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消费论文例1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become more and more closely，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come more and more frequent，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onsumption cultur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our country. However， in consumer culture， there is vulgar content， fast food culture and other issues， the effec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the innovation of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 guide the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correct concept of consumption culture. This article from the concept of consumer cultu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of the impact of consumer culture on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to explore how to achie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 innovation.

Keywords consumption culture；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novation

0 引言

消M文化产生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社会，当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经济飞速发展，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因此进入了以物质消费为主要驱动力的大众消费性社会。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沿海的多数城市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经济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这导致消费型社会的特征初步呈现。消费文化总体上反映了多数消费者对物质消费的态度和思维方式，消费文化凭借其特有的文化和魅力，对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等造成了影响，导致了大学生对大学思政课堂中所宣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了怀疑甚至排斥的心理，不利于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1 消费文化的概念及特点

消费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人们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社会生活以及消费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消费理念、消费方式、消费行为和消费环境的总和。消费文化包括物质消费文化、精神消费文化和生态消费文化，它是社会文化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在消费领域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结晶，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

消费文化主要表现为三大特点：消费场所、消费品以及消费活动。一方面，由于消费主体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所以消费者所购买的消费品存在着千差万别。例如，有的消费群体是中低收入的老百姓，那么他们就会选择在一些实惠的商店或者超市进行购物，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有的消费群体属于高收入消费者，那么他们就会选择在有名的专卖店购买奢侈的消费品。另一方面，由于消费用途不同，所以消费者的消费场所、消费品以及消费活动也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人们的精神文化、消费观念、物质收入等决定了当地的消费文化，对当地的消费起着促进作用。

2 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区别

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中，消费文化弘扬的是一种对社会文化有促进作用的文化，反对铺张浪费，而消费主义追求的却是极度奢侈，阻碍优秀消费文化的传播。在西方国家，曾经流行消费主义，它是一种病态性的消费主义观，极力追求炫耀性、奢侈型浪费，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并以此作为人生的目的和价值所在。而这与消费文化的核心有着天壤之别，是不利于优良文化发展与传承的。消费文化是一种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一种文化，它渗透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引领与指导着社会的物质生产，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而且能影响人类的思维和价值观，对人类的全面发展有着促进的意义。可见，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在消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要彻底抛弃消费主义，才能使人类社会处于和谐而稳定的局面。

3 消费文化对大学思政教育创新的影响

3.1 消费文化所追求的刺激、娱乐冲击了思政教育提倡的社会责任感

当前，我国的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很多商家都大量生产各种商品，并改进商品的外形、功能等，而消费者为了体验各种商品的功能特性，不惜花费大量钱财以买进商品。如今，大学生青年是消费群体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为各大生产商贡献了不少。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各地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人们与世界的距离也越来越近，足不出户尽知天下事，不少大学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对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部分大学生青年追求刺激、疯狂、娱乐，这种片面、不成熟的消费文化深刻影响了大学生青年的成长，扭曲了消费观念。在现实的消费文化影响下，以提升人的精神层次和内涵为教学目标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部分大学生的眼中显得无足轻重。一些大学生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于空泛，没有西方经济学有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如学习实用的操作技术。

3.2 消费文化改变了大学生的价值观，淡化大学生的民族意识

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很多大学生的心灵、行为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大学生在儿时受到的传统教育，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会慢慢地偏离主流意识形态，久而久之，当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人群形成一定规模时，那么主流意识形态就会被边缘化。当前，消费文化把大学生青年引向了感官享乐和物质消费，导致大学生青年降低了对政治时事的关注度。消费文化正在把大学生青年引向一个商业社会中的个体，把人们传统的历史经验和爱国情怀转化为一种无国界的商业经验，这无疑会给大学思政教育带来巨大的冲击，严重影响大学思政的教学，甚至会导致国民素质下滑。

3.3 消费文化使大学生淡化思政教育中所提倡的崇高理想和英雄主义

前，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各种影视作品都充斥着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媒体使尽一切手段来提高公众的关注度，其中包括媚俗手段。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一般通过网络与外界接触并获取广泛的外界信息。大学生是使用互联网的主要人群，在互联网的影响下，人们逐渐进入了读图时代，一切夺人眼球的信息离不开丰富多彩的图片，因此，各大媒体抓住了消费者的这一心理，以华丽包装、渲染煽情的宣传攻势迎合了大学生们的心理特质，拉大了这些大学生与崇高理想的距离。

大学思政课程的目标之一是把大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文化、有内涵的四有人才，引导大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崇高理想而奋斗，而这崇高的理想与某些媚俗的消费文化是格格不入的。消费文化向大学生展示的是一种深度不够、平庸的文化，而不是一种有深度的文化，这使得思政课堂教育的步履艰辛。当前，很多大学生谈论的话题都是与生活、饮食、工作、收入、娱乐有关的，鲜有人讨论国家的发展方向以及人类的发展方向等有深度的话题。

4 基于消费文化背景下的大学思政课堂创新

4.1 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要加强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产品中，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消费理念，发展优秀的消费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当前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它符合了多数人的生活愿望，对推进整个社会主义文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消费文化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支撑点，那么这种消费文化是低俗的，有可能会演变成为西方的消费主义，使大众丧失了基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对文化根基造成严重的威胁。要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塑造良好的消费文化，就要推进大学思想政治课堂创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当前的产品文化中，引导学生理性消费。

4.2 更新教学理念，改进教学内容

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各种产品可车载斗量，所以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在传授传统知识的同时要更新教学理念，改进教学内容，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在教学理念方面，高校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的实际学习与工作联系起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首先，要在思想政治课堂中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培养学生的爱国人文情怀。其次，还要在校内塑造良好的校园文化，促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学习。例如，通过举办校内网络征文比赛，要求学生把思想政治教育所弘扬的优秀文化融入到当前的消费文化中，这样就能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兴趣。

高校要改进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内容，使之与学生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首先，高校要突破传统教学方式的局限，通过海报、校园网等手段来使大学生及时了解社会的动态，并从中引导大学生正确看待社会热点，不随波逐流，培养大学生的独到见解能力。其次，高校还要把消费文化纳入到教学内容中，可通过选修课、讲座等方式来向大学生宣传消费文化，引导大学生培养理性的消费观念，杜绝浪费，并学会科学理财。

4.3 理论联系实际，提升学生应对媒体舆论的能力

当前，网络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这种碎片化的信息对人们的思维方式造成了影响，所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要引导学生培养筛选信息的能力，对媒体舆论采取正确的态度，拒绝跟风。在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教师要掌握社会发展的最新动态，研究社会的发展方向，提高自身的分析能力，理论联系实际，在制定教学大纲的时候要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运用到社会热点中，避免一成不变的机械式备课。在这个信息时代，网络对大学生的影响是很深刻的，媒体所引导消费文化也深刻地影响了大学生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师要联系实际生活，引导学生对媒体舆论形成正确的态度，切忌盲目跟风。

5 结语

高中生消费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逐渐完善，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状况逐渐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其中某些代表性的事件甚至引发了对上市公司体制性问题的大讨论，在职消费问题本身也成为公司治理领域新的热点问题之一。从理论起源上看，在职消费源自美国，并逐渐发展成相互对立的“理论”和“效率理论”（Jensen和Meckling，1976；Rajan和Wulf，2006）[1-2]。虽然角度各异，但在职消费的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并不存在主次之分，二者也始终无法否定对方的合理性。究其原因，一方面，在职消费本身确有“”和“效率”两种相互对立的天然属性；另一方面，学术界对二者之间的分歧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二者在逻辑上是否具有一致性仍亟待证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职消费问题研究已处于瓶颈阶段。与西方研究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截然不同，在职消费问题在中国却呈现“一边倒”的态势，“理论”得到发扬光大，无论是在理论或经验分析中都得到充分支持（陈冬华等，2005；周仁俊等，2010；Luo等，2011；Cai等，2011；逯东等，2012；李宝宝和黄寿昌，2012）[3-8]，而“效率理论”则更多止步于理论探讨阶段。与中国“一边倒”研究现状相对应的，更是整个社会价值判断对在职消费“嗤之以鼻”的态度，在职消费多数情况下被冠以脸谱化的丑恶形象，政策层也多次发文规范政府、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三公支出”等在职消费的额度。

万华林（2007）认为，在职消费的双重属性意味着我们必须详尽考察在职消费在哪些情况下有利于公司价值的增长，在哪些条件下又可能被经理人用来满足私利[9]。一方面，需要在理论上对在职消费“两大阵营”的矛盾进行更多分析和解释，探索两者之间的逻辑一致性；而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则是将在职消费研究与中国转轨经济下的制度背景相结合。转型期背景下，中国市场经济最大的特征便是“大政府、小市场”，研究现状的“一边倒”表明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很可能受到了某些制度性因素的影响。针对上述研究现状，本文首先通过将在职消费划分为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的方式在理论上解释“两大阵营”矛盾的原因，并实证证明二者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同时，基于中国转型期的经济政治现实，从薪酬管制、冗员负担的视角分别考察影响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作用机理的制度性原因。明确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观的制度根源十分重要，因为不同的理论观点在如何消除在职消费负面效应的政策建议上是截然不同的。最后，从内外部治理机制中探索相应治理超额在职消费的方向。

本文的贡献在于：1、尽管国内外研究在职消费的文献颇丰，但却鲜见对在职消费“两观”矛盾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文献。而通过将在职消费划分为正常和超额两部分，本文的实证结果证明了在职消费两种观点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为后续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改变当前对在职消费普遍的负面印象，如前所述，这种印象很可能是片面的；2、本文是对已有少量超额在职消费研究的拓展和补充。已有文献虽然表明超额在职消费具有消极的经济后果（张月明和吴春雷，2014）[10]，但却忽略了对产生超额在职消费原因的探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转轨经济的现实。而本文的研究既是对中国经济改革中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也为突破国内现有在职消费研究大多照搬西方研究成果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通过对超额在职消费的“来龙去脉”进行深入探究，也使本文具有较强的现实参考价值；3、国内现有在职消费文献普遍基于国有企业，很少将非国有企业纳入研究范围。事实上，在中国“大政府、小市场”的整体环境下，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非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行为与后果同样会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因此，本文还丰富了有关产权性质与在职消费关系的研究。

二、研究背景与假说提出

（一）理论背景

在职消费的理论基本遵循Jensen和Meckling（1976）的思想，认为管理层在职消费是委托人和人之间成本的具体表现（也称“第一类问题”）[1]，并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Hart，2001；Yermack，2006；Grinstein等，2009；Liu和Yermack，2012）[11-14]。而在国内学术界中，李宝宝和黄寿昌（2012）基于理论将在职消费定义为“经理个人以其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管理性资源的过度性耗费”[8]。与之相对，在职消费的效率理论既肯定了在职消费激励高管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认为在职消费能最终提升企业业绩（Rajan和Wulf，2006；Marino和Zabojnik，2008）[2，15]。重要的证据在于，在职消费既然在全世界范围都如此普遍地存在，这反过来便证明了其在高管激励契约包（Incentive Package）中的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观点相左，但在职消费的两大阵营都有较为完整的理论基础和一定的经验支持，并不存在主次之分，而如何协调“两大阵营”的分歧、证明两者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已经成为在职消费研究的瓶颈所在。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一定的协调思路。周仁俊等（2010）认为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寻求一个合理的程度，以及探索影响这种合理程度偏离的各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4]。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权小峰等（2010）、程浩（2013）及张月明和吴春雷（2014） [16-17，10]。但遗憾的是，上述文献要么止步于理论探讨，要么过度关注在职消费的高低程度而忽略了导致偏离产生的制度性原因，难以提供关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行为和结果的全貌。万华林（2007）指出，在职消费的双重理论属性意味着研究在职消费必须详尽考察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9]，暗示目前国内在职消费研究的“一边倒”现象很可能是内生于转轨背景的经济政治现实。基于此，现有文献分别从薪酬管制、冗员负担角度提供了一定的间接证据（陈冬华等，2005；刘银国等，2009；陈信元等，2009；张敏等，2013）[3，18-20]。

如上所述，在职消费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度”以及影响这个“度”的各种因素和作用机理。上述文献虽然关注到中国的制度背景，但却并未结合在职消费双重属性特征，仅笼统地研究相关制度对在职消费整体的影响。因此，针对转型期中国的经济政治的事实，本文将选取薪酬薪酬和冗员负担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典型手段，分别考察对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产生的影响，探索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行为背后的制度性原因。

（二）制度背景与假说提出

1.薪酬管制与高管在职消费。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企业微观行为内生于宏观制度环境，因此，在职消费问题自然无法回避中国特殊的薪酬制度现象―薪酬管制。陈冬华等（2005）指出，由于政府的行政干预，国有企业承担了很多的政策性负担，企业目标由价值最大化转而变成目标多元化，而作为所有者的政府部门由于处在信息的劣势方，很难低成本地观察到国有企业的真实经营业绩，制定整齐划一的薪酬管理体系几乎是政府的唯一解[3]。与国有企业多元化目标相对应的便是国有企业高管多元化的激励体系，而在这个不以货币薪酬为主的激励体系中，既包括政治晋升等行政激励方式，又包括在职消费等经济激励方式，因此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内生于其面对的薪酬管制。在道德或舆论上消极的在职消费，在经济学上可能只是高管在货币薪酬补偿不足情况下的一种自然反抗。当国有企业高管多元化的激励体系能够达到激励相容时，薪酬管制应当只会引起高管正常在职消费的产生，而一旦激励无法相容，则后果很可能是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Moral Hazard），即高管在职消费的额度和范围不再仅仅是一种“自然反抗”，更成为满足其私利的工具和手段，进而产生超额在职消费。

以上关于薪酬管制对在职消费影响的背景和理论分析是基于国有企业的，那么非国有企业是否同样适用？事实上，中国转轨经济的最大特征便是“大政府、小市场”，在这一制度背景下，所有市场主体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相关限薪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根据“锚定原理” ，非国有企业薪酬委员会在制定高管薪酬时很大程度上会参考同地区、同行业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水平，即国有企业管理层扮演了类似标杆的作用，主要针对国有企业的薪酬管制政策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非国有企业同样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而在面对薪酬管制时，非国有企业高管甚至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原因在于非国有企业高管激励包中除了在职消费以外并不存在仕途晋升等政治激励因素。

