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论文例1

和其他艺术创作一样，电视历史剧的兴盛不是偶然的，而是受到时代、社会诸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驱动力就是受众独特的心理需求，也就是说，电视历史剧契合了特定时代大众的社会心理，顺应了我们民族独有的审美心态。

(1)与大众社会心理的契合

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极其复杂的多元结构中。就本土范围看，市场经济全面启动，社会进入向商品经济转型的时代。人们从原先的精神化生存坠入了激烈的物欲竞争。信仰坍塌，理想破灭，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社会心理问题随之纷纷出现：迷惘、焦躁、道德沦丧、价值失范……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着世界格局重组的问题，WTO更使这一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明了。中国经历了80年代自觉的西化失败后又一次不得不向西方看齐。国人本已焦灼不堪、迷乱不已的心理因此越发脆薄：一方面不知所措，一方面又本能地滋生出反抗与拒绝，矛盾重重中人们开始将目光到中国的历史深处，企望从“曾经泱泱大国”的往昔岁月中寻找到自我的寄托，寻找到民族自尊自信的支点。95年后席卷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国学热”就是一个明证。这样的历史情景和群体精神风貌，催化了电视历史剧的出笼和发展。从一开始，它就顺应国人回归历史的心理趋向，将镜头锁定历史时空；同时，在面对历史时又着眼于现实需要，力图给困顿中张惶失措的现代人撑起一方不无虚幻的心灵栖居地，让种种纷繁杂沓的心理得到暂时的安息。因此，电视历史剧的创作策略就是凭借一个历史的幌子演绎现代人的梦想。与这种创作策略相吻合，在具体的操作上它远离传统的经学式历史书写，无视“历史真实”。尤小刚就曾经这样表白：“在戏说中，历史人物只是一个符号化的东西。”陈家林也认为历史剧并不意味着与历史一一对号(注：《荧屏群言堂》，《中国电视》2002年第3期)。可见，在创作者那里电视历史剧是“大众文化对历史的再塑造”的产物。其于这一出发点，电视历史剧针对不同的社会心理需求作出了不同的创作定位：或者把电视历史剧视作人们欲望假想和心理宣泄的对象，把隐约的社会角色关系变成鲜明的艺术角色关系，打造出一则则世俗神话。而观众在观看时通过产生联想和认同，又把鲜明的艺术角色关系悄悄地置换成隐约的社会角色关系，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淡忘了现实的焦虑、困惑和迷茫，或者在虚实相间里为我们讲述一个古国强者的奋斗传奇。这类作品往往以塑造具有感召力的强者形象为核心，展示人物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凸现人物智勇过人、刚强有力的英雄特质，从而在观众面前树立起自强不息的民族楷模。康熙、雍正、包公、刘罗锅都是其中的代表。这样的艺术形象满足了民族自信的想象，弥补了现实生活中强者匮乏的缺憾，反映了人们在一个英雄逝去的年代里对英雄缅怀和召唤的心态。

总之，无论是虚构欲望的乐园还是架设精神的天堂，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历史电视剧成功地捕捉住了大众的社会心理，从而为人们铺设了一条由现实遁往历史、又由历史返归现实的梦幻大道。人们因此满足了一时性的欲望，消除了不满，散发了能量，获得了愉悦(注：时蓉华：《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P539)。而电视历史剧也以此作为自己生存的厚土，扎根其间，一天天地枝茂叶盛起来。

(2)与观众审美心理的投合

如果说最广泛地体现大众的社会心理使电视历史剧与观众建立了一种类似心心相印的默契，那么，在艺术处理上历史电视剧自觉地继承东方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又使它满足了具有传统文化背景的中国观众的独特审美要求。这是电视历史剧广泛流传的又一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演讲的漫长岁月中，传统艺术在与大众的不断“对话”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固定的一整套话语系统。诸如：讲述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展示一段曲折多舛的人物命运，编织充满悬念的离奇情节，演绎惩恶扬善的道德主题；再如：煽情的手段，大团圆的结局……这套话语系统历经了宋元话本、戏曲和明清的小说，直至近现代的文明戏、电影等等，已为人们的审美心理所界定，成为具有东方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艺术范式。人们在日复一日地接受这种艺术熏陶时，也渐渐形成了与之相应的审美心理定势。这种有效的对话持续至今。今天，“绝大多数的中国观众对于一个内容丰富、感情跌宕的好故事都是十分热衷的。一切哲理和思辩都必须是在命运曲折、感情复杂的人物活动中才能被观众接受。如果认识不到东方文化背景下的观众的这种特有的心理，而照搬西方哲学思想指导下的舶来艺术样式，其结果一定是在这样的文化接受群体中遭到排斥。”(注：尤小刚：《思考与发展》，《中国电视》1992年第8期)这恐怕就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和积淀深厚的民族审美心理交相作用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传统的绵延传承，也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执着惰性。但作为大众文化，电视历史剧首先执行的不是对传统文化批判的职能，恰恰相反，它正是在利用传统这一点上寻找到了独特的大众色彩。在叙述内容上，电视历史剧基本因袭了人们熟习的传统故事，讲述的是古老的善恶对抗故事或者男女情爱故事。这些做事建立在二元对立模式的基础上，善良与邪恶、幸福与苦难、美与丑、悲与欢……相互组合，形成鲜明的比照，从而一目了然地传达出(于观众来说是感受到)创作者的价值评判和道德立场。而且，对立元素的二重组合具有一种相对的定向性，即善良战胜邪恶，幸福取代苦难，丑变为美，欢压倒悲……总之，结局是光明美好的。这种格局符合东方民族“脸谱主义”、“团圆主义”的传统审美倾向。当然，这样一元化的二重组合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消解了它的悲剧意义，剔除了理性色彩，有着严重的局限性，但驭繁从简、对比强烈的浪漫写意手法是契合传统艺术特点的。

这样的叙事范式充分表明了电视历史剧与传统艺术一脉相承的关联性，也明白地显示出它贴近观众审美心理的创作选择，尽管这种选择离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化”、“大众化”有着相当的距离，但在调动主体的审美情绪方面却是成功的，它因此而赢得了观众的普遍青睐。

至此，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电视历史剧走红荧屏的现象也许就不会觉得很奇怪了。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里所说的那样：“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注：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P66)电视历史剧首先适应了时代、社会的形势，同时又及时捕捉并反映了这一时代、社会中人们普遍存在的思想感情、心理需求；其次在创作上遵循艺术规律，恰当地把握了观众心理，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创作策略和作品定位，并选择相宜的叙事模式，一句话，它拥有了天时地利人和，因此形成了一股风潮，“屡禁不止”。面对这样的客观现象，我们不难意识到，不分青红皂白地压制和指责历史剧也许不是明智的，也不会取得显著的效果，反之从长远计，对于这种具有深厚受众基础的艺术样式进行冷静分析，加以认真引导是极其必要的。事实上，当站在艺术发展的历史角度、站在文化建设的高度来考察电视历史剧的创作现状时，我们不难作出判断。诚如前文所分析的，电视历史剧作为大众艺术在把握自身与受众关系的问题上有着清醒的认识，体察大众心理，贴民思想感情，体现了很好的交流、娱乐价值，这对我们调整高高在上的旧有传播观众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另外就电视艺术而言，历史剧作为传统艺术，立足本土文化，尊重民族审美趣味，努力探索喜闻乐见的“中国化”艺术形式，虽然在整体上存在着继承有余创新不足、迎合有余引导不足的毛病，但这样的思路是值得借鉴的；而且在具体创作中，电视历史剧紧紧抓住“情感”要素做文章，突出了电视剧艺术的本质特征，在有些作品的创作上糅合进了现代艺术的戏拟、反讽等手法，这一切对“古老”的历史剧创作来说不无启迪意义。

当然，电视历史剧的不足同样十分显著。不少评论家批评电视历史剧“郁结着挥之不去的皇帝情结”，“或扭扭捏捏，或大打出手，搞得花团锦簇、热热闹闹，但丝毫没有历史人物的气色。”(注：于惠罗：《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剧坛》1986年第1期)这些确是实情。许多历史剧推出的人物形象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帝王们一个个以皇权代表自居，在险恶多变的政治舞台上耍尽手腕，玩尽权术。围绕着皇权崇拜，作品反复演绎“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强盗逻辑。这样的权谋之争和人生准则会带给观众怎样的暗示与启迪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是包公、于成龙、刘罗锅这样的忠臣贤士，身上凝聚着传统士大夫的不少优秀品格：清廉、正直、机智、侠义，但最终也跳不出“士为知己者死”的狭隘体认。难得一见的人物形象是《还珠格格》里的小燕子，美丽、率真、勇敢、独立，但一样有着率性、纵情的毛病——那种无拘无束的人生追求作为一种终极人生理想确实令人神往，但如果当作现实生活的追求目标则不免有误导之嫌。其次，由于电视历史剧题材上的特定“历史性”，作品所展现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等都与现实存在巨大的差异，如果处理不当就会致人“误读”。有批评家指认电视历史剧宣扬皇权意识、清官意识、男权意识、爱恨情仇、迷信、巫术等等大概就缘于此。这种情景启示我们，虽然历史剧讲述的是历史故事，但我们不能放弃现代立场，在弘扬传统文化时要坚持有扬弃地继承，在强调民族意识时要进行有批判地甄别，只有这样电视历史剧的创作才能既坚守传统又突破传统，在顺应国情的同时顺应时代的要求。此外，电视历史剧投合大众的社会心理，调节、舒展、补充和宣泄人们的感情，充当现实生活的麻醉剂，这种娱乐作用无可厚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电视剧的重要功能之一，但如果站在文化建设的高度来衡量，这样的创作就有失积极的引导意义。因为它在消平人们尖锐的心灵痛楚的同时，也削平了人们思想的触角，在提供虚幻的历史梦境的同时，也消解了历史的深度。正如王岳川在《当代传媒的现代盲点》中所说的：“就社会文化心理而言，现代传媒在冷却人们的真血性、真情怀并冷却意义的价值生成中，……不期然地抚平了现代人‘生活在表面’的失重感和创伤，使其遗忘生活和命运的严峻性以及安身立命的重要性。”(注：王岳川：《当代传媒的现代盲点》，《人文评论——中国当代文化战略》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P78)这种缺憾算得上是大众文化的致命伤。

二

其实，诸如此类的不足和问题早就应该为创作界所注意，但长期以来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它们，致使历史剧创作陷入无序的景况，引发了无数的纷纭评说。假如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个中原委，就会发现其根源在于创作界和理论界对电视历史剧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这种偏差我把它归结为“创作界的价值失度”和“理论界的批评失范”。

