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论文例1

（1）水景旅游资源

水景旅游资源包括：一，江河旅游资源：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钱塘江，二，湖泊旅游资源：杭州西湖、洞庭湖、太湖、青海湖，三；泉水旅游资源：华清池、中泠泉、安宁温泉、趵突泉。四，瀑布旅游资源：黄果树瀑布、壶口瀑布、吊水楼瀑布，五，海滨旅游资源：北戴河海滨、青岛海滨、三亚海滨、大连—旅顺口海滨。

(2)动植物旅游资源

动植物资源经开发成为游人的一个观赏游乐项目,即成为生物景观。生物景观是旅游资源中最活跃，最有生机的要素。动植物是自然环境的主体，也是自然景观的主要樗，因其具有地带性和区域性特点，常形成某一区域独特的景观。生物可以美化，净化和水活化环境。

植物具有装饰山水，分割窨，塑造意境，美化环境的功能。植物是大自然的毛发，风景区的容貌，古有“山无林则不秀，不生，不幽“之说。风景区内幽明，疏密，藏露，虚实，开合和动静对比的效果，一般有赖于林木花草的配置。植物的美感，表现在千变万化的形态，滨纷的色彩，馥郁诱人的芳香，以及古老稀有，奇特，光彩等诸多方面。

1，植物资源

我国是世界上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植物总数达到4.3万种，其中种子植物就有25000种以上，仅次于马来西亚和巴西，居世界第三位。我国也是世界上经济植物最多的国家，许多植物不仅原产我国，现已引种到国外。例如，全世界现有裸子植物12科，约800种，而我国就有11科，约240种，它们多是经济用材树种。我国的银杏、水杉、水松素有三大活化石之誉，1956年发现的银衫是又一种活化石。此外还有很多特产树种，如金钱松、油杉、白豆杉等。

在被子植物方面，就经济植物来说，稻、小米，早在数千年前已有栽培。豆类中的大豆原产于我国。果树中的桃、梅、梨、板栗、枇杷、荔枝、杨梅、桔、金柑皆原产于我国。

蔬菜作物方面，我国是蔬菜种类最多的国家。在特产经济作物方面，原产我国的有茶、桑、油桐、大麻、香樟等。药用植物方面，人参及数千种中草药更是宝贵的财富。在蕨类、藻类、苔藓及真菌中，也有许多特产的属种。

另一方面，我国地域辽阔，几乎可以看到北半球各种植被类型。最北部的大兴安岭、长白山一带分布有落叶松、云杉、红松，林下还分布我国闻名中外的药材---人参。

华北山地和辽东、山东半岛一带，是全国小麦、棉花和杂粮的重要产区，还盛产苹果、梨、桃、葡萄、枣、核桃、板栗等。

广阔的亚热带地区，是水稻主要产区；还有银杏、水杉、银杉、毛竹、油茶、油桐、乌柏、漆树、杉木、马尾松等。

粤、桂、闽、台和滇南部的热带地区，有菠萝、甘蔗、剑麻、香蕉、荔枝、龙眼、芒果，还有橡胶、椰子、咖啡、可可、胡椒、油棕、槟椰等经济作物；特别是花卉更是闻名于世。

东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禾本科、豆科牧草，营养价值高，是畜牧业主要基础。

青藏高原有青稞、冬小麦、荞麦和萝卜，新疆、甘肃、青海有我国最优质的长绒棉，还有葡萄、西瓜和哈密瓜；戈壁滩上有沙拐枣和麻黄。

2，动物资源

我国幅员辽阔，地貌复杂，湖泊众多，气候多样。丰富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无数的珍稀野生动物，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动物种类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我国约有脊椎动物6266种，占世界种数的10%以上。其中兽类500种，鸟类1258种，爬行类412种，两栖类295种，鱼类3862种。许多野生动物属于我国特有或主要产于我国的珍稀物种，如大熊猫、金丝猴、朱鹮、普氏原羚、白唇鹿、褐马鸡、黑颈鹤、扬子鳄、蟒山烙铁头等；有许多属于国际重要的迁徙物种以及具有经济、药用、观赏和科学研究价值的物种。这些珍贵的野生动物资源既是人类宝贵的自然财富，也是人类生存环境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3）园林旅游资源

苏州园林在一定的地域运用工程技术和艺术手段，通过改造地形、种植树木花草、营造建筑和布置园路等途径创作而成的美的自然环境和游憩境域，就称为园林。苏州是中国著名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人间天堂，园林之城”的美誉。这里素来以山水秀丽，园林典雅而闻名天下，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美称。苏州古典园林“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有灵泉之致”，1985年，苏州园林即被评为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

既有湖光山色、烟波浩淼的气势，又有江南水乡小桥流水的诗韵——素有“江南鱼米之乡”之称的苏州富饶美丽，是中国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苏州自古以来就是江南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格局保持完整，山明水秀，自然景观独具特色，是著名的旅游胜地。闻名遐迩的苏州园林采用缩景的手法，给人以小中见大的艺术效果，为苏州赢得“园林之城”的美誉。

苏州地处温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均降水量1100毫米，年均温15.5℃，1月均温2.5℃。7月均温28℃。苏州市隶属于两个省一级的自然地理区：沿江三角洲平原地区和太湖平原地区，分属于4个二级自然区：沿江平原沙洲区、苏锡平原区、太湖及湖滨丘陵区、阳澄淀泖低地区。地貌特征以平缓平原为上，全市的地势低平，自西向东缓慢倾斜，平原的海拔高度3～4米，阳澄湖和吴江一带仅2米左右。

（4）长城

长城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也是与埃及金字塔齐名的建筑，还是人类的奇迹。在遥远的两千多年前，是劳动人民以血肉之躯修筑了万里长城。长城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为了防御别国入侵，修筑烽火台，并用城墙连接起来，形成最早的长城。以后历代君王几乎都加固增修长城。它因长达几万里，故又称作“万里长城”。据记载，秦始皇使用了近百万劳动力修筑长城，总占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当时没有任何机械，全部劳动都由人力完成，工作环境又是崇山峻岭、峭壁深壑，十分艰难。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甘肃嘉峪关，东至鸭绿江。从东向西行经10个省区市。长城的总长度为88518000米，其中人工墙体长度为6254239.662米，堑壕和天然形成长度为25942342.265米。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历时达2000多年，总长度达532万米以上。我们今天所指的万里长城多指明代修建的长城，它西起中国西部甘肃省的嘉峪关，东到中国东北辽宁省的鸭绿江边，长635万米。它像一条矫健的巨龙，越群山，经绝壁，穿草原，跨沙漠，起伏在崇山峻岭之巅，黄河彼岸和渤海之滨。古今中外，凡到过长城的人无不惊叹它的磅礴气势、宏伟规模和艰巨工程。长城是一座稀世珍宝，也是艺术非凡的文物古迹，它象征着中华民族坚不可摧永存于世的伟大意志和力量，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整个人类的骄傲。

长城连续修筑时间之长，工程量之大，施工之艰巨，历史文化内涵之丰富，的确是世界其他古代工程所难以相比的。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评论长城时说：“中国最有名之工程者，万里长城也。……工程之大，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参观了长城后说：“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造得出这样一座伟大的长城。”所以说，长城作为人类历史的奇迹，198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之无愧。

如此浩大的工程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因而在几百年前就与罗马斗兽场、比萨斜塔等列为世界中古八大奇迹之一。

（5)故宫

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也称“紫禁城”。居住过24个皇帝，是明清两代（公元1368～1911年）的皇宫，现辟为“故宫博物院”。

自明代皇帝朱棣在夺取帝位后，决定迁都北京，即开始营造紫禁城宫殿，至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落成。依照中国古代星象学说位于中天，乃天帝所居，天人对应，

是以皇帝的居所又称紫禁城。故宫占地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共有殿宇8707间，都是砖木结构、黄琉璃瓦顶、青白石底座饰以金碧辉煌的彩绘，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建筑群。故宫四面环有高10米的城墙，城墙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城外有一条宽52米、长3800米的护城河环绕，构成完整的防卫系统。故宫总体布局为中轴对称，布局严谨，　故宫文化，是以皇帝、皇宫、皇权为核心的帝王文华、皇家文化，或者说是宫廷文化，而代表皇权的莫过于宝玺。

明朝二十四国宝，清朝二十五国宝。　故宫的建筑依据其布局与功用分为“外朝”与“内廷”两大部分。“外朝”与“内廷”以乾清门为界，乾清门以南为外朝，以北为内廷。故宫外朝、内廷的建筑气氛迥然不同。

中国地理论文例2

表一:国文教材课文篇目一览(见文末)

表二:现代文与文言文在各册中的分布

从上述两个图表中可以看出:高中国文教材中,现代文约占三成,文言文约占七成。并且随着年级的升高,文言文所占的比例大体上也逐步增大,这也体现了台湾地区十分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现代文在选材上多注重文章的生活色彩,注重启发学生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和思考。这样的课文编选,一方面与台湾地区的历史文化特征有关,另一方面也有其心理学依据。

一、选文贴近学生不同的需要层次

20世纪50年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在美国兴起。它是一种以研究人的本性、动机、潜能、经验以及价值为主的心理学新思潮。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把人的需要分为两类:基本需要和成长需要。基本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及尊重需要;成长需要包括认知需要、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马斯洛认为,人类需要的发展是一种连续的、重叠的、波浪式的演进过程,即不同层次的需要可以同时存在,高层次的需要并不一定在低层次需要被满足后才出现。

中国地理论文例3

一、在中国经济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人文素质是时展的需要

所谓人文素质，是指人们在人文方面所具有的综合品质或达到的发展程度。而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简单地说，就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的教育。经济地理是地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区域经济活动与生产布局，研究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经济发展的部门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形成、发展、变化的规律。中国经济地理一般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在各高职院校商贸、财经类专业开设，从其教学内容看，主要包括我国地理位置、资源、人口、工农业生产布局、商业、交通运输、旅游等方面的知识，这些内容综合性增强，人文地理知识的比重大，这就决定了该课程在培养学生人文素质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所没有的独特优势。钱学森教授指出：“地理科学是与社会经济各方面都有密切联系的一大科学部门，是人类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在意识和精神层面上的需求不断增加，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理想社会，成为全社会奋斗的目标。党的十八政治报告也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然而，由于高职院校自身的特殊性，我国高职院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现状不容乐观，人文素质教育尚存在较大差距，表现在不少学生行为不文明，社会公德意识淡薄，人文素质水平不高，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成长与成才。因此，在高职中国经济地理教学中，努力挖掘地理学科的人文因素，加强对高职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需要，也是地理教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二、中国经济地理课程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内容

