性与实用性。尽管语文教材中的许多科技内容，由于条件限制，教者无法将它生活化，但我们必须明确的是，生活化了的语文课堂教学无疑给语文课堂教学增添了魅力，引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这对语文教学而言，也无疑是一条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途径。

二、生活内容书面化——构建科技的生活舞台

能力的形成不仅需要相关理论的建构，更需要现实实践。语文教学也不会例外。“学以致用”，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否则，便是对生命与知识的极大浪费。学习文学作品，必要时，要让学生根据课堂所学，结合生活实际，并以生活实际为出发点，运用生活逻辑，发挥合理想象，写出符合生活逻辑与科学逻辑的文学作品。如学了《骑桶者》而写作《骑云者》《站在火星上》《跨上飞碟》等，学了《沙之书》而写作《水之书》《云之书》《风之书》等，学了《祝福》而写作《祈祷》《膜拜》《崇拜》等。学了科技作品，要让学生结合现实生活，学写自己身边的事物或者自己生活中的事物。如学了《南州六月荔枝丹》而让学生写作《黄岩蜜橘》《仙居杨梅》《玉环文旦》《临海勾青》等，学了《景泰蓝的制作》而让学生写作《椒江燃香姜汁的做法》《台州泡虾的制作》《临海麦饼的做法》《三门食饼筒的制作》等，学了鲁迅的《拿来主义》及庞朴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而让学生写作《中国人过圣诞节的文化思考》《韩国“端午祭”与中国“端午节”的文化区别》《“乞巧节（七夕节）”的文化演变》《春节的文化内涵》等。

叶圣陶有言：“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乎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联系。”“阅读”与“写作”始终是语文教学的两条主线。语文教学的理想或者说是理想的语文教学应该是“阅读”与“写作”相辅相成，也就是说，以“阅读”促“写作”，以“写作”促“阅读”。用教学篇目的学习来指导学生的作文写作，进而再以其写作促使学生对文本的更深透的阅读，这无疑是实现“阅读”与“写作”相互促进的一条有利途径。让生活内容书面化，让所学能在实践中得以应用，使得“生活与科技”的教学内容在语文“阅读与写作”的教学中得到切实的落实，从而构建科技的生活舞台。

三、语文练习“科技生活化”与“生活科技化”——创设教学共赢局面

高考关涉千万考生的人生命运与前途，也在一定程度上关涉教师的教学前途，说得严重点，也可能关涉到教师自身的人生生计。语文教材中少不了科技文，高考语文试题的现代文阅读中，也有一块是科技文（也叫社科文）的阅读。科技文（社科文），内容范围广——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表达严密。科技文（社科文）的阅读训练，不仅可使学生充分认识到语文与科技间的密切关系，还可使学生的科技意识与素养得以培养与提高。从实用的角度看，语文课堂教学的科技文（社科文）阅读训练必不可少。提高科技文（社科文）阅读的答题正确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教与学双方实现共赢的一个重要点，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以培养学生的科技意识，提升学生的科技素养，这无疑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了。

利用科技文（社科文）的阅读训练以培养学生的科技意识，提升学生的科技素养，实施科技教育，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选用的什么样的科技文阅读材料，而在于我们所选的科技文文本与现实生活有多大的联系。中学生知识层次有限，他们对艰深的科技文（社科文）阅读也许有一定的困难，但倘若我们所选择的文章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学生所感受到的也许更为强烈，而其学习自然也就有了乐趣。选择具有生活内容的科技文（社科文）抑或选择与学生生活较为贴近的科技文（社科文）文章作语文阅读训练文本，并配以适当的题目，这既能增强学生的科学素养，同时也会激发学生阅读科技文（社科文）的兴趣，寓教于生活，寓生活于教，学生高兴，教者自然也受益匪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选用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技文（社科文）作为学生的语文阅读练习，是个让学生与教师双赢的方法，也是我们实现科技教育生活化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生活科技论文例3

期刊投稿 在教育教学研究的基础上，进入到“教育教学与论文、课题、综合实践活动”相结合的第二层次研究。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水平需要提高，首先要加强自身理论水平的研究。为提高教育教学的理论水平，就要把教育教学研究提高到论文研究、课题研究、综合实践活动研究的层面。

论文的范畴是广泛的，教学论文包括:专题论文、教学设计、教学案例、教例反思、教学方法、教材钻研、教学评价、学法指导、研究报告等。教育论文包括:学生管理、班级管理、学校管理、心理健康教育、学科德育、德育案例、素质教育等。教育教学之余，教师要结合教育教学实际，多动脑勤动笔，多去研究以上范畴的论文。论文撰写后，就要考虑效应问题。检验论文效应的途径有三条:一是每逢论文评奖机会，根据论文内容要求，针对性的呈送参评;二是根据教育教学杂志的栏目要求，投稿发表;三是将教育教学实践中提炼升华的论文，去指导、应用、验证于教育教学实践，提升教育教学效果。

课题是专项性的教育教学研究，针对教育教学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提炼出专题。综合实践活动是少先队活动、班队活动、科学实践活动、数学实践活动、第二课堂等素质教育活动的总称。它涉及的学科有:科学、劳动技术、计算机、美术、物理、化学、数学等。根据研究需要，确立活动主题。无论是课题还是综合实践活动，不同于论文的是，主题确立之后，一般要先向教研、科研部门申报立项。立项后的研究时间短则一年，长则几年，然后撰写出课题报告或课题论文，按结题时间将成果呈送立项单位评奖。并且评奖单位只能是立项单位，不可超越。而论文的随机性很大，可以根据评奖要求去撰写，也可先撰写好各种类别的论文，等待评奖机会。

在论文撰写，课题、综合实践活动研究有一定基础的前提下，进到“教育教学研究活动与科技实践活动相结合”的第三层次。科技实践活动与课题、综合实践活动有五大不同之处:

一是立项和评奖方式不同。科技实践活动往往不立项，直接将研究成果送交县(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参与每年一度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的成果由县(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逐级推荐，参与市、省、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评奖。

二是成果级别不同。科技实践活动成果的认定级别远高于课题。低级别的认定单位，课题成果往往是:县(区)、市教科所或教研室，而科技实践活动成果是:县(区)、市科协、教育局联合评奖。中级别的认定单位，课题成果往往是:省教育分会、教研室或教科院，而科技实践活动成果是:省科协、教育厅、科技厅、共青团、妇联、文明办多家单位联合评奖。高级别的认定单位，课题成果往往是:全国教育分会或中央教科所，而科技实践活动成果是: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体育运动总局、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省(区、市)人民政府联合评奖。

三是教师在成果中的地位不同。课题(包括综合实践活动)成果，教师是“主持研究者与参与研究者”，而科技实践活动成果，教师是“指导师”。

四是成果属性不同。课题(包括综合实践活动)是教师个人所有成果，而科技实践活动成果是学校的集体荣誉成果。中文核心期刊

五是研究内容范围和要求不同。课题(包括综合实践活动)的研究内容范围很广泛，不受制约，而科技实践活动必须围绕“科技”，体现“科技”，尽可能增加科技含量。

生活科技论文例4

abstract: it is a vital issue related to the fate of the humankind that sci-tech culture and humanities culture become integration from opposition. how and where to integrate for them is the key of this issue ?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triplism for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 this paper intends to take engineering into the horizon of creating action , and searches for the integrating responsibility of the two cultures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with phenomenology rethinking about the profound cause of separation between sci-tech culture and humanities culture .

key words: sci-tech；humanities；engineering；integration

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c∙斯诺明确地提出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立以来，一方面，国内外理论界热烈讨论“两种文化”对立带来的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并努力寻找“两种文化”融合的各种路径。但另一方面，“两种文化”的对立在现实中却更为加剧，这从国外近年来发生的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等可见一斑，现实似乎嘲弄着理论界的努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种文化”分裂的内在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它们究竟能不能融合？如果能融合，应在什么样的场域中融合？本文拟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框架下，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通过对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分裂内在原因的现象学反思，来探寻“两种文化”在工程这一场域中融合的可能性。

