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学论文例1

首先表现在外向型经济对学生的思想影响。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外向型的“三资”企业，中西方文化混融，各种思潮纷纷涌入，使学生所处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开始悄悄侵蚀学生的灵魂。涉外企业中的外方管理方法、手段及思想意识潜移默化地向学生渗透，一些学生盲目崇洋。收入待遇等因素使一些毕业生将外企作为择业的热点目标，国营企业即使有正式录用名额也不受他们青睐，祖国意识在一些学生的心目中渐渐淡化。其次是市场经济与学生价值观念的转变。由于部分学生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不足，界线划不清，不能全面理解其共性、特性和作用，以及积极主流与消极支流的关系，致使认识上出现误区，价值观念发生扭曲。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原则，一些学生错误地将其视为思想行为的准则，导致了做事讲价钱，付出要索取，把自己的行为用“等价交换”来衡量。在为社会付出的价值观上具有浓厚的“务实性”，在利他的同时首先要利己，更有甚者表现出只顾自己的方便和利益，而不顾他人和社会公德，认为生活的真谛就是享受。无私奉献已不再成为人的价值范畴，造成理想境界的空虚。第三是劳动力市场及用人制度的变化，提出了新的人才质量要求。

企业之间的人才竞争，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为企业输送人才的院校在培养人才上向质量要效益，应培养出觉悟高、能力强、懂理论、会操作的复合型人才。企业为适应商战竞争，还突出表现在管理制度、管理手段上的变化，强调制度的执行与制裁要奖罚分明。培养人才与工厂生产的产品一样，受到供求关系的制约，培养的人才类型、规格、特点、素质及管理手段，必须与人才市场的需求、管理制度相吻合；否则，我们的毕业生将会在人才市场的竞争中失去竞争力，甚至失去人才市常第四是市场经济给思想品德教育带来的困难。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社会观念的变化，知识的更新，信息的接受，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来说几乎是同步的。

就学生而言，他们的社会接触面及接受新事物的速度远比在校门内的教师要广、要快得多。因此，教育者往往不能提前把握社会环境的发展与变化，当学生身上已反映出一定的思想问题时，教师才被动地去进行教育，这给德育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使教师的说教显得软弱无力，针对性不强，更谈不上“及时”甚至“超前”了，造成对在校生思想品德教育滞后的局面。

二、对在校生进行德育的思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德育工作的思路应是：

（一）突出爱国主义的教育主线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院校德育要坚定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将其作为思想教育的主旋律，引导学生在接触开放的文化环境时，自觉抵制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的思想，把爱国主义教育落到实处，由感性到理性，由浅入深，引导学生由爱父母———爱师长———爱他人———爱集体，最后上升到爱祖国。

（二）加强对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引导德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学生的“悟”性，使其认识到如何做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性。然而学校的德育必须坚持一元化的导向，使学生明白社会所容纳的并不都是时代所提倡的。价值的真谛在于无论是社会价值还是自我价值，都要通过自身劳动来实现。说到底，人的价值就是更多地为社会创造和奉献。进行人生观教育，首先要让学生明白人活着为什么，怎样生活和做什么。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进行理想教育，从学生生活的最贴切处入手，诱发他们的生活理想，从而激发出强烈的职业理想，把社会理想、为祖国做贡献的理想教育落实到学生的职业理想上。理想是动力，也是激励，在理想的驱动下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三）树立新时期人才质量的德育观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根本不是物质资源，而是人才资源，当今市场的激烈竞争，实质是人才质量的竞争。做为为社会输送人才的高等院校，在德育上要积极探索新时期对人才质量的要求，建立新时期的人才质量标准。新时期人才质量标准，已不再单纯是过去那种踏实加肯干、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类型，而是思想和能力是复合型、适应型、开拓型的人才。因此，在德育上要给学生全方位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具有职业意识、创业意识、敬业意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公关意识、科技意识和法制意识，同时要在实践中培养学生良好的自省能力，能经受挫折和失败的考验。

总之，新时期的院校德育应培养出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现代的人和国际型的人。

（四）德育管理制度和手段要与企业管理相衔接学校的德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工程，德育必须把参照系由封闭的院校教育转向人才市场和企业要求上来，这一转变要求学校在德育管理制度和教育方法上都随之进行相应的转变，使之与企业的要求相衔接。如若不然，学生在校接受的是一套管理方法，到企业后是另一套，这将增加学生的不适应性，减低学生在社会上的竞争力。

为此，必须做到：

1、在日常行为规范上要与相应的企业要求衔接，把企业要求职工的行为规范，作为学校培养学生日常行为的部分规范要求，同时要设置专业环境，在环境中训练学生的日常行为。

2、德育的管理制度和方法要与企业管理相适应。一位饭店的总经理说：“你们学生不及格还有补考机会，而在企业做错了一件事就难以挽回”。因此，在校的德育管理要与企业要求吻合。首先，应突出制度化管理，将规章制度熟知熟记，严格按制度办事，奖罚分明；其次，是在制度的执行上不能沿用“事不过三”、“下不为例”等旧的教育方法，制度不容违犯，否则就要受到处罚；第三，要适当减少耐心说服的思想教育过程，加强针对性和时效性，培养学生自律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否则就不能适应企业化管理的环境。

3、使学生进入人才市场参与竞争。创造条件使他们参加各种形式的供需见面会。在平时的学习、社会工作及各项评比和比赛中为他们设计竞争舞台，创造优胜劣汰的竞争氛围，以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达到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在共同的目标导向下，进行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从而提高德育的针对性。

市场经济学论文例2

众多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构成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包袱”，在地方财政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地方“包袱”越重的地区越不能有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并且，地方国有企业作为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低成本的从商业银行借贷资金，会游说地方政府改变其经济政策，诱使地方政府阻挠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甚至会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去银行融资。在金融资源供给有限的条件下，国有经济凭借强势地位抢占金融资源，其从银行获得的资金越多，对民营经济产生的挤出效应就越严重，这不仅会阻碍金融市场化的进程，而且会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另一方面，国有经济之于地方政府不仅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还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并且在稳定就业、弥补市场缺陷、落实地方产业政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当国有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会帮助国有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甚至还会帮助争取上市指标。随着中国市场化过程的推进，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81.9%降到了2006年的30%。但最近几年出现了新的情况。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为尽快摆脱国外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提出了“4万亿”投资振兴计划，其中，中央财政承担1.18万亿元，剩余的2.82万亿元则由地方财政承担。在此背景下，为落实中央政府的投资刺激计划，各级地方政府依托各种融资平台从商业银行大规模抽取信贷资金。问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催生的天量“地方债”不仅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还延缓了银行业的市场化进程、扭曲了“政银关系”。本来想借助金融市场化改革彻底斩断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不当关系，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崛起却拉近了地方行政权力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距离”。依据上述逻辑，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2:在政治地位上更接近行政权力的国有企业有较强的能力“俘获”地方政府，进而使地方政府有动机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所以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其金融市场化进程越慢。市场经济的顺利转型依赖于可靠的法律体系。若没有可靠的法律体系，人们无法预期从交易中获得的利益属于自己。正像LaPorta等(1997)实证研究发现的那样，若一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受到了法律强有力的保护，那么该国金融发展水平往往较高。比如，德国银行体系的发达根源于对债权人的法律保护，英国发达的证券市场源自英国政府给予了投资者较强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法治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往往是官员腐败高发地区。

因此，我们可以将地区官员腐败与地区法治制度建设联系起来。在地区腐败较严重且缺乏高效的执法手段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银行家们越没有动力进行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或创新，其金融市场化进程往往较慢，此环境下的银行家行为多偏向于非生产性活动。进言之，在恶劣的法治环境下，以科层等级制为特征的国有商业银行晋升方式并非由银行家的个人经营业绩决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政治表现和人脉关系，结果使大量人力资本被浪费在向上级领导“寻租”上;当银行家们的异质性才能不是用于投融资制度创新而是用于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的寻租活动时，没有人在意金融机构的声誉，也没有人关注经济中的潜在利润机会。再加上，在国家政策严禁私人组建民营银行的背景下，业已进入该领域的金融机构会获得制度性垄断租金，这会使具有行政垄断特征的国有金融机构丧失自主创新的动力。那些掌握金融机构行政控制权的银行家为了保持其垄断地位不受潜在竞争的威胁，甚至会与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寡头金融资本进行联合以借助其政治影响力游说权力当局，这极有可能封杀促进金融市场化的措施，结果使低效率的金融制度长期延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3:官员腐败不利于金融市场化的推进。

二、研究设计

(一)估计方法

考虑到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以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本文选择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回归方程(1)，这既有助于验证地区金融市场化的历史惯性和收敛性，也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有比较严格的适用条件，一是要使用Sargan和Hensen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二是要检验模型的误差项是否存在二阶序列不相关性和一阶相关性。在估计回归方程(1)时，为了控制残差项序列相关，加入年度虚拟变量;在系统GMM估计时除了年份虚拟变量为外生变量外，其他所有自变量均被视作内生变量，这就大大削弱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所有的方程在估计时均考虑了组间异方差问题，使用怀特稳健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

(二)变量界定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本文将樊纲等(2011)所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数”作为中国各省区金融业市场化进程的衡量指标(f)。在稳健性检验时采用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作为被解释变量。事实上，尽管非国有经济已是中国经济总量的主体，但其从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比重却与其地位不符，而国有经济仍与商业银行保持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超经济联系，故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越低，表明金融业市场化改革越滞后。在2011年的报告中，只汇报了各省区1999年～2009年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但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却是从1997～2009年，为了扩大样本量，我们假设2010年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与2009年相同，将时间延长到2010年。本文关注的核心自变量是国有经济占比(soe)、官员腐败指数(corrp)、政府规模(gov_con)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本文借鉴吴一平和芮萌(2010)等学者的做法，使用职务犯罪立案数占当地公职人员总数来衡量各地区官员腐败程度。

