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论文例1

在中国，城市的角色意味着政治权力所在，从军镇到市井，中国的城市遵循着政治化与商业化共生的进程。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城市并没有自我生长的经历，农业帝国的政治权力纵向分布，阻碍了城市的独立生长，从而形成了城市对于农村的总体性依附；在城市内部，从早期城市坊市分离的管理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政治权力对于市场权力的束缚。只是到了唐代以后，这种格局才逐步破坏，城市的市场力量才突破政治权力的束缚。从现状看，中国城市还有明显的等级结构，当代中国城市的政治分类主要由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等4个层次组成，在同一行政区，形成了下级城市依附于上级城市的权力格局。城市的大规模兴起，造就了空前广泛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批移民和农村人口。在美国，向城市流动迅速取代向西部农村流动，成为人口流向的主要趋势。1910年，全美4200万城市居民中约有1100万是1880年后由农村流入城市的；在1860年至1890年城市所增加的人口中，有54%以上是外来移民；而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市场体制发轫于上个世纪90年代。市场要素的流动也伴随着人口的流动，并冲击着传统的严密的户籍制度。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在乡镇一级，有55500125人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其中13565590人离开本省；在城市中，这个数据则分别是170464678人和58023884人。同样，即使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中国城市化进程也在迅速加快，在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已经突破50%。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瓦解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也颠覆了基于土地与户籍之上的政治关系。在以往的政治体系中，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并不交融，城市以优先原则凌驾于乡村政治结构之上，这种优先既体现在选举制度上的不平等，也体现在就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机会上的巨大差异。

2.传统城市政治权力的边界。

我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建立了城乡分离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赶超的压力下确立的，曾对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同时造成两个方面的重大影响：一是导致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城市化水平一直徘徊在17%左右，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受到限制，农业发展受阻；二是市场制度不存在，价格扭曲导致行为扭曲。因此，计划经济体制排斥了市场，也形成了城市与农村的空间分离———城市与乡村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社会空间范畴，城市的进化，意味着传统乡村的退化，从城市诞生以来，这种对立和统一就一直存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率先实现“农民的终结”，显现出这一范畴的演化结果。我们认为，正是计划经济背后的国家力量，造就了城市与农村的空间分离。市场的崛起消弭了计划经济背后的政治权力，城乡割据的空间格局也被打破，从而形成巨大的移民浪潮与社会代价。从世界范围看，自由主义的市场体系有可能带来城市治理的巨大问题，在第三世界的移民浪潮中“，城市成为象征，从过度拥挤的乡村地区吸引了大量的移民流，特别是年轻人，其结果只是发现乡村贫困被城市贫困所替代。可以确信，经济发展在新政府中具有最高的国家优先权，只是它跟不上城市人口增长的步伐。”在中国，由于城市权力而非市场权力的传统优势，城市政府依然有权力遏制这种城市贫困的出现，但是这种权力的行使仍然可能突破城市发展的权力边界。正如毛寿龙教授所强调的那样，“理论上来讲，城市应该是自由、平等和开放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城市治理是基于不动产的多中心的治理，而不是对人进行身份制管理的单一中心的治理。市场开放性城市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治理，权力开放性城市因权力而开放，但也容易因权力而封闭。以权力为基础的城市治理，面对高房价和拥堵，会从单中心的角度来界定城市问题，并采取越来越多的限制性的政策；这种治理会引起很多策略，并需要新一轮的严格管制。而以市场为基础的城市治理，面对高房价和拥堵，会从多中心的角度来界定问题，并尽可能减少限制性措施，避免策略行为，尽可能通过居住者的多中心的选择和自我调整来解决城市管理中遇到的种种问题。”

3.现代城市权力的多维突破。

城市传统政治的纵横结构正在遭遇巨大压力。从纵向上看，我国4个层次的城市等级正在遭遇挑战。一些城市政治等级开始上升，如副省级的重庆市于1997年升格为直辖市，一些经济较强的地级市如江苏省苏州市，上级政府也开始给这些城市的主官以政治升迁的机会，以部分行使副省级市的政治权力。同样的逻辑，一些县级市如青海省格尔木市则升格为副地级市，从而打开了升格为地级市的政治通道，而排除在城市政府以外的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同样打开了通向副县级市的政治通道。从横向权力结构看，城市的发展受到周边诸多要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围农业社会的生产水平往往决定着城市的规模：“在农业生产率很低的古代社会，城市的规模越大，其周围就越需要广阔的农耕村落，反过来说，周围农村的广阔程度当然也就规定了城市的规模。”但是由于城市的蔓延，农村地区的政府权力对于城市权力的抵制日益消退，城市权力借助于市管县体制吞噬了农村的土地和诸多自然和社会资源，日益突破传统城乡分治中的权力平衡。但是，无论是纵向政治权力的突破，还是横向地方权力关系的重构，都同时面临着多元主义的冲击。在西方的城市治理中，城市的权力存在着多重权力的核心“，多元论者认为，城市权力分散在多个团体或个人的集合体中，各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权力中心，地方官员也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官员要向选民负责，所以选民也有权力，他们以投票来控制政治家。”同样在中国，城市权力也有多元化的过程，这种多元化既体现在政府体系之中，也体现在政府之外的市场和社会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城市政治权力也在城乡之间弥漫，由于城乡合治的特点，虽然城市拥有凌驾于农村的政治地位，但是城市官员有可能由农村官员升迁而来，因此政治权力既存在于城市官员之中，也可能存在于农村官员之中；同时，一些城市市场和社会力量逐步形成，对城市政府的公共政策也会施以影响。

二、中观城市政治：城市演变中的结构调整

从11世纪起，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和商业活动的扩张，在意大利海滨地区及中北部兴起了许多繁荣的工商业城市，如比萨、热那亚、威尼斯、米兰、帕维亚、帕多瓦、佛罗伦萨、锡耶纳等，许多城市还变成了自治的政治共同体，因此，城市过程其实就是公民自我管理城市的过程。但是与西方城市自治的历史不同，中国的城市政治伴随着权力结构的调整，逐步实现了城市与公民的结合。当代中国城市大规模的出现来自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在这一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也呈现了政治结构的重组。如果把中国的城市发育推向建国初期，那么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地区行署与城乡分治。

“行署，是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简称，它是省的派出机构，在某地区内代行政府职能，管辖区内若干个县（市）。”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行政公署，作为它的派出机关。而2004年颁布的第四次法律修正案规定，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设立若干派出机关，但不再出现“行政公署”字样，说明这一机关的过渡性特征。随着省政府的权力下放，行署的权力在扩大，自1992年起，行署已有对县市一级的行政长官（包括县、市委书记）的直接任免权；而且行署还能支配地区财政。因为拥有了人权和财权，行署越发趋向一级实体政府。作为省级政府的派出机关，行署对于城市（县级）的管理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合法性困境。但可以看出的是，这种管理本身并没有把城市与农村的管理加以制度上的区别。例如1997年，山东省菏泽地区就辖9个县市，253个乡镇办事处，全区总面积12l53平方公里，人口825万。2010年，新疆喀什地区下辖1个市和11个县，即喀什市、疏附县、疏勒县、英吉沙县、岳普湖县、伽师县、莎车县、泽普县、叶城县、麦盖提县、巴楚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喀什市是喀什地区行署所在地，是喀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新疆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全地区有27个镇、4个街道办事处、140个乡、155个社区、2296个村民委员会。应该指出的是，作为地方政府的不同种类，甚至由于城市发展的初步性，这一时期的城市往往与第二、三产业联系在一起，从而实现工商业对于农业发展的支持与补充。由于县级市的政府结构与普通县级政府相比并无本质差异，因此，这一时期的城市治理仍然属于仅仅体现产业分工的城乡合治型。从政治权力看，地区并不设立人民代表大会，但设立人大工作委员会，是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派出机构，受其领导，向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并负责本辖区内人大代表的联络工作。同时，地区设有政协机构。县级市的人大工作接受地区人大工作委员会的指导，并依法行使政治权力。

