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利弊论文例1

一、问题的提出

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上市公司披露“公开、公平、公正”的会计信息。股东通过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能够观察和控制经理的行为，即使股东无法达到控制的目的，但至少可以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做出购买、继续持有或抛售公司股票的决策。然而，会计造假现象的屡见不鲜，使全球的投资者都因此而缺乏投资的安全感，引起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巨大震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证券市场频繁出现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现象，诸如琼民源、郑百文、银广夏、大庆联谊等。随着上市公司“掏空”“造假”等会计舞弊案件的接连曝光，使中国股民从曾经对股票市场趋之若鹜到现在的谈股色变。这些大公司的轰然倒塌，严重损坏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也阻碍了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会计舞弊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那么，什么是会计舞弊？为什么会产生会计舞弊现象？该如何治理会计舞弊？国内外许多学者围绕这些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二、会计舞弊的产生机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1.会计舞弊的含义及特征

会计舞弊是指行为人以获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和有目的地故意违背真实性原则，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规章规范，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行为。一般具有这几个方面的特征:

（1)行为的欺诈性，区别于会计错误。

（2)行为的违法、违规性，区别于盈余管理。

（3)行为的隐蔽性，行为人以种种伎俩掩盖其舞弊行为，是局外人难以发现。

（4)行为的危害性，行为人以获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通过各种手段造成会计信息失真，最终给他人、企业乃至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

2.会计舞弊的产生机理

对于为什么会产生会计舞弊，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答案。国外有代表性的会计舞弊成因理论有冰山理论（二因素论）、三角形理论（三因素论）、GONE理论（四因素论）和会计舞弊风险因子理论。这几种理论基本上都将会计舞弊形成的因素分成两种：外因和内因，即发生舞弊的外部环境、机会以及舞弊者自身因素（动机、道德品质等）。国内部分学者通过运用以上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如阎长乐（2004）从压力、机会、合理化3个方面着重分析了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的条件。另外，国内大部分学者如綦好东（2002）、张宏亮（2003）、曹筱春等（2005）、曹立（2006）等，运用经济学、行为学等理论，结合上市公司性质及我国现状，对会计舞弊的直接和间接原因进行了不同的表述，一般集中在利益驱动、两权分离问题、信息不对称、委托―问题、公司治理失衡、内部人控制及一股独大问题等几方面。

本文认为，以上提到的许多因素都与会计舞弊的发生有很大关系，但一些学者在论述的时候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即所提到的各种原因之间要么存在重复，要么将直接和间接原因并列，所以显得有些混乱。为了弄清会计舞弊产生的内在机理，本文在借鉴有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会计舞弊的产生有如下过程：在两权分离情况下，利益驱动下的委托人（股东）与人（经营者）的目标函数必然出现不一致，加上信息不对称提供的条件，人就存在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但由于交易成本过高或监督者的能力有限等因素，用来抑制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失衡，出现内部人控制或一股独大问题，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就可能变为现实，从而产生会计舞弊。其逻辑结构大致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上市公司的会计舞弊问题根源在于人自身利益驱动，而信息不对称与公司治理结构失衡提供了客观条件，实际上就是在两权分离条件下产生的委托-问题。另外，从图中所示的Ⅰ、Ⅱ、Ⅲ、Ⅳ区域，也可以看出前述的一些学者对会计舞弊产生原因分析的混乱之处，即把Ⅰ、Ⅱ、Ⅲ、Ⅳ区域中的相关问题并列或重复地论述。

会计舞弊产生机理逻辑图

为了深入理解上述会计舞弊生成机理，下面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按图1中由左至右（Ⅰ―Ⅱ―Ⅲ―Ⅳ―Ⅴ）顺序对会计舞弊成因进行分析。

现代企业与古典企业最大的区别是实现了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在现代企业理论中，企业是社会公众合作投资的一个具体项目，它是股东、管理者、职工、债权人、供货商、购货商以及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参与的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周其仁，1996）。其中，管理当局构成的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缔结的契约是企业契约的核心部分。企业财务资本的所有者即股东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剩余索取权的行使）受到剩余控制权的决定性影响。在现代企业中，债权人领取固定的要素投入回报，不享有剩余索取权，故在正常情况下，企业剩余控制权不影响其利益，债权人没有激励去争取剩余控制权。而如果由众多股东共同行使剩余控制权将造成过高的交易费用及搭便车的行为，并且股东作为外部人，对企业具体生产经营状况的信息掌握不多，经营才能有限，由其行使剩余控制权的成本太高。在此情况下，要实现企业产权就需要引入委托―关系。

在信息经济学中，委托―关系是指任何一种涉及非对称信息的交易，交易中拥有私人信息或者说信息优势的参与人被称为 “人”，不拥有私人信息或者说信息优势的参与人称为“委托人”。由于交易被视为契约的组合，委托―关系的形成也就是一种契约的订立和执行。股东通过契约将剩余控制权委托给董事会，而董事会又进一步委托给经理。通过这种契约安排，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这时两权分离问题可以转向对企业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分离情况下的委托关系分析。

然而，在这种委托―关系下，将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安排给经营者享有之后，股东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股东与经营者的目标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在委托―关系中，“如果关系双方都是效用最大化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不总为委托人的最佳利益行动。”事实上，在利益驱动下，委托―关系中自利的每一方尽管都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仍会最大化自己的收益。即“一方参与人不会仅仅因为该行动是另一方参与人所希望的就真的选择该行动。相反，每个参与人都选择能最大化自己他或她的期望效用的行动。”股东作为出资者，追求剩余收益的最大化，而经营者作为自利的个体，其理性选择是最大化自己经济报酬。然而，由于委托―关系下信息不对称存在的必然性、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人的有限理性，公司契约具有很强的不完备性特征，即不可能在契约中把参与契约成员的所有权利和义务都规定下来。这样，作为掌握大量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私人信息的经营者，在利益驱动下，就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即不适当地利用手中的剩余控制权最大化个人利益的可能。如果公司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无法抑制经营者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必然使其变为现实，会产生内部人控制问题和一股独大问题。

公司治理失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存在公司剩余控制权的“公共领域”（用R3表示）（罗必良，2005），主要是中小股东由于行权成本过高、能力有限或搭便车动机等自愿放弃的部分权力。这部分权力的大小是不确定的，在法律上难以证实，公司经营集团往往凭借其竞争优势（或职位产权）攫取公共领域中的部分含租产权，这部分权力的模糊是造成内部人控制的根源。

内部人控制问题主要是经营者凭借自己对公司管理的权威，即拥有对公司经营管理的特殊专门知识从而在有关信息（包括会计信息）占有及公布上享有的信息优势，可以借助舞弊等手段实现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不良意图。主要表现为过度的控制权收益，包括：过分在职消费、信息披露不规范（包括会计舞弊）、决策行为短期化、旨在扩大经营者控制权的过度的无效投资以及侵蚀股东资产的行为等。一股独大问题，主要是上市公司的股权过于集中，中小股东通过“用脚投票”行使控制权的约束力十分有限，大股东可以轻易利用手中的股权优势，将自己的代表按插入董事会，从而使自己的投票权比例大大超过自己拥有的股权比例，从而实现自己对具体经营环节的控制。通过对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及董事会的控制，大股东也很容易通过关联交易和人为利润操纵等会计舞弊行为，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在我国现有股权结构下，股权结构集中、未流通股及国有股比例过大，导致内部人控制及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严重，成为会计舞弊的盛行的温床。

三、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治理会计舞弊的必然选择

通过分析会计舞弊的产生机理，为有效治理会计舞弊提供了线索。由上述会计舞弊的产生机理逻辑结构图可知，要寻找会计舞弊问题的解决对策，只须按由右至左（Ⅰ―Ⅱ―Ⅲ―Ⅳ―Ⅴ）顺序去找。可以发现，利益驱动、信息不对称以及公司治理失衡都是与会计舞弊的产生有关。但会计舞弊问题的根本解决却很难前两者入手，主要因为：

（1）追求自利行为是人的本性，即使是道德品质良好的人也不例外。尽管道德说教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但毕竟只是软约束，作用有限，如果缺乏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会计舞弊问题就不会得到根本解决。

化学利弊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1-0160-02

1.引言

自从会计信息作为传递经济信息的媒介以来，会计舞弊就与之形影相随。会计史上出现的重大会计舞弊案件，实际上成为催生和完善会计规则和独立审计制度的重要因素，也引发了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会计舞弊的研究和探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关于会计舞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会计舞弊的成因、识别、防范与治理等三方面。本文拟从行为科学和经济学视角对会计舞弊的国内外研究进行梳理和回顾。其中从行为科学视角研究会计舞弊主要从人的动机、需要方面研究会计舞弊的影响因子，并且考虑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因素；而经济学视角下的会计舞弊问题研究主要是结合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以及行为经济学进行考虑。

2.行为科学视角下的会计舞弊研究

行为科学视角下的会计舞弊研究中比较典型的是会计舞弊影响因子方面的研究，其主要是通过分析大量的会计舞弊案例，进而筛选出舞弊发生的影响因子，并且通过分析影响因子来解释会计舞弊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控制措施。目前为止，会计舞弊影响因子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冰山理论、舞弊三角理论、GONE理论、风险因子理论。

最早研究舞弊因子的是Lawa'ence B.Sawyer，其指出舞弊的产生必须有三个条件：异常需要、机会和合乎情理。（1）会计舞弊冰山理论（二因素论）。冰山理论把舞弊比喻为海平面上的一座冰山，露在海平面上的只是冰山的一角。更庞大的危险部分隐藏在海平面以下。从结构和行为方而考察舞弊，海平面上的是结构部分，海平面下的是行为部分。舞弊结构的内容实际上是组织内部管理方面的，这是客观存在且容易鉴别的。而舞弊行为的内容则是更主观化、更个性化、更容易被刻意掩饰起来的。冰山理论说明，一个公司是否可能发生会计舞弊，不仅取决于其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和严密性，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该公司是否存在债务压力、是否有潜在败德的可能性。（2）会计舞弊三角形理论。w.S.Albrecht（1995）在劳伦斯・索耶会计舞弊三条件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舞弊三角理论（三因素论），将舞弊因素凝结为三项：压力、机会、合理化，并指出缺少上述任何一项要素都不能形成舞弊。舞弊压力包括经济压力、恶癖压力、与工作相关的压力、其他压力四种类型。据统计前两种类型的压力大约占95%。形成舞弊的机会主要有六种：包括缺乏发现舞弊行为的内部控制；无法判断工作的质量缺乏惩罚措施；信息不对称；无知、能力不足；审计制度不健全。（3）会计舞弊GONE理论（四因素论）。G.Jack Bologua（1993）等人提出了舞弊GONE理论，指出舞弊由四个因子组成：贪婪、机会、需要、暴露，其中“贪婪”和“需要”与行为人个体有关，“机会”和“暴露”与组织环境有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舞弊风险因子理论。（4）会计舞弊风险因子理论。该理论是Bo logua等人在GONE理论基础上发展形成的迄今为止最完善的舞弊动因理论。它把舞弊风险因子分为个别风险因子与一般风险因子。个别风险因子是指因人而异，且在组织控制范围之外的因素，包括道德品质与动机。一般风险因子是指由组织或实体来控制的因素，包括舞弊的机会、舞弊被发现的概率以及舞弊被发现后舞弊者受罚的性质和程度。当一般风险因子与个别风险因子结合在一起并且被舞弊者认为有利时，舞弊就会发生。

