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人际关系论文例1

一、 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发展及融合

国际关系理论这门学科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其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理论创新和发展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借鉴。国际关系学者需要研究和面对的是一个基于人的全部特性之上，多层次和复杂易变的世界，人类政治关系的历史绝非是先验式地决定的，更无法简单地从机械力学的角度进行论述。然而，人性（或者广义地说心理），既包括领导人的个性也包括大众的想法对外交以及国际政治的塑造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国际政治是人的事物，在关于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争论中，卡尔多伊奇就曾说过：“国际关系理论是门关于人类生存的艺术和科学”，国际关系大师昆西赖特更是把该学科的具体研究内容确立为16个方面，并把心理学置于两大核心位置之一。但纵观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其分析与实践的核心往往集中在单位和体系层次，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异军突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向体系理论纵深发展。与此对应，个体分析作为单位的附庸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边缘，“个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事实上，国际冲突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个分析路径，分别代表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视角。

尽管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中并未占据主流地位，但它对国际政治现实和现象的解释力是不容质疑的，而这恐怕要归因于心理学这门学科本身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心理学是研究人和动物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的一门科学。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具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心理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关于灵魂的科学。对心理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哲学思想，在西方，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中叶，人的心理特性一直是哲学家研究的对象，心理学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19世纪中叶，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科学的威信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步生根。这时，作为心理学孪生科学的生理学也接近成熟，心理学开始摆脱哲学的一般讨论而转向于具体问题的研究。到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教育学家赫尔巴特首次提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现代心理学是在1879年建立的，这一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从此宣告脱离哲学而成为独立的科学。当代心理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跨学科性。心理学和一些邻近学科的重叠，已使它们的某些部分难于区别。心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分支众多、边界模糊的科学，也是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属性的科学。

心理学与国际关系的结合是在一战后不久。第一次把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联系起来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梅里安，他在1925年发表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代表了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国际关系领域普遍应用心理分析方法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现象。自5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经历了第二次大的论战，它是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之争。论战的分歧并非主题和内容，而是研究方法和模式。因此，比第一次论战更带有根本性。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方法是属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科学行为主义的方法论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场论战中，心理学本体论部分地继承了现实主义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一方面在“心灵、自我与社会”这一范畴中，心理因素建构了行为，这是个体主义，但它同时又兼顾了整体主义的本体，强调了人、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另一方面，在传承传统现实主义的物质本体基础上，又偏重于揭示行为中的心理因素，于是又兼夹了理念主义本体的意蕴。因此，尽管心理理论本体意义的创新不多，但还是给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的方向，同时，也为方法论上的创新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大批的国际关系心理学的著作，一些国际关系大师如卡尔·多伊奇等，也注重运用政治心理方法分析国际关系问题。目前，个体层面的心理分析是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基础和核心内容，主要涉及决策层次的心理和生理学解释以及国际冲突的微观心理解释。

国际关系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形成了国际关系心理学。无论从哪种研究路径看，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工程都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与传统从权力、制度以及新近文化视角进行国际关系分析不同的是，国际关系心理学运用微观心理的分析框架和方法，探析了国家行为的心理学根源问题。

二、 国际关系的心理分析路径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是如何推演至国际关系的研究中的？是如何影响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的？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描述，解释和研究的是处于世界体系内各国家和其他独立实体之间的多层次关系和多维性关系，以及冲突与合作，战争与和平的现象，从表面看来，“国际关系”、“世界政治”与心理的直接联系似乎不大，它们是由权力，国家利益，实力，国际格局等客观因素决定的。综合而论，二者的结合主要是从以下三个路径进行的。

1． 国家是国际社会最主要的行为体，但国家的行为主体是个体。相对于个体概念而言，国家是一个抽象的实体，它并没有一种可见的行动表现。国家作为一个客观实体的抽象性决定了国家行为作为一个分析变量似乎难以把握。但国家行为终归要通过人这一个体的行为表现出来，个人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的国家领导人与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实践者，参与者和主体。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这里，个体的心理因素与国家行为的关系就可以简化为个体心理与个体行为的关系，这也正是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在这种意义上个体行为等同于国家行为。于是，通过分析重要领导人和精英的个性和政治态度便可以揭示和预测与其相对应的政治行为和国家政策，这也使得个体行为的研究具有吸引力。

从目前学界看，以这一路径为出发点的多数学者用的是个体心理，认知心理，精神分析学说和医学心理等相关理论进行个人与国家行为的因果关系分析。另外，如果根据国际关系中层次分析法中的将国际社会分为个人，国家，和体系层次，进而将国际关系心理分为个人心理，国家心理和国际心理，那么该研究路径无疑与微观层次——个体心理的分析相一致。

2． 第二种研究路径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那就是“拿来主义”。该路径的研究是与其相应的理论假设是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得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并在一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支配下进行。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内在机制表明，理论的突破与增长又对原有理论的假设进行证伪和演进。理论知识的科学性和增长来源正是在于证伪性和批判。该路径的研究与国际关系心理层次中的中观层次——国家心理的分析是一致的。在国家层次，国家单位可以化约为有意图或“心理”的个体行为体，或作为一个理性整体，这一行为体与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的反映模式和心理需求，可以说，国家是被看作一种放大了的个人，国家具有自我意识，是国际社会的意图行为体。基于此，对于人的分析在国家层次上同样具有适应性，可将其直接拿来套用。

事实上，每个人对国家的认识都源于对人性的认识，是将这种人的理念扩大到国家，进而形成对国家的认识。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早期西方思想家，他们大多从人性中凝练出抽象原则和政治道德，并将之用在国家层次上，使国家具有人格的特质，理性和道德特征。例如，柏拉图对理想国的构建就是从个人正义出发，将个人正义扩大至城邦，从而论证了合乎正义的城邦原则。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的贪婪和对财富金钱的无止境的欲望造成了人与人的斗争，进而产生了国家，并使国家也带有这种人的欲望和个性。现代国际关系心理学也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了论述。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包括生理，安全，归属，爱和自我实现在内的五种基本需求，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些需求中探源，而国家也具有这种和人类似的需求，如国家安全，在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威信等。国家的不同需要也决定了国家的不同对外行为。另外，国际关系学者们正尝试从人际冲突中去寻找国际冲突的根源，将国际冲突看作是人际冲突的社会化结果。以上这些仅仅是学界研究一部分的初始化成果，当然，国家行为的原因是复杂的，将国家人格化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但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这种路径与研究方法相信会占有一席之地。

3． 心理学有着众多分支，且各分支的内容有时又有所重叠。心理学的研究主体——人，在各学科分支中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抽象的人，具体的人，单个人，群体人等等。从主体属性来看，心理一般可分为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在国际关系心理学中，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个体心理首先是指政治个体，其行为与国家行为密切相关，因而主要代表的是国家领袖，决策者和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则通过社会心理来影响国家行为，这又属于另一个范畴，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国际关系与心理结合的第三种路径。

社会心理是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的社会精神现象。它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直接与日常生活相联系，表现为感情、习惯、成见、倾向和信念等，具有自发性、不系统性、不定型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社会心理是一种心理，是内在过程，与“个体心理”，超个体的“社会性”精神实体以及“意识形态”等概念有所不同。社会包含多个群体，由于群体的性质、特点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类型的群体社会心理，如民族心理、阶级心理、职业（阶层）心理等，从而构成社会心理的横向类型结构。在国际关系中，公众舆论，身份与认同以及民族主义思想等社会心理因素对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具有重要制约作用。尤其是现代大众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众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如果说在第一个路径中，个体心理要通过具体角色的行为（决策者）为中介进而影响国家行为，那么此处社会心理的因素对国际行为的影响则更为直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层次分析中，当把国家看作放大的个人时，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社会存在的精神现象（国际心理），例如决定了整个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行为和西方国际关系的趋向是殖民征服和国家间战争的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崇尚征服和屠杀等国际心理也可看作社会心理的一部分，这里，宏观变量——国际心理的研究与该路径是一致的。

三、 理论结合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国际政治归根到底是由人来进行的，人的本性和情绪都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国际政治的事态和进程。不论怎样借鉴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途径，国际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人的历史哲学和主观的政治价值，即便是经济学这种比较严谨和规范化的社会科学门类，也无法完全解读个人和各种经济单元（公司、企业、政府部门等等）的复杂行为及其动机，无法说明市场的和非市场的各种现象。国际关系所研究的对象的丰富多样性，是再好的自然科学家和系统科学家也无法概括的。如果把国家仅仅当成无差别无个性的实体或社会及民众利益的代表对待，他们所讨论的国际政治的结构和内涵往往显得特别单一和单薄。心理学派的出现在方法论意义上是一次革新，开创了国际关系研究新的视角。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方法论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分析只是一种宏观理论，而运用心理学、生物学方法的研究则创立了一种微观的视角。这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延展，有助于国际关系学科体系的完善，使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性化成为可能。

国际关系历史的发展看上去混沌不清，难以把握，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究其原因，还是人性在“作祟”，是由人组成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作用。人的思维永远不是完美无缺的，人本来就是一半理性、一半非理性的动物，就像恩格斯说的，人始终是“半截子的唯心主义”。历史上的偶然性根源往往在于人的非理性和“犯迷糊”。可以说，没有人及其理性和非理性，就没有复杂性与偶然性，国际政治也就不会存在。

然而，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微观心理分析并非无懈可击，它仍存在一定内在缺陷。首先，具体的国际关系实践和个案存在着许多突发的变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其理论多来自于实验结果和动物行为研究，所以，盲目地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政治事务的分析将导致研究的僵化和灾难。其次，我们可能无法确定个人行为的动力与动机是如何转化成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动力和动机的，更不用说确定它们是如何转化成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动力和动机了。第三，现有的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泥于欧美文化情境，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偏向。建立在这种文化情境上的研究结论与成果，其普遍性受到质疑。最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化还是具有一定的限度。心理学中的因果关系体现的是一种必然关系，而国际关系是非常复杂、凌乱，各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大量存在。因此，心理分析的微观理论应与体系分析的宏观理论相结合，这也正是关系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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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人际关系论文例2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际关系理论新一轮的论争中,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社会学的转向,以芝加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异军突起,成为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足鼎立的理论范式。①当人们仔细探究建构主义的理论,或者说这些建构主义学者在阐述他们的思想缘起时,几乎不自觉地把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尤其是布尔的思想联系起来,有些建构主义学者甚至声称布尔应该是他们时代之前的建构主义学者。蒂莫西·邓恩(TimothyDunne)指出英国学派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先驱。②温特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定位的图谱中,明确把英国学派和自己创立的“关于国际体系的建构主义理论”都划归到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的象限内,而且在他看来位于这个位置的理论可以统称为“建构主义”。③那么,英国学派与温特创建的温和建构主义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是简单的历史继承,还是有所发展,本文拟对此做一比较分析。

一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一致性

1.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与“弱式物质主义”