(1)创作界的价值失度

在创作界视电视历史剧为摇钱树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徐光春曾直截了当地批评“有人把电视剧的创作、生产完全当作赚钱的买卖”(注：徐光春：《在2002年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会上的讲话》，《中国电视》02年第4期)。胡占凡也曾这样总结荧屏古装历史剧过多的毛病：“古装戏过多的问题说过多次，但是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根本问题就是利益驱动。”(注：胡占凡：《繁荣发展净化荧屏为16大营造良好氛围》，《中国电视》02年第4期)这里的“利益”显而易见指的是经济利益。从电视文化市场看，2001年底，在四川电视节和北京电视周上，电视节目交易展台上2/3是古装剧(注：《荧屏电视剧》，《中国电视》2002年第4期)。这样的贸易盛况背后不言而喻的是可观的经济利益。就买方(播出单位)来说，电视历史剧深受观众喜爱，不必顾虑因错买而赔钱；而且，如果购进一部观众喜欢的历史剧就意味着巨额广告费的进帐落户，甚至可能提升整个频道的收视率。而对于卖方(制作单位)来说，电视历史剧是容易驾驭的艺术样式，“主客观方面的限制都不多”，“因为现实题材把握不当，很容易成为政策变动后的易碎品，所以宁愿拉大时间距，把笔伸向定论已铸的历史题材”(注：陈杉：《对重大现实题材要反复变焦》，《大众电视》1985年第12期)；而且，历史剧在国内很容易被各年龄段的观众所接受，在国外也因历史色彩和非意识形态话语而拥有一定的观众(《雍正王朝》外卖美国市场对国内历史剧制作是一种刺激)。这样既省力又被看好的市场效果自然会拉动生产的源源不断。那么，这种围绕着经济利益而热买热卖的景象意味着什么呢?不少圈内圈外的人士视其为市场调节的客观结果。从表面看起来这似乎是事实；而且这种市场调节作用也似乎无法简单回避，因为它与当今媒介产业化现实趋势相伴相生。但问题是产业化的现实形势无法取代、抹杀电视媒体(包括电视剧)的文化传播特性。因为无论电视机构在体制上如何转型，在机制上作何调整，电视都首先是大众传播媒体，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在日本，电视被当为“家庭文化”，因为它渗入千家万户，对人们家庭生活的内容和形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强大作用。在美国，电视被称作“余暇文化”，它是余暇时间——充分展示人个性的时间段的重要内容。电视的直观性和普及性，使它对整个社会风尚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以涵化理论研究著称于世的哥本纳(GERBNER)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电视最重要的功能是建构人们的生活模式及价值观念”，朱瑟布朗(CHESEBRO)在长期研究美国电视的基础上也提出了“媒体塑造大众文化”的观点。电视“建构阅听人的品味”，而不是“简单地反映阅听人的需求”早已成为了传播界的共识(注：张锦华：《媒介文化·意识形态与女性》台北正中书局1995年版P1——15)。赖特(WRIGHT)的“文化整合论”和葛兰西(GRAMSCI)的“文化霸权论”都是以承认并强调媒体的文化建构功能为前提的。可见，电视创作(包括历史剧创作)无法回避文化传播的首要职能。放弃文化建设而以经济利益的索求为核心是本末倒置的错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电视历史剧热产热销固然包含了市场调节的因素，但在更深的层次上是由电视剧创作界对电视历史剧创作价值取向的把握失度所导致的。这种价值失度表现为无视电视历史剧积极的文化传播要义，反映在创作心态上便是惟利是图，趋利如流；反映在创作实际中便是以市场机制为借口，一味迎合大众的趣味，片面夸大娱乐作用。厘清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电视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正处身在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又面临着即将蜂涌而入的海外电视文化，如果片面地认同消费主义的商品身份，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就必然会导致创作重心由精神品格的发现和建构滑向单纯的世俗享乐的追求，从而使电视文化走向虚无，失落应有的认识价值。因此，对于每个电视剧从业人员来说，清醒地认识电视传播的职责，认识并摆正电视历史剧所负有的教育、娱乐等各项功能的关系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这不仅仅是这一时代的这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更是电视传媒本质的一种要求，当然也是电视艺术得以长足发展的先决条件。

(2)理论界的批评失范

按说电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这种错位现象以及所导致的创作混乱理应为理论界所瞩目，并得到及时的恰当的指导，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虽然早在1986年，艾知生部长就在《提高电视剧质量是当务之急》一文中指出：“在历史题材中，我觉得要提醒一下，有些剧不是反映历史的主流，而是热衷于描写某些对推动历史并没有起什么积极作用的帝皇将相，军阀官僚。我们应该考虑对人民起什么作用，往哪个方向引导。”(注：艾知生：《提高电视剧质量是当务之急》，《光明日报》1986年3月6日)今年，胡占凡副局长在《繁荣发展，净化荧屏，为16大营造良好氛围》一文中，又再次指出：“一些电视剧热衷于血腥暴力，动不动就大开杀戒，没有责任感。”“还有一些剧宣扬封建糟粕思想，把这些封建糟粕视为珍宝，拿到电视上来作为卖点，影响很坏。”“另外还有一些电视剧宣扬不正确的价值取向，热衷于表现人际关系，热衷于权谋，和我们提倡的健康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道德标准完全背道而驰，误导了很多人。”(注：胡占凡：《繁荣发展净化荧屏为16大营造良好氛围》，《中国电视》02年第4期)媒体如何顺利完成转型过渡是宏观调控中不可或缺的环节，除了在政策上明确改制的方向，还应配备充分的理论匡导，对一些有可能招致创作盲目、失控的问题应进行先期的探讨。但就现实情形看，与改制密切相关的许多重要问题未能及时引起广泛的关注，诸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化了的媒介集团在国家文化建设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承担着怎样的功能?当代电视人应具备什么样的文化素养、精神品格?电视文艺如何参与建设当代先进文化?还有，如何看待并引导电视创作中日益泛滥的世俗化趋向和功利化心态?……实际上，这些问题关涉到能否从根本上澄清人们观念上的偏差，能否正确把握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认识价值和娱乐价值的关系尺度，能否提升电视的整体文化品格。而理论界对此多少显得有些隔膜，这就使它失落了许多研究的“当代性”，呈现出某种理论游离于创作实际的状态。具体到电视历史剧问题，理论界要么对某部作品集束式地热评不休，(如对《三国演义》、《雍正王朝》、《太平天国》等。这些作品不是不可以热评，而是应当力求从正反两方面作多层面的讨论，以期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要么对一些调侃、热闹的“戏说”历史剧怒目相向，省略了许多深入的理性分析，扣上许多“庸俗”、“胡说”、“反历史”的帽子。(如《戏说乾隆》、《还珠格格》等。)要么对“正说”、“戏说”们一概冷眼旁观，持不屑一顾或超然物外的态度。在一些权威的学术刊物上，电视剧几乎难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更不要说那些有非议的历史剧，尽管它们在民间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其实，正是这些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作品亟待评论界作出及时的导向性批评。事实上，学术高堂仅仅向高雅的精英文化开放早已是过去了的历史，今天居身于大众文化时代，引领和建设大众文化这样的学术要义却还常常被疏忽。理论界的这种姿态究竟是一种批评的策略，还是一种傲慢，抑或是一种迟钝?但无论如何，在客观上，理论因此丧失了不少前瞻性和示范性，电视历史剧(尤其是戏说历史剧)在这样的空隙中滋生蔓延，随波逐流也就不足为怪了。

历史发展论文例2

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三维的、彩色的，这是因为每个物体发射的光被人眼接受时，光的强弱、射向和距离、颜色都不同。从波动光学的观点看，是由于各物体发射的特定的光波不同，光的特征主要取决于光波的振幅(强弱)，位相(同相面形状)和波长(颜色)。如果能得到景物光波的完全特征，就能看到景物逼真的三维像，这就是全息术。全息术诞生到现在60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已被广泛地应用于近代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中。

1全息术的历史和发展阶段

1948年，丹尼斯·盖伯提出一种记录光波振幅和相位的方法，随后用实验证实这一想法，即全息术，并制成世界上第一张全息图。盖伯本来是为提高电子显微镜的分辨率而提出的设想，虽然未能用电子波证实其原理，但用可见光证实了。从第一张全息照片制成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全息图制作具有以下共同特点：全息图都是用汞灯作为光源；而且是所谓同轴全息图，即物光和参考光在一条光路上得到的全息图。这一时期的全息图被称为第一代全息图，标志着全息术的萌芽。第一代全息图存在两个严重问题，一个是再现的原始像和共轭像分不开，另一个是光源的相干性太差。因此在这十多年中，全息术进展缓慢。

1960年激光的出现，提供了一种高相干度光源，为全息技术发展提供了可能。针对第一代全息技术出现的问题，利思和乌帕特尼克斯(1962)提出，将通信理论中的载频概念推广到空域中，用离轴的参考光与物光干涉形成全息图，再利用离轴的参考光照射全息图，使全息图产生三个在空间互相分离的衍射分量，其中一个复制出原始物光。该方法被称为离轴全息术，这是全息术发展的第二阶段。第二代全息术解决了光源的问题，并且在立体成像、干涉计量检测、信息存贮等应用领域中获得巨大进展，但是激光再现的全息图失去了色调信息。

科学家们开始致力于研究第三代全息图到。这是用激光记录，而用白光再现的全息图，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全息图以鲜艳的色彩。第三代全息术已经在很多领域的到了应用，例如：像全息、反射全息、彩虹全息、模压全息等。

激光的高度相干性，要求全息拍摄过程中各个元件、光源和记录介质的相对位置严格保持不变，这也给全息技术的实际使用带来了种种不便。于是，科学家们又回过头来继续探讨白光记录的可能性。第四代全息图应该是白光记录白光再现的全息图，它将使全息术最终走出有防震工作台的黑暗实验室，进入更加广泛的实用领域。

2全息术的基本原理和特点

全息术是一种“无透镜”的两步成像法，它能在感光胶片上同时记录物体的全部信息，即物体光的振幅和位相。全息照相过程分全息记录和再现两步：第一步称为波前记录(全息记录)；第二步物体的再现(重现)。

波前记录依据的是干涉原理，物光波和参考光波相干叠加而产生干涉条纹。干涉条纹的反衬度记录了物光波前的振幅分布，干涉条纹的几何特征(包括形状、间距、位置)记录了物光波前的位相分布。就是说，全息图上的强度分布记录了物光波的全部信息-振幅分布和位相分布，它们分别反映了物体的明暗和纵深位置等方面的特征。应当指出，任何感光底片都只能记录振幅(或者说强度)的分布，而不能直接记录位相分布，全息照相之所以能记录位相分布，是利用了参考光波把它转化成了干涉条纹的强度分布。假如没有参考光波，或者它与物光波不相干，波前上的位相分布是不可能记录下来的。

波前再现的理论依据是衍射原理，照明光波(再现光)经过全息图衍射后出现一个复杂的光波场。全息图的衍射波含有三种主要成分，即物光波(+1级衍射波)，物光波的共轭波(-1级衍射波)，照明光波的照直前进(零级衍射波)。在现代记录和重现的全息照相装置中，这三种衍射波在空间彼此分离，互不干扰，便于人们用眼睛或镜头去观测物光波的虚像或其共轭波的实像。

全息术的原理决定了它所记录的全息图有下列特点：

(1)三维性——因为全息图记录了物光的相位信息，图像具有显著的视差特性，可以看到逼真的三维图像。

(2)不可撕毁性——因为全息图记录的是物光与参考光的干涉条纹，所以具有可分割性。它被分割后的任一碎片都能再现完整的被摄物形象，只是分辨率受到一些影响。

(3)信息容量大——同一张全息感光板可多次重复曝光记录，并能互不干扰地再现各个不同的图像。

(4)全息图的再现相可放大或缩小——因为衍射角与波长有关，用不同波长的激光照射全息图，再现相就会发生放大或缩小。

3全息术的主要应用及其发展方向

全息术经过60年的发展，已与计算机技术、光电技术以及非线性光学技术紧密结合，成为一种高新技术，扩展到医学、艺术、装饰、包装、印刷等领域，在一些发达国家还兴起了全息产业，并且正在形成日益广阔的市场，实用前景非常可观。本文介绍全息术中几个应用较为广泛、产业化较成熟的领域并说明其发展方向。

3.1全息存储

全息存储是依据全息术的原理，将信息以全息照相的方式存储起来，它利用两个光波之间的耦合和解耦合，可以把信息存储和信息之间的比较(相关)、识别，甚至联想的功能结合起来，也就是可以把信息存储和信息处理结合起来。用于全息信息存储的记录介质较多，可永久保存信息的全息图用银盐干板、银盐非漂白型位相全息干板、光聚合物及光致抗蚀剂等；可擦除重复使用的实时记录材料有光导热塑料、有机或无机光折变材料等。全息存储在存储容量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原因是：

(1)全息存储具有存储容量大的优势。用感光干板作为普通照相记录信息时，信息存储密度的数量级一般为105bit/mm2；用平面全息图存储信息时，存储密度一般可提高一个数量级达106bit/mm2；如果用体全息图存储信息时，存储密度可高达1013bit/mm2。

(2)全息存储具有极大的冗余性，存储介质的局部缺陷和损伤不会引起信息丢失。

(3)全息存储具有读取速率高和能并行读取的特点，每个数据页可包含达1Mbit的信息，写人一页的时间在100ms左右，读信息的时间可以小于100μs，而磁盘的寻址时间至少需要10ms。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全息存储研究的热潮，并取得很大的进展，其主要表现在：

(1)存储容量迅速提高和性能不断改善，并逐步走向实用化。例如，1994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1cm3掺铁妮酸锉晶体中记录了1000幅全息图，同年，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把经压缩的数字化图像视频数据存储在一个全息存储器中，并再现了这些数据而图像质量无显著下降。1999年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利用空-角复用技术，在同一块在掺铁铌酸锂晶体中存储了26000幅全息图。北京清华大学实现了在掺铁妮酸铿晶体中的同一空间位置记录1500幅全息图，并研制了具有紧凑结构的灵巧型全息存储装置。

