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与环境论文例1

2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

在课程体系设计上，不能简单地将环境工程专业与化学工程专业的课程“拼盘”。根据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特点和要求，我们在请教专家、调查学生的基础上对环境工程专业、化学工程专业的相关课程进行了有机整合，形成了培养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的课程体系，该课程体系由5个课程模块组成。公共基础和素质课程模块。该课程模块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军事训练、大学体育、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大学语文。专业基础课程模块。该课程模块包括高等数学、工程制图及CAD、无机化学及实验、有机化学及实验、分析化学及实验、仪器分析及实验、物理化学及实验、化工原理及实验、波谱分析。专业核心课程模块。该课程模块包括环境化学、管网工程、环境微生物学及实验、环境生态学、环境监测及实验、水污染控制工程及实验、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及实验、固体废物处理工程及实验、噪声污染控制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特色课程模块。该课程模块包括化工环境保护、化工污染控制工程、化工污染控制设备、绿色氧化技术、突发性化工环境污染事故的预防与处置等课程。实践教学课程模块。该课程模块包括环境工程仿真实验、工程设计、工程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PIDCAD工艺流程制图、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论文(设计)。该课程体系在保留环境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基础上，《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仪器分析》、《化工原理》、《波谱分析》等专业基础课程内容和学时与化学工程专业一致，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出环境工程专业与化学工程专业课程的复合；特色课程模块和实践教学课程模块体现出环境工程专业与化学工程专业课程的融合。

3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方法

对于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要求综合培养学生环境工程、化学工程两专业的知识和能力，达到综合培养的目标，这就要求其相应的教学不能采用灌输性的教学风格，而应采用渗透式教学、融合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和研究性教学等。(1)渗透式教学是指在上述专业基础课程模块中渗透环境工程专业知识的教学，在上述专业核心课程模块渗透化学工程专业知识的教学。例如，《物理化学实验》中动力学实验可以让学生动手做“Fenton试剂降解除草剂2,4-D反应速率常数和活化能的测定”。(2)融合式教学是指在上述特色课程模块和实践教学课程模块中将环境工程和化学工程中的知识、原理、技能融成一体进行教学。例如，《化工污染控制工程》中教师可结合工程实践进行“流化床化学反应器处理农药厂废水”的专题教学，将流化床工艺设计参数、原理、废水排放标准等融合在一起进行教学。(3)案例式教学就是指在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教学过程中结合教学内容运用工程中的实际案例进行教学。例如，《水污染控制工程》中教师可结合工程实践进行“电镀厂含铬废水的深度处理”的案例教学。(4)研究型教学是指在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通过创设学习情境，促进、支持和指导学生完成研究型学习活动，来综合培养学生能力与素质的一种教学方法。例如，在“Fenton试剂降解除草剂2,4-D反应速率常数和活化能的测定”实验中，教师可引导学生自己查阅文献资料，引导学生思考如何测定溶液中2,4-D的浓度？如何用计算机软件绘制2,4-D浓度的标准曲线？让学生自己确定实验中所需要的仪器和使用的方法，引导学生思考FeSO4和H2O2使用量对2,4-D降解速率的影响，如何求算该降解过程中的速率常数K和表观活化能Ea？

4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师资队伍建设

良好的师资队伍是实施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关键。要培养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首先必须有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的师资。笔者认为，要改变目前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的师资匮乏问题，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加强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师资队伍建设。(1)引进、培养具有环境工程和化学工程双专业学位的高水平的博士或硕士，他们在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教育期间接受过环境工程、化学工程的专业教育，具备环境工程和化学工程复合的知识结构和科研素养，是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理想师资队伍。(2)教师交叉自学和资格认证。在学院内部要求有环境工程专业学位的教师参加化学工程的本科理论与实践教育，要求有化学工程专业学位的教师参加环境工程的本科理论与实践教育，教育期满后进行考试认证，达到认证资格的教师才能评聘为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师资。(3)聘请企业有工程实践经验，且有良好师范素养的工程师参与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化学与环境论文例2

Brown 曾说过：“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也是语言的一部分，二者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如将二者分离，必然会损其一。”（Brown, 1980）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而且也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重要方面。语言不是消极地反映社会文化系统，而是积极地帮助人们构筑其社会文化系统，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

语言学家Sapir 也曾说：“语言交际有一个环境，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Sapir, 1921）人际交流是通过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实施的，二者又都受制于文化。有语言学家认为，“文化即是交际，交际就是文化。”同时，有专家预言，“21 世纪人类‘文化冲突?蒺将比战争威胁更显突出。”研究表明，我国外语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常为“文化错误”，而且其社会文化能力滞后于语言能力，难以适应跨文化交际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从语言教学改革入手，扭转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脱节的现象。

随着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地球村逐渐形成，利用网络和多媒体技术，我们可以很方 便地了解许多不同国家的文化风俗。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在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今天，其地位更加显著。我们用英语和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人进行文化、科技、商务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但只懂语言不懂文化背景知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交际问题，因此，文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一、语言和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底座，语言和它赖以生存的文化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文化是一个多元而复杂的概念，涉及很多领域，如人文学、社会学和语言学，最重要的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人类学家Tailor认为，“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Goodenough，1981) 束定芳和庄智象则认为，“从文化的结构特点出发，文化是通过社会学习得到的知识。”(束定芳，庄智象1998)。

戚雨村对文化的定义更为全面，“文化的范围包含了三个层次： ①物质文化，它是通过人们制作的各种实物产品表现出来的，包括建筑、服饰、食品、用品、工具等。②制度、习俗文化，它是通过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表现出来的，包括制度、法规以及相应的设施和风俗习惯等。 ③精神文化，它是通过人们思维活动所形成的方式和产品表现出来的，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也包括哲学、科学、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和产品。”(戚雨村，1998)。

中西语言文化间有很大差异，由于学生对西方文化不了解，意识不到这种差异，往往产生学习障碍和错误。学生在外语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外语文化背景的影响，这种方式体现在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文化的差异必然造成词义、句义、联系意义和比喻意义等语言现象的差异。

外语教学的任务是培养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进行交际的人才，外语教学专家区分交际中的语言错误和文化错误时认为后者更为严重。因此，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认识文化的过程，也就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过程。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

近年来，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研究的热门话题，跨文化交际所带来的影响比较广泛。在我国外语界，教师和学生提高自身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要求日趋强烈。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网络的发展，一个全球性的系统已经形成。人们在文化取向、价值观念、社会规范、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他们在编译码过程、言语和非言语行为、语言的使用规律、语篇组织结构等众多方面存在差异。（张艳，杨跃2006）

传统语言学家Lado (1961)认为英语水平(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是由知识和技能两大部分组成的。知识包括语法、词汇和语音；技能包括听、说、读、写、译，但并没有强调知识和技能是密切相连的，而语境、语篇和情景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因为这种孤立的知识和脱离情景的技能难以保证有效的交际。因此，现代语言学家将外语水平定义为“跨文化交际”(文秋芳，1999)，因为外语的交际总是发生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英语又是国际语言，交际双方可能来自说英语国家，也可能来自非英语国家，文化背景差异很大。提高学生英语综合能力必须包括处理文化差异的能力，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不单单是语言能力的培养，而应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

跨文化交际能力由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两部分组成。而交际能力由语言能力，语用能力及策略能力构成。其中语言能力指句法、词法、语音、拼写等方面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具体又分为语法能力和语篇能力。语法能力指学习者能够选择合适的单词和恰当的句子结构，然后将所选单词合理的组成句子，并正确地说出来。语篇能力指将话语组成互相衔接、连贯的、完整语篇的知识和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如：

(1)A： That?蒺s the telephone.

B： I?蒺m in the bath.

A： OK.

就字面而言，A和B之间的对话没有什么连贯性，即没有什么衔接手段将他们联系起来。但从言外行为上看，A和B之间所说的话语是相关的，其相关性存在于话语的隐性衔接与连贯上，只不过没有在表层语句上反映出来而已。如果将其补全，就会产生下面的结构：

(2)A：That?蒺s the telephone. (Please go and answer it.)

B：No， I can?蒺t answer it， because I?蒺m in the bath.

A：OK. (I?蒺ll answer it then.)

这个例子说明语篇不仅通过语法来规范句子,还可以通过具体的语境按约定俗成的规则来完成其连贯性。语用能力指在非语言环境中表达和实施语言的能力及掌握语言使用规则的能力。非语言环境指的是交际的时间、地点、人物身份和文化背景。

策略能力指的是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如何正确的评估自己以及对方的语言和背景知识，然后做出计划，即选择何种方式实施交际目的，最后由相关的心理、生理机制来完成既定的计划。具体细分为补偿能力( compensation competence) ，即如何在出现表达困难时让别人理解自己的讲话内容；协商能力( negotiation competence) ，即如何在出现理解困难时获得意义。前者可通过同义词，体态语等获得补偿，后者可通过重复，重新组织话语等来帮助对方理解话语。

由此可见，跨文化能力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对文化差异的宽容性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在教学中一定要特别注意对学生在这些方面的培养。

三、语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文化教育不足

传统的语言教学过程只是强调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方面的传授，忽视了文化教学，未能把与所授语言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与其语言知识相互融会贯通，极大地影响了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使他们不能正确地传达或接受语言载体所承载的所有信息，从而导致交际的失败。这种传统的语言教学观侧重于对语言知识本身的教授，几乎没有考虑到语言与其他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忽视了语言的交际功能所要求的文化背景，从而导致语言教学中对文化教学的重视不足。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1. 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对文化因素的研究不足

回顾语言学理论研究发展所经历的四个阶段：即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及功能主义语言学。这四个阶段对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只强调语言系统本体性的研究，主要揭示了语言系统组成部分(语音、词汇、句法及语义等) 各自内在规律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并探讨了语言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组织规律。这些研究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语言这一符号系统的认识，由此可见，语言学理论研究对文化研究的不足间接地影响到语言教学中文化教学实践。（王蕴，2006）