1.爱国主义情操教育

爱国主义一直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学科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渠道之一。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品质，党的十也号召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中国经济地理课的许多章节都有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在教学中让学生通过对我国生产布局的区域差异和对国土整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了解，使学生深化对我国国情、国力以及国策的全面认识，进而达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素质教育的目的。如在讲到我国农业生产布局时，教师就要给学生讲清楚，农业生产对于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有多么重要。而我们国家在20世纪末就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到2020年我国人民的生活将达到小康水平，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是一个让世界各国都为之惊叹的奇迹。另外，由于我国有典型的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在这种气候的影响下，我国种植农作物的界限是最靠北的。我国植物种类繁多，在历史上对世界农业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在讲授轻工业地理时，教师要使学生充分了解我国手工艺品生产的精湛技艺和悠久的历史，四大名绣、四大名锦、文房四宝、三大特种手工艺的生产早已名扬四海，它充分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通过上述内容的讲授，教师让学生了解并感受到我们祖国的伟大，从而更加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

2.环保意识教育

地理环境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环境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提高地理环境意识，加强环境保护教育，是新时期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地理教学中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现代工业由城市到乡镇遍地开花，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我国工业发展较晚，许多地区在发展当地经济时因缺少基本人文地理知识，生态环境意识淡薄，急功近利，往往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加速经济发展，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当前，环境、资源、人口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需要很好解决的问题，建立生态、低碳、环保经济才是我们正确的发展之路。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在中国经济地理教学中，我们要重点介绍我国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工农业、交通运输业等部门的布局，这些部门与环境关系密切，有许多环境保护方面的案例。在教学中，教师可通过典型环保案例的讲解，指导学生重点分析我国生态环境的严峻状态及治理措施，从而使学生产生一种责任感，能够自觉地用科学的环境观、资源观来处理生活中的问题，能运用地理科学观念，对人类与环境之间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规范自己的行为，理解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地区性；关注全球命运，树立关心全球的责任感和伦理观。

3.可持续发展观念教育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协调与优化控制人地关系，而协调人地关系正是地理科学研究的传统主题。可持续发展是地理学科教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在经济地理教学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观是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国际环境教育的要求。而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农业、工业、交通、通讯、能源生产与消费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中所涉及的内容与中国经济地理的主要教学内容紧密联系。这就为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提供了较好的素材，通过学习可以使学生充分理解我国现行的矿产资源开发规定、人口政策、环保政策，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人口观、环境观以及可持续发展观念，更加积极地参与协调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活动，实现党的十提出的“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目标。

三、经济地理教学中人文素质的培养方法

1.将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渗透于经济地理教学过程之中

教师应把人文素质教育与经济地理知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地理学科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教学内容中挖掘教育素材，寻找素质教育与地理知识教育的结合点，把人文素质教育内容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例如：结合我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的讲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以结合环境、资源与人类的关系等内容的讲解，对学生进行环境保护意识的教育；我国许多煤炭生产地利用塌陷地建起了湿地公园，这样既合理地利用了空间，净化了水质，也发展了当地的旅游业。在讲农业地理时可结合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利用桑基鱼塘发展生态农业的例子，对学生进行循环经济教育。教师必须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注意学习、注重积累，及时捕捉新的知识、信息，使教学内容与时俱进。在经济地理教学的具体过程中，教师要恰当地选择课程资源，如教材、电影、多媒体课件、录像、图片等，丰富课堂教学。教师要自始至终贯彻人文素质教育的思想，要培养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使学生的日常行为能自觉维护社会公德，能正确处理人地关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2.寓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于社会实践之中

经济地理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科学，许多教学内容与社会实践联系密切。教师要把人文素质教育融入到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使人文素质教育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同周围所见所闻的事物联系，同当地和祖国的生产建设联系，同国内、国际时事的热点、焦点联系。如：通过社会实践、春游等活动，让学生在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中、在新旧道德观的碰撞中，通过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借以了解乡情、国情，认识自然，使学生感悟人口剧增、资源破坏、环境恶化、生态危机造成的不良后果，引起他们深刻的思考，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地理伦理道德观。另外，教师还要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在课堂上进行有关地理问题的讨论和演讲，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引导学生有计划地参与社区环境与发展的考察、植树造林、清除污染等各种环境保护活动，使学生受到实际参与的教育和训练，以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教学内容要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密切结合，要把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及时引入课堂教学当中。

3.寓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于课外活动之中

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经济地理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和延伸。在经济地理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在课外活动时间组织经济地理知识竞赛、举办经济地理墙报、举行地理演讲等课外活动，对学生进行地理人文素质教育。针对日本政府对我国上演的购岛闹剧，以及我国在南海维护等问题，教师可以举行“爱我海洋国土，保卫我神圣海疆”主题报告会等，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也可以结合每年的“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利用校园网举办低碳、生态、环保、循环经济等专题讲座，开展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和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进行野外考查、旅游、社会调查等，通过多种渠道丰富学生地理知识，培养学生动手和实践能力，使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实践，既增长地理知识，又受到爱国主义教育。

中国地理论文例4

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可谓是从现实生活立足的具有实用体征的内容与形式融和贯通的哲学思辨体系，更注重艺术理应遵循于特定的伦理学和美学的价值规范。可以说，“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潜质”，也是华夏审美文化的“中坚思维”，它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成为文化艺术精神流变的一种支配力量与文化底蕴，始终渗透于中国地方戏审美的诸多时空。

    一、中国地方戏“天人同构”艺术精神的文化底蕴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精神秉承传统文化“大一统”思想的审美观照，蕴涵着独特自然生命的艺术范式。它反映在音乐艺术上则强调一个“和”字，即要综合“五声、六律、七音、八风”诸种因素以及，清浊、大小、短长、疾综、哀乐、刚柔等生命情慷。为此，“大音希声”、“至乐无乐”的形而上境界则随着音乐之和的世俗化，而采取了“以人合天”与“以天合人”的方式存活于戏剧王国。诸如:“大乐与天地同和”以及“天”、“地籁’.、“人籁”等艺术生命理念的诊释和体认，而其间最为典型化的审美表征就是“和”的文化折射。由此，从审美价值取向的角度观之，“和”可谓是华夏地方戏美学期待视野的终极目标，即“天人同构”是我国传统地方戏精神所追求的最佳境界。

    儒家文化强调音乐能反映世人的痛苦和欢乐，但在感情上却必须受到节制，不应该超越“中庸之道”的伦理准则。倡导形式与内容须统一，推崇“乐而不淫，衰而不伤”的稚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郑卫之声”等民间俗乐，故“恶郑声之乱雅也”。《乐记》云:“凡间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用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即言地方戏的根源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悄受到外界事物的激荡，“物动心态”是原始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观点。《乐情篇》云:“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盖言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而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而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由此，儒家的地方戏理论体系:首先充分肯定了戏曲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尤其在政治生活的价值。然在戏曲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标准上，内容的“善”、“和”应放在第一位，而戏曲艺术形式的“美”却放在次位。同时，审美主体视戏曲艺术为一种认识真理和穷极人生的最佳途径。子曰:“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比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由此观之，天下太平则礼乐并行，礼乐乃王政之本。对地方戏而言，从形而上的哲学高度必然要跌入以政治伦理为主导的尘世之中。于是.天在此时，变成王的代表，王者，即天也;而人，亦王也。在“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中，到孔子这里，通于“天、人”的“乐”，完成了与世俗的成功结合。

    道学文化却倡导“天人和合”乃是一种理想的超越的、超载客观世界的审美之境，形而上的追求是它的宗旨，其最典型表征就是“大音希声”、“至乐无乐”的生命境界。《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关涉到戏曲就是。

“大音希声”的美学哲理。老子主张“无为而无不为”，而“无为”即是“道”，然则“道”是先天地而生的成物之“母”。庄子则从崇尚自然的角度主张音乐美的本质表现为人的自然情性、抒发胸臆、娱乐人心。即戏曲美的最高准则是自然而不造作、朴素而不华饰，追求音乐能摆脱“礼”的束缚而合乎自然以及人的本性。由此，声音分为“人籁”、“地籁”、“天籁”，概指人为的乐音、风吹草动的声音、完全自然的音响，推崇音乐“听不闻其声，视之不风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然老庄的戏曲美学只是在逻辑上摒弃世俗之“礼”的内容，而作为中国地方戏美学的历史演绎却无法回避“礼与乐”的现实关联，即表征为以儒家为代表的戏曲审美思想对戏剧之“和”的世俗化与现实化的生命擅变。庄子《缮性》阐释了道家最具特色的戏曲美学观:“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一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礼乐偏行则天下乱矣。即称“道”恬静而无为、自然适性而淡和，故学道者以此为要，即可得真智和真性情。而礼乐同样应以“道”的恬淡平和、自然无为作准则，“中纯实而反乎情”，惟此音乐才能保持人的“纯朴”之性或免遭异化，方能使世间无君子小人、等级上下之分，人人平等，社会“一而不党”，不谋私利，无尔虞我诈，使人保持“天放”的本真性灵，从而使生命个性获得充分自由的拓展。闻一多称庄子为“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他那婴儿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惆怅，圣睿的憧憬，无边的企慕，无崖岸的艳美”又在后现代思想家“追逐那无家的潮水”的“流浪者的思维”中找到了知音。。可以说，庄子主张戏曲音乐源于大自然且是自然本身性情的自由抒发与生命体现，具有天然素朴的本真品格，如此的地方戏方是“道”的音乐，更是“天人合一”的大美至乐。可见，庄子以自然无为的审美人生方式，对束缚人性解放和钳制平等自由的等级社会、政治异化哲学给予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所表现出的对理想社会追求的炽热之情，也是“思想与文学、哲学与诗的奇妙的化合二。

    佛教文化则为世人重新认识世界以及自身与社会的解放给以博大而深刻的启迪，使戏曲音乐、艺术和人性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与自由超脱。为此，禅宗所崇尚的“悟”乃特指那种与众不同的、非逻辑的甚至非理性的直观思辨。禅学认为要认识自我的本性以及世界的本质就必须涤除支配世人日常生活的思维习惯，去寻找一种新的认知途径。禅者的“顿悟”正如白云禅师诗褐所体验:“为爱寻光纸上钻，不能透外几多难，忽然撞着来时路，始觉平生被眼瞒”。正像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词所描摹:“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即坦言一种豁然开朗的欣慰愉悦。可以说，《坛经》吸纳了印度佛教的“中道”范式，察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一如”的思维原则，拓展了“得意忘象”的直觉思维方式，它可谓是中国传统的直觉体悟思维模式的顶峰，也是中国传统心理文化的集中写照。它融汇印度佛教的“空、有二宗”及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中的“心性之学”，顺应着华夏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需求，从而构筑了一种以心性理论为核心的崭新的心理生活样式。其特质是:在“终极解脱”的人格理想的认知上，以彻底的中道原则，超脱了人类心理生活的一系列对立的心理生活观念，提倡“即众生而成佛”、“即烦恼而成菩提”、“即无明而成智慧”、“不舍生死而人涅架”的“超越精神”，并在“终极解脱”的人格理想的实践上，采取“顿悟”的方法，达到“自在解脱”、“无用之用”的“自由境界”。为此，惑能认为“悟”就是一种自在解脱的心灵状态，即所谓:“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常净自性，使六识从六门走出，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即是般若三味自在解脱”。它阐明了悟后之人在心灵上任运自在，于万法不取不舍、不离不染，即人伦日用之中而超脱于世俗偏执之外。在行为上则表现为“来去自由”的了无滞碍，此悟后光景实是世人尊崇的一种不著意、不计度、任运自在、一切放下的开悟解脱的自由生命的心灵妙境。

