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称制度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职称制度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人力资源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作为具有人才评价、激励之功能的职称工作，成为人才资源能力建设工作中的重要手段。职称工作必须尽早走出福利化、终身制的制度误区，转向与能力相应的法制轨道上来，让职称真正能客观反映、公正评价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和能力。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的精神和要求，必须不断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建立以业绩为依据，以能力为导向，具有竞争激励机制的科学的职称工作管理新体制。

我们对能力导向的职称制度构想如下：

一、科学设岗，建立全新的岗位聘任制

岗位设置是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的基础。要根据职能、任务及事业发展需要科学、合理地调整、设置专业技术岗位，明确岗位的职责任务，建立“按需设岗，按岗聘任、以岗定薪，岗易薪变，竞争择优，优胜劣汰”的全新的岗位聘任制。

（1）建立科学的专业技术岗位设里体系。科学设置专业技术岗位，即一方面要严格按照上级规定，坚持“因事设岗、重点突出、能力导向、动态管理”的原则，合理确定职务结构比例，设置专业技术职务岗位另一方面，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

的思路，以事设岗、因事设岗。通过科学设置专业技术岗位，使受聘专业技术人员有岗、有责、职责分明，使聘任单位形成合理的人才梯队，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才资源。

（2）落实公开、公平、竟争、择优的岗位聘任原则采取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岗位聘任原则，要做到“四个公开”即公开岗位职数、公开岗位职责，公开岗位待遇，公开岗位要求。要规范聘任竞争程序和办法，创造一个良好的用人环境，逐步建立起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土能下，待遇能升能降，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的新型用人机制和体现竞争激励的人事管理运行机制。

（3）健全完善的岗位管理制度。在定编、定岗的基础，根据岗位对人员素质的要求聘任，实行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因需设岗，以岗定编、竞争上岗，责任到人，全面推行专业技术职务竟争几岗，逐步实现聘用制的规范化从实际出发，通过各种方式，使专业技术人员获得专业技术资格不再与工资、福利挂钩通过评聘分开，打破专业技术职务终身制，推进事业单位用人制度的深化改革。

二、大力推进职业资格制度

（1）积极全面推行专业技术执业资格制度。执业资格制度是指政府对某些责任较大、社会通用性强、关系公共利益的专业实行准人制度，是依法独立开业或从事某一特定专业的学识、技术和能力的必备标准。推行专业技术执业资格制度是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方面，推行这一制度能够实现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学识技术水平、综合业务能力和自身素质的合理评价，从而可以达到人才合理配置和使用的目的。

（2）健全考核体系，实行公开招聘。执业资格考试是保证行业质量的重要举措，各企事业单位应根据缺编岗位的用人条件和职责，实行资格考试遵守公平、效率的原则和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协调性，实行公开招聘，应聘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学历或规定的资格条件制定标准适度的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条件，保证客观公正地评价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能力和素质。

篇2

1.1中小型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没有一套完善的法规制度

我国当前在水利施工建设中，确实制定了很多的条例或者是政策法规，但是这些政策和法规的内容都是针对政府中的一些地方性的水利工程实施的，在中小型的施工中，很少有这种针对中小型的水利开展制定的相关的制度或者是约束性的文件。但是在中小型的工程管理中，其不可能按照大型的水利施工开展建设管理，即不能执行同样的质量管理方法或者是模式。因此，对于在建筑施工建设中的大小型水利监督管理机构应该制定一套切实可行额度监督制度来指导大小水利施工建设的监督管理工作。现在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因为没有科学的管理和规章制度，并且自身没有有效的质量监督和管理机构，这就导致其管理的规范性很差，并且这些中小型的企业监督管理工作的开展没有科学的依据和法律法规，导致监督管理的开展受到了阻碍。

1.2监督机构不够健全、不完善

在质量监督管理机构中，监督管理机构工作的程序或者是机构不健全，其缺少经费、编制、质检手段等，这些都会导致其在形势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不能随着水利施工的技术水平的提升，提升自身的监督质量管理水平。除此之外，还有监督管理人员对监督管理工作的认识不到位，没有认识到监督管理的重要性，不能积极的开展各项监督工作，导致项目工程中的质量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发现，留下很大的安全隐患。

1.3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的行业管理不力

作为水利施工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其在水利施工方面和在其他行业管理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主要是建筑施工企业在施工过程中，其做的不到位，这方面建筑行业就做得比较好,不管谁投资兴建的工程,都必须主动接受建筑质监部门的监督,而一些属于水利部门主管的水电工程和供水工程,水利质监机构却没有大胆地监督起来,至于系统外兴建的水利工程就更不用说了。

1.4专业专职人员不足

目前，各个级别的县、市都存在着资质要求的专质监人员数量不足，质监人员素质比较低等现象。一种现象是技术人员兼职质量监督。虽然有质量监督人员，但是其经验不足或者是素质不高导致质量监督工作不能顺利开展。或者是没有按照监督管理的程序进行管理，影响质监的效果，同时,由于兼职的质监人员,大多来自基层的水利部门,包括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而中小型水利建设项目的项目法人大多是基层水利部门,在质监过程中,就难避“同体建设同体质监”之嫌。另外一种现象比较常见，就是当前具备质量监督员的资格的人员有限，其大部分是技术部门的人员，这样除了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这样就难以保证质量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

2.改进方法

根据近年水利工程事故发生的原因分析，各种水利施工质量引起的水利施工的安全事故很多，因为质量问题导致后学的使用中引发的水利安全或者是故障性的自然灾害等预防的不当都是因为在水利建设中，质量监督管理不到位造成的。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水利施工建设的质量监督管理方面进行改进。

2.1质量监督站的主要做法

宣传质量意识，积极的宣传水利施工建设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宣传水利施工质量监督管理的重要性，提高各个施工管理人员的质量意识，加强对工作的责任心。根据施工的年限制定相关的质量监督计划，建立完善的质量监督管理的体系。在合同签订后完成对建设单位和监督单位之间的监督质量手续的办理，建立监督档案。

2.2严格按照质量评定标准

进行质量评定，客观、公正地进行质量核评，把好工程质评定关。

2.3质量监督工作的体会和认识

2.3.1切实加强过程监督，确保工程质量。质量监督人员在巡查过程中发现的各种施工的实际的质量问题，要求及时的上报，并立即要求进行返工，从而杜绝了不符合设计要求的质量问题。2.3.2客观公正地核评工程质量等级，把好工程质量的评定主要依靠监理、建设单位现场把关。质量监督员在核评分部、单位工程的质量等级时以中间产品为切入点，对中间产品有关试验数据进行认真的统计分析，杜绝工程出现人为的优良率偏高的现象。

作者:雷 辉 汝国栋 单位:东阿县水务局

参考文献

[1]裴海龙，韩吉彪.浅谈水利工程项目建设中参建各方地位及关系[A].低碳经济与科学发展——吉林省第六届科学技术学术年会论文集[C]，2010年

篇3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逐渐形成了2．6亿农民工群体，这部分农民工群体积极参与到城市化的建设中，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然而，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很难同城镇户籍劳动者一样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这已严重影响到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就养老保险而言，目前，农民工由于工作不稳定，在频繁的流动过程中，他们很难实现在一个地区累计满15年的最低领取养老金缴费年限，再加上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因统筹层次低而带来的分割化和碎片化，许多农民工因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困难而无奈选择退保，这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劳动权益，也有悖我国为劳动者提供退休保障的初衷。因此，如何确保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顺利衔接，以切实维护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参保权益是我国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

（二）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的迫切要求

城镇化是人口向城市不断迁移而积聚的一个过程，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进程之中，且城镇化的速率呈现不断加快的趋势。据相关数据统计，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按常住人口测算已达到52．57％，若按现有的发展速度估计，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2030年则将逼近70％。快速的城镇化使得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而农村迁移劳动人口在城镇的就业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截止2012年底，我国进城务工农民数量达到1．63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高达44％。然而，在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人口也面临着一定的阻碍，例如，社会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问题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障碍。合理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衔接方法，可以促使农村流动人口更快地融入城市生活，同时也将促进城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研究城乡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问题具有一定的迫切性。

（三）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理念的必然举措

早在2012年，党的十报告中曾明确提出整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同年，国务院关于批转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通知（国发〔2012〕17号）也指出：“推进制度整合和城乡衔接，促进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可见，政府对于我国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建设已给予高度的关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也一度成为最热门的词汇之一。而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城乡割裂已是不争的事实。通过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转移接续办法进行研究，将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壁垒，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以全面贯彻现阶段我国所倡导的城乡统筹发展理念。因此，在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做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并轨与衔接实为题中之义。

