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文化论文例1

所谓物态文化就是指司法行政机关为保障司法行政日常工作与活动而必须具备的建筑场所、活动设施、服饰装备等具体的物化形态。物态文化通过物化的方式来表达司法行政理念和司法行政精神。

2．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指司法行政系统为了使司法行政工作正常进行而制定的具有特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准则以及各种组织调节形式的制度体系。其具有凝聚性、结构的稳定性和时间的延续性等特点。

3．行为文化

行为文化是指在司法行政工作中形成的活动方式，它体现着司法行政机关的精神面貌、思想理念、工作活力和价值情操。不管是领导还是普通员工，他们的行为反映出该机关总体的价值选择和精神趋向。

4．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能够深入司法行政文化的内核，体现出司法行政工作人员的精神信仰和理想追求。在长期的司法行政实践过程中，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形成共同的思想形态、意志态度和精神状况。精神文化渗透于司法行政工作的各个方面，直接推动着司法行政工作的发展与进步。

二、司法行政文化建设的目标与原则

1．司法行政文化建设目标

司法行政文化建设应以“十”精神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司法行政工作实际，思想上高瞻远瞩，行动上扎实有效，结合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目标，吸收地方文化精髓，突出司法行政工作特点，认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治精神融合起来，并渗透其中，进一步弘扬司法行政文化风貌和道德风尚。提高工作人员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品质，逐步培养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文化素质精，“德才兼备”的司法行政人才，努力构建一个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和激励型的司法行政文化。

2．司法行政文化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立足司法行政特色。立足司法行政工作实际，善于从司法行政工作实践活动中寻求工作思路。根据司法行政工作的特点去设计目标和制定措施，努力把司法行政文化渗透于实践活动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角落。

（2）要循序渐进。根据文化的特性与司法行政工作的实际需求，司法行政文化建设应该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分层次、分部门，低位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建设任务。

（3）坚持前瞻性与创新性原则。学习中西优秀文化传统，借鉴其他丰富多彩又充满活力的行业文化经验，吸取法治文化的精髓，认真研究司法行政文化创新理论，积极探索创新实践，力争建设一种顺应司法行政发展要求，体现时代精神文化，具有前瞻性和自我更新能力的先进文化形态。

（4）秉从以人为本的原则。司法行政文化要求把服务司法行政工作作为基本的目标，把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作为承担主体，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挖掘他们的文化创新和建设的潜在能量，赋予司法行政文化以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三、司法行政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对司法行政文化内涵缺乏深刻理解

目前，司法行政机关对文化的理解不够完整和全面，因此在具体的建设活动中就出现了很多偏差。首先，司法行政文化建设事关整个司法行政机关，但活动只落实到了下设的宣传教育部门，其余部门并无协调和联系，更谈不上互赢共建，领导对此也漠不关心，司法行政文化建设成了一个职能部门的事情。其次，文化活动简单，内容单一：把文化建设省略为几次简单的文艺节目和几项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文化阵地普遍存在规模小、影响力弱等问题，缺少叫得响，群众认知度高的优秀文艺作品。这样的文化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整合功能，建设效果可想而知。

2．司法行政队伍力量薄弱

在法制社会和法治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司法行政机关承担了更加繁重的任务，据调研得知，由于历史的原因，司法行政机关队伍与过去相比较虽然有所增加，但明显跟不上目前形势和发展的需要，机关编制紧张、年龄老化、学历层次较低，文化知识亟待更新。因此可以说，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已经难以适应新的任务与挑战，工作效率不高、执行力不强，因循守旧多、创新思变少，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有待进一步转变和提升。在司法行政人才队伍中，缺乏精通文化和法治的复合型人才，文化作品创作质量不高，受群众欢迎的司法行政文化品牌匮乏，机关部门、领导群众广泛参与度也不够，使各类司法行政文化活动的影响力、吸引力不够、渗透力不强，司法行政文化中独特的人文魅力，因受人才的制约而没有真正全面地呈现出来。

3．建设经费不足

受财政预算的制约，司法行政机关工作所面临的经费问题也比较突出。有些领导只重视外在的形象工程，对文化建设这样的软实力投入重视不够，这样，司法文化建设中的场所、软硬件、环境设施、服饰装备、文化活动等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再者，经费的不足，也影响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目前，由于很多原因，司法行政队伍的凝聚力不高、自觉性不够。在工作中凝心聚力干事业、团结拼搏创品牌的意识不强，讲大局讲奉献、全局一盘棋统筹开展工作的干劲和精神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和状况。

4．司法行政机关的地位、形象和影响力有待提升

由于历史和体制设计的原因，司法行政工作面临着地位不高、基础薄弱、影响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首先，从社会角度看，把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和其他相近的机关如公安机关相比较，我们就会显出明显的弱势，仅仅是工作性质的不同使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在自我定位时过分地依赖社会公众意识的认知，从而表现出自卑和失落的心态，这种心理状况对工作积极性也有着不小的影响。其次，司法行政工作在社会上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与支持，其形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得不到真实的彰显。

5．司法行政文化发展缺少理论生存根基

成熟的理论体系能够坚定司法行政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从观念更新和制度变革等各个方面，为在建设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新情况提供智力支持。目前，理论研究水平的低下、理论体系的阙如直接制约了司法行政文化工作的全面发展，由于理论生存根基的薄弱，司法行政文化在建设动力、创新制度、模式方法、未来走向等诸多方面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现实困境。

四、司法行政文化建设的路径及措施

司法行政文化建设是项系统工程，应该长远规划，统筹兼顾，重在落实。要做好理论研究和实际调研，制订行之有效的方案目标，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以期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

1．精心谋划，明确司法行政文化定位

为探索司法行政文化这一全新的课题，首先是积极开展调查研究，组织人员积极赴外和先进单位学习考察，并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多层次的专题研讨活动，廓清司法行政文化概念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力求在学习中创新，在发展中超越。其次，上级主管部门要重视司法行政文化建设，指派专门分管领导，提供财政保障，出台专门的指导性文件来明确司法行政文化建设的基本思想和具体规划，包括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建设路径与保障措施。

