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德育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国德育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农村初中的思想品德课在学校教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使学生能学到本学科的文化知识,而且还是德育教育的主要阵地。但是,如果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上课,思想品德课就枯燥无味，学生对本学科重视就不够,兴趣也不大,课堂缺少活力。作为一名想品德课老师,在课堂教学中扮演的是“导演”,有责任改变课堂现状,积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把科学性和兴趣性结合起来,优化课堂教学,才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此,笔者结合思想品德课教学实践,谈谈优化课堂教学的几点做法。

一、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机，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学习活动是一种带有很强的目的性的活动。学习的目的性会影响学生学习内在动机的形成，学习动机又会变成学习的动力。目前学生对思想品德课产生厌学情绪，就是对思想品德课缺乏正确学习动机的表现。所以要提高思想品德课的教学效果，必须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使学生对思想品德课产生兴趣：首先，要让学生明确学习思想品德课与自身成长和发展的关系。中学生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开始对自己的理想和前途有所思考和打算，一旦他们认识到思想品德课对自己的成长及未来的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就会产生强烈的学习动机。其次，要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思想品德课学习内容广泛、丰富，如果教师教学得法，学生就会产生求知需要，进而形成一种激励和鞭策自已的力量，产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此，教师在教学中可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通过大量的事例和生动翔实的资料，增强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

二、树立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和方法，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素质教育是以培养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的基础性教育，而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阵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形成良好的学习、竞争氛围；就必须尊重学生的人格德育论文德育论文，倡导师生平等、生生交流，使师生间真正成为互动、交往的动态关系；就必须把课堂真正还给学生，强化学生学习的主体意识，并以此推动基础知识的系统传授；探讨教学过程的最优化，努力实现教学过程零缺陷。我们要改变以前教师首先针对教材提出自学提纲，并且力争求全求细的做法。这样，学生的思维被教师禁锢了，实际上也就是教师画圈让学生跳，不利于学生发散思维的培养。新一轮课程改革要求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围绕学生开展教学活动，所以笔者在教学中尝试让学生自主提出问题、自主解决问题，几节课上下来，学生提出的问题多了并且千变万化、海阔天空，对一节课的重、难点冲击很大；所以现在每一节课，只针对本节课的重、难点提出两三个问题，其他的问题是在引导学生抓住重点、突破难点的基础上自由创设，并围绕三个方面自主展开：①学生自主回答；②自主组织答案；③自主相互质疑、释疑。教师在学生互动的基础上精讲、明理，体现“导”的作用。

三、联系生活和热点，优化学习内容

生活即教育。教师要挖掘思想品德生活化的内容，这些取材于真实生活的事例将极大地启动了学生的思维，调动了学生参与解决问题的积极性，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在讨论、体验、参与、感悟中形成和确立起来了。比如《防范侵害，保护自己》一课，如何创设情境，激发学生更多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这一环节我苦苦思索小论文怎么写论文。设计问题。当你看到病人需要急救时，你会拨打什么电话？当你遇到火灾时拨打……以一联串的来自生活的问题进行发问，起到较好的效果。还有女生晚自习回家时怎么做可以尽量避免侵害？发生火灾时请你模拟报警等生活化情景的创设，使课堂贴进学生的生活，也有实用的价值。七年级思想品德《自我新形象》一课中，对于“追星”一事，教师让个别学生说说他们真实的“追星”经历，让同学们一起感受到“追星”背后的另一层面：浪费青少年宝贵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这种源自于学生的生活性案例更容易走近学生，引起他们的共鸣。

学习内容联系社会热点。思想品德课应关注社会大事并引入我们的课堂。四川汶川地震，让学生学会顽强，永不放弃生的希望，珍惜生命，学会坚强的面对挫折，感受团结互助，齐心协力的民族精神；关注国家新领导集体的产生，了解国家的政治体制，树立主人翁意识；关注感动中国的人物评选等等。这些发生在学生的身边，或通过传媒能够了解到的，都是品德课的内容和素材，而且最具时效性，最为学生喜欢。

四、优化教学设计，注重教学效率

教学必然要求教师要有自己的教学计划，教学设计是让教学达到高效率的一个主要环节德育论文德育论文，这离不开教师对教材的解读，只有教师将教材读通了，真正消化了，体会到了教材的真谛，才能好好运用手中的资料，设计高效的教学流程，在有效的时间内，提高课堂效率。对教材的讲解，我们要充分考虑教法，学生的学法，组织好教学流程。学生所要理解的关键地方，资料的巧妙运用，问题的设计，教材的补充，内容的深化，这都是必须首要考虑的问题。一个高效的教学设计，就为高效的课堂准备了条件，同样也为学生上课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提高他们的上课的效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上课所做的一切准备，都是在高效的前提下进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高效的课堂服务的，课堂是教学中最为核心的环节，是教学的中心工程。

五、利用多媒体教学,诱发学生的学习情趣

在思想品德课中,引用多媒体教学,优化课堂结构,是现代化教学的必备手段。根据不同的课文内容选择不同的图片,再配上音乐,与课文内容进行整合,在给学生以美的艺术享受的同时,又愉快的获得了新知识,提高了学习效果。如:在讲“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一课的时候,利用少数民族的图片,再配上《爱我中华》这首歌引入课文,学生兴趣高涨,再插入我国的民族分布,特点、风俗、以及我国的民族政策,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等。这课知识点很快就掌握了。在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时”,利用香港、时的升旗仪式,和驻港部队进入的画面,既能很快掌握本课知识,还能培养爱国思想,振奋民族精神。

篇2

人同语言处于最亲近、最密切的关系状态。人一开始说话或思考，人则必定进入语言，无语言或离开语言，人之说或人之思则无法甚至不可能展开。人在语言里才能言说，人在说着话，人在言说着语言，实际上，话在说着人，语言在言说着人，话通过人在说着话，语言通过人在言说着语言。人在说话与被说，言说与被言说的时候，感受到了存在、回到了安在之家。“于是，对语言的深思便要求我们深入到语言之说中去，以便在语言那里，也即在语言之说而不是在我们人之说中，取得居留之所。”[2]P983