既然薪酬管制是对自由市场薪酬契约的人为干预和限制，其导致的多元激励体系在效率上自然无法与市场化的薪酬体系相媲美。一方面，在职消费作为弥补合理人力资本的一种自我激励方式，能够鼓励高管为企业（股东）尽职尽责、提升企业绩效。但另一方面，由于在职消费其难于监管的特性，使其很可能遭到高管的滥用，实际发生数额很可能远远超过合理的补偿范围，企业业绩进而受到损害。

2.冗员负担与高管在职消费。如前所述，由于政府的行政干预，国有企业承担了很多的政策性负担。而当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社会就业压力时便会要求辖区内企业承担更多的雇员，国有企业自然是首当其冲（林毅夫和李志S，2004；刘慧龙等，2010）[21-22]。同时，在中国当前的转型期背景下，政府的角色相对强势，并且掌握着关键资源的分配权，某些情况下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市场产权保护机制不完善的背景下，以民营企业为主的非国有企业多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当面对政府的冗员要求时，民营企业与其拒绝，更为现实的选择是以承担冗员为条件，从而获得一定的政策性保护。刘春和孙亮（2013）的研究便表明，在国有企业完成民营化后，其政策性负担却显著增加，且所在地区就业压力越大，增加的便越明显[23]。

尽管现有研究关于冗员负担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冗员负担必将导致企业资源的浪费以及边际效率的降低，最终损害企业绩效的观点基本成为共识（刘春和孙亮，2013；曾庆生和陈信元，2006；薛云奎和白云霞，2008；）[23-25]。而在中国上市公司基本建立了以业绩为基础的高管年薪制度背景下，承担冗员负担就意味着高管需要接受由此导致的个人货币薪酬水平的降低，作为“经济人”，高管自然会在薪酬激励体系中找到其他的弥补方式。张敏等（2013）便发现，国有企业承担的冗员越多，高管的在职消费规模越大[20]。正如在薪酬管制下分析的情况类似，一方面，为了让高管配合企业承担冗员负担，企业会满足高管合理在职消费的需求，此时，正常在职消费替代了货币薪酬对高管进行激励，可以预见这部分在职消费会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企业无法完全分辨业绩的下降是由于冗员负担引起的还是高管经营不善所导致的，处于信息优势方的高管很有可能会夸大冗员负担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并要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即超额在职消费）作为补偿，进而导致成本的上升，最终损害公司绩效。

综合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设：

1a：薪酬管制不仅会提高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同时还会引起高管超额在职消费；

1b：冗员负担不仅会提高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同时还会引起高管超额在职消费；

2a：高管正常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2b：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3.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机制。如上所述，在职消费由一种合理、必要的高管激励手段转变成公司成本的关键在于一个合理的“度”。从公司内部角度来说，当委员会各司其职，尤其是监事会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时，此时高管进行超额在职消费更有可能被股东所察觉、所制止。其次，从市场化进程角度来说。一方面，政府干预与市场化进程本来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的有形之手，无论是薪酬管制或冗员负担，的作用都会越来越弱，这便从根源上压缩了超额在职消费的空间。此外，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由于信息的透明度更高、社会舆论更加发达，无形中也增加了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成本，重者甚至会对其职业生涯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可以预期随着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提高，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规模和负面影响都会有所减弱。最后，基于中国转型期发展的历史背景，不同产权性质，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不同政治联系强度下，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动机和结果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国有企业高管实施了更多的在职消费，不仅降低了经理人激励契约的效率，更对公司价值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陈冬华等，2005；刘银国等，2009）[3，18]。但是，现有研究多从国有企业自身的治理结构出发，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高管个人这一微观行为主体的作用，尤其随着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以及公众对国有企业高管的关注，其在职消费行为正处于“风口浪尖”的状况。与之相对，卢锐等（2008）便发现非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实际上高于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但企业绩效并不更好[26]。马连福等（2013）也认为由于政治晋升仍是激发国有企业经理人努力、敬业的主要机制，使得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的行为更偏向表现为代表政府利益的“管家”而非掠夺者[27]。由于中国国有上市企业高管多半是组织派遣的“半官员”，其个人追求目标具有很强的仕途发展倾向，一旦组织发现或媒体曝光其奢靡在职消费行为，后果轻则警告、降职，重则甚至难逃牢狱之灾，正是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国有企业领导反而更有可能约束和规范其在职消费行为。而对于非国有上市企业高管而言，一方面不存在约束其行为的政治激励机制，另一方面，随着经理人员流动性的增加，很多高管更加注重眼前利益，在固定年薪制和股权激励尚不普遍的情况下，在职消费很可能成为其牟取超额私人收益的手段 。

综合以上分析，提出本文进一步分析的假设：

3a：公司内部治理质量的越高不仅能约束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行为，同时也削弱了超额在职消费负面的经济后果。反之，则不具有此效应。

3b：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不仅能约束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行为，同时也削弱了超额在职消费负面的经济后果。反之，则不具有此效应。

3c：当最终控制人为国有产权且高管具有政治关系时（即强政治联系），不仅能约束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行为，同时也削弱了超额在职消费负面的经济后果。反之（两个条件均不满足），则不具有此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8至2013年沪市交易所上市的A股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 ，并按以下标准对初选样本进行筛选：（1）为消除不同监管环境的影响，剔除A+H股13支，A+B股21支；（2）为消除个别极端财务数据的影响，剔除ST、ST*和PT股票共99支；（3）为控制新上市公司业绩“大变脸”造成的影响，剔除上市时间不足1年的32支股票。经过上述处理，最终获得308家上市公司6年的样本。本文所使用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和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由作者手工整理所得。

（二）研究模型与变量说明

1.研究模型。本文使用模型（1）和模型（2）分别检验上述3个假设。考虑到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问题不仅包括短期横截面关系，还存在一定时变效应，而现有研究多采用的横截面和混合横截面数据只能反映同期和短期的变化效应。因此，本文采用了微观面板数据（Micro Panels）。通过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豪斯曼（Hausman）随机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均不能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即理论上可以认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量没有实质差异，但考虑到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超额在职消费（Overperks）存在不随时间变化的特性（某些样本公司在样本年限内均未产生超额在职消费，Overperks连续为0），因此，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更为合适。同时，考虑到模型随机误差项可能存在的截面异方差和同期相关，使用截面加权SUR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2.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在模型（1）和模型（2）中，Normalperks和Overperks分别表示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首先，对于上市公司实际在职消费（Perks）的度量，国内现有研究多将年报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流出”中披露的办公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通讯费、出国培训费、董事会费、小车费和会议费八类明细项目数据加总而得（陈冬华等，2005）[3]，但逯东等（2013）和张敏等（2013）[7，20]却发现，现有上市公司中极少有完整披露以上八个项目的，甚至呈越来越少的趋势。针对此现象，黄再胜（2013）[29]认为当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越高时，就越倾向刻意隐瞒与在职消费有关的信息披露。据笔者统计，样本公司中完整披露八个项目的不足总体四成，若仍沿用上述方法将导致样本数量的大幅下降，同时也会造成样本选择的偏差问题（伍德里奇，2010）[30]。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借鉴了李善民等（2009）、肖星和陈婵（2013）的做法[31-32]，以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流出”作为高管实际在职消费（Perks）的变量。

其次，对于超额在职消费的度量，本文采用高管实际在职消费与由经济因素决定的预期正常在职消费之间的差额表示（权小峰等，2010）[16]。而预期正常在职消费则通过模型（3）估算得到。同时，参考马连福等（2013）[27]的做法，当得到的超额在职消费小于0时（即该公司该年未发生超额在职消费），令Overperks等于0，否则为该差额本身。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还将使用未做此处理的Overperks对模型重新进行回归。

3.薪酬管制。在模型（1）中，Gap表示上市公司高管面临的薪酬管制。已有研究发现，薪酬管制通常的做法就是规定高管年薪与员工年薪间不得超过若干倍，即管制的直接结果便是使得高管平均薪酬和员工平均薪酬的差距缩小。因此，借鉴陈信元等（2009）[19]的做法，使用薪酬最高前三位高管平均薪酬与员工平均薪酬的比值表示样本公司的薪酬管制状况。其中，员工人均薪酬是“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流量”与员工总数之比。

4.冗员负担。在模型（1）中El表示上市公司所负担的超额冗员。对于冗员负担的度量，本文参考张敏等（2013）[20]的做法，采用公司实际雇员规模与经济因素决定的预期正常雇员规模之间的差额表示。而预期正常雇员则通过模型（4）估算得到。

5.企业绩效。在模型（2）中，ROA和ROE均表示企业绩效。国内现有研究对于企业绩效的度量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1、以Tobin’Q和EPS为代表的市场化指标；2、以ROA和ROE为代表的会计化指标。对于市场化指标，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股市某些特殊的特征，使得采用市场化指标的条件不完全具备（周仁俊等，2010）[4]。因此，本文选用应用更广泛的ROA和ROE作为企业绩效的变量。同时，考虑到企业绩效和在职消费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本文借鉴谢德仁等（2012）[33]的做法，使用ROA和ROE的差分变量作为模型（2）的被解释变量。

6.控制变量。借鉴权小锋等（2010）[16]，本文选择以下五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合成管理层权利变量（Power）：1、管理层持股比例；2、董事长兼任CEO；3、董事会规模；4、内部董事比例；5、高管政治关联 。除此之外，本文还考虑了以下相关企业特征变量和区域变量：企业规模（LnAsset），定义为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Debt），定义为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盈余公积率（Surplus），定义为企业盈余公积总额与总资产之比；政府补贴（LnSub），定义为企业财政补贴总额的自然对数；独立董事规模（Indep），定义为企业独立董事总人数；资本密集度（Capital），企业固定资产与总资产之比；激励强度（Incentive），薪酬最高前三位高管薪酬与净利润之比；管理层贡献（Effort），定义为剔除营业外收入、所得税费用等外在因素后营业收入与总资产之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Top1），定义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平方（Top12），定义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股份性质（State），定义为最终控制人为政府机构或国有企业则取1，否则取0；西部地区（West），定义为企业注册地为西部地区则赋值1，否则为0；东部地区（East），定义为企业注册地为东部时赋值1，否则为0 ；年份（Year），定义为年度虚拟变量。

四、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样本公司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891和0.0838，表明样本为右偏特征。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均值为0.0306，最大值为2.2142，标准差为0.1120，说明各样本公司高管利用在职消费攫取私人收益的力度存在一定差异。资产收益率（ROA）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009和-0.0007，表明中国制造业经营状况普遍处于“每况愈下”情形，这值得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薪酬管制（Gap）的均值、中位数分别为7.6917和5.8987，且标准差达到7.2021，表明样本企业薪酬管制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冗员负担（El）的最大值为58.1383而最小值仅为-2.1103，标准差为1.6570，这与张敏等（2013）[20]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其余控制变量的标准差在整体上处在较低的水平，说明这些变量的分布在样本中具有一定趋同性，也反映了制造业的整体特征。

（二）多元回归分析

1. 制度背景与高管在职消费。表2报告的是薪酬管制和冗员负担对高管正常在职消费、超额在职消费影响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薪酬管制与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均负向相关，但前者不显著（系数-0.0006），而后者显著（-0.0014），部分支持了假设1a，说明高管更多时候是在“借薪酬管制之名，行牟取私利之事”。其次，冗员负担分别与正常在职消费、超额在职消费均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0036和0.0037），假设1b得到经验支持。意味着在承担超额冗员后，高管作为信息优势方，不仅得到了应有的薪酬补偿，还进一步获得了超额私人收益。

2. 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本文的目的之一便在于证明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作为“两大阵营”的现实代表，应该对企业绩效分别具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即为在职消费是一个“度”的假说提供直接的经验支持。从表3中可以看出，当被解释变量为ROA时，高管正常在职消费为0.0311（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而超额在职消费系数为-0.0202（同样在5%的水平下显著）。以上结果意味着，正常在职消费发挥了类似货币薪酬中“最优契约”的激励作用，是在企业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下产生的，而超额在职消费则属于成本的一种，其代价是牺牲企业（股东）的利益。在职消费“效率理论”和“理论”均得到经验支持。而当被解释变量为ROE时，以上分析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假设2a和2b均得到验证。

3.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机制 。表4报告的依次是不同公司治理质量、不同市场化进程及不同政治联系强度下薪酬管制、冗员负担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规模的影响。首先，当样本为公司治理质量较高组时，尽管薪酬管制（Gap）和冗员负担（El）仍然分别与超额在职消费呈负相关和正相关，但均不再显著。与之相对的，当样本为公司治理质量较低组时，Gap和El分别于Overperks呈显著负相关和正相关，证明了随着公司治理质量的提高、监督体系的完善，使得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掠夺之手得到有效控制。其次，当样本为不同市场化进程组时，可以发现：薪酬管制、冗员负担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之间依次分别呈显著负相关、正相关，但两组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意味着当前转型期背景下，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高管牟取私人超额收益的约束力不明显，市场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后，考察不同政治联系强度是否对原有假设产生差异化影响。由表4可知，薪酬管制和冗员负担分别与超额在职消费呈负相关和正相关，但强政治联系组的系数不显著，而弱政治联系组显著，这一结果为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行为更偏向于表现为代表政府利益的“管家理论”提供了初步的经验支持。

与表4对应，表5报告了以上不同分组下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首先，当样本为高、低公司治理质量组时，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ROA）均呈负向相关，但前者不显著而后者显著（系数为-0.0668），说明公司治理质量的提高不仅约束了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更削弱了这一行为负面的经济后果。其次，当样本为不同市场化进程组时，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负向相关，但都不显著，这与表4的结果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说明市场化进程的提高对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行为和后果的约束效应均不明显。最后，当样本分别为强政治联系、弱政治联系时，前者的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为负相关，但不再显著；后者则为负相关且显著，进一步支持了本文关于政治力约束高管行为和后果的假说。假设3得到了应验。

