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论文例1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收稿日期：2002-06-12

【参考文献】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8-1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7-37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3-284；603；27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

[5]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70-171；252.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例2

做好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应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目标和要求做好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终极目标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基本要求。指出：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这里的“中心”无疑是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大局”则有三层涵义：一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大局；二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权安全大局、全党全国团结大局；三是因改革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而导致的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国内大局、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国际大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必须培育“大局”型思维，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不仅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开展，更要服务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胸怀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和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国际大局及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国内大局，把握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和中长期趋势，着眼于党和国家正在和即将面临的各种重大现实问题，增强主动性、把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进入社会主义形态治理的新时期，我们应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目标和要求，遵循学科建设的规律，做好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一是明确学科定位和学科建设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定位，决定了其性质、功能和特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这个学科所研究的思想政治教育，覆盖我国全部领域、全体人员，发挥着引导方向、思想保证、以理服人、科学育人的功能。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学科建设，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以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为目标，才能保证其根本性质与根本方向。二是制定学科发展规划。基于该学科的特殊性质，国家学科建设主管部门应与党和国家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一起，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目标、学科布局、发展规模、建设要求等制定发展规划。三是形成学科建设与发展指导意见。学科建设还存在哪些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建立一种什么样的长效机制？国家学科建设主管部门应在调研的基础上，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思想教育研究指导思想、学科范畴与边界，以及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如何发展，形成学科建设与发展指导意见。

2．应创新学科的理论研究

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提高凝聚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不但要创新学科的立论基础，即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理论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一些元问题和基本理论问题，如人的本质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研究，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心理教育规律的研究，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等等，更重要的是要为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时俱进服务。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高效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源头，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面前故步自封，漂浮于人民群众的火热实践之上，就会陷入缺乏生命力、失去凝聚力的境地，从而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举步维艰。以党的指导思想的时展看，党已经实现了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思想再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跨越；以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探索看，国家已经完成了从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飞跃；以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的挖掘看，从过去工具性极强的政治价值的一味灌输到今天更加关注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和筑造共同精神家园、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人本主义嬗变；以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式的塑造看，“中国梦”话语体系不仅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奋斗的一条主线，从而占据了历史的、信仰的、道德的制高点，更是以其“接地气”的生动表述使民族梦、国家梦和个人梦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活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凝聚亿万中华儿女共同奋斗的一面旗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理论创新必须为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服务，必须为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化阐释和辩护。要坚持一元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建设性与斗争性的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原则方针，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的辩证法，在确保其核心价值得以充分彰显的基础上，不断赋予意识形态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同时避免意识形态的僵化和封闭化，以提高其凝聚力。

3．应创新学科的实践研究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性，提高统治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同于其他二级学科，它具有更强的实践特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发展特点要求该学科建设要时刻关注实践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经济新发展、社会新变化、政治新动向、军事新态势、国际关系新动态、网络新环境等一系列实践新问题都需要我们准确理解、深刻把握。科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想的关系”“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增强针对性、实效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引领社会思潮”“网络环境下如何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如何提高国民网络素质，调适社会心理，形成良好的网络舆论生态”等重大现实问题，都是实践研究的难题，有待我们去破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必须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及重大理论创新，聚焦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做出及时回应；必须深入研究思想教育过程的方式方法以及教育的效果、过程和手段，增强教育的科学化水平。创新学科的实践研究，不仅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性，提高统治力的需要，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要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善于总结提炼，特别是从实践规律的研究着手，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树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自信，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自觉，并结合理论研究，建设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4．应创新学科人才培养

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尤为关键的是要建设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就必须加强执政骨干、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队伍建设。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义不容辞的责任。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人才培养是多层次的，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等。我们应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本科生的培养，注重打下本专业的基础。硕士生的培养，是在进一步打基础的同时，开始培养他们研究问题的能力。博士生以研究为主，力争在某一方面的研究上站到学术的前沿。各层次的人才培养要特别重视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并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人才培养还应服务社会，拓展人才培养领域，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培育和培训治理队伍。强调：只有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应拓展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等执政骨干队伍、宣传思想部门领导干部和把关人员以及新闻工作者等舆论宣传队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教育管理队伍、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的科研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的培训，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人才能力的现代化。

5．应自觉规范学科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自觉加强学科队伍的思想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既是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主体，承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和教化的学科，又是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客体，接受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管理的具有特殊使命的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既要打破学科壁垒，以博大的胸怀、开放的视野，借鉴其他学科的有益成果，开拓国际视野，在有效“整合”中实现创新，又必须在多种意识形态并存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在多样化价值取向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在多样化知识、信息影响下坚持人本主导。既不能泛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或用其他学科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取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又应该增进多学科的协同研究，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内容和方法的规范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直接依靠这个领域中的学者队伍或研究队伍。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例3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两次重大的创新,也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和深刻阐释。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准确理解二者的科学内涵,把握好二者的关系,对于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及基本特征

自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到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将其提升为“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作为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它包括发展目的、发展战略、发展阶段、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和发展条件等丰富内容。同志在“6.25”讲话中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要求总结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和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它要求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最终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统筹城乡发展，是从全局出发看“三农”，抓住了要害和关键，必将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统筹区域发展，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是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切实关注和解决诸如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对我们提出的时代课题。“五个统筹”的思想体现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观。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容和要求界定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统一

从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和要求来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内在统一的。

（1）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诉求和目标。

20多年改革开放启示我们：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应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要有利于全面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要求，实现社会和谐和全面进步。