人在语言里倾听与言说，阅读、思考与写作，音响形象与书写文字是人在语言里展开交流与对话的物质媒介（载体）。在交际中，人们必须面对讲演、课堂、文字物品（书籍、报刊、试卷、信笺、应用性文据、研究报告，……），日常谈话。这些现象被语言学家以术语“话语”名之。“简单、通俗一点说，话语是言语交际单位，是实际语言运用中具有一定交际目的和内容及形式上的完整性的书面语和口语成品（也有人将口语排除在外）。小至电文、便条，大至长篇多卷巨著，都可理解为‘话语’。”[3]P382

当“话语”概念从语言学领域被引入到其它研究领域（文学、哲学、文化、社会学、……）的时候，“话语”概念本身由于新的意义的被赋予而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模糊，更加晦暗不明了。

米尔斯（Sara Mills）在其专门研究“话语”概念广泛而普通地被使用在诸领域的著作《话语》（Discourse，2004）里开宗明义地写道：“术语‘话语’在诸学科里已经变得一般的通用：批判理论，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社会心理学和许多其它的领域，如此之多以至它常常是不确定的，似乎它的用法完全是一般的知识。它在分析文学的和非文学的文本里被广泛地使用并且它以不明确的而且有时晦涩难懂的方式常常被用来表示一种确定的理论的复杂性。它在文学的和文化的理论里可能有任何术语的可能的词义的最宽的范围并且它在最少被定义的理论的文本里仍然常常是一术语。”[4]P1

于此，必须明白的是：在本文的论域里，“话语”首先是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界域而被理解的，其次是在语言的维面上展开“话语”的探讨工作的，其关系状态体现在 之中，因此，本韦尼斯特（Benveniste）说：“语言中没有任何东西是话语中不曾有过的。”[5]P116

二、文学理论话语及文学理论话语理论

文学理论研究赖以凭依的表达方式，范畴体系则应归在“文学理论话语”之下，而文学理论话语理论则是以文学理论话语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理论范型。关于文学的话语及其理论在话语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是由于文学作品及其创作直接同人的存在、精神需求、审美诉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米尔斯说：“在某种程度上，总的说来，作为术语的话语对于允许我们询问关于文学和文本性质的问题是最重要的。”[4]P20

（一）判断文学理论话语状态的标准

面对着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首先是被其概念、范畴所包围，我们该如何去通过这些概念、范畴去获取这一文学理论的整体面貌和概要思想呢？无疑，从这一文学理论的话语出发来审视、把握它是切中了问题的关键。于是，先要展开的工作则是要判断、确认这一文学理论话语的状态。那么，判定一种文学理论话语的状态的标准是什么呢？笔者从两个方面陈述、说明：

1、话语范式

对任何一种文学理论的认识与了解，首先是从它的话语范式着手的。所谓话语范式是指话语被结构组织成一种有效的外在表达方式。阅读任何一种文学理论著作，最先全面而直接作用于研究者（阅读者）的则是文学理论的话语范式，这是由于只有先牢牢抓住了文学理论话语范式这一外在的表达方式（形式），方才有了通过这一方式（形式）而把握住文学理论自身的很多东西（内容）的可能。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第一，话语范式首先是一种外在的表达方式，即具有“形式因”的意义；第二，这种外在的表达方式必须具有有效性，即是一种“合法的”表达形式；第三，这种外在的表达形式是由话语组织而成的一种结构表达。因而，文学理论的话语范式成了文学理论内容的外在形式，理解话语范式则是为文学理论勾勒出了一种外部轮廓，由此而能够还原性理解文学理论本身的东西。无疑，这是理解文学理论而不得不做的基础性理论工作。

篇3

中国音乐与中国的哲学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孔子、老子、庄子的音乐美学观对中国音乐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儒家的音乐观不但将礼乐并列为道德教育的重心，而且把道德列为评价音乐的首要因素。在孔子的音乐思想中，音乐不但要曲调优美，应重视制乐者的仁心善意，故而《韶》曰：“尽美矣，又尽善也。”

古代君王常命乐官至民间采风，音乐可以表现人的情感，以及内心的喜、怒、哀、乐，因此借由音乐去了解民心是最直接的方式，如太平时代政治平和，人民安居乐业，因此音乐的音调就是安详欢乐的；而乱世时期政治混乱，百姓流离失所，所以音乐的音调也同样是哀怨愤恨的。除以上所述音乐与中国政治、哲学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是艺术的陈述与呈现。以下就中国音乐的本质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做出阐述。

一、对生命的深刻认知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追求生命的享受，这一点便决定了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中国宗教的强烈的世俗精神。而中国音乐所具有的哲学都是生命哲学，所具有的艺术都是生命的艺术。也可以说，中国音乐的文化就是以生命为本的文化，所谓“以生命为本”，就是指文化的一切功能都指向人的生命的安乐与长久。正是在这一心理的支配下，才形成了中国音乐的艺术，同时也包括文学和美术在内，它们都属于“乐感”文化的范畴，都体现了自遣、自娱、自得、自足的审美精神。因此，中国的文化在精神上本来就是自得、自足的文化，中国的音乐侧重生命的享乐，它不需要外部世界的证明，只要个人自己的真正感受便足矣。因此人的心灵是自己支撑自己，自己证明自己，它是在自己的世界中得到自得与自足。

二、自然哲学的关照

1.“自然”是中国艺术的重要主题

在中国艺术中无论文学还是美术都大量地以使用自然为艺术创作的内容，如田园诗、山水画等。隐居在山林描写田园生活、回归大自然静观生命的隐士们乐在大自然的享受，这与老子、庄子崇尚“自然”的思想不谋而合。大思想家老子将自然与人的关系喻为母子关系，这实际上强调了中国人在“天人”观念上讲究“融合”与“和谐”。在中国人心目中，“自然”是富有生命情调、富有灵性的万事万物。人们善于移情于物，将自然事物拟人化，文化肌理中贯穿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在美术的范畴里，以自然为对象，无疑是想从中体会自然之趣与自然之美。而中国音乐与诗歌、书画的借物寓情的审美倾向是一致的。

2.模拟声响在中国音乐中的运用

中国人喜欢模拟自然声音，并将之直接移入到乐曲中，这一做法是非常独特的，在外国的音乐中是罕见的。在中国民间音乐中常见的模拟声有水声、鸟叫声、风声、马鸣声等，这些声响，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1）模仿水声

