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论文例1

一、引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当属经济学最为突出。同时，经济学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受到的考验也最为巨大。对经济学来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彻底地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认识，使经济学体系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形势。原有的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西方经济学被不断地引进，因此，中国成为经济学竞争的一个舞台。面对这样的情形，在经济学界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使之继续保持在中国经济学领域的主导地位。对此，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遗余力地努力探索，如刘国光教授对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关注，不仅表现出他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担忧，而且也包含了强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期盼［1］。二是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按照与国际接轨的思路，把它作为中国经济学的新主流。例如有的学者提出，西方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因此，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可以用来研究任何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下的各种经济问题，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2］。三是创建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新的经济学。例如有的学者倾向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着重解决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3］。这三种观点分别代表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没有实现统一或普遍认同的迹象。因此，探索中国经济学发展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笔者认为，不管中国经济学取向怎样的前途，有一点是十分关键的，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决不能离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最大的实践，而且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走向成熟，其丰富的经验会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本土资源。

二、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经济学的发展经历证明了一个道理，即无论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形成，还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流行，都有着深刻而广泛的现实背景。古典经济学是在资产阶级努力想摆脱封建制度的羁绊，并且为自己的发财致富寻求合理性的背景下产生的。而之后的不断发展又都是建立在一些重大的经济发展背景下的。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在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治、经济统治后，需要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性和永恒性的背景下形成并发展的。在西方经济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离开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背景也难成气候。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活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得益于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而使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困境的背景。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的这一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史上也同样能够看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这个年代资本主义发展表现出的一系列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的现实根据。为了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也为了避免空想社会主义者局限于道德批判的不足，必须揭示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从中找到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正是在这种使命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展开资本主义发展内在规律的解剖，从而使自己在经济学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本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经历比较曲折，一直没有找到一种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缺乏现实的基础。正是这样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新的发展的情景并没有出现。

以上经验表明，经济学发展的机遇一定蕴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变化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决定着西方经济学的演变。

其他任何一个重要经济体的重大发展，都可以为经济学发展提供机会，而且由此形成的经济学成果也一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现在已经经过30年了。在这30年中，中国以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身份向世界交了一份非常好的经济增长成绩单，而在这份成绩单的背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相互角逐，都想为这种巨大成绩作出科学的解释，并且努力争取自己在经济发展中的指导权。虽然这种竞争还处于十分激烈的阶段，但是仔细分析，会发现这里蕴藏了一种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巨大机会。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实现的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因此，西方经济学以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为根据，把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化作为目标。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条件为基础，认为中国经济学发展应该继续坚持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中国经济学发展规划了第一种前途的信奉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大谈西方经济学的一般性，极力推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而在这种分析框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就被一般化，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并向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推销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就被国内的一些学者当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但是，不仅我们的决策者没有接受这样的建议，而且那些接受了这种模式的其他国家因为按照这种模式进行改革而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所谓“华盛顿共识”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也不能作为中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的方向。而“华盛顿共识”在实践中失败，使得西方经济学的标准理论被质疑能否代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前途。为中国经济学发展规划了第二种前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一部分具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学者，恪守着被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条化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行“标准化”的评价。如1995年到1997年间，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强烈质疑。特别是在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有人上万言书，强调社会主义所有制仍应该把全民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4］。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因此，这种具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能代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前途。

那么，中国经济学究竟该如何发展？这决不是一个比较理论逻辑的完美性问题。代表中国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是，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为基础，去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为实践的进一步深化提供指导。只有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才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的前途。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为经济学（包括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三、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学发展提供的机会，具体体现在改革中有许多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难以回答的，因此，必须有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来加以解释。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一种生产力发展的新模式，这是对经济学的一次巨大挑战，同时也对经济学的创新提出新的要求。经济学自诞生起就把财富的生产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一传统不仅在西方经济学中或明或暗地被保留，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也有重要的位置。在西方经济学中，作为其创始人的亚当·斯密，就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为对象构筑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斯密认为，生产力增长需要拓展分工和积累资本。前者是提高生产力的直接因素，后者是生产力增长的主要动力。进一步地讲，分工的拓展提出如何协调分工的问题，这需要发挥自由市场的功能；资本积累不仅是逐利的资本家的要求，而且是使用更多工人的物质保障。斯密以后的西方经济学逐步把生产力增长的问题边缘化，越来越集中于自由市场机制的研究。一直到现代，作为与自由市场机制研究并列的宏观经济学中才又出现了生产力增长的问题，不过，它被赋予经济增长这样的命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作为其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把生产力看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生产力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强调的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意义；其次对分工也给予一定的关注。前者集中于对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生产关系各环节的分析；后者则倾向于怎样通过计划来协调分工的研究。因此，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逐步发展起了一个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分析市场机制不利于分工，而计划是协调分工的有效机制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然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后的生产力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第一，生产关系调整，并没有呈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强调的私有制主体地位，不过，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大相径庭。结果出现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这样的所有制结构是所有取得经济成功的国家都不曾见到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所有制结构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历史性的增长。对此，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力发展理论不能解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因此，必须要有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才能加以解释。第二，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虽然在取向上是市场化的，而且改革后的体制也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具有鲜明的特点。市场虽然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不过，基于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以及政府在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受到政府强有力的调控。而且，这种控制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宏观调控。不仅中央政府对经济运行具有很强的调控能力，而且地方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更是具有主导作用。这种情况也是不同于任何国家的，但这种不太符合标准的经济运行，却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注入强大动力。对此，西方标准经济学认为这与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因而会限制市场经济正常发挥它的功能。然而，就是这样的一种不太标准的市场经济却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绩。这也需要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予以解释。第三，经济发展的地区战略调整，引起中国经济的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而且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后，虽然经济增长也持续了三十年，但并没有看出这种地区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这在标准经济学中也是没有相应的理论可以解释的。因此，必需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此外，还有许多类似的问题，都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富有成效的探索，也都面临着渴求理论解释的期盼。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这一系列变化，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模式。它迫切需要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来对这种模式加以概括。而在这种模式中确实也包含了大量可以引发经济学创新的材料。简单说来，特殊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创建中国发展经济学［5］；而特殊的中国经济运行模式，又可以形成中国市场经济理论；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还可以构建中国政府经济学。现在，摆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是，形成一套新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或解释体系。不仅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问题，而且也可以为经济学的发展增添一些新的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经验基础上的经济学创新，决不是一种局限于中国的经济学，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一种经济学。

四、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在表面上，是中国自己的事情。甚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的问题重重，似乎说明中国改革具有非常强的特殊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学，就只能是一个国别性的经济学。而这对于经济学发展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因为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相互借鉴的趋势下，经济学理论仅仅局限于一国的实践，肯定是没有前途的，充其量只能是一种阶段性的经济理论。不过，从实际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决不是一国的事情。首先，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经济规模，都在世界占有非常显著的地位。特别是其仍具潜力的增长，可能在未来起到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对此，一些世界性研究机构作了预测，如高盛公司预测，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增长的政策，到2040年，中国将成为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组织的一次调查中，得出了更为乐观的结果，中国将在未来20年内成为与美国竞争的世界强国。对于有着如此前途的大国经济，它的成功与一个小国甚至是中等国家的成功有着不同的意义。即使它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也代表了经济发展一个方向，完全值得经济学加以理论总结，并成为经济学一个重要部分。其次，作为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经济学努力在实现经济学两大体系的融合。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自古典经济学以后，出现了两大对立的经济学体系，一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二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长期以来，这两个经济学体系相互对立，各自为自己倾向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加以辩护。在现实中，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相互对立，从而使相应的经济学理论难有互相借鉴的迹象。然而，进入当代以后，这种现象开始发生变化。不同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一些内容开始融合，不同经济学理论开始渗透。不过，由于没有一个比较成功的实践基础，这种融合和渗透相对缓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打破两种经济制度对立局面上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私有制再也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经济基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经济配置资源独有的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机制也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按生产要素分配这一资本主义经济主要的分配制度，现已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此看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仅是一种改革的方式，而且也为人类经济制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建立在这一伟大实践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决不是一个国别性质的经济学，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学。

参考文献

［1］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J］.经济研究，,2005，（10）.

［2］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

经济改革论文例2

1．所有制变革。20世纪80年代，由匈牙利、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开始，蔓延到苏联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完全相同。东欧国家的改革，实行国家所有制并发展市场，取消命令经济。改革产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不彻底。

从中得出的第一条经验教训是，一个有效能的市场或者说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在所有制结构、财产所有权结构中私有制占主导地位和财产私有权的支配地位。这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所有制所有权结构中的地位，不是以其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反映，而是以企业的规模与性质去决定。如大型企业、金融机构是否具有私有性质。

私有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其所有者既可以是人格化的，亦可以是非人格化的。所谓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业的所有者是明确的、明晰的，它或者是专门的投资机构、或者是投资者集团、或者是某位个人。所谓非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业的所有者是不明确的、不明晰的，它或者是保险机构、或者是银行及投资基金、或者是证券市场中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在美国的所有制结构中，非人格化所有者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东欧改革中，这一问题曾引起较大争议；我个人认为应以非人格化的所有制占主导、但是从过程发展的顺序看，所有制的起源是从人格化的所有者开始，逐步进化到非人格化在所有制结构中占主导、支配地位。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二条经验教训是，运行良好或有效能的市场经济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允许并鼓励个人所有制即个人化、人格化的所有权制度，不要以非私人的所有制或非人格化的所有者硬性地人为地取代个人的所有权制度。

2．东欧国家国有企业变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如何处置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有两种设想，一是出售所有权，二是分配所有权。

其具体操作有多种方式与技巧，如抵押、股权证等。所有国民及国有企业员工都能得到国有资产分割出的一小部分所有权。捷克和俄罗斯就是这样做的。1989年，我在一本《通往免费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书中指出，对国有企业应采取拍卖等形式销售，而不是配置给国民。如果每位国民都分配，企业就有很多所有者，也就等于没有所有者，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普遍问题。

