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学论文例1

  如前所述，梁实秋宣扬的是普遍人性理论，认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排斥左翼的阶级性理论。梁实秋在此方面的论战依旧是颂扬文学描写的是恒久不变的人性—“在资产上论，人有贫富之别，而在人性上论，根本没有多大差别。……喜怒哀乐的常情，并不限于阶级。文学的对象就是这超阶级而存在的常情，所以文学不必有阶级性，如其文学反映出多少阶级性，那也只是附带的一点色彩，其本质固在于人性之描写而不在于阶级性的表现。”②这时候，梁实秋己经不再把文学的普遍性与阶级性完全对立，而是把阶级性作为一个背景材料，处在不重要的地位。“‘阶级’云云，是历史方面背景方面的一部分研究，真正的批评是要发挥这剧中的人性。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的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③梁实秋强调的是文学批评中的普遍人性，认为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这些论述都是围绕文学批评的伦理价值判断来进行的，是其古典主义文学本体论的表现。他认为如果过分强调阶级性的作用只会丧失文学的本来面目，造成文学价值判断的偏离。尤其是左翼作家的乱贴标签、非此即彼的文学理论，梁实秋给予了批判:“‘普罗文学家’的方程式是非‘普罗文学’即‘资产阶级文学’或‘绅士阶级文学’，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即‘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非以文学为武器，即以文学为娱乐。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④在梁实秋看来，文学批评是严重的，是来表达普遍的人性的，并不仅仅是武器或者娱乐的二分法，认为文学可以既关注人生，又能脱离“教训主义”、“功利主义”的巢臼，实现一种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价值。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人性有三个层次:人与动物性类同的自然属性、人区别于动物性的族类特性和包括阶级性在内的人的社会历史性。梁实秋这里所说的是人的族类特性，它脱离了人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超越了人的阶级关系，仍是一种抽象的人性，只是归结为“喜怒哀乐”纯粹的形式。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所论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族“类”特性。⑤其实人性和阶级性是对立统一的，并不能单纯的切割开来分清孰轻孰重，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判断，诚然，在革命斗争时期，阶级性无疑是压倒了文学性，这样是有利于促进革命精神的高涨，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以本文在论述梁实秋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从不忽略左翼文学特殊时期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3.3反科学思潮的文学批评

    随着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加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向西方学习，科学思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勿论懂与不懂，勿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者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①科学已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价值，一种主义，成为当时主流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意识形态形式之一的文学及文学批评也就必然受到其影响。很多批评家便使用科学来进行文学作品的判断，如心理学批评、精神批评等等。在梁实秋眼，这完全是脱离了文学批评的本质，“文学批评可以是美学的，可以是道德的，但恰恰不能使用科学”。梁实秋所说的科学包含的比较广泛，主要是美学、心理学、唯物论的文学批评。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详细论述了梁实秋文学批评体系中“文学的美”的伦理价值特征，他反对朱光潜所言的纯粹的美学。总体上说，梁实秋奉行的是“重善轻美”的审美旨趣，注重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它(文字)能记载下作者的一段感情使读者起情感的共鸣，它能记载下人生的一段经验使读者加深对于人生的认识，它能记载下社会的一段现象使读者思索那里面蕴含着的问题，总之文学借着文字能发挥它的道德的任务，但是这与美无关。”②因此，在他看来，这类文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把文学当作纯粹的艺术”，受这种文学价值观影响，“许多抱游戏态度的人 (dilettante)把文学当作了娱乐消闲之用，更有些人从而钻进‘美学’的歧途，误认为在那里可以建起文艺的哲学或心理学”。③梁实秋重“善”轻“美”的批评观暴露出了其儒家道德本位的偏颇。文学作为人学，应该以“真善美”为永恒追求，梁实秋把“真”界定为“忠于人性”，把“善”界定为“道德的”，把“美”界定为“形式的”，从而把能直接产生道德意义的“善”视为文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其实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具有和他同时代人同样的局限性，往往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对待，而不是从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察。因为有了对于人性精神价值不朽的追求，梁实秋坚决反对“科学”地批评文学。他认为科学与文学根本就是两个领域的问题，不可混淆。因此对于由科学主义思潮所引发的“科学的批评”倾向，即把文学批评等同于科学方法，梁实秋予以强烈的反驳:“文学批评也不是科学。以科学方法(假如世界上有所谓‘科学方法’者)施于文学批评，有绝大之缺憾。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科学不便过问。近代科学—或假科学—发达的结果，文学批评亦有变成科学之势。”④这里的关键点是“价值”。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是属于价值论范畴的，它包括伦理的选择与取舍，情感的契合与排斥等。因此，它不能仅成为认识论范畴的事实归纳，或像统计学上的核算一般。梁实秋还列举了台恩 (taine)的英国文学史，只是从事实中抽出原理，来证明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而圣伯甫(sainte一beuve)的批评方法，亦只是从研究作家传记出发，来说明作品与作家的关系。他认为，这些只是归纳性的、考据性的工作而已，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这些机械、简单的梳理，并没有涉及人性与人生问题的探究。同时梁实秋对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和精神分析批评方法进行了评判。他认为社会学批评方法首先解决的是文学创造受社会的支配，故文学批评要解释其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这不是批评的关键，不能算是评价其内容的价值。尤其是左翼作家引进的阶级批评、唯物论批评，更是遭到梁实秋的否定:“文艺的创作没有一个呆板的固定的公式。用‘唯物史观’‘经济的解释’‘阶级性’‘斗争的武器’……等等来作为文艺理论的基础，不是错误的使用科学方法，便是另有用意。所谓‘科学的’这个名词，至此已失掉原有的意义。”①所谓“别有用意”，梁实秋认为这是左翼作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机械运用科学的方法批评文学，只是为了阶级服务的需要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的严肃、纯正，所以他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批评，认为那是一种变态。“精神分析学是解剖变态心理的一个利器，而对于一个身心健全不失常态的人完全没有用处。最伟大的作家几乎没有变态的，无论其情感是如何丰富，想象是如何发达，总不失其心理上的平衡。”他认为，第一流作家的心态都是健全的，“唯在第二流及以下的作者，或许有变态的心理，或许有供给精神分析学者研究的材料。”于是他认为“以‘心理分析’为文学批评的方法者，则更是假科学的批评之最下乘了。”②所以使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俄狄浦斯王》，被梁实秋认为是低劣的作品—因为其不符合常态的人性，且其批评方法也是不正确的。以反为建，梁实秋否定之后，很自然得出自己的结论:“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学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学便不能过问。因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在确定作品的价值，而不在说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其对外之关系。所以说，文学批评不是科学。”

3.4小结

    有人指出:“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说‘不’充分，说‘是’不足。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他否定了一个主题，但是未能像胡适上述自由主义文学家那样应运创作一个时代说要求的主题，富有现代性的主题。”④这段评价很好地展现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特点，也透露了梁实秋的文学批评的宗旨与当时文学批评主流的矛盾冲突。梁实秋企图建立一个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为指导，适合中国本身文学批评的体系。首先他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多是“出世的思想与饭返自然的思想”而“儒家根本的就没有正经的有过文学思想，并且儒家的论调根本的不合于文学的发展”。①正因为如此，梁实秋为了求新知，在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和一些西方文学潮流，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书写也是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在《文艺批评论》一书中，梁实秋详细地介绍并批评了从希腊的古典批评到近代批评，其中有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何瑞思、约翰孙、莎士比亚等文学批评家的批评;也有古典主义批评、浪漫主义批评等文学家潮流的批评，都显示了他积极介绍西方优秀的文学批评作品的努力。特别是梁实秋入台湾的《约翰逊》、《永恒的剧场—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译序、关于莎士比亚(轶文辑录)等，也显示了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的引进及其人性理论的坚守。他着力编写了三卷本的《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可谓是这一生都在致力于介绍与传播西方的文学知识，借以实现中国自己文学批评体系的构成，虽然他后期由于人性论的原因而主要倾向于《雅舍小品》系列散文的创作，但是梁实秋对于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是孜孜不倦的。高旭东曾经评价梁实秋为“穿着西装的孔夫子”，其实结合他的文学批评，尤其是早期的文学致力，梁实秋应该是“穿着长袍的西方人，’o梁实秋在构建自己文学批评理论的同时，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附带的政治批评。梁实秋的政治批评充分体现出其敏锐的政治感，和紧随时代步伐的时效感。从1929年的((新月))时期跟着胡适谈政治，到1948年在((世纪评论》上所发表的一束政论为止，梁实秋谈了二十年的政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北京主办《自由评论》的时候，梁实秋和罗隆基搞在一起，谈政治的兴趣完全压倒了文学。②梁实秋的政治批评配合他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倡导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赞赏资产阶级的文明与民主。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思想统一:“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③所以他既反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控制文学，“以任何文学批评上的主义来统一文艺，都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政治上的一种主义?”④也反对普罗文人的阶级性与宣传性，“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夺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学的清一色。”⑤于是，所有要求思想统一，认为文艺是宣传的工具，梁实秋都严词反对:“鼓吹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我是不赞成的，实在讲，凡是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我都不以为有多少文艺价值。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的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⑥梁实秋完美地把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很好地建构了自己人文主义伦理批评的理想，反对限制自由的政治工具批评，而是要求伦理道德的有意义的文学批评，这样才能体现文学的价值，成就不朽的文学批评。总而言之，书写西方文学家与文学史及文学思潮和紧随时代感的政治批评都很好地配合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批评模式，而且增加了其文学批评的中西结合和理论基石，且对于时代政治的关注，使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有了很强的时代效应，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特点，同时也透露了作为人文主义者对政治批评的态度，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他的文学批评理念。