古筝曲《渔舟唱晚》描写渔村平静的生活，渔民们在碧波万顷的海面上荡舟，当夕阳西下时满载鱼虾，荡舟归浆。乐曲前半部分描写渔村平静的生活，后半部分同一乐句反复四次，四种不同的变奏手法以由慢渐快的速度描绘了海上气候的变化万千，由风平浪静至暴风雨，把水声的不同变化形象地表现出来。

（2）模拟自然声

中国人爱好自然，往常模仿的对象就是山水。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古琴曲《流水》由于“伯牙与子期”的故事而成了知音的代称，是广为人们熟悉和喜爱的经典之作。全曲由“高山”和“流水”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浑厚而优美的音色，表现出巍巍高山的雄壮气势；后半部分模拟水声，时而潺潺流水，时而急流澎湃。音响效果诗情画意，让听者有亲临水边之感。

（3）模拟马鸣声

二胡曲《赛马》，乐曲开始时描写了奔腾激越、纵横驰骋的骏马，刻画了蒙古族人民节日赛马的热烈场面。乐曲创造性地运用大段落的拨弦技巧，模拟马蹄声，使乐曲别开生面、独树一帜，把草原辽阔美丽、万马奔腾的场面和牧民们的喜悦心情表现得酣畅淋漓，同时把二胡的演奏技巧提到了更高的水平。

（4）模拟人声

管子曲《江河水》表现了一位女子在江边，面对江水，失声痛哭怀念亡夫的悲痛心情。乐曲的主题为起承转合的四句。第一句旋律色彩暗淡，管子近似人声哭泣的情调，音乐凄凉悲切。第二句旋律突发性的十度上起，并两次向上冲击，表现出无比悲切的情绪。接着第三句节奏顿挫，断后即连，似悲痛欲绝，泣不成声。最后是第一句的变化重复，为中段的转调做准备。

三、与文人的自娱相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是每一个文化人的必修课。修习这门课，目的在于培养情操，提升素养，使生命过程更加和谐美好。在中国文人的修身四课――琴、棋、书、画中，音乐修养被放在了第一位。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精英人物无不精通音律、熟诸琴艺。在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盛唐时期，音乐也是空前的繁荣，其中唐玄宗李隆基功不可没。从某种程度上讲，李隆基是唐代音乐的缔造者和设计师，他对音乐的爱好给唐代音乐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和广阔的空间，他设立的宫廷音乐机构梨园培养了大批的音乐人才，同时他与众梨园弟子创作、表演了大量的音乐舞蹈作品，这些作品直接促成了唐代音乐的繁荣，推动了音乐的普及和发展。

四、对人生际遇的咏叹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除了歌颂自然哲学的作品外，更多的是用“哀怨地”、“悲愤地”、“深沉地”、“感慨地”等表情字眼来辅助表现的乐曲。如陕北信天游里哭腔的产生就是人民生活的苦难与伤心哭泣，这种唱法是在某些音的后面往上高四度，还不到位就在中间停住，听似哽咽却又胜似哽咽。而中国文人为国为民的感伤，在文学上、诗词中也不胜枚举。如爱国诗人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李白的“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陆游的“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当得不到重用，个人抱负无法施展时，他们便会感伤怀才不遇，于是便在艺术中宣泄人世间的曲折沧桑，从中忘却、消解心中的不满与苦闷。

因此“借物寓情”的手法在中国音乐中是常见的，它是一种心灵的满足，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梦想、不敢表达的情感和苦闷，往往都是借由艺术来抒发。艺术也由此孕育着一种补足的功能，此功能是以现实处境的残缺为前提，而艺术“诚于中，形于外”的心灵投射，照应到生命的不足才是它真正的基点。

此外，在中国“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观念的影响下，女性的地位是卑微低下的，她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表达感情的机会，她们的情绪是受压抑的。尤其是那些被选送入宫的女子，一旦失宠，就被重楼深锁，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如琵琶曲《汉宫秋月》，乐曲曲调忧伤哀怨，把这些女性生命中无可奈何、寂寥清冷的感慨描绘得淋漓尽致。

所以，中国音乐大多是属于喟叹的，喟叹人世际遇的乐曲虽无明确的描绘对象，却是最动人、最深刻的作品。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乱世，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这些不幸者的生命所受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历史上常有文人为了“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而离别；有军人因远戍边陲而别离；也有为官被贬而远离家乡，这些离别之苦在中国音乐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五、对生命境界的超越

音乐是人的生命中直接流淌出来的特殊音响，在人类任何文化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低低地吟唱，还是铿锵有力的鼓声，或者是大型管弦交响乐，都是人们抒感的。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化一样，抒发的情感是生命的情感，是对生命境界的无限超越。如山东筝曲《美女思乡》，此曲为大板第二，慢速，通过上滑音、下滑音、慢吟、按颤音等技法的演奏，描绘了一种安静、思念的状态，表达了汉代美女王昭君深处异地、思念故乡的感情。琵琶曲《双声恨》取材于牛郎织女的传说，表达了男女主人公在哀怨缠绵之中渴望挣脱桎梏，向往幸福、自由的思想感情。

总而言之，中国音乐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中国音乐重生命的享受，文化心理上的差别对音乐精神特征有着直接的影响。而文化对音乐不同功能的要求方面则主要体现在由文化精神而形成的主体功能的张力上。所以，中国音乐是自娱的、内敛的、自足的，并且这种艺术的陈述与呈现是由内在情感的抒发引起知音的共鸣，从而得到心灵的慰藉与超越。

参考文献：

［1］礼记・乐记・乐本篇［M］.