国有企业常常出现亏损而资不抵债，对这样的企业不能拍卖销售，只能破产。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三条经验教训是，对于国有资产不应分配给每位国民，但可以大规模销售出去。

3．如何选择未来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制变革、企业变革，未来企业的所有者是由企业内部人担当还是由企业外部人承负，是Insider还是Outsider，用效率这把尺子衡量也是很困难的。当私有制被强大的社会力量推动后，企业内部员工的愿望是谁靠近火谁先得到肉（注：中国相应的说法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市场经济的经验证明Outsider作为企业所有者是更有效率的。这是因为，Out－sider更易于监督企业管理者，如果企业管理者没有效率，来自外部的企业所有者可能容易地将其解雇。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四条经验教训是，对于由谁来担当企业未来的所有权人，Outsider比Inside，获得所有权要好。当然从法律上并不需要禁止Insider所有制，只是政府应鼓励Outsider所有制。

4．怎样对待亏损企业。企业由于亏损资不抵债不能生存下去，宣布破产是一件困难的事。这是一个有秩序的过程，债权人将分割破产企业，以拍卖的形式将其肢解卖掉，可能会有人买下整个企业。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五条经验教训是，对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重要的手段是通过破产与清偿实行私有化。

二、经济运行中的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

在东欧国家经济改革开始之时，我们必须去做两个重要方面的改变。一是自由化，即废除早期对经济活动的法律限制、行政约束和官僚管制的所有变革，包括劳动的自由、放开价格、市场进入与退出自由等；另一方面是改变所有制。那时起，我们需要新的约束、新的规则。在原先经济条件下，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是一种行政管制，体制上分为上层的管理部门和下层的执行者，通常由上层下达命令，由执行者执行命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上是一种平行的、横向的关系，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是买者与卖者的关联。这种市场约束成为我们市场化改革中最大的问题。因为在过去，人们习惯于遵命。而现在市场经济中，卖者与买者不是被命令与命令关系，但却出现了卖者不能按照承诺兑现合同、拖延时间不按期交货；而买主则在收到货物后不履行付款义务，以至形成债务连锁反应。

约束系统的另一个层面是银行与企业的关系。银行借款给企业，而企业作为贷方却既不还本又不付息。这在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中，违约不履行合同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但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对此还远不适应。在《短缺经济学》中，我讨论了软预算约束带来的危害。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软预算约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国有企业拖欠的债务总会由政府处理掉。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六条经验教训是：改革需要新的规则与约束，一个有效能且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强化合同管理、严肃全融纪律秩序和硬化预算约束都是必要条件。

在制度变迁的初始阶段，银行仍为国家拥有，这是造成软化预算约束的一个重要原因。银行提供给企业的软贷款不能得到偿还，这成为一种隐蔽的财政补贴。一些企业看上去拥有很多财产，但亏损的窟窿却更大，坏帐、呆帐很多。在经济运行中，应该注意呆坏帐指数，如果指数很高，那会对银行系统构成威胁，成为一种定时炸弹。在市场经济状态下会发生金融危机，而且可能会突然发生。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七条经验教训是，银行提供给企业的软贷款是没有透明度的，应清理和改组那些不能依据审慎和缜密的银行业务规则运行的金融部门，将来完成银行部门的私有化。

三、法治法制建设

新的规则、纪律、约束能够得以遵循、遵守、执行，必须有制度保障，这要从一系列立法工作做起。如破产法、合同法、会计法、银行法等等。法律规范必须严厉、明确，需要完备的法律法规系统，且法纪亦严明。熟悉民商法的律师应起重要作用。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八条经验教训是，强化国家法律是有效能且良好运行的南场经济的必要条件。

经济改革论文例3

根据目前独立学院学生的自身“文化基础差，社会活动能力相对较强”的特点，把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定位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是比较合适的。[6]这意味着，让学生培养为毕业后能解决实际问题、直接满足社会需求的人才。在教学活动中，应该注重培养“理论联系实践”解决实际问题，能够教给学生实际有用的理论、积累较多的实践经验、形成良好的专业技能。

（二）培养应用型人才所依据基本原则

1.协调发展知识、能力和素质原则培养应用型人才，要在课程设置、教学形式、培养方向方面，注重培养学生全面素质，提高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使学生能够掌握最有用的知识，形成终生学习、适应飞速发展变化的当今社会的职业核心能力。建立合理课程结构首先，课程体系的构建需要系统完善。其次，适当精简课堂教学课时，增加实践内容，提高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和创新意识[7]。再次，根据实际情况，除了闭卷考试，还可以采取实践考核、综合开卷考核等形式进行考核。

2.统一要求同时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学校根据学大纲开设专业课程的同时，也要根据现实需求和学生情况开设一些适合的选修课，让学生获得一定自主性、根据个人情况自由选课，利于的学生个性化发展。加强实践，突出应用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注重对学生的创新性和实践性进行培养。与此相适应的，学院需要增设更多的实践教学环节，如：课程设计、实验教学、课程实习与实践、专业实习与实践、毕业设计、职业资格培训等等对学生进行专门培训；学院也可以开展各类学科竞赛、组织各种社团活动，拓展学生素质，加强应用能力，帮助学生快速适应未来的职场生活。

二、基于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经济学教学改革

（一）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对经济学教学要求

经济学作为大学经济学基础课程之一，要求学生通过学习对经济学知识和基本方法、规律得到初步掌握，并可以形成对经济学的整体认识、养成经济学思维习惯。独立学院的经济学教学，侧重于培养经济学的应用能力，具体有以下几点要求：

1.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并重因经济学作为大学基础课程的自身特点，要求教学工作需要注重培养专业性，教给学生专业知识并养成专业能力。但基于独立学院对人才培养的实际要求，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更要注重对全方面素质的提升，不能有所局限。

2.解释现象同时说明本质因为西方经济学主要是对经济现象的进行的研究，所以经济现象背后一些因素，比如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常常会被忽略。所以，在课堂教学中要更多补充介绍这些经济现象背后本质性因素起的作用，弥补不足。

3.讲授理论同时更要注重培养实践性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抽象和概括性较强的课程，教学目标也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理论能力，所以在教学活动中难免会中独立学院的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但结合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教师在教学活动大大增强实践性、操作性，用一些开放、互动模式来增强体验性，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和记忆，提高运用经济学知识进行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目前独立学院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形式不够灵活目前独立学院进行经济学教学，仍然是以填鸭式教学为主，与学生互动少，没有把学生体验当成教学活动的考虑因素，不够调动他们的积极主动性。学生课后只是复习课堂笔记内容，很少进行资料查阅分析现实问题，不利于能力形成。

2.教学内容不够丰富在独立学院进行经济学教学，往往根据统一的计划、使用材来进行教学，没有考虑到当地独立学院的实际资源情况、学生素质和社会需求，无法满足培养合格的应用型人才的要求。

3.教学考核形式单一在目前的实际教学情况中，经济学的考核形式仍然是试卷考试。但仅仅通过一次答题考试显然无法考核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需要改革，增强其他种类考核形式对学生进行全面工作的评价。

（三）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经济学教学改革措施

1.在教学活动中增加教学案例独立学院中可以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将一些典型经济案例引入教学课堂，并对学生进行启发式提问、引导学生主动分析、思考，形成在具体情境中进行探索思考的能力，培养综合能力[8]。学生可以通过查阅资料、分析讨论、探索解决问题等环节，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提高了实际应用能力。可以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实践教学环节，建立基础实践—专业实践—社会实践的教学体系，紧密结合职场需求制定实践教学内容，设计实验、技术实习、社会调研等环节。此过程中，应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组织学生更多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学校方面，应建立校外实习基地，加大对实习基地建设的资金投入，保持与固定企业的合作关系——即校企合作，定期为企业输送在校的专业人才。通过校企联合，建立订单模式，为学生创造提前体验职位的条件。

2.根据市场实际需求进行经济学教学在独立学院中根据市场实际需求进行经济学教学活动，指的是：首先要根据学生本身不同的知识基础来设计教学内容进行教学，利用他们的个性化发展需要；其次要在教学活动中考虑到社会需要对学生进行教学，比如联系我国实际经济背景和经济时事，在经济学理论的框架下，讲述不同经济背景下的就业机会、就业挑战有何不同等等，来让学生在感性层面增强经济学意识。人才培养计划是促成校企合作的重要因素，通知制定关于培养方、委托者、学习者之间的协议，确定不同负责人的职责，独立学院负责培养专业人才，而合作的企业负责对优秀人才的招录，增加校企合作热度，全面深入地培养人才。采取多样考核方式，全面评估学生素质对学生能力的考核，要结合独立学院应用人才培养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来进行。就是说，不可局限于试卷考核，平时考勤次数、听课效果、论文水平、小组讨论能力等形式都可以纳入考核因素之中，符合教学目标，让教学公平，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在校企合作中，独立学院应与企业协商，使得企业能够为校内教师提供实地接受培训、入职上岗、跟班探讨、师带徒的机会，让教师能够身临现场积累实践经验，丰富阅历，并设置相关实践考核体系，将教师在实践任职期间的表现、工作完成情况以及晋升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制定审核标准。

经济改革论文例4

1997～2000年四年间，农民收入增速持续下降，农民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整个农村经济似乎已经不再像早年那样充满活力和生机。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显著扩大。2000年，二者差距为1∶2.79。如果考虑到官方公布的农民收入数据至少有20％的水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基层干部都认为水分远不止于此），而城市居民还享有农民无法享受到的多种福利，如福利住房、公费医疗、单位发放的实物收入等，那么，差距将会更大。世界银行（1998）在一份报告中认为这部分福利应达到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4左右。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进行调整，真实的差距有可能达到5∶1。这一差距，按照国际标准衡量是巨大的和少见的。在同一报告中世界银行还指出：“36个国家的数据表明，城乡之间收入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在绝大多数国家，农村收入为城市收入的2／3或更多一些。”我国的情况已经远远超过这一标准。