1 “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关于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对立的根源，c∙斯诺本人的描述及众多的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可以说众人皆知，无须赘述。笔者仅就现象学的一些思路来探讨“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早在c∙斯诺之前，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中，已深刻论述了现代科学的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危机：“科学危机所指的无非是，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即它为自己提出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法论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了。……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注重事实的人。……从人们对我们的文化危机的普遍悲叹出发，从在这个方面归咎于科学的作用出发，产生出一些动机，这就是对一些科学的科学性进行严肃的非常必要的批判。”〔1〕在胡塞尔看来，现代科学的科学性已由实证主义的客观性所支配，这正是造成科学危机乃至于文化危机的根源。

笛卡儿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确立了主体的存在，同时也确立了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的存在，由此开创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近代认识论。在这种对象性的二元结构中，包含着物理学主义的客观主义和超越论的主观主义这两个分裂的方向。

沿着客观主义的方向，从伽利略起，现代科学开始了其将自然数学化的历程，用理念化了的自然暗中代替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自然本身就在这种新的数学的指导下理念化了；用现代的说法，自然本身变成了一种数学的流形。……用数学方式奠定的理念东西的世界暗中代替了唯一现实的世界，现实地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到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2〕这样，现代科学以客观化的数学外衣遮蔽了其源发于其中的生活世界，造成了其对生活世界的遗忘。“伽利略在其从几何学出发，从感性上呈现的并且可以数学化的东西出发，对世界的考察中，抽去了在人格的生活中作为人格的主体；抽去了一切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精神的东西，抽去了一切在人的实践中附到事物上的文化特性。”〔3〕这种将自然数学化的思维方式与认识论中的客观主义相辅相成，导致了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并逐步成为支配现代科学发展乃至于整个西方文化主流的思维方式。

沿着主观主义的方向，从笛卡儿本人开始，经过贝克莱、修谟直至康德，都一直企图建立超越论的主体哲学，“这种哲学的产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自我，以及我的思维生活，乃是一切可能的思维成就的、一切有关客观性的意义和正当性的询问的原始基础。”〔4〕但是，胡塞尔认为他们都没有真正实现“哥白尼式转向”，因为他们没有深入研究构造一切存在物的绝对主观性，也没有深入研究把握这种主观性的方法，他认为唯有通过超越论的现象学才能真正克服笛卡儿以来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分裂。

笛卡儿的二元论、修谟的怀疑论、康德的认识论等，由于预设了物理实体或物自体的存在，因而不可能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不可能真正解决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认识论难题：人的主体、意识如何脱出它的表象的内在性达到外部世界中的超越对象呢？这条认识论的鸿沟是无法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跨越的。因此，胡塞尔的超越论首先指的就是对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的超越，通过认识者反思自身及其认识生活的原始发生过程，把构造一切存在物的认识活动追溯到无预设前提的、自明的、活生生的直观体验之境域(horizon)，这种通过超越达到的“绝对主观性”已经不再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主观性，也不是思辨构造的新产物，它是前科学的、前哲学的、非课题化的、奠基性的、主观相对的、显现于境域之中的生活世界本身，它只有通过现象学的悬搁才能达到。

胡塞尔并不是要反对现代科学，而是要现代科学重新植入它本身源发但又被它忘却的生活世界的境域中。正如德国现象学家克劳斯•黑尔德所说：“在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思索中包含着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彻底批判。然而奇特的是，这个批判并不是从根本原则上否定科学。相反，胡塞尔所关心的只是对科学和作为科学一般基础的哲学的更新。”〔5〕胡塞尔从他后期发生现象学的观点指出，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科学不仅忘却了生活世界的奠基，而且排除了它自身现实发生的境域，改变了传统科学对境域的依存性质，使自身成为绝对客观性的、与直观境域彻底无关的知识体系，在这样的情形下，世界原本作为普全境域的生活世界转变成为客观自在的、无限的科学世界，成为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对象化的客体。

在实证主义的观念里，科学世界不仅脱离了境域的束缚，而且反过来要主宰生活世界，成为生活世界的基础，使生活科学化。但是，这种去除了境域的客观世界是非人性的，它以人的自由的丧失为代价，“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彻着‘自由’的理念。”〔6〕 同样，“对于胡塞尔来说，真正人性的东西是自由，它被理解为我作为先验的原-自我所具有的责任，这种原-自我是无法通过任何对象化来获取的。我对我的行为负有责任，而行为意味着一种对可能性的把握。”〔7〕这种可能性是在境域之中的可能性，境域正是在人的行为中开启自身的，它无法与人的行为分离开来。因此，在去除了境域的客观化的对象世界里，人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将意味着放弃人的责任，丧失人的自由，从而丧失了人本身。人的共同体在其历史境域之中原促创(urstiftung) 的并积淀(sedimentierung)下来的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宗教、哲学等人文科学传统都将丧失意义。“现代的生存似乎已经分裂为在一个带有自然科学技术理性烙印的世界及其组织中的无精神生活和在一个历史地和个人地成长起来的世界及其文化产物中的充实的此在。”〔8〕这正是“两种文化”分裂的深层原因。

胡塞尔对现代科学精神的批判并不是要滋长这种分裂情绪，相反，“胡塞尔的思维具有对这两个方面的亲和力并因此体现了对这‘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9〕我们或许可以从他深刻的思想中寻找到“两种文化”融合的思路。

2 两种工程观

“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10〕提出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概念指称的变换。关键在于工程具有不同于科学、技术的相对独立的本质特性。但是，在流行的观点中，技术是科学的应用，而工程则是科学和技术的应用。按照这种观点，既使把工程从技术中划分出来，工程的本质仍将遮蔽在技术阴影之中，工程哲学也不可能真正超越技术哲学樊篱，仍然会把工程哲学当成某种“技术的工程哲学” 来建构。把工程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确实存在其词源学的依据。在英语中，工程“engineering”的词根为engine（机械）和inge-nious（有发明才能的），它们都起源于同一个拉丁语词根ingenerare，即“创造、智巧、聪明”的意思，其词根gen的意思为“生产、制造”；engine在古英语中又具有“to contrive”（设计出来、设计做到、发明造出）的含义。随着科学、技术在工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工程不仅为技术而且是科学即engineering sciences，于是engineering在原‘活动过程或结果’上又增加了‘学科理论’含义。”〔11〕总之，学界大多数人十分自然地倾向于把“工程”界定为“把数学和科学技术知识应用于规划、研制、加工、试验和创建人工系统的活动和结果”〔12〕，属于改造自然的实践范畴。

笔者十分赞成“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观点。但对许多人把工程本质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的观点不能苟同，我把这种工程观称之为：“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相应，笔者将依据发生现象学的思路，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尝试形成另一种工程观：“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

在科学技术哲学传统的视域中，实践被理解为人们为了获取物质文化生活资料，满足人类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它作为人类实际地处理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活动过程，总是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范导，是在观念地处理并处理了人与世界关系之后才得以进行的有目的的、能动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13〕工程实践作为应用科学、技术理论知识及经验的造物实践活动，首先也要以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前提，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世界展现为客观自在的、数学化的、无限的科学世界，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构成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科学、技术的认识活动，工程改造世界的造物实践活动都是在这个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进行的。这样，工程本质上就展现为：在科学活动建构的自然图景和自然规律的框架内，遵循技术活动建构的以自然规律为前提的“怎么做”的程序化知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按照数学化的方式去筹划和改造自然、构造人工物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实现理论向现实的飞跃，实现客体的主体化，从而达到主体的目的、满足主体的需要。这样理解的工程实践正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人类通过它可以重新把二元分离的主、客体统一起来。然而，“实践”(praxis)一词的含义极为复杂多变，其原义只与人的意志、伦理、道德行为相关。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把知识(episteme) 分为三类：实践的、制造的和理论的(praxis，poiesis，theoria) 。理论知识与认识(episteme) 相关；制造知识与技艺或技巧(techne) 相关；而实践知识与实践智慧(phronesis)相关，其目的是通过获得性的伦理能力导向明智行为，伦理能力只能通过生活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人的个体经验才能获得，这种经验不同于感觉经验，也不能光靠语言来交流，而要靠人的具体参与和亲身体验才能获得。〔14〕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是境域性的伦理行为。康德也在意志、伦理行为的意义上使用“实践”一词，反对将其扩大化。但如今，特别是在中国，“实践”一词扩大化为指称除理论思维之外的一切人类行为。

这种“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工程观在本质上显然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致的，胡塞尔对现代科学客观主义所造成危机的批判，同样适用于这种工程观。现代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必然也会导致工程对生活世界的背离，加深文化的危机，加深我们这个世界的非人性化，从而逃避人类的责任！在这种排除了人和人文文化的工程世界里，从根本上讲不可能把主客体重新统一起来，更不可能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