［2］刘承华.中国音乐的神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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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解诗词意蕴，体会古人的爱国情怀

在我们学过的诗歌中，有很多充满了作者深深的爱国之情，字里行间饱含着浓浓的爱国情意。他们那伟大的爱国情怀，天地可鉴，为后人所敬仰，他们那朗朗上口的爱国诗篇，令后人百读不厌，他们那铿锵有力的字句，让后人为之感动。

陆游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一生勤学不息，有着爱国的赤子之心，写下不少爱国诗作，他的诗歌既热情奔放，又深沉悲怆。其中《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诗人的爱国忧国情怀使他夜不能寐，在梦境中也常常幻想着为国报效杀敌，纵横战场，这种情绪一直伴随诗人直到弥留之际，《示儿》堪称陆游的绝笔，“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临终之前还念念不忘被霸占的中原，热切地期盼着祖国的重新统一。从这里我们可以领会诗人的爱国激情是何等执着、深沉、热烈！这是他生命终点所爆发出的爱国火花，也可以看做他一生爱国思想及诗作的总结。教学中，我们要让学生在理解诗句意思和时代背景的基础上，深入体会诗人的爱国情感，教育学生学习古人热爱自己的祖国，长大后做祖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升华自己的情操，培养一颗爱国的心

篇5

在古代文艺观中，一直存在着对“文”的追求和对“质”的追求两种理念。由此古代的文学作品上表现形式也体现出了不同理念下各自的特点和形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需对古代“文”与“质”的文学观进行一下探索分析，从而更好的把握这两种形式对今天文学作品现实意义所产生的影响。

“文”在《说文》中解释为，错画也，象交文。故以有纹理之意，《易·系辞》下中有其旨远。其辞“文”之词，便有华丽之意。《孟子·万章》上也提及“文”这一说，这里除了指偏于形式方面的事物外，还含有美、誉、漂亮等意思。从《说文》中对“文”的解释到作品中“文”的体现，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文学当中，“文”是表现文学作品的华丽秀美，词藻丰富。

“质”，《说文》中解释为以物相赘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到“若仆大质已亏缺矣”的质，便是朴实，与文相反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文学当中，“质”趋向表现为作品语言的质朴，形式简洁。在思想上，“质”更是体现载道与教化相结合的社会功用方面的意义。

同时，也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念中产生了重文与重质这两种文学倾向。

一、从“文质相合”到“质朴之词”

早在春秋时代的孔子便在《论语·雍也》中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文质”说观点，他认为“文章的内容胜于词彩，则过于质朴。文章的词彩胜于内容，则过于虚饰，浮夸，而不实在。只有外在与内在相伴，才称的上合适。”这也就成为了早期“文质相合”的理论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魏时的曹丕也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观点。因为在魏晋前期，普遍的士人还都用作品表现民生，讽喻社会，他们是借助文章的讽喻来达到对自己理想世界的追求。这也就为“重质轻文”的理论建立了文学基础。

汉朝王充在《论衡·超奇》中就体现出了“质”胜“文”的观点，“有根株于树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菜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着竹帛，外在表里，自相副称”。虽然他也把“文”与“质”看成是相互依赖的，但在这段话中，王充认为起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质”——内容。其载道的政治教化意义。若不顾及文章的内容而一味追求形式，文艺作品无论其辞藻多么华美都是“有皮壳于外”。所以注意内容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文章的词彩。

从孔子“文质”，曹丕的“载道”，再到王充《论衡》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在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文的存在，他们把文学的政治功效与文学的审美功效结合在一起，使得文章在外在形式。语言华丽的基础上更好的表现文章的本质内容。

而墨子的文章则是脱离了文的华茂。体现出一种质朴与实际效用的文学观念。正如墨子在《非乐上》中所说的，“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这里的意思说出了墨子对言辞富丽的文章，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美。而他则认为这并不是属于真正的美的文章。

重质轻文除了受到文学自身的影响之外，也受到政治基础对其的影响。从孔子时期，到魏晋前期，再到汉朝的前期，以曹丕，王充为代表“重质”的这些人。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把文学单一的看成一种具备审美功效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是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种载体。因为在他们所生存的那个时代下，文学必有着它现实的政治意义，这使得它所承载的意义要远远高于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这种高于文学本身的意义，便是作家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对人自身的内在思想的关注。也正是在这种时代下使得文学作品的本身审美价值成为了第二位。而教化，关注实际和关注人自身就成为了其主要内容，这也就形成他们文学作品理论中的主要内容。

“文”以载道的观念，便作为了文学作品的重要发展方向，逐渐忽视了文学作品审美功能，使得文艺观从“文质相合”而走到了“质朴之词”，“文”以载道的观念更注意了文学作品内容的政治教化作用。

二、从“文辞秀丽”到“靡靡之音”

而与之相反，重文轻质的文学风格也作为一种理论观，存在于古代文学观中。他们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为其基点，减弱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他们更注意文学的语言特点，文学作品的形式特点，而其内容却很空泛，对社会现实的讽喻意义也在减弱。

(一)“质”的教化功用的淡失

就如汉代的大赋，在形式上更加注重言语的华美，结构的宏大。一句“可其少进也，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就是其汉大赋语言和结构的代表形式。刘勰评其为“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班固《汉书艺文志》评其为：“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文词，没有讽喻之义。”其后文学作品的形式更是有骚体赋，“九体”“七体”赋都相继的出现更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文学艺术样式，再语言上和文学作品的形式上更是把“文”的这种审美功能表现出来。

直到后来的梁陈为代表的宫廷诗，也更加注重文学的审美功效，而其对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则彻底的失去。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上，他们更多是对女性和对宫室、器物以及服饰等方面的审美关照，通过艳丽的辞藻和声色来推动形式。这时的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的形式美和音乐美，他们忽视了文艺作品的政治教化意义，而更加注意了文学的娱乐性，审美功能。

以谢眺，王融为永明体的代表人物，更是把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与娱乐性放在了首位。其文章的风格也不再着眼于对人的教化作用而是更加追求文章的形式与语言的新奇，音韵的和谐。使文学作品真正成为了游戏性活动，加大了其审美的功用。“游人欲骋望，积步上高台”。“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由此可以看出，其注意了音节的顿挫，但同时过分追求词彩的华美，未免产生刘勰所说的“文贵形似”。直到萧纲入住东宫时，这种宫体诗真正的发展到了极端，这种体式也是继承了永明体的形式风格，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更注重辞藻，对偶与声律，其内容上也是以女人，景物为其创作源泉，彻底的颠覆了文学的教化公用，其内容彻底的从反映现实关注社会，走向了单一追求审美性与音乐性的方向上。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所说，“丽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以穷力而追新”。颜之推也说“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这就充分说明了，永明时期的官体诗人对文学作品娱乐性与审美功能的注重。

从这些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文学观念下，已经完全把文学作品当成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其形式，语言，都给人呈现的是一种美感。它所注重的不再是对社会有多大的教化作用，而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娱乐价值，这就使文学从政治上剥离出来。展现出一种单纯的艺术样式。这种文学与政治相分离的现象，也许正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的松懈、糜烂的上层生活，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才会产生这种新的审美需求。但也正是这种对文学艺术美的追求，对审美价值的追求，才会对后来的文学观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物的描写细致及扩大文词的丰富性