2. 语言教学中对文化教学的重视不足

语言观指导着语言教学，就英语教学而言，它经历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和英语作为外语(EFL，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的教学分化。19 世纪，英国殖民地一直把英语教学作为以英国文学同化其殖民地的媒介而存在，因此，教学方法上采用直接教学法。20世纪20 年代，ESL具有传递知识的实用功效这一观念开始出现，到了50 年代，ESL与EFL开始被人们区分。英语作为外语教学(TEFL)着重于培养学生运用英语进行对外的交际，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TESL)着重于培养学生内化英语作为语言的功能。后来相继出现了一些以不同语言学流派或其中某些观点为指导的教学法，如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指导的盛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听说教学法，以Krashen 的二语习得理论为基础的自然教学法，这些教学法多注重于语言形式和机械的句型练习。

3. 缺乏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

目前，很多高校仍然采用每周4个学时大班填鸭式授课方式，教师仍唱独角戏。没有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主体，而教师只起指导者、组织者、监督者、促进者的作用。有的高校虽然对非英语专业学生加设了口语课，但一两个课时让50多人互动起来，客观上确实有一定难度。而且，传统的教师举例、学生反复操练的教学方法缺乏真实的语言环境，使学生无法充分了解英美的风土人情和文化背景。教材单一，缺少较强的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意识。更重要的是忽视了学生具有不同层次英语水平的实际情况，无法将学生从课堂解放出来进行自主、个性化的学习，无法做到因材施教，制定每个人的学习策略,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难以得到提高。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语言教学的质量问题，就必须对语言与文化关系重新认识，使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有机地结合，成为相互支持的整体。

四、利用网络环境，改进外语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外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新契机，以网络技术为支撑，使英语教学朝着学生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主动学习、个性化学习的方向发展。确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以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教学改革方向，将课堂语言教学、网络自主学习和小班口语辅导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作为整体进行英语教学，补充大量的英美文化背景知识，使学生接触更多的英语语言文化，深入并恰当地使用英语以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网络教学是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特别是互联网调动尽可能多的教学媒体、信息资源构建有意义的学习环境，以促进和支持学生的学习活动。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学生能够真正成为知识信息的主动建构者，更多接触和了解英语文化的相关知识，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外语学习是一种跨文化学习，而信息技术和多媒体网络技术给跨文化交际学习带来一场变革。网络不仅具有巨大的语言和文化学习资源，更是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大平台。多媒体网络环境为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创造了相当有利的条件。

英语教学是对人的品格、思维、语言能力、文化知识和意识等的全面素质教育。了解文化差异，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加强全球意识并使学生在实际交流中具备多元文化的包容性显得尤其重要。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逐步扩展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有意识地渗透文化教育，教会学生如何得体地运用语言，培养对中外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从而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

另外，通过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来拓宽学生的视野，创造感受外国文化的氛围， 从而熟悉外国文化。教师还可以收集一些外国文化资料，通过播放相关的课文录像及英文歌曲和电影，使学生直接感受到外国人交流时使用的语言、表情、手势等，体味其交流的真实性。有外教的学校还应充分发挥外教在西方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他们是活的文化教材，让学生直接与外教交流，听外教做报告或讲课，外教的言传身教会对学生起到一种文化上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直以来，大学的英语教学侧重点都放在了语言知识的传授上， 而忽略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课堂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加以强化，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还可以举办一些专题讲座，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出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

五、结束语

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跨文化交际，为了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全面提高外语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大幅度地提高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既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跨世纪的高等教育的一项紧迫任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到跨文化教育是外语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把语言看作是与文化、社会密不可分的重要部分，利用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改进外语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实现外语教学的最终目标。

参考书目：

[1] Brown， H. D. Principle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0. 27

[2] Sapir, E.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21. 31

[3] Goodenough. Culture， Language and Society [M]. Benjamin Cummings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23

[4] Lado, R.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Applied Linguistics for Language [M]. Teacher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7. 73

[5] 束定芳， 庄智象 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和方法[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6] 戚雨村, 语言・文化・对比[M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化学与环境论文例3

作者简介：王雪梅(1976-)，女，重庆永川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科学计量学、GIS与文献计量学集成研究.

资源与环境科学以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地球系统特别是地球表层系统的特征和变化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涉及地球科学及其分支学科，以及生命科学、化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及管理科学的诸多分支学科领域。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环境科学提出了巨大需求，中国科学院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相关的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问题，在资源环境和地球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3］。利用WebofKnowledge平台SCI-E数据库，对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及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进行统计，并与全球及中国论文产出相比较，了解中国科学院在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产出及其发展状况。

1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从WebofScience的251个学科分类中遴选出与地球科学、环境/生态学相关的学科，根据学科分类在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SCI-E)数据库检索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相关论文，应用美国汤森路透公司的ThomsonDataAnalyzer文本挖掘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制图，对全球和中国的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产出进行统计分析。

地球科学(Geosicence)领域包括：能源与燃料(Energy&Fuels)、地质工程(Engineering，Geological)、石油工程(Engineering，Petroleum)、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Geochemistry&Geophysics)、地理学(Geography)、地质学(Geology)、地球科学多学科(Geosciences，Multidisciplinary)、湖泊学(Limnology)、气象与大气科学(Meteorology&AtmosphericSciences)、矿物学(Mineralogy)、矿产与矿物加工(Mining&MineralProcessing)、海洋学(Oceanography)、古生物学(Paleontology)、遥感(RemoteSensing)、水资源(WaterResources)；环境/生态学(Environment/Ecology)领域包括：土壤科学(SoilScience)、生态学(Ecology)、海洋工程(Engineering，Marine)、环境科学(EnvironmentalSciences)。

2015年2~3月在SCI-E数据库对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的SCI论文产出进行检索和统计，中国科学院检索范围包括署名中有“中国科学院”的论文，包括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不包括未署名“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科技大学论文。

2中国科学院论文产出总体态势

2009—2014年期间，SCI-E共收录论文955.6万篇，其中署名中国的论文有113万篇，署名中国科学院的论文有15万篇。图1反映了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2009—2014年年度论文产出量变化。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的SCI论文分别以年均2%，14%和10%的速度增长。2014年与2009年相比，全球SCI论文增长近11%，中国增长约为93%，而中国科学院增长了62%，由图2可见中国SCI论文增长速度远高于全球论文增长速度。

图3统计了中国SCI论文占全球百分比和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占中国百分比，表明中国论文占全球的份额持续上升，而中国科学院论文占中国的份额则逐步有所下降，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占中国科学院的份额稳中有升。从图2也可见，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2014年与2009年相比，SCI论文增长了约92%，与中国SCI论文的增速很接近，高于中国科学院整体的论文增长速度。

将2009—2014年环境/生态学和地球科学领域各年论文按照被引频次高低统计TOP1%，TOP10%，TOP20%和TOP50%论文的数量，以及中国和中国科学院相应级次TOP论文的数量，并统计中国占全球的比例和中国科学院占中国的比例(图4)。

根据论文全部著者统计的结果表明，中国在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基本为15%~20%，中国地球科学领域TOP论文数占全球的比例高于环境生态学领域，并且地球科学领域TOP1%的高水平论文比例很高。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为26%~32%，中国科学院环境/生态学领域TOP论文数占中国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学领域。

3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

基于SCI学科分类，分别对2009—2014年全球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比例、中国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占中国SCI论文总数的比例，以及中国科学院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全球各学科领域中，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发文最多，发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主要侧重于医学和生命科学等，相比之下，中国产出偏重于材料科学以及化学、物理等相关学科领域，中国科学院在环境科学方面论文产出数量比例较高。

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占全球自然科学领域论文产出的8%左右，中国该领域论文产出占中国SCI论文比例接近10%，中国科学院该领域论文产出占中国科学院SCI论文比例约为20%(图5)。

2009—2014年，中国SCI论文占全球比例约为12%，而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中国SCI论文占全球份额超过14%。其中，环境科学是全球、中国和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的最主要的领域。此外，中国在能源与燃料、遥感、地质学等方面论文产出占全球比例相对较高，而在生态学、古生物学等方面所占比例较低。中国科学院关于古生物学方面的SCI论文在中国资源环境领域论文中的比例最高，达到54%；此外，在土壤科学、地理学、湖泊学、生态学、气象与大气科学等方面的论文占中国的比例也较高，但在石油工程、海洋工程等方面所占比例较低，不足10%(图6)。

图7中，气泡的大小表征资源环境各子领域占全球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份额的大小，即点越大，该子领域论文数在全球资源环境领域中的比例越高；X轴表示资源环境子领域中国占全球论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该子领域中国占全球的比例越高；Y轴表示资源环境子领域中国科学院占中国论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该子领域中国科学院占中国的比例越高。气泡大的那些子领域(如环境科学等)是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比较多的热点方向；右下角的那些子领域(如能源与燃料等)是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研究方向；左上角那些子领域(如古生物学等)是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研究方向。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2009—2014年发表的SCI论文主要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环境科学、生态学、地质学、工程学、气象与大气科学、农学、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化学、水资源、科学与技术、海洋与淡水生物学、地理学、植物学、海洋学等。

4主要研究机构的科学贡献

中国科学院几乎所有的研究机构都在SCI资源环境科学领域期刊发表过论文，2009—2014年根据全部著者统计超过100篇的研究所有50多个，在资源环境科学领域发表SCI论文较多的前10个研究所见表1，这些较多的研究所都属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机构。

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27个资源环境类研究所以第一著者发表的SCI论文共有22032篇，其中，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等较多，第一著者的SCI论文数都在1000篇以上(表2)。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为6.03次/篇，表2中的“表现不俗的论文篇数”统计的是这些研究所高于基准值的论文篇数，即当前总被引次数除以从年至2014年的累积年得到的年均被引6次及以上的论文［4］。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表现不俗论文都在150~200篇。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被引频次位于前10%的论文篇数，即研究所2009—2014年被引16次及以上的论文篇数，也是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最多，都在260篇以上。