发生现象学是胡塞尔后期思想的主要形态，与其前期的静态现象学研究先天规则结构不同，它主要研究先验主体性的自身构造和世界构造的时间过程。这种在时间中的构造是在境域中发生的，境域是人的知觉范围，它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其有限性与知觉的现实性相关，而无限性与知觉的可能性相关；个别的境域显现着有限的事物，而境域构造具有超越自身的特征，通过不断的超越，最终达到普全的境域，构造出世界，即在境域中开启出世界。“所谓的世界就在现象学上被理解为普遍境域，也就是普全的指引联系(verweisungszusammenhang)，所有意义指引的个别联系都共同归属于其中，而我们的行为就是由这种意义指引来引导的。”〔15〕可见，在发生现象学中，人与世界最原初、最根本的关系不再是自然主义常识观、实证主义科学观中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而是境域化关系，这种关系是自明的、非预设的、非课题化的、存在论的而非认识论的关系。

笔者认为，只有把对工程本质的反思，纳入这种存在论的境域化结构中，把工程理解为境域化造物行动而不是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理解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才能真正把握“我造物故我在”深刻含义，从而真正切近工程的本质，避免实证主义的工程观带来的危机。一切思想、文化和行为都是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历史地发生的，并在境域中彼此关联，这意味着存在“两种文化”在境域化造物行动中，也即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这正好体现了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对“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

3 科技与人文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

将“两种文化”融合起来是获得学术界多数共识的主张，但是，怎么才能把它们融合起来？在什么场域中融合起来？学术界目前存在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思路：其一，主张以科技文化为主体，在其中融入人文因素，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就是这种主张的典型，“萨顿坚信科学史是惟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他最高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的人文主义。他的学术活动就是为了要实现‘全部知识的综合’，使科学史成为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16〕；其二，主张以人文文化为主体，让科技回归人文，“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文是万学之母，是一切学问的母亲，也是今天所谓的自然科学的母亲。……我们要不断重申母体性，而且希望这些长得高大威猛的了儿子们要不断回归自己的母体。”〔17〕“科学的人文本性是什么？我认为是自由，近代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就在于科学丢弃了自由的理想，而沦为‘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 的工具。……自由的科学是真与善的统一。……自由的科学是真与美的统一。”〔18〕

虽然这些主张都不乏深刻之处，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果不深入批判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基础，不超越近代以来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结构，那么，无论是在科技中注入人文，还是企图使科学回归人文，融合都是不能真正实现的。按照我们提出的“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工程观，在工程这一场域中，为什么存在“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可能性呢？

从胡塞尔对“两种文化”分裂的深层原因可以看到，这种分裂最深刻的原因在于现代实证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因此，要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关键就在于使客观科学重返生活世界，重建生活世界的科学。现代科学因其客观化、理想化的追求，具有了非境域化的特征，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必须重获境域化。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境域化的科学才具备与在历史中形成的并在境域中源源发生的其它文化相融合的可能，这种融合唯有通过人的境域化行为才能实现。在胡塞尔的早期思想中，“行为”（akt）概念指称的不是现实的行动(actus) 、活动，而是意识行为，它可分为“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客体化行为”指包括表象、判断在内的逻辑—认识的智，它们是使客体或对象得以被构造出来的行为；而“非客体化行为”则意味着情感、评价、意愿等等价值论、实践论的行为活动，它们不具有构造客体对象的能力，并认为“客体化行为”是“非客体化行为”的基础，但后来，胡塞尔在他的伦理学中承认这两种行为之间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19〕。不走出这种早期的意识哲学，胡塞尔是不可能超越这条鸿沟的。这也意味着仅在意识的、观念的层面不可能超越“两种文化”的对立。

在后期转向生活世界的发生现象学中，胡塞尔的“行为”概念扩展为不仅指称意识行为而且包括身体的行为、现实的物质行动，当然，这种扩展是以暗含的方式出现的。“由于旧科学(指传统科学--笔者) 束缚在境域上，因此它们与人的前科学的‘实践技艺’相联结，如丈量术、治疗术等等。希腊人将立足于这种技艺上的知识、熟知称之为‘技术’(techne)”〔20〕这里，胡塞尔暗示着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同样存在对境域化技术的依赖。美国技术现象学家d∙伊德认为：胡塞尔“他的后期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1936) 发展了一种高度体现的、知觉现象学。他宣称，科学，特别是由数学化和理想化所驱动的科学，‘遗忘’了在文化和历史的生活世界中的人类身体与知觉的存在。在分析这一危机的过程中，胡塞尔采取了暗含的期待技术哲学可能作用的两个步骤。”〔21〕这两个步骤指的是胡塞尔以铭写技术和测量技术为例，来说明生活世界的境域化技术行动在扩展生活世界境域及知识文化水平中的作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工具分析”、梅洛∙庞蒂对身体行为结构的研究、d∙伊德对技术行为在人与世界境域关系中的居间调节作用的分析等等，都极大地推进了境域化技术行为的研究。由于这些哲学家没有明确区分技术与工程，他们对技术行为的分析，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就是对境域化造物工程行动的分析。

工程作为人在生活世界中构造出人工物的境域化物质性行动，它与人类基于主动性的其它创造行为一样，可称之为胡塞尔的“原促创”，它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人的共同体的行为。当一项工程完成或一个新工具被发明时，一个“原促创”便形成了，随着“原促创”的被动“习性化”(habitualisierung)，意味着原境域的改变，新境域的发生，人工物的建造与使用正是在境域中通过造物行动的“原促创”和使用过程的“习性化”，从而构造出新境域的发生过程。任何主动的“原促创”，都要以被动的“习性化”为前提，“正是主动和被动发生的现象学才系统地将所有构造发生统合为一个总体联系，并且它坚定地提出这样一个思想：意识不是孤立的对象，而是境域并因此而构造着世界。”〔22〕同样，工程也不仅仅是孤立地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而是要把人类历史上所“原促创”并通过“习性化”积淀下来的科学、技术、文化融合于境域之中，构造出人类生存的人工世界，科技与人文才能在工程中真正的融合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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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科技论文例5

近百余年来，科学与科技俨然成为引领人类社会变迁的最重要主导力量，科学、科技不停地求新求变，在物质领域不断的推陈出新，而与着重人类精神价值、追求稳定安逸的人生想望之间，产生了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1959年英国剑桥大学的斯诺（C. P. Snow），鉴于西方世界这种进步科学与传统人文之间割裂、紧张关系与影响力的扩大，从宏观的立场提出了文学(人文)与科学两种文化区别、对立的论述，而呼吁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应该有所沟通、相互理解，启动了科学与人文的论争。其主要目的在提醒科学家在研发科学与技术的同时，也必须注意科学、科技对人类社会的道德关怀。1985年英国科学院（Royal Society）为因应未来世界的竞争，全面检讨科学与世界的关系、科学家与大众理解的科学、政策制订的专家社群与大众的认知与需求之间的落差等等问题进行反思；并有所针对地提出关于科学普及的信息、教育、政策、社会、文化、环境等各方面的议题，而引发了世界各国对科普议题的关注，而这些议题或可谓是导因于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而引发的。1995年约翰·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对照现实社会的实际互动状况，将斯诺的观点引申发挥，提出“第三种文化”的论述；而所谓“第三种文化”并不是科学与人文交流以后的新综合，而是科学知识的通俗化和普及化，所形成的一种大众文化（public culture）现象（余英时，2003）。

换句话说，半个世纪以来科学与人文间的论争，从对立割裂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各层面，以至于形成“第三种文化”，显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经过百年来科学与科技教育的推广，科学与科技已具体的产业化、市场化、生活化；原本属于少数科学知识拥有者的特别知识与特别力量，早已转换形态而逐渐融入大众的生活中，成为人类生存的一种技能性知识，也让人开始怀疑与重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而科普所影响到人的生命、生活、生存三者，都与人类本身有关，也正是构成文化意涵的主轴，要讨论科普的实践与文化的问题，应该回归到整体文化的领域中加以思考。