科学发展观首先强调坚持全面发展,追求和谐共生,即通过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社会全面进步和共同发展，要求一定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高度重视社会发展,始终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推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和谐共生发展,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及时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的公正公平；其次强调坚持协调发展,追求和谐优化，即要求通过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各系统要素的优势和潜力,使每个发展要素满足其他发展要素的要求,完善整体功能,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所以说，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要体现为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制度变革等具体目标,但归根到底都是着眼于全体人民幸福的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民主法制、诚信友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充满创造活力、各方面利益关系不断得到有效协调、稳定有序、安定团结。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目标和价值诉求。

（2）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指针和基本原则。

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①人际关系层面的和谐；②利益群体和阶层关系层面的和谐；③国家与社会的和谐。三个层面的和谐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和各阶层之间关系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就是推进包括人的需要、人的素质和人的能力在内的各种关系和存在方式的全面发展,注重宏观调控和统筹兼顾。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例4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励精图治，开拓进取，提出了以“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内容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

一、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加深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自然发展的历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两大基本矛盾对立统一运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其中，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在生产力的推动下，人类社会不断地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螺旋式上升，由蒙昧的原始社会经历野蛮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进入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人自身的发展史。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积极的因素，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发展的最高命题。根据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与人的个性发展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把人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作为生产者，只能依附于各种自然共同体或共同体的代表才能生存，缺乏任何独立性。第二个阶段，是在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市场和交换关系的充分发展，把个人从对共同体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主体，但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物质不够丰富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个人的独立只是局部的、不全面的。第三个阶段，是在产品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极为发达，一切财富充分涌流，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人们将在自觉、丰富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因此，人的解放和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离开了人的发展也就没有了人类历史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强调人要自觉地认识、学习、掌握、服从、运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始终重视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不要盲目自大，违背规律，自作聪明，做蠢事。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揭示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强调人的解放和发展程度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内容和价值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成果的享有者和发展的见证人，发展如果失去了对人的尊重、关怀，就迷失了方向、失去了价值。

科学发展观坚持生产力标准，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作为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强调“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超越了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等同于GDP增长的传统发展理念，强调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强调要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克服了“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摆正了人与自然、当代人的发展与后代人的发展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要求发展的目的不是为少数人利益，也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为了不断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健康安全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以人为本，不仅要求发展是为了人，而且要求发展必须依靠人，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要求通过发展不断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价值观高度统一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既见物，又见人；既尊重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又尊重人的主观能动性；既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人的发展，从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发展要求和发展方向等方面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与有血有肉的人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

二、科学发展观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同时，确立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要把人从对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从奴隶般的固定分工中解放出来，从异化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他们把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社会生活的高度和谐并列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历史的发展是偶然性在给必然性开辟道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首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显然不能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给出的现成答案。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取得巨大的成就，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作过有益的探索，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直到中国改革开放14年之后，邓小平才第一次明确作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论断，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

社会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认识社会主义本质要立足于时代和本国实际。目前，我国已经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贫困和温饱问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在向更加全面的小康迈进，但是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而在国际上，虽然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潮流，但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要求，丰富和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紧迫任务。

科学发展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最新回答。

科学发展观首先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结合的基础上辩证地揭示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关键不放松，同时也要适时地调整生产关系，发展民主政治，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使社会两大基本矛盾保持协调，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全面发展。

其次，从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相结合的角度揭示了经济发展要讲效率，但这种效率不仅只是经济增长的数量和速度，更应该是在全面考虑经济增长对社会、资源、环境的影响基础上的质量提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鼓励和支持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更要使最广大群众共享文明成果，共担发展成本，要逐步建立平等的权利保障机制、公正的司法体制、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最充分地实现社会公正。

再者，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宗旨，要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志。

第四，从对“富裕”的物质财富层次理解出发，延伸了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中“富裕”一词的内涵，说明在社会普遍贫困条件下追求物质“富裕”的合理性，同时表明在人的基本物质生存条件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人的道德水平、满足人的文化需求的重要性。

最后，从整个社会发展状态的大视角揭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追求，也是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只要沿着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精神丰富、生态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走下去，我们就能达到这个美好目标。

总之，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目的、生产发展是前提、社会公平是保障、共同富裕是目标的发展理念，强调经济社会发展要重视人的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政治发展的可持续性、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生态发展的可持续性，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三、科学发展观清醒认识到党的执政环境的新变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行了新探索

从1949年算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历史已经有58年，这58年可以分为两个29年。从1949年到1978年，党是在受到外部封锁和计划经济环境中领导全国人民搞建设的；改革开放以来这29年，党是在实行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人民搞建设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为执政党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理论指导。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后，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关键时期。我们党现在承担的历史任务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重，执政环境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复杂。可以判断，从现在起到建党100周年这十几年的时间，对党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如果能够把自身建设搞好，就能够为长期执政打下良好的基础。科学发展观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清醒认识到党的执政环境的新变化，立足于当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提升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水平。

第一，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执政党的社会影响力。

根据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变动的特点，科学发展观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区分了党的性质与党员成分。一方面强调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动摇；另一方面强调要坚持“两个”先锋队的性质，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科学发展观鼓励中等社会收入者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根据当前我国社会中等收入者群体数量不断扩大、素质不断提高、社会参与方式日益多样、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的趋势，一方面积极培养其中的优秀分子自愿加入党组织，为党的组织补充新生力量，壮大党的队伍，在执政党制度内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另一方面积极引导他们合法成立或加入社团、行业组织和中介组织等，积极支持这些组织充分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功能。这样，科学发展观就在以人为本的旗帜下，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又使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阶层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各安其位，进一步扩大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理想凝聚全社会。