2．加强研究和创作，不断丰富司法行政文化建设实践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关键还是要加强对法治文化的学术理论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应用研究，注重在司法行政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司法行政文化理论。因此，要充分调动广大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以及相关人员的创作积极性，多研究、多摸索、多创新，力争多出研究成果，指导司法行政文化建设实践。要充分发挥各类专业文艺创作团体和专门人才创作司法行政文化作品的优势，鼓励司法行政机关基层各类文艺骨干和积极分子参与文化作品的创作，努力实现形式多样的司法行政文化品牌的规模化，进一步增强司法行政文化宣传教育资源的丰富性和导向性。利用群众喜爱的各类艺术形式（比如故事、书画、戏曲、广告语等）传播司法行政文化。要加强司法行政文化成果的推广，通过召开文化建设经验交流会，推广经验，扩大其建设成效。对已有的司法行政文化理论研究成果和文化作品，要进一步研究放大其功效。要坚持司法行政文化建设与司法行政工作实践的紧密结合，在推进司法行政文化建设中，不断巩固司法行政工作建设的成效，进一步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3．加强基础设施及阵地建设，夯实司法行政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基础设施要注重品味和质量，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要立足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努力做到司法行政标志统一、窗口人员工作着装统一、业务台账统一、工作流程规范统一、办公室环境统一、文化设施建设统一等几个标准的统一。统一的服饰、标志，彰显出司法行政工作的整齐划一的格调气质，对外便于识别和记忆，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对内能规范形象，增加工作人员的自豪感和职业认同感。印发统一的《业务台账规范要求》，包括人民调解、社会矫正、法律援助、法制宣传和帮扶安置等几个方面实现规范操作，业务台账格式统一、程序一致。办公环境和文化设施统一会给工作场所增添气氛。比如办公用品的配备和摆放，工作环境的美化、绿化、净化和亮化，不仅使办公室、会议室、活动室、图书馆、运动室和文化展览场所环境优美洁净，使人心情舒畅、激发工作积极性，也能营造出健康高雅的文化氛围，提升工作人员的文化品位。阵地建设是司法文化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必须持续抓好的实事工程。在一段时期内，须完成各级各类文化中心平台建设，如文化广场、电台、宣传栏、报纸、网站新媒体等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几级司法行政文化阵地网络，市级文化阵地建设要由市、县司法局向乡镇街道司法所和村（社区）司法单位延伸，在辖区内形成一批传播司法行政文化的主阵地；中心分设司法行政文化外景展区和室内几大功能展区，运用声、光、电、多媒体等多种手段，结合实物陈设、专题展板等方式，集中展示司法行政文化。要整合各类资源，借助社会的各种宣传媒介和力量，利用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市内交通等公益平台构建覆盖全市的司法行政文化服务体系。

4．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丰富机关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精神文化生活是是司法行政文化的核心部分和主要表现形式。丰富的文化生活不仅能够锻炼身体、弥补干群裂痕、提高工作效率、增强集体自信心和凝聚力，更能够在充实精神世界、愉悦心灵、提高生活质量、和谐人际关系、赋予诗意化人生的美好体验等方面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根据当地特色和自身的实际需要，有计划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各类体育活动，成立文学、书画、摄影、歌唱、戏剧等文艺俱乐部，定期开展演讲辩论、法律研讨、知识竞赛、文艺创作等各种沙龙活动。引导广大职工积极主动参与，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培养其业余爱好，为每一位司法行政工作人员提供温馨愉悦、展示自我才艺和理想的平台，提升他们的文化艺术底蕴和健康的审美品质。设立读书日、文化艺术节，成立业余艺术团，定期组织大型文艺汇演、创作成果竞赛活动，努力打造特色鲜明的司法行政文化品牌。

5．加大创新力度，开拓传播渠道

为提高司法行政文化的社会效应和整体形象，在巩固传统媒体的基础上，着力构建以新媒体为主渠道的多形式、多元化、广覆盖的司法行政文化传播体系。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新闻报刊、网络平台等新媒体形式，结合微博向社会展示司法行政文化，宣传本系统先进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借助各类公共场所比如大型电子显示屏、地铁围挡、路牌灯箱公益法治广告；协调当地移动、联通、电信三家运营商发送法律公益类短信、彩信。各部门、各单位运用板报、挂图、横幅、灯箱等各类载体，在电视台举办“法制宣传”“释案说法”，在广播电台开通法制热线等。总之，为了提高司法行政系统的知名度、信誉度和美誉度，充分挖掘各种载体，构建司法行政文化传播体系。

政法文化论文例2

研究各国（地区）行政法法典化的进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行政法法典化不仅比刑法典、民法典甚至成文宪法要晚百余年，而且难度也大得多。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行政法涉及权力的法律控制，影响国家权威；二是国家管理事务的庞杂与变化性加大了规范进程的难度。总之，人类设定自律性规范比认识掌握自然法则要困难，特别是制定直接约束权力的规范比划分权力的规范还要艰难。

第二，各国对行政法法典化的探索始于大陆法系国家，是从实体法规范开始的，受阻后转向一般手续法规范的制定。20世纪中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行政程序》（APA）颁行，标志着行政法法典化取得了初步阶段性成功。美国的APA开行政程序司法化的先河，解决了当事人参与、政务公开，特别是切实有效地找到了事前与事中监督行政规章制定行为、行政裁决行为的具体方式与制定，即听证、公开的程序制度。这些创新制度成果是人类共有的法律文化的宝贵财富，尤其值得坚持人民监督理论的社会主义国家汲取。多年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参与管理、人民监督公仆的理想和愿望缺少制度的保证，而在美国人民斗争中逐步完善的公开、听证等程序制度，很好地保障了行政相对人实体的参与权、监督权以及对人身权、财产权予以保护并及时补救权利的实现。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学习。