我国的会计学者也根据我国具体的社会环境，提Ⅲ了舞弊影响因子理论。朱国泓（2001）提H{了舞弊的“二因素论”，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影响会计舞弊的因素是：激励权安排的适当和会计制度的弱化。娄权（2004）提会计舞弊的“四因素论”，指出舞弊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思想文化、动机、机会、经济利益权衡。张程睿（2008）则针对上市公司提出了“新四因素论”，认为财务状况、控制人动机、公司治理结构、环境与制度等方面的共同作用，影响着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策略及其违规信息披露行为。

3.经济学视角下的会计舞弊研究

3.1博弈论视角下的会计舞弊研究

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博弈论相关学者通过对舞弊情景的简化，从相关经济事件中提炼出成本、收益、概率的信息，构造会计舞弊的博弈模型，并根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分析会计舞弊产生的原因。秦江萍（2005）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了我国会计舞弊现象蔓延的本质原因：缺乏有效的对监管者的激励机制，正是由于监管者的“懈怠”影响了经济主体对于舞弊成本、收益以及概率的判断。陈国辉、张金松（2008）通过对上市公司与政府和注册会计师的博弈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得到了一致的结论：政府监管机构对舞弊的上市公司和合谋注册会计师的处罚力度不够，且监管概率较小，加之监管成本较大，导致了资本市场财务舞弊层出不穷的现状。张作民（2010）以经济人为假设，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对舞弊者和监管者的行为进行了博弈分析，指出上市公司是否进行会计舞弊，市场监管者是否进行严格监管，双方都是在对收益和成本进行理性的权衡后做出的选择。

3.2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会计舞弊研究

有关学者运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以及契约理论对会计舞弊进行分析，侧重于对制度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方面的分析。（1）公司治理视角下的会计舞弊分析。谢朝斌（2000）对委托机制下股份公司会计舞弊成因从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三个视角进行分析，并从内部和外部监督两个方面提出治理股份公司会计舞弊的制度选择。刘立国、杜莹（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法人股比例、执行董事比例、内部人控制度、监事会的规模与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正相关，流通股比例则与之负相关。GongmengChen，MichaelFirth（2005）指出在解释舞弊上董事会的特征更加显著，包括：外部董事的持股比例、董事会会议的数量、董事会主席的任期，而所有者的类型相关性较弱。黄宏斌（20lO）研究发现，制度环境显著地影响了企业的会计舞弊行为，各地区市场化指数所代表的监管差异和上市公司所有权性质等制度因素都会对会计舞弊有显著影响。（2）契约理论视角下会计舞弊成因研究。盖骁敏、王忠杰（2010）认为，管理者舞弊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合同是不完全的，基于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基本框架能够分析内部审计在影响管理者舞弊行为方面的有效性。

3.3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会计舞弊研究

化学利弊论文例3

1.引言

考试是检测学生成绩，检查教师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能同时调动教与学两个方面的积极性。近年来，高校的学生考试作弊行为越来越严重，考试作弊不仅影响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进行有效的评价和测评，而且还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各高校都出台了有关作弊的处罚方法，例如开除或取消学位。尽管学校采取了很多惩罚措施，但还是有同学冒着风险去作弊，而且作弊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如何有效减少学生考试作弊行为成为近年来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本文主要通过博弈论来研究考生的作弊现象，并且提出几点对策。

2.模型的构建

2.1考生与考生之间的博弈

博弈论研究的对象是理性的行动者如何选择策略。所谓理性的人是指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人。首先来看学生A与其他学生之间的博弈。学生A跟其他学生的选择策略有作弊（背叛）和诚实（合作）两种策略。作为理性的博弈局中人，考生的决策目标是利益最大化。那会出现4种情况，如表1所示：在“囚徒困境”博弈中，学生都选择背叛，即占优策略均衡是（背叛，背叛），两个人的收益都是2。这说明在考试中无论成绩好坏都会有作弊行为。

为了杜绝考生的作弊行为，学校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制止，比如学生必须告发作弊的学生，如果有人不告发作弊学生的作弊行为，也要受到惩罚。假设做出决策的人为学生A和学生B，会出现4种情况，如表2所示：

由表2知，学生B的决策随学生A的决策的变化而变化，此时有两个均衡，即：（背叛，告发），（诚实，不告发），这两个是纳什均衡。

2.2学生与监考老师之间的博弈

学生在考试时作弊除了自身的因素外，还跟监考环境有关系，当监考老师监考不严时，作弊的现象更严重。下面分析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博弈：（博弈结果如下所示）

支付收益：（学生，老师）

由上可得，当学生选择作弊，无论老师监考认真还是监考不力，所得收益都是-5；当学生诚实考试，老师无论监考认真还是监考不力所得收益都是0，对监考老师没什么影响。因此，监考老师抓作弊学生的积极性不高，会让学生的作弊行为越来越严重。

3.控制学生作弊的行为和改善老师监考不力的对策

通过博弈论分析高校学生是否选择作弊时双重因素决定的，即内因和外因。内因方面，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选择对自己最好的策略。外因方面，权衡监督、惩戒力度大小、作弊风险后，选择是否作弊。因此，怎么从外因角度采取对策杜绝学生的作弊行为也很重要。综上分析，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几点对策。

第一，改变考试形式。某些课程采取开卷形式，主要以主观题为主，可以控制学生的作弊行为。

第二，降级处分。现在很多高校针对学生作弊行为给出的处罚一般是开除或取消学位。这种处罚会使某些监考教师产生恻隐知心，不忍抓学生作弊，导致作弊更加肆无忌惮。如果学生作弊被抓，给出降级处罚，并在学校网站上公布该学生的作弊告示。

第三，增加监控装置。在教室里增加监控装置，使整个考试过程多方位多角度获得监督，并把考场多角度受监控的信息传达给学生，减少学生作弊动机。同时也可以监督监考老师，提高监考老师的积极性。

4.结论

我们希望杜绝学生考试作弊现象。首先要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其次强烈要求老师在监考过程中应当严格监考；最后，为了降低学生作弊的概率和老严格监考的概率，应该适当加重对监考不力的老师的惩罚，适当减轻对作弊学生的惩罚。通过各种机制的完善，从而使学生从背叛走向合作，让学生认识到合作才是最佳策略；让监考老师也明白必须认真监考，把对学生的严治学和关爱结合起来，创造“诚信”的校园学习环境。（作者单位：东华大学）

参考文献

化学利弊论文例4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3-086-04

财务报告的质量直接决定着经济体制的公平性和经济运行的效率，公司经营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他们都需要通过企业会计信息来了解企业经营业绩和经营趋势。然而资本市场频频遭受财务报表舞弊丑闻的袭击，上市公司屡禁不止的财务报表舞弊行为，不仅给投资者、债权人和广大员工带来灾难性的财富损失，而且直接动摇了资本市场的信心，损害了证券市场的公平性，因此对财务报告舞弊的治理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文献综述

财务报告舞弊有其深刻的制度环境与行为动机。Loebbecke 和 Willingham对SEC的会计审计执行公告（AAERs）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经典的舞弊三角理论（三因素论），认为舞弊行为的发生需要三大因素：动机/压力（incentive/pressure）、机会（opportunity）和道德价值观/合理化借口（attitude/rationalization）。具体而言，舞弊的动机/压力因素主要包括财务压力、不良习惯压力、工作压力等；机会因素主要包括缺乏内部控制、信息不对称、会计审计制度不健全、缺乏惩罚措施、难以评价工作质量、缺乏审计轨迹等；借口因素实际上属于道德价值判断范畴，是舞弊者自我安慰的手段。Loebbecke和Willingham选取了77家舞弊公司对舞弊三角模型进行了检验，根据每一项舞弊风险因素在舞弊案例中的出现次数，用单变量卡方检验测试了舞弊三角模型中的三类舞弊因子的识别能力，结果发现88%的舞弊案例中至少存在舞弊三角模型中的三类舞弊因子中的一类。

Bell and Carcello 运用Logistic 回归模型证明了基于财务数据的预测模型在判别舞弊公司方面比经验丰富的审计师表现出色；Spathis、Doumpos 和Zopounidis采用一种多标准辅助判别方法对10 个财务指标建立预测模型， 发现这种方法比传统的判别方法更有效；Lin、Hwang 和Becker根据会计收益指标和会计收益趋势构建了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财务舞弊判别模型， 实证结果表明它可以有效地减少审计师的偏见或弥补审计师的不足；Skousen and Wright （2006）旨在通过实证研究识别出与财务报表舞弊有关的当期风险因素，并利用这些舞弊风险因素构建了舞弊预测模型。

国内对于财务报告舞弊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洪荭、胡华夏和郭春飞、秦江萍、许娟娟、陈志阳以财务指标为依据，分别建立多元判别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财务压力对于财务报告舞弊的影响，发现财务压力指标包括应收款项比率、应收款项周转率、资产负债率、速动比率、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比率、现金债务总额比、净利润现金保证率等，对于财务舞弊具有显著影响。蔡志岳和吴世农、刘英明、上官鸣和刘瑞娇、陈庆杰、杨清香等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内部控制、公司治理等机会因素对于财务报告舞弊的影响。发现法人股比例、执行董事比例、内部人控制度、国家股比例、股权制衡度、监事会的规模与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显著正相关；法人股比例、股权集中度、高级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财务报告舞弊显著负相关。王晓明和施建军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得出当期财务造假是因为期望收益为正，多期财务造假则在于造假者效用贴现大于零的结论。李清和任朝阳依据“舞弊钻石”理论基于案例推理思想构建财务报告舞弊识别模型。陈艳、孔晨和于洪鉴基于行为人的基本决策规则，以行为人调查数据为样本，考察了行为人过度自信、时间偏好、风险偏好与舞弊倾向的相关关系及影响程度。

二、研究假设

（一）财务报告者态度和性格特征与财务报告舞弊行为

按照社会心理学对于态度的三因素结构的界定，态度的不同成分对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理性行动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均支持这一假设，并在很多领域中都获得了实证研究的支持。在态度和行为形成的解释理论中，态度往往被作为行为的前因变量之一。

在英语中“Machiavelli”作为词根而导致的诸如“Machiavellism”和“Machiavellist”等一系列单词的产生，进一步说明在世俗社会生活中马基雅维利的影响。马基雅维利从人性本恶的角度出发，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理论体系。他认为，人类的本性基本上是恶的，是自私自利的。马基雅维利指出：“人都是忘恩负义的，易变的，奸诈懦弱的，趋利避凶的，贪得无厌的。”这种贪得无厌的欲望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动力，欲望追求的停止，则意味着生命的终止，马基雅维利强调权术，强调“必要面前无道德”和“目的总是证明手段的正确”。法国人把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由于马基雅维利的“权术”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泛化，使得马基雅维利主义成为不择手段、背信弃义、虚假伪善的代名词。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舞弊态度偏好和舞弊行为正相关。