第二阶段，市管县体制中的城乡合治。

为了解决城乡分治，以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发展，1982年，中共中央（1982）51号文件中向全国发出了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体制的指示，当年首先在江苏试点，1983年开始在全国试行，这就是近30年来全国普遍实施的“市管理县体制”，而地区行署改设为市政府则成为这一体制转换中的重要内容。地区行署管理县与城市政府管理县有着较大差异，前者以省级政府的名义进行管理，在这种管理中，行署作为省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对所辖县市进行管理。而后者仅仅以自身的名义，对后者进行管理，并代管县级市。如1994年7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河南省南阳地区和县级南阳市、南阳县，设立地级南阳市和县级卧龙区、宛城区。南阳市辖原南阳地区的桐柏县、方城县、淅川县、镇平县、唐河县、南召县、内乡县、新野县、社旗县、西峡县和新设的宛城区、卧龙区；原南阳地区的邓州市由省直辖，一个月后，河南省政府又通知邓州市由南阳市代管，事实上形成了市管理市的局面。“‘市管县’的实质是，一方面把一级城市政府变为辖县的一般政府，另一方面又将派出机关地区行政公署转变为省、县之间的一级政权。”此外，与行署管理县不同，城乡合治中的市管理县（市）体制强化了政治权力结构的连贯性，地方人大逐级选举产生上级人大，并产生不同层级的政府，贯彻了人民的基本原则，也保证了城乡产业结构的统一。但是“地级市的最大问题是地级政区的存在是否合理。地级市的大量设立，把虚的省级政府派出之“地区”坐实为一级政区，不仅与《宪法》精神不符，而且政区在省与县之间增加了一级，与行政区划精简、高效原则背道而驰。”同样，市管理县体制也限制所辖县市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性，一些县域的经济发达乡镇被划入地级市区域，从而形成了新的权力冲突。

第三阶段，省直管县与城乡分治。

市管县体制暴露的问题既体现为合法性危机，也体现为创新性不足。在城市管理农村的过程中，由于仍然延续了城乡合治的基本思路，中心城市辐射效果受到普遍质疑。而在一些城市发展比较落后的区域，中心城市尚未形成，因此，也无法取得市带动县发展的政策初衷。在市管县体制运行不久，无论东部还是西部，越来越多的县要求恢复省管理县体制，以实现城乡分治。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中提出，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优先将农业大县纳入改革范围。有条件的地方可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2009年，财政部财预〔2009〕78号文件《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中指出，改革的总体目标是，2012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但是至今，这一进度未能成为现实。即便进程缓慢，一些省份仍纷纷出台相应的规定，如山东省在2009年确定了20个县（市）进行试点，明确在财政收入划分上，按照收入属地划分原则，现行体制规定的中央和省级收入分享范围和比例不变，但设区市不再参与分享直管县（市）的税收收入和各项非税收入，包括设区市在直管县（市）境内保留企业的收入。不仅是财政体制的调整，在各省进行的试点中，城市政府也不再对县（市）政府的人事等其他方面的工作进行直接管理，县（市）政府直接向省级政府汇报工作，并逐步实现与地级市的权力脱钩。城乡分治的权力安排与地区行署管理县市有所不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一些县已经改市，一些县辖区域甚至一些县市全部区域已经并入地级市的区域，因此，省直接管理县（市）总体上既减少了县级政区的规模，也摆脱了城市政府的管理负担，因此有助于中心城市的功能逐步恢复；但是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一些地级市由于担心财政权力的上收，加大了对于县市政府的财政控制。如福建省福州市自2012年1月1日起，就开始直接管理福清、长乐、闽侯、连江等四县（市）财政体制。“随着城市的出现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政治。”城市不再仅仅作为类似建筑群的集合，更是人群的聚合。中国正在进行的城市权力关系调整、城乡分治的宪法回归使城市政府重新面临城市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双重责任，而城市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双重结合正在城市具体的治理过程中得以体现。

三、微观城市政治：空间优化中的权力平衡

“城市是一种地域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组织。城市的功能需要人类的社会活动去实现，因而城市功能空间与社会空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由城市人口分布或居住分布得以体现。城市内部社会异质性和社会空间分化是城市研究的基本内容。”在城市的空间优化中，维持政治权力的平衡成为城市政治学的基本任务。

1.城市治理中的纵向权力冲突。

从我国政治权力结构来看，中国的政治体系遵循着严密的金字塔体系“，宏观纵向分工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的行政区划（行政等级隶属关系和地域范围的界定准则）的确定，它规定的是不同层级的政府组织所控制或管理的权限及其发挥作用的地域界限，目的是通过层次分工来实现政府组织管理的有效性问题。”因此在中国的城市治理中，不同城市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政治地位的差异上：既有省级的城市，也有副省级市、地级市和县级市。这些城市政府居于不同的政治位阶之中，并根据中央或上级政府的权力分配结果行使不同的治理权限。纵向权力结构的强化意味着政治约束的集权化趋势，在城市未来的发展中，纵向城市政治放权可能成为常态，体现为中央政府向直辖市政府的放权；体现为省级政府向省辖市、直辖市向市辖区政府的放权；体现为省辖市政府向市辖区、县级市政府的放权；体现为县级市、市辖区政府向街道和社区的放权。同时，不同政治位阶中的城市的差异性有可能逐步弱化，经济强市的概念有可能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而这一目标又极大挑战了秩序优先的全国性治理原则，从而形成了城市治理方式中的内在张力。

2.社会崛起中的横向权力冲突。

除了政治权力的纵向冲突，也同时存在着横向的权力冲突，即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冲突。“古希腊行业协会的缺失证明了普通民众的强大而不是他们的软弱，反映了他们相对较高的劳动地位而不是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雅典的劳动公民不需要中世纪行业协会所提供的那种法律保护，因为他们有城邦和公民身份的保护。”与雅典不同，今天的中国城市治理已经完全不同，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建立，城市治理中的社会崛起已经成为政府单边治理需要加以合作的力量。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各类社区服务机构20.0万个，社区服务机构覆盖率29.5%。其中：社区服务指导中心809个；社区服务中心15497个，比上年增加1106个；社区服务站87931个，比上年增加31775个；其他社区专项服务设施9.6万个，比上年增加0.6万个。城市社区服务中心（站）覆盖率72.5%。城镇便民、利民服务网点39.7万个。社区志愿服务组织9.3万个。因此在城市的公共生活中，由于人们的散居化，无论公共教育还是公共医疗等，公共需求多在社区得以实现，从而首先形成了城市权力与社区权力的冲击。除了社会力量，市场力量在城市治理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城市治理中，诸如物业、私立学校和医院等市场力量逐步进驻，形成了物品供给中的竞争机制，丰富了城市社区的服务，也分解了政府的责任，与社会力量一起，形成了横向的权力冲突。横向的权力冲突削弱了城市政府在城市治理中的核心权力地位，也催生了政府与社会合作即城市体制理论的形成。在这一理论看来，在城市体制模式下，政府不可能拥有绝对权力来独立制定和执行政策；同样，私部门也不能独立制定政策来促进城市发展。城市决策是复杂的关系与互动网络。在今天的中国，由于官僚制的缺陷与社会力量兴起的初步性，城市体制理论比多元主义及精英主义更加具有解释力。