(三)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除了被解释变量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外，主要变量的原始数据取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省份2009～2010年《统计公报》、《中国检察年鉴(1998－2011)》。其中，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数额的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通过各年中间汇率进行换算。样本包括31个省级单位，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省，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8省，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广西、内蒙古、贵州和云南等12省。

三、实证检验

(一)全样本估计结果

模型1表明，政府规模(gov_con)变量的系数为负数且显著，并且在模型4和模型5中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城市化等控制变量后，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进程仍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模型2中，引入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能力(exp)，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在模型3和模型6中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后，exp的系数仍为负且显著。值得强调的是，当在模型4中同时引入gov_con和exp后，发现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已不显著，但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这表明，政府消费变量包括exp的信息，或者说政府对资源的控制通过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产生负面影响。模型1和模型2还表明，国有经济发展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系数分别是－1.962和－1.69;在模型3中，引入国有经济与官员腐败的交乘项(soe_x_c)，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值且显著，说明在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官员腐败对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在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发现国有经济仍然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上述分析初步验证了假说2。官员腐败变量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在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结果显示官员腐败变量的负面作用依然存在。这初步验证了假说3。需要说明的是，在其他模型中官员腐败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这似乎表明我们的结论并不具有稳健性;其实，这是由于官员腐败变量(corrp)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变量在解释金融市场化时具有相同的效应，若同时引入这两个变量，必然引起多重共线性进而影响官员腐败变量的显著性;但这并不影响结论，仅表明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更有可能引致腐败，进而抑制金融的市场化推进。此外，从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的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越快。外商直接投资(fdi)对金融市场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城市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抑制了金融市场化的发展，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二)分地区估计结果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假说，将31省区分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分组检验。由于政府消费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这两个变量具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我们在表3的前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消费进行回归，而在后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进行回归。由于分组检验的样本量偏小，在回归中并没有控制时间虚拟变量。

1．模型1和模型4的估计结果表明，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具有高度显著的负影响，因此西部地区有必要降低国有经济占比以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模型2和模型5表明，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的回归系数虽具有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模型3的估计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国有经济的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在模型6中该变量仅在13%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2．从模型1和模型3可知，政府消费对西部和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化具有抑制作用，但只有西部地区通过了系数显著性检验;模型4、模型5和模型6表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在三大区域均抑制金融市场化推进但都不是很显著。

3．模型2和模型5表明，在中部地区，官员腐败严重抑制了金融市场化进程，但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虽具有理论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上述分析表明，主要核心解释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均符合理论预期，但显著性水平在三大区域存在差别，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三个假说。

(三)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结论是否会因被解释变量的选择不同而发生改变，将上文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替换成信贷资金分配指数(fc)，估计结果表明，国有经济增长不利于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这与前文的分析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我们的假说。另外，本文还使用国有就业占比(soe_job)来衡量国有经济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而被解释变量为金融市场化指数(f)，仍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处不再赘述。

市场经济学论文例3

现代性动力要素的界定以现代性相关概念的厘定为前提，而现代性行进中展现出的多元异质性、开放流动性却构筑了“现代性”概念含混不明的渊薮。现代性作为一种方案(哈贝马斯)、一种态度(福柯)、一种叙事(詹明信)、一种行为或社会模式(吉登斯)在当代人面前的呈现，无不确证着其自我确证的悬而未决性。而本文对“现代性”的指谓侧重于其作为现代社会理论表征的哲学社会学主题，此视域中的现代性思想的基本倾向，主要反映了西方世界自“启蒙运动”以来发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变革、创新、对抗，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种种情感、体验、意识和反思。基于此，本文对现代性的宽泛定义是:现代性是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现代社会和人的主导性价值理念与精神态度、以及社会运行的制度模式和机理，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心理等多层面的总体性概念。而现代性的“动力”则是对现代性发凡与发展过程的推动作用的概念化，自然，所有有助于形成或促进现代性事物发展的历史性因素均可列为现代性的动力要素范畴。

(二)现代性成长动力要素

这些动力要素主要有哪些呢?首先，现代性的成长得益于理性精神的牵引。韦伯认为现代性思想的核心是来源于新教伦理的世界理性化，而迪尔凯姆把现代社会理解为奠基于科技理性之上。这些为现代性寻觅精神动因的做法均把现代性看作是经济生活中人类理性化的必然结果。其次，资本增殖逻辑的推动。认定资本逻辑主导了现代性的生成肇始于马克思。作为“资本哲学”典范的《资本论》力透纸背地揭示了资本力量驱动下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生成逻辑。资本增值不知餍足的贪欲或饕餮，必将釜底抽薪地消解种种中古等级制社会结构，并不断建构着持续扩张的社会生产系统进而衍生出纷繁复杂的现代性的种种特征。再次，生活世界货币化的促进。这类观点看到了货币在现代性发育过程中的力量。认为正是货币经济促成的理智功能对情感功能的优势导致了社会生活世界普遍的理性化，从而推动了现代性的成长。［1］第四，现代权力技术发展的驱动。具有浓重后现代主义风格但明确拒绝被归入此类学者的福柯发现，借助一套与资本家的需要和癖好、气质与性格相一致的现代权力模式，资本家成为了现代社会真正的主人。现代权力模式是配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治起飞，并极大促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上述意义上，现代权力与现代经济相勾连进而成为现代性成长的强大推进器。［2］第五，综合因素的观点。中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张雄教授从工业革命活动和经济学传统价值理念的维度探讨了现代性发育的动因，认为现代性逻辑预设的生成与“近代欧洲工业革命”(物性化、单向度、宏大叙事)、“近代西方理论经济学传统价值内核”(世俗主义、经济个人主义和价值通约主义)等因素相关涉。［3］26还有论者强调技术和资本的互助、互卫、互塑和共谋体现在“逻辑原则层面的深度契合、实体和过程层面的多维互动”，认为“技术与资本共谋的扩展过程就是对于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以此论证了技术对现代性构建的动力作用。［4］总之，上述涉及现代性成长动力要素的叙述在各自的叙事逻辑中显然都具有确定的解释力。然而“市场经济”对现代性的明显的巨大促动作用却被学界忽略了。

(三)市场经济内涵的限定

这是对其现代性动力作用进行剖析的前提。我国一般把“市场经济”定位于有别于社会制度的“经济体制”和“手段”。此种厘定首推邓小平的经典谈话: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显然，上述概括是立足于商品经济(以社会分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内容重心的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基础上对“市场”作用的再强调，是从经济运行的枢纽方式立论说明人类进行生产和满足需要所赖以的物或资源如何通过市场来配置。其实，“市场经济”概念是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就经济之“计划”实然不能而对商品经济的“市场”作用达成共识的认知产物，是建国后经济实践中大陆对“计划”的矫枉而发明的一套关于“商品经济高级阶段”的话语系统。①因此，关于本论题的“市场经济”在本文的意蕴迥异于流行之所指。犹如传统社会的雇佣劳动不等于资本主义，前现代社会的简单商品生产亦不能定性为商品经济②。故此本文所指“市场经济”基本同义于真正的典型的商品经济形态而非狭义地理解为一种“经济体制”或“手段”，即指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基础上以普遍化和中心化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主要内容，主要靠市场配置资源并共含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因素的经济实践活动形态，是一个内含了主体、活动、制度、精神等维度的总体性的无涉于社会制度的中性的哲学经济学范畴。其构成如图1。从此视域出发，我们将发现市场经济对现代性动力因素的基础性作用的逻辑逐步浮出。

二、理论预设:作为基础性动力要素的市场经济

那么市场经济和前述种种现代性动力要素关系若何呢?本文的理论预设是:市场经济是统摄资本、货币、理性、契约精神等诸多现代性动力要素的基础性范畴。(一)市场经济的现代性动力作用的既有分析。市场经济对于现代性成长的动力作用早已被学人所关注。亚当•斯密的相关经济哲学思想可被看作市场作用学说的肇始。斯密认为，将人们的自利目的导引入增进社会集体福利轨道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有赖于自由市场交换制度和社会分工制度的形成:人们出于自利需要必须进行交换，进而产生分工。“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5］市场的扩大带来的交换能力的增长形成了现代社会分工，引发了自发价格体制并引导社会生产和消费。据此，经济领域的现代性当源于分工结构和货币化的市场交换制度。张雄教授在论述世俗主义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经济性重要内在特性与现代性的勾连时，也强调了“教化人的市场意识”的重要作用:“在市场环境下……人的社会行为和活动首先要仔细考量经济的价值取向和效益问题……经济行为人所追求的目标、劳作的方向都需要紧紧地围绕市场需求。”。［3］32然而上述观点仅从市场经济自身对现代性成长推动作用进行强调，却忽略了该因素与其他动力要素之间的有机关联以及在这些动力因素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试图进行双因素分析，从市场经济与资本结合的视角探讨现代性的生成机理。认定“现代性的许多内容、现代化的好多现象从根本上说，都是资本与市场、市场经济联姻后产生的后果。”［6］这种双因素分析的学术研究路向切中肯綮并具有系统关联的分析倾向，值得肯定，但却没有进一步解说两因素之间关系的性质和地位，未阐明市场经济之于资本及其他要素的基础性设置功能，没有从澄明现代性发育动力结构的方向努力。