第三，大陆法系国家以奥地利、德国、荷兰为代表，在不同时期的行政法法典化的探索中，都保留实体规范必不可少的那部分内容；三国立法者与学者始终不放弃在对行政程序规范研究拟定的同时，努力推进实体法规范的法典化进程；一贯保持着法典化必须是程序规范与实体规范在同一法中规定，不可能截然分开的理性认知。

第四，各国（地区）经百余年的艰辛探索，逐步认识到：行政法律规范和民、刑法规范一样，分为程序性规范与实体性规范，这是法的共性。同时各国行政法学界也发现：行政法规范不只限于诉讼阶段的程序规范，行政程序性规范相对独立地贯穿于行政管理活动的全过程；它与管理过程中各环节的实体规范相辅相成，共存于同一法律规范之中。紧接着人们又进一步认识到，行政法律规范中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不仅是相对独立，程序权利与义务和实体权利（力）与义务各自发挥不同的功能，而且不能彼此取代。这种认识上的飞跃推动了行政法法典化的进程并获得了行政程序立法法典化的阶段性成果。然而这种突破和推进从负面也给行政法学界带来了认识上的某种新的偏颇，即只注重程序的法典化而忽略了实体的规范化与法典化，甚至某些人误认为行政法法典化只是行政程序法典化，即如美国已经完成的APA那样。

政法文化论文例3

法律同政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离开了国家政权这个政治的核心问题，法律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在阶级社会中，法律直接受政治的制约。作为一个体系，超然于政治之外的法律，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是不同的法律规范、不同的法律部门可能与政治的关系有远疏之别。特别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其实正是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变化的结果。历史和现实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几乎无不是一种“变法”，即对法律进行的立、改、废活动。“只有讲政治，才能……把国家的法律、法规，贯彻到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中去，防止和排除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的干扰，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注：：《关于讲政治》，人民日报，1996年7月1日。）同时，法律要服务于政治，与法律相比，政治占有主导地位，这既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一种现实要求。日本当代著名法社会学家川岛武宜也这样认为：“在社会的结构之中，法律命题是为政治权力所支配着的。因此，在法律命题之中，必须或多或少地体现着一定的政治思想。在斗争中获得了胜利的社会力量，会通过创造法律命题的方式来强制保护自己利益的规范实现。因此，法律命题通常总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注：〔日〕川岛武宜著，王志安等译：《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232页。）政治意识不等于法律意识。政治家可能会抛弃法律，不以法律的名义去解决政治问题，实行不讲法律的政治，但法律家却不可能不关心政治。另一方面，更要看到，政治全能主义是无可辨护的祸害和道德上的恶，这毕竟已成为当代公共舆论的共识。因而，法律对于政治的功能乃是不容抹煞的客观存在。但是，承认法律对于政治领域的功能，并不意味着可以在法律与政治之间划上等号。法律毕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特别是，某些政治概念就不一定适宜于作为法律概念。比如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条曾规定，立法目的之一是“打击敌人”。显然，“敌人”是一个政治术语，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于是，1996年改之为“惩罚犯罪”。基于同样原因，1997年3月14日所通过的新《刑法》也已将“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解放后我国政治学与法学的由合一变为分立的过程，也说明了政治与法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

Ⅱ

法律具有政治功能。法律通过对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治发展和政治问题的协调、规范、促进和解决，影响政治生活，达到政治目的，进而实现政治法治化。

政治法治化的第一要素是政治关系法治化。

政治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基于特定的利益要求而形成的，以政治强制力量和权利分配为特征的社会关系。（注：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政治关系的基础是政治利益，法律通过分配政治利益协调政治关系。法律为政治统治权力披上合法的外衣，使其具有社会正当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曾区分过“合法性”和“合法化”两个概念。他指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但是，如果没有合法化过程，合法性很难得到保证。在不求助于合法化的情况下，没有一种政治系统能成功地保证大众的持久性忠诚，即保证其成员意志服从。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的体现，把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或者是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虽然这种共同利益可能同普遍利益相交叉、相重合，但是也有可能不完全一致或完全不一致。法律一旦宣布某些利益为国家的根本利益，这些利益就获得了最大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决定的具有国家形式的共同意志的体现。在不危害这种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法律规定出处理同一层次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横向利益矛盾及不同层次上的利益主体之间纵向利益矛盾的准则，从而把人们本质上为了自己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保持社会的政治稳定。

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政治权力关系，包括执政党权力与社会公共权力的关系、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立法权行政权军事权司法权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权力关系都要经由一定的法律机制加以协调，在不同的国度，协调的方式可能互有差异，因而形成不同的国家结构形式和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宪法的功能主要是协调权力关系。部门法对于权力关系的协调也具有重要功能。比如，我国税法的一项重要改革，就是实行分税制。而分税制从政治功能角度来看，乃是走向制度化、规范化与科学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模式的制度选择。它在宏观意义上规定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新格局，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一种政治资源。在政治学中，某一时期在政权中担任角色的那些个人被称作权威人物。马克斯·韦伯曾把权威的基础分为传统型、领袖型和法理型三种。50——60年代美国比较政治学的主流——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中心人物阿尔蒙德（GabrielA.Almond，1911年生）认为，世俗化是政治文化发展的方向，世俗化程度也是衡量政治文化发展的标准；而世俗化代表性地意味着权威人物传统型和领袖型魅力型标准的削弱，法理型日益占据上风。（注：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0页。）

政治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政治权利关系。政治权利是社会成员实现利益分配的政治资格，是社会成员实现政治利益的手段，包括自由权、平等权、参政权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政治权利的范围有不同的界定。根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规定，公民的政治权利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四）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法律把政治权利规范化，保证政治权利落到实处，同时规定剥夺危害国家安全及其他严重刑事犯罪人的政治权利，对于他们作出政治上否定性的评价。由于政治权利实际上反映着公民同国家的关系，法律确保政治权利的实现有利于国家政治生活的良性运行。