参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科学前沿分析中心设计科学贡献指数［5］，定义：

式中：Ci为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第i个研究所科学贡献指数，P10%i为第i个研究所被引前10%论文数量，Citedi为第i个研究所论文被引总频次，n为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的数量。结果显示，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科学贡献指数较高，都在0.1以上。

5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1)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增长了62%，高于全球11%的增长率，低于中国93%的增长率，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的SCI论文增长了约92%，与中国论文增速相接近。

(2)中国在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基本为15%~20%，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为26%~32%，中国科学院环境/生态学领域TOP论文数占中国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学领域。

化学与环境论文例4

二、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差异

中国媒介生态论与北美媒介环境论的碰撞，使我们得到了两种研究范式和方法，这对于拓展学术研究的思路，拓宽研究视野是大有益处的。但有必要从学理上对其差异进一步分析。从词义上分析，“生态”指主体（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任何研究对象）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状态，“生态”概念中包括主体，由主体与其生存的环境共同构成，是两者关系状态的表述。所以，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Haeckel）首次提出这一词汇时，将其描述为：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在媒介生态学这里，主体指媒介，它是研究媒介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状态，它包括如前所述的媒介与人、媒介与自然环境、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状态，是研究两者间的互为与互动，是关系研究；“环境”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外界事物“，环境”概念中不包括主体。在媒介环境学这里，主体指人，媒介是构成主体人所生存的外在环境的重要因素。媒介环境学将媒介作为一个环境构成的要素来研究，研究其在技术的迅猛发展作用下所带来的环境变化及其对人产生的影响，所以它立足于人，重在研究媒介。但无论哪一学派都必然研究媒介与环境，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自然的三个向度上来观照两论之间的差异。

（一）关于媒介与人

媒介环境学重在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属于影响研究。他们以媒介技术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从而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结构性的变化入手，试图辨明这其中隐含的结构，并试着探明这种由媒介变化而导致的环境改变，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情绪的影响。波兹曼曾有过如下表述“：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及讯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它试图说明我们对媒介的预设，试图发现各种媒介迫使我们扮演的角色，并解释媒介如何给我们所见所为的东西提供结构”〔7〕。媒介生态学重在研究两者的关系，是在两者共在互存的认识下的两者间性研究。媒介生态学更为关注媒介与社会系统间的互动，它对于人的关注，体现在对于人与媒介间互动的关注。因为在媒介生态学论者看来，人与媒介间的互动会导致信息、能量、资源等的相互传递、沟通与共享，其中也必然体现出影响与建构的交互性。“媒介生态学是人类在处理‘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生态智慧的结晶。它既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现象和媒介生态规律的漫长认识过程，也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经验和媒介生态知识的逐步积累和系统建构。”〔8〕媒介生态学中的人仅仅作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系统中的一环，对于其观察主要体现在对于人与其他范畴发生相互关系时的认识与体悟。媒介生态学所观照的是作为生态的整体中的人与媒介、自然及社会的关系，而不是以人类为关注焦点展开的研究。

（二）关于媒介与社会环境或社会生态

媒介环境学鲜明地提出“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的观点。从自然媒介到社会媒介的变迁过程，不难得出如下认识：媒介已日益深入地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中，媒介与自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难分彼此。媒介环境论者发现我们与世界交流的媒介传播手段，即我们使用的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恰恰是参与现实构建的基本因素，并在建构现实的过程中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口语文化的社会、书面文化的社会、印刷文化的社会和电子文化的社会，其经济、政治、文化的特征也因为在不同的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的参与下各有不同，这种媒介环境对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正是结构性的。在观照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时，媒介生态论认为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已然构成一种彼此平等且共生的关系。媒介犹如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和生态系统，从属于社会生态系统，是其子系统之一，在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相互作用时，甚至还会与其他子系统产生竞争的关系，而媒介要生存于社会大系统中，就要促使自己内外兼修，要适应社会的大生态，还要维系自己内部的小生态，同时还要适应媒介行业内部的中观生态，试图在各种关系的适应与掌控中达到生存、平衡与和谐。

（三）关于媒介与自然环境或自然生态

媒介环境学很少讨论媒介与自然环境的话题，两者关系基本不在其关注的题域。但是在媒介环境论者对媒介环境学起源的梳理时，曾经提及对芒福德（LewisMumford）启发颇深的帕特里克•格迪斯（GeddesPatrick），格迪斯是英国生物学家、社会学家，也是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理论先驱之一。他对于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以及人类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给了芒福德深刻的影响。他提出的“人类生态”概念，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探索的方向。格迪斯的著作，证明了生物学原理能够给人类文化研究提供信息。作为媒介环境学公认的早期思想奠基人，芒福德的论著得以从城市这样的人造环境入手阐述其对于人和人类文明的影响，从而为媒介环境学的兴起奠定基础。但在此后的研究中，媒介环境学已经完全进入社会文化研究的领域。在林文刚《媒介环境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一文的结尾处提到“：从媒介环境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传播研究领域并不是在研究什么自然现象（如天体或相对论）的规律。媒介环境学者探寻的是人类社会文化,它们牵涉到很多难以捉摸和不可预知的变量（variables），例如各种各样的人类情绪、感觉以及动机,而这些变量由于时空或背景的迁异而千变万化。因此,媒介环境学是一个社会文化研究领域。”媒介生态学则特别强调媒介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媒介生态论者看来，人与媒介不仅存在于社会系统之中，也存在于自然系统之中，必然会与其产生相互关联与影响。媒介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媒介所根植的自然地点，所在区域的自然状况是媒介生存与发展不可回避的必要条件。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是基于媒介生存与发展所在地点的自然状况，并探讨自然环境与媒介发展间的关联而进行。事实上，自然环境状况与媒介生存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的形成有着毋庸置疑的关联性和必然联系。这种地理、气候、历史、文化间潜在的关系是不能在研究中回避的。媒介生态学对这个领域的关注和研究的拓展，是媒介生态学能够生发出最为直接和切近现实的指导作用的所在。

三、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同一与涵容

作为同为媒介研究的两个学派，在相互碰撞中实际上又相互启示，从学科研究的同门、学科研究对象的相同与相近来说，两个学派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一与融合。

（一）媒介生态论与媒介环境论的同一

两论虽然在差异中各自成长，但其在研究方面的同一性也愈加明显。其一，两论汲取的理论资源具有某种程度的同一性。谁也不能否认，20世纪初期技术的迅速进步给环境带来的后果，对于生态意识的崛起以及在学界也随之刮起一阵生态学范式及思维方式的旋风所产生的强大推动力。人们开始关注和思考生活中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媒介环境论者沃尔特•翁（WalterOng）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对宇宙的整体联系和演化史有了深刻而精细的知识，我们的确生活在名副其实的生态的时代。我们时代的特征是事物的相互联系，至少就人类的感知能力而言是这样的。”〔10〕无论是媒介生态论者还是媒介环境论者，他们受生态学的影响，都汲取了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养分。媒介生态论者驻足于媒介彼此之间以及媒介子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介环境论者则从肯定人在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出发，更为关注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其二，两论研究目的的同一性。无论是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其研究目的都是为了谋求人与其所生存环境的平衡良性的互动与发展。生态论论者是在承认人与媒介共生的前提下，具体而微地关注媒介一方的发生与发展，并对此种状况进行相应地描述及对策研究。其研究根本旨在寻求媒介与媒介所在环境的平衡，根本上说是媒介与人生存环境的平衡。媒介环境学则更多地从批判的眼光指出现代社会的媒介本质，越来越多的媒介构成了人生存的环境。媒介构成了人生活的生态。媒介如何构成了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媒介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或者改变了人，人又当如何应对，如何寻找到媒介现实下的人与媒介环境间的平衡。探寻人与媒介间的关系，在批判中寻找人与媒介间的平衡与和谐的良性互动，这正是同一称谓下的两论研究的共通之处。

（二）媒介生态论与媒介环境论的涵容

作为同为媒介研究的两个学派，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两者必然存在着交叉和涵容。首先，都以媒介为研究对象。无论是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都是在媒介发展迅猛的当下，对于媒介的一种关注与研究。两派都强烈地意识到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彼此之间的这样一种共生的关系。媒介已然是世界构成中的一部分，是人类交往不可规避的手段，并且彼此间交融互生。媒介生态学对媒介及其生态关系的研究，往往具体而实际，致力于为业界提供策略方面的指引与指导。而媒介环境学对于媒介的研究，则以人为关切对象，致力于媒介技术的宏观视野，力图指明媒介技术对于社会文化的重要影响。但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无论是具体而微的媒介，还是线条粗犷的技术分野，媒介始终在两论共同关注的视野之中。不论是出于传播研究的考量，还是文化研究的思索，两论都承认媒介业已成为构建当下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对象的同一关注，必然带来研究内容的涵容。其次，都以生态环境为研究题域。媒介生态学所关注的环境，是以媒介为中心，媒介所在生态圈层的其他因素的综合。在媒介生态学的有关研究中，媒介生存脱离不了媒介所在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外部环境的作用，研究这些外部环境与因素，才能够为媒介的生存与发展提出因地制宜的策略。媒介环境学所指向的环境，则直指媒介技术本身。口语、文字、印刷、电子媒介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容器”（芒福德语）。这种环境论，既提供给媒介研究与文化研究以新的视野，但也并未脱离具体的媒介而成为虚无的想象。媒介环境论者往往植根于某一媒介形式，但也必须结合这种媒介形式所存在的时代、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其他具体因素。换句话说，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中也必然考虑到媒介与其他文化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也即媒介构成的生态与媒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共生关系的肯定和强调，正是两论的共同认识，也必然会因此在研究中出现相互涵容。第三，都研究媒介与环境的关系。两论从不同的向度出发，但关注的却都是媒介与环境间的关系。媒介环境学关注的是媒介形式构成环境，进而构建社会，形成文化，产生影响。如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该书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印刷技术媒介产生的时间与背景，及由此产生的印刷文化，并进一步阐释印刷技术对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及近代科学的影响，从而导引出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存在必然关联的宏大主题。而媒介生态学也关注媒介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从而实现为媒介生存提供最佳策略的研究目的。如许多媒介生态学视角下的对具体媒介及媒介现象的观察，像《媒介生态学视阈下作为空间的华莱坞电影》《从媒介生态看城市台民生新闻的困境》等媒介生态学领域的研究往往针对具体的媒介或者媒介形式，分析媒介与所在环境间的关系，有的放矢地找到媒介生存与发展的规律，并提出相应的策略或办法。显然，两论都承认媒介对社会的参与作用，并从媒介的角度重新审视社会与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因素所起到的作用皆持肯定并审慎的态度。这种共识指引下的研究，虽因目的不同，但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必然出现彼此涵容。

