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本科论文例1

“重结论轻过程”是传统教学中十分突出的问题。传统的教学的主要活动就是讲述、板书和布置练习。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把学生看成了接受器，课堂中的问答多半是复述教材中的文字，教师充当了知识和结论的灌输者的角色。

新课程要求教师的角色已不再是结论的灌输者，而是引导学生体验学习过程、掌握正确的探究方法，在强调学生“主体”意识发挥的同时，对教师“主导“的要求更高了。就历史课而言，如何优化课堂教学过程，如何为学生创设一种民主、平等和谐的学习氛围，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如何找准教学的切入点，激发学生提出有思维价值的问题，并能积极寻求问题的答案；如何淡化“教”突出“学”，把教学过程变为“培养学习者”的过程，使教师自身由知识传递者变为学习的促进者；如何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从凌驾于学生之上的讲台上走下来，和学生融为一体，共同活动，消除师生间的距离感，使学生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与才能；如何使班级、小组合作和个体学习各环节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真正达到促进人的发展的目的，这都需要教师的精心策划和组织。

如在学习《金与南宋的对峙》时，课前预习1、你知道多少岳飞的故事？你知道岳飞《满江红》吗？2、南宋有岳飞、韩世忠等历史名将，为何北伐不能胜利呢？这两道预习题可以拓展学生知识面和启发他们分析思考能力，避免学生在课堂上仅仅靠教师灌输的学习的被动局面。上课时在沉郁激越的《满江红》背景下，学生的情绪异常激昂，他们急于要把自己知道的岳飞的故事与同学们分享，有的学生还拿来了在将军山拍摄的岳飞“还我河山”的图片。教学中师生互动得到很好的体现，教师鼓励学生提出自己感到困惑的问题。有的提出：“老师，不是说落后就要挨打吗？可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均落后于北宋的金为什么竞能灭宋呢？”学生们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进行探究。激烈的讨论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力，而且发展了学生的思辩能力。这样的课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表现了学生丰富的创造力，个性得到极大的张扬，也达到了教学目的，完成教学要求。

二、由机械的课程阐述者转变为课程的开发者

在传统教学理论中，课程（包括教材）是政府和学科专家关注的事，教师无权也无须过问，教师的任务就是教学。也就是说，教师只是既定课程的阐述者和传递者，这不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很容易使教师走上“照本宣科”的教学老路。新课程给了教师发挥的空间，倡导教师由机械的课程阐述者向课程的开发利用者转变，为基础教育改革又提供一条探索之路。如在上唐朝历史时，我们给学生布置的分析讨论题：观点一：“开元之治，几于家给人足，而杨贵妃足以败之”。观点二：说：“唐玄宗前期会做皇帝，后期不会做皇帝，”你同意哪种观点，为什么？学生必须在课文中找出相关史实归类，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问题做出分析评价。经过深思熟虑，学生纷纷发言，说了很多，学生丰富的想象力令我很受触动。

三、由传统的知识“搬运工”转变为教学活动的研究者

过去教学活动和研究活动是截然分开的。教师的任务就是按照教材、“教参”、试卷的“标准答案”教。至于为什么要教这些，为什么要这么教，绝大多数的教师没有深入地思考，因为学校的评价体系就是教学升学率的多少。可见，教师成了完全游离于教学研究之外的旁观者，成了知识的“搬运工”，这显然不符合新课程对教师角色的期待。新课程要求教师要由知识的“搬运工”转变为教学活动的研究者。

作为研究者，教师要不断增强教学研究意识。研究重点和方向是：1、注重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强调探究性学习。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就是要转变那种单一的被动的学习方式，提倡自主、探索与合作的学习方式，使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得到发展，成为学习的主人。主张学生在生活实践中学习，强调学生的亲身经历，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各项活动中去发现和解决问题。历史实践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的开放式教学，它的主要特点是以历史教学为基础，不拘泥于历史教材本身，打破学科界限，借鉴不同学科的教学成果，重新去体会历史、感悟历史。

历史学本科论文例2

近年来，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和“知识创新”工程的贯彻和实施，国内在学术界和大众文化两个层面上都形成了科学文化研究和普及的热潮。起着所谓沟通科学与文化之联系桥梁作用的科学技术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科学技术史学科在中国虽然还不能完全与诸如数理化、文史哲以及政经法等“显学”等量齐观，但的确已跟原来处于职业建制和学术建制双重边缘地位的局面大不相同，特别是在职业建制上有了明显的改观。在学术建制方面，零敲碎打、拾遗补缺式的研究阶段应该已告结束，进入学科建制化发展阶段。因此，关于科学史的学科性质问题日渐凸现，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这方面，近年已有许多论者阐发了观点，[1]本文着眼于与科学史学科性相关的开放性问题。认为从实践到理论、从方法到内容等等方面看，科学史都具有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和特征。但从其研究的对象和领域看，科学史又不是普通的历史学科，具有强烈的交叉和跨学科性质。这些都说明科学史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而应该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不但对历史学开放，而且应该对其他的科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开放，加强彼此间观念和方法等等方面的联系、交流与沟通。这不但有利于科学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本身意义和正当性的辩护、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也有利于加深对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的理解和认识，并扩大其应有的社会影响。

一、忽视科学史的史学学科性及其后果

科学技术史研究在中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其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许多前辈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算学、物理等的研究。早期因为研究人员的数目极少且基本处于单兵作战和零散资料整理的状态，未形成建制性的学科，因而也基本不存在所谓学科的定性问题，至少这种问题还不是当时紧迫的和重要的问题。到了1997年这个定性就开始成为此领域的基本问题之一，因为自然科学技术史被中国政府部门作为科学中的理学一级学科而确定了。不论其初衷如何，从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管理的角度看，这种学科性质的认定倒也不无道理，因为科学史毕竟跟自然科学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许多科学课程的教学和研究也往往离不开对其历史的逻辑或简单追溯。但从科学史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门类的角度，即从学理的角度看，很有必要对其性质加以进一步的厘清。这方面，近几年来国内已有不少论者发表了看法。总体而言，大家基本上肯定了科学史的学科性质应当主要是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因为“科学史研究的对象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如同政治史、经济史、艺术史一样，科学史本质上是历史科学性质的学科。”[2]

虽然如此，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科学史的研究基本上又是游离于一般的历史学之外，科学史研究者更愿意接近科学界和其他关于科学的“元研究”领域而不是史学界，导致了科学史研究与一般历史学研究间的相互隔膜。显而易见的是，几乎所有的科学史研究和教学活动都在科学或哲学领域的院所系里进行，而与一般史学领域基本没有什么瓜葛。科学史研究共同体除了在文物考古（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等非常有限的领域或少数研究活动中与历史学界有过短暂的合作外，一般几乎互不往来。例如历史学界的学术会议，科学史界鲜有人参与。历史学领域特别是史学理论领域的新进展和新成果，虽然可能对科学史研究很重要很有意义，但在科学史领域实际上也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和反响。这种与历史学相互分离的局面，使科学史的研究视野过于狭窄，难以汲取作为自身一个重要来源的史学研究的传统和最新进展，导致了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一定的滞后和贫乏；同时也带来了科学史自身一些目的功能上的混乱。关于后一点，已有论者指出：“作为理学学科而非史学学科，科学史的二级学科很自然地按照理学一级学科来分科的设置（如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生物学史等），这样，科学史难以以整体面貌出现，萨顿所谓科学史的人文主义意义就显示不出来，科学史就不能发挥它整合科学与人文的桥梁作用。……因此未来科学史学位设置应恢复科学史的史学性质。”[3]

当然，与此同时，可能是出于科学史界本身自外于历史学领域的封闭性和异类性，或是出于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那种近乎真理地位的敬畏心理，我国史学界实际上也基本无人问津科学史的研究，或很少关注科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即便偶尔在其历史通史著作中提及有关科学史的内容，也常常犯下常识性的错误。（如国内史学界在许多通用中国古代教科书中论及“甘石星经”时所出的错误[4]）这与国际史学界的情形有很大不同。且不论作为职业历史学家的柯林武德所作《自然的观念》、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等科学（思想）史专著，就是当今许多流行的历史学通史著作中就包括了对科学史的描述，例如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等都有专章叙述科学的历史。由此可见，一般的历史学家并未对科学史见外，而是顺理成章地把它纳入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

二、从史学界可能得到的教益

浏览一下国内史学界的现状，可以明显看到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量西方史学新流派、新理论已成为介绍和研究的热点，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等的历史哲学理论等。可以说20世纪以来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史学流派和理论基本囊括在内。西学的引入，使中国史学界在拓宽视野，开辟新领域，探索新方法等等方面气象为之一新。毫无疑问，我国史学界这些研究介绍对科学史的研究特别是理论建设应该有很大的参考借鉴作用。

实际上，欧美史学界的思潮和理论对科学史的研究导向素来就有很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科学史研究的代表人物首推20世纪初的乔治·萨顿。他认为科学是人类文化中一种特殊的、最有价值的文化，并把科学史的目的确定为所谓通向“新人文主义的桥梁”。但萨顿在用新人文主义的观点为科学史的正当性辩护的同时，在研究纲领上，却并未脱出由德国的兰克所开创的统治了西方史坛数十年的孔德实证主义引领下的“兰克学派”编年史方法论的巢臼。

与此同时，年鉴学派的奠基者布洛赫却激烈地批判了孔德的实证主义科学史观，及其用科学的正当性来为历史学正名的模式。他认为，孔德的科学概念，也就是追寻自然现象的法则，不应该套用在有关“人”的研究上。因为人类的行为与活动，在本质上是非常复杂的现象，许多方面都难以套用数理上的规范量度。

年鉴学派还明确提出了“问题史学”的原则，要求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倡导跨学科的研究，在继承传统和立意创新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历史的观点。年鉴派观点的引入为历史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由此也极大地扩充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此外，年鉴学派史家们提出的所谓“整体历史”的观点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再看看历史哲学的研究状况。发轫于18世纪的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经过19世纪的积累，在20世纪得到迅速发展，并从“思辨的历史哲学” 转变为“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在20世纪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形态学派。包括德国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英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著作奠定了这种观念的基础。他们认为“文明”，而不是“民族国家”是历史研究的单位。并详尽地讨论了文明由诞生到衰亡的历程，强调文明起源于“挑战和应战”。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原书名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在具体建构中国科学文明的“整体历史”方面，与汤因比的文明史论密不可分。

包括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对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意大利的克罗齐提出的“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柯林伍德倡导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等论点，不但在一般史学界而且在科学史界也有巨大的反响。发展到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阶段，产生了“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对历史实在论加以批判。他们以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中的主观性和多元性为前提，反对历史和历史规律的实在性，观点偏颇但有启发性。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思潮也曾在20世纪三十年代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很多的成就。贝尔纳的两部科学史名著《历史上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功能》也是这个思潮的结晶。

