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平等论文例1

纳税人权利问题一直为学界所重视。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法制发展史上长期存在的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误解和和纳税人权利的轻视，已经对国家的税收工作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笔者认为，要研究纳税人权利，就要从税收法律关系入手，因为前者存在于后者特定的框架之内。只有在理论上研究清楚税收法律关系的实质，确定主体之间的地位和权利内容，再与纳税人权利现状进行比较，才能得出针对中国纳税人主体的权利现状的改善建议。本文亦将沿此思路展开。

一、正确认识税收法律关系与纳税人权利

有学者定义税收法律关系，是由税法所调整而形成的，在税收活动中各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发生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1]简言之，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收关系在税法上的反映。由于参与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比较复杂，因此也就有了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税权划分法律关系（相关国家机关之间），税收救济法律关系（纳税人、征税机关与相关国家机关之间），以及税收权益分配法律关系（国家之间）等等。可见国家、征税机关、其他国家机关、其他国、纳税人都成了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

但也有学者指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与纳税人在税收活动中所发生的、由税法确认和调整的、国家赋予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权利和义务关系。”[2]意在指出税收法律关系主体仅为两面——国家和纳税人。

笔者较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税收是为满足公共需求，基于法律的根据，将一部分国民财富转移至国家之手，[3]所以税收活动主要发生在国家及其征税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关系被税法所调整就成为税收法律关系。因此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研究应放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征税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两个法律关系，而只是一个法律关系的两个层面的表现。税收法律关系只是一个法律关系，只有两方主体——国家与纳税人。一方面，公民是纳税人在政治上的称谓，是符合条件依法纳税的公民；另一方面，税务机关不能完全代表国家成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另一方，而仅是具有征税职能的行政机关，依法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

基于这一理解，纳税人权利当然不应只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中涉及的纳税人的权利——纳税人履行具体纳税义务时所享有的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要求税务机关作出或抑制某种行为的许可保障，在其合法利益受到侵犯时所能获得的救助与偿还的资格或能力，而应是广义上的概念，包括在税收立法、税款征纳、税款使用等方面的权利。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实质平等性与纳税人权利的应然状态

（一）从法治的角度看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

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于对于“公权力”的限制。这种限制来源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特殊关系。自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来，国家权力成为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权力是国家凭借和利用对资源的控制，以使社会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服从其意志的一种特殊影响力。但实质上，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委托，正是因为国家受托管理公共事务，设立了不同的国家机关并赋予其职权，才使得这些机关取得了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强制性权力。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权力的原始主体和最终来源，国家只是代表人民行使这种权力，国家是权责统一的。具体到税收法律关系，现代租税概念强调建立在人民基础上的财政民主，即“身为者的国民、纳税者应对财政（税的征收和使用）进行民主性统治”[4]纳税者享有以宪法为基础，“仅在租税的征收与使用符合宪法规定的原则的条件下，才具有承担纳税义务的权利”[5]，即纳税人有权要求税收征收和使用符合宪法原则。

在立法环节，纳税人通过自己的代表，决定税收的征收；在执法环节，政府在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之下有权征收税款，即税款征收要获得人民的同意；在税款使用上，纳税人有权监督国家的用税行为，有权对违反宪法原则的用税行为提起违宪审查和诉讼。以上都表明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法律关系上的平等性。前面已经分析了征税机关是国家在税收工作中的代表，在具体的征纳关系中与每一个纳税人之间也当然应是平等法律关系。

（二）从公共财政和税收价格理论的角度看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

市场失灵决定了国家公共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必要性。具体而言，为避免天然具有“公共所有”属性的商品即公共物品造成“公共的悲剧”——人人作出搭便车的选择，需要政府财政的功能解决个人之间以及眼前和长远之间合理配置资源问题，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公共利益最大化。[6]同时，外部效应是市场经济的痼疾，需要政府财政对于外部不经济造成的过度生产采取压缩生产的措施，对于外部经济造成的生产不足，采取鼓励手段。

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市场在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就要求政府的角色从对资源配置大包大揽转变到着眼于弥补市场缺陷上来。政府不应干预微观利益，因为这是市场机制自身能解决好的问题；而应着眼于市场机制资源配置作用发挥得不够好的领域——社会公共领域。公共财政要求首先在市场经济下公共需要的基础上界定政府职能范围，再根据这个范围进一步确定财政支出需要，最后，根据支出需要合理安排财政收入。可见，公共财政实质上是用全社会纳税人的钱为社会服务，即税收用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非政府自身的需要；同时政府作为用税人，其开支“取之于民”，而非政府创造的自有财富，那是人们享受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而支付的价格费用。“从某种宽泛而有用的概念意义上讲，捐税也是一种由个人或个人团体为以集体方式提供的公共劳务所支付的价格。”[7]按照边际效应的经济学基本原理，每个人都应在税赋方面按自己获得的国家服务的价值评价，缴纳全部货币等值——税收。可见纳税人与国家在经济意义上同样具有平等的税收法律关系。

（三）通过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纳税人权利的定义和税收法律关系实质平等性的分析，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纳税人权利义务的辩证统一性。权利和义务是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互相包含，权利的范围就是义务的界限，义务的范围就是权利的界限。一个社会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是相等的，因此权利义务具有数量上的等值关系。[8]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实质是辨证统一的。一方面，只有履行义务才能享有权利，享有权利

必然要履行义务。履行纳税义务是纳税权利产生和实现的现实基础。不管纳税人权利发生与义务履行是否同时同步发生，权利的拥有都是以纳税义务为基础。另一方面，只有切实保障纳税人的权利才有可能保证纳税人更好地尽义务。因为保证纳税人在立法阶段、征纳阶段、税款使用阶段等税收活动中的权利，直接有助于激发纳税人的积极性，创造更多的社会物质财富，充分实现税收的职能。

第二，纳税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内容相当广泛。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义务是设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受动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约束手段。权利是主动的，表征着利益；义务是受动的，表征着负担。[9]既然税收法律关系双方——国家和纳税人在法律关系中具有平等的地位，广大人民——纳税人，作为政府支出的目的和收入的来源，在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理所当然拥有依法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国家及其征税机关作出或抑制某种行为，以满足自己合法的政治、经济利益。

纳税人作为公民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具体化，理应享有如下权利：

税收立法方面，参与税收立法的权利。在民主政体国家，税法由立法机关制订并颁行，在立法过程中，纳税人应当能够参与税收立法讨论，公开发表看法。这是法治国家在民的必然要求，同时，纳税人参与立法的讨论也是最为有效的增强纳税人纳税意识的宣传途径。

税收征纳方面，具体可以分为实体性权利与程序性权利。税收实体性权利是静态意义上的权利，是纳税人享有法律保护的获得某种实体利益的资格，即纳税人的收入和财产不被非法征收，如税收申请减免权和最低生活费等非课税的权利。基于应能负担原则，为保障公民个人生存权，纳税人应就个人的负税能力大小来承担纳税义务，税收的课征不得侵犯纳税人的各项基本生存权，最大限度地保证纳税人维持健康、文明生活的最低生活费用，否则，超出纳税人负税能力的“苛捐杂税”，必然使纳税人与国家处于对立的位置。税收程序性权利是纳税人享有的动态意义上、程序意义上的权利，保证程序公正，有效制约税权滥用，保证纳税人参与程序的实现，主要由平等对待权、程序拒绝权、救济权组成、获取帮助和服务权等构成。

在税款使用方面，监督税金“合宪”使用的权利。纳税人有权监督国家机关按照宪法规定的原则、目的和程序使用税金，而且对国家或地方政府违宪、违法的税金支出行为有权提出诉讼。

三、中国纳税人权利存在的问题

正确认识和对待纳税人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纳税人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的辩证统一，说明纳税人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承担缴纳税款的义务，同时享有要求国家的税收征收和使用符合纳税人利益的权利。纳税人义务分担的一部分社会共同费用，是纳税人将一部分可支配收入无偿让渡给国家支配。既然是无偿让渡，纳税人就有权利要求国家和政府建设社会公共福利设施，完善市场发展的各种机制，为纳税人提供安全保障和发展机遇。这是纳税人整体利益所要求的，也是纳税人权利的实现。[10]纳税人权利是纳税人身份的重要体现，反映了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应当得到的法律的保障与承诺——依法确认纳税人能够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国家和政府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资格，依法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正确处理好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尊重纳税人权利，达到权利义务的和谐统一，使纳税人可依法行使的权利和应享受的利益得到保障，无疑有利于强化纳税人的主人翁意识和纳税观念，有利于维护税法的严肃性，真正实现依法治税，进而推动国家税收制度和税收工作的发展完善。相反，如果纳税人不享有权利或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就不可能构造出公平合理的社会关系和法制秩序。从中国的税收发展历史和现状看，纳税人的权利义务并非是和谐统一的，出现了失衡状态。