意识形态是区别政党性质的一项重要标志，任何政党都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统领全党的思想。同时，执政党还要用党的意识形态来整合多样的社会文化，形成整个社会共同追求的政治理想。科学发展观倡导求真务实之风，“求”马克思主义之真，“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之实，是凝聚全党力量的意识形态。科学发展观以其“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殷切之情，以其“八荣八耻”的道德情怀，以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影响力远远超越了共产党员的范围，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成为动员和引导全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理想。

第三，深化对发展内涵、发展目的、发展道路的认识，使发展更有可持续性、更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是，发展什么？发展为了什么？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对这些问题，科学发展观用系统的思维，作出了明确回答。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发展的内容决不只是经济发展，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要又好又快，政治和法制建设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文化发展要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满足人高尚的精神需要，社会发展要促进社会和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要统一起来，统一于人的全面发展上来。要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发展不是单打一的片面发展，要统筹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这样，科学发展观就把发展的过程当作最广大人民共同参与创建、共同享有成果的过程，把发展的目的落在了代表好、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

第四，完善党内民主，扩大社会民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

打天下，坐天下，革命是执政合法性的天然来源。但是，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就不能再把执政本身当成目的。如果有了一己私利，为执政而执政，就会丧失执政的合法性，丢掉执政地位。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来自于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执政地位的丧失来自于人民群众的不信任和反对，而人民拥护还是反对是由民主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不再是枪杆子的作用。所以，在共产党执政以后，民主成了执政地位合法性的重要资源，能不能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成了能不能长期执政的重要因素。

民主包括相互联系的三方面：一是党内民主，一是国家民主，一是社会民主，科学发展观对这三方面民主建设都有充分的论述。就党内民主建设而言，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健全党内监督，保障党员权利，消除党内腐败。在发展国家民主方面，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处理好党同人大、政府、政协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利。在社会民主方面，积极发展村民自治和社会自治等基层民主，处理好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保障人民群众享受最直接的民利。

科学发展观强调党内民主建设与社会民主建设是紧密联系的，要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四、科学发展观反思了当代世界发展的经验教训，是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在渔猎时代和农耕时代，生产力落后，生产方式简陋，发展被局限在狭小的范围之内并且彼此隔阻，加之当时人们的发展的知识有限，所以，尚未形成自觉的发展观。

18世纪人类进入工业时代，把经济增长当作发展全部内容的发展观逐步确立，这种发展观念今天也被称为传统发展观。在资本逐利性和物欲无限膨胀的刺激下，传统发展观魔术般地创造了比以往一切世纪所创造的还要多的生产力、还要多的物质财富，成就了一批现代化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传统发展观以其卓然的经济增长成就吸引着新独立的国家，早期发展经济学几乎是搬用了传统发展观的全部内容，认为只有促进经济增长，落后国家才能实现追赶目标，形成了以工业化、GDP、全民动员、国家计划等为核心概念的经济增长型发展观，这种发展观的实质依然是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传统发展观和经济增长型发展观的影响颇为广泛和深远，直到今天世界上仍然有相当多的国家持这样的发展理念。

传统发展观和经济增长型发展观，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工业社会，但同时也引发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生活质量总体下降等难以挽回的问题。这些问题促使人们加深对传统发展观的认识和思考，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就率先提出了循环经济概念，强调利用资源要遵循“减量、再用、循环”的原则，提倡物质的适度消费、层次消费。但是，在当时这种发展理念影响不大。

20世纪70年代初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提出了增长极限思想，认为地球的资源、吸纳消化污染的能力和人类生活的空间都是有限的，世界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因此，必须制止无限制的增长，停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一思想引起了人类的高度关注，随后发达国家便出现了制定“地球伦理”的呼声、“社会指标运动”，人们开始意识到了发展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以1983年联合国推出的《新发展观》一书为标志，诞生了一种新的综合型发展观，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文化观念、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综合发展过程。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推出《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对可持续发展概念进行了清晰的定义，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的需求，又不对后代满足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形成了可持续发展观，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它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被全球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各类国家所普遍认同。

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走工业化道路、不发展经济不行，但是人口环境资源的约束、中国发展时机的选择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决定了增长型发展观不能成为指导我们的发展思想。增长极限的思想较之于经济增长型发展观，更为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一种认识进步，但它要求“零增长”，显然又不适合我国国情。综合型发展观的局限性，在于强调了当展的各种综合协调，但没有考虑到后代的发展空间。可持续性发展观恰恰弥补了综合型发展观的缺陷。我国认可了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两个纲领性文件，表明了我国政府的立场，也表明可持续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思想材料。

人类对发展的认识是一个随着实践推进而不断深入的过程。科学发展观吸收了当代各种发展观念的精华，反思了它们的局限性，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宽广视野对发展作出了新诠释，反映了人类文明]进的必然趋势，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是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

五、科学发展观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体现了中华文明在当代的新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发展的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精华纷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是一个重大哲学命题，渗透着对人生的参悟，对天地]变的认识，对社会的思考，对经世安邦之道的探寻。