科学史界在20世纪出现的其他一些抗鼎之作，包括默顿1938年出版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柯瓦雷1939年发表的《伽利略研究》、巴特菲尔德1949年的《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甚至库恩的《哥白尼革命》、科恩的《牛顿革命》也无不带有从年鉴学派到各种历史哲学理论直至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的印记（虽然他们自己不一定承认）。

三、科学史的交叉学科性

但科学史毕竟又不同于其他的历史，它主要涉及科学这一人类特殊文化形态或社会建制，属于专门的领域。由于科学文化的特殊性，目前关于科学的元研究学科除了科学史外，还有诸如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科研管理、科学传播、科学普及等，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庞大的学科群。这些学科如果从学理的角度看，也应该分属于哲学、社会学、政策学、管理学、传播学等不同的领域，所以都有跨学科研究的色彩。在中国学术界，这些学科实际上主要是聚集在自然辩证法这面大旗下进行的。这种情况也说明了科学史的另一个鲜明的性质，即跨学科性或交叉性。所以，除了从历史学中接受教益外，科学史无疑也必须从其他学科汲取发展的营养，向自然科学和其他的科学元研究学科讨教或切磋自不待言，本文所要强调的是还必须包括其他人文社科类的相关学科。

因为实际上，二战以后西方出现的“新史学”的动力的确主要来自社会科学。法国年鉴学派的产生，与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与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美国的新经济史、新政治史也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中汲取了许多理论养分。心理史学则是在心理学理论方法的哺育下发展起来的。科学史研究自然亦应当紧扣自然科学的所谓“人文主义价值”，积极开展与其他相关人文社科类学科间的交流与沟通。

目前，广泛借鉴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研究成果以丰富科学史的研究，在我国可以说已具备了很好的客观条件，二十世纪以来国际人文社科学一流学者的代表作十之七、八已有了汉语译本，研究者可以不必再费力地阅读原著了。即便是国际学界近二十年来风行的“后现代主义”的论著也能很方便地找到汉译本。这为中国学者，包括科学史研究者，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脉络，开展交流与借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技术史在中国作为理学的一级学科，可以说已经从职业建制的角度上确定下来了，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如果不认定为历史学的分支，就不能说已从学理的正当性上完全建构起来。所以，有必要明确其历史学科性。同时，这种学科性的建构，也有利于明确科学史的开放性，从而有利于其未来的发展，就看科学史界是否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以接纳别人之所长了。让我们引用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的最后一章“行动中的历史学家”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行动起来是最重要的”。[5]

主要参考文献

[1] 如：刘兵：“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1期；曹天予：“魅力与危险——对科学史后现代主义观的反思”，《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3期；吴国盛：“走向科学思想史”，《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2期；刘兵、曹南燕：“科学史与女性主义”，《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期；魏屹东：“科学史为什么从内史转向外史？”，《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11期；袁江洋：“科学史：走向新的综合”，《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1期；李醒民：“略论迪昂的编史学纲领”，《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第2期；袁江洋：“科学史编史思想的发展线索”，《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12期；袁江洋：“科学史的向度”《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袁江洋、刘钝：“科学史在中国的再建制化问题之探讨”（上、下），《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2、3期；江晓原：“科学史外史研究初论”，《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

[2] 刘钝：“科学史的文化功能及其建制化——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诞生”，/members/liu/doc/func.htm

历史学本科论文例3

“文革”结束后，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史学建设首先是史学理论的建设，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逐渐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史学走向新世纪之际，实事求是地回顾和总结已经走过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这对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以及整个中国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发表后，被陈伯达等把持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1]史学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历史科学如何走上复兴、发展、繁荣之路，成为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史学在“文革”中的惨痛教训使大家认识到:反革命野心家的兴风作浪，以及理论的无知、混乱和荒谬，给中国史学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文革”结束初期，以及“文革”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史学界影响颇深的一种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因此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论。如果有，那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之，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史学惟一的、全部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研究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过去需要，今后仍然需要，但是它的指导作用并不仅仅在历史学方面，而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社会生活诸领域。因此，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还需要自己具体的理论方法论，特别在历史学这个“重灾区”拨乱反正，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的指导。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同年，《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文中就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写道:“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上述观点反映了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认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迫切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召开了11次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理论思考;新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展望;历史学的性质等等展开了较深入的研讨。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受到广泛好评。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系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革”后，高等院校历史系普遍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吴泽、陈高华、庞卓恒诸先生也撰有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以后又有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等10余种版本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史学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对理论的迫切需求，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科学水平。

“文革”后，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和争鸣的主要问题有: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分期问题;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及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戊戌维新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讨论和争鸣进一步培养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历史理论思维能力，有效地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理论水平，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年来，中国史研究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在通史、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专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这些专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宽泛，内容十分丰富。如果没有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支持，如果不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那是无法开展研究的。此外，这些专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本身就是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如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形式问题;中国古代经济结构问题;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和当代文化启蒙的主潮问题;民族史研究中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等。这些专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与史学理论研究迅速发展有直接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理论素养的提高。

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已有多种著作出版。①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不断得到发展。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近年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如彭吉富著《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在较广泛地汲取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

史学方法研究的重点，近年主要关注的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和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对这些方法的研究并不是要用这些方法取代以往行之有效的史学方法，而是作为一种补充，在原有的诸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史学方法。方法是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任何一种史学方法，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方法，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方法。近年在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史学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并日益对中国史学发生有益的影响，这也是近年史学理论研究不断进步的积极成果。

二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文革”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在“文革”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是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并产生积极的反响联系在一起的。如20世纪初期，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进化论，就没有中国的“新史学”和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史学理论研究。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强调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追踪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前沿性的理论问题。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课题，译介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著作。②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世界史所博士后流动站还接受了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博士后，以加强这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史学思潮和史学理论方法论。

近20年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欧美和俄国等有影响国家的史学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西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外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等。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完全改变了只局限在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经过必要的精心组织，近50种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中译本已相继出版，③为深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近年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已经由以往一般性、概括性的介绍为主，逐渐转变到以系统的科学研究为主，其主要标志是一批内容广泛、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研究著述先后问世。这些研究相当一部分是基础理论研究，但也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其进行研究，使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如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李祖德、林志纯、林甘泉、廖学盛、刘文鹏、施治生、刘欣如等学者，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原则错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

三

近年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对这些成绩的进一步发扬，以及对存在的问题的改进，决定了今后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科学精神的精髓是求实创新”。一部中外史学发展史表明，史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或发展，首先是史学理论研究求实创新的结果。在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科学精神。追踪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勇于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将是新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展望21世纪初叶的史学理论研究，首先是研究的内容在现有的基础上将不断深化，史学思想史、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理论和历史思维等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国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有可能成为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新的热点。

中外史学思想史是对历史学科建设十分重要，但又是十分薄弱的研究领域，至今为止，只有一部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有较大影响。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是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外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重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中外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今后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将更加受到重视。在外国史学思想中以及中国历代史学大家的历史思想研究方面，将会有精品力作问世。

在历史哲学研究中，一方面将继续深入探讨西方历史哲学的前沿问题，如对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分析历史哲学的研究、福山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以及关于宗教或神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另一方面，将结合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现实，探讨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问题。学者们不再认为历史哲学仅仅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历史演变规律和关于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或专指“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

历史认识理论研究是历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往对其研究虽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却缺少系统的整体研究。随着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广大史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完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认识理论的研究将逐步深入，在大量个别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将会有自成体系并有一定开拓意义的历史认识理论的专著问世。

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的实证研究如何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是长期以来没能得到较好解决的问题。现在，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关注实证研究的同时，自觉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使整体理论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样，就为今后史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将加强中外历史研究的理论描述和理论概括，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使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不断加强。

今后在研究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同时，将有计划地开展中外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是:历史发展规律与五种生产方式，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动力，“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地区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畴等。今后将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中国封建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明清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及分期、中国近现代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等。

历史研究要充分实现其社会功能，必须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研究。而这种研究首先是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我们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时代呼唤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如何科学地认识时代的本质及其特征;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批判“文明冲突论”;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大国战略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等，都应是深入研究的课题。

史学方法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将呈现出多元的局面，这是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及史学实证研究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目录学方法、辑佚的方法、辨伪和校勘的方法、诠释的方法、考证的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以及整体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方法等，将继续应用，并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当代史学、特别是国外史学常用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系统方法与跨学科方法、历史宏观与微观研究方法以及种种新出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族学方法和政治学方法等等，也将会被广泛应用。史学方法的多元化，不是用什么新的方法代替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而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使之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历史学本科论文例4

从历史素养与学科能力的关系，有论者将历史素养界定为“通过日常教化和自我积累而获得的历史知识、能力、意识以及情感价值观的有机构成与综合反映；其所表现出来的，是能够从历史和历史学的角度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富有个性的心理品质”。①从简单的掌握知识和思想教育为主，到从学科出发强调学科能力，再到将学科和素养结合起来，历史素养折射了历史教育的上述认识历程。论者借用了语文素养、地理素养的界定方法，将历史素养看成是“历史知识、能力、意识以及情感价值观的有机构成与综合反映”，此观点为当前历史教学界引用最多。

从历史学科素养与史学的关系，有论者通过解读史学研究过程，归纳了历史学科素养的基本构成：“从研究动机的视角看，学术的历史学具有现实性。这决定了中学历史课程具有强烈的生活意识或现实意识。从研究抓手的视角看，史料是整个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和操作对象。这决定了中学历史课程具有浓厚的证据意识。从研究过程的视角看，学术的历史学，是一个问题解决的过程，具有问题意识。学术的历史学，还是一个理解的过程，具有融合意识。史著等历史研究成果，可分为客观史实、历史叙事、历史认识和历史评价等四个层次，这决定了中学历史学科素养具有分层意识。”②

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对学科素养的界定，有论者比较了中美历史教学的学科素养关注点差异，将历史学科素养划分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历史知识在新情境中的运用、对历史学科方法的反思、历史元认知的发展”等维度。③

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与高中历史教学实践的关系，有论者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界定为“中学生为适应现在生活及面对未来挑战，所应具备的核心历史知识、历史思维能力以及认同、尊重和融入历史的态度”。①其中，核心历史知识包括时间知识、空间知识、人物知识、史观知识；核心能力包括运用时空知识准确表达历史能力、历史理解能力、历史逻辑推理能力、历史解释能力。核心态度包括对自身的态度、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态度、对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态度。

从历史核心素养与历史学的关系，有论者论述了历史学作为历史核心素养的基本前提性局限，论证了历史思维作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特征，并指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大功能在于认识自我。②

此外，还有针对历史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所做的教学策略研究，此类研究数量大，且绝大部分为一线历史教师的经验总结，研究结论多止于经验层面，雷同情况较多。