中国历史带有长期的浓厚的集权统治色彩，产生了“重权力、轻权利”的历史文化。统治阶级的权力被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个人权利被贬低、限制。具体到漫长的税收发展史，国家征税的权源在哪里，合理性如何从未纳入公众考虑的范围。而西方社会，在文艺复兴之后产生了国家契约论，并据此得出了国家和公民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是平等地位的结论，对以后的税法思想中纳税人权利问题产生了深刻影响。另外，我国传统的税收理论——国家分配论，强调税收是以国家为主体，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强制地、无偿地参与社会产品分配而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特定分配形式。相应地，税收法律关系双方被认为具有不平等地位，国家及其税务机关单方面享有征税权，而纳税人的权利被忽视，仅强调纳税人必须履行纳税义务。这种理论导向下的税收，以取得财政收入、完成税收计划为根本，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和强制性。这不仅导致纳税人迫于某种威慑力而缴纳税收，纳税自觉性、纳税主动性降低，进而出现偷逃税等严重问题，而且导致征税机关在税收工作中总是站在保护国家权利的角度行使征税权，过分强调纳税人的义务，易于出现不依法行政、侵犯纳税人合法权利的行为。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税收工作中，多年来，一个普遍性的共识是税收三性——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过多强调了纳税人作为税收法律关系中纳税主体的义务，在处理税收征纳关系上，绝大部分税务人员总是站在保护国家权利的角度依法行使征税权，却较少注重对纳税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在宣传工作中，注重“义务论”，崇尚“义务本位”，系统、细致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对于纳税人权利的宣传如“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等却比较模糊、抽象。在法律层面上，这种失衡状态更加明显。目前，我国纳税人权利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有一定的体现，主要包括：依法申请减免税权、依法申请延期申报和延期纳税权、多缴税款申请退还权、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讼权、有关税务问题的咨询权、委托权等等。这些权利主要是包含在税收征纳关系之中的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享有的程序性权利，而与纳税人纳税的基本义务相对应的实体性权利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忽视纳税人的权利，就是忽视了权利义务的对等性。承担义务而不能享有相应的权利，不免引起纳税人的厌烦情绪，无法形成税收法律关系双方的良性关系：一方面纳税人没有感受到享有权利与履行义务的对等性，没有体会到与其纳税义务对等的国家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义务，因此纳税人依法纳税观念淡薄，偷逃税款现象严重；另一方面，由于纳税人权利的缺失，对于国家和政府的税收相关工作难以有效监督，导致政府工作透明度不高，影响公民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度，政府部门工作效率低下，财政支出不合理，公共产品提供不符合社会需求等诸多问题。只有充分认识到纳税人的权利并加强保护，才能使纳税人切实享有权利，促进国家税收工作良性开展。

四、完善纳税人权利的保护

2001年9月，国际财政协会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第54届会议，其中讨论了纳税人权利的法律保护问题，从而使保护纳税人权利第一次成为国际会议的议

题。各国共同认识到为维护税收法律关系实质上的平等性，保证国家税收工作健康运行，需要纳税人权利的充分实现，需要在具体的制度的运作中保护抽象的权利的实现。纳税人享有权利已是不争的事实，当前的主要问题就是明确纳税人权利并予以切实保障，这是建设健康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也是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一致的。[11]这就要求我们对长期以来存在的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相对缺失问题从法律角度加以解决。

（一）在宪法中明确纳税人权利是纳税人权利保护的重要前提。

人民原则基础上的税收是由人民为维护自身生活福利而自律性缴纳的，对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应坚持税收法律主义原则，要求“租税要件应尽可能在国会（国民代表机构）制定的法律中作明确、详细的规定。”“有关纳税义务的消长以及其他国民权利义务，应尽可能详细、严格地规定在法律中。”[12]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而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地位，是税收法律的明确立法依据和立法渊源。因此应当对税收的最基本内容进行明确的规定，包括纳税人义务必须履行，纳税人权利必须保护，征税的基本法源等等。但我国宪法仅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这仅能说明公民的纳税义务要依据法律产生和履行，并未说明更重要的方面，即征税主体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征税。这使得纳税人权利义务在宪法的层面上处于失衡状态，无法根本体现税收法律主义的精神。

另外，前面已经论述，从税收的来源和用途来看，税收是纳税人将一部分个人财产转移到国家手中成为其收入，并由国家运用这些收入为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这其中权利和义务的双向流动，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深层次的平等原则和关系。宪法对于国家和纳税人在税收方面的权利义务规定应充分体现彼此之间的平等关系。

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完善是税法完善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保障和不断完善纳税人权利的关键。建议对宪法作以下两方面的补充：第一，应按照法定程序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明确纳税人享有的宪法权利，以实现纳税人的宪法权利与宪法义务的平衡，为纳税人权利保障的相关立法提供宪法依据。因此可以考虑将宪法第56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国家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第二，在宪法中设定税收法律主义原则，增补修正案，规定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这一原则在英国、日本等许多国家都已得到宪法确认。因为将税收法律主义原则上升到宪法层面，就使得税收活动及其相关法制工作有了法律依据，有助于税收法制的完善，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二）立法是对纳税人权利最深层次的保护，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必须有相关的法律依据。

宪法条文固然需要增补，但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决定了宪法只能从宏观上确定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原则。所以，需要将纳税人权利内容更多地体现于税收法律体系中。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法律体系中，就十分注重纳税人权利的保护，例如加拿大就在1985年专门公布了《纳税人权利公告》；美国则在国会、财政部、国税局共同努力下，先后在1994年和1996年两次公布了《纳税人权利法案》，该法案不仅对纳税人应当享有的实体权利进行了明确规定，还向全社会明确公布了纳税人依法可以享有的税收程序方面的援助和救济的权利。[13]

我国目前存在着税收法律体系不完备、不系统、效力层次参差不齐的弊病。因此要尽快制订一部《税收基本法》，明确我国税收法制的立法原则、立法权限、纳税人、税务机关的权利义务等基本法则，其中，对纳税人基本权利的明确规定，将使纳税人权利的全面有效保障成为可能。只有在税收基本法指导下的税收特别法、单行法才能构成有机的税收法律体系，对纳税人权利进行保护，并且随着立法工作的完善和发展，该体系自身的扩充亦将把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基本原则长期稳定贯彻。

（三）要坚持在民和思想，促进和完善纳税人对税收活动的民主监督。

在法国，每当国会召开专门会议，对税制改革进行辩论时，电视台就开辟专门频道进行现场直播，纳税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反映自己的看法和意见[14].我们也应当探索灵活适用的途径落实广大纳税人的税收立法参与权等权利。其中最为有效和实用的应属建立有效的税收听证制度，使税收立法、执法和税款使用活动置于广泛的纳税人监督之内，保证各个环节的公开、公正、透明，以维护纳税人的权利。第一，在立法中，坚持《立法法》关于听证制度的基本精神，结合税收本身及其立法工作的特殊性，明确和完善税收法律体系中的立法听证程序，制定具体的操作规程，保证立法者立法时能够听到广泛的纳税人意见。第二，在征纳法律体系中确立税务听证程序，即税务机关在进行征税及其相关行为之前，在作出影响纳税人利益的行政决定前应告知作出决定的理由及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听证程序的运用可以增强税收行为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有效避免国家公权机关滥用权力侵害纳税人权利。第三，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纳税人履行了纳税义务，若不能得到权利的实现、利益的满足，就会从主观上产生抵触情绪，税收就只能变成强制而使税收法律关系陷入恶性循环。所以，应保证纳税人享有税款使用决策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处于主人翁地位的纳税人，才会自觉地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才会具有纳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强制纳税转变成自觉纳税。目前我国纳税人只能从每年的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中知悉税款的基本使用情况，不能满足纳税人的知情权的要求。因此，在税款使用中，纳税人可以对国家机关进行重大用税行为之前，通过采用听证会形式阐述意见，监督税款的使用，以确保税款的使用符合大多数纳税人的意愿和利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四）建立有效的权利救济方式作为权利维护的最后一道屏障。

英国法谚“无救济即无权利”，说明了司法救济是最有效的方式，完善税务诉讼制度是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必然要求。

司法救济是最有效的救济方式，因此完善税务诉讼是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必然要求。我国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和《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已经比较明确地规定，当纳税人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税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解决与税务机关的纠纷。我国税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有助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税务机关依法征，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纳税人的权利。但税收诉讼问题还是有自身的特殊需要的，这一点上，行政诉讼不能完全解决纳税人权利的全面保护问题，在某些领域，纳税人权利的司法保护是不充分的或是缺失的。这些问题集中在税收立法和税款使用上。第一，对于税收立法过程中有关部门的非法操作，比如在应举行听证会时不举行或不正当举行行为，纳税人作为权利人应有权提讼；第二，对于用税活动中出现的非法行为，比如用税人不合法用税

或用税不公开、不透明时，纳税人同样应有诉讼资格提讼，这样就可以更完整地保护纳税人的权利。

现行行政诉讼法本身对于解决税收征纳关系纠纷比较契合，而对于上述事前、事后税收纠纷，则无从适用。要更进一步完善涉税诉讼，充分保护纳税人权利，就要在两方面改善现有的司法制度：

第一，扩大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目前我国法院仅对于税收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具有审查权，但对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本身却需要对其所依据的税收法律法规的合法性、合宪性进行审查。因此，应当赋予法院对于国家机关制订税收法律法规，决定税收开征、停征、减免等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权利。

第二，建立纳税人诉讼制度。纳税人诉讼，是指纳税人（纳税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和负税人）和举报人以纳税人的身份就税款的征收、减免以及使用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它是纳税人享有监督政府合理征收、使用税款的权利的司法监督途径。[15]这一制度现在为美国、英国、日本等国普遍接受，都认为税收、财政的健全和完善需要纳税人的监督。通过赋予个人以纳税人的身份对于税收问题提讼，社会公众不仅可以通过税法约束政府的课税行为，而且还将进一步决定着政府对税款的使用，从而确保政府支出遵循社会公共利益。

当然，在我国无论是司法审查权的扩大还是纳税人诉讼的设置，都需要根据实际国情和人民需要来循序渐进、认真细致地进行。但我们应当坚定这一改革方向，为充分维护纳税人利益积极探索。

五、结语

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关系到税收法律关系的实质平等性，反映了人民原则和公共财政制度在税收问题上的必然要求。只有科学界定、充分保护纳税人的权利，才能真正维护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有效实现国家税收制度的功能和目的，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发展。而当前我国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在法律制度层面上仍不完善，需要破旧立新。可以说，充分维护纳税人权利，任重而道远，必须不断努力研究和探索。

「注释

[1]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341页。

[2]陈伟鸿《税收法律关系、公共财政与纳税人权利》，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2月。

[3]（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4]（日）北野弘久著，陈刚、杨建广等译《税法学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53页。

[5]（日）北野弘久著，陈刚、杨建广等译《税法学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59页。

[6]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0页。

[7]（美）奥姆斯。M.布坎南：《民主财政论》，穆怀朋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6页。转引自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350页。