    二、华夏地方戏“夭人合一”艺术理念的生命情韵

    中国传统戏曲张扬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体认出炎黄子孙的情感、意志、力量、理想和追求。可以说，民族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道亮丽的景观，它折射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精神，透视了华夏民族独特的情感天地。因此，它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更是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文明硕果。由此，华夏戏曲音乐艺术就本能地透射出中国哲学的精神理念。究其根源，概因国人的心灵秉性之中除了具有玄妙超越的潜能之外还具有一种务实平常的天生气质。中国古代哲学体认着玄远、幽渺、神思以及切近、平实、实践的生命情趣。

可以说，华夏民族儿千年的演绎历史创造了无比丰富的民族戏曲文化，并以其渊源流长、弘萃通远、博大精深、温稚畅融的历史传统和绚丽多姿的生命硕果屹立于世界戏剧文化艺术强林。诸如先秦气度恢弘的钟磐乐舞、隋唐华光璀璨的歌舞大曲、宋元清新淳朴的戏曲音乐等皆显示出中国民族音乐独具匠心的艺术魅力和丰厚旷达的文化底蕴。

中国地理论文例5

进入90年代以来，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1].由于全球变化研究领域更为侧重对地球系统的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变化的研究，因而对森林（特别是热带雨林）和湿地等类型的土地覆被变化投入了较多的精力。其实，另一种土地覆被变化可能对地球生命支撑系统的威胁更为直接，这就是有限的耕地资源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丧失。就这种变化来讲，中国大陆在近20年来成为全球最为突出的地区。

考虑到下个世纪初人口高峰到来时中国农业所面临的压力，耕地资源的变化无疑是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1耕地数量变化的总体趋势

与淡水资源一样，土地资源属于典型的多功能性自然资源，随着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来自各方面需求的压力不断增大。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在这种需求的压力下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利用方式和质量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耕地资源变化总体趋势表现为向其他利用方式的转变，总面积持续减少。在“谁来养活中国”

的论争和全球食物安全危机之背景下，耕地损失的问题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2、3].我国政府为了遏制耕地持续减少的势头，提出了以行政区“耕地总量平衡”为目标的耕地保护政策。

对于我国耕地总量，一直缺乏权威的数据。比较长的时间序列数据是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4].根据统计局的资料，我国耕地面积在1957年达到高峰，其后经历了一次大幅度的减少。第二次大的滑坡发生在1965～1977年；第三次1980～1988年；第四次从1992年持续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耕地减少的速度是60年代至今最快的一段时间。根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和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5]，1978～1997年累计增加耕地1140万hm2，累计减少1605万hm2，两者相抵，净减少465万hm2，占耕地总面积的3.5%，相当于整个江苏省的耕地面积。这段时间平均每年净减少耕地25万hm2，而在此前的10年（1968～1978）间，平均每年净减少16万hm2，速度明显加快。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耕地总量平衡中只有1979、1990、1995和1996年新增耕地面积超过了减少的耕地面积。但净增面积有限，不超过10万hm2.净减少最快的是1984～1988年，年均减少55万hm2，其中1985年是减少最多的一年，达100万hm2.1993～1995三年也很突出，每年净减少近40万hm2.

如果仅从全国尺度考察耕地总量变化，会忽视一些重要的现象。从耕地面积变化的空间分布上看，净减少最快的一是广东、福建、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北京、天津及辽宁等沿海省份；二是陕西、湖北、四川、湖南、山西等中部省份。尽管从全国的趋势看个别年份耕地面积是净增加的，但这些自然条件较好的省份自1978年以来一直维持着净减少的趋势。

那些自然条件较差的边远省份，如内蒙古、黑龙江、新疆、云南、广西、贵州、甘肃、宁夏等省，1988年以后耕地却基本上是净增加的。个别省份，如内蒙古和黑龙江等，增加的幅度还比较大。耕地面积变化的这种区域差异，说明在我国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中，生产力较低的耕地面积的增加，在数量上部分地抵消了优质良田的减少，因而掩盖了问题的实质。

2耕地数量变化的构成和分布

1988年以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每年公布耕地增减的统计资料，被认为是这方面比较权威的数据。根据该局1988～1995年的数据分析，8年中增加的耕地主要来源于荒地开垦，占76%；农业结构调整和复垦所占的比例较小，分别为13%和11%.在损失耕地的构成中，农业结构调整，包括转变为果园、鱼塘、林地及草地的耕地，占有最大的份额，为62%.其次为非农建设占地，占20%.自然灾害损毁（风蚀、水蚀、沙压、洪涝）的耕地面积占18%.

新开垦的耕地主要来于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新疆、云南、黑龙江、内蒙古及广西等省8年间荒地开垦面积最大，占全国开荒总面积的60%.有趣的是，这几个省份也正是灾害毁损耕地最为严重的地区。从结构调整占地的情况看，果园和鱼塘占地问题较为严重的省份包括广东、江苏、辽，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宁、湖北及陕西等，主要是东部和中部地区；而退耕还林还草的耕地占总耕地面积最大的省份有内蒙古、陕西、新疆、和云南，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非农建设占地比较严重的地区明显地分布在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此外，湖北、河南及安徽等中部省份也比较严重。值得注意的是，在1988～1991年期间，沿海12个省份非农建设占地在全国此类占地中的比重维持在40%左右，而在此后的4年，比重上升到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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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减耕地的质量差异

如果只从数量上比较耕地面积的增减，不能充分说明目前发生在我国的耕地问题的实质。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而且人多地少的国度，尚存的可开垦宜农荒地资源已十分有限。因此，近年来新增加的耕地主要是生产力较低的边际土地。这些耕地产量低而不稳，退耕的危险很大。此外，由于人口与耕地在空间分布上高度相关，损失的耕地，尤其是非农建设占用的耕地，主要是优质的农田。这些耕地往往含有很高的物化资本。从以上所述耕地面积变化的地理分布上，也可以看出这些问题。

为了说明近年来我国耕地变化造成的农业生产力的损失，我们按增、减耕地所在地区的粮食单位面积平均产量进行了大致的估算[6].1988～1995年间，我国新增加的耕地面积为39万hm2/a，减少60万hm2/a，比例为1∶1.54.按增减耕地所在省份和所发生的年份粮食平均产量水平估算，新增加耕地贡献的粮食为143万t/a，减少的耕地造成的粮食损失为236万t/a，比例为1∶1.65.假如将空间尺度缩小到县，这种估算就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1980～1994年间，我国耕地净增加县份增加的耕地总计为10万hm2/a，净减少的县份减少共44万hm2/a，比例为1∶4.4.按增减耕地所在县份1990年粮食平均产量水平估算，耕地净增加县份贡献的粮食约424万t/a，耕地净减少县份的粮食损失为3216万t/a，比例为1∶7.6.实际上，采用所在地区平均产量水平来计算，多数情况下是过高地估计了新增耕地而过低地估计了损失的耕地的生产水平。但无论如何，这一估算说明，假如只是从总量增减平衡上来衡量我国的耕地问题，可能会舍本求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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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耕地变化的驱动力分析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我国耕地面积的变化与经济波动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图1）。

首先，从全国耕地总量的变化曲线上看，以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提高为特征的经济鼓动期都伴随着新一轮的耕地总量滑坡，而经济调整期则出现耕地损失减缓的势头。与固定资产投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情况。以这个时期中耕地减少幅度较大的1992～1995年为例，以省级数据计算的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85.非农建设占地对固定资产投资较为敏感，某种程度上说明我国城乡的建设用地效率低，不够集约。如果把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用耕地的面积作为评价用地效率的指标，我们发现，用地效率较高的省份大都分布在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如京、津、沪、吉、粤、鲁、闽等；城市化水平低的省份往往用地效率也低，如藏、皖、豫、黔、滇、桂、陕等（表1）。乡镇企业在空间布局上的分散是造成非农建设占地多的一个主要方面。全国乡镇企业集聚在城镇的只占8%，其余分散在农村[7].以省级资料做比较，发现乡镇企业分散程度高的省份用地效率就低（表1）。

*资料来源：建设占地为1992～1995年数据，来源于文献5；固定资产投资为1992～1995年数据，来源于文献4；工业企业数和城市化程度为1995年数据，来源于文献4.

在1988～1995年间，农业结构调整造成的耕地损失占总耕地损失的一半以上。这部分占地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退耕还林还草，二是开辟果园或开挖鱼塘。前者主要是在政府有关环境和生态保护政策和十大防护林工程的指导和带动下进行的；后者主要是农民在比较经济效益的驱使下发生的①。1979～1996年，我国的果园面积增加了近4倍。从增长曲线上来看，与粮食产量的增长有密切的关系。果园面积的两个快速扩大期（1985～1988年和1993～1996年）都是在粮食总产上了一个台阶之后。1985～1988年是果园面积扩大最快的时期，它是在1983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农民人均占有粮食得到了迅速提高，人们开始寻找提高收入的新的土地经营方式。同时，我国3种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是在1984年前后达到历史新高，为农业的多种经营提供了可能。

土地退化构成我国耕地损失的另一个重要的驱动因子。我国每年因灾害毁损的耕地面积平均为4.5万hm2左右，主要发生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各省。灾损耕地严重的省份也是开荒面积最多的地区，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75.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均较恶劣，环境十分脆弱。一般来讲，受沙漠化威胁大的东北和西北地区，因灾损而弃耕的面积较大；受水土流失威胁较大的西南地区，因灾损而弃耕的面积相对较小，但造成的耕地生产力损失也是不可忽视的。

5政策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作者认为在我国目前耕地保护的政策和管理上，应强调以下几点：

中国近20年来耕地面积的变化及其政策启示（1）在耕地的保护上，数量和质量应并重。政府在有关政策的宣传和掌握上，应尽快从行政区“耕地总量平衡”向“基本农田的有效保护”和“用途管制”转移。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片面强调总量平衡，不仅造成该保护的良田没有保护好，还间接地鼓励地方开垦那些不适宜耕种的土地，造成环境和生态的恶化；