(2)实用化的全息存储系统逐渐推出。例如，1995年由美国政府高级研究项目局(ARPA)、IBM公司的Almaden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等联合成立了协作组织并在美国国家存储工业联合会(NS1C)支持下川，投资约7000万美元，实施了光折变信息存储材料(PRISM)和全息数据存储系统(HDSS)项目，预期在5年内开发出具有容量为1Tbit数据，存储速率为1000MB/s的一次写人或重复写人的全息数据存储系统。同样的研究在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也正在加紧进行。

近几年来，光电子技术和器件取得了系列重大进展，为全息存储器提供了所必要的高性能半导体激光器、液晶空间光调制器、CCD阵列探测器等核心元器件，全息存储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使这项技术日趋成熟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全息图的寿命问题尚待解决，虽然张泽明、谢敬辉等对Ce：Fe：LiNbO3晶体的全息存储和热定影进行了理论和实验研究，从方法上给出了记录角度越大，光栅周期越小，热定影所需最小离子数密度越高，存储系统的整体性能越好，但是目前还未解决的一个难题是寻找合适的记录材料。无疑，这将成为全息存储界研究的热门课题。

3.2显示全息

显示全息技术是在激光透射全息图的基础上来制作各种类型的全息图，如白光反射全息图、白光透射全息图等，各种类型的显示全息图可用于舞台布景、建筑、室内装饰、投影等；再如，以动态显示的全息技术、层面X射线照相术、3DCAD技术、3D动画片、雷达显示、导向和模拟系统等，每3年一次的显示全息国际会议上都有全息界泰斗展出令人吃惊的全息图，它们充分展示了全息技术创造性的魅力和艺术的美。

显示全息目前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Lippmann全息图，制作方法有Denisyuk的单光束法和Benton的开窗法。第二类是S.A.Benton的彩虹全息图，这是一种透射式显示全息图，可在白光照明下再现立体图像，且图像的颜色随观察的位置的变化而变化，从红到紫如雨后彩虹而得名。随着高质量记录材料的发展，随后的一些研究者和艺术家不断追求更实用的拍摄技术，如假彩色编码和真彩色反射全息图等。美国光学学会主办的《AppliedOptics》和《OpticsLetters》在20世纪80年代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报道。由SPIE主办的《Holosphere》和美国全息制造商协会主办的《HolographyNews》以往和近年都不断地报道有关显示全息图的最新制作技术和商业信息。但从这些报道情况来看，显示全息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

(1)视角范围、图像体积有限；

(2)没有获得特别有效的全息图的计算方法；

(3)由于全息计算数量巨大，导致动态显示异常困难。克服以上不足，将可能成为显示全息研究的几个热点。

近年来，显示全息技术掀起一场数字化变革，数字合成全息技术为全息三维显示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应用前景。随着计算机运行速度的提高和高分辨空间调制器件的发展，利用显示全息的大视场、大景深、全视差、真彩色、可拼装、价格低廉等特性，在不久的将来开发出真正意义的全息电影和全息电视，为显示全息技术创造良好的商业前景。

3.3模压全息

模压全息是1979年RCA公司为解决视频标准件的全息拷贝而提出的，它是将全息术和电镀、压印技术结合起来，使全息图的制作产业化，用白光再现时，可得到色彩鲜艳逼真的三维图像，并可通过印刷方式大批量生产，使得它在许多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以商品形式走向市场。模压全息的制作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激光摄制原片全息图；电成型制金属模板；模压复制。这三个阶段生产工艺和技术要求都比较高，因此，模压全息作为安全防伪首当其冲，是安全防伪技术的一个里程碑。正如全息图的新奇性、强烈的视角效果、制作的难度以及易于应用在钞票的包装上，不能去除性、价格低廉、容易验证等特点，使它很快占领了防伪领域。模压全息是一种技术与艺术结合的高科技产品，无论在高档商品促销、名优商品的防假冒或在有价证券(如信用卡、钞票、护照签证)的防伪和加密以及图书、印刷、印染、装磺、纪念邮票和广告标牌等都有采用模压全息技术，并备受使用者青睐。

模压全息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中期已形成了一种产业，90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本世纪初，随着防伪技术要求的不断提高，模压全息技术又有了新的突破：美国斑马图像公司推出了二维图像的数字化采集和拍摄技术；2003年，苏州大学研制成功并已批量生产“数码激光全息照排系统”；同年，倪星元、张志华等成功研制了可替代传统镀铝防伪薄膜的透明TiO2激光全息防伪薄膜。这些模压全息的一个个技术突破，使防伪功能有了提高，让激光全息防伪技术达到新的境界。

模压全息产业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迅猛，目前国内已有100多条模压全息生产线。为了使模压全息技术健康发展，我国模压全息产业发展必须在三个方向上引起重视：首先是开拓全息烫金材料，取代金膜和银膜，其次开发全息包装材料，实现立体防伪包装，第三个方向是模压全息技术和现代印刷术相结合，体现传统的美术效果和现代科技的艺术魅力。

3.4全息干涉计量

全息干涉计量术是将不同物光，在不同的时间记录在同一张全息干板上，然后利用全息术的空间波前再现原理，非接触地对物体表面进行三维测量而获得信息。全息干涉计量术是全息应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能实现高精度非接触性无损测量，比一般光学干涉计量有很多优点。一般光学计量只能测量形状比较简单、表面光度很高的零部件，而全息计量方法则能对任意形状、任意粗糙表面的物体进行测量，测量精度为光波波长λ的数量级。目前，全息干涉计量术在方法上先后发展了实时全息干涉法(单次曝光法)、二次曝光全息干涉法、时间平均全息干涉法、双波长干涉法以及双脉冲频闪全息干涉法，此外，J.A.Leendertz开辟了全息干涉计量术的另一个新的分支-激光斑纹计量术。随着光电技术、计算机技术、CCD器件及光纤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全息干涉计量技术在信息采集和处理上更为方便、快捷和可靠，并得以在恶劣环境条件下对某些物理量进行定时测量。再加之相移技术、外差技术和锁相技术等，可使测量精度提高到λ/100或更高。

全息干涉计量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等西方先进国家已产业化，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几所大学和科研单位的研究项目通过鉴定，其中有些达到当时的先进水平。经过近几年的开发和研制，我国在全息干涉计量测试设备方面主要发展有：

(1)用于测试火箭发动机喷雾化特性的YSCI型离子瞬态激光全息测试仪；

(2)用于激光热核聚变稠密等离子体电子密度测量的SPQ-1型四分幅皮秒紫外线激光全息探测仪；

历史发展论文例3

近代法国档案工作改革揭开了正规档案鉴定的序幕。进入20世纪，各国面对文件数量急剧增长的现实，开始从理论上积极探求档案鉴定的原则与标准。首开先河的是德国提出的“年龄鉴定论”，核心思想就是尊重高龄案卷。这一思想成为外国档案鉴定理论萌发的标志。从此之后，外国档案鉴定理论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各种理论观点不断涌现、推陈出新。各国由于历史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对档案价值形态的认识和把握不尽一致，从而使各国提出的鉴定原则与标准表现出鲜明的本国特色。然而，档案鉴定理论是对档案价值规律和档案鉴定原则、标准的理论总结和科学提炼，对鉴定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透过各国纷繁复杂的鉴定理论观点，进行深入分析和挖掘，可以看出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规律。

一、档案鉴定理论的历史发展

20世纪初至今，外国档案鉴定理论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年龄鉴定论”、“行政官员决定论”、“职能鉴定论”、“双重价值论”、“利用决定论”和“宏观鉴定论”。

（一）20世纪初的“年龄鉴定论”

这种鉴定观是德国档案学者迈斯奈尔1901年提出的。他在担任德国国家机密档案馆馆长期间，以多年实践经验为基础，总结出了一套档案鉴定的理论体系——包括六条一般原则和七条具体标准。他指出鉴定遵循的一般原则包括：第一，事关档案存毁的决定必须当机立断；第二，必须避免极端行为，既不要过于谨慎保存，也不要过于随便抛弃；第三，不要以抽象概念作为价值标准；第四，高龄案卷应当受到尊重，16世纪以前的案卷不得销毁；第五，为暂时目的使用的案卷在目的达到后应当销毁；第六，一个永久性机构成立经过的案卷应当保存。他提出的鉴定标准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档案内容；二是档案来源。

迈斯奈尔的鉴定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首先，他第一次提出了“高龄案卷应当受到尊重”的著名思想并没定了具体的禁毁年限，这是一种“颠覆传统”的鉴定思想，改变了过去各国销毁古老文件、保留近期文件的习惯做法，带动各国相继制定禁毁年限，使历史档案得以妥善存留。其次，他第一次提出了较为系统的鉴定原则与标准，构建了一个鉴定理论体系，改变了过去各国对鉴定进行粗线条简单规定的传统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是一次重大突破。再次，他第一次提出了档案来源是最重要的鉴定标准之一，强调不能把档案视为零散材料孤立地进行价值评判，而应以档案固有的行政关系为背景进行鉴定，全面考虑形成机关在政府结构中的地位，以及机关职能与上下级单位职能的关系。他的观点是对来源原则在鉴定领域适用性的首次肯定。

（二）20年代的“行政官员决定论”

这种鉴定观是英国档案学者詹金逊(HilaryJenkinson)提出的。他在1922年出版的代表作《档案管理手册》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鉴定思想——档案人员不宜参与文件的鉴定和销毁，鉴定应由行政官员自行决定。一方面，他认为文件证据的神圣性是行政官员决定鉴定的基础，因为文件是行政管理无意识的副产品，是行政活动和事务处理的原始证据，不能允许后来的加工整理者进行人为于预，否则文件的原始证据性就会遭到损害。另一方面，他认为档案人员参与文件鉴定至少会带来两种负面后果：一是档案人员在鉴定中的个人判断会玷污档案作为原始证据的神圣性；二是档案人员的干预也会妨碍档案保存目的的实现，不利于满足历史学家或其他研究者对档案的利用需求。

行政官员决定论有其正确与合理的一面。因为档案文件不是档案人员形成的，也不为档案人员所用，其价值判定及存毁自然不能由档案人员单独决定，而应主要由文件的形成者和利用者决定。但是它将档案人员排除在鉴定工作之外，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是因为，第一，行政官员由于缺乏客观的历史文化意识，若由其单独自行决定档案的存毁，往往不利于维护档案的原始证据性。行政官员难免会出于个人目的而刻意剔除、销毁甚至编造于己不利或有利的文件。第二，排斥档案人员参与鉴定也不利于保证档案的总体质量，因为行政官员不易准确把握销毁的“度”，既容易销毁过多，也容易销毁过少。第三，排斥档案人员参与鉴定也不利于档案价值的充分发现与实现，因为行政官员站在机关的立场，难以从社会总体需求的角度去全面判断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因此，行政官员决定论是一种古典鉴定观，现在看来已经过时。

（三）20世纪20～30年代的“职能鉴定论”

这种鉴定观是波兰档案学者卡林斯基提出的。他认为应按照文件形成机关在政府机构体系中的地位和职能的重要性，来确定档案文件的价值及保管期限。换句话说，档案文件的价值大小和保管期限的长短与其形成机关的地位高低和职能重要性总体上成正比。据此，他把档案文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最高行政机关的文件，一般应永久保存；另一类是低级机关的文件，只需保存一定时期后就可以销毁。此外，他还提出了鉴定单份文件的标准，包括一般标准、法律标准、行政标准、历史标准、地理标准、替代标准和典型性标准等等。

职能鉴定论的进步意义在于发展了迈斯奈尔的来源鉴定思想，因为它不仅强调档案价值的鉴定与形成机关的地位和职能直接相关，而且找到了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即形成机关地位越高、职能越重要，档案文件的价值相应就越大。后来经过实践检验，这一结论虽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普遍性，但其局限性与片面性也很明显。因为不具体分析文件的内在价值，而仅从其形成机关的外在角度去鉴定难免有肤浅、粗放之嫌；而仅凭机关的地位级别来决定其档案文件的存毁和划定档案文件的保管期限则更有片面和武断之嫌。事实上，高级别机关的文件未必都有保存价值，低级别机关的文件也未必就没有保存价值。档案文件的价值特别是历史文化价值决不能仅仅由其形成机关的级别地位来决定，而应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具体分析。

（四）20世纪50年代的“双重价值论”

这种鉴定观是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TheodoreSchellenberg)提出的。他在1956年出版的代表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鉴定理论——公共文件具有两种不同的价值，一是对原形成机关的第一价值；二是对其他机关和个人利用者的第二价值。具体来说，第一价值分别体现为行政管理价值、法律价值、财务价值和科技价值；第二价值包括证据阶值和情报价值。其中，形成机关的行政官员对鉴定第一价值负主要责任；而鉴定第二价值则应主要由档案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来完成。