3.城市空间优化中的权利保护。

15世纪建筑理论家阿尔贝蒂在其《建筑十论》中对政治权力与权力空间的关系作了分析和阐述。他依据政权性质将城市区分为共和国的城市、君主的城市和暴君的城市，不同类型的城市拥有不同的权力空间。在阿尔贝蒂看来，共和国权力空间的最大特色是其开放性和公共性，营造权力空间首先考虑的是公民的需要和利益。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与越来越多城市的涌现，中国的城市面临身份的转换，城市不仅仅作为地方政府而存在，也同时作为社区共同体而存在。两者的差别就在于，前者作为国家权力而存在，后者则作为社会权力而存在，洛克所提及的国家与社会两个最高权力都可以在城市之中得以充分地结合。从权力的多元属性看，城市治理应该有一个多元权力的介入过程。国家权力、市场权力与社会权力的涌入既可能提升城市公共生活的品质，也可能削弱城市作为人类生活共同体的指向作用，因此3种权力需要一个有效整合的过程。我们认为，城市首先是自由民的汇聚之地，因此城市必须遵循其一以贯之的自由精神，在这样的精神之下，城市必须重新反思自身的政治使命。在今天，由于公民的需要和利益的多元化趋势，权力的空间分布高度碎片化了，那些传统权力的象征性标志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并在城市空间中呈现不同的表现形态：“城市空间结构是各种人类活动与功能组织在城市地域上的空间投影，包括土地利用结构、经济空间结构、人口空间分布、就业空间结构、交通流动结构、社会空间结构、生活活动空间结构等。”城市的发展就是诸多城市空间持续优化的过程。但是在中国的城市空间优化过程中，一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个体被抛弃到城市生活之外，其中尤其以对农民工的限制为甚，而“把数以亿万计、已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户籍仍留在农村，使他们在完成地域转移的同时不能相应实现身份转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滞后发展的重要标志”，而这样的滞后性同时损害了城市的政治使命。城市空间优化的标准在于城市居民的权利保护“，权利是作为一种自由个人主义的表述而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者将权利认定为严格的个人权利，但其他人却提出团体权利观念，如社会主义者支持的工会权利和民族主义者强调的民族自决权都属此类。”在人本主义政治学崛起以来，个体权利已经无法忽视，团体权利如果不是基于个体权利，那么这种团体权利保护的效果也值得怀疑。在当代中国，或蔓延、或新兴，城市的形成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权利保护应该广泛适用于城市居民，在户籍制度尚未放开的前提下，城市的空间结构仍然是僵化的；碎片化的空间不仅分割了城市，也形成了公共生活的隔绝。因此，基于自由主义的假设，有一种能够凌驾于空间隔绝之上的权利保护最终可以消弭公共生活的隔膜，并实现城市的社会融合。

市政论文例2

(二)数据说明本文采用的数据从1994年1月至2014年9月的月度统计数据,变量说明如表1:通过消费价格指数的差分,我们可以得到通货膨胀率pi,由费雪方程(1+实际利率)*(1+通货膨胀率)=1+名义利率可得实际利率ri=i-pi文中采用上证综指指数代表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动。为消除货币供应量的季节波动,分别对m0,m1,2移动平均进行去季节趋势的处理。同时,为了避免数据出现异方差性,研究过程中将对所有的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处理后的数据如表2:由于三种货币量的高度相关性,我们在接下来的模型操作中将会将其分为三个变量组进行讨论,即第一变量组:lst,lm0,lri,lpr;第二变量组:lst,lm1,lri,lpr;第三变量组:lst,lm2,lri,lpr。

(三)具体分析1、单位根检验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发生,保证回归结果的无偏性和有效性,必须先对各个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分析。因为对变量关系进行的传统显著性检验因假设前提不成立将失去意义,只有模型中的变量满足平稳性要求时,传统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才是有效的。常用的检验方法有DF检验、PP检验和ADF检验等,在此我们采用ADF检验方法对各组变量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2、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1)滞后阶数的确认。由于Granger因果检验对于滞后阶极其敏感,选取不同的滞后阶有可能带来截然不同的检验结果,而Granger因果检验是基于VAR的滞后阶进行的,因此,在进行Granger检验前必须严格确定VAR的滞后阶。本文再次运用的检验指标为AIC指标确认的滞后阶数,各不同变量组最优滞后阶数如下。3、模型结果分析(1)利率与股票市场的关系。利率的变动在短期内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明显,中长期的影响不显著。相反,股票市场的变动不论短期还是长期,均无法对利率产生显著地影响,侧面反映了我国政府在控制利率变动时,并不主要以控制股票市场为主要调控目标。(2)存款准备金率与股票市场的关系。无论短期长期,存款准备金率都很难显著地影响股票市场的走势。而股票市场的价格走势在中短期内对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不明显,但长期来看,股票市场对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有着较为明显的格兰杰影响。(3)货币供应量与股票市场的关系。与预期一致,对股票市场产生最明显影响的货币量为流通中的货币总量(M0),且M0对于股票市场的影响仅在短期内显著,并且,股票市场在短期内对流通中的货币总量的影响也是十分可观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在长期过程中,货币量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十分有限。

二、结论与分析

市政论文例3

1经济背景—金融危机

1.1从国际角度看：金融危机的全球性对各主要经济体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冲击。受其影响，世界经济已开始告别“高增长、低通胀、贸易流量大幅增长”的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减速、各国的就业压力与贸易保护抬头使世界各国步入“多事之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9月份宣布对中国进口轮胎征收三年期惩罚性关税，分别为35%，30%，25%，同时巴西政府也对中国进口轮胎进行反倾销调查等等，这些就是贸易保护注意最好的例证。美国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长-0.3%，剔除贸易的贡献，内需增长率是-1.43%，个人消费、房地产投资以及企业设备投资等降幅都比较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明显放缓，欧盟经济前景不乐观，日本经济也面临内忧外患。

1.2从国内角度看：融危机的冲击下，2008年11月，中国的进出口额首次出现负增长：进出口总值1898.9亿美元，同比下降9％，其中出口1149.9亿美元，下降2.2％，增速比上年同期减缓24个百分点，这是自2001年6月以来中国出口首次较上年同期下降。与此同时，11月中国的贸易顺差却不降反升，上升了400亿美元。究其原因，在于中国进口方面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下降，数据显示，11月进口749亿美元，下降了17.9％。这些数据无不显示着中国经济下滑趋势正在形成。（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积极财政政策的含义