2文化视野中的科普

大体而言，所谓的“文化”主要是指：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而其中的个体主要从他所处的群体中被“教导与学习”到各种思维、感觉与信仰的方式，以及获得一套面对问题情境、解决问题、适应环境的标准化、规范化的调节技能等等，而逐渐形成群体的概念认知模式与价值理念系统，并在与人事物互动、调适的过程中相互融渗而成的、不断动态调整的复杂整体（Clifford Geertz，纳日碧力戈等译，1999：4~5）。从文化习得的观点而言，有人认为，在西方“文化”（culture）的原意为“培养自然的成长”，是指一种人类训练的过程；18世纪之后，慢慢演变出四个意涵“……它第一个意思是‘心灵的一种普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之完美观念有密切关系。第二个意思是‘整个社会里的智识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个意指‘艺术（技艺）的普遍状态’。其后，又有第四个意思：‘物质、智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Raymond Williams，彭淮栋译，1985：xvii）。

从文化的这些主要意涵可以知道，“文化概念具有多方面的含义，最能表达这一时代特有的知识和社会变化的复杂性”（维克多·埃尔，1988，107）。在当今的时代里，科学知识已被各国全面纳入正规的教育体制内，甚至占有主导地位，成为训练一般大众心灵习惯、知识、技艺等文化习得的基础教育之一。其主要的功能大致有三：一在宣扬科学与科技的正确知识、研究方式，旨在袪疑、去神秘化，以提升全民对自然的理解并支持科学的研究发展；二在提倡一种科学理性的认知，追求事实的理解，并在辨清事实真相后，明确的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与行动选择；三在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理解科学如何推动社会发展，而面对事件重塑文化生活。透过科普的教育可以普遍提升大众在科技时代必须具备的知识，以及在文化环境中追求生存的智能。从文化对其成员教导与学习的角度而言，科学与科技的普及教育增进大众的知识，培养大众融入文化社会的技能，而扮演了塑造现代文化的重要角色；相对的大众在文化情境中与其它共在的人事物互动的现实中，也产生诸多复杂的具体问题，也让人体验与发现到既有文化传统的局限，以及种种有待磨合的龃龉。

不可否认的，科学、科技在当前的文化建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必须提醒的是，科普教育在整体文化中主要的任务，还是担负教导“人”的角色；教导人以习得的科学、科技的知识与行动操作的技能参与文化社会中。因此，落实在文化社会中的科普则应该是：人如何以科普教育习得的知识、技能应用在改善自己、社会的实践行动中；并在文化情境中、互动的操作过程中转化为生活的规范，谋划新的生活态度，更新文化的模式。毕竟“文化则与人的生存和进化的整体方式有关”（刘文海，1996，20）。在文化情境中的科普应该对自己的角色与功能有明确的认知与定位。或以为“文化借助于科学技术，可以使人类驾驭自然；它使人类获得近乎于无限的行动手段”（维克多·埃尔，1988，18）。这个“唯科学化”说法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效力，也膨胀了科技的范围；其实就文化的观点而言，人在驾驭自然之前，应该先学会驾驭自己，而不是无限的行动。

3科普实践的伦理取向

辨析了科普在文化中的定位，然后才能进一步讨论科普在文化社会中的实践问题。首先对有关科普知识的习得还必须分辨两点，第一是有关科普的理论知识学习与传播：在真实社会中有高深科学理论知识的专家与外行的社会大众并存，都是社会的一份子；科学家以浅近的语言传达高深抽象的科学理论知识，而社会大众却只是在自己有限的理解下，选择自己能掌握及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加以学习认知。其次则是科普在实际文化社会中的实践：与科普知识强调的认知向度不同，科普的实践必须将科学技术的抽象理论转换为具体实证的，成为实用性的、可以指导生活的行动纲领，而有效的引起行动，才被大众接受。对一般大众而言，实用的行动较理性的认知推理，似乎更具有优位性、吸引力。

从哲学的观点而论，所有行动实践的问题都是属人的问题，也都因为涉及到人有意志、有目的的、与其它的人事物之间互动、并含有交换性意义的行为活动时，而具备伦理道德的意义。在文化社会场域中的科普实践行动，也必须与他人互动，所以也应该被纳入伦理的范围加以考虑。以康德式的提问而言，科学理论知识本身追求“是什么”的问题；而实践行动则涉及“人应该做什么”的问题。科学与科技知识本身但有真假之分，也可以因为与我无关而不具善恶之别。然而在文化视野中的科普实践则非独立于人事物之外，而是与人、物、境互动、相互融渗，因此不能简单的以“是什么”的方式追问。就科普的社会实践而言，所要追问的是：具备科普素养而在文化社会领域中行动的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换句话说，科普实践所关心的问题是一个怀抱科学的理念、具备科学知识、使用新科技工具的大众，当面对在求新求变中不断增长发展的科学科技事件时，期望知道究竟那些新兴科学、科技对人类而言，究竟是善的或不善的，而在慎思明辨后，决定如何选择最应该采取的行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科普的实践行动具有伦理的特性。

事实上，判别当代科技对人善或不善的问题相当难回答，因为现代科学科技所制造出的科技生活产品、带动的行为模式，所引生的问题等等日新月异，往往都与过去熟知的事物、问题迥异，也与传统解决伦理问题依循的规范、原则、方式大相径庭；虽然可以参照传统的伦理的原则、规范，但却未必然合用。因此有人认为，面对种种因为科学科技引发的新兴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便是回归当前人与人互动的行为经验，采取“面对问题情境－解决问题－适应环境”的程序，经过谨慎思辨、严格分析、充分讨论，重新建立彼此共通的概念认知模式与价值理念系统，并在互动中彼此磨合、调适，进而抽绎出适合新时代的伦理原则与规范，建立新时代的行动规范与原则。在这个状况下，彼此的沟通、商量，辨析等的能力培养，便成为科技时代伦理学关注的最重要议题之一。也因为如此，在国内外许多大学的通识教育中都明订开设“道德推理”的课程，希望培养具有分析与处理在实践和社会领域里可能遭遇因为科技发展而新兴的伦理问题。而在科普的实践中，则可以顺应大众文化关怀科技知识如何对我既有用又有利的角度，以行动学习（action learning）的方式让科学专家与社会大众能充分沟通，再进一步研拟策略、发展新的行动伦理规范。

总而言之，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科普的实践问题，科普教育除了教导大众科学的知识与科技的技能，旨在帮助社会大众于现在、未来能适应由科技所建构的新世界，创造美好良善的新生活，其目的在求善，因此或可谓科普实践的本质是伦理的。在文化中科普的实践是一种以科学、科技教育的方式，训练与养成文化成员习得一种参与、批判文化社群的特定的互动模式，使之能在参与中继承，在批判中改过调整，纳入科学更新文化、完善文化。要之人以习得的既有科学“知识、技能”参与文化社会中，共同为改善群体生活，保护生存环境，促进文化群体的和谐、创新文化等等而努力，或可谓文化中科普的实践具有伦理善价值的取向。

4以伦理为主的文化建设

诚如前文所论，科学技术普及化的发展与应用已经深入到个人生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层面中，而科普的教育也成为文化养成一般大众心灵习惯、知识、技艺等文化习得的基础教育之一，科学技术因而成为构成文化的重要内涵与根基。由文化的人文观点而论，科学探索与研究的对象或许可以与人无关，然而科学理论毕竟是人去探索、发现自然、物质对象而做出人为解释的产物。而科学的应用又直接间接关联人本身的各种活动，那么就很难像50年前的斯诺那样将进步科学与传统人文之间视为一种彼此对立、相互排斥的紧张关系；而应该视为彼此交相融渗影响，共同形成整体文化的一部分。在这层理解下思考科普在社会中实践与文化创新发展的关系，不论从科学对经济产业、政治政策、社会进步发生影响的哪个层面思考，都不能摆脱科学对文化个体与群体伦理层面的影响。再者，从科普实践具有伦理取向的意涵考虑，重点还是必须回到在文化中如何培养人本身的伦理问题。

2009年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公布的《台湾科学技术发展计划》（2009年至2012年）核定本的第四章第四节别列入“新科技应用之伦理、法律与社会治理”一项，提出“一、科技发展与公共信任，二、建立公众、公民团体对科技争议参与之管道，三、法律、伦理规范在社会发展科技的积极功能”等三方面属于公共伦理的领域，加以检讨，希望“一、透过发展‘科技民主’的制度，转而走向双向沟通模式；二、设计公民参与机制；三、设计法律、伦理规范，期使科技能顺利发展并达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目标 ”。为了落实科普实践的的伦理意涵，责成教育部门规划“推动全民之科技伦理教育，培育科技伦理与研究伦理师资，并发展相关课程与教材，其内容应将重要之科技议题，对其基本事实撰写浅显易懂之说明，和多元观点之介绍，促使民众了解特定之科技知识。”等措施，推广科技伦理。