综括看来，从历史素养、史学素养、学科素养到历史核心素养，不同视角得出的界定各不相同。这里面既有语境、视角差异，又有关注主题的不同偏重。有论者认为“对探讨的中学历史‘课程目标’，冠名‘中学历史学科素养’，更具针对性”，并通过归纳“沪版课标”“港版课标”“台版课标”等课程标准的三维目标，构建中学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体系；③还有论者将“基于中学历史教育而形成的核心素养称为史学素养”。④这些观点一方面揭示了“学科素养”“史学素养”“历史核心素养”等概念有一定内在关联，但另一方面又表明了上述概念的内涵界定不清，很大程度上，历史教学界只是照搬教育界的提法，对不同时期“素养”“学科素养”以及“核心素养”的提法缺乏学科内在的合理性学理分析，尤其是，历史核心素养是于什么语境下提出来的？它的内在合理性依据是什么？它究竟应包含哪些构建要素与层次？有什么样的价值诉求？这些都需要作具体辨析与回应。

核心素养的阐释可以有多种角度，但应该承认，核心素养首先是一个政策性概念。“在讨论一个政策概念时，充分考虑概念的政策指向应是首要的角度。”⑤核心素养是针对全球化、信息化大背景下中国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不足、社会责任感不强等问题提出的，其政策主旨仍在于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落实。目前国家层面仍在讨论、修改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高中课标修改过程中各学科都在提出本学科的核心素养。历史课程作为学校教育人文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素养的构建至少需要依托以下支撑点：

其一，历史课程作为学科课程在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中究竟能发挥哪些作用。

作为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顶层设计”，中国学生的核心素养已大致确定为九大方面：社会责任、国家认同、国际理解；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审美情趣；身心健康、学会学习、实践创新。历史核心素养作为学科层面的核心素养，其与“中国学生的核心素养”之间是局部与全局、特性与共性、具象与抽象的关系。换言之，“学校课程的学科之间拥有共性、个性与多样性的特征”，⑥历史课程要发挥自身学科的独特性，并尽量协调与其他学科间的共性，聚焦自身在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中的作用。

其二，历史课程作为人文课程的学科思维特质。

“立德树人”本质上是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和课程强调的是对学生思想、人格、态度的培养。”⑦这里的“思想”并非简单指思想品德之思想，更指特定课程中所包含的学科核心思想或思维方法。“任何学科的构成总是包含了知识、方法、价值这三个层面的要素：其一，构成该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的体系；其二，该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体系背后的思考方式与行为方式；其三，该思考方式与行为方式背后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①学科思维凝聚了学科特有的理解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以及其背后真善美之类的价值与态度。历史课程作为人文课程，其学科思维更兼具人类的心智记忆、人性反省与对话。“精神及心智力量照亮的是它所处的现实处境；它所借助的是那些除了能在人的精神中存在以外别无所寄的过去；借助它而照亮现实。而只有记忆才使人们的精神心智能建立自己意识的形式及内容。”②依托历史学科思维，并在思维层面聚焦、提炼其培育学生内在品质的学科素养，是构建历史核心素养的重要着力点。

其三，现行历史课程目标中的合理性成果。

从实践操作的可能性看，构建历史核心素养并非纯粹的理论推演，而要有现实的成果积淀。现行历史课程目标中的三维目标划分，与历史核心素养有一定程度的重合。有学者认为，“基础教育界所称‘核心素养’的内涵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把握：最底层的‘双基指向’，以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核心；中间层的‘问题解决指向’，以解决问题过程中所获得的基本方法为核心；最上层的‘科学（广义）思维指向’，指在系统的学习中通过体验、认识及内化等过程逐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实质上是初步得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③这意味着，借鉴现行历史课程目标中的合理成分，包括中国大陆、港台以及西方美英等国家的成果，也是构建历史核心素养的重要着力点。

依据上述构建依据，笔者以为，历史核心素养至少可遴选以下基本要素：

其一，时空观念。时间与空间是历史的两个最基本要素。“历史性植根在时间性中。”④“历史”的本质是“变迁”与发展，为了确切地显示人和物所发生的变迁，必须将这种变迁置于一种时间框架中，时间观念是感知、理解历史的首要认知性前提。但同时，时间观念又依附于空间观念，人类需要借助空间给时间定位，“时间和空间，不管它是存在，还是只是人的思考中错觉的范畴，都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⑤时空观念既是学生认识过去、感知特定历史人物、事件的必要前提，又是理解历史变迁、把握历史与现实联系的框架性认知依托。

其二，证据意识。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更是学生感受、确证历史的证据来源。在历史本体意义上，“历史绝不是用叙述写成的，它总是用凭证或变成了凭证并被当做凭证使用的叙述写成的”。⑥在学生的“认知世界”里，史料恰恰充当着学生重构历史的证据。证据意识既要求学生要能辨析史料真伪，能从不同类型史料中提取有效信息，能够辨清、理解史料作者意图，重构历史与现实相关问题的有效证据。证据意识不仅包含了必要的逻辑推理、分析与比较等能力，还蕴含着更深层的求真、科学精神与态度。

其三，历史理解。历史研究离不开人，这就涉及人的思想与心灵。“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⑦认识历史不仅要考证史料，辨别其真伪，更要赋予其意义与价值，由此需要历史理解。历史理解主要指向历史认识的内在心理过程，它要求学生能够依据可靠史料设身处地认识具体的史事，对历史人物、事件要有“同情的理解”，能够感悟和理解历史上的各种事物，能够体现出尊重和理解他人、客观处理问题的态度。

其四，历史解释。历史解释与历史理解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历史解释涵盖且超出历史理解。基于历史理解，历史解释更偏重指向历史意义的外在表达过程。参照卡西尔（Ernst Cassirer）区分自然与人文现象为信号（signs）系统与符号（symbols）存在有关思想，“历史意义在此不等于文字意义，而是要在历史的上下文中读解的实践、文化意义”。①历史解释要求学生既能区分历史叙述中的史实与解释，能对所学内容中的历史结论做出分析，更能结合实践，赋予历史问题以现实意义。

其五，历史评判。历史评判在其直接性上是对被评判的历史对象施加价值判断，即对某一历史时代、事件、人物的评价是以特定价值取向或价值倾向为依据的。历史评判涉及事实与价值，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辩证统一。历史评判更直接地映射了历史思维，“历史思维包括历史意识，这需要及时的反复思考。它包含时间和变革的理性思维，以及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之间的依赖性和独特性的识别”。②某种程度上，历史评判也是一种自我反思性的、指向未来的思维。历史评判要求学生能依据一定价值观对史实做出判断，能分辨历史上的真伪、善恶、进步与倒退等，并能将对历史的认识延伸至对自身成长与社会现实的认识上，形成积极进步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

以上所遴选历史核心素养的基本要素，对应并契合着其构建依据：时空观念、证据意识外在地规约着探究历史的条件与方法，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与历史评判却内在地洞见着理解历史的人文精神与价值，两者统合于历史学既具实证又兼诠释的人文学科特质。更进一步地，时空观念、证据意识所蕴含的求真态度与科学精神，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与历史评判所生发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可具体细化为人生态度、民族情感、国家认同、世界意识等），都在不同层面具体地回应着“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宗旨。从实践上看，时空观念、证据意识、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与历史评判等作为历史核心素养的基本要素，与美、英等国的历史学科思维所界定的内涵要素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也与现行历史课程目标的某些成分相近，有可借鉴的、可行的现实操作空间。

历史核心素养的累积是长期的、层级递进的，其层次细化需要参照：1.教育目标分类。安德森（L.W.Anderson）修订的认知领域的教育目标分类，将认知过程维度划分为“a.记忆、b.理解、 c.应用、d.分析、e.评价、f.创造”六个层次，尤其是将知识维度与认知过程维度结合起来。霍恩斯坦（A. Dean. Hauenstein）将认知领域划分为“a.概念化、b.理解、c.应用、d.评价、e.综合”五个层次，将情感领域划分为“a.接受、b.反应、c.价值评价、d.信奉、e.举止”五个类别。③2.学习过程分类，这里可聚焦为学科框架中的学习。可分为：A.知识的习得与巩固（知晓）――包括事实性知识与认知性技能（记忆与再现、机械训练与熟练）的掌握，以及自我效能感的形成。B.知识意义的理解与凝练（理解）――包括概念性知识与方略、认知性技能（解释、关联、结构化、比较与分类、归纳性与演绎性推理）的掌握与社会性技能（协同学习与知识的合作建构）的形成，以及基于内在价值的内发性动机、对学科的兴趣与爱好。C.知识的有意义运用与创造（运用）――包括原理性与方法论知识的掌握，问题解决、决策、假设性推理、审美表现，和基于项目的对话（沟通）与协作的形成、基于活动的社会性关联的内发动机、能倾、态度与思考习惯的形成。①3.教育内容分类，这里可聚焦为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层。从人文学科性质看，人文世界的认知可分为“文本”“语境”“意识”“物自体”等若干层面（见表1），这是西方由古典哲学的知识论到“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论的共同语意语境架构。②

借鉴上述教育分类理论，可综合“教育目标分类”与“学习过程分类”，并结合“教育内容分类”，再具体地对历史核心素养的每个要素予以细化。以“时空观念”为例，可细化如下（见表2）：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目标层次”“内容层次”两者之间的细目选项并非一一线性对应，其内在的层次关联应是相互依托、相互归属。它们之间的课程意义更应诠释为多元性关联、丰富性包容、复杂性回归。举例来说，“文字记述”层面涉及时空观念的理解与运用，可能与“历史语境”“历史意识”甚或最根本层面的“历史本体”，都生发着强弱不一的关联与导引，某一层面关于时空观念的理解，亦可能蕴含着跳跃式的生成潜能。即使“文字记述”层面所构建的时空观念，也可能隐含着指向历史本体的历史感悟，抑或成为具备自觉时空意识的洞察与“踏板”。

同样，历史核心素养的诸要素之间，也是复杂而多元的。时空观念、证据意识、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历史评判等，它们既可各自作层次细化，彼此间亦呈现包容、映射、回归、多元等复杂性关联。比如，“时空观念”与“历史理解”，两者都内含着对特定历史时空的条件放置或场域体验，“文字记述”层面的时空观念，可作为努力理解特定历史事件、人物的条件前提；反过来看，对特定历史事件、人物作设身处地式历史理解，又是孕育自觉时空意识的过程展开，两者相互包容，共置共生。

历史学本科论文例5

    历史学科体系、历史课程知识体系、历史教科书知识体系、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历史学习知识体系是历史学习知识体系建立的五个层次，从历史学科知识体系到历史学习知识体系是层进的关系。也就是说历史学习知识体系得以最终确立必须以它前面四个层次体系的完整建立为依托。所以，这其中任何一个体系的建立都至关重要。