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在经济处于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乏力的形势下，以增发国债为政策突破口，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实现增加投资、促进消费、扩大出口，进而刺激经济增长，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领域的一种主动出击。主要目标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3积极财政政策的特点

3.1此次出台的投资拉动举措有向民生方面倾斜的特点。虽然投资拉动依然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但这次更重视民生，十项措施中至少有五项以上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与欠发达地区或低收入人群有关。

3.2首次把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税制转型改革列入了扩大内需的举措之中。此次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约1200亿元，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未来还将在降低工薪阶层、个体经营者和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税收支出、扩大城乡居民消费补贴范围和积极推进消费信贷等方面加大力度，以刺激消费需求。

3.3此次出台的措施将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一方面将促进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紧密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等举措，这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另一方面，此次出台的措施将扩大投资与拉动消费紧密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这些投资既有利于促进当前消费、拉动经济，也有利于全面实现小康、构建和谐社会。

4结合金融危机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分析

4.1此轮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①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趋势明显。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自5月份以来已连续5个月回落，9月份同比涨幅回落4.6％。控制通货膨胀取得明显成效。②结构调整取得了积极进展，工业结构有所改善。农业生产也获得较好收成，全国粮食连续5年增产；中西部地区生产和投资增长明显快于东部。③经济运行质量继续提高，2009年的1至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19.4％，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同比增长1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7.5％。

4.2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

4.2.1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我国利用国债资金的直接投入和调整相关税收政策等措施，支持高科技项目、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的建设，使我国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大幅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自2009年重启积极财政政策半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为139862亿元，同比增长7.1%，其中第一产业12025亿元，第二产业70070亿元，第三产业5776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8%，6.6%，8.3%（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4.2.2巩固了农业发展的基础地位。国家安排国债投资着力建设了一批关系到调整农产品结构和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基础性工程。其中，家电、农机具下乡补贴政策为农民提供了更加强有力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保障。同时，2009年经济半年报的资料数据显示：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增长了68.9%，第二产业增长了29%，第三产业增长了36.6%，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视。

4.2.3推动了区域生产力布局的合理调整。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受到经济集约化程度低、缺乏技术和运输成本高等因素的制约。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坚定不移地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年后的今天，党中央、国务院又将中部崛起提上了议事日程。

4.3丰富了宏观调控经验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启充分体现了相机抉择。市场失灵的问题就会在着。此时，当经济依靠市场机制已经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稳定增长。那需要政府根据具体的经济形势，有目的的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主动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实施宏观调控，财政政策体现出对调节经济波动具有一定的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经济同样产生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国内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增长滑坡，通货紧缩趋势显现。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央决策层审时度势，主动应对，将“适度从紧”的积极财政政策适时转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样，面对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面对更加严峻的经济形势，决策层依然能够把握形势，主动出击，明确2009年财政政策将由“稳健”转为“积极”，实现改善经济结构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5结束语

十年前我国政府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十年后的今天为积极应对全球金融“海啸”，我国政府重启了积极财政政策。虽然，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国内需需求不足的问题，我国经济逐步步入了快速复苏发展的快车道，我国经济已呈现出企暖回升的良好势头。我们在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进行肯定的同时，必须也要对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保持清醒、正确的认识，并给予足够重视，从而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推动中国乃至世界实体经济步入全面复苏发展的快车道。

参考文献：

[1]夏杰长等.《积极财政政策转型：从积极到稳健》.中国经济出版，2006年版.

[2]戴园晨.《积极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王保安.《转型经济与财政政策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市政论文例4

公务员制度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一系列具体制度有机构成的法规体系和管理体制。政府的行政管理要想有效运行，就必须拥有高素质、专业化的国家行政管理队伍。从公共行政学的角度来看，公务员制度是适合一般管理规律的政府管理体制，具有非常深刻的科学内涵。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政府选拔优秀行政人才，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基本素质，实现政府公务人员职业化，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激发政府工作人员热情，保持政府廉洁高效。

深圳市经过“从易到难，循序渐进”的不断探索，全面建立公务员制度。深圳先后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构成公务员管理的制度支撑，建立起公务员人才选拔、人员流动和利益保障机制。在公务员选拔机制方面，深圳市规定，凡属需补充公务员的单位，必须根据编制和职位空缺情况申报计划，不摘各自为政，由市里统一招考；考试分笔试和面试，根据笔试成绩按1：3的比例确定进入复试的人员；面试考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如果参考人员全部不合格，则下次再行公开招考；注重公开，做到招考职位、名额、条件、成绩、结果公开，实行“阳光下的竞争”，同时还注意打破地域和身份的限制，进一步优化人才的来源，使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这也是建立公务员制度最重要的意义。在公务员流动机制方面，深圳通过健全公务员的退休、考核、纪律奖惩、职务升降、辞职辞退以及交流回避等制度，增强出口渠道，使公务员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建立起合理有效的流动机制。在公务员流动机制中，深圳注重发挥考核的关键作用。1995年，深圳在以往考核的基础上，尝试在国家人事部规定的优秀、称职、不称职三档之中增加规定基本称职一档，从1996年开始凡是考核被评为基本称职的人员，一律停止公务离岗培训，培训不合格以及合格后不服从安排的，均予以辞退。在公务员利益保障机制方面，深圳规定公务员在履行义务的同时，享有相应的权利：实行全国统一工资加特区津贴的工资制度；建立申诉控告制度，对于机关作出的涉及公务员人事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有关机关提起申诉；对于侵犯公务员权利的行为，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控告；建立相应的住房、社会保险等福利制度，保证公务员队伍的稳定。

深圳通过公务员制度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队伍，提升了政府行政能力。但深圳公务员制度在运行之后也存在一些问题：职位分类不够科学合理；公务员考试科目和考试内容设置不够科学；公务员考核存在形式化的倾向，考核内容空泛，考核指标体系缺乏针对性，考核结果没有起到激励的导向作用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会影响公务员制度功能的发挥，深圳公务员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以建立健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为重点，推进公务员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进一步完善公务员录用、考核、奖惩、培训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清正廉洁、作风优良”的公务员队伍。

二、改革审批制度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审批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传统审批制度的弊端不断显现：审批事项过多过滥，审批程序烦琐，效率低下，妨碍市场机制的发挥；审批权力与责任脱离，与权力主体利益挂钩现象严重；审批行为不规范，自由裁量权大，缺乏有效监督机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需要对审批制度进行改革。深圳自建立经济特区以来，围绕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先后进行过多次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作为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从而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与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相适应，深圳有关社会活动的审批项目已经成为审批项目的主体；二是审批权限的主要执行者是主管部门，而不是政府序列中的综合协调部门；三是主管部门保留的审批权限，仍对资源配置过程和方式有重要影响，突出地表现为限制市场进入和限制市场竞争以及限制市场化的范围。从这个角度来说，审批成为深圳政企不分的最后纽带。

深圳率先在全国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对能够由市场调节的坚决取消审批；对继续保留的审批和核准事项依法进行规范；尽量减少审批环节，简化审批手续，改进审批方式，增加审批透明度，制订严密的审批操作规程，同时注重审批后续监管，正确处理好“放”与“管”的关系。