依本文的观点看来，台湾科技主管部门所拟定四年期的台湾科学技术发展计划，已经注意到科学技术在文化中的伦理取向，而从整体文化的高度考虑，研拟相关的重要措施，推动一种以伦理为主的文化建设。

5结论

本文在此所讨论的科普实践问题，并不是探讨如何将科普知识落实于学校、社会传播、推广的操作活动问题。而是从整体文化的角度，将科普视为一种正在成形的文化现象、科普教育为社会成员文化习得的重要一环，并回归文化社会脉络中，探讨科普实践行动所具有的人文意涵。从文化的观点看科普的许多复杂议题，或可谓是由于科学科技不断的更新进步，全面冲击人类社会各领域制造的新问题，而逼使人类不得不想尽办法被动的响应，以解决眼前的问题。换个角度，也可以说科学科技不断抛出问题、刺激了新的人文思索。

前文的讨论主要将科普实践纳入在文化社会的脉络中，并认为科普实践具有伦理性行动的意义：一个在文化群体中习得科学科技知识的行动者，面对生活方式、价值理想、思维的概念系统随时可能因为科学科技的变化而更新变动，“应该如何做会更好”的伦理思考便产生了，因此在文化社会中的科普实践问题的本质是一种伦理问题。大众在社会中实践的科普行动，是一种有目的的实践行动：这种实践行动一、必须解释人“为什么要如此做”，二、确立人们在生活中“如何做”的顺序与重点；三、理解人活动的责任、评价自己与他人的行为，决定“应该如何做”。虽然如何实践是伦理的问题，但并不排斥科学，需知我们只有一个脑袋，思考科学同时也可以思考伦理。我们可以科学的理性精神、了解事实真相、理解制度与个人行为，经由自我审议的过程，做出合理的最佳的行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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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科技论文例6

STS的英文全称为“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即“科学、技术和社会”。STS教改运动由欧洲传播至很多国家，现已发展为世界性教育教学改革的趋势和潮流。它注重科学知识和技术在社会生产、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具有跨学科、开放性、互动性、多元性、发展性等特点。以此理论为基础，科学素质教育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能用科学知识理论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服务于现实生活；二是能正确理解一定的科研过程和方法；三是能预知理解科技对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而当今文科大学生在此方面比较欠缺。

一、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首先，学校对文科大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理论的教育重视关注度不够。长期以来强调专业教育，忽略了自然科学知识理论的教育。强调了专业素养，忽视了综合素养。文科院系几乎不开设科技类课程，也不组织相关的活动，即使有科技类公选课，由于群体和环境意识的影响，文科大学生参与的意识也比较淡漠，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科技展览等实践活动也无法参与，这是造成其科学素质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科学课程教学内容陈旧，资源未能持续更新。目前，我国文科类高校自然科学教育内容明显过时，主要是以前的科学事实和现代的一些发明创造。例如，计算机、医学、数学、天文科学等前沿的动态更新的内容较少。学生掌握的科学知识局限于传统的旧知识，对新近的科学动态、科学成果只是出于好奇，零散浅层地从网络获知一点，呈现碎片化和浅层化特点，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再次，教师自身科学水平存在局限，师资力量有待提升。具体表现为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的欠缺，科学意识和精神的薄弱。据调研，文科教师很少有主动意识去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对探索和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知之较少，从而欠缺科技创新的能力和精神。究其根源，是传统教育观念重视专业，忽视学科的交叉融合所致。在新文科背景下，这一状况有望改善。最后，文科大学生虽具备一些科学基础，但缺乏参与科技活动的积极性。由于强调专业学习，削弱了自然科学的学习力度，文科生的科学认知主要停留在高中前的水平。且大多数文科生对待科学教育消极淡漠。除了学校重视度不够，主要在于学生兴趣不高，不会积极主动地提升自身的科学素质水平。由于基础较差，加之科学技术本身有一定难度，使学生出现畏难心理，兴趣日益减弱，导致步步跟不上，对各自然学科前沿知识领域的动态更新知之甚少。从调研情况看，文科大学生科学知识信息来源渠道单一，主要来源于网络、电视和图书，而课程教学、科技展览等实践活动占比很小。

二、基于STS理论的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培育策略

（一）构建基于STS理论的科学素质课程

1．基于STS理论开设兴趣选修课在高校开设STS课程可以改善文科生科学素质偏低、科技兴趣不足等情况。从自然科学每门学科中开设选一两门基础的有趣味的课程，课程内容针对社会现实中常见现象进行解析。涉及数据的跨学科科学课程“内容设计应结合科学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责任等科学素养维度，实现前沿科学数据教育价值的深入挖掘，保障科学数据课程的科学性与教育性”。［1］可以借鉴非照搬国外的做法，使文科大学生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理论和科技应用方法，了解科技与社会的关系，自觉抵制伪科学和封建迷信思想的侵蚀。2．创新设计STS课程的实践情境STS理论十分强调实践的作用，实践活动不仅使得理论知识发挥作用，还能够锻炼学生动手去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是文科生科学素质提升的重要环节。实践教学中，综合应用史料、事例、实物等多种材料和教具，采用多种方法，创设生动形象的情境，全面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促进其科学认知、创新思维、探究精神等素养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如可以线上线下结合，采用网络预习、实验实习、多媒体演示、分组讨论、互动交流、答疑解惑等多种方法。另外，以讲座形式开展教学，安排由教授和技术专家开设的有关自然科学技术的讨论课和讲座。开展各种科学实验，让学生弄清科学的奥秘。利用实物、模型、挂图、网络演示、计算机仿真、CAI课件等多种手段提高学习效果。3．构建探究式的“5E教学模式”“5E教学模式”是一种以建构主义为基础的探究式教学模式，它指出科学教学需要按顺序进行探究发掘，此过程包括参与（Engage）、探究（Explore）、解释（Explain）、迁移（Elaborate）和评价（Evaluate）五个环节。学生全程参与探究过程，体验科学家的工作方式，能正确解释科学现象，实现知识和能力的迁移，最终师生共同完成学习过程和结果的评价。在教学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帮助其建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将创新思维应用于实践操作，促进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开展研究探索，拓展思维，提升解决问题能力；突出认知、情感、意志、能力的综合功能，引导其进入更高的科学精神境界；通过综合分析和多元评价结合，提高文科大学生综合科学素质。在教学方法上，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开展自然科学和技术教学改革，采用小班、分组教学方式，提倡文科生的团队学习、团队协作和研究攻关，引导其主动学习、自主实践，全面推进文科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2］课堂努力为文科大学生提供一个自觉有意义的学习经历，培养他们学习、探索、动手的积极性，使学生能根据自身能力自主学习，养成良好的习惯。建立以“自主式的学习活动”“多层次的实践形式”“综合性的技能培训”和“多维化的评价方法”为特征的实践教学模式。4．建立STS教育网络学习平台信息时代衍生出的互联网作为科学信息传播的媒介，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性。现在5G网络发展迅猛，巨大的知识储备量突破了面对面传授知识的限制。高校STS课程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建立科普宣传网站，实现网络教学资源的共享。同时要考虑学生的学习心理，建立不同的学习板块，采用分层次的教学模式。［3］信息时代的熏陶使当代文科生对“互联网+”背景下的各类网络形式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能轻而易举地借助网络来探索科学信息。此外，他们还可以合理利用休息时间，结合自身需要，寻找相关的科技类网站，去查找信息、自主探究问题。还可以借助QQ群、微信群、公众号等诸多网络平台互相交流探究、分享科学信息，加深对科学知识的理解。教师也可以在这些网络交流平台中推送科技信息，组织引导学生共同探讨交流相关问题。