    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即历史教师知识体系。它是中学历史教师把握课程教学理念，依据课程标准，钻研历史教科书，并应用其他课程资源，从教学的实际倩况(主要是学生的学习状况，包括学习需要、学习水平与能力、学习兴趣等)出发，自己所构建起的、具体的在日常教学中所应用的历史知识体系。历史教师知识体系，上承历史教科书知识体系，下接历史学习知识体系，是历史学习知识体系得以建立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基于其对建立历史学习知识体系的重要性，笔者在此仅就如何构建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历史教师知识体系)做一论述。

    一、课程理论、教学理论、学习理论是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建立的理论先导

    理论引导实践。历史教师自身教学知识体系的建构，离不开教育理论的指导，教师的教学知识体系往往取决于其教育观、课程观、教学观。历史教师只有接受现代的、符合社会现实的教育教学理论，不断吸取历史知识，充分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采用现代教育科学技术，贯彻“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才能把历史知识与其他各种知识内化为符合教育教学的历史教学知识。

    然而，纵观教育史，教育理论、课程理论、教学理论纷繁，莫衷一是。这就要求我们历史教师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惫识，明辨的思维能力，对这些理论去伪存真，去繁就简，去粗取精。在学习教育学理论时，能明确教育的最本质功能。如自1978年以来的20年间我国教育学术界主要研究的内容有:教育功能的界说与分类、教育的育人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育人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关系以及教育功能的发挥等;从纵的方面看，关于教育功能间题的研讨经历了“从阶级斗争工具职能到生产斗争工具职能，从工具功能到教育多种功能的综合”的发展过程。以当前新课程改革理念为指导，要清楚地知道教育的作用是要使受教育者成“材”成“人”，发展学生个性，即牢牢把握住“以学生发展为本”。

    课程强调的是学习者的经验和体验而非学科内容;是课程过程本身而非课程目标、计划;是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因素的整合而非单一的教材因素;是显性课程(指学校教育中有计划有组织的实施的课程)与隐性课程(指学生在学习环境中学到的非预期性和非计划性的知识、价值观念、规范和态度)的有效结合而非只是显性课程;是“实际课程”(学校和社会在课程变革中选择的课程)与“空无课程”(学校和社会在课程变革中排除学校课程之外的课程)的并重而非只强调“实际课程”;是学校课程与校外课程的整合而非只是学校课程。

    在课堂教学情境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人格绝对平等的主体，教学过程是师生间的交往过程，教主要是教师的行为，学主要是学生的行为，教不同于学。不过，教与学又是相互依赖的，它们互为基础，互为方向，不存在没有教的学，也不存在没有学的教，教师的教就意味，学生的学，学生的学也内含着教师的教。在教学过程中，以教师为主体对学生单向的教为中心的“教师中心论”和以学生为主体而放弃教师的教学组织、指导、咨询的“学生中心论”都是片面以至错误的。教学论界长期存在教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教师要认识教学既是科学义是艺术，才不会认为教学是科学而忽视教学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情感价值及创造性，也不会以为教学是艺术而使教学不能量化、不能理性、无规律准则可循。

    教师对这些理论的准确解读与把握，结合历史教科书，就能创造出自己的教学知识体系。当然，这种知识体系不是教育理论加教科书知识的简单结合，它是一种动态的生成过程，其内容是开放的、丰富的，其方法是灵活的、多样的。不熟悉课程教学理论，就不能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也就难以正确理解历史教育的目标，拿握历史教育内容，把握历史教学的方式方法。其教育思想会迷途，其教学行为会盲动，其历史教学知识体系会窄化、甚至异化。教师对课程教学理论的不同理解，拥有不同的课程教学观，教师对历史教科书各知识内容取舍将会有所轻重，教师历史知识构成必然有所差异。教师只有熟知教育理论，具备科学的课程观、教学观，才能做到高屋建辘，充分级取各种教学资源为自己的历史教学服务，建构起完普的历史教学知识体系。

    二、教师对裸程改革文本、历史课程标准、历史教科书的解读能力

    新课程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评价、课程管理与课程资抓等方面都有了全新的理念。为适应新课程改革，教育行政都门领布了一系列课改纲要、文件;此外还有一些教育教学专家有关课程改革方面内容的著作、译著等也相继面众。解读这些文本，教师能对我国学校教育面临的形势、课程改革的目标、这次课程改革的实质有一个清趁明确的认识，也是教师能胜任新课程的必要前提。

    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家质橄育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攀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文件精神，教育部决定大力推进基础教育改革，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内容、结构，建构符合索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体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对课程改革目标、课程结构、课程标准、教学过程、教材的开发与管理、课程评价、课程管理、教师的培养与培训、课堂改革的促进与实施等内容做了纲要性的规定，在新课改下每个教师必须要领会其内容与内涵。《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只是有关课程改革内容的纲要性文本，它以离度浓缩的语词涵盖了新课程改革的全部要领，对教师充分把握这次课改显然存在课程改革资料信息源上的不足。因此，教师还可读阅《新世纪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当议》、《面向素质教育、墓于信息技术的课程与教学改革》、《发达国家课程改革的趋势与启示》及((墓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等关于课程改革的文本、洽楚了解这次课程改革的背景、任务、使命、方向、方法、目标以及机遇与挑战。特别是《(墓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解读)》》，该书以详实的资料、生动的文笔对《纲要》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理念先进，视野开阔。此外，《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实验)》及《方案》导读对普通高中新课程做了具体规定，是高中历史教师了解高中新课程的必读文本。

    《历史课程标准》是历史教材编写、历史教学改革、历史教学评估和历史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教育意志在历史学科中的具体体现。标准一般包括前言、课程目标、内容标准与实施建议四个部分，具体包含了历史课程的性质、历史课程的墓本理念、历史课程的设计思路、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历史教学内容、教学建议、评价建议、教科书编写建议、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建议等。从中可以看出，标准对历史课程的学科功能、学科结构、培养学生的目标、历史教科书的编排、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运用及历史教学的方式方法等做了纲要性规定。因此，历史教师梅建自身教学知识体系，就要认真研究历史课穆标准，把握课程标准中趁涵的历史教育塞本理念，逐步提高执行历史课程标准的水平。

    作为执行历史课程的最主要载体的历史教科书是依据《课程计划》与《历史课标》在浩如烟海的历史知识中选择符合中学生心理特点与认知水平的、为学生学习发展所浦的最墓本最重要的历史内容编侧而成的。教师掌握并内化教科书内容知识是对其起码要求。不过，教师把教科书知识内化为自己的教学知识，不能仅限于历史教科书上的文字内容，还要认识与理解教科书的功能、结构、体系，拓展教科书上知识内容。做到教科书上有我有，教科书上无我亦有〔实现历史三维日标教学为准则)，以丰富的史学知识为基石，以深刻理解教科书功能、结构、体系为支柱，把丰富的史学知识、教科书功能、结构、体系各自作用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了然与脚，在教学时运用自如，构筑起坚实的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大厦。

三、历史教师对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

    凡是对实现课程目标有利的因家都是课程资佩。历史课程资源包括教材、教学设备、图书馆、博物馆、互联网以及历史遗址、遗迹和文物等物质资源，也包括教师、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等人力资源。能否充分利用与开发历史课程资源直接影响着教师的历史教学知识。历史教科书只是历史课程资源的一部分，虽然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但它毕竟是固定化文本，它所承载的历史资料与历史信息是有限的，在网络化信息化的今天，如果历史教师在应用课程资源时仅限于此，教师的教学知识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教师的教学也会因此陷人绝境。可见，历史教师充分利用与开发历史课程资源对充实和完善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多么重要。历史教师利用和开发课程资源可做到:

    (一)以历史教科书为核心

    历史教科书是历史课程资源核心。我们知道，历史教科书是历史学科专家、学者、历史教科书编辑依据历史教学大纲(或历史课程标准)，选取符合学生的认知和发展需要，能理解并且是学习其他学科以及学生一生中必不可少的知识。它的趣味性、形象性、可读性很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与求知欲，它也具有历史学习指南的性质、带有读书笔记的功能，充当史料选集的作用。能拓展学生视野，引导他们进行思维活动，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一定的方法，形成并发展一定的能力。教师应有意识、有计划、分阶段地指导学生阅读与学习历史教科书，在使用教科书的过程中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教师要以教科书提供的历史内容为基础，结合其他资料来拓展、充实教学内容，讲述历史，发掘教科书蕊涵的各种教育因素，启迪学生思维，力求全面落实历史教育的三维目标。

    这次课程改革，历史教材实行的是“多纲多本”，新高中历史教科书有供全国选用的人教版、人民版、岳麓版、大象版以及供上海使用的上海版等，义务教育历史教科书版本更有十几种之多。学校、教师和学生可依据本地区的特点和自身的需求，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教材。

    (二)开发自身资源

    历史教师是最重要的人力课程资源。教师的素质状况决定了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范围与程度。在课程资源建设过程中，要始终把教师队伍的建设放在首位，通过对教师这一重要课程资源的开发，带动其他课程资源的优化发展。影响历史教师的素质的因素有很多，如道德情操、价值观念、人格魅力、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知识储备、历史专业知识量、业务能力及创新能力等。这就要求历史教师要有离尚的道德情操、正确的价值观念、独特的人格魅力、丰富的知识、过硬的业务本领及不断的创新能力。

    (三)开发其他资源

    如图书馆、历史音像资料、家庭、社区、历史遗存、互联网等。图书馆中有历史文献、历史读物、历史报刊、历史文学艺术作品等历史资源，充分利用图书馆中历史资源，对历史教学有积极作用。历史音像资料包括图片、照片、录音、录像和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等，充分利用历史音像资料，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历史理解能力。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经历，学生通过照片、实物以及家长和亲属等，有利于了解家庭历史和社会的变迁，充分利用家庭资源，可以增强学生对历史的感悟和体验。

社区资源包括社区的图书馆、资料室、少年宫、文化宫以及人力资%}等，充分利用社区资源，采取社会调查、小组活动等方式，提高学生动手、动脑与参与社会实践能力。还有历史遗址、遗迹、文物以及蕴涵历史内容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等，利用好这些历史资源，能够增强学生直观的历史感受;当然，有条件的地方和学校，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收集丰富的网上资源，制作历史课件，展示历史资料，制作多媒体教学软件，开发历史网页等，使学生更直接、更全面、更迅速地了解历史，在更大的范围内共享高质量的历史教学资源。

四、把历史教科书上的知识转化为历史教师自己的知识

    在众多的历史教育资源中，历史教科书是进行历史课堂教学的最基本的载体，也是众多的历史教育资源中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最重要课程资源。所以，在对教育教学理论、课程理论、这次课改的理念及历史课标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后，在明白其他的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必要与方法后，构建历史教师知识体系，关键在于把历史教科书的知识转化为历史教师自己的知识。对教材开发，新课程提倡“多纲多本”，目前，初中段有十几种历史教科书，高中有五种。这些教科书虽然都是围绕“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新课改理念，但在教科书具体内容与结构安排上又不尽相同，有的还相差甚远。那么，教师怎样使用历史教科书并把它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呢?