假设2：不择手段的性格特征和舞弊行为正相关。

（二）成本效益原则与财务报告舞弊行为

犯罪经济学理论认为，一个人选择犯罪的原因是因为获得的预期收益比被处罚的成本高很多。在存在大量分散化经济决策主体的经济中，政府及其惩罚机制选择，决定了这些主体如何在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之间的抉择，并最终造成了资源配置的差异。理性的经理人是否选择财务报告舞弊，取决于经理人对于舞弊收益和舞弊成本的对比分析。舞弊收益包括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直接收益有薪酬的增加、良好的声誉、股权的激励等等，间接收益主要包括潜在的期权，即管理当局通过舞弊财务报告提高股价，在股价较高之时行权。舞弊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直接成本包括遭受处罚、失去声誉和未来职业机会的减少以及要在监狱中度过的时光，机会成本主要指原有薪酬的损失。有些经理人会考虑提供舞弊的财务报告是否对其他人构成伤害，道德分离理论（Bandura， 1991）指出个体将希望通过采取行动降低负面心理反应的影响。财务舞弊行为使得个体体验强烈的负面心理反应，他们会选择避免这种负面情感，选择如实发表财务报告。

在舞弊模型中，每个个体的成本权重和收益权重取决于个人的效用函数，当舞弊成本大于舞弊效益则选择如实报告财务信息；当舞弊效益大于舞弊成本则选择舞弊。基于此，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3：财务报告舞弊行为与负罪感增加正相关。

假设4：财务报告舞弊行为与心理不舒适度增加正相关。

（三）采用减少负面心理影响的方法与财务报告舞弊行为

认知矛盾理论（Festinger 1962； Cooper and Fazio 1984）指出当个体经历矛盾时将感到心理不舒服，矛盾导致两种认知或两种行为之间的竞争。如同当一个人吸烟时明明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一样，当一个人舞弊时，他自知舞弊是一种错误行为，必然会产生负面的心理反应，为了降低这种负面情绪，财务报告舞弊者往往采取各种方法来降低负面的心理反应程度，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1）寻找各种合理化借口，如“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我的做法不会伤害任何人”；“可以打法律的球”；“我没有义务帮助别人”；“这是企业欠我的”；“我只是暂时借用这笔钱，以后会归还的”；“没有人会因此受到损害”；“我有权得到更多”；“我是为了做好事”；“一旦度过难关，我们马上修正账簿”等等。（2）自我肯定，认知矛盾理论中两种矛盾的认知在竞争过程中，认知中正面的自我肯定情绪被激发，如知道舞弊是错误行为的财务报告舞弊者通过向慈善机构捐助大量的钱财进行自我肯定。（3）转变态度，态度的转变是认知矛盾降低的有效方法之一，当个体在强烈支持原有立场和反对行为之间矛盾时会感到非常不舒服，如果他/她可以转变态度，如将“舞弊是错误行为”转变为“舞弊也许没有那么糟”。那么，他/她的心理不舒适度会降低。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5。

假设5：能够预知个人行为将直接导致他人财务损失事件和舞弊行为负相关。

三、建立财务报告舞弊者态度模型

基于上述假设，结合认知矛盾理论（Festinger 1962； Cooper and Fazio 1984）和道德分离理论（Bandura 1999）构建舞弊者行为态度模型（图1），该模型描述个体在财务报告过程中的思想过程，模拟一个CEO、CFO或者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在做财务报告时的决策过程。

该模型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首先假设存在两个前提，舞弊三角中的机会和动机已经存在；财务报告者的态度、特征（品质）、道德价值观决定财务报告者没有舞弊倾向。第二层，财务报告者进行舞弊成本和舞弊收益的分析，如果舞弊成本大于舞弊效益则选择如实报告财务信息；如果舞弊收益大于舞弊成本则选择舞弊。第三层，如果财务报告者选择舞弊，他（她）将产生由于舞弊带来的负面的心理影响，他（她）将采取寻找合理化借口、自我肯定、转变态度等方法降低心理的负反应。

四、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

（一）测试者与变量选择

本文采取两种方法获得样本数据，一种是召集某高校继续教育学院会计系毕业班学生参与测试，他们多为各个单位的会计从业人员，共有115名学生参加。首先，请参加测试的同学完成两份调查问卷，然后请测试者完成一份会计学试卷，按照考试成绩决定测试报酬金额，满分100分，可以得到相应的报酬100元，如果测试者的会计学考试成绩为60分，那么他可以得到相应的60元报酬，但是报酬的发放不是按照考试的实际成绩，而是让测试者自己申报取得分数，组织者将按照申报的分数发放相应的报酬，而不是按照实际应发放报酬（考试成绩）支付；另外一种是通过网站进行问卷调查的设计、提交，主要对象是已经毕业的某高校会计系毕业生，而且现在从事会计工作，共发放调查问卷96份，收回有效问卷56份。前种方式主要用于数据的取得，后种方式主要用于问卷量表的修订。

假设1、假设2和假设5研究舞弊行为的独立变量为MISR和MISP，MISR为两分变量，即有或者没有舞弊行为，若财务报告者发生舞弊行为，则值为1，否则值为0；MISP为百分比变量，计算参加者舞弊与所有的可能性之间的比例关系，即（报告收入-实际应得收入）/（100元-实际应得收入），反映参加测试者决定舞弊的可能性。

假设3和假设4采用的独立变量为罪恶感和心理不舒适度，罪恶感（GUIL）的量度分为烦恼、失望、内疚、后悔、自我否定、耻辱六级。不舒适度（DISC）的量度分为烦扰、痛苦、紧张、不安、恐惧五级。

其他变量定义如下：

ATTI―趋向诚实报告的态度量度的得分，采用5刻度Likert量表。得分范围从10到50。得分30为中间值，得分高于30分，说明报告人倾向于真实财务报告；

MACH―得分基于马基雅维里性格特征量表，采用5刻度Likert量表，得分范围从10～50，得分高于30代表高度匹配，性格特征可以用于预测舞弊行为的发生；

EARN―会计测试中参与者获得的报酬金额；

REPO―参加测试者报告的金额；

TIME―测试者参加测试的时间；

GUIL―两次测试负罪感的得分差值，第一次为发表报告时，第二次为两个星期后；

DISC―两次测试心理不舒适度的得分差值，第一次为发表报告时，第二次为两个星期后；

RATI―参加测试者找到合理化借口值为1，否则值为0；

CHAR―若参加测试者积极参加慈善公益活动，值为1，否则值为0。

（二）财务报告行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见上页）是对于财务报告行为的描述统计分析，分为最初样本，实报样本和舞弊样本三个部分，实报者在测试中比舞弊者赢得更多的测试资金（p=0.006），舞弊者在做出报告决策时花费了更多的时间（p=0.005），舞弊者实际获得的比他们应该获得的平均多出23.03元，实报者在影响因素的测量上变化小于舞弊者，舞弊者反映出负面心理状态的影响增加，如负罪感、心理不舒适度的增强，而对于自我肯定则在减少。舞弊者比实报者更加积极参与慈善活动（p=0.045）。

（三）变量相关性分析

通过Person相关分析，两个舞弊倾向性变量ATTI和MACH相关度相对较高。是否舞弊（MISR）和舞弊程度（MISP）均与影响变量（TIME、GUIL、DISC）相关度较高，说明时间、负罪感、不舒适感对是否舞弊及舞弊程度产生影响。

（四）数据分析

为了验证假设1、假设2和假设5，分析态度偏好和性格特征是否可以用来预测舞弊行为的发生，有效的控制手段是否可以减少舞弊行为的发生，采用两种类型的回归，（1）对于独立变量（MISR）采用二元逻辑回归；（2）对于连续独立变量（MISP）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建立模型如下：

MISR（orMISP）=β0+β1ATTI+β2MACH+β3MANI+β4EARN+β5TIME+ε （1）

其中：

MANI―若测试者操纵数据，则值为1，否则值为0；

TIME―测试者参加测试的时间。

首先分析两分变量MISR，即财务报告者是否存在舞弊行为，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

MISR=β0+β1ATTI+β2MACH+β3MANI+β4EARN+β5TIME+ε （2）

运用spss11.5做Logistic回归分析数据如下：

再分析程度变量MISP，即参加测试者决定舞弊的可能性。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MISP=β0+β1ATTI+β2MACH+β3MANI+β4EARN+β5TIME+ε （3）

为了验证假设3和假设4，本文以负罪感和心理不舒适度为独立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GUIL（roDISC）=β0+β1MISR+β2ATTI+β3MACH+β4（MISR×ATTI）+β5（MISR×MACH）+ε （4）

其中：

GUIL―两次测试负罪感的得分差值，第一次为发表报告时，第二次为两个星期后；

DISC―两次测试心理不舒适度的得分差值，第一次为发表报告时，第二次为两个星期后；

首先分析舞弊负面心理影响负罪感GUIL，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GUIL=β0+β1MISR+β2ATTI+β3MACH+β4（MISR×ATTI）+β5（MISR×MACH）+ε （5）

再分析舞弊负面影响心理不舒适度DISC，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DISC=β0+β1MISR+β2ATTI+β3MACH+β4（MISR×ATTI）+β5（MISR×MACH）+ε （6）

五、结论与启示

（一）假设结果分析

假设1讨论舞弊倾向（态度、特质）和舞弊行为之间的关系，假设1、假设2和假设5的测试结果见表3和表4，表3运用Logistic回归以是否舞弊（MISR）为独立变量，显示测试者操纵数据（MANI）和是否舞弊（MISR）（p=0.089）、会计测试中参与者所获报酬金额（EARN）和是否舞弊（MISR）（p=0.027）显著负相关，测试时间（TIME）和是否舞弊（MISR）显著正相关（p=0.018），测试者态度（ATTI）和是否舞弊（MISR）、马基雅维里性格（MACH）和是否舞弊（MISR）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表4以舞弊比例（MISP）为独立变量运用线性回归，显示测试者操控数据（MANI）和舞弊比例（MISP）显著负相关（p=0.051线性回归），测试者态度（ATTI）和舞弊比例（MISP）在线性回归中呈显著负相关（p=0.095）。

假设3和假设4讨论财务报告舞弊者提供虚假报告后的心理不舒适度及负罪感是否发生变化，表5和表6显示变量是否舞弊（MISR）和变量负罪感（GUIL）显著正相关（p=0.001），假设3成立；变量是否舞弊（MISR）和变量不舒适度（DISC）显著正相关（p=0.001），假设4成立。

假设1得到部分支持，虽然初始的态度变量和舞弊可能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与舞弊水平存在最低限度的相关。态度变量在消除其他倾向性量度条件下和舞弊水平存在敏感影响。态度可以影响舞弊程度，但是不能影响是否发生舞弊。同样，对于假设2发现马基雅维利的不择手段的性格特征和舞弊行为不存在相关关系，但是马基雅维利的不择手段的性格特征得分和舞弊水平存在轻度负相关。总之，财务报告者态度和性格特征不能用于判别是否产生舞弊行为，但是可以预测财务报告者的舞弊程度。

（二）敏感性测试

主要进行部分舞弊与全部舞弊分析。有的测试者选择部分舞弊，如会计考试成绩为20分，即测试报酬为20元，但测试者虚假报告27元；而有的测试者选择全部舞弊，即无论测试者考试成绩多少，均报告最高值30元，故将样本分为三个组，实报（n=78）、部分舞弊（n=22）、全部舞弊（n=15），重新运行等式1和等式2分别采用样本实报和部分舞弊（n=100）、实报和全部舞弊（n=93）。

对于研究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等式1，采用全部舞弊样本时结果和没有区分部分舞弊与全部舞弊时结果一样，采用部分舞弊样本时财务报告者态度和舞弊程度之间存在弱负相关关系（p=0.063）。

对于研究财务报告舞弊影响的等式2，两个样本存在较大差异，是否舞弊（MISR）和不舒适度（DISC）全部舞弊样本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p=0.18），部分舞弊样本存在显著相关关系（p=0.001）。