[8]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

[9]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

[10]李行《论纳税人权利之保障》，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8226；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六期，第25页。

[11]李行《论纳税人权利之保障》，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8226；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6期，第225页。

[12]（日）北野弘久著，陈刚、杨建广等译《税法学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64-65页。

[13]单扬《纳税人权利问题的法律视角》，载于《税务纵横》，2003年第4期，第19页。

[14]陈伟鸿《税收法律关系、公共财政与纳税人权利》，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138页。

[15]李桂英《试论纳税人诉讼制度》，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75页。

「参考资料

1、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2月版。

2、（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3、（日）北野弘久著，陈刚、杨建广等译《税法学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月版。

4、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

5、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6、陈伟鸿《税收法律关系、公共财政与纳税人权利》，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2月。

7、李行《论纳税人权利之保障》，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8226；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六期。

8、李桂英《试论纳税人诉讼制度》，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法律平等论文例2

保障公民权利是法治建设的核心要求，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载入庄重的《宪法》之中，标志着我国公民权利正迈向新的时代。而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度内，农民权利的充分实现无疑是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新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分析农村改革的经验时指出摘要：“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这里的自主要有两个方面摘要：一是通过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农民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主体；二是随着的解体，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农民的民利得到落实和保障，农民成为了政治生活的主体。通过扩大农民的自，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农村和农民生活面貌的历史性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当前农民的权利仍是欠缺的不完整的，和其他社会主体相比，农民更缺乏的是平等权利。农民平等权利的欠缺，已成为农村和农民迈入市场经济的重大障碍。因此，用法律保障农民的平等权利不仅能体现现代民主社会对农民的关爱，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一、农民政治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农民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没有任何权利，只能是绝对君主意志支配的政治客体，农民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制度化的途径表达其意愿。农村的矛盾在农民的逆来顺受中不断积累和激化，以致引起整个社会的大动荡，这正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深刻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他们和工人阶级一起结成政治上的联盟，共同执掌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但是，我国农民在实际政治权利的占有和利益表达机制方面和城市居民仍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反映到了法律上。如1953年的《选举法》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这个比例一直延续到1995年，新《选举法》才统一把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的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改为4∶1；在直辖市、市、市辖区，规定农村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有农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届67人，占5.46％；第三届209人，占6.87％；第四届662人，占22.9％；第五届720人，占20.59％；第六届348人，占11.7％；第七届和工人代表合占23％；第八届280人，占9.4％；第九届240人，占8％。［2］由此可见，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中，农民所占的份额和其有80％多数人口的事实极不相当。而且即使按农村和城市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8∶1的理论模型设计，假设农村人口占80％，城市人口占20％，则农村选出的代表也应占到33.3％，这和实际出入也很大。假如考虑到非农民代表也能代表农民的利益，那似乎能理解这一现象，但这样一来，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出不同的规定就没有意义了。对照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权，国家则给予充分的尊重。少数民族人口占我国人口约8％左右，在历届全国人大中所占的份额最低是四届人大的9.4％，最高是七届人大的15％，九届人大为14.4％，［3］这对于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发挥了积极的功能。在另一个社会各阶层参和国家生活的重要场所-人民政协中，农民委员就更少了，在七届全国政协的一千多名委员中仅有2名是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农民也缺乏统一的群众组织。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共青团，私营企业主都有个协会，这些群众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该社会成员的利益。由于政治参和渠道的残缺，各自承包经营、分散的农民很难抗衡现代政治国家中不法权力的侵害，以至各种坑农、伤农、卡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各种摊派、集资名目繁多，虽经中心三令五申，农民负担新问题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逐步取消对农民政治权利不平等的法律规定，尽管农民可能因为行为能力等原因不能充分行使民利，但法律却不能因此作出不平等的规定。

作为农民政治权利最重要表现形式的选举权，理论界有两种观点摘要：由于工人数量远远小于农民数量，假如农民代表的比例过大，便不能使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得到应有的体现；［4］假如城乡都按同等比例选代表，则人民代表大会就会变为农民代表大会了。［5］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偏颇的。前已述及在人民民主的国家里，工人阶级虽居于领导地位，但工人和农民的法律地位仍应是平等的。人民民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的反映和代表。比如在50年代国家工业化之初，工业化是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的，实际上我国广大翻身农民也懂得这个道理，他们积极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即使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左”倾错误和自然灾难的影响，农村出现了大批农民饿死的情况，他们仍然交“爱国粮”，没有出现历史上农民因饥寒交迫群起反叛的行为。［6］但在国家已经或初步实现工业化后，就应当反哺农民，而由于代表农民利益的代表比例被过分压低，就很难实现农民当年支持工业化期望的那部分长远利益。这就是政治权利的潜在影响，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待遇也轻易使“领导”的性质发生改变。而那种怕把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农民代表大会的思想前提无非有二摘要：一认为农民是二等公民，这显然不对；二认为农民素质低、参政能力差，这恐怕是最主要的顾虑。但这里假如弄清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和农民代表的区别后，就不应该有这种顾虑了。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不一定必是农民，也可以是素质高、参政能力强的专家，只要他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又何尝不可以做代表。实践中，北京人去做天津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甚至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已不是什么新闻。因此，对选举权作出不平等的规定客观上只会使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使本已存在的城乡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扩大，和社会主义缩小进而消灭城乡差别的目标相冲突。二、农民经济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农村和农民也不例外。然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向。［7］收入差别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农民经济平等权利的缺乏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先看农民的资源分配权利。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体国民，但实际上，国有资产带来的收益几乎为城市阶层所垄断。从我国工业化的过程来看，几十年来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原始股东。据统计，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向国家提供的积累，从1952年到1986年是5823.74亿元，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4.38亿元，两项合计6868.12亿元，约占农民所创造价值的18.5％。以后每年继续增加，到1994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为670亿元，加上农业和乡镇企业上交的税收，每年直接或间接为国家提供1000亿元的积累资金。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却逐年下降，在“六五”期间占投资总额的10％，“七五”期间占5％，到1993、1994年分别下降为2.2％和1.9％，仅及同期国有企业用于房地产投资的13％左右。农业投资用于水利方面的很大一部分还是解决城市和工业用水的。［8］值得指出的是，农民为国家提供的积累相当一部分直接转化成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福利，“一旦成为城市人口，每年便可从国家取得120元的粮油补助，国家财政每年为城市人口提供食物补贴500多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近1／4.”［9］国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使农业在为工业化进程承担积累重负的同时失去了自身的发展机会，即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机会。在发达国家，当工业产值已经超过或接近农业产值时，政府便开始对农业实行愈来愈强的扶助政策，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积累用于农业的发展。如日本，财政收入中农业一般只占1％，但农业投入却占总预算的10％。90年代，日本对农业投资额的年递增率达13.4％。美国政府则把农业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对农业生产给予大量的投资和补贴。［10］因此，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国家理应在资源宏观分配上向农村和农民倾斜，回报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扶助先天不足的农民参和市场竞争。

再看农民的市场交易权。平等交易是农民参和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但目前从整体上来看，农民在市场交易中是处于劣势的，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多。首先，我国农业尚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时期，处在用黄牛耕地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把这种状况的农业完全推向市场，其优胜劣汰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其次，农业产品出售时，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还要遭到人为的控制，如低价定购、禁止自由交易（由粮食部门独家购买、禁止跨地区销售等），或者出现过度的竞争，使农产品的预期利润难以实现；再次，农民在购买农用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时，面对的却是卖方垄断市场，分散的农民没有能力去参加谈判，影响市场价格，他们进行的是不平等的交易。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仅1995年国产尿素价格即比上年上涨50％，农药上涨18％，农膜上涨31％。［11］所以在当前庞大的传统农业和比较发达的现代工业并存的情况下，国家对农业实施保护，使农民获得平等交易的权利，是国家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支付的社会费用和发展成本。

三、农民社会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人类社会产生以后，任何人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社会生活之中。他们必然要为社会作出特定的贡献，也必然要从社会享受一定的利益和待遇。”［12］城市和乡村是构成社会两个密切不分的组成部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同是历史的创造者，但由于城乡的二元结构，使得农民在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方面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劳动权利不平等

我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第12条却限制解释为摘要：“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不同而受歧视。”因此，劳动者就业，因出身而受歧视屡见不鲜。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农民身分的歧视。农民除自身很难变换职业外，其子子孙孙也只能做农民，除非通过高考进国家正规院校或参军提干变更其身分。尽管理论界人士反复呼吁平等就业、公平竞争、劳动力自由流动，以推动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劳动力市场的尽快形成，但限制农民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却纷纷出现。如1994年11月，劳动部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第5条规定摘要：“当本地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用人单位可跨省招用农村劳动力。（一）经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确属因本地劳动力普遍短缺，需跨省招收人员；（二）用人单位需招收人员的行业、工种，属于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的，在本地无法招足所需人员的行业、工种；（三）不属于上述情况，但用人单位在规定的范围和期限内，无法招到或招足所需人员。”在青岛，该市将对外来劳动力的招用数量控制在市属企业职工总数的14％以内，并规定每使用外来劳务一人需交纳50元费用，而每吸收一个本地待岗6个月以上且女在35岁或男在40岁以上的人员则可获得3000元补贴。上海市则对本市劳动者统一实行《劳动手册》制度，并以“先城镇、后农村，先本市、后外地”的用工原则，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它们规定，凡能布置下岗和待工人员的工种岗位，企业不能使用外来劳动力；依法可以使用外地劳动力的用人单位或个体工商户必须申请《务工证》，交纳务工管理费，接受劳动监察，或在使用外地劳动力时按一定比例招收本市城镇劳动力，不准擅自使用、聘用或未到指定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招收，或招用自行来沪寻找工作的外地劳动力；合法招收外地劳动力时须通过市劳动服务公司职业介绍中心或指定的职业介绍服务机构登报公开招聘，招聘不足后方可按一定程序聘用外来劳动力。在武汉，《武汉市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1999年1月22日）一方面在第5条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一方面在第7条规定外来劳动者求职须办理许可手续，第13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本市失业、下岗职工的，按规定享受有关待遇，在第14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外来劳动力的，应符合本市外来劳动力计划和行业工种目录要求，实行职业保留制度。尽管各地就业政策向本地城镇偏斜，但“贵族化”的城市就业者似乎并不领情，不少人宁愿坐在家中领社会保障金也不愿去干“脏、累、差、重”的工作。据报载，南京市环卫部门共用了2000多农民工，为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新问题，计划“腾笼换鸟”，却仅有50名下岗职工报名，真正上班的只有10人。［13］显然，一些地方对劳动就业的不平等规定，使农民成了城市里的“二等公民”。平等就业权是国家对公民生存权平等保护在劳动权上的反映，歧视农民工的政策，人为地强化了城里人和乡里人的身分等级色彩。