二、对城乡养老保险衔接方案（暂行办法）的分析

（一）《暂行办法》的突破点

1．将新农保与城居保整合，实现城乡养老保险顺利衔接。《暂行办法》颁布以前，我国有关养老保险制度转移接续方面的政策主要有《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社会保险法》、《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方案》、《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及《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等，这些方案旨在对新农保与职保之间、城居保与职保之间以及新农保与城居保之间的衔接进行规定。由于所涉及到的项目过多，方案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显得较为繁琐。《暂行办法》的颁布，在承认将新农保与城居保整合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情况下，无需考虑城居保与职保之间以及新农保与城居保之间的衔接，明确提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即可进行自由衔接转换，大大简化了方案的内容与操作过程。

2．设置合理的时点作为养老保险制度间的衔接标准。《暂行办法》在第3条中明确规定：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员，达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法定退休年龄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满15年（含延长缴费至15年）的，可以申请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相应待遇按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办法计；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足15年的，可以申请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达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规定的领取条件时，按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办法计发相应待遇。在此，《暂行办法》以是否达到职保法定退休年龄以及在职保缴费是否满15年作为养老保险制度间的衔接标准是该方案的一大突破点。这主要是因为职保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都规定以缴费年限满15年作为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的条件，且职保的待遇较高。依据规定，只要满足累计缴费年限15年无论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多长时间，都可以转入职保合并计算待遇，有利于保障参保人员的养老权益，再次，考虑到职保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之间衔接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工群体，这部分群体中的一些人在城乡频繁流动，部分人在进城务工时会选择参加职保，其后又会因为返回农村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能面临养老保险关系的多次转换。而统一在达到职保法定退休年龄后确定养老保险的衔接手续，将有利于简化程序，降低社会的管理成本。

3．进一步规范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程序。《暂行办法》颁布以前，我国所涉及到的城乡养老保险的衔接政策往往侧重于转移衔接的条件和方法，而对转移衔接的程序缺乏较为详细的论述。《暂行办法》中的第9条按照一到四步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职保转移衔接的程序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从而在程序上保障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职保的顺利衔接。

4．关于重复参保问题的处理。目前，由于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存在障碍以及各制度规定的缴费时间存在差异等原因，致使许多往返城乡就业人员中出现重复参保、重复交费甚至是重复享受待遇等现象。根据2012年审计署第34号《审计结果公告》的显示，截至2011年底，我国重复参加三类养老保险的人数高达112．42万，而重复领取养老金的则有9．27万人。基于此，《暂行办法》第7条和第8条规定：参保人员若在同一年度内同时参加职保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其重复缴费时段只计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并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重复缴费时段相应个人缴费和集体补助退还本人。参保人员不得同时领取职保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对于同时领取职保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终止并解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除政府补贴外的个人账户余额退还本人，已领取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应予以退还。

（二）《暂行办法》本身存在的问题

1．转移衔接的条件不对等。《暂行办法》中的第3条明确规定：参加职保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员，达到职保法定退休年龄后，若职保缴费年限满15年（含延长缴费至15年）的，可以申请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入职保，按照职保办法计发相应待遇；职保缴费年限不足15年的，可以申请从职保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达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规定的领取条件时，按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办法计发相应待遇。从该条的规定来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员转入职保必须达到职保缴费年限满15年的最低要求，而从职保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则没有对参保缴费年限做出相应要求，这就使得从待遇较高的职保转移到待遇较低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相对容易，而进行反方向转换时则显得比较困难，致使部分在城乡频繁流动的农民工群体由于很难达到职保缴费年限15年的要求，而被迫转入待遇较低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从而影响农民工参加职保缴费的积极性。

2．城乡养老保险与职保的缴费年限折算政策不合理。按照《暂行办法》第5条规定，参保人员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入职保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并入职保个人账户，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合并计算或折算为职保缴费年限。在此，笔者认为，对于参保人员而言，倘若不属于对职保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进行重复缴费情况，那么此举措无疑相当于达到职保退休年龄后，他们被迫选择退保，稍微存在差别之处只是在于转换时，个人账户中的地方财政缴费补贴（30元／年）依然存在，但是，这些缴费补贴的累积数额毕竟有限。因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转入时，缴费年限既不累加也不折算，实在是有失妥善与公平。其次，这在年轻人看来，一旦他们有自信参加职保满足缴费年限最低要求15年，那么他们目前参保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终将会与退保的实质并无多大差异，何况，《暂行办法》也做出规定，不能同时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职保待遇，因此，他们会选择放弃对现行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加入。这无疑不利于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尤其是年轻人群体的参保缴费的激励，也会使我们计划中的转移接续工作失去意义。

3．职保的统筹基金不转移，有失公平。按照《暂行办法》中的第6条规定，参保人员从职保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职保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并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参加职保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而并未提及将职保的统筹基金进行相应转移。对此，官方给出的解释是：

（1）统筹基金是国家对职保制度的专门安排，如果职保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移统筹基金，会导致各项制度资金安排上的不平衡。

（2）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性质不同，不属于个人所有，不转移统筹基金，不影响参保人个人的权益。然而，笔者认为，在职保缴费的资金筹集过程中，参保者任职单位所缴纳的20％的部分虽然是纳入统筹基金，但这与参保者的劳动却息息相关，试想如果参保者并未给企业创造相应劳动价值的话，企业何来的资金为参保者缴纳保费。但是对于部分往返城乡就业的特殊群体而言，由于在城乡频繁流动，他们很难满足职保的最低缴费年限15年的要求，因而，最终只能被迫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倘若依据《暂行办法》的该条做法，职保统筹基金不进行相应转移，那么对于他们而言无异于为城市待遇领取人员做贡献，而自己本身的利益却受到损害，再加上转入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后，他们所享受的待遇相对较低，《暂行办法》的该条规定实在是有失公平。

三、关于《暂行办法》完善的建议

（一）设置合理的年限折算方案，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职保的顺利衔接

针对《暂行办法》中参保人员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入职保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合并计算或折算为职保缴费年限的规定。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案对缴费年限进行折算，一是设置合理公式直接计算折算年限，可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参照公平、合理的标准进行折算，在此，笔者建议采用职保制度最低缴费标准（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缴费率），主要是考虑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积累额相对较低，再加上农民工群体实际工资待遇水平普遍偏低，以此作为折算标准，可以确保农民缴费积累资金在年限折算过程中的价值。具体操作思路如下：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年的缴费额分别除以统筹区对应年度职保制度最低缴费标准，最终所得到的各年限之和即为总的可折算年限。二是通过对差额补足后，可视同二者缴费年限。简单来说，按照职保缴费标准，计算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用年份应缴的职保缴费额，再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抵冲职保缴费额，若存在差额，则需将其补齐，补齐之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年份即可视同职保缴费年限，但不能重复计算二者交叉的年限。

篇4

2如何加强质量监督管理

2.1不断完善我国的监管制度

我国在质量问题上应不断完善补充法律法规，我国是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有了法律准绳，可以运用法律严加对质量的管理，使建筑更加规范标准，具体来说，从开始图纸设计到竣工，各方面都要严格进行质量把关，同时，要加强法律惩罚的力度，当出现质量问题时可以有效的对有关企业进行严加惩罚，加大惩戒力度有助于其他企业再犯此类错误，如果太过放松的话，那些企业就会不把这些规章制度放在眼里，为了利益还是会使建筑出现质量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监管制度要切实可行，针对面要广泛，我国地方多，所以制度一定要全面。既然因质量问题让人民对监管部门产生怀疑，那就应该做出一些行动，向人民展示严抓质量的决心，向人们展示自身的诚意，让人民再一次信任监管部门。

2.2改进监管方式明确并做好自身工作

针对上述所说的监管制度单一的问题，所以我们应对监管制度作出改革，处罚方法多样而有力度。以市场为导向，加以引导，加强各企业间的竞争，这样可以共同进步，同时也可以淘汰一些存在质量问题的企业，让剩下的企业不断提高质量意识，不要为了一时的利益而破坏了质量这个大准则，从根本上进行监督。对于监督机构，对其进行整治，明确各部门工作，不可杂乱无章，那样只会降低工作效率，具体工作具体安排，当面对事务较多的时候，可以不慌不乱，做到全面覆盖，无遗漏现象，各部门之间协作将监督工作做到最好，确保建筑质量，保证人民的利益，使国家更加平稳的发展。

2.3加强人才培养

人才的多少是评价一个部门优秀程度的唯一标准，只有为这个部门注入新的活力，这样才能让这部门运行的更好。而我国监督机构在招纳工作人员时也许会招纳一些专业不对口的人员，这就为以后的工作埋伏了一个隐患，这种的工作人员对监督工作不了解，会影响监督工作，技术上也达不到要求，这就要求有关部门要选取一些高质量的人才进入机构，让部门更加有实力，定期的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以提高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和精神素质。当明确好了自身的工作后，要做到在其位谋其职，不渎职，不懈怠，做好监督工作，从一开始的设计，到中间的施工，最后竣工时，尤其竣工时要仔细验收完毕合格后，要向备案机关提供与监督工作相关的各种资料以及质量报告，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一时利益而损害整个国家的利益，做到维护人民利益，并不断完善监督手段及技术，提高监督部门的工作效率和水平。