早期文学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4-0041-06

一、引 言

清华大学外文系始于1926年，初名“西洋文学系”，1928年易名为“外国语文学系”。抗战爆发后，1938年清华大学与北大、南开三校迁至昆明，建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迁回清华园复校，1952年院系调整，外文系建制撤销。外文系除培养出钱钟书、季羡林、曹禺等学贯中西的大师之外，尚有一大批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家、戏剧家、诗人、作家、翻译家等杰出人才，以毕业年份为序（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1927年朱湘；1928年陈嘉和陈诠；1928年杨业治和吴达元；1930年李健吾；1931年张骏祥；1936年吴景荣和刘世沐；1938年方钜成；1939年许国璋、王佐良、杨周翰和李赋宁；1940年穆旦（即查良铮）、赵瑞蕻、周珏良、黎锦扬和杨苡（即杨静如）；1942年许渊冲；1943年巫宁坤、何兆武、林同端和郑敏；1945年金、刘承沛和杜运燮；1946年袁可嘉和卞之琳；1947年黄爱（即黄雨石）；1949年杨德豫；1950年英若诚、吴云森（即江枫）和文洁若 ；1951年资中筠和冯钟璞（即宗璞）等 [1]。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外国文学部1935年共毕业四位研究生：赵萝蕤、田德望、曹葆华及杨绛，后来均成为学术大家[2]。

本文论及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指1926年至1952年间（含西南联大时期）以培养“博雅之士”，汇通中西之学为目标的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以下简称“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是一个内涵丰富、多维度的教育理念，本文重点讨论清华外文系博雅外语教育理念与相应的课程体系，兼论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对时下外语教育及整体大学教育的史鉴价值。

二、外语教育的博雅理念

作为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828年耶鲁大学的《耶鲁报告》指出：博雅教育是一种全面的教育，一种开启全部心智的教育，或一种全面开启心智的教育。[3]它要求开设广博的课程，反对高等教育过早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要求以经典的和基础的科目训练学生的心智。“博雅教育是文化的教育或是以文化为依归的教育。博雅教育的最终产品是文化人。”[4]

（一）培养博雅之士

1926年，吴宓参照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撰写《外国语文学系概况》，开宗明义提出了清华外文系如下五个培养目标[5]201：

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 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

吴宓提出的清华外文系培养目标，浓缩了清华外文系的教育思想，为清华外文系的人才培养确立了基调。其第一个目标即为培养博雅之士，而博雅之士既不是一种职业，更不是一种职业技能。“博”是指融汇中西语言文化的广博，是提升人格境界、成就学问事业的基础，是知识的广度，而“雅”是在“博”的基础上形成的高雅志趣和学术涵养，是知识的高度。吴宓先生的“博雅”之说，简言之，是“希望学生能够吸收东西方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化，成为全面发展的人”[6]19-20。吴宓提倡博雅之士的教育模式， 深受其母校哈佛大学以及导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影响， 其目的是造就具有深厚中西语言修养、宽广文化底蕴、具有批判性思维、“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中西文化、语言通才，其实质在于人格的塑造、文化的熏陶和精神的修养。

（二）西方理念与中国传统的结合

博雅教育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实质是培养“通人”或“全人”；在中国，类似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和汉朝以后偏重人格和人文素质的儒家教育。“六艺”虽有实用功能，但其实质是将受教育者培养成“君子”，即有德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高尚道德修养、全面发展的“人”。清华外文系培养的博雅之士，兼具中国文化传统中“君子”的理想人格的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作为人文学科的外国语文教育，其根本目的不是训练某一个职业领域的从业人员，而是通过中西语言文化的熏陶与教育，涵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体系，帮助学生形成全面的、均衡的知识结构，开阔其视野，提高其在融会贯通中西文化基础之上的创造力、适应力。吴宓认为，教育之理想，尤其是大学本科教育的理想，应是培养了解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之通才[7]24。

吴自选 黄忠廉：论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博雅教育

三、清华外文系博雅课程体系

清华外文系的课程体系体现文理兼修、通专兼顾、贯通文史哲的特点，是实现博雅教育理念的路径，也是吴宓提出的培养目标的具体实践。以清华外文系1936-1937学年度的课程设置为例[8]：

第一学年44或46学分：英文8，国文6，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择一）8，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择一）6或8，物理、化学、地质、生物（择一）8，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二学年36学分：英文6，西洋哲学史 6，西洋文学概要8，英国浪漫诗人（专集研究）4，西洋小说（专集研究二）4，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三学年32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古代希腊罗马；中世；文艺复兴时代（每门4学分）12，英文文字学入门4，戏剧（专集研究三）4，文学批评（专集研究四）4；第四学年24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18世纪；19世纪（每门4学分）8；现代西洋文学：诗；戏剧；小说（任择二种）4，莎士比亚（专集研究五）4；

选修课：拉丁文8；第一二年日文8；第一二年俄文8；英语捷径4；研究课程若干6。

具体分析，清华外文系的课程设置有以下特点：

（一）重视基础，文理兼修

在清华外文系四个学年共136或138个学分中，语言类课程共44学分。清华外文系强调“本系教授语言文字之方法，注重熟练及勤习。读书谈话作文并重，使所学确能实用，足应世需”[5]199。学生通过“读书谈话作文”，训练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但在清华外文系课程设置中找不到“精读”、“泛读”、“口语”和“听力”这样的把作为整体的英语语言文学肢解得支离破碎的课程，而是主要通过文史哲等课程来提高语言基本功。“西洋哲学史由贺麟先生讲授。他指定学生阅读西方哲学名著英译本（例如柏拉图《对话录》等书）， 并让学生用英文写读书报告。”[9]3

早期清华大学贯彻梅贻琦校长提出的“通识为主，而专识为末”[10]的教育理念，要求学生在自然、人文、社会三个方面有综合的、广泛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11]。由于全校一年级学生不分专业，清华外文系与其他各系学生所选课程为“共同必修课程”，涵盖文、史、哲、理等多个领域，重点在“博”。李赋宁先生言：“我在清华园渡过的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英文的听、说、读、写有了很大进步，法文的根基打得很牢靠，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也都有了一些入门知识。”[6]29

（二）以“文”为主，注重西方文化的整体性

如果不将大一的44学分计算在内，清华外文系的文学类课程占到其余三年总学分的61%。文学课程分文学史和文学体。文学史按时代进行分期研究， 即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18世纪和19世纪，分配于三年中。“文学体则强调分体详细研究，于三年的学习中全面涵盖了各种文体， 即小说、诗、戏剧、文学专题研究和文学批评等。”[12]174-175 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开设的56门选修课程中，文学类课程更为丰富，涵盖国别文学史、断代文学史、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作家与作品研究及文学理论，共28门，占选修课总数的50%，其余为语言理论及“外语及其他”类课程。仅在“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类选修课中，即开设12门课程 [13]131。文学是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对学生品德、性情和境界的熏陶与提升起一定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吴宓就十分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主张学生通过阅读、理解和比较研究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素养和道德情操。他归纳出文学在启迪学生心智，涵养学生心性，增进学生人格塑造，了解西方文明流变乃至增强学生爱国心等十大功能[7]59-64。

吴宓视西方文学、文化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要求学生对其具有广博和全面的知识。清华外文系将英语语言文学置于西方语文的大背景下，有德、法、俄、拉丁等多种课程供学生修读，并配合以严格的教学制度，培养出一大批德、法、俄语言文学专家。西南联大时期，“在外文系的56门选修课程中，法语语言文学类选修课程即达11门。”[13]137这些课程覆盖面很广，“使学生的注意力不仅局限在某一种外语或某一国别文学上，而是把西方文学、哲学和文化看成一个整体，大大扩展了学生视野”[9]3。

（三）选课制与旁听制，贯通文史哲

吴宓从创造中国新文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高度，强调清华外文系学生中国文学功力的重要性[5]201：

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目的在于：（1）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为源泉为圭臬；或（2）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3）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

高度重视中国文学的清华外文系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翻译家、戏剧家，同时也是中国诗歌史上著名的“中国新诗派”的诞生地，著名诗人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就是在清华外文系的培育下走向成熟的 [14]。

早期清华大学除了实行美国式的学分制，更以独具特色的选课制度，实现其造就通才的目标。“学生于每学年开学时，参照各系规定的课程表自行选定课程，中途亦可增选或退选，但大一应修课程不得中途退选”[12]119。清华外文系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选修、旁听其他学系的课程，特别是同属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和哲学系的课程，学生可以一日横跨文史哲三大学科门类：“听了罗常培的语言学，入邻室钱穆的中国史课，晚间有金岳霖讲‘哲学中的时与空’，须早去占座”[15]。在清华外文系读书四年的季羡林先生曾言，真正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只有两门课，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和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这两门课影响他的一生，而这两门课恰好都不是清华外文系的专业课[16]。清华外文系的选课制度给予学生很大自主性，允许、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为学生以中西语言文化为根基，在人文学科领域的融会贯通以及个性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四、清华外文系作为外语教育的历史坐标