中国地理论文例6

笔者曾撰文指出，转型期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在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其本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境和弊端，如：中央规制下制度创新的空间限制；[1]“公用地灾难”与统一市场的阻隔；中央与地方制度博弈目标之间的冲突；创新非均衡下制度变迁水平的区域差异等。本文主要针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走出困境的路向选择。

一、多元产权选择与微观主体的动力激励

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完善的产权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产权制度不会在自然状态下生成，需要政府的介入。政府凭借其暴力潜能和权威在全社会实现所有权，降低产权界定和转让中的交易费用；为产权的运行提供一个公正、安全的制度环境；利用法律和宪法制约利益集团通过重构产权实现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扼制国家权力对产权的干预。[2]（P130～197）我们在考察中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经验时，可以发现，多元产权选择是一个成功经验，如广东南海市的“五个轮子一起转”、浙江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等多元产权企业、广东顺德对企业的多元产权改造等。现在，从国有制、集体所有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私营个体所有制、混合制、合伙制、国外独资和合资等等，都有应有的法律地位。哪种产权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适合于本地的实际，都应该予以扶持和鼓励。这也是政府职责的应有之义。

当然，我们这里并不主张给予哪种产权形式以特殊政策，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履行界定产权和保护产权的职责。对于公有企业，要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各级地方政府的产权界限，实现资产管理层次化到产权配置层次化的转变。对于地方所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不适合改制的企业的资产管理，其管理模式可参考深圳的三级授权经营模式，把国有资产的最终产权与经营权分开，使国有资产的产权人格化，解决所有者虚位、国有资产无人负责的问题。为了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可以考虑在地方人大（属广义的政府范畴）设立类似于“国资委”那样的机构，作为国有资产的人格化代表，并减少委托——链条，以便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监督的有效性。在产权保障方面，除了中央政府应建立起完整的产权法律体系外，地方政府也应有与中央政府配套的产权监管体系，对有关的产权主体进行约束和监督。对于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可以考虑以政府主导的形式对产权进行重组，进行积极的创新和试验，甚至是“试错”。在这方面，广东顺德的经验值得参考，他们对公有企业的改制就是走产权多元化的道路，具体方式有：嫁接外资；划股出售、公私合营；分拆求活；多种形式租赁、公有民营或民有民营；企业兼并、拍卖；控股、参股；债权股份化或债务等值化改造；企业“先关后改”；公开上市；依法破产。通过改制，使产权具有可分解性（即财产权可以分解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可分散性（即企业产权股份化、多元化和社会化）和可让渡性（即产权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转让、买卖、出售、出租），满足市场经济对产权交易的要求，使得在产权市场尚未开放的情况下，实现产权制度创新的突破性进展，从而化解中央政府制度创新的规制约束。

除了对公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之外，地方政府还应继续走增量改革之路，加强对非公有产权的保护。因为，这是目前很多地方最薄弱也是最迫切需要进行制度创新的环节。

产权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和实现外部性的内在化而实现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的。而能够实现这两大功能的产权应是那些资产能量化到个人的产权。公有企业在这一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缺陷，由于资产不量化到个人，其委托—成本大，“内部人控制”使最终所有者难以实现对资产的有效监督，这是造成其经营困难的根本原因。而私有产权因资产的明晰量化和权利义务边界的确定性而产生极大的激励，它的私人收益率最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由此带来极高的生产效率。中国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自1980年以来，中国私营经济产值以平均每年71%的速度增长，到1999年6月，私营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而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则从1978年的78%下降到1999年的33%）。目前，私营经济的贡献已经接近或超过国营部门，但其所占用的国家资源比重却微乎其微，而“耗用了2/3最为稀缺的资本资源的国有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只占1/3。”[3]中国私营企业用非常有限的资源去高水平甚至是超常发挥其内在的潜力。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私营经济的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增长并没有伴随其他制度的相应变迁，它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制度障碍。从政府方面来看，主要的问题有：（1）产权保护制度欠缺。现有的法律和法规对私营企业合法财产和其他权益的规定比较薄弱，私营企业在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出现纠纷时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从而使其发展的原动力受到削弱。（2）市场经济中的公平公正原则没有真正实现。私营企业在诸如市场准入、银行信贷、税费征收和其他社会负担等方面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3）政府运作的不规范和官员拥有太多的超经济权力，使私营企业主不得不从“寻利”转向“寻租”，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从私营企业本身来看，问题主要有产权界区不清、家族化管理、规模小、产业结构的低级化和产品结构雷同等。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产权界区不清，表现在：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内部自然人之间的产权界区不清；一部分私营企业，尽管其资本的形式确是私人资本，却在法律形式上戴了一顶“红帽子”；[4]一些私营企业是在没有真正的出资人的混沌状态下生成的，如负债借钱，从而造成天然的产权不清；一些私营企业主以个人的资本筹办企业，却以“合作”之类的形式注册成立公司。产权主体界区不清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不利于企业的资本积累；企业法人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易于被侵害；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权威；造成有关人员之间的权、责、利不明确，而产生“搭便车”的道德投机。[5]（P42～57）

科思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经济分析中，揭示了交易费用与制度形成的内在关系。他认为，企业和市场的边界是由市场的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的相互比较来决定的。[6]但中国在向市场的过渡过程中，需要政府对市场的培育和扶持，企业与市场的交易过程多了一个政府的环节，决定了企业的交易费用必须考虑政府这一因素。柯荣住通过实地调研并运用统计模型的方法分析了企业、政府和市场三者之间的交易费用变化，[7]认为企业的交易费用由4部分构成：企业与政府的交易费用；市场与政府的交易费用；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企业除负担第二项费用之外的交易费用。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初期，第一、二项交易费用是最重要的（这与科思的理论有所不同），是中国过渡经济时期私营经济发展中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制度问题。柯荣住进一步分析，宽松的准入政策比宽松的规制政策更有决定性作用。因为，宽松的准入政策会使私营企业更有发展的机会，而且政府也会采取与其相配套的规制政策，从而使私营企业的交易费用不断降低，提高其发展的动力。本文认为，政府在实行宽松的准入政策和规制政策的同时，还要履行其产权方面的职能和社会职能，减少企业第三项和第四项方面的交易费用，以进一步调动私营企业发展的积极性。

根据上述的事实，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在私营产权激励方面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切实解决私有产权的保护问题。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从改革初期的“边际的、填补空缺”的角色发展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获得了国家的正式法律地位，可以说进入了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范畴，政府理应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实施保护。目前，在国家的物权法还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建立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这一制度需求，实现地方性制度均衡，以消除私营经济发展的心理顾虑。

第二，为私营经济创造一个公平开放的制度环境，减少私营企业的交易费用。这里既包括降低私营企业的市场准入费用，也包括在土地使用、信贷税收等方面的平等机会。但首先是要给予私营企业与其他经济形式相同的市场准入条件，因为，市场准入条件的放松会带来连续的制度响应，促使地方政府规范市场，降低规制费用，以及做好产权界定降低企业内部交易费用等工作。

第三，厘定产权边界。私人产权界区不清本质上是私人企业主自身的问题。我们讲保护私有产权，首先要尊重私有企业主自主选择的权利。“因为私营资本最清楚重新界定产权对企业发展究竟有效无效，最清楚重新界定产权所需要支付的代价究竟有多高。”[5]（P58）但当私人资本意识到界定产权的成本远远小于继续维持产权含混所蒙受的效率损失时，就会要求进行制度创新，要求政府出面界定产权。这时，地方政府就应协助做好企业的资产评估工作，界定产权主体及边界，保证产权主体权利义务的落实。当然，在解决私人资本产权不清的问题上最为重要的是要给予其市场直接融资的制度条件。在这方面，目前我国还存在严重的制度短缺。市场融资有两个主要渠道，一是公开上市发行股票，二是通过银行借贷。而政策对私营资本上市有诸多限制，银行贷款也有非常苛刻的条件。这虽然是中央政府制度创新空间的范畴，但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组织优势去推动这些领域的制度变革。

第四，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消除社会对私有产权的歧视。意识形态的最基本功能就是通过强化人们对产权和其他制度的认同而减少统治阶级的统治费用。但意识形态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由于源于“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8]比正式制度安排更具有持久性和滞后性。虽然从法律上中国早已确立了私营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合法地位，但人们思想中的“公有”意识仍根深蒂固，它仍然在很多情况下影响着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因此，地方政府应强化对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重要地位的宣传，并给予其应有的政治待遇，逐渐消除人们对私营经济的歧视，使私营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

第五，除了上述产权、制度环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创新以外，地方政府还应建立符合市场运作规范的政府行政制度秩序、发展要素市场、引导私营企业的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引导它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提供信息服务以减少交易费用和经营风险等。

二、以制度化约束规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制度创新关系

一些后发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发达国家在向市场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政府的有效协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高度的组织动员能力、权威主义的政治传统和作用机制以及强调集体价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东亚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可以借鉴的富有价值的制度遗产。西方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变迁过程是在比较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一步步演变而来的，而现在的不发达国家既面临着国内要求快速发展的社会压力，又面临着国际上日益增强的经济政治压力；既要保持不断变革的势头，又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统一，因此，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应对这种复杂局面的重要保证。

从过去一个世纪西方的发展规律来看，市场制度的发展和市场功能的扩大，并不是伴随着政府功能的缩小，相反，政府功能尤其是政府的经济功能在不断强化。在政府体系内，出现了两个集权化运动：一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集权，二是议会权力向政府行政首脑的转移。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的有效运作，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尤其是有效的中央政府，以保证市场的有序竞争。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功能是综合性和整体性的，主要表现在：[9]（1）有效的市场运作，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和规范的市场秩序，以使原材料、商品、人才、劳动力、资金等资源要素能够自由和有序流动，降低交易费用。但是，市场又是一种分散的力量，它在运行中很容易与地方性的力量结合，不断地弱化社会的凝聚力。地方政府的“经济人”性质使其出台一些地方保护主义的制度安排，从而阻隔市场的统一，影响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最终导致市场功能和交易活动的萎缩。因此，只有具有高度权威的中央政府运用其组织力量才能塑造统一的市场秩序。（2）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科学、结构合理的制度体系是成熟的市场体系的必然要求，而统一的制度体系的安排和贯彻，只有在统一的政府权力体系中才能实现。（3）市场的运行需要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一些公共产品投资大、见效慢，并具有垄断性，特别是关系到全局性的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它们是市场运行所必需的，需要政府的统一规划和大量投入。

可见，在调整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的关系时，一定的中央集权是需要的。但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各地的资源禀赋千差万别，需要多级的分层调控，需要多层的制度创新，不然，就会扼抑特色性制度潜能的发挥，扼抑人们对制度的合理预期和创新动力，地方市场的活力也就难以显现。而没有繁荣的地方市场就没有繁荣的全国市场。为此，必须找到一条既有利于中央适度集权，又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的两全之策。这个两全之策就是遵循市场的原则，以市场作为规制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关系的坐标：一是无论中央的制度创新还是地方的制度创新，都不要超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就由市场调节，市场失灵的地方有的就需要政府进行制度创新。二是以市场的原则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创新空间，既要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有序运转，又要有利于地方市场的繁荣，发挥地方政府创新的积极性。