从后梁的宫廷诗到以后的谢眺，王融他们在内容上不再是对家国社稷的关心，而是转移到了，或是宫廷、或是美女、或是山水园林上来，要不就是抒发自己个人的离情别意上来，这与重质轻文理念下的“家国”的内容为主要表现方式形成强烈的对比。由于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质”的内容上的局限，也必然促使着他们对所描写事物更加细致入微，想出那些“重质轻文”下不可能出现对物的细致描写的词语，这使得词语的丰富性得到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新鲜性。对那些曾不能用言词形容的物品，出现了新的词语对其形容，这样描写事物的复杂性也得到了解决。

而对这种山水或器物，宫廷美女的描写，也促使他们对美进行了重新的价值评判，追求一种全新的审美方式，他们把这种美的景色与其音韵相结合，促进了四声音律的出现，有助于语言的发展。对后代文学的言语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不管怎么说在“文”与“质”的关系上，它们还是相互依存的。梁朝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提及道“文”与“质”：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资丹漆，质褥、文也。这些都是刘勰运用比喻，指出了文艺作品中的这种关系。同时中国古典文学也正是在“重质轻文”和“重文轻质”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同时期下的不同文学样式。

三、中古文学与西方古典时期文学中“文”与“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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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2-0126-02

在古代文艺观中，一直存在着对“文”的追求和对“质”的追求两种理念。由此古代的文学作品上表现形式也体现出了不同理念下各自的特点和形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需对古代“文”与“质”的文学观进行一下探索分析，从而更好的把握这两种形式对今天文学作品现实意义所产生的影响。

“文”在《说文》中解释为，错画也，象交文。故以有纹理之意，《易·系辞》下中有其旨远。其辞“文”之词，便有华丽之意。《孟子·万章》上也提及“文”这一说，这里除了指偏于形式方面的事物外，还含有美、誉、漂亮等意思。从《说文》中对“文”的解释到作品中“文”的体现，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文学当中，“文”是表现文学作品的华丽秀美，词藻丰富。

“质”，《说文》中解释为以物相赘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到“若仆大质已亏缺矣”的质，便是朴实，与文相反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文学当中，“质”趋向表现为作品语言的质朴，形式简洁。在思想上，“质”更是体现载道与教化相结合的社会功用方面的意义。

同时，也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念中产生了重文与重质这两种文学倾向。

一、从“文质相合”到“质朴之词”

早在春秋时代的孔子便在《论语·雍也》中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文质”说观点，他认为“文章的内容胜于词彩，则过于质朴。文章的词彩胜于内容，则过于虚饰，浮夸，而不实在。只有外在与内在相伴，才称的上合适。”这也就成为了早期“文质相合”的理论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魏时的曹丕也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观点。因为在魏晋前期，普遍的士人还都用作品表现民生，讽喻社会，他们是借助文章的讽喻来达到对自己理想世界的追求。这也就为“重质轻文”的理论建立了文学基础。

汉朝王充在《论衡·超奇》中就体现出了“质”胜“文”的观点，“有根株于树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菜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在表里，自相副称”。虽然他也把“文”与“质”看成是相互依赖的，但在这段话中，王充认为起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质”——内容。其载道的政治教化意义。若不顾及文章的内容而一味追求形式，文艺作品无论其辞藻多么华美都是“有皮壳于外”。所以注意内容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文章的词彩。

从孔子“文质”，曹丕的“载道”，再到王充《论衡》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在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文的存在，他们把文学的政治功效与文学的审美功效结合在一起，使得文章在外在形式。语言华丽的基础上更好的表现文章的本质内容。

而墨子的文章则是脱离了文的华茂。体现出一种质朴与实际效用的文学观念。正如墨子在《非乐上》中所说的，“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这里的意思说出了墨子对言辞富丽的文章，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美。而他则认为这并不是属于真正的美的文章。

重质轻文除了受到文学自身的影响之外，也受到政治基础对其的影响。从孔子时期，到魏晋前期，再到汉朝的前期，以曹丕，王充为代表“重质”的这些人。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把文学单一的看成一种具备审美功效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是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种载体。因为在他们所生存的那个时代下，文学必有着它现实的政治意义，这使得它所承载的意义要远远高于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这种高于文学本身的意义，便是作家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对人自身的内在思想的关注。也正是在这种时代下使得文学作品的本身审美价值成为了第二位。而教化，关注实际和关注人自身就成为了其主要内容，这也就形成他们文学作品理论中的主要内容。

“文”以载道的观念，便作为了文学作品的重要发展方向，逐渐忽视了文学作品审美功能，使得文艺观从“文质相合”而走到了“质朴之词”，“文”以载道的观念更注意了文学作品内容的政治教化作用。

二、从“文辞秀丽”到“靡靡之音”

而与之相反，重文轻质的文学风格也作为一种理论观，存在于古代文学观中。他们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为其基点，减弱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他们更注意文学的语言特点，文学作品的形式特点，而其内容却很空泛，对社会现实的讽喻意义也在减弱。

(一)“质”的教化功用的淡失

就如汉代的大赋，在形式上更加注重言语的华美，结构的宏大。一句“可其少进也，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就是其汉大赋语言和结构的代表形式。刘勰评其为“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班固《汉书艺文志》评其为：“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文词，没有讽喻之义。”其后文学作品的形式更是有骚体赋，“九体”“七体”赋都相继的出现更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文学艺术样式，再语言上和文学作品的形式上更是把“文”的这种审美功能表现出来。

直到后来的梁陈为代表的宫廷诗，也更加注重文学的审美功效，而其对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则彻底的失去。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上，他们更多是对女性和对宫室、器物以及服饰等方面的审美关照，通过艳丽的辞藻和声色来推动形式。这时的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的形式美和音乐美，他们忽视了文艺作品的政治教化意义，而更加注意了文学的娱乐性，审美功能。