2.4提高科技化的监督管理水平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已有先进的科技水平，数字时代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便捷高效，如果将计算机网络功能运用到质量监控上那也会大大提高监督部门的工作效率，同时也可以避免人类的监督错误，对于建筑中出现的问题可以及时纠正修改，使数据更加准确权威，增加了其可信度，进一步加强了监管力度。

篇5

农业二十多年制度变迁经过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达到了解决农民温饱问题的制度设计目的。但是制度安排时也留下了一定的后遗症，制度变迁成本分摊采取的向后累计推移目前已经到了非化解不可的地步，制度化的成本也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沿未制度化的成本又亟待制度化。可以说当前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制度创新成了整个农业制度变迁的突破口，这个问题不解决，新一轮农业制度变迁就无从着手。

一、制度变迁成本的一般分析

（一）制度变迁成本的类型

1、制度实施后成本。一是政治成本。政治成本有两层意思，制度变迁主体的政治风险和制度变迁所造成的社会政治风险，这种成本必须内部化。因为成本内部化是与改革收益内部化相对应的，作为诱导性制度变迁的主体，其改革是为了追求潜在的利润，当然其政治成本应内部化。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只要制度安排成功就可获得最大的租金，还可获得支持和巨大的政绩，甚至职位的提升，因此其改革成本理应由改革主体自行承担。二是制度更替引起的制度利益转换成本。一是旧制度下的能够获得的利益，在新制度安排后，被取消，这部分成本可以称之为新制度安排的机会成本；二是新制度安排后，由某些人承担了的费用，如农业制度变迁后，予以制度化的乡统筹、村提留。三是新制度安排后，未予以制度化的成本，可以在制度运行期间与制度化的费用一同由微观主体承担，也可以向后累计，找适当的时机予以分化解的成本。

2、制度实施成本。改革的实施成本包括公众的反对成本、协调成本、组织成本、试错成本、监督执行成本等，这部分成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改革主体直接相关的应内部化，与改革主体不直接相关的可以向外部转移，剩下的由政府从制度变迁收益中予以开支，改革没有成功的由政府完全承担。一是交易成本。二是协调成本。三是试错成本。四是组织实施的预期成本。五是制度设计成本。制度设计成本是在原有制度内酝酿、设计安排新制度应该花费的费用，这部分成本要在改革期间予以消化，这种消化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在旧制度的框架下消化，打入旧制度的废弃成本中；另一种方式是在新制度建立后由新制度的收益一次性解决。制度设计成本不能向后推移累计，也不能由改革各主体分摊，更不能制度化。政府是制度设计成本的最终承担者。

（二）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的一般分析

从上述二类六种制度变迁成本来看，前三种成本要么在改革初期予以分摊，要么予以制度化，要么向外转移，只有第四种成本，即制度更替引起的制度利益转换成本才有可能向后累计。改革决策者在非制度化的成本与制度化的成本逐步解决还是向后累计的搏弈上，一般倾向于后者。而后者在分摊方式也有多种选择。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有多种方式，如制度化、向外转嫁、向后累计，改革主体内部化。对于改革主体来讲有向后累计或者制度化的偏好，对于改革客体则偏好向外转移。

1、内部制度化。内部制度化就是制度变迁的成本由制度约束和规范对象来承担，即由改革微观主体来承担，就是对制度变迁初尚未制度化的制度变迁成本重新用制度来规范，并由微观主体来承担。这种方式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方式，因为经过一段时间，微观主体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和心理承受能力，与改革初制度化相比，反对的程度较低，实施成本较低，是一种较理想的制度变迁累计成本的分摊方式。

2、外部制度化。外部内部化就是由政府自己来承担，政府来承担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或者金融政策予以解决。政府承担就是的把相关制度的成本通过制度来规范，使成本分摊多元化（即全社会成员来负担，因为政府的收入来自于纳税人，外部内部化也就是把成本社会化），减少制度相关微观主体的负担。

3、向外转移。制度变迁累计成本向相关利益主体以外的人或者利益群体来承担，这种方式必须是“内部人”与“外部人”有一定的利益联系，“外部人”通过承担一定的制度变迁累计成本能名极大的增进自身利益。这种制度变迁方式，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帮助建设基地、为农民提供服务，就属于这种类型。

4、政府一次性予以划转。就是把过去累计的成本，完全由政府一次性承担。如1998年粮食制度改革，各个粮食企业的亏损，挂帐停息就是由政府来承担。这种方式解决要政府有比较大的承受能力。

5、契约交易：即以制度未来的潜在利润换取制度累计成本。新制度的供给是因为有潜在利润或者租金的诱因，对于无法分摊的制度变迁累计成本，决策者可以出售潜在利润或者租金，来换取累计成本的化解。如农村公共品制度的累计成本就可以通过，出售公共品的潜在收益来分摊制度变迁成本。二、当前农业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方式障碍了新制度的供给

上一轮农业制度变迁成本主要是三种方式，一是制度化，由农民自己承担；二是向后累计，由以后的制度收益来弥补；三是尚未制度化的成本，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或者地方“土政策”，转由农民承担。制度化的成本本身就构筑了成本内在化的累增机制，向后累计的制度成本已经达到了制度变迁的极值点（或者临界点），非化解不可；尚未制度化的成本几乎成了各级政府和村级组织转嫁费用的“吸纳器”。

（一）制度化的制度变迁成本已经不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

1、统筹提留合法性和计提标准、方法受置疑.一是统筹提留费用从理论上讲，是土地集体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形式，即是地租，但是统筹提留中有些费用，如教育费附加，道路维护等费用，农民已经以税收的形式向国家交纳了，如果再以统筹提留的形式出现，就在实事上造成了重复纳税。二是统筹提留以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缴纳基数，造成了农民之间的负担不均衡。按照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调查表明，1999年农村居民纯收入进行五等分组（每组各占总户数的20%）后发现，低收入户、较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较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的负担率分别为9.21%、6.59%、5.19%、4.03%和2.52%,呈现出收入越高负担越低。三是基数确定不科学，乡村为了保证支出，往往夸大农民收入，因此，农民统筹提留负担远远要比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要高。

2、传统的政治制度运行成本由改革后的市场微观主体承担已难以承受。我国的改革是先经济体制改革，再适时推进政治改革。但是二十多年来，农业经济制度改革可以说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走了一大步，但是我国的有关农业的政治制度除把农村这个名字改为乡镇外，其他的则很少变动。传统的政治制度虽然没有多大存在的必要，但是依然照样运行，其庞大的运行成本，即乡镇机构的运转费用全部由已经市场化的农民承担。乡镇政权作为一级政府，虽然当初设计安排时所采取的的“实县虚乡”做法，但是目前实实在在是一级政府，庙虽然小，但是五脏俱全，人员比较多，大的乡镇200多人，少的乡镇也有70-80人。在我国各级政府中，只有乡镇这一级政府的经费是完全来源于农民，而且不是以税收形式，而是以费的形式来征收。而农民所交纳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和屠宰税是农民作为一个公民因生产经营应尽的义务，按理说农民已经完成了纳税义务，就不应该再承担乡镇行政费用。但是这部分费用没有留给乡镇，而是上交逐级留成，县、地、省各得一部分，乡镇完成了工商各税后只能得到所谓具有行政编制的不超过20个人的行政经费和人头经费。大量的工作人员和乡镇站所则是靠向农民收费过日子。向农民征收经费的理由是乡镇是集体土地的所有者，理应征收“地租”。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土地是乡村集体所有，农民是集体的成员，是土地的实际所有者，乡村只是一个所有权人，实际所有者农民就还得通过交统筹提留（即地租）来使用本应属于自己的土地，而自己的土地所有权收益给人来享受。如果我们再讨论，如果土地属于村级所有（目前大部分的土地都属于村集体），村是所有权的人，而乡镇是一级政府不是人，有什么理由还要收取类似地租的统筹费用呢。因此，既然国家已把乡镇定位于一级政府，而农民在交纳税收的情况下，就不应该再承担乡镇的行政管理费用。

3、地权改革而导致失业、社会救济救助和社会保障费用内部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后，把本应由国家承担的如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的各种社会保障支出全部由农民自己承担，也就说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成本由农民自己承担，而国家却置身事外。国家要求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城市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却由农民自己掏腰包，并且还要农民领国家的一个义务制教育的“人情”。现在农村中小学生的费用开支是城市的2倍以上，而农民的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一半，用较少的收入负担较多的费用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不公平。