2.教育方面权利的不平等

教育是一种非凡权利，保证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基础。然而长期以来办学政策对农民的歧视，使农民没有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从教育经费上看，国家每年几百亿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用于城市，而广大农村则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办教育。从1985年起，国家财政还取消了对农村每个中学生3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拨款，改为农民在“三提五统”中支出，农村学校只能依靠农民自己出钱集资建设和改造。从师资力量上看，那些经过正规培训、具有较高教学能力的教师被优先布置在城市，而农村地区，尤其是落后山区，师资奇缺，民办教师仍被委以重任。此外还有户籍制度限制农民子弟对教育资源的选择，以及在升学中城乡不同分数线的设定，使得农民子弟在教学质量更低的情况下还要去跨越更高的升学门槛。据统计，1998年我国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8.9％，初中入学率为87.3％，小学学生和初中学生的辍学率分别为0.93％和3.23％。［14］从实际情况来看，不能入学和中途辍学的基本上都是贫穷的农民子弟，且数字有可能更大。在某大城市郊区，还出现过本有百余名学生的村办小学，因大多交不起学费，只有10多人上学的现象，［15］更不用说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的子女是如何背着书包找学堂的。［16］农民的文化素质低是农村社会的主要新问题之一，而教育跟不上则是直接原因。它使许多农民难以接受科技知识，农业生产率难以提高。保护农民教育权利的平等对解决我国农村和农民新问题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3.社会保障权利的不平等

长期以来，城市居民享受了“高就业、高福利、高补贴”，国家每年为城市居民提供几百至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城市职工可享受退休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多项社会福利，农村只有少量贫困人口享受一点微薄的社会救济。我国《宪法》第44条有关公民退休权的规定也只限于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国家工作人员，农民不得不养儿防老，使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艰难，更加深了农村的贫困。据统计，1990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保障支出977亿元，占88.6％，农村仅126亿元，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包括特困救济、优扶军烈属等），相差29.5倍。［17］即使是进城工作的农民，也不可能和城市职工享受同等社会保障待遇，他们地位低微，经常被叫做“打工仔”或“打工崽”。根据1999年1月国务院颁发的《失业保险条例》，失业主体仅限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农民工连续工作满一年后失去工作的，只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不能享受城镇职工的失业保险待遇。因此，我国农民几乎处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正如一位社会保障专家指出摘要：“至今为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究和建立，都是面向城镇居民的，对于占人口70％的农村，基本上没有考虑。”［18］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国家每年拿出几百亿元用于城镇，农村几乎享受不到分文，一些农村为了兴办公益事业，不得不在农民头上摊派、集资、收费。长期国家政策偏斜导致的城乡差别，使得一些人在户口新问题上大做文章、“挖掘潜力”，到1992年上半年，全国几乎每一个省份都出现了“买户口”的现象。据公安部对全国17个省区950个市（县）的不完全统计，共办理收费农转非户口248万人，每个户口收费2千元到2万元不等，仅1992年各地卖户口所得金额超过100亿元，有可能达到200亿元之巨。［19］这是对农民裸的剥夺。

4.缺乏受社会尊重的权利

在我国有悠久的重农传统，“锄禾日当午”是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内陆型的地理条件使农耕成为华夏文明萌生和延续的基础。因此，农民首先是一种职业，专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口，和其他劳动者一样，都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不劳而获才是羞耻的。但在当代却有一种奇异的现象，人们看不起农业劳动，更鄙视农民，农民进城被称为“乡里人”、“土巴子”甚至“打工崽”，其中不乏欺侮性的歧视。社会普遍的“贱农”意识使得农民千方百计“跳农门”，并形成浩浩荡荡的“民工潮”，此时，才让一些人惊慌失措，一些地方县一级还常设“遣返站”，采取各种办法甚至非法堵截和遣返进城农民工。有的“专家”还建议，“应想办法让农民呆在家里不出来”。农民在我国日益成为一个身分概念，而不是一个职业概念，它和“非农”严格对应。无论是在乡务农，还是在城打工，农民在社会上实际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

四、结语

应当看到，我国的城乡差别是长期历史形成的，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注摘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消除城乡差别，充分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需要一定的物质前提，但绝不能简单一句“权利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把一切存在都当成合理的，否定农民的平等权利。广大农民假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不能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事实上的平等权利，这些“非凡公民”久而久之必然会产生不平等感，影响他们对政府的认同，甚至出现隔阂和抵触，使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工农联盟受到伤害，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城乡差别虽然是历史造成的，但缩小乃至最终消灭城乡差别究竟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而且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要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下子充分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是不现实的，却至少是要朝这个目标努力，不能人为地扩大城乡差别。考虑到我国城市长期对乡村的“抽血”和乡村长期落后于城市的状况，单靠乡村的自然发展已不能改变乡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甚至会陷入更贫穷落后的“马太”效应窘境中，必须在政治上支持农民积极参和国家生活，在经济上积极扶助农民，在法律上确认农民的平等权利。卢梭有一句名言摘要：“恰恰因为事物的力量总是倾向于破坏平等，所以，法律的力量就应该总是倾向于维护平等。”（注摘要：［法］卢梭摘要：《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0页。）在建设法治国家作为我们直接目标的时代，在立法、执法等方面采取切实办法，促进和保障农民的平等权。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关乎中国民主法制建设之根本，关乎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最终能否建成的大新问题，应当引起法学界、法律界的高度重视。

注释摘要：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2］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

［3］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

［4］参见魏定仁主编摘要：《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5］参见郭道晖摘要：《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6］据专家估计，在1958～1961年的三年饥荒期，有1650万人饿死。参见万安培摘要：《制度重构和观念转变》，《江汉论坛》1996年第11期。

［7］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测算，1983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为1.6∶1，到1997年扩大到2.7∶1.假如城市居民的收入再计入各种福利收入，而农民的收入则扣减各种负担和不能进入社会交换的实物收入，实际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5∶1，甚至更多。参见杨宜勇等摘要：《公平和效率》，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页；杨宜勇摘要：《什么妨碍了共同富裕》，《长江日报》1999年9月13日。

［8］参见郭书田摘要：《再论当今的中国农民新问题》，《农业经济新问题》1995年第10期。

［9］徐国栋摘要：《迁徙自由和城乡差别》，《中外法学》1992年第5期。

［10］参见李卫宁等摘要：《发达国家建立农业投入机制的要点》，《中国农业经济》1996年第11期。

［11］参见杨宜勇等摘要：《公平和效率》，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12］何华辉摘要：《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

［13］参见《南京环卫难留下岗工》，《人民日报》1999年4月19日。

［14］国家统计局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9年第8号。

［15］参见李利民等摘要：《高价学费吓跑学生伢》，《长江日报》1998年2月26日。

［16］参见鲁平摘要：《打工人家小儿郎背着书包找学堂》，《中国轻工报》1999年2月6日。

法律平等论文例3

保障公民权利是法治建设的核心要求，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载入庄重的《宪法》之中，标志着我国公民权利正迈向新的时代。而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度内，农民权利的充分实现无疑是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新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分析农村改革的经验时指出摘要：“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这里的自主要有两个方面摘要：一是通过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农民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主体；二是随着的解体，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农民的民利得到落实和保障，农民成为了政治生活的主体。通过扩大农民的自，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农村和农民生活面貌的历史性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当前农民的权利仍是欠缺的不完整的，和其他社会主体相比，农民更缺乏的是平等权利。农民平等权利的欠缺，已成为农村和农民迈入市场经济的重大障碍。因此，用法律保障农民的平等权利不仅能体现现代民主社会对农民的关爱，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一、农民政治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农民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没有任何权利，只能是绝对君主意志支配的政治客体，农民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制度化的途径表达其意愿。农村的矛盾在农民的逆来顺受中不断积累和激化，以致引起整个社会的大动荡，这正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深刻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他们和工人阶级一起结成政治上的联盟，共同执掌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但是，我国农民在实际政治权利的占有和利益表达机制方面和城市居民仍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反映到了法律上。如1953年的《选举法》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这个比例一直延续到1995年，新《选举法》才统一把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的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改为4∶1；在直辖市、市、市辖区，规定农村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有农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届67人，占5.46％；第三届209人，占6.87％；第四届662人，占22.9％；第五届720人，占20.59％；第六届348人，占11.7％；第七届和工人代表合占23％；第八届280人，占9.4％；第九届240人，占8％。［2］由此可见，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中，农民所占的份额和其有80％多数人口的事实极不相当。而且即使按农村和城市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8∶1的理论模型设计，假设农村人口占80％，城市人口占20％，则农村选出的代表也应占到33.3％，这和实际出入也很大。假如考虑到非农民代表也能代表农民的利益，那似乎能理解这一现象，但这样一来，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出不同的规定就没有意义了。对照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权，国家则给予充分的尊重。少数民族人口占我国人口约8％左右，在历届全国人大中所占的份额最低是四届人大的9.4％，最高是七届人大的15％，九届人大为14.4％，［3］这对于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发挥了积极的功能。在另一个社会各阶层参和国家生活的重要场所-人民政协中，农民委员就更少了，在七届全国政协的一千多名委员中仅有2名是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农民也缺乏统一的群众组织。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共青团，私营企业主都有个协会，这些群众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该社会成员的利益。由于政治参和渠道的残缺，各自承包经营、分散的农民很难抗衡现代政治国家中不法权力的侵害，以至各种坑农、伤农、卡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各种摊派、集资名目繁多，虽经中心三令五申，农民负担新问题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逐步取消对农民政治权利不平等的法律规定，尽管农民可能因为行为能力等原因不能充分行使民利，但法律却不能因此作出不平等的规定。