以谢眺，王融为永明体的代表人物，更是把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与娱乐性放在了首位。其文章的风格也不再着眼于对人的教化作用而是更加追求文章的形式与语言的新奇，音韵的和谐。使文学作品真正成为了游戏性活动，加大了其审美的功用。“游人欲骋望，积步上高台”。“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由此可以看出，其注意了音节的顿挫，但同时过分追求词彩的华美，未免产生刘勰所说的“文贵形似”。直到萧纲入住东宫时，这种宫体诗真正的发展到了极端，这种体式也是继承了永明体的形式风格，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更注重辞藻，对偶与声律，其内容上也是以女人，景物为其创作源泉，彻底的颠覆了文学的教化公用，其内容彻底的从反映现实关注社会，走向了单一追求审美性与音乐性的方向上。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所说，“丽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以穷力而追新”。颜之推也说“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这就充分说明了，永明时期的官体诗人对文学作品娱乐性与审美功能的注重。

从这些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文学观念下，已经完全把文学作品当成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其形式，语言，都给人呈现的是一种美感。它所注重的不再是对社会有多大的教化作用，而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娱乐价值，这就使文学从政治上剥离出来。展现出一种单纯的艺术样式。这种文学与政治相分离的现象，也许正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的松懈、糜烂的上层生活，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才会产生这种新的审美需求。但也正是这种对文学艺术美的追求，对审美价值的追求，才会对后来的文学观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物的描写细致及扩大文词的丰富性

从后梁的宫廷诗到以后的谢眺，王融他们在内容上不再是对家国社稷的关心，而是转移到了，或是宫廷、或是美女、或是山水园林上来，要不就是抒发自己个人的离情别意上来，这与重质轻文理念下的“家国”的内容为主要表现方式形成强烈的对比。由于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质”的内容上的局限，也必然促使着他们对所描写事物更加细致入微，想出那些“重质轻文”下不可能出现对物的细致描写的词语，这使得词语的丰富性得到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新鲜性。对那些曾不能用言词形容的物品，出现了新的词语对其形容，这样描写事物的复杂性也得到了解决。

而对这种山水或器物，宫廷美女的描写，也促使他们对美进行了重新的价值评判，追求一种全新的审美方式，他们把这种美的景色与其音韵相结合，促进了四声音律的出现，有助于语言的发展。对后代文学的言语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不管怎么说在“文”与“质”的关系上，它们还是相互依存的。梁朝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提及道“文”与“质”：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资丹漆，质褥、文也。这些都是刘勰运用比喻，指出了文艺作品中的这种关系。同时中国古典文学也正是在“重质轻文”和“重文轻质”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同时期下的不同文学样式。

三、中古文学与西方古典时期文学中“文”与“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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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投资法中国民待遇概念及适用范围

国际投资法中国民待遇，是指在一定范围的事项上，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权利义务，在相同情况下应等同于已经或将要给予本国投资者或投资的权利义务。国民待遇制度主要涉及两个领域，即外资准入和外资经营方面。

在外资准入方面，特别是在设立范围上，各国基本上尚未完全实行国民待遇。几乎每个国家都会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及宏观调控的需要将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控制在本国国民手中，而排除外资的进入。国际法上对于这种行为也给与了充分的肯定。

在外资的经营方面，一般而言，各国基本上都能给与外资以国民待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管理外资企业的活动。当然，发展中国家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保护民族产业的考虑，在经营上除了某些方面给外资以优待外，还会施加一些额外的履行要求。比如当地成分要求、出口实绩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利润汇出与再投资的要求等。发达国家为维护本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往往要求发展中国家逐步减少乃至取消类似的履行要求。

从理论上讲，这种履行要求并不符合国民待遇。其实施目的是出于本国经济利益的需要，试图使外资在经营过程中东道国以有益的帮助，而排除其不利的影响。但是，东道国对外资赋予了比国内资本更高的期望值，这实质上加重了外资的经营难度和成本，是对外资的歧视。

二、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象

各国的外资立法及相关的国际条约均将能够享有东道国所提供的国民待遇的人，界定为依据东道国法律在东道国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外国人及其在东道国所从事的经东道国允许的投资经营活动。

外国投资者如果是自然人，主要依据东道国国籍法确认，如果是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主要由投资国和东道国在投资保护协定中予以明确。

同时，许多国际投资条约明确规定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象为“投资”及“与投资有关的活动”。也就是说，东道国除了授予外国人本身国民待遇之外，还授予外国人的活动及其相关资产以国民待遇。

需要明确的是，国家对外国投资者及其在本国境内的投资活动和财产是否给予国民待遇是其范围内的事，如果不是有相关条约明确，国家对此不承担任何义务。但实践表明，只要没有根本危机，各国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参与本国经济发展，都愿意给予外国人及其在本国的活动以国民待遇，有时甚至给予更高的优惠待遇。

三、“超国民待遇”问题

现在有的人认为，国民待遇本身是排斥给予外资优惠待遇的，也就是说，要改变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纵观各国的外资立法和国际投资条约，对国民待遇的定义主要有两种：即国民待遇是指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的待遇“不低于”和“等同于”其给予本国投资的待遇。按照前者的提法，给予外资某些优惠待遇并不排斥国民待遇，也就不存在“超国民待遇”的问题。而根据后者，给予外资优惠待遇和国民待遇之间似有矛盾之处。其实不然，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国民待遇并不是一项孤立的标准，与之相配套的，还有诸如“最惠国待遇”和“公正和公平待遇”。如果东道国对国内投资待遇很低的情况下，对一些国家的投资实行国民待遇，而不能给予更高的待遇，则该待遇水平就有可能达不到“最惠国待遇”和“公正和公平待遇”，从而导致各项待遇之间的冲突。在大多数投资保护协定中，“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往往一并加以规定，并以两种待遇中对投资者更为优惠者为准。我们能说，一个国家实施了最惠国待遇，就是对国民待遇的违反吗？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给予外资一些优惠待遇，其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或引进更多的外资，或将外资吸引到东道国更想引资的领域，加强其政策导向性。东道国实行国民待遇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意图引进更多、更好的外资，而实行所谓的“超国民待遇”也是此目的。

在如今各发展中国家都在加紧吸引外资的大环境下，我国宜对“超国民待遇”问题采取柔性处理的办法，不应该过多地强调。总而言之，实现国家利益，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才是我们的最高目的。只要我国实质性的取消对外资的特殊限制，就是实现了国民待遇。

四、我国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的现状及策略

我国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包括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方面。在程序法上，我国早已给外资以国民待遇。《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有对于外商及其投资企业与我国公民同等诉讼权利义务的规定。在实体法方面，又可以划分为私法上的国民待遇和公法上的国民待遇。在私法上，也就是民商法领域，外资企业无论从事国内经济活动，还是涉外经济活动，都具有与内资企业同等的法律地位，这表明我国在这一领域对外资已实行了国民待遇。