政治行为法治化是政治法治化的第二要素。

政治行为是人们在特定利益基础上，围绕着政治权力的获得和运用、政治权利的获得和实现而展开的社会活动。作为政治关系的直接动态表现，政治行为包括政治斗争、政治管理、政治统治和政治参与等多种形式。

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又是政治斗争的手段。政治斗争的类型反映着法律的历史类型，体现着法律的本质；反过来，法律的本质规定着政治斗争的程度和方式。暴力政治斗争往往导致法律类型的改变，也就是说，阶级斗争的激烈形式导致社会革命，成为法律历史类型更替的直接导火索。而非暴力政治斗争一般指在法律范围内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国家都要对于非暴力斗争的性质和活动方式加以明确的法律规定。这方面的法律制定与实施往往成为衡量一国政治的民主程度与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尺。违宪司法审查制（JudicialReview）对欧美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便是一个良好的例证。在政治斗争中，主体各方都力图居于支配和控制地位，即掌握政治统治权。进行政治统治，离不开法律的运用，尤其在一个民主社会，政治统治就是法律统治，即形成一种法治秩序。在人治或专制社会中，统治者往往也要用法律的手段使自己的政治统治合法化，获得一种社会的遵从和国际的承认。如果说政治统治是国家政权的前提，那么政治管理就是国家政权的基础。政治管理有多种方法，如行政强制方法和思想教化方法等等，但以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的现代政治管理则以法律手段为根本，法律使政治权力规范化。把政治领导、政治决策、政治组织、政治协调、政治监督等政治管理方式纳入法律轨道，保证政治法治化的形成和维持。此外，法律还为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提供必要的途径，使普通公民通过合法活动实现对政府相应的控制。

当然，也应看到，法律对于政治行为的规范功能是有一定限度的，并非任何法律部门都能规范任何政治行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明文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提起的诉讼，也不受理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因为这些行为涉及国家或重大国家利益，有很强的政治性，或者这些行为具有较多政策性成分。对于这些现有诉讼制度无法规范的政治行为，只有留待以后建立的宪法诉讼制度加以调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法律功能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发现法律制度的缺陷或漏洞，从而进一步加以完善。

政治法治化的第三要素表现为政治发展的法治化。

政治发展是指对政治关系的变更和调整。政治关系的质变过程即政治革命，是以阶级为政治主体的，旨在另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暴力行动，是实现政治权力迅速变更、用一种政治体系取代另一种政治体系的激烈的变革。政治革命的斗争锋芒都是指向实行统治的阶级，其首要标志是夺取政权。所以，一般地说，政治革命都要冲破体现旧的统治阶级国家意志的法律，而不可能在旧社会的“法制基础”上进行。但一俟革命成功，胜利者又要以法律巩固自己的成果。法国第三等级（Tiers）正是通过起草一部新式宪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政治纪元。（注：〔美〕路易斯·亨金等编：《与权利》，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9页。）

政治改革是通过一系列政治措施进行的。法律使政治措施既具有合理性，又具有现实性。同政治革命不同，政治改革是政治关系的量变过程，是对政治关系的调整和完善。这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政治领导集团根据社会利益矛盾状况及其对政治权力的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旨在改进政治体系、调节政治关系以巩固和完善其政治统治的政治过程。作为一种有计划有步骤的政治变革，往往都伴随着法律的运作。因为法律能够为政治改革指明方向，为政治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保障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并且巩固政治改革的成果，从而防止和清除弊端，推动政治不断进步。这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改革往往被称为“变法”的原因。

政治问题法治化是政治法治化的第四要素。

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问题。有的政治问题要靠暴力甚至战争来解决，但同时也有许多政治问题可以用法律手段去解决。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因此，所有的党派在它们的日常论战中，都要借用司法的概念和语言。”（注：〔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0页。）在诸多政治问题中，一个国家民族的政治团结居于突出地位。通过法律，能够增强民众的凝聚力。克林顿在《希望与历史之间》一书中写到：“美国人不是通过种族、宗教或任何其他显著的特性联结在一起的，而是通过共同忠诚《独立宣言》、《宪法》和《权利法案》，通过共同接受公民身分的权利和义务的共同性而联结在一起的。”（注：〔美〕比尔·克林顿：《希望与历史之间》，海南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90页。）国家的基础一步一步由血缘、族类向法律过渡，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向。新中国建立以来，有关民族区域自治方面的法律，对于解决民族争端、增强民族团结均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尤其在当代，和平与发展已变成世界政治生活之主题，法律正愈来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益发挥出特有的功能。1987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做出一个范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5、352页。）起草工作完成后，他充分肯定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是一个具有创造意义的杰作。”（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5、352页。）在中国对香港、澳门收回的过程中，1990年4月4日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1993年3月31日通过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把“一国两制”的伟大政治构想制度化、条文化，从而使人民增强信心，打消顾虑，成为政治决策与现实生活的中枢或桥梁。这两部法律也为将来政治解决提供了典范。

Ⅲ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离不开社会主义法律功能的发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页。）目前，我国政治法治化的最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法治化。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把民主看作是一种国家政体。马克思主义认同和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民主观，但又有所发展。马克思认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0页。）列宁指出，就民主的本意讲，它首先是“大多数人的统治”，并且，“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力。”（注：《列宁全集》第31卷，第96页。）总之，我们在理解民主的概念时，首先要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来理解，它包括国体和政体两个方面；同时，又不能仅仅停留在国体和政体的原则上，而要看到这些原则必须具体化为公民的各项民利，特别是平等权利，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大多数人的统治权力。在权利这个层面，民主从消极意义上讲即没有特权；从积极意义上讲即人人平等。再一点，理解民主概念时，也不能仅仅将民主与政治相联。民国初年，“文化怪杰”辜鸿铭曾发表过一段挺严肃的议论：“真正的民主，其实质不在于民主的政治，而在于民主的社会。”（注：辜鸿铭著：《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199页。但是，我们不能同意作者的“对于民主政治来讲，君主的必要性……”等观点。）这种认识前进了一步。然而，必须看到，要实现民主社会，必须先有民主政治。正因为如此，我国才把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相提并论。民主之于政治，就其功能而言，虽不必然能够达到“最好”，却一般可以防止发生“最坏”。