首先,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都认为国际社会的本质是观念而非物质的。英国学派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结构是观念的,这从英国学派对其核心概念“国际社会”(或国家的体系)的界定中可以看出。英国学派最早提出“国际社会”概念的曼宁教授认为,国际社会不是一种经验的存在物,而是一种观念的实体。④怀特使用的是“国家的体系”概念,他强调国家之间有可能因为共同的文化纽带而彼此承认,并认同于它们所组成的整体,这与美国学者用的“国际体系论”———强调机械互动论,属于纯粹的物质层次而忽略了文化因素不同。⑤布尔的“国际社会”概念对前两者有继承、借鉴,同时也有具体修正。布尔认为,“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共同利益的认同,共同国际规则的认同以及行之有效的国际制度构成了国际社会的核心。这些规则、认同与制度本身是观念性的形态,构成了英国学派明显的理念主义本体论。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同样也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建构主义否定了纯粹的物质主义,重视共有观念的作用。温特承认物质性因素的客观存在,但强调客观性的物质因素只有通过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才能产生影响行为的意义,才具有实质内容。建构主义的理念主义本体论集中体现在温特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定义中。温特批判了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结构是物质能力分配的定义,提出国际体系结构最根本的因素是观念的分配,即共有知识或共有文化,共有知识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行为体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温特由此进一步把国际体系结构概化为国际政治文化。②

尽管二者使用的概念有差异,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是“国际社会”,温特的建构主义强调的是“国际政治文化”,但都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本质是观念的,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是他们的共同点。

其次,温特尽管一再声称任何建构主义都应该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激进的理念主义者,因为他相信存在某些物质性因素限制了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社会现象。根据温特的观点,这些限制主要来源是人性,这也就是温特提出的“弱式物质主义”的人性理论。温特认为人类存在五种基本的物质需要:生理需要、本体需要、社会交往需要(sociation)、自我尊重需要以及超越需要。③温特的思想非常接近哈特(H.L.A.Hart)的“自然法的最小内容”思想,而后者成为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中阐述的世界政治理论的基础。④对于布尔来说,人类社会都是通过其规范,以满足最低程度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包括个人的物质生存和稳定的社会关系,特别是财产权稳定以及遵守承诺。即使温特的第四、第五需要(自尊和超越)超越了哈特和布尔的“最小关心”,二者的相似性也还是明显的。他们的社会理论都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关于人性的前提假设之上。在国家层次上,温特提出了生存、独立、经济财富以及集体自尊是客观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限制了一个国家对外政策行为。⑤相应的,布尔也认为,从任何特定国家观点来看,它都希望通过参与国际社会获得其对外独立权威的承认,特别是对其居民和领土的管辖。⑥

2.行为主体上的国家中心论

布尔的无政府社会实际上是由国家组成的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国家社会也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分析单位。根据布尔的观点,国际关系存在的前提是国家的存在,现代国家起始于欧洲,是拥有政府、以及具有一定数量人口的独立政治共同体,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独立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分歧,它们都被团结在一种信念之下,即认为它们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权利与义务的主要承受者。⑦布尔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英国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论点。温特创建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也坚持“国家中心论”。温特认为,“国家是一种政治权威结构,具有合法使用有组织的暴力的垄断权,因此,要考虑国际政治中控制暴力的时候,最终要控制的正是国家……国家是研究全球范围内控制暴力的首要分析单位。”⑧由于国家对有组织暴力合法控制的独特功能,温特最后得出,“国家是最主要的中介体,通过这个中介体,其他行为体对于控制暴力的影响得以输入世界体系。”⑨另外,从理论创建的角度看,由于温特是要发展一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而不是全球体系的社会学,因此对于他来说不可避免地要把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

总之,温特和英国学派都相信人类社会按照国家划分是有益的,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怎样提高国家间和平的预期、怎样合法使用有组织暴力以及在无政府状态下如何共存?

3.结构———能动者关系

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国家是由国际社会建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建构,温特本人也承认国家存在国内社会的建构。温特理论的真正含义是,国家的某些特征是由现存国际体系的某些特征建构的。特别是,国家是否承认相对于对方自己是敌人、对手和朋友,是由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建构的。相对来说,英国学派的学者在强调国际社会的制度的弹性(resilient)程度足够大,以致可以使新的国家社会化时,也注意到国际社会对国家的影响。①

如上所述,英国学派理解的国际社会是由国家组成的社会,主要关注的是国际社会对国家属性和国家行为的影响。因此,英国学派就其本体论取向看,“他们明确拥护整体论,把影响国家行为和国家属性的‘国际社会’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②布尔强调国际规范不仅可以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约束作用,而且可以产生构成作用。对布尔来说,“国际制度———从国际法到权力平衡———的首要角色就是认同和维护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的合法行为体,并强调国际社会作为世界政治的最高层次的规范性原则”。③从布尔的研究路径也可看出国际社会学派的整体论取向。温特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具有明显整体论特征。在温特构建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中,他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假定,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导行为体,国际体系结构,或者说国际体系文化不仅可以制约国家的行为,而且可以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其主要工作议程是研究体系层次上的国际政治文化对单位层次上国家的建构作用,体现了建构主义的整体论观。④

二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的分歧

对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目前的研究更多地强调二者的一致性一面,对两者的分歧相对没有引起更多关注。笔者认为,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分歧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可以值得关注。

1.价值取向上:欧洲中心主义与价值中立

英国学派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而建构主义基本上保持价值中立。英国学派的基本价值涉及诸如秩序———社会秩序、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正义———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国家和人类的权利等等。尽管有些价值由于已经内化为国际社会共有知识,如原则,今天已经难以辨认出其价值取向,但仍然摆脱不了其西方中心论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玛莎·费丽莫认为,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内容来自于西欧民主制度的自由原则,伴随着西方的扩张,这些原则逐渐国际化。⑤中国学者王逸舟也认为,英国学派比西方国际政治学内的任何其他学派都明确凸现了“欧洲中心主义”或“白人中心主义”的思想色彩。哈里·哈丁教授认为,“就其源头,欧洲各国组成的‘社会’,是一种(西方的)基督教君主制成员的俱乐部,它最早出现的形态是针对穆斯林的、‘异教徒’土耳其的”。巴瑞·布赞也指出:“今天的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个‘混血儿’。它部分产生于文化同质的国际社会,这种社会是由现代欧洲发展、在其全盛时期向外扩张形成的;它还部分反映出同一体系下的不同文化在高度的互动过程中相互碰撞的功能性过程。”⑥

与英国学派相比,建构主义的价值取向不明显,基本保持价值中立。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尽管把国际政治文化概化为霍布斯、洛克和康德文化,但这些文化的区分基本上不是从意识形态、宗教或者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出发的,而是从行为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角色身份出发进行划分的,即相互视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相互视为对手的洛克文化、相互视为朋友的康德文化。国际政治文化的演进是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再到康德文化,目前国际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是洛克文化。如前所述,这些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是国家在互动过程中造就的,关键取决于国家之间的互动行为,与国家的类型、属性、尤其是价值观没有必然联系。建构主义国际政治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分配、是共有知识,而不是观念和知识本身。这里明显体现了建构主义价值中立的思想。

2.研究方法上:古典方法与科学方法

布尔认为国际理论是一种古典方法(classical)的运用,而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布尔把“古典”方法概括为“起源于哲学、历史和法律,具有明显依靠运用判断的特征”。①在国际关系传统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争论中,布尔明显站在传统主义的一边。他拒绝承认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价值中立的、可以运用一些模式和假定进行检验的科学,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而温特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

作为古典方法的具体应用,历史分析方法是英国学派的特色。布尔对历史的关注构成了他国际社会独特性观念的一部分。除了特殊例外,详细的历史分析并非当代建构主义学派的主要方面。而布尔认为国际社会必须进行历史研究。如果国家和其他行为者的身份和利益是通过历史互动过程构成的,那么就可以通过持续的、详细的历史研究来说明。

布尔也承认抽象的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但无论怎样抽象,国际关系都必须置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正是这样的文化和历史塑造了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意识、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的目标观念。②根据阿尔德森和胡塞尔的观点,布尔强调国际政治古典理论重要性的原因在于,抽象的理论分析,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不能脱离它赖以产生的历史环境,“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同伴,不仅因为它提供经验概括需要检验的案例,而且理论本身也有历史,理解理论家的历史位置,对于对它的批评很重要。”③布尔对国际社会的历史观反映了他的以下意识:当代问题并非孤立的,目前的国际体系诞生于欧洲的国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涉及战争与和平问题、无政府和共同体问题、法律和道德问题。

温特创立的建构主义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温特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尽管温特本人在建立理论体系时并没有进行大量的实证分析,但他坚持科学研究是可行的。如果说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是从“反思主义”阵营里“脱颖而出”的,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超越于反思学派,认为人本身可以和认识自然界一样,认识人处于其中的社会世界,和认识自然界一样,科学的方法同样也可以有助于人类社会解释、预测社会世界的发展规律。对于国际政治理论工作来说,就是认识国际体系发生、演变规律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国家的行为规则。

正是坚持了这样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则,温特建构了自己的不同于肯尼思·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即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他把无政府状态概化为由国际社会主要国家之间观念分配构成的国际政治文化,把单一性的国家作为分析范畴,通过大量理论演绎,主要是社会学方法的借鉴,得出的结论是国际政治文化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而根据国家身份和利益确定的国家政策行为又可以建构无政府的国际政治文化,并且推动国际政治文化在体系层面的演变。在温特的理论体系里,几个关键变量———体系层次的国际政治文化、单位层次的国家身份、利益、政策是清楚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明确的,体现了科学方法的明显特征。当然,在温特的理论分析中,历史分析方法基本缺失。

由于对历史方法的偏好,英国学派学者对他们研究主题的历史领域方面非常有兴趣,并且积累了大量的关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功能和演化的各种知识。这与温特关于国际政治文化演变的非历史理论形成鲜明对照。例如,他们并不进行类似于温特所做的国家之间从无政府状态下第一次遭遇的情形开始进行理论的实验,相反,他们更注意考察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下的现代国家体系的历史起源,同时也注意不同于现代国家体系的其他国家体系的特征。布尔在讨论现代国家体系中国际法的地位就是一个好的例证。④另一个案例是,所有国家体系,包括在欧洲起源的现代国家体系,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性,布尔在对国际秩序进行理论化研究时就注意到这点。但是,温特在讨论霍布斯文化的敌人、洛克文化的对手以及康德文化下的朋友时,忽略了这点。他认为国家之间的互动,按照“符号互动论”的逻辑,好像双方在权力上完全平等,好像不平等的权力分配不会影响国际体系的演化过程。而在这方面,英国学派的亚当·沃森就非常关注权力的不平等性。他通过考察大量历史材料,竭力得出国家体系演化的结论。①

3.国际体系的演变:从合作如何成为可能到如何解释合作

温特在其《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七章讨论了国家之间如何进行合作导致了集体身份的形成,从而导致国际体系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的演进。温特提出了四个主变量作为集体身份形成的机制: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但在英国学派的著作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比较系统的理论努力研究国际体系的政治文化演变,苏格拉米(HidemiSuganami)提出了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对于温特来说,国际政治文化的演变是个重要问题,因为他的初始假定“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第一次遇到必将导致霍布斯文化产生”,然后必须解释国际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洛克文化并且包含有康德文化的影子。因此,“在无政府状态下合作怎样才是可能”成为温特的重要问题。但是,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可能性并不是英国学派学者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假定是: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也存在相当大程度的合作。②他们的目标在于怎样解释这一现象。③二者差异的背后实际上隐含了英美学者对无政府状态本质认知的差异。美国学者多数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混乱的根源,是灾难、无序的祸首;但在英国学派看来,缺少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意味着无序或者混乱。因此,英国学派的学者并不热衷于研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如何开始的问题。