    (一)明晰教科书意图

    历史教科书是教科书编者依据《历史课程标准》编制而成，《标准》是教科书编写的唯一依据。《标准》在教材编写建议中规定教科书必须完整准确地体现标准在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教科书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内容标准”之外的知识。这就保证了在目标教育一致的基础上能使教科书表现出一些个性。当然，由于教科书编者的史学兴趣、史学方法、价值观念及编制方式的不尽相同，就是在同一内容段不同版本教科书在呈现方式上也有差异。如有的概括，有的描述;有的叙事详细，有的较简略;有的说明，有的议论;有的配图，有的则作表等。这就需要我们教师把握所使用教科书的风格，明晰教科书意图，做到使用时得心应手，讲解时条条是道。

    (二)把握教科书内容呈现方式

    《历史课标(北师大版)》(初中)规定，“教科书中的学习内容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能力，呈现方式要尽量多样化”，“在实现课程目标的前提下，教科书编写者不必囿于《标准》所建构的内容体系，可以对内容标准中的知识内容进行重新建构，编写不同体例的教科书”。《历史课标(人教社)》(高中)中的教科书编写建议中指出:“历史教科书呈现方式应多样化，为师生创造性的教和学，留有充分的空间，有利于学生的探究学习。”在这样编写教科书思想的指导下，教科书体例与结构可呈现多样化，如编年史、专题史、中外合编史等。

    在前面讲到为适应这次历史课程改革，出现了许多新版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在编写体例与内容呈现上就各不相同，多种多样。如岳麓版高中历史教科书依据课程标准，对专题进行重组，把标准中的九个专题整合成教科书中的七大单元，教科书单元的排列顺序也按时间先后把中国史内容与世界史内容统整成一体加似编排。

    新课程下这种教科书的开发模式改变了过去“千人一书”、“万人一面”的局面，有利于丰富历史教与学，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利于学生的个性化成长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同时，多样化教材给教师施教带来了挑战。体系多样的、内容灵活的各版本新教科书已不同于过去程式化的教科书，除了模块—专题式的教科书结构不同于过去教科书结构，课文内容呈现方式比过去更多样、更活泼。如人教版课文内插栏目“历史纵横”、“学思之窗”、“资料回放”，测评部分的“本课测评”、“学习延伸”、“重要概念解释”、“归纳与总结”及“历史感悟”等;人民版高中的“学习建议”、“重点归纳”、“收获与存疑”、“学习评价”、‘一学习活动记录”等。这些栏目及内容的设置，有的补充、说明或延伸了正文，有的拓展了自由学习的内容，提高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迎合了不同学生的不同要求，贯彻了因材施教的原则，力求彰显“以人的发展为本’‘的新课程理念。这对教师驾驭教材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形式多样、内容各异的教材，教师应以手中使用的教科书为“本”，熟练、灵活应用;以其他教科书为“末”，参照使用，切莫因怕遗漏知识点而把其他教材的内容寒来一概使用，本末不分，甚至本末倒置，违背教材改革的初衷。

    (三)广采博取、深化与拓展教科书知识

    历史教科书内容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知识的包容性，它涉及汉语言、地理历史风情、民族风貌甚至物理、化学、生物等知识，历史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史学功底，还应对语言学、文学、地理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种学、等社会学科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理科学科有所涉猎。当然，一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这就有一个学习的指导思想与方法问题:要以服务于历史教学为指导思想，以与教科书上有的或者可能涉及的知识为学习对象。现代教学论提倡教学资源共享、交流与合作。历史教师可与其他教师交流合作，如与历史组其他老师相互探讨、互相切磋;向其他学科老师请教等。这样不仅能节约时间与精力，深化与拓展教科书知识，也能开阔视野，获得差异教学方式方法，这对教师形成完整的教学知识体系也很有益处。

历史学本科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很多在外人看来高校里“高、大、上”的专业知识走出“象牙塔”，走上了向社会“布道”之路，高等教育的专业知识传授对象由学生逐步扩散到社会人士。其中，人文社科专业的历史课程颇受大众的欢迎，百家讲坛的兴起、淘课的流行即是典型，关于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和网络剧也让人眼花缭乱，甚至公务员考试以及许多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中都不乏对历史知识的考查。与全民“历史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校公共历史教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育的尴尬：学生兴趣的缺乏以及实效性不强。

之所以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列为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笔者认为，虽然2007年开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作为一门全新课程被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授课对象为所有本科层次学生。该课程从课程性质上看属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其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相关通知文件也界定了该门课程的政治理论课属性。但是，由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内容的弱理论性、偏史实性，其采用的教学方式、方法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些理论性较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同时，为了便于和美国高校本科通识类必修课程美国史教育对应比较，笔者在本文中称其为高校公共历史教育（该课程从性质上分析仍属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范畴）。

一、我国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普遍问题

首先，我国高校公共历史教育中，学生历史学习意识缺乏。“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大部分学生眼中是一门基础知识学科，有不少学生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开设没有必要，他们认为在高中时已经学习过历史，本科阶段不需要重复学习。更多的学生则认为该课程的学习对日后的工作与生活没有帮助。学生没有正确的历史学习意识，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学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通过考试拿学分。特别是对理工科学生而言，几节专业课的学习能够让他们学会设计出一个小零件、一个程序，而对历史的学习似乎不能起到这么直接的实际效用，“历史无用论”观点在高校学生中普遍存在。龚自珍曾指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历史承载的知识和技能是非常丰富的，历史知识与政治、教育、经济等领域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历史的学习能够帮助学生开阔视野，提高学生对于人类社会变化的认识，培养他们对于现代文化的透视力。这些都是学生无法主动意识到的，需要教师引导他们树立历史学习意识。

其次，传统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要求。我国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方式主要还是以教师讲授、学生倾听为主。虽然教学手段有了很大改善，大部分教师早已运用多媒体教学，但是教学内容还是一样局限于书本，一些基础的历史知识学生在初中、高中时就已经了解熟悉，到了本科阶段，变动不大的教学内容和传统的教学模式，必然会使大部分学生失去学习兴趣。

最后，高校公共历史教育考核的方式比较单一，需要作出改变。目前大部分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考核还是传统的考试形式。考试试题类型固化，内容固定，对学生的历史理解、思考方面的考查较少。学生学习历史的意义并不在于记住一个时间点或者一个英雄人物，更在于了解这段历史的意义和对现代的启示。对学生历史知识的考查与数学、物理、化学等理工类基础学科不尽相同，记住公式，套用解题不是历史学习所需要的结果。

二、美国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启示

美国的高等教育极其重视公共历史教育，美国高校一般把美国史设置为通识类基础课程，要求本科生必修。根据近几年对美国一千多所四年制本科大学的调查，美国史作为公共历史教育课程是美国大学本科中必修比例最高的。一般来说规模大的州立大学，如加州大学体系、马里兰大学体系等，统一把美国史设置为本科必修课程。即使在那些不要求美国史必修的全美顶尖的三十所文理学院，本科必修课的选课目录中依然保有美国史。

事实上，对于这些不必修美国史的全美顶尖学院来说，由于进校学生的素质极高，学生在美国史方面的素养已相当不错，传统的公共历史教育课程――美国史对这些学校和学生来说显然不适合，因而这类学校一般以其他美国史领域的专门课程作为必修课，这种其他课程，很可能是关于美国历史文化或经济、政治方面等更为专门的课程，如清教、天主教、新教等基本的宗教知识以及这些教派对北美殖民地的塑造作用。这些课程需要相当的美国史训练，许多选择该类课程的学生高中时在美国史方面的训练就极其过硬。

美国高校为什么如此重视公共历史教育？从根本上看是以“通识教育” 为根本理念的教育原则和精神决定的，而历史教育是“通识教育”重要的基本内容之一。所谓“通识教育”，即不管是文科、理工科抑或其他学科，把全面培养学生的人文与科学知识以及思维方式作为主旨，使学生对人类的物质、精神文明有系统和深入的认识理解，养成学生科学与人文兼具的思维方式。美国高校一般不将自己视为培养技术专家的地方，专业技能和技术的教育在美国高校教育中并非首位，美国高校重视的是历史这类人文社科知识的培养在技能与专业学习中的基础地位，本科阶段许多技能性和专业性较强的学科专业一般不设置，必须要等学生在本科阶段打 下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才能去学习。

另外，由于美国高校强调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非常注重在公共历史教育中让学生理论结合实际，比如在课程实践环节安排学生到政府、社区、企业等工作单位实习，让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了解如何研究材料、编辑报告、收集文献等，这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研究和应用能力，促使学生在专业课的学习研究中锻炼了思维、收获了方法。

三、我国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改革

第一，明确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目标，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历史是记录了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全人类的生活。通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育教学不仅仅是为了让学生了解1840年之后中国一步步滑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又一步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以及在此基础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事实，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启发学生习得的历史经验、激发学生的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意味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对自身历史的记忆和描述，并在求真求实的基础上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进而运用于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观念和要求。现阶段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帮助学生树立历史意识，让青年人能够彰往察来，学会运用历史经验，应对现今社会生活。

第二，教学联系实际，帮助学生实现“学以致用”，提升历史知识的转化率。笔者认为，高校公共历史教育应该注重以下几点：其一，增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与其他学科的整合。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科的界限已经不像以往那么明显。高校学生特别是人文社科类的学生，通过接受公共历史教育可以增强其对专业学科的理解。文学专业，需要学生了解相关的文学史，理解特定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历史环境，以理解该文学作品的核心；旅游专业，更是需要学生了解当地历史文化，知晓当地古迹的历史内涵。学习，本身就是一个各科文化交汇相融的过程，只有弱化历史学科的专业意识，才能帮助学生找到公共历史教育的意义所在。其二，公共历史教育不应该与社会生活、社会工作割裂。公共历史教育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部分，其主要作用在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帮助学生更好地步入社会、接轨社会，为实现“四个全面”战略服务。在公共历史教育中，教师作为引导者，要注重分析历史事件与现代事件发生的关系，探讨其中的历史规律，增强学生对于历史和现实关系的理解。

第三，改变考核形式，让学生从心里接受历史、学懂历史。高校公共历史的教学目标，更多的在于教导学生如何理解历史、运用历史。所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考核方式应该以考核学生的能力为主，以考核学生的基础知识为辅。在考核形式中，不仅可以采用试题的方式，还可以采用课题讨论、撰写报告或者论文的方式，多方面考查学生收集资料、整合资料以及撰写报告的能力。考核还应结合平时课堂的表现和作业的完成情况。学生课堂讨论是否积极参与，对于教师每次布置的思考作业是否有独特、新颖的想法，这些都是最终考核结果的重要参考标准。

除此之外，公共历史教育的考核内容应该从一些基础知识点的考查向灵活运用能力的考查上转变。比如，以往考试试题都会考查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和意义问题，现在的试题可以转变成洋务运动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以及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有何借鉴意义方面的考查上来。单纯的对知识点记忆背诵的考核转变成了对历史知识理解与运用的考核，如果学生对此理解透彻并有着独到的见解，那就真的学“懂”历史了。

参考文献：

[1]解学慧.美国历史教育的特点之一：收集和使用第一手资料[J].历史教学，2004（7）：57-60.