与行政官员决定论和职能鉴定论相比，双重价值论具有明显的进步与深刻之处。首先，谢伦伯格不是反对、而是大力主张档案部门及其人员积极参与鉴定工作，这不仅避免了鉴定的片面性，有利于全面发现档案的历史价值，而且深刻地反映了历史档案与现行文件的密切联系，为文件、档案的一体化管理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这正是谢伦伯格的现代鉴定观取代詹金逊的古典鉴定观的根本原因。其次，谢伦伯格不再把鉴定标准的重心单一放在形成机关的地位和职能等外在特征上，而主张从文件自身属性与利用者需求的关系角度来判断档案文件的价值，其贡献一是确认了档案价值是档案文件客体满足利用者主体需求的关系，真正揭示了价值的实质；二是把档案价值根据不同需求主体区分为两种形态，使认识更加深入。后来欧美档案学者正是依据文件双重价值形态的转化提出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谢伦伯格也由于在档案鉴定理论上的重要贡献而被誉为“美国档案鉴定理论之父”。

（五）20世纪60～70年代的“利用决定论”

这种鉴定观的代表人物有美国档案学者菲斯本(MayorFishbein)、布里奇弗德(MaynardBrichford)和芬奇(ElsieFreemanFinch)等。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将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的利用需求视为鉴定档案的最重要标准，鼓吹第二价值决定档案的根本性质。他们有的主张“编史工作的最新趋势是判断文件价值的首要标准”；有的提出“鉴定既要考虑文献资源的长远利用，又要考虑学者的潜在需求”；有的更进一步指出“了解用户为什么和怎样接近档案将提供鉴定文件的新标准”。总之，这种鉴定观一切从利用者的角度出发，突出强调学者的需求是判断文件价值的决定性标准。

尽管利用决定论希望通过关注利用者的需求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档案意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合理性。但其局限性是不容否认的，而且很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为一方面，利用决定论会使鉴定过程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片段性和非协调性。档案人员如果与学术市场联系过于紧密，容易导致馆藏档案只限于满足狭隘的学术研究需要，无法广泛地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利用决定论实际上破坏了文件在其形成者业务活动中形成的有机联系，完全忽视了形成者延续机构记忆的需要。它使鉴定标准脱离了文件及其形成者本身，从而削弱了文件来源的重要地位，损害了文件在社会记忆中的真正价值。正因如此，利用决定论后来遭到了美国档案界的批评和否定。

（六）20世纪80～90年代的“宏观鉴定论”

宏观鉴定论是一个统称，主要包括“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文献战略”和“宏观鉴定战略”。

1.“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这种鉴定观是德国档案学者布姆斯(HansBooms)提出的。他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指出档案价值应当是社会自身价值的反映，既不取决于詹金逊所说的行政官员，也不取决于谢伦伯格所说的历史学家，而是取决于人民大众。他起初把社会公共舆论视为鉴定标准，但后来认识到这太过抽象而且不切实际，就将鉴定理论改进为“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90年代初，这一理论基本成熟，核心观点是主张档案应体现文件产生时期的社会价值，但这种社会价值并非直接通过研究社会公共舆论来确定，而是间接通过了解重要文件形成者的职能来判断。这样一来，档案人员在鉴定时需要对文件形成者、特别是其职能进行全面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用明确的文件形成者职能来体现复杂的社会价值，也才能使鉴定标准相对简单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总之，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的核心思想就是——以文件形成者职能来体现社会价值。

2.“文献战略”。这种鉴定观是美国档案学者塞穆尔斯(HelenSamuels)提出的。80年代中期，她针对传统鉴定方法的不足，要求改变鉴定过多关注文件形成机关的组织结构和文件的外在形式的做法，转而围绕某一正在进行的主题、业务活动或地域制定鉴定方案，特点就是要求以文件的主题作为主要鉴定标准。这就是“文献战略”。但北美档案界对文献战略存在争议，不少学者认为它的不足在于缺少确定主题的适当方法，适用范围较窄。后来塞穆尔斯也认识到这些不足，到90年代初，她将“机构职能分析”的观点引入了文献战略，使这一鉴定理论相对完善。调整后的文献战略认为，鉴定的起点不再是检验具体文件，而是分析文件产生的背景，特别是现代社会中面对机关频繁变动的现实。只有将鉴定的着眼点从形成机关的组织结构转向机关的职能，才能准确地判断档案文件的价值。总之，“文献战略”的核心思想也是——依据文件形成机关的职能来判断档案的价值。

3.“宏观鉴定战略”。这种鉴定观是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TerryCook)提出的。他同样认为传统的鉴定理论需要革新，主张档案人员在鉴定前需要了解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和文件的形成过程，通过鉴定来准确反映社会发展趋势与文件形成者及其职能的有机联系。为此他于80年代末提出了“宏观鉴定战略”。这一鉴定理论不再局限于传统理论中的价值标准，提出应全面考虑社会结构、文件形成过程、文件形成者及其职能等多种因素，从而使鉴定的重点由根据研究目的判定文件价值转变为根据文件形成者的职能和结构来鉴定文件形成背景或文件来源的重要性。这一思想到1991年在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得到实施，表现形式就是“新宏观鉴定接收战略”。战略的基本思想是，档案应体现文件形成的相互联系，档案价值取决于社会结构，通过社会职能得以体现。为此，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鉴定方法是以文件有机联系为基础、以文件来源为中心，要求分析和鉴定文件形成机关的职能、计划、活动和业务的重要性。这样一来，鉴定的着眼点不再是单份文件的内容或价值，而是生成文件的政府职能、任务或活动。这种鉴定观显然更加宏观，它超越了传统理论对文件内容的关注，转变为对文件通过其形成机关职能、计划、业务、活动等所表现出来的“宏观联系”的关注。总之，“宏观鉴定战略”的核心思想同样是——依据文件形成机关的职能对档案文件进行宏观鉴定。

4.宏观鉴定论的共同点。上述三种鉴定理论之所以统称为“宏观鉴定论”，是因为它们具有两个明显的共同点。

首先，它们都把档案鉴定提升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都认为档案价值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它们都不再局限于将档案价值单纯理解为文件客体对利用者主体需求的满足，而是将档案价值与社会的运行方式、发展动态紧密相联，视档案价值为社会自身价值的反映。因此它们都属于一种广泛的社会鉴定观。

其次，它们都超越了传统鉴定理论中的价值标准，转而强调职能鉴定标准。它们规定的鉴定着眼点都不再是具体文件，也不再是文件的内容，而都是文件形成者的职能、任务或活动。它们都认为文件形成者的职能就是社会宏观职能的最佳体现。因此它们都属于一种宏观的职能鉴定观。

这两个共同点是上述三种鉴定理论的深刻与独到之处，也反映了现代社会生活联系日益紧密且呈一体化的宏观趋势。但不足之处在于这种宏观鉴定在现实操作层难以具体化，要将其具体化为可操作的鉴定标准难度极大，容易造成浮泛、粗放的鉴定结果。

二、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规律

尽管各国档案鉴定理论的论述角度与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它们还是存在一定的共性，即通常需要涵盖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对鉴定标准的规定。前者是档案鉴定的理论依据，后者是档案鉴定的操作指导，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通过深入分析20世纪外国档案鉴定理论对档案价值和鉴定标准的认识发展，笔者认为具有以下两点规律性特征。

（一）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具有从片面到全面、从狭隘到科学的特征

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揭示是各国档案鉴定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20世纪外国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表明，各国学者在不同时期提出的鉴定观都包含了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揭示，而且他们对档案价值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提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行政官员决定论”把档案价值界定为文件对形成机关行政官员的作用，也就是谢伦伯格所说的“第一价值”。“职能鉴定论”也把档案价值理解为形成机关地位高低和职能大小的对应表现，强调的同样只是文件的第一价值。这说明，詹金逊和卡林斯基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揭示是较为片面的，这也正是他们鉴定观的重要局限。“双重价值论”对文件价值的认识开始从片面走向全面，不仅包含了第一价值，还兼顾了第二价值。这种全面、准确的鉴定观使谢伦伯格超越了前人。而“利用决定论”对价值的认识跳到了另一个极端，暴露出过于强调第二价值而忽视第一价值的局限，也是一种片面的鉴定观。“宏观鉴定论”从较为宏观的视角将档案价值提升为社会价值，实际上不仅包括第一价值，而且包含第二价值。可以说，宏观鉴定论继承了双重价值论的精华，并且推动鉴定理论具有了一个更广泛的研究视野。

上述鉴定观的发展进程显示出国外学者对价值的认识具有从片面走向全面，从狭隘走向科学的规律性特征。这不仅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也是由文件和档案运动规律决定的。因为文件从作为形成机关行政管理和业务运转的管理工具到转变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记录——档案，导致变化的根本因素还是文件内在价值形态的转化。随着学者们对文件和档案运动过程和规律认识的深化，他们对档案价值的揭示必然会更加全面和科学。

（二）对鉴定标准的规定具有从微观到宏观、从具体到相对抽象的特征

历史发展论文例4

1．2古代的政治文明夏朝的建立，中国从“公天下”走向了“家天下”，“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国家开始逐步完善法律，设立军队，监狱等暴力机构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封建王朝历经商周之后，在周朝末年，战乱四起，国家动荡不安，封建社会土崩瓦解，战国末年秦国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秦始皇建立秦朝，中国进入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君主时期。两千多年的专制君主制政治，中央围绕着两条主线，其一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其二加强中央权力，削弱地方权力的政治制度改革，当然其中夹杂着笼络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的形成。威慑边疆少数民族地方的民族政治政策。古希腊雅典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中的精华，经历专制王朝的中断后。雅典形成了超前性的民主政治文明。他的超前性体现在人类文明还没有达到该有的内涵，他已经开始形成了足以让两千年后，都为之羡慕和震惊的民主形式，他极端的强调个人主义，尊重每个人的权力，每个人都对城邦有重大事物的表决权。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并不能给予他前进的基础，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种高度的政治文明被时代淘汰。不过优秀文明总是如深地草根，一旦社会真正形成该文化的基础，这种政治文明将是另一种姿态重新出现。

1．3现代政治文明严格意义上来说，“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源起于1215年的《大》。”“其后在西方几百年权力斗争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新大陆的发现、工业革命、资本主义革命胜利。现代政治文明的内涵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权力制衡等要素开始融人到这个社会。1956年结束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开端。1978年之前，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良性的政治文明开始逐步形成，并且在后来历次的会议中，为政治制度的建设确立了正确的方向，政治文明开始稳定向前。

2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2．1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困境

马克思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种形态，在它所能容忍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十月革命，已经预示着社会主义将在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中脱胎而出，苏联经历了自身的内战和对外战争，社会主义苏联在混乱中开始稳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面积的形成，应得益于二战中苏联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在东欧遍地开花，这正是应对了马克思在《宣言》中的那句结论性的话语。但是在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之初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后来慢慢的举步维艰，制度僵化，政治文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所有的矛盾在1989—1990年爆发，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也应对了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评》中的“两个绝不会”，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没有到达那种程度。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政治文明的建立，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

2．2之前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让人心有余悸

从1956年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2年中，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十年，让所有取得的成果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良好的政治制度被破坏的体无完肤，政治文明建设几乎倒退。担心再次出现这种情况，成为了有政治意识的广大群体最大的心结，当然避免这种情况的再次出现，应该也成为了我党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建设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3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符合历史发展

3．1资本主义固有的缺陷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得以彰显资本主义从产生开始就伴随着血和泪的扩张。他们用尽一切手段进行资本积累圈地运动、早期的海盗运动、对工人进行无情的剥削。这些种种行径为了成为财富贵族，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同时为了扩大市场，进行殖民扩张，发动对外战争，把落后25l的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商品销售地，给这些落后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和灾难。现今社会下资本主义打着“人权”的政治旗帜，实质是扰乱世界安宁，推行自己政治模式的暴行之举的倾向。资本主义自身的缺陷，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明的优越性得以彰显，社会主义不仅提倡效率，同时也提倡公平。

3．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进入了良性循环

历史发展论文例5

作为古老文明的多民族国家，中国舞蹈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舞蹈的起源以人类社会之初的原始社会为滥觞，其生成和发展经历了从图腾舞蹈文化到巫术舞蹈文化、百戏舞蹈文化，再到独立的舞蹈艺术文化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舞蹈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其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意识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舞蹈文化的发展状况和舞蹈艺术的形态。本文在梳理中国舞蹈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过程中，对中国舞蹈历史发展中的一些特征加以阐释。