(二)本文理论预设:作为基础性动力要素的市场经济

上述关于现代性成长动力因素的分析虽然在各自视域内都具有确定的真理性，然而却对其间关系缺乏总体性和系统性的有机把握与厘清。从系统学的角度看，对任何单一因素的孤立性的强调都将导致这些系统性要素的分离性和不实在性。事实上，现代性动力是一个构成性、开放性的范畴而非被给定的不变的在者。应当说，现代性的出现与成长是诸多历史性要素的函数。正如吉登斯所说:“我们不能从单一维度去理解现代性，现代性在制度性的层面是多维的，每一个被各种传统详细说明的要素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7］因此，探讨这些历史性要素变量间的有机关联对于揭示和相对完整认识现代性发育的动力系统不无裨益。唯物史观认为含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因素的感性的经济实践活动才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8］就现代性发育动力要素而言，唯有共含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因素的市场经济之实践活动能统摄其他动力变量，处于基础性地位。基于此，本文认为:脱壳于传统社会的现代性的成长，离不开资本逻辑与理性形而上学及技术的共谋，也得力于货币、现代权力和工业革命及某些精神因素的推动，但根本上，这些因素的共存与联动却是以市场经济活动为舞台和背景，市场经济是现代性成长动力及其要素的基础性设置。正是在“市场经济”这个基础性的舞台上，资本、理性、货币、权力、工业化及其他动力要素才得以有机排序和逻辑编目，才得以相融相嵌和共存共生，谱奏出现代性宏大激荡的交响乐章。一句话，正是在市场经济活动的背景和过程中，客观生活世界被纳入到现代经济体系并打造成各种现代性的事物，进而历史地、逻辑地生成现代性的种种动力和典型特征。

三、市场经济:现代性成长动力的基础性设置

市场经济对现代性其他动力要素的规约统摄，展现为各要素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各种具体环节，进而互构互塑，筑造出现代性发育的基础性背景和设置。

(一)现代性的主推手———资本及其运动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性场域和轨道。

市场经济可以说是同义于现代生产的总体性范畴，而资本———这种向“市”而生的有别于中古皇权等超生产性(暴力性)的生产性力量———要成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两大(资本和劳动)主体之一，必须发源于现代商品经济生产并始终依靠商品经济获得持续增殖。它以增殖为最高目的、以生产交换为第一活动原则。这就内在地决定了横决天下的资本也必须屈从于市场需求，市场交换就是资本愿望实现的“巴比塔”。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就是“要使生产本身的每一个要素都从属于交换，要消灭直接的、不进入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生产”，［9］88“商业在这里不再表现为在各个独立生产部门之间交换它们的多余产品的活动，而是表现为生产本身的实质上包罗一切的前提和要素。”［9］89对市场的遵从，体现了社群性需求的市场幻象对资本逐利冲动主导的个体性生产供给的根本规定性。首先，资本的普遍生成依赖于市场经济(即商品经济)统治地位的取得。市场经济形成之前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被马克思视为“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早已经产生”。［10］但在封建经济统治下，资本的普遍生成绝无可能发生。只有借助市场交换经济的普遍化才能实现把剩余劳动投入再生产领域并产生积累的普遍化，进而在经济交换领域才能使资本生成普遍化，也就是说“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11］。其次，资本运动第一步———整合生产要素使其“生产资本”化必须通过市场交换实现。资本家正是通过交换从市场上获得用以组织生产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一关键性的步骤显然以市场上“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9］51为前提。再次，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实现原始价值增殖与“变现”有赖于“商品”在市场上的“惊险的跳跃”，［9］127即市场交易的成功，它是市场需求导向与资本生产供给路向的有效对接，它是资本本质欲望的确切满足。但商品爱货币的“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9］129商品在社会分工体系的自发性和偶然性支配下必须、而且只能通过市场“惊险地”变现为货币。总之，作为现代性成长主要推手的资本，正是通过市场经济活动历史地生成了现代性的种种环节、结构与众生相:现代社会生产与分工结构的生成、社会伦理关系的货币化、现代生活方式的诞生、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世界、武装人们生活的各种新技术，这一切都能在市场经济与资本结合中找到源泉。可以说，资本是一种向“市”而生、在“市”而活、离“市”而终的社会存在物，市场经济乃是资本诞生的胎胞和资本运动的基本场域。

(二)货币的现代性推动作用实为市场经济“交换”环节功能的典型体现。

货币对现代性的动力作用主要体现有二:

一是对自然血缘伦理关系和古老社会权力等级制的消解;二是使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扩张普遍化。然而这些作用的发挥却依托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市场经济发展的限度决定了货币力量作用的程度和效度。货币所能表达的现代性社会经济关系领域的能力和范围，受制度、习俗等社会现实的限制，尤其受制于既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言:“货币欲或致富欲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瓦解”，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换走了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辅币”，因此“古人抱怨货币是万恶之源”。然而，货币要实现上述伟大的革命性进程，却不是自然的和无条件的，而是“要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12］也就是说，必须有市场经济的普遍发展和相应的社会制度的革新，才能最终冲破传统的货币。

其次，货币对现代性的推动本质上即是市场经济交换环节功能的具体呈现。在现代性发育方面，货币对传统等级制的消解及促使新的平等观的确立，与其说根源于货币冲破旧有伦理观念与传统的权力樊篱并由此导致了自由契约体制、现代伦理感情和实践层面货币对旧特权的代替，不如说是市场交换关系对交易主体双方的平等性诉求使然。没有这种经济“法人主体”的平等性和自由性，市场交易的广度、深度和性质都难以破壳于中古社会设置。正是通过逐利欲望支配下的市场贸易的扩大驱动，使得自然物和人从传统的规制下释放和解放出来进行有别于传统的生产类型重组，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深地卷入市场交换中，并服从于这种交换。所有阻滞市场交换导引的这种转型的人、规则等传统事物都将被去魅或摧毁，并被适应这种市场交换的现代生产、制度和精神所取代。而货币则是市场经济活动中“交换”环节上述作用发挥的关键性、基本性实现工具，是交换和贸易得以实现的最强大的载体。

(三)工业革命不过是“技术”作用下发生于市场经济“生产”环节革命的特定时代表达。

其一，市场经济的制度性维度为工业革命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保障机制。如前述，市场经济本身包含着制度性维度如产权和个人自由的保障制度等。正是这种机制“是英国率先开始工业革命的最主要原因”，“这种有效性机制普遍促进了各类资源的效率，使之超越了生发工业革命的临界点。这才是理解工业革命的根本所在。”［13］因为工业革命的本质是一场资源配置的现代革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本质性提升的原因并非技术和资本，而在于对个人自由和产权保护的机制的形成。正如汤因比所说:“这是《国富论》获得其魔力的工业自由的信条。……这是人类最惊人的权利之一，(人类)不仅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而且还有生产和交换的自由。”［14］总之，正是在市场经济的这些制度性维度的保障下，资本、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方能释放出其巨大的能量，推动着工业革命的发生。

其二，原工业化的启动和工业化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持续拉动。由门德尔提出的原生工业化(自然发展而来的工业化，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的生发首先根源于农业生产发展引起对各种手工业产品的需求和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导致城镇(市)的繁荣，亦即大量市场需求的拉动才使一个地区具备发展某种手工业的潜力明显起来并形成大批量生产，进而形成了原工业化的起飞。正如雷纳德所言:“近来对工业革命的理解达成了一致，即工业化前夜消费的兴起是西欧制造业的动力。”［15］地理大发现带来的世界市场的巨大扩张，更使得工业革命时期主要国家的工业品源源不断地流向世界各地。难以想象，若无这样一个世界市场工业革命是否能发展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市场正是工业化增长的发动机。

其三，市场机制是工业化转型核心要素———技术发挥作用的关键性环节。毋庸置疑，尽管技术革新处于工业革命“故事”的中心位置，然而市场“诱导机制”对技术创新的实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需求和供给是这个机制的两个要素。首先在需求方面，人口和收入增加、海内外市场持续扩张带来的工业品需求的增长，是技术变革的前提条件。其次在供给方面，出于增加市场供给的目的，生产者必然采取技术改进和革新这个途径。应当说，需求和供给的扩大是刺激生产进而刺激技术和机器创新的强有力的直接和间接因素，而这一切都须在市场机制中得以实现。

(四)市场经济的精神特性和重要运行机理表现为理性、现代权力、世俗主义等事物诸种。

其一，市场经济活动不可遏制地将人的行为活动纳入到理性化规则之中并生发出现代性的理性化特征。承担起对人类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去魅的伟大“革命家”正是市场经济及其各活动要素。首先，科学技术实现了对事实世界的去魅化。传统社会中那些使人敬畏的巨大不可知的自然力量和存在，被“怀疑一切”的理性精神抽象并概念化，然后逻辑演绎出一个理性世界;实验和归纳逻辑的应用更进一步揭示了自然存在隐秘的因果和函数关系。由此，“知识”成为理性化和改造事实世界的“力量”和利器。其次，五彩缤纷、千差万别甚至附有迷魅色彩的物品体系的效用价值世界被货币体系的劳动价值世界所通约和转换，成为只有量的大小的由抽象劳动构成的数量世界。由此，附着在物品体系上的人们的神圣和宗法伦理感情及价值被祛除。当然这一切均基于资本逐利逻辑的增殖冲动，总之，人类正是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实现了世界的理性化。正如韦伯所言:“一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的经济成功，……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16］

其二，现代权力发凡于市场经济并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组织机理。服从于市场交换及生产的现代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之运行以组织管理的理性化为机理，这种理性化的组织管理手段就是福柯探讨的现代权力。福柯笔下的这种权力具有匿名性、生产性、实践性、奴役性。其微观性则不同于霍布斯权力的国家模型，而是弥散于工厂、医院、监狱等现代社会各组织设置，但究其根底却发凡于经济领域，与经济理性具有同质性，均为市场经济发育出来的工具理性的成像并服从于同一逻辑:用最小付出达致最大目的。现代权力的此种逻辑无非是利润最大化之经济交换理性在社会领域中不可阻挡地延展，并与经济活动的理性一起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活动运行机理。