根据上述原则，中央的制度创新空间应是：制订国民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并以相应的制度安排，如通过财政政策、贷币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引导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建立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管理机制，保持总供求关系的动态平衡；对收入分配关系进行宏观调控，建立既保证效率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与调节制度；维护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权益，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打破地区、部门对市场的侵害和封锁，培育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组织和提供公共产品（全国性的）；协调工农、城乡、地区关系，实现制度的均衡发展。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空间包括：根据中央政府的发展规划，制定本地区的发展规划，并作出与此规划和中央宏观目标相协调的地方制度安排；制定地方财政和区域性收入分配制度，引导和调节本地区的市场供求关系；培育地方性市场体系，推动区域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的开放和对接，为本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规范运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管理地方国有资产，保证其完整、保值和增值；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框架内调整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实现区域内资源的高效配置；组织和提供本地区的公共产品。

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空间界线的落实，除了以法律化的机制约束两者之间的制度博弈关系外，还要建立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监督机制：一是中央对地方的政治约束，这集中体现在中央对地方的人事控制权方面。二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铲除地方保护主义。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央与地方的相互配合和协调，从法律、行政和经济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治理。为了加大治理、预防和惩罚力度，可以把这一工作列入最高权力机关的工作日程，对其进行专项治理；中央和地方的纪检、法律监督部门应将这问题列为执法监督的一项专门内容；中央对地方的绩效评估中，应改变过于强调经济发展指标的做法，引导地方政府放弃片面追求经济速度的发展思路。三是中央对地方的经济约束。要通过建立财政补助制度和财政监督制度等一系列经济制度，形成一种中央对地方的硬性制约和推动机制，达到调控地方制度目标的目的。西方各国中央政府建立的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制约和推动机制”值得我们借鉴。它以中央政府控制大部分财政收入为基础（中央财政收入总额约占国民总收入的60%以上），中央政府通过将收入的一部分以财政补助的形式拨给地方，达到引导地方政府实施中央制度安排和宏观协调社会发展的目的。在亚洲的日本和韩国，财权主要集中于中央，然后中央政府通过拨款和补助等转移支付手段，达到调整地区间财力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目的。在日本，中央政府为贯彻自己的政策意图特设了国库支出金，采取直接拨款的方式，将一部分资金拨给地方使用，这部分资金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高达20%。[10]因此，通过转移支付，增强地方政府的制度变革能力，是一个可行的办法。目前，我国在中央与地方分税制下，中央通过转移支付返还地方的税收比率以及地方获得中央补贴占上交中央税收的比率，都要有规范的制度约束，保证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稳定性和公平性，防止转移支付总量被挤占及转移支付的随意性。同时，要根据中国的国情，确定转移支付的比重，即应以不损害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为前提，否则就会造成与“效率优先”原则相悖的保护落后、挫伤先进的结果。我们在解决地区之间的差距问题上，不能简单地采取“劫富济贫”方法。要承认，一定的不平衡总是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不平衡还有利于增加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压力，促使各地更好地挖潜，实施制度创新，使资源配置达到更优状态。落后地区的发展，主要应建立在对自身资源优势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切合实际的制度创新，摸索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这才是一个治本的办法。

三、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实现制度创新的范式转换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扮演什么角色，不同的理论流派有不同的侧重。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到现代经济自由主义从“政府失败”出发，主张无需国家干预的市场，由“看不见的手”发挥调节作用；克服市场缺陷的出路是明晰产权而不是国家干预；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而不是市场自身。而从15世纪末的重商主义到凯恩斯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派，则从“市场失灵”出发，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布劳恩和杰克逊认为，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存在公共物品与外部效应、存在不完全竞争（在自然垄断的领域内存在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现象）、存在信息的不完全、存在不确定性。[11]因此，需要政府的干预去弥补市场的不足。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市场本身就是一套社会制度，市场中的交易包括契约性的协议和产权的让渡，还包括构造、组织交换活动并使其合法化的机制。简言之，市场就是组织化、制度化的交换，它本身便包含着政治体系的力量与影响，深深地嵌入广泛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之中。“无形的手”背后有着有形的社会结构在调节以私利为目的的个人及其行动。在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中，需要有产权和交易活动能得到合法认可和有效保护的制度环境，这要靠政府的力量才能做到。所以，不存在绝对不受政府及其制度约束的市场“真空”，所谓的“市场失灵”其实在较大程度上是“制度失灵”的外显。[12]（P348）

但是，政府的作用只能限于弥补市场的不足，而不是取市场而代之：一是维持秩序职能，即有效保护产权和提供市场交易的基本博弈规则；二是解决市场本身无法克服的外部性问题，提供社会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维护者和地方公共秩序的建设者，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要以制度创新去弥补市场的缺陷，实现市场化的制度均衡，既防止制度供给的过剩，也要防止制度供给的不足。

然而，我们在考察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时可以发现，地方政府经常直接参与本地企业的经营活动，代行了市场的职能。这种创新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难以诱发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或者即使微观主体有创新的需求和动机，在中央制度进入壁垒的约束下也难以实现创新的愿望，从而使地方政府充当了制度创新的主角，弥补了市场和企业的不足，但其弊端也伴随而生。一是造成了政企不分，增加了企业交易过程的环节和费用，也使企业难以独立地走上市场。前面提到的“公用地灾难”、中央与地方制度博弈目标的冲突等弊端，根源就在于地方政府代行了市场的职能。因为，与企业绑在一起后，地方政府就难免会从本位主义出发，在其权力范围内施行有利于本地企业的制度安排，从而与其他地区和中央的制度变迁目标发生冲突，应验了“诺思悖论”：成也政府，败也政府。一方面，地方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出现了制度供给过剩；另一方面，在公共产品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制度供给不足。要走出这一困境，就要实现制度创新范式的转换：从代替市场到退出市场，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领域交由市场去调节，由市场主体根据需求自主实施制度创新，政府则主要作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而发挥作用。

政府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后，在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微观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创新才能萌生和繁荣，最终达到由政府主导的供给型制度变迁方式向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的转变。只有实现了这一转变，一个国家的制度变迁才会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持续性的制度均衡才有可能出现。因为，在一个自主和平等的环境中，微观主体能够及时感知和捕捉到获利的机会，并在自愿和一致的基础上，通过排除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最终完成制度创新。这种创新，更有利于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13]达到制度创新的预期效果。

为实现制度创新范式的转换，地方政府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收缩公有经济的市场战线。公有企业的产权缺陷使其极易陷入资产无人负责的境地，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今后在一般竞争性行业里，不再搞公有企业。对原有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的公有企业要改造成非公有企业，包括改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的一个根本办法。由于地方所属企业能够增加与销售收入挂钩的上缴费用，能够提供员工饭碗保障地区就业和社会稳定，所以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外延式的经济扩张，导致严重的重复建设问题，并且还会想方设法维持企业甚至是长期亏损企业的生存。只有斩断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资产隶属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无效扩张的现象。道理很简单，没有哪一个私人资产所有者会允许企业的无效扩张的。

第二，明确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有关政府职能的边界问题，总的来说，它应限于市场失灵和维护秩序领域。类似于企业投资和经营等微观领域的事务，应交由市场去调节。但在实际管理活动中，受利益的驱动，地方政府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入市场职能领域。最近某省政府出面组织，由若干国有资产公司出资组建熊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4]这种“拉郎配”的政府行为，是地方政府追求规模、热衷于评比的排序、表现政绩的传统管理方式的延续。它明显超越了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也遭到了部分企业的反对。张维迎说：“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政府在处理企业问题上花得精力越多，企业在处理与政府关系上花得精力越多，这个国家就越落后。”[15]（P210）

第三，放松管制。管制即按照某种规则行事之意，目的是要使市场竞争处于一种公平的状态，避免社会利益的损失。张维迎认为，西方管制的基本理念是怎么去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有效运转。他们普遍同意，自由签约是最重要的，只要交易双方的协议不形成对第三方的损害，管制就没有必要；只有市场运转会形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而这种损害又无法通过当事人之间解决时，才需要政府管制。而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取消市场和消灭市场。[15]（P99～111）由于政府官员在实施管制时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和信息的不完全等原因，使政府管制经常失效，因此，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放松管制，而不是加强管制。目前，放松管制的重点是对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企业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诸如阻碍资源有效配置、行政效率低下、寻租和腐败滋生和蔓延等弊端。因此，改革的重点是减少审批的事项和明确政府审批的范围，衡量的尺度是：一是市场尺度，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政府就不要设立审批去干预。二是经济尺度，这主要从成本—效益方面考察审批的收益与成本是否对称。三是技术的尺度，即从技术能力方面看行政审批能不能把审批的事务管住，审批管不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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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董明．政治格局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中国地理论文例7

这里想从问题的角度，谈一谈反思性的意见。

我认为，目前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道路，依然要抛弃两种“僵化”：一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理解的僵化；一种是对西方现代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关系理解上的僵化。前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解释成静止不变的东西，解释成编织所谓“中国化”知识体系的材料；后一种是把西方现有各种学说“嫁接”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身上，当作所谓“中国化”最新最高水平的成果。这两种倾向，对文艺理论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

第一种“僵化”，虽说还有，但已不是主要矛盾，有些时候甚至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对于第二种“僵化”，至今并没有多少清醒的认识，反而存在一种缺乏深入了解基础上的迷信。

比如，当人们强调中国化的文艺理论要有其价值倾向性和革命功利性的时候，信奉某些现代西方文论的人便会拿出所谓“审美非功利”来加以反驳；当有人强调文艺理论要有“求真”的科学性时，一些人又拿出西方所谓“生命本体论”或“后现代”理论加以阻挠。这说明，在西方现代文论面前，只要丧失自身的主体性，缺乏带现实感的“本土”意识，是很容易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弄成不伦不类或实用主义的东西的。

再以当下的“文化研究”为例。本来在西方，“文化研究”的思想轨迹基本上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它与实际的文学理论研究关系不大。在“文化研究”的发源地，一些学者都指出，文化研究从整体上来讲是反诗意的。因此，“文化研究”就是“文化研究”，他们一般不把“文化研究”归人某一具体学科。而我们中国，有些学者则鼓吹文艺理论要向“文化研究”作“战略转移”，要进行“文化转向”，甚至吓唬人地说，谁不搞“文化研究”，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仿佛“文化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出路，大有用“文化研究”取代文艺理论研究之势。这种“僵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构成的危害，恐怕不在其它教条主义之下。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不能变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时髦化”或“庸俗化”。对某些西方文艺理论的“新”时尚，若“当作供人信奉的神一样来崇拜”，“那是荒谬的，绝对是荒谬的”。外国理论是解决外国文艺问题的，中国的文艺理论要解决的是中国文艺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本质上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一般原理同中国文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结合的过程，就是“中国化”的过程；结合的好坏，就是“中国化”程度的高低。除此以外，走别的路子恐怕都是未必可行的。