在哲学层面上，传统文化中的发展思想承认事物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认为发展不是排斥、消灭不同的事物，而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特别是儒家思想，强调“中和位育”，“和谐”与“平衡”是天地万物存在、发育的最佳状态。道家思想也从“道”的角度，解释了事物发展的规律。

在社会层面上，传统文化从发展的“和谐”本质出发，从人到社会再到自然界，推]和规范出一整套经世之用的发展思想。一是“人和”。要实现人和，儒家先哲制定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纲常，教化每个人要各安其位，“群而不党”，“鉴己而言它”。二是家和。在儒家看来，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为维护家庭和谐，就必须遵循“孝”和“悌”的伦理规范。三是国和。传统上，中国提倡家国一理，从家庭和谐能够推出社会、国家、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相辅相成。为达到“国和”，全社会要倡行忠恕之道、中庸之道，国家要实施有教无类、选贤任能。在处理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关系上，要“礼尚往来”、“求同存异”、“协和万邦”。四是“天人合一”。在传统文化中，“天”、“地”、“人”并称为“三才”，“三才”“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形成“天人合一”这一世界最宝贵、最美好的发展状态。“天人合一”强调人的发展要合理地利用天地自然，揭示了人的道德性和自然界的内在发展规律，反映了传统文化爱护自然、尊崇环境的思想。

传统文化讲究诚信等道德伦理价值。“仁、义、礼、智、信”在儒家道德规范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由“仁、义、礼、智、信”衍生出来的道德价值，如“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等等，成为两千多年来规范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现代价值的精华之一。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认为，天地之间人为大，政治的目的不仅在于“养民”，而且在于“贵民”，“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人民是政治的主体。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把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发挥到极致，阐明“立君所以为民”，君臣乃人民公仆。清末梁启超与谭嗣同等人也极力“倡民权共和之说”。传统的民本思想，虽未冲破君主专制的范围，但给中国古代政治留下了深深烙印。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割裂自己的传统文化。只有在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民族的生命才能得到顽强的延续。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发展，要求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求“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和平共处，构建和谐世界。科学发展观要求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有这些，既是对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的阐发，对现阶段我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积极回应，也是勇于汲取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民本思想、荣辱诚信思想的鲜明体现。因此，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与发展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了中华文明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例5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182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将这个词项进行一次逻辑概括后，也可以简单地表述为人的解放科学。解放的科学，内涵丰富，具体是指使人类在劳动中去除危险性与繁重性，在生活中去除贫困性与不可控性，在文化中去除愚昧性，在人类关系中去除剥削性，使全人类都能够因全面发展、自由发展而美满与幸福。马克思与恩格斯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解放，解放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无产阶级是全人类中的一部分，但只有无产阶级解放这个基础才会有全人类的解放。[1]所以，这个解放又分为不同的阶段。围绕“两个解放”这个主题，马克思与恩格斯倾其一生进行大量的研究，取得了极其丰富的科学成果。这些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等十几个组成部分。[2]由于围绕“两个解放”的实践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同，这十几个组成部分之间也存在不同的关系。

1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马克思与恩格斯倾其一生进行大量的研究，并进行不断的实践。而马克思与恩格斯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解放，只有无产阶级解放这个基础才会有全人类的解放。所以，这个解放又分为不同的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这个定义通过两次逻辑概括，可知概念是解放的科学。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的主题，不能单凭一腔热血，而是需要各种丰富的科学整合协作、浑然一体来为之论证。围绕马克思主义主题，又有几个问题相比其他问题是更加需要及时理论说明的，更加重要的。这几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这三门科学。但是这三门科学是一个整体，将它们分开只是便于更加深入细致研究马克思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通过阐述规律来说明主题的目标和道路，其中的规律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算作围绕主题的起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算是第一个层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通过揭示秘密与论证矛盾来指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其中的秘密指的是剩余价值剥削，而矛盾指的是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算作围绕主题的中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算是第二个层次；科学社会主义通过阐明作用和使命，认定第二个层次中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认定两个阶级的斗争和对立必然导致资产阶级统治被无产阶级统治取代，指明了主题的道路和目标。其中的作用指的是无产阶级的作用，使命指的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科学社会主义可以算作围绕主题的终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算是第三个层次。在马克思主义重要的三门科学中，科学社会主义相对来说又更加重要。因为，科学社会主义阐明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道路和目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更具有直接性，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具有全面性。[3]

2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前所述，科学社会主义这门科学由于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综合性。这是因为，要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除了要研究政治与经济的内容，还必须要研究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内容，还要研究这些内容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规律、总体发展的规律。当然，这不等于说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建设社会主义世界就仅仅涉及这五个方面，而是说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的各方面中，最主要、最迫切需要协同发展的是这五个方面，同时这五个方面在不同时期也存在着不同的辩证关系。如前所述，马克思与恩格斯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解放，解放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无产阶级是全人类中的一部分，但只有无产阶级解放这个基础才会有全人类的解放。因此，这两个解放要分先后。首先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时期，也就是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时期。这个时期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政党实践的主要内容是革命，是开展改变资本主义的斗争，掌握政权。在未取得工人阶级政权时，大谈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还为时过早。所以，这个时期政治是中心，体现出较强的阶级性；其次是在过渡时期，这里的过渡指的是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这个时期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权还未稳固，同时革命后要急于着手改善群众生活。所以，主要内容是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配合这两个内容协同发展；最后是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时期。由于在不同时期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主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性的同时，逐渐突出人民性。由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无论是阶级性还是人民性，都是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加上生态文明的基础性日益明显和资本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等原因，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就随着两个过程（一个是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另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的推进而逐渐显现。因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两个过程（一个是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另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的推进，其重要性将不断提高。