清华外文系作为博雅教育在中国的成功范例，至少在以下两个层面给外语教育界以启示：

（一）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出发，造就外国语言文化通才

“外语专业教育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采用专才型培养模式，导致学生知识面偏窄，文化底蕴不深。”[17]20世纪80年代起，外语界开始进行外语与经贸、新闻、外交、法律乃至科技相结合的所谓“外语+X（培养方向或辅修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改革，然而外语教育职业化、训练化、空洞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遏止，其人文学科属性日渐淡化[18]244-245，外语院系沦为“语言培训中心”或“体制内的新东方”，时至今日其定性、定位问题仍未得解决。外语教育不能也不应简单地等同于职业教育、技能训练甚至是应试培训；如是，高等外语教育已然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外语教育过于重视职业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人文素质的培养，其价值取向将趋向功利主义；以单纯的就业需求为导向，导致外语专业学生在思想的深度、知识的结构、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与其他文科专业产生较大差距[19]。

外语学科的基本要素是语言、文学和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兼具人文性[20]，因此，人文性是外语教育的一个根本属性，培养全面发展的“文化人”是外语教育的应然目标。外语教育只有明确了自身的人文学科属性，才能找到专业的学科定位，才能确立适当的培养目标，而“我国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课题莫过于培养目标。”[18]243 从清华外文系的成功经验看，外语教育应注重与文学、历史、哲学等相关学科融会贯通的外国语言文化通才。许国璋先生在谈及外语院系培养目标时强调外语人才必须是文化人[21]。

（二）从博雅教育理念出发，改革课程体系

始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模式的外语教育课程体系偏重语言技能训练， 按照培养译员的“语言学校”模式开展教学[22]，强调语言技能、忽视文化熏陶，重视机械训练、淡化文学教化，缺乏认识能力和思辨能力的系统培养。时至今日，外语专业基础阶段课程仍以语言技能训练为轴心，以大量机械操练为途径。以英语专业为例，依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专业基本上都以专业技能课“基础英语”、“高级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翻译”为主干课程。主干课程不但所占学时数多， 而且持续时间长， 一般达到总学时67%左右[23]；这些专业技能课程“分裂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知识，使语言教学沦为空洞语言与空洞交际，使学习者既无法习得语言能力与语言交际能力，又无法学习到知识”[24]。以训练学生语言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实际上并不能提高学生的说、写、译等语言产出能力。而在英语专业高年级所开设的“专业知识课”如语言学、词汇学、语法学等课程，更是冷知识传授多于文本研读，只能给学生们带来信息与知识压迫[25]。这样的课程体系无助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增长，更不能提升、陶冶其人格，因此不仅受教育者不能用外语获取信息与知识、传递思想与情感，最终造成学生“缺乏分析综合的能力，很少有自己的想法，很难有创新意识，出不了创造性的成果”[26]。

清华外文系课程内容宽泛， 涵盖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学科。大一英文也指导英文阅读和练习英文写作。但英文阅读和写作的任务还由其它课程来分担。而在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课程表中“单纯的英文课（相当于时下的精读、泛读、听力、写作等）只占学年总学分的15.8%-24.2%。语言水平的提高， 主要是通过学习其他课程来实现。”[27] 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及其规律出发，须在课程设置上确立“语言”和“文化”平衡，以中西文史哲经典著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助受教育者建立完整的知识架构，厚植其人文底蕴，提升其思想境界，在扎实的中西语言基础之上，培养其会通、思辨、适应和创新的能力。

五、清华外文系作为中国大学的历史镜鉴

清华外文系是早期清华大学全面实施博雅教育的在一个系科具体的、成功的实现。实际上博雅教育对当今教育的启示，不仅在外语教育，也在高等教育整体。博雅教育不应只是清华外文系追求，而应是高等教育系统整体之追求。吴宓认为，培养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通才，不仅适用于文史哲学科，自然和社会学科亦如此[7]68。

（一）博雅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本然追求

梅贻琦先生认为博雅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勿囿于一途， 而得旁涉他门， 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贯通的，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联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28]，以梅贻琦、蔡元培、竺可桢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大学主事者主张的是博雅教育理念中人格教化和知识教育的结合，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平衡。20世纪50年代以降，尤其是院系调整以后，专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主导思想。至今，过于狭窄的专业教育思想并没有烟消云散， 仍然制约着中国大学的发展。简言之，大学教育高度专业化、过分实用化乃至功利化取向弊端有二：首先，以职业为导向的高度功利化的大学教育造精神缺失，导致受教者人格缺陷。受教育者蜕变成缺乏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器物”。如果受教育者普遍存在的自私狭隘、庸俗功利、寡廉鲜耻等诸多人格缺失，无疑是高等教育的失败，与大学的使命背道而驰。其次，造成学生日益被束缚于狭窄的学科划分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大学长期局限于培养所谓“专业技术人才”，学生没有足够的知识宽度、学习能力和健全心智去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造成受教育者创新动力不足。

狭隘专业教育颠倒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难以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相反，它是器物化、工具化的教育。而梅贻琦先生主校时期的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其重点在人格、修养、灵魂的教化和熏陶，其本质是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是一切大学的灵魂之所依”[29]。“博雅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更恰当地是则是大学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30]，也关乎大学教育的使命问题。从某种角度而言，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回归了大学教育的本质，作为历史镜鉴可以考察时下价值追求错乱、办学方向迷失的大学。

（二）博雅教育是应对大学挑战的必由路径之一

博雅教育是应对人文精神缺失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大学两大挑战的必由路径。其一，博雅教育是以与人类历史上积累沉淀下来的文明与文化遗产进行“对话”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大知识观教育，目的是打破传统学科领域的壁垒，通过对经典的深入研读，让学生领略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魅力，籍此实现“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清华外文系的博雅之说，如果说“博”是一种学术追求，那么“雅”即是一种人文品质和人格境界，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注重人格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的需要，重视人文教育”[31]。总之，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模式既是观照整个大学教育人文精神缺失的历史镜鉴，更是弘扬大学人文精神的路径。其二，创新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开阔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使命感等素质，而博雅教育主张的文理兼通和跨学科综合性的课程有助于学生拓展视野，强化对知识整体性把握，使学生在融会贯通中汲取智慧，培养“学生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32]，而这些正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清华外文系毕业生许渊冲称他：把生命科学的优质基因克隆问题，应用到中西文学互译的理论上来，提出了优化的创译论，使中国文学翻译理论走上了世界译坛的前列”[33]。

六、结 语

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教育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办学风格。它将西方人文主义的博雅教育与中国教育传统相结合，以培养博雅之士为目标，致力于文史哲的贯通，着力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培养了大量人文学科杰出人才，确立了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也为21世纪中国外语教育提供了启迪和借鉴。

进入21世纪，中国大学面临的是与清华外文系迥异的社会、教育和制度环境。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是多种因素交汇的产物，然而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既是精神遗产更是镜鉴，值得从外语教育界同仁从多层次、多视角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包括外语教育乃至整个大学教育的本质、价值、过程与目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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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文学论文例3

0～6岁阶段的学前儿童大脑及神经系统发育持续并逐渐成熟，具有好奇、注意力分散、喜欢模仿等特点，具有很大的可塑性，这个阶段是进行科学意识和科学兴趣熏陶的重要时期。有些科学原理和过程比较复杂，不能带领幼儿进行现场实物操作，教师可以通过早期科学阅读进行认知，满足幼儿对科学领域的探索和好奇。

(一)丰富、扩充学前儿童的科学经验

早期科学阅读活动教育指导，可以帮助幼儿形成大脑中已有表象水平上的科学概念。从早期科学阅读形成的特点和学前儿童生理水平发展特点来看，学前儿童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概念的，他们对科学的认识和了解建立在表象水平上。指导学前儿童在科学探索活动中，通过他们的亲自动手操作，以自身的感觉器官直接接触周围世界，或者在教师操作引导下，幼儿将体验、观察后的生动的表象储存在他们头脑中，这些来自早期科学阅读的信息和表象，也是学前儿童获取的初始科学经验。

(二)培养学前儿童对科学的兴趣

早期科学阅读活动教育指导可以激发学前儿童探索科学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好奇心和求知欲是学前儿童学习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并在学前儿童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科学需要好奇心，科学也最能吸引儿童的好奇心，而学前儿童天生就具有丰富的想象、联想，随时都会有一些古灵精怪的想法，爱探究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那样。他们喜欢探索自然，是天生的科学家。学前儿童的好奇心常常表现为对周围一些事物或现象注意、提出问题、操作摆弄、探索发现等等。合乎学前儿童的好奇心将使学前儿童永远保持探究和学习的热情，也是终身学习的一种动力机制。

(三)激发学前儿童的想象力

在早期科学阅读活动教育实践中，教师通过为学前儿童提供各种体裁的科学阅读，让学前儿童自主地进行感知、体验、探索，教师以引导的方式，引导学前儿童发现问题，让学前儿童带着问题去观察、思考、讨论，激发幼儿的创造欲望，鼓励学前儿童的创造性思维。

(四)发展学前儿童的语言能力

学前儿童早期科学阅读对培养学前儿童良好的阅读习惯、提高阅读兴趣起着重要作用，学前儿童在欣赏的过程中，体会优美规范的语言文字，赏析生动神奇的情节。在诵读、讲述、创编赏析科学阅读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语言能力。