深圳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第一次改革将政府审批(核准)事项由原有的1091项减少到628项，减幅42.4％；第二次改革在第一次改革的基础上(加上国家和省下放的44项)，再减少277项，减幅41.2％，两次改革共减少审批(核准)事项740项，减幅65.4％。其中第二轮改革在市、区、镇(街道)三级同时进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前两次审批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深圳在2003年出台《关于深化我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正式启动深圳市第三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和核准事项在上两次改革减到385项基础上，再减30％，审批时限缩短30％。同时提出要坚决防止只是简单地合并一些审批项目或者裁减一些无关紧要的项目，而对那些涉及部门利益、“含金量”高的项目紧抓不放，从而将审批制度改革推向新的阶段。

深圳率先进行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突出成就，对全国产生了示范作用，审批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传统的管制和审批为特征的行政管理模式，对深圳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加入WTO后深圳政府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审批制度改革也面临着困境，存在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尽管行政审批的数量大幅减少，但一些根本性的行政审批没有变化，而且体制改革的问题也无法量化，仅仅从数量的缩减得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根本性突破的结论似乎并不科学。尽管处于改革最前沿，但深圳是中国的深圳，国家的传统职能，即计划经济下的政府职能，在没有完全转变的情况下，就会有惯性的延续力量，在惯性的作用下，传统职能会以各种方式强制性地影响和渗透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传统行政管理体制要求深圳与它保持一致，如中央有审批，深圳也得有审批，内地有审批，深圳也得有审批。深圳的审批制度改革遇到的阻碍有些是深圳自身无法解决的，需要中国政府改革的整体推进。2004年5月，国务院决定国务院部门第三批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495项，加上前两批已取消和调整的项目，国务院部门共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1806项，占总数的50.1％，2004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按照合理与合法、效能与便民、监督与责任的原则，对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都进行了规范，对行政审批权力、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和提供优质服务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是我国行政审批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重要标志。这种宏观环境的改善，对深圳的行政审批制改革产生巨大推动作用。

三、推进政府机构改革

深圳市在中共*闭幕后不久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讨论会，议题是根据*报告提出的“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经过酝酿，“行政三分制”方案逐渐浮出水面。深圳作为中央编制办选定的试点，“行政三分制”方案的提出，标志着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拉开序幕。

政府机构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盲目追求政府机构的压缩和减少，而不重视优化组织结构，难以避免“精简一膨胀一再精简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以往的政府机构改革坚持一种职能由一个部门管理的设置思路，必然导致政府机构庞大。随着现代公共事务的内在联系日益紧密，政务综合管理成为政府机构设置的主要趋势，行政三分制可以说是对大部门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

“行政三分制”主要借鉴香港和英联邦国家行政改革的经验，但在运作机制上也会引入美国、北欧等国家的一些经验，其主要内容是将行政管理职能分为决策、执行、监督三部分，在相对分离的基础上，三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协调。“行政三分制”方案的构想是在事务分析、职能分析的基础上，以大行业、大系统的方式设立决策部门，并就每个决策部门关联的业务设若干个执行局，决策权在决策局，执行权、审批权在执行局；决策局只管决策，而执行局则是单一的执行；单独设立监督部门，监察局、审计局地位相对独立，部门首长直接对市长负责。在方案的设计者看来，“行政三分制”具有很强的创新意义：(1)通过合理分解权力，实现权力的有效制约，使决策更民主、科学，执行更透明、公正，监督更有效、有力，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在某一部门、某一环节而导致失范的现象；(2)通过规范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使职能部门各司其责，形成整体合力和制衡效应，防止权力滥用；(3)有助于解决公共管理的主体多元化问题，建立低成本、高效率的服务型政府；(4)有助于实现行政管理民主化、科学化，通过听证、议政、民意调查、专家咨询、市民参与等行政参与新方式，广泛吸纳民意，在充分论证基础上，形成决策方案，从而大大地减少决策失误，提高决策质量和决策水平。行政三分制的实施，将使政府从“全知全能”转变为“有限责任”，从权威命令转变为科学决策，从人治管理转变为依法行政，从“传统部门利益型政府”转变为“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因而成为“今后20年政治改革的第一步”。行政三分引起了海内外广泛关注，深圳也在期冀凭此重塑“改革先锋”的光环。但在实践中，“行政三分”改革并没有坚持下去，原因是多重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缺乏内部的改革动力。被认为在深圳有“八分胜算”的“行政三分”改革，对利益的触动比以往任何一次改革都大，因而受到的阻力也比以往任何一次改革都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环环相扣的政府部门的积极支持，但是政府会操纵不合他们利益的政策的实施过程，使之变形，甚至流产，对于政府体制改革而言尤其如此。“行政三分”主要涉及的是局级干部的权力和利益，所有机构重新设置，有些局将被取消，局长们面临整体“洗牌”的问题。逻辑严谨，措辞铿锵的改革方案面临着来自政府内部的改革阻力，高层达成共识的改革意愿并没有使政府内部的消极者执行这些方案。2004年3月《深圳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出台，经过多次修改的试点方案与舆论所期待的将行政体制中的决策、执行、监督三者分离的设计相比，已发生了很多实质性的变化。“行政三分”的失败并不能否定其合理性，中共中央新近出台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这或许是对深圳当年改革意义的最好评价。

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法治意味着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变，标明“自尊自主的人文生活、理性规范的社会合作、亲和可敬的司法正义以及有效节制的政府权力”的理念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诉求。深圳获得立法权之后，积极推进依法治市，建设法治政府，在经济立法、社会立法和行政立法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法治与市场经济良性互动，特区法治程度不断提高，是深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市政论文例5

中国股市从诞生以来就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股市波动剧烈，短短十来年已经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二是政府有意识地运用股市政策①，如股票发行和上市速度、政府领导人的讲话、甚至《人报》社论等来调控股市运行，使股市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市”特征。这些政策的目的是试图根据股市波动情况来调控股市，使其在政府理想范围内运行。

政府政策调控股市波动，具有以下特征:1、政府政策不连贯、前后不一致。如1997年证券委、人民银行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发文，规定银行、保险公司、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资金不能人市炒作股票，1999年7月1日实行的《证券法》也作了类似规定。但随后为了刺激股市，于1999年9、10月又批准三类公司和保险公司人市;2、政府政策的预期效果还取决于公众的预期，公众未预期到的政策往往会造成股市剧烈波动，典型的，如1999年12月巧日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几乎所有股票都以跌停收盘，其原因就有政策出台突然、力度超出公众预期的因素，相反公众预期到的政策效果就比较温和;3、政策效果还取决于政府和公众的博弈。在一项政策出台后，公众的预期和行为就会相应发生改变，从而使政策执行效果也发生改变。典型案例就是国有股减持，在出台的时候是有利于股票市场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但是由于公众预期股市将受到影响，从而造成股市低迷，这时继续减持国有股就不利了，因而后来政府决定国有股减持暂缓执行。