总之，无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对于部分舞弊者的敏感程度均大于对于全部舞弊者。

（三）结论与建议

认知矛盾理论和道德分离理论很好地解释财务报告者的舞弊行为，本文发现财务报告舞弊者的犯罪感和心理不舒适度水平明显高于真实财务报告的提供者，而且随着寻找合理化借口的难度加大，财务报告提供者的舞弊倾向会显著下降。建议通过减少财务报告提供者合理化借口；让财务报告舞弊者感觉舞弊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让舞弊者明白舞弊行为会给他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等干预措施来有效地降低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发生。

[课题基金：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基金号：2013SJD630074；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基金号：15GLB00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基金号：11YJA87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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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利弊论文例5

中图分类号：F830.5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6-1770(2006)08-037-04

一、问题的提出

G. Jack Bologna对企业舞弊是这样定义的，它是指欺骗者为获得经济利益而采用的非法欺骗行为。①这个提法与美国著名犯罪学研究专家Edwin・Sutherland 在1939年提出的“白领犯罪”概念十分相近。“白领犯罪”是指某个个人或集团在从事行政生涯或进行财务活动时违反法律的行为。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对舞弊所下的定义是指故意编造虚假的财务报告，如管理人员蓄意虚报，诈骗、盗用资产，挪用公款等等。我国《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6号》认为“舞弊是指组织内外人员采取欺骗违法等违规手段，损害或谋取组织经济利益，同时可能为个人带来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对舞弊的定义还有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的《内部审计实务标准》、美国注册会计师联合会《审计准则公告第16号》以及美国《国家会计准则第82号通告》中的表述等。综合以上提法，可以看出企业舞弊是指组织的管理层或员工在从事行政或者财务活动时，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我国商业银行在信贷市场中所面临的内部人骗贷舞弊行为有两层含义：第一种是内部人的舞弊，一方面是指银行内部的员工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银行管理不严的漏洞来骗取银行的贷款，另一方面就是银行内部的员工出于自身经济利益（如奖金和业绩挂钩等）或其他方面（如人情等）的考虑而疏于职守，从而导致外部人对银行骗贷舞弊行为的发生；第二种是指内外勾结的舞弊，也就是银行内部的员工勾结外部的主体共同来骗取银行的贷款。以上这些骗贷舞弊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具体的体现形式，比如银企内外勾结、关联企业骗贷、卷款逃跑、金融票据诈骗、城市建设贷款和消费信贷风险、“问题富豪”骗贷等等。这些骗贷行为中的很多是银行内部人操作或参与的，并且十分隐蔽，给当事银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参见表1）。为了保证银行信贷市场健康有序地运作，银行内部人骗贷舞弊行为的发生和预防机制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二、 企业舞弊理论分析框架

企业舞弊方面的理论包括三角形理论、GONE理论以及企业舞弊风险因子说理论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由美国注册舞弊审核师协会的创始人艾伯伦奇特提出的企业舞弊的三角形理论②。他认为，企业舞弊的产生需要三个条件：压力、机会和借口，就像燃烧必须同时具备热度、燃料、氧气一样，缺一不可。后来，斯蒂文博士对这些要素进行具体阐述，并在其舞弊学专著中，用三角形来形象比喻舞弊，生动地解释了舞弊现象的社会规律。因此，他的舞弊学理论被称之为企业舞弊三角形理论。三角形理论的主要观点：

1、企业舞弊的第一要素―――压力。压力是企业舞弊者的行为动机，是直接的利益驱动。事实上，任何类型的企业舞弊行为都源于压力，只是具体形式不同而已。企业舞弊的压力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经济压力和工作压力。其中，经济压力是指企业管理当局或者个人由于经济上的困难而产生的舞弊动机，包括意外财产损失、高额负债、应急需要、贪婪以及虚荣等；工作压力包括失去工作的威胁、提升受阻、对领导不满等，它也会促使当事人通过舞弊的手段来应付考核或者从公司的资产中进行补偿。

2、企业舞弊的第二要素―――机会。机会要素是指舞弊者具有既可进行企业舞弊，又能掩盖起来不被发现，或者能够逃避惩罚的条件。机会要素的存在，使得舞弊动机的实现成为可能。它主要有六种形成原因。（1）缺乏内部控制。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是预防和发现企业职员舞弊的最重要方法之一，相反，无效的内部控制往往是企业舞弊的温床。（2）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指欺骗者比被欺骗者拥有信息优势，被欺骗者往往无法察觉自己处于被欺骗的境地，或者发觉的成本太高、不经济。（3）会计和审计制度不健全。会计、审计的缺陷为企业舞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会计的缺陷使得企业舞弊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而审计的缺陷则使得企业舞弊能够以合法的面目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4）缺乏惩罚措施。缺乏惩罚措施是指企业舞弊行为被发现后往往不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对企业舞弊者缺乏威慑力。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威胁的信号不可置信。这时，企业舞弊行为的低成本和高收益也为当事人舞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5）工作质量不易辨认。对于专业性较强的工作，一般人无法判断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否符合要求并与报酬相符，如医生、会计师等，这就给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员提供了极好的舞弊机会。（6）无知或能力不足。监管人员或者被欺骗对象在某些方面无知、缺乏能力，也会给企业舞弊者造成可乘之机。

3、企业舞弊的第三要素―――借口。舞弊者在面临压力、获得机会后，还需要最后一个要素―――借口。也就是说，企业舞弊者必须找到某个理由，从而使得舞弊行为与其道德观念、行为准则相吻合，而无论这一借口是否真正合理。企业舞弊者常用的理由主要有：都这么做，我不做就是一笔损失；我也是被迫的，无可奈何；我只是暂时借用这笔资金，肯定会归还的；这是公司欠我的；没有人会因此而受到损害；我会通过其他方面予以更多的回报；某些东西如荣誉或正直等是可以牺牲的等等。

三、商业银行内部人骗贷舞弊行为的案例研究

相关的案例来自中国财经报刊数据服务系统，日期锁定在2002年到2006年间刊登在我国主要报纸上的已公开披露的骗贷舞弊行为的典型性案例，所选取的案例代表了不同类型的骗贷舞弊行为，另外所搜集的案例也考虑了社会影响性，即是否在多家报纸上登载。

从以上的案例可以看出，导致银行内部人骗贷舞弊行为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首先是存在舞弊的机会；第二是存在舞弊的动机；第三是事后被发现的概率很小；最后从事这种舞弊行为对舞弊者来讲是很值得的。对此可以作进一步的分析：

1、面临的压力。压力要素是任何舞弊行为的直接驱动力，压力要素主要包括经济压力和工作压力。在上述案例中，导致商业银行内部人骗贷舞弊行为产生的经济压力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于生活的窘迫造成的，另一种是生活中的相互攀比和不断膨胀的私欲所造成的，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第二种压力，如黄谨案。导致内部人舞弊行为发生的工作压力是和经济压力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的，它主要是由于银行内部的员工，尤其是基层的员工，只有完成公司下达的任务才能拿到相应的报酬，在这种压力下有可能会不顾内部的规章制度，从而导致舞弊行为的发生，如陆家嘴支行巨额骗贷案。

2、存在的机会。机会是舞弊动机实现的前提条件。国内银行的内部人骗贷舞弊的机会主要体现为：缺乏内部控制、信息不对称、审计的不足、工作质量不易辨认以及无知或能力不足。我们下面逐一来分析：（1）缺乏内部控制。国内银行在内部风险管理制度建设方面明显不足，很多情况下往往是先开展业务，后制定规章，从而引发大量风险的发生。此外，制度执行不力也会导致国内银行不断出现内部人骗贷舞弊行为的发生，这是因为制度执行不力就会使制度形同虚设，失去约束力。国内的银行信贷从信贷员到信贷部门到基层机构负责人再到审贷委员会，一笔贷款的发放要经过层层审核，但除了信贷员须对贷款材料真实性进行调查外，其他层次的审核仅仅是程序审查，只要信贷员在材料上作假或不能识破假材料，贷款诈骗行为就会轻易发生，如仓单骗贷、房贷诈骗、存单骗贷案等案件。反观外资银行，他们对每种业务都会制定详尽的操作手册，并列示所有潜在风险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操作人员因操作不当引发操作风险的可能，并为操作风险管理部门的监督提供指导。（2）信息不对称。现代企业是一种典型的委托关系。在这一模型下，委托人和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人拥有私人信息，占有信息优势，随之会带来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银行的负责人作为这条委托链条上的一环，在披露信息时，有可能会有选择地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隐藏不利信息―――逆向选择；在管理过程中，有可能会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福利而不是最有利于投资者福利的行为―――道德风险。由于银行的负责人掌握着人力、财力、物力等大权，如果不能对银行的负责人的行为进行充分的信息监督的话，他就会利用其信息优势来侵犯委托人的权利，如2002年发生的中信实业银行票据诈骗大案以及表1中的银行负责人骗贷案。（3）审计的不足。国内银行的内部审计部门不直接隶属于董事会，而是与一般部室平行设置，往往是对分支机构的稽核监督容易，对总行层面的稽核监督难以开展。此外，外部审计的委托方往往是银行的管理当局，而不是股东大会，其直接后果就是管理当局聘请注册会计师来监督管理当局。因而审计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注册会计师对管理当局妥协后的结果。这种“审计弹性”使得一些舞弊的银行负责人得以逃脱。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银行的骗贷舞弊大案（如“华光案）是由审计署发现的。（4）工作质量不易辨认。银行的信贷是一个很专业的活动，非专业人士很难看出其中存在的“门道”，另外一些银行的信贷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才需要收回，这些都使得对银行员工信贷活动的质量很难在短时期做出判断，这也客观上为银行内部员工的骗贷舞弊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如黄谨案。（5）无知和能力不足。审贷委员会并不具有完全的专业知识，更多的是行政审核，而不是专家审查；另外，在国内的一些银行中，一笔贷款是不是发放，大多还是行长说了算。以上两方面使得审贷委员会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

3、常见的借口。对于骗贷舞弊行为，一些银行的管理当局和一般员工往往会有各种各样的借口：“我也是没办法，迫不得已”、“别人都这么做，我不做就是一笔损失”、“这是公司欠我的”、“我只是暂时借用”等等。这些借口的存在，扫除了舞弊者的心理障碍，使其能够心安理得地进行舞弊。

四、现行的反舞弊机制及进一步的改进建议

针对以上种种的骗贷行为，银行也提出了一些对策，如加强内部的合规文化建设和风险内控机制、收回基层机构的贷款审批权力等等。以上这些做法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预防作用，但是通过对以上这些骗贷事实的分析，可以从中发现我国大部分的商业银行都有这方面的制度安排，只是这些制度安排没有发挥他们应起的作用罢了。

在国外，美国著名的特雷德维委员会（Treadway Committee，1987）提出了反舞弊的四层次机制理论，该理论建议任何组织实体可通过建立下列四道防线来防止企业舞弊：（1）高层的管理理念；（2）业务经营过程的内部控制；（3）内部审计；（4）外部独立审计。

总之，为了防止银行内部人骗贷舞弊行为的发生，国内银行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

首先，确定和宣传正确的管理思想和企业文化。银行管理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是银行书面的管理规章。银行上层管理人员必须辨别和判断能够导致内部人骗贷舞弊行为的各种因素，通过制定和执行完善和有效的公司管理规章来规范员工（包括上层管理人员）的可为行为与不可为行为。创造一个诚实、开放和具有资助特色的文化氛围可减少舞弊的发生（Albrecht,Werns and Williams，1995)，也有利于银行的管理规章的有效执行。