作为农民政治权利最重要表现形式的选举权，理论界有两种观点摘要：由于工人数量远远小于农民数量，假如农民代表的比例过大，便不能使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得到应有的体现；［4］假如城乡都按同等比例选代表，则人民代表大会就会变为农民代表大会了。［5］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偏颇的。前已述及在人民民主的国家里，工人阶级虽居于领导地位，但工人和农民的法律地位仍应是平等的。人民民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的反映和代表。比如在50年代国家工业化之初，工业化是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的，实际上我国广大翻身农民也懂得这个道理，他们积极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即使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左”倾错误和自然灾难的影响，农村出现了大批农民饿死的情况，他们仍然交“爱国粮”，没有出现历史上农民因饥寒交迫群起反叛的行为。［6］但在国家已经或初步实现工业化后，就应当反哺农民，而由于代表农民利益的代表比例被过分压低，就很难实现农民当年支持工业化期望的那部分长远利益。这就是政治权利的潜在影响，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待遇也轻易使“领导”的性质发生改变。而那种怕把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农民代表大会的思想前提无非有二摘要：一认为农民是二等公民，这显然不对；二认为农民素质低、参政能力差，这恐怕是最主要的顾虑。但这里假如弄清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和农民代表的区别后，就不应该有这种顾虑了。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不一定必是农民，也可以是素质高、参政能力强的专家，只要他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又何尝不可以做代表。实践中，北京人去做天津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甚至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已不是什么新闻。因此，对选举权作出不平等的规定客观上只会使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使本已存在的城乡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扩大，和社会主义缩小进而消灭城乡差别的目标相冲突。

二、农民经济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农村和农民也不例外。然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向。［7］收入差别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农民经济平等权利的缺乏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先看农民的资源分配权利。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体国民，但实际上，国有资产带来的收益几乎为城市阶层所垄断。从我国工业化的过程来看，几十年来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原始股东。据统计，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向国家提供的积累，从1952年到1986年是5823.74亿元，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两项合计6868.12亿元，约占农民所创造价值的18.5％。以后每年继续增加，到1994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为670亿元，加上农业和乡镇企业上交的税收，每年直接或间接为国家提供1000亿元的积累资金。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却逐年下降，在“六五”期间占投资总额的10％，“七五”期间占5％，到1993、1994年分别下降为2.2％和1.9％，仅及同期国有企业用于房地产投资的13％左右。农业投资用于水利方面的很大一部分还是解决城市和工业用水的。［8］值得指出的是，农民为国家提供的积累相当一部分直接转化成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福利，“一旦成为城市人口，每年便可从国家取得120元的粮油补助，国家财政每年为城市人口提供食物补贴500多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近1／4.”［9］国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使农业在为工业化进程承担积累重负的同时失去了自身的发展机会，即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机会。在发达国家，当工业产值已经超过或接近农业产值时，政府便开始对农业实行愈来愈强的扶助政策，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积累用于农业的发展。如日本，财政收入中农业一般只占1％，但农业投入却占总预算的10％。90年代，日本对农业投资额的年递增率达13.4％。美国政府则把农业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对农业生产给予大量的投资和补贴。［10］因此，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国家理应在资源宏观分配上向农村和农民倾斜，回报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扶助先天不足的农民参和市场竞争。

再看农民的市场交易权。平等交易是农民参和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但目前从整体上来看，农民在市场交易中是处于劣势的，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多。首先，我国农业尚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时期，处在用黄牛耕地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把这种状况的农业完全推向市场，其优胜劣汰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其次，农业产品出售时，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还要遭到人为的控制，如低价定购、禁止自由交易（由粮食部门独家购买、禁止跨地区销售等），或者出现过度的竞争，使农产品的预期利润难以实现；再次，农民在购买农用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时，面对的却是卖方垄断市场，分散的农民没有能力去参加谈判，影响市场价格，他们进行的是不平等的交易。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仅1995年国产尿素价格即比上年上涨50％，农药上涨18％，农膜上涨31％。［11］所以在当前庞大的传统农业和比较发达的现代工业并存的情况下，国家对农业实施保护，使农民获得平等交易的权利，是国家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支付的社会费用和发展成本。

三、农民社会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人类社会产生以后，任何人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社会生活之中。他们必然要为社会作出特定的贡献，也必然要从社会享受一定的利益和待遇。”［12］城市和乡村是构成社会两个密切不分的组成部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同是历史的创造者，但由于城乡的二元结构，使得农民在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方面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劳动权利不平等

我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第12条却限制解释为摘要：“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不同而受歧视。”因此，劳动者就业，因出身而受歧视屡见不鲜。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农民身分的歧视。农民除自身很难变换职业外，其子子孙孙也只能做农民，除非通过高考进国家正规院校或参军提干变更其身分。尽管理论界人士反复呼吁平等就业、公平竞争、劳动力自由流动，以推动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劳动力市场的尽快形成，但限制农民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却纷纷出现。如1994年11月，劳动部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第5条规定摘要：“当本地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用人单位可跨省招用农村劳动力。（一）经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确属因本地劳动力普遍短缺，需跨省招收人员；（二）用人单位需招收人员的行业、工种，属于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的，在本地无法招足所需人员的行业、工种；（三）不属于上述情况，但用人单位在规定的范围和期限内，无法招到或招足所需人员。”在青岛，该市将对外来劳动力的招用数量控制在市属企业职工总数的14％以内，并规定每使用外来劳务一人需交纳50元费用，而每吸收一个本地待岗6个月以上且女在35岁或男在40岁以上的人员则可获得3000元补贴。上海市则对本市劳动者统一实行《劳动手册》制度，并以“先城镇、后农村，先本市、后外地”的用工原则，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它们规定，凡能布置下岗和待工人员的工种岗位，企业不能使用外来劳动力；依法可以使用外地劳动力的用人单位或个体工商户必须申请《务工证》，交纳务工管理费，接受劳动监察，或在使用外地劳动力时按一定比例招收本市城镇劳动力，不准擅自使用、聘用或未到指定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招收，或招用自行来沪寻找工作的外地劳动力；合法招收外地劳动力时须通过市劳动服务公司职业介绍中心或指定的职业介绍服务机构登报公开招聘，招聘不足后方可按一定程序聘用外来劳动力。在武汉，《武汉市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1999年1月22日）一方面在第5条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一方面在第7条规定外来劳动者求职须办理许可手续，第13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本市失业、下岗职工的，按规定享受有关待遇，在第14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外来劳动力的，应符合本市外来劳动力计划和行业工种目录要求，实行职业保留制度。尽管各地就业政策向本地城镇偏斜，但“贵族化”的城市就业者似乎并不领情，不少人宁愿坐在家中领社会保障金也不愿去干“脏、累、差、重”的工作。据报载，南京市环卫部门共用了2000多农民工，为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新问题，计划“腾笼换鸟”，却仅有50名下岗职工报名，真正上班的只有10人。［13］显然，一些地方对劳动就业的不平等规定，使农民成了城市里的“二等公民”。平等就业权是国家对公民生存权平等保护在劳动权上的反映，歧视农民工的政策，人为地强化了城里人和乡里人的身分等级色彩。

2.教育方面权利的不平等

教育是一种非凡权利，保证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基础。然而长期以来办学政策对农民的歧视，使农民没有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从教育经费上看，国家每年几百亿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用于城市，而广大农村则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办教育。从1985年起，国家财政还取消了对农村每个中学生3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拨款，改为农民在“三提五统”中支出，农村学校只能依靠农民自己出钱集资建设和改造。从师资力量上看，那些经过正规培训、具有较高教学能力的教师被优先布置在城市，而农村地区，尤其是落后山区，师资奇缺，民办教师仍被委以重任。此外还有户籍制度限制农民子弟对教育资源的选择，以及在升学中城乡不同分数线的设定，使得农民子弟在教学质量更低的情况下还要去跨越更高的升学门槛。据统计，1998年我国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8.9％，初中入学率为87.3％，小学学生和初中学生的辍学率分别为0.93％和3.23％。［14］从实际情况来看，不能入学和中途辍学的基本上都是贫穷的农民子弟，且数字有可能更大。在某大城市郊区，还出现过本有百余名学生的村办小学，因大多交不起学费，只有10多人上学的现象，［15］更不用说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的子女是如何背着书包找学堂的。［16］农民的文化素质低是农村社会的主要新问题之一，而教育跟不上则是直接原因。它使许多农民难以接受科技知识，农业生产率难以提高。保护农民教育权利的平等对解决我国农村和农民新问题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3.社会保障权利的不平等

长期以来，城市居民享受了“高就业、高福利、高补贴”，国家每年为城市居民提供几百至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城市职工可享受退休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多项社会福利，农村只有少量贫困人口享受一点微薄的社会救济。我国《宪法》第44条有关公民退休权的规定也只限于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国家工作人员，农民不得不养儿防老，使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艰难，更加深了农村的贫困。据统计，1990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保障支出977亿元，占88.6％，农村仅126亿元，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包括特困救济、优扶军烈属等），相差29.5倍。［17］即使是进城工作的农民，也不可能和城市职工享受同等社会保障待遇，他们地位低微，经常被叫做“打工仔”或“打工崽”。根据1999年1月国务院颁发的《失业保险条例》，失业主体仅限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农民工连续工作满一年后失去工作的，只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不能享受城镇职工的失业保险待遇。因此，我国农民几乎处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正如一位社会保障专家指出摘要：“至今为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究和建立，都是面向城镇居民的，对于占人口70％的农村，基本上没有考虑。”［18］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国家每年拿出几百亿元用于城镇，农村几乎享受不到分文，一些农村为了兴办公益事业，不得不在农民头上摊派、集资、收费。长期国家政策偏斜导致的城乡差别，使得一些人在户口新问题上大做文章、“挖掘潜力”，到1992年上半年，全国几乎每一个省份都出现了“买户口”的现象。据公安部对全国17个省区950个市（县）的不完全统计，共办理收费农转非户口248万人，每个户口收费2千元到2万元不等，仅1992年各地卖户口所得金额超过100亿元，有可能达到200亿元之巨。［19］这是对农民裸的剥夺。