不能不承认，在文艺理论领域，一种新的西化教条倾向是越演越烈、越来越严重了。而且，这种倾向已波及到高校的教学活动和教材建设。对此，尽管一些文艺理论工作者早已有所质疑，但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借鉴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来实现自己的“中国化”，一直也缺乏认真的研究。此外，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本应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主导潮流，因为这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向是一致的。可现实情况是，要真正坚持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道路，往往需要有默认“非主流”定位的勇气，有同抢夺话语权、霸占媒体主体的“西化派”对垒的准备。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我们不能忽视这种“西式”僵化的危害。如果任凭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替代科学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或者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彻底边缘化，那我们真的就会沦为只能在西方“后学”的“殖民地”里耕耘。不可否认，人们已经看到在思想界和学术界，宣传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热情和能力，与传播和张扬现代、后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热情和能力相比，是很不对称、很不均衡的，后者远远超过了前者。而实际上，前者的任务和创新的课题，却是更为根本更为重要也更有现实意义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分析起来，一则说明我们的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有某种偏离主航道的倾向；一则说明我们有效整合西方现有文艺理论和学说系统的独创性工作还做得不够；再则说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内部还缺乏自觉的学派意识，因而缺少同国外学界交流、对话的独有的理论资本。这就不可避免地从一种僵化滑向另一种僵化，不可避免地总是跟在别人后面爬行。

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呢?

我理解，首要的就是要回答我们时代的文艺问题。搞清楚我们时代的主流文艺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实质上也就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现同我国文艺实践结合的具体化，就是解决中国文艺实际所面临问题的具体化。

二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同其他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就没有可靠的根基。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获取支持和营养。

历史上首次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概念，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1938)中。该报告1944年收入晋察冀日报社编的《毛泽东选集》里时，这一概念没有变化。但在建国后，该报告的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入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时，就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选集》中凡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地方，都做了修改或删除。这个变动，固然有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但也说明毛泽东认为“中国化”和“在中国具体化”，其意思大体上是一致的，只是可能认为后一个概念比前一个概念更为贴切、更为准确。

从毛泽东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所谓“中国化”或“在中国具体化”，既包括观念方面的成分，又包括形式方面的成分。他这样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也就在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必须同革命的进步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不能同落后倒退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它必须形成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接受形式，而不能原封不动地加以实施和传播。这是两个不能忽视的方面。

如果这个解释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就应当“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 应用它”。这一点，确乎已成为文艺学建设需要认真反思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有些文艺理论学说，已经明确表明不再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搭界。这在当前理论“多元”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有些文艺理论学说，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成果，可细究起来，它们与真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中国的具体化还相差很远，甚至南辕北辙。这种情况在当前的形势下，还为数不少。 这个简单论文也接近于无。这和上海那家文艺理论研究刊物的状况比较相似，应该说不是偶然的。

上述现象的出现，无可辩驳地表明，在相当的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正处在萧条、冷落、边缘化、被无视、被排斥的状态。这和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目标，和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方针初衷，是很不协调，很不合拍的。

三

与这种被冷落的情况相呼应，还有另一种倾向，那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文艺观点和理论，都喜欢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或者说，都认为那是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开掘、拓展或超越。因而，出现明显的“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现象。这也很值得深思。

譬如，从哲学意义上讲，我们能不能说“后实践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或“存在实践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的“中国化”学说呢?换句话讲，把“存在主义”、“实践本体观”与“主体间性论”等理论融合起来，是否就能标明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在中国的新发展呢?是否这种观点就可以说成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呢?

又如，把西方的文艺学说、尤其是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直接添加到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放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属性和特有原则，只是承认或强调所谓人类性、文化性或审美性，这样的文艺理论，尽管其中有相对合理的成分，但能说是牢牢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吗?回归康德，回归尼采，回归“新感性”，回归“社会交往”或“文化诗学”，难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正途吗?

再如，把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的进程主要描述成是从“形象思维”论到“人物性格多重组合”论、到“文学主体性”论、到“文学向内转”论、再到“文学‘审美 ’特征论”的过程，并把这样的过程解释成是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贡献，这种学术史的梳理是不是视野狭窄、偏于一隅?是不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真实进程格格不入呢?这种梳理，打着改革开放和肯定成绩的旗号，其理论内涵恰恰带有“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色彩，实际丢失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本质和灵魂。

还有，就是认为我国“五四”以后的文艺理论走上了一条重功利、重政治、重道德、重反映论的歧途，主张新时期“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必须要有坚实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主张新时期文学理论要“改弦更张”，要回到“王国维的文学思想或者说这条文学思想路线”上来。这种“改弦更张”论的药方，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吗?

诸如此类的所谓“中国化”现象，还有许多。尽管从全局看，这些只是支流，不是主流，更不代表本质，但还是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上述现象，的确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或者说它“在中国具体化”的实践，其中有一个是“科学”还是“不科学”的问题。无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既不能变成教条式地用马克思主义去“化”中国的文艺理论，也不能变成用所谓中国文艺理论去“化马克思主义”，更不能变成中国文艺理论“去马克思主义化”。

无论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还是强调“综合创新”，强调建设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强调“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文艺实践”，强调文艺理论的“中国特色”，总之，都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提高到新的境界。这些不尽相同的提法，不过是各自强调的侧重面 ——有的侧重于它的实践性，有的侧重于它的创新性，有的侧重于它的时代性，有的侧重于它的民族性等——有所不同罢了。

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具体化，归根结底是与它的鲜明的时代特性、突出的实践特性、浓郁的民族特征和不竭的创新特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可以说是“中国化”或“在中国具体化”内在的不可或缺的四个要素。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主体部分，广大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在多元共生的环境中，一刻也没有停止自己的前进步伐，一直在实践中铸就着有中国特点的文论品格。

四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或者说它在中国的具体化，既是一个实践诠释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解读的过程。而且，这种实践诠释和文化解读之间，往往并不是同步的、一致的，有时实践诠释走在前面，有时文化解读走在前面，有时两者可能发生摩擦。上面谈到的一些情况，说明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先进文艺的结合，已经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已经基本形成。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任务是不是完成了呢?我认为是远远没有完成的。

中国地理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6-0235-03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不同于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侧重于研究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和空间组织以及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人文地理学在高校地理科学及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加强对学生的人文地理学的教育，有助于丰富其科学认知，培养人地协调的思想，更好发挥人文地理学在私人决策和公共决策中的作用。

新时期以来，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版了一系列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对我国人文地理学的教学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与国外同类教材相比，教材在内容、体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伴随新时期大学课程改革，探讨我国人文地理学教材编写问题，对人文地理学概论课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李同升和赵荣曾对国内外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特点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改革思路；王富喜等对新世纪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内容体系提出了有见地的设想；汤茂林对英美国家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作了诸多评析，对国内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本文试通过对90年代以来，我国流行的不同版本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进行分析，从教材的组织结构、表现形式、学术规范等方面指出其优缺点所在，提出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设想。

一、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类型

笔者所收集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共7种，分别出版于1991～2013年。这些教材在不同时期被我国各个大学地理科学及相关专业广泛采用，分析教材的结构和体系，可归纳为以下3种类型：

（一）理论分析型

这类教材以王恩涌编写的《文化地理学导论》为代表，教材体系以文化和文化景观分析为主线，与西方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结构比较相似。教材结构借鉴Terry G・J的《The Human Mosaic：A Thematic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对地理文化现象都是从文化区、文化的起源与扩散、文化生态、文化整合、文化景观的意义等方面进行分析，层次分明。2012年出版的由顾朝林编写的《人文地理学导论》与其相似，侧重理论分析、方法介绍。

（二）总论分论型

这种教材早期以张文奎主编的《人文地理学概论》和金其铭主编的《人文地理学概论》为代表，后期以赵荣的《人文地理学》和陆林的《人文地理学》为代表。教材采用先总论后分论的形式。在教材前面的总论部分介绍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史、研究对象、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等，在后面分论部分介绍人口、城市、政治、文化、旅游、农业、工业等属于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基础内容。

（三）概括论述型

这类教材以陈慧琳的《人文地理学》为代表，已出版第三版。教材内容比较简明，在逻辑结构安排上，把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贯穿于人地关系的经济、人口、聚落、文化、旅游、政治等各个研究对象设置章节，最后探讨人地关系的时间、空间演变，研究各要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把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的庞大知识内容上升地理学的学科高度，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让读者不再感觉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是各分支学科的简单堆砌组合，这是与总论分论型概论教材最大的不同。

二、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特点及不足

（一）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特点

通过对以上不同类型的教材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特色，但从总体上看具有以下共同特点：教材体系内容上，过去的人文地理学教材重点在于介绍人文地理学的一般研究对象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新近出版的教材则摆脱了这一传统，把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基础理论设定人文地理学的基本体系，各分支学科主要作为实例来验证人文地理学的基本方法、研究主题等。在教材风格上，过去追求教材内容的广而全，新近出版的人文地理学教材越来越重视从基本概念、理论方面塑造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形象，着重介绍人文地理的新视角、新进展以及应用价值。

（二）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存在的不足

由于受我国人文地理发展水平和教材编写水平的限制，目前，我国人文地理学教材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

在教材体系上，大多数教材没有建立起起既符台教材特点，又全面准确地反映人文地理研究内容及其相应的研究方法、基础理论，以及被学术界公认的逻辑结构，使人文地理学缺乏统一、完整的学科形象。

在基本理论、研究主题方面，不同的教材编写者存在分歧。有些教材也多以文化为主线，这一点受到了不少教师的批评。有的人文地理学者认为，人文地理学毕竟不等同于文化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概论类教材不应该以文化为中心。有些教材以人地关系为主线贯穿始终，但此类教材内容较浅，难度过小。

在时代性上，现有教材在编写内容方面落后于时展，教材版本更新非常缓慢；教材引用著作较多，论文较少，时代感不强。

在学术规范上，教材普遍大段引用别人的著作却未在文献中注出，只是在章末列出主要参考文献。

三、新世纪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编写思路

（一）理想的概论教材框架结构

对于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框架的探讨，王富喜等提出了很有意义的建议，认为新世纪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在内容体系上可由六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人文地理学发展历史；第二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第三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包括高层次的哲学方法论以及相应的传统野外调查方法以及随着时展出现GIS、遥感等新技术方法的运用；第四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包括传统的人地关系理论、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中心地理论等以及新近发展的文化转向和计量转向，女性主义视角等理论；第五部分为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历史演变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第六部分为人地关系存在矛盾及其解决手段。