其次，监督和约束好高层管理人员。Loebbecke and Willingham(1988)认为,当管理当局个人存在舞弊是合理的伦理价值观,又有一定的动机,借助于一定的条件,发生舞弊的可能性较大，另外,管理当局不诚实、人格异常、曾有过舞弊史、说谎、逃避责任等也是舞弊的信号。高级管理人员生活方式变化、行为变化，秘密消息或抱怨等也是舞弊的征兆（Cottrell and Albrecht，1994)。COSO(1999)报告《财务报告舞弊:1987-1997》指出舞弊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常常参与舞弊。国内银行的一些骗贷舞弊案件是由一些银行的负责人所为，因而一方面应全程实时地了解高层管理人员的品行操守；另一方面应加强对这部分手握大权的主体的权力的约束和监督，尤其是加强信贷决策的民主化、专家化和科学化，避免行长或相关负责人一人说了算。

第三，强化内部控制的执行力。内部控制薄弱等是舞弊的信号（Loebbecke and Willingham，1988；Cottrell and Albrecht，1994；Bell and carcello，2000)。1992年特雷德维委员会下设的发起组织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对内部控制的定义可区分为以下五个密切联系的组成要素：控制环境、风险评价、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监控。控制环境是其他四个控制要素的基础，也是银行反骗贷舞弊的第一道防线；其他的四个控制要素则是银行第二、三道反骗贷舞弊行为的防线。对上述五个内控因素的执行力的强化要达到以下的目标：（1）使舞弊难以发生；（2）使舞弊在某些场合下不可能发生；（3）使已产生的舞弊易于发现，并使相关的舞弊责任易于确认。

第四，建立独立的审计委员会。COSO(1992)报告《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以及Loeb becke and John(1992)、 McMullen,Dorothy,Raghunandan and Rama.(1996)的研究提出舞弊公司设置审计委员会的比例低于非舞弊公司，因而审计委员会能够加强董事会对管理当局的监督。

注：

① "The accountant's handbook of fraud and commercial crime", G. Jack Bologna. Robert J. Lindquist. Joseph T. Wells. 1993.

② Albecht W.S, Wernz G.W ＆ Williams T.L.1995.Fraud: Bring the Light to the Dark Side of Business.New York Irwin Inc. 15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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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利弊论文例6

一、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背景分析

财务舞弊又称为财务欺诈，是指为获得非法利益采用不法手段所实施的故意行为。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中一般表现为有目的的欺骗或故意谎报重大财务事实的不诚实行为。根据舞弊层次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非管理舞弊（Employee fraud）和管理舞弊（Management fraud）。非管理舞弊是公司内部的雇员以欺骗性的手段不正当地获取组织的钱财或其他财产的行为。管理舞弊是管理当局蓄谋的舞弊行为，主要目的是虚增资产、收入和利润，虚减负债、费用，通过公布的误导性或严重扭曲的财务报告来欺骗投资者和债权人。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主要是以管理舞弊为主。

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199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至今有二十年的时间了，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市场规模，积累了一些证券市场交易的经验，但是相比西方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中国证券市场还非常年轻。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其市场体系和相关的证券交易法律法规制度还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现象比较突出，已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比较典型的有银广夏。银广夏公司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进行财务舞弊，通过伪造购销合同、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免税文件和伪造金融票据等手段，虚构主营业务收入，虚构巨额利润7.45亿元。其中，1999年为1.78亿元，2000年为5.67亿元；隐瞒下属公司的设立、关停情况，虚假披露配股资金使用情况及对外投资情况等违规事实。通过对各种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综合分析，引发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舞弊行为的因素很多，主要有环境因素、内在机制和外在因素等。

二、博弈论分析的基本原理

博弈论是二人在平等的对局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以达到取胜的意义。博弈论思想自古有之，如我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可以成为最早的一部博弈论专著。1928年冯・诺依曼证明博弈论基本原理，宣告博弈论的正式诞生。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共著的划时代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将博弈论方法应用于经济领域。1950年，纳什提出纳什均衡概念及存在定理，加上塞尔顿、哈桑尼对博弈论进行的完善和补充，今天，博弈论已发展成一门较完善的学科。

一般认为，博弈主要可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它们的区别在于相互发生作用的当事人之间有没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如果没有，就是非合作博弈。由于合作博弈论比非合作博弈论复杂，在理论上的成熟度远远不如非合作博弈论，所以非合作博弈应用比较广泛，经济学家们所指的博弈论一般是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又分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四种，其分别存在相对应的均衡概念为：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subgame perfect Nash equilibrium），贝叶斯纳什均衡（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perfect 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

三、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博弈分析

（一）上市公司与证监会之间的博弈

1.基本假设

假设1：证监会的目标是对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进行监管；理性假设，假设证监会和上市公司都是理性人，上市公司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假设2：在上市公司财务行为博弈中，参与双方为证监会和上市公司，各有两种战略选择：监管与不监管，舞弊与不舞弊，两者之间存在着混合纳什均衡，上市公司对证监会的监管方式是可以预测的。

假设3：假定上市公司为风险中性者，监管的边际收入大于边际成本，证监会和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假设4：证监会和上市公司所采取的行为具有可测性，对所获得的收益是能估计的。

假设5：本模型只考虑现行制度下的公司监管情况，并排除了上市公司用舞弊收益贿赂政府人员等特殊情况。

2.博弈模型的建立

上市公司对于财务报告可以采取两种行为，即“财务舞弊”和“财务不舞弊”两种策略，证监会也有两种可选择的结果：“监管发现上市公司舞弊”和“不监管上市公司舞弊”。如果证监会的财务监管制度是完备的，则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和“财务不舞弊”总能依法鉴别。但目前中国的证券市场还不成熟，证监会的监管制度并不完善，所以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也有未发现的时候。由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一次博弈会出现以下四种结果：一是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证监会没有监管；二是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证监会监管发现舞弊行为；三是上市公司没有舞弊，证监会产生监管行为；四是上市公司没有舞弊、证监会没有监管。

假定上市公司以p概率进行财务舞弊，证监会以q的概率进行监管。上市公司的正常收入为R，上市公司进行财务舞弊所获得的额外收益为f，政府监管所产生的监管成本为C，上市公司舞弊被政府发现所处罚的成本为B，M为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所产生的道德成本,S为上市公司舞弊带来的社会损失。

可以建立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模型如图1：

3.博弈模型的求解

对支付矩阵进行分析知，该博弈过程不存在纯策略的纳什均衡，现从定义出发求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假定上市公司以p概率进行财务舞弊，则不舞弊的概率为1-p。假定证监会以q的概率进行监管，则不监管的概率为1-q。

企业的期望盈利函数为：

U0=p〔q（R+f-B-M）+（1-q）（R+f-M）+（1-p）（qR+（1-q）R〕

=-qpB+pf-pM+R（1）

企业目标是实现期望盈利最大化，对（1）式求导：

5.博弈结论解析

对上市公司而言，对p进行分析可知，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概率与证监会的检查成本成正比，当证监会不容易进行检查（比如检查成本很高）时，上市公司多倾向于财务舞弊排污；上市公司的舞弊概率与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处罚成本、道德成本成反比，即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处罚加大、或者道德成本增加时，上市公司倾向于减少财务舞弊。

对证监会而言，对q进行分析可知，证监会监管概率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收益成正比，即财务舞弊收益越高，上市公司倾向大于财务舞弊，则证监会更倾向于监管；证监会监管概率与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处罚成本、道德成本成反比，即上市公司舞弊后所受处罚越重、道德成本越高，上市公司越不敢舞弊，证监会也就可以相应降低监管力度。

四、针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政策建议

通过对上市公司与证监会之间的博弈理论分析，根据得到的结论以及分析的结果，为了更加有效的预防和减少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发生，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上市公司通过建立有效的制衡、约束和监督检查机制，如公司治理结构来完善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关系；上市公司还可以通过完善监事会组织结构，增强监事会的独立性，同时建立科学规范的决策程序和事后检查程序，强化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减少财务舞弊的机会。

（二）提高证监会的业务水平，减少监管成本

根据模型的分析结论，上市公司可以知道证监会的监管成本高低，如果证监会的监管成本较高，则上市公司管理层可以理性判断，证监会将会减少财务监管的概率，将促使上市公司想方设法进行财务舞弊，获取经济利益。证监会只有通过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提高证监会的管理效率，降低成本，才能有效促使上市公司减少财务舞弊。

（三）提高财务舞弊的处罚成本

模型结论表明，随着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处罚金额的增加，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可能性将降低。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经验，上市公司一旦发现财务舞弊，则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会计事务所等相关负责人员及机构将有可能被处以非常重的处罚，包括巨额罚款、刑事处罚等，我国证监会可以借鉴相关经验，在法律范围内进一步提高财务舞弊的处罚力度和成本，减少财务舞弊的发生。

（四）健全相关索赔机制，减少财务舞弊的收益

模型结论表明，财务舞弊收益越高，上市公司发生财务舞弊的可能性越大。证监会只有通过健全相关索赔机制，对发现财务舞弊的上市公司进行索赔，比如鼓励和支持广大股民或投资者获得合理赔偿，降低股民或投资者的索赔成本和难度，将公司通过财务舞弊获得的既得收益吐出来，减少财务舞弊的经济收益，以降低财务舞弊的可能性。

（五）提高财务舞弊的社会道德成本，同时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模型结论表明，随着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社会道德成本不断提高，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可能性也将降低。政府部门和相关行业协会等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在企业界内部形成企业主和公司管理层诚信经营、诚信财务的良好社会风气，对财务舞弊的企业主、管理人员形成强大的社会道德压力，使其在业界难以立足，无法发展，以此促使企业主、管理人员减少财务舞弊的可能性。

企业主和管理层的道德因素在上市公司舞弊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健全职业道德体系，应在建立职业道德规范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强化对企业主、管理层、会计师遵守职业道德情况的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进行相应的表彰或惩罚。可以将奖惩机制与会计师职业道德要求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体现了义利统一的原则，使职业道德具有某种强制性，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财务舞弊事件的减少。

（六）强化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加强注册会计师的外部监督

相关政府部门如财政局、审计局等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强化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更换机制，建立由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和监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负责聘用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制度；优化执业环境，使注册会计师在实质上能够保持独立；加强各级注册会计师的监管力度，建立对监管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 苗润滋,崔元鹏.博弈论视角下的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研究[J].技术与创新管理，2009（1）.

［2］ 程春晖.博弈论与财务报告研究[J].会计之友，1998（6）.

［3］ 刘一天,张大为.基于博弈论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5（5）.