其三，市场经济还生发出了世俗主义、经济个人主义和价值通约主义等精神特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基于此，世俗主义之人的欲望的开发、市场意识的教化、商业精神的铸造，均深深扎根于市场经济实践活动之中，而绝非纯粹根源于神性的俗化或先验的欲望之恶的驱动。恰恰相反，世俗主义之欲望只能在市场经济实践中培育和生发，并反过来极大推动前者的发展。同样的，经济个人主义的出现也是基于传统经济向普遍性的商品经济转化的经济事实。确言之，正是经由农业经济条件下共同体之间的交换、手工业生产条件下依赖于共同体的个人交换、大生产条件下完全个人性的交换三个阶段，具有典型利益动机的个人才摆脱了宗教、伦理、血缘一致性等束缚仅仅与利益联系在一起进而成为独立的经济性主体。正是在不断深化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个人才成为市场竞争的基本单位。而作为这种个体经济独立性事实的历史性观念符号，个人主义及其内含的现代文明之个人权利、自由经营等要素才得以生发而出。至于价值通约主义，则更是对市场经济交换环节之工具———货币———所具有的自由通兑物性世界的神奇功能在主义观念上的提升和概括，是市场交换环节的社会意识表达。

市场经济学论文例4

中图分类号：F28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672 3198(2009)11―0232―02

自1978年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市场经济逐渐形成并建立，当代文学的发展面临商品化的新环境，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给文学带来了各方面的问题。“文学终结”、“文学死了”的观点在国内外响起。文学走在危机的边缘。这种危机的深层的原因更主要的就是文学主体性的失落，而在市场经济这个具体的环境下分析文学主体性，从而更客观、更公正的分析新时期文学主体性现状。

1 市场经济下文学主体性外在环境

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进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引发了社会的转型和变革。社会环境、思想环境相对开放，西方的竞争机制、民主自由和商品化理念引入，使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邵道生先生把社会消极思想倾向归纳为四个方面：“物欲化倾向”、“粗俗化倾向”、“冷漠化倾向”和“躁动化倾向”。这四个方面，全面概括了社会经济转型和变革期即新时期情况下的社会思想走向。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倾向直接表现我国新时期情况下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国民被物质化，极度追求物质的满足，丧失了精神的提升，缺少自我观照。

时代的发展，电子传媒，或者直接说电影、电视的发展对于文学的冲击也是决绝的，电影电视是以图像为主的一种视觉文化，它以图像对现实生活进行直接的反映，图像灌人式的进入观众大脑，而把语言文字的地位次之又次之，使其与图像剥离，形成了二元对立，文学却始终是语言文字的主导。人们在经济的浪潮中无暇阅读，更多的阅读也被放在了消遣上，“传统视觉文化具有典型的‘文笔个性，特征，然而在当代，由于众多媒介手段如电影、电视、虚拟影像等的大量涌现，正在构筑着具有‘影像共性’的视觉文化系统，开始了一种技术性、广泛性、大众性、消费性的转向，即从‘文笔个性’走向‘影像共性’，使得当代视觉文化越来越被当代影像视觉文化所替代”。这导致了文学阅读接受群落的逐渐缩小，作家的努力似乎也于事无补。

2　市场经济下文学主体性表现

(1)市场经济下的创作主体。

市场经济下，文学的创作环境变得复杂，随着文学的边缘化，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作者也陷入生存和发展困境，落入“自觉”的陷阱，他们在文学的坚守和突围中失去了自我把握，丧失了创作的主体，作品缺少主体性表现，作品失去读者。

文学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作家身上，他们不仅是创作的主体，也是作品之所有文学主体性的根本原因，由其可以较为直观的看到文学主体性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作家迷失于市场经济，即写作的物欲化。

电子传媒时代终结了纸质印刷媒介的“垄断地位”，读者群落不再是需要被教化，被引导和指引的，文学滑落人商品一类，物质被大众追求，作家不得不面对。“人不能光靠感情生活，人还得靠钱生活”。市场经济下的作家生存环境和文学空间促使他们走向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并要求他们能够适应它，很好的生存下来。这个时代、这个社会都不反对作家的这种适应性选择。

无疑，新时期作家中王朔是这种作家群落中的代表，从一个对文学坚守的人，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再到“顽主”系列小说的出版，王朔逐渐登上中国文坛。他自己承认，他的文学是建立在功利的、金钱的追求之上的，是为之写作的。他把自己的小说与影视相结合，《渴望》、《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成功也是王朔的成功，预示着小说与商业行为的结合的开始，接下来苏童、刘恒、刘震云等一大批作家开始注意小说与影视的结合，开始注重小说的改写前景，开始考虑小说的社会经济价值。潘军说“电视剧是个破东西，不过很赚钱”。池莉也坦言“小说的好坏与电影的好坏没有太大关系。电影再好也是导演的，不是作家的。电影拍砸了，那也是绝不等于小说不好。我的小说与电影的关系到目前为止仅仅是金钱关系。他们买拍摄版权，我收钱而已”。文学变的庸俗，文学的崇高被消解，神圣不在，成为物化世界的附庸，“以审美为目的的艺术应该成为他们殊途同归的前进目标，而不是让艺术沦为日常俗事的包装纸与促销具。否则，我们便会面对因促进艺术的消亡而导致文化的全面平庸化的格局，就会陷入到一种精神的缺氧状态”。

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的许多作家的创作已经开始走向消亡，文学创作中不再有更多“文学主体性”的体现，创作者主动远离主体，远离人生，对世界没有更多的关照，文学失去应有的价值。作家创作的作品不再有更崇高的更深刻的意蕴，作家主体在作品中无所体现，作家对时代失去敏锐的感觉，不能发现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内质，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逐渐成为个人私欲的写作，这必然导致了没有普遍的广泛的共鸣，不能代表时代精神，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使文学沦落至如今境地：诗歌已经没落，散文的辉煌不再，小说也逐渐沦为市井化的写作。作家迷茫的走进这个时代，把主体从创作中拉了出来，使作品失去“照亮世界，照亮人生”的伟大追求。

②写作的物化：作家迷失于市场经济。

新时期新生代的作家崛起，他们用另类的文学语言和文学形式，发泄自己面对现实的困惑和焦虑。20世纪80年代一个叫做《他们》的民刊出版，以韩东、朱文和鲁羊为代表的口语写作由此发端，他们在诗歌和小说两个向度上前行，把金陵市井口语推进到了一个美学的地步。《我爱美元》作为朱文的代表作，使他能够称得上第二代“王朔主义”的奇特样本，它纯粹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把王朔的流氓文学进步发展，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更是把性当作一种写作形式加以发展美化。最为人性中最为本质，最直接的体现的东西用一种“淫”的方式表现出来，把人性深层的东西浅薄了、形式化、恶俗化。到了2000年，“下半身”写作诞生，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身体写作”弄到了极端。以沈浩波、侯马、卫慧等为代表的协作，把性当作了一种纯粹的生理冲动・作为一个人的最本质的需要，是冲动的膜拜。在他们的小说中，成为了对一切的评判，被任意放纵，连同人的主体、作家的主体也一同葬送，没有了作家的文学主体性的体现，背离了主题原则和精神价值。正如卫慧在其小说《像卫慧一样疯狂》中所言：“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享受，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的狂喜包括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

敬而远之”。

作家在追求个人写作和功利写作的时候，抛弃了最基本的原则，而把创作主体抽离作品，使作家自我和读者都远离了作品，读者的阅读期待不能满足，作家的文学的主体性丧失殆尽。

(2)市场经济下接受主体。

美国学者大卫・里斯曼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划分为“传统引导型”“内部引导型”“他人引导型”三种，那么依据其对现代社会文化受众划分的话，文化受众已经从纸质阅读时代的“内部引导型”转化成了今天电子传媒时代的“他人引导型”，这不是文学的高层次的精神引导，而是一种大众文化下的吸引。人们关注的是电视电影上的明星偶像，关注的是消费的时尚潮流，曾经被看作高层次的阅读也不再是精神的提升，也更多的是在众多杂志和报刊上的闪目。由于读者的缺失，亦即阅读主体的流失，也促使了文学境地的进一步恶化。姚斯言：“只有当作品的连续性不仅通过生产主体，而且通过消费主体，即通过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调节的时候，文学艺术才能获得具有过程性特征的历史”。作者、作品和读者作为文学作品的三个基本要素，作者的一部作品的完成不仅停留在作者自我创作和完成，也需要读者的参与。

因此，文学主体性是贯穿这个作品创作的，创作主体和阅读主体必须全部在作品中展现，作品才可以获得延续，然而，市场经济下的创作主体和阅读主体都在丧失，前者是精神的自我的迷失，后者是期待视野的改变。如何寻求二者的回归，走出文学困境，是对文学创作的一个巨大考验。

3　结语

市场经济环境下，文学的外部比较复杂，商业精神的渗入，电视电影等影像文化产业的影响，文学边缘化，无论是作家群落还是读者群体都面临着选择，似乎也决定了文学在印刷时代垄断地位的终结，作家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空间受到物化时代的重压，困难重重。创作主体为了发展，迷失于物欲和的道路上，是正常的，当然由此导致的文学作品中文学主体性的消失，创作走入庸俗、色情的境地，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得不承认这是文学走人的困境，是文学走人了市场经济下“文学自觉”的陷阱。作家作为创作主体只有只管面对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自己，通过积极地参与和主动地创造，一切具有审美要求的对象就会向创作主体和作品主体、阅读主体呈现。

参考文献

[1]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2]赖大仁，文学“终蛄论”与“距离说”一兼谈当前文学的危机[J]，学术月刊，2005