社会主义法律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功能，体现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法治化。民主模式并不是单一的，法律对某种民主模式的选择决定着国家民主生活的基本走向。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离开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是社会主义民主，而可能会导致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民主愈健全，法制的威力愈强大；民主愈发展，法制作用的发挥越充分，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法制。

反之，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没有健全的法制，民主就会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却是法律规定的存在。民主制的基本特点就是这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争得了社会主义民主，就要用法律来确认和体现这种新型国家政权的性质和作用，使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获得法律上的保障。正如邓小平所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社会主义法律也是人民运用国家权力实现自己意志的体现和保障，它规定了人民民利的范围，为人民行使民利指明了方向，使人们在行使民利时，有了清楚明确的可循标准；社会主义法律还通过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其他刑事犯罪，依法对敌对分子实行，保障人民真正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从而排除一切可能导致国家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脱离开法制，即使号称所谓“大民主”，实际上只能使大多数人不自由，只能造成动乱，因此决非真正的民主，决非社会主义民主。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法律从本质上讲有着使人民对于政治的影响发展到可能充分程度的功能。

Ⅳ

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至此，自1986年以来开展的第三个普法五年规划正式开始组织实施。无疑，这是提高全民族的法律素质，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重要举措，应当得到全社会的响应和落实。

然而，作为理论研究，可以从另一方面对同一问题进行分析。改革开放近20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三百一十多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七百五十多件，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五千三百多件，大体已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按照法学最一般的原理，社会主义法是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具有真正的人民性。

可是，在这么多的法制定和颁布以后，人们甚至是大多数人对之不知或知之甚少。这是现实存在的问题。那么由此要问：既然这些法体现了人民意志，为什么人民中的大多数还不知道它们被上升为了法律，以至于还要大力呐喊“把法律交给人民”呢？（注：见《法制日报》，1996年6月18日社论；1997年5月4日报道。）究竟把法律从何处“交给”人民呢？法律难道本来并不在人民手中吗？法律难道是在大多数人背后制定出来的吗？由此又能否不承认我们已有的法不是代表人民的意志，而是其他什么人的意志呢？显然，我们应该从这一重大矛盾的现象中得到若干启示。

决不能否认我国法律的人民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立法权本质上属于人民。人民的意志通过全国人大代表反映出来，上升为国家意志，于是就成为法律。所以，任何怀疑我国法律体现人民意志的想法都是不正确的，至少在理论上如此。这一点必须首先肯定。

那么上面所揭示的问题能够说明什么呢？我们认为，之所以造成大多数公民不知法或知之甚少，与我国立法制度尚不健全有关。人民代表大会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最好的立法制度，但是还并未达到应有的完善水平，对其也必须进行改革，以使我国的民主制更为真实和更有保障，使民主得以更好地体现。

问题之一：立法与知法的脱节反映了现行间接民主制的不完善。

间接民主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直接民主制的不可能，那么在直接民主可能的地方就不宜再搞间接民主。间接民主只有以直接民主为牢固基础才能更充分显示它的意义。直接民主最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虽然在中央、省级不能搞直接民主，但在县级以下是可以搞的。直接民主存在的地方应是人口较少而集中，大家互相了解；我们可以把这种地方划为最基层的选举单位。其实，仔细推敲起来，民主的关键并不在于直接民主的范围究竟应当划到多大，而在于民主的各个环节是否真正能确保人民的主人地位的无可动摇。民主制的不完善，肯定会给法律民主性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问题之二：立法与知法的脱节说明人民代表没有起到应有作用。

宪法第76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机密，并且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代表应当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如果说参加人代会，制定法律和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都是代表职责的话，那么这二者是同等重要的，特别不能只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代表之所以必要，只是因为不可能由全体人民中的每个人都参加会议，进行表决。所以，代表在大会上表达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意志，而是人民尤其是选民的意志。作为代表，必须首先知道选民的共同意志是什么。为达到这一点，代表就必须听取选民的意见，并从中进行归纳和综合，抽象出共同意志来，再反映到大会当中去。我国法律的制定都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从起草到公布经过若干程序，其中就要由代表进行讨论。这时，代表应该把法律草案拿到选民中去征求意见，再由人大对法律草案进行修订，通过以后继续由代表向选民进行宣传阐释。

总之，在立法的过程中就向人民宣传了法律的内容，立法和宣传同步进行，参与立法是代表的职责，宣传法律也是代表的职责。

Ⅴ

上述问题并非无法解决。我们认为，进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决不等于仅仅注重经济方面的立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切不可忽视人民民主生活的改善。目前，我国的政治立法、民主立法落后于经济立法。就立法民主化而言，要使民主得到法制的保障，首先必须在《代表法》的基础上对于代表职责、代表选举问题更加具体地规定一些可操作性强的完善措施。

权利和义务是对应的，这一点法律上有明文规定。而权力和义务也应是对应的。人民代表享有宪法所规定的一系列权力和权利，同时就必须承担参加会议和联系选民两项最基本的职责。如果说前者主要是权力的话，后者则更侧重于义务。联系选民是代表们的义务，那么他们不履行这个义务就是对人民的失职，法律应该规定代表所承担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不联系选民，不反映选民的意志，就是对选民权利的侵犯和妨碍，情节轻微的可以罢免了事，而严重者就不能仅仅罢免处之了。