这样的一种态势，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农业和农村，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非常不利。因而农村改革和政策的目标自然而然地就锁定在增加农民收入上，并且要真正建立起一种具有良好特征和效能的农业发展新模式，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当然，把增加农民收入确定为核心政策目标并非2001年的转向，按照会议文告或政策文本理解，过去的几年都是如此。但问题是情况每年都不见好转，无疑会影响人们对政府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能力的信任，这等于在给政府持续增加压力，并在强化着改革的动力，促使甚至迫使政府去解决过去改革中遗留下来的制约农民增收的深层体制问题。所以，到了2001年，一些过去改革中遇到的堡垒开始被攻克，某些体制上的胶着状态也开始被打破，比如粮食流通体制、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都说明这一点。这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动强制实施机制”（刘易斯，1965）。

二、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由于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源性原因在于外部的不利经济环境，所以宏观层面上改革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宏观政策的调整牵涉到复杂的因素和利益关系，决策者面临着巨大的约束，甚至对成本——收益的计算，就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以至在2001年，宏观政策层面上的变化还只是意向性的，尚处于具体方案探讨和形成阶段。这一年所发生的旨在促进农民增收的体制和政策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农村经济内部，而检视其主要内容，可以发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显著加强，在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改变了以往“渐而不进”甚至发生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倒退的局面。2001年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一）产品市场：攻克市场经济中的计划“孤岛”

1.粮改：放开销区。1998年，在粮价持续低迷，国内粮食企业亏损严重，收购资金被大量挪用的情况下，我国实行了以“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粮改，这个方案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自身逻辑性，对保护农民的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运行中也遇到了一些难题，远远超过了设计政策时的预想。面对粮改中出现的问题，我国政府就一直在调整完善原来的粮改方案。到了2001年，原来的制度微调终于引发实质性的改革，其基本内容就是在销区放开取消农民的粮食定购任务、放开市场、放开粮价、放开经营。当年年初国务院决定浙江率先进行粮食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到了7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确定了“放开销区，保护产区，省长负责，加强调控”的粮改思路，将所放开的销区范围进一步拓展到包括浙江、上海、福建、广东、海南、江苏、北京、天津等在内的8个省区。《意见》还明确了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粮食购销和价格形成的作用，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建立完善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和粮食市场体系，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我国国情的粮食流通体制。”这一情况说明，经过几年的曲折徘徊，我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重新回到了市场化改革的轨道——这是2001年农村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

考察粮改历程，可以发现，如何平衡市场调节和政府控制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我国政府对非谷物食品诸如水果、蔬菜、肉类、水产品等的干预相对较少，并且形成了较为繁荣的竞争性市场，但粮改却一波三折，进展缓慢。我国有强大的政治管制能力，也有依靠行政手段动用和管制粮食资源的传统和丰富经验，而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调控和管理的经验和能力却显得不足，所以当市场化改革遇到较为急切的情形时，往往倾向于回过头来使用过去的手段，从而使得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控制却时隐时显，挥之不去，导致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成果与人们的预期相差较远。所以，2001年放开销区的改革，尽管仍是过渡性的方案，但它的明显的市场化取向却是来之不易的。

2.棉改：一放二分三加强。与粮食流通相比，棉花流通中垄断色彩更浓，存在着更多的弊端。鉴于此，2001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打破经营垄断，鼓励公平竞争，规范市场秩序，提高调控效率，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棉花企业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这个决策标志着中国棉花收购市场已完全开放，政府对农民进行硬性收购的作法正在逐渐取消。

（二）要素市场：触动计划经济的残余——户籍制度

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横亘在城乡之间40余年的户籍制度藩篱终于开始松动，并在一定范围内被拆除。2001年年初公安部提请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办理小城镇常住户口的人员，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2001年10月1日起，全国开始以两万多个小城镇为重点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在小城镇拥有固定住所和合法收入的外来人口均可办理小城镇户口。2001年是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取得明显突破的一年，不仅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而且一些大中城市也开始了放松对农民转换为市民的控制条件。这些变化说明，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是大势所趋，存在了40多年的户籍制度已经走向了瓦解之路。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界限，逐步消除政策制定中的城市中心主义倾向，促进城乡劳动力在同等条件下合理有序地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它将有助于形成城乡互通的要素市场，推动城乡之间的经济融合，并带来社会结构、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三）农村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更多方面的进步

1.农村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得到加强。我国农村经济信息、传播的覆盖面狭窄，直接为农民服务的市场供求、科技等方面的信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这些年的实践说明，由于信息滞后和不准，极易一哄而上、一哄而下，造成市场均衡的脆弱性和市场进入的盲目性，农产品的价值无法实现，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加。针对这种情况，2001年农业部在全国启动了“信息服务行动计划”，这必将会促进农村市场信息体系建设，为农民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

2.农业质量标准化和食品安全引起高度重视。大量存在的农产品质量问题，已经对我国农村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构成了严重障碍，既影响了农民的收益，危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直接损害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削弱了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2001年农业部组织制定了《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并联合有关部门启动了“食品安全行动计划”，要求以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为目标，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努力实现农产品的无公害生产和消费。这说明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加入WTO后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我国已经开始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正在实现从FoodSecurity（食物安全）到FoodSafety（食物卫生安全）的转向。

三、绩效和可能性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制度是内生的，并且是决定经济绩效（Performance）的首要因素。最近几年，农民增收形势严峻，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需要进行制度创新，也即农民增收重在制度创新。按照本人的理解，制度本身不能增加资源禀赋，但可以改变生产要素配置的环境和相对价格，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和效率。

2001年我国在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采取了多项重大举措，尽管新的制度或做法本身还需要完善，对制度绩效的判断也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但是，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某些变化和成果，并且由此强化对中国农村未来发展的信心。其中，令人感受最深的是，放开销区的粮改方案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初步实现了粮改的目标。特别是在最早进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的浙江省，农业资源配置和粮食经济的运行发生了一系列可喜的变化，出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局面。浙江的变化主要发生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定购”到“订单”，确立了新型的粮食产销关系。全省粮食购销、加工企业和99万户农民签订了粮食订单，订单数量高达6.4亿公斤，相当于2000年全省粮食订购任务的55.7％。省内不少地方对优质品种粮食实行优质优价，因而调动了农民种植“高效粮食”的积极性。

（2）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粮食市场体系建设全面启动。杭州、宁波、温州等大中城市口粮批发市场，金华、衢州、嘉兴等饲料粮批发市场，沿海港口粮食进出口中转市场，三个层次分明的粮食市场体系已经形成。同时，粮食市场主体日渐多元化，省内各级粮食批发市场从事粮食经营的非国有企业已占到80％以上。

（3）从自求平衡到优势互补，促进了农业区域结构的优化。全省进一步调减了粮食播种面积（早稻种植面积调减了34％），扩大蔬菜、瓜果、花卉苗木等经济作物和出口农产品生产。随着浙江粮食市场的全面放开，国内一些粮食主产省纷至沓来，省际间粮食购销合作得到迅速发展。浙江已与黑龙江、湖北、江西等产粮大省签约，成为粮食购销“合作伙伴”。省际间的粮食购销合作已从传统的粮食买卖向建立基地、组建股份制公司、创办市场等多种合作方式转变。

浙江的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全省涌现出了300多个万亩以上，总面积700多万亩的效益农业产业带，提高了农业的效益和农民收入。2001年前三季度在全国农副产品出口负增长的形势下，浙江农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了14％，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增长了10.1％。浙江粮改的成功，充分说明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有效性，说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市场化改革是农民增收的主要动因。

四、进一步的思考与建议

关于农村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迄今已经有许多说法和共识，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今后市场改革还需要对以下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并尽快取得实际效果。

1.加快土地市场化流转。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促进土地的流动，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就在于它能够使稀缺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我国农业市场化改革显然不能把最稀缺的土地资源排斥在市场之外。我国的农地制度首先要强调“稳”，但也要“活”，不能因为强调稳定而扼杀了流动。最近一些人士过分强调“稳定”，是一种僵化的观念。在产业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和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的今天，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已经大为削弱，相当多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并没有许多官员和学者想象的那样强烈，有些地方农民种地亏本，出包土地还得“倒贴皮”，也足见土地保障功能的沦落。所以，今后的农地制度改革应当赋予农民以更大的土地处置权利，以期促进土地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形成现代农场，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土地开发利用的效率，同时为农民的就业转换和产业扩张提供资本。在土地的利用上，家庭经营具有恒久的活力，因为它适应农业的产业特点，而与农业生产力水平没有太大关系（即可以适应不同层次上的生产力水平）。但是，家庭经营不一定非得建立在平均主义的承包制基础之上。

2.加快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粮食购销市场化。放开销区的粮改方案是一个过渡方案，粮改涉及到了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约束条件，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但是，这个过渡时期不应该太长，而是要加快实现全国范围的粮食购销市场化。

从理论上讲，一项改革成功与否，固然和原有体制的性质以及改革所设定的目标模式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过渡过程本身，即寻找成本较低、以至成本最低的改革路径，是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盛洪，1991）。浙江的改革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帕累托改进，即使是国有粮食企业在改革中也没有明显受损，因为在放开之前，浙江粮食的集市贸易仍然是活跃的，其国有粮店和大多数国有粮食加工企业，经过改制（拍卖、租赁），几乎清一色由个人或合伙经营。这就是说，在正式放开之前，竞争性的市场已经在事实上存在。现在等于承认了多主体存在的合法化。