第二,英国学派尽管承认合作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关系的特征,但他们似乎更关心如何保持现有体系的稳定性,特别是他们更热衷于讨论在威斯特伐利亚制度框架下保持秩序的程度,而不是把现有的体系向更高层次的秩序和正义推进。洛克文化向霍布斯文化倒退似乎比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化更能够引起英国学派的注意。④

第三,英国学派总体上趋向于对特定地区国家关系的演变不感兴趣。但是,正如温特承认的,康德文化正在或者说有可能出现在某些核心国家,而不是在全球。由于英国学派更关心的是结构、功能和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的历史,而不是其分支,因此,他们不注意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转变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这不是全球,而是局部的现象。

4.对权力和均势原则的不同态度

心理学人际关系论文例3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际关系理论新一轮的论争中，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社会学的转向，以芝加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异军突起，成为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足鼎立的理论范式。①当人们仔细探究建构主义的理论，或者说这些建构主义学者在阐述他们的思想缘起时，几乎不自觉地把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尤其是布尔的思想联系起来，有些建构主义学者甚至声称布尔应该是他们时代之前的建构主义学者。蒂莫西·邓恩(TimothyDunne)指出英国学派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先驱。②温特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定位的图谱中，明确把英国学派和自己创立的“关于国际体系的建构主义理论”都划归到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的象限内，而且在他看来位于这个位置的理论可以统称为“建构主义”。③那么，英国学派与温特创建的温和建构主义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是简单的历史继承，还是有所发展，本文拟对此做一比较分析。

一　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一致性

1.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与“弱式物质主义”

首先，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都认为国际社会的本质是观念而非物质的。英国学派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结构是观念的，这从英国学派对其核心概念“国际社会”(或国家的体系)的界定中可以看出。英国学派最早提出“国际社会”概念的曼宁教授认为，国际社会不是一种经验的存在物，而是一种观念的实体。④怀特使用的是“国家的体系”概念，他强调国家之间有可能因为共同的文化纽带而彼此承认，并认同于它们所组成的整体，这与美国学者用的“国际体系论”———强调机械互动论，属于纯粹的物质层次而忽略了文化因素不同。⑤布尔的“国际社会”概念对前两者有继承、借鉴，同时也有具体修正。布尔认为，“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共同利益的认同，共同国际规则的认同以及行之有效的国际制度构成了国际社会的核心。这些规则、认同与制度本身是观念性的形态，构成了英国学派明显的理念主义本体论。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同样也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建构主义否定了纯粹的物质主义，重视共有观念的作用。温特承认物质性因素的客观存在，但强调客观性的物质因素只有通过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才能产生影响行为的意义，才具有实质内容。建构主义的理念主义本体论集中体现在温特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定义中。温特批判了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结构是物质能力分配的定义，提出国际体系结构最根本的因素是观念的分配，即共有知识或共有文化，共有知识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行为体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温特由此进一步把国际体系结构概化为国际政治文化。②

尽管二者使用的概念有差异，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是“国际社会”，温特的建构主义强调的是“国际政治文化”，但都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本质是观念的，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是他们的共同点。

其次，温特尽管一再声称任何建构主义都应该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激进的理念主义者，因为他相信存在某些物质性因素限制了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社会现象。根据温特的观点，这些限制主要来源是人性，这也就是温特提出的“弱式物质主义”的人性理论。温特认为人类存在五种基本的物质需要:生理需要、本体需要、社会交往需要(soci ation)、自我尊重需要以及超越需要。③温特的思想非常接近哈特(H.L.A.Hart)的“自然法的最小内容”思想，而后者成为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中阐述的世界政治理论的基础。④对于布尔来说，人类社会都是通过其规范，以满足最低程度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包括个人的物质生存和稳定的社会关系，特别是财产权稳定以及遵守承诺。即使温特的第四、第五需要(自尊和超越)超越了哈特和布尔的“最小关心”，二者的相似性也还是明显的。他们的社会理论都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关于人性的前提假设之上。在国家层次上，温特提出了生存、独立、经济财富以及集体自尊是客观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限制了一个国家对外政策行为。⑤相应的，布尔也认为，从任何特定国家观点来看，它都希望通过参与国际社会获得其对外独立权威的承认，特别是对其居民和领土的管辖。⑥

2.行为主体上的国家中心论

布尔的无政府社会实际上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国家社会也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分析单位。根据布尔的观点，国际关系存在的前提是国家的存在，现代国家起始于欧洲，是拥有政府、主权以及具有一定数量人口的独立政治共同体，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独立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分歧，它们都被团结在一种信念之下，即认为它们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权利与义务的主要承受者。⑦布尔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英国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论点。温特创建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也坚持“国家中心论”。温特认为，“国家是一种政治权威结构，具有合法使用有组织的暴力的垄断权，因此，要考虑国际政治中控制暴力的时候，最终要控制的正是国家……国家是研究全球范围内控制暴力的首要分析单位。”⑧由于国家对有组织暴力合法控制的独特功能，温特最后得出，“国家是最主要的中介体，通过这个中介体，其他行为体对于控制暴力的影响得以输入世界体系。”⑨另外，从理论创建的角度看，由于温特是要发展一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而不是全球体系的社会学，因此对于他来说不可避免地要把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

总之，温特和英国学派都相信人类社会按照国家划分是有益的，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怎样提高国家间和平的预期、怎样合法使用有组织暴力以及在无政府状态下如何共存?

3.结构———能动者关系

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国家是由国际社会建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建构，温特本人也承认国家存在国内社会的建构。温特理论的真正含义是，国家的某些特征是由现存国际体系的某些特征建构的。特别是，国家是否承认相对于对方自己是敌人、对手和朋友，是由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建构的。相对来说，英国学派的学者在强调国际社会的制度的弹性(resilient)程度足够大，以致可以使新的国家社会化时，也注意到国际社会对国家的影响。①

如上所述，英国学派理解的国际社会是由国家组成的社会，主要关注的是国际社会对国家属性和国家行为的影响。因此，英国学派就其本体论取向看，“他们明确拥护整体论，把影响国家行为和国家属性的‘国际社会’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②布尔强调国际规范不仅可以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约束作用，而且可以产生构成作用。对布尔来说，“国际制度———从国际法到权力平衡———的首要角色就是认同和维护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的合法行为体，并强调国际社会作为世界政治的最高层次的规范性原则”。③从布尔的研究路径也可看出国际社会学派的整体论取向。温特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具有明显整体论特征。在温特构建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中，他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假定，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导行为体，国际体系结构，或者说国际体系文化不仅可以制约国家的行为，而且可以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其主要工作议程是研究体系层次上的国际政治文化对单位层次上国家的建构作用，体现了建构主义的整体论观。④

二　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的分歧

对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目前的研究更多地强调二者的一致性一面，对两者的分歧相对没有引起更多关注。笔者认为，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分歧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可以值得关注。

1.价值取向上:欧洲中心主义与价值中立

英国学派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而建构主义基本上保持价值中立。英国学派的基本价值涉及诸如秩序———社会秩序、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正义———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国家主权和人类的权利等等。尽管有些价值由于已经内化为国际社会共有知识，如主权原则，今天已经难以辨认出其价值取向，但仍然摆脱不了其西方中心论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玛莎·费丽莫认为，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内容来自于西欧民主制度的自由原则，伴随着西方的扩张，这些原则逐渐国际化。⑤中国学者王逸舟也认为，英国学派比西方国际政治学内的任何其他学派都明确凸现了“欧洲中心主义”或“白人中心主义”的思想色彩。哈里·哈丁教授认为，“就其源头，欧洲各国组成的‘社会’，是一种(西方的)基督教君主制成员的俱乐部，它最早出现的形态是针对穆斯林的、‘异教徒’土耳其的”。巴瑞·布赞也指出:“今天的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个‘混血儿’。它部分产生于文化同质的国际社会，这种社会是由现代欧洲发展、在其全盛时期向外扩张形成的;它还部分反映出同一体系下的不同文化在高度的互动过程中相互碰撞的功能性过程。”⑥

与英国学派相比，建构主义的价值取向不明显，基本保持价值中立。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尽管把国际政治文化概化为霍布斯、洛克和康德文化，但这些文化的区分基本上不是从意识形态、宗教或者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出发的，而是从行为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角色身份出发进行划分的，即相互视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相互视为对手的洛克文化、相互视为朋友的康德文化。国际政治文化的演进是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再到康德文化，目前国际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是洛克文化。如前所述，这些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是国家在互动过程中造就的，关键取决于国家之间的互动行为，与国家的类型、属性、尤其是价值观没有必然联系。建构主义国际政治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分配、是共有知识，而不是观念和知识本身。这里明显体现了建构主义价值中立的思想。

2.研究方法上:古典方法与科学方法

布尔认为国际理论是一种古典方法(classical)的运用，而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布尔把“古典”方法概括为“起源于哲学、历史和法律，具有明显依靠运用判断的特征”。①在国际关系传统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争论中，布尔明显站在传统主义的一边。他拒绝承认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价值中立的、可以运用一些模式和假定进行检验的科学，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而温特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

作为古典方法的具体应用，历史分析方法是英国学派的特色。布尔对历史的关注构成了他国际社会独特性观念的一部分。除了特殊例外，详细的历史分析并非当代建构主义学派的主要方面。而布尔认为国际社会必须进行历史研究。如果国家和其他行为者的身份和利益是通过历史互动过程构成的，那么就可以通过持续的、详细的历史研究来说明。

布尔也承认抽象的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但无论怎样抽象，国际关系都必须置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正是这样的文化和历史塑造了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意识、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的目标观念。②根据阿尔德森和胡塞尔的观点，布尔强调国际政治古典理论重要性的原因在于，抽象的理论分析，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不能脱离它赖以产生的历史环境，“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同伴，不仅因为它提供经验概括需要检验的案例，而且理论本身也有历史，理解理论家的历史位置，对于对它的批评很重要。”③布尔对国际社会的历史观反映了他的以下意识:当代问题并非孤立的，目前的国际体系诞生于欧洲的国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涉及战争与和平问题、无政府和共同体问题、法律和道德问题。

温特创立的建构主义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温特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尽管温特本人在建立理论体系时并没有进行大量的实证分析，但他坚持科学研究是可行的。如果说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是从“反思主义”阵营里“脱颖而出”的，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超越于反思学派，认为人本身可以和认识自然界一样，认识人处于其中的社会世界，和认识自然界一样，科学的方法同样也可以有助于人类社会解释、预测社会世界的发展规律。对于国际政治理论工作来说，就是认识国际体系发生、演变规律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国家的行为规则。

正是坚持了这样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则，温特建构了自己的不同于肯尼思·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即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他把无政府状态概化为由国际社会主要国家之间观念分配构成的国际政治文化，把单一性的国家作为分析范畴，通过大量理论演绎，主要是社会学方法的借鉴，得出的结论是国际政治文化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而根据国家身份和利益确定的国家政策行为又可以建构无政府的国际政治文化，并且推动国际政治文化在体系层面的演变。在温特的理论体系里，几个关键变量———体系层次的国际政治文化、单位层次的国家身份、利益、政策是清楚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明确的，体现了科学方法的明显特征。当然，在温特的理论分析中，历史分析方法基本缺失。