化学利弊论文例7

考试是对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质量的一种重要的检验方式，成为学生不断刻苦学习的动力，但是当前大学生对待学业和考试的态度让人担忧。虽然高等院校为了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对考风考纪一直严格管理，制定明确的规章制度的同时也对考试作弊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但是当前大学生考试作弊现象还是屡见不鲜。个人作弊、群体作弊，利用通信手段作弊等方式层出不穷，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教师对学生以及学生对自己的知识掌握程度的清楚认识，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分析当前大学生考试作弊的根源，完善考评制度，强化质量监督已成为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问题。

一、大学生考试作弊呈现出的新特点

1.大学生考试作弊已成普遍现象。高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大学生将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当前大学生的作弊现象存在于各类高校，作弊行为已不是个别现象，而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作弊现象渗透在大学各种类别的考试中，无论在结业考试还是各种取得资格证书的考试中都能发现作弊现象。另外，作弊主体呈现多元化，不仅成绩差的学生在考试中作弊，很多成绩优秀的学生都存在作弊的行为。曾经是低年级的大学生作弊比例较大，现在高年级大学生和研究生作弊行为也有增多的势头，甚至一些教师为了个人利益和人情关系也参与作弊。

2.大学生考试作弊潜在的“认同”。在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学生认为作弊行为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偶尔作弊未尝不可，能通过作弊取得好成绩就是“成功者”，看到别人作弊成功就感到“自己没作弊吃亏了”。更有甚者，则在公开场合议论作弊手法，津津乐道地介绍自己作弊成功的经验，视作弊为一种“技能”、一种值得炫耀的“本领”，全然不把作弊当作丢人的事。作弊纯属个人事情，并不损害社会利益以及他人利益，更谈不上违法或个人道德问题，没必要小题大做，折射出作弊者心理上对作弊不应有的“认同”。

3.大学生考试作弊形式多样化、手段现代化。大学生的作弊手段朝着多样化和高科技化方向发展。夹带纸条、交头接耳、换卷子等传统的作弊手法，没有因为高科技的运用而消失，而是不断地翻新。利用现代复印技术将答案缩小复印后折成手心大小的纸条，不易被监考老师发现。委托其他同学冒名顶替进入考场代考或者二人同在一个考场，由成绩好者做完试卷写上成绩差者的姓名，将试卷交上，差生则反之署名，反正成绩好的学生下次补考还能通过。有的学生为了保证考试过关，雇用“”考试，因此大学的校园里随处都有“”的广告。当前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各种高科技的作弊工具不断涌现。例如，在全国大学生英语四六级的考试中，很多大学生使用只有黄豆大小的隐形无线耳机，这些工具无一不是科技与作弊的完美结合。还有的学生一起凑钱上网买答案，不仅自己使用，而且还转卖。

二、分析大学生作弊现象产生的原因

大学生作弊的原因很复杂，既有大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环境等外部原因。

1.没有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大学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由于他们在思想认识上有局限性，诚信意识不强，受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丧失了判断是非的能力，不能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将考试作弊作为取得好成绩的捷径，产生了投机行为，非但不以作弊为耻，甚至炫耀作弊方法的高明，以作弊成功为荣，这就助长了大学生作弊现象普遍增多的不良风气。

2.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足。很多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缺乏深入的了解，对所学课程不感兴趣，感觉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所学专业有很大差距，产生了“学非所用”的思想。因为他们的学习兴趣不高，所以将主要精力转向了社会活动、谈恋爱等学习以外的事情，上课不听讲，下课不复习，考试时只能采取作弊的手段过关。

3.对大学生学习情况考核的方法单一。标准化考试在高校中已很普遍采用，使得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也单一化，以标准化答案作为衡量答题内容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造成整个教育价值观只在追求一种一元价值，多元化的教育价值观被淹没在这种考试方式中。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都围绕着考试进行，平时测验、期中考试、期末考试使学生应接不暇，学生逐渐形成了学习目标就是为了考试过关的思想，着重死记硬背，忽视了学习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授课不注意学生对内容的全面掌握，而将讲解重点放在考试范围内会出现的问题。考试形式单调，考试内容呆板，命题教条，仅凭一张试卷和分数就决定着学生学习效果的好坏，在这种应试教育模式下，教师和学生都会出现应付的心态。

4.学校确定人才培养质量的标准不合理。素质教育要求学生全面发展，但目前学校还是以应试教育为主，考试分数是评价学生学习能力和教学质量主要标准。很多本科院校规定，大学英语四级成绩达不到学校规定的分数线，学校不授予学士学位。在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那些英语基础较差、多次考试通过不过的学生为了拿到学位证不惜铤而走险，雇佣“”或花钱买答案，虽然学校对作弊的处理比较严格，一般情况下将不授予学位，但学生都存在侥幸心理，妄想用作弊手段通过考试。

在学校对学生的激励方面，一般都把学生的考试成绩与发展党员、选拔学生干部、保研、评定奖学金和三好学生等直接挂钩，忽视学生进行综合素质的考察造成了对学生价值观的误导，导致学生为了获得这些精神和物质奖励而想方设法得到高分，在各种利益的诱惑下和得与失的选择中选择作弊。因为学生重视考试，而忽视综合素质的培养，很多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工作后未必能成为单位的骨干，但学习成绩一般而素质较高的学生却成为行业里的精英。

5.社会激烈竞争与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加带来的影响。随着高校扩招后的毕业生数量大幅增加，社会竞争加剧，就业紧张，优秀毕业生倍受社会青睐。各类资格考试、等级考试将用人单位迷惑，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评价标准也首先是以学习成绩为标准，不考虑学生的综合素质高低，在招聘人才时只选用成绩好、证书多的学生。这种错误的价值导向造成了很多学生为了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用作弊来提高自己的考试分数，而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为了能在找工作时胜过别人，也加入到作弊的行列。

三、预防大学生作弊的对策

杜绝学生考试作弊是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种社会责任，需要学生、学校、社会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有序竞争环境。

1.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高校是培养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人才的摇篮，要重视对学生的非智力性因素的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忽视，平时要加强考试纪律的教育，考试前组织诚信考试动员大会，举行诚信考试签名活动。学生是作弊的主体，考试作弊与学生道德认识水平低下和集体舆论错位有关，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学生的道德品质的教育，提高学生对作弊及其危害的认识，让他们认识到诚信是做人的原则，形成良好的品格，启发对自己的自我教育。

任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等教育工作者应自觉加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齐抓共管，在各方面以身作则，做学生的表率，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在高校中形成一种以诚信为荣，以作弊为耻的文化氛围。

2.科学地进行考试方式和教育方式的改革。应打破原有考试方式的束缚，采用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将平时测验、写论文、课堂表现、口试、开闭卷结合等相结合，在试题考核内容上，应减少记忆性的题目，将重点转向考核学生的能力方面，在题型上应当尽量减少客观试题，增加主观试题的比重，以考察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

高校任课教师应加强教学基本功的练习，转变教学观念，改变填鸭式、照本宣科式的教学方法，给学生课堂讨论的机会，提高课堂吸引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把专业的前沿知识和发展趋势纳入到教学内容当中，使学生对所学专业和课程产生浓厚的兴趣。

3.积极深化素质教育，建立科学的素质评价体系。大学生们为了给自己镀金，为了考公务员或以后晋升增加砝码，努力地参加各类文凭考试，而考试又以分数的多少为合格标准。“以分数定终身”的教育评价体系和“唯文凭是举”的用人制度是阻碍学生全面发展的根本原因。高校应改变目前过分注重学习成绩的评价体系，评奖学金、三好生、发展学生党员工作应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标准，除学习成绩之外还要综合德、智、体、美等非智力因素，鼓励学生张扬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特长。社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应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改变学习成绩好就意味着综合素质高的陈旧观念。

4.健全并严格执行考试制度，加强监督与管理。学校应制定并健全关于考试的各项规章制度，规范考场规则，对命题、印刷、存放、组织考试、评卷、登分等各个环节周密部署，严格把关，防止试题的泄露和工作失误。应加强考试过程的监督，把重点放在防止作弊和抄袭上，比如考试前清场、排座位、宣布考场规定、提醒学生将手机关掉等措施，将作弊行为制止于萌芽状态。此外，还要加强监考教师的管理，使他们正确履行监考职责，对考试有违纪行为的学生必须按照学生管理规定严肃处理，一视同仁，必要时应开除学籍，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赵维新.大学生考试作弊现象的原因与对策[J].法制与社会，2008，(5).

[2]江畅.论教育考试作弊及其防治[J].教育学研究，2008，(1).

化学利弊论文例8

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和手段从古延用至今。目前，考试作弊成为又一社会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可怕的是考试作弊歪风逐渐蔓延到人们心中的象牙塔——高等学府，如何有效防范考试作弊几乎是每一所高校都必须认真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一、大学生考试诚信缺失现象的特点

1.作弊队伍规模化。考试作弊队伍不断“壮大”，由过去个别考试人员作弊变成了一群人作弊。南京理工大学在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考场上，工作人员查出41名代考“”。

2.作弊公开化。作弊学生的心态由过去的偷偷摸摸、害怕害羞变得比较坦然，毫无羞耻感。

3.作弊工具现代化。作弊工具不断出新，由过去夹带小抄发展到用无线接收器、米粒耳机，利用手机查找、传递答案。

4.作弊服务专业化。出现了组织严密，形成联络、谈价、代考等分工明细的“职业”队伍。

首先，严抓考纪流于表面、作弊处罚不动真格。有的高校认为期末辅导员强调考试纪律、悬挂倡导标语、簇拥领导到考场拍照就是严抓考风，对监考是否到位、考场纪律全然不知。另外，学校管理层对作弊行为处罚停于表面，态度暧昧，要么抱着“照顾”学生的心态、“关爱”学生不了了之，要么简单通报批评而已。如此一来，学生有恃无恐。

其次，考试方式滞后为学生作弊提供方便。陈旧的考核方式，让学生在教室考核记忆类客观题，一锤定音——期末考试为总评成绩。有的学生对死记硬背知识缺乏兴趣，为了应付过关，就甘于冒险。

再次，功利主义侵蚀大学生的心灵。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学生也没幸免。成绩好可以获得奖学金、免试攻读研究生等，成绩不及格要补考、交费重修，甚至影响毕业。受利益驱使，有的学生就会不择手段提高自己的分数。

最后，浮躁心态助推大学生考试作弊。大学生考试作弊的侥幸、竞争、从众、虚荣的心理说到底是浮躁心态作祟。由于受到物质利益诱惑、功利主义的干扰，没有把心思完全用于学习，只是混张文凭，考试时便想着作弊。

二、改革教学管理制度引导学生诚信考试

1.与时俱进，构建和完善适时的考试管理制度。参照教育部颁布的《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修订适合本校的考试管理制度，执行中有法可依。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崇尚经济，造成人的思想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急功近利。如此状况，笔者认为，考试违规处罚力度要恰如其分，处罚太重会影响监考的执行力；太轻又不起威慑作弊行为和教书育人的作用。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于2011年9月颁行《课程补考实施细则》中规定作弊的科目取消成绩和补考资格，仅可申请参加结业后的重修考试，这样的处罚既严厉，又给予改过补救的机会。同时，诚信考试的学生有多次免费补考的机会。刚柔相济、奖罚分明的制度，引导学生诚信考试收到良好的效果。据统计，该规定颁行后补考学生的违规率较之前降低37%。

2.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教学制度改革。加强教学过程考核，提高过程考核所占总评成绩的比重。加强教学过程考核可以有效防止学生平时不学习，临急抱佛脚。教学过程考核是多方面的，可以是课堂出勤、作业情况、研讨表现、实验技能等。避免一锤定音，折减考试作弊诱惑。

构建多样考试形式的制度。传统的闭卷考试，考些死记硬背的客观知识，容易给学生作弊营造条件。以制度保障并赋予教师能结合专业、课程的特色选定考试形式。让教师敢于开拓进取，探索以技术操作、设计、论文、作品等灵活的考试形式，以促进学生学习以及提升学生的素质，有效防止考试作弊。

实行相对灵活的学制。学习的动力来自兴趣，为学生提供灵活多样的学习机会和渠道，充分实现学习的时间性迁移、内容性迁移；给学生更多的安排自我学习的权限（如弹性学制），增强学习内容的可选择性（设定可置换学分课程），这样必能驱使学生认真学习。