化学与环境论文例5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著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二、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三、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化学与环境论文例6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着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二、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三、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化学与环境论文例7

一、传统生态思想文化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传统思想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对传统思想文化中蕴含的生态资源的诠释与论述是本次研讨会的亮点，相关论文30篇。

卢风、盖光、余泽娜等学者探讨了传统生态思想的一般原则和基本理念。卢风认为，在当前传统思想文化合理复兴的背景下，传统思想文化能否为环境哲学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文化资源，能否帮助解决中国环境问题，是值得研究的论题。对于什么是“天人合一”，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卢风援引《中庸》、《易经》、《论语》、《大学》等文献关于“人性”、“终极关怀”的相关论述，指出“天人合一”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君子的最高追求或“终极关怀”。对于什么是“内向超越”，卢风将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做的不懈努力称为人的超越性，并对“内向超越”、“外向超越”做了对比和区分，认为改变自我就是内向超越，而改变外部生活条件就是外向超越。“天人合一”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人之超越性追求上，儒家将内向超越即德行、境界和智慧的超越放在优先地位。但儒家的内向超越又并没有封闭于自我，而是注重向自然学习，追求天人合一境界。儒家天人合一及内向超越的追求，与现代西方主客二元的世界观以及将工商、技术放在优先位置的外向超越迥然不同，因而对于反思、超越现代性具有启迪意义。

盖光认为“道生”极具“生态”智慧，这不仅是老子及道家思想的基础，也是成就中国智慧中“生态”蕴含的主要条件。他认为，“道生”是中国生态智慧的哲性基础，“道生”禀天地阴阳之气，其节奏及韵律性的生成与转换旨在促生万物生命的生态共荣。人由天地自然道化而成，人的发展，人的社会运行机制及精神文化存在，既是生态转换及“道法”的延伸，也积聚着“道生”的生态智慧。关于“道生”与“太一”的智慧逻辑，他认为“道生”与“太一”、“太极”之生相互联系，这些作为智慧性表达，内在一致且同一，区别主要在于话语表达及述者的不同。对于“道生”智慧的释解，不仅需生命肌体活动的整体参与，更含蕴精神体验性，或本身即表征精神生态特性。

余泽娜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一个生态伦理的实质性传统。这个传统包含道与术两个层面。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生态伦理思想道统，在术的层面渗透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安排和生活技艺之中，渗透于法制建设、民间信仰之中，形成道、术相济的完整体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产生了规范有效的影响。而造成当前中国生态环境困境的重要原因恰是道统传承萎缩、道与术相分离。因此，她认为，要走出困境，推进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借鉴传统的经验：既要好于道，也要进于术。

乔清举、刘魁、陈红兵、张连国、姚洪越等学者对儒家、道家、佛教思想的生态意义进行了诠释与论述。乔清举介绍了儒家生态哲学思想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的情况。他认为儒家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其基本原则是天人合一。其所谓天的规定性“生生”，是自然的“合目的性”，儒家生态哲学要求人主动地实现与天地相贯通的本体，做到“为天地立心”，使万物尽性。对于动植物、土地、河流、山脉，儒家都有其生态哲学层面上的表述。儒家把道德共同体推及整个自然界，并从宗教、道德、政治三个层次展开对于自然的生态性认识和保护，具有整体主义的特点。在宗教层面上，儒家保留着自然之魅的观念，认为一些动植物具有神性，要求祭祀它们，祭祀土地山川，“报本反始”。在道德层面上，儒家把“仁”理解为“爱人以及物”，提出“德至禽兽”、“泽及草木”、“恩及于土”、“恩至于水”、“恩及于金石”等说法。在政治层面上，历代政权都设立官职、颁布政令、法律保护自然。通过对儒家生态哲学的论述，乔清举认为人类如果还要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其生存必须是生态性的;生态地存在是人类根本的存在方式。在历史上，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贞下起元，历久弥新，保持较高的水平，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儒家生态意识维持了中华民族生存地区的自然环境。发掘传统生态智慧，贡献于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是研究儒家生态哲学的意义所在。

刘魁对《周易》中盛德价值观进行了论述。其所说的盛德价值观，是指奉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生灵昌盛、生命永续为最高价值与最高道德的一种宇宙观与价值观，是对《周易》强调宇宙万物“生生不息”、“万物化生”、生命永续的一种概括。他认为当代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建立健康的生态文明，并不在于空洞、盲目地主张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而是要端正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明确人类行为的最高价值与行为准则。

陈红兵从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其一，“无为而治”是建立在“道法自然”思想基础上的。“法道”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观念，遵循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规律，充分发挥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作用，具有现实意义;其二，从社会治理角度言，“虚无为本”体现为统治者观照自然、社会及其变化发展，制定相应法令制度的整体性思维。它要求我们今天，社会治理应改变片面的物质主义导向，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出发;其三，“因循为用”包含因时、因物、因民三方面内涵。其中，“因物”主要是指尊重和顺应事物自然本性，它要求我们今天慎用科学技术及人为手段改变事物的自然存在状态及自然本性。“因民”包括顺应百姓的自然本性、自然需求和民俗等方面。它启发我们今天不应过分强调百姓对物质利欲的追求，而应将社会安定、百姓身心的和谐放在重要位置。“因俗”则要求尊重各地民俗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对改变各地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持慎重态度;其四，“名正法备”是黄老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重要方面。其可持续发展意义体现在环境法建设上，要求从协调经济――社会――自然生态整体利益出发，注重落实各级官员的环境职责。

张连国认为《庄子》的生态存在论是若有真宰、不得其朕的内在关系存在论，是万物云云、各复其根的生态系统论与自然价值论。人存在方式具有芒乎与本真的二重性。人的本真性是由现象学还原的知的本真性决定的。存在是一个以道为本根，出于道、返于道的反复循环的生态巨系统，具有无目的而潜在合目的内在生态价值。人在既以自然的方式又以人的方式原发共生中成为自然与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真自然存在方式不是动物般的生存方式，而是无目的而合目的、合于自然生态系统缘构共生真意天机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审美存在方式。真人生态生存论是与自然和谐，与世混处。

姚洪越将佛教自然观与基督教的自然观进行了比较，认为佛教和基督教面临大自然时，根据自身的基本教义，对自然的产生、自然的属性、自然与人的关系等领域进行了各自的阐述，这些内容构成佛教和基督教自然观的基础部分;同时佛教与基督教之间还存在修炼身心与探索、改造自然，有所顾忌与勇于探索，感应论与拣选论等方面的不同，因此佛教自然观与基督教自然观指导下的人类实践效果在目的、动力、方式和途径等方面具有根本的不同。最后提出在充分吸收和借鉴二者成败得失的基础上，结合实际不断探索、丰富和完善关于自然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为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更加美好的未来而积极探索，不懈努力。

此外，还有学者从传统农耕文化的生态价值、中医生态思想、回族生态文化、草原文化的生态维度等不同方面，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进行了论述。

二、环境哲学理论

环境哲学理论一直是历届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年会的重要主题。本次学术研讨会提交的相关论文有35篇。这方面论文主要围绕两方面主题，一是对西方相关环境哲学理论的述评;二是对环境哲学相关论题的探讨。

郇庆治、包庆德、陈爱华、张卫等学者对西方相关环境哲学理论进行了述评。郇庆治通过对“深生态学”（deep ecology）的创立者阿恩・奈斯的深生态学相关理论和布赖恩・托卡激进的“绿色运动”、“绿色政治”的相关理论和主张，以及艾克斯利、罗伯特・古丁等相关学者的理论的阐述性分析，对于什么是生态自治主义，以及它为什么是一种生态文化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生态自治主义更接近于一种社会政治理论，生态自治主义的任何实践层面上的实质性进展，都离不开理论基础阐释上的深入与广为传播，但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性变革，终归是关涉人类关系及其利益的艰难调整，而不简单是一个理论可信性与说服力的问题。

包庆德认为莱斯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独特的认识论维度阐述造成全球生态危机最深刻的社会意识根源――控制自然观念。控制自然观念在客观上造成人性扭曲，同时也在现实社会中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控制自然其实质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控制，在时空维度上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制约社会进步。消除控制自然观念是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并从伦理和道德维度对人类使用科学技术的行为进行生态约束、规范和引领。当今的生态环境问题特别需要对控制自然观念进行深度生态解读。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控制自然理论对于我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价值。

陈爱华认为，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福斯特通过“维护生态正义能否超越阶级倾向”的道德哲学辨识，凸显了其中蕴涵的人（环保主义者）与人（林业工人）――环境（原始森林）――资本主义（政府与企业）伦理关系的“生态伦理形态”应然与实然的生态伦理悖论和生态伦理与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道德范式之间的冲突;通过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道德哲学反思，揭示了马尔萨斯人口论反生态正义的伦理本质。在福斯特看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新马尔萨斯主义都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利益及其道德观（和种族与性别道德观），因而无益于人口――生态问题真正解决。

张卫介绍了美国的“田野哲学”。他认为，“田野哲学”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语境下关于如何进行哲学研究的元哲学层面的思考。田野哲学主张对哲学进行“去学科化”，提倡“跨学科”的研究模式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进路，增进哲学的社会参与度。其主张和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如何从事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曹孟勤、郑慧子、肖显静、曹顺仙等学者对环境哲学相关论题进行了探讨。曹孟勤教授认为，每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都拥有一个或多个社会身份，而任何一个社会身份都内在地蕴含着社会责任，承担某种社会身份就意味着担当某种社会责任。人的社会身份不仅表现在他人面前，同样也呈现于自然世界面前。人类面对大自然为自身所确认的身份不同，对自然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就不一样，所承担的责任就会有差异。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确认一种合理的身份，身份的合理性担保着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的正当性。