二、学前早期科学阅读指导的策略

(一)早期科学阅读活动的指导原则

1．早期科学阅读活动的组织要围绕科学阅读的体裁特点来进行设计科学阅读的体裁形式有科学儿歌、科学儿童诗、科学故事、科学童话等等。诗歌、故事体裁不一，特点各异。在开展科学阅读活动中，结合作品的体裁特点进行。比如，将科学诗歌和诵读联系在一起，故事和讲述联系在一起。活动内容要紧紧围绕体裁设置情境，在科学阅读系列活动中可以出现美术、音乐等活动，但这些活动的主体是科学阅读，这些活动是辅助科学阅读活动进行的，活动的目的也是让学前儿童更好地理解、体验科学阅读作品，对科学阅读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趣。

2．早期科学阅读教育活动应该成为系列主题活动

科学阅读教育是在幼儿园一日活动当中的积累和渗透，不是对一本图画书照本宣科机械的读书，也不是单纯的一次活动。教师以科学阅读为主要教育内容，围绕其展开一系列的主题教育活动，可以和其他领域结合起来，也可以结合时令、天气、节日灵活开展。这样的系列活动可以帮助学前儿童更好地理解科学文艺作品的内容，引发学前儿童更多的思考和阅读兴趣，也有更多的机会培养学前儿童良好的阅读习惯。

3．根据学前儿童生理发展水平的特点进行教育指导

在幼儿园小班，从学前儿童喜欢的科学儿歌和学前儿童能接受的浅显的科学小故事入手，先给幼儿讲一些好听的故事然后让幼儿猜一猜好听的故事是哪里来的，引导幼儿对图书的认识，激发幼儿对书本的兴趣。教师引导学前儿童诵读韵律感极强科学儿歌，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寓教于乐。在幼儿园中班，教师要去营造一种读书真快乐的氛围，创造环境，让孩子们爱上书，喜欢读书。在幼儿园的教室里布置图书角，放一些图文并茂的，小朋友喜欢的科学故事书，科学儿歌书、科学诗等。在语言栏里，有小朋友喜欢读的句子及情景图案，跟小朋友一起读一起看，感受语言文字的魅力。

在幼儿园大班，老师有意识、有目的地循序渐进地引导幼儿进行阅读。教师利用多种形式的阅读方式，如音频、课件、挂图，让幼儿发挥听的作用;幼儿对儿歌故事了解之后，再进行复述、创编，这样可以发挥幼儿的创造性思维，奠定好阅读的基础。

(二)学前儿童早期科学阅读活动教育指导策略

学前儿童早期科学阅读是一种多种感官参与的认知活动，开展不同体裁的学前儿童科学阅读活动指导，潜移默化中对学前儿童进行早期科学启蒙教育。比如在小班开展认识小动物预报天气的科学活动，教师预设的目标是让学前儿童通过倾听、诵读、观察等操作活动指导。幼儿明白有些小动物会预报天气的事理;可以领幼儿到户外去观察，天要下雨，小蚂蚁“过道”、小燕子“低飞”、小鱼“吐泡”;可以通过播放视频，教师讲解。

1．利用听觉认知科学阅读

对于低幼儿童来说，早期科学阅读的重要手段是发挥幼儿的听觉。可以开展听教师诵读、听录音机磁带或其他声频。教师亲切、绘声绘色的语气语调能吸引幼儿的注意，在倾听的同时理解故事的内容和情景，思考故事后教师提出的问题，同时自己也会有很多的为什么，提高幼儿的思维能力和科学探索能力。

2．利用视觉认知科学阅读

(1)运用实物、图片或多媒体课件展示

在讲解科学儿歌或者科学故事时，出示图片和视频，使幼儿产生感性认识的同时，加深印象，增强理解。对于比较形象的科学文艺作品适合运用实物、多媒体课件或图画等直观方式展示。由于学前儿童缺乏生活经验，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全面，呈现具有代表性和多样性实物，可以帮助学前儿童真正理解形象化的自然事物和科学原理。比如在讲解科学儿歌《水果歌》“苹果爱红脸，香蕉爱弯腰，石榴爱咧嘴，桃子爱长毛，西瓜爱睡觉，起来要人抱。”可以选择适当季节，进行实物展示，将苹果、香蕉、石榴、桃子、西瓜展示给小朋友。

比如，在指导科学故事《小鸟找春天》，教师在诵读过程中，适当出示相关图片，在老师的引导下，让学前儿童学会观察并有所得;也可以让学前儿童分角色进行表演，再现小鸟找春天的情景，深刻感知春天到了的自然变化。

(2)室外自然景物认知

在活动中，结合活动内容，选择活动时间和地点，教师引导幼儿有目的地进行观察。对于春天自然规律的认知，通过到室外观察花开了、小草绿了、柳树发芽了、小朋友在室外游戏等等，认知春天到了的自然变化的特点。

3．利用触觉认知科学阅读

触觉是学前儿童最早发展的能力之一，也是探索认知事物的重要方式。丰富的触觉刺激能促进幼儿认知作用。对于科学谜语儿歌《小雨点》的认知，“千条线，万条线，数不清，剪不断。落在田里秧苗绿，落到河里看不见。”让幼儿感受雨点的清凉和自然状态;对于科学儿童诗《小雪花》的阅读“下雪啦，下雪啦，像鹅毛满天飞，像棉花满地撒，抓一把，带回家，跑进屋，喊妈妈，再一看，小雪花变成了水娃娃。”让幼儿感受小雪花自然状态和遇热融化的特点。

早期文学论文例4

作为我国第一代社会学者的代表人物，孙本文是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1918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C37crss}，   

1921年孙本文赴美留学，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22年至1924年孙本文追随吉丁斯(F. H. Uiddings )、美国文化学派开创者乌格朋( W. F. Ogburn)等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研究工作。1924年，他就读于纽约大学研究生院，师从美国早期社会学中心理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莱斯特·沃德(( L. F. Ward)的追随者彭德尔(R. M. Binder) o1925年他以美国报纸中有关中国的舆论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并由此而获得纽约大学博士学位，这也是他的学术生涯中对社会舆论问题加以关注和研究的开端。    

(一)博士论文选题与社会学研究方法    

孙本文的博士论文《美国媒体上的中国》在中国舆论学与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它不仅开创了中国人以报刊舆论作为研究对象撰写博士论文的先例，而且也是最早由中国人撰写的有关外国媒体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问题的博士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也属于较早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孙本文运用统计学和内容分析方法，研究了从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20年代前后美国新闻报刊中的对华新闻报道以及舆论反映情况，以回答两个问题:“第一，美国人民从新闻媒体中知道了哪些关于中国的内容;第二，美国人民通过新闻媒体向中国表达了什么”川“月)。

孙本文在研究第一个问题时采用了当时新兴的统计方法，统计了从1865- 1922年间美国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新闻报道数量。在分类体系上，孙本文采用了吉丁斯(F. H. Uiddings)对于复杂社会活动的分类方法，并结合坦尼(Tenney)对新闻事件的分类，将美国新闻中涉及中国的报道主要分为五大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人物和书评。在比较研究上，孙本文不仅把美国对华报道中各类项目的比例情况与美国本土的国内新闻相比较，同时还比较了样本报刊有关英、法、德、意、日等一流强国的新闻报道的情况。以这种分类比较为基础，孙本文展示了美国报刊舆论对于中国的认知:“从政治上来说，中国国家事务的70%都是政治事件，她用了过半精力去处理外交事务……国内动荡……;中国在文化上的投人不多，很需要美国在教育上的支持……从经济上来看，中国是一个常贫穷的国家……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所要处理的外交问题更多……但她的国际地位与意大利和日本差不多”。孙本文在针对第二个问题进行研究时主要使用了内容分析法，即“文本细读+分析”的方式对样本报刊进行内容的解读，以此对美国的排华法案、义和团事件、辛亥革命以及华盛顿会议这四个重大事件中的美国对华舆论进行分析和梳理，归纳舆论的种类以及背后的动机，并统计对中国问题表示中立、反对还是友好的报刊舆论的比例。

最后，他总结了美国对华舆论的一般趋势:“美国对华舆论背后的唯一动机就是他的自我利益;}2)美国人民会认为中国是一个弱国，她根本无力获得她想要的;中国需要美国的帮助，并且不会破坏与美国的友谊’}Cn7cr}ss-}ss}。早在论文还未写成的1924年，孙本文就提出了研究社会问题的客观性与历史性原则，所谓客观性就是“摈弃个人主观偏见，确切考察客观事实，并提倡科学的社会调查，施行质与量的考察，以得到确实的社会状况”}so rso}。而历史性则要求通过历史文本的分析、理解和诊释来认识社会行动的性质与意义，内容分析事实上就是对历史文本所做的客观分析。由此出发，孙本文选择“自十九世纪后半黎伯勒((Le Play)以来至近时乌格朋(W. F. ()gburn)辈著名社会学家采用的统计方法”Cs}crzzs)及“乌格朋(W. F. ()gburn)所注重的历史研究法”C}7crs)作为自己搜集事实以研究和解释社会现象的重要方法。    

(二)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舆论思考    

从孙本文的教育背景来看，他主要受到了美国社会学中的心理学派(即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及文化学派的影响，这一点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已经初露端倪，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出其中贯穿的“文化与心理”痕迹。    