第二轮土地延包农民并不热心（土地增量制度变迁累增成本过高）。中央提出农民承包土地再延长30年后，并没有象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一样欢呼鹊跃，农民不仅不想续签合同，领取土地使用证，反而连现有的承包土地都不想要了，农民不要土地并不是农民很富有，也不是农民非农就业渠道增多了。农民现在还只是仅仅解决温饱问题而已，土地仍然是农民生存和就业的最基本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土地大量弃耕的现象，笔者认为是土地制度变迁成本累增过多所致。

（二）尚未制度化的成本农民已经不堪重负

1、“两工”。农民社会（家庭之外）付出的一部分价值得不到承认，最典型的表现是农村还存在类似于古代徭役的义务工制度。当前，农民有相当大（家庭之外）一部分劳动得不到承认，最典型的表现是类似于古代徭役的义务工、积累工制度（农村简称“两工”）。不仅“两工”的价值不能实现，而且“两工”制度还成了乡镇两级平衡财政收支的调节器，成了加重农民负担的载体。乡镇两级在年初确定预算时，统筹提留与实际支出缺口的差额就在“两工”上想办法。国家政策明文规定，义务工和积累工有水利工程就收，没有就不收，而且最多不超过30个。但是现在成了一项刚性收费，有无水利工程都要收取，几乎成了农民负担的“无底洞”。

2、农村公共生产费用。改革二十多年以来，由于国家应该承担的农田基本建设投入比较少，从而导致农村基本建设年久失修，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就代表国家向征收农田水利维修建设资金，从而使本应由国家承担的费用由农民来承担了，这是未制度化的成本。另外，由于水利设施的处久失修，就使得农村公共生产费用直线上升，加大了农民的生产经营成本。

（三）向后累计的成本已经达到了分摊临界点。

1、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成本分摊方式极不合理，累计的成本也非化解不可。1998年国家为了甩掉粮食体制改革的财政包袱，继续实行省长负责制，建立多级风险基金，把本由中央财政负责调控的责任转由地方与中央共同负担，而且以地方为主，向地方恩嫁负担；而且规定1993-1998年的粮食亏损由地方在一定的年限内予以消化，把因国家政策造成的亏损转嫁给地方，同时对没有消化完的粮食亏损予以挂帐，从目前的政策走向来看，这个亏损也会由所谓的顺价销售最终由农民承担。

2、庞大的教育达标费用及由此导致的乡村两债务。九十年代以来，教育部以政府的名义要求，乡村两级中小学校舍“达标”，每个乡镇至少都有200万元左右，而这些最后也是通过各种途径向农民转嫁来予以化解的。这也是加重农民负担的一个重要原因。三、创新农业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方式

（一）成本分摊的原则

1、受益原则，在相关主体之间合理分摊。因为前一轮制度变迁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变迁的成本基本上实现了创新主体（即农民）内部化了。这主要是考虑当时制度变迁的效率较高，农民承担改革成本也不会影响其创新的积极性。但是当前农民在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农民的处境比较艰难，如果创新成本全部由农民承担，创新必然不会得到占大多数农民的拥护而导致创新失败。因此，如果制度涉及到了多个受益主体，创新成本应在多个主体中均衡分摊。

2、分类原则。一方面，对过去累计的制度变迁成本，要下力解决，现在已经不能继续向后推移了。可以由国家承担一部分，向外转移一部分，农民自己承担一部分。另一方面新增制度变迁成本要根据受益原则和支农原则，予以制度化。

3、国家和非农产业为主的原则。如果只涉及农民本身，则国家要与农民共同分摊。时机成熟后要适时引导“以工补农”，把改革成本由农业内部向外转移。

4、逐步消化原则。虽然农民已经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但是对于二十多年累计的制度成本，也不能一下子完全分摊，要逐步分摊。

（二）农业制度变迁成本的具体分摊方式

1、改革农村公共产品筹集制度，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减少农民的生产共同费用的分摊。公共产品筹集主体要多元化，不能完全由农民负担。因为供给公共品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过去由农民自己承担有其不得已的合理的一方面（国家的非农发展战略）。但是面对农民负担沉重，收入增长持续递减的局面，而且目前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国家必须义不容辞的承担起这一早就应承担的职能。全国性的农业基础设施工程国家要全额投资；区域的基础工程可以由国家和地方共同负担；区域性的小型水利设施，地方政府、乡村社区和农民共同负担。同时应积极引进外资，按照“谁引进，谁收费”，“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大力兴办农村公共产品，通过公共产品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减轻乡村社区兴办水利设施等基本建设的压力，也就减少了农民的生产共同费用。

2、国家要支付农村的失业和社会救济费用。目前由于我国仍然没有考核农村的失业问题，农村过剩人口是通过“一个人的工三个人做”，即家庭承包责任制来予以强制内部化，国家根本不支付农民过剩劳动力（即实实在在的农村失业人口）任何费用。“五保户”、烈军属开支等社会救济、救助费和抚恤费用也是通过制度化由农民承担。政府在社会救济上把九亿农民甩在一边。这些既不符合社会公平的要求，国家也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现在中央提出休养生息也应考虑把这部分由农民支付的费用由国家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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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通工程的建设通常具体这些特征，即它的建设时间长、投资成本大、部分工程跨行政区域、涉及范围广、材料用量大、结构复杂、工艺较多、交叉施工频繁、地质条件多复杂、建设难度大等等。

（2）一般而言，交通工程自然具备垄断特性以及公共属性，这是它最基本的特征。它的天然垄断性主要表现为：对于相关的交通工程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它的公共属性则表现为：潜在的使用者为本地的所有居民，特别指出的一点是，使用者的个体并不是固定的。

（3）就本质上而言，交通工程是作为一种产品。它的卖方是由五大责任主体组成的，这是由我国的法律所决定的。这五大责任主体分别为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他们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对交通工程的质量负责。而买方，则是当地使用交通工程产品的人民群众。现在，支付交通工程产品存在以下方式：第一，是由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审定的收费年限许可；第二，则是收取车辆的费用，再进行转移；第三，全部或部分财政性资金等，它们的价格都是一定的。因为买方的个体没有固定下来，所以买方实际上没有产品的议价能力以及交通工程质量的产品验收所需的专业判断能力。另外，对交通工程产品的天然垄断性和公共属性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发挥了双重作用。其既是“买方代表”，又扮演着“裁判员”的角色。

二、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的关键问题

1、由于质量好导致利润低，现有激励机制负面影响过大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已经把交通工程生产方的利润定义为产品的价格与生总成本之间的差值。从整体进行分析，可以明显地得出一个结论：一旦工程质量得到提高，生产总成本必然会增加，尤其是管理、研发、机械设备方面；一旦交通工程的产品价格被固定下来，那么利润将会降低。在这种状况下，利润与工程质量之间将会存在某种关系，即单调减函数关系。为争取更多的利润，参加交通工程建设的单位将会达成共识，为追求最大利益进行结盟。在保证交通工程能够满足竣（交）工验收要求的条件下，最大程度地使得工程质量下降。如此一来，在交通工程建设的具体过程中，将会造成许多负面影响，比如许多工程乱象、工程安全隐患的产生，一般表现在以下方面：

（1）为面对日常的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参与建设的施工单位将会组成卖方体系，相互分享资料进行造假。在已经被处理的案例中，使用真公章对数据做假、故意隐瞒工程质量问题等已经成为质量监督检查付桂喜南宁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广西南宁530022工作中的常见现象。

（2）在具体的质量监督过程中，建设单位对于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的审查大多是注重形式，事实上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从业单位以及从业人员，绝大多数是没有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开展工作的，同时其招投标文件资质未能达到相关标准。一旦他们进入交通建设工程领域工作，交通工程质量监督工作便出现了一系列的麻烦，像层层分包、违法转包、挂靠或借用其他单位资质等都是违法乱纪的混乱现象。更为严重的情况下，在一些地区市场格局已经演变为劣的施工单位驱逐好的施工单位，这对于交通工程质量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比较大的。

（3）为尽可能地降低投资成本，施工单位往往会偷工减料，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在其采用的原材料中，绝大部分是以次充好，这种现象屡屡产生，危害着交通工程的质量。

（4）在进行交通工程质量监督时，监理单位采取漠视的态度来对待一些不利行为。一些监理单位即使作出整改指令，但是并未真正去执行。遇到施工单位拒绝整改的状况，监理单位也没有及时上报上级部门，任由情况恶化。“监理不作为”已经成为交通工程质量监督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监理单位也面对着社会的质疑。

2、对于农村公路建设工程相关法规中的罚则金额过大从某种意义上分析，法律或法规中过和罚是对应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法律不适合将将骂人者判处极刑，因为这会因为不能实施影响到法律的权威，或者是引起民愤。如今，在交通建设工程的相关条例中，对于一些质量较差的工程的处理，罚金过大。这些惩罚对于一些大工程是比较合理的，能够起到一个警示作用。然而，对于由地市级监督机构在监的概算额较小的农村公路改造项目而言，处以如此重的罚金是不合理的。实际过程中，在一些机构中，对于农村公路交通工程中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置，使得质量监督工作和相关法规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