而在公法领域，也就是对外资的管理立法领域，我国至今尚未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这主要受以下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彻底完成。我们都知道，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或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国家，很难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待遇，即使有，也只是很狭窄且特定范围内的国民待遇。对于内资企业来说，尤其是对于国有企业，一方面在价格、物资供应、政府补贴等获得国家的某些特殊支持和保护，另一方面在诸如生产、流通、分配等各个领域对国家则负有特殊的义务。而这些义务是不可能施加给外资企业的。而对于外资企业，它在受限制的同时也会得到一些譬如税收政策的优惠等。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确立之时，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都被扭曲了，这样就形成了法律上的差别待遇。只有一方面不断地深入经济体制改革，使内资企业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时逐步取消对外资的种种限制，双管齐下，才能完全确立起对外资的国民待遇。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一些发达国家在要求发展中国家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时，片面要求东道国将给与内资企业的特殊待遇也扩大至外资企业，而对于东道国内资企业所担负的特殊义务，发达国家又依“公正与公平”原则，即违反了所谓的“最低待遇标准”而反对施加于外资企业。倘若如此，外资企业将在各个方面享受了“超国民待遇”，从而使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我国应当对这种“趋利避害”的行为保持足够的警惕。

第二，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尚且不高。我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水平还比较落后，对于内资企业来说，外资企业在财力、技术、管理、信息等方面还具有较大优势。只有对内资企业给予某些特殊的法律保护，同时对外资加以限制，也就是采取一定的差别待遇，才能最终实现内外资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竞争。

这两个方面的因素的长期存在决定了我国在公法领域实行国民待遇只能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就。

另外，国际投资领域实行国民待遇尚未成为一项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习惯法规则，不存在绝对的，无限制的国民待遇。各国在投资领域国民待遇的实施条件、方法和步骤等问题上尚存在分歧。所以，国民待遇的推行，应遵循“有条件和逐步推进”的原则。“有条件”是指各国有权自主决定是否接受国民待遇条款，以及接受国民待遇条款的方式、方法和合理例外。“逐步推进”是指在国民待遇还不能保障各国投资者真正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各国应当兼顾经济全球化和东道国经济承受能力，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推行国民待遇。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今后的投资条约谈判过程中，我国应注意以下策略：1、谨慎对待外资准入阶段适用国民待遇问题，同时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较为成熟的前提下，在某些已经具备一定竞争力的领域，逐步推行国民待遇。在具体谈判中，尽量采用肯定清单法，将准入自由化的程度控制在自己手中。2、争取国民待遇的合理例外，避免国内产业受到外来资本的过度冲击。3、在投资条约中订入“发展条款”。也就是说只有在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属于同一类型企业且处于类似的环境下，才给予跨国公司国民待遇。这种“发展条款”可以遏制发达国家对国民待遇进行扩大解释，也使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外资政策时有了一定的灵活度。4、把握条约用语的准确，确保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自己有利。比如：保证适用国民待遇的前提条件是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处于“相同”或“一样”的情况，而非“相似”和“类似”的情况。

参考文献:

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学专论》（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版。

刘笋著：《国际投资保护的国际法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丁伟主编：《国际私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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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文化因素融入到大学英语教学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2.1不能忽视中国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在大学英语的学习过程中实则是中国文化及外国文化的两种文化的交融过程。学习英语时我们肯定要涉及汉语及英语两种语言，我们学习英语时需要用英语及其所处的语言文化背景来表达出来信息，而我们还需要用我们自己的汉语来对其进行翻译消化。所以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因素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在我们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汉语充当了一个参照的作用，这样的一个中介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学好大学英语的一个基础桥梁。中国人需要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来学习英语，虽然会受到中国文化的制约，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英语，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复杂性，有些情景是必须用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才能明确清楚的表达出正确的意思，所以把中国文化融入到大学英语教学中是非常有必要的，它是弘扬我国优秀的灿烂文化的一种有效手段。中国文化下的汉语作为学习英语的一种参照物作用也是极其重要的，它是学习英语的一个有效的过渡桥梁。当学生在学习一门语言时会慢慢的转移到对其文化的学习，这个时候他不自觉的就会用他自己的文化来解释他说看到的现象，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往往会使学习者有先入为主的思想及行动。在大学英语的教学中，应该重视中国母语文化对其学习英语产生的作用，对比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相同和差异之处，让中国母语文化可以作为一个具有正能量的参照，使得学生们可以更好的去学习英语，提高学习英语的质量和效果。

2.2注重多样文化知识积累并着重培养交际能力中国的大学生在汉语体系中生活太久，受其影响太大，习惯了中国文化下的语言环境及表达方式，习惯用中国式的价值观去衡量事物。所以这些对于英语学习来说都是不同程度的阻力。在英语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对其所处的文化的了解，如果我们不了解那些文化知识，就很难真的融入到那样的语言环境中。所以我们有必要积累外国文化知识来填充对所学语言文化知识的缺乏，并在这样的文化知识背景下去培养自己的交际能力。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我们对于每个阶段都需要融入文化因素，使文化因素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大学英语老师应该充分的让学生了解说英语的国家的文化背景，向学生们不间断的传输这些信息。在英语交际情景演练中，老师要为学生创造适宜交谈的文化环境，这样才能有效的培养学生们的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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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树立平等的文化意识

通过解决中西方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不平等现象，可以使中西文化实现真正的沟通和交流。要解决不平等的意识，教师就要帮助学生在思想上树立文化平等、语言平等的观念。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学习英语是为了进行交流，进行跨文化交流。此外，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注重以学生为主体，让他们学会使用英语传播和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不同文化的交流应彼此尊重，本着互相平等的原则进行交流和对话，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相互融合。