（二）以理论和研究方法为重点、反映最新研究成果

与自然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等其他相邻学科相比，人文地理学发展到目前为止缺乏统一的、普遍化的方法论体系，基础理论存在不同的意见，一些理论多从其他学科借用而来，或者学习外国的一些先进理论，这不仅是教材编写的问题，更是学科发展的问题。在教材编写中要注重介绍不同的理论流派，反映最新的理论导向，这也有助于未来青年学生、青年地理学者的成长发展。

（三）案例分析与方法介绍并重

以理论分析为重点，并不意味着忽视区域人文地理和部门人文地理实际，教材可以采用区域地理的内容和案例来验证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从而加深学生对前者的理解。教材编写中，将案例分析与理论方法介绍有机结合起来来解决这一问题。对每一种社会文化景观现象，应从典型案例分析着手，结合案例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理论总结。

（四）遵守学术规范

规范严格的教材每一章后面都应附有相应的参考文献，论文和著作皆有，新老并重，并在文中进行准确标注。国内李小建主编的《经济地理学》可堪称是地理学教材中遵守学术规范的典范，不仅在章末的参考文献进行准确标注，在章节内文里面也严格注明。树立严格学风是学术的根本，教材对于参考文献的标注理应规范，这有助于培养青年学生遵守学术规范的良好习惯。

（五）编写配套教材、翻译外国同类教材

与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相比，人文地理学配套教材及翻译的外国同类教材较少，甚至没有。迄今为止，我国所翻译的人文地理学导论教材还是2O世纪8O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H・J・德伯里的《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翻译外国优秀教材是当务之急；另外教材编者应结合主教材内容，编写配套相关教学资料等。

四、结语

新世纪以来，我国人文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发展，但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教学、研究、出版相互推进。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教材和教学的不断更新对一个学科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人文地理学内容与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社会时代性。因此，人文地理学教材应不断更新，对于陈旧的教材必须充实新内容和修正旧资料、数据，修编新版本教材，应该将学科理论和实践进展的成果不断充实到教学中去，只有这样，人文地理学才会不断发展前进。人文地理学教学在发展，学术研究水平在不断提升，教材的编写者也应当顺应时代步伐，编写出符合教学要求，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优秀教材，这样才有助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有助于地理学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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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论文例9

一、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现在状态是什么,业内人士也无从确认,何况其发展的方向与未来呢?现当代中国的文艺学正处于一种非常窘迫的状态。

(一)从学科自身层面看:无确切的范畴

现当代中国的文艺学自被引进来始,一直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叙事语境里惶惑地成长,文学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几乎是西方文学理论的结构模式,讨论的问题也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语境里“改装”的,自然,在思维模式先在地规定的方向和范围里,囿于所讨论的具有西方理论语境预设的问题,文学理论研究的范畴也是来自西方的一系列主要的范畴,具体表现在一系列术语、概念、语词的搬弄上面,诸如:主观/客观,物质/意识,语言/言语,现代/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日常生活化,……。本来,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被迻介进来,作为反思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参照系统是一件能够起到让中国学术界开阔视野,拓展思维,吸收先进的优秀的东西建设中国的学术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作用的好事情。然而,很多人总喜欢追新逐异,将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的术语、概念、范畴直接借用过来分析中国彼时彼刻的文化、思想现象而未加任何系统地学习、理解、反思、追问并冠以“我(们)以为”、“我(们)认为”的标识来显示着自己的学问的广度,学力的深度和创新的力度。毫无疑问,中国民族特有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在漫天飞舞的西方的术语、概念、范畴的遮蔽之下被深深地窒息了。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不明来历,缘由的术语、概念、范畴对中国民族特有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情怀的粗暴地扭曲。于是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则成了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的“跑马场”甚至“屠宰场”。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之所以再也没有类似于王国维先辈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这样高水准的文学理论着作面世,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没有在融贯中西文学精神的基础上创建出一系列属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至此,这正如建筑开工没有砖、瓦、灰、沙的基本原材料一样,不可能建成一个系统,更不要说优秀的象样的系统了。

(二)从研究者层面看:无原则的自说自话

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和理论语境,这些都是西方文学理论的。

于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者似乎有了一种自由的理论空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无原则”强调的是没有原则和无视原则两个层面。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建设可用的基本的“原材料”,所以研究者面对着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现象,运用西方文学理论的“工具”,随着自己的喜好和意愿可以自由地发挥,“创新地”阐释,这里,作为后果来理解,原因在于无原则可依,而作为原因来看待,其后果则是无视原则,肆意妄为。这里的“自说自话”强调的是没有围绕着专门的系统的问题展开讨论和争鸣,而是随兴致或刻意为之的行为和做法。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之所以“无原则”,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之所以“自说自话”,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无原则可依或无视原则。由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的无原则的自说自话的根由在其没有自己独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及其展开的理论语境。其实,正因为是研究者企图在现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及其理论语境里进行省力的工作而失去理论创新的理性机能而必然无能力进行范畴的创建工作。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

(三)从研究现状层面看:无系统的研究

上文已经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学科自身及其研究者层面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认真地反思,由这样主观、客观两个维面来审视其研究现状将会获得什么样的结论呢?从学科自身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没有自己的确切的范畴,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范畴、体系及其理论语境里展开研究工作的。由此,应该说,没有自己的确切的范畴的学科是不能也不可能建构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的,即使有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资源,由于西方的理论、思想、学说是在西方语言的系统构架内生成和展开的,显然,由不中不西的现代汉语去统摄西方的资源而力图建设一门学科,在一定的程度上看,这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也许有人会说,关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着述很多,也不乏体系性的成果,然而,持这种观点的那些人是否认真地反省过,一种脱离自己的特定历史时空的民族共同语的理论工作对于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对于现代中国民族的生存体认和生命情怀是多么粗暴地歪曲,多么残忍地“肢解”!从研究者的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工作者各自进行一种无原则的自说自话活动。这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不会为他们确立一系列的共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问题。这种没有围绕共同的具有内在关联的问题展开的不具有系统性的理论工作对于一门学科的建设是没有任何助益的,反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会阻碍甚至破坏一门学科的建设,这是因为这些做法只会模糊理性意识,误导理性思维,耗损理性机能。因此,面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现状,应该坦然地承认,其理论工作的展开正处于一种不得要领且杂乱无章的无序状态。由此心态及其所获得的认识,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系统展开才有了理论上的先验的基础和原则。

二、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原因

接下来应该分析的是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之所以出现上文所描述的困境的原因,即为什么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会陷入如此的困境之中,这是为其摆脱困境,寻找方向而不得不做的一个基础的理论工作。

(一)无主体意识

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感到无所适从,面对着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现状,这些人无法确定其现在走到了哪一步,无法把握将来会走向何方,该沿着怎样的方向走。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众声喧哗与骚动不已的现实里,这些人感觉到了潜在的危机和灾难,但失去了方向感,没有清醒的理性意识,于是乎,只感到阵阵眩晕和颤栗。二是盲目“跟风”,即只认定一种“风向”并盲目追随,以为以此能够有效地建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而忽视甚至否弃了现当代中国的现实境遇和理论基础。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跟随“古风”,即主张复古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来建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在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1995年,发起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讨论,持续了三年多,具有实质性的理论创见几乎没有,也许只有从这次活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或许真正感觉到了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而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转换来实现理论突破和建树的维度才能看到这次学术论争的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在古代汉语的系统里生成并建构而成的一种理论范型,而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所凭依的语言系统却只能是现代汉语,又由于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实质上是两套纯然独立的语言系统,尽管使用的是同一文字系统,因此,忽视甚至无视作为载体和理论语境生成的语言体系的本质性差异引发的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差异而力图通过将一种文化(语言)系统里的某一理论形态转换到另一文化(语言)系统里而建成相应的理论形态的思维进路本身则不可能。因而,于此,“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活动仅三年多 就草草收场的根本而深刻的缘由得以阐明。一是追跟“西风”,即要求将西方文学理论系统地引入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毫无疑问,西方文学理论有完整的体系,系统的范畴,共同的问题,但是,必须说明的是,西方文学理论是在西方的语言系统里生成并建构而成的一种理论范型,它渗透着西方人体认生存境遇、生命情怀的特有的精神、气质。这与现代汉语所载负的现代中国人所体认生存境遇、生命情怀的精神、气质是存有本质性差异的。这种将西方文学理论系统地搬入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理念和做法无疑是以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的完全被遮蔽甚至彻底被否弃为代价的。因而,这种纯粹“西化”的思想或许并不比“复古化”的思想高明多少甚至反而更为愚钝与拙劣,尽管从理论的体系维面上看更加系统。

对于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无所适从的现象,多少令人惋惜的话,而对于盲目“跟风”,无论是跟随“古风”还是追跟“西风”的现象,都是令人哀惜的。于此,应该明白的是,上述思想、行为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是没有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工作中确立起主体的地位,其根由在于从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研究者在展开理论探索之前、之中甚至之后都没有在理性意识里确立其研究对象的主体地位,即处于一种无主体意识的盲动状态。

(二)理论意识的错位

在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原因的剖析的工作中,还有一个至为内在的原因,即其研究者的理论意识的错位。所谓理论意识的错位指的是某一理论意识的缺失或者由于另一理论意识而被替代,被倒置,被悬搁,被排挤,甚至被否弃的一种意识状态。具而言之,一是在理论分析之前缺乏先验批判意识;一是缺乏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意识。

1、在理论分析之前缺乏先验批判意识

在展开一种理论分析之前是否有考虑到此次理论研究有没有坚实的理论“地基”,有没有经由还原而找到一个切实的理论生长的基点,有没有确立正确的理论价值取向,有没有确定有效的理论研究的原则,有没有划定理论研究展开的恰当的边界的理性意识直接决定着理论研究展开的必要性,有效性和意义。刘士林先生将此种理论行为称为“先验批判”,即“在具体的精神生产之前对主体内在生产观念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一种审查与批判”。应该说,以“先验批判”为人文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先验批判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建立中国话语的范畴系统确定一个可靠的方向;其基本途径则是对“西方文学理论叙事本身在中国是否具有合法性”这根本性的问题进行审查与批判,以解救且激活主体的理论理性机能;其理想效果是“既可以避免把西方理论方法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锅端’,也可以彻底改变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即先用一种方法解释,出了问题之后再批判)这种理性水准极端落后的学术生产方式”[1]P119而杜绝对精神生产的资源及环境的破坏和对主体的理性机能的恶性损耗[1]P120而实现理论研究的正常有效的“运转”的理想。