2001年的粮改之所以只放开了销区而不是全部放开，一个重要的原因同样是要降低改革成本，避免不确定性和可能的混乱。粮改的下一步必然是要把局部改革成功做法推向全国，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有配套的政策措施，以防止政策偏差和化解政策风险。

3.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减少控制，增加服务。加入WTO后，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我国需要按比较优势的原则调整农业结构和发展方向，不断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然而，必须明确的是，比较优势的发挥要求有一个高效协调的农业管理体制。

如果说像放开销区之类的改革是立足本土的内源式的主动改革，那么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就是“冲击——反应”式的被动改革（依靠政府自身有意识地主动改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可以说，WTO给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带来多方面的冲击，其中最大的冲击也许就是对政府管理体制的冲击，而这个冲击实质上是我国加入WTO最大的好处。

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减少控制，增加服务”。减少控制，就是要求政府部门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逻辑，来调控和管理经济，而不是简单地靠权力的流通和行政命令；增加服务，则是要求政府部门根据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要求为农民提供更多的诸如信息服务、技术指导、信贷便利化和风险保障、环保和生态建设等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增加农民的获利机会，减少市场风险和国际农产品的冲击。

对于加入WTO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我们应当有更充分的认识。我以为，这项被动性的改革将带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广泛进步，对中国的民主进程和现代化事业将会做出重要的贡献。需要指出的是，这项改革将对改进中国的文官系统和提高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大有裨益，也将提高对政策执行的效率和效果。

具体而言，在现代政体下，行政管理机构是庞大的组织，它执行着一种关键性的政治功能，即在各种具体情况下执行政策，因此，一项政策得以贯彻到什么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长官对它的解释，以及他们实施该项政策的兴趣和效率。长官们是墨守成规，调和折衷，用标准的手续和大而无当的陈辞滥调来庸庸碌碌地处理问题，还是善于思考，密切关注现实，在变化着的事实前勇于尝试和创新；是一味地迎合上级，玩弄权术，在政治市场上钻营，还是高风亮节，实事求是而又体恤民情，那将对政策实施的程度和效果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此种影响自古而然，于今尤烈，因为现代社会是更为复杂多变的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奥尔森（1982年）把当今时代称为是“执行权统治的时代”。

过去，我们的一些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不是没有被执行，就是在执行中走了样，政策执行起来总会遇到许多牵制和障碍，以至最终取得的成果或节外生枝，或适得其反，往往不尽人意。在WTO的冲击下，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政策好，执行难”问题。

4.加快建立国家农业支持政策体系，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向农业和农村经济适度倾斜。在国际上，美国、欧盟、日本等都对农业部门给予了巨额的补贴，以期改变其相对于其他部门的不利地位，保证务农者与其他就业者大致相当的收入水平。我国现存的农家经营规模十分狭小，劳动生产率很低，加之买方市场条件下农产品的价值实现较之其他产品更为困难，风险更大，所以非常需要政府的支持。

现在，我国农民又面临着贸易自由化的冲击。按照协议，我国将逐步开放市场、降低关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国内农业发展政策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全面提高我国的农业国际竞争力。其中，很关键的就是要用足“绿箱”政策（《农业协议》第6.1条），用好“黄箱”政策（第6.2、6.4、6.5条）。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政策调整空间，需要细致深入研究，有必要借鉴国际农业支持和保护的经验，设计和构建合理有效的国内农业支持政策体系。比如，日本为应对WTO冲击，设计制定了“稻作安定经营对策”、“生物系特定产业技术研究推进计划”、“农业转作支持政策”等一系列非常细致周密的政策措施，对保护农民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在设计应对WTO冲击的政策过程中表现出的认真态度和务实精神很值得有关部门和人士学习。

加入WTO后，建立农业的国内支持政策必然涉及到宏观政策的调整。最近几年国家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开拓农村市场方面的效果非常有限，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应与应对WTO的冲击、建立国内农业政策结合起来，向农业和农村经济适度倾斜，在更加协调的宏观经济增长的范围内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给予更大的支持。这不仅是公平的需要，更是效率的需要。当前广大农民由于收入增长缓慢，已经限制了其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支出，他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还面临着较多困难，甚至急需要用钱，因而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如果国家能够设法让他们增加一些收入，可能很快就会转化为最终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特别是乡镇企业的投资需求），形成整个经济发展的良性机制。

【参考文献】

［1］刘易斯，1966，《发展计划》，何宝玉翻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2］世界银行，《共享增长的收入》，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

经济改革论文例5

加入WTO为我国提供了新的改革动力。加入WTO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全面开放阶段，逐步放开包括金融、保险、电讯、会计、咨询、旅游等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我国加入WTO，目的是通过开放市场来解决经济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放倒逼改革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新特点，以全面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大破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在改革开放中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加入WTO，给我国经济改革留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进入新世纪，改革更具紧迫性。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转轨的紧迫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改革又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既有国内压力，又有国际压力。前2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存在国际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加入WTO，一些规则的遵守带有很大弹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因此，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说，加入WTO是我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二、经济全球化将促进经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性重大变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应当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

我国按照WTO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产业结构、体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抓住机遇，适时地实施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就能加快体制创新，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真正动力。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它强调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经济调控规则的改变，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及规制环境。我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转轨正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其一，我们采取的渐进式改革的方法在实践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改革中积累和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结构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现出来，日益对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形成制约；其二，无论是在宏观经济层面或经济运行层面，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交织在一起，结构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为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这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从外部对我国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动力和压力。

由于体制性的结构问题成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实行并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改革的重要选择。推进结构性改革，对我国“十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都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应当说，2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为结构性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在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都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也是比较有利的。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经济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实质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逐渐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面对新旧两种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加快培育发展新体制因素，并逐渐形成新体制的合理结构，以充分发挥新体制结构的整体优势和作用。因此，结构性改革阶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联系，又表现出这一阶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强调体制创新在推动经济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结构性改革不仅仅在于注重一项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视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结构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为补充。制度的互补性及其合理结构是一项新制度充分发挥效应的基础和前提。

——强调改革的配套性。由于体制的结构性特点，配套改革的结构性改革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结构性改革注重整体改革的配套性、系统性。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有企业要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农村改革要与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结构性改革既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时也要求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结合。伴随经济改革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已超越了经济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将成为一个大趋势。

——强调法制化建设对推进改革的作用。以立法来保证体制创新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同时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目标。没有法治的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就难以确定。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规范未来的改革行为是结构性改革对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与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制建设对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约束政府行为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三是加快与重大改革措施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例如，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十分重要。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转变过程必然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有机结合、整体转变的过程。顺应效率和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和实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说最具实质意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求出路，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正在共同致力实现的目标。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既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规律性。当前，我们既要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矛盾，比如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但更要关注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优化制度性结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转轨的特点，我国应当通过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

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经济转轨已把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议程。为此，要把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进行有效协调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并由此使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之间相适应。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和重新调整，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关键是经济改革能够兼顾利益相关各方，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改革对利益受损者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合理的补偿和救助。伴随改革开放的过程，我国原有的社会利益机制、利益格局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革新阶段，迫切需要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做出主动的、积极的调整。这已成为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以人

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将在新时期改革进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受益和得到实惠，是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我国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广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实生活中与人民群众利益相背离的现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预期，挫伤了人们理解、支持和参与改革进程的积极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各种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倾向突出，腐败蔓延；伴随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并由此产生种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在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当客观地分析改革的基础和条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新时期推进结构性改革，需要格外强调广大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广大群众拥护改革的程度和参与改革的热情。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应当始终是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同社会及文化中的差异性及适应性。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民市场经济，是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获益者的市场经济。因而它的根本优势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获取利益基础上的广泛参与。作为顺利推进我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明确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增强改革的透明度，让广大群众了解改革的进程和内容，并使他们中的多数在改革中获益，过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们顺利推进结构性改革应予坚持的重要原则。

经济改革论文例6

集体是相对于个体而言的组织概念。集体经济是指集体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组织形式和获得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集体经济的生命力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作为利益表现出来”。②列宁在批评发展集体经济的错误观点时指出，“必须永远不再把事情建立在热情和勇敢精神的基础之上，因为人们不能够成年累月地处于神魂颠倒的热情状态之中，迫使他们工作的只能是经济上的必要。”③可见，利益是形成集体的有效连接，共同利益是集体经济形成的前提条件。生产资料共同所有的产权关系是集体共同利益的来源。早期政治学的经典文献，大都认为财产共有是形成家庭、氏族或城邦共同体的基础。如柏拉图认为，理想的城邦应该实行财产共有，共同分配，共同生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通过对古代社会发展规律的考察揭示了原始公社或氏族部落与土地共同所有之间的相关性。④明确提出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概念，并把它作为土地个人私有和国家所有之间的一种所有制形式，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欧大陆特别是法国农民状况的考察以后提出来的。马克思认为，“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⑤在“农业公社”中，土地是“共同体的基础”，⑥“土地公有制，一看就很清楚是构成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⑦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提出了农民合作制的思想，将发展合作社作为实现土地私有向集体所有过渡的具体措施，即农民“把自己的土地结合为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⑧可见，实现土地的联合占有，是最终实现土地集体所有，实现集体经济的方式。此后，列宁、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并对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家实践。列宁认为，对土地公共的、集体的、共耕制的、劳动组合制的耕作方法具有优越性，能够吸引农民参加集体经济。⑨列宁虽没有使用集体所有制这一概念，但他关于“集体制”、“共耕制”、“合作制”的表述，即集体所有制的含义。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集体制的思想，并将集体农庄和合作社作为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统一起来，提出了“集体农庄所有制”，并将集体农庄所有制视为小农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间的过渡形式。⑩可见，集体经济作为集体内成员组成的共同劳动共同经营的利益共同体，其形成的前提条件即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这一产权关系。

（二）集体土地产权结构的变化与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

产权结构的变化，是指产权内部的相互关系及其制度安排的改变。本文将集体土地产权结构的变迁是定为产权内容的完善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的权能流转。前者赋予农民权利体系，后者决定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