市场经济学论文例5

二、市场营销学案例教学模式应用

案例教学起初主要应用于研究生教育，并不涉及本科教育，但由于市场营销学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对经济管理专业市场营销学的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案例教学由于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启发性，因而，在本科层次的市场营销学的教学过程中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1.案例教学的组织。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合理的组织实施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关键。组织得当才能充分发挥每位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了有利于案例的组织讨论，应当对学生进行合理的分组。一般来说，3~5人一组比较合适，太少了不利于相互讨论，集思广益；太多了则不容易调动学生积极性，存在“搭便车”现象。最好由学生自由组合，然后推选出小组长，由各小组长领导自己的小组分工负责，齐心协力完成任务。2.案例的选取市场营销案例的选取应尽可能选材于现实生活，这样不仅能使案例内容贴近现实，从心理上提高学生的兴趣和引起重视，提高学生的实战技能；同时，在案例教学实践中，教师的角色必须转换，教师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咨询者和指导者。这样，学生参与到全部的教学过程中，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现如今的信息时代，学生往往乐于在互联网上浏览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与其让教师主导课堂，不如让学生参与其中。在市场营销学案例教学实践中，要求学生自己准备10分钟的案例内容，并以Powerpoint形式在课堂上进行分享。这样，学生既可以对日常生活中的市场营销现象保持关注，如分析小米手机的营销策略，三星压制小米中国手机的营销对策，京东上市后的营销战略变化等；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归纳综合能力、演讲表达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3.案例问题的设计进行案例教学，一定要针对案例内容和教学需要设计相应的问题。设计问题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问题要与案例内容、教学内容、理论观点相呼应；二是问题的设计要便于课堂讨论，方便学生围绕问题进行思考，最终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三是题目数量不宜过多，一般以1~3个为宜。4.案例的分析讨论课堂讨论通常是案例分析的核心环节。在案例教学实践中，只有学生广泛参与讨论，通过思考形成建设性的方案，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通过分组讨论，各小组形成自己的方案，并通过演讲方式进行陈述。当然，就一个问题来讲，往往存在多个解决方案，教师应该鼓励学生自主地去寻找更多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通过各小组间的辩论和分析使之完善。5.案例的总结对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教师应该进行点评、总结和归纳，还可以根据情况要求学生将案例及其分析内容总结成书面材料，加深学生对案例的印象，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

市场经济学论文例6

内容提要: 市场准入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运用经济学分析的原理即可分析这种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及其均衡问题，分析市场准入的效益和成本，提高政府规制的效率，并为政府制定有关政策、法律提供基础。 市场准入一词来源于英文“Market Access”或“Market Entry”。早期使用于关税与贸易谈判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其实质是要求一国开放本国市场。市场准入是指政府（或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及国际自由贸易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实现某种公共政策，根据本国市场经济和国际条约的承诺，允许市场主体、货物、服务、资本等进入某个国家、地区或领域市场的宏观掌握和微观直接控制或干预。简单地说即是政府对市场进入的规制，它是作为政府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进入门槛的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 。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运用经济学分析的原理即可分析这种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及其均衡问题，分析市场准入的效益和成本，提高政府的规制的效率，并为政府制定有关政策、法律提供基础。 一、市场准入的需求与供给 需求和供给是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的一对基本范畴。如果需求和供给可以保持均衡则是政府对市场进入进行干预的理想目标，但由于市场进入对政府管制的需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且这种需求和供给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如何减少这种政府的管制和市场的需求的不平衡则是经济学家要探讨的问题。 市场准入的需求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自然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全信息、国际贸易保护等。而市场准入的需求不同，政府对市场准入规制的供给也不同。 1、自然垄断 即某些公共生产和服务部门的技术经济特征决定了一家企业满足全部市场需求的某种合理性，形成自然垄断。由于自然垄断产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成本弱增性，由一家或极少数企业提供特定的产品或服务能使成本极小化。但由于企业实行垄断经营，其经济人的特性使其本能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垄断经营者的一种交换条件，需要政府垄断企业设立价格（费率），并限制竞争者的进入，即提高市场准入的条件。自然垄断而产生的政府对市场进入干预的需求和供给表现为：一、是抑制企业过度进入，保证社会生产效率。如果不存在市场准入，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许多企业就会盲目地进入自然垄断产业，重复投资，过度竞争。为了防止破坏性竞争，需要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实施市场准入，通过控制进入壁垒，抑制企业过度进入，以保证生产效率 。二、保证自然垄断行业的安全和稳定性。由于自然垄断行业如电信、电力、铁路运输、煤气和自来水等行业，多为社会的生活必需品，大多关系到公共利益，同时也需要必需的投入和沉淀资本。政府要对企业进入自然垄断行业进行管制，可设立一些严格的准入条件，并限制一定行业中的主体的资格和数目，对申请进入某个自然垄断行业的厂商进行资格审查，规定采取特许投标竞争，拍卖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独家经营权，选择并赋予少数几家或一家企业垄断特权，发放许可证。有的国家规定由政府自己直接经营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企业。 2、外部性 概括地讲，外部性即一个行动可能在市场之外有助于或有损于他人的利益。外部性对市场准入的需求和供给表现：一、为具有外部性的企业制定较高的市场准入标准；淘汰落后。通过市场准入管制，预先淘汰掉那些不具备相应的高技术能力、治污降污能力的申请人，甚至不允许某些行业的“自由进入”（如烟草行业、某些有可能产生麻醉物质的化工和制药行业），以实现全社会总的经济配置最优化。二、通过准入保证现有企业正外部性，鼓励公共物品的生产。在外部经济的情况下，政府也可以通过市场准入，保证市场上主体的垄断地位或相对垄断地位，保障其对社会有利的行为获得回报，确保其利润，从而促使其进行对社会产生正效应的行为。如中国保证中国电信一定程度的垄断地位，以发展边远地区的通信事业。 3、信息不对称理论（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ory） 通过政府规制可以通过降低得到信息的成本，克服信息偏在。一是诉讼成本高于规制成本。二是消费者不可能轻易对收集到信息作出评介，如潜在的药物效力方面或某一个特定航线上的安全方面的信息；三是市场供给方面不能提供所需要的信息。信息不对称或信息偏在的存在也对市场准入提出了需求。 政 府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规制：一是政府、其他机构或经营者直接对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如要求经营者提供信息，如要求经营者对产品作出确切的标识，禁止误导性的陈述或宣传广告。二是建立或实施产品的市场准入制度。一方面，由于企业（尤其是有限责任的企业）设立时的资产与人员的准备都直接影响着成立后的企业与相关市场主体交易的效率与安全，企业市场准入规制的重要信息公开制度正是为相关市场主体获取信息创造条件，以克服信息不对称及其引发的市场失灵。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很难理解产品所涉及的技术数据时，对政府部门或经营者来说不能直接指望消费者都能具有评介不同产品成分所需要专业知识或资料。政府可以对产品的质量或向产品的厂商发放生产经营许可证。即在在这些产品出售之前，政府即要求企业或产品应当建立实施有关的标准，符合标准的产品或服务才能进入市场销售，实行严格的企业或产品的市场准入制度。 4、国际贸易保护 贸易自由原则是WTO的精髓，成立世界贸易组织，制定国际贸易规则，就是为了推进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活动。但贸易自由是有条件的，包括WTO在确定市场准入、贸易自由原则的前提下，也规定了例外条款（principle of exeption），即允许各成员基于健康、道德、环保、安全、历史及本国经济的发展等原因，而背离其义务，准许其不遵守和执行贸易自由原则下的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互惠、透明度、关税减让、取消数量限制、促进公平贸易与例外条款、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等原则，正体现了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在WTO规则下的共存。逐步自由化原则也体现了对贸易保护的认可。这些都是对WTO市场准入的限制。 近年来，通过WTO成员之间的谈判，已大幅度减少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壁垒和形形色色的非关税壁垒，推动商品、技术、资金和服务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但是，当今，在推进国际贸易进程中，新贸易保护主义利用各种非关税措施来构筑贸易壁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隐藏性强、不易监督约束的技术壁垒，充当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给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造成极大影响。这种贸易保护壁垒，其实质即是市场准入障碍。各国政府就必须研究制定适合自已国情的国际市场准入制度。 国际贸易保护对国际市场准入的需求和供给表现为：一，根据WTO的市场准入和例外原则的承诺，政府决定一国市场准入的范围，哪些是方面可以放开，实行市场进入，哪些实行市场适当进入，哪些不能放开，不能实行市场进入。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消除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所有障碍，世贸组织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约束力是十分有限的。在WTO的承诺之外，各国要根据本国的情况，对进入本国的贸易、服务、投资进入本国市场实行管制。一国政府既要研究本国的市场对外开放度，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准入标准的制定；又要研究他国市场准入障碍，应对各种贸易壁垒。 此外，政府在市场准入中还存在特殊的供给。当然，市场失灵并不一定要通过政府才能解决，如有些外部性，通过当事人双方的私人安排也可解决。但是政府在处理市场失灵时具有强制性的权力，这种建立并保障市场上的权力，直接提供某些基本的服务，并间接地创造出信任、理解和有安全保障的环境，这种环境对企业的日常生活是生死攸关的。正是这种权力体现为政府在矫正市场失灵时，具有特殊的优势：如征税权、禁止权和惩罚权等。 如在某些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政府可以对微观的经济主体进入市场进行规制，禁止某些行为，除非得到国家的特许权，否则就不能禁止其他主体进入某一商业领域或从事某种行为。政府也可通过成本-效益分析来选择自己从事经济活动的环境，为了使竞争不至于过于激烈，需要政府规则来控制产业进入。 就市场准入的内容而言，主要包括政府的市场准入的立法和执法。立法是执法的基础和依据，而政府执法是立法的落实和保证。 应该明确的是，市场准入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有自然垄断、外部性和国际贸易等等；同时又是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不同的时期，对市场准入的需求不同，从而提供相应的政府对市场进入的供给也不同。市场准入的供给主要取决于政府对提供市场准入的理性认识和条件。如应市场准入的认识而言，到底是放松还是管制，在哪些方面放松，哪些方面管制，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均的不同的看法。市场准入的供给还取决于政府对市场进入管制的条件是否具备、条件是否成熟。 二、市场准入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市场准入的成本如果超出了收益，则存在政府规制的失灵。因此，可以运用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判断政府对市场进入的规制是否失灵。 1、市场准入的成本分析 政府对市场进入的管制主要是通过立法、法律法规的修改与调整、执法、放松或解除管制来实现的。政府对市场进入的管制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微观制度的制定成本和动作成本、效率成本、转移成本、机会成本、“劝说”成本 等等。就市场准入的立法而言，由于立法是执法的基础和依据。立法活动是一项复杂而严肃的活动，它需要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收集相关的信息，征求各届的意见，然后起草某项意见，举行听证会、座谈会或论证会等形式征求公众意见，作为修改草案的依据。有时没有照顾到某些利益集团的意见，法律法规而被推迟或不予通过。因此，政府管制的成本是相当大的。而有些利益集团为了促使政府颁布对其有利的法规，常常会对立法者进行游说，甚至行贿，这些也构成相关利益集团的立法成本。一项法规对利益集团的关系越密切，这种由利益集团承担的立法成本也越大。在管制的总成本中，执法成本所占的比重最大。该成本直观地表现为政府管制机构所发生的日常成本费用和政府管制机构的职员人数。据霍普金斯估计，1996年美国政府为建立和管理有关规则制的规章制度开成了总量达140亿美元的支出。 市场准入的成本可以分两大类：一是政府本身承担的成本，主要表现为政府管制机构的各种成本费用，对政府而言，比较容易估量；另一类是被管制企业承担成本。包括如行政符合成本 和用于向政府管制部门游说，甚至进行寻租活动的成本。这一类较为隐蔽，而且常被忽视。因此，该类成本比较难估量。 2、市场准入的收益分析 政府管制的收益是通过垄断者收益减少而消费者收益增加来衡量的。如如实行价格规制后，遏止了垄断价格，给消费者带来了福利。又如在自然垄断行业，由于实施了市场准入，降低了收费价格。福利经济学，认为如何衡量政府管制的收益的最好办法是计算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总增加量。但这种方法由于是人们心理上的一种感觉，并不好操作。有的学者提出一种简单容易的衡量方法 :通过计量实行政府管制后，消费者支出的减少数量和生产者因效率提高而增加的数量的加总数来衡量政府管制收益。其理论依据是，一种有效的政府管制机制能刺激企业努力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加收益。以英国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英国政府对电信、电力、航空等部门实施垄断的国有经营体制，导致其缺乏活力，效率低下。80年代初，英国对这些基础产业进行重大改革，设立政府管制机构，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强化了政府管制的作用。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福利改进。从该例可以看出，实施政府管制后，生产者因效率提高而增加的数量是可以计量的。规制的收益水平还可以通过规制实行前后社会福利的实际水平进行比较得出。 3、市场准入的成本与收益对政府对市场准入规制的影响 根据西方经济学中，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决定最佳产量。市场准入的成本收益分析从理论上说明政府对市场进入的规制是有必要的。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对于判断是否及应该怎样实行市场准入规制也具有意义。但是，由于政府机构的活动的特性以及规制行为的社会性、复杂性，不具有象实物产品那样可分性，要在占有完全信息的基础上，准确了解企业和社会在规制前后的成本、收益状况，进而准确估量政府对市场进入规制的成本与收益，从而决定最佳政府规制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植草益和施蒂格勒从不同角度对政府规制的成本和收益作了分析，并得出何时政府管制是必要的，何时政府管制是无必要的。 由于该两学者的观点在现实的难操作性。我国学者王俊豪提出一种计量方法。 但是仅仅用成本--收益分析政府对市场进入规制是不够的。因为，第一政府的规制是出于公共利益为目的的一种公共产品，单纯用经济指标很难确定成本和收益；第二，成本和收益存在长期存期和短期、眼前与长远的矛盾。一时的进入规制，可能带来巨大的效益，但可能存在潜在的危害公共利益或将来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 第三，政府机构存在信息不完全所决定的有限理性。政府了解信息的有限性及企业公布成本的不完全性和不真实性。有时即使客观上存在某种管制需要，如果为满足这种需求而提供的政府管制成本太高，也不值得采取这种管制。 要注意的是政府对市场进入的规制还是动态的，要随着被规制产业的技 术经济特征和其他因素在不断发生变化。如在自然垄断业务领域，技术的进步是改变自然垄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在电信业表现得非常明显，随着光缆技术的发展，利用卫星和无线电话技术，有线电视公司也能够提供传声和数据服务，这为新企业进入电信业创造了条件。电信业的自然垄断发生明显变化，大大缩小了电信业的自然垄断性的业务范围，使得电信业的某些方面逐渐向竟争性产业的方向发展。故对于不再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方面，则尽可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需要政府放松对电信业的进入管制。 注释: 目前市场准入已从国际层面引用到在国内层面上，而且使用范围较广，较滥，并没有统一。市场准入内容纷繁复杂，不同国家、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均会有不同的理解。如何给市场准入一个明确的定义，却要着重于研究者的研究范围和重点。在经济学中多指对市场的进入规制。本概念是作者综合目前市场准入的研究在国内首次给市场准入的一个较为全面的定义。 Giles H.Burgess，jr.，1995，The Economics of Regulation and Antitrust，New York: 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PP.43-44 谢地主编 政府规制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2 谢地主编 政府规制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2 杜涛等 浅折政府管制的成本和收益[J]， 地方政府管理工作1998年增刊 行政符合成本是指企业在履行税收法规、就业法规和环境法规时，企业产生的成本或聘请他人符合政府手续或文件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职员顾问为理解规制、收集信息、制定和实施计划、报告、保存数据以及填制一些政府要求的表格所花费的时间和其他资源。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11个成员国对近8000个中小企业商业调查结果进行的分析可以发现：繁琐的规制给各国的中小企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直接影响了这些企业的发展，进而影响了各国的经济发展。(张汉林 刘光溪主编《规制改革与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3) 王俊豪著 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M] 2001.51 植草益认为，政府管制必然会引起成本增大，如果全部政府管制成本通过价格转稼给消费者，自然垄断的平均成本由于政府管制成本的增加而增加。如果政府管制引起的成本负担，比不实行管制时的垄断价格下的生产者剩余和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即政府管制收益小，则实行政府管制是有意义的。反之，这种管制是没有必要的。（植草益 ：《微观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149-150 ）施蒂格勒认为，如果管制成本小于消费者剩余增量与生产者剩余增量之和，则管制增加了社会福利，即管制成本是负的。如果相反，一产业通过管制获得垄断，管制的社会成本就是正的。如果相反，一产业通过管制成本小于消费者剩余增量与生产者剩余增量时，采取某项政策管制才是有必要的，反之，就没有必要。（乔治·J 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45） 即预计实行某项政府管制后，消费者支出的减少数量和生产者因效率提高而增加收益的数量的加总数以计算政府管制的收益，而以政府管制立法成本和运行成本等的预计加总数以计算政府管制成本，然后，通过对比政府管制收益与成本，以决定对特定领域是否值得采取某项政府管制，如果政府管制收益大于政府管制成本，则这种政府管制是必要的，否则，就没有必要采取政府管制。（王俊豪：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M] 商务印书馆 2001.28-29） 如我国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后，一方面可能解决一时的教育医疗经费不足够问题。但是另一方面，经过几年的实践，发现问题重重，由于相应的配套改革不能跟上，并不能如西方国家一样实行完全的产业化或市场化。目前教育部门和医疗部门已否认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改革基本失败。