3.建立现代标准化考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要克制使用现代通信工具作弊，仅靠人力难以收到理想效果，需借助现代防御设备。例如在教室安装高清摄像、无线信号屏蔽、配备金属探测器等，这些现代“盾”不仅起防御作用，关键是它能攻破人的心理，强劲的威慑力，促使考生诚信应考、教师认真监考。

4.真抓实干从严治考。严格执行管理制度，对考试中发现的作弊行为，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刹住作弊歪风，这样的处理措施必能引导学生诚信考试。对于“”，学校、公安部门要将其诉之法院，以作威慑，敢于维护校园这片净土的纯洁。今年2月25日，3名内地大学生涉嫌赴香港代考托福考试被警方逮捕。27日，3人被控使用假身份证明文件被判入狱10个月。此例一出，估计今后没有“抢手”敢到香港替考。

当然，要有效防范考试作弊，除了有制度导向外，也需要思政教育配合，通过两者的结合，必能让大学校园成为人们心中的神圣殿堂。

化学利弊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G642.4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6-0166-04

传统经济学过去主要是通过实际观察和理论推理来进行研究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的影响下，实验经济学慢慢加入了经济学的主流研究。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s with Economic Principles）是指选取一定的受试参与对象，设置一定的实验参数，用以检验已有理论的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通过不断地改变实验参数，对所得的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和整理，用以检验已有的经济理论及前提假设，从而发现一些新的理论[1]。在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中，博弈论是一个经常作为案例的主要部分，本文就结合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原理，分析一下学生考试作弊的现象，并根据分析出的参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考试作弊行为选择的理论依据

（一）作弊人的经济人利益最大化心理

任何一个经济社会中，人既是经济人又是道德人。一方面人具有接受社会主流价值观道德教化的一面，一方面又有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就考试作弊而言，一方面，每个考生都知道诚信是应该遵守的原则；另一方面，在具体行为上又受着利益的诱惑，在博弈中进行选择。博弈论（Game Theory） 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2]。严密的博弈对策，是运用数学方法来研究有利害冲突关系的双方在竞争性活动中的行为，找出自己制胜对方的最优策略。

（二）作弊行为选择的囚徒困境纳什均衡的单次博弈

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属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又称为非合作博弈均衡，指在一个博弈过程中，无论对方选择什么样的策略，当事人一方都会选择某一确定策略，该策略被称作支配性策略。如果博弈双方当事人的策略组合分别构成各自的支配性策略，那么这个组合就叫做纳什均衡。之所以当事人一方不管对方如何出招，都选择某一策略，是因为任何情况下这一策略对于自己都是最优策略[3]。我们可以用博弈论中最为典型的囚徒困境来说明纳什均衡。

关于囚徒困境和校园作弊现象，在考试这场博弈中，人人都认为不管别人是否作弊，自己作弊是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可以付出少的学习时间和辛苦，获得好成绩。简单分析的前提假设条件之一是不考虑作弊成本，即作弊被抓所受到的处罚。在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每个人都试图通过作弊以少付出得高分。并且希望最好别人不要这样做，只有自己这样做，好在成绩上胜出。假设条件之二是假设博弈是单次博弈。这样，每一方就只考虑面对对方的行为（或理性推断出的对方的行为），自己做出的最优选择，不考虑对方是否会变本加厉作弊。如此恶性循环之下，考试必将虚假成风，这种考纪考风的学校的文凭含金量会很低，长期以往自己学不到知识，将来进入职场也缺乏竞争力。综上，最后学生之间关于考试的博弈结果就是人人都作弊。

二、考试作弊的博弈模型构建

（一）“囚徒困境”模型是博弈论的一个经典模型

这个模型讲了两个囚犯一起被警察抓了起来并分别被关在两个不能互通信息的牢房里审讯。这种情形下，两个囚犯都明白，如果他俩都保持沉默，就可能都会被释放。但警方分别告诉他们，认罪的一方会轻判甚至释放，而抵赖的一方会重判。该模型如表1所示。

表1 囚徒困境模型

很明显，最好结果是相互合作共同抵赖。但如果每一方都站在理性推断对方的情况下，分析如下：在给定乙坦白的情况下，甲的最优战略就是坦白；同样，给定甲坦白的情况下，乙的最优战略也是坦白，即博弈的纳什均衡为（坦白，坦白）。虽然双方抵赖判刑是1年，但是没有人会冒着自己抵赖别人坦白的风险，因此，选择坦白是每个人的明智之举，而不选择具有帕累托最优的各判刑1年的最终结果[4]。

囚徒困境假定每个参与者都是利己的，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关心另一方的利益。另外，假如没有任何其他外在力量干预个人决策，参与者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策略。对于大学生的考试作弊，也可以构建类似的博弈模型。在考试中，当作弊的预期收益大于作弊成本即可成为作弊的充分理由和追求。按照博弈论理论，“经济人”自然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作弊就自然成为了囚徒困境的选择。

（二）考生之间作弊行为博弈

假设博弈方分为考场上的考生A和考生B两方，他们都面临作弊和诚信考试两种策略选择。作为理性的博弈人，考生的决策目标当然是利益最大化，每个博弈人都将努力去实施可能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

表2 考生之间作弊行为的博弈

如表2所示，在A考生作弊时，B考生也作弊都可获得1个单位收益，诚信考试可获得-10个单位收益，因此B考生选择作弊是最优策略；当A考生诚信考试时，B考生作弊可以获得5单位收益，而诚信考试获得3单位收益，所以B考生认为作弊对自己有利。也就是说，不管A考生怎么选择，B考生的最优选择都是作弊。同样，对A考生来说也是如此，无论B考生怎么选择，作弊都是A考生的最佳选择。这样，作弊成了双方的纳什均衡。因此，从考生之间博弈情形来看，考生作弊的心理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也是考生进行风险收益权衡后理性选择的结果[5]。

（三）考生与监考老师之间的博弈

前面博弈选择的一个假设条件是在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的情况下，那么也就是说教师监督考试的力度和学校对作弊行为的处罚不同的情况下，直接影响了学生的作弊选择的博弈。通常教师监考较松、学校对作弊的惩罚力度较小时，考生作弊的成本小，成功几率大，收益大，更倾向于作弊，反之亦然。所以，考生与监考老师之间校方对作弊和监考渎职的处罚之间也可以做一博弈分析。

教师监考主要有认真监考和监考不力两种策略选择。首先假定教师选择认真监考还是监考不力由外在因素决定。监考不力不用付出更多的体力和注意力以及处理监考事件给自己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样监考老师可以得到一个净收益，教师会根据学校管理教师制度的宽松与严格及学生作弊的程度决定自己监考的力度。

设：此时教师监考不力的净收益为U，

教师因为监考不力渎职而受到的校方的惩罚V，净收益为-V，

考生作弊成功得净收益为R，

考生作弊被监考老师发现损失S，净收益为-S。

表3 学生作弊与教师监考博弈矩阵

从表3可以看出，如果教师认真监考，诚信考试的净收益是4，作弊的净收益是-5；如果教师选择监考不力，诚信考试的净收益是1，作弊的净收益是4。这时，学生从个人理性出发考虑，大多数会选择诚实应考。学生作弊尽管可以获得较大收益，但也要冒很大风险，万一遇到认真监考的教师则损失极大。由此可见，教师认真监考是十分必要的。但教师并不能总是做到认真监考，也不总是监考不力，通常会以某一概率选择是否认真监考。比如，目前教师选择认真监考的概率很低，假设只有20%，那么学生还是会选择作弊策略的。因为学生此时考试作弊的期望净收益=5×0.2+5×0.8=5，诚信考试的期望净收益=4×0.2+1×0.8=1.6，这种低认真监考概率下，考生博弈的理性选择是作弊。如果让学生选择诚信应考的策略，教师认真监考的概率r≥4/13，也就是30.7%，即 4×r+1×（1-r）>-5×r+5×（1-r），考生诚实应考的期望净收益大于作弊的期望净收益，才会选择诚实应考。就一般矩阵而言，可以表示为：

表4 学生作弊与教师监考博弈一般矩阵

满足学生诚实应考的条件，应满足：

a×r+b×（1-r）>-c×r+d×（1-r）

即r>（d-b）/（a-b+c+d）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该模型虽然不存在均衡性纯策略组合，但博弈双方教师和考生必然存在使各自期望净收益最大化的混合策略意义上的均衡，即学生以概率p选择考试作弊而教师以概率q选择监考偷懒时，正好学生作弊与诚实的期望净收益相等，教师认真监考与偷懒的期望净收益相等。各自期望效用的计算如下。

1.教师监考偷懒的最优概率的推算

当假定教师偷懒的概率为q时，考生选择作弊（p=1）和诚信应考的（p=0）的期望净收益分别为：

ES（1，q） = （-S）×（1-q）+R×q

ES（0，q） = 0×（1-q）+0×q

令ES（1，q） = ES（0，q），那么（-S）×（1-q）+R×q=0

即教师监考不力的最优概率为：q =S/（S+R）

2.考生考试偷懒的最优概率的推算

当假定考生考试作弊的概率为p时，教师选择监考不力（q=1）和认真监考（q =0）的期望净收益分别为：

ET（1，p） = U×（1-p）+（-V）×p

ET（0，p） = 0×（1-p）+0×p

令ET（1，p） = ET（0，p），那么U×（1-p）+（-V）×p = 0

即考生作弊的最优概率为：p =U/（U+V）

接下来通过求偏导数的方法继续推导

已知：U>0；S>0；R>0；V>0

p = U/（U+V）

q = S/（S+R）

由以上计算可知以下结论：

第一，考生作弊的概率p同教师监考不力的净收益U呈正比，教师监考偷懒的净收益越大，考生偷懒的概率也越大；

第二，考生作弊的概率p同学校对监考教师偷懒的惩罚V呈反比，学校对教师监考偷懒的惩罚越大，学生偷懒的概率就越小；

第三，教师偷懒的概率q与考生作弊的净收益R呈反比，考生作弊的净收益越多，教师监考偷懒的概率就越小；

第四，教师偷懒的概率q与学校对作弊考生的惩罚S呈正比，学校对考生作弊的惩罚越大，教师监考偷懒的概率也越大。

三、抑制考试作弊的对策分析

（一）倡导诚信理念，以制度作保障构建和谐社会

诚信，作为一种做人的原则，是社会健康文明发展的保证。目前，中国社会，从考试作弊到官员营私舞弊，都是缺乏切实有效的制度约束所致。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思想道德教育、价值观教育，必不可少的保证是基于博弈心理分析的制度建设。中国目前各地高官频频落马，是因为长期以来缺乏制度的硬约束，不诚信和寻租现象已成为一种惯例和社会风气，没有红绿灯和违规成本不高的惯性延续。从成长阶段的考试作弊到职场阶段的官场舞弊，短期博弈、急功近利和浮躁心理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必须从制度建设做起，营造整个社会的诚信与务实风气。

（二）基于考生视角的降低作弊净收益，增加成本的抑制作弊对策分析

考生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考虑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由于考试成绩和评定奖学金、选优秀毕业生推荐有密切的关系，加上考试作弊的惩罚不大，所以很多考生选择了考试作弊。在学生同其他同学的竞争方面，如果对作弊惩处力度不大，无论其他考生作弊与否，自己都会选择作弊，成了囚徒困境的博弈。要想使作弊的情况得到根本的好转，除了思想政治教育外，就是降低作弊净收益和加大作弊处罚力度。