3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前提之一马克思与恩格斯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解放。但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单靠一门科学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科学相互配合、形成合力。绕“两个解放”这个主题，马克思与恩格斯倾其一生进行大量的研究，取得了极其丰富的科学成果。这些丰富的科学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同科学社会主义一样，是马克思主义整体中的一部分。科学社会主义是研究两个过程（一个是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另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世界）规律的科学，对马克思十几个组成部分的科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这里面就包括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在科学社会主义全面的、系统的指导下，能够更加明确社会主义的性质、目标和道路，能够更好地为改变资本主义旧世界、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服务。由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大量生态学成果，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具有很强的联系性，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性明显。因此，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前提之一。[4]

4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践

要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即需要理论，也需要实践。[5]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只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实践的目标是人在改造过程中通过自身需求来制定的，并通过实践的反馈来调节，最后总结成为理论之后，再为实践作指导。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践的起始点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是同时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践包含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整体当中。相比科学社会主义的其他实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是随着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建设社会主义世界过程的推进而逐渐显现的。20世纪初，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关于生态与环境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生态问题非主流化以及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下，苏联的生态环境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虽然苏联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没有结出成功的果实，但是其这方面实践模式的理论与实践，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6]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的重要性是逐渐显现的。从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到十六大，到十七大，再到十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的重要性正在逐渐显现。[7]十以后，我国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大环境督察工作力度，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8]当今，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四国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比如：老挝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生态环境也出现了明显的问题。到21世纪以后，老挝意识到经济增长必须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实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组建了职能完整、针对性强的自然资源与环境部，制定、颁布多项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与政策，多方筹集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积极开展国际生态环境保护合作。[9]古巴通过长期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统领，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框架。古巴将生态文明实践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建设实践相互协调发展，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0]

参考文献：

[1]李建平，李建建，金兆怀，等政治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3-42

[2]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10

[3]陈永森生态社会主义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J].思想理论教育，2014（4）

[4]廖清胜生态世界观、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自由个性观[J].探索，2005（3）

[5]陈永森生态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生态问题的思考及其启示[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7）

[6]刘希刚前苏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探索及其历史启示[J].理论导刊，2012（8）

[7]汪琦佳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试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新发展[J].青年与社会，2013（3）

[8]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作出批示张高丽出席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并讲[N].人民日报，2016-12-03（1）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例6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辩证统一的。同志强调指出，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明确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总体思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建设层面合乎逻辑的展开。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科学精神、原则和方法，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和促进作用。

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

1．以人为本，也就是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命题，也是西方哲学命题的重要内容。我国古代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等民本思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本质，就是要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首先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不能为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人民，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若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忘了人民，就会陷入为了增长而增长的GDP崇拜的斜路上去。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的，加快发展速度也是对的，但当提高GDP的速度与人的全面发展发生了矛盾时，就要作相应的调整。如有些企业为了追求经济利润，追求经济增长，不顾工人的健康，不顾安全，安全事故增多了;有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高速度，不顾国情、不能增加就业，这样的做法就值得研究，就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

其次是以民为本，还是以官为本。以人为本，说到底就是要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宗旨。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是由人民授权、为人民服务、受人民监督的法人机构。这些年来，人民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处理得不够正常，干部与人民的关系不够正常，没有摆正位子，许多事情不是人民做主，而是为人民做主。具体表现有如下几点：一是干部队伍膨胀。改革初期，各级干部1800多万，现在超过4000多万，其中公务员500多万，村里的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等还有300~400万人。几次精简机构，结果是越精简越庞大，越精简官越多，恶性循环。二是权力太大。经济权、文化权、垄断权、占有权、处分权。一日为官、终身受用，想当官的人越来越多。三是干部缺少监督机制，特别是对第一把手的监督还很不够。

再次以人为本，是要谋全体人民的利益还是谋少数人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以前，经济发展了，绝大多数人都得到了利益，人民生活改善了，虽然人们生活的改善程度不同。但是90年代中期以后，一部分人改善得更快了，而一部分人不但没有改善，而且还绝对地下降了，如农民自1997年以后不仅增长减缓了，其中62%的人是停滞的，还有的是减少了。又如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企业改制，实行减员增效，大批工人下岗，约有3000万人下岗，有几百万人至今没有再就业，收入减少了，虽然这是必要的，是改革的阵痛，是社会改革的成本，但是不能都要这些人来承担。近两年还有约4000万被征地的农民以及城市中数百万被拆迁的居民，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以人为本，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本。“三个代表”思想最主要的就是要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要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当前我们要建设的小康社会是要惠及十几亿人的小康，这样的小康社会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2．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往的发展有不全面、不协调的方面，强调发展经济，忽略了社会发展和其他方面。具体地说：一是经济结构调整了，但社会结构没有相应调整。如当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而城市化还处于初期阶段，2002年的城市化率为39.09%，比世界平均水平48%低10个百分点，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再如产业结构，2002年我国三次产业占GDP总量的比重分别为：一产14.5%，二产51.8%，三产33.7%，而就业结构则为：一产50%，二产21.4%，三产28.6%，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很不协调。二是经济增长了，社会事业并没有相应的发展。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而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环境保护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却都相对滞后。以教育为例，50多年来，我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工作做得不错，文盲率由建国初期的80%下降到2002年的8.72%，但是文盲的绝对数仍然高达8500万人，在全球仅次于印度，这些文盲90%分布在农村，其中又有一半分布在西部地区，所以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的任务仍然很重。而且，我们的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很不理想，1998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大学生只有360万人，适龄青年的毛入学率只有6.7%，1999年后，大学连续扩招，2002年普通高校在校大学生达到903.4万人，毛入学率达到13%，但仍低于世界平均16.7%(1996年)的水平。三是经济管理改革了，社会管理没有相应跟上来。这些年来，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很快，硬件都相当现代化了，但是社会管理相对落后，环境脏、乱、差，交通拥挤、交通事故增多等等。以交通为例，1949年我国公路通车里程只有8.07万公里，2002年已经达到176.5万公里。但是交通管理水平却没有相应的提高，各类交通事故频发，2002年共发生77.3万起交通事故，死亡109381人，比1986年增加了一倍，这两年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很严重。四是经济体制改革了，社会事业体制还没有进行相应改革。我国社会事业的管理体制可以说基本上还是计划体制。很多事业单位仍按照计划体制的方式运行，效率低、成本高，不利于社会事业的发展，也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与经济体制的改革相比，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落后了。