1．产权内容完善赋予农民丰富的权利体系

集体经济是集体成员共同拥有生产资料，实现成员共同发展的经济形式。在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下，所有权主体虽然归属于集体，但集体经济并不排斥个体成员的发展。相反，它以集体内成员能够获得比分散状态下的个体更有利的发展空间为前提条件。这一条件的实现有赖于集体产权的内容不断丰富，并赋予个体成员完整和稳定的权利体系。在经济学产权理论的话语框架下，一个基本的命题即“产权是一束权利”。产权不完全等同于所有权，它是与所有权相关的权利组合，或者说是在财产归属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一套权利体系，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一束权利。产权经济学家阿尔钦认为，产权具有可分割性、可分离性和可让渡性的特点，即特定产权的各项权能可以分解并分属于不同的主体。这意味着，一方面，产权的一束权利具有可分性，并由此决定了利益的可分割性；另一方面，分解以后各项独立的权能具有可组合性。权能的重组、耦合形成新的权利体系。产权的分解和组合都是产权配置的基本手段。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界定了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归属，在此基础上，产权结构的完善表现为衍生出承包权、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等一束多元的权利体系。当产权的分解程度较低时，与土地最终归属有关的一束权利高度集中于所有权之中，此时的集体，作为土地的所有者，拥有与土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处置有关的一切权利，集体经济的实现具有高度共同性的特点，共同占有土地，共同经营，共同分配。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几乎不拥有或拥有较少的权利空间。在集体经济内部，农民不具备支撑个体发展的产权基础。当产权的分解程度较高时，与土地有关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等权利可分属于不同的经济主体。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共同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可获得土地承包权、经营权等相对独立的权利内容，即拥有并完善个体的权利体系。相比较不可分解高度集中的土地产权制度而言，产权分解所带来的产权结构的变化不仅赋予农民独立的权利体系，而且为农民拓展自我发展的空间提供了产权基础。首先，权利主体身份增强个体行动效率。一方面激励权利主体为排他性的获得收益而增加努力程度，另一方面，也强化其权利行使的成本约束，二者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权利主体的行动效率。其次，有效的权利行使能力提升集体共同劳动共同经营的管理效率。一方面，农民通过行使对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的决策权，增加对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一致性的激励；另一方面，当个人的利益期望和集体统一经营产生的利益所得存在较大的偏离时，通过权利的出售或转让，即“用脚投票”的机制对利益偏离进行约束和纠正。

2．权能流转创新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

产权具有可交易性的特点。产权分解出来的全部或部分权利在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可进行自由转让。产权经济学家阿尔钦认为，产权可交易性的特点使得不同权利主体之间合作性的联合生产成为可能。这种合作性的联合生产的实现取决于“团队生产率”。在团队中，产出并不是每个特定的合作性投入的分产出之和，而是由一个团队所生产的不可分解的没有“投入归属”的价值。瑏瑡产权可交易的特性为权利主体自主进入和退出某种组合形式提供了有效的实现途径。中国农民善分也善合，一切取决于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的利益，是利益驱动下的选择。瑏瑢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可以获得比单个经济主体行使权利的利益之和更大的收益，即获得由“组织化”生产所带来的增量收益，这是集体经济组织赖以形成的经济基础。受市场竞争的影响，分散的、相对弱小的权利主体即意味着有限的利益获取能力。集体行动能够增强单个主体的利益实现能力，只要合作性的生产能够带来超过个体单独生产所得的利益增量，分散的权利个体就具有了合作的动力，即合作成为一种低成本的、基于合作收益而做的理性选择。瑏瑣可流转的权利为这种理性的合作选择提供了实现条件。集体产权的完善和发展，不仅表现在农民可拥有独立的权利体系，而且表现在权能流转的可实现性。当产权高度分解以后，与土地占有和经营有关的一束权利通过在农民个体之间的不同配置和组合，使得农民可以理性选择并创新最大化实现个体收益的有效组织形式和经营制度。农民获得的集体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可选择自我耕作的家庭经营形式获取家庭经营收益；也可通过处置权实现自由转让，通过市场机制拓展其利益获取途径。通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及入股等方式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流转。如可以通过将土地承包权的出租，实现土地的集中和规模经营，并获取高于个体分散耕作的规模收益。也可通过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组织，通过集体自营或委托经营的方式实现规模经营，享受经营权流转而来的股份收益。通过权利流转和组合，在保证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增强农民的利益获取能力，创新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

二、集体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产权结构变迁

从产权结构的变化来看，建国以来，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发展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单一产权结构阶段、改革开放以后的二元产权结构阶段和现在的产权结构多元化阶段。以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波段：政社合一的集体经济时期，、家庭经营基础上统分结合的集体经济时期和家庭承包权为基础的合作经营时期。瑏瑤

（一）“单一产权”结构与政社合一的集体经济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的集体化运动是一场彻底的产权变革和重构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互助组的出现，经过初级农业合作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我国集体经济的实现最后被固化为的形式。在这一进程中，完成于20世纪初期的赋予农民的土地私有权也被逐步集中到这一政社合一的集体组织手中，确立了我国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和统一经营的集体经济实现形式。首先，农民权利缺位制约其个体发展能力。1958年中共中央在建立农村的决议中写明，带有全民所有制成分，并且这种成分将在发展中不断增长，逐渐代替集体所有制。瑏瑥作为一种类似全民所有制的制度安排，土地产权归集体全体成员所有。但是，在全体成员内部，产权不具备量化可分性。因此，农民作为权利主体的身份是不可界定的。农民权利主体的身份缺失，意味着农民个体发展的空间缺失。虽然在“饥饿逻辑”和“过好日子”的驱动下，农民并未对国家政权的组织力量表示太大的反抗，但是，因为缺乏利益最大化的产权激励功能，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源于国家政权的动员力量，集体经济的发展缺乏对个体劳动可持续的效率激励。其次，高度集中的单一产权结构最终导致集体经济缺乏有效的实现形式。由于农民的个体产权缺位，的出现更大程度上是国家权力向农村渗透的结果，而非农民的自发选择。因此，生产队的合法性源于国家授权，而非基于产权共同体的农民认同。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由于缺乏个体产权的基础，在集体经济的治理结构中，也难以发挥有效的治理和监督能力。生产队和农民之间是一种单向的监管和被监管的关系，而非双向的监督和约束关系。虽然“农业六十条”规定，生产队的生产和分配等重大事情，都由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决定，生产队的队长、会计等其他管理人员都由生产队社员大会选举产生。但这种文本意义上的民主范式在实践中并未得到有效表达，农民更多被排斥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活动之外。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约束，一方面，大量的干部和管理人员脱离直接的生产劳动，增加了农民群众的负担。另一方面，干部和管理人员对生产费用的浪费、不合理的开支及贪污挪用等现象得不到约束。更重要的是，生产队作为土地产权的单一主体，对生产经营管理权利的行使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而非真正体现社员意志或遵循农业生产规律的方式，最终损害了集体经济的实现能力。

（二）“二元产权”结构与家庭经营基础上统分结合的集体经济

时期农民“从分到合”的集体化进程践行着“土地归公”的逻辑，但因产权结构单一，集体经济最终变得不可持续。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践行的是“地权属民”的行为逻辑。瑏瑦这一时期的集体土地产权结构有了较大变化，一方面，它保留了土地最终所有权的集体归属，另一方面，集体土地产权结构不断完善，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实现二元分离。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主要特点，是农户与生产队或生产大队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取得一定数目的土地经营权，并在每年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量上交国家税收和集体提留后，享有余下的土地产出收益。即通常所言的“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瑏瑧这一制度安排下集体产权结构有了较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产权结构的细分和变革，土地承包权和所有权发生了二元分离。土地所有权仍然归属于集体，但农民通过合约的方式获得了土地承包权，且其权利在国家政策和有关文件中得到制度性表达。农民和集体之间，形成了一个由集体所有权和农民承包权构成的产权共同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明晰农民享有土地承包权的主体身份，极大增强了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释放出家庭经营的个体效率。但是，这一时期农民的权利体系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土地承包权的不稳定性，以及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不可分性。从产权功能而言，权利的不稳定性和权利主体的长期投资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在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初期，承包期一般较短。1984年，土地承包期限延长到15年以上。但在人地矛盾的压力下，频繁调整土地的情况并不鲜见。1993年，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以后，虽然国家政策层面做出了再延长30年的规定，但是，大量的研究表明，土地产权的不稳定性削弱了农民对土地长期投入的积极性，并进而降低了土地产出的效率。瑏瑨相对于承包权的不稳定性而言，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不可分性对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产生了更大的产权制约。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虽然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但只允许“交给集体统一安排”或“自找对象协商转包”，“自留地、承包地均不准买卖，不准出租”。这一规定导致了农民作为分散经营的个体，在面临强大的市场风险时，失去了通过权利组合规避风险保障利益的可能性。一方面，由于承包经营权不可流转，农民土地收益的实现途径完全依赖于农民个体的直接劳动投入。当个体劳动投入能力不足时，农民并不具备将土地流转给能力更为强大的经营主体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承包权和经营权不可分割，让渡土地经营权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土地的承包权。承包权的丧失则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土地作为“生存保障”的最后防线。这一制度约束极大降低了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意愿。即使在农民无力经营土地的情况下，农民做出的是保有承包权而放弃经营权的土地撂荒的选择。这一产权约束既无力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充分实现，又使得集体产权无法获得有效的实现形式。总体来看，这一时期集体产权共同体内部，虽然农民的权利主体地位得到一定体现，但由于产权分解程度较低，农民权利不具备再组合的制度基础，集体经济的实现缺乏有效的组织形式，作为产权共同体的集体经济处于事实上的瓦解状态。