恰如孙本文多次表示的那样:“著者个人见地，以受美国乌格朋(W. F. Ogburn)、汤麦史(W. I. Thomas)两教授的影响为最大”1926年，孙本文任教于复旦大学，后长期担任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并致力于引进西方社会学及建立符合中国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在其后至1949年前出版的大量社会学著作中，不论是《社会学ABC;  (1928)中申明的“人类行为的根本活动要素就是心理影响和文化影响”叫“翻)，抑或是《社会学原理》(1935)中对文化和态度的讨论，还是他在2}世纪40年代将自己划为“既重视文化因素同时亦重视心理因素”的“注重社会整体或综合的观察者“文化和心理两大因素对人类社会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观点几乎“支配着1949年前孙本文长达近30年的社会学学术生涯”。总的来说，孙本文认为，态度是行为的趋势，“态度一词虽然说明了心理的状态，但整个态度的养成和表现，还要靠后天文化环境的影响”。换句话说，“文化是由态度维持的，态度是由文化陶成的”。

这样的学术观点也恰恰反映着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及心理学之间难以割裂的联系。自1839年法国孔德(A " Comte)创立“社会学”及1875年德国谢夫策(A " Schaffle)首提“社会心理学”以来，尽管三门学科研究对象及范围各不相同，随着学科建设及不同社会学派观点的相互接近，其研究内容常常互相涉及，这三门学科的界限也越来越难以分清。孙本文在其著作中也特意讨论过三者的关系，他认为，“就社会心理学的本质说，它是介乎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种独立科学，但就发展历史和近时趋向而言，社会心理学应属于社会学领域以内的重要部门”。

早期文学论文例5

邹惟山早期十四行诗形式规范，言辞平易，节奏分明，格律讲究，体现了他在美学上的鲜明追求；所提问题一向深刻敏锐，耐人寻味，发人深省，表达的是其哲学思考与诗意情怀。

一.山水与情怀

对于山水的描摹，自然是其诗歌创作的主体，邹惟山一生倾心自然，寄情山水，每临远游，诗思泉涌，必有佳篇。或于群山环抱的乡野，或于清风徐来的江岸，或于杨柳依依的楼阁，皆能以清明无邪的眼眺望大自然，并为那不逝的一切自抒谢忱。《宁波的山川》：

青青树林并排在宁静的海边，一颗红红的太阳

正冉冉上升于一圈又一圈，那蓝蓝的波浪之间

一群一群的海鸟，正在努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从来不曾见过的天高云淡

天也高云也淡，海岛与海岛之间，有一艘游船

在清晨宁静的海岸眺望，对大海所感到的图画意味，皆以悦目的调子写成诗行。诗人选取“红日”、“海鸟”、“波浪”、“海岛”、“游船”等画面感极强的意象，采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铺排出了一幅动静相宜的立体山水画。大自然所有的美，所有的静，所有的动，碧海，蓝天，一座小岛，一艘游船，一只海鸟，宁静与和谐，庄严与闲适，诗人无不以一种诗意的情怀去欣赏、去感受、去描写。诗歌情景交融，情感与大海的景象，交互感应。读完这首诗，我们不仅能感受到诗人那颗青春的心，自己仿佛也已置身于画中了，从而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大自然浸润人心的意义。

其十四行山水抒情诗中宁静安详虽多，广博浩瀚也不缺，《婺源的古樟》：

黄山上漫天飞雪我们没有亲眼看见

那朵朵莲花正绾结着古与今的姻缘

绩溪的胡家祠堂飞峙江边气势如虹

如锦的波涛永远回响在人们的耳边

黄山的余脉逶迤至我的眼前，似乎

要绵绵诉说那两个家族的历史变迁

诗人让想象驰骋于一切事物之上，将各样本来并不相关的事物，以想象作为联结的绳索，运用夸张、通感等艺术手法，让它们融为一体，并使之成为发光的锦绮。诗句中“飞雪”、“莲花”、“祠堂”、“波涛”几乎类属于全然相异的词汇系统，诗人却巧妙地把这些具象暴力地嵌合在一起，这种非常规的组合，使诗歌产生了一种“陌生化效果”。在阅读的过程中，不免感到好奇、疑惑甚至是惊异，它迫使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反复咀嚼，品味其中的内蕴：诗人在诗中不拘常格，采用情境跳跃的方式，将时空进行分割重组，其目的是为了重现两个家族的兴衰史。这种“陌生化”的运用，能够消除读者惯有的感觉钝化，从而激起读者的新鲜感知。而且，诗作的语言亦“气势如虹”，显示出诗人博大的胸怀，正基于此，其十四行山水抒情诗所塑造的意境，也颇多广阔。这表明诗人在创作十四行诗的时候，对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有着相当自觉的追求。

在其十四行山水抒情诗里，河流、天空、土地仿佛都在说话，表达着它们的某些喜悦和哀愁，让我们生活空间的诸多元素变得富有生机，甜美可亲！当海德格尔说，作诗使生活变得诗意时，他必然是体会到了现有生活和营造一种更有诗意的生活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当下很多的写诗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无心于推进这一工作。而他的十四行山水抒情诗里，却鲜明地呈示出诗人自身对于诗意情怀的深刻领悟，这无疑是极为珍贵的。

二.风水与命运

风水是诗人观照现实人生的一个特殊角度。就我自身阅读诗歌的经验来讲，他应该是中国当代第一个将风水意象大量引入诗歌作品的人。在其观念中，一个人的前程命运、人生际遇与风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中国古人所看重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多么迷人而又高妙的境界。在诗中以天地宇宙为观察对象，以人生命运为依归，充分显示了诗人的生态视野和神性思维。

邹惟山痴迷风水，每到一处，必观其山之体貌走势，水之形状流向，若逢名人故居，其阴宅（祖坟）、阳宅（住房）之地形与依托，也是先生观摩和研究的重点。在《内江的风水》组诗中，诗人写了画家张大千、作家刘心武、政治家杨汝岱、诗人元帅陈毅、新闻家范长江、将军熊克武、学者罗念生和教育家吴玉章等八位名人，这些人无疑都是各自领域内的大师或翘楚，而他们皆生于内江，诗人的意图很明显，他们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风水肯定是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这无疑是对“地灵人杰”的极好诠释。“有人说上屋场的旧居正好是龙的大口，不然，它的前面，为什么正好有两口大水塘，浑圆而浏清，那茂林修竹，正是龙的胡须与吐出的阵阵烟气。”这是在游历韶山毛泽东的故居上屋场时所写，先生的观念与观察之独到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开国领袖，与其故乡的风水是密不可分的。诸如此类探讨名人与风水联系的诗篇随处可见，由此可见先生对于风水，实在是深信不疑的。当然，倘若一个人破坏了风水，那他的一生必然命途多舛，风雨飘摇。“在自然山水格局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 们自己的命运也没能主动掌握”一句，即是风水失落、人生飘荡的真实写照，由于当地人挑断了后山的龙脉，破坏了自然风水，使得一生颠沛流离。诗人也是想藉此说明，好风水不是谁都可以得到的，要想拥有好风水，就必须重视道德修养，以善为本。

在这个推崇科学与理性的时代，“风水”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一种迷信，邹惟山却不以为意，依然在自己的十四行诗歌中用大量的篇幅对“风水”进行描述和思考，可见其生命意识中的灵性世界是极为广阔的。同时，我想他近些年所倡导的“文学地理学批评”，与其风水观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追忆与返乡

故乡是诗人的生命之根，在经过诗人的精心浇灌之后，它最终会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诗人正是蘸着俩母山的秀水和嫩霞，写出了一系列缤纷婉转的十四行山水诗。追忆与返乡，乃是先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倾向。

邹惟山是四川威远人，常年生活在武汉，有关童年和故乡的记忆，自然会常常萦绕于脑海，从而勾起返乡的情绪。巴乌斯托夫斯基说过：“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诚然如是，任何永生难忘的东西都要在经过一段时间或一段距离之后才能显现，当回眸往事时，乱石成为风景，落英亦是缤纷。在童年生涯随着记忆的潮水流向遥远，童年时代的那一颗童心和外界融为一体的感觉，会重新在某一刻复苏。诗人许多优美深情的十四行诗歌，正是童年记忆与当下生活两相遇合的产物：“这一片草坡上一棵桂树饱经风霜，回望故土又回想起了那童年时光”、“少年时代在莽莽石林间追寻自我，磊磊石头总在梦中激起无限想象”，诗人并没有运用深奥的象征或者奇特的意象去营造抽象的意境，口语化的语言更易于表达诗人内心的感情，一种最为真诚的流露，丝毫不加修饰，却可以一泄无遗地唱出自己心灵的温暖与忧伤，对童年的感受也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也许岁月的尘土可以封闭少年的心事

可少年的记忆 却像那桐树沟里的深秋

当我穿越秋天 穿越长江上那滔滔白浪

山野上红红的松叶 正在微风中轻轻颤抖

这几行诗回忆儿时的故园，格调感伤，语言柔美，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和时空感。诗人在这里追忆往事，并不仅仅是为了唤起昔日的欢乐与繁华，引起伤感，而是意图呈现出一种时空的距离。在我看来，真正的诗歌正是通过这种时空的转换与对接，辅之以极为平静的方式进行叙述，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从而深化读者的诗意感受。

18世纪短命天才的德国浪漫诗人诺瓦利斯如此阐释哲学：“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旨在说明诗人的一生是寻根的一生，真正懂根的人也只有诗人。诗人在诗中遥望故土，压抑不住内心汩汩涌动的乡愁，笔下的诗句，并不完全遵循时间和空间的规律，所关注和展示的仅仅是故乡的一些痕迹和味道，但从这些容易忽略而不可捉摸的细节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故乡的感受与追忆，对往事的复现与感慨，故乡正是诗人的精神家园与情感归宿。