3．协调发展，即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要协调，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既要方方面面上齐全，而且各个方面要有机结合，有的要平衡均匀、相对称，有的要有长有短、有大有小，要按比例。协调是相对于原来不平衡、不协调而言，发展不全面就一定不协调，而全面了还不一定就协调了，协调要内容协调、比例协调。以往我们的发展还很不全面，改革开放以后实行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不均衡发展战略，取得了很好效果。但是实行一段之后，现在城乡之间、东西区域之间、阶层之间差别扩大，引出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现在的不平衡、不协调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是应该转向均衡、协调发展上来的时候了。当前我国很多方面，如一二三产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经济与社会以及农村与城市之间等都存在着比例不协调的问题。根据国际经验，工业与农业增长的速度应是1∶3，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应该是32∶68，而这几年我国的积累率超过40%。国际上医生和护士的比例是1∶2，一个医生，两个护士，我们现在是1∶0.6，一个医生，只有不到一个护士。再如性别比例，一般是100∶105，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性别比达到100∶119，100个女孩，有119个男孩。现在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不平衡。城乡发展很不协调，有些城市已经相当现代化了，但很多农村却很落后，发展很不平衡，从1978年—1984年，1985年—1996年，1997年以来，差距不断扩大。2001年我国城乡差别是1∶2.9，2002年是1∶3.1，2003年扩大到1∶3.2，再加上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各种福利，城乡差别实际是1∶6，即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的6倍，目前我国可以说是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4．可持续发展。发展既要考虑当前发展，又要考虑未来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不吃子孙饭，不能杀鸡取卵，这是解决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最重要的方针。经济建设要与资源环境协调。我们的建设成就巨大，但环境、资源的压力也很大。我国的人均资源只有世界平均的1/2。2003年我国的GDP是11万亿，占世界的4%，投资16万亿元，生产钢材2.4亿吨，还进口了700万吨，但用了石油7.4%，煤31%，水泥41%，氧化铝25%。我国600个城市中1/2是缺水的，几条大江大河都被污染了，西部、北部不少成了季节河；此外，沙漠化、沙尘暴、空气污染等等环境问题也非常严重，空气质量三级以上的很多，有不少城市已经看不到明亮的月亮和星星。当前，我国很多耕地被蚕食。有些领导搞形象工程、做秀工程，以地生财，搞大广场、大马路、大楼房，落得自己升大官，却不管这个地区以后的债务（几亿、几千万的债），不管百姓的生计（拆了房，占了地）。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还必须处理好人与社会、企业与人、企业与社会等的关系问题。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要办好、长久地办下去，要讲诚信，靠坑蒙拐骗，企业是办不好、办不大、也办不长久的。企业与人、职工与企业的关系也必须处理好。现在不少企业都在用农民工，农民工便宜，没有社会保障，也不用进行培训，用人比用机器还省事，这对企业是最有利了，但能长久么?这样的工人队伍能成为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强国吗?当前我国工人队伍的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非常低，如在发达国家中，高级工占35%左右，中级工占50%左右，初级工占15%，而我国高级工只有4%，中级工36%，初级工则达到了60%，这样的工人队伍是不能成为制造业强国的。所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一个整体，其内涵是全面的。以人为本是中心、是主题、是本质，是说明为什么要发展，是发展的宗旨问题。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指明发展什么、怎样发展的问题，是怎样发展更好的问题。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这个社会一切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根本着眼点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所在。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社会的重要标志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提出，要“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2]在马克思看来，人是历史的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一个历史过程，又是一个终极目标。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目标，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核心的内容。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保证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于民，为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奠定基础。

2．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的发展，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全面发展强调的是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第一加强物质文明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雄厚物质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物质文明的建设有赖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物质文明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处于一种基础性的地位，物质文明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以及和谐社会的建构。第二政治文明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政治保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和谐社会的构建作为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它的稳步发展与推进除了需要物质文明为其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离不开社会主义政治的保证，使民主法治得到充分体现。

3．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和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终极追求。和谐是多样性的统一，是人、社会、自然各种要素相互协调相互统一的状态。和谐社会强调的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的状态，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基本内涵之一。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在满足人类需要的基础上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可持续发展观强调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以及受传统发展道路的影响，我国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我们要正确认识自然、科学地改造自然、合理开发自然、妥善保护自然，使人与自然能融为一体、和谐相处。在此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使人类社会获得以全面、健康、持续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实现我国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指导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49、95.