（三）“多元产权”结构与家庭承包经营权为基础的合作经营的集体经济

近年来，以土地确权和流转为核心的新一轮土地产权改革，实现了产权结构不断丰富和完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再次分离，并在对农民承包土地的确权量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承包权的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的流转。农民个体和村庄集体之间，通过产权的分解和组合，构成了一个由集体所有权、农民可流转的承包权和经营权组合而成的有效的产权共同体。在这一产权共同体内，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解赋予农民完善的权利体系，同时，权利的流转为农民创新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提供了有效途径。集体产权结构的多元分解使得农民的权利体系进一步完善。首先，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得到法律保障，农民的权利主体地位和集体、其他个体之间存在清晰的权利边界。其次，承包权和经营权从土地产权中分离，实现“一权变两权”，农民拥有的土地权利体系更加完整。最后，通过土地确权，农民的土地权利得到制度上的固化和量化，前者有利于形成农民对产权收益的稳定预期，即形成持久的收益－成本激励；后者为权利的流转提供了市场化交易的依据。产权的流转为农民自由组合其权利体系，创新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提供了实现途径。近年来，我国农村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土地合作经营模式，尤其以山东东平等地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为代表，农民通过自由组合其权利体系，创新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2013年，山东东平县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权性质和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基础上，通过引导农民将承包的集体经济组织所拥有的土地以股份的方式加入合作社，将土地交由合作社统一经营，通过股份化流转的形式放开放活了承包土地经营权，并依据土地股份份额分享土地规模化、股份化经营的增值收益。在东平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度下，村集体通过集体土地、基础设施入股，为合作社提供组织服务，获取村集体土地收益；农民通过土地承包权股份化转让，不仅每年可获得稳定的千元左右的租金收益，而且还能根据集体经营状况获取每股约200－300元左右的股份分红。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出现，是农民作为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权利主体，对自身拥有的财产权利进行自由安排，以拓展利益获取途径，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自主选择，这一选择创新了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一方面，农民通过承包经营权入股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另一方面，集体土地通过股份化实现了集中和规模经营，集体经济通过土地股份合作这一经营制度得到实现和表达。

经济改革论文例7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

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场、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6.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8.9％），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或教训

1、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状况重视不够，造成的后果将是深刻而长期的。

我国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1）从基尼系数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这说明我国当时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数已达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过了美国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数。（2）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36∶1，1985年为1.72∶1，1999年为2.65∶1；从这三个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3）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职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约到1989年前后，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基本持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比达到1.4∶1；农村收入差距则从1980年的1.46∶1扩大到1997年的2.5∶1。（4）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据统计，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392元，二者绝对差距是458元，相对差距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保险业，职工年均收入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业，职工年均工资为4，528元，二者绝对差距为6，015元，相对差距扩大到2.35∶1。（5）从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来看，据温州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而据湖北省统计局、劳动厅、计委联合调查组对湖北省50家停产半停产企业的1258名职工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6元，仅相当于私营企业主月生活费1827.56元的3.6％（韩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导致了严重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居民虽然有强烈的需求冲动，但是没有购买力，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而且随着我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实施，这种收入差距还会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有时难以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从现实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滞后于前者的。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大推小动，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满意，例如，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

3、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重视不够，技术创新落后于制度创新。

这里所谓的“技术创新”是指直接生产领域的技术发明、创新、运用，不是科学家的实验室或档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进行，可以说制度创新是明显的。但是，技术创新相对于制度创新是严重滞后的。技术创新滞后于制度创新的后果就是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完全发挥出来之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就趋于消失。

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农民自发改革，到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创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现在，农业技术也没有太大的、普遍的进展。国有企业主要强调进行经营管理体制和产权改革，技术领域的改革和创新、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员工的技术培训等，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企业在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在制度变迁发生后，虽然在短期内都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但是过几年后，却出现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差异。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也说明了技术创新在制度创新后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当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动的，技术创新的相对滞后，也与制度有关。说明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推广和运用没有足够的激励。因此，我们应该从技术创新的相对不足反思我们的制度创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4、渐进式改革的累积成本或后摊成本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易到难，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这实际上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所导致的。渐进式改革强调在不改变宪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从另一角度来看，制度的适应性总是有限的，任何一种制度只能适应特定的环境，而且这种适应也只能够在短期内适应，可以说适应是相对的，而不完全适应是绝对的。例如，价格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现之一，但是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腐败”问题，则可以看作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在旧体制外生长出新体制，旧体制的改革则逐步进行，这种渐进性确实既依靠新体制的外力推动旧体制变革，又不至于使因旧体制的突然崩溃而导致巨大的社会震荡。但是，它却产生了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对旧体制内公有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境况相对恶化，导致旧体制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断下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国有企业大量下岗职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渐进式改革的后摊成本越来越大，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

经济改革论文例8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般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从表面到深层、从局部到整体的变迁过程．宪法对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确认，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深化的变迁过程。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流转制度的人宪到所有制改革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人宪。从市场导向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宪到收入分配改革与分配制度的人宪都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宪法发展的关系。纵观这一历史进程．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入宪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从唯物史观角度研究总结我国经济改革成果人宪的特点，有助于我们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更好地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宪法修订的关系。

一、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恢宏磅礴的全社会参与的实践活动．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人宪体现了宪法的修订，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2O世纪7O年代末，在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十几个农民在取得土地经营权的协议书上按下手印，点燃了中国农村的改革之火，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很快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形成燎原之势。同样地，乡镇企业主要从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中生长出来，市场经济在经济特区试验开路．温州人民在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度创新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改革试验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现行宪法及其修正案对这些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最终确认．体现了宪法对这种创造精神的尊重。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我们党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总是满怀热情地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邓小平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历史实践表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切成就。都是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的，人民群众是决定我国改革开放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事业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和力量源泉；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才能准确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不断获得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动力；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才能不断获得改革开放事业发展与进步的思路与智慧；只有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二、坚持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原理，进行渐进式改革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运动发展都是通过量变到质变，叉从质变到新的量变，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事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人宪采取渐进式的方式，遵循了这一辩证法则。我国从改革一开始走的就是“渐进式”改革之路。所谓渐进，即先确定一个基本取向和大致思路，选择一些比较容易推进且可以较快取得成效的领域，特别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较为薄弱的环节开始突破，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而核心、由局部到全国，根据条件和可能．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逐步推进。具体地说，我国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主要采取先农村后城市、先放权后改制、先双轨后并轨、先试点后推广、先探索后规范、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增量后存量、先重点突破后整体推进、先局部开放后全方位开放等方式进行。实践表明。渐进式改革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群众对改革实践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有利于减少改革阻力和降低改革风险，有利于在改革的同时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一条低成本、震动小而成效较大的成功之路。

我国将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写入宪法，也是采取渐进式的方式进行的。宪法对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确认，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而是在实践中某一体制发展完善了，时机成熟了才把其写人宪法．赋予其宪法地位，并不断修订完善。如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人宪从1993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都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修订完善的。再如：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定．从l982年宪法规定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合法范围内存在与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再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法律范围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权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鼓励支持和引导”，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渐进式的特点。

三、坚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一原理要求我们一切从社会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认识我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有效地去改造世界。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国情是客观存在．第一性的东西，国策和宪法，是第二性的东西，是国情的反映。国情决定国策、宪法，国策和宪法要符合国情。党在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以我国国情为依据。正如邓小平所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人宪，充分体现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特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果能够人宪的一个重要前提。

我国宪法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一次思想解放是1978年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人们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党中央果断地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其后，1982年宪法和l988年修正案也随即将部分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写了进去。第二次思想解放是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的。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观点，由此推动了又一次思想解放，统一了全党认识。最终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目标，1993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其写入。2O世纪9O年代中期，关于所有制问题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展开了。这次思想解放．丰富了我们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内涵的认识。明确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影响力、控制力和带动力等方面；创新了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认识，明确了股份制应当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1993年和2004年宪法修正案都对这些思想结晶进行了确认。进入新世纪。围绕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的思想解放方兴未艾，这次思想解放必将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宪法也将会有新的变化。

经济改革论文例9

Abstract:Theneweconomyisandleadstheinformationtechnologyrevolutionfromthisbythehightechinnovation,facilitatestheknowledgeeconomyandtheglobaleconomicintegrationarrival.Theneweconomyisinthehumaneconomicalhistoryunprecedentedtakethehightechasthefoundationreformeconomy.Theneweconomytakesonekindbrand-newbasedonthenewesttechnicalandthehumanknowledgeessenceeconomicform,alreadybecamenewtimesthebrand-newconcept,bringstotheworldattention.

keyword:Neweconomicallink;Enterprisestatistics;Reform

前言

新经济的到来必将全面影响企业统计的各个领域，要求人们以全新的理念，重新诠释企业统计，深刻领悟新经济给企业统计带来的冲击与挑战。统计以提供有用的信息为目标，在新经济时代统计信息与企业更是紧密相连的。统计对于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制定，为各项职能管理提供必要的信息，为防范和化解风险，发挥其预警作用，新经济时代统计信息是影响企业管理层决策成败的关键。新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中前所未有的改革型经济。作为新经济时代核心的改革体系是一个从国际到国内、从市场到企业、从科技到产品、从管理到营销等全方位的整体概念。新经济对统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创新经济相适应，统计的成功将取决于统计的改革，要求企业统计确立新的思路，提出新的对策。企业统计改革主要体现为：一是统计观念的改革，着重体现统计对象、统计内容、统计方法和统计手段的改革。充分反映出在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为谁统计、统计什么和如何统计”等问题。二是统计制度的和统计管理体制的改革，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机制应摆脱政府统计部门的行政管理，建立独立的企业综合信息型统计系统，以企业为核心，以市场为依托，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经营管理的信息需求为目标，推进企业统计信息化的高效运行。三是统计理论的改革，统计理论改革是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与国际主流经济统计理论的融合和接轨，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论相结合，使统计理论更加科学。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满足新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统计理论，加强统计理论的改革性、市场性和量化分析等。