一、中国舞蹈早期的“娱神”特征

任何艺术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不同的历史轨迹和规律，中国戏曲作为中国艺术领域最为辉煌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最初的形态就具备“娱人”与“娱神”的双重功能，与中国戏曲不同的是，中国舞蹈最初的形态只具备了“娱神”的单项功能，其原形结构则为原始的“宗教礼俗”。这些特征从我国目前发现的古代崖画舞蹈图中可以略见一斑。

原始社会时期，舞蹈是原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出于审美的目的，而是出于原始生活的需要，那时的舞蹈主要表现在“图腾崇拜”“祭祀祈神”“生殖崇拜”“狩猎仪式”等领域。图腾是原始先民氏族神的标记，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和图腾信仰，图腾崇拜渗透到原始先民生活的各个领域，生活在图腾崇拜下的原始先民，用舞蹈的形式来表现图腾仪式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如彝族“十二兽神”的舞蹈记载：“舞蹈伊始，男女巫列为一行，各执一柄扇形羊皮鼓，为首女巫击鼓起舞时，笙乐吹奏虎啸声，群巫按笙乐节拍舞蹈，舞蹈的主要情节是由为首的女巫带头表演仿效十二兽的声音和动作，以象征祭日十二兽的降临……”我国各民族之所以有众多的模拟鸟兽的舞蹈，与原始图腾崇拜的文化基因是密切联系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也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从这里可以寻求到其文化原形结构。

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形态

远古时期，音乐和舞蹈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并肩发展的，乐和舞密不可分，“乐”时必有“舞”，“舞”时必奏“乐”。在《诗经》时代，随着民间诗歌的兴起，乐、舞又和诗歌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特征和文化传统。对于这类中国舞蹈题材来讲，发展到唐代以至顶峰，主要有《阴康氏之乐》《葛天氏之乐》《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镬》和《大武》、唐代的《立部伎》《坐部伎》《十部乐》等古代大型的综合性艺术。

据《吕氏春秋》记载，《葛天氏之乐》就是远古时期一个部落的乐舞，该乐舞共分为《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八个乐段，每段都表现鲜活的主题，表现了先民们对丰收的祈求、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以及对人类的赞美。三、既“娱神”又“娱人”的双重发展特征

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不断前进，奴隶社会制度和封建社会制度的相继建立，舞蹈也逐渐地告别了它的原始形态，如果说原始社会先民们的最初舞蹈是生命形态的原始记录的话，那么，到了奴隶社会，先民们不自觉地从原始时期的那种神秘崇高的生命形态中走出来，并从全民性的活动逐渐演变为一部分人的艺术活动和宗教政治活动。至此，中国舞蹈就在“娱神”与“娱人”的双重纵深发展。这类舞蹈主要表现在周代的巫术舞蹈、傩舞蹈和汉代的百戏类舞蹈。

巫术舞蹈是巫术祭祀仪式中的舞蹈，是原始的产物，舞者和祭祀者希望通过祈祷、献祭等行为，求得与神灵的相通，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商代的《隶舞》，就是为求雨而作的一种祭祀行为。傩舞也是一种以驱鬼逐役为目的的祭祀仪式，历经历史的洗礼至今也盛行在我国民间，后来逐渐发展成今天的“傩戏”。

在汉代，“百戏”是一种包含音乐、舞蹈、杂技、武术、滑稽戏等多种民间技艺的综合性的演出形式，民间舞蹈成为宫廷乐舞的主要内容，舞蹈通常融于“百戏”中表演。主要有《巾袖舞》《剑舞》《刀舞》《棍舞》《建鼓舞》《巴渝舞》等。舞蹈过程中的以舞说戏、依戏作舞的表演，成为了中国早期戏曲艺术形式的源头。

四、舞蹈发展的程式性与专业性特征

唐代舞蹈在整个中国古代舞蹈发展史中具有很高的历史成就，以其宏大的演出规模，纳多国、多民族的舞蹈演出模式，以及雅俗共赏的姿态赢得了世人的喜爱，从宫廷的最高统治者到民间的老百姓无不好之，达到了一种顶峰时代。宋代舞蹈在历史的转折面前，独辟蹊径，以其独特的方式创造出新的舞蹈的划时代历史，那就是具有程式性特征的“队舞”，绘制了一个新的舞蹈形式。王建《宫词》有云：“青楼小妇砑裙长，总被抄名入教坊，春设殿前多队舞，朋头各自请衣裳。”就是有关队舞的历史文献记载。由于明清时期戏曲艺术的发展，舞蹈作为戏曲艺术表现的手段之一，戏曲表演的程式性特征决定了舞蹈表现的舞姿身段的固定性，形成了宋代戏曲舞蹈的高度程式性和综合性的美学特点。

自远古到明清，中国舞蹈在新旧世纪交替的过程中，承传着舞蹈的精髓和内涵，融合在当代的社会火炉之中，中国舞蹈从明清戏曲舞蹈综合性的形式中走了出来，直接凭借人体身段去表现现实生活和人们的精神情感，将中国舞蹈推向了新世纪的辉煌。中国当代舞蹈是以专业性的舞蹈作品和专业舞蹈表演而著写舞蹈历史的，先后出现了裕容龄、黎锦辉、吴晓邦、戴爱莲、贾作光等著名舞蹈家和一系列的舞蹈精品。专业型的舞蹈家和专业性的舞蹈作品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发展并壮大的，专业性的舞蹈教育也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蓬勃发展的，以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现北京舞蹈学院的前身1978年改大学）的成立为标志。

总之，中国舞蹈自先秦以来，历经几千年的变化，先后经历了先秦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女乐舞蹈和雅舞、汉代的道具舞和舞象、唐代的燕乐舞蹈、宋代的“队舞”、明清时期的戏曲舞蹈、当代的专业舞蹈和舞蹈教育。所有这些在表现形式的演变上，都是一个渐次演进、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李北达.民间舞蹈[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版.

历史发展论文例6

作为古老文明的多民族国家，中国舞蹈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舞蹈的起源以人类社会之初的原始社会为滥觞，其生成和发展经历了从图腾舞蹈文化到巫术舞蹈文化、百戏舞蹈文化，再到独立的舞蹈艺术文化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舞蹈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其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意识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舞蹈文化的发展状况和舞蹈艺术的形态。本文在梳理中国舞蹈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过程中，对中国舞蹈历史发展中的一些特征加以阐释。

一、中国舞蹈早期的“娱神”特征

任何艺术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不同的历史轨迹和规律，中国戏曲作为中国艺术领域最为辉煌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最初的形态就具备“娱人”与“娱神”的双重功能，与中国戏曲不同的是，中国舞蹈最初的形态只具备了“娱神”的单项功能，其原形结构则为原始的“宗教礼俗”。这些特征从我国目前发现的古代崖画舞蹈图中可以略见一斑。

原始社会时期，舞蹈是原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出于审美的目的，而是出于原始生活的需要，那时的舞蹈主要表现在“图腾崇拜”“祭祀祈神”“生殖崇拜”“狩猎仪式”等领域。图腾是原始先民氏族神的标记，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和图腾信仰，图腾崇拜渗透到原始先民生活的各个领域，生活在图腾崇拜下的原始先民，用舞蹈的形式来表现图腾仪式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如彝族“十二兽神”的舞蹈记载：“舞蹈伊始，男女巫列为一行，各执一柄扇形羊皮鼓，为首女巫击鼓起舞时，笙乐吹奏虎啸声，群巫按笙乐节拍舞蹈，舞蹈的主要情节是由为首的女巫带头表演仿效十二兽的声音和动作，以象征祭日十二兽的降临……”我国各民族之所以有众多的模拟鸟兽的舞蹈，与原始图腾崇拜的文化基因是密切联系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也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从这里可以寻求到其文化原形结构。

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形态

远古时期，音乐和舞蹈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并肩发展的，乐和舞密不可分，“乐”时必有“舞”，“舞”时必奏“乐”。在《诗经》时代，随着民间诗歌的兴起，乐、舞又和诗歌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特征和文化传统。对于这类中国舞蹈题材来讲，发展到唐代以至顶峰，主要有《阴康氏之乐》《葛天氏之乐》《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镬》和《大武》、唐代的《立部伎》《坐部伎》《十部乐》等古代大型的综合性艺术。

据《吕氏春秋》记载，《葛天氏之乐》就是远古时期一个部落的乐舞，该乐舞共分为《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八个乐段，每段都表现鲜活的主题，表现了先民们对丰收的祈求、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以及对人类的赞美。三、既“娱神”又“娱人”的双重发展特征

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不断前进，奴隶社会制度和封建社会制度的相继建立，舞蹈也逐渐地告别了它的原始形态，如果说原始社会先民们的最初舞蹈是生命形态的原始记录的话，那么，到了奴隶社会，先民们不自觉地从原始时期的那种神秘崇高的生命形态中走出来，并从全民性的活动逐渐演变为一部分人的艺术活动和宗教政治活动。至此，中国舞蹈就在“娱神”与“娱人”的双重纵深发展。这类舞蹈主要表现在周代的巫术舞蹈、傩舞蹈和汉代的百戏类舞蹈。

巫术舞蹈是巫术祭祀仪式中的舞蹈，是原始的产物，舞者和祭祀者希望通过祈祷、献祭等行为，求得与神灵的相通，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商代的《隶舞》，就是为求雨而作的一种祭祀行为。傩舞也是一种以驱鬼逐役为目的的祭祀仪式，历经历史的洗礼至今也盛行在我国民间，后来逐渐发展成今天的“傩戏”。

在汉代，“百戏”是一种包含音乐、舞蹈、杂技、武术、滑稽戏等多种民间技艺的综合性的演出形式，民间舞蹈成为宫廷乐舞的主要内容，舞蹈通常融于“百戏”中表演。主要有《巾袖舞》《剑舞》《刀舞》《棍舞》《建鼓舞》《巴渝舞》等。舞蹈过程中的以舞说戏、依戏作舞的表演，成为了中国早期戏曲艺术形式的源头。

四、舞蹈发展的程式性与专业性特征

唐代舞蹈在整个中国古代舞蹈发展史中具有很高的历史成就，以其宏大的演出规模，纳多国、多民族的舞蹈演出模式，以及雅俗共赏的姿态赢得了世人的喜爱，从宫廷的最高统治者到民间的老百姓无不好之，达到了一种顶峰时代。宋代舞蹈在历史的转折面前，独辟蹊径，以其独特的方式创造出新的舞蹈的划时代历史，那就是具有程式性特征的“队舞”，绘制了一个新的舞蹈形式。王建《宫词》有云：“青楼小妇砑裙长，总被抄名入教坊，春设殿前多队舞，朋头各自请衣裳。”就是有关队舞的历史文献记载。由于明清时期戏曲艺术的发展，舞蹈作为戏曲艺术表现的手段之一，戏曲表演的程式性特征决定了舞蹈表现的舞姿身段的固定性，形成了宋代戏曲舞蹈的高度程式性和综合性的美学特点。

自远古到明清，中国舞蹈在新旧世纪交替的过程中，承传着舞蹈的精髓和内涵，融合在当代的社会火炉之中，中国舞蹈从明清戏曲舞蹈综合性的形式中走了出来，直接凭借人体身段去表现现实生活和人们的精神情感，将中国舞蹈推向了新世纪的辉煌。中国当代舞蹈是以专业性的舞蹈作品和专业舞蹈表演而著写舞蹈历史的，先后出现了裕容龄、黎锦辉、吴晓邦、戴爱莲、贾作光等著名舞蹈家和一系列的舞蹈精品。专业型的舞蹈家和专业性的舞蹈作品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发展并壮大的，专业性的舞蹈教育也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蓬勃发展的，以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现北京舞蹈学院的前身1978年改大学）的成立为标志。

总之，中国舞蹈自先秦以来，历经几千年的变化，先后经历了先秦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女乐舞蹈和雅舞、汉代的道具舞和舞象、唐代的燕乐舞蹈、宋代的“队舞”、明清时期的戏曲舞蹈、当代的专业舞蹈和舞蹈教育。所有这些在表现形式的演变上，都是一个渐次演进、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李北达.民间舞蹈[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版.