（二）优化高校科学素质教育的环境

1．发挥科技社团的引领作用高校组织文科生开展科学社团活动，搭建社团科技活动的平台、开展科学普及宣传，科学实验活动，开展有关小制作、小发明、小论文等活动，营造科技文化氛围。例如，开设“数理爱好小组”“生命科学协会”“天文兴趣小组”等社团，通过科普讲座、知识竞赛、科学故事演讲或赛事活动策划的形式，激发文科生学习兴趣，鼓励积极全面参与。同时，学校应该在科技活动场所、活动经费以及实验设施上予以支持和保障。2．增设通晓易懂的科普读物高校应根据文科大学生的特征，提供获知最新科学知识、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渠道，增添适合文科生阅读的通俗易懂的科普书籍，在图书馆中设置专门的阅读区，为学生学习提供便利。此外，高校应以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恪守科学道德、弘扬科学精神为追求，以生动丰富的科普读物为媒介，推进校内外跨学科、跨领域的科普文化交流，提升文科生的科学素质。3．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技活动高等学校需要组织学生参观科技创新基地、科技展览馆和博物馆，走访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等，促进学生进一步地走进科学，深入社会，紧密关注社会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将科技创新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多角度多方面理解分析和研究科学现象。对文科生而言，需要减少科技创新的难度，增加科学认知的广度。这也是STS理论的实践应用。4．加强校园媒体的配合宣介高校主流媒体——校报、电视、广播、网络等本身就是科学文化的载体，学校要建立科学教育管理组织，充分利用各种媒体传播科技知识。例如，利用班会播放科技录像，利用校报刊登科技文章，广播台或公众号开设《科普天地》栏目，激发文科生爱科学、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努力培养其科学精神，提高其科学素质。［4］

（三）提升高校文科教师的科学素质

文科教师知识体系的拓宽，完整人格的培养，多维思维的训练和科学精神的培育，在科学素质教育实践中日趋重要。文科教师科学素质的提升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第一，高校对文科教师进行系统的科学教育和培训，提供科学实验的机会，提高教师自身的科学水平；第二，加强文科教师与科技工作者的联系交流，邀请专业科技人员开设讲座，承担科技应用型和技能型方面的辅助教学；第三，文科教师应对传统的教育体系进行反思完善，用心学习国内外知名的教育理念，如施瓦布的探究式教学理论、研究性学习理论、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素质教育理论等等，使教学实施从部分转为整体，从重结果转为重过程，推进文科生科技教育的创新和发展。例如，在分析“赤壁之战”里的诸葛亮时，一般教师仅仅说他非常聪明，赞扬他有先见之明。具备科学素质的教师，却能继续分析他为何聪明，因为他熟知天文地理，懂得利用当时的天文风向等科学知识进行军事谋划。如此教育实现了“转知为智”，科学能使人变成神机妙算者，从而引发了文科生学习科学的兴趣。

（四）采用多元化有针对性的测评方式

首先，不仅要进行教学后的总结性评价，而且要强化教学前的诊断性评价和过程中的形成性评价。应综合智力与非智力因素，树立全面综合的动态评价观。以学生为中心，实现“以学评教”“以评促教”。考核方法以平时表现与考查成绩相结合，操作实践和理论考核相结合，基本技能和综合创新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次，立足多个主体，采取多元评价方式，如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同学互评、小组评价等，力求科学素质评价的客观性；再次，根据文理科课程和具体科学课程的特点，设立针对性的评价标准，开发多元化课堂教学评价工具，据此不断调整教学策略。如相关科技活动的策划方案制定，科技现象的解析和描述等；最后，考核的内容注重全面性。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技能、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认知等方面，且尝试构建更为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考核内容由实训记分、试题库测试、实习报告、科研报告和论文等组成，可根据不同专业设定比例，最后统计总成绩。

三、基于STS理论的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培育的重要意义

首先，有利于提升文科生的科学认知和应用能力。只有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才能对一些突发事件、全球公共事件作出正确的认知判断，更好地应对战胜危机。基于STS理论的创新性的教育方法和课程内容，对全面提高文科大学生的科学素质，培养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其次，有利于高校深化素质教育教学改革。STS理论作为新的教育理念，代表着教育领域，培养科技人才的创新思维模式，是一种新的价值观体系。以其作为切入点，结合文科生的科学素质欠缺的现状，提出创新性的课程设置和教育教法，有助于引发教育界对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教育问题的重视，对加强和深化高校教育教学的研究，指导高校科学素质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最后，有利于拓展思想教育的科学内涵，进而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增强他们自觉抵制不良社会思潮、鉴别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能力，是思想教育的任务和精神文明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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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舒恬．科技与教育同行：STS作为高校教学改革的方法论［J］．山西青年，2021（16）：12-14．

生活科技论文例7

在一般人看来，档案是神圣的，它不容任何形式的更改，更不允许随意篡改。何嘉荪教授在研究档案概念时发现，在档案学原理（概论）、普通档案管理学和除科技档案管理学以外的专门档案管理学的著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档案不容更改”，或者强调“档案是历史的真迹，必须保持它的特性，档案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效益。后人不能为了迎合现今的某种潮流或按照自己的观点和需要去篡改档案”。④ 而在传统的科技档案管理学著作里，却肯定科技档案的内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按特殊办法作一些必要改动。他认为这两种观点也是相互矛盾的，只是由于不出现在同一著作和教科书中才避免了难堪。在他看来“有不少科技档案，由于实际上是现行文件，仍处于动态之中，当然就需要修改。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⑤ 进而提出我国档案概念以非现行性为基础不合理，必须扩大我国档案概念的外延，将文件与档案概念等同，方能正确解释所谓的“科技档案更改”问题。然而，宗培岭、谭 培二位学者对这一解释持不同见解，他们认为“科技档案更改”命题的正确性与否和对文件与档案关系认识密切相关，我国“档案概念以‘非现行性’为基础是合理的”，与文件的现行性对应，“科技档案的非现行性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科技档案更改“仍属档案原始记录性的继续”。⑥ 他们认为我国已有的对文件与档案关系的认识是基本正确的，能够合理解释科技档案更改现象，没有必要不顾我国的国情和档案工作的实际状况去扩大档案概念外延。而吴品才博士则坚决否定“科技档案更改”一说，他认为运用文件生命运动理论能够解释所谓的“科技档案更改”现象。因为科技文件除了纵向运动之外，还存在横向运动，这种横向运动使得“科技档案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现行科技文件”。⑦ 所以他认为，所谓“科技档案更改”，是科技文件横向运动的结果，“必然是在科技档案转化为现行科技文件时进行，是为形成现实科技活动开展所需的现行科技文件过程中的修改，而且更改的不是原件，而是复制件。”在他看来，“科技档案和其他档案一样是绝不允许更改的”。⑧ 那么，“科技档案更改肯定论”与“科技档案更改否定论”孰对孰错呢？我们又该如何去看待这种不同的观点呢？

二事实上，对“科技档案更改”简单地下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都是有失偏颇的，科学地认识 “科技档案更改”现象的本质才是关键。我们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作扼要的探讨。

首先，必须认清理论上和现实科技工作中同时存在着的“科技文件更改”和“科技档案更改”两个概念。一般而言，“它们在更改原因、更改主体与更改的后处理上均有所不同”。⑨ 人们认为它们的最大区别在于，科技文件未履行归档手续，而科技档案是已经归档了的科技文件。而从论理上讲，归档并非是文件和档案的分水岭，而是人为划定的文件工作和档案工作的界线。例如，档案界有人提出：“没有立卷归档的文件不一定不是档案；已立卷归档的文件未必是档案”。⑩ 按此说，实际工作中所谓“科技档案更改”是对归档后科技文件的更改，而不管这里的科技文件是否可以称作理论意义上的档案；理论上的“科技档案更改”则仅包括对半现行和非现行期的科技文件的更改，而不管其是否归档。对于档案人员来说，我们主要是对科技文件归档后的所谓“科技档案更改”实施必要的指导和监督。

其次，“科技档案更改”与“科技档案篡改”有本质上的不同，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科技档案更改”有合理的更改原因、严格的更改权限、规定的更改程序及更改要求和更改方法，它根本上是为了使科技档案与所反映的事物始终保持一致；而“科技档案篡改”则不然，它总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逃避正义力量的合理控制，而采取非法手段改变档案真实内容的。由此可见，有些同志在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简单地将“更改”理解成“篡改”，并将二者等同起来，进而将“科技档案更改”理论加以全盘否定是不足取的。