由于这些特征，股市政策往往造成股市过度波动。即使政府出台的是一项稳定股市的政策，并事先承诺使股价波动限制在一定幅度内。然而一旦股民相信了这个承诺并据此形成了股价稳定预期，政府就可以使股市加快发展以实现为国有企业更多融资的目标。这是因为，也许在政策制定阶段政府的最佳选择是稳定股市，但在执行阶段由于公众预期的改变，政府的最佳选择就变成促进股市上涨!这样政府就没有积极性真正实行这项稳定政策。这就是所谓的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而这种动态不一致的股市政策执行的结果只能是股市剧烈波动。

市政论文例6

中国股市从诞生以来就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股市波动剧烈，短短十来年已经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二是政府有意识地运用股市政策①，如股票发行和上市速度、政府领导人的讲话、甚至《人报》社论等来调控股市运行，使股市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市”特征。这些政策的目的是试图根据股市波动情况来调控股市，使其在政府理想范围内运行。

政府政策调控股市波动，具有以下特征:1、政府政策不连贯、前后不一致。如1997年证券委、人民银行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发文，规定银行、保险公司、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资金不能人市炒作股票，1999年7月1日实行的《证券法》也作了类似规定。但随后为了刺激股市，于1999年9、10月又批准三类公司和保险公司人市;2、政府政策的预期效果还取决于公众的预期，公众未预期到的政策往往会造成股市剧烈波动，典型的，如1999年12月巧日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几乎所有股票都以跌停收盘，其原因就有政策出台突然、力度超出公众预期的因素，相反公众预期到的政策效果就比较温和;3、政策效果还取决于政府和公众的博弈。在一项政策出台后，公众的预期和行为就会相应发生改变，从而使政策执行效果也发生改变。典型案例就是国有股减持，在出台的时候是有利于股票市场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但是由于公众预期股市将受到影响，从而造成股市低迷，这时继续减持国有股就不利了，因而后来政府决定国有股减持暂缓执行。

由于这些特征，股市政策往往造成股市过度波动。即使政府出台的是一项稳定股市的政策，并事先承诺使股价波动限制在一定幅度内。然而一旦股民相信了这个承诺并据此形成了股价稳定预期，政府就可以使股市加快发展以实现为国有企业更多融资的目标。这是因为，也许在政策制定阶段政府的最佳选择是稳定股市，但在执行阶段由于公众预期的改变，政府的最佳选择就变成促进股市上涨!这样政府就没有积极性真正实行这项稳定政策。这就是所谓的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而这种动态不一致的股市政策执行的结果只能是股市剧烈波动。

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对政府政策对股市波动的影响作过实证分析，他们利用Wichem和Miller(1976)的办法，先鉴别出我国股市运行中的波动点，然后确定这些波动点有多大比例是由政府股市政策造成的，得出的结论都是股市政策较大程度地影响了中国股市的波动。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研究有两个缺陷，一是他们确定的是股市波动点中有多大比例是由股市政策造成的，而没有分析股市政策有多大比例造成了股市波动;二是他们只是对股市政策与股市波动之间的关系作了经验分析，而没有对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股市波动的做出理论解释。

市政论文例7

（2）在城市道路的建设过程中道路建设的整体成本与一些局部成本管理分配存在混乱，未能建立起有效的管理制度，这种情况是在各地的市政道路工程管理过程中普遍发生的问题。

（3）除了做好市政道路工程造价工作，对于实际工作中的成本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由于机械设备、市政道路工程施工方法以及施工材料管理等造成的浪费十分严重。

2市政道路工程造价控制的原则

2.1市政道路工程造价应遵循动态控制的原则。

做好市政道路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是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特性所决定的，在进行实际的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将市政道路工程建设实际消耗的值与造价所预期的值进行比较，不断的纠正错误，使得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投资能按照当初预期的目标前进，使得工程建设资金能够合理的分配使用，使工程能够如期的保质保量的完成。

2.2做好对于市政道路工程造价的全面控制。

在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工程造价的控制应当是全面的、不留死角的，需要从整个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全局出发做好对于资金的控制，而不是纠结在工程建设的某一个阶段。做好市政道路工程的建设应当做好对于市政道路工程的全方位监管，从市政道路工程的设计之处直至工程项目完成都要做到监管。

2.3市政道路工程造价的价值原则。

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技术的创新，先进，在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过程中，新的道路施工技术不断应用，各种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以及新工艺等都在市政道路工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发现，一味的在市政道路工程建设过程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也是不可取的，随着新材料的使用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市政道路工程的建设成本，所以，在保证工程建设质量的前提下，做好城市道路建设成本与新技术、新材料使用的平衡是十分重要的。

2.4市政道路工程造价的节约原则。

在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应当尽最大限度的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建设的成本，建设非必要开支，从而降低工程的成本，降低工程的造价，是在市政道路工程建设过程中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例如，在城市建设之初就应当根据城市发展的速度做好城市建设的相关规划，尽力减少因规划不当而导致的重复建设、二次建设，从而大大的提升了市政道路工程的建设成本。所以，在进行市政道路规划时应当使其能够符合城市发展规划的前提，对市政道路工程规划进行充分的、科学的论证。

3对于提高市政道路工程造价控制的几点建议

3.1充分发挥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人力资源是市政道路工程的重要资源，在市政道路工程的过程中需要从提升员工培训，提高员工的素质出发，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在市政道路工程建设中的作用，做好市政道路工程的建设工作。在实际的市政道路工程建设过程中，一些市政道路工程造价人员由于业务不熟练，在市政道路工程造价环节多采用生搬硬套的方法，致使市政道路工程造价工作存在着极大的漏洞，使其无法对工程设计和施工人员提供指导性的意见，无法发挥市政道路工程造价的作用。

3.2做好市政道路工程造价的全程监管。

在原先的很多市政道路工程建设过程中，市政道路工程造价多是从局部出发从而忽视了市政道路工程造价对于全局的监管性，致使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设计与施工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仅仅追求单一方面的成本降低，而忽视了对于市政道路工程全局耗费的认识，所以，需要改变原先的单一追求，从整个工程建设项目出发，加强对于整个工程建设的过程管理，从中发下问题，并及时加以改进，从而形成具有创新性的全过程市政道路工程造价管理。

3.3做好市政道路工程的招投标工作。

在市政道路工程建设过程中，应尽量采用工程招投标的方式，在保证市政道路工程质量的同时降低市政道路工程的建造成本。现今，招投标形式在我国已经出具规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进行市政道路工程招标过程中需要面向社会上信誉高、技术水平扎实并具有相关的资质认证的企业发标，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做好市政道路工程的招投标工作。

3.4做好市政道路工程建设中的材料管理。

在市政道路工程建设过程中，材料的成本占据了市政道路工程成本的尽一半以上，所以，做好对于市政道路工程建设中材料费用的控制是降低市政道路工程成本的有效途径之一，由于在进行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需要用到数量庞大、种类众多的建材，因此，在进行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初期，需要组织人员对于市场上的建材价格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取证，并将结果汇总到一起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其中最合理的材料购置方案，并制定好相应的采购计划，避免在工作现场大量堆放建材，导致资金的不合理使用，甚至影响到整个工程的进度。