对于代表选举及活动方式也要进一步完善。若把上面所说的看成实体内容的话，这方面就可以认为是对实体部分的程序保障。仅就选举来讲，应明确代表的条件，选民才有个把握标准，这个条件应同选举一般先进人物的条件有所不同，不能把代表资格的获得单单看成一种奖励方式。工作有成就的人不一定就是合格的人民代表。代表首先应该有为大家办事的觉悟，愿意不辞劳苦地上传下达，下传上达。其次，应该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有分析、综合的能力，这样就可以比较及时、准确地掌握本选区选民的共同意志，既不为个别人的意志所左右，也不致因为对选民情况的不知而仅仅表达自己的意志。再次，代表还要有敢说敢干的精神，勇于把选民的真实意志、社会弊端反映上去，使上级直至中央掌握全面的真实情况，作出切实可行的决策。所以，代表有时不一定就是科学上、生产上有突出表现的人物。如果只因为是英雄劳模人物就被推为代表，一方面不一定能反映好人民的意志，另一方面其个人因为必须参加各种会议，征求意见，宣传法律，势必占去大量的时间，于事业上亦无补益。当然，这并非说劳模就一定不可以当选为人民代表。

再一点，我们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固然应该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而每一个代表主要还是应反映本选区局部的普遍意志。只有许多这样的局部综合起来，才能完整地表现全部，即全部寓于局部、普遍寓于特殊之中。假如一味地强调整体，势必会影响局部意志的全面真实地反映，结果往往还会使整体的意志并没有能够反映出来，增加了不真实性。当各个局部、许多个特殊反映上去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加以统筹，在这诸多特殊局部意志的基础上概括出整体直至全国人民的普遍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载入法律条文，就象基层代表概括各个选民的意志那样。代表回去后，又对法律进行传达阐释，从而一步一步地贯彻下去，再达到普遍与特殊的统一。

政法文化论文例4

行政许可自古有之。我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国家垄断盐铁的生产和经营，未经政府许可不得经营。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几次大的经济危机后，对经济事务干预的行政许可事项日渐增多，如公司兼并、垄断等。我国的行政许可制度始于建国初期，滥觞于改革开放以后。受全能政府、管制政府观念和部门利益的支配，行政许可权渐渐演变为政府、部门所有，以许可代替管理，以收费、罚款代替管理，行政许可事项几乎无处不在。一些地方、部门和腐败官员甚至把行政许可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长期管制型政府的工作思维和模式，导致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滋生、形式主义和衙门作风，从而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行政许可法总结我国实施行政许可的经验教训，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吸收各国治理国家的先进理念，在行政许可法中贯彻慎权省权理念。

行政许可法规定，设立行政许可仅限于六个方面：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及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事项；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条件或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器材，需要按照技术标准、规范通过检验、检疫等方式审定的；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项。

行政许可法还明确规定，具有下列四种情形之一的可以不设立行政许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事项。

为避免行政许可设立“只生不死”现象，行政许可法第20条规定，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应当定期对其设定的行政许可进行评价，认为通过社会组织和市场手段能够解决的，应当及时予以修正或废止。第21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行政法规设定的有关经济事务的行政许可，根据本地情况认为通过社会组织和市场手段能够解决的，报国务院批准后，可以在本行政区内停止实施。

行政许可法第26条规定，行政许可需要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多个机构办理的，应当确定一个机构统一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统一送达行政许可决定。行政许可依法由地方人民政府两个以上部门分别实施的，本级人民政府可以确定一个部门受理申请并转告有关部门分别提出意见后统一办理，或者联合、集中办理。

职权法定

现代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政府权力由法而定，无法即无权。与传统的积极管理、权力扩张理论相比，这一原则更强调职权的法定性和本位性。没有法律的授权，即使存在权力真空，行政部门也不能自行扩张、设定权力。

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特殊情况下，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可以设立临时性行政许可，但事后必须及时提请权力机关制定法律、地方性法规或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确认。设定行政许可，应当同时规定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条件、程序、期限。行政许可由具有行政许可权的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法定授权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许可。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委托机关应当将受委托行政机关和委托实施行政许可内容予以公告。

职权法定理论是对擅自设立行政许可项目、主张权力做法的否定，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行政许可法关于行政许可职权法定的规定，严格限制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掌握行政许可权力机关及工作人员利用权力“寻组”的机会。

责权统一

在长期以来的行政管理实践中，权力与责任脱钩，有权无责现象较为普遍；权力与利益挂钩，一些行政管理带有明显的趋利性。现代法制社会强调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权力运用的基本法则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政法文化论文例5