三、对策与建议

（1）仅仅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为加大日程工程质量监督检查的力度，提高工作的实效性，相关政府主管部门面对的最为紧迫的一个问题是，解决市级交通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质量监督工程师行政执法证问题。

（2）因为地域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地级市的交通主管部门必须总结自身的发展状况，参考有关的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法规，使得实际过程中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的制定更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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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实行的是一种以计划价格为基础，以事后核算为重点，以完全成本法为内容的算帐报帐型的成本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可以说是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一是盈亏同企业无关，企业成本意识淡薄，损失浪费惊人，甚至不少企业虚盈实亏；二是成本管理方法和手段落后，没有真正形成科学的成本管理体系，缺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管理方法和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三是成本管理的现状不利于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不利于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也不利于企业成本的宏观调控。这就要求对现行成本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手段进行改革，并建立新的成本管理模式。

建立新的成本管理模式，首先，要弄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和具体要求。只有对此有了深刻了解，才能很好地把握市场经济规律，自觉摆脱旧的观念，适应新的形势。其次，要学习西方国家应用市场经济规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成功经验，借鉴其关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成本管理方法和经验，为我所用。第三，要保持鲜明的中国特色，要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同，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成本管理模式。

笔者认为，新的成本管理模式可以概括为：在微观管理上，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以制造成本法为内容，以低成本、高效益为目标，以全面成本管理为核心的现代成本管理体系；在宏观管理上，要建立以财务成本法规为引导，以合理利用和配置资源为目标，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并用的宏观间接调控管理体系。

二、成本微观管理要建立现代成本管理体系

成本微观管理即企业成本管理。在我国，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层单位，是国家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国有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对于增强我国经济实力，促进四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要求产品有竞争力，技术有开发力，资产有增值力，在市场上有应变力，特别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企业素质低、产品质量差和成本高的现状，要具有现代化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企业管理现代化，就要求企业各项专业管理现代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1、成本管理思想革新化。传统的算帐报帐型成本管理模式只计算财务成本，不计算管理成本；只重视事后算帐，不重视事前预测和决策；只采用手工操作，不考虑先进的管理手段；只依靠企业财务部门，不注意发挥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因而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这就需要在成本管理观念上革新，要树立竞争观念、效益观念、经营观念、法制观念和开拓观念等新的观念。

2、成本管理组织合理化。这是管理现代化的保证。没有组织上的保证，企业就很难把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组织好，就不可能发挥最大的总体效益。成本管理组织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要建立成本管理责任制度，保证目标成本的顺利实现。同时，还要按照成本管理的职能，建立科学的成本指标体系、成本核算体系、成本决策体系、成本控制体系和成本考核体系。

3、成本管理方法科学化。要总结我国成本管理的好经验，引进国外现代化成本管理方法，相互融合，发展提高。主要有目标成本管理、责任成本管理、厂内经济核算、本量利分析、价值工程、成本——效益分析、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成本控制、班组成本管理、作业成本管理等多种方法。

4、成本管理手段电子化。在成本管理中，应用电子计算机，不但可替代一些繁重的事务性劳动，而且可以加速信息处理，便于建立成本管理信息系统，使管理人员及时作出正确决策。同时，还应推广应用先进的检测手段和显示监控装置，加强对物质消耗和流向的控制，为成本控制和计算创造条件。

5、成本管理人才专业化。要培养一支能够适应成本管理现代化需要的专业干部队伍。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成本管理工作不断前进，保证成本现代化早日实现。

总之，管理思想是灵魂，管理人才是关键，管理组织是保证，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是条件。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应该配套，并同步进行，才能共同推动成本管理向着现代化方向迈进。

三、成本宏观管理要建立间接调控体系

成本宏观管理即成本的国民经济管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对于成本管理仍然需要从宏观上加强调控。

1、要建立成本法规体系，促进成本管理工作规范化。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1992年，财政部了《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和行业财务制度与会计制度，对原来的成本核算和管理方法进行了部分改革。近年来，又颁布了一些具体会计准则，其中不少涉及成本管理的内容。现在应该尽快把成本法规体系建立和完善起来，使今后成本管理有法可依，力求做到制度化和规范化。

2、要通过社会审计，纠正成本计算不实和弄虚作假行为。当前成本管理上存在不少问题，成本计算不实，财经法纪松驰，乱摊乱挤成本现象普遍存在，有的甚至弄虚作假，偷税漏税，这就给成本管理增加了很多障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要逐步建立财税监督、国家审计监督和社会审监督三者并立的经济监督体系。注册会计师审计要重点对成本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纠正企业中成本计算不实和乱摊、乱挤成本等违法乱纪现象。

3、要有合理的经济布局，促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我国各地自然资源条件不同，经济发展又不平衡，这就要求生产要合理布局，充分地利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减少不合理的运输费用，努力节约社会劳动。同时，还要考虑各地区工业生产专业化和各产业综合发展的正确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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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扩招后，中低级职称教师已经由后台走向了前台，由过去的后备补充力量变成各高校教学研究的主力军。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中坚力量、各高校中的相对弱势群体，他们的职业特点是进行较高层次的人才生产，他们的工作业绩和状态关系到高等教育的成败，直接影响人才的质量和高校的职能，影响着高校的生存和发展。因此，高校以什么样的管理制度、方法和手段求得中低级职称教师积极性的最佳发挥和高校组织的有效运转，这是高校组织管理者应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人的需要的特点与激励

“激励”一词，作为心理学的术语，指的是持续激发人的动机的心理过程。通过激励，在某种内部或外部刺激的影响下，使人始终维持在一个兴奋状态。将“激励”这一概念用于管理，就是通常所说的调动人的积极性的问题。任何激励活动都是围绕着人的“需要”而进行的。现代心理学认为，需要是人的行为的原动力，是人的积极性的源泉，推动着人朝向一定的目标努力，使自己得到满足。需要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的需要具有4个特点。第一是生物性特点，也就是说人与其他动物有相同的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如追求饮食、安全、性等等；其次是社会性特点。即人除了具有动物的本能之外，还有许多动物所没有的高级社会需求；第三是动力性特点，需要总是伴随着某种心理紧张，牵动人的情感，紧张程度同追求的迫切性成正比。需要是人类活动的内在动力，是积极性的源泉。第四是周期性特点。即需要得到满足后，在一定时间内就停止追求，过了一定时间又会产生需要与追求，如此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人的追求也就不会停止。因此，作为学校的管理者应积极探索中低级职称教师的优势需要，因势利导，以求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二、高校中低级职称教师的需要结构特点

高校中低级职称教师由于其拥有的资源、知识结构、经历和角色地位、职业生涯阶段特征的特殊性，他们在需求结构上具有某些共同的人群特征。

（一）中低级职称教师的职业发展需要主要是追求晋级升等

高校中低级职称教师由于职称较低，因此职称晋级等成为其主要的需要。为了职称而努力工作出成果成为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职业发展价值目标单一、纯粹。

尤其在国家规定师资条件达标的大背景下，许多教师还面临着“学历突围”的问题。然而，职称低并不意味着“能力低”。

在许多高校管理者心目中，教学质量和职称成正比，这就势必挫伤中低级职称教师积极性。导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给多少钱干多少活”的消极怠工的不良教学现象屡次发生。

（二）工作职责单一需要变化

与第一点需求相关，中低级职称教师对工作职责内容的需要相应地单一。除了上课就是上课，或者辅导做实验、改作业，整天为备课和上课疲于奔命。能把课上好、不出差错就很满足。需要点拨和指导，需要开阔眼界和胸襟。同时，中低级职称教师中不乏很早就胜任教学的佼佼者。这种实际意义上的重复劳动对他们来说，缺乏更新和变化。形式单调，导致工作激情不高。需要用各种手段进行丰富和更新。

（三）自主和创造的需要

中低级职称教师往往具有独立的个性，他们对工作中的自主性和创造需求较强烈。然而，论资排辈、轮流坐庄情况的现实存在，使得这些教师在发展方面步履维艰。尤其是一些留校生教师处境更是窘迫，面对“热了女婿冷了儿”和“外来和尚会念经”的时代大潮，其实际上已处于无人理睬的境地。北大校长曾在媒体上公开宣布北大以后不再接收本校毕业的博士生担任教师，就很有代表性。高职称独霸科研在高校已成为不争事实。尤其在国家级项目申报上。中低级职称教师不被信任的恶果造成了不自信，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然而，渴望自立和创造仍然是这些中低级职称教师的主流。

（四）良好生活、工作环境和条件的需求

良好生活、工作环境和条件的需求同样是中低级职称教师对学校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的一个基本期望。只有基本生活需要满足了，才能全力投入事业。然而，高校中低级职称教师由于职称低，生活条件、薪酬待遇、生活质量相对较低。