再次，所谓“科技档案更改”有其理论上的缺陷。第一，所谓的“科技档案更改”理论并不是针对所有类别需要更正的科技档案而言的，有其逻辑推理上的缺陷。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档案需要改动的情况有二：其一，科技档案形成过程中与所记载和反映对象发生偏差，即科技档案存在先天性的不足；其二，科技档案记载和反映对象由于某种需要发生新的变化，即科技档案本身不会随其反映对象的变化而相应变化，存在着后天性不足。而科技档案内容和与其相对应的客观事物不一致的情况比比皆是，它可能出现在任何种类任何载体的科技档案中。而现实工作中的所谓“科技档案更改”则有其针对性，一方面是针对基建、产品、工艺、设备等类别科技档案；另一方面是针对上述类别科技档案中的图样科技档案，而非包含表格类、文字类、声像类科技档案。也就是说，所谓的“科技档案更改”是从个别推论一般，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或者说并不应该称之为“科技档案更改”。第二，“科技档案更改”理论有违反档案学的基本原理和概括不全面的地方。所谓“科技档案更改”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内容改动较少的在原件上进行；二，内容改动较多的，但可以利用原件大部分的，复制原件并在复制件改动。在科技档案原件上更改，虽然有其方便的地方，但在一定程度上很难真正做到维护档案的真实历史面貌，这正是许多同志对所谓“科技档案更改”提出异议的原因。而对内容改动较多，但又不好套用原件的，在充分利用原件的基础上，重新制作文件来实现对原件的改动的这种情况，“科技档案更改”理论并未包含。

最后，“科技档案更改”尽管在理论上有缺陷，在实践中有不足，但它在长期的科技档案工作实践中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尽管在理论上或者口头上表达“科技档案可以更改”，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并没有真的恶意地去改变科技档案的某些内容，反而更注重维护科技档案的真实历史面目。比如在反映科技档案相对应的客观事物现状的同时，在科技档案复制件上进行更改，或者重新制作科技文件，并保留更改过程一般不在科技档案原件上更改，只有极少部分单位在改动较小情况下在原件上更改。事实证明，这样做除了在原件上更改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维护科技活动的真实历史面目外，总体上是有利于科技活动的进一步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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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7-0218-01

一、 研究目的

通过对该校学术科技类、理论研究类、社会公益类、体育竞技类、文化艺术类五类学生社团的调查发现，这些由大学生自发组成的学术科技类和理论研究类社团存在一定问题，在理工类院校中并没有像其他类社团那样参与人数众多并发展迅速，学校应采取积极有效的管理对策，加大扶持这类社团，使学术性社团更好地发挥其教育和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用理论知识来武装自己，积极钻研科技知识，加强创新意识与创业能力。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次调研以问卷调查为主，访谈和文献资料查询为辅的调查形式，收集大学生对社团文化的认识及社团活动的参与情况。共发放调查问卷800份，回收800份，回收率100%，调研覆盖长春工程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管理学院等11个学院的学生，对社团的负责人、大学生社团联合会相关部门进行访谈，了解社团相关发展情况以及社团发展的优势与前景。并查阅了近几年来各学生社团的档案资料，对各社团的发展动态有更准确的把握。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1.大学生社团的现状

学生社团是该校学生在共同的兴趣与爱好的基础上自愿组成的组织，在校团委和大学生社团联合会的领导下，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群众性团体。社团成立应具备5人以上不同专业学生自发组成，要有挂靠单位和至少1名指导教师方可申报成立。学术性社团包括理论研究类和学术科技类。如：青年马列学社、“求是”协会、时政协会、科技创新协会、数控科技协会、机械电子社团、创新机器人社、CAD学社等。

2.问卷分析

调查发现，在校期间没有参加过科技创新活动、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素质拓展训练等活动的学生存在就业困难的问题。说明参加课外科技活动对创新意识、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科技性社团缺乏高水平的指导教师。与体育竞技类、文化艺术类、社会公益类等社团不同，学术科技类社团和理论研究类社团本身具有专业性与探讨性，专业的指导与集中的学习是该类社团所独有的特点。

学术科技类社团和理论研究类社团，其本身的专业局限了社团的沉重性与严肃性，许多与社团涉及专业知识无关或者无浓厚兴趣的人很难真正参与进该社团的活动，以至于会员人数较少，限制了活动的广泛性，降低其在学生心目中的影响力，从而制约了社团的发展。学术科技类和理论研究类社团有待于加大扶持力度，以便更好地活跃校园学术氛围，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加强指导教师的作用，提升科研水平，促进教风学风一体化。

四、大学生学术性社团的发展对策

（1）加强学术科技类与理论研究类社团负责人的管理能力。协会领导者可以引导会员不仅向探索性发展，也可以适时适量举行一些室外活动。去各大比赛现场观摩，展馆、博物馆参观等，这样不仅能调动会员的积极性也提高了活动质量，吸引更多的同学加入。

（2）以大学生学术科技作品和创业计划竞赛为导向，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鼓励大学生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积极组队参与以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和创业计划竞赛为龙头的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

（3）打造品牌活动，加大宣传，扩大影响力和辐射面，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社团活动中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4）加大对指导教师和活动经费的支持。可指导会员参与教研科研带动社团高效发展。

（5）出台更多激励措施和政策，使更多的教授、学者参与到学生社团中，发挥指导教师的作用。通过数据分析，缺乏专业指导教师定期的指导是学术及理论类社团发展困难所在。学校可以为这些社团配备相应的专业教师，社联方面可根据教师们的时间安排来安排活动时间，避免社团有活动却找不到老师的问题。

所以，学术性社团活动的开展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学生的参与热情和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专业知识学习，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对活跃校园学术氛围、促进良好学风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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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课外科技活动应注意的问题

2.1选题宜与教学及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与研究生不同,本科生的课外科技活动不必过分强调科学价值,最好是理论课堂的进一步延伸。学生在理论课中学习的知识点多是前人通过实验获得的,如何通过一个完整的实验获得一个结论则很难在课堂教学中完成,甚至在实验课中也难以实现,而课外科技活动则提供了一个弥补这个缺憾的机会,我们可以选择与授课内容紧密结合的课题,让同学们利用理论课和实验课学习的理论和技术解决一个问题,进而得出结论。例如,我们课题组让学生观察慢性应激大鼠血液系统内各指标的变化,学生利用课堂学过的、实验课做过的实验完成各指标的检测不但将学到的知识立即应用到实践中,也亲自体会了获得一个结论的完整科研过程。对于检验专业的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的选题不必局限于疾病机理的探讨,完全可以选择具有社会应用价值的技术更新方面的课题。又如,我们学院有的课题组曾指导学生设计“负压真空采尿管”,这种导尿管不但可以提高临床检验结果的准确性,还能大大加快操作速度,具有很强的临床应用价值。通过这样一个小的技术更新实验,将创新思维的“灵感”灌输给学生,学生也从中获得如何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启迪。

2.2课题设计应难度适中,实验周期不宜过长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课堂知识的学习,课外科研活动只是一个开阔思维和视野的渠道,在大学生教育中处于辅助地位。因此,在选题时应避免给学生带来过重的负担,应选择适合大学生知识结构的题目,实验也应该在他们的知识水平范围内,这样有利于他们及时理解和消化所参与的课题内容。根据我们的经验,每周16至20个小时的科研活动时间,一学期动手实践2至3个月比较适宜。

2.3强调团队合作精神,合理安排时间大学生科研的特点之一是以小组为单位,通常4~5名成员,故不但强调知识和技术的学习,也强调团队协作精神。这就要求指导教师在设计课题时要考虑大学生实验的特点,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让每个同学都能很好地发挥自己在集体中的作用,同时也注意“分中有合”,成员之间只有通过相互紧密协作才能顺利完成工作。为了在时间上保证实验的连续性,成员的组成最好由同一专业的不同年级或不同班级组建而成,成员之间既联系密切和方便,又有不同的课余时间,大家可以通过制定合理的实验进程协同完成所有试验。

2.4对研究结果不做硬性要求医学领域的课题实验周期通常较长,大学生完全是在利用课余时间完成项目,故在这样短时间内想高质量地完成一个项目,取得预期结果并发表文章并不容易。所以,结题时可不必做这方面的要求,团队成员只要如实汇报整个实验过程即可,对于没有取得预期结果的项目,可以分析失败原因并提出下一步研究计划。