通过表4和表5可以发现，就目前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行为和后果而言：一方面，公司内部治理质量提高带来的效应比市场化水平提高的效应更为显著；另一方面，在当前政府依然较为强势的背景下，政治力约束比市场力约束可能更为直接有效。

（三）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一方面，超额在职消费可能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企业绩效越好也可能引起更高的超额在职消费。前文采用了差分变量的方式来控制此问题，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加可靠，本文进一步作了以下测试。采用Hausman内生性检验并将解释变量整体滞后一期的方法重新进行测试，结果并未发生实质变化。

2.变量替换。对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Overperks），本文在前面曾规定当小于0时，令其等于0，为了避免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基于特定变量设定的结果，本文重新使用未作处理的Overperks对所设模型重新进行回归，得出的结论与前文结果是一致的。

五、结论

高中生消费论文例3

〔中图分类号〕G0；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11-0119-07

与农业社会相比，城市最显著的功能与特征即它的消费性。与传统的城市消费相比，在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财富、文化资源在都市空间的高度集聚与迅速膨胀，不仅直接刺激了都市化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也使城市社会固有的消费功能获得了极大的提升甚至是升级换代，以至于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从群类到个体，从历史文化到自然遗产统统被卷入到消费、消费、再消费的潮流中。这既是当代被称为消费社会、消费文明，也是都市消费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迅速升温的根源。综观当代中国的消费文化研究，其突出问题可概括为“跟着西马走”（如卢卡奇、波德里亚、霍克海默等）与“跟着感觉走”。前者忽略了作为母体、比子孙更高瞻远瞩的父系经典理论，未能从社会生产的总体性与历史发展角度探索出适合中国经验的当代批判话语；后者则基本上割裂了或完全不懂得马克思揭示的消费与生产的内在关系原理，直至沦为毫无理性反省能力、随波逐流的欲望化了的时髦文化批评。要想真正完成解释与批判消费社会现实与文化经验的理论任务，在当下急需以都市化进程为现实背景，重温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理论，并从对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的总体把握与发展创新角度建构出其当代形态，由此为消费文明时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框架。

一、对马克思“生产―消费”关系理论的再认识

在红尘滚滚的消费社会中，人们面临的首要困惑源自生产与消费关系的错乱。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社会生产结构在总体上重生产、重积累的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向重消费、重流通的后工业社会或消费文明转型的直接表现。按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社会生产结构在逻辑上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要素，[1] （P91） 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代中对它们又分别有所倚重。以民族而言，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侧重于‘生产’，而希腊商业文明则侧重于‘交换’等。以时代而言，古代社会在总体重‘生产’，如资本主义早期的清教伦理、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勤俭、节约’意识形态；而当代世界的主潮则倾向于‘消费’。”[2]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当代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速中升级为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直接相关。城市越大，集聚的人口与财富越多，城市的消费性质与服务功能就越明显，这在农业社会的大城市（如中国北宋时期的东京、南宋时期的杭州）已有充分的表现。而在当代随着人口、财富、资源向大都市与城市群的迅速转移与高度集聚，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都市社会固有的消费性质与功能，另一方面，也直接带动了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生产向消费形态的倾斜与转型。正如罗维斯所说：“随着人口的日益城市化……斗争已从生产领域（商品生产和服务行业的生产）转移到再生产领域（即维系稳定的城市生活的水准，如果不是提高的话）。”[3]（P147-148）

在世界城市化的当代背景下，由于现代服务业与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使人们在观念上特别容易遗忘生产与消费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必然要忽视或否定生产要素及其种种物化形态在实践上的重要性，这是消费要素与行为在后工业社会中被高度重视乃至无限拔高的根源。以城市经济为例，是过分强调第三产业对第一、第二产业的优势，并以之作为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理论研究上则以“消费资本化”为代表，核心是“消费能产生资本，消费者因此能成为‘资本家’”。[4] 其最极端的表现则在被中国文化研究者推崇到极点的波德里亚。后者用了一系列的终结――“这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这是能指/所指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知识和意义的积累、复合话语的线性意义群成为可能”；“这同时也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社会积累和生产成为可能”；“这是话语线性维度的终结、商品线性维度的终结”――来形容他眼中的消费社会，并得出“生产时代的终结”这一关于当今世界的宏大叙事结论。[5] （P6-7） 正如所有“说大话”、“说狠话”、“说过头话”的宏大叙事一样，波德里亚直接宣布作为社会生产结构四要素之一的生产环节走向终结，也明显存在着以偏概全的学理问题以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心态问题。因而，对此需要加以订正的是，说消费的重要性在后工业社会中得到极大地提高，甚至在某些领域与方面已占据了主流地位，是未尝不可的，但至于是否可由此推出“生产时代的终结”，则需要进一步的推敲与小心求证。

要想在观念上真正解决这一重要的认识问题，需要重温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精辟阐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表述为三个方面。首先，生产决定消费，因为“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任何现实的消费活动总是要以生产、分配、交换环节提供的生活资料为基础与对象。正如俗话所说“镜子里的烧饼不能充饥”，马克思把这一点称为“肤浅的表象”。他指出：“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1]（P6-7） 其次，“消费也是生产”，因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并不是“同一的东西”，而是“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是“一个有机整体”。作为有机整体，其相互之间远远超出简单的机械作用关系。如马克思说：“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1] （P17） 这是马克思以其时代蓬勃发展的工业文明为现实背景的理论创造。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相比，以工商业与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使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以及对整个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推动作用逐步展现出来。这是马克思更看重“消费也是生产”的主要原因，也是具有深远的面向未来意义的科学论述。再次，是生产与消费的相互适应与相互依存原理。马克思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6] （P9） 在某种意义上，这代表着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高认识与理论境界，其精髓即消费与生产是互为存在的矛盾统一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脱离对方而单独存在。就此而言，所谓“生产时代”单方面的终结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同样也等于“消费时代的终结”。这就为我们清理各种片面的、极端的消费理论提供最具现实价值的理论基础以及最直接的批判武器。

对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原理的重温与再认识，既不等于无视在都市化进程中日益壮大的消费文明现实，也不等于彻底否定当代消费社会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所做的某些敏锐分析与尖锐批判，而是要通过对被其扩大、吹胀了的部分的消肿、还原与批判性建构，将消费社会与文化研究有限的合理性与有效的应用范围真正确定下来，为科学的、全面的认识与研究提供理性的基础与合法的框架。

二、生产与消费的历史变迁与当代阐释

在某种意义上，“消费也是生产”、“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6]（P12） 等命题，是马克思消费理论中最重要的“硬核”与最闪闪发光的“慧识”，构成了我们研究当代消费社会发展与消费文化生产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马克思消费理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一个天才的理论预见，由于资本主义大生产仍在发挥着决定与支配作用，由于后工业社会与消费文明社会在其时尚处于萌芽状态与低级阶段，因而其对社会生产直接的现实影响与重要性也就不可能充分表现。这也是当时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不理解“消费也是生产”的主要原因。但随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后工业社会兵临城下，特别是以都市社会为中心、消费环节对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推动作用越来越突出，马克思“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才找到了充分展示其思想内涵的广阔现实土壤，并在后工业社会或消费文明时代一洗历史尘埃，焕发出灿烂夺目的真理光辉。对生产与消费关系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形态进行考察，既出于推动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中国化的内在需要，也有利于正确认识与把握这个消费声浪越来越喧嚣、一浪高过一浪的现实世界。

首先，城市的发生与发展既是生产与消费走向对立与更高矛盾状态的始因，也是推动整个社会生产从生产向消费环节转向的主要机制与力量。从起源上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社会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7] （P56）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8] （P390） 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人类在聚集空间与生产实践上的重要分化，具体是生产要素在以农业文明为母体的乡村社会中成为主体，而消费要素则在以工商业为基本象征的城市空间中获得了高度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最初的城乡区别恰好构成了消费与生产分裂的第一种现实形式。尽管城市的工商业与城市化水平有历史的与现实的差异，但其消费本质始终如一。以马克思・韦伯划分的城市类型为例，尽管他根据经济因素把城市分为“消费者城市”、“生产者城市”与“商人城市”，但从起源上看，“起初凡是城市作为一个同农村区分的实体出现的地方，不管是领主或王公的居住地也好，还是市场所在地也好，城市都是具有两种性质――家族和市场――的经济中心……是市场定居点”，因而“城市或多或少都是消费者城市”。即使是他命名的“生产者城市”，由于“工厂、手工工场或者家庭工业在城市之中扎根”，在实际上也主要是指“它们供应外部区域”或“它们的商品输送到外面”，[9] （P567-568、P570） 而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有本质的区别。这在逻辑上恰好说明交换、消费等非生产性要素一直是城市的核心功能与主要形式。又如经济史学家将中国古代城市划分为政治型与经济型，前者以开封为代表，“工商业是贵族地主的附庸，没有成为独立的力量，封建性超过了商品性”，“充满了腐朽、没落、荒淫、腐败的一面”，后者以苏、杭为代表，其“工商业是面向全国的”，流露着“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10] （P158） 尽管在政治型城市中工商业或消费市场受到较多的压抑与限制，但雄厚的经济基础与众多的城市人口仍使其在整体上倾向于消费而不是生产。以清代都城北京为例：“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20世纪初，城内有常住人口70.5万人，其中专享俸禄的八旗子弟和官员、差役、兵勇等非生产人口达28万人，占到全部人口的40%。正是这样庞大的消费群体和较高的消费水平，大大刺激了北京的经济贸易的发展，推动了与娱乐消遣相关的手工艺、戏曲、书画等文化娱乐业的发展。”[11]（P121） 由此可知，城市一直是推动社会生产从生产转向消费的主要机制与力量，城市化进程越快、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的空间与人口规模越大，其社会生产总体上的消费性特征就越明显。而消费社会在当代的出现与迅速发展，则与当今世界城市人口即将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12] 特别是大都市与城市群人口的迅速飙升直接相关。

其次，当代城市人口与空间规模的扩张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消费功能与水平，使生产与消费以更加复杂的方式相互缠绕在一起，这是人们在研究当代文化时“只见消费”、“不见生产”的主要原因。按照阿尔温・托夫勒的看法，人类至今已经历过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次是历时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第二次是至今三百余年的工业文明，它们对人类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变迁产生了至为关键的重要影响。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而言，在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中，大多数人的生产和消费是一体化的。工业文明的第二次浪潮把人类的生活劈分为两半，造成了生产和消费的分裂与对立。在作为第三次浪潮的后工业社会中，消费与生产的关系既不同于第一次浪潮中的简单纯朴，也不同于第二次浪潮中的泾渭分明，而是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态势。托夫勒提出的“消费者的生产力”与“产消合一者”等概念，就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创造财富”或专业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而为一，是后工业社会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托夫勒曾以自测怀孕器的使用为例指出，1970-1980年代以后，数百万妇女取代了医生和化验室的工作，“这个自助运动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它代表了从被动的消费者成为主动的产消合一者”。[13] （P26） 以“自助运动”为例，其意义决不仅是“自己动手干活的趋势”；它表明“消费者更紧密地卷入生产过程之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传统的区别消失了”，预示着“生产转向经济的第一部类”，并具有“改变市场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改变我们整个经济思想”、“改变经济冲突的基础”等重要意义。[13]（P370、P375、P379、P381） 在逻辑分析上，托夫勒的三次浪潮社会理论，恰好在经验层面上印证了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基本原理。具体言之，生产决定消费（“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对应于“民以食为天”的农业文明时代，其核心即只有首先创造出大量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下》）的大同理想；“消费也是生产”（“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对应于“市场也是生产力”的工业文明，其主题是劳动产品的商品化及其在市场中的“二度创造”，对于物质生产与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则将当代消费文明或后工业社会的本质与深层结构充分揭示出来。这不仅表明生产与消费要素在逻辑上更紧密地相互缠绕在一起，凭借传统的感觉或简单理论思维已无法把握其深层的内在联系，同时还揭示出生产与消费环节在现实中已超越了两者非此即彼或泾渭分明的低级形态，并借助人类个体与社会更高的发展阶段实现了社会生产诸要素新的和谐与统一。在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以消费为核心的都市生活使人越来越远离了实际的生产领域，但却不能因此而得出生产环节已经终结的片面结论。在物质生产上，尽管消费环节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功能日益突出，但总体上“让百姓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依然任重道远。”[14] 在精神生产上，可以读者中心理论为例，传统的作家中心让位于读者中心既是消费时代的附属物，也是这一理论宣扬“作者死了”、“无原本的复制”、“所有一切都是类像”[15] （P32） 的根源。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作者的写作、作者创造的原本等生产过程或产品在前，后现代的“读者中心”、“复制”等同样是不可能获得其生产对象的。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例，尽管其文化评书可以增加许多有趣的噱头和花边，但如果没有《论语》、《三国演义》等原本及其强大的生命力，实际上也是不可能有当代这些文化说书人的再生产与传播实践的。由此可知，在消费时代，生产仍在继续，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并没有终结，而只是两者的结构关系有所改变，或者说生产与消费要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为有机地统一起来。

由此可知，对于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而言，一方面，它以消费与生产的相互适应与相互依存原理为基本逻辑框架，另一方面，又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有机整体”为总体理论背景，因而完全不同于当代消费文化研究者对消费功能的神奇夸大与无限吹胀，后者充其量只是对马克思“消费直接是生产”、“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消费浸入精神生产”等命题片面理解与发挥的结果。特别是从自然环境保护与精神生态建设的角度，对当下理论界与社会思潮中日益泛滥的消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反思十分必要。只有同样认识到生产环节的重要性，真正理解了消费与生产的内在关系，才能深入地把握住消费社会表象之下的深层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我们认识消费文明的本质，以及当代人正确理解与科学阐释他们的生活世界提供了最重要的哲学基础与科学方法。