市场经济学论文例7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市场营销交换竞争

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1999年,马克思被英国BBC评为“千年伟人”。作为一代伟人,马克思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对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整体。马克思经济学有别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更加明确地是指马克思本人在其有生之年确立的经济学基本范畴、方法和结构的总和。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不仅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为我们留下珍贵遗产,而且还形成了马克思市场营销思想,这对市场营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马克思关于交换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对交换做了较多的阐述。马克思指出:“分工和交换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这表明马克思对分工有足够的认识,因为分工的不同产生了交换。在存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交换是可能产品向现实产品转化的基本途径。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产品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的,不再是为了它同生产者直接个人关系而生产的。”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对交换的重视,因为交换是经济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这种物与物或通过货币为媒介的物与物的交换,都是劳动交换。而交换是市场营销的核心内容。马克思还指出:“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就形成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在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条件下,任何商品生产商和经销商,都是为他人需要而生产和经销商品的,都要通过交换实现价值增值和经营目的,以保证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实现。

二、马克思关于产品实现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产品必须满足市场的需要。马克思指出:“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这表明,只有消费才能使产品最后完成,才能使潜在产品或可能产品变成现实产品,这个过程是一个由商品变货币的过程。马克思的论述指出了企业市场营销活动必须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调研,根据消费者需求来设计产品,组织产品生产,这样才能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也为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指明了方向,使人类社会做到可持续发展。马克思还指出:“要生产商品,它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所阐述的使用价值,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是否有用,商品质量好坏,而是产品的整体概念———消费者购买产品所追求的利益(核心产品)、产品的物质形态(形式产品)、消费者得到的销售服务与保障(附加产品)、消费者在购买该产品时期望得到的与产品密切相关的一整套属性和条件(期望产品)以及消费者购买产品包括所有附加产品在内的可发展成为未来最终产品的潜在状态的产品(潜在产品)。也就是说,生产者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还要生产满足市场需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实际就是市场营销观念的问题。即生产者要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安排产品的生产,合理配置企业的资源。只有生产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才有可能使生产的产品具有一定的价值,进而实现其价值。