[2]光明日报[N],2005-10-14.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例7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例8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农村和农业发展呈现了积极态势，但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局面尚未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发展相对滞后，三农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目前农村发展与城乡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仍有较大反差，体现为物质、精神、社会等多个层面的差距。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比较困难；农业生产效率比较低，农产品结构与市场结构不相适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相对落后，乡村面貌相对落后。可以说，三农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薄弱环节。

二、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我们贯彻科学发展观应从这几方面入手：

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要的任务是发展

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就要始终把发展农村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中央确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五句话、二十个字”的总目标和总要求，头一条就是“生产发展”。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和主要途径。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必须首先立足于农村产业的发展。无论是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还是改善生态环境，都必须以现代农业为基础。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把以人为本落实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去，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就是要以最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新农村建设的每一个目标，都是紧紧围绕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确保让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等等这些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处处体现了以农民为本的思想。

生产发展要依靠农民，生产发展离不开农民，农民是生产发展的第一要素，同时生产发展也是为了农民，造福农民，使农民充分享受建设和发展的成果；生活富裕就是让农民生活富裕，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这也是我们党在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乡风文明，归根到底是农民的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通过农民的文明，来体现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就是指村庄形象必须清洁、整齐，生气勃勃，人与人之间和谐，生态环境好，人与自然和谐，体现出一个友好型农村；管理民主能否实现，关键在农民，农民必须具有科学的民主意识，通过民主选举、民主议事、民主决策来实现科学的管理民主化。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全面发展就是要以“二十个字”为目标要求，全面推进农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贯彻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针，推进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注意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农村的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统筹兼顾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其宗旨和目标是使城乡经济社会能够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在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条件的新形势下，推进新农村建设，不能单纯就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而要跳出三农抓三农，把农业发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大格局中来谋划、来推进，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一方面要不断加大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和支持力度，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乡关系，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另一方面要不断深化改革，努力消除妨碍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政策限制，着力培育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统筹城乡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打破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三、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处理好几方面的关系

1.发展农业生产与增加农民收入的关系

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和主要途径，增加农民收入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使农民富裕起来。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要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民增收，要着力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的潜力，在保证粮食生产安全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精品农业、生态农业和特色农业，提高科技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农民在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中获得更多的收入。另一方面，在农民增收的前提下深化农村改革，加大农民的教育、社会保障等支出，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和生产水平，从而实现发展农业生产的目标。

2.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农民主体作用的关系

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但政府主导作用并不是要政府包揽一切，而是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制定政策、资源配置、搞好服务上，放在引导、支持和服务农民群众上，放在为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条件上。为此，要切实转变机关作风，强化服务职能，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特别是要强化创新建立新形势下服务新农村的长效机制和制度。把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这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即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败的关键。农民既是建设新农村的实践主体，是推动这一事业的主要力量，又是建设新农村的利益主体，是这项事业的直接受益者。在新农村建设中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就是要一切从农民的愿望和实际出发，广泛听取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扩大农民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程度。

3.加快农村经济建设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关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先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农村的经济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是农村社会进步的根本保障。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滞后，只有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才能让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然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方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又需要可靠的政治保障、正确的思想意识、良好的文化条件和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切实加强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重点是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着力推进村务公开，加强农村党的组织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健全党组织上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重点是要在农村中广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破除封建迷信，移风易俗，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丰富农村文化，努力创造一个健康、和谐的良好环境。加强农村社会建设，重点是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科技、体育等社会事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与城镇的差距，让农民享有公平的教育权利和医疗保障，改变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局面。

4.新农村建设与新村建设的关系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例9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明确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引领社会风尚的光辉旗帜。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是形成良好社会风尚的迫切需要，是培育新时代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根本要求。学习贯彻同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一项重大任务。

3月4日，同志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科学内涵，精辟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坚持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使之成为引领社会风尚的一面光辉旗帜，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本文来自

正确把握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涵与实质

荣或辱不仅是指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产生的自尊或自愧的心理体验，而且是指社会在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进行评价时形成的褒奖或贬斥。凡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都有自己对于荣与辱的看法和理解。荣辱观是人们在依据一定的思想道德标准进行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关于荣辱观念的总和。

荣辱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褒贬尺度和荣辱观是不同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每个社会集团都有他自己的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回答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同志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概括为“八荣八耻”，十分精辟，寓意深刻。

“八荣八耻”，贯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内容上看，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这“四荣四耻”体现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是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的“五爱”的基本要求，也是每个公民应当承担的义务。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这“三荣三耻”体现的是家庭生活、职业生活、社会公共生活中公民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以艰苦本文来自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一荣一耻”体现的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根本要求。由此可见，“八荣八耻”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应当遵守的基本思想道德规范的高度概括，也是从总体上对社会主义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的生动表述。