诚然,先验批判的方法论意义固然重大。笔者以为,在展开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之前,还应该有一种先验批判意识,即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对其本身进行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状态。换言之,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就存有的一种对其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或者说,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就已经理性地意识到对其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必要了。倘若对于研究者,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之中甚至之后都没有觉得需要对自己的理论工作本身进行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那么,强调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则令人感到十分地突兀。只有在研究者自己确实地意识到了对自己的理论工作本身展开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必要的时候,即研究者的先验批判意识在驱使研究者展开反省与追问的时候,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才有了展开的内在的力量、理论的意义和现实的可能。因此,对于现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先验批判的阙如,并非研究者无先验批判的理性能力或不愿意展开先验批判质问自己的理论工作的有效性,而是研究者的先验批判意识的阙如!试想,要是每一位中国学术人(如果有的话)都有这样一种先验批判意识,中国学术界,中国学术就不会如此这般了,而是“百花芬芳”,与西方比肩并能与之进行真正地对话与交流了。中国文学理论界亦是如此。

先验批判意识是“纯粹理性机能”[1]P119的先验图式,是实现主体的先验理性机能与现实的经验域的“沟通”的中介。主体的纯粹理性机能是先天地规定的,其先验图式,先验批判意识,则先在地存有于主体的意识域内,在相应的实践活动中因为现实的事体的刺激而被激活,由此,纯粹理性机能的先验理性能力发挥效力,对每一项理论研究工作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以确定理论研究的有效性。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应该谨记之。

2、缺乏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意识

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关注的是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所蕴含的文学感受、经验和理想。这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一种令人信服的文学研究范式应该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同情性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创造性阐释。”[2]P123这即是说,真正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是在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的基础上展开的。这里强调的是:第一,“体悟”有两层涵义,一是体验、感受,一是省思、领悟。体验、感受是省思、领悟的基础性的准备过程;省思、领悟是体验、感受的实质性的提炼、升华。第二,无论体验、感受还是省思、领悟都要真切。不真切的虚浮的体验、感受不可能实现同情性的理解,由此,省思、领悟的基础就不牢靠,就不可能有质的转化;不真切的浮幻的省思、领悟就不可能实现创造性的阐释,尽管可能有真切的体验、感受,这也仅是知音而已。

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在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方面做得是很不够的甚至几乎是没有做的。

具而言之,一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只有真切的体验、感受,能够写出好的鉴赏的篇章,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知音,却并没有任何创见;一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缺乏真切的体验、感受,而是套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诠释现当代中国文学,“表面看来,它似乎是新的,但对西方文论来说,它并不能提供新的观点,而仅仅是为西方文论原有观点提供佐证而已”。[8]P123这样,现当代中国人在现当代中国关于生存的体认、生命的情怀则完全被遮蔽了。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这种只有对文学经验的体验、感受甚至连此都没有而只有照搬照套西方文学理论的理论研究是没有效用的,无所助益的。只有以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来真切地体悟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才有踏实的根基。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界的研究者不是没有真切地体悟的能力,或者说是不愿意花时间费功夫地真切体悟,而是压根儿就没有这样一种清醒的理性意识,只是随兴致所至拈其一点随意发挥之而已。

(三)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经验)的背离

文学理论的研究同文学研究和批评一样,与文学实践有着绝对亲密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一是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对文学实践的影响甚至引发的关系;一是文学实践对文学理论的形成、发展的基础性的决定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以唯物主义哲学观导之,第二种情况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模式,即从对文学实践的反思、抽象而渐次形成一种理论范式。一个作家创建一种文学创作的样式受到文学爱好者的认可、接受而继之以摹仿创作,由此,一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则出现了。于此,文学研究和批评则以此为研究对象进行理论上的反思、总结和抽象,其结果则为一种文学理论范型。之所以这是一种通常的研究范型,是因为这样一种从具体归纳抽象理论的工作易于操作,具有现实的有效性。其极端典型的例子,则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里的诗话、词话的理论研究范型,即通过对古典诗、词的鉴赏品评而展开的理论总结工作。这是一种典型的地地道道的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的范例。在理论层面上,对此进行系 统的梳理和表述的是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在自己的哲学的思想框架之内提出“莎士比亚化”的理论主张,而反对“席勒式”的创作样式,这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很好地反映了历史的现实,而席勒的作品则因趋于哲理化没有像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样描述现实而被马克思的思想系统所排斥甚至否定其意义。[3]P571-575然而,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以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的视角观之,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并不能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切实的理论研究的资源,因为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并没有真切地体认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情怀,从文学实践本身看,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自始则存有偏差而“失真”。

第一情况,由文学理论引发文学实践,从理论上讲,是有实现的可能的,尽管几率甚低,但是,在现实里历史上的的确确存在过,即某一文学理论形态先于相应的文学实践而以纯粹理论的方式形成,尔后随之引发具体地实践这一文学理论(观念)的文学活动。基本上,这种情况是这样发生的,首先是某一种哲学思想滋养出一个美学理论体系,在这种哲学思想、美学理论所确定的范畴系统的基础上,文学(艺术)研究者由此引申发挥出一整套文学(艺术)理论,再是文学(艺术)研究者、创作者以此为创作的理旨展开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浪漫派及浪漫主义运动则是自康德(Immanuel Kant)哲学、美学理论(诸如“天才”,“审美的非功利性”等等思想[4])始,经席勒、费希特,至谢林、施莱尔马赫、辛克莱尔、诺尔格等浪漫派哲学家把自我、直觉、情感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建构起的一整套理论体系[5]P8-9的基础上,成功地发展出一整套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文学(艺术)实践的理论观念导引着具体的文学(艺术)的创作。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从由文学理论引发文学实践的维度看,中国文学理论没有像西方文学理论那样的理论资源、理论传统,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无法也不可能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之辙,同样也不会引发相应的文学实践。简言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同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实践是不谐和的,背离的。

三、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话语创建

经过上文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状态的确认和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描述及其内外缘由的深层剖析,现在理应尝试着为寻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提供一个理论的可能。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理应是创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现当代中国的语言是现代汉语,一个独立且完整的语言系统,是现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展开的语言根基。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只能且只应该由现当代中国文学真切地表述出来,从文学的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话语范式、范畴系统是现代汉语的。在现代汉语里展开的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理应有自己的独立且完整的话语体系。现代汉语是一个新的语言系统,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生命情怀是独特的,因而,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的话语也只能是新的。质言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即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正处于一种“无语”的状态。

于此,走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即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的困境的路向则是创建一套自己的独立且完整的话语体系,简言之,话语创建。

“一个学术口号能否取得学术实绩,一方面在该口号所隐含的学理是否精深,另一方面则在于参与讨论的学者是否找到了进行学理探讨的理论平台。”[6]P124笔者以为,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即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真诚地确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无语”状态并由此展开话语创建的理论工作则是为进行学理探讨寻找到了具有奠基性质的理论平台。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第一,本文力图从语言本体论的视阈确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无语”状态,并以此标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的最应该踏实地努力的最根本的方向;第二,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话语创建是思维展开的一个必然的方向,是一个严肃的理论话题,是一项复杂且庞大的理论工程,本文限于论题的边界,还有诸如话语创建的理论原则,模式建构,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衡量标准等等系统的理论阐释没有展开。

参考文献:

[1]刘士林.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中国话语[J].河北学刊,2005(1)

[2]赵志军. 语言本体论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研究话语[J].河北学刊,2005(1)

[3]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中国地理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2-0226-02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指导和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九十多年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并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丰富和完善过程中，党的历代领导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著作和决议。

一、重要文献导读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党的重要文献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对这些重要文献进行深入学习和研读对于青年学员准确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推进《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教学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有助于学员提高理论素养和运用科学理论认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当代青年学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后备军，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接班人，要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重任，必须具备运用科学的理论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离不开厚实的理论功底。青年学员要成长成才，迫切需要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高理论水平，为培养和提高运用科学的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支柱。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作为高等院校政治理论必修课和公共基础必修课，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深入探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时代特征、现实基础和深刻内涵。本课程的教学对于帮助青年学员系统了解和全面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培养学员运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重要文献（包括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重要讲话和党的会议通过的重要决议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集中体现，在教学中引导学员原原本本地研读这些重要文献，有助于青年学员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培养和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有助于深化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增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对青年学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更是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青年学员的主渠道。而要增强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吸引力和实效性，充分发挥政治理论课在用科学理论武装学员头脑中的主渠道作用，就必须以能力培养为导向，不断深化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近年来，按照国家、军队教育规划纲要、军队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学规定以及大学教育转型的要求，我们不断推进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构建了基于课堂实践化的大专题教学新模式。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教学中，我们根据相关大专题的教学内容安排和教学要求，增设了重要文献导读环节，要求学员读原著，原原本本地学习党的重要文献，一方面可以使青年学员通过自身的研读和教员的引导更好地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帮助青年学员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还可以在教学内容的设置、教学方法手段的运用方面推动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

二、重要文献导读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1.根据大专题教学内容设计重要文献导读环节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是一门系统性、理论性、实践性都比较强的政治理论课，在这门课程的教学中，对重要文献的学习虽然很重要，但因受课时的限制，不可能占用太多的课时来让学员集中研读这些文献，因此，在教学中，我们主要根据大专题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来设置重要文献导读环节，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文献导读篇目，通过重点研读的方式来帮助学员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比如，在第一大专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中，我们为了让学员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党的思想路线，围绕“解放思想的宣言书”――党的思想路线发展脉络这一主题，开展了一次重要文献导读课，要求学员认真阅读邓小平同志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志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同志的《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等六篇重要文献。通过文献的阅读，使学员更好地结合历史发展了解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脉络，深刻理解党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同时，通过学习这些重要文献，提高学员进行理论分析、归纳总结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2.以培养学员能力为导向开展重要文献导读教学活动

对青年学员开展重要文献导读的教学，不仅是为了帮助青年学员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提高其理论水平，为培养和提高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要通过这种实践化教学环节的实施来培养青年学员的自我学习、写作、口头表达、现场反应等方面的能力以及团结协作精神。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坚持以学员能力的培养为导向，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采取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开展重要文献导读教学活动。首先，教员提前在课程网站上布置学员要阅读的重要文献，提出研读要求。学员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认真阅读原著，查找相关资料，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撰写发言稿，制作课件。其次，在教学过程中，教员要先简单介绍重要文献的历史背景，然后由学员主讲，每个学习小组推荐1名学员进行主体发言，再由本组学员补充，同时接受其他学员的现场提问，开展课堂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教员还要充分发挥教学的主导作用，要对学员的发言、讨论进行引导和点评。可见，在重要文献导读的教学环节中，充分体现了学员的主体地位，体现了学员能力培养的教学导向，体现了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先进教育理念，对于学员的搜集整理资料、归纳总结、写作、口头表达等方面能力的提高以及团结协作精神的培养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关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实施重要文献导读教学的建议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