郑慧子指出，生态学与环境哲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生态学不仅是环境哲学赖以发展的思想源泉，而且还是环境哲学是否具有合理性的科学基础和根据。然而，生态学的科学性质直到目前在科学共同体中还依然处在悬疑之中，这种状况并未被环境哲学所察觉，相反，环境哲学直截了当地把这种存疑的现成性的生态学作为自己的合理性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学的这种不确定性的科学图景使环境哲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着一个自身合理性问题的重大挑战。因此，加强生态学的这一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应当被视为环境哲学研究的一个新任务和新方向。

肖显静认为对于转基因技术生物完整性损害的伦理评价，基因（型）完整性的损害是核心，转基因技术损害了生物个体基因型的完整性，改变了生物个体的表现型，引起了生物个体肉体的和精神的破坏，是伦理地可拒斥的。生物物种的完整性不同于生物个体基因（型）的完整性，它是同一物种中的所有成员所共有的基因组（DNA条形码）的完整性，代表着物种的真正本质。因此，人类对物种有直接的责任，有责任维护物种的完整性，以保持物种的特异性。转基因技术之异源转基因，违背了生物物种的完整性，在道义上是伦理地应拒斥的;转基因技术之同源转基因以及基因内修饰，基本没有损害生物物种的完整性，是伦理地可接受的。转基因技术生物完整性损害的伦理评价还要结合转基因技术应用的目的。一般而言，单纯出于人类眼前的、狭隘的、非根本的利益，而应用转基因技术，从而造成生物完整性的损害，理应受到更多的伦理拒斥。这些方面能够为政府和公众基于生物完整性概念伦理地评价转基因技术提供理论指导。

曹顺仙指出，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可谓多维度、多视野，并以不同于西方环境哲学的面貌呈现出丰富而独特的理论内涵和品格。她认为，从认识论维度而言，整体主义思维、对象性实践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单向度”运用或综合运用都难以完整、准确地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主张从自然――人――社会构成的“三维化”思维完整准确地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是用“三维化”思维认识所处时代的生态环境问题，把时代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界定为社会的、人文的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密切相关的复合性社会问题。论文认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也应围绕自然――人――社会的“三维化”角度进行，其终极追求是实现“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有机统一的和谐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理论的“三维化”的历史观是自然、人和社会“三位一体”、协同进化的生态历史观。人、社会、自然进化遵守六大规律，即自然进化规律、人进化规律和社会进化规律，以及自然、人和社会相互之间协同共进的“间性规律”即人与自然间关系演进的规律、人与社会间关系演进的规律、自然与社会间关系演进的规律。

三、现实生态文明建设

国家自十七大以来对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及对策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主题。国家环保部宣教司刘友宾巡视员也应邀出席了研讨会并作了发言。会议提交相关论文32篇。

关于现实生态文明建设，研讨涉及的内容很广泛，有宏观方面的论述，如叶平论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时代特点及其理论前提，解保军论述了环境悬崖危机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的新契机，丁宪浩、周兰珍突出了公众参与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朱伯玉、白洋关于当前环保法相关议题的探讨等等;研讨内容还涉及环境宣传教育、企业绿色发展等一般话题;比较专门的议题还有民间环保组织发展现状、汽车消费及道路交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居民低碳生活的现状、影响因素等;曹水群、董军的论文则涉到当前备受关注的邻避抗争话题。

刘友宾巡视员从文化建设维度，梳理了我国环境保护的历程，重点对“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生态文明、新修订的环保法、生态文化等进行了解读。他指出，环境保护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建设是促进环保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积极培育生态文化、生态道德，使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视。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文化思想资源，加强生态文化理论研究，推出生态文化精品力作，是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面。

叶平认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生态时代”。在生态时代，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广泛的与生命共同体相互促进的关系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环境革命，目的是要解决人类如何生存和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部署，顺应了生态时代科技――经济发展观、时代哲学观和文化观等观念的变革趋势。他认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应树立“与时俱进”的发展的观点，应树立“自然界最懂自然”的信念，学习“生物利益的自保护性”智慧，吸取大自然报复的教训;应树立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

解保军认为，中国生态环境问题面临的“环境悬崖”状况，将促使经济与环境关系发生“哥白尼革命”式的新变化，人们将转变思维方式，倡导“环境优先”的发展范式，这样可能会比以往更好地解决经济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它将把人们从唯GDP崇拜的疯魔中唤醒，对GDP的“生态启蒙”有了新认识，“生态启蒙”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确立生态理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最后，它将促使人们发展观产生新变化，促使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期待和诉求有新提高，人们从“求温饱”、“求生存”转向“求环保”、“求生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丁宪浩认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提出，为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勾勒出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环保产业的顺利发展、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但我国的公众参与尚处“初级阶段”，环保产业的公众参与主要有监督性参与、消费性参与、投入性参与等形式，近年来社会公众三种参与形式都有所发展，给环保产业发展增添了动力。但与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相比，公众参与还显得相对滞后，其制约因素为公众参与意识淡薄、参与成本偏高和参与氛围不浓。针对这些制约因素，他提出注重提升全民生态环保意识、建立完善公众参与激励机制、加强公众参与的组织引导的对策。

周兰珍认为当下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很多方面处于缺位状态，就全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来看，起绝对主导作用的还是政府，而公众自身素质是导致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缺位的基础性原因，只有把生态文明内化于公众的内心，多渠道依靠特定的组织机构来引导公众的行为是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进公众的组织建设是最佳的选择。

化学与环境论文例8

【关键词】游戏化 平行实境 学习环境 

2010年DICE（Design、Innovate、 Communicate、Entertain）峰会以来，游戏化开始流行起来，并逐渐向各个领域渗透。国际市场研究机构AmbientInsight研究显示，2016年全球游戏化学习产品市场总额达26亿元。该机构将游戏化学习定义为通过“玩游戏”实现知识传递的方式，包括对抗、升级、奖惩等几个部分。这种学习模式往往和教育建构理论密切相连，主张通过体验式学习、发现性学习以及情境学习获取知识。近几年，游戏化不仅在商业管理、营销领域被广为应用，更引起教育领域的浓厚兴趣，从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在探索游戏化的应用可能。但对游戏化设计方法，尤其在教育领域的设计方法的理论性梳理较为有限。本文拟从平行实境游戏化学习环境着手，探索游戏化教育教学设计的方法论。 

一、游戏化、平行实境与学习环境 

关于游戏化的定义，有各种版本，Deterding将游戏化定义为“在非游戏环境下，使用游戏化设计元素”，De-Marcoe进一步定义游戏化为“在非游戏的情境下，使用游戏元素和游戏设计技术，吸引用户和解决问题”。 

其中，Simoes将教育游戏化定义为，“在学习情境下，使用游戏元素”。Lapp认为在学习情境下游戏化的目的主要有三个：吸引他人、鼓励行为和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将学习情境下的游戏化定义为“使用游戏元素吸引学生，鼓励学生解决问题”。 

平行实境的前身，“另类现实游戏“（Alternate Reality Game，简称ARG）是一种以现实世界为平台，具有交互性叙事结构，玩家借助多种媒介获取游戏剧情的多人互动游戏。设计者希望通过游戏来改变玩家的现实行为，并希望借助玩家的集体智慧帮助相关的决策者解决现实问题。而平行实境的侧重点在于通过平行实境理论进行课程设计，完成课程目标，对学生数据进行分析，为老师建立学生模型，在拓展知识中融合现有的课程大纲，以便有效的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减少教师的工作量。 

二、基于平行实境的游戏化学习环境 

1. ARG游戏形态与学习环境的结合 

在平行世界游戏（ARG）中，游戏世界不仅只在线上，现实中的某项活动也是游戏世界的一部分。游戏情节的推进不再只局限在电脑端，而是可以通过多种媒介获取，因此ARG游戏不需要传统电子游戏的存在，而仅需依托于畅通的线上、线下信息渠道。因此此类游戏有较强的可实现性，而且可根据推进情况灵活调整。周荣庭等人将ARG游戏形态描述为个体、团体、线上和线下活动四维度的组合，并以线上线下的互动结合为显著特征。该游戏形态描述与杨进中等人提出的“虚实融合的研究性学习环境”有较高的重合度，因为虚实融合的研究性学习环境正处于以“个体、群体、虚拟情境、现实情境”为坐标指向的研究性学习环境分类框架的中心位置，其涵盖内容与ARG游戏形态的特征分布重叠。为此我们尝试构建基于探究式学习的游戏化学习环境，以实现游戏环境与学习环境的高度匹配。 

2.游戏化与学习环境的结合 

随着游戏产业的发展，教育游戏（严肃游戏）逐渐成为学习环境的载体，众多学者开展了严肃游戏的实践和研究，并将游戏本身作为学习环境进行研究。在韩庆等人的研究中分析了游戏元素和学习环境元素的高度对应；宋敏珠等人的研究中，基于Norman提出的有效学习环境七个必备条件和流体验、 动机理论，提出了EFM教育游戏设计模型，并认为“教育游戏这样一种‘寓教于乐’的学习环境包含许多有效学习环境的必备条件”但由于严肃游戏需要一定的完整性，开发难度和修改灵活性限制了教育游戏的广泛普及，而且由于游戏环境与现实环境间存在的知识迁移屏障以及游戏与教育间的平衡难度，使得真正效果显著的游戏学习环境也凤毛麟角。 

“游戏化学习环境”有别与“游戏学习环境”，游戏学习环境是以游戏为主体，将学习隐藏在游戏中。而前者则是将游戏的元素应用到实体活动中，以实体学习活动为主体，通过游戏元素和游戏机制的引入增强学习体验，正如《游戏化革命》中的比喻，游戏化是蛋糕上的裱花；Deterding等人对游戏化的界定可以帮助我们更直观的理解游戏化学习环境的独特性。如图？，它通常并非构建一个完整的游戏，而仅仅是带有游戏有效元素的产品，从而使产品更具吸引力，并带来更活跃和积极的用户群体。而平行现实游戏（ARG）的概念框架的引入，使得游戏化更有布局，并与虚实结合的学习环境现状有了完美的契合。 