内容提要：拟制人犯罪是与自然人犯罪相对的概念。对于拟制人的范围国际上普遍以民法上法人的外延为界限，而我国目前还是以模糊的单位概念划定其边界。考察晚近若干司法解释及有关法人犯罪的学说发现：刑法对于拟制人犯罪的应对越来越体现出其政策化的倾向，刑法只是基于伦理的相对稳定的政策，实用主义才是刑法真正的依归。 单位犯罪是刑法学界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与法人犯罪的概念相比，单位犯罪概念的含混性已经成为法学界的共识 ，鲜有人提出质疑。对于单位犯罪的态度，我国刑法也经历了与西方相似的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单位”自身的发展史。刑法对单位犯罪态度的转变也并非由于伦理的颠覆性变革，只是刑法在面对单位这一客观实体影响力日益巨大的事实，在坚持伦理的基本原则上进行的技术性调整，其出发点无非是实用主义。 一、 概念 相对于自然人犯罪，对一些合法成立的组织的违法行为，刑法学吸收了民法中公司法人的拟制人格理论创立拟制人格刑事责任论，拟制人格与自然人格一样都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对于拟制人格的适用范围，在国际范围内一般限制在民法的法人范围之内。而我国又将其扩大到其他非法人组织，并统称为单位。但无论是法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都是类比于自然人格的拟制人格。正因此笔者认为虽然单位犯罪与法人犯罪在范围上存在区别，但基于共同的法理基础，可以将其统称为拟制人犯罪。拟制人是指依法成立并基于一定的程序步骤、规章制度、运行文化、组织机构和自有财产而形成独立于其成员的意志的组织体。拟制人犯罪就是拟制人采用组织机构直接决定、制定制度或营造文化予以鼓励、故意或严重过失对危险行为缺乏防范和监督等危害法益的行为。 根据拟制人的定义，拟制人的特征或者说衡量是否符合拟制人资格的标准可以概括为五点：第一，合法性。合法性是拟制人存续的前提，合法性要求实体合法与程序合法。第二，组织机构性。一定的组织机构能够保证拟制人成员之自然人的意志经过一定的程序上升为来源于自然人意志但又不同于自然人意志简单相加的高于自然人意志的综合性的拟制人整体意志。第三，持久性。拟制人必须有明确的存续期限，或者虽无明确期限，但必须有法定的或为法律所认可的终止的原因。持久性保证拟制人的存在与构成拟制人之自然人的变化无直接关系，从而超脱于其自然人成员而独立存在。第四，意志独立性。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要求拟制人具有独立作出决策的权利。要求拟制人意志既来源于而又不同于拟制人出资人及拟制人成员的意志而有独立性，同时也要求拟制人能够独立于其它组织机构作出决策。第五，财产独立性。刑事责任能力要求拟制人能承担罚金刑，要求拟制人有可供独立支配的独立财产。拟制人财产应独立于出资人而存在，即出资人不能凭简单的个人意志直接支配拟制人财产，只能通过拟制人意志间接支配。 拟制人犯罪在我国表现为单位犯罪。我国刑法学通说认为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经单位集体决定或负责人决定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由于这个定义体现了我国刑法学界关于单位犯罪的一般看法，所以为1996年以后的刑法修改草案第3稿至第7稿所认可，也是现行《刑法》通过之后所出版的理论书籍所广泛采用的一种定义。 我国刑法之所以没有采用法人犯罪的概念，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法人是民法上的一个特殊概念，在现实生活中，除法人犯罪以外，还存在非法人团体的犯罪。法人犯罪的名称过于狭窄，不能把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法的社会组织包括在内。因而采用单位犯罪的概念，单位一词可以包括法人和非法人团体。但是对于刑法中采用单位犯罪这一称谓，我国有些学者持否定态度，主要批评意见有以下三点：（1）单位概念模糊，是一个非法律用语；（2）单位这个用语与民法不协调；（3）单位犯罪与国际上通行的法人犯罪概念不衔接。 二、 对于刑法条文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分析 《刑法》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解释一：1999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刑法第30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 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解释二：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一条规定：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的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亦归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所有的，应认定为单位犯罪。不能因为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没有可供执行罚金的财产，就不将其认定为单位犯罪，而按照个人犯罪处理。 解释三：2009年10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中认为：符合我国法人资格条件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内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符合我国《刑法》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我国的单位既包括法人也包括非法人组织，而单位的范围从其本身又扩大到了其分支机构和内设机构。可见我国的单位犯罪概念远较通常的法人犯罪概念为广。可是根据解释三的规定，对于外国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却限定在法人之中，从而限制了解释一中的单位的外延，并将单位这一概念二元化，即中国的单位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而外国的单位仅包括法人，当然法人指的是依我国法律而认定的法人。这种现象原因何在？ 事实上我国的单位犯罪与法人犯罪相比一直存在着理论基础不足的缺陷。单位的外延不断地被扩大的解释表明了单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范围及可以确定其范围的标准或程序。单位的部门也可以被当作刑法的单位来对待，那么部门的部门又如何，是不是也一样可以被解释为单位？而解释三的规定，虽然将单位二元化了，但是它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解释的不断扩张，因为法人有明确认定标准，有法定的设立程序，这种刚性的设计可以抵御解释的恶意侵害。解释三之所以对外国非法人的“单位”给予优待是因为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拟制人犯罪的主体范围只限于法人，如果给予外国“单位”完全的“国民待遇”势必会使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给予负面评价并进而影响对外开放的大局。因此与其说解释三是一个不公正的司法解释，不如说这一司法解释很好地贯彻了国家的经济政策，在继续控制国内组织体的同时又维持了投资环境的宽松和稳定，起到了很好的宏观调控作用。