同时，对良好工作条件和环境的需求，已超出了简单的生活上的物质需求的满足。陕西部分高校的调研情况表明，高校中许多优秀的中低级职称教师的流动往往起因于对良好研究条件的寻求①。所以对这种需求的满足是学校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的一个前提条件。

三、高校中低级职称教师的激励

（一）认识内部激励对提高中低级职称教师工作动机的重要性

提供给教师的激励和其他职业的激励一样，是内部满足（如令人激动的工作内涵、成就、完成挑战性工作所获得的喜悦和社会认可等）和外部满足（如良好的资源和工作条件、晋升、薪酬、良好同事关系，以及宽松的工作环境等）的复合体。

针对有限的资源，高校所用的激励系统应当具有针对性。其实，许多管理者都知道，年轻人吃苦耐劳肯钻研，且天性烂漫，一句好话（认可）远比物质刺激更有效。认识到对中低级职称教师的激励应当重点强调内部激励和符号性，而不是外部激励和物质性，可以提高中低级职称教师激励的针对性。

同时有研究表明教师对来自学生和工作内容的成就获取的内在激励更为敏感。像薪酬、福利等外在激励措施固然对于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起着重要作用，但教师13常的工作热情和努力更主要是由教师的工作成就和工作本身提供的乐趣所激发的。

（二）中低级职称教师激励的一些具体措施

对需要的最有效激励手段是满足合理需要，高校中低级职称教师需要满足来自主体自身的满足能力，依赖于社会与学校的客观环境条件。教育部门管理者须积极创造条件，尽可能满足中低级职称教师的需要。

1.满足最低层次的生活需要。作为管理者，就要从生活上、点滴小事上关心中低级职称教师，尽最大可能在条件许可范围内，为其解决生活上的眼前困难和后顾之忧。把政策留人、爱心留人、事业留人落到实处，把管理和服务等同起来。切实让中低级职称教师感受到高校大家庭的温暖。

2.参与管理决策。大学中低级职称教师是学校的中坚力量，他们承担着扩招后的高校的教学、科研的重大任务。

年轻人精力充沛，思维灵活，可塑性强，他们对学校的工作充满热情和信心。因此，学校管理者让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教学、科研、管理等领域中重大问题的讨论，使其参与某些计划的制定，不仅可以提高学校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质量，同时还可以充分满足中低级职称教师参与管理决策，扩大工作职责和获得社会尊重、体现价值的需求，实现激励参与积极性的目的。

3.配备导师。人力资源管理学领域的研究表明，“组织中资深员工充当新员工指导人角色可以有效提高双方的工作满意感、组织承诺和组织业绩”。学校管理可以制定“指导人计划”，推行“一帮一，手拉手”活动。聘请高级职称教师充当年轻教师的指导人，包括业务指导和生活指导。这种指导人计划对学校、资深教师和年轻教师三方均有非常显著的益处。会彻底改变“技术封锁”和“各顾各”的现状，形成合力，并促使年轻教师在教学、科研上早日上路。

4.奖励成绩。目前，许多高校在推行科研绩分制。这一制度的推出，有效地激发了中低级职称的科研积极性，起到了奖勤罚懒的作用。许多高校的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因此有较大的增加。当中低级职称教师取得成绩时，学校管理者应当在政策上予以充分的认可和奖励，包括荣誉、公开的承认，以及必要的物质激励，对优秀教师缩短见习或晋职年限（各高校在中低级职称评审工作中有自），出台“中低级职称”破格晋职办法等，还可以仿高级职称教师例，根据中低级职称教师的贡献和工作业绩提供各种福利，如交通补贴、膳食补贴、住房补贴、重大科研奖励办法、年度休假制度、低职高聘、终身职位制等等。

5.为中低级职称教师提供研究资助和各种培训。一方面，这是学校为了整体提高科研水平，承接重大研究项目和促成高水平研究成果产生必备的先决条件之一。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中低级职称教师实现成就抱负创造工作条件。既给任务，又压担子；既给压力，又有动力。更重要的是，这一措施可以极大提高中低级职称教师对学校的满意感，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此外，结合国家评职升等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免费开设一些外语、计算机、考研辅导培训，真正为中低级职称教师做些实事。毋庸讳言，这些措施在促成中低级职称教师多出成果的同时，还可以培养和锻造后备教师队伍，对提高学校整体师资队伍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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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研究现状与理论展开

当代工业社会在过去一百年改变自然的能力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然而，我们在天气、地震、闪电、火山、飓风、洪水、干旱等面前仍然受到自然的统治。因此，无论如何努力，我们从未能通过预断的作用而超越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基本依赖。底线是，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可以改变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可以改变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改变了的自然无情地侵犯着人类的生活，环境问题凸显。

面对高速发展的工业社会带来的环境问题，各国环境保护立法滞后。独立、充分运用刑法实现环境保护则起步更晚，其肇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奥地利修改刑法以增设与环境相关的犯罪。面临不断肆虐的环境问题，人们尝试通过在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降低主观罪过的认定标准，经由更为严密的刑事法网有力打击环境犯罪。对于在环境犯罪惩治中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的研究，逐步引起各国学界的重视。

在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首先为英美法系国家所倡导。英美法系国家对功利主义价值的追求是促使人们将严格责任制度适用于环境犯罪惩治的动力。这种努力使各国看到了其严密环境犯罪惩治刑事法网的效果。因此，各国包括大陆法系国家对环境犯罪惩治中应否适用严格责任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尝试进行相关立法实践。英国法律对环境犯罪惩治规定了严格责任制度，但是严格责任制度对于主观罪过原则的突破又引起了新一轮的争议。美国学者也在努力推进严格责任制度在环境犯罪惩治中的适用，但是更多的刑法学者和环境法学者认为时机并不成熟。因此，美国个别环境保护法规有关于严格责任制度的规定，但是很少有将其作为普遍刑事制裁责任基础的规定。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其农业法以实质的犯罪或者客观上的实际侵害事实为基础确立了客观污染的概念，做了类似英美法系国家严格责任制度的规定。但是，对于上述规定是否是类似于严格责任制度的规定、该规定是否合理等问题法国学界也存在诸多争议。

我国学界对严格责任制度的关注大致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而对于在环境犯罪惩治中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的研究非常薄弱。随着对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制度的深入探讨，严格责任制度的价值、严格责任制度引入我国刑法的必要性、严格责任制度在认定具体犯罪中的适用等问题逐步进入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阈。其中对严格责任制度的肯定性评价和借鉴性观点占相当比例。以提高惩治犯罪的司法效率、节省刑事司法资源为意旨的严格责任制度是否应当适用于环境犯罪惩治值得深思。

我国学界关于在环境犯罪惩治中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的现有研究多从严格责任制度本身的应用性价值、严格责任与主观罪过的关系、刑事责任原则的突破等方面论述，而对我国刑罚权力的运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环境法律调整的体系性以及经济性没有关注。面对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在环境犯罪惩治中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的实践和理论态度的反复与动摇，针对新近我国刑法学界研究该问题出现的肯定结论，本文创新性的从我国刑罚权力的制衡机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有限性、环境刑法的行政化以及环境侵害行为的经济性视角逐步展开对我国环境犯罪惩治中应否适用严格责任问题的探讨。

二、严格责任制度本体论

严格责任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刑事归责制度，主要产生、发展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之中，具有鲜明的英美法文化特色。英美法系国家严格责任制度的产生，主要基于诉讼经济的需要，即和审判便利的需要。这与英美法系国家重视功利和效率的司法传统有密切的关系。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使控诉人证明案件更加容易，也提高了法律实施的灵活性。这是在法律实施机构能够以特殊犯罪行为或者特别犯罪人为目标的意义上而言的。例如，很多环境犯罪都是对严格责任制度的违犯这一事实，解释了此类案件成功率很高（大约95%）的原因，但这也为有些观点认为法院判处的刑罚太低提供了解释的理由。英美法系国家刑事法律并没有关于严格责任制度的规范界定，其内涵要通过一系列的判例进行归纳推理。一般而言，英美法系国家的严格责任制度兼具刑事实体法要素和诉讼程序法要素。严格责任制度中的刑事实体法要素是对与犯罪行为相对应的犯罪心态的描述。严格责任制度中的诉讼程序法要素主要是通过辩护理由的运用实现。