市政论文例8

对于该条道路的施工，需要保证以技术无障碍为基础，对道路施工所具有的技术协调功能进行充分的发挥。首先，需要施工人员能够对道路施工的设计图纸进行充分的熟悉，并做好设计的交底工作，提前做好施工准备。施工管理人员方面，也需要能够对自身协调功能进行良好的发挥，通过对设计人员的组织使其同道路施工人员做好技术交底工作，以此保证班组以及施工队能够对设计意图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避免问题的出现。尤其是道路中涉及到不同工种结合施工的部位，更是需要设计、施工以及建立几方能够做好相关的研究与讨论工作。此外，还需要针对该工程明确项目领导与责任人，根据实际需求做好监理方以及施工方的管理工作，对重要的岗位提前指派人员进行现场管理。

2施工进度管理

对于工程进度管理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具有着长期特征的工作，需要施工方能够通过工程进度会议的开展对工程施工中对工程进展产生影响的问题进行良好协调与解决，并通过针对性方式的应用对本工程的施工提供一个更好的施工环境。同时，单位相关工作人员也应当能够通过对现场人员跟踪的方式对机械设备以及施工材料的进场情况、是否严格根据施工设计方案开展工作等情况进行监督与把握，如果发现问题存在，就应当及时的将该问题提交到监理方，并由各方共同商议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方案。

3施工合同管理

对于施工合同管理这项工作来说，主要由三方面所组成：业主方面，需要对施工单位以及监理单位对于合同的执行情况做好检查工作，并对审查符合支付等报表工作进行审查，看对于合同的履行情况是否及时，保证合同执行情况的及时、正确。

4严格控制材料质量

对于施工材料来说，可以说是市政工程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砂石、水泥以及沥青等等，将直接对整个工程的质量产生影响。对此，就需要在工程施工开始之前能够严格按照设计图纸需求对相关材料进行采购，保证所选择材料的规格、性能以及型号等等都能够满足施工需求。而在实际采购环节中，则应当在保证材料质量的基础上对其所具有的经济性做好控制，保证材料的各项质量证书的齐全性，在材料进场时，也需要做好材料质量的检查，如果经过检查不合格，则坚决不得进场。而在材料进场之后，则需要指派专人对其做好管理工作，通过对材料质量的控制保证工程施工质量。

5提升机械化施工水平

本市政道路的施工中，也需要积极引进先进的压路机以及碾压设备等，以此在提升施工效率的同时最大化的提升工程质量。而在具体对设备进行选择时，也需要避免对设备进行盲目的选择，而是要通过对工程性质以及规模进行良好掌握的基础上以更为科学、合理的方式对设备的种类以及型号进行选择。

6现场施工管理

6.1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是整个市政工程施工中的一项重要要求，尤其是对于在城市密集地区进行施工的道路工程来说，更是需要施工企业能够严格树立起安全施工的理念，对安全管理各类制度做好完善工作，进而在整个道路施工的过程中都能够对该安全管理理念进行贯彻执行。此外，市政宣传部门也应当能够在工程施工的过程中对安全和施工的宣传工作进行加强，并通过强化施工人员操作技术、安全意识的方式和夜间施工作业注意事项保证该工程的安全、顺利施工。

6.2成本管理

对于成本管理来说，其则要求在市政道路施工的过程中能够树立起以成本为基础的观念，通过对自身成本管理制度的完善以及施工方案的优化来做好项目的成本控制工作。而在现场施工作业中，也需要能够将成本管理工作的理念深入到每一名工作人员心中，避免在施工环节中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市政论文例9

(1)编制时要以国家批准的现行有关规定、定额、取费标准、设备、材料价格及招标文件要求为依据。此外要符合业主选定定额、取费标准和相应招标文件的施工组织设计等为依据。

(2)必须严肃认真地核对招标文件中的工程量清单，不能漏项，因为它直接影响投标报价及中标机会。

(3)编制中实施“量”“价”分离。对工程量清单中已确定量项目进行仔细复核，对工程量清单中的“暂定量”“参考量”“估计量”和只有清单而无量等项目实施“量”“价”分离计算。投标单位对“价”的组成要分析明确。对“量”要有风险评估，在不提高整体报价的基础上，可以采用不平衡报价方法，但是需要注意其中几点问题:一是为了保证前期的安全、文明、环保等较大投入以及资金周转，应该适当提高前期工程项目单价，可以适当降低后期项目，如匝道、防撞护栏、桥面铺装、人行道及栏杆、隔音的声屏障和景观装饰等项目的单价;二是对工程量清单中的“暂定量”“参考量”“估计量”等可能以后会增加工程量和有设计变更的项目应提高单价，对可能以后会减少工程量的项目应降低单价，两者的幅度应控制在10%以内，否则会评为废标;三是对只有清单没有工程量项目，填写单价时应高一些，因不在投标总价之内，在以后发生时可以获利。

2做好理赔的思想准备

由于市政桥梁特点及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据统计各种变更占结算价的20%～40%。故投标过程中，虽有招标文件及补遗书，但仍会有遗漏，故要做好理赔的思想准备。这是让项目筹备组参与整个投标工作重要原因，就是要让其在吃透招标文件及补遗书的基础上，还明白那些遗漏的地方。还要理解即使凭经验明知业主提供施工设计图的指导性施工方案不合理及技术条款的缺陷，但为了响应标书，投标文件中施工组织设计仍要按指导性施工方案做，使其报价有可比性和竞争力。在中标后，与监理、业主协商，据实修改施工方案，并通过专家评审的会议纪要报业主申请变更。在投标过程中项目管理人员要克服怕影响下一步与业主、监理合作的心理障碍。业主的信任是通过在项目实施中加强合同管理，诚信履行承诺，满足其对安全、质量、工期、文明及环保等要求才能取得，并在项目共建中小事讲风格，大事讲原则，建一个工程交一方朋友和建立个人之间感情。理赔关系到企业的核心利益，是讲原则的大事，要及时收集各种证据和现场照片、还有会议纪要和会议记录、变更单，各种往来文件，做到证据充足、有效和责任分析清楚、准确，工程量计算精确、合理和符合实际，提交理赔申请单用词委婉，反复交涉中耐心的据理力争。以单向理赔为主，当某项申请成功后要及时办理有关签证，避免多项累计的大数据使业主和监理怕承担责任而不敢签证。

3结语

1)在当前，城镇化进程中交通基础建设成了主旋律，我们必须要积极地参与其中，并谋得一席之地，使企业得以生存发展。

2)市政桥梁有其特点和风险。若投标中调查充分，理解招标文件透彻，集公司各部门和项目筹备组的合力及智慧并发挥桥梁专业队伍的优势，做好技术和商务两部分标的，就争加了中标可能性。

3)项目筹备组参与投标全过程，就是培训其熟悉研究合同和寻找理赔点方法。如某市政桥梁中标后，派出一位末参与投标活动的项目经理，在工地估算成本后向公司汇报要亏损300万元。公司改派一位参与投标过程的项目经理，在履行投标承诺，安全、优质、按期地完成了该桥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寻找到了理赔点，并与设计院交流进行局部设计修改。业主、监理在庆贺通车时签证了各项理赔清单和变更设计单，使该项目赢利300万元。这充分证明了项目筹备组参与投标全过程的重要性。