历史发展论文例7

一、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

历史文化遗产是前人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及人类实践活动有密切联系的自然景观之历史文化遗存和传统文化载体(或表现形式)。…历史文化遗产足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深深地打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印记。历史文化遗产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推动事物发展的作用，表现了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人类足有记忆的，并需要不断地通过符种不同形式的“怀旧”手段，籍以抚慰心灵和抒性。人类还将自己的记忆能力“移植”到某些文化载体上，假借与先辈对话、沟通，满足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最高层次的心理诉求。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对于生活在水泥森林巾现代都市人而言，更是一种精神的慰藉和一种“审美”的渴望。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已逝历史的残留物，而一个遥远的历史时代能够成为人们憧憬和崇敬的对象，并能够示范和评断当前将会流行的行为范型、艺术品范型和信仰范型。旅游行为究其本质米看，属于一种精神文化消费。旅游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活动，人们之所以热爱旅游，足因为旅游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可以领略不同地域之问自然和文化状态的差异。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天人们外出旅游更加注意寻找自己所向往的，与日常生活环境不同的境遇和感受，以满足自己了解1睦界，修养身心的愿望。因此不同地域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以其特有的魅力，成为吸引游客前往的主要因素。现今，珠三角浓郁的岭南地方特色历史文化积淀已成为珠三角旅游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当从历史文化遗产中发展旅游获益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强调其经济价值，即以直观的经济收益多少来评价其利用价值与存在价值：也就是说，当对某种历史文化故迹评估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从其是否具有眼前的或潜在经济价值来判断。在经济利益与文物保护面前，更多的部门和更多的相关人士更注意前者(也许有种观点足有了钱可以米保护文物)，这不仅是某个地方独的问题，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的驱使使使人们急功近利，忽略了原本更重要的文化价值所在，而盲目追求其所谓的利用价值。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开发旅游资源的时候，历史文化遗产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收益，但是如何保护这些遗产?如何让旅游与保护不冲突?这些问题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我们试从珠三角历史文化旅游的发展，来探讨如何解决发展旅游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之问的辨正关系。

二、珠三角地区历史文化旅游发展的状况与问题

“珠三角”概念首次正式提出足1994年10月8日，广东省委在七届三次全会上提出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珠三角位于我国南大门，以j州为中心，包括珠江流域下游的佛山、南海、顺德、中山、江门、肇庆、珠海、深圳、尔莞等十多个大巾小城市，面积为24437方公里。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之物质文化遗存极其丰富，类型多样。据统计有“3座历史文化名城，12处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456处县级文物保护位以及120多万件馆藏文物”。其中有一部分已经成为文物景在旅游巾成为人文景观的主体，也成为我省文物优势的集中体现，并发挥着明显的现代功利价值和资源效应。历史文化遗产之非物质文化遗存，对中华民族发腱产生巨大影响如林则徐、康有为、孙中山、剧恩米等历史人物及其学说，重大的j力史事件，重要历史文献，以及辛亥革命、厂‘州起义的革命史迹、传统文化及风俗等等。珠三角地区相对于国内外其他旅游区域，其旅游资源颇有地方特色，旅游区位条件优越。随着“珠三角都市”概念的提出，对区位旅游的重新定位与规划，将有助于新旅游区域条件的成熟。在珠三角地区旅游规划巾，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应持的态度和科学的发展观，将极大地左右旅游发腱的进，如何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一)历史文化遗产本身在现代化建设浪潮中，受到破坏，导致对旅游客源吸引力的下降。历史文化遗产“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的保护四性要求。，在眼前功利的挤压下，得不到切实的落实。或修建仿古建筑，或仅剩文物“孤岛”，个别地区甚至整个历史文化街区强行拆除，破坏了历史文化遗产与其柏倚互存的环境风貌。所有遗产地都足个整休，而任何历史文化遗产又都与其所处的剧环境同时存在。脱离了它的环境，也就火去或降低了遗产价值。以“历史文化名城”佛山为例，近20年的城市建设中没有树立“历史文化名城”的品牌意识，相反弱化了佛山应有的文化旅游地位。在老城区的改造中，没有按照保留古城的建筑特色和建新如旧的保护原则，大面积拆除极具岭南风格的历史文化街区，仪剩下廖廖数处文物“孤岛”。在多方呼吁下，仍竭力跻身“千城一面”的现代城市队伍，使得作为旅游吸引物之一古城风貌已基本荡然无存。加之本身缺乏自然旅游资源，佛山的旅游吸引力便复存在。另一方面，旅游产品问题。珠三角符地的原生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较为分敞。如南越国宫遗址、南海神庙、清晖同、陈家祠、六祖慧能等具有一定吸引力的资源十分有限，这些原生资源分别散落在各个城市当巾，小而．溥，欠缺必须的集巾度，作为个产品的吸引力不够。旅游内容构成一，缺乏层7久感，尚未形成区域旅游资源的整体性。旅游业六要素巾的“购”，对于历史文化旅游而言大有文章可做。目前，具有浓郁岭南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不多，精品更少。肇庆的端砚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理应把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打造为重要的旅游纪念精品，转化为文化旅游产品，但由于缺乏精品和品牌弱化，未能打开市场。柏反安徽的歙县，依靠良好的策划和运作，打造成为中国名砚，塑造了良好的市场形象，吸引了大量的旅游者包括海外华侨、韩国人和日本人购买。珠三角大多历史文化旅游项目仍停留在陈列展览等基础层次，动感表演提高层和可参与体验发展层等高层次旅游项目几乎空白，雉以适应现代大众旅游的消费要求。

(二)管理中的割据性、片面性、暂时性、非持续性影响文化旅游业持续发展的要求。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j泛性与产业综合性决定了旅游业管理职能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大多属于国家所有，但条块分割、政出多门、部门利益等问题依然突山，行政上的分立妨碍了旅游系统的形成。旅游规划中忽视整体规划和全面管理。管理上缺乏创新观念，项目管理上主要以维持为主，缺乏创新的内容。推广投资方向明确，促销费用高但效果差。由于缺乏对市场的j泛调查，缺少对市场开发方向的研究，使得促销费用区域投放比例，带有相当的主观性，加之各地从各自利益出发，各自为战，资金分散，不可能实现规模化的轰动效应。

(三)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误解严重妨碍文化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误解表现形式是：一足造假古董。个别地方为了增加历史文化遗产类型和已有遗产的历史厚重感，在没有认真考证前提下，修复或重建仿古建筑或传统民居，并选用现代建筑材料和施工技艺。用现代人们的臆想代替历史建筑本来面目，只能起到弄巧成拙、适得其反的作用。二是忽视遗产本身精神内涵的挖掘。历史文化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对于这个问题，尽管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关注，但是，人们往往对于有形的自然资源和物化型的历史文化资源(如人文景观等)比较重视，认为那才是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财富，而对于精神型的历史文化也是一种能创造效益的资源则认识不足，存在着盲目性和偏见。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就影响到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也必然影响到历史文化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三是在着力发展历史文化旅游时，不能因发展旅游，促进经济发展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这个观点具有较大的潜在危害性。真正地传承其文化精髓和汲取其先进文化，才能光大发展岭南文化。以旅游经济发展带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原真岭南文化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才能实现双赢的互动良好态势。

三、解决当前问题的策略

当前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要想使珠三角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开发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相关部门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一)完善法律法规，鼓励

非国有资本参与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国有资本也已经开始通过参与或组建景点类旅游企业的方式，进入到对我国景点类旅游资源的开发工作中，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非国有资本进入地区的景点开发，结果使得当地经济与企业取得“双赢”的局面。实践证明，非国有资本经营的景点景区大多经济效益好。当然，在实践中，由于非国有资本片面追求企业的短期利益，对风景区的人为破坏性开发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人们的质疑。究其原因，是对非国有资本参与景点类旅游资源经营性开发缺乏法律规范和界定，导致政府职能部门监管缺位。历史文化旅游景点景区建设需要大量的物力、人力和财力长期持续投入，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大多为国家所有，依赖财政投入只能勉强维持。珠三角的非国有经济极其活跃，我们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非国有资本进入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积极探索历史文化遗产景点景区经营新路子。

(二)在保持与创新中重塑

珠三角文化旅游形象。旅游形象是旅游地的生命，鲜明、富有感召力的旅游目的地旅游形象和高质量的旅游产品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如何重塑对潜在旅游者构成强烈感官刺激、诱发其出行欲望的旅游形象，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公众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认知和市场需求是形象塑造的根本依据。珠三角文化旅游形象策划以历史文化遗产为依托，以岭南文化、古越文化为主题，“古、人、文、江、湖、花”为主线，将岭南传统民居区、历史文化遗产汇集区等景点有机结合，不同地区以不同物质载体表现其地域文化特色。如选取佛山“龙”民俗文化、肇庆“包公”府衙文化、广州“百越人”文化、中山“伟人”故乡文化、顺德“瓷窑”遗迹文化等不同侧面，做好创意策划及包装宣传，同时要着力打造“动态旅游文化”项目，增加游客的参与性，塑造珠三角现代文明与历史文化并重的文化旅游区域形象。

(三)以互补效应带动加强

珠三角旅游合作。合作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现代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区域合作，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亦是区域旅游发展的新动力。现代旅游产业发展观认为，旅游业的深层次发展是基于产业性联合、与区域旅游协调合作为前提。旅游区域合作的诉求达到协同效应与互补效应。协同效应是指合作各方具有一定的共性，相互组合产生叠加作用，提高整体价值和效益。这一共性或是地缘上的，或文化上的。互补效应是指合作各方具有独特的难以替代的个性，组合在一起可以产生鲜明的特色。旅游合作，是指旅游产品合作、客源合作、投资合作、管理合作及人才合作等领域的合作，要实现上述诸多领域合作，需制定珠三角统一的旅游管理法规和旅游产业发展政策，确定珠三角旅游业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重点做好旅游资源重组配置共享政策、旅游产品开发鼓励政策，用制度和政策保障珠三角旅游一体化的进程，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同时组建区域旅游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协会的各项功能和作用，实行珠三角区域旅游协会联合例会制度，加强联系和协调，促进珠三角地区的旅游业共同发展。

(四)从内涵入手挖掘历史

文化旅游资源价值。严格按照古建筑施工要求，修复部分历史建筑物，维护传统名胜风光，营造具有地区代表性的旅游景点景观。文物古迹不应仅以个体的形式存在，只有在一定的空间环境中才能构成合适的文化气氛。部级历史文化名城一广州应着力恢复古城墙，使其园林化：整修明清羊城八景之一“镇海层楼”；修建广州“五十先贤蜡像馆”等积极举措，将文物古迹重新整合、迁建、扩建，形成适当规模的新兴旅游景观群。红色旅游在全国和珠三角区域方兴未艾。珠三角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岭南都会广州曾为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红色旅游市场资源品位高，不乏在国内极具价值的红色旅游景点，如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起义纪念馆和烈士陵园已入选全国百家红色经典景点名单。中国共产党三大会址、广州公社旧址(广州起义纪念馆)等，其他地区如惠州东江纵队抗日纪念馆、叶挺故居及纪念馆和肇庆的阅江楼叶挺独立团史迹陈列馆等历史文化遗产也极具有知名度。挖掘历史文化遗产时要注意开发利用的广度，更要注意开发利用的深度。依靠学者和学术队伍，使历史文化研究从静态、抽象、务虚的研究中走向应用研究阵地，借助经济科学活力和自然科学的方法，站在时代高峰，与时俱进，对岭南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再认识，对历史文化资源给予科学的扬弃。建立有效益的学术科研活动，协助文化部门进行对外文化交流，有计划地对重要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系统多形式的应用研究。精心规划、扎实推进，这对珠三角文化旅游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历史发展论文例8

发展的无止境和传播的广泛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他们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无限的，后继者们在实践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不断推进其发展，它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列宁在1913年所写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把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世界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并阐述了在这三个时期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情况。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在第一个时期的开头，马克思学说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它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中的一个而已。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那些基本上同我国民粹主义相似的社会主义。”“1848年革命给了马克思以前的所有这些喧嚣一时、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形式以致命的打击。”到这一时期的末尾，“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一息。”第二个时期，从1872年巴黎公社失败到1905年俄国革命。这时，在西欧工人运动中，“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里腐朽的自由派，试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以上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3版第305—308页)第三个时期，从1905年俄国革命至列宁写作此文时。我们可将其延续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俄国，通过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三次革命，即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先后了沙皇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