扑面而来的新经济浪潮使企业统计内涵有了新的扩展与诠释，使企业统计改革成为必然。在新经济时代，我们充分体会到新经济给企业统计带来时代的变革，以创新的精神完善和发展企业统计，新经济是高科技为核心的创新经济，它迫切需要具有改革意识、现代化知识、高素质的统计人员从事企业统计工作。使企业统计充分满足企业管理的需要，为企业可持续、和谐的发展发挥巨大的作用。

正文

新经济（neweconomy）一词最初起源于美国，进入21世纪,新经济一词被广泛使用。尽管在界定其定义时出现了多种解释,但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和高科技背景下，新经济的本质性内涵主要体现为“信息化、网络化、知识经济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新经济的实质就是：以高科技创新并由此带动信息技术革命，促成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新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中前所未有的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改革型的经济。

一、新经济对企业统计的挑战

新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基于最新科技和人类知识精华的经济形态，已经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全新概念，引起全世界的重视。新经济的到来，对我们现有的工作与生活方式、生产与经营方式、学习与思维方式等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新经济是一个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改革化的新的经济模式，新经济的到来必将全面影响企业统计的各个领域，要求人们以改革的理念，重新诠释企业统计，深刻领悟新经济给企业统计带来的冲击与挑战。

统计以提供有用的信息为目标，在新经济时代统计信息与企业更是紧密相连的。统计对于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制定，为各项职能管理提供必要的信息，为防范和化解风险，发挥其预警作用，新经济时代统计信息是影响企业管理层决策成败的关键。新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中前所未有的改革型经济。作为新经济时代核心的改革体系是一个从国际到国内、从市场到企业、从科技到产品、从管理到营销等全方位的整体概念。新经济对统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创新经济相适应，统计的成功将取决于统计的改革，要求企业统计确立新的思路，提出新的对策，要在统计观念、统计制度、统计管理体制、统计理论上实现改革。

二、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的改革

（一）统计观念的改革

新经济首先给我们带来的是观念变革，它要求我们打破传统统计观念的束缚，以新的理念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新经济发展需要的现代统计观。我们需要在观念上有哪些改革呢？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统计服务对象的改革

企业统计是为谁统计呢？我国的企业统计起源于五十年代，是以苏联的统计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统计作为计划经济的附带部分始终是官方统计的基层报表单位，其服务对象是政府。计划经济时期官方统计和企业统计服务的对象是一致的，都是以政府为主体。官方统计把企业统计作为自身的基础，以一套表的制度形成自上而下布置、自下而上的层层上报的统计模式，服务的主体都是政府。服务的目标都是为国民经济提供不同层次的统计资料，为政府提供经济调控中所需要的经济运行总量与结构变动、以及经济运行状态的统计信息。尽管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统计也有过多次变革，但统计服务对象始终是政府，也就是说企业统计一直是为政府统计的。

进入市场经济，随着政企的进一步分开，企业已逐渐地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经济行为已不再是听命于政府的指令，已经具备了独立性和主体利益追逐性。因此，企业统计目标也适应其变化，逐步形成全方位为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提供内外部信息的独立的统计目标,其目标服务的对象则是企业本身。企业统计不应再隶属于政府，从而使企业统计和官方统计形成相互独立的两个统计体系。由于在企业内官方统计与企业统计尚未截然分离为两种独立统计，其主体未能彻底分开，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官方统计依然依靠企业统计报表作为主要的资料来源，从而形成了在企业内部两种统计行为的并存。这种并存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以及市场经济初期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统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新经济下，这种并存则表现出统计体制改革滞后于企业机制的转换，其表现为统计主体行为方式不确定性，并导致部分统计信息的失真，从而影响了统计工作的质量。

在新经济下，由于官方统计和企业统计的统计主体不同和统计目标的不同，从而导致行为方式不同。作为官方统计行为，在搜集企业信息时，应尽快摆脱对企业报表的依赖，更多地依靠自身的统计力量以及依靠民间的统计机构力量，采用适当的调查方式和科学的估算方法，以获取客观真实的统计信息，其统计行为直接对政府负责。并能从根本上抑制虚假统计行为，能够有效地提高统计质量。作为企业统计行为，应摆脱官方统计的束缚，尽快建立适合本企业的统计行为方式，其统计行为只对本企业负责，其目标服务的对象就是企业，具体包括企业的决策者、管理者、投资者、债权人、合作者、供应商和客户等。

2、企业统计内容的改革

企业统计什么呢？企业统计工作过去以企业内部信息为主，其统计内容主要是对劳动成果的核算、劳动要素投入的核算、资金存量与流量核算以及投入产出的分析等内容。其作用只是对企业内部活动的描述，对外部环境缺少必要的认识。在新经济环境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和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都将和企业息息相关，使企业竞争日起全球化、白热化。高科技带来的信息化和网络化以及知识经济的到来，也给企业发展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和更为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企业统计内容适应新经济的时代要求，满足新经济下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面需要。

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放眼于整个市场，积极拓展企业统计的空间范围，增加企业外部环境统计。而新经济要求将企业将外部环境扩展到世界经济领域，对企业所面临的国内外资源环境、社会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法律环境以及体制环境等信息加以分析和考核，不仅对环境的现状进行了解，还要针对环境未来的变化趋势进行研究和判断。企业外部环境因素是复杂多变不可抗拒的因素，这些要素有的是确定的，带有规律性；有的是偶然的，带有随机性；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有的是硬环境，可以定量分析，有的是软环境，不可定量分析。新经济使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融合成统一的整体，形成全球统一市场。高科技下的信息化、网络化及知识经济又使全球性市场格局日新月异、竞争激烈。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则要求企业统计以新的理念扩大视野、放宽口径，以大统计、大信息量为宗旨，积极拓展企业统计的空间范围，增加外部环境统计,形成全面有效的企业统计信息系统。

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内部信息内容也面临着变革。除了传统的成果统计、条件统计、存量与流量统计以及投入产出统计等内容外，应进一步体现出新经济信息特征。如反映高科技含量的设备科技水准统计、产品升级换代周期统计等；反映知识经济的人才创造力统计、无形资产统计等；反映信息化、网络化的企业虚拟运作统计、电子商务统计等；反映人本主义的企业凝聚力统计、企业文化统计以及反映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资金筹措力统计、资金增值力统计、企业对资源与环境影响统计、环境成本统计、企业创新能力统计等等。

3、企业统计方法和统计手段的改革

如何进行企业统计呢？传统的企业统计分析方法以描述统计为主，调查方法基本采用全面调查，极少采用推断统计方法。新经济环境下统计方法和统计手段应体现统计信息化和现代化的改革意识，实现统计方法和统计手段的改革，以增强企业统计的时效性和准确性。统计的过程是统计调查、统计整理和统计分析三大环节连接的过程，是与广泛的经济信息打交道的过程，因此，企业统计信息的采集、处理以及分析方法和手段面临着改革。

（1）统计调查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新经济环境下，由于企业内部要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多变性，企业要想及时捕捉各种有效信息，仅仅依靠全面调查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外部环境信息的采集应该更多地采用非全面调查。因此，企业应建立以抽样调查为主的统计调查体系，在采集企业内部信息时，凡是没必要采用全面调查或者根本无法进行全面调查的，均宜采用抽样调查，在采集企业外部初级信息时必须完全采用抽样调查。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应用的普及，对信息的记录、保存和交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信息的记录和保存方式已由传统的纸载逐步转变为磁载和光载，使企业能够建立大容量的数据库。二是网上信息交流拉近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增加了信息交流渠道。企业统计调查作为经济信息的收集过程，必将受到这种高科技所带来的影响。调查手段开始使用信息技术收集数据，如开发功能性强的互联网调查方案，资料的取得越来越多地通过电子网络来进行。建立统计调查网络平台，在系统内进行高效的统计数据信息传输，在系统外能与社会网络有效对接。

（2）企业统计分析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新经济环境下统计分析方法应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传统的以描述统计和静态分析方法为主的统计模式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了，应该增加现代统计预测方法、决策方法和综合评价方法，加强企业统计的推断能力和动态分析能力。

发达的信息技术和健全的电脑网络系统以及强大的运算能力和存储能力使统计分析工作与数据的采集和整理三大环节同步进行，从而大大缩短统计工作链，极大提高统计效率。新经济环境下，现代企业统计借助于统计分析软件（如SPPS、SAS、EVIEW、STATICA等）可以充分进行深层次的数据挖掘，为企业全方位、多层次地提供优质服务。

（3）统计整理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传统的企业统计加工整理是将采集的信息分门别类地设置统计台帐并加以汇总，其工作过程是以手工操作为主。新经济环境下，现代信息技术给统计整理手段带来巨大的变革，数据库系统的存储、检索、统计功能取代手工统计加工整理工作，实现统计信息加工整理的现代化、科学化、规范化。在高频率、快节奏、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统计要想很好地满足社会对其信息的需求，除了进行及时、准确、完整的统计调查外，还必须进行快速、科学、有效的统计加工和整理。因此，我们要把现代信息技术与统计加工整理相结合，建立企业数据库系统，以数据库系统的存储、检索、基本统计功能取代手工统计加工整理工作。

4、统计信息源的改革

由于我国部门、行业和社会组织统计间还没有形成相互合作、相互服务的良好机制，企业统计单兵作战，造成了很多丰富的统计信息资源未能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传统的企业信息来源主要依靠自身的统计机构来获得，企业内部统计机构主要完成内部信息的采集。在新经济环境下，企业外部信息采集成为企业统计工作的重要内容，面对庞大而又复杂的外部环境信息的采集，企业内部统计机构就显得力不从心了，特别是中小企业更是无能为力了。因此，在加强企业内部统计工作建设的同时，还要充分开辟其它的信息源，充分利用统计市场的资源，比如利用民间的调查公司、利用高校的统计力量、利用政府的调查机构，同时还要积极收集各种渠道的二手数据，充分扩展信息渠道，使企业统计在信息化的社会环境里发挥巨大的作用。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建立有自己特色的统计网络平台，实现统计调查手段的现代化，建立信息调查网页，使统计在线调查日常化，便于企业能够随时掌握一些常用的信息。