三、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理论

马克思指出:“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马克思的论述表明,竞争是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因此,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要有适当的竞争。马克思还指出:“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在这里,马克思着重强调了市场经济是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的,一个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迟早会被淘汰。在市场经济中,没有竞争也就无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调控经济运行过程只有在竞争前提下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竞争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基本制度原则。竞争本质上体现的是竞争者相互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经济利益关系。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这表明,一种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相对于竞争者的同类产品而言的。今天你生产的产品能比竞争者的产品更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明天可能竞争者生产出了更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这样,你生产的产品就被排挤掉了;再有,企业本身的资源也在发生变化,今天的资源生产的产品,明天可能就被新材料、新技术生产的产品所淘汰。值得指出的是,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会引起消费者消费倾向的变化,从而引起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由此,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要使产品符合日益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就必须研究市场,研究消费者的需要,不断进行市场创新,产品创新。综上所述,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论述,对准确理解市场营销理论,唤起企业、政府对市场营销理论的研究与重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市场营销”这个术语,但他对市场营销理论的认识,对其重要性的阐述,要比现代西方市场营销学者的论述更深刻、更全面。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是创立市场营销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

2.杨春峰.《资本论》选编[M].人民出版社,1997

市场经济学论文例8

生活在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全部信息，更不会花心思思考获取信息的方式，轻松快捷是当代人的追求，所以互联网就成为了当代年轻人获取信息的首选方式，网络浏览、手机阅读等已在全国范围内被接受。同时，很多大型数据中心都设立了全文期刊数据库，并为很多高校图书馆提供数据检索等信息服务，这些功能有利于培养高校学生网上阅读的习惯。还有数据显示，很多高校近年来在图书馆等场所大量增设电子阅览设备，而在图书阅览室的阅读人数在逐年下降，网络下载量和在线检索量的逐年攀升也证实了上述现象，这对纸质学术期刊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并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长期存在。由于传统学术期刊的读者往往都是单纯地就一个特定的问题进行系统化阅读，纸质期刊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然而对研究型的读者而言，他们则更加钟情于数字式阅读，这样有助于他们在较短时间内获取所需的信息。读者获取信息的方式由“阅读报纸”向“浏览网页”的转变无疑为学术期刊的生存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期刊编辑的办刊理念、工作能力跟不上时代变迁的节奏

传统纸质期刊的出版只需要保证期刊内容就好，对技术并没有太多要求，循规蹈矩，按照操作规程处理就可以完成期刊出版。但是，在现如今这个信息化极度发达的时代里，没有技术是很难顺利地完成一份工作的。为了生存，学术期刊必须走数字出版之路。对于数字期刊，期刊内容是出版物的根本，而技术则是方法和手段，为出版物内容选取、加工编辑以及推广传播服务。为了谋求生存，学术期刊必须在重视内容的同时，引进先进的技术，采用全新的理念，尽可能地满足阅读者的需求，也只有这样，学术期刊才不会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被淘汰。很显然，面对近期读者阅读习惯的巨大转变，期刊编辑人员的理念和能力还并没有转换过来，所以在满足客户需求方面，即服务方面，还存在很大的不足。

以往，传媒置于信息传播的中心位置，具有强大的统治能力，传统媒体可以自主地决定传播内容和传播渠道。而在当前的新信息时代，传统媒体的传播力和控制力也已被大大地削弱，在内容选取和版面设计等方面都不得不面对受众和市场的选择，以他们为中心，因而在自身地位和功能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以数字平台为基础实行期刊出版和销售时，部分学术期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媒体的传播习惯和传播理念的制约，在编辑处理和期刊出版发行工作中忽视读者提出的诸如用户体验等新要求。[3]此外，部分学术期刊也并不重视新型媒体技术的综合应用及资源整合，譬如在学术期刊的内容筛选和信息融合方面，投入大、效果小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改善。很显然，编辑的地位和功能在新信息化时代并没有及时转变，思想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没有在实际行动中得以体现。

二、市场条件下学术期刊经营的改革与创新

期刊行业面临的困难越多，对行业提出的挑战越艰巨，行业的生长空间也就越广阔。为了适应新时代网络阅读的环境，数字出版必须适应市场化需求。为此，学术期刊经营必须要针对当前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作出相应的改进和创新，以求得长足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一）改进学术期刊经营的思维方式

首先，要在了解政治导向的情况下促进思维方式的解放。期刊出版工作者和社会主义科研人员首要坚持的标准就是政治导向，其主旨是坚决不能背离党的宗旨、损害人民根本利益和危害国家经济建设等原则性问题。就新时期改革条件下，学术期刊工作人员要强化科研工作致力于服务人民和社会的思想，形成刊登精品文章、创办品牌刊物的意识，同时坚决实行“学术立刊，质量至上”的办刊策略，树立创办名刊的远大理想。[3]其次，要加强国内横向交流以及开拓国际视野。尽管所有期刊都沿用了类似的办刊理念，但各地各期刊的办刊水平依然良莠不齐，存在很大差距，各办刊单位应该增加横向交流，多多分享经验，互相学习，以求得到合作共赢的成效；与此同时，由于国际上数字出版的技术已经高度成熟，为了与时代接轨，实现国际化，学术期刊必须开拓视野，力争早日达到国际办刊水平。再次，要学习企业经营的成功案例和有效的管理模式。学术期刊市场化了，那么就必须采用企业经营模式，以求在发行方式、竞争评奖、组织稿源等方面取得相对优势；同时，为了迎合知识经济时代的需求，应该对学术期刊采取信息化管理。

（二）改变学术期刊经营的目标

首先，学术期刊应该致力于变身成为科研素材的数据库。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很多科研工作者对搜集整理信息这项工作是相当排斥的，他们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来处理这些琐碎的小事，如果学术期刊能够做好信息分类工作，方便他们适时使用，那么他们自然会很重视学术期刊。其次，应该营造并提供青年学者发展成长的平台。学术期刊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引导青年学者关心社会问题，探索解决方案，提供他们一起交流学习的机会，定期开展一些学术交流活动，激发他们的思维，提供他们展示学术、科研成果的机会，帮助他们快速成长。再次，应当致力于成为学术成果展览馆。[4]认真组稿排版，办良心期刊，努力打造国内一流期刊。与此同时，积极争取被重要文献检索系统收录的机会，创建高端学术研究基金，吸引优秀学者，开展高质量的研究，推动学术发展。最后，要努力组建面向社会的科研学术智囊团。完善专业学科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平台功能，以及整体研究动态监测功能，积极接受科研团体的课题委托；效仿其他产业，聘请专家提供咨询，增加在线咨询服务，接受外界对学术性问题的咨询，使读者与期刊工作者直接进行交流；与相关政府机构保持联系，了解政治导向的同时也为政府提供一些决策性意见，使学术期刊能够顺应社会潮流的发展。

（三）培育熟悉数字出版的全面型人才

前文已经提到，我国当前非常缺乏深谙数字出版的编辑人才，愿意接受这份工作的人能力不够，足以担此大任的人又不愿意屈就，导致学术期刊行业的人才比例严重失调，数字出版的严谨性、专业性、规范性等方面无法得到保障。无论是内容还是包装或者推广，都呈现出一种技术缺失的状况。数字出版不同于传统出版，它需要既懂得数字技术，又对传统出版行业了如指掌的人才，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懂得经营、擅长市场运作。[5]显然，这一类复合型人才为数不多，如果没有丰厚的待遇是很难将他们留在学术期刊行业。因此，必须多多培养此类人才，并不断改善学术期刊行业的结构，以吸引复合型人才的加盟。

市场经济学论文例9

科学发展观是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战略指导思想。它是在总结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建设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的与时俱进。建设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本质要求。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长期艰辛探索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为核心的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提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是在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有两个重大失误：一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方法不对头，搞“”、“一大二公”等。由于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我国的发展走了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立了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历史新时期，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出蓬勃生机和活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适应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等重大发展战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深化了。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使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二）科学发展观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以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坚持、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出的进一步的回答。

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第一要义，离开发展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发展不快不是社会主义，发展不好也不是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硬道理”。实现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更好更快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安身立命之本，是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是要追求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发展、又好又快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目的有了更清醒的把握，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创造人人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内涵有了更全面的概括，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规律有了更科学的揭示，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方式有了更明确的规定。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创举。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各方面的发展，都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今后能否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关键也在于能否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得更好。科学发展观既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理论升华，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选择。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是人类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给我国经济社会注入了以往一切时代都不可比拟的生机和活力，使市场不断扩大，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分工协作日益发展，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社会财富竞相涌流。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社会主义能够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并取得成功的明证。但是，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市场机制主要解决的是经济效率问题，而不能解决事实上的社会公平问题。在分配关系、就业保障、公共福利、经济秩序、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领域，市场往往是失灵的。我们党在确定改革目标时就明确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始终注意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保持和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二、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为我们提供了更好地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最大限度地克服市场机制的自身弱点和消极方面。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就应该体现在这里。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公有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离开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就无从谈起，科学发展观也不可能得到落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加快生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条件。“两个毫不动摇”不可偏废，决不能只抓一个而忽视另一个。只有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集体经济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和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不断增强公有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创造精神，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建设，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发展，最终实现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只有积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才能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二）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分配问题至关重要，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极其重要的方面。正是由于我们坚持了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才使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如果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可能使百分之几的人暴富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的生活富裕问题，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在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下大力气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只有不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才能既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又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从而振奋起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

（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正确处理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宏观调控体现国家意志，保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促进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并且有效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周期性起落，总体上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势。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和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的经济体来说，是一个奇迹，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巨大威力。我们既有抑制经济过热、实现“软着陆”的成功经验，又有克服经济紧缩、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成功经验；既战胜了各种国内困难，又有效应对了种种国际风险。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等基本国策，都是国家从全局出发调控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也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才可能实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家的宏观调控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一方面要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一定不要管，真正交给市场；另一方面要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不断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把政府应该管的事真正管住、管好，抑制市场机制的盲目性，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只有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才能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三、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基本的经验。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根据我国发展出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指导思想，极大地推进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其中尤其以科学发展观的作用最为突出。科学发展观是具体的发展的科学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实现四个方面的转变。