四.死生与超越

邹惟山在早期十四行山水抒情诗中，不乏对生死与存在的思考。虽然死亡是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困境，但诗人看待生死不像一般人那样带着深深的忧郁和沉重的担心，而是怀着“向死而生”的心胸与气度。

座座坟茔一字排开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原来是他的居处不想让后人真正知道

灵魂也许还流浪在那一丛丛的野草里

与神相伴的高处足以让他宁静而清高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诗人深信灵魂不朽，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的延续，那样自然，显示出诗人豁达的心胸有如大海般辽阔。又如“也许那正是仁慈的上帝垂下了眼泪，那片片花瓣正开又闪烁于我们瞳仁，为人民利益而死虽死犹荣魂兮归来，山崩地裂之后而精魂永在松柏长青”，在面对天灾人祸、目睹无数生命在瞬间无端消逝之时，诗人有过怨怒，有过悲悯，也曾责问苍穹。然而，诗人最终还是领悟到人生无常，生死并非人力可以触及。这里并没有什么可视的形象，但在铿锵的节奏中却有一种伟大的力量，正是在这种节奏的跳跃中，诗人完成了对生死和存在的沉思。“让我们尽量打磨生存者生命的亮度，让我们把即将来临的黎明再次点燃”，在一种面对死亡的平静中，也可以看到诗人对生的激情与希望，生命也只有在狂热的激情中，才能得以重生，诗人正是以此来启发我们去思考人生的价值，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当我头发花白的时候回到那一片热土，让我在天鹅背上安眠并伴有漫山鲜花”，不仅包含了诗人的返乡情怀，而且整个意境显得如此安详自在，仿佛死亡也霎时变得诗意了起来。

早期文学论文例6

邹惟山早期十四行诗形式规范，言辞平易，节奏分明，格律讲究，体现了他在美学上的鲜明追求；所提问题一向深刻敏锐，耐人寻味，发人深省，表达的是其哲学思考与诗意情怀。

一.山水与情怀

对于山水的描摹，自然是其诗歌创作的主体，邹惟山一生倾心自然，寄情山水，每临远游，诗思泉涌，必有佳篇。或于群山环抱的乡野，或于清风徐来的江岸，或于杨柳依依的楼阁，皆能以清明无邪的眼眺望大自然，并为那不逝的一切自抒谢忱。《宁波的山川》：

青青树林并排在宁静的海边，一颗红红的太阳

正冉冉上升于一圈又一圈，那蓝蓝的波浪之间

一群一群的海鸟，正在努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从来不曾见过的天高云淡

天也高云也淡，海岛与海岛之间，有一艘游船

在清晨宁静的海岸眺望，对大海所感到的图画意味，皆以悦目的调子写成诗行。诗人选取“红日”、“海鸟”、“波浪”、“海岛”、“游船”等画面感极强的意象，采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铺排出了一幅动静相宜的立体山水画。大自然所有的美，所有的静，所有的动，碧海，蓝天，一座小岛，一艘游船，一只海鸟，宁静与和谐，庄严与闲适，诗人无不以一种诗意的情怀去欣赏、去感受、去描写。诗歌情景交融，情感与大海的景象，交互感应。读完这首诗，我们不仅能感受到诗人那颗青春的心，自己仿佛也已置身于画中了，从而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大自然浸润人心的意义。

其十四行山水抒情诗中宁静安详虽多，广博浩瀚也不缺，《婺源的古樟》：

黄山上漫天飞雪我们没有亲眼看见

那朵朵莲花正绾结着古与今的姻缘

绩溪的胡家祠堂飞峙江边气势如虹

如锦的波涛永远回响在人们的耳边

黄山的余脉逶迤至我的眼前，似乎

要绵绵诉说那两个家族的历史变迁

诗人让想象驰骋于一切事物之上，将各样本来并不相关的事物，以想象作为联结的绳索，运用夸张、通感等艺术手法，让它们融为一体，并使之成为发光的锦绮。诗句中“飞雪”、“莲花”、“祠堂”、“波涛”几乎类属于全然相异的词汇系统，诗人却巧妙地把这些具象暴力地嵌合在一起，这种非常规的组合，使诗歌产生了一种“陌生化效果”。在阅读的过程中，不免感到好奇、疑惑甚至是惊异，它迫使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反复咀嚼，品味其中的内蕴：诗人在诗中不拘常格，采用情境跳跃的方式，将时空进行分割重组，其目的是为了重现两个家族的兴衰史。这种“陌生化”的运用，能够消除读者惯有的感觉钝化，从而激起读者的新鲜感知。而且，诗作的语言亦“气势如虹”，显示出诗人博大的胸怀，正基于此，其十四行山水抒情诗所塑造的意境，也颇多广阔。这表明诗人在创作十四行诗的时候，对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有着相当自觉的追求。

在其十四行山水抒情诗里，河流、天空、土地仿佛都在说话，表达着它们的某些喜悦和哀愁，让我们生活空间的诸多元素变得富有生机，甜美可亲！当海德格尔说，作诗使生活变得诗意时，他必然是体会到了现有生活和营造一种更有诗意的生活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当下很多的写诗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无心于推进这一工作。而他的十四行山水抒情诗里，却鲜明地呈示出诗人自身对于诗意情怀的深刻领悟，这无疑是极为珍贵的。

二.风水与命运

风水是诗人观照现实人生的一个特殊角度。就我自身阅读诗歌的经验来讲，他应该是中国当代第一个将风水意象大量引入诗歌作品的人。在其观念中，一个人的前程命运、人生际遇与风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中国古人所看重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多么迷人而又高妙的境界。在诗中以天地宇宙为观察对象，以人生命运为依归，充分显示了诗人的生态视野和神性思维。

邹惟山痴迷风水，每到一处，必观其山之体貌走势，水之形状流向，若逢名人故居，其阴宅（祖坟）、阳宅（住房）之地形与依托，也是先生观摩和研究的重点。在《内江的风水》组诗中，诗人写了画家张大千、作家刘心武、政治家杨汝岱、诗人元帅陈毅、新闻家范长江、将军熊克武、学者罗念生和教育家吴玉章等八位名人，这些人无疑都是各自领域内的大师或翘楚，而他们皆生于内江，诗人的意图很明显，他们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风水肯定是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这无疑是对“地灵人杰”的极好诠释。“有人说上屋场的旧居正好是龙的大口，不然，它的前面，为什么正好有两口大水塘，浑圆而浏清，那茂林修竹，正是龙的胡须与吐出的阵阵烟气。”这是在游历韶山毛泽东的故居上屋场时所写，先生的观念与观察之独到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开国领袖，与其故乡的风水是密不可分的。诸如此类探讨名人与风水联系的诗篇随处可见，由此可见先生对于风水，实在是深信不疑的。当然，倘若一个人破坏了风水，那他的一生必然命途多舛，风雨飘摇。“在自然山水格局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 们自己的命运也没能主动掌握”一句，即是风水失落、人生飘荡的真实写照，由于当地人挑断了后山的龙脉，破坏了自然风水，使得一生颠沛流离。诗人也是想藉此说明，好风水不是谁都可以得到的，要想拥有好风水，就必须重视道德修养，以善为本。

在这个推崇科学与理性的时代，“风水”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一种迷信，邹惟山却不以为意，依然在自己的十四行诗歌中用大量的篇幅对“风水”进行描述和思考，可见其生命意识中的灵性世界是极为广阔的。同时，我想他近些年所倡导的“文学地理学批评”，与其风水观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追忆与返乡

故乡是诗人的生命之根，在经过诗人的精心浇灌之后，它最终会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诗人正是蘸着俩母山的秀水和嫩霞，写出了一系列缤纷婉转的十四行山水诗。追忆与返乡，乃是先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倾向。

邹惟山是四川威远人，常年生活在武汉，有关童年和故乡的记忆，自然会常常萦绕于脑海，从而勾起返乡的情绪。巴乌斯托夫斯基说过：“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诚然如是，任何永生难忘的东西都要在经过一段时间或一段距离之后才能显现，当回眸往事时，乱石成为风景，落英亦是缤纷。在童年生涯随着记忆的潮水流向遥远，童年时代的那一颗童心和外界融为一体的感觉，会重新在某一刻复苏。诗人许多优美深情的十四行诗歌，正是童年记忆与当下生活两相遇合的产物：“这一片草坡上一棵桂树饱经风霜，回望故土又回想起了那童年时光”、“少年时代在莽莽石林间追寻自我，磊磊石头总在梦中激起无限想象”，诗人并没有运用深奥的象征或者奇特的意象去营造抽象的意境，口语化的语言更易于表达诗人内心的感情，一种最为真诚的流露，丝毫不加修饰，却可以一泄无遗地唱出自己心灵的温暖与忧伤，对童年的感受也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也许岁月的尘土可以封闭少年的心事

可少年的记忆 却像那桐树沟里的深秋

当我穿越秋天 穿越长江上那滔滔白浪

山野上红红的松叶 正在微风中轻轻颤抖

这几行诗回忆儿时的故园，格调感伤，语言柔美，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和时空感。诗人在这里追忆往事，并不仅仅是为了唤起昔日的欢乐与繁华，引起伤感，而是意图呈现出一种时空的距离。在我看来，真正的诗歌正是通过这种时空的转换与对接，辅之以极为平静的方式进行叙述，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从而深化读者的诗意感受。