对于严格责任的内涵，主要存在以下观点：（1）有观点认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是指对于缺乏主观罪过或主观罪过不明确的特殊侵害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刑罚制度”。此种观点强调严格责任制度包括“缺乏主观罪过”和“主观罪过不明确”两种情形。（2）有观点认为，在某些特殊的犯罪中，即使被告的行为不具有对被控犯罪必要结果的故意、放任或过失，即使被告的行为是基于合理的错误认识即认为自己具有犯罪定义所规定的某个特殊的辩护理由，他也可被定罪。这种情况下被告人虽然没有任何过错，但却要承担刑事责任，这种责任称为严格责任。此种观点强调严格责任制度对不具有主观罪过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作为“辩护理由”的认识错误是不具有主观罪过的特殊表现形式。（3）有观点认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是指在行为人主观罪过具体形式不明确时，仍然对其危害社会并触犯刑律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制度”。此种观点强调严格责任制度是对“主观罪过具体形式不明确时”实施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此观点强调严格责任制度适用的法定性。（4）有观点认为，严格责任“是法律对某些没有规定犯罪心态即许可对缺乏（无需控方证明）犯罪心态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从字面上看，此种观点强调严格责任制度中主观罪过的缺乏“无需控方证明”。此处“主观罪过的缺乏”是一种程序意义上的缺乏，是证据甄别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5）有观点从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严格责任制度。瑞典学者在论述单位应与个人同时承担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时，认为其理由之一在于侵权法上有一项重要原则即“长官负责”（RespondeatSuperior）。长官负责意指雇主对其雇工在工作时的侵权行为承担严格责任。不过，只有当这种损害是出于雇员的疏忽而发生时，雇主才承担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制度主要是基于社会防卫的目的，对主观罪过难以确定的行为控诉方不必证明主观罪过存在即可追究该行为刑事责任的制度。严格责任制度是主观罪过在法律事实意义上具有不确定性时对证明规则重新配置而产生的新的证明责任。严格责任制度中“责任是严格的，其原因在于控诉方被免除了证明伴随犯罪行为的犯罪罪过因素的必要”，即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危害行为且符合刑法规定的其他要件，无论主观上是否存在罪过，都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不仅是一个实体法问题，而且是一个程序法问题，这体现了英美法系国家刑事法律制度对程序正义的强调。严格责任制度中的诉讼程序法要素主要体现为控辩双方举证责任的重新分配。具体而言，这包括无需控诉方证明犯意、但被告人可通过自证其主观无罪过而进行辩护的严格责任和无需控诉方证明被告人犯意、被告人自己也不得以无过错为由进行辩护的严格责任两种形式。前者称为相对严格责任，后者称为绝对严格责任。

三、环境犯罪惩治中严格责任适用的立法与司法梳理

英国法律对环境犯罪惩治规定了严格责任制度。英国环境法律规定，成立环境犯罪唯一需要证明的是犯罪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律责任事实的存在，而没有必要证明行为人的过失或者过错。尽管主观上不具备过失或者过错与很多环境犯罪没有关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主观上的过失或者过错与刑事可归责性的关系往往通过刑事程序加以考虑。首先，法律执行各方在决定是否能够执行以及如何执行严格责任制度方面非常谨慎，他们经常不情愿的在道德责备已经到了最大限度时使用这一最后的制裁方式。其次，为了使行为的刑事可归责性成立，使法院能够恰当、审慎的审判，过失或者过错与刑事可归责性之间关系的证据由执行官一方负责收集和展示。从存在范围上来说，英美刑法中的严格责任主要适用于一些违反工商管理和交通管理有关规定的犯罪。在英国，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是有严格区别的。虽然有时使用“绝对责任”一词来表达严格责任，但这是错误的。因为这就等同于承认适用严格责任的犯罪之成立不允许提出任何的特殊辩护理由。英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环境犯罪惩治中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范围较之于法律规定更为广泛。

在英国，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主要基于以下理由：严格责任制度有利于促进环境立法固有的公共利益目标；严格责任制度是提高环境风险保护措施质量的制止措施；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有利于增加的容易程度，增加刑法的威慑效果；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与污染者付费原则相协调。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严格责任制度作为提高环境风险保护措施质量的制止措施，要求法律适用的对象即行为人在遵守法律的努力中应特别谨慎。严格责任制度是确保避免环境风险而采取广泛解释的威慑力量。英国法院强调对环境案件中的犯罪行为进行广泛解释。见AlphacellVWoodward（1972）AC824案例。在这个案件中，上议院强调需要做“每一件可能的事情”（相对于只是采取合理的步骤而言）预防环境污染。最近，“每一件可能的事情”已包括对没有实施与他人行为有关的风险评估行为适用刑事责任。而这一观点的反对方认为，作为一种威慑，严格责任制度事实上削弱了辨别和区分作为严重犯罪的环境犯罪的道德力量基础。该反对观点低估了刑事法律追诉环境危害重大案件的作用，因为依据其观点，刑事法律仅应在追溯最严重的环境危害案件中适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即使对环境危害的刑事规制历史相对较长，但是仍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适用了严格责任制度与法律的遵守情况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因为有多种因素会影响该关系，包括轻刑或者低率等因素。

美国《模范刑法典》规定的主观罪过要件不适用于构成违警罪的犯罪，除非在该犯罪的定义中包含了主观罪过要件，或者法庭认为适用主观罪过要件能够有效执行法律，或者该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所界定的犯罪，只要立法目的是或者明显表明对这些犯罪的任何实质要件追加严格责任。根据该规定，违警罪一般可以适用严格责任制度。同时，《模范刑法典》还以类似于兜底条款的形式规定了基于立法目的或者条文明确规定的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尽管美国个别环境保护法规也有关于严格责任制度的规定，但是很少有将其作为普遍刑事制裁责任基础的规定。

对环境犯罪惩治中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美国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在于环境刑事法律中广泛的责任体系在司法实践中的效果。环境犯罪惩治的司法实践通常要求至少应以过失作为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联邦法院已经对环境犯罪执行了更为严格的判决标准，这种标准对环境犯罪强加了严厉的裁判。美国的司法已经侵蚀了对环境主观意图的定义。在主观意图概念之下的“目的”标准正在被新的观念挑战：严格责任，不考虑疏忽学说和集中的认识学说。在美国，环境犯罪惩治中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是对制定法传统的偏离，这使得对环境侵害行为人的刑事追究更为容易，刑事司法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符合美国注重法律适用效果的法文化传统。

近期美国联邦和各州刑事立法要求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人应具备主观罪过，这种主观罪过往往表现为明知的形式。在美国《空气净化法》（CleanAirAct）中，这种主观罪过可能是“有意的或者疏忽的”。的确，如果威慑是环境法律中刑罚条款的主要动力，那立法的适用如何能扩展至相同的无辜者和有罪者的刑事责任？工业发展本身似乎对联邦刑事法中废除危害健康和安全的严格责任制度起着主要作用。当美国关于环境侵害的刑事立法将主观意图原则扩展至所有的侵害行为，似乎加拿大五十余年的环境刑事法律仍然适用着严格责任制度。美国对于环境犯罪惩治中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的立法与司法在不断变迁，这是由其普通法传统、功利主义的刑罚价值取向等等多种因素决定。

在加拿大，对于适用严格责任的犯罪而言，如果被告人能够举证证明其由于认识错误或者其他无法控制的原因导致行为产生则可以免除刑事责任的追究；但是，对于适用绝对责任的犯罪而言，只允许被告人提出一般的辩护理由作为免责的理由，如精神病、无意识行为或者紧急避险。加拿大刑法理论与实践对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做了严格区分，二者的区别在于允许被告人进行辩护的理由范围不同。

四、我国环境犯罪惩治中严格责任制度适用之否定

（一）刑罚权力制衡机制与我国环境犯罪惩治中严格责任制度适用之否定

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法网较之于我国刑事法律的规定更为宽泛，从整体上看其刑事权力的调整范围较大。以美国《模范刑法典》为例，其规定的犯罪包括重罪、轻罪、微罪和违警罪。其中的违警罪依据我国刑事法律的规定一般不认为是犯罪。通过美国《模范刑法典》可对英美法系国家刑罚权力的调整范围略窥一斑。英美法系国家刑罚权力的扩张性通过权利体系的完善进行抑制。在对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过程中，权利体系的完善主要体现为被告人有权进行合法辩护。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法律在刑罚权力与辩护权利的消长与制衡中实现着其社会防卫与人权保障的双重功能。刑罚权力通过构成犯罪的本体要件实现着刑事法律的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辩护权利通过责任充足要件实现着刑事法律的人权保障功能。