[2]陈靖丰.现代化与国民的历史教育――战后美国历史教育述论[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5）：93-97.

[3]李守常.史学要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

[4]瞿林东.历史・现实・人生――史学的沉思[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5]魏久尧.中国传统大学精神与民族精神――关于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改革的历史反思[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历史学本科论文例7

本期以“教材的发展与运用研究”为专题，从摘要：文章以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例，通过对选文的仔细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主要从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与比较研究的思路来进行；在研究内容方面则侧重于教科书的编写研究、教科书内容的选取研究以及教科书的比较分析研究这三个角度。

关键词：中学；历史教科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3）27—0005-03

历史教科书作为学校历史教育的最主要资源，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主要媒介，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深入推进的今天，仔细梳理和分析相关文献，以掌握历史教科书的改革发展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刻的反思，以期对今后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历史教科书研究的主要内容

1.研究思路。

（1）寻求借鉴价值的研究思路。我国历史教科书从“一纲一本”的国定制到“一标多本”的审定制，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回顾和总结它的发展历程，对研究和指导当前的历史新课程具有很强的启示作用，值得学习和借鉴。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陈志刚的《试论新课程历史教科书改革发展的方向》、杨弢的《新中国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史的得失及其对历史新课程改革的启示》。

（2）研究发展的应然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全球化的发展，历史教科书的发展应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如余孟孟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多样化发展趋势研究》何成刚的《历史教科书建设的几点思考——基于更宽广视野的分析》；二是基于历史教科书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说明在转型过程中本身应具有的特点。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朱煜，张连生的《从“教本”到“学本”——论历史教科书的改革和趋势》，杨军、万明钢的《从“化人”到“人化”20世纪课程价值取向演变探析》，王秀茹的《历史课程改革中人文主义价值取向的回归》，马璟芸的《从“教本”到“学本”——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发展趋向》。

（3）比较研究的思路。在比较研究的思路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比较研究：一是中外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如：李稚勇的《中、美、日中学历史教科书结构比较研究》、李善梅的《中美历史课程改革之比较研究》；二是国内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其中包括同一版本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不同版本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大陆和香港、台湾的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如：黎昕的《93年人教版与03年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的比较》，赵志明的《对人教版和岳麓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的比较研究》，李稚勇的《借鉴·继承·创新——关于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张利娟的《当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中学历史教科书结构研究》，李莉的《香港与内地初中中国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

2.具体研究内容的分层。

（1）我国历史教科书编写的探讨。关于历史教科书编写的探讨，主要是从以下几个视角进行讨论的：

第一，编者从自己的角度对教科书整体的设计思路、内容安排等方面进行阐述。如：张永军的《“细节”还是“体系”——对当前高中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反思》陈其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实验教科书（人教版）介绍》黄牧航的《论中学历史教材的逻辑结构》。

第二，对某一版本或几个版本进行宏观比较研究。如：李虎的《普通高中历史教科书趋势研究——以人教版新旧版高中历史教课书变化为例》，赵志明的《对人教版和岳麓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的比较研究》。

第三，对具体某一课进行个案比较研究。如：王灵艳的《新课程改革下高中历史教科书编写初探——以人教版和岳麓版“戊戌变法”为例》，李莎的《新课程不同版本高中历史实验教科书课文编撰的比较研究——以新文化运动为例》。

第四，从史学理念的角度分析。如：何成刚、高思超的《努力提升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史学水平——新版高中历史教课书读后的一点感想》。

有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新体例表现出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从史学的角度对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虽然角度不同，但他们通过对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反思和总结，指出了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不仅要反映历史学科的逻辑顺序，要依据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和兴趣，同时还应有利于教师教学的需要。

（2）历史教科书内容选择的探讨。

第一，就教科书内容应具有的特征、影响改革的因素等方面进行探讨，对改革历史教科书提出一些建议。如：冯一下的《试论历史教科书内容的选择与更新》，祁国栋的《浅谈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内容选择》。

第二，通过对教科书的选材、组织方式、呈现方式等方面的比较对教科书的整体内容进行研究。如：仇晓霞的《21世纪初国家课程标准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内容体系研究》，姚锦祥的《高中新课程历史学科内容的选择和组织评析》。

一方面，由于教科书内容的选择是一个复杂且多变的范畴，不同研究在方法、内容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他们都强调要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的熏陶与感染；另一方面，部分研究对新课程的教 科书内容的编排形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就意味着相关研究还需进行深化与改进。

3.历史教科书教学方面的探讨。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强调教师如何更好地利用教材，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如：王德民的《论教师对历史教材的——再开发》，王映兰的《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探析》，杜小军的《浅谈影响历史学科能力培养的因素——对历史教课书的新认识》，张洁的《关于新课改下历史教科书使用问题》。

从学生学习的视角主要强调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特点来编排课程内容。如：颜智华的《教科书编写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特点——浅议初中世界教材的改编问题》，朱煜、张连生的《从“教本”到“学本”——论历史教科书的改革和趋势》，马璟芸的《从“教本”到“学本”——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发展趋向》，王德民《历史教材“转型”与课堂教学重建》，等等。

尽管研究者的研究角度和表述方式并不完全一致，但普遍认为历史教科书应该更多地从学生的角度去研究，要更多地关注学生的心理发展和主体性发展，促使课堂教学实现从“为知识而教学”到“为了学生的发展而教学”的转变。

二、对我国历史教科书改革发展的反思

通过对这十年文献资料的认真梳理，不难发现，我国历史教科书的研究呈现出理论研究硕果累累、实践研究百花齐放、比较研究逐渐深入的发展状况。其内在的发展从过分突出工具性价值取向逐渐向人文性价值取向转变，更加注重构建有利于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及符合学生身心发展需要的教科书。但我们也发现很多不足之处，如：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关注方面、中外历史联系方面、加强与最新史学研究成果的联系方面、历史教材开发和教学实际相联系方面等。这些都是我们在今后历史教科书研究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

参考文献：

[1]陈志刚.试论新课程历史教科书改革发展的方向[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4）：168-171.

[2]杨弢.新中国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史的得失及其对历史新课程改革的启示[D].重庆师范大学，2007.

[3]余孟孟.高中历史教科书多样化发展趋势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第22卷（8）：64-66.

[4]朱煜，张连生.从“教本”到“学本”论历史教科书的改革和趋势[J].历史教学，2003，（2）：22-26.

[5]李智勇.中、美、日中学历史教科书结构比较研究[J].课程教材，2003，（1）：53-57.

[6]黄牧航.论中学历史教材的逻辑结构[J].历史教学，2003（3）：9-14.

[7]黎昕.93年人教版与03年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的比较——以《鸦片战争》一课为例 [D].华中师范大学，2011.

[8]陈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人教版）介绍[J].历史教学，2004，（2）：50-53.

[9]张永军.“细节”还是“体系”——对当前高中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反思[J].教育与管理，2008，（28）：70-71.

[10]何成刚，高思超.努力提升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史学水平——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读后感的一点感想[J].历史教学，2006，（2）：57-58.

[11]冯一下.试论历史教科书内容的选择与更新[J].历史教学，2004，（10）：43-45.

历史学本科论文例8

历史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中极具传统特色的一门重要基础学科。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受市场经济和社会多元文化的冲击影响，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的教育教学工作逐渐与其人才培养的目标脱节：历史学专业的社会功用和教化作用日渐降低；史学专业学生就业难、待遇低；历史教育教学欠缺生机，鲜有学生热爱，难于学以致用……上述种种尴尬已成为阻碍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科学化发展的瓶颈，克服这些不足，探索一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的改革之路，对今后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的发展，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现存不足

纵观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的发展现状，其主要不足突出表现在历史学科教育目标“脱节”，教学方式“陈旧”这两个方面。

1.历史学科教育目标与社会发展需求脱节，导致“历史无用论”泛滥

任何学科的设置，都将“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作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历史学科的教育目标应符合这一标准。然而，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文化日趋多元化的今天，整个社会对历史学科培养的人才提出了新的标准和需求。这已然不同于传统时代史学人才培养相对独立、重意识形态、强理论积淀的要求。新时期的历史学科教育目标，不仅要培养出理论知识完备的人才，而且还要求每个史学人才能从社会实际出发，用所学向社会发展提供有益见解，并增加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也就是说，新时期的历史学教育，需要将历史学科摆在一种社会“显学科”的地位，通过人才的培养最终实现社会的直接、现实需求。当前，我国大多数高校依旧按照传统历史学科教育目标培养人才，历史学科教育不但现实应用性差，不占有“显学”学科地位，而且人才的培养也与“服务社会”理念相互脱节，这种明显滞后的教育观念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严重脱节，在传统与实际需求的矛盾中，历史学科的实用性大打折扣，进而影响其教化功能，很多学生学习历史学科甚至不是出于对历史学科的热爱，他们或者是由于专业调剂，或者是仅仅为一纸文凭，那么，对于本身对历史缺乏兴趣的学生而言，传统的培养模式是无法达到“育人”的目的。于是，历史学科丧失了本身的社会实用价值，“历史无用论”日渐泛滥。

2.历史学科教学方式机械单一，人才培养活力尽失

我国高校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一向宽泛庞杂，面面俱到，授课内容涉及大量的史料和史实。然而高校历史学科的教育方式却与中学历史课无异，即采用机械式“灌输”的方式为主，教师上课一味地将庞杂的知识点讲授给学生，学生则是被动地听课、记笔记。师生之间缺乏互动交流，课堂教学呆板乏味，偶尔出现一些课堂讨论和学习互动，也多是一些根本无法激发学生创造性的陈旧话题，或者讨论和互动本身就在老师的引导下完成，并不见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简言之，这样一种教学模式，很难激发出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主动性，更不用说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自主研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此外，我国高校长期以来历史学科单一的考核评价方式，多以一份试卷、一次考试来考察学生的学业水平，考核内容基本上都是死记硬背的知识，考完试做完试卷之后，那些短期内突击背诵和记忆的知识，因为得不到有效的实践应用，基本上就又“还给了书本”。长此以往，学生表面掌握了历史学科的理论知识，实则得到的只是将自己禁锢在有限的历史事件的记忆中，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人才培养活力尽失。

二、对高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思考

针对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在教育、教学方面的突出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转变当前历史学科教育、教学的思路，突出历史学科的社会现实意义，对其进行适当的改革，培养真正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史学人才。

1.明确历史学科教育目标，优化历史专业课程设计

当前历史学科的教育目标，不断渗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它要求史学人才不仅具备传统意义培养模式下丰厚的理论积淀，更要求他们能将历史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提出有益社会发展的见解，同时加强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有效互动，从而促进其自身的建设与发展。