4.缺乏受社会尊重的权利

在我国有悠久的重农传统，“锄禾日当午”是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内陆型的地理条件使农耕成为华夏文明萌生和延续的基础。因此，农民首先是一种职业，专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口，和其他劳动者一样，都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不劳而获才是羞耻的。但在当代却有一种奇异的现象，人们看不起农业劳动，更鄙视农民，农民进城被称为“乡里人”、“土巴子”甚至“打工崽”，其中不乏欺侮性的歧视。社会普遍的“贱农”意识使得农民千方百计“跳农门”，并形成浩浩荡荡的“民工潮”，此时，才让一些人惊慌失措，一些地方县一级还常设“遣返站”，采取各种办法甚至非法堵截和遣返进城农民工。有的“专家”还建议，“应想办法让农民呆在家里不出来”。农民在我国日益成为一个身分概念，而不是一个职业概念，它和“非农”严格对应。无论是在乡务农，还是在城打工，农民在社会上实际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

四、结语

应当看到，我国的城乡差别是长期历史形成的，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注摘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消除城乡差别，充分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需要一定的物质前提，但绝不能简单一句“权利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把一切存在都当成合理的，否定农民的平等权利。广大农民假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不能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事实上的平等权利，这些“非凡公民”久而久之必然会产生不平等感，影响他们对政府的认同，甚至出现隔阂和抵触，使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工农联盟受到伤害，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城乡差别虽然是历史造成的，但缩小乃至最终消灭城乡差别究竟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而且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要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下子充分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是不现实的，却至少是要朝这个目标努力，不能人为地扩大城乡差别。考虑到我国城市长期对乡村的“抽血”和乡村长期落后于城市的状况，单靠乡村的自然发展已不能改变乡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甚至会陷入更贫穷落后的“马太”效应窘境中，必须在政治上支持农民积极参和国家生活，在经济上积极扶助农民，在法律上确认农民的平等权利。卢梭有一句名言摘要：“恰恰因为事物的力量总是倾向于破坏平等，所以，法律的力量就应该总是倾向于维护平等。”（注摘要：［法］卢梭摘要：《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0页。）在建设法治国家作为我们直接目标的时代，在立法、执法等方面采取切实办法，促进和保障农民的平等权。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关乎中国民主法制建设之根本，关乎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最终能否建成的大新问题，应当引起法学界、法律界的高度重视。

注释摘要：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2］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

［3］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

［4］参见魏定仁主编摘要：《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5］参见郭道晖摘要：《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6］据专家估计，在1958～1961年的三年饥荒期，有1650万人饿死。参见万安培摘要：《制度重构和观念转变》，《江汉论坛》1996年第11期。

［7］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测算，1983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为1.6∶1，到1997年扩大到2.7∶1.假如城市居民的收入再计入各种福利收入，而农民的收入则扣减各种负担和不能进入社会交换的实物收入，实际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5∶1，甚至更多。参见杨宜勇等摘要：《公平和效率》，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页；杨宜勇摘要：《什么妨碍了共同富裕》，《长江日报》1999年9月13日。

［8］参见郭书田摘要：《再论当今的中国农民新问题》，《农业经济新问题》1995年第10期。

［9］徐国栋摘要：《迁徙自由和城乡差别》，《中外法学》1992年第5期。

［10］参见李卫宁等摘要：《发达国家建立农业投入机制的要点》，《中国农业经济》1996年第11期。

［11］参见杨宜勇等摘要：《公平和效率》，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12］何华辉摘要：《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

［13］参见《南京环卫难留下岗工》，《人民日报》1999年4月19日。

［14］国家统计局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9年第8号。

［15］参见李利民等摘要：《高价学费吓跑学生伢》，《长江日报》1998年2月26日。

［16］参见鲁平摘要：《打工人家小儿郎背着书包找学堂》，《中国轻工报》1999年2月6日。

法律平等论文例4

打开挪威男女平等事务督察官办公室的英文网页，在介绍克里斯丁这位新上任的督察官的段落中，我发现了这样一段对话： －-什么是你所理解的'男女平等'概念？（-Whatisyourunderstandingoftheconcept"genderequality"？） －-对我而言，男女平等是人权问题。是女性获得平等对待，和在社会中享有与男性同等地位的权利。同时，'男女平等'还意味着性别中立，即：它要消除社会中对男女两性的歧视。尽管目前我的大量工作是促进妇女的社会地位，但是，男女平等不仅仅是为妇女权利而战。它就象一个天平，如果不能在两性间保持平衡，无论哪个性别占据了较重份量，都不能说男女已经平等了。 在男女平等问题上，克里斯丁所持的论点和态度，确实与那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有很大区别。这肯定与她多年来从事性别平等监察工作有直接关系。这不禁让我想起月初那次研讨会上的一幕，当会议总结人GroHillestadThune女士（她曾经在欧洲人权法院，挪威妇女庇护所工作过，现在在挪威人权研究所工作。）说到'我们在保护人权的同时，不能侵犯人权'时，立刻得到了许多与会者的赞许。在第三天的挪威考察评估会上，许多中方男性代表认为，她是此次会议、参观活动中水平最高的挪方专家之一。支持这一观点的主要论据就是她的如上讲话。的确，男女平等，不仅仅在于解放妇女，而是要通过特别关注提高妇女地位的途径，消除两性中一方的弱势，使男女两性携手共进，从而实现人类多年的梦想――男女事实上的平等。 注释： 挪威人权研究所，1985年成立时隶属于挪威研究委员会；1995年成为奥斯陆大学法学院的一部分；从2009年开始更名为国家人权研究所，隶属于挪威外交部。 这里所说的督察官制度，在挪语和English/" class=kk>英语中都使用着一个词"Ombudsman"，据说英文的Ombudsman源于北欧国家的语言，这与此项制度源于北欧国家不无关系。对"Ombudsman"一词的中文翻译，目前有"监察官"，"督察专员"，本文译为"督察官"。 ArneFliflet："TheOmbudsman-AUsefulToolForImprovingPublicAdministrationAndPromotingHumanRights"，ModernNorway-AndChina，TheChinesePhotographicPress，1998，P.117. Supra3.P.120. 男女平等申诉委员会，也是男女平等法设立的执行机构之一。根据该法第11，第13条规定，申诉委员会由7人组成。其中，2名成员由挪威贸易联合会和挪威雇主联盟分别推荐任命；主席和副主席由国王任命，但其中一人必须具有能够担任法官的资格。其他成员多为律师。委员会受理的案件，可以由监察官提交，也可以是当事人主动要求的。同时，委员会也可以要求监察官提交某些特殊案件。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具有约束力。其决定的内容可以是禁止实施与该法相违背的行为，也可以包括采取必要的措施。但是，它无权判定违法行为人，是否给予受害人经济赔偿。 AnneLiseRyel："EqualityUndertheLaw-theNorwegianModel"，ModernNorway-AndChina，TheChinesePhotographicPress，1998，P.13 4. 该案例来自：English/">http://www.likestillingsombudet.no/English/ Supra6，P.133. 参见："Gender Equality in Norway-the National Report to the Fourth UN Conferenceon Women in Beijing1995"，Chapter3. Statutory Rights，P.17-18。

法律平等论文例5

1月13日（星期日）

上午9：00-11：30

下午2：30-5：00

上午9：00-11：30

下午2：30-5：00

金融 1020105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20 高等数学（一）　 00055 企业会计学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27007 应用文写作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国际贸易 1020109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20 高等数学（一）　 27007 应用文写作　 00092 中国对外贸易　 00088 基础英语　 00076 国际金融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餐饮管理 1020118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977 餐饮业法规　 04729 大学语文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工商管理　 1020176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20 高等数学（一）　 27007 应用文写作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27095 生产与运作管理

00148 国际企业管理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会计 1020203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20 高等数学（一）　 27007 应用文写作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27008 成本会计　 27009 管理会计　 27092 财务管理学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人力资源管理 1020205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20 高等数学（一）　 00164 劳动经济学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147 人力资源管理（一）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27007 应用文写作　 00165 劳动就业概论　 00163 管理心理学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市场营销 1020207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20 高等数学（一）　 00181 广告学（一）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27007 应用文写作　 00182 公共关系学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旅游管理 1020209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27007 应用文写作　 00012 英语（一）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182 公共关系学　 电子商务 1020215　 00890 市场营销（三）　 00888 电子商务英语

00896 电子商务概论　 00891 国际贸易实务（三）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物流管理 1020228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20 高等数学（一）　 05362 物流英语　 00012 英语（一）

00148 国际企业管理

00182 公共关系学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5372 国际物流导论　 采购与供应管理 1020265　 00147 人力资源管理（一）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5362 物流英语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销售管理 1020313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律师 1030111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262 法律文书写作

00918 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一）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法律

1030112　 00242 民法学　 00223 中国法制史　 00243 民事诉讼法学　 00244 经济法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261 行政法学　 04729 大学语文　 20245 刑法学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社会工作与管理

1030202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3350 社会研究方法　 00182 公共关系学　 04729 大学语文　 行政管理

1030301　 00147 人力资源管理（一）　 00341 公文写作与处理　 03350 社会研究方法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163 管理心理学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 大学语文　 00182 公共关系学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312 政治学概论　 学前教育