三、游戏体验设计和学习环境设计方法论 

Hunicke等三位资深游戏设计师人提出的MDA游戏体验设计模型在游戏设计领域和学术领域都广受关注，MDA分别代表机制（Mechanics）、动态（Dynamics）和审美（Aesthetics），是一个体验导向的设计方法论。游戏者设计者设定M游戏机制（算法、规则、数据表现形式等），通过玩家的参与和机制的运行形成D游戏动态，再从动态中传递A审美给玩家。此处的审美并非指传统意义上的设计品的美感，而是玩家在于游戏系统交互时产生的感受，如情绪、思想等。虽然游戏化设计并非创设完整的游戏系统，但仍需要借鉴此游戏体验设计框架。 

同样在教育领域，Qinyun Wang提出了能有效整合ICT（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学习环境设计通用模型（简称PST），基本元素包括教学法（Pedagogy）、社交互动（Social interaction）、技术（Technology）三方面，而这三方面实现的功能分别是：学习者与内容、学习者与人、学习者与界面的交互；基于此设计出的学习环境的有效性评价则基于其效用和用户可用性两方面。如果按照Hunicke等人的MDA来审视PST，发现其结构是一一对应的。因此在进行游戏化学习环境设计时，学习与游戏两个设计维度有望实现更密切的融合。 

四、平行实境游戏化学习环境设计流程 

我们选用Thomas Lockwood提出的用户体验要素模型（The elements of user experience）作为设计流程的参考，它将设计过程分为由抽象到具体逐层展开的五个层面，且每个层次内又包含功能导向和信息导向的双重设计维度。在本研究中，教师应用此方法进行游戏化学习环境的设计，并对设计元素进行了教育化改进，得出了表2所示的设计流程。可以发现，整个设计过程分为学习环境设计、游戏化设计和用户体验设计三大部分，各部分层层递进，将前文水波模型中的各层次元素逐一涵盖，设计过程思路清晰且内涵完整。 

Step1：设定“ 能力素质模型”。分析群体需求，寻找教与学双方的平衡点，提出基于“知识”、“能力”、“素养”的三层次能力素质模型。 

Step2：依据模型，设计与之匹配的教学内容、学习资源；在学习方式上设计与学习内容相辅相成的学习策略（如协作探究）、认知工具（如APP）、协作方式等，促进有效学习；同时对于预期效果，评估方式做出简略设计； 

Step3：借助游戏化设计理念，进行交互设计，即实现人与课程、人与人、人与游戏元素间互动的机制。学习共同体形成方式、学习支持系统的内容及呈现方式、学习方式等。 

Step4：将前三步内容进行逻辑整合，确保各部分元素间、学习者与学习环境间的运行畅通： 

化学与环境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8－0122－06

中国环境史发轫于上世纪90年代。20年来，相关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投身于这一领域的学者日渐增多，环境史的理论架构与研究范式等问题也都得到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国内接连召开了两次大型国际环境史会议，出版了两部较有份量的论文集。在2009年8月召开的第一次世界环境史大会上，十多位中国学者步出国门，直接与国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2010年，《历史研究》又专门推出一组环境史笔谈，朱士光等6位学者对环境史的构建模式与发展方向做了进一步探讨。这些都表明环境史日渐壮大，逐渐成为历史学科中重要的研究热点。不过，人们对环境史的认识还存在若干误区，笔者近来做了一些思考，特撰此文进行初步的探讨，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环境史与环境变迁史之关系

为环境史下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义一直是诸多环境史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美国学者罗德里克，纳什、莱斯特・比尔斯基、唐纳德・沃斯特以及休斯等人都对环境史的定义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国内学者也做了较多的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就笔者所见，诸多学者的定义都没有对环境史与环境变迁史之间的关系作出明确的界定。不少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把环境史等同于环境变迁的历史，相当多的环境史著作其实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完成的。近年来环境史方面的专著层出不穷，有些含金量还颇高，但这些作品大都集中于一个区域或一个时期的环境变迁，未能彰显出环境史的特色和学术理念，自然与历史、环境与人类也并没有被很好地整合到一起。

为什么会出现环境变迁史一统天下的格局呢?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目前的环境史在学理上并没有突破历史地理的束缚，投身于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大多具有历史地理背景，他们主要运用的仍然是历史地理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得多数成果给人以借环境史之新瓶装历史地理之旧酒的感觉。要想扭转环境变迁史取代环境史的趋势，就要突破历史地理的藩篱。

无庸置疑，生态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极为密切，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环境史就是在历史地理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多年来，学者们对两者关系进行了较多探讨。最近，参与《历史研究》笔谈的几位学者又对两者的关系做了进一步解构，但历史地理学者与非历史地理学者之间仍存在较多分歧，朱士光认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念――人地关系极其重要。应当也贯彻到环境史的研究中：邹逸麟主张多学科的合作，但其提及的几个应该关注的领域仍处于人地关系的框架中：蓝勇对区域环境史的思路有较多论列，着眼点也仍在环境的变迁上；王利华则认为环境史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厘清历史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研究与环境史研究之间的区别。

笔者以为，人地关系应该是环境史的重要研究内容，但不应该将其视为环境史的全部内容，更不应该将人地关系理解为环境的变迁。历史地理学为环境史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但后者若受到前者过多的牵制就会导致研究主题狭隘、研究方法单一和生态学理念缺位等若干问题。此外，学理难有突破和思维惰性增长等问题也会接踵而来。我们必须承认的是，环境变迁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抽去了环境变迁的部分，环境史也就丢掉了安身立命之本：但我们更应清醒地认识到，环境变迁史绝不是环境史的全部。若只把注意力聚焦在环境变迁上，对其他问题视而不见，环境史将会陷入僵化呆板的困境。要突破困局，当前要做的主要工作是拓展领域和转换视角。

(一)领域拓展――环境与社会并重。从研究领域来看，环境变迁固然是环境史探究的对象。社会的变迁从未逸出环境史关注范围之外。笔者认为，环境史所关注的变迁，实际上就是自然环境与人类之间的塑造与被塑造关系，大致有四种类型：其一，环境的自我塑造。亿万年来。自然环境有其自身的演变机制与脉络，人类未施加影响的情况下，自然界中的海陆进退、气候冷暖干湿交替、地表的升降和地貌的侵蚀搬运等变化进程一刻都未停息过。其二，人类对环境的塑造。人类诞生以来，不断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自然界。引起了植被状况、水文条件、动物分布等的变化。其三，人类的自我塑造。人类通过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不断改变自身的物质与精神面貌，也可称之为自我驯化。其四，环境对人类的塑造。环境状况也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族群差异、发展方向、社会结构等等无不受到环境的制约。

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已有的环境史研究成果主要关注的是第二类型，即人类对环境的塑造作用。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地质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已对环境自我塑造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直接为我们所用。唯独环境对人类的塑造及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方面，学者们用力仍明显不足。而这缺失的部分也恰恰是环境史最有价值的部分，缺失了这部分内容，环境史将会变得极为空洞。

因此，生态环境史应该将以上四种类型全部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环境变迁之外更应考究社会变迁，关注环境与人类之间纷繁复杂又生动鲜活的互动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同样会在我们的观察范围之内。环境史将会是真正的整体史，或许不久的将来。我们通过对自然与社会进行高度整合而开创出许多更新的领域。

(二)视角转换――变与不变兼顾。从研究视角上看，我们应该具有动静兼备的观察方法，探究环境状况时不仅要注意到“变”，也要注意到“不变”。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量：其一，从质量关系上来看，前工业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虽也有变化，但人类受制于环境又反作用于环境的表征与后果大体上是前后一致的，所以文明演进历程是量变、质变兼有，而以量变为常态。因此，我们在探究传统时代的物流与能流状况时，注意到量变的同时还要注意到质变。其二，从时间跨度上看，长时段的环境与社会都是变动不居的，此为变；而短时段的一切又近乎静止不动，此为不变。其三，从空间区域上看，传统时代的农耕区的范围在不断扩大，非农耕区不断地演变为农耕区，此为变：而某一地区一旦成为农耕区后，地表景观的变化也是很微小的，此为不变。

为了更好地切入所讨论的问题，就有必要引入一种“不变”的视角――“准静态”的视角。所谓“准静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动中有静，静中又有动。在这种准静态下，我们分析各个生态要素是如何布列的，这样的布列状况对社会会产生什么影响。人们又如何调适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去应对这种特定的生态状况。准静态视角在以下两种情形下适用：1、较长时段但生态状况并无根本性的变化，如史 前长达百万年的时间里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早期农业时代数千年之久的人与环境之互动，都可从准静态切入进行深入剖析。2、探究某一时代某一区域的环境状况与人们生产生活之关系时，相当于从历史演进的胶片中切下某一断片，变化可能是极其微小的。以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平原地区为例，当森林、草地、沼泽、湖泊、湿地都开发殆尽后，明清时期的生态环境状况其实再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关注的焦点应该放在特定环境条件限制下的人们的生产生活。这时更多采取“准静态”的视角，就能更好把握环境与人之间的互动调适关系。

总之，通过引入“准静态”视角，可以使环境史实现“动静兼备”，从而大大彰显环境史的特色，帮助我们改变过分关注环境变迁史的现状。

二、环境史与环境保护之关系

近年来环境史理论方面的论文层出不穷，但似尚无学者对环境史与环境保护史的关系作出明确的界定。一些非环境史学者往往把环境史等同于环境保护的历史，圈内学者也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倾向。标有“环境保护”字样的历史论文非常多，其中尤以关注先秦环保理念的文章为多，在不少学者的笔下，先秦是中国环境状况的黄金时代。关注其他朝代环保状况的文章也不少。仅2010年笔者所见到的就有4篇。