“八荣八耻”，坚持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统一，体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在我国传统道德中，荣辱观主要体现在对于辱的认识上，大多数思想家都是通过对耻辱的论述来阐释荣辱观的。孟子最早将“荣”和“辱”作为一对对立的概念来使用。他说：“仁则荣，不仁则辱”。在我国一些古代思想家那里，知耻乃做人之本。朱熹说，人只有“耻于不善”，才能“至于善”。管子更从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来看待“耻”，他说：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顾炎武进而指出：“四者之中，耻为尤要”。因此，我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尤为强调教人以知耻，传统道德中的这种以教民知耻为主要内容的荣辱观深深积淀在人们的心灵深处，融入在人们的道德实践之中。“八荣八耻”，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时注入了时代的特点和实践的要求，使社会主义荣辱观充满生机和活力，富有民族性、感染力和吸引力。在表现形式上，它突破了我国传统道德中主要以“耻”来阐述荣辱观的局限，把“荣”与“耻”这两个古老的传统道德概念切实对应了起来；在具体内涵上，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文化中把荣辱观仅仅作为道德范畴的局限，从社会主义价值观总体要求的高度，丰富、拓展了荣辱观的内涵和外延。

“八荣八耻”，弘扬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是对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正确荣辱观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同志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同志指出：“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思想，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荣辱观。

深刻理解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战略意义本文来自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有一定的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强力支撑。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迫切需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正确的社会主导价值观。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从整体上精辟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价值观。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形成良好社会风尚的迫切需要。社会风尚是指社会上流行的风气和习惯，它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把重要标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了可喜变化，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我国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还存在着是非善恶界限混淆、美丑荣辱不分的现象。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科学阐明了在我们的社会里，什么样的思想行为应当受到肯定和褒奖，什么样的思想行为应当受到否定和贬斥，有利于激励人们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不断升华精神境界，进而形成学习先进、抵制邪恶的良好社会风尚。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培育新时代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根本要求。造就时代新人，事关民族的繁荣昌盛和国家的兴旺发达。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同志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培养千百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任务。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继承发展了同志的这一思想，把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基本要求概括为“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同志也非常重视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问题，并结合发展了的实际，进一步丰富了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思想。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合格公民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指引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行动指南。

形成褒荣贬辱的社会主义新风尚

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褒荣贬辱的社会主义新风尚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人人自觉参与、长期坚持不懈的过程。学习贯彻同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一项重大任务。

坚持教育与管理的统一。把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化为人们的坚定信念，进而外化为高尚行为，是复杂的过程。其中，教育的作用至关重要。充分发挥教育的功能，就必须在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上下功夫，不断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成功的教育总是同严格的管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忽视管理的教育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加强对思想文化阵地的管理，褒奖“八荣”，贬斥“八耻”，激励人们积极向上、追求真善美，帮助人们辨别是非、抵制假恶丑，努力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落实到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实践中。本文来自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例10

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比较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又叫做历史决定论，或者生产决定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科学、最完备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一般的哲学方法论，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对现实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了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

一、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

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身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依托于社会科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皮”与“毛”的关系。

（一）社会科学

1.具体社会科学的产生。

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不仅推动了各门自然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使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也纷纷建立起来。

2.人文科学的发展

严格地讲，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一定的区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制定的《教育分类国际标准》中，“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民族学、未来学等12个门类，而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则被划入“人文科学”。一般来说，人文科学主要研究恒久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它是人的精神文化活动及其人类历史进化的反映。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各个领域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包括经济、政治、管理等领域的现象和活动。从时间上讲，人文科学各学科在古代就已产生，而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于近现代。但实际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难以将其截然分开，所以，我们往往以“人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予以统称之。

3.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效应

同志曾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如果说，自然科学和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话，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概念和特点

1.什么是方法

从词源上讲，“方法”一词在中国古代是规矩、规则之意。在西方，“方法”一词起源于希腊文，其意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在现代，方法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准则、程序、线路以及工具、手段和途径。

2.什么是方法论

方法论，顾名思义，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方法论，包括“论方法”和“方法论”。方法论需要哲学思维，但不仅有哲学的方法论，而且有科学方法论和技术方法论。

3.什么是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相对于自然科学方法论而言的。所谓社会科学方法论，是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建立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之上的，它除了论述这些方法之外，还要进一步阐明这些方法的客观基础、本质根源、基本特征及其运用的原则。

4.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特点

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一，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波普尔所说的世界一，还要研究世界二、世界三。其二，对社会的研究不仅要说明，而且要诠释；而诠释就是理解，就是评价；而理解和评价就是活动和改造。

但是，在现代条件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法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呈现出相互交叉、相互借鉴和彼此融合的趋势。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涵和原则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涵

1、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其世界观，又是其方法论。在此基础上，它具体化为从实践出发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个创造性的开放体系，人类在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合理的方法，马克思主义都应该积极地予以借鉴和吸收。

2、基本原则

贯彻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基本原则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客观性原则。按照人类社会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和理解人类历史，这是任何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首要的前提。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把握纯而又纯的社会客体，但是，客观性的要求却是绝对必须的。

第二，主体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一要注重从主体的维度去观察社会客体；二要注重把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结合起来；三要注重坚持群众史观，反对英雄史观。

第三，整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实质上系统性原则。

第四，具体性原则。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第五，发展性原则。这就要求我们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反对用静止和孤立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

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意义

如何认识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规律，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方法论问题，而这个问题远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伴随社会科学的发展，目前，我国社会科学内部的方法论意识日益自觉 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 本土化与国际化等，正成为经济学、 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激烈讨论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真理观，特别是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社会科学的性质、功能和方法，是我国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学术要求和前提。

社会科学也是科学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或哲学研究，不仅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的建立，对于社会科学的规划、组织和管理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加强理论的宣传，加强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向明，朱晓阳，赵旭东.《社会科学方法研究 （方法评论） 》.重庆大学出版社

[2] 田佑中.刘江涛译《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