1040101　 00386 幼儿文学（一）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384 学前心理学　 00385 学前卫生学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729 大学语文　 小学教育

1040103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 大学语文　 00412 小学班主任　 29766 现代教师学　 心理健康教育

1040109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466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5615 心理健康教育概论　 29659 家庭心理治疗　 04729 大学语文　 汉语言文学

法律平等论文例6

时间 专业

星期六（1月12日）

星期日（1月13日）

上午（9:00--11:30）

下午（2:30--5:00）

上午（9:00--11:30）

下午（2:30--5:00）

金融（020105）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高等数学（一）（00020）　 企业会计学（00055） 大学语文（04729）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劳动和社会保障（02023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物流管理（02022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电子商务（020215）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工商企业管理（0202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高等数学（一）（00020）　 企业会计学（00055） 大学语文（04729）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会计（02020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财务管理学（00067）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高等数学（一）（00020）　 大学语文（04729）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市场营销（0202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高等数学（一）（00020）　 大学语文（04729）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法律（03011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民法学（00242）

中国法制史（00223）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民事诉讼法学（00243）

律师（030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监所管理（03010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行政管理（0303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英语（一）（00012）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公安管理（03040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餐饮管理（02011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学前教育（0401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英语（一）（00012）　 小学教育（04010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心理学（00031）　 汉语言文学（05011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古代汉语（00536）

英语（一）（00012）　 秘书学（05010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英语（一）（00012）　 英语 （0502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机电一体化工程（0803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高等数学（工专）（00022）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英语（一）（00012）　 计算机及应用（0807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数据结构导论（02142）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00342） 高等数学（工专）（00022）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数据库及其应用（02120） 英语（一）（00012）　 计算机信息管理（0822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00342）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高等数学（工专）（00022）　 大学语文（04729）　 英语（一）（00012） 数据库及其应用（02120）

房屋建筑工程（0808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高等数学（工专）（00022）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护理学（1007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心理健康教育（040109）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教育学（一）（00429）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心理学（00031）

艺术设计（050436）　 设计概论（00688）　 设计美学 （04026）　 构成基础理论（10899）　 包装设计理论与实务（10900）　 服装设计（050402）　 服装美学（05336）　 中国服装史（10896） 　 服装材料学（03908）

旅游管理（020209）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旅游心理学（00188） 大学语文（04729）

会计电算化（02024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财务管理学（0006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高等数学（一）（00020）　 大学语文（04729）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数据库及其应用（02120）

中药（10080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中药化学（03038）

日语（05020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法律平等论文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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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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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020105）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高等数学（一）（00020）　 企业会计学（00055）

大学语文（04729）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劳动和社会保障（02023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物流管理（02022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电子商务（020215）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工商企业管理（0202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高等数学（一）（00020）　 企业会计学（00055）

大学语文（04729）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会计（02020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财务管理学（00067）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高等数学（一）（00020）　 大学语文（04729）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市场营销（0202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高等数学（一）（00020）　 大学语文（04729）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法律（03011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民法学（00242）

中国法制史（00223）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民事诉讼法学（00243）

律师（030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监所管理（03010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行政管理（0303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英语（一）（00012）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公安管理（03040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餐饮管理（02011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学前教育（0401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英语（一）（00012）　 小学教育（04010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心理学（00031）　 汉语言文学（05011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古代汉语（00536）

英语（一）（00012）　 秘书学（05010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英语（一）（00012）　 英语 （0502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机电一体化工程（0803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高等数学（工专）（00022）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英语（一）（00012）　 计算机及应用（0807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数据结构导论（02142）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00342）

高等数学（工专）（00022）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数据库及其应用（02120）

英语（一）（00012）　 计算机信息管理（0822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00342）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高等数学（工专）（00022）　 大学语文（04729）　 英语（一）（00012）

数据库及其应用（02120）

房屋建筑工程（0808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高等数学（工专）（00022）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护理学（1007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心理健康教育（040109）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教育学（一）（00429）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心理学（00031）

艺术设计（050436）　 设计概论（00688）　 设计美学 （04026）　 构成基础理论（10899）　 包装设计理论与实务（10900）　 服装设计（050402）　 服装美学（05336）　 中国服装史（10896） 　 服装材料学（03908）

旅游管理（020209）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旅游心理学（00188）

大学语文（04729）

会计电算化（02024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财务管理学（0006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高等数学（一）（00020）　 大学语文（04729）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数据库及其应用（02120）

中药（10080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中药化学（03038）

日语（05020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移动商务技术（08078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高等数学（工专）（00022）

法律平等论文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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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星期六）

4月19日（星期日）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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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00-11：30）

课程 代号

下午（14:30-17:00）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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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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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4:30-17:00）

020103　财税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41　基础会计学　00020　高等数学（一）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55　企业会计学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066　货币银行学　00060　财政学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729　大学语文　020105　金融　00073　银行信贷管理学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41　基础会计学　00020　高等数学（一）　00075　证券投资与管理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55　企业会计学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066　货币银行学　00060　财政学　00072　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　00074　中央银行概论　04729　大学语文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0109　国际

贸易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41　基础会计学　00020　高等数学（一）　00088　基础英语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90　国际贸易实务（一）　00092　中国对外贸易　00091　国际商法　00076　国际金融　00094　外贸函电　00093　国际技术贸易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089　国际贸易　04729　大学语文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0201　工商企业管理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41　基础会计学　00020　高等数学（一）　00147　人力资源管理（一）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55　企业会计学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145　生产与作业管理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0146　中国税制　04729　大学语文　00148　国际企业管理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0203　会计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41　基础会计学　00020　高等数学（一）　00157　管理会计（一）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70　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155　中级财务会计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0146　中国税制　00156　成本会计　04729　大学语文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0207　市场

营销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41　基础会计学　00020　高等数学（一）　00179　谈判与推销技巧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177　消费心理学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180　企业定价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181　广告学（一）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178　市场调查与预测　00182　公共关系学　04729　大学语文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0209　旅游

管理　00190　中国旅游地理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182　公共关系学　00015　英语（二）　00191　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187　旅游经济学　00188　旅游心理学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729　大学语文　020212　企业财务管理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41　基础会计学　00020　高等数学（一）　00204　企业投资学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155　中级财务会计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61　财务报表分析（一）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729　大学语文　030104　经济

法学　00230　合同法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167　劳动法　00226　知识产权法　00242　民法学　00227　公司法　00243　民事诉讼法学　00233　税法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245　刑法学　00244　经济法概论　05679　宪法学　00246　国际经济法概论　04729　大学语文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5677　法理学　030112　法律　00242　民法学　00223　中国法制史　00243　民事诉讼法学　00244　经济法概论　00247　国际法　00245　刑法学　00260　刑事诉讼法学　04729　大学语文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261　行政法学　05677　法理学　05679　宪法学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0301　行政

管理　00147　人力资源管理（一）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277　行政管理学　00040　法学概论　00163　管理心理学　00107　现代管理学　03350　社会研究方法　00108　工商行政管理学概论　00292　市政学　00341　公文写作与处理　00312　政治学概论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3349　政府经济管理概论　04729　大学语文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0101　学前

教育　00384　学前心理学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387　幼儿园组织与管理　00383　学前教育学　00386　幼儿文学　00385　学前卫生学　00393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00390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00389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　00388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　00396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　00395　科学.技术.社会　00394　幼儿园课程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729　大学语文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0103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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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00442　教育学（二）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31　心理学　00446　现代教育管理技术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107　现代管理学　00445　中外教育管理史　04729　大学语文　00443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一）　19034　教育评价学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0119　基础教育（中文方向）　00405　教育原理　00536　古代汉语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0537　中国现代文学史　00529　文学概论（一）　00598　外国文学　00506　写作（一）　00535　现代汉语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7341　简明中国古代文学史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576　文学评论与鉴赏　040201　思想政治教育　00024　普通逻辑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31　心理学　00040　法学概论　00442　教育学（二）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32　伦理学　00475　社会发展史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729　大学语文　050102　秘书　00163　管理心理学　00315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00182　公共关系学　00034　社会学概论　00345　秘书学概论　00341　公文写作与处理　00510　秘书实务　00040　法学概论　00854　现代汉语基础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509　机关管理　04729　大学语文　050114　汉语言文学　00529　文学概论（一）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506　写作（一）　0053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00535　现代汉语　00530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0531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00533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536　古代汉语　00534　外国文学作品选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50128　汉语言文学教育　00405　教育原理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534　外国文学作品选　0053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00529　文学概论（一）　00530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0533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00535　现代汉语　00536　古代汉语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50207　英语　00595　英语阅读（一）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522　英语国家概况　00795　综合英语（二）　00596　英语阅读（二）　00794　综合英语（一）　00597　英语写作基础　04729　大学语文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50303　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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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平等论文例9

专业名称

4月18日（星期六）

4月19日（星期日）

课程 代号

上午（9：00-11：30）

课程 代号

下午（14:30-17:00）

课程 代号

上午（9:00-11:30）

法律平等论文例10

一、法律文化理论概述

（一）法律文化理论的界定

法律文化理论是由梁治平先生所提出的，中国法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流行的一种法学理论。正如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梁治平的观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其具体内容散见于梁治平的《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第二阶段的主要观点见于梁治平的《清代习惯法》一书。这两个阶段在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态度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但是这两个阶段都是在对文化类型的分析比较这一共同的研究进路统领下的。

在这两个阶段之中，梁在第二阶段的研究没有第一阶段那么细致和深入，其整体内容没有第一阶段那么完整；同时，梁第二阶段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第一阶段的研究相矛盾。综合以上两点，笔者认为：梁第一阶段的研究更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即法律文化理论。所以笔者在介绍法律文化理论时，只介绍第一阶段的内容。

这一理论最为经典的表述来自于梁治平在为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的中文版作序时所提到的一句话：“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因此，法律文化理论实质上来说是一种比较法律文化研究。