毫无疑问，环境史是在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兴起的，其产生发展与环保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环境保护也天然地就是环境史的重要研究内容。但是，环境史却不能简单地界定为环境保护史，其研究范围要广阔得多。一言以蔽之，环保史从属于环境史，而环境史却不等同于环保史。只围绕环境的破坏与保护做文章，对环境史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主要的消极影响有以下两个方面：1、环境史的内涵极为丰富，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方方面面都为其所囊括。上文已指出，人对环境的塑造作用只构成环境史研究的一部分，人的塑造作用包括积极与消极两方面，保护又只是积极塑造作用中的一种类型。这么看来，环境保护也只是环境史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眼光只盯着环境保护这一小块，就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认识错误，环境史断难取得长足发展。2、环保思潮是上世纪中后期才兴起的。古代也曾有些具有环保色彩的政府与个人行为。但传统时代的环境问题并不如工业社会严重，相关的行为只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况下出现，数量非常少，不具有自觉性和现代的环境意识，中国的环境保护意识的真正觉醒可能更要晚至上世纪晚期。若只关注环境保护的话，我们会发现可研究的问题少之又少。此外，若用环保思维去探讨中国古代环境史，可能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因此，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摒弃激进的环保意识形态，奉行生命中心主义。环境史学者大都有着强烈的环境忧患意识，时时牵挂着人类的前途与命运，更多悲天悯人的情怀。可以说，强烈的环境诉求与批判意识正是环境史的灵魂所在。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尽量避免激进的环保主义立场。过分强调环保意识形态，会有趋于偏激而背离客观真实之虞。过强的环保意识，往往导致环境中心主义的立场。站在这一立场看问题，会发现人类诞生以来一直在对环境施加恶的影响，最终推导出的可能是颇有宗教意味的原罪论。

其实，环境无时无刻不在自我演变。而生命出现以来也积极地对环境施加干预，人类诞生后只是使得干预作用进一步强化。不对环境产生任何干预，所有的生命都无法生存，人类也不例外，所以环境中心主义的立场是不足取的。我们要批判对环境的过度开发，但这不意味着就要盲目推崇完全无人力干预的荒原。那么我们该采取怎样一种立场呢?王利华最早引入的生命中心主义的立场或许是最好的选择。他曾在多篇文章和多个场合中表明这一立场，他认为环境史“应当转向对人类与自然协同演进关系的系统思考，‘环境史’应当成为一种既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又具有深刻历史哲学思考和生命价值追求的特殊事业。”站在生命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观察问题，既纠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与自大，又避免了环境中心主义的偏激与悲观，从而可以写出真正客观公允的历史来。

(二)规避衰败论定势思维。学界过多关注环保历史，与衰败论的盛行有关。环境史学者在开展研究前往往已抱有一种先验性的认识，即环境在不断衰退，而衰退的罪魁祸首是人类。于是，多数的研究都是在为这一先验性的结论作注脚。这样的研究模式当然也有其合理之处，却也导致了偏离客观真实和僵化思维的弊病。要走出认识误区，就应纠正这一定势思维。

1、要避免机械决定论或过度联系论。不要把任何自然灾变都与人类对环境的干预扯上关系。将环境的变迁与人类活动联系起来是有道理的，但过于夸大人类的影响力――特别是传统时代――则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有史以来环境的自我变化是惊人的。太阳活动状况、地质变动、洋流与气团异动等自然现象，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依然如此，在传统时代人类更是无能为力。所以，把传统时代环境变迁的原因过多归结到人类身上未必合理。

2、避免唯自然论，不应盲目崇拜不加任何干预的“纯自然”。实际上也并不存在真正的纯自然，我们知道生命诞生以来一直在对环境进行积极的干预。生物在大气组成、物能流动、地质结构、土壤成分、地表形态等方面的变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诞生以后，进一步加强了对自然的干预。如果去掉所有的干预，整个自然环境将变得死气沉沉。我们要对人类的干预作用加以调控，以便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和谐相处，而非彻底抹去一切干预，那样不惟人类无法生存，所有的生命也将不复存在。

3、避免作简单量化的对比，不应无视史料留存数量的差异，而直接进行量化对比。人们总是对自己生存时代的信息了解最多，而对历史上的信息了解相对要少，于是总容易产生当代灾难要比先前时代多的感觉，从而形成衰败论的观点。如有学者喜欢统计历史上的灾害记录来做量化分析，由此来探讨灾害的发生和变化规律，结论都是自古至今自然灾害越来越多，危害越来越大。他们很少注意的是，某时代文献遗存数量与距今时间的长短呈负相关关系。越是晚近文献越丰富，关于灾害的记载也越多，反之亦是。这意味着统计分析时样本的选取就是不合理的，其分析的结果往往也经不起推敲。跳出简单的量化分析模式，我们会发现环境状况并非呈线性恶化趋势。

三、环境史与传统史学之关系

国内不少学者对环境史并不完全认同，他们一则以疑，一则以惧。疑的是环境史能否在史学中站稳脚跟，惧的是环境史是否会给传统史学带来致命的冲击。那么环境史与传统史学的关系该如何梳理呢?

把环境史视作洪水猛兽是没有道理的，环境史之于传统史学，并不是完全的决裂与背弃，两者之间继承的色彩颇为浓厚。环境史归根结底是立足于传统史学之基础上的，且天然地与传统史学密不可分。历史地理、农业史、考古学构成了环境史重要的本土渊源，而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人口史、灾荒史等史学分支也为环境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没有传统史学提供的丰富营养。也就不可能有环境史的茁壮成长。传统史学所关注的一切事项也都在环境史的关注范围内，环境史只是力争在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谋求新的更合理的叙述形式与阐述模式，其真正旨趣在于“取百科之道术，求故实之新知”。 通过对新旧史学的更好整合，新课题和新领域将不断涌现。笔者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不同类型的研究可以分别冠名为社会生态史、生态社会史、政治生态史、生态政治史、经济生态史、生态经济史、文化生态史、生态文化史、军事生态史、生态军事史、生活生态史、生态生活史、性别生态史、生态性别史等等。

与其说环境史是要颠覆传统史学，不如说是要引入新思维新视角更换新鲜血液来改造传统史学。我们的叙述模式与阐释方式都会有所变化，但我们的根基依然在传统史学。环境史为史学引入了新视角、新理论和新方法，是对传统史学的视角、理论和方法的补充，而非彻底。

从研究对象来看，我们是要纠正重人事、轻自然的史学传统，为以往的历史研究添加更多的自然元素。环境史将人类历史舞台拓宽并添加更多的非人“道具”与“演员”，以求更全面更客观地叙述并解释历史；同时让人类回归到“芸芸众生”之中，以更谦卑――的态度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道路。概括起来说，其研究理路为“自然进入历史，历史回归自然”。在环境史架构下，自然环境不再是史学可有可无的背景与点缀，而是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环境史要“将环境因素纳入历史解释主体范畴，认为环境一人以外的其他生物、大的自然发展进程与人一样，是创造历史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样，在重视自然因素作用的同时，也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从而勾画出更为立体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图景。

从学术理念来看，环境史把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史学研究，搭建起了生态一社会二元一体的研究模式，从而改进了传统史学的社会一元单线条模式。如何在研究中践行生态学理论并探究生态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学者们做了较多的思考。王利华较早把“人类生态系统”概念引入了环境史，他认为环境史“将人类及其周围环境视为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即‘人类生态系统’，考察这个生命系统的历史结构、历史功能及其时代演变，主要着眼于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特别是生命系统的延续与保护，探讨不同系统要素尤其是人类因素与自然因素之间的历史关系，揭示系统演化的历史动力机制”。王建革近年来接连推出了两部专著和一系列文章，在环境史的理论建设和具体研究方面颇多建树。他最近推出的《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在探究晚近时期社会对特定环境的适应状况时分析精当，运用生态理念和生态分析更好地整合了环境与社会两个层面，书法令人耳目一新，值得学习。

让学界对环境史产生疑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环境史似乎在鼓吹“环境决定论”。这种疑虑并非毫无道理，国外学者克罗斯比、贾雷德，戴蒙德等人的著作中环境决定论的色彩就非常明显。而国内学者在阐释环境史理念时，也或多或少会有环境决定论的倾向。那么环境史究竟如何看待曾大行其道又因遭受猛烈攻击而式微的环境决定论呢?应该把环境的作用摆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化学与环境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7）04-0033-03

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建设课程项目是上海市教委保证并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通过重点课程的建设，教学负责人可以系统地进行课程改革，教学单位可以有效监督课程的建设进程，并确保课程设置与建设与时俱进；同时，重点课程的建设也为进一步建设上海市级精品课程，进而建设部级精品课程夯实了前期基础。“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是2015年度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建设课程，属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中澳合作，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和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合作办学）专业和物流管理（中澳合作）专业的专业课、必修课，也是澳方的替代课程（即澳方学校和中方学校在教学计划中都开设的课程，这样就以中方课程代替澳方课程）。因此，重点建设“国际商务环境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建设现状

“国际商务环境分析”是基于全球化浪潮不可逆转及各国之间的商务活动愈发频繁的背景下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本课程的实践性非常强。学生不仅要掌握国际商务的相关理论，同时还要时刻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国际商务活动，了解全球及国别贸易与投资的政策变化及国际商务发展趋势。因此，可以说“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的时效性也很强。这就要求课程团队把握国际商务前沿理论的同时，也要紧跟时代潮流，及时更新课堂讲授内容，筛选最新案例。例如，近年来，由于电子商务快速发展而引起的国际商务模式、国际贸易对象等的变化，国际商务环境也日趋复杂，这些都需要在课堂讲授中及时体现。基于这个理念，教学团队制定了以下教学方案。

1.课程目标：通过“国际商务环境分析”的学习，学生领会国际商务环境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熟悉国际商务环境的分析框架，并能够运用基本原理具体分析国际商务环境对企业开展国际商务活动的影响。