（一）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当前，某些地区和部门领导干部头脑里的发展观念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有的依然把“发展是硬道理”简单地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有的依旧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为“以速度为中心”。还有的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追求产值，甚至弄虚作假，贪大求洋，热衷于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借“统筹”之名搞新的形式主义，如有的打着“统筹城乡”和“城乡一体化”的幌子，动辄提出搞什么“国际一流”、“超一流”，歪曲和背离科学发展观的真正内涵；有的热衷于贴“标签”、炒概念，以口号代替对“五个统筹”的具体贯彻落实。这些情况表明，转变发展观念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二）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必须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一项重点任务来抓，真正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之上。一是要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要抓住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调整重组和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机遇，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从本地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既具有地方特色又具有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二是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要按照更多依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强化创新意识、完善创新机制、培育创新人才，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努力掌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利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三是要把节约能源资源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办法。要坚持开发节约并重、节约优先的原则，在生产、建设、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厉行节约，逐步形成节约型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着力推进以下几项改革：一是要深化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等改革，从体制上解决产业结构趋同、增长方式粗放、低水平扩张的问题。二是要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有序推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引导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合理配置，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三是要深化社会领域的改革，推进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体制改革，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四是要推进劳动就业和社会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为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创造条件。

（四）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体制创新，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努力形成一整套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一是要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真正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二是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按照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要求，积极推进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股份制改造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步伐。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督，使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三是要积极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要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封锁，完善商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四是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支持企业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商品和服务出口，严格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的出口，把引进外资同提升国内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结合起来，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企业改革改组改造结合起来，着重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

四、科学发展观是我国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我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进而要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不仅要解决近30年来快速发展所积累的大量矛盾和问题，还要解决好今后十几年、几十年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解决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要求我们必须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具体来讲应做到四个坚持。

（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具体落实到定量化的指标上，就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达到40，000亿美元，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这个定量化的指标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全面发展；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基础上，推进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方面体制改革的配套进行。

（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性。我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由来已久，当前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仍然很大。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解决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的迫切需要。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二元结构的特征极为突出，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现象决不是在短时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根据有关专家测算，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前，我国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仍将难以根本扭转，而且，由于我国面临着国际上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和在国内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双重任务所造成的两难选择，实现我国的协调发展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是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长期艰苦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因此，坚持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

（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性。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解决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改变不会一蹴而就，制约我国发展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还将加大，实现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按照国际上判断发展可持续性的标准，扭转我国可再生资源消耗速率大于可再生资源开发速率、不可再生资源消耗速率大于可再生资源消耗速率、环境污染排放速率大于环境对污染吸收速率的局面，还是一个要经历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而且随着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的高峰，能源、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将日益突出，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将是我国发展长期面对的突出矛盾。这些事实表明，坚持可持续发展，解决好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将是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始终的要求。

（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期性。我们只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素质，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切实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由此可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我国当前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指导思想，而且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唯其如此，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落在实处，才能真正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下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科学发展观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就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思想，不断推进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科学发展观极大地深化了对人类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出了重大理论创新，为实现在我国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市场经济学论文例10

2.分析問題

2.1澳门旅游购物市场现状

澳门，占地面积不到30平方公里、人口约55万人，2008年访澳人数达到30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11%，其中内地游客占到58%；旅游总收入为165亿美元，其中，收入是134亿美元，占81%[2]。在一国两制、澳人治澳方针指引下，澳门政府除了优化业外，还致力于大力发展多元旅游和会展业，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澳门有识人士清楚地意识到，一味发展业不是方向。澳门中旅董事长陈志杰认为，澳门是一个多元社会，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和几百年的西方文化在澳门共同交融成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澳门应该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以吸引包括内地居民在内的世界各地游客来澳门旅游观光。虽然澳门已经把目光瞄准了旅游市场，但内部的一些突出问题不解决，也很难在短时间内使旅游购物产业创效。

2.2交通方面问题

影响旅游购物市场发展的因素很多，交通是一个很重要的制约因素。对于旅游城市来说，首先应该解决的就应该是交通问题，这样才能接待更多的游客，方便客人的出入。澳门的交通构成有航空、公路和水运。但在看似齐全的交通方式背后依然有许多问题。航空方面，机场位置偏远，与国内外主要旅游城市缺少对开的班机等。公路交通方面，澳门市内旅游景点颇多，但比较分散，而澳门市内各景区之间的旅游道路建设以及市内景区间旅游公共交通的设施却很不完善，经常令外来游客叫苦不迭。水路方面，虽然澳门滨海，但目前还未有较为完备的水路旅游路线规划，对于发展水上旅游未起到促进和拉动作用。旅游与交通的关系非常紧密，交通方面的这些问题很大地制约了澳门市旅游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不解决，很难相信澳门的旅游业发展和旅游商品流通会顺畅得起来。

2.3旅游商品的提供问题

尽管澳门市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但旅游商品的发展却很不尽人意，这与长期以来只重博采与忽略旅游事业有关。长期以来，澳门在发展旅游上，有较重的重博采经营，轻旅游商品开发的倾向。在开发旅游项目中，没有真正树立大旅游观念，没有把旅游商品的开发列入旅游业重要内容来研究落实，甚至没有纳入当地旅游发展建设规划，因而缺乏具体生产组织配合以及成型的销售渠道，造成旅游商品的开发、销售脱节，创造不出真正成熟的名优品牌。

2.4旅游购物环境问题

旅游购物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旅游者购物的多少，良好的旅游购物环境可以增加旅游者的购物欲望。旅游购物环境可以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两方面。澳门市的旅游商品市场发展缓慢，跟它的购物环境差也有密切的关系。硬环境方面，澳门市的购物场所少而散，比较集中的购物场所是官司街，而且是经营食品的街道，在其中经营的商户良荞不齐，未形成有规模的旅游购物中心。软环境方面，旅游业作为服务行业，要求旅游从业人员具有服务意识，但澳门市的旅游从业人员收“回扣”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在旅游过程中，导游有目的的引导游客消费，增加购物次数和时间，从而导致游客对购物产生抵触情绪，反而降低了旅游消费中的购物支出。

3.研究資料(文字及圖像數據)

3.1澳门具备良好的旅游购物市场开发基础

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至2008年底，澳门拥有三星级以上酒店57家，平均房价101美元。近两年，金光大道板块的1400间客房的银河度假酒店和2300间客房的梦幻之城都将建成开业，澳门旅游的推广口号是“缤纷世界，澳门就是与别不同”，目标是旅游产品和客源市场的多元化，特别是要以庆祝澳门回归10周年为契机，大力刺激澳门会展旅游。另外，威尼斯人酒店2楼的大运河景点十分合适家庭游，中心广场内的街头演艺表演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运河两侧的国际一线品牌的专卖店也能让人流连忘返。澳门官也街是一条长不到100米、宽不到3米的“老街”，但积聚了众多的澳门食品店，包括杏仁饼、紫菜蛋卷、猪肉脯等价格大众化的旅游商品，也是澳门的一大旅游资源。自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澳门历史城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澳门旧城区的大三巴牌坊、妈祖阁、郑家大屋、何东图书馆等20多处历史建筑日趋成为众多游客的寻访之地。

3.2澳门具备雄厚的旅游购物市场开发潜力

澳门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珠三角，大力推介粤港澳“一程多站式”的主题旅游路线，并以此做为吸引，可以辐射到大陆内地、台湾以及周边的中东及俄罗斯和越南等地。同时，澳门在世界旅游城市中，拥有较高的知名度，有东方的拉斯维佳斯之称，澳门以其独特的经营模式，已经拥有较高的知名度，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强烈的现代城市气息，让游客们流连忘返。有了游客就有了可能的市场，这是开发澳门旅游购物市场的基础。同时，旅游者普遍的强烈购物心理更为澳门购物市场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支持和源泉[3]。事实上，每个出来旅游的人都有购买纪念品及特产的愿望，哪怕是平时很节省的人也不例外，关键是纪念品本身有没有足够的吸引力，有没有特色，具体实用不实用倒是次要。据调查，绝大多数在旅游景点非常冲动去购买的纪念品，在时过境迁之后却被弃之一旁，但下次再去旅游时又忍不住再去购买。

4.評估解決問題方法

4.1完善城市交通，重新规划设计，以方便游客为目的

航空上要与国内外主要旅游城市或旅游中心城市通航，为更多的游客入澳提供快捷通道。公路上主要是完善临街的美感，方便游客在各大旅游景点之间的通行，增加公共交通工具的运行时间，保证游客的出行需求。水路交通应是城市开发的重点，应统一规划水上旅游的路线和景观，开发钩鱼岛、阳光海滩以及水上餐厅和宾馆，让更多亲水的游客能在其中获得更大的乐趣，并以此促进澳门旅游业的纵深发展。

4.2开发旅游商品，丰富购买选择，以形成消费的吸引

上文中提到，澳门应该大力发展文化旅游。文化乃旅游之魂，是旅游产业的内核和推进力[4]。文化与旅游结合的难度在于其商业化的运作，旅游产业是经济产业，它必然要用文化作为载体制作成产品来销售。但文化又是一个民族千年文明的沉淀和表征，它不是、也不能作为简单的商品进行纯市侩式的交易。所以当旅游与文化结合、并走向市场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旅游文化产品既不能低俗地贱卖，又不能高雅得脱离现实太远而无人问津，这就需要寻找两者最佳的结合点，这是澳门旅游文化开发成功的关键。为此，澳门应把旅游商品的开发定位于中西方文化的结合点，形成具有澳门独特城市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旅游文化产品。可以开设画廊、办画展等，让游客更多的了解澳门。并要着力挖掘澳门的深厚文化内涵，在澳门中心街道建成一条历史街，把澳门的历史和今天用图文或建筑的形式向流客展示。并要大力开发澳门的美食和服饰，形成澳门的特色景观，并尽快打造多个商业购物中心区域，让游客产生更多的消费场所和购买欲望。

4.3扩大旅游资源，体现城市特色，以提高城市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