18世纪短命天才的德国浪漫诗人诺瓦利斯如此阐释哲学：“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旨在说明诗人的一生是寻根的一生，真正懂根的人也只有诗人。诗人在诗中遥望故土，压抑不住内心汩汩涌动的乡愁，笔下的诗句，并不完全遵循时间和空间的规律，所关注和展示的仅仅是故乡的一些痕迹和味道，但从这些容易忽略而不可捉摸的细节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故乡的感受与追忆，对往事的复现与感慨，故乡正是诗人的精神家园与情感归宿。

四.死生与超越

邹惟山在早期十四行山水抒情诗中，不乏对生死与存在的思考。虽然死亡是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困境，但诗人看待生死不像一般人那样带着深深的忧郁和沉重的担心，而是怀着“向死而生”的心胸与气度。

座座坟茔一字排开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原来是他的居处不想让后人真正知道

灵魂也许还流浪在那一丛丛的野草里

与神相伴的高处足以让他宁静而清高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诗人深信灵魂不朽，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的延续，那样自然，显示出诗人豁达的心胸有如大海般辽阔。又如“也许那正是仁慈的上帝垂下了眼泪，那片片花瓣正开又闪烁于我们瞳仁，为人民利益而死虽死犹荣魂兮归来，山崩地裂之后而精魂永在松柏长青”，在面对天灾人祸、目睹无数生命在瞬间无端消逝之时，诗人有过怨怒，有过悲悯，也曾责问苍穹。然而，诗人最终还是领悟到人生无常，生死并非人力可以触及。这里并没有什么可视的形象，但在铿锵的节奏中却有一种伟大的力量，正是在这种节奏的跳跃中，诗人完成了对生死和存在的沉思。“让我们尽量打磨生存者生命的亮度，让我们把即将来临的黎明再次点燃”，在一种面对死亡的平静中，也可以看到诗人对生的激情与希望，生命也只有在狂热的激情中，才能得以重生，诗人正是以此来启发我们去思考人生的价值，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当我头发花白的时候回到那一片热土，让我在天鹅背上安眠并伴有漫山鲜花”，不仅包含了诗人的返乡情怀，而且整个意境显得如此安详自在，仿佛死亡也霎时变得诗意了起来。

早期文学论文例7

所选的100例急性脑梗死患者均经体格检查、影像学检查等确诊,为本院2010年2月~2014年2月期间病例。其中男63例,女37例,年龄50~79岁,平均年龄64.8岁。所选的100例急性脑梗死患者中,合并有高血压患者有27例(所占比例为27.0%)、合并有糖尿病患者6例(所占比例为6.0%)、合并有高脂血症共18例(所占比例为18.0%)。

1.2方法

所选的100例患者均在入院后立即实施CT检查,所有患者均在发病后的6h内实施CT检查。在本院CT室内,患者取仰卧位,对患者进行全颅脑扫描(层厚为10mm、层距为10mm),当扫描区域发现有异常影像学改变时,对异常区域实施增加5mm的薄层扫描。所选的100例患者均在发病24~48h后,重新进行全脑的CT扫描复查,并和入院时扫描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2结果

100例患者CT全脑CT扫描结果显示：提示为脑左侧病变患者55例、提示为脑右侧区域病变患者26例、基底节区域病变患者15例、小脑区域病变患者3例、桥脑病变患者1例,上述患者均为病变所在区域的脑血管阻塞而引起缺血缺氧相关症状和体征。在本组100例患者中,68例患者CT检查结果显示影像学异常(所占比例为68.0%),其余32例患者CT检查结果提示为阴性,没有影像学异常特征。CT检查影像学异常主要表现为灰白质的分界模糊,患者的脑沟出现轻度狭窄,脑回出现不对称表现,脑室可因为被挤压而出现变形征象。本组100例患者中,脑部出现3种以上的影像学异常特征患者共64例(所占比例为64.0%)。

3讨论

脑梗死发生后对脑梗死的诊断手段较多,特别是影像学方面的检测设备较多,如CT、核磁共振、血管造影(DSA)等,上述检查手段均可不同程度的获取脑梗死区域方面的影像学改变征象,但核磁共振、DSA等设备操作较为复杂,且检查成本较高,增加了患者经济负担。而CT影像学检查具有操作简单、检查成本患者尚可接受等优点。急性脑梗死患者主要发生在老年人群中,而脑梗死是脑部血管阻塞或狭窄所致的脑组织缺血缺氧而引起的相关临床症状和体征,当脑组织缺血1h后,细胞因为缺氧而出现能量代谢障碍,细胞内钠离子水平改变而导致脑细胞水肿,当脑部缺血6h后,脑部可出现血管源性的水肿,脑组织中的水会增多而导致肿胀程度提高。在本组100例脑梗死患者中,68例患者CT检查结果显示影像学异常,占68.0%,其余32例患者CT检查结果提示为阴性,没有影像学异常特征,占32.0%。所以在脑梗死发生的早期,对此类患者进行CT扫描检查,大部分患者能够在脑梗死早期发现脑部影像学改变,但要注意其影像学改变特点,如脑中的灰白质的分界模糊不清,患者的脑沟出现轻度狭窄,脑回出现不对称表现,脑室可因为被挤压而出现变形征象等,这些是影像学异常特征。在对患者进行早期脑梗死诊断中要注意上述特征。

早期文学论文例8

身体素质是人的各项素质的物质基础，也是一个国家文明和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儿童的体质不仅直接影 响到游戏活动和智力开发的效果，而且还会影响日后学业与事业的成功，甚至有可以通过遗传基因影响到下一 代人的健康成长。试想，一个长期处于体弱多病、无精打采状态下的孩子，怎能坚持正常的生活，怎能享受各 种游戏的乐趣，又怎样能胜任繁重的学习任务？当然，更谈不上开发智力、培养人格了。如果一味地只强调智 力开发和识字阅读，很可能导致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生态平衡”错位。

二、儿童的抗病能力较弱，容易感染各种疾病或受到伤害。

儿童的身体非常娇嫩，易受各种不良因素的伤害。我国流行病学的调查说明，我国人口死亡率中，儿童死 亡率居前列。这是因为，一方面儿童年龄小，免疫系统的功能不完善，抗病能力差，易受各种病原体的侵袭； 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好奇心强，什么东西都要亲自探索一番、体验一下，都要去摸一摸、看一看、听一听、嗅 一嗅、尝一尝；但是，由于他们的认识水平很有限，不可能认识到事物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和估计到自己行为可 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很容易造成意外伤害。

三、儿童期是身体和大脑生长发育最快的时期，一旦有所失误，会贻害终生，将悔之晚矣。

孩子从出生到满1岁，是生长发育的第一个高峰期，各种器官和组织迅速发育。以大脑为例，出生时，大脑 皮质的沟、回还不明显，神经细胞体积很小，神经纤维的长度和分支较短、较少。脑的平均重量约为370克，相 当于体重的1/8—1/9，到6个月时，即达700克左右，1岁时达900克左右，成人的脑重约为1500克，相当于体重 的1/38～1/40。3岁时，大脑神经细胞体积增大，纤维变长，分支增多，机能基本成熟。在身体和大脑发育最快 的时期，最需要充足的营养，氧和活动量。如果儿童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导致身体或大脑发育障碍，甚 至畸形，贻误终生。

四、严酷的现实告诫我们，把体育放在儿童早期教育的首位，非常必要。

(1)1994年编制的《中国儿童状况分析报告》中指出：“我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60.03‰，大城市为20. 86‰，农村为71.08‰，在极为落后的农村（四类县）高达99.69‰。”这是一组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

(2)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有关报告指出，中国儿童在生长发育曲线在6个月以内基本上接近国际参考标准， 而后则明显地向下偏移，农村尤为突出。这就说明，我国儿童在6个月以后的体质发育水平明显下降。

(3)少数地区的调查结果表明，儿童营养不良的比率在40%左右，其中城市比农村严重、女孩比男孩严重。 儿童缺铁性贫血比率在50%左右。某大城市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0%以上的孩子缺锌。缺铁、缺锌都直接影响儿 童的生长和智力发育。

(4)许多地方的调查说明，肥胖儿的比率逐年上升。肥胖儿童中的50—70%有“高胰岛素血症”，胰岛功能 下降，成年后极易发生糖尿病、心脑血管病。预防肥胖必须从儿童时期开始。

(5)由于营养不均衡和用眼卫生做得不好，我国城市小学生近视率达20%，最高达32%。

(6)许多调查表明，当前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严重。据两大城市对学龄前独生子女的调查，心理变态率超过 50%。患孤独症的儿童，约有50万人，并以每年千分之几的速度增加。打骂体罚儿童，不仅给他们带来皮肉之苦 ，还会带来精神创伤，严重地影响了儿童的身心健康；因为对于心灵的伤害，远比皮肉的痛苦，更加刻骨铭心 ，还有什么舔犊之情可言？

把体育放在首位，并非成天都要孩子去搞体育和游戏活动。它的本质涵义是要把孩子的健康放在首位。它 不仅要求孩子能成活，保证孩子有强壮的体魄，而且还要保证孩子有一个健康、聪慧的大脑和健康的心理、较 强的社会适应能力。