严格责任制度产生的制度环境是英美法系国家刑事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双层模式。在英美法系国家刑法中，犯罪构成的第一层次即犯罪本体要件一般包括犯罪行为和犯罪心态，第二个层次的责任充足要件主要是诸种合法辩护理由的排除。英美法系国家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第一层次即犯罪本体要件主要表述着刑罚权力的调整范围，其编织了较我国刑事法律规定较为泛化的刑事法网，这种刑罚权力的扩张通过犯罪构成要件第二个层次的责任充足要件即被告人的权利体系构建实现制衡。严格责任制度包含对犯罪构成双层模式的第一个层次即犯罪本体要件中犯罪心态的描述。从权力与权利的消长与制衡体系看，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是主观罪过难以确定时，控诉方不必证明被告人主观罪过的存在即可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制度。具体而言，这包括无需控诉方证明犯意、但被告人可通过自证其主观无罪过进行辩护的情形即相对严格责任和无需控诉方证明被告人犯意、被告人自己也不得以无过错为由进行辩护的情形即绝对严格责任两种形式。对于相对严格责任而言，无需控诉方证明被告人犯意即可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质上是刑罚权力的扩张，而被告人可通过自证其主观无罪过进行辩护仍然能够实现被告人权利的固守。对于绝对严格责任而言，无需控诉方证明被告人犯意即可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是刑罚权力的扩张，而被告人自己也不得以无过错为由进行辩护则是被告人权利的萎缩。面对严格责任制度适用造成的刑罚权力的扩张，刑事法律并没有调整被告人权利使之更为强大。这种权力与权利的失衡造成了法官在对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进行衡量后的裁判会践踏社会法治的危险。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法理论似乎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将这种风险一般集中在违警罪惩治领域，通过缩小适用严格责任制度时刑罚权力调整的范围，实现权力与权利的制衡。

我国刑罚权力调整的范围较之于英美法系国家较窄，我国刑事法律惩治的环境犯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由于我国刑法规定的环境犯罪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如果在我国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其适用的对象不是违警罪意义上的环境犯罪，而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环境犯罪。这使得在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可能造成的效率价值吞噬公正价值的风险不是局限于违警罪这类社会危害性和处罚方式都较为轻缓的犯罪，而是将其扩大至将要受到严厉刑事处罚的犯罪。这在前科消灭制度不完善的中国无疑会进一步加大在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的社会成本和法治风险。在追究刑事责任的过程中被告人虽然可以进行排除行为违法性的辩护，但是这种辩护很少有双方当事人的对抗性参与，其一般仅是法官进行的一种实体意义上的判断，而非程序意义上的判断。由于我国没有与英美法系国家相类似的关于责任充足要件的规定，因此在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难以通过被告人辩护权利的行使进行充分的人权保障。

（二）法官自由裁量权与我国环境犯罪惩治中严格责任制度适用之否定

严格责任制度最初源于普通法，是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自由心证过程中，通过对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的衡量，做出的有利于保护公共利益的价值选择。严格责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法官不断造法的过程，其成长土壤是制定法与普通法并存的英美法系国家的法治环境，其中法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是其重要特色。法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不仅是严格责任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基础，而且是严格责任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不断运用的前提。正是由于此，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中并没有关于严格责任的确切定义，而只有不断发展的严格责任判例和理论。如果没有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则严格责任制度只能是僵化的死法，在司法实践中无法真正运用。为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英美法系国家形成了与之协调的法官任职制度、权力制衡规则和监督制约措施等配套举措。

我国环境犯罪裁判权的行使不具备英美法系国家的条件。在我国，刑事法律的实施要以罪刑法定原则为依据，司法的过程是严格适用刑事法律的过程。裁判权的行使要严格以刑事法律的规定为底线，法官享有有限的自由裁量权。我国法官享有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如果在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则需要法官根据现实的利益进行考察，对法律的公平价值与功利价值进行衡量，经过细致甄别和自由心证后做出裁判。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一般需要法官根据立法意图推断严格责任，不同的法官素质可能导致裁判结果的大相径庭。保障环境犯罪惩治中严格责任制度适用的科学性、有效性就需要法官任职制度、权力制衡规则和监督制约措施的制度化、规范化。而我国当前的法治状况并不具有这些配套措施，环境犯罪惩治中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缺乏应有的法治环境。因此，如若在环境犯罪惩治中强行适用严格责任制度势必会造成刑罚处罚的不公正，从而使法治的权威不断消弱，从长远看在环境犯罪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的功利效果难以实现。

（三）环境刑法的行政化与我国环境犯罪惩治中严格责任制度适用之否定

在现阶段的环境法律体系中，环境行政管制是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环境保护具有预防性、技术性、经济性以及高科技性等特征，环境行政权的灵活性和细密性特点能够适应上述特征，这使得环境行政管制是我国现阶段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环境刑法体现出了行政化的倾向。环境刑法的行政化一方面表现为环境刑法中的专业技术名词需要依据环境行政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解释，环境刑法要依据环境行政法的规定进行具体适用，另一方面环境行政管制在环境保护中的主体作用要求环境刑法在环境保护中应当尽可能的保持克制，只有环境行政法难以作为时才能通过环境刑法进行调节。环境刑法的行政化倾向要求在环境侵害行为的惩治过程中要充分尊重环境行政权。

在我国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环境刑罚权力的启动条件更为宽松，主观罪过一旦难以确定便减轻或者免除控诉方的证明责任，环境刑事追诉变得更为容易，这势必扩大了刑罚权力的调整范围。在以环境行政管制为主要手段的环境保护阶段，过分扩大刑罚权力的调整范围会造成不必要的重刑、泛刑的后果，这不仅难以实现对环境的预防性保护，而且会使社会公众对动用刑罚处罚在证据形式上不具有可责难性的行为产生不满、对行为人产生同情。我国现阶段环境刑法的行政化特征表明环境犯罪惩治中不宜适用严格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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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多元化社会的发展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及频繁的城市就业的互动，有一定规模的城镇职工不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中．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区域分割、社会人群分割等多重分割，导致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市级统筹水平，有的地区甚至实行县级统筹，宏观调控和微观调控能力不强，提高统筹层次较为困难。

(二)现行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筹资方式单一

养老保险资金是以企业，个人支付和财政补助为主要的筹资形式。基本养老金由于国家政策的限制导致其经营渠道少，收入不高;投资补充保险基金以及它的运作并没有形成市场运作机制

(三)现行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责任主体不明确，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责任划分不清，个人账户有空账运行的问题，隐性债务巨大

1、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管理体制还没有完全理顺，相关部门分工不够明确，存在相互交叉问题和掣肘问题。没有建立技术系统支持，运行质量和效率不高，养老保险服务手段落后，难以适应我国信息化社会和社会化管理服务需要。

2、就当下的实际情况来说，我国个人账户在管理运行过程中存在着空账运行的问题。

3、当下中国的养老保险金隐性债务达到了GDP的50%。

(四)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与挑战

现在的中国已经开始踏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高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老年人口会达到7400多万人。压力具体表现在:1、退休年龄偏低带来的问题。寿命的延长并没有伴随退休年龄的提高，这个现象就导致了退休人员能够领取养老金的时间相对增长，同时也造成了就业人员与已退休人员在养老金收支的不协调。2、提前退休现象所产生的问题日渐显著。提前退休问题对养老保险基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费用少支出大的不协调，因此提前退休是中国城镇养老保险金财务危机产生的主要来源。

(五)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督、审计机制不完善

由于尚未出台统一的社会保障法，中国现有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在管理方面的缺陷就是条块分裂、责任模糊、管理机构混乱。具体表现在:

1、立法缺乏有效公平的观念。

2、立法缺乏统一规划。

3、法制结构的不。

4、立法机构秩序混乱，层次较低。

二、完善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明确合理的责任制

在构建中国养老保险体系过程中，针对不同人群的劳动关系特征，确立适应不同人群的相应的保障制度，有效及时地采用能够覆盖全民的、适度集中的、有序排列的多元制度。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可以做到合理有序的分工，明确划分政府、企业和个人各自的职责，充分发挥企业以及市场的作用，保留传统养老的优点，充分发挥个人和家庭在养老问题中的作用。

(二)完善多元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筹资模式，提高缴费率

目前单通道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还存在着融资水平高，结构僵化等问题，因此，在权衡基金收支平衡时，还要充分考虑到社会成本和可以承担的范围，在以上基础再进行研究合理、公平、适当、有序的筹资，对筹资渠道进行拓展，适时地调节筹资层。具体可以采用的方法:

1、建立公有财产收入机制。

2、国有资产融资、债券融资、税收融资、产业融资等渠道，为补偿资金来源。

3、建立基金的灵活调剂机制。

(三)调整养老金的增长方式

由于我国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所以调整养老金的增长方式要循序渐进。要根据各个群体关于城镇养老保障的不同需求进行鉴别，有所区别，有所重点地进行调整。

(四)采取科学方法应对老龄化高峰

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趋于发达国家，但是经济却处于发展中国家，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要求我们要制定科学的方法与制度来用对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的挑战。以充分考虑养老金替代率为基础，将养老金待遇和公民个人缴费情况合理挂钩，但要注意的是，要处理好保障制度与保障标准的关系。

(五)完善城镇养老保险监管机制

建立与完善相关的监管机制，例如要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在内的社保基金的监管机制，加强基金管理和运营的规范性和公开性，实行社会化、透明化和民主化的管理和监督。养老保险基金监管应该是由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相结合的，一方面通过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实行对自身的监管。另一方面，通过外部的监管来促使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使养老保险制度能够更好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