三、消费时代的精神生产新变与文化消费异化

在某种意义上，消费的逻辑不仅强烈改变了传统的物质生产方式，也深刻地影响到当代的精神生产过程。如果说前者的主要特征是高新技术产业对传统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对现代工业体系的有力挑战，与那么后者则直接体现在“实用”与“审美”、“经济”与“诗意”、“功利”与“非功利”等一系列传统矛盾在当代都市文化中的化解与有机结合上。从总体上看，如果说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离始于城市与乡村的分裂与对立，在漫长的历史中，如同资本主义敌视诗的道理一样，经济发达的城市一直是精神生产的障碍甚至是桎梏，而大自然与乡村则多成为文学艺术表现与审美创造的对象，那么也可以说，在都市社会这一更高的发展阶段中，原本由于城市出现而分裂的“物质”与“精神”、“实用”与“审美”、“铜臭气”与“人文气”正在走向新的综合与统一，文化资源成为生产对象、文化生产成为生产力要素、文化市场成为更有活力的经济空间，以及文化消费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日益增加是其重要标志。这一进程的后果是两方面的，也是在当下急需加以研究与关注的。

从积极的方面看，主要是文化生产的经济功能得到充分发展。原本与经济活动关系疏远甚至相互敌对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在当代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有着重要实力与远大前景的生力军。对于整个社会生产而言，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合一增加了生产资源与劳动力要素，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多样性并现实地创造了巨额的社会财富，为当代人的生存与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与现实可能。与此同时，精神生产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产生了更为积极与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以“旧型工业化”为主导的传统城市化模式，由于地理空间、自然资源的空前紧张正在陷入巨大的发展困境之中，逼迫城市必须通过寻找新的资源、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在知识经济时代，除了依靠高新科技研发的新能源、新材料之外，一直被看作“只消费不生产”的精神文化摇身一变为财富神话的创造者，并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观的“软资源”与文化生产力要素，使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成为现实，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源与新方向。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使文化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当今世界异军突起，成为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调整经济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的有生力量。但从根本上讲，文化产业与现代服务业是消费而不是生产，侧重于对人类已有物质生活资料与财富资源的交换与分配，而不是直接与自然对象打交道、可以生产出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实践。它们的存在主要依赖于已积累了大量财富与消费需要的城市，本身只是当代社会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的现实表现。而由于消费的扩张总要建立对生产环节的挤压与排斥上，因而必然要打破两者之间固有的平衡与秩序并导致一些严重的负面影响。这表现在物质生产上，是恶性地消耗自然资源与环境，表现在精神生产上，则是一种更为加严重的文化异化现状。

从消极的方面看，则是精神生产的精神本性被“物化”与“异化”。在传统社会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鸿沟，本身就是后者可以超越物质层面、实现精神生产目的最重要的条件与基础。如现实主义文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现代主义艺术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抗议等，其核心思想就是“审美的无功利性”和“文学艺术的批判现实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已开始试图弥补两者之间的对立，但由于生产环节的重要性而一直未能如愿以尝。但在当代以都市为空间基础的大众文化中，则迅速实现了精神生产的物质化与消费化进程。不仅那种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精神生产被迅速地物化或异化，那种不直接满足生理刺激与本能欲望的审美精神也同样不复存在。其直接后果是出现了作为劳动异化的延伸形式与当代形态的“文化消费异化”，具体言之，“人们消费的低俗文化对象越多，他们实际上享受到的精神价值就越少；人们对这种粗放文化消费品占有得越多，他们人性中的文化就更加苍白。也可以说，他们越是消费，他们就越丧失消费的能力，并且在心灵上越来越饥饿”。[16] 由此可知，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尽管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建设得都比较好，但由于文化消费的这种异化现状，因而既不能保障都市人可以过上一种真正有质量的当代生活，同时也没有使大都市与城市群实现“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城市本质。[17] （P7） 在这个意义上，都市社会在精神生产上存在的问题，与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面临的挑战是同样严峻的。

在被消费的逻辑严重扭曲的当代精神生产中，尽管可以给城市本身的物质发展增加份额，但由于其所带来的文化异化反过来直接败坏了城市的本质，因而又从根本上威胁着都市化进程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应对过度消费化给城市肌体与功能带来的创伤与阴影，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对精神生产的本质属性所作的研究与重要论述。其要点有二：一是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差异性，他在批判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时曾以讽刺的口吻指出：“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18] （P298） 二是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高度去阐释作家的艺术劳动。如王元骧指出：“他对于文艺的价值，也正是从这一思想高度和思想背景，即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的方面来进行阐释和评判的。所以他认为对于作家来说，作品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也就不成其为诗人了’。他痛斥资本主义社会使作家创造失去了自己的目的而变为仅仅为了谋利的时代，使‘非生产劳动者’变为‘生产劳动者’，而仅仅为资本、利润来进行创作，提出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他‘决不应该只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所以有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19]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西方学者费彻尔所说：“马克思认为幸福的集中体现就是活动、积极性，而不是消极的消费。”[20] （P116）在某种意义上，这不仅表明在理论上过分强调精神生产的消费化是错误的，同时在实践中完全将精神生产等同于物质生产也会使都市精神生态出现严重的污染与问题。

都市消费文化对当今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总体影响构成了我们阐释与批判消费文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对都市消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如同大城市与都市群对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样，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高级精神形态与当代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话语中心的都市文化，同样使当代精神世界、特别是在文化消费上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都市化特征。另一方面，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因而如何在都市化进程中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正在成为在当代语境与现实背景下实现人自身全面发展的关键所在。总之，在到处充满了熙熙攘攘消费声的都市社会中，一方面以马克思的生产消费原理为基础，才能深刻地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本质以及把种种错误的反映、认识与阐释清理出去，另一方面，借助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为指导，才能消除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必然遭遇的文化与精神异化，使城市的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发展走上和谐与科学发展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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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消费论文例4

    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文化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消费品。金钱和消费的逻辑渗透到文化市场的各个角落,充满诱惑的广告就成为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主宰着人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动机,影视广告在编织生活美好图景的同时,也将人们带入心甘情愿的消费时尚和承诺梦想生活的超真实中,整个社会引诱消费者成为“上帝”而顺理成章使金钱和消费变作社会的统治力量,从而演绎了整个社会浓厚的功利主义氛围和拜金逻辑。“消费社会导致了人的本质的歪曲、社会等级结构的变动以及文化文本和商品的相互占有。人成了商品消费和无休止的物欲追求的奴隶;在货币和商品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后面是身份、地位、人格、人的尊严和价值方面的等级化。”

    消费文化的拜金主义倾向掩盖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费文化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主体与客体、个人与其消费的物之间已经融合无间,这种认同表明个人已完全被物化。消费文化提供给异化现实中的人们一种文化认同的假象,以此掩盖现实中身份的真正缺失。其次,精神的平面化与感官愉悦。商品拜物教和消费至上的原则导致了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匮乏。

    当消费而不是精神成为社会的主流,金钱和商品及其附加的符号象征成为人们生活的惟一意义时,价值的混乱就不可避免。极度生产以及资源耗费,强大的消费主义不断刺激消费的欲望,不但造成了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也使人类在当代物质过剩中处于精神的贫乏状态。消费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使整个社会文化转向享乐主义。各种娱乐节目、无厘头影片蜂拥而至,张扬着感官的愉悦与欲望,空洞无意义的内容大行其道,层出不穷的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搞噱头、娱乐至上。当“玩”和“乐”成为社会的文化思潮时,也意味着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衰落以及传统文化价值的合法性危机。

    再次,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后现代社会消解中心性和秩序性,倡导综合性、无主导的文化。在后现代文化消费语境中,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模糊,各类文化不断走向融合,体现了文化一体化世俗化的倾向。“如今,休闲、娱乐与文化已交织在一起,文化活动与娱乐活动已不再被完全分离开,同时,商品消费和文化消费也融合在一起,业余时间被视为文化、消费与娱乐合而为一的时间。”

    传媒的迅速发展造成新的文化霸权,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大众文化不断从价值层面驰入游戏层面,在虚无主义和低俗游戏中消费感性,并甘愿被传媒的一元话语所支配。

    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话语转型

    后现代文化消费甚嚣尘上,文化的商品化,日常生活的片断化,精神领域的贫瘠化,文艺表现力的匮乏,视觉影像造成的冲击都使文学理论的原有价值不断遭遇解构和危机。文艺为了生存而沦为商品,逐渐丧失了批判和否定功能。“边缘”话语的非体系性、反本质性也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挑战。文化消费时代文学理论话语也经历着选择与变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文学理论的话语选择。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其研究范式业已发生变革。

    文学理论不仅满足于基于当代文化发展的纯理论建构,已深入到对文化消费的研究。国内学者运用文艺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文艺消费的研究进入文化消费尤其是大众文化的研究,运用后现论和文本批评方法对媚俗、身体化、视觉化等消费倾向进行文化解读。文艺学视角的研究从某一角度进行深入分析,试图挖掘文化消费表象之下的社会文根源,并较多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精神,明显地表现出对当今文化消费现状的忧思与反省。关于消费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有学者提出实现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合法转变,在意识形态层面消解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集权意识,打破经院文化独尊局面。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主动进入大众传媒,发掘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价值资源。

    实现单一的精英话语向精英、公众话语的渗透、融合、交流与互动。这些对消费理论的研究和大众文化的思考展现了文学理论的发展已走向自觉之路。其次,文学理论的理性探索。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反观自身的体系建设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文艺实践的动向和问题。在消费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的冲击下,原有的文艺体制运转曾失效,纯文学陷入尴尬的困境,文学理论批评界都在探索文学的出路问题。1993年开始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更将消费时代文学去向何方的讨论推向高峰。论争的实质在于,如何面对和评价文化消费时代出现的新现象,以及知识分子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进行自我定位与身份认同。钱中文提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旨在弘扬人文精神、倡导人文关怀的初衷。这一文论始终立足于重建文学艺术的价值和精神,他说:“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这是以我为主导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施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

    学者们还对消费社会中传统文学与美学的衰落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进行了批判,对消费和消费主义进行了激烈抨击,认为“它们‘不断地引发自然、社会和文化上的各种生态灾难’,造成了文学的‘单向性化’。在此情况下,文学应当有对于消费时代的‘切实的生态关怀’,应当实践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结合统一,为人类营造一个‘绿色的精神家园’”。这些争鸣都展现了文学理论工作者重建精神深度意义的情怀与努力,以及试图重塑社会启蒙者的身份追求与理论尝试。

    再次,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9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理论界出现了诸多复杂的变化,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切实地感受到了文化消费的主导地位,在传媒的迅速发展下,传统的文化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逐渐消泯界限。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导致消费主义理念渗透各个方面,表现为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不断加剧。文学理论在此阶段做出了各种理论话语探索,摆脱被边缘化的身份,以融入社会现实的发展以及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文学理论界开始广泛关注大众文化的崛起及其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学者们比较客观地评价大众文化,从单纯地批判大众文化的媚俗性和商业性转向探讨大众文化的走向、如何引导和提升大众文化的品格。在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流派不断引进的同时,如何摆脱盲目西化的困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文论失语症”一度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由此引出当代文论体系的建设、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及全球化时代如何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理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表现了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以及学者们对文学理论现状的反思,也显示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古今、中西、体用等方面的文化冲突。随着90年代后期社会重大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文学理论界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学者们走出文学文本,文化批评成为展示他们积极应对现实问题的重要方式,体现了文学理论话语的实践化与当代性以及批评功能的增强。

    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前景

    后现代消费时代造成的人文精神失落,文化价值失衡,以及欲望化、感官化、无深度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何为?文学理论话语如何发挥其积极的批判价值与意义?在文化荒漠化和媚俗化的洪流中,当代人如何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重新建构?如何进行文化精神的启蒙与重建?

    在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消费活动不再富于人性的、有意义的创造性的活动,而成为被异化了的活动。消费主义正在迅速地改变和塑造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追逐消费的同时,也掉进了消费制造的迷阵。因此,民族的身份与文化认同逐渐被取代,并被全球化及其所倡导的消费主义理念所占据。文化消费以欲望满足为特征,本身具有虚幻性,导致人们生存意义迷失,从而瓦解了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使社会个体陷入认同虚无的文化焦虑。“当每个个体在灵肉濒临崩溃、身份焦虑的同时,只能在文明内部冲突的现实压力下寻求妥协的身份。因此,文化寻根就成为现代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个体就变成时刻追问自身存在根基的生存者。”

高中生消费论文例5

土家族是中国历史上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在公元前315年秦灭巴后，巴人的一部分流落到今天的湖南、湖北、重庆、贵州四省接壤的武陵山区一带定居下来，并与当地居民逐渐融合。现今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西北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贵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德江、印江等县以及渝东南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区等(以下简称石柱、秀山、酉阳、彭水、黔江)，与汉、苗等族杂居[1]。在聚居的地域，土家族居民在生活、饮食、居住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习俗。

而今，土家族地区普遍贫困落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于其它地方，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缩小地区间差距成了各级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同时也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张琦(2001)认为少数民族即期消费不旺，需求拉动不足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2];吕学芳(2002)认为开拓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消费市场是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3]。开拓土家族地区农村消费市场来发展土家族地区经济，先必须了解土家族地区居民的消费特征，并对土家族居民的消费模式有一个准确的定位。目前，研究土家族地区居民消费的文献较少，主要有彭林绪(2000)从居住饮食文化的变迁角度探讨了土家族生活消费的变化[4];姚伟钧(2005)从节日习俗探讨了土家族的饮食文化[5];姚伟钧，刘朴兵(2007)从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角度分析了鄂西土家族的饮食文化的特征，认为鄂西土家族的饮食文化具有粗放纯朴的三区饮食文化特征[6]。这些研究主要从民族学、民俗学等角度对土家族居民的饮食、消费文化进行定性的探讨，缺乏实证的分析。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土家族居民消费行为的文献极少，余石(2001)采用总量数据建立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消费函数的数学模型，并对该地区的总消费需求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7]，表明绝对收入假说与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在该地区的适用性。而笔者认为采用总量数据构建模型未必能全面反映土家族居民真实的消费特征;其次在余石所建模型中没有任何检验，因此其模型的准确性有待进一步探讨。那么土家族地区居民的消费特征是否与传统的消费理论相吻合呢?这些消费特征又衍射出土家族人怎样的经济特征与消费文化呢?它赋予我们怎样的政策导向呢?基于上述思考，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以渝东南土家族地区为例(分别是石柱、秀山、酉阳、彭水、黔江)，对该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特征进行实证分析。