（二）研究法律文化理论的意义

在当时的中国法学界，正是“权利本位论”和“法条主义”盛行之时，法律文化理论的出现为当时乃至现当代的中国法学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角度和一种新的研究进路，对于整个中国法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当时百家争鸣的良好的学术气氛的体现。笔者之所以要对这样的一个理论进行阐释，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该理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梁治平的法律文化理论最初发源于当时的一股“文化热”，人们对于“文化”这一观念十分的热衷。时至今日，对于文化的宣扬任然是国际上的一个重要话题，它不仅是一个民族民族个性的体现，更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法学研究，对于社会、国家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2、以文化阐释法律的研究进路和方法有可取之处。

在法学界，专家学者们往往都是从法律条文和法学理论入手，而梁治平的法律文化理论则从文化入手，着眼于文化之间的差异，使我们看到了权利本体、客体、以及权利义务等法学理论中的传统概念之后所隐含的更加基础性的一些文化内涵。

3、该理论的提出，使得人们更加客观和理性的看待法律现代化的问题。

本文在后面将会进一步提到：虽然法律文化理论在将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时候，梁治平更加倾向于宣扬西方文化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但是这至少使得众多专家学者对于中西方法律背后所蕴藏的文化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这对于我国法学理论的进步和发展有着十分重大深远的意义。

二、法律文化理论的具体内容

（一）法律文化理论的思想基础

法律文化理论散见于梁治平的《法辩》与《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两书中。这一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是基于当时的 “文化热”：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之间的两次关于文化的大讨论激发了梁治平对于文化进路的兴趣，进而促使他开始用一种“文化类型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梁治平著作中的这种将东西方法律文化进行比较的方法，近的可以溯及到比较法的研究，远的就要溯及到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这一法学名著，同时，洛克的《政府论》、梅因的《古代法》均构成了法律文化理论的重要思想基础。

（二）法律文化理论的基本观点

法律文化理论主要是运用一种“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同时与西方的法律文化进行对比并寻找其中的差异。也有学者称之为“以辨异为基础的文化类型决定论”，这样的一种理论的最为主要观点在于：“法律只能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中国古代法所反映的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1、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

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解读和批判是梁治平的法律文化理论的重要部分，在《法辩》和《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这两本著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笔者将其主要的观点归纳如下：

第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公法文化。我国古代有着高度发达的刑法典以及刑法体系，同时还有完善的吏制，其作用类似于今天的行政法与组织法。这一现象，验证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公法文化。同时，现如今，刑法典的成熟、政府机构的庞大和臃肿，以及行政权力的扩大，无疑都是中国古代公法文化的高度发达的延续。

第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强调的是统治者所宣传的“礼”。“礼”是建立在自然血亲关系上的包罗万象的行为规则体系，即道德。这种道德和法律之间产生了一种模糊、暧昧的关系，那就是“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法律的道德化会导致法律的虚无，而道德的法律化则会造成道德的普遍虚伪。因为道德是一个抽象的、因人而异的概念，而将法律德化，会导致统治者或者既得利益者运用道德这一概念来排除异己，滥杀无辜，进而使法律彻底为统治者所操纵而成为一种摆设；同时，将道德法律化，将会导致道德成为了一种形式，进而导致了道德的沦丧。

第三，中西法律文化导致了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国的法律文化强化了“熟人社会”，在这种社会文化下是没有公平正义的土壤的，因为每个人都希望不平等、都想要寻找获得不平等的机会。而西方的法律文化推动了西方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而形成了以“陌生人社会”为主体的社会文化，这种文化有利于个人主义的发展和民众权利意识的提高，为法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2、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我国法律现代化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根植于传统中国社会之中的，而我国现在进行的所谓的“法律现代化”，在很大层面上是对于西方法律制度的移植。而这种移植从颁布的大多数法律规范来看，只是对于西方法律制度的一种小修小补。这些来自于西方社会土壤的产物，移植到中国后，在很多方面都会产生水土不服。

西方的法律文化经历了从公法文化转变为私法文化的过程，而中国从古代一直流传下来的公法文化对于当今中国仍有不小的影响。按照梁治平的观点，当今中国法律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在于，使中国的公法文化转变为私法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和矛盾，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当今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从总体上看，仍然笼罩着义务本位的阴影：一般民众更多地关注的是刑法方面的问题，如杨佳案，许霆案以及邓玉娇案。再就是“无讼”这种现象依然存在。这是一种古代官本位、义务本位思想的具体表现。还有那种为了国家利益强制性的牺牲个人利益的情况，这些都是义务本位观念的表现，是与那种正义第一、自由、平等、个人本位的私法精神是相违背的。

第二，当今中国的法律文化，仍然受到传统儒家文化中那种的关于“义利之辩”的影响，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阻碍了法律现代化的进程。许多事件的发生、许多人物的言论都被扣上了道德的帽子，受到了道德的评判，这样一来就会放大人性的虚伪，使人阳奉阴违，进而导致道德的全面沦丧，甚至会导致整个道德体系的崩溃。同时，这种思想还严重阻碍了中国一般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

第三，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从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衰退，而其所赖以存在的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也已经开始式微，当今很多人甚至出现了批判儒家甚至是反儒家的思想，而西方法律思想还未被一般民众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系列思想的碰撞甚至混乱也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三、法律文化理论的缺陷

（一）梁治平本人研究对象的转换，造成了其观点的前后矛盾

梁在提出了这一理论之后，在随后的研究之中却并没有对于这一理论一以贯之。在提出法律文化理论的时候，其研究对象是通过对比阐释中国的“大传统”——即那些可以统而论之的一系列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具有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特点；而在梁治平的《清代习惯法》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于清代“习惯法”这一学者所谓的“小传统”的研究，而“小传统”——正如其名称所指代的那样，是一种范围和内容较小的、具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研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在《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中，虽然作者一再强调其研究的一致性，但我们从书中的内容可以知道，在该书中，梁治平的研究对象、研究角度以及对于“小传统”的结论性态度均发生了改变，并且这些改变甚至了其在提出法律文化理论时的观点，在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态度上就是如此。这样的一种改变，削弱了法律文化理论本身的合理性，造成了其观点的前后矛盾。

（二）法律文化理论的思想基础不是十分完整，存在缺陷

法律文化理论是以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洛克的《政府论》、梅因的《古代法》等一系列古典的法学著作为依托的，但这种依托只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的，换句话说，法律文化理论中的比较法的思想和对于法律背后文化因素的考量，其精神源头来源于上述的这些经典的法学著作。法律文化理论是对于法律文化进行阐释、解释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理应涉及到法哲学解释、文化的定义和解释等一系列的专门知识，但是在梁的这一理论中诸如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论著、吉尔兹的人类学“文化阐释”论著则完全阙如，虽然梁在此后对哲学解释学和“文化人类学”的阐释理论所做的一般性、介绍性的研究，都可以看作是其对于法律文化理论思想基础的补充。因此，缺乏这些理论作为支撑的法律文化理论，其合理性和说服性大大降低，使得这一理论更多地体现为作者的一种十分主观的“观点”。

（三）由于理论基础的不完善，理论中许多基础性的概念模糊不清

在梁治平提出的法律文化理论中，由于其理论基础存在缺陷，导致了许多重要的概念，如文化、法律文化等基础性的概念，并不是界定的十分清楚。这一特定表现在这些概念的表述上：梁治平在其文中均是笼统的、十分宽泛的说明了一下，许多都是带有十分强烈的感彩的一种表达和论述，并没有给出十分规范和理性的定义。由于梁治平是在《法辩》中提出这些概念的，而《法辩》是一部法学文集，而不是一部系统的法学著作，因此，其提出的概念多半不是十分规范的。这样的一种不规范，使得我们在具体分析法律文化理论时，会出现歧义和含混不清的情况，从而无法抓住作者的真正的意思，降低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四）法律文化理论对于“中国文化类型”持否定和批评的态度

法律文化理论虽然着重于东西方法律文化的对比，但是这种对比是以西方的文化或者说是法律文化为标准的，并且作者以这种标准逐条对比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分析其缺点和不足。在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应该将传统的、已经不合时宜的公法文化摒弃，而应当逐步学习西方的私法文化。法律文化理论的初衷是好的，它希望从东西方文化对比的角度来探寻中国法学的发展之路，但它最后产生了一种完全“西化”的倾向，开始批评并且十分排斥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这一点被有的学者称之为法律文化理论对于“中国文化类型”的否定。

这样的一种观点虽然是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出发的，但在最后的结论之中却忽视了文化的多样性，而去谋求一种文化的同一性。中国从清末时的西学东渐，到现如今的向西方学习，不论是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还是学习西方的法律精神，其根本是要让我们自己的土壤上开出我们自己栽种的果实，而不是一味的、简单的将我们自己的土刨掉，然后换上西方的土壤和植物。因此这样一种观点是具有局限性的。

四、法律文化理论的启示

（一）法学研究需要开阔的视野和严谨的态度

我们在进行法学研究的时候，要开阔自己的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学这一门学科本身，还应该对于其他的学科进行广泛的了解。在这一点上，法律文化理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这一理论虽然存在诸多的瑕疵，但是其多学科、广视野的研究方式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同时，我们在进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时，还应该注意对于自己不甚熟悉的学科进行严谨细致的了解，这样在著述相关观点的时候才不至于导致不严谨和不规范的现象发生。

（二）重视法律背后的文化信息

法律文化理论向我们展示出了法律背后所隐藏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特别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些信息，对于我们今后的法律移植，以及随之而来的立法和司法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苏力教授所言，这些文化信息将是我们进行法律活动的重要的“本土资源”。

（三）尊重文化多样性

从法律文化理论的缺陷中我们了解到，对于文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的尊重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应当理性、客观的对待我们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和法律文化，这其中尽管有许多已经不合时宜，但更多的还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一味的“西化”、“向西方看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古老国家来说是十分困难、艰辛和得不偿失的，无数的事实证明了这样一种态度是不正确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

[2] 梁治平.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3]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 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

[5]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1996

[6] 苏力.法制及其本土资源（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