市政论文例10

近年来，学术界逐渐开始采用宏观结构模型、结构VAR模型以及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定量分析。如李生祥和丛树海(2004)通过建立宏观联立方程模型，分别测算了中国的理论财政政策乘数和实际财政政策乘数。［16］对于IS－LM模型和宏观结构模型的缺陷，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受到Lucas的批判，他认为结构性模型的参数会随着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因此无法用于政策分析(Lucas，1976)。［17］受卢卡斯批评的影响，宏观经济学家发展出了包含理性预期和跨时最优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基于时间序列的研究成果，Sims将向量自回归模型引入宏观经济学。所以最近大部分的研究都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来分析财政政策效应。如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利用VAR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中国1978—2004年间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中国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18］还有一些学者也用该模型进行研究，如Blanchardetal．(2002)［19］、刘金全和梁冰 (2005)［20］、李树培和白战伟(2009)［21］、吕光明(2012)［22］等。由于VAR类模型缺乏DSGE模型所具有的微观经济机制，因此近期有不少学者采用DSGE模型对财政政策效应进行研究。如黄赜琳(2005)利用DSGE方法将政府支出作为外生随机冲击变量，构建中国三部门RBC模型，对中国财政政策与实际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支出的增加挤占了部分的居民消费和投资，存在挤出效应。［23］目前，运用新凯恩斯DSGE模型进行财政政策研究较多，如Cogan(2010)［24］、Christianoetal．(2011)［25］等。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因为假设条件和使用的模型不同存在差异，随着经济模型的不断发展，而使用新凯恩斯DSGE模型分析宏观经济已成为主流，本文在新凯恩斯框架下将财政政策内生化，试图能够反映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财政政策的影响，进而研究利率市场化对于财政政策效应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政府主导型”特征，本文充分考虑了这一宏观体制因素，参考Tsung－wuHo(2001)的方法将政府支出加入居民效用函数中。

(一)居民最优行为居民从私人支出、提供劳动和政府公共支出中获得效用。居民在将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当作给定的情形下，决定消费需求、债券需求、劳动供给和资本供给。

(二)企业部门最优行为1．最终品生产企业竞争性的代表性最终产品企业投入yit单位的第i中名义价格为Pit的中间产品，生产技术的规模报酬不变。最终品企业面对市场既定的价格Pt，选择中间品投入数量来最大化其利润，并受到生产函数的限制，一阶条件。

(三)政府和中央银行行为将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合并为一个广义政府部门，政府执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本文不考虑货币需求。政府部门选择支出以最优化社会福利，并受约束于预算约束和私人部门的边际条件。现在考虑政府最优支出问题，假定政府希望在决策中考虑到居民户的最优条件，并受这些条件约束。我们可以通过所谓的可实现条件得到居民户对政策决策所施加的约束，该条件可以通过以下分析得到。

三、数据估计与检验

(一)数据的选取与初步处理本文模型中的参数分为两类:一类为反映模型稳态特性的参数，另一类为刻画模型动态特征的参数。前者主要采取校准的方法来估计，后者主要采取贝叶斯估计。模型校准过程主要是利用现实中可以观测到的宏微观经济数据的平均值以及参考其他学者的文献。模型部分动态参数采用贝叶斯估计，由于本文包含技术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政府购买冲击，为了避免估计过程中的“奇异性”问题以及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观测变量拆借利率、产出和通货膨胀来进行贝叶斯估计。陆军和钟丹(2003)［27］、马晓兰(2005)［28］认为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能反映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本文数据样本区间选取1996年第1季度到2013年第4季度，宏观经济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CEIC数据库及Wind数据库等。数据处理过程是:首先利用定基通货膨胀率序列计算得到实际的产出。然后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季节性调整和HP滤波处理，从而得到各宏观经济变量波动部分的时间序列。

(二)基本的参数校正及贝叶斯估计1．部分参数的基本校准本文首先利用校准法得到模型参数值，然后通过脉冲响应和数值模拟结果解释、分析和预测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长期均衡存款利率上升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与传统的宏观计量研究方法相比，通过校准获得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参数值可以避免因结果性改变所导致的Lucas批判。所以本文的模型参数值并不会因利率市场化结构性改革而发生变动。参数rg可以理解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比，从图1来看，中国最近几年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比重基本在0．36左右。同大部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一致，表1总结了模型校准后的部分参数值。2．部分参数的贝叶斯估计参数贝叶斯估计法能将样本信息和非样本信息结合。使得参数估计值更贴近模型的经济含义。利用贝叶斯法估计时，考虑到分布的一般性和参数的经济含义，参考刘斌(2008)的方法［29］，对各先验分布的假定，通过估计得到表2的估计结果。多变量诊断统计量主要包括各估计变量对应的一阶矩、二阶矩和三阶矩，从图2来看，随着模拟次数的增加，上图的两条线重合，表明估计的结果是稳健的，因为随着模拟次数的增加，度量指标相对稳定。3．部分变量的稳态水平计算利用稳态式求解得到表3的模型稳态水平值，得到的消费占比、投资占比与政府支出占比与刘斌(2008)的结果基本一致。

四、模型数值模拟和脉冲响应分析

(一)模型数值模拟表4总结了根据模型参数值及稳态式所计算出的在不同名义存款利率水平下的宏观经济稳态水平。根据表4的结果，利率市场化改革后，稳态名义利率上升的长期宏观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实际价格方面，名义存款利率上升可以提高居民实际存款利率(在通胀稳态为1时等于名义存款利率)和企业资本边际成本。二是在经济结构方面，名义存款利率上升通过提高企业资本边际成本降低投资占GDP比重，提高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和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有利于调整中国宏观经济结构。

(二)经济变量面对外部技术冲击和财政政策冲击时的波动模拟表5总结了在不同名义存款利率水平上，模型面对相同的技术冲击、货币政策冲击与财政政策冲击时，总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情况。根据表4显示的模型数值模拟结果，随着名义存款利率水平的提高，总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逐步下降，总体而言，产出的波动下降幅度较大。由此可见，名义存款利率上升有利于降低中国宏观经济面对外部冲击时的波动。

(三)脉冲响应分析从图3、4、5来看，政府支出的增加，引起消费和投资的下降，但是短期内产出增加。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政府支出的增加直接导致了总需求的上升，从而使产出增加。但政府支出的增加引起通胀的上升和利率的上升，随着利率的上升，居民消费减少，企业的资本边际成本增加，因此企业的资本需求降低导致投资减少。均衡利率的上升，使得消费和投资面对财政政策冲击时的初始反应增强，即挤出效应增强。相对而言，对投资的挤出效应较大。但是，这并没有导致产出随着利率的上升而减小，相反却出现了挤入效应增强———随着均衡利率的上升，产出的初始反应增强。主要是因为外生冲击的变动不仅仅取决于投资、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的变动，还同时受到总产出、投资和消费稳态水平的影响。正是由于稳态名义存款利率水平上升会同时引起投资占比的下降、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占比的上升，使得均衡利率上升时，政府支出对产出的挤入效应增强。这也正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后，稳态名义存款利率水平上升有利于促进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具体体现。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政府支出增加能在初期增加产出，但是其增长效应时间较对消费和投资的挤出效应时间短，因此第5期之后产出为负，但是负效应并没有随着均衡利率的上升而显著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