一、相关理论介绍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研究“当就业量处于既定水平时，什么因素决定消费的总量”时，将消费倾向定义为:存在于YW (即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既定的收入水平) 和CW (即在该收入水平下的消费开支) 之间的函数关系X，即:CW = X(YW)。

其理论纲要[8]是:当期收入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当实际收入总量增加时，总消费量也会增加，但其增加的程度不如收入，也即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为正，但小于1。基于心里规律，这一理论在实际生活中很有说服力，在人们收入水平还很低时，必须把全部收入满足基本需求，因而没有储蓄或很少有储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除满足基本需要以外，还有剩余用来满足其它需求，由于有些需求不是必须的，因此人们不会把全部收入用于消费，而是有一部分被储蓄;同时由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以及应付未来的不测之需、支付未来的大笔支出，加上为后代留笔财富的心态，使得人们也要进行储蓄;还有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人们总是把每个单位的货币用于效用最大的物品上，随着所消费物品的增加，从最后一个消费品上所得到的边际效用呈递减趋势，因而消费者的边际消费率呈递减性。

自凯恩斯提出上述消费函数的概念后，有关消费函数的实证研究被置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地位，近几十年来，消费函数理论一直是经济学家相对关注和研究的领域。从时间维度来看，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对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演进过程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9]:第一阶段是 20世纪30年代至 50年代中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第二阶段是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在原有消费者行为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第三阶段是 7O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霍尔(Hall，Robert E.，1978)将理性预期理论引入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第四阶段是80年代中期以后，以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为代表所引发的大量相关经验理论与假说。

学术界运用于定量分析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模型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模型，国内学者一般将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化为具体可计量的数学模型[10]:c=a+bY (C表示消费水平，Y表示可支配收入，a表示自主消费水平，b表示边际消费水平);将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化为可计量的模型[7]:Ct=b0+b1Yt+b2Ytmax 或者Ct=b0+b1Yt+b2Ct max ，式中Yt max 表示过去最高收入水平，Ctmax表示过去最高消费，在实际中一般采用上年消费水平Ct-1 代替Ctmax ，这样上式表达式为:Ct=b0+b1Yt+b2Ct-1。笔者仍以上述理论模型为基础，建立渝东南土家族地区消费函数模型并展开分析。

二、渝东南土家族地区为例的实证分析

笔者以渝东南地区土家族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为例，分析数据来源于历年《重庆统计年鉴》及《重庆直辖10周年——数据与分析》，具有很高的可靠性[11][12]。文章先以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模型C=a+bY进行回归分析，其中C为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Y表示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a表示自主消费，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运用Eviews软件[13]对1996-2006年人均生活消费与人均纯收入的当年数据进行回归，计算结果如表1。

从回归结果来看，黔江回归模型的可决系数较高(098)，T检验与F检验都能通过，拟合较好，但常数项为负数，经济学含义即自主消费量为负数，同时b值高达116，大于1，其经济学含义即边际消费倾向为116，意味着收入增长一元，消费将增加116元，因此违背了凯恩斯消费理论的分析框架(凯恩斯绝对消费理论认为自主消费不少于0，边际消费倾向少于1)，该模型是失败的;石柱的消费模型中，常数项未能通过t检验，(在n=11，显著性水平a=01时，t临界值为136，上述表中仅为032);秀山的消费模型拟合较好，各项参数均能通过相关检验;酉阳、彭水的消费模型同样不能通过常数项的t检验，其中酉阳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不符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框架。总体而言，除了秀山消费函数拟合较好以外，其他区县的拟合情况较差，因此上述分析表明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在解释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行为特征时缺乏说服力。

针对上述分析出现的问题，并结合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对模型进行修正，以统计学原理为依据[14]，以参数通过相关检验为衡量标准，择优处理，得到如下分析结果见表2。

注:方程式栏中参数下面括号中数值为t检验值，消费函数表达式中Ct表示当期消费，Ct-1表示上期消费。

从表2中的分析结果来看，可决系数都在09以上，表明拟合方程式能解释的部分达到90%以上，拟合较好。同时各参数估计的t值，F都通过了检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自主消费没有体现在模型中。从各地区拟合的消费表达式来看，黔江居民生活消费行为较为特殊，当期的生活消费取决于当期收入与上期的消费水平，其中边际消费倾向为101，即当期收入增加一个单位时，生活消费将增加101个单位;石柱、秀山、酉阳、彭水等县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偏高，分别是095、083、099、089。另外，依据相关数据计算[11][12]的平均消费倾向也表明该地区的消费倾向明显高于重庆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15]。

基于上述分析，可得出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特征如下:第一，消费行为不符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但与相对消费理论吻合较好;第二，自主性消费参数a的估计不显著，同时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高;第三，边际消费倾向偏高，甚至大于1，明显高于全国及全市平均水平。

三、原因分析

针对上述土家族居民的消费特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其主要经济特点

在上述消费函数分析过程中，常数项参数未能通过检验，即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居民的自主消费不显著。但这并不表明土家族居民没有自主消费，而可能是自主消费主要依靠自己生产供给，并不是在市场上购买所得，而目前我国的数据资料的统计主要是针对市场交易产生的数据进行统计，而自给自足的经济数据未能统计，因此可能部分掩盖了数据的真实性，导致常数项通不过检验。从事实上来看，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历来属于“老、少、边、穷”的部级贫困区，与其它地方相比，该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信息闭塞，至今仍以传统的农业生产为主。从2006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占GDP比重来看，重庆平均水平是183%，而土家族地区5区县该指标平均在30%以上，比重最小的是黔江286%，最高的是酉阳达657%。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在该地区仍处在核心地位。另外，从农产品的商品率来看，重庆平均水平是557%，而该地区均低于这一水平，农业商品率最高的石柱为540%，最低的酉阳仅为476%。这表明土家族地区的经济具有浓厚的自给自足的特征，大量农产品未在市场上流通，而是满足于自己的生活，这也印证了上述消费函数的回归分析是准确的。

(二)农民收入低导致严重的“透支消费”现象

从渝东南土家族地区5区县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来看，1996年、2001年、2006年三年的截面数据均显示该地区的平均消费水平高于重庆平均水平。1996酉阳的平均消费倾向高达1282，远远超过重庆平均水平(0898)，黔江平均消费倾向最低，也高达0925。至2006年，平均消费倾向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黔江、酉阳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大于1，这表明消费支出额大于收入水平，况且本文分析的仅仅是生活消费支出，这就表明该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极度贫困，出现了严重“透支消费”现象。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重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 87383元，而渝东南土家族地区该指标均低于这一数值。最高的石柱为2 45773元，相当于重庆平均水平的855%;最低的酉阳仅为2 03098元，仅仅相当于重庆平均水平的707%，见表2。这表明该地区居民低收入水平是制约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农民的收入主要用于生活方面的必要消费，而对生活消费之外的弹性消费品需求很少，因此从这种角度来讲，要繁荣该地区农村经济，拓展农村消费市场必须加快提高该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三)土家族消费文化的影响

尽管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但其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高，部分甚至高达09以上，相当于每增加一元收入，生活消费就会相应增加09元以上，这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倒U”型关系假说不符合[16](即中产阶级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同时也与我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徘徊在07-08之间存在很大差别[17]，何况上述的分析还没有考虑生活消费以外的消费情况，那么其中的原因何在呢?单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很难找到答案，笔者认为土家族的饮食文化深深影响边际消费倾向。

土家族居民尽管并不富裕，但是其食风十分豪放，平日土家族人普遍喜欢用大大的土碗吃饭喝酒。如果饭碗太小，就觉得吃的不舒服;酒碗太小，就觉得喝的不爽快。这种豪放的食风在接待客人的筵席上，更是得到了十足的体现。一般说来，客人临门，夏天要先请客人喝一碗糯米甜酒，冬天则先请客人吃一碗开水泡团馓，再待以酒菜。土家人待客还喜用盖碗肉，即以一片特大的肥膘肉盖住碗口，下面装有精肉和排骨。为表示对客人尊敬和真诚，土家族待客的肉要切成大片，酒要用大碗装。土家族有吃社饭的传统风俗，社日期间，家家请，户户接，社宴散时，主人还要让赴宴者带一些社饭回去，对于因故未来者，主人还往往派人把社饭送到府上去[6]。吃了别人家的社饭，要还席，因此社日期间土家族人互相邀请吃社饭，形成吃转转席的饮食格局。喝咂酒是土家族的另一风俗，凡客至家，必以酒招待;婚丧喜庆，必设酒宴。同时，土家族是一个节日频率极高的民族，除了农历的十月外，几乎每月都有节日，有的甚至一个月里有几个节日。过年过节往往杀猪宰羊，排场很大。

因此，笔者认为土家族豪放的饮食文化和节日文化注定了土家族居民的生活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渝东南土家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保持很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的“怪圈”。

四、结论

文章以渝东南土家族为例，运用消费理论基本原理对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不适合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而相对消费理论比较吻合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土家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的收入水平和上期的消费水平，而且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明显高于重庆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一方面这是该地区居民收入不高，贫困的表现;同时也是土家族居民独特的饮食文化、节日文化及淳朴的好客习俗的体现。它给予我们的政策导向主要有三点:一是促进土家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的商品意识，活跃农村消费市场;二是挖掘土家族文化产业，培育土家族特色饮食文化产业大有潜力可挖;三是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千方百计提高土家族居民的收入水平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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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消费论文例6

土家族是中国历史上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在公元前315年秦灭巴后,巴人的一部分流落到今天的湖南、湖北、重庆、贵州四省接壤的武陵山区一带定居下来,并与当地居民逐渐融合。现今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西北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贵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德江、印江等县以及渝东南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区等(以下简称石柱、秀山、酉阳、彭水、黔江),与汉、苗等族杂居[1]。在聚居的地域,土家族居民在生活、饮食、居住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习俗。?

而今,土家族地区普遍贫困落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于其它地方,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缩小地区间差距成了各级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同时也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张琦(2001)认为少数民族即期消费不旺,需求拉动不足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2];吕学芳(2002)认为开拓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消费市场是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3]。开拓土家族地区农村消费市场来发展土家族地区经济,先必须了解土家族地区居民的消费特征,并对土家族居民的消费模式有一个准确的定位。目前,研究土家族地区居民消费的文献较少,主要有彭林绪(2000)从居住饮食文化的变迁角度探讨了土家族生活消费的变化[4];姚伟钧(2005)从节日习俗探讨了土家族的饮食文化[5];姚伟钧,刘朴兵(2007)从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角度分析了鄂西土家族的饮食文化的特征,认为鄂西土家族的饮食文化具有粗放纯朴的三区饮食文化特征[6]。这些研究主要从民族学、民俗学等角度对土家族居民的饮食、消费文化进行定性的探讨,缺乏实证的分析。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土家族居民消费行为的文献极少,余石(2001)采用总量数据建立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消费函数的数学模型,并对该地区的总消费需求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7],表明绝对收入假说与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在该地区的适用性。而笔者认为采用总量数据构建模型未必能全面反映土家族居民真实的消费特征;其次在余石所建模型中没有任何检验,因此其模型的准确性有待进一步探讨。那么土家族地区居民的消费特征是否与传统的消费理论相吻合呢?这些消费特征又衍射出土家族人怎样的经济特征与消费文化呢?它赋予我们怎样的政策导向呢?基于上述思考,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以渝东南土家族地区为例(分别是石柱、秀山、酉阳、彭水、黔江),对该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特征进行实证分析。?

一、相关理论介绍?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研究“当就业量处于既定水平时,什么因素决定消费的总量”时,将消费倾向定义为:存在于yw (即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既定的收入水平) 和cw (即在该收入水平下的消费开支) 之间的函数关系x,即:cw = x(yw)。?

其理论纲要[8]是:当期收入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当实际收入总量增加时,总消费量也会增加,但其增加的程度不如收入,也即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为正,但小于1。基于心里规律,这一理论在实际生活中很有说服力,在人们收入水平还很低时,必须把全部收入满足基本需求,因而没有储蓄或很少有储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除满足基本需要以外,还有剩余用来满足其它需求,由于有些需求不是必须的,因此人们不会把全部收入用于消费,而是有一部分被储蓄;同时由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以及应付未来的不测之需、支付未来的大笔支出,加上为后代留笔财富的心态,使得人们也要进行储蓄;还有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人们总是把每个单位的货币用于效用最大的物品上,随着所消费物品的增加,从最后一个消费品上所得到的边际效用呈递减趋势,因而消费者的边际消费率呈递减性。?

自凯恩斯提出上述消费函数的概念后,有关消费函数的实证研究被置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地位,近几十年来,消费函数理论一直是经济学家相对关注和研究的领域。从时间维度来看,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对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演进过程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9]:第一阶段是 20世纪30年代至 50年代中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第二阶段是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在原有消费者行为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第三阶段是 7o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霍尔(hall,robert e.,1978)将理性预期理论引入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第四阶段是80年代中期以后,以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为代表所引发的大量相关经验理论与假说。?

学术界运用于定量分析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模型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模型,国内学者一般将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化为具体可计量的数学模型[10]:?c=a+by (c表示消费水平,y表示可支配收入,a表示自主消费水平,b表示边际消费水平);将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化为可计量的模型[7]:c?t=b?0+b?1y?t+b?2y??t?max?? 或者c?t=b?0+b?1y?t+b?2c??t ?max?? ,式中y??t ?max?? 表示过去最高收入水平,c??t?max??表示过去最高消费,在实际中一般采用上年消费水平c??t-1? 代替c??t?max?? ,这样上式表达式为:c?t=b?0+b?1y?t+b?2c??t-1?。笔者仍以上述理论模型为基础,建立渝东南土家族地区消费函数模型并展开分析。??

二、渝东南土家族地区为例的实证分析?