由于对历史方法的偏好，英国学派学者对他们研究主题的历史领域方面非常有兴趣，并且积累了大量的关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功能和演化的各种知识。这与温特关于国际政治文化演变的非历史理论形成鲜明对照。例如，他们并不进行类似于温特所做的国家之间从无政府状态下第一次遭遇的情形开始进行理论的实验，相反，他们更注意考察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下的现代国家体系的历史起源，同时也注意不同于现代国家体系的其他国家体系的特征。布尔在讨论现代国家体系中国际法的地位就是一个好的例证。④另一个案例是，所有国家体系，包括在欧洲起源的现代国家体系，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性，布尔在对国际秩序进行理论化研究时就注意到这点。但是，温特在讨论霍布斯文化的敌人、洛克文化的对手以及康德文化下的朋友时，忽略了这点。他认为国家之间的互动，按照“符号互动论”的逻辑，好像双方在权力上完全平等，好像不平等的权力分配不会影响国际体系的演化过程。而在这方面，英国学派的亚当·沃森就非常关注权力的不平等性。他通过考察大量历史材料，竭力得出国家体系演化的结论。①

3.国际体系的演变:从合作如何成为可能到如何解释合作

温特在其《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七章讨论了国家之间如何进行合作导致了集体身份的形成，从而导致国际体系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的演进。温特提出了四个主变量作为集体身份形成的机制: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但在英国学派的著作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比较系统的理论努力研究国际体系的政治文化演变，苏格拉米(HidemiSuganami)提出了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对于温特来说，国际政治文化的演变是个重要问题，因为他的初始假定“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第一次遇到必将导致霍布斯文化产生”，然后必须解释国际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洛克文化并且包含有康德文化的影子。因此，“在无政府状态下合作怎样才是可能”成为温特的重要问题。但是，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可能性并不是英国学派学者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假定是: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也存在相当大程度的合作。②他们的目标在于怎样解释这一现象。③二者差异的背后实际上隐含了英美学者对无政府状态本质认知的差异。美国学者多数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混乱的根源，是灾难、无序的祸首;但在英国学派看来，缺少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意味着无序或者混乱。因此，英国学派的学者并不热衷于研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如何开始的问题。

第二，英国学派尽管承认合作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关系的特征，但他们似乎更关心如何保持现有体系的稳定性，特别是他们更热衷于讨论在威斯特伐利亚制度框架下保持秩序的程度，而不是把现有的体系向更高层次的秩序和正义推进。洛克文化向霍布斯文化倒退似乎比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化更能够引起英国学派的注意。④

第三，英国学派总体上趋向于对特定地区国家关系的演变不感兴趣。但是，正如温特承认的，康德文化正在或者说有可能出现在某些核心国家，而不是在全球。由于英国学派更关心的是结构、功能和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的历史，而不是其分支，因此，他们不注意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转变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这不是全球，而是局部的现象。

4.对权力和均势原则的不同态度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结构主要是观念结构，物质性权力只有通过观念才具有意义。英国学派包含了理念主义的本体论，但同时权力和权力政治也构成了布尔理论的核心。这也构成了布尔理论的内在紧张和矛盾性一面:物质性权力和共有的观念同时在布尔理论中得到强调。特别难以费解的是，布尔把均势和战争作为其确保国际规则运行的国际制度的一部分，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布尔尤其反对集体安全的理论与实践，认为集体安全与均势原则相抵触。这与建构主义提出的康德文化中存在的集体安全制度明显不同。

心理学人际关系论文例4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3-0037-43

近几年来，中国先后出台《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并且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国际问题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它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由此可见，我国对国际问题研究非常重视。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功能是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借鉴吸收外国发展经验教训、研究世界经济政治形势为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和外交工作服务以及研究世界的历史和现实为我所用。地方的国际问题研究还承担着为地方的外事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

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已走过整整半个世纪，并将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为中国外交政策服务和为地方外事服务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上海已成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除北京以外最重要的研究重镇。本文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50年发展历史和研究成果做一综述，并简要提出了研究中仍然不足的地方，希望能对上海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员有所启发和借鉴。

一、50年发展历程

新中国建立前，国际问题研究就已在我国出现萌芽，特别是在当时环境相对宽松的上海。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办了《世界知识》杂志，当时在国内外颇有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借助该刊物经常聚在一起探讨国际问题，并撰写、编辑了一些文章，向民众介绍国际问题的一些基础知识，但这个阶段基本上没有系统的教学和研究。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开始起步，当时没有正式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但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增多，建立专门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提上了日程。1956年接受的建议，批准成立了直属外交部的国际关系研究所，这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专门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之一。上海作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建立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也迫在眉睫。为了我国以及上海对外交往发展的需要，1957年在金仲华、刘思慕等同志的指导下，成立了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后改为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这是上海最早成立的关于国际问题研究的社团，开启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的大幕。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在统筹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的关心和金仲华先生的指导下，1960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国际所)成立，这是上海有史以来成立的第一家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的机构。随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室也于1964年成立，还在60年代成立了世界经济研究室。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社科院也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这一时期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一方面“侧重于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特别是揭露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战争政策”，另一方面集中“介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形势，研究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发展和对中国的态度，研究如何有针对性地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正当国际问题研究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的开始使国际问题研究陷入了瘫痪。总体上，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无论是在机构设立还是在研究领域上主要受到苏联的影响。在60、70年代的特殊条件下，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不用说与国外的学术机构交流，即便与国内兄弟院所也很少有业务联系，可以说是“关门研究”，而且这个时期研究领域也比较狭窄。

改革开放后，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迎来了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原有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复建，一些高校也纷纷建立跨所、跨系、跨学科的研究机构。上海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上外)于1980年成立了中东研究所，其中东研究成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重点学科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社科院合作于1981年成立上海苏联东欧研究所，同济大学于1985成立了德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1985年成立的美国研究中心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主要机构之一。20世纪80年代曾成立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所和上海亚洲研究所，后来由于多种原因这两个研究机构都被取消。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原有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发展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一批新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上海国际所经过40余年的发展，目前下设10个研究室，分别是美洲研究室、亚太研究室、日本研究室、南亚研究室、俄罗斯-中亚研究室、欧洲研究室、西亚非洲研究室、世界经济研究室、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研究室和两岸四地研究室，研究领域非常广泛。2006年上海国际所被国内机构评为“中国十大智库”。2007年12月，在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评定的世界(美国除外)十大智库中，上海国际所是唯一入选的中国智库，这正是对上海国际所几十年发展成就的肯定。复旦大学于2000年11月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院，下设美国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韩国研究中心、北欧研究中心和拉丁美洲研究室。其美国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重点学科基地，2006年又被批准成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2007年6月又设立了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中国外交研究中心和南亚研究中心，还将成立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等。华东师范大学在1997年成立了欧洲研究中心，并于1999在苏联东欧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中心。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整合资源成立了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下设俄罗斯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能源与地缘政治研究所、东亚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与思想史研究中心，其俄罗斯研究也成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重点学科基地。上外1992年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所，并于2006年整合成立了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其“国际关系学科”成为上海市重点学科，开设“伦理与国际事务”等国内特有的课程。同济大学2001年成立了亚太研究中心，2003年成立了国际政治研究所。上海社科院是上海唯一的综合性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是全国最大的地方社会科学院。目前上海社科院进行国际问题研究的部门有世界经济研究所、亚太研究所、欧亚研究所等。1995年上海还成立了民间的学术机构一上海东亚研究所，重点研究。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也开展了国际关系的教学和研究。这些单位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复旦大学的理论研究和美国研究，上海国际所的政策研究，上外的中东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的俄罗斯研究，上海社科院的犹太研究。

由于国际问题研究的跨学科性和交叉性，近年来，很多学科专业涉足国际问题研究，如历史、国际法、政治学、社会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一些理工类高校也设立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如华东理工大学设立的战争文化与国际政治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成立的环太研究中心等。

此外，上海还成立了一些民间学会，为国际问题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提高了大众对国际问题的了解和认识。成立比较早的有上海市日本学会(1985年)、上海东欧中亚学会(1986年)和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1988年)等；90年代成立的有上海台湾研究会(1991年)、上海欧洲学会(1992年)和上海美国学会(1992年)等。这些学会一般主要由本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同时又吸收其它领域的专家学者、官员、商人等参加，扩大交流范围。

国际问题研究期刊也是研究人员发表见解、相互学习讨论的重要阵地。上外于1978年创办了《阿拉伯世界》(季刊)，2003年改为双月刊，并于2006年起更名为《阿拉伯世界研究》。上外还于1993年创办了《国际观察》(双月刊)，成为国内非常有影响的一种国际问题研究综合性期刊。上海国际所1987年创办的《国际展望》是国内颇受欢迎的科普类国际问题杂志(半月刊)。国际所1995年创办的《国际问题论坛》(季刊、中英文双语)，虽然不是公开发行，但其刊登的文章层次逐渐提高，在国内也有一定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1995年创办了《今日东欧中亚》(月刊)，2000年改为《俄罗斯研究》(季刊)，2007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俄罗斯研究领域的学术性刊物。上海社科院1979年创办的《社会科学》，1980年创办的《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94年改为《邓小平理论研究》)和1985年创办的《世界经济研究》以及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学报也刊登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文章。国际所1983年以来每年出版《国际形式年鉴》，邀请专家学者就一年来的热点问题撰写学术文章并收录我国对外关系、世界各个地区、国家的大事件以及数据统计等，是重要的资料性参考丛书。上海社科院自2003年以来每年出版《中国国际地位报告》，研究我国国际地位的形成、变化以及对外关系等专题。此外，复旦大学的《国际关系评论》、《日本研究集林》等刊物，也开设专题研讨，不定期地出版。

二、50年发展成就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半个世纪的发展，可以说是成果斐然。不但出版或翻译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优秀著作，而且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一)研究成果

1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世纪风云的产儿――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这两本著作不但是国内较早介绍国际关系理论的专著，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标志性著作之一。近期重要的理论研究著作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该书全面系统阐述、介绍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推动了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分支越来越细，上海在理论分支研究中也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国际制度理论研究、建构主义理论研究、安全理论研究、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等方面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和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2　国际战略研究。1996年出版的《跨世纪的世界格局大转换》，获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是全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冷战后世界格局的专著。“世界大趋势”系列《大合作》、《大磨合》、《大整合》、《大体系》也是研究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作品。

3　专业研究。我国第一部全面剖析北约的专著《北约――战略与态势》、第一部研究犹太史的专著《犹太民族复兴之路》、全面分析国际危机问题的专著《现代国际危机研究》、第一部研究亚太地区军控与裁军的专著《亚太地区军备控制与裁军》，这些著作都是该领域重要的研究成果。复旦大学的美国国会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品牌，出版了一批作品。上外的中东研究基地也出版了一批颇有影响的著作。

4　大国关系研究。《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分析与探索》、《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外交政策比较研究》、《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是比较系统完整的关于中美关系研究的系列著作。《中国和平崛起》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大国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为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5　软实力研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宣称下一次世界大战将是文明之间的战争时，上海学者俞新天率先撰文认为亨廷顿过分夸大文明差异及其政治后果，并认为国际政治进入了第三向度――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交锋。1995年上外召开“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研讨会”，探讨美国文化和伊斯兰文明。一些学者还发表了文化与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论文。上海国际所的俞新天研究员出版了《国际关系中的文化――类型、作用与命运》和《强大的无形力量：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和兴趣。2007年，《国际观察》还开设了软实力研究专栏。

6　翻译了一批重要的国外国际问题研究著作。比较早的有倪世雄等在1991年翻译出版的肯尼思・华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最近几年翻译的比较重要的著作有《国际政治理论》、《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一、《大国政治的悲剧》、《美国时代的终结》等等。