1.降低考生作弊净收益的途径

降低考生作弊净收益的途径主要有三条：建立考生诚信档案；考试方式多元化；选拔人才更加注重综合素质和能力潜力。考生之所以会毫无例外地选择囚徒困境的博弈结果，是因为考试结束后，不管考场表现如何，一般来说留下对以后有影响的只有成绩而没有其他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有限博弈，所以考生会选择作弊。

建立考生诚信档案。如果学校给每个考生建立的档案中记录考生的违纪和作弊情况，并且这个记录将会成为考生以后学习工作被录用的重要选拔参照条件，那么这种关于诚信问题的一票否决制就会成为非常大的成本。因为国外有这样的制度，所以国外的学生把自己的诚信记录看的和自己的生命一样宝贵，比如，一次公交车逃票或信用卡的不良记录，就可能使自己以后的求职生涯处处碰壁。在西方的教育理念中，提倡创新杜绝剽窃，如果学生的论文是抄袭的，那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增大作弊成本，降低作弊净收益的方法之一。

考试方式多元化。考生之所以选择作弊的另一原因是，考试题目主要来自于书本甚至授课教师会给出一个更小的复习范围，使得考试作弊的准备比较容易，如果考试题目加大主观试题，注重考察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作弊就不那么容易了，还应该把平时的作业、讨论和其他成绩也一并计入总成绩，这样考试作弊的价值就没有那么大了，直接降低了作弊净收益。

选拔人才更加注重综合素质和能力潜力。知识是能力的基础，如果选拔人才的标准更加注重建立在基础之上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考生作弊的净收益也会下降。每年申请进入美国学校的孩子，SAT成绩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因素，但也有一些SAT成绩并不是那么拔尖的孩子，由于某一方面特别突出的兴趣才能展现，或者非常强的实践活动能力的表现，而被名校录取。一个人的热情、兴趣、探索事物的能力和坚持力，往往比单纯的书面成绩更能代表学生的发展方向和潜力。

2.增加考试作弊的成本

学生可以在博弈中选择囚徒困境的占有策略，那是因为制度设计将考试作为一场短期博弈或是单局博弈。但实际上关联到考试作弊的这种非诚信行为习惯对于人生的影响，它应该是一场无限重复博弈，非诚信习惯对未来产生的影响比一次好的卷面成绩对于整个人生重要得多。作弊，会影响考生的诚信档案，使以后的诸多选择机会都因为诚信度的不良记录而失去，一个人的不良诚信习惯也会影响到其今后的实际行为选择。考试作弊与诚信问题，它的影响面小到教学质量效果，大到诚信习惯的养成。一个没有诚信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和未来的社会。可见，诚信是一场无限重复博弈，是关乎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的博弈。

不诚信对于一个人的一生乃至国家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应该在学校阶段就让考生体会到作弊的代价以减少甚至杜绝作弊现象。比如，考前学校建立严格、具体、细致的考试管理制度，并做到令行禁止。一旦发现学生作弊，根据具体情节严重程度的不同，可以采取作废一门考试成绩或本学期所有考试科目的成绩、留级、校级处分、取消本年度评奖评优资格等处罚措施，同时计入考生的诚信档案。有了这样的作弊代价并且落到实处，还用担心作弊不止吗？新加坡何以能够做到官员廉政，就是因为有制度规范和高薪养廉作保证。

（三）基于监考教师视角的降低监考净收益，加强监考管理的抑制作弊对策分析

就教师监考而言，除了教师的监考职责要求必须履行责任认真监考之外，教师作为经济人也会存在监考成本与收益之间博弈选择的投机心理。

1.降低监考净收益

同样的一场监考，教师的注意力投入不同，所付出的成本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教师提前进入考场，组织学生按照准考证号的顺序就座，要求并监督学生将所有和考试有关的资料存放在讲台前面，认真核对检查考生的有效考试证件，要求学生不得携带考试要求之外的电子产品，手机一律调至关机状态，不许自带草稿纸等。这样的工作做与不做，做得认真与否，付出的精力体力都不一样。考试过程中，教师是否能够不做聊天、翻看手机、书刊杂志等和监考无关的事情，整场专心巡视，关注每一位考生的反应，所付出的精力体力也完全不一样。在认真监考与不认真监考付出的成本不一样的情况下，所得的监考费的报酬和评价是一样的，监考教师作为理性人就可能选择监考偷懒或部分偷懒。

通常情况下，可以通过改善教师的监考条件和加大教师监考偷懒的惩罚力度来减少监考的净收益。比如，可以采取屏蔽考区手机信号、为监考教师提供矿泉水等方式减低监考的辛苦程度。这样，偷懒的净收益就会减少，即由于不付出而享受的放松闲暇的满足感就会减少。教师监考的净收益越小导致偷懒的可能性也越小，学生作弊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2.加大教师监管力度

监考教师无论付出如何，所得报酬评价都一样，也是教师监考偷懒进而学生有条件作弊的原因之一。如果学校加强监考纪律的监管，增加考场巡查，一旦发现教师不按时监考和不按照监考要求履行职责、监考时做和监考工作无关的其他事、放纵学生的作弊行为，应按照制度要求给予通报批评、扣发奖金等方式予以处罚。对于教师监考管理，这种方式扣掉的不仅是钱，还影响了知识分子最看重的面子，绝大多数教师都会在制度的约束下严格监考，从而减少学生的作弊现象。

总之，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理论提醒我们，如果学校要有效防止考生的作弊行为，就必须使其选择（不作弊，不作弊）的博弈结果，要达到这种纳什均衡，就需要相关的考试制度和规则来保证。

参考文献：

[1] 王文举，王方军.博弈计量经济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4，（3）.

[2]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化学利弊论文例10

加强考试管理，抓好考风建设是电视大学内涵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提高电视大学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中央电大及各省级电大对考风考纪问题非常重视，出台了完善的考试管理办法、制度和规定加强考试管理。然而，由于目前所处的环境和学生自身素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考试违纪现象屡禁不止，考风考纪形式不容乐观。根据GONE理论，天津电大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提出考风考纪建设的几点措施。

一、GONE理论

GONE理论是关于舞弊与反舞弊著名理论。该理论认为:舞弊由G、O、N、E4个因子组成，它们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共同决定了舞弊风险的程度，没有哪一个因子比其他因子更重要。GONE由4个英语单词的开头字母组成，其中:G为Greed，指贪婪;O为Opportunity，指机会;N为Need，指需要;E为 Exposure，指暴露。上述4个因子表明了舞弊产生的4个条件，即舞弊者有贪婪之心且又十分需要名利、尊严和财富时，只要有机会，并认为事后不会被发现，他就一定会进行舞弊。

二、对电大考试违纪的分析

对电视大学的考生违纪作弊行为可以用G、O、N、E等4个因子解释如下:

1.“贪婪”因子。这里的“贪婪”超过了本来意义，有更广阔的含义。它表现的是个体价值的判断。对符合自身价值判断的行为就推动其实施，对不符合自身价值判断行为予以否定放弃。考生如果把考试舞弊当作一种正当的符合其价值判断的行为，就不会认为考试舞弊是一种不道德行为，并为这种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提前找好借口。而一但这种不道德的思想和行为得不到有效的抑制，就会不断散播、蔓延、恶化。

2.“机会”因子。一般舞弊的机会指舞弊者在所掌握的权力。电大考试舞弊机会主要来自于命题方式不合理，考试形式单一，脱离成人考核的特点，而产生的夹带、抄袭等行为由于监考教师的控制不力，使考生有机会通过不正当行为获取利益。

3.“需要”因子。也被称为“动机”因子，动机是舞弊行为产生的关键。不正当的考试心理动机在外界环境的刺激下产生不正当行为。考试舞弊的心理动机包括虚荣心理、不平衡心理、逆反心理，以及侥幸心理等。电大考生一般为在职学习，在晋升、评优、职称、学位等利益的驱动下，不惜通过舞弊来铤而走险。

4.“暴露”因子。包括舞弊行为被发现或披露的可能性和对舞弊者的惩罚性质及程度。当监考教师对舞弊行为的控制不力，考生发现考试舞弊被抓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即使被抓受到惩戒也无关痛痒，自然会更普遍的采取考试舞弊行为。

通过上述发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电视大学考试舞弊是由于电大考生处于社会大生产和社会分工而带来的利益驱动之下，因考试方式不科学、不合理，考场纪律有机可乘，舞弊又很少被抓且即使被抓而受到的惩罚机会成本较低而采取的错误的违纪行为。

三、加强考风考纪建设的措施

从GONE理论的四因素出发可以看出，避免舞弊的方法是扼制贪婪因子，减少机会因子，引导动机因子，增加暴露因子。从而对电大考风考纪建设有如下措施:

1.加强学生教育，遏制贪婪因子

天津电大考试前都要求教学点认真开展学生考前教育，把考试的要求贯彻到每位考试，具体措施有:

(1)各教学点要成立考前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将考风考纪的要求落实到每一个班级，每一名学生。

(2)各教学点组织导学教师(班主任)，在各教学班召开以加强考风考纪教育为主题的班会(15分钟以上)，进一步阐明考试的有关规定、要求和纪律(《考试管理办法》、《考场规则》、《关于学生考试违纪、作弊处理的规定》、《监考人员工作守则》等)，开展以诚信教育、自律教育为重点的考前思想教育。

(3)向考生发放《致考生的一封信》，并要求每位考生签署《诚信考试承诺书》，一式两份，考生与单位各执一份。

2.深化考试改革，减少机会因子

针对电视大学成人考试的特点，中央电大分布实施了“网上形成性考核”，“一页纸半开卷”等多种考试改革，天津电大在积极参与的基础上，针对省开课程开展了“教、学、管、考”一体化方案，强化“一页纸”半开卷考试方式等考试改革并加大监控力度，减少舞弊的机会因子。

(1)深化“一页纸半开卷”

为使“一页纸”半开卷考试的改革真正实现其设计的初衷，起到激励学生学习，提高学生理解概括能力，净化考试秩序的目的。为增加学生的积极性，将一页纸按顺序和试卷装订在一起，根据考生“一页纸”准备的情况，给与不超过5分的成绩加分。通过一学期的宣传和总结，09年7月的“一页纸”的考试，全市7659考次半开卷考试，仅有159人没有携带或准备“一页纸”，无论从考场秩序和“一纸业”准备情况对比都有了显著提高。

(2)“教、学、管、考”一体化方案

天津电大自2009年春季开始试点实行“教、学、管、考”一体化方案，该方案是为了进一步深化教学和考试改革，实现省开课程教学、学习、管控和评价的一体化设计与智能化管理，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推动网上教学上水平见实效。

3.加强违纪惩处，增加暴露因子

对于触及电大考试纪律的违纪行为，处理的办法不应该是姑息迁就，应该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处理。

现在国家逐渐重视个人的信誉和诚信记录，如果将来能够建立学生《诚信记录表》，将学生在校期间违反考风考纪的情况计入个人诚信档案，以量化的方法记录学生在思想道德，组织纪律方面的情况，增大考试舞弊者的人生机会成本，最终会使那些企图考试舞弊的人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

参考文献

[1]徐俊霞. 对高校考试作弊现象的若干思考[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6，(04).

[2] 焦恩璋. “一页开卷”考试模式的探索和实践[J].中国林业教育， 20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