（三）注重在教学中引入中国文化

语言教学不仅仅要培养学生在语法、语音和词汇等方面的能力，而且要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跨文化交际是一个双向的活动，既包括对相同文化的吸收接纳，又包括对自身国家文化的交流与传递，因此它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东西方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不平衡（西方文化在文化交流中占有强势的地位，使中国文化失去了自身的特色，从而陷入被其他文化同化的危局之中）是不能进行正常跨文化交际的最重要的问题。为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可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中国文化，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联系起来，加强两种文化的互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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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件事都跟汉语的特点有关。惟有以单音节为主(即使是双音词，而词素也是单音节)的语言，才能形成整齐的对偶。在西洋语言中，即使有意地排成平行的句子，也很难做到音节相同。那样只是排比，不是对偶。关于声律，我们的语言也有特点。汉语是元音占优势的语言，而又有声调的区别，这样就使它特别富于音乐性。

文论中对于文章的对偶特别是诗的对偶是有许多讲究的。人们容易把对偶看得很简单，以为只是字数相等，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副词对副词就是了。实际上远不止此。《文心雕龙》提出了著名的对偶原则：“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对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拿今天的话来说，言对就是不用典故，事对就是用典故，反对就是反义词或意义不相同的词相对，正对就是同义词或意义相近的词相对。

刘勰轻视言对，提倡事对，这是跟骈体文的体裁有关的。从艺术观点说，这个作用不大。杜甫、王维等许多大诗人许多著名的对句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也都是言对，不是事对。这个可以撒开不提。

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这倒是一条很宝贵的艺术经验。《文心雕龙》所举反对的例子是王粲《登楼赋》“钟仪幽而楚奏，壮鸟显而越吟。”(“幽”和“显”是反义词。)正对的例子是张载《七哀诗》：“汉祖想粉榆，光武思白水。”(“想”和“思”是同义词。)二者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问题上，刘勰的理论是高的：他把反对认为是“理殊趣合”，这是用不同的道理来达到同一的意趣，表面上是相反，实际上是相成。这样的对偶是内容丰富的对偶。他又把正对认为是“事异义同”，因为两个句子从字面上看来虽然不同，实际上只表示了同一的意思，这样的对偶是内容贫乏的对偶。

正因为这个意见是对的，所以后人常常拿它来衡量诗的优劣。王籍《入若耶溪》“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这是被人传诵的名句。但是蔡宽夫《诗话》说“晋宋间诗人造语虽秀拔，然大抵上下旬多出一意。”他举了王籍这两句诗批评说：“非不工也，终不免此病。”

正对走到了极端，自然是诗家之所大忌。所以诗论家有“合掌”的戒律。所谓“合掌”，也就是同义词相对。

因此，关于对偶，我们不要单看见古人求同的方面(字数相等是同，词性相等也是同)，同时还要看见古人求异的方面。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古人在对偶别强调相反，强调对立，强调不同。这个原理同样地适用于声律方面。

《文心雕龙》声律篇中有很重要的两句话：“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同声相应谓之韵”这一句话好懂：韵就是韵脚，是在同一位置上同一元音的重复，这就形成声音的回环，产生音乐美。但是刘勰所强调的不是这一句，而是前一句：“异音相从谓之和。”所以他跟着就说：“韵气一定，故馀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这就是说，同声相应是容易做到的，异音相从是难做到的。这和丽辞篇所论“反对为优，正对为劣”的道理是相通的。依一般的见解，异音相从应该是不和，现在说异音相从正是为了和，这也和丽辞篇所说的“理殊趣合”是同一个道理。音乐上的旋律既有同声相应，也有异音相从。假如只有同声相应，没有异音相从，那就变为单调了。

什么是“异音相从谓之和”呢?范文澜同志认为是“指句内双声叠韵及平仄之和调”。(《文心雕龙注》第559页。)这是对的。所谓“八病”，虽然旧说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就是避同求异，如双声的字不能同在一句(连绵字不在此例)，句中的字不能跟韵脚的字叠韵，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一声调畅，等等。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夫五音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沈约在这里也是特别强调了“殊异”的作用。

律诗的平仄格式是逐渐形成的，而平仄的讲究主要还是求其“异音相从”。一句之中，平仄交替成为节奏，这是异；一联之中，出句的平仄和对句的平仄相反，这又是异。后联和前联相黏《第三句与第二句平仄相同，等等》，似乎是为了求同，实际上还是为了求异，因为失黏的结果是前后两联的平仄雷同。

严羽《沧浪诗话》批评了“八病”的戒律。他说：“作诗正不必拘此，弊法不足据也。”凡事一到了“拘”，就出毛病。形式美与形式主义的区别，就在于诗人驾驭形式还是形式束缚诗人。“八病”的避免，如果作为形式美来争取，而不是作为格律来要求，还是未可厚非的。董文涣《声调四谱图说》引杜审言的《早春游望》作为示范。杜审言原诗是“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蒴。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这首诗有四句是平上去八四声俱全的，其余也都具备三声(其中有两句按诗律也只能具备三声)。这样，在声调上就具有错综变化之妙。

有人说，杜甫的律诗出句末字上去入三声俱全：如果首句入韵，那就是平上去入四声俱全。我曾经就《唐诗三百首》所选的杜诗作一个小小的统计：五律十首，合干上述情况者八首：七律十三首，合于上进情况者十首。这可以说明：一方面杜甫的确有意识地追求这种形式美；另一方面，杜甫决不会牺牲了内容去迁就形式。

相连的两个出句声调相同，叫做“鹤膝”，也有人认为就是“上尾”。杜甫的律诗，特别注意避免上尾。但偶然也有不拘的。例如《客至》诗第三句末字是“扫”字，这个字有上去两读，若读上声则跟第一句末字“水”字犯上尾；若读去声则跟第五句末字“味”字犯上尾。这些地方都可以说明杜甫既讲究形式美而又不拘泥形式。两个出句末字声调相同还不足为病，至于三个出句末字声调相同，那就算是缺点了。谢榛《四溟诗话》批评杜牧的《开元寺水阁》诗：“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藤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又批评王维《送杨少府贬郴州》诗：“明到衡山与洞庭，若为秋月听猿声。愁看北渚三湘远，恶说南风五雨轻。青草瘴时过夏口，白头浪里出湓城。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他说：“此上三句落脚字，皆自吞其声，韵短调促，而无抑扬之妙。”其实他在这里指出的就是上尾的毛病，因为这两首诗三个出句末字都用了上声。谢榛最后说：“然子美七言，近体最多，凡上三句转折抑扬之妙，无可议者。其工于声调，盛唐以来，李杜二公而已!”他的话是颇有根据的。李白的律诗较少，我没有分析过；至于杜甫，我相信他在声调美的方面是有很深的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