在这种学科教育目标的要求下，高校历史学专业既要改善传统意义上的教育目标，又必须科学合理地优化历史学专业课程设计，从而为社会输送适应性史学人才。

首先，要从课程理论改革出发。众所周知，历史学科的理论知识抽象程度高，思辨色彩浓厚，又极为驳杂和枯燥。现有的理论专业课程设计，大多是空洞地阐释某一理论，就理论本身来讲解理论；或者就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花大量的时间全方位展开某一门通史或专门史，而忽略学生乃至社会的实际需求。这样的结果，就是使得当前的历史学科教育教学难于联系实际，进而让整个历史理论课程枯燥无味。

对其进行改革，主要是强调历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倡通过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来审明某一历史理论，结合一些“开放式教学”、“合作式教学”模式，并利用现代化信息化多媒体教学手段，让学生在一种相对自由和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自主地吸收历史理论知识，并运用这些理论知识来分析现实问题，再尝试去应对和解决现实问题。这样不仅能变“乏味”为兴趣，有效促进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而且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让学生深切感受到自己的所学转化成了实践应用知识，真正达到培养人才的教育目标。

其次，历史学科专业课程的优化，要以就业导向作为参考，即以学生的社会应用和服务性为参考。历史学科的教育目标是“人才”的培养，而所谓“历史人才”，就是其历史专业教育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并能满足其个体未来发展的需要。当前中国高校里，极少有专业的设置能直接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而历史学作为一门当下普遍认为“偏冷”的专业，尤为直接地面临同样的尴尬：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难、待遇不高、专业特色应用能力不明显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几乎很少有高中毕业生能主动选择学习历史专业，加之存在“历史无用论”的不良社会认识，学生的历史专业学习兴趣不断降低，教师也随之丧失了历史的教学热情。破解历史专业的就业难题，提高学生历史学习的积极性，是当前历史学科教育目标实现的本质需求。一方面，在历史学科的课程设置上要不失传统，在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的前提下，达到历史学科自古以来的教化功能：陶冶学生情操，教会学生做人；另一方面，全面考察社会对历史人才的实际需求，以就业为导向培养人才，从学生入校起，就帮助其树立科学的就业观，制定合理的大学发展规划，让学生对择业、考研、考公务员、自主创业等不同的就业发展目标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全方位锻炼学生的专业职业能力，让他们真正看到历史的魅力，能站在自己的专业角度完成对相关职业的定位和追求，最终使自己达到社会“人才”的标准。

此外，还必须选拔理论功底厚、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教师，担任历史学科的专业教学工作。规范授课，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是明确历史学科教育目标，优化历史专业课程设计的必要前提。

2.改进历史学科教学方式，培养创新型高素质人才

现代教学理论提倡“以学生为本，自主发展”的教学理念，要求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专业课教师要“充分认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去”，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自主研究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这有别于传统教学中教师为主导、为权威的知识传播模式，强调教师只扮演“引导者”和“知识推荐者”的角色，而让学生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具体到历史学科本身，则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这种教学方式的变革。

一是有针对性地改革课堂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学习的历史热情。历史课堂教学内容博大庞杂，但并非全部内容都与现实需求和学生的需要相适应。从“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出发，对当前历史学科教学内容应予以优化，突出重点，合理取舍，做到通史和专门史的相互协调，既不能花费大量时间去细致入微、面面俱到讲通史，又不能把专门史完全交给学生去自主学习。要合理地根据学校的特色和学生的实际需求，结合社会的实际需求，合理安排通史与专门史的学习，是二者有机结合，相互搭配，相得益彰。此外，对一些前沿理论和研究成果，也要及时组织学生探讨学习，在一种开放式的合作学习中激发学生的历史热情。

二是改变现有的历史学科考核评价方式，突出学生的实践能力。历史学科考核评价方式一直难以突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本着“培养综合型人才”的要求出发，对历史学科的考核评价方式，应进行多角度的综合，试卷考试类的考核方式要占有学业评价体系的一部分，同时也要对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情况进行评定：采用研究报告、课程论文、实践调查、小组讨论等形式，达成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考察。

三是让高校历史教学走出教室，走向社会，实现历史学科的社会服务价值。当前历史学科教育旨在培养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效见解的人才，那么就要求我们史学专业的学生必须走向社会，对社会建设发展中具体存在的问题进行史学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所需，服务社会全面建设发展。让历史学课程教学走出教室，让学生们深入实地调研，再适时相互交流、开展讨论，并分析整合学习研究成果。这一过程使得历史学科的学习变得更加开放，也更加贴近了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让史学专业的学生能直接体会到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有效地加强了学生对自己专业方向的认同，能促进史学专业学生做出有价值，令社会满意的研究成果。

当然，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发展，针对历史学科的改革也在不断探索和深入，并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历史学科教育教学的改革，是历史学科自身发展的基础，也为培养高素质史学人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教育教学改革是一个永不衰老的主题，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唯有通过一定的改革，才会促使一门学科不断发展，才能培养出全方位的高素质人才，使其真正符合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并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1]张雅妮.合作学习模式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J].科教文汇，2011， (5).

历史学本科论文例9

师范教育的出发点和最高目标是谋求基础教育的发展。高师教育首先要强化为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服务的观念,形成适应、引领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强烈意识,设计未来教师职业发展的长远规划,培养“研究型”教师,提高其科研意识、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和专业精神。探讨历史学本科师范生科研能力培养模式是对基础历史教育改革的响应研究。

一、基础历史教育的学科特点

教育部2001年制定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中对初中历史的性质作了明确规定:历史(7―9年级)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学生获得历史基本知识和技能,初步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逐步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初步形成正确的国际意识,理解和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学习和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中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1]

教育部于2003年4月颁布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规定:高中历史课程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课程。[2]

按照这一基本性质的要求,分析中学历史课程,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中学历史课是全面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基础和载体。

掌握历史知识不是历史课程学习的唯一和最终目标,而是全面提高人文素养的基础和载体。因此中学历史课的设置一定要符合这一要求。通过历史学习,学生学会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发展中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辩证地认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内在联系;培养从不同视角出发,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健康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弘扬民族精神,进一步提高人文素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历史课程资源丰富多样,包括以历史教科书为核心的历史教材、历史教师、图书馆、历史音像资料、家庭、社区、历史遗存、互联网。

其中历史教师是最重要的人力课程资源,教师素质状况决定了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范围和程度。在课程资源建设过程中,要始终把教师队伍的建设放在首位。

(三)历史教学是师生相互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

历史学本科师范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一定要符合基础历史教育的这些特性。在教学实践中,结合基础历史教育的特性,把培养师范学院历史系本科生的科研能力融于教学的每一环节,科学地分析每一教学环节对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作用,并使其规范化。

二、历史学本科师范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模式

科研能力的培养应贯穿于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美国著名教育管理学家霍伊(Hoy,Wayne,K)说科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基本目的就是要发展理论,理论是抽象的、普遍的解释,不存在严格的正确和错误,但是很有用[3]。从适应基础历史教育的特性出发,经过多年实践,我们把历史学本科师范生科研能力培养分成四大部分。

(一)专业基础课程板块。

这是传统的教学板块,也是师范教育最基本、最重要的板块。在这个板块中主要通过教师科研成果向课程渗透、转化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老师主要采取讲授的方式,在把知识传承给学生的同时,也把科研基本思想和方法等基本的科研素养传递给同学,并让学生了解学术界的新发展、新发现,以及有待研究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探究精神。

在这个板块里对学生科研能力培养首先需要教师重构教育理念。教育理念的重构,主要是指对教育活动的认识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教育观念。既包括对教育教学目标的重新确定,也包括对教师和学生以及师生关系的重新定位问题。单纯的以传递知识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大学,与高师院校承担培养优秀中学教师的社会责任差之甚远,也背离基础历史教育的特性。

高师院校本科生教学应该是学生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对已有知识体系进行质疑、反思和批判的过程。这种转变也适应了知识观的变化:知识不是普遍适用的,其真理性是在一定境遇中存在的。英国科学哲学波普尔就曾指出,没有一种知识是绝对正确的,包括科学知识在实质上都是“猜测性的知识”,没有一种知识可以被一劳永逸地获得,科学知识所谓的“终极的解释”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在专业基础课教学过程中,我们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第一,课程内容具有开放性与前瞻性。

第二,教学内容设计方面注重点面结合,以点带面。如:在世界史教学中,以全球史观的通史为框架,辅以多个专题内容的拓展对通史予以支撑,把教学与科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教学内容的设计,解决了近些年来困扰专业基础课教师的一个难题:师范教育中专业课课时少的问题。

第三,在教学手段上,以教师讲授为主,并辅以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技术手段,加大了讲授的含量和信息量。实践中我院历史学专业目前已完成本课程的多媒体单机课件和网络课件制作,并在教学中加以运用,效果反映良好。

第四,改革考试方法和评分标准,将单一的书面闭卷考试方式改为从理论、实践、创新思维和表达能力等多方面考核学生学习成效的多样化考试形式。逐步使笔试和口试相结合,必做和选做相结合。[4]

教师职业生活的最基本构成是教师对教材的选择、对课堂教学行为的设计与操作,以及对教学效果的评估等。通过以上几点,教师在系统介绍本学科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将最新的、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引入到课堂,引发学生的讨论和质疑,建立新思维,形成新的观点和理论,并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将学生引入到由已知到未知并对未知进行探索的过程中。

(二)选修课与讲座模块。

以讲授、专题讨论、课程小论文并重。

讲授更多地渗透学科前沿、发展动态、亟待解决的问题,等等,激发学生进行开拓创新。

专题讨论主要通过资料收集、独立思索、讨论发言、讲评等培养与训练学生内在的科研能力。每门选修课教师组织2―4次专题讨论课,其模式是教师提出实践性题目,学生分组查阅文献资料、分析与讨论、确立观点与证据、代表发言,其他学生提问、教师点评。通过自身实践和师生、同学间的交流互动,能力得到了训练。

课程论文、毕业论文在我院的人才培养中占重要地位,80%以上的专业课教师会结合课程讲授内容而布置课程论文,以对课程内容灵活掌握和应用水平的检验为主要目的。

这个模块一般以我们当地的历史资源研究为主,选题有趣易行,从而得到原始资料收集、文献查询与阅读、分析与归纳等方面能力的训练。例如:依托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中心及卧龙文化书院,举办《南阳汉画平面感的形成》、《汉画神树信仰》、《汉画中的鸟文化》及《汉画中螺女神话原型分析》等系列讲座。在黄培贤、崔鉴平有奖征文比赛中,每届都能收到学生论文20余篇,其中获奖论文《浅谈南阳汉画生产活动题材稀缺的原因》、《学术文化接力――中国古代书院传统管窥》和《从汉画看汉代孝文化》,在河南省大学生挑战杯中获奖。