参照列宁对历史时期的划分，在这三个时期以后，还可以划分两个时期。第四个时期，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时马克思主义成为苏维埃俄国的指导思想，并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大洲。第五个时期，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在共产党领导下，战后出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高潮，在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三大洲，先后有15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世界社会主义体系。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又是在曲折中前进的，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20世纪90年代的剧变，使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与其相适应，马克思主义也是低潮。在总体低潮中，从90年代中期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由左翼学者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马克思热”。这种情况反映了，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冷战中虽然是赢家，但是资本主义的很多矛盾并未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无力解决它；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众多群众对资本主义已经失望，期待用马克思的学说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理论的不同方面被提到首要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学说，它的基本结构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每个组成部分又有许多基本原理。无产阶级政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时，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应当把不同方面提到首要地位。列宁在1910年末和1911年初所写的《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中阐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又说：“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动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同上，第281、279页)列宁在该文中将此前从1905—1910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05—1907年，这三年的特征是发生了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一个风暴的年代，上层建筑急剧发生变化，社会各阶级都在研究如何沙皇专制制度，因此必然把策略问题提到首要地位。列宁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大量论著都是围绕策略问题而展开的，他的名著《社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第二个时期是从1908—1910年。这三年的特征是革命失败，形势急转直下，由高潮转向低潮，反动势力进行反扑，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对革命势力进行“围剿”，党内一些不坚定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动摇。这一时期，无论从总结革命经验以利再战还是从捍卫马克思主义，都要求社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到首要地位。为此，列宁在1908年用了8个月时间，写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哲学著作。

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夺取和建立全国政权。因而我们党在这个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理论提到首要地位。在这个时期为指导中国革命，写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光辉著作，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在建国后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形势和任务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任务已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个时期，我们党通过探索，逐渐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提到首要位置。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探索中，发表了很多论著，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前一时期，我国学术界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区分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前者已过时，后者有现实意义。笔者认为，这种区分不够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它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还是列宁的提法准确，在不同时期，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某一个方面将被提到首要地位。

在批判和斗争中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以变革社会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不但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批判一切腐朽丑恶现象，批判形形的错误思潮，而且公开宣告要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压迫制度。马克思说：我们的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23卷第24页)列宁指出：“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后一性质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批判过无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的错误思潮，批判过工人运动内部形形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潮和路线。就后一方面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时期和以后，批判过普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和杜林主义；列宁批判过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考茨基的右倾机会主义、俄国党内的孟什维主义以及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批判过陈独秀、王明等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路线。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和斗争中得到发展的。通过批判，分清了对错是非，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如果马克思主义“失去”批判的功能，那就意味着这种理论“变质”了。当然，这种批判要把握一定的度，也不能只批判，不吸纳。这里所说的“批判”，就是继承流行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扬弃”，既有对错误观点的抛弃和割舍，又有对有价值的因素的吸纳和发扬。

于1952年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说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著作选读》下册第784—785页)可以把这段话做为总结。

态度不同和理解各异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步履艰难，而且纷繁复杂。不同的阶级、政党和个人，对它的态度和理解有很大的不同。具有代表性的，仅举如下几种：

——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工人党是一种类型。这种类型的政党可追溯到列宁在1903年所创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党的主流派——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以及党内的孟什维主义作斗争。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于1919年建立第三国际，在第三国际的号召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以俄共(布)为榜样，建立起共产党、工人党。其中有的是从第二国际社会的“左派”中分化出来组建的，有的是新建的。中国共产党属于后一种情况。这类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可从党组织和党员个人两方面论述。就党组织来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这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本国实际问题的行动指南。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党员个人来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和价值追求。对美国记者斯诺曾说过：我第二次(1920年)到北京，读了三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从此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再没有动摇过。我们党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同志也大都如此。我们党大多数党员都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和平年代，后来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例如在，由于受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意识形态在淡化，特别是党的一些高级干部和高层领导，信念动摇，有的甚至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发生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剧变后丧失政权的艰难岁月里，也有的高层领导干部经受了考验，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至于一般党员，则要做具体分析。

——社会与马克思主义。这种类型政党包括社会、社会党和工党。比资格，它们比共产党老，大体上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这些党从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民主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出发，主张社会民主主义，并把党命名为社会。这些党后来普遍参加了1889年创建的第二国际。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工人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当时这些党是接受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有的明确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当然也有一些党深受其它一些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大多数社会、社会党站在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互相厮杀，第二国际就分崩离析，名存实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1940年德国法西斯军队侵占了比利时，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被封，停止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1951年重建社会党国际。战后，社会党国际的各国党，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方面是肯定的，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很大变化。50年代初，还有一些社会、社会党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党，称马克思、恩格斯是他们的导师。50年代末以后，许多社会、社会党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实际上就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1959年德国社会的哥德斯堡纲领把该党的思想根源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不但四者并列，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发生很大变化，认为它只是“分析社会的方法”。在这之后，几乎所有社会、社会党的纲领都不再提马克思主义了。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国家的社会、社会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尽一致，有的党在纲领中还保留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和用语，有的党和马克思主义完全分道扬镳了。在同一党的内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有很大区别，左翼基本赞同，右翼反对。总体上说，社民党、社会党已经放弃马克思主义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但是在西欧一些国家相继遭受失败。这个基本事实，引起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和左翼学者的重视并深入进行理论思考。在这个背景下，从20年代以后出现了被人们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学派。这个思潮和学派的特征：在政治层面上，既憎恨和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和否定苏联模式，政治色彩极其鲜明；在学术层面上，通过学术形式探讨政治层面的问题，学术色彩很浓。这个思潮和学派中又有很多流派，可以分类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都是一些知名政治家和学者，如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赛、萨特、阿尔都塞等。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要辩证地对待，半个多世纪的实践验证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有一些观点是正确的，对我们深入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所启发和帮助；有一些是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长期被忽略的问题，或者是揭示了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遭到扭曲的问题；有的观点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西方马克思学。从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出现“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它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纯学术对待，主要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迹和思想理论，为研究而研究，和政治没有多大关系。其中有一些人甚至站在对立的立场，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对立，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多于肯定，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肯定有一些又是建立在曲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之上。与此相适应，还出现了西方“列宁学”、西方“斯大林学”、西方“学”。

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思想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对人类历史产生重大深远影响。1999年末，时逢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和路透社先后进行了两次千年伟人评选活动。结果，马克思分别列为第一、第二位。路透社在报道评选结果时，特别提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这两本巨著对过去一个多世纪全球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与思想产生了巨大和深刻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和影响下，一个多世纪的人类历史发生巨大变化。

——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时，资本主义在全球几乎独占统治地位。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社会主义从一种思潮发展为社会运动，再发展为社会制度。20世纪社会主义破土而出，从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在坎坷和曲折中不断前进，开创了人类社会最伟大变革的历史进程。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这种局面是绝不会出现的。

——殖民主义被埋葬。有资本主义必然有殖民主义，因为资产阶级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对内要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对外要无偿掠夺落后国家的财富，推行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和派生物，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部分。有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必然有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影响下，亚非拉90多个国家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的斗争，宣告了民族独立，资本主义经营了几百年的殖民主义体系彻底崩溃了。

历史发展论文例9

近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核心，并引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维方式、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变革。主要表现为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理性化三大领域。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社会发展的过程基本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而实现的。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启动，之后步履维艰，至今尚未彻底完成，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近代化的过程经历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两大历史时期，对这一过程的命名，一般的把发生在近代史阶段的叫做近代化，把发生在现代史阶段的叫做现代化。

由于中国近代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开始的，与西方欧美近代化的历史背景不同，所以中国的近代化呈现出许多自身的特点。

第一、阻力大，内在阻力有技术薄弱、人才不足、观念落后等。外在阻力有外国资本主义的阻挠破坏、本国封建因素的阻碍、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

第二、起步时缺乏内在驱动力，外在因素起主要的作用，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被动起步。

第三、经济、政治、思想三方面没有同步进行，走过了一个从经济领域起步，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不断深化的历程。

第四、主导力量多样化，先是地主官僚、封建政府，后有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是人民政府。

第五、近代史上工业领域以轻工业为主，工业化发展不平衡。

第六、历时长，从19世纪60年代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了。

二、世界历史大潮下中国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一）经济工业化的进程1.近代史阶段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1）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工业化起步。

第一：影响中国近代化的国际形势：此时期英、法、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抢占商品市场、原料产地；英法等国为打开和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发动两次侵略战争（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过程中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意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19世纪6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这样被动地开始了。近代资本主义列强对于中国既是“强盗”又是“先生”，侵略中国的同时，客观上也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第二：中国工业化起步的主要表现：【洋务工业】（19世纪60年代—90年代）

主导力量是封建政府、地主官僚；兴办目的是自强求富，维护封建统治；企业性质是总体上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封建企业；技术设备方面依赖西方；地域分布是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最终结局破产，主要原因是只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而不改变落后的制度。客观历史作用：中国工业、教育近代化起步；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一些技术，培养了一些近代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刺激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等。

【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产生原因，主要是受资本主义侵华经济和洋务经济的影响，而不是14—16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和发展。地域特色：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分布极为不平衡。发展要素：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先天不足指的是缺乏资金的原始积累、缺乏技术，后天畸形指的是发展领域主要在轻工业。

影响因素方面：受中外双重阻碍，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艰难发展。

阶级特色：民族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晚20年左右出现，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以革命性为主。

（2）甲午战争后的19世纪末，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

19世纪末，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帝国主义加紧新一轮的殖民扩张，各国互相争夺原料产地、市场、投资场所，在此背景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大量侵华利益，此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频遭列强侵略，八国联军侵华表明宰割中国的联盟形成，中国完全成为依附于资本主义各国的半殖民地。随着列强经济侵略的加剧（资本输出），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加速解体，腐败的清政府为了支付战争赔款，扩大税源，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甚至采取奖励实业的措施，这些都在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有利环境，使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也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传播和爱国救亡运动(和辛亥革命)。

（3）民国初年，民族工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获得进一步发展。

民国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得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夹缝暂时变宽，再加上辛亥革命的推动，民族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

（4）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民族工业总体日益萎缩，形成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对工业的垄断。

2.现代史阶段工业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

（1）过渡时期（1949-1956年）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霸主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中国，封锁和孤立中国，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并支持中国。国内形势是新中国处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此阶段中国工业化的主要成就有：①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奠定了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基础。通过一系列措施，到1952年底，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国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②建国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使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得以恢复与发展。

③1953年———1956年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之获得了新生，转型为社会主义经济。

④1953———1957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的指导下，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初步基础。

（2）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探索，在20多年的探索中，中国工业化进程出现了曲折与挫折，但同时也必须重视这20年中经济建设的成就，20多年P3366KAOSHIYUZHAOSHENG2011.3的探索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基础，培养了骨干力量，提供了工作经验和历史借鉴。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欧洲和日本崛起，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促使世界经济向多极化发展。亚洲国家在实现民族独立的前提下，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发展不均衡。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对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东欧各国也先后进行经济改革，但效果欠佳，导致经济困难。由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苏联背信弃义，中苏关系的恶化破裂，限制了中国与世界科技的交流。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际上美苏争霸消长，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第三次科技革命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世界更加重视科技和人才，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

党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经济建设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预计20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从1992年以来，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今，世界经济进入了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中国正在努力探索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注重信息化的带动作用，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强调管理方面的现代化。

（二）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法制化的进程

1.政治民主化的探索与发展进程(近代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求民主的斗争历程)

（1）在中，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2）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伟大成就。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封建势力强大、资产阶级弱小妥协，资产阶级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只有民国之名而没有民国之实。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捍卫民主共和的斗争。

（3）1924年———1927年，国共两党进行第一次合作，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目标，共同进行国民大革命。

（4）1927年———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纲领的指导下，经历了从武装反抗反动派，到反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革命斗争。

（5）1937年———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倡导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为主的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

（6）1945年———1949年，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以巨大的让步换得《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但是国民政府坚持内战，破坏民主和平，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7）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得到健全和完善。

2.中国近现代民主法制文献

（1）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部宪法，但它规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大权，所谓宪法只是一个名誉，实质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

（2）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

（3）1914年，袁世凯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实质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

（4）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大纲》，明确了新生红色政权是工农民主政权。

（5）1946年，伪国大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确认了以的独裁统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

（6）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该文件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

（7）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国家性质和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是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地得到健全和完善。

一个国家实行的历史，体现了这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又包含着其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三部宪法分别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是这一部分的重点。