笔者以渝东南地区土家族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为例,分析数据来源于历年《重庆统计年鉴》及《重庆直辖10周年——数据与分析》,具有很高的可靠性[11][12]。文章先以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模型?c=a+by进行回归分析,其中c为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y表示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a表示自主消费,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运用eviews软件[13]对1996-2006年人均生活消费与人均纯收入的当年数据进行回归,计算结果如表1。

从回归结果来看,黔江回归模型的可决系数较高(0?98),t检验与f检验都能通过,拟合较好,但常数项为负数,经济学含义即自主消费量为负数,同时b值高达1?16,大于1,其经济学含义即边际消费倾向为1?16,意味着收入增长一元,消费将增加1?16元,因此违背了凯恩斯消费理论的分析框架(凯恩斯绝对消费理论认为自主消费不少于0,边际消费倾向少于1),该模型是失败的;石柱的消费模型中,常数项未能通过t检验,(在n=11,显著性水平a=0?1时,t临界值为1?36,上述表中仅为0?32);秀山的消费模型拟合较好,各项参数均能通过相关检验;酉阳、彭水的消费模型同样不能通过常数项的t检验,其中酉阳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不符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框架。总体而言,除了秀山消费函数拟合较好以外,其他区县的拟合情况较差,因此上述分析表明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在解释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行为特征时缺乏说服力。

针对上述分析出现的问题,并结合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对模型进行修正,以统计学原理为依据[14],以参数通过相关检验为衡量标准,择优处理,得到如下分析结果见表2。

注:方程式栏中参数下面括号中数值为t检验值,消费函数表达式中c?t表示当期消费,c??t-1?表示上期消费。??

从表2中的分析结果来看,可决系数都在0?9以上,表明拟合方程式能解释的部分达到90%以上,拟合较好。同时各参数估计的t值,f都通过了检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自主消费没有体现在模型中。从各地区拟合的消费表达式来看,黔江居民生活消费行为较为特殊,当期的生活消费取决于当期收入与上期的消费水平,其中边际消费倾向为1?01,即当期收入增加一个单位时,生活消费将增加1?01个单位;石柱、秀山、酉阳、彭水等县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偏高,分别是0?95、0?83、0?99、0?89。另外,依据相关数据计算[11][12]的平均消费倾向也表明该地区的消费倾向明显高于重庆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15]。?

基于上述分析,可得出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特征如下:第一,消费行为不符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但与相对消费理论吻合较好;第二,自主性消费参数a的估计不显著,同时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高;第三,边际消费倾向偏高,甚至大于1,明显高于全国及全市平均水平。?

三、原因分析?

针对上述土家族居民的消费特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其主要经济特点?

在上述消费函数分析过程中,常数项参数未能通过检验,即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居民的自主消费不显著。但这并不表明土家族居民没有自主消费,而可能是自主消费主要依靠自己生产供给,并不是在市场上购买所得,而目前我国的数据资料的统计主要是针对市场交易产生的数据进行统计,而自给自足的经济数据未能统计,因此可能部分掩盖了数据的真实性,导致常数项通不过检验。从事实上来看,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历来属于“老、少、边、穷”的部级贫困区,与其它地方相比,该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信息闭塞,至今仍以传统的农业生产为主。从2006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占gdp比重来看,重庆平均水平是18?3%,而土家族地区5区县该指标平均在30%以上,比重最小的是黔江28?6%,最高的是酉阳达65?7%。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在该地区仍处在核心地位。另外,从农产品的商品率来看,重庆平均水平是55?7%,而该地区均低于这一水平,农业商品率最高的石柱为54?0%,最低的酉阳仅为47?6%。这表明土家族地区的经济具有浓厚的自给自足的特征,大量农产品未在市场上流通,而是满足于自己的生活,这也印证了上述消费函数的回归分析是准确的。?

(二)农民收入低导致严重的“透支消费”现象?

从渝东南土家族地区5区县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来看,1996年、2001年、2006年三年的截面数据均显示该地区的平均消费水平高于重庆平均水平。1996酉阳的平均消费倾向高达1?282,远远超过重庆平均水平(0?898),黔江平均消费倾向最低,也高达0?925。至2006年,平均消费倾向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黔江、酉阳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大于1,这表明消费支出额大于收入水平,况且本文分析的仅仅是生活消费支出,这就表明该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极度贫困,出现了严重“透支消费”现象。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重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 873?83元,而渝东南土家族地区该指标均低于这一数值。最高的石柱为2 457?73元,相当于重庆平均水平的85?5%;最低的酉阳仅为2 030?98元,仅仅相当于重庆平均水平的70?7%,见表2。这表明该地区居民低收入水平是制约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农民的收入主要用于生活方面的必要消费,而对生活消费之外的弹性消费品需求很少,因此从这种角度来讲,要繁荣该地区农村经济,拓展农村消费市场必须加快提高该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三)土家族消费文化的影响?

尽管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但其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高,部分甚至高达0?9以上,相当于每增加一元收入,生活消费就会相应增加0?9元以上,这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倒u”型关系假说不符合[16](即中产阶级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同时也与我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徘徊在0?7-0?8之间存在很大差别[17],何况上述的分析还没有考虑生活消费以外的消费情况,那么其中的原因何在呢?单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很难找到答案,笔者认为土家族的饮食文化深深影响边际消费倾向。?

土家族居民尽管并不富裕,但是其食风十分豪放,平日土家族人普遍喜欢用大大的土碗吃饭喝酒。如果饭碗太小,就觉得吃的不舒服;酒碗太小,就觉得喝的不爽快。这种豪放的食风在接待客人的筵席上,更是得到了十足的体现。一般说来,客人临门,夏天要先请客人喝一碗糯米甜酒,冬天则先请客人吃一碗开水泡团馓,再待以酒菜。土家人待客还喜用盖碗肉,即以一片特大的肥膘肉盖住碗口,下面装有精肉和排骨。为表示对客人尊敬和真诚,土家族待客的肉要切成大片,酒要用大碗装。土家族有吃社饭的传统风俗,社日期间,家家请,户户接,社宴散时,主人还要让赴宴者带一些社饭回去,对于因故未来者,主人还往往派人把社饭送到府上去[6]。吃了别人家的社饭,要还席,因此社日期间土家族人互相邀请吃社饭,形成吃转转席的饮食格局。喝咂酒是土家族的另一风俗,凡客至家,必以酒招待;婚丧喜庆,必设酒宴。同时,土家族是一个节日频率极高的民族,除了农历的十月外,几乎每月都有节日,有的甚至一个月里有几个节日。过年过节往往杀猪宰羊,排场很大。?

因此,笔者认为土家族豪放的饮食文化和节日文化注定了土家族居民的生活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渝东南土家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保持很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的“怪圈”。?

四、结论?

文章以渝东南土家族为例,运用消费理论基本原理对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不适合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而相对消费理论比较吻合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土家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的收入水平和上期的消费水平,而且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明显高于重庆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一方面这是该地区居民收入不高,贫困的表现;同时也是土家族居民独特的饮食文化、节日文化及淳朴的好客习俗的体现。它给予我们的政策导向主要有三点:一是促进土家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的商品意识,活跃农村消费市场;二是挖掘土家族文化产业,培育土家族特色饮食文化产业大有潜力可挖;三是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千方百计提高土家族居民的收入水平才是硬道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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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消费论文例7

Abstract：Investigation on cultural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city is weak in the government of culture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The Government's focus mainly on the culture of the main body to create and manage and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chain of consumer culture is relatively less， cultural planning on downstream marketing channels habitual omitted. In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an empirical study to investigate material， trying to analyze Urban Culture Consumption in Taiyu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atist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 As a result of age， income as well as education level different population groups obviously have different consumer behavior and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of phenomena in actual consumer behavior and cultural philosophy.

Key words： urban residents；cultural consumption； different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5）-06-73（7）

文化消费是人们用于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等相关方面的支出和消费活动。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大众消费也逐渐由物质消费向文化消费倾斜，文化消费在社会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日益增大，成为促进社会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区分方式”的文化消费，是社会分层研究的经典议题。不同的阶级成员往往具有不同的文化消费能力和倾向，他们在具体的文化消费行为中体现着其自身特有的文化品位（Bourdieu 1977）。

本文通过对太原城镇居民发放400份调研问卷进行抽样调查，同时根据本研究设计中的“三角化”测量之目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透过对不同群体的焦点小组访问和对社会中介者及正规组织负责人的深入访问，得到细致的、情境化的和深入的信息。通过交叉列联表的频数分析，来确定变量及其类别之间的差异显著性关系，户内研究对象的选择采用“Kish选择法”进行。

1 三大理论争辩

从社会学角度对文化消费行为进行研究的文献最为丰富，也许与文化消费基础理论发源于社会学家的研究有关。研究者在社会学领域对文化消费所进行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文化产品消费行为与社会阶层、社会地位关系的研究。其中，主要存在“吻合论”（homology argument）、“无关论”（individualization argument）和“杂食-纯食”论（omnivore-univore argument）等三大论辩（Chan and Goldthorpe 2007）。“吻合论”认为，社会分层与文化分层是相吻合的，不同阶层具有其独特的文化消费，进而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品位。“无关论”则认为，文化品味、文化消费以及生活方式与阶层并无关联。“杂食-纯食”论提出，就中上层阶级而言，他们对其他文化采取包容开放的态度，像热衷高雅文化那样偏好大众文化，甚至低俗文化，其喜好十分宽广与多元（这与无关论相似）。与此同时，他们仍然在文化上具有一定取向性，即虽然他们的文化品位与消费趋于多元，但是在众多的喜好中始终存在最重要和占主导地位、并与其阶级立场一致的偏好（具有吻合论的倾向）。因此，“杂食-纯食”论更像是走了一条位于吻合论与无关论之间的“中间道路”。

1.1 吻合论

从福塞尔到布迪厄、甘斯等，他们在对文化消费及生活方式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品味（taste）绝不仅仅是经济实力和审美趣味的简单再现，品味本身有一定的阶级根源（Bourdieu 1984；Gans1999）。同一阶层的生活方式或多或少地类似，在差别制造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或者产生与社会阶层有关的不同的生活方式抑或品味。因此，生活方式和品味是由不同阶层的社会地位按等级的排列所决定。在布迪厄看来，凝聚并体现在文化消费中的品味无疑是重要的阶级符号（Bourdieu 1984）。布迪厄指出，不同阶级的成员总是在各自阶级惯习的约束下，带着自己特有的阶级秉性，进入不同品味的场域，并通过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来表明自己的阶级身份，表明自己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关系和社会距离（刘欣2003）。既然品味是与客观阶级位置存在共变性，布迪厄将品味与相对应的阶级联系起来，把品味分成三种类型：“合法”品味（统治阶级的品味）、中层阶级品味和“符合基本需求的品味”（工人阶级的品味）（Bourdieu 1984）。不同社会阶层对应于不同品味的主张在此得到充分体现，也即表明了阶级与品味是吻合的。

1.2 无关论

盛行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阶级死亡论”指出，西方社会不再是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消费文化并不是阶级地位的反映（Clark and Lipset 1991；Pakulski and Waters 1996），这为“无关论”提供了理论基础。“无关论”指出，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虽然不同的阶级成员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该关联在现实生活中正在日趋弱化（Halle1992；Katz-Gerro2002），文化品位和消费以及生活方式的差异不再以社会分层为基础，而更多地表现为个体的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Chan and Goldthorpe 2007a）。

已有的研究主要从“新中产”视角、“新认同”视角和“福利国家与不平等”视角对无关论进行系统阐释（Katz-Gerro2002）。“新中产”视角认为，后工业社会中的人们不再为物质生活而日夜奔波，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使得民众的闲暇和消费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凸显，作为亚文化的阶层认同，基于经济地位的阶级差异便失去了传统的支持，个体的生活方式变得平等、多样而富有个性。“新认同”视角强调社会复杂度不断增强，认同变得碎片化和不稳定（Kellner 1992），阶级对文化的影响不仅在不断弱化，而且远比布迪厄所言要复杂（Erickson 1996），包括年龄、性别、种族、宗教等都和阶级变量一样影响生活方式（Chan and Goldthorpe 2007a）。“福利国家与不平等”视角指出，福利体系使得个人在获得基本保障的基础上拥有更多自由，人们有足够的能力按照自己的个性选择文化消费方式，而阶级的影响效应被消解。总之，由于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个体的选择范围变得更加宽泛，人们所生活的社会已失去了结构性，个人可以独立于其所处的位置而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鲍曼2006）。

1.3 杂食-纯食论

“杂食-纯食”论的核心观点认为，处于社会上层的精英们的文化消费和品味是杂食性的.他们并非仅仅偏好属于上层阶级的高雅文化，同时也广泛地接纳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等各种形式的文化。但是，在其广泛的文化消费和品味中，始终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偏好。当其受到挑战和威胁时，精英们则会抛弃其他文化偏好来捍卫这种主体文化的统治地位（Chan and Goldthorpe 2007a）。如前所述，该理论属于“吻合论”和“无关论”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它是目前西方学界有关阶层与文化品味关系理论中最为流行的理论。

2 数据、变量和分析策略

由于本次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太原市城镇居民对文化产品的消费状况，因此调查对象为全市范围内的常住居民，以市区居民为主。调查对象为16-65岁的常住人口。2013年上半年，向太原地区城镇居民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00份，有效回收率75%。根据以往的经验，对于多省市或全国性的研究，样本数可能在1000-3000比较合适；进行大中城市、省市一级的地区性研究，样本数量在500-1000份之间比较合适；对于中小城市样本数量在200-300份之间为宜。从回收的问卷来看，调查样本与人口机构基本一致，有很好的代表性。为获得更详细的资料，就有关问题与部分调查对象面谈，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由于笔者对该地区比较熟悉，这样能使调查活动更加简便易行，并且在获得客观数据的同时，又获得感观体验，有利于理论上的深化。本次调查地点多选择人群密集、人流量较大的地点，如商务写字楼、商场、居民区、学校等。同时有一部分问卷来自亲朋好友。