7　出版了一批教科书工具，成为国内国际问题研究教学的重要参考书。

8　上海的专家学者们还撰写了大量的政策报告、调研报告，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决策提供咨询建议，也为上海地方的外事、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

9　进入21世纪后一批青年研究人员崭露头角，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力量，他们将是未来20年的核心研究群体。这批新生态研究人员，具有几个特点。一是基本上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出生；二是基本上都具有博士学位；三是普遍具有海外学习或访学的经历，外语水平较高；四是研究领域新颖，视角独特。

(二)研究平台

1　在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重点学科基地中，全国只有9个，而上海就占了3个，分别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上海不但是拥有基地最多的区域，也是唯一一个拥有一个基地以上的城市。这是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在我国占有重要地位的重要表现之一。

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体现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和水平，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国际问题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要的资助领域，而每年各地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国际问题研究成果的重要表现。

从1999年到2007年，上海总共申请到国际问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6个，平均每年占全国这类项目的16.20％，高位数是2002年的33.33％，低位数是2004年的5.71％。这46个项目，重点项目2个，一般项目35个，青年项目9个。

3　召开国际国内有重要影响的学术研讨会。1987年8月上外、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上海国际所等多家单位发起召开的“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是我国有历以来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这次研讨会的召开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全国兴起的重要标志，受到国内外的密切关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98年和2004年分别在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又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讨论建国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成就，展望下一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思路。1992年2月，中美上海公报发表20周年时，上海国际所；中华美国学会和美国福特基金会在公报诞生地上海锦江小礼堂举办了“中美关系学术讨论会”，在中美两国产生了积极的反响。1992年2月，上海国际所和联合国裁军署共同组织的“联合国亚太地区裁军和安全研讨会”，也有很大影响。上海国际所从1999年以来开始每年召开中国国际战略研讨会，为京、沪和其他地方的专家学者、官员提供交流的重要舞台，提出了很多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观点。上海社科院于2004年和2006年分别召开了第一、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国际会议，促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学的研究，2008年将举办第三届“世界中国学论坛”。近年来，上海各单位，特别是上海国际所、上海社科院和复旦大学，每年都举办一些有影响的国际国内研讨会，加强和国内外研究机构的交流，提升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度。

4　充分发挥各学会和研究单位的作用，加强对外交流。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联合发起成立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与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并称为国际问题研究的两大全国性研究社团。目前，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是副会长单位。2008年5月，上外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将承办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第6届年会。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的15位副会长，北京10位，上海4位，分别是朱明权、俞正、俞新天和杨洁勉；18位常务理事，上海有4位，分别是黄仁伟、潘光、胡礼忠和冯绍雷。上海国际所2005年主办了“2020年的世界与中国：新问题、新挑战和中国的战略选择暨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会议”及2007年主办了中国第二届“智库论坛”，加强了上海和其他地方国际问题研究单位的交流。这些表明上海在我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另外，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2005年开设“大使论坛”，邀请我前驻外大使开设讲座；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2006年举办了驻沪领事馆总领事系列讲座，加强与领事馆的沟通和联系；上海国际所2007年举办了“青年研究人员外交外事干部培训班”系列，邀请我国前驻外大使为研究人员进行指导；另外，华东师范大学开设“大夏讲坛”，上海社科院开设“新智库论坛”，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就热点问题进行讲座。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3年以来每年举行学术年会，设有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专场。

(三)人才培养

1　随着国际问题研究的不断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增加，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国际问题研究的专业(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成立国际关系学院／系，研究院等。培养的学生数量，从本科、硕士到博士也成倍增长。截至2007年9月，上海拥有国际问题研究教学单位8个(硕士点18个，博士点5个)，数量在国内仅次于北京(16个)，居第二位。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约400-450人。

2　为青年研究人员创造条件，提供加强交流的平台。2002年，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一起发起创办了全国高等院校政治科学研究生学术研讨会，每年举行一届，促进了全国范围内政治科学类研究生的交流。

2007年5月和12月，上外中东研究所、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和上海国际所分别主办了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青年学者论坛，分别就“国际热点问题”和“中国的国际责任”进行了探讨，促进了不同单位的青年研究人员的交流。2007年复旦大学和联合国开发署联合主办了第一届全球治理创新青年设计大赛，促进不同国家青年之间的交流，促进青年的全球责任意识，并就如何更好地解决全球问题进行探讨。2008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将举办第三届“全国博士生论坛”，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博士生们将就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热点问题畅所欲言，加强上海和其他地区青年研究人员的交流，促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的发展。复旦大学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自2006年开始举办暑期班，主要对全球问题展开讨论。

三、研究中仍然存在的问题

上海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同样也存在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1　引进国外理论过多，受西方理论的影响较大，缺乏自主的理论创新。创新成果不够丰富，距离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形成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上海学派”还相差甚远。

2　理论研究、特色研究和专业研究仍然不足，理论与政策研究相对脱节。各单位联合研究较少，存在重复性研究的问题。

3　知识积淀不够。由于国际问题研究具有领域广泛、内容综合、课题现实和学科交叉的特点，所以对研究人员的综合性知识要求很高，但往往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员从本科、硕士到博士都是在人文学科领域，甚至是在一个专业学习，这严重影响了研究的视野和深度。

心理学人际关系论文例5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6－0072－05

一、有关华人人际关系研究的回顾

(一)费孝通的“差序格局”

儒家文化中，人伦的考量是个人发展其社会关系的核心标准，所谓“尊卑有份，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亲疏有异”。所谓“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差序格局揭示了在微观的层次上，中国人在社会结构互动中采取的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关系取向。这种关系是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移的，表明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亲疏远近。这种推移的动力就是以家庭为核心的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的投影又形成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是不可分离的，在此基础上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差序格局”模式。简而言之，差序格局说明了中国人际关系互动具有三种基本特色：以家族主义的概念区分人际亲疏、展现一种“特殊主义”的人际差别对待、具有伸缩弹性的格局界限。费孝通(1948)的研究成为后来讨论华人人际关系的最重要的“概念构架”。

(二)金耀基的“人情”研究

“人情”与“面子”是中国人人际交往的具体内容。按照金耀基(1981)的看法，人情二字“应该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即人(与人)相处之道”。儒家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种种“情分”，因此伦理关系即为情谊关系，这种种情谊关系叠结连锁起来，便构成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人情最重礼尚往来，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人际关系其实是一种社会交换行为，即所谓的“报”。但并非所有关系都是交换行为或“回报”人情，在特殊关系的人群身上，人伦角色的要求是“尽义务”：只有在非特殊关系的人群身上，人情或报的观念才需要特别强调。在此基础上，金耀基进一步将交换行为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经济性的交换行为，另一种是社会性的交换行为。在经济性的交换行为中，人情因素被冻结，通常以钱作为媒介，容易计算和清算；但是在社会性的交换行为中，人情占据中心位置，对等的人情回报(俗称“人情债”)成为经济价值以外的考量。因此，可以说人情作为中国人人际关系运作的方式之一，必然要求个人清楚地界定双方关系的特性。

(三)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

在整合了人情、面子、关系、报等概念之后，黄光国(1988)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他认为，中国人在进行资源配置的时候，通常会将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并依不同的社会交换法则与对方交往。这三种关系分别是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所谓情感性关系指的是家庭成员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也可以用来获取相应的资源，但是情感成分还是要大于工具成分。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中，人际互动遵循的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需求法则，关系的代价往往大于预期回报。所谓工具性的关系是指个人可能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而和他人进行交往，其中只含有少许的情感成分，因此关系各方坚持的人际法则是“童叟无欺”的公平法则，关系代价往往小于预期回报。所谓混合性的关系指的是个人在家庭之外所建立的各种关系，是最可能以人情和面子来影响他人的人际关系范畴。一般而言，这类关系可能包括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及同乡等不同角色关系，这些角色关系构成了一张张纵横交错的关系网。混合性关系遵循人情法则，由于难以估算关系代价和预期回报，因此混合性关系人际互动时经常会面临“人情困境”。就影响力而言，“人情与面子”模型更贴近中国人生活，三种人际关系类型也经常被引用；但从这几种关系的性质来看，仍然暗含着差序的区别。

(四)何友晖的“关系取向”与“方法论的关系主义”

何友晖是最早提出“关系取向”这一概念的学者(黄光国，2006)，他认为，“关系取向”最能够捕捉住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精髓。此一名词不仅具有本土特色，并且能够与西方社会心理学的“个人取向”概念清楚地区分。何友晖将人际关系上升到界定生命意义的高度，在他看来，人际关系“除了在人类性格发展过程承担历史使命之外，它也是个体有生之年，为生命定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个人的生命是不完整的。它只有透过与其他人的共存才能尽其意义。没有他人，个人的身体本色便失去意义”。在中国文化中，自我并不是一个个的自我，“自我与非自我间界限不清，人我的疆界不明。中国人的自我可称为‘关系性自我’，它对其他人的存在具有高度的觉察能力……形成‘在他人关系中的自我’”。

基于这样的观点，何友晖提出了“方法论的关系主义”的理论工具。他指出，“方法论的关系主义”是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中，个人是社会科学分析的基本单位；而“方法论的关系主义”则认为，是指社会现象的事实不能从个人的角度去理解，关于个人的任何事实都必须放在社会脉络或人际关系中加以了解。因此，根据“方法论的关系主义”，在对人际关系进行分析时，必须考虑文化如何界定关系，其“策略性的分析单位并不是单独的个体或情境，而是‘各种关系中的人’以及‘关系中的人们’”。

(五)Jacobs、乔健、杨国枢有关人际关系分类的研究

除了何友晖等人的人际关系分类外，Jacobs(1979)、杨国枢(1993)等人都尝试过对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进行操作性的分类。Jacobs在观察台湾某一小镇的政治活动时，发现华人社会的关系，乃是根据两人之间过去共享的生活经验或社会认同所建立的特殊连带，他称之为“关系基础”。常见的关系基础有血缘、地缘(含宗亲与姻亲)、同事、同学、结拜兄弟、同姓、师生关系等。杨国枢(1993)以“差序格局”为分析基础，借鉴黄光国(1988)的研究结果，按照儒家伦理所界定的亲疏程度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分为三大类，并分析了不同的人际关系的互动原则：(1)家人关系，人际互动的原则是“责任原则”，强调付出而非期望回报；(2)熟人关系；人际互动的原则是“人情原则”，强调人情存续，回报的期望中等；(3)生人关系，人际互动原则是“利害原则”，对回报的期望最高。杨国枢的研究成为华人人际关系实证研究的重要基础。

(六)徐淑英和樊景立有关华人组织中的关系类型研究

徐淑英和樊景立(1997)讨论了在华人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模式。他们发现，即使设定了特定的组织背景，华人的人际关系模式仍然表现出传统的“差序格局”特点。在操作性层面上，他们主要采用了 杨国枢的关系分类模式，但同时指出，“生人关系”不可一概而论，一些具有共同特性的生人之间，即使是没有交往的记录和人情的存储，由于具有相同的背景、相似的经历或充任其他相似的社会角色等，其关系互动仍然会表现出与完全没有共同点的生人关系不同的互动原则和对待方式。因此，徐淑英和樊景立将华人组织中的关系类型区分为四种，分别是家人、熟人、具有相似人口背景的生人和不具相似人口背景的生人，并分析说明了对待不同人际关系类型的互动原则、对待方式以及关系基础。