3开展课外科技活动活动的意义

3.1使学生有机会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各种省级和国家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不但激励了学生课外科技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也促进了大学生课外科技成果的产生,其中一些优秀成果可直接应用于社会生产,使学生直接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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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考察北京市理工科大学生①对于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必要性、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途径、教育方式等5个方面的看法，以了解理工科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现状。调查数据表明，大学生普遍认为自身应当接受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有58．4％的大学生认为高校有必要开设有关科技道德、科技伦理、网络伦理、环境伦理、技术伦理等方面的课程，但还有24．7％的学生认为没有必要。同时，结果表明从大一到大四的学生对于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呈负相关，即随着年级的增高对于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却逐渐减低，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目前可以明确的是年级越高越需要强化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另外，从为数不多的研究生调查问卷来看，他们对于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必要性的认识要高于本科生，这一方面与研究生要接触更多的科技道德问题等学业特点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针对研究生所开展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比较有效。从整体上来说，大学生对于科技道德素养教育之教育者即教师比较认可，尤其认可教师在课堂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在被问到哪些老师曾经提到或讲授过科技道德的时候，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专业课老师、辅导员或班主任降序排列。思政课教师在其中占有绝对优势并不出我们所料，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一直是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主阵地。我们对文理科专业课教师开展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状况作比较，出乎意料的是，理工科专业课教师提到或讲授过科技道德问题的比例要比文科专业教师低19．7％。而事实上，理工科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面对科技道德问题的机率肯定要大于文科教师，因而他们开展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应该比文科教师更大，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值得探究。大学生们还认为老师在课堂之外所开展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并不够。仅有43．9％的学生认为自己的老师在日常生活和学习生活（课堂之外）中提醒过自己要坚守科技道德；分别有近26．6％和27％的学生认为老师没有提到过或者记不清是否讲过。

我们把网络空间、自然环境、科学研究、生命健康以及社会生活等诸领域中的科技道德问题作为教育内容考察大学生的看法，并作对比分析。在上述几个领域学生们对于网络道德的关注度最高，而对于生命伦理的关注度最低，其余几项差别不大。分析原因，其一，网络技术和医疗技术与大学生实际生活的贴近程度分别是最近的和最远的，因而大学生对于它们的关注度也分别是最高和最低的；其二，当前的大学生群体对于生命意识的感知程度确实比较低，这从当前开设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就可见，当然，正值生命巅峰期的大学生群体生命健康意识的单薄也符合常理。统计数据还表明，文科学生较理工科学生，高年级学生较低年级学生更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科技道德，前一种情形很有可能是文理科学生不同专业的差异使然，后一种情形很可能与大三、大四年级的学生已经或将要面临社会生活，也就面临着更多的科技道德问题有关系。调查结果表明，网络、书报、电视和课堂等4个方面依次是大学生了解和关注科技道德事件的主要途径，彼此之间的区分度大致在10％左右。网络在大学生关注和了解科技道德事件的过程中占主导地位，而课堂则是各种途径之中影响最弱的，说明网络在科技道德素养教育途径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传统的课堂教学之途径则受到较大冲击，这也为我们制定的应对策略提出挑战。问卷数据还显示，从大一到大四的学生，在课堂中听到科技道德或科技伦理等相关词汇的频度逐步降低。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其一，近四年北京市理工科高校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逐步被加强，据我们的文献考察以及访谈调研得到的结论也证明，近年来北京市一些高校已经和正在加强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方面的课程建设，成效正在显现；其二，在高年级大学生中以课程形式开设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确实有待加强。

我们把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方式分为课堂上的纯理论分析、举实例、设置情境；课堂外的活动式教育，以及渗透于课堂内外的榜样教育加以考察。在各种课堂教育方式中学生们最易接受的是举实例让大家分析以及设置情境让大家体验等两种，而对于纯理论分析的讲授形式仅有18．4％的学生可以接受。最易被学生认同的课外教育方式是在科研活动中开展相关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形式，而为此专门开设的主题性活动，如有关科技道德的讲座和观摩等方式次之。这里我们对文理不同专业以及不同年级学生对于“课堂上纯理论分析”这一途径的看法进行比较，发现文科学生能够接受的比例要高于理工科学生；相反，理工科学生愿意接受举实例和情境设置等两种教育方式的比例则要高于文科学生，这说明学生的专业差异直接影响着学生对于几种课堂上的教育方式的选择。在大一到大四的各学生群体中，愿意接受纯理论分析的比例与年级高低呈负相关，即年级越高的大学生越不愿意接受课堂上纯理论分析式的讲授方式；相反，愿意接受设置体验情境和举实例等教育方式的比例则与年级高低呈正相关，即年级越高的大学生越愿意接受设置情境和举实例等讲授方式，上述情形都说明年级差异也直接影响着大学生对于课堂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方式的选择。我们对榜样示范的教育方式作单独考察。例如，在被问到是否愿意以身作则成为科技道德修养方面的表率时，学生们都显出较高的积极性，72．3％的学生作出肯定回答，但在问到是否愿意通过自己的表率行动或做法在一定程度或一定范围内改变整个社会的科技道德素养状况时，学生们则显得信心不足，只有62．5％的同学做出肯定回答，而认为不能或无足轻重的却占到了27．3％。与之相联系，学生们对以他人榜样示范的形式对于自己进行教育的方式认同度也不是很高。

加强理工科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建议

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北京市理工科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调查研究，为加强理工科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也就是在深入分析问卷数据和访谈调研结果的基础上，对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思考，对相关的实践环节给予关注，并得出结论性的意见。首先，要加强大学生对于自身群体接受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它是加强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前提条件，也是改善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状况的重要内容。正如调查数据所显示的，绝大多数大学生都承认自身的科技道德素养有待提高，但是他们对于自身接受科技道德素养教育之紧迫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并不比其他群体要高。实际上，大学生群体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特征以及他们科技道德素养有待提高的现状都说明了他们接受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无论对于大学生自身综合素养的提升还是对于其日后从事未来的职业和事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让大学生认识到如上形势是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重要任务。其次，要加强理工科教师对于自身开展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如调研结果所表明的，理工科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面对科技道德问题的机率肯定要大于文科教师，因而他们开展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应该比文科教师更大，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其中理工科教师对于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必要性认识程度的高低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所以，也非常有必要提高他们的认识。

确立兼具稳定性和开放性的教育内容体系首要强调的是教育内容的稳定性，它是教育内容丰富和发展的前提即教育内容开放性的前提。基于相对稳定的内容设计大致有两条思路：第一条思路即把科技与伦理之间的关系作为教育的基础内容；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融合作为教育的导向内容；把科技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规范作为教育的核心内容；把科技政策法律法规为作为教育的补充内容②。第二条思路即在网络空间、环境保护、高新技术、日常生活等不同领域中的科技道德素养作为不同主题的教育内容。其次，教育内容体系的开放性是指教育内容不能僵化不变，要开拓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教育内容是教育内容稳定性的动力源。如将“基因伦理”、“太空伦理”、“生命伦理”等最近几年兴起的科技道德问题纳入教育内容之中就是当前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更是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内容体系创新的本质要求。

如果说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内容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之内是相对不变的，但是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方式却要根据具体的教育目标、过程、对象、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教育环节中要根据不同情形而采取不同方式。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并不反对开设一门单独的课程进行直接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也不反对纯理论分析式的授课方式，他们反对的是死板、教条的教育形式，也反对没有课外教育形式作为有机补充的教育形式。调查问卷最后一道开放式问答，以及学生、教师在座谈调研之中提出的建议也在教育方式上给我们一些启示。其一，观看有关科技道德题材的影片，如《后天》《2012》等，通过预测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未来带来灾难以警醒人们爱护地球、挽救人类的影片，能达到理论教育很难达到震撼心灵的教育效果。其二，播放小视频，如袁隆平或钱学森等科学家先进事迹的视频，在榜样的激励之中实施教育。其三，发放宣传资料或制作有关科技道德的海报、小册子，乃至公益广告等等，在这种方式的创新上，环境保护、生命健康等科技道德主题的资源非常丰富。其四，模拟真实情景制作小作品或情景剧，如拍摄能够体现学生们科研或学习过程中心得体会的DV等。其五，举办科技道德方面的讲座或者参观相关主题展览。总之，师生们认为一定要设置课堂教学之外的教育形式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同时在课堂教学之中也一定要采取既适应大学生群体特点又体现时展要求的教育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