本研究运用SPSS19.0统计软件包和EXCELL软件对样本进行了统计分析，具体方法如下：①描述性统计分析：对调查数据的总体情况作统计性描述，主要包括数据的频数分析、数据的集中趋势（离散程度）分析以及一些基本的统计图形。本研究对城镇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和文化消费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把握了样本的分布形态和基本特征。②对应分析：从编制两变量的交叉列联表入手，通过交叉列联表的频数分析来确定变量及其类别之间的关系。对应分析利用分值距离表示变量类别的差异，通常这里的距离是经过加权处理的，在加权过程中，利用卡方（Chi一Square）检验统计量检验其差异的显著性。如果利用卡方检验观测值（χ?）计算得到的概率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则表示拒绝零假设，认为行变量和列变量之间存着显著的统计差异，反之则具有相关关系（没有明显的差异性）。

3 实证分析结果

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居民群体拥有不同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文化。根据不同年龄、收入和教育程度作为显著性研究的考量因素，探索不同消费者群体之间存在的差异性。

3.1 不同年龄群体文化消费行为的差异性研究

3.1.1 不同年龄群体文化消费水平的差异性研究

年龄将人们自动地划分成几个层次，本文的问卷设计中将年龄设置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6-20岁，即无工作能力的未成年阶段，此阶段的人群基本没有收入，且身体与精神尚未成熟，易受外界影响；第二个阶段是21-30岁，即求学或工作早期阶段，此阶段的人群若非在高校求学，就是初入社会开始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收入一般较低；第三个阶段是31-40岁和第四个阶段41-50岁，即工作盛年阶段；此阶段的人群工作已趋稳定，是人生职业生涯的黄金阶段，收入较高且有自己的主见；最后一个阶段是51岁以上，此阶段的人群大多为退休或失去职业的人群，收入回落，消费谨慎。

从户主年龄和家庭消费水平进行相关分析得出，年龄与文化消费水平的相关系数为0.159，sig=0.037

按年龄层分项汇总结果如下：

结论：方差齐性检验表明相伴系数Sig.=0.103，大于显著性水平0.05，可以认为各年龄组总体方差是相等的，满足了方差检验的前提条件。从表中可以看出，户主在41-50岁之间，其家庭文化消费水平的均值和标准差最大，分别为5431.67元和4612.90元；而51岁以上的居民，其家庭文化消费水平的均值和标准差为所有年龄组中最小的，分别为2066.67元和1674.32元。41-50岁年龄段的居民家庭文化消费水平，比51岁以上年龄段高出了3365元，且其标准差大于后者近3000元。说明该年龄层内家庭文化消费水平有较大变化。从ANOVA结果表中可以得到，方差检验的F值为2.439，sig为0.049，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说明各年龄段之间的家庭文化消费水平至少有一组和其他组的消费水平有明显的区别。多重比较检验的结果表明，文化消费水平从高到低分别为41-50岁，31-40岁，16-20岁及以下，21-30岁和51岁及以上。

3.1.2 不同年龄群体文化消费结构的差异性研究

通过对年龄和文化产品消费比例作相关分析得出，户主的年龄与其家庭文化消费结构在0.01显著水平上的Peason相关系数为-0.253，Sig=0.001，具有强相关，而且是负向相关。可以得出推论，户主的年龄越大，其家庭文化产品消费比例越低，文化消费结构越合理。

对年龄进行分段，对不同年龄段上的文化产品消费比例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除了21-30岁年龄层在文化产品消费比例上比16-20岁及以下年龄层高一点之外，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大，家庭文化产品消费比例在逐渐下降，文化消费结构趋于合理。除了51岁以上年龄层的文化产品消费比例的方差明显小于其他年龄层，其它年龄层的方差近似相等。方差齐性检验表明，相伴系数Sig.为0.422，大于显著性水平0.05，此处可以认为各组总体方差相等。从ANOVA结果表中可以得到，组间方差检验的F值为2.788，相伴概率为0.028，小于显著性水平0.05，组间有显著差异，说明5个年龄层之间至少存在一组在文化产品消费比例上与其他组存在显著差异。多重比较和验后结果表明，51岁以上的居民家庭文化产品消费比例最小（为0.0767），家庭文化消费结构最为合理，户主年龄在21-30岁的家庭文化产品消费所占的比例最大，为0.3659。51岁以上年龄层和41-50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41-50岁之间和31-40，21-30，16-20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16-20，21-30岁，31-40岁之间差异不明显。21-30岁年龄层的城镇居民的家庭文化消费结构在0.05的显著水平，高于51岁及以上和41-50岁年龄层居民。

3.1.3 不同年龄群体文化消费满意度的差异性研究

定义新变量“总体满意度”（总体满意度=对种类的评价+对质量的评价+对价格的评价+对环境的评价），满意度的赋值方法是：很满意=l，较满意=2，一般=3，不满意=4，很不满意=5，即得分越高，满意度越低。

从下表可以看出，随着户主年龄的减小，文化消费满意度的均值不断上升，4-8分数段减小（4-8分说明选择的“很满意”和“较满意”的选项），所占的比例也逐渐说明居民总体对文化消费的满意程度是不断下降的。21-30岁、31-40岁年龄段的人文化消费满意度较低，是因为这个阶段的人处于事业的积累期，家庭和事业压力普遍较大，而21-30岁的总体满意度的标准差小于31-40岁，可能是由于35岁以后的人们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分化并趋于稳定所致，而16-20岁以下年龄段的人满意度是最低的。

户主的年龄对其家庭文化消费满意度形成显著的影响，是因为我国现阶段的成年人人生经历不同，他们对生活的感悟也不同。年龄较大的人普遍经历过建国以来物质极度匿乏的年代，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巨大发展，人们生活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到小康的跨越，使得年龄较大的人对文化生活的满意度普遍较高。而本次调查中，年龄较小的人出生于80年代以后，加之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和拜金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他们对生活的要求较高，因而年龄较小的人很难对自己的文化生活有较高的满意度。

3.2 不同职业群体文化消费行为的差异性研究

3.2.1 不同职业群体文化消费水平的差异性研究

可以看出，党政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家庭的文化消费水平最高，达7922.8元，标准差仅排在服务业之后，为5221.6；而工人家庭的文化消费水平在所有职业中最低，为2203.1元，标准差也最小，为1384.8元。在所调查的不同职业的群体中，工人家庭的文化消费水平差异最小，消费较为均匀。而从事服务行业的家庭，其文化消费差异性最大，达7294.5元之多。方差齐性检验表明Sig.为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可以认为各职业组方差不齐。从ANOVA结果表中可以得到，F值为2.948，Sig.为0.004，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说明各种职业家庭的文化消费水平有明显的区别。其中户主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和工人家庭相差高达5719.7元。个体户与农民家庭文化消费水平相当，办事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相当，服务业，其它职业和离退休居民的家庭文化消费水平相当。家庭文化消费水平由低到高，依次是工人、个体、农民、办事员、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业、离退休和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3.2.2 不同职业群体文化消费结构的差异性研究

可以看出，户主职业为办事员的家庭，其文化产品消费比例最高，达0.5144，而农民家庭的文化产品消费比例最低，为0.1797，之间相差多达0.33，说明从事这两种职业的居民之间文化消费结构的差异性很大。文化产品消费比例标准差最大的职业是离退休人员，最小的则为工人，可以说明离退休人员的家庭文化消费结构最为不同，而工人这一阶层内部的家庭文化消费结构最相近。方差齐性检验表明相伴系数Sig.为0.017，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此处各组总体方差不齐。从ANOVA结果表中可以得到组间方差检验的F值为2.184，相伴概率为0.031，小于显著性水平0.05，组间有显著差异，说明在各种职业中，至少存在一种职业在文化消费结构上和其他职业有显著差异性。多重比较后结果表明，办事员家庭比其它职业的文化消费比例都高，其中和农民家庭的文化消费比例在0.05显著水平上存在差异。文化产品消费比例由低到高的职业依次是：农民、其它职业、个体、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离退休、服务业、党政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和办事员。

3.3 不同教育程度群体文化消费行为的差异性研究

3.3.1 不同教育程度群体文化消费水平的差异性研究

众所周知，教育对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教育促进人的发展体现在方方面面，对人们文化的消费行为影响更是不可忽视，现代家庭在消费生活中不仅需要物质产品，更需要精神产品，这些都离不开教育对人本身所起的作用。本文将教育程度划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本科（大专）以及硕士及以上四个差等，分析不同教育程度的消费人群所拥有的不同消费文化。

可以直观的发现，除了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之外，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家庭文化消费均不断升高。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家庭文化消费水平均值（3214.3元）高于高中、中专程度（3046.2元），可能是由于前者的样本太少而致，因为高中、中专文化程度居民家庭文化消费水平的标准差比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高出1000多元。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随着户主文化程度的提高，家庭文化消费水平均值和标准差也随着升高。也即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家庭文化消费水平越高（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除外），而且各个不同文化程度居民的家庭文化消费水平差异性也越大。方差齐性检验Sig.为 0.048

3.3.2 不同教育程度群体文化消费结构的差异性研究

户主文化程度为大专、本科这一层次的，其家庭文化产品消费比例最大，达到0.3679，其方差也最大，为0.29979。这说明当地户主为高中这一文化层次的居民，家庭文化产品消费比例差异最大，异质性也大。户主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层次的家庭，文化产品消费比例最低，为 0.1184，较大专、本科文化层次的低0.25，其标准差也最小为 0.11132，说明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的居民，不仅他们的文化产品消费比例最小，而且他们的文化消费结构具有较高的同质性。方差齐性检验表明，相伴系数Sig.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此处各组总体方差不齐。从ANOVA表中可以得到，组间方差检验的F值为3.665，相伴概率为0.014，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户主文化程度各异的居民家庭中，文化消费的结构有显著差异。

多重比较检验结果表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家庭文化产品消费比例最低，并在0.05显著水平上与大专、本科和硕士及以上存在显著性差异。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家庭，文化产品消费比例低于专科、本科文化程度的家庭，且在0.05显著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文化产品消费比例由低到高，依次为：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硕士及以上和专科、本科。硕士及以上在文化产品消费比例上低于高中技校中专，但是这种差异性没有统计上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试探性的得出：随着户主文化程度的提高，该地居民家庭文化产品消费比例也随之增大，文化消费结构相对不合理。

3.3.3 不同教育程度群体文化消费满意度的差异性研究

从下表3.5可以看出，户主文化程度为专科、本科的，有83.6%的家庭文化消费满意度得分在9-12分，文化程度硕士及以上的家庭有89.2%的得分率，说明他们总体文化消费满意度居中，这两个群体中13-20分得分率远远低于另外两个群体。这两个群体总体满意度较为相似。

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的总体满意度具有差异，但基本可以认为随着户主文化程度的升高，他们对家庭文化生活的满意度在降低。可以看到，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总体满意度均值最低，标准差最大，也就是说，户主为初中文化程度时，其家庭的文化消费满意度最高，但群体内部差异性很大。户主是硕士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其文化消费满意度的标准差最小，也即他们对自己文化消费的评价同质性较强。初中文化程度者总体满意度均值最高，说明其对文化消费最不满意，他们具有一定的知识，但又没有过上较好生活的资本。初中及以下和高中、中专的人满意度在4-8和13-20分的得分率较其他两个群体高，说明他们之中对家庭文化消费满意和不满意的比例都较高，群体总体满意度异质性较强，这两个群体总体满意度结构较为相似。

4 结 论

本文分析了影响文化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年龄、收入、教育程度，它们对不同人群消费文化形成差异性的影响。实际上，影响消费文化的因素还有很多，包括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方式、传统文化观念等等，这些都可以对一个地区的消费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也正如理论部分所述，目前西方有关社会分层与文化消费最流行的理论是“杂食-纯食”论。一方面该理论强调，拥有“杂食”品味的人对其他文化持宽容、开放的态度，他们的文化消费更多的是考虑自我实现问题，而不是炫耀社会地位及扩大“社会距离”；另一方面，尽管杂食者对待其他文化可能比以往的文化精英更加包容，文化品味广泛，但在众多的品味中必然有一个占主导地位、他们始终坚持的品味。

本文不足主要有：其一，由于调查经费限制，本次问卷调查在抽样上较为简单，依靠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及亲朋好友进行城镇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调查范围不够充分广泛，对于高收入群体（3000元以上）的调查过少，导致分析时遇到困难。其二，本文在分析各个不同群体的文化消费差异时，只是考虑了年龄、收入、教育程度三个主要因素，而对影响消费文化的其他因素，如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方式、传统文化观念等等，都未进行研究，这些，均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地发掘。

参考文献：

[1] Bourdieu P. 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 Chan T W， Goldthorpe J H.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music in England [J].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7，23（1）：1-19.

[3] Clark T N， Lipset S M. Are Social Classes Dying？ [J].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991，6（4）：397-410.