统计观念改革实质就是企业统计“为谁统计、统计什么、如何统计”这三个基本观念的改革，随着新经济的不断发展，统计观念也必将随之不断的改革，逐步适应新经济的发展和要求。

（二）统计制度、统计管理体制的改革

统计制度、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是提高统计生产力、改进统计生产方式的关键。新经济不仅促使人们的统计观念变革，同时也对统计制度、统计体制改革提出了时代的要求。新经济要求统计制度与统计体制以解放统计生产力、适应现代化管理为宗旨，建立健全现代化统计制度与统计体制，全面满足现代化企业统计的需要。

1、企业统计制度的改革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企业管理体制、经营方式、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从我国企业统计制度改革历程来看，明显地滞后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多数企业统计依然沿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计制度，把企业统计只理解为统计报表制度下的企业统计，对现代企业统计的职能缺少充分的认识。即使有的企业管理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由于现实统计制度的束缚，未能使企业统计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由于现实的统计制度是两种统计行为并存，即企业统计和官方统计并行于企业中，形成相互独立的两个统计体系。现行的企业统计制度使企业统计对企业经营管理者决策的参考作用就有所减弱，或者说就没有发挥过太大的作用。其主要表现为企业统计模式属于报告式统计，以满足官方统计报表为主，对企业自身管理的需求不足。因此，企业管理者容易产生两种倾向：一是漠视企业统计，企业管理者认为企业统计只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报表上报任务，将其视作工作中的负担。因此，以应付的心态对待企业统计，造成统计数据的偏差。二是过分“重视”企业统计，由于企业统计是上报数据，企业领导特别是国企领导将统计数据视作政绩，以权定数、虚报瞒报，造成统计数据的偏差。

新经济环境下，企业内部的两种统计行为并存的统计制度已经严重制约了统计职能的发挥，一方面使官方统计数据真实程度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又使企业自身统计工作受到干扰。因此，现代企业统计应该是相对独立的自我需要的信息型统计。而政府在搜集微观统计信息时，对待大型企业宜采用垂直在地统计方式，对待中小企业则利用民间独立统计机构，以抽样调查的方式获取企业的统计信息。这样，既能较为有效地保证官方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同时也使企业统计从统计报表制度中解脱出来，能够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2、企业统计管理体制的改革

现行企业统计体制在较大的程度上还依然延续着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政府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统计部门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对企业实行统计工作方面的领导职能。

市场经济下企业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法人实体，企业的统计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完全是企业自己的行为，政府无权干预。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机制应摆脱政府统计部门的行政管理，建立独立的企业综合信息型统计系统，以企业为核心，以市场为依托，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经营管理的信息需求为目标，推进企业统计信息化的高效运行。

（三）统计理论改革

传统的统计理论以统计指标为主，忽略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的结合，统计分析理论停留在统计指标的结论性的总结和简单的描述性的分析。缺乏定量分析和推断分析，量化分析停留在较低处理层次。新经济环境下，统计改革应该以统计理论改革为先行，为统计实践活动提供理论上的指导。统计理论改革是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与国际主流经济统计理论的融合和接轨，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论相结合，使统计理论更加科学。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满足新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统计理论，加强统计理论的改革性、市场性和量化分析等。

（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改革意识的高素质统计队伍

新经济是高科技为核心的经济，它迫切需要具有改革意识、现代化知识、高素质的统计人员从事企业统计工作。现代化企业统计人员应具备基本素质是：

1、具有现代统计专业知识和理论基础知识。

2、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应用能力。

3、具备熟练的计算机操作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网络运用能力。

4、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并熟悉国际统计惯例。

5、具有现代统计改革意识。

6、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

扑面而来的新经济浪潮使企业统计内涵有了新的扩展与诠释，使企业统计变革与改革成为必然。在新经济时代，我们充分体会到新经济给企业统计带来时代的变革，以改革的精神完善和发展企业统计，使企业统计充分满足企业管理的需要，为企业可持续、和谐的发展发挥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董逢谷，陈惠琴，胡清友.企业统计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

2、柳杰民等.市场经济下企业统计改革的探讨[J].南京经济学院院报2003年3期.

3、张彦伟.企业内部两种统计行为的探析[J].南京经济学院院报1998年4期.

经济改革论文例10

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这是对改革开放30年成绩和经验的洞明，又是对深化改革、更好地开放的深刻揭示。

一、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

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我们特别怀念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活力的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特别思念它的带头人邓小平同志。诚如同志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在复出后，首先身体力行的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

十年的那场浩劫，使我国经济走上了崩溃的边缘，各级政府已几近瘫痪。内乱造成的危难局面、人为形成的各种矛盾加暴举，让不少人肉体和灵魂莫名地受到极大的摧残，还有不少人冤死在执行错误路线的“自己人”手里。人们惊恐万状，人际关系隔阂。尤其是思想的禁锢，人们变得圆滑世故、趋利避害、明哲保身。只说粉饰太平、不关社会痛痒的大话、套话和大言欺世的空话，而社会正义不得伸张，是非曲直无处倾诉。忧国忧民的人心急如焚，刚直不阿的人敢怒不敢言，唯恐投机分子给上纲上线，抓辫子、打棍子。一时间，观望派、逍遥派比比皆是，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地被削弱挫伤。粉碎“”后，全国人民重新获得了解放，人们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希望尽快改变国家混乱不堪的局面，能放开手脚去大干社会主义。而“两个凡是”又画地为牢、深闭固拒，严重阻碍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又一次大伤了中国人的元气和魄力，人们的思想再一次陷入迷茫的泥淖。邓小平同志复出领导岗位后，直面人们的大喜大悲与怒不可遏，忧愤地顶着“”的高压，毅然决然地实行全面整顿。他利用各种工作时机，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以精辟明快、高屋建瓴的话语，深入浅出地启迪人们去思维，用一系列谈话解放人们的思想。以提高认识为突破口，探索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对于解放思想的目的性和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断在路线斗争错综复杂、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是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以他勇于斗争、善于内省的独立思考精神，用解放思想为先导，扭转了局面，摒弃了墨守成规、执迷不悟者的错误。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地评价和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号角。

解放思想，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樊篱，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拨乱反正、批判“唯生产力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全国各行各业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闸门。使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重新确立起来。获得新生的干部群众在科学战线，文艺战线以及各行各业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和智慧，新思想、新举措、新成果层出不穷，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来没有这么昂扬，这么意气风发。

回首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正是人们思想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活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思想转变过程。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践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里程碑和重要标志，成为粉碎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并获得巨大成功。它为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以及而后的农村经济改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股份制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提出，实现“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发展的条件。

二、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快速发展

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坚持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应该吸收利用世界各国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指出要不囿于姓“社”和姓“资”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谋求发展。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坐地保守到改革开放，这是粉碎之后我党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其间确立的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是解放思想获得的巨大收获。它和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起，成为90年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回答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的思想创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实现了从邓小平到再到几代领导集体传承力持的求真务实谋发展，推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火炬接力。

由于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165亿美元增加到26269亿美元，GDP增长了12.3倍，年均增速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年均增速，人均GDP已达2010美元。我国的经济总量先后超越了法国和英国，位居世界第四。从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沿的国家变成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由于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大大增强，全球影响力大大提升，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已达70多个。我们在30年的时间里城镇人口达到近6亿，有2亿农民摆脱了贫困，13亿人初步达到了温饱和小康，实现了从贫穷一温饱一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成为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部分领域进入世界前列，整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我们的研发投入逐年增加。据《世界竞争力年鉴2007》公布的，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55个国家和地区中由上年的第17位升至15位。我国的香港、澳门也极尽自己的优势、海峡两岸的互利合作捷报频传。外商投资、外资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的骤然增多，“复关”与“入世”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已成定局。改革开放不但促进了经济、同时也带动了我国其他领域的国际化进程。中国从封闭、贫穷、落后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充满活力并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谁都不能不承认：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是我们国家振兴的活力源泉。

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符合党心民心，合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也让我们从陈旧的发展观中解放出来，在世界范围内与所有国家和地区普遍交往和合作，有利于我们知此知彼，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世界舞台上为自己寻找更多的机遇，更能发挥中华民族的创造、奋斗精神，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旧观念和不合时宜的思维框架。在十七报告中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

1.新时期仍然要把解放思想放在首位。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拥有怎样的思维方式，就会采取怎样的行为路径，对改革开放认识的高度和广度。将决定革故鼎新的强度和热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史无前例的，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我们只能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而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甚至螳臂当车。为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上的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去积极探索，兴利除弊。“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武器。”

2.在深谙世情、国情、党情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在实践中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离不开解放思想。同志继续解放思想的召唤，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决新课题，实现新突破，开拓新境界的关键，是对党的政治智慧、决策能力的新考验。

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情形长期存在，我们的机遇和挑战都在增加。我们应认真地与世界飞速发展的情势相对照，与中外反差相比较，通观国情。明察于外。在了然把握世界态势的情况下给自己找方略、寻空间，与他国合作互利，优势互补，积极参加国际标准的制定，参与世界分工。面对国际市场的掣肘，我们更要抓核心产品、要害产品、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发展，主动、尽快地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为了不受别人牵制，除了扬长避短，转化劣势，寻找差距和不利因素外，更要从13亿人的可持续发展找出路，制定有效的激励措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出台培育国际化人才的机制，重视对现有人才的培养利用，开发高科技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