（三）思想观念的近代化（从传统儒家思想向近代民主科学思想的转变）

在中国近代史上，思想近代化的过程，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也是中国思想界在认识上不断深化、不断理性与成熟的过程。它的深化与渐进过程为：器物的变化———制度的变化———思想文化的变化。其中每一阶段的国际环境与工业化的国际环境相同（参看上文）。

1.近代前期中国思想近代化的渐进历程

第一阶段器物的变化：自鸦片战争到19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从天朝上国、妄自尊大中清醒，但只认识到中国技术落后，单纯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器物，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要表现为：

①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开端。

②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仁玕发表《资政新篇》，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③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观点，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求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维护封建统治。

第二阶段制度的变化：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不仅是技术落后，而且制度落后，需要变革。主要表现为：

①早期维新派：不仅主张要学习西方的科技，而且认为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②资产阶级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儒家传统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

③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其政治理想阐发为三民主义，主张以暴力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第三阶段思想文化的变化：

①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西方学习开始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主要表现为：激进民主主义者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是思想观念落后，要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必须清除陈腐思想观念，于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以民权、平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彻底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

②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送来了世界上最新鲜的思想空气，以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开始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

③以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逐渐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理论———思想。

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2.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①从内容上看：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是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其实质是追求民主和科学。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最先进的指导思想。

②从主题上看：救亡图存是主题，先进的中国人面对危局不断探索。

③从过程上看：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依次递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

④从结果上看：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儒家思想失去其千年不变的统治地位。新思想、新文学、新科技不断涌现。

三、从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得到的认识

（一）近代史上阻碍中国近代化的不利因素：

内在因素主要有：中国封建势力强大，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封建专制统治和重农抑商思想根深蒂固，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些都使我国近代化缺乏先天实力、缺乏后天发展的社会条件。

外部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的长期侵略、掠夺、阻挠和破坏，使中国经济呈现出极大的殖民地性。列强侵略势力控制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并依仗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阻挠压制中国民族工业，从政治上操纵反对政府，攫取侵略特权。这一切使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极其艰难。

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斗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是实现近代化前提。

（二）当今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利弊条件

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世界形势，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更多地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出口。

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也面临着许多压力和挑战，主要有资金不足、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技术相对落后，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历史发展论文例10

二、西方历史上法治思维的由来与演变

1、西方古代法律思想中的优良传统。西方法治思维的源头来自古希腊对法治国的理想追求。法治其实是人类最古老的政治理念之一，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其《法律篇》中提出，法律的统治(RuleofLaw)是仅次于“哲学王”第二好的统治方式。其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进一步肯定了法治的意义，并提出了法治的两个条件:“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199。在西方法律思想史的长河中，古希腊人较早探索了法治和人治的关系，探索了民主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僭主政体等各种体制的关系和优劣问题。同时，古希腊思想孕育了深远影响西方的自然法传统，即认为反映“自然存在秩序”的自然法效力高于统治者制定的实证法，实证法要符合自然法，这种自然法传统树立的牢固权威，为西方法治走向符合自然规律、符合理性和人性的道路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条件。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后六世纪，罗马法上千年的法制历史，成为西方法治思维的又一重要传统遗产。罗马是古代世界最重视法律的国家，罗马法的衡平原理、契约精神与意思自治，反映罗马法理性思维和务实精神的民法体系，对西方两大法系的形成和发展，对西方各国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甚至对人类社会的法律实践和法律思维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西方法律具有鲜明宗教性，古代和中世纪的基督教和教会法对西方法律的伦理化原则(如对道德标准、诚实观念、良好的信仰、公正等的维护)、人道主义方面(包括个人价值、对家庭成员和儿童的保护、生命的神圣性)以及诸如婚姻、财产、继承、犯罪与惩罚、证言及证据等实体法方面都有巨大的影响。但是，只有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法治思维才从理想变成现实。

2、近现代西方法治思维的形成与发展。近代以来工业革命的兴起，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和海外贸易的增长，城市化和工商业社会的形成，资产阶级和市民登上政治舞台，为西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1)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时期(17世纪到19世纪晚期)法治思维的形成。西方近代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形成，与17、18世纪西方的启蒙运动和启蒙思想分不开，与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反抗和封建专制君主和封建贵族特权等级制度，争取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安全权、反抗压迫权、课税承诺权等人权和公民权利的斗争分不开，也与资产阶级不断以法律制度巩固已经取得的各种权利分不开。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民、分权与制衡、人身不得受到非法侵害等思想与学说，构成了斗争的主要思想武器和理论基础。根据这些学说推导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罪刑相适应等一系列法治原则，并以此类原则为基础，重建西方近代的法律体系。比如，西方百年宪法与法治思维变迁中，其内容围绕一个基本轴心，即人权。西方法治与人权是的发展由少数人的人权到多数人的人权，再到普遍人权，由国内人权到国际人权，由虚假人权到真实人权，由政治权利到经济权利，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社会的全新变化，形成了关于国家、社会、公民和法律思维的变革，行政法随之产生，使法律调整范围扩展至国家活动领域，依法行政成为行政法核心，国家不再凌驾于社会之上，行政机关权力不再是官吏特权，而是依据法律行使的职权。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法治思维最大的变化是梅因爵士所讲的，从身份制到契约制，封建等级特权制度被瓦解，代之以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治原则。

(2)西方资本主义垄断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以来)法治思维的发展。西方现代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发展，与19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开始步入垄断时期社会的深刻变化分不开。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法律制度也作了相应调整，出现了法律社会化的倾向。法律强调对经济活动的调整，强调对社会利益的维护。在民法方面对所有权的行使和契约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同时，行政立法、经济立法和社会立法大量出现:1881年德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1906年德国学者首次提出了“经济法”的概念。［2］390－391西方法学研究吸收了19世纪以来一系列科学进步的新成果，把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系统论、信息论、工程论研究方法引入法学，开阔了法学研究的新思路，逐步发展出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的法治思维。西方各国法治思维过程和表现方式不尽相同，基本上是根据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特点和主要任务制定宪法和法律，同时，各国法治思维的发展，在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等不同领域进展不同，相互影响，呈现不断进化和完善的动态过程。总之，法治思维的基本趋势是通过法律增进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公共福利，消除不平等、歧视、贫困，保障生命权、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升保障人权的范围、水平和力度。(3)近现代以来，西方法治思维的一条历史发展主线，大体上是分别按照权利、利益、效益为重心的三部曲。权利阶段以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为基础，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强调绝对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代表是17、18世纪的古典自然法思想);利益阶段主要强调法律应由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主张群体利益、社会利益及利益之间的平衡(代表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的社会法学流派);效益阶段强调法律安排实质上是以效益为轴心，主张法律应当以效益作为分配社会资源的标准，而权利安排、利益平衡思想退居其次(以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经济分析法学派为代表)。

三、中国法治思维的由来与演变

1、中国历史上有关法的思维。中国历史上早就出现了法律，早在春秋时期已经有“以法治国”的论述。《管子·明法》有云:“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在封建时代有法律(律条)、有法典(典籍)，有法官(廷尉)、有法院(刑部)，有法网(皂吏)，有法场(刑场)，有法堂(衙门)，还有主张“依法治国”的学派(法家)，俨然是“法治之国”。然而，这种表面上的“法治”，其实是“人治”。在如《诗经·北山》所描述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农耕社会，皇权高于法律，法律屈从于皇权，这是中国传统法制最基本的特征，故中国封建帝制时代法律是“王法”、“一家之法”、“非法之法”，不是“民约之法”、“公法”、“天下之法”，这在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进步法律思想中都有反映。古代社会与近现代社会在法律思维上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君权神授”、“在君”，法律秩序也以此来安排;后者则提出“天赋人权”，“在民”，并以此理论安排法律秩序。故近代以前的中国，有法制而无法治，有治法而无法治，有律治而无法治，有“王法”而无“民法”，有官治而无法治，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虽然有法律治理社会，维持秩序，但并没有发展出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因而也没有发展出一种法治思维、理念能够使中华民族真正走向民主、法治之路。

2、中国近现代法治思维的变迁和发展。中国法治思维的剧烈变迁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近代以来，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法治成为启蒙者共同选择的走出历史困境的出路。戊戌维新运动、清末仿行及修律、辛亥革命、民国时期的法治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等过程，构成中国回应西方文明挑战的整体努力的一部分。

晚清以康有为梁启超和实业派(张骞等)为代表的立宪运动和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律现代化运动，为探索现代中国的国家法理与法制进行了最初的悲壮而伟大的探索。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以热情宣传和鼓吹西方的“法治主义”而著称。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首次提出了“人治主义”和“法治主义”的概念，来概括中国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并宣称:“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3］43启蒙思想家发现，中国社会的诸多弊端都与法治意识的匮乏有关。

1949年以前，民国时期的法治现代化建设颇具规模，从宪法到普通法律已粗具现代法律体系的形貌，但因外敌入侵及内部激烈的阶级斗争，使法治难以推行，这一时期的法律结晶“六法全书”在斗争中被废止，晚清与民国的法治现代性建构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

新中国成立以来，法治现代化坎坷曲折发展的历史实践表明，从革命法制到日常法治的转换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1954年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为法治中国建设奠定了基础。“”期间，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公检法被砸烂，法治建设遭到破坏。

经过无数风雨，乃至千难万险，我们党终于找到了治国的正确路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1982年宪法确立了法治的统一和权威。1997年，党的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确认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199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确认了这一治国方略。这一治国方略的确立，标志着我国治国理念的飞跃。党的十报告中再次强调了“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并第一次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写入行动指南，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2014年11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作出部署，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基本原则，明确了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报告所蕴含的法治新思维，描绘出了一幅中国法治建设的宏伟蓝图，四中全会将成为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里程碑。

四、法治思维发展的历史启迪

1、法治思维是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随社会变迁而不断发展。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兴起，西方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也产生了市民阶层，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政体后，走上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道路，法治思维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过程中逐渐形成。比如英国现代法治是随着君主立宪制的建立而在英国得以确立;美国是在独立战争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独立建国后走上现代法治之路的。法治思维随着社会的发展，经过长期的运用、积累和改革而不断发展。在英美法系中，英国在各地习惯法的基础上，形成一套适用全国的普通法;当普通法不能完全适应社会需要时，用衡平法来缓和法的严格性和社会矛盾;当普通法和衡平法还不够用时，又通过制定法来实行改革。

2、法治化程度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非均衡发展，法治思维也呈现非均衡发展态势。根据比较法学家的研究，世界上地方习惯法数以千计，民族或部落法律数以百计，但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法系总计不会超过20个。［4］各个法系都像一个生命有机体，有其独特的成长背景和发育过程。它们中间有的法系已经彻底消亡，有的经过融合得以存续，有的经过大规模融合更新和再造，几乎面目全非。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当代的法治思维影响巨大，几乎起到支配作用。

3、法治建设与民主建设不可分离，法治思维与民主思维也息息相关。从历史上看，法治产生于市场经济，产生于城市化和工商业社会，市场经济产生法治经济，法治经济、工商业社会产生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并最终产生法治国家。民主是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伴生物，民主的实质是自由，法治则代表秩序，在法治基础深厚的国家，如英国，民主呈现有序发展的倾向;在法治基础较薄弱的国家，如法国，民主则带来动荡不安，并容易发展为暴民政治。法治保障民主，民主引领法治，法治思维与民主思维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4、不同国家、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文化传统形成不同类型的法律文化，不同的法律文化形成不同的法治思维，并对法治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表现为不同的法律体系，法律历史渊源和法治发展道路。即使同属一个法系，因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千差万别，其法治思维的特点和具体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比如加拿大和美国都曾是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但由于两国社会发展道路不同，故两国立宪指导思想也有很大不同。美国是通过暴力革命方式英国的殖民统治，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故美国立宪指导思想注重强调自由、平等，反对暴政，反抗压迫。加拿大则是在英帝国和英联邦内部，通过和平手段，采取协商、妥协等方式赢得独立，因而在立宪指导思想上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秩序与良好的政府管理”，与美国有很多不同。

5、法治思维的发展趋势是从单一角度到多角度、从理论到行动，从法治思维到法治方式，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过程。当代法治思维不仅从保障权利角度关注民主、人权、平等、公平正义等一般价值，也从社会利益角度关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社会阶层、社会集团之间利益的均衡，还要从效益角度考虑选择何种法律才能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化的效益。法治思维从理论形态到与社会实际结合越来越紧密。法治思维不仅应当知道法院作出怎样的判决和依照那些原则进行判决，而且还应当了解这些原则适用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从纯法侓的角度出发而不顾具体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这样适用法律有违法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