2000年，Tsui，Farh＆Xin对1997年提出的关系架构进行了修改。他们把“生人关系”仍然用一种关系类型表示，并将家人、熟人和生人这三种人际关系当作人际关系的基础，各种关系基础对应的关系型式分别是义务、友谊和认同，最后指出三种人际关系的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这就是所谓的华人组织中“关系”与效能的概念模式。

(七)杨中芳的“情感性关系”、“义务关系”与“工具关系”

杨中芳教授(1999)指出，中国人际关系按照关系生成的方式可以被分解为既定成分和交往成分两种。既定成分是指两人在某个时点通过交往所建立的社会既定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先天的(如父子关系)或后天建立的(如师生关系)，而每个既定成分都有相应的行为义务，因此既定成分酷似Jacob(1979)所提出的“关系基础”。交往成分则是指关系双方在互动过程中所得到的经验，这种交往成分可以进一步被划分为情感成分和工具成分两种。前者为交往过程中双方在自感交流层面的亲密程度，后者则是指在工具层面的满意程度，即以利益交换和责任履行作为关系基础的义务。有研究者利用香港学生做研究样本，对杨中芳的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在香港地区的学生中间，确实存在着三类关系类别；然而，学生关系是否表现出工具性、情感性或义务性，主要依据情境的变化而变化。

二、中国背景下的人际关系研究展望

梁漱溟认为，“伦理本位者，即关系本位也”。但是与西方不同，中国式“guanxi”本身包含着推崇重视构建和关系网络的工具理性的内容，在这种构建中，所谓血缘、亲缘共同体的特殊主义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是西方学者难以真切了解和认识的。但是，西方人看到了中国人对“guanxi”重视和运用的实际结果，并且大胆地用“网络资本主义”来形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按照林毅夫的看法，经济力量的变化将会使得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发生迁移，类似于一战、二战前后的英国和美国。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学术界和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都将会对国际学术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事实也已经证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出现中国人名字的比例和频率都在不断提高，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文化是人类行为的原动力，因此，系统总结和提升“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努力必须充分考虑到“guanxi”对于中国人或华人行为驱动最深层次的意义，类似于当年日本崛起时国际学术界出现“Z理论”或“Z模式”一样，必须从文化的内涵分析探讨日本的经验。

另一方面，“guanxi”一词属于中国本土化的用法，国际学术领域与它对应的是“社会网络”，因此，从一开始引入“guanxi”一词的时候，如何兼顾本土化和国际化的问题就一直摆在有关学者的面前。在有关“guanxi”研究的几个早期综述中，作者们都对这一问题表示了担忧。华人学者们要么过于重视“guanxi”的特殊意义，忽视了社会网络研究的理论共性；要么就是直接套用社会网络理论来分析华人的“guanxi”行为，忽视华人“gunaxi”行为的特殊内涵。因此，如何将中国背景下的“guanxi”研究提升到新的研究层次和研究阶段，必须充分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guanxi”和“guanxi”网络。从本文回顾的文献来看，绝大多数的华人学者都是以个人为中心，探讨个人的人际关系基础、类型以及互动的原则等问题。显然，这种分析是微观视角的。从微观的视角考察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能够充分彰显华人社会的“guanxi”本质，但缺点是不能反映出整个社会群体的“guanxi”网络特征。人际关系两端连结的是人，而网络两端连结的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团体、组织等。目前，国际上有关社会网络的研究理论基础比较清晰，测量工具也比较成熟，如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中央性、网络异质性等等。华人学者必须证明，在研究中国人人际关系网络的时候，现有的这些网络测量工具是否同样适用；抑或是需要从个人人际关系分析出发，重构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测量工具。

心理学人际关系论文例6

国际关系专业英语教学刍议

周晓明[1]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国际关系专业英语，往往在国际关系专业课教学中重视程度不够，而事实上，由于国际关系专业本身的涉外性，专业英语教学对培养高素质的涉外人才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从国际关系专业英语教学实践出发，结合具体的教学案例，本着培养具体实际专业英语运用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宗旨，从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理念的调整、教学方法的设计、考核方式的转变和教学内容的完善五个方面介绍国际关系专业英语教学心得体会和建议。

 

    关键词：国际关系、素质教育、专业英语教学  互动

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政治、哲学、经济、历史、法律、法学、文化都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它涉及从全球化到领土争端、核危机、人权等方方面面的议题。由于国际关系的涉外性、广泛性、包容性和实践性，国际关系专业英语教学对学生更好地掌握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了解国际社会热点问题及发展趋势乃至分析和处理国际问题的实际能力都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国际关系专业英语教学的现状很难与其本应发挥的作用相匹配。针对这一现状，我在教学中做出一系列大胆尝试，总结出如下心得。

一、明确教学目标

任何一门课程都是建立在明确的教学目标和完善的教学大纲基础之上的。国际关系专业英语教学也不例外。作为本科阶段基础英语的后续课程，我对国际关系专业英语课确定了如下目标：

（一）巩固基础英语的读、写、译综合技能

本课程与公共外语相衔接，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专业英语的交流、写作及翻译等综合应用能力。通过深入阅读国际关系领域的原著和文献，培养学生较强的专业文献阅读能力，掌握与专业密切相关的词汇和常用术语，了解经典文献阐述的主要理论和基本观点。

（二）着手培养学生专业英语的听说能力

除提高基础英语的读、写、译能力外，该课程还着重培养学生熟练运用英语进行专业方面的讨论与交流能力，并在拓展专业词汇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提高学生阅读、翻译外语文献的基本方法与能力。

（三）为学生进一步人生规划奠定良好的英语基础

此外，本课程也涉及一些实务技巧，以便帮助学生克服在求职及进一步人生规划过程中有可能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包括如何写英文的求职简历、申请信、研究计划、研究综述等。

二、         转变教学理念

随着当代高等教育的重心从内容定向转向能力定向，大学本科专业课教学应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为目标设置课程、安排教学、组织活动。相应地，国际关系专业英语的教学，也应转变应试教育背景下的讲授式（Lectures）授课方式，而以提高学生专业英语运用和实际操作技能为宗旨，转变教学理念。这种教学理念的转变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变“以教师为中心”为“师生共同探索”；变“以课堂为中心”为“课堂与课外并重”；变“以知识为中心”为“知识与能力并重”；变“讲授为中心”为“讲授与互动并重”；变“以知识测试为中心”为“以知识与能力测试并重”；变“以学会为中心”为“以会学为中心”。

本科教学的常态仍然是以教师为中心，以讲授为主要方式，学生常常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地位。这样一来，学生今后就业所必需的一些基本技能在课堂教学中得不到必要的训练，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也被抹杀。因此，克服传统教学方法的弊端，重心就是要注重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参与度；注重增加教学方式的多样性，提高教学活动对不同学生的适应性。因为教学是教与学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又是相互独立完成的过程。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学生也只有在自主、互动中才能很快地提高能力、体会精髓、掌握知识。因此，专业英语的教学方法应以师生互动为目的，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成为在教师的指导、参与和建议下，积极地获取专业知识，形成必要的学习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正确的职业理念，发展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过程。基于上述理念，教师在国际关系专业英语教学中应充分考虑本科生的兴趣和需求，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专业英语的动机和积极性；培养读、写、译的技能，并兼顾学生听说能力的提高；在立足于外交学专业本科生认知规律及实际需求的基础上，通过螺旋式或循环式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实际语言运用能力；教学既沿用传统的讲授方法，又吸收现代教学法特别是互动交际法的突出优点，在加强基础知识传授的同时，使学生的语言知识转化为现实的语言交际能力与书面表达能力。

三、运用互动教学方法

国际关系专业英语以英语授课为主。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仅是诸多教学方法中的一个。此外，本门课程还将采用诸多灵活互动的教学方法，如小组讨论、角色模拟、辩论、竞赛、案例分析、模拟法庭、模拟国际会议、反馈式与评价式等多种形式，提高学生专业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

例如，有一次我给学生授课的内容是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在3课时的授课过程中，我是按照如下步骤安排教学活动的：

第一步，给学生播放一段英文的视频资料，内容是美国国务卿介绍美国在中国的公共外交政策与实践。

第二步，请同学们分组讨论，就什么是公共外交、公共外交的作用如何、以及我国如何采取公共外交进行头脑风暴。学生们分组进行头脑风暴后，会在内心有了一个初步的思考。

第三步，再由老师讲授公共外交的含义、产生条件、公共外交的实践（以美国为例）、公共外交的新发展、我国开展公共外交的成就与不足。

第四步，结合老师讲授的具体知识，留给学生三个题目，请学生们分三组自选任一题目，小组内讨论后在全班展示。这三个题目分别是：（1）结合所学的公共外交理论，为我国国家领导人出访美国设计一系列外交活动；（2）为某外国国家领导人出访我国设计一系列外交活动；（3）对比中国政府官网和某外国政府官网，从新媒体外交视角比较两个官网的异同。

第五步，各个小组同学交叉点评，之后老师对学生的报告进行细致点评结合具体实例指出学生报告的优点与不足，最后对本节课的要点进行回顾与总结。

四、调整考核方式

基于上述教学目标与理念，专业英语的考核方式也需要相应调整。

期末考试的总评成绩由课堂考查、课堂表达和期末考试三个部分组成：课堂考查占总评成绩的10%，根据学生的出勤、课堂讨论、回答问题、课后阅读和小组协作等的表现由教师评分；课堂表达占总评成绩的10%，主要考察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与交流能力，要求学生就当代热点国际问题或国际礼仪知识做展示，在内容上力求达到知识性、互动性和兴趣性；期末考试占总评成绩的70％，考试的内容包括英汉互译、阅读理解、名词解释和英语时事论述等。

五、完善教学内容

基于上述教学理念，国际关系专业英语的教学内容也需要做出调整，不能将授课内容仅仅限制在英文文献的阅读与翻译上，而是涵盖英文专业文献、时事新闻英语、专业英语演讲等很多方面。具体说：

（一）专业英语听说部分

1. 选取最新VOA、BBC新闻报道、国际社会时事评论，特别是有关中国的热点时事问题，如钓鱼岛、黄岩岛、南海问题、程大伟案、王立军事件、湄公河惨案等国际时事报道，请学生做听力练习，对有关的时事内容进行复述和评论，老师讲解新闻报道中涉及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法英语专有名词；

2. 选取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的演讲等内容作为听力素材，要求学生就听力内容回答问题并评论，加深学生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与掌握。可供选取的材料如Joseph Nye，Kegley等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在TED的演讲等；

3. 将学生的报告与课堂的互动结合起来。学生两人一组，本着互动性强、信息量大、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趣味性的原则，课下准备材料，课堂上每组利用20分钟时间展示自己小组的准备，这种方式既提高了同学之间的协作能力，也为同学逐步提高专业英语口语能力打下基础，锻炼了学生专业英语的表达与胆量；在学生有准备的报告基础上，向学生提出更高地互动要求，选取模拟法庭、模拟联合国、模拟国家领导人会见、新闻会、专家时事评论、辩论、模拟国际会议、模拟招聘会等主题，引导学生进行英语互动练习，提高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与现场应变能力。例如，我的课堂上曾经让学生们分别做过模拟我国和日本、美国、韩国、欧盟领导人的会见，就钓鱼岛问题做过国际法庭的模拟法庭辩论、做过王立军事件、钓鱼岛、黄岩岛问题做过模拟的新闻会，等等。