WHO（世界卫生组织）在新近制定的世界保健大中，对健康下了这样的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和 虚弱，而且应包括体格、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全面发展。”

世界卫生组织又指出：“如果家长和儿童能重视自我保健，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合理的饮食结构，全世 界可望减少1/3儿童疾病的发生。”为此，家长应给孩子合理安排好一日三餐，保证孩子有良好、充足的睡眠， 孩子年龄越小，越需要更多的睡眠时间。良好的睡眠有三大功能：有利于生长发育，22点至凌晨1点是生长激素 分泌的最高峰，但必须在熟睡后1小时才能进入高峰期；加强新陈代谢过程，有利于消除疲劳；有利于开发智力 潜能，提高学习效果。据统计，7岁的小学生，每天少于8小时睡眠者，有60%的人跟不上班，39%的人勉强达到 班上平均分数线，没有一个人名列前茅。

早期文学论文例9

身体素质是人的各项素质的物质基础，也是一个国家文明和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儿童的体质不仅直接影 响到游戏活动和智力开发的效果，而且还会影响日后学业与事业的成功，甚至有可以通过遗传基因影响到下一 代人的健康成长。试想，一个长期处于体弱多病、无精打采状态下的孩子，怎能坚持正常的生活，怎能享受各 种游戏的乐趣，又怎样能胜任繁重的学习任务？当然，更谈不上开发智力、培养人格了。如果一味地只强调智 力开发和识字阅读，很可能导致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生态平衡”错位。

二、儿童的抗病能力较弱，容易感染各种疾病或受到伤害。

儿童的身体非常娇嫩，易受各种不良因素的伤害。我国流行病学的调查说明，我国人口死亡率中，儿童死 亡率居前列。这是因为，一方面儿童年龄小，免疫系统的功能不完善，抗病能力差，易受各种病原体的侵袭； 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好奇心强，什么东西都要亲自探索一番、体验一下，都要去摸一摸、看一看、听一听、嗅 一嗅、尝一尝；但是，由于他们的认识水平很有限，不可能认识到事物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和估计到自己行为可 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很容易造成意外伤害。

三、儿童期是身体和大脑生长发育最快的时期，一旦有所失误，会贻害终生，将悔之晚矣。

孩子从出生到满1岁，是生长发育的第一个高峰期，各种器官和组织迅速发育。以大脑为例，出生时，大脑 皮质的沟、回还不明显，神经细胞体积很小，神经纤维的长度和分支较短、较少。脑的平均重量约为370克，相 当于体重的1/8—1/9，到6个月时，即达700克左右，1岁时达900克左右，成人的脑重约为1500克，相当于体重 的1/38～1/40。3岁时，大脑神经细胞体积增大，纤维变长，分支增多，机能基本成熟。在身体和大脑发育最快 的时期，最需要充足的营养，氧和活动量。如果儿童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导致身体或大脑发育障碍，甚 至畸形，贻误终生。

四、严酷的现实告诫我们，把体育放在儿童早期教育的首位，非常必要。

(1)1994年编制的《中国儿童状况分析报告》中指出：“我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60.03‰，大城市为20. 86‰，农村为71.08‰，在极为落后的农村（四类县）高达99.69‰。”这是一组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

(2)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有关报告指出，中国儿童在生长发育曲线在6个月以内基本上接近国际参考标准， 而后则明显地向下偏移，农村尤为突出。这就说明，我国儿童在6个月以后的体质发育水平明显下降。

(3)少数地区的调查结果表明，儿童营养不良的比率在40%左右，其中城市比农村严重、女孩比男孩严重。 儿童缺铁性贫血比率在50%左右。某大城市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0%以上的孩子缺锌。缺铁、缺锌都直接影响儿 童的生长和智力发育。

(4)许多地方的调查说明，肥胖儿的比率逐年上升。肥胖儿童中的50—70%有“高胰岛素血症”，胰岛功能 下降，成年后极易发生糖尿病、心脑血管病。预防肥胖必须从儿童时期开始。

(5)由于营养不均衡和用眼卫生做得不好，我国城市小学生近视率达20%，最高达32%。

(6)许多调查表明，当前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严重。据两大城市对学龄前独生子女的调查，心理变态率超过 50%。患孤独症的儿童，约有50万人，并以每年千分之几的速度增加。打骂体罚儿童，不仅给他们带来皮肉之苦 ，还会带来精神创伤，严重地影响了儿童的身心健康；因为对于心灵的伤害，远比皮肉的痛苦，更加刻骨铭心 ，还有什么舔犊之情可言？

把体育放在首位，并非成天都要孩子去搞体育和游戏活动。它的本质涵义是要把孩子的健康放在首位。它 不仅要求孩子能成活，保证孩子有强壮的体魄，而且还要保证孩子有一个健康、聪慧的大脑和健康的心理、较 强的社会适应能力。

WHO（世界卫生组织）在新近制定的世界保健大宪章中，对健康下了这样的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和 虚弱，而且应包括体格、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全面发展。”

世界卫生组织又指出：“如果家长和儿童能重视自我保健，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合理的饮食结构，全世 界可望减少1/3儿童疾病的发生。”为此，家长应给孩子合理安排好一日三餐，保证孩子有良好、充足的睡眠， 孩子年龄越小，越需要更多的睡眠时间。良好的睡眠有三大功能：有利于生长发育，22点至凌晨1点是生长激素 分泌的最高峰，但必须在熟睡后1小时才能进入高峰期；加强新陈代谢过程，有利于消除疲劳；有利于开发智力 潜能，提高学习效果。据统计，7岁的小学生，每天少于8小时睡眠者，有60%的人跟不上班，39%的人勉强达到 班上平均分数线，没有一个人名列前茅。

早期文学论文例10

综合梳理史前文化谱系、论证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韩建业钟情于文化谱系研究，因为这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他的研究始于中原江汉，后扩展到北方乃至全国。重点在新石器时代，兼及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2000年出版的《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一书，对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奖、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等奖励。

2007年出版的《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一书，基本确定了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分期框架和谱系。恩师严文明评价其“为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史前新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是第一部研究汉代以前新疆历史的考古学著作”。该书也获得2007年“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北京先秦考古》一书，则首次对北京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聚落形态，经济形态，人地关系等进行了综合研究。

如今，韩建业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研究”，他发表的《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等论文，提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概念，认为早在距今6000年前的庙底沟时代，中国大部地区文化由于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以中原为核心的相对的文化统一体，是为最早的“早期中国”或者“早期中国文化圈”。

鉴古察今。韩建业以扎实而严谨的考古研究，勾勒出了数千年以来早期中国历史的轮廓。

揭示北方地区人地关系

2004年，韩建业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他综合考察了中国西北地区全新世环境演变过程，全面梳理了该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聚落形态和经济形态状况，并深入探讨了西北地区先秦时期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的辩证关系，还从资源利用、经济方式、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策略等方面提出一些对策性的建议。鉴定专家认为，这项成果是“迄今为止有关先秦时期我国西北地区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最全面、最深入的综合性研究著作”。项目成果不但被国家社科办鉴定为优秀，同名专著还获得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此外，韩建业还有另外一项收获。《先秦时期长城沿线陶器遗存的北界线及相关问题》一文提出，先秦时期中国长城地带存在一条“陶器北界线”，界线南侧主要分布着以农业一半农业经济为主的定居人群，界线以北分布着以游猎一游牧经济为主的游动性人群。主要因为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陶器北界线在不同时期南北摆动，界线两侧人群间在文化和血缘上不断发生交流。

捡拾历史的碎片，复原出一幅生动的人地关系图景，这正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

重绘中西交流的“彩陶之路”

如今，韩建业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史前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子课题“史前时期中国西北地区与中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的研究。其中，已发表的《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一文论证了二里头青铜文明是在具有兼容并蓄特征的中原文化的基础之上，接受西方文化的间接影响而兴起，其环境背景则与距今4000年左右的气候干冷事件有关。《“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一文明确提出，早在距今5000年前就形成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自东向西拓展传播的“彩陶之路”，是为“丝绸之路”的前身，对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5000年前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南道》一文则具体对马家窑文化南渐青藏高原并最终导致克什米尔地区布尔扎霍姆文化形成的过程进行了揭示。

探索聚落形态，提出“北方模式”

聚落形态的研究也是韩建业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他的《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一文认为，铜石并用时代中国大部地区社会普遍发生明显变革，表现为父系家庭和家族组织的凸现、家族公社群的普遍出现和战争的频繁发生：同时，逐渐形成三种具有一定地方性特点的社会发展方式，即社会分化严重的“东方模式”、社会分化有限的“北方模式”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原模式”。三种模式共存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特点之一。

《中国古代屈肢葬谱系疏理》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到中古时期的屈肢葬分为南方、北方、西方三大传统和若干支系，并且提出这三大传统正好对应整个欧亚大陆的三大屈肢葬传统。《中国先秦洞室墓谱系初探》将中国铜石并用时代至秦代的洞室墓分为北方、西方和秦三大传统和若干支系，并讨论了各不同传统屈肢葬和洞室墓的联系。

这些研究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路。

宁静淡泊，做真学问

韩建业长期以来还一直关注着一块颇受争议、但自己却最为感兴趣的领域――五帝时代的古史研究。2006年，他出版了论文集《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虽为兴趣使然，而非什么重大项目成果，但韩建业坦言这是他最喜爱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