高中生消费论文例8

 

中国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经历了一个从生存型到数量型再到质量型的过程，食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大大提高，食品消费的社会程度不断增强，居民营养水平不断得到满足。硕士论文，食品消费结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食物消费水平和食物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及消费观念的改变，中国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中存在一系列问题，与营养健康的消费模式还有一定的差距。硕士论文，食品消费结构。一、我国食品消费结构现状

消费结构(consumptionstructure)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和社会集团)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包括劳务)的比例关系。硕士论文，食品消费结构。

我国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新中国成立直到我国改革开放前，由于我国一直坚持建国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思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通过资源的高度倾斜配置，片面发展重工业，最终建成的是一种以自我服务为目的、为生产而生产的工业体系，而将居民消费品的增长长期隔离在工业化进程之外。

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政策和人均国民收入翻两番计划的推动下，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食品消费模式也相应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为：①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逐渐下降，食品消费水平不断提高。②食品供给多样化，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数量不断增多，尤其是消费结构趋向于肉类食品消费量的迅速提高。③广大居民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绿色食品日益受到消费者的崇尚和青睐。④食品消费方式逐渐由“生存型”向“享受型”转变。这方面突出表现为大量使用“一次性”消费品、包装产品和“深加工产品”。 ⑤外出就餐支出成为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项目。

二、我国居民食品消费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一）粮食消费量下降过快, 偏离东方饮食模式

1993年以来中国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突破100公斤底线, 到2004年迅速下降到78.2公斤。中国居民粮食下降趋势逐渐偏离东方国家以谷物为主的消费模式, 粮食消费减少程度大大超出西方国家相应阶段的消费水平,与粮食消费量较少的西方国家基本类似。今后中国居民食物消费观念如果没有根本上的改变, 粮食消费量继续下降的趋势将不可避免。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影响，造成这一时期居民收人水平和食品消费水平极其低下( 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生活水平停滞不前。这一时期的居民和家庭还处在一种勉强温饱的状态，食品消费档次很低，消费结构雷同，居民食品消费模式呈现生存型发展态势。

（二）城乡居民的膳食结构不尽合理

动物性食品消费出现动物性食品向肉类食品集中,肉类食品向猪肉集中的倾向。在动物性食品中, 肉类食品所占比例到2004年仍维持在40%左右,蛋白质含量较高的奶类、水产品类食品所占比例较小,只占26%、18%,动物性食品过于向高脂肪的肉类食品集中；在肉类食品中,又过于向猪肉集中,猪肉消费量占整个肉类食品的60%以上,牛羊肉、禽肉所占比例较小。

居民饮食消费主要还是一个习惯问题。硕士论文，食品消费结构。要改变营养过剩的状况, 必须首先改变居民不科学的饮食习惯。

（三）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居民食品消费存在较大差距

1、目前边远落后地区及农村居民刚刚跨越以粮为主高谷物膳食阶段，正在向低层次的副食消费转移，今后对蔬菜、食用油、猪牛羊肉等副食消费有一定的需求空间，对较高层次的禽类、奶类、水产品类副食需求有限，但是由于一般认为其需求弹性较大，增长率较高，农村居民对这些食品的消费潜力很大。

2、发达地区城镇居民对蔬菜、食用油、猪牛羊肉、蛋类等较低层次的副食消费趋于稳定，甚至下降，开始向较高层次的副食消费转移，今后对禽类、奶类、水产品类食品需求大增。硕士论文，食品消费结构。

3、农村居民仍处在“粮食+蔬菜 +动物性食品”的第一消费阶段,城镇居民目前基本步入“ 蔬菜+动物性食品+粮食”的第三消费阶段，城乡居民之间相差一个“蔬菜+粮食+动物性食品”的食品消费阶段，城乡居民食品消费差距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无法消除的。城镇居民在食品消费的档次上、数量上都远远高于农村居民。

二、改善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措施

（一）稳定和发展粮食生产

同时对农业生产结构进行适度调整，继续发展奶类等畜牧业生产，大力发展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家禽饲养业，努力提高动物性食品的供应量，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

（二）改变居民的食品消费观念

加强对居民的膳食营养教育。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媒介,加强对广大居民的膳食营养知识普及力度, 改变饮食消费依着个人或家庭的嗜好进行的定势和习惯, 科学合理搭配食物。引导居民改变以味领先的饮食观念, 摒弃高油、高盐的饮食方式, 提倡少油、少盐、清淡的饮食方式。硕士论文，食品消费结构。引导居民增加对杂粮、薯类、豆类食品和对牛羊内、家禽、鱼虾、奶类的消费, 减少对耗粮多、油脂大的猪肉的消费。

（三）通过多种途径、多条渠道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实证分析表明，收入增长是制约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决定因素。只有稳定的收入增长才能保证稳定的食品消费支出增长。因此增加收入才是改善食品消费结构的关键所在。

1、建立健全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从而提高低收入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将这些措施纳入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全力抓好并落实到位。

2、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狠抓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加大投入，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大力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3、增加西部地区教育经费投入

进一步提高西部居民整体教育水平，在加强西部基础教育的同时注重职业教育和中短期培训； 切实提高西部城镇就业者工资收入水平。

参考文献：

（1）郝梅瑞.论小康生活中的食品消费问题—北京市食品消费研.消费经济，1996（02）

（2）李哲敏，李干琼.中国农民食物消费与营养状况.中国食物与营养，2004（10）

（3）陈莹.武汉市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实证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05（06）

（4）陈启杰.中国食品供求结构的发展及对策研究.财经研究，2000（01）

高中生消费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049-02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把扩大文化消费作为实现文化成果全民共享的一项重要举措加以强调。一时间文化成为社会上研究的热点问题，这是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必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更追求精神的享受，更加注重陶冶情操。但文化消费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比如说休闲时间、消费能力等，文化消费对某些人来说仍只是一种奢侈品。如何让更多的人享受文化发展成果，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解读文化消费

所谓文化消费，顾名思义就是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享受，它是指消费者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消费文化消费品的过程[1]。它的产生是随着人们物质消费活动的进行而进行的，起初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人们的消费活动更多追求的是生理需要的满足，但人们在满足生理需要的同时也会获得满足感、幸福感等主观感受，也就是说其中也包含了精神享受的成分。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劳动之余逐渐有了闲暇时间和购买能力来追求精神需求的满足。原本只有少数富人才有能力消费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逐渐被普通人所接触。由此可见，文化消费是以物质消费为基础和前提的更高层次的消费，如果说物质消费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那么文化消费的宗旨就是满足人类希望更好的生活的享受和发展性需要[2]。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马克思对消费的讨论一般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马克思非常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活方式改变的重要意义[3]。马克思对“自由时间”、“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等与消费有关的概念的深层论述，为后来学者对文化消费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关于自由时间，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是这样论述的，“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4]他说：“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5]节约劳动时间就需要不断发展生产力，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创造出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更多产品，这样人们才有自由时间去消费去享受。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述，他认为其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二是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三是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四是人同人相异化。从消费的角度来看，这种异化就表现为劳动者对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他们过度追求商品，被自己生产的商品所奴役。在资本家眼中，“需求与货品之间的关系，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连接，都不是自我发展辩证中的一环，而是算计与剥削的产物”[6]。

马克思还全面阐述了“商品拜物教”的社会，在这里，人们进行商品交换表面上看是物与物之间的平等直接交换，实际上它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交换，是商品背后所隐藏的不同劳动行为之间的交换。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7]。“商品拜物教”所反映出来的消费文化，意味着消费者个人批判质疑能力的萎缩，他们成了商品的奴隶，抑制了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从马克思在他经典著作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人们要想很好地进行文化消费，不仅需要有一定的自由时间，还需要有一定的消费能力，这不仅包括经济能力，更包括选择、欣赏、审美能力。对于文化商品，我们要有正确的消费观念，应该让它们真

正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为我们个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而不是成为它们的奴隶，失去作为人的主体地位。

三、我国当前文化消费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人们在温饱问题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更加注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对文化消费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文化消费市场的发展。文化消费蓬勃发展的局面不仅有助于我国的物质文明建设，对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更是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但是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使得我国的文化消费总体上处于一个较低水平。细看我国的文化消费，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1.文化消费水平发展不平衡

我国的文化消费因地域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而呈现出消费水平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首先，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发展不平衡。在经济发达、人民富裕的地区，文化消费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明显高于经济落后地区。其次，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发展不平衡。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像杂志之类的文化消费则很少，提高收入改善生活水平更为实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文化消费在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逐渐上升，但这仅在经济发达的大中型城市和沿海地区中有所体现；在经济较落后的农村和西部山区，文化消费才刚起步，对大多数人来说仍是一种奢侈消费。

2.消费动机更多寻求感官满足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在社会压力之外的闲暇时光，人们追求轻松愉快的娱乐生活是理所当然的，领略文化消费中的审美情趣也是人们缓解压力追求生活的重要内容[8]。然而由于人们的文化修养不同，有些人在他们的文化消费中，更多寻求的是一种感官的满足，更加热衷于黄色与暴力等不良消费产品带来的刺激和体验，而不是追求个人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 3.文化消费市场亟待规范

目前，在我国的文化消费市场，商品质量参差不齐，大部分商品都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创作出来的，但其中也充斥着部分低俗、暴力、封建迷信等方面的文化产品。为了追求更大的商业利润，文化产品的有些生产者和销售者们已经无暇顾及相关的道德要求与法律规范，他们迎合部分人低俗的审美需求，制造或销售违法的文化产品，扰乱了正常而健康的文化消费市场。

四、建议与对策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来看，文化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个人更好更全面地发展。针对目前我国文化消费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积极采取措施，提高文化消费的质量，让人们真正地享受文化发展成果，感受文化之美。

1.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满足居民文化消费需求

根据恩格尔定律，一个家庭的收入越高，则家庭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高层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就会越大。通过一系列政策不断缩小地区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让人们有经济能力进行文化消费。有针对性地开发面向低收入者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不断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在农村，要给农民提供更多更丰富的有助于改善他们精神生活的文化产品，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

2.倡导科学健康的文化消费观，营造良好的文化消费环境

文化产品传递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因此，要通过新闻媒体等途径在全社会倡导科学健康的文化消费观，引导人们对宣传团结互助、诚实守信等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文化产品进行消费，对那些鼓吹好逸恶劳、骄奢淫逸不符合道德要求的产品坚决抵制。大力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精华，鼓励文艺工作者创造出更多有益于丰富群众精神世界的作品，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消费需求。

3.完善关于文化消费的法规，为文化市场的监管提供依据

不断完善文化消费方面的立法工作，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监督和管理，确保文化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当然，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仅有法制的监管还不够，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参与。文化产品的供应者要有良知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多提供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求的产品。公民也要有自律精神，对不良的文化产品做到坚决抵制，多欣赏和消费优秀的文化产品。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文化建设会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人民将会更好地享受文化发展成果，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程洪海，薛华.我国文化消费问题研究[j].企业家天地，2006，（4）：147-148.

[2]车放.新时期我国文化消费问题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8.

[3]蒋建国.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理论及其当代意蕴[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3）：31-36.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8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8-219.

[6]donslate.消费文化与现代性[m].林佑圣，叶钦怡，译.北京：弘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189.

高中生消费论文例10

戏剧院团体制改革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一个历史工程，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传承保护，创作生产，继往开来，任重道远。但是无论怎么改革，戏剧生产总是戏剧院团的主要工作。这个生产包括恢复重排经典剧目和新编新创剧目。面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戏剧生产工作无疑是需要正视之前的问题，积极改进，理清思绪，展望未来，出精品，出人才，繁荣戏剧事业，促进文化强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笔者认为重视研究戏剧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建构良性互动的“观演关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在此根据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来讨论一下当下戏剧生产与消费的一些问题。

艺术生产，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一个经济学术语，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文艺学概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谈到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时认为，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一样，其全过程都具有生产特性：“不仅艺术传达具有生产性，而且艺术构思也具有生产性；不仅艺术创作具有生产性，而且艺术消费也具有生产性。只不过有物质性的生产性和精神性的生产性之别。”[1]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艺术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

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中对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论述主要见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此文中马克思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他认为生产决定消费，而消费与生产具有“同一性”。马克思指出：“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2]（P31）接下来他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生产对消费的支配和决定作用：

第一，“它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消费而无对象，不成其为消费；因而在这方面生产创造出、生产出消费。”[2]（P29）很明显，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消费也无从谈起。戏剧的繁荣时期总是与戏剧的生产与消费的繁荣一致的。当下戏剧面对多方竞争，忽视消费，错误估计贸然生产往往血本无归。我们应该审视我们的戏剧生产给消费者、观众提供的精神消费品是什么样的材料、对象；我们的剧目生产能够被消费者接受并创造出、生产出消费吗？这是需要戏剧生产组织者首先深入思考调研，慎重决策的。我们对于那些在消费上取得成功的戏剧生产案例进行分析，它们或因艺术质量高，或因明星效应，或因大制作加炒作，或因泛娱乐性加低俗，或因人文景观的地利等等取得了成功，简单的题材跟风，形式移就，名人延请不从艺术本体上，不从消费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上下功夫，简单地模仿只能是事倍功半。戏剧生产者拿国家的投入轻率生产，不能形成消费，艺术品质不高，造成浪费是很不应该的。这个里面有体制的问题，有人才选用的问题等，需要深入剖析。

第二，“但是，生产为消费创造的不只是对象。它也给与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正如消费使产品得以完成其为产品一样。”[2]（P29）生产不仅创造了消费的对象，而且制约着消费，规定着消费的性质。例如六七十年代的革命样板戏，这种特定意识形态的生产使艺术消费不可避免地打上政治的烙印，消费者的思维方式也被艺术生产所规约。“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2]（P29）

中国共产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出的部署。2014年2月28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全面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始终做到“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紧扣“一个围绕”，就是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眼“两个巩固”，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些精神无不指导戏剧的创作生产。“四个坚持”、“一个围绕”、“两个巩固”不是简单的教条，具有丰富的内涵，需要深入研究体会。同时，其内涵也需要我们不断探索，不断丰富，不断建设。

那些对于戏剧生产给与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的简单化认识；违背艺术规律，生硬、浅表地放大戏剧的宣教功能；让戏剧生产围绕推介地方的“好人好事”，历史文化或自然资源等，而不深入从真、善、美的艺术上挖掘的创作生产；只给观众视听刺激不给灵魂刺激，不讲“道”，只言技，不求真功夫的“器物论者”创作；或只是触及“道”与“德”的表面，图解化、概念标语化，没有民族的、时代的真价值观输出的“政绩生产”“被采购生产”，都是戏剧生产组织者或主观、或庸俗、或功利、或低能的表现。是不能达到党和国家对于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为了营造有利于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良好环境，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些要求的。也是达不到“生产创造消费者”的目的。

第三，“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也为材料提供需要。……消费本身作为动力是靠对象作媒介的。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2]（P29）也就是说，艺术生产不仅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无形地提高了消费者的需求水平和审美能力，创造出具有更高鉴赏水平的消费者，消费者也会向生产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艺术生产决定着消费者的需求。 我们从昆剧的演剧历史中，京剧的演剧历史中都能很明显地感觉到。从它们的起源、发展成形、繁盛，无一不是伴随着创作生产。是创作生产的剧目扩大了传播，争取了更广泛的爱好者，消费者，使之由地方戏发展成为全国戏。观众、消费者的审美水准不断提高，对于特色表演（如流派），剧目等越来越有了高、尖、精的需求。任何大剧种走向繁荣，必然伴随有丰富的，高质量的剧目生产。戏剧生产与消费处于一个良性互动，互为需要，互为刺激的一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