（二）专业英语阅读与翻译部分

1. 经典理论选读

提高专业英语的阅读理解能力，是国际关系专业英语教学的重要目标。课堂上节选经典的国际关系史或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又对其他国际关系主干专业课的学习起到辅助和补充的作用。因此，我对专业英语阅读材料的选择也破费苦心，节选了国际关系史的经典著作，如罗奔尼萨伯战争史；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如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谋求权利与和平的斗争》等；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如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现实主义和复杂相互依赖》、迈克尔•多伊尔的《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等；英国学派的代表作，如赫德利•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如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等。

2. 当代国际前沿和中国热点选读

除经典的国际关系著作外，课程还结合当代国际和国内社会的热点问题，如反恐、中美关系、环境保护、气候变化、钓鱼岛问题、黄岩岛问题、公共外交，选择有关的专业英语文章、评论、或视频材料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六、结语

总的来说，专业英语是一个非常容易误解和忽视的课程。专业英语教学往往是专业教学中的盲点：要么不受重视、要么教学手段枯燥单一、要么教学内容简单。在国际关系专业课的授课过程中，也遇到类似的尴尬，教师很容易将这门课上成专业英语文章的翻译和阅读课，学生也相应地很容易丧失对专业英语学习的兴趣。因此，几年来，我不断尝试探索新的教学思路、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本文提出的明确教学目标、转变教学理念、运用互动方法、调整考核方式和完善教学内容五个建议，就是几年来教学心得的总结，先将这些心得与同行分享，我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能够引起同行的注意，从而更加注重专业英语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提高学生专业英语的学习兴趣和重视度乃至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掌握和运用能力的。

 

心理学人际关系论文例7

建构主义原本并不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学领域,曾经出现在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论述心理发生发展及认识形成的著作《发生认识论原理》当中。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被用来说明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两个基本过程,逐步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发展自身的认识结构。这一心理学基础应用于教育学中,即演化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学生、教材(知识)、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

对建构主义使用最广泛、最深刻的是社会学领域,建构主义被人们公认为社会学领域内的概念或方法。这也是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建构主义被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原因。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方法论,即从社会化、规范化的宏观整体出发,研究社会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个体及其观念、身份和行为实践。

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等找到其深厚的社会学渊源。然而,作为一种足以挑战国际关系主流理性主义学派的全新理论,建构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实它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建立与之相联系的深厚哲学基础。

哲学是什么?形而上地说,“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形而下地说,哲学是人们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方法,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源于人类好奇的本能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题是人。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是全面提出和阐述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温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建构问题,同时建构了他“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一是基础性层面,即第二层面问题,涉及有什么内容以及我们怎样解释和理解建构主义”。建构主义在其理论部分的中心词语是:社会结构,施动者,共有观念,建构。即认为:国际社会的结构是由国际体系的施动者通过其共有观念来建构的社会性结构,而非纯粹的物质性结构;即使是行为体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观念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性结构来建构的。这是国际关系几大要素的基本关系问题。

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建构主义承认社会结构和行为者身份是一种存在,观念属于思维范畴,但是这一存在并不是先验的、绝对的存在,而是物质因素和思维共同建构的存在。它们的联系就在于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时建构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受思维影响的存在。因为世界毕竟只是人们所认知的世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其实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几分钟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阳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理性主义所讨论的世界具有客观性,并且可以认识,但是这种客观性只有在认识的主体间才能得到体现。因为认识客观世界必须在认知实践中才能实现。

建构主义试图以整体主义和观念主义的方法,诠释国际政治的体系和个体及其相互作用,对观念的建构作用、社会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作用的阐发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痕迹。它所宣称的“探求国际政治环境从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过渡”,追寻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友谊的目标取向,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建构主义类似哲学的价值追求。

二、建构主义与人、社会、观念

在国际关系的动力和构成问题上,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施动者“国家”实际上是无法看到的,国家行动依赖于个人活动,个人的共有知识再造了国家作为团体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国家也是人”[4](P272-278)。实际上,相对于理性主义把国家设定为“理性经济人”的那种人格化来说,建构主义更加深刻地分析了个体主义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动者(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构了国家的共同观念,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它甚至把国家比拟为人,但它是一个有观念和主观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符号。从这一点来说,建构主义可以称得上是人本主义。

而人恰恰是哲学的主题。哲学探讨人的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毁灭、精神与价值以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主义从具有主观观念和主体认识功能的“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考察国际关系,实质上是在阐述关于人、人的观念、人与社会(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的)相互关系的建构主义主张。

建构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存在,而社会的人及其观念共同建构国家,从而建构整个世界。建构主义从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义以及国际关系的实质: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人与人的关系,从特征上看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是人以及人们的共有观念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由此,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凭空的,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观念与价值的“冰冷的机器”,而是能够体现人的主体性、社会实践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治现象。它跟国内政治一样,是公民的意愿与选择的多元化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发掘人,人的观念和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把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它拉近了个人与国际关系的距离,使国际关系变得人性化,使国际关系不再是实质上只作为概念存在的“国家”之间的事,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这不能不说是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三、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所谓世界观,通常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价值观则反映人们的需要、取舍、倾向和意愿。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注重价值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反映哲学的特性。

建构主义的世界观是明确的。它认为,“世界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特定事实,但是它不是先验的、自在的。它是世界体系的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因而也是可变的。这在哲学上就是说,世界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人对世界来说不是无为的。这样,建构主义既肯定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实在性,肯定了新现实主义关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又修正了这两者的观点,把这两种理论避而不谈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深入研究,进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义观点:“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与此同时,建构主义用辩证主义哲学的方法,把新现实主义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单位层次因素对体系的建构作用,作为建构主义所要解决的另一个中心问题。而它的答案就是:“结构引导角色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它们的利益和认同甚至角色自身。”简言之,这个国际关系的世界,实质上是体系和施动者(包括共有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问题。

与此相应的,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问题上,建构主义坚决摒弃了科学行为主义的所谓价值中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观问题,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义”。它认为,既然国际体系的施动者国家是个体人共有观念的集合,世界体系是由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体系也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与友谊是正常的个人的需要,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国际社会可以坚决地抛弃“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从竞争对手式的当代洛克文化状态走向相互友爱的康德文化,从而确保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向前的、进步的、乐观的,从而国际关系也将向着和解与和平的方向发展。它断然拒绝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自私本能导致国际关系悲剧循环的理论,在肯定由于国家的选择和实践的消极和失误有导致国际社会“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的可能性的同时,展望了国际社会的光明前途,并对有实力的大国以及它们的选择和努力寄予厚望。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社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论殊途同归。四、建构主义的方法论

建构主义成型于旧的国际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国际关系大变革时代,实践的需要呼唤理论的创新,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但是,理性主义方法统治国际关系理论界已有多年,建构主义如何引导人们摆脱绝对理性主义的束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呢?

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整体主义,它从国际体系结构的总体出发,强调体系对国家的建构作用,特别是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首先,它引导人们怀疑理性主义关于行为体身份不变的假定前提,通过两个相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和观念,轻而易举地对理性主义理论的这一固有缺陷进行证伪。国家间关系是变化的,国家之间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义理论派别对此根本无从反驳。然后,进一步归纳得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因果性解释基础上的理论假定———国际关系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现实,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加以证实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历史事件是不可逆转、不可还原的,它只能由我们,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带着各自特有的知识、经验、价值和道德观念去认知。进一步说,完全客观的现象即使存在,对于人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理论研究者诠释的所有事件都是人们主观认知的现象,它不能脱离物质因素的作用,但观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而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结构、施动者和共有观念的互相建构。建构主义用普通的哲学逻辑方法,向人展示了一个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世界。

心理学人际关系论文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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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人际关系论文例9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始突破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朝多元化、跨学科、交叉性的方向发展。冷战结束后,这种多元竞争的局面更加活跃。这一时期兴起和逐步完善的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突出代表的国际政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成长为势头强劲的理论学派。它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一起,成为了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且渐有后来居上之势。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探讨的主题,考察问题的角度、方法和思路都与哲学有着紧密的关联,或者说有着鲜明的哲学特征。

一、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

建构主义原本并不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学领域,曾经出现在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论述心理发生发展及认识形成的著作《发生认识论原理》当中。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被用来说明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两个基本过程,逐步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发展自身的认识结构。这一心理学基础应用于教育学中,即演化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学生、教材(知识)、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1](P 58-60)

对建构主义使用最广泛、最深刻的是社会学领域,建构主义被人们公认为社会学领域内的概念或方法。这也是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建构主义被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原因。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方法论,即从社会化、规范化的宏观整体出发,研究社会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个体及其观念、身份和行为实践。

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等找到其深厚的社会学渊源。[2](P 1)然而,作为一种足以挑战国际关系主流理性主义学派的全新理论,建构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实它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建立与之相联系的深厚哲学基础。

哲学是什么?形而上地说,“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形而下地说,哲学是人们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方法,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源于人类好奇的本能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题是人。[3](P 4)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是全面提出和阐述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4](P 3)温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建构问题,同时建构了他“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一是基础性层面,即第二层面问题,涉及有什么内容以及我们怎样解释和理解建构主义”。[4](P 5)建构主义在其理论部分的中心词语是:社会结构,施动者,共有观念,建构。即认为:国际社会的结构是由国际体系的施动者通过其共有观念来建构的社会性结构,而非纯粹的物质性结构;即使是行为体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观念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性结构来建构的。这是国际关系几大要素的基本关系问题。

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建构主义承认社会结构和行为者身份是一种存在,观念属于思维范畴,但是这一存在并不是先验的、绝对的存在,而是物质因素和思维共同建构的存在。它们的联系就在于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时建构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受思维影响的存在。因为世界毕竟只是人们所认知的世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其实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几分钟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阳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理性主义所讨论的世界具有客观性,并且可以认识,但是这种客观性只有在认识的主体间才能得到体现。因为认识客观世界必须在认知实践中才能实现。[5](P 30)

建构主义试图以整体主义和观念主义的方法,诠释国际政治的体系和个体及其相互作用,对观念的建构作用、社会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作用的阐发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痕迹。它所宣称的“探求国际政治环境从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过渡”,追寻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友谊的目标取向,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建构主义类似哲学的价值追求。

二、建构主义与人、社会、观念

在国际关系的动力和构成问题上,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施动者“国家”实际上是无法看到的,国家行动依赖于个人活动,个人的共有知识再造了国家作为团体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国家也是人”[4](P 272-278)。实际上,相对于理性主义把国家设定为“理性经济人”的那种人格化来说,建构主义更加深刻地分析了个体主义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动者(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构了国家的共同观念,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它甚至把国家比拟为人,但它是一个有观念和主观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符号。从这一点来说,建构主义可以称得上是人本主义。

而人恰恰是哲学的主题。哲学探讨人的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毁灭、精神与价值以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主义从具有主观观念和主体认识功能的“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考察国际关系,实质上是在阐述关于人、人的观念、人与社会(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的)相互关系的建构主义主张。

建构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存在,而社会的人及其观念共同建构国家,从而建构整个世界。建构主义从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义以及国际关系的实质: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人与人的关系,从特征上看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是人以及人们的共有观念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由此,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凭空的,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观念与价值的“冰冷的机器”,而是能够体现人的主体性、社会实践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治现象。它跟国内政治一样,是公民的意愿与选择的多元化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发掘人,人的观念和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把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它拉近了个人与国际关系的距离,使国际关系变得人性化,使国际关系不再是实质上只作为概念存在的“国家”之间的事,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4](P 31)这不能不说是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三、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所谓世界观,通常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价值观则反映人们的需要、取舍、倾向和意愿。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注重价值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反映哲学的特性。