在本模块的训练中,首先强化基础教育所需的基础课程和基本功训练,如与中学教育密切相关的阅读与写作、书法、演讲、教师口语、教学设计等课程,以及相关的教学技能训练。其次增设文化素质课程以及能反映最新前沿成果的专题和讲座,将科学研究成果及时地引入本科教学之中,由高水平的学术带动和促进高水平的教学。最后“电脑应用基础”、“电脑写作”、“电脑网络信息检索”等课程应成为学生的必修基础课。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地利用各种信息库,去进行知识检索和问题研究,在宽广的知识空间中去建构富于个性的、最优化的知识体系和学术素质。

(三)专业实习模块。

专业实习部分是以理论联系实践为目的,锻炼学生获取原始资料与信息的能力。实际中的观察力和洞察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这一模块训练的重点。例如,学生在洛阳考察过程中,指导教师结合所学知识让学生观察并思考龙门石窟的历史价值,进行深入研究并把它整理成。

(四)论文与研究项目模块。

论文与研究项目部分是以提高科学研究为主要目标,包括专题论文、毕业论文、参与项目。以每年省大学生科技作品竞赛为依托,与教师科研项目相结合,要求学生从原始工作入手,收集资料、信息,发现问题,用创新思想与方法解决问题,使学生的科研能力得到快速提高。近年来,为了适应大学教学的需要,加强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我校科研部门专门辟出一个校级科研项目类型“STP”项目,即教师申报该项目必须有在校学生参加,结项时必须有学生发表的论文。鼓励大学生尽早从事一些科研活动,尽快与教师的科研相结合,在教师的带动下,早出成绩,加快培养人才的步伐。我院目前已成功申请STP项目8项,有20余名学生参与。学生通过接触高水平科学研究和与教授的接触,不仅可以检验课堂所学知识和技能训练,学习和了解科研方法与思维,训练科研能力,更重要的是受到了科学家治学精神与风范的熏陶。

三、结语

高师院校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贯穿于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我们通过对历史学科特点、人才培养诸环节的特征等方面的分析,提出了历史学人才科研能力培养模式,即专业基础课程板块、选修课与讲座模块、专业实习模块、论文与研究项目模块四组模块模式。学生进行多种培养模块的训练,系统掌握历史学知识与特性,从而获得多层面科研能力的锻炼,逐步成长为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新型人才。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实验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历史学本科论文例10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3196

历史学的科学化进程是伴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高速发展而开始的。从德国的兰克学派强调的客观史学到法国年鉴学派提倡的总体史观，再到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兴起的计量史学，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自然科学的巨人在史学的领域大行其道，从理论到实践，从认识论再到方法论，属于历史本质的人文精神与道德价值在科学理性的碾压下变得支离破碎。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史学自然科学化倾向再次占据史学市场，在这次引人注目的‘方法热’中，人文社会科学表现出向自然科学方法汲取灵感的浓烈兴趣，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大出风头，连数理逻辑、科学哲学也备受青睐，充分反映了复苏的现代学术对科学理性的执着追求和急切心情。”两个多世纪的时间，史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伴着自然科学的脚步蹒跚而行，历史的人文关怀和道德评判在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史学客观化追求中渐行渐远。翻开世界近代史的画卷，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未消，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便纷至沓来，社会风险伴随着全球化的扩展，急不可耐地包揽了整个人类社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世界的科学化风险已经足够引起历史学家在精神领域的反思，历史学在科学化的过程中，是史学在科学的背后“邯郸学步”，还是科学在史学的领域大刀阔斧。

1历史概念的渐趋僵化

“现代史学”的基本概念逐渐失去了推陈出新的发展动力。就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和化学来讲，其基础概念的形成带有很强的主观赋予性，即将某一物质和规律符号化，特定的符号便具有了特定的意义并在某一领域中达成一致。这种被创造出的符号化概念，一经形成，在时间上便具有了历时性特征，在空间上则具有了稳定的特点。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的概念采取的是先创造后推广再到认同的模式，从而避免了分歧与争议。

而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其基本概念的形成更接近于归纳法，即对于某一类历史现象或事件的规律性总结，在研究领域采取的是先争议讨论再认同、推广的模式。随着历史学者认识水平的发展，经此形成的概念，在时空的持续延伸中，早先被确定的概念意义便带有很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面临着重新定义与解释的风险。因此，与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相比，历史解释中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在纵向上是无法累积的，随着新的历史资料和新的解释方法的不断涌现，原先的历史概念必须适应历史认识的发展而不断更新，或对原来的历史现象重新归纳，或对新兴的历史知识进行囊括。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特别强调直觉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说：“要在逻辑上从基本经验推出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史学科学化的结果便是对新兴知识的接纳程度在与自然科学竞赛的过程中可圈可点，在同化、融合以及归纳总结上却又力不从心，从而导致作为史学基础的历史概念的更新速度大幅度冷却，狭小的历史基础因难以适应日益膨胀的历史知识和快速变迁的社会环境而裹足不前。

2表达方式的逐渐匮乏

文字表达的形式化拉开了史学与社会交流的距离。维科说：“谁创造历史也就由谁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就最确凿可凭了”，也就是说历史学始终是一门关于人的学科，在问题研究语言表达上始终绕不开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和不同思想的人物形象。

语言的魅力正在于能蛳晗盖揖准地刻画出风格迥异的人物性格。现代历史学在科学化追求的掩饰下，嗅着客观史学虚无缥缈的气息，开始摒除带有感彩的字词，抛弃无甚作用的装饰性的语句，史学表达的语言之美消失殆尽。另外，专有性名词的大肆泛滥，历史概念的随意堆砌，僵硬的文字之间看似艰涩难懂、字字珠玑，实则反映了历史语言的庸俗化和扁平化，既无法厘清历史事件发生的真实脉络，又无益于构架起历史学家和读者受众进行精神交流的桥梁，无意间拉开了史学与社会大众的距离。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现代史学没有深入群众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史学的科学化在文字表达的层面上刻意追求的客观性。

与之相反的是，高度简化的符号语言和平面化的表达方式是自然科学本身所具有的，并不是在发展过程中刻意追求的。显而易见的是，历史学在追随科学化的脚步中将这种简化表达当作防止历史叙述主观随意性的最后防线，弄巧成拙的背后，使得史学的文学功能被剥离殆尽。

傅斯年指出：“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语言和文字作为被普遍使用的交流符号，在简明的自然科学普遍流行的今天，为何同样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却蜷缩在时代的一角同样值得反思。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的继承与发展始终保持着神圣化的光环，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的有意为之；另一方面是社会大众的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加之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不高，传统史学被从源头截断，阻碍了史学的世俗化进程。从新中国成立开始，20世纪中期，社会大众普遍追求生活温饱；20世纪后期，掀起了发展经济的狂热；21世纪初期，公民发展了对政治的热情。在经历了生存、经济与政治的浪潮的洗礼之后，不难看出教育水平与经济基础普遍提升社会大众的未来期待与发展追求。在时展的洪流之中，作为一门传播知识与传承文化的主流科学的历史学，继续打着科学化的幌子，保持对自然科学的亦步亦趋，其自视甚高与自我隔绝的绝对客观化理想，将会错过深入大众和接触社会的良好机遇。

3科学理性的过度膨胀

在中国传统史学循着科学的脚步向近代史学蜕变的同时，科学理性在众多史学工作者之间也逐渐深入人心，可以说，接受史学科学化的第一步便是对科学理性的深度整合。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先人之见的摒弃、研究方法的执着、问题论述的精确、研究结论的影响、国家政策的遵从、研究经费的获取和学术声望的提升等，在科学理性铺就的大道上登堂入室，成为了历史学者的座上宾。事实表明，科学不是一种“技术基督再临人世”，“基于科学方法和科学理性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生活在理性之中，而不再有神话、欺诈和迷信”。“科学理性不断显示其霸主地位的过程，也就是其自身不断否定其原始存在的反叛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学理性每迈出一步，其危机的程度就加深一步。”“科学理性的危机，深究其原因是它愈来愈远离人文关怀的必然结果。”

在史学领域，“科学理性声称能够客观地研究风险的危险性的断言，永久的反驳者自身。这种断言首先基于不牢靠的猜想性的假设，完全在概率陈述的框架中活动，它的安全诊断严格地说，甚至不能被实际发生的事故所反驳”。科学理性秉持着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一方面为历史学者在对历史问题的探索中构造出一条光明索道；另一方面却又限制了史学工作者个人意识的发展，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在历史叙述中，因为科学理性无论是在社会现象还是在自然现象中都能建立起确定的因果关系和普遍的规律性，所以严格坚持逻辑的思维和理性的考察成为现代史学的必要原则，生物学、心理学、数学等各种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信手拈来，例如计量史学家对“特别以唯心主义为基础的思辨的历史哲学采取视若不见的漠然态度……哪持忠庖迳纤担计量史学正是在对以历史主义为主要特点的传统史学的翻盘过程中形成的”，导致以方法论为导向的历史学家在结论中建构其历史发展的逻辑顺序和科学规律，因此在史学研究领域中科学理性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史学科学化过程中的渗透的科学理性的普世性信仰，造成个人主义的严重缺失，完全忽视了作为研究主体的人的意志、情感、认识等在探寻历史问题中的能动作用，“历史学家不愿让自己的作品毫无价值，不愿完全重复先人的研究或叙述。他要想叙述自己在独特视角下看到的东西，首先必须将自己与他者进行区分，说明其中的差异，这就迫使他在叙述中不得不进行历史评价”。因此，也注定了研究者个人的意识的烙印在历史文本中的普遍性。作为一门人文科学，人的主观意识和心理活动本身便是历史的一部分，用机械的唯理性论去解释个体亦或群体的运动行为和生活方式，在纯粹客观理想的追求中去理解人类的主观世界，时代的差距便是横亘在科学理性面前的一座大山。傅斯年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存而不论，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

4结论

历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对自然科学的过度依赖依然威胁到史学中的道德价值的生存。任何一门科学都有两件事要做，这就是发现和解释，通过前者，我们来判断它是否一门科学；通过后者，我们可以判断这门科学的程度如何。二百多年的史学科学化进程，由于自然科学在史学领域大刀阔斧，历史学失去了很多，坚定的道德立场开始动摇，被道德冷漠的寒潮逐渐侵扰，历史学有成为一门自然科学的危险。陈独秀强调：“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由此可见一斑，在历史学追求历史真相的路途中，追求确定的永恒的真理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俨然与历史学的无限接近历史真相的实践原则相违背。在自然科学大行其道的今天，全球化的科学风险在生活领域已经出现端倪，既然记录与解释历史是历史学的重要工作，那么对科学化的迅猛发展做出必要的人文反思也应成为历史学科学化的一项重要工作。

参考文献：

[1]张秀丽反科学主义思潮下的中国现代史学研究[J].福建论坛：社会教育版，2010（2）：32

[2]维科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