2.课程内容：本课程是一门研究企业进行国际商务活动面临的全球商务环境的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国际商务环境的基本背景，各国商务环境比较，国际商务运行体制，世界金融环境，国际商务管理功能等。

3.参考教材：约翰 ・D.丹尼尔斯等《国际商务环境与运作》，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9月，第13版；John Daniels，Lee Radebaugh，Daniel Sullivan（2013）International Business：Global Edition，B/E，Pearson Higher Education。

4.授课方式：主要采取有重点的课堂讲授、小组案例分析、课堂展示及企业导师讲座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同时组织学生自学、课堂讨论。提倡学生广泛阅读有关参考书籍、文章及资料，提高独立思考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5.考核方式：平时成绩（50%）+期末成绩（开卷）（50%）

其中，平时成绩主要由考勤、课堂参与、小组案例课堂展示和书面报告等组成； 期末考试主要测试学生对本课程内容的掌握和理解情况，采用开卷考形式。具体题型包括不定项选择、判断、简答、案例分析或论述等。

6.作业要求：（1）本课程对理论和实践性的要求都比较高，但由于课时有限，对学生课余的学习要求较高。学生在上课前必须预习教材的相应章节以及相关资料，同时还要进行课后复习，并按时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要学好本课程，除了关注课本知识，学生还要求关注财经新闻，阅读相关文献。

（2）为了检验学生学以致用的效果，要求每位学生必须参与案例分析，并进行课堂展示。每个小组在做完课堂展示之后还要提交一份案例分析报告，并说明小组每位成员的贡献。课堂展示与分析报告的结合既锻炼了学生的实践技能，也提高了写作能力。

二、“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改革策略

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国际商务环境分析”的教学效果得到了学生的高度认可，并于2015年得到了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课程建设立项。在建设的过程中，课程团队进行了以下建设与改革探索。

1.修订教学计划。“国际商务环境分析”在2013年以前面向国际商务（中澳合作）专业和物流管理（中澳合作）专业三年级的学生开设。教学团队在授课过程中发现，该课程与两个专业的其他专业课程有很多重复的内容，由于课程学分的原因，教学内容难以深化，教学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于是，综合考虑两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国际商务环境分析”于2013年调整到了一年级第二学期开设，并相应调整了教学模式及内容。经过三年的教学试验，教学团队欣喜地看到教学效果明显得到了改善，学生课堂参与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同时将“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调整到一年级后，学生早期接触到专业课程，初步了解了专业课程学习的方法，对其高年级进一步学习专业课程也有很大帮助。

2.改革教学模式。“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对学生专业素养的要求较高，然而课程调整到了一年级，如何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并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及课外的学习中，对任课教师提出了较大的挑战。通过问卷及课程调研，教学团队大胆进行了教学模式的改革尝试，即由原来的教师“满堂灌”的讲授模式改革为“教师讲授+小组案例分析+课堂展示”。每学期开学第一次课介绍课程框架及要求，并对学生进行分组，布置小组阅读任务。从第二次课开始，课堂安排按照第一节课教师讲授重要知识点，第二节课一个小组进行课堂展示。课堂展示内容一般是上一章的相关案例分析。案例展示建议多种形式，例如：视频、采访或者表演等，内容上要求先介绍案例相关背景，然后分析案例问题，并提出相关问题展开讨论。这种模式探索下来，教学团队感到对增强学生课外学习专业课的兴趣，提高课堂参与度、加强团队合作的优势非常明显。但由于课程学分较少，课时紧张，加之班级容量较大（达90―95人），在展示的过程中非展示同学参与程度会受到一定限制。这个问题在今后的课程改革中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3.健全考核方式。一般来说，专业及必修课程通常采用传统的考核方式，即“平时作业+期末考试”，期末考试也往往采用闭卷的形式。由于“国际商务环境分析”的课程属性是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要求也比较高。因此，平时作业按照小组案例分析和课堂展示的形式，旨在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促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同时，课程组大胆尝试期末开卷考试，重点考查学生运用国际商务环境理论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考核方式鼓励学生重视平时学习，督促学生关注国际商务最新发展动态。这种考核方式实施以来，受到教学团队和授课对象的欢迎，考核结果严格服从正态分布，有效地检验了教学效果及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但在题型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4.加强教学团队建设。“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设立之初只有一名任课教师，教学团队力量薄弱。通过近三年的建设，教学团队目前有四名专职教师，其中三名教师已担任课程的全程教学。教学团队师资力量明显加强。在课程建设过程中，一人顺利晋升教授，其余三人皆为副教授职称，职称结构较为合理；从学历来看，团队成员中有两名博士、两名硕士。团队成员都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并获得过多项校级及以上的教学成果奖励。在以后的建设期，争取引进两名优秀青年教师，教学团队梯度将更加合理。同时，进一步加强团队建设，鼓励团队成员积极参加教学培训，开展教学调研，撰写教学论文，编写教学案例，完成习题库和案例库的建设。如果条件成熟，教学团队将组织编写一本“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的相关教材。

5.开展教材建设探索。教材建设是重点课程建设的重要环节。目前，国内外还没有专门的“国际商务环境分析”教材。课程开设之初，通过比较国内外相关教材，最后选定约翰・D.丹尼尔斯等著的《国际商务环境与运作》作为参考教材。这本教材在很多国家畅销，每章都有一个启发性案例，覆盖了该章的主要话题，可以很好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引导读者深入思考该章的主要话题；每章结尾也都有一个详细的案例，涵盖了该章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并设有思考题，便于学生深入思考与讨论。另外，每一章还会设立辩论的话题，引入正反两个观点，对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有很大的帮助。每章“展望未来”部分提供了一个未来的场景，促使读者去思考未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综合考虑之后，教学团队选用了这本书作为参考教材。在使用了几轮之后，发现，这本教材优势明显，便于学生预习和复习相关内容，同时案例分析也帮助学生在学习中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但是，在教材使用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课程只有两个学分，而本书有20个章节，前十章属于环境分析部分，后十章属于商务运营，教师不可能讲授全部内容，而其运营部分和其他课程的重复率也较高。另外，本书的环境分析部分也仅仅是从全球的角度概括地探讨国际商务活动中可能会遇到的环境问题。基于以上原因，教学团队在酝酿编写一本“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的教材，教材设想是前四章介绍国际商务环境通用的“PEST”分析方法，即重点介绍“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并补充法律环境、自然环境、金融环境等。后面章节则按照国别环境分析的思路进行安排，即选取各大洲典型国家进行商务环境的具体分析。目前，教材的编写正在讨论与探索中。

6.开发课程网站。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网络教学的开发。除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改革，“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教学团队还实施了课程网站的开发与建设。课程网站的建设内容包括基本信息的完善、课程资料的整理与上传、测试与讨论区的建设、习题库和案例库的开发等，同时还要提供进一步阅读的文献及推荐浏览的网站等。通过课程网站的建设与开发，“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的资料将得到及时更新；测试与讨论区的建设与监督也将使教师随时了解学生在学习本课程时遇到的问题并及时解决，真正调动学生参与课程学习的积极性。通过传统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的互补，教学效果得到了明显改善。

三、“国际商务环境分析”教学实例

企业进行国际商务活动，必然要面临不同国家的商务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法律、金融、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环境。其中文化环境对企业开展跨国商务活动的影响很大，但由于“冰山理论”的存在，人们往往只会关注到文化表面的趋同，而忽略文化深层次的趋异。众所周知，如果没有跨文化意识，就无法认识到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在进行国际商务活动时就很容易发生文化冲突，进而影响企业国际化的进程。对于多数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来说，如果可以选择贴近他们生活的例子展开讨论，学生对国际商务环境的影响就会有一个感性J识。文化环境无疑最贴近学生的生活。因此，课程设计时，教学团队决定在“全球化与国际商务”背景介绍之后，首先讨论文化环境对国际商务的影响。课堂讲授时先以麦当劳在印度由于使用牛油引起的文化冲突作为开场白，启发学生们思考文化环境对企业商务活动的影响，并由此引出文化环境的相关概念。要了解文化环境，首先要清楚“文化”的概念。而对文化的界定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通过介绍19世纪70年代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对文化的定义，再通过举例设问方式引出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的文化理论。这样学生们对文化的概念及理论就会有一个框架性的认知。然后教师再适时地提出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文化冲击、逆向文化冲击等相关概念，并提出国际商务活动中为什么会产生文化冲突的问题，引导学生们进行思考。

通过案例讨论的形式更能加强学生们的跨文化意识。因此这一章较多地使用了案例分析。文化环境对国际商务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很多例子。但是芭比娃娃是学生们耳熟能详的玩具，选用芭比娃娃的案例无疑会引起他们的听课兴趣，调动大家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于是在介绍完相关概念和理论之后，课程组精心选择了芭比娃娃在中东开拓市场时由于跨文化意识的缺乏而遇到的文化冲突。通过该案例分析的启发与引导，学生们理解了引起文化冲突的原因，即缺乏跨文化意识，而具体表现在芭比娃娃的例子中即没有充分意识到美国与中东国家由于风俗习惯、宗教、民族文化等的不同而引起的冲突。案例分析结束，再提出如何解决或者减少商务活动中可能会面临的文化冲突的问题，进一步激发学生们的讨论，最后教师进行课堂总结，引出“民族中心主义”、“多中心主义”、“全球中心主义”等概念。这堂课的知识讲授就结束了。课下作业由小组学生分析章末案例，即“美国水电设备公司在乌干达”，教师建议小组以多种形式进行案例展示，但这一章的案例通过角色扮演的形式展示效果最好，不仅能提高小组全体学生的参与度，还能调动班级其他学生的兴趣，同时引出案例思考题，并展开讨论。这样，本章通过概念及相关理论的讲解，使学生们熟悉文化环境的分析框架，并通过案例分析及课堂展示的形式融会贯通。

本科重点课程的建设是上海市教委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自立项之后在教学计划的改革，教材选用的权衡，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教学模式的多维探索，考核方式的多样化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建设与改革探索，教学效果良好，为将来进一步申请上海市精品课程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当然，课程的建设与改革可以说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 “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仍旧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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