建构主义的世界观是明确的。它认为,“世界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特定事实,但是它不是先验的、自在的。它是世界体系的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因而也是可变的。这在哲学上就是说,世界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人对世界来说不是无为的。这样,建构主义既肯定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实在性,肯定了新现实主义关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又修正了这两者的观点,把这两种理论避而不谈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深入研究,进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义观点:“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4](P 1)。与此同时,建构主义用辩证主义哲学的方法,把新现实主义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单位层次因素对体系的建构作用,作为建构主义所要解决的另一个中心问题。而它的答案就是:“结构引导角色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它们的利益和认同甚至角色自身。”[6](P 380)简言之,这个国际关系的世界,实质上是体系和施动者(包括共有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问题。

与此相应的,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问题上,建构主义坚决摒弃了科学行为主义的所谓价值中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观问题,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义”。它认为,既然国际体系的施动者国家是个体人共有观念的集合,世界体系是由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体系也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与友谊是正常的个人的需要,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国际社会可以坚决地抛弃“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从竞争对手式的当代洛克文化状态走向相互友爱的康德文化,从而确保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向前的、进步的、乐观的,从而国际关系也将向着和解与和平的方向发展。它断然拒绝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自私本能导致国际关系悲剧循环的理论,在肯定由于国家的选择和实践的消极和失误有导致国际社会“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4](P 42)的可能性的同时,展望了国际社会的光明前途,并对有实力的大国以及它们的选择和努力寄予厚望。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社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论殊途同归。四、建构主义的方法论

建构主义成型于旧的国际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国际关系大变革时代,实践的需要呼唤理论的创新,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但是,理性主义方法统治国际关系理论界已有多年,建构主义如何引导人们摆脱绝对理性主义的束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呢?

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整体主义,它从国际体系结构的总体出发,强调体系对国家的建构作用,特别是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首先,它引导人们怀疑理性主义关于行为体身份不变的假定前提,通过两个相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和观念,[4](P 40)轻而易举地对理性主义理论的这一固有缺陷进行证伪。国家间关系是变化的,国家之间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义理论派别对此根本无从反驳。然后,进一步归纳得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因果性解释基础上的理论假定———国际关系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现实,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加以证实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历史事件是不可逆转、不可还原的,它只能由我们,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带着各自特有的知识、经验、价值和道德观念去认知。进一步说,完全客观的现象即使存在,对于人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理论研究者诠释的所有事件都是人们主观认知的现象,它不能脱离物质因素的作用,但观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而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结构、施动者和共有观念的互相建构。建构主义用普通的哲学逻辑方法,向人展示了一个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世界。

心理学人际关系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0-0063-02

一、人际关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人类对人际关系中归属感的需要是从婴儿时期与母亲的互动开始的，与其相伴的还有被尊重、被认可、被需要等人际诉求。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说过，人类是群居动物，天生需要被同伴注意，渴望获得认同。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惩罚不是躯体惩罚，而是脱离社会，完全被人遗忘。人际关系无疑对于个体各个发展阶段的人格成长都有重大的影响。首先，早期是否形成安全的母婴依恋关系会影响到孩子的情绪发展，如果母亲和婴儿分离时间太长双方都会出现焦虑的情绪，而这一情绪对婴儿的影响将会更为深远；客体关系理论也提出个体在早期与抚养者的关系会构成所有后续人际关系的模板。另外，成年以后的人际关系依然和人格形成有密切联系。精神病学家沙利文通过对大量精神病患者的观察得出结论，人格是在个体与生活中重要人物相互作用中逐渐形成的，与他人建立关系是人类的一种天然需要，个体的自我概念也是依据生活中重要他人的评价形成的。

在大学阶段，人际关系问题也是较为普遍且突出的心理问题。首先，大学新生的心理测评显示，通过SCL-90（症状自评量表）筛查出的学生中，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得分高的相对较多。其次，宋志英对某高校心理咨询来访学生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人际关系是大学生中仅次于学习问题的一大心理困惑。另外，王红艳等的调查也显示，在校大学生中，80%的心理问题与人际关系有关。

人际关系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很多大学生进入大学后，首次远离父母家乡，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与周围人际关系互动，在互动中不断地加深自我认知，确立自我概念，因而人际关系的适应与否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情绪情感和自我认知。林崇德认为学生处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能力直接体现了其心理健康水平。反过来，人际关系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幸福感。研究表明，较好的同伴支持能显著地影响大学生的抑郁情绪，并且能有效地能提升其自尊水平。另外，张晨等人的研究表明，人际困扰多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较低。与之相反，对社会关系满意的个体往往更加幸福，因为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社会支持的重要基础，它能缓冲压力事件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二、团体辅导概述

团体辅导（又称团体咨询）是一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在团体情境下进行的有效的专业助人方式，它主要通过团体内人际交互作用，促进个体在交往中通过观察、学习、体验来认识自我、了解他人、调整和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学习新的态度与行为方式，以发展良好的心理品质。因其独特的高效性和积极的效果，团体心理辅导在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的学校、医院和社区已得到广泛的发展和应用。近些年，内地也有越来越多的心理工作者开始关注和使用团体辅导这一心理辅导方式，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已有研究和实践表明，团体辅导作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新方法很大程度地弥补了个体咨询耗时长、普及面窄的不足，缓解了我国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有限的问题。

三、人际关系团体辅导的意义

人际关系团体辅导不仅可以有效改善团体成员的人际关系，而且可以深入地改善他们全面的身心状态，促进心理潜能成长。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欧文・亚龙认为团体心理治疗可以通过营造安全、真诚、包容的氛围，对各成员在团体中的行为所体现的人际互动模式进行此时此地的觉察与反馈，提高来访者的自我觉察力，促使他们主动矫正早先形成的不良关系模式，从而达到健康的心理状态。因为很多来访者的人格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人际关系问题，或者说很多人格问题都是以人际关系问题为载体表现出来的，所以很多表面问题不是人际关系的团体治疗，最终也会回到对人际互动的觉察和讨论。

目前，我国也有研究证明，人际关系团体辅导可以有效地改善大中学生的人际交往和心理健康水平。已有研究表明，通过团体中的人际互动和交往训练，有人际困难的学生能够减轻人际困扰、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增强适应性。用SCL-90对实验组对照组前后测的方式可以验证人际关系团体辅导对于改善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积极显著的作用，人际关系团体辅导不仅对人际交往敏感因子有显著改善，而且焦虑、抑郁、敌对、强迫等因子得分也因此降低。另外，黄峥等人的研究表明，以人际互动为主的团体辅导对游戏成瘾的大学生具有积极的干预效果。李凤兰等人也验证了人际关系团体可以有效地改善大学生的抑郁状况，并且其效果比户外运动更加明显。

四、相关理论对人际关系团体辅导实践的启示

专业化的人际关系团体辅导无论从活动设计还是具体操作，都应该从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相关理论出发，用科学的理念支撑整个辅导过程。很多成熟的个体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可以作为团体辅导的理论基础，但因其特殊性质，团体领导者只有将团体辅导和人际关系相关理论通过具体操作渗透在整个团体过程之中，才能使团体成员在活动中觉察自我，改善关系，获得更大的积极改变。

1.勒温的团体动力理论。团体动力理论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也是团体心理辅导的基础理论之一，最早由心理学家勒温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它将团体视为一个动力整体，且整体大于个体之和，团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成员之间的互动过程，同时团体也给个体成员施加压力、约束力和影响力。该理论还提出，个体与他人在一起时，即使不发生任何相互接触，也会产生最简单的相互作用――社会促进，这种促进作用会使人们把工作做得更好。团体动力理论解释了团体中的个体互动过程及团体对个体的影响，也可以指导团体的运作方式。它提示团体辅导的领导者切忌将团体辅导做成针对一个个成员的个体咨询，而要充分调动团体成员的力量，设计活动增进团体成员间的互动，使其展现自己的人格及社交特点，在团体中发挥不同的作用，承担不同的角色。同时，领导者可以营造相互支持、互帮互助的氛围，鼓励积极的利他行为。在帮助其他成员的过程中，他们会有被需要的感觉，从而获得更大的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另外，领导者可以利用社会促进效应给团体创设相互鼓励、共同成长、改变的氛围，使组员在一定的压力下寻求更大的改变，并且付诸行动。

2.以人为中心的治疗理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将以人为中心的治疗理念运用到团体辅导之中，首创了会心团体的团体辅导模式。他相信每个人都有自我疗愈和成长的动力和能力，只要提供真诚、理解、积极关注的氛围，个体就可以通过探索自我，深切地理解自己以达到咨询的效果。该理论提示领导者要尽可能在团体中为成员创设放松、温暖、有安全感的氛围，引导成员们建立相互支持、理解和信任的关系，从而降低防御，真诚地坦露内心，进行自由的自我探索。亚隆认为，这种团体间的相互关系即团体凝聚力，它是团体辅导重要的疗效因子，它类似于个体心理咨询中的咨访关系，一样对来访者有着重要的治疗意义。团体凝聚力可以满足团体成员的归属感，使成员有被接纳被爱的感觉，这种经验对于很多人际关系不良的成员来说非常宝贵，可以促使他们自我接纳和提升自尊。这种持久、稳定和紧密的关系对于一些孤独感较强的成员来说会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也是一种对心理的滋养，使他们慢慢敞开心扉，学会分享和共情，从而学会和生活中的人建立和经营更亲密的关系。

3.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由班杜拉创立的社会学习理论也是团体辅导重要的理论基础，它突显了团体辅导相对于个体咨询的独特优势。班杜拉强调环境对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影响，通过实验证明了观察学习是个体重要的学习方式之一，个体会通过观察进而自我强化来习得新的行为或改变已有的行为模式。团体辅导恰好为成员们提供了较好的观察学习环境，在团体辅导中各成员会逐步显示出不同的认知思维方式、不同的性格特点、不同的行为模式等，这些都会对成员产生一定的冲击，促使其调整自己不良的行为模式或主动模仿某个榜样。因而，它提示领导者为成员们提供一个“照镜子”的机会，多引导个体觉察其他组员遇到类似问题时的认知特点和应对方式，造成一定的心理扰动，进而向更健康、灵活的行为方式转变。这是个体咨询所不能具备的优势，个体咨询中来访者的观察模仿对象只有咨询师一个人，而在团体辅导中，成员们可以在各个不同方面相互模仿，互为榜样。另外，作为榜样的成员也可以因此变得更加自信。

4.艾利斯的ABC理论。ABC理论是解释个体情绪发生机制的心理治疗理论，它认为情绪和行为结果（C）不是由事件（A）激发的，而是由个体对事件的解释和背后的认知（B）引发的。基于ABC理论的心理治疗理论被称之为理性情绪疗法，它在心理咨询中可以很有效地帮助来访者调节情绪和改善认知，可以使来访者意识到自己的歪曲信念，从而有意地调整认知。在心理自助方面具有容易理解、便于应用的特点。

不同于个体咨询的单独讲授和分析，团体辅导中，领导者就某一成员的问题进行现场案例分析，邀请组员参与讨论，引导他们转换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别人的问题，给出多元化的事件解释，从而引发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事件解释思维模式，获得新的领悟。因为，人们有时会禁锢在自己的认知思维框架，但当给他人出主意时反而能够更客观，进而会对自己的错误认知形成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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