而解释二将部门解释为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司法机关应对大型公司、企业或机关团体 犯罪措施不利时的权宜政策，是退而求其次。因为虽然部门或分支机构具有相对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只是相对的，部门的上级或总公司享有人事、财政、制定规章政策等各种权力。即使部门犯罪仅仅是为了本部门的利益，仅追究部门的刑事责任也会忽视该部门上级单位监督管理的疏忽、规章政策的瑕疵乃至故意的激励措施或机制。之所以会产生避重就轻的结果，是因为具有这些相对独立部门的单位都是规模庞大、结构复杂、人员众多、享有巨大社会影响力乃至公共权力的组织体。司法机关追究这些单位的刑事责任困难重重，但是不追究责任也同样要受到巨大的公众压力。因此，追究部门的责任就成为一个利益平衡点。由此可见，追究部门的责任而不追究单位责任的解释二，并非是国家刑罚权力扩张的表现，而恰恰是刑罚权力收缩的表现。纵观三个司法解释，对于单位犯罪的解释似乎没有章法，实际上是因为现实社会发展加快而刑事政策也加快调整的原因。刑法在应对社会现实中的过程中越来越表现为政策化的倾向，与行政机关的政策相协调一起发挥宏观调控的政策，这似乎继承了我国行政兼理司法的某些传统。 三、 对拟制人犯罪能力的学说的辨析：以法人为例 在西方国家，法人犯罪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法人早在罗马法时就已在民法领域产生，但那时却明确否定其犯罪能力和刑事责任能力。直到工业革命以后，法人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出现，其对社会的影响日益巨大时，才在主要西方国家先后出现。法人犯罪实际上就是法人作为犯罪主体且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形式。对于法人有无犯罪能力存在以下五种学说： 1．拟制说。此说认为法人的人格为法律所拟制，使其在一定的合法目的范围内，可以作为权利的主体，法人的人格既然属于拟制，所以其本体也就并非实际存在的，无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只是由其人在合法范围内代为进行意思表示，或者代为接受意思表示，而民法上的违法行为和刑法上的犯罪行为，已经超出合法范围之外，人没有的可能，所以法人不可能成为犯罪主体。 2．无主权利说。此说根本否认法人人格的存在，认为法人在一定的范围内，虽然享受权利负担义务，但是其本体毕竟是虚无的，故法人的权力不过是一项无主权利，只是因为法律的承认才可以存在而已，自然就更没有行为能力和犯罪能力了。 3．受益者全体说。此说认为法人在外观上虽然属于法律上的人格，可以享受权利负担义务，但是实际上只不过是权利义务的集合状态，权利义务的真正主体是构成法人的自然人，法人自身没有利益可言，因此，法人没有犯罪能力。 4．具体实在说，又称有机体说。此说将法人作为社会组织的有机体，与自然人都属于实际的存在，法人的代表是法人的机关，代表对外所表示的意思就是法人意思，所为的行为也就是法人的行为，因此法人在私法上具有行为能力和违法行为能力，在刑法上也具有犯罪能力。 5．抽象实在，又称组织体说。此说认为法人虽然实际存在，但毕竟是抽象无形的，与自然人不可同日而语，法人必须依赖其代表机关，以表现自己的人格，而其代表机关的自然人，与法人本身，并未完全没有区别，这与自然人的身体和人格合为一体的情况有着显著的区别，因此自然人身体上的犯罪能力，当然附着于其人格，而法人却不能作如此的解释。 无主权利说和受益者全体说否认法人人格的存在，拟制说认为法人的人格是由于法律的拟制，都不符合现代的法理，因此不能赞同，而具体实在说人为法人与自然人都属于具体存在，未免过当，抽象实在说肯定法人人格的存在，同时表明法人人格的特点，与自然人的差异，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具体实在说和抽象实在说，作为肯定说，现在已经成为通说。法人人格的肯定说，从本质上肯定了法人具有刑法人格的本质，即意志是客观存在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抽象符合说所认为的，法人的人格与自然人的人格存在着差别。差别就在人是在血肉之躯之上产生意志，即意志是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法人的意志由法人的机关产生。而机关是由具有意志的自然人组成的，是由自然人的意志筛选、混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意志。新的意志与自然人的意志如何的区别就成了问题的关键。认为其不能区别就成了法人人格否定说，认为其能够区别才能肯定法人人格的存在。而区别的关键就在法人之所以为法人的特殊性，即其区别于一般的人的集合或单位之处。法人的特殊性在于，法人有规范的设立程序，有相对独立的机关，有明确的运作规则，而且这些规则和程序，由法律和法人章程加以规定。这些是普通的单位所不具有的特点，或者即使有相似之处，由于没有法律的规范，也难以判断其是否具有这些特点。这些特点可以认为是法人产生其独立意志的特殊结构，而且由于法律的规定这些结构具有规范性，明确性的特点。之所以要如此也是因为从自然人的意志产生的意志与原来的意志的具有易混淆性。没有明确的法定标准，如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位，就会导致将自然人的任意的共同意志都混淆为需要特定程序和条件才能产生的新的意志，即法人人格。但是现实的情况也不尽然，因为我国的法人化进程没有完全的实现，一些非法人组织也可能具备产生拟制人人格的条件因而也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当然这绝非所有的单位及其部门。问题就在于没有了法人标准就缺少了判断拟制人人格的标准和程序。虽然理论上可行，但是实践中拟制人概念仍然难以避免如单位概念般的模糊性。因此在法人犯罪没有最终确立的时候，任何理论都只能导致刑法的政策化。或者也许是因为刑法的政策化倾向导致其不愿选择明确的概念体系。 四、 拟制人犯罪与刑法政策化 （一） 拟制人刑事责任能力的根据 刑事责任能力的基础在于独立而自由的意志。拟制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也是如此，其需要具有独立于自然人的意志。但是拟制人只是组织体，并非血肉之躯，其产生能够被刑法评价的所谓“意志”注定存在着本质区别。所谓自然人的意志是指一个人用以控制其行为，选择其行动方针并指导其达到一定目的的精神能力或精神力量。而拟制人的意志根据拟制人设立的目的与宗旨，依拟制人制度程序形成的，反映拟制人利益并支配拟制人成员行为的精神能力。拟制人最突出的特点是整体性和程序性，其整体性即为拟制人整体意志反映拟制人整体利益诉求，而非拟制人成员个人主观意志之简单相加。而程序性系指拟制人意志的形成要遵循拟制人制度规定的严格程序和权限要求。& nbsp; 拟制人整体意志作为拟制人犯罪主观要件之核心部分，具有划分拟制人行为和拟制人成员个人行为的机能，同时也是拟制人犯罪异于共同犯罪在主观上的区别：拟制人犯罪的主观方面体现拟制人整体意志，拟制人成员的意志须受前者支配，而共同犯罪中并不具有如前者一样的整体意志，其更多地表现为独立性和联络性的双重性特征。 在结构层面，拟制人是由一系列职位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社会组织，拟制人成员依附于具体的职位并被赋予职权承担职责。一个标准的拟制人内部包括三类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三机构行使各自职权、履行各自职责，共同维系拟制人整体运行。决策机构主要负责决策，所以拟制人整体意志应由决策机构形成，但由于实际情况的多样性，或因情况紧急，或因决策机构之授权，或因决策机构之追认，其它机构也有可能形成拟制人整体意志；不过后者必须得到决策机构之认可（包括明示和默示），否则不能形成拟制人整体意志。 在组织层面，拟制人是由自然人组成的组织体，自然人既是自己意志的主宰，又是拟制人意志的来源，因而具有双重身份。拟制人意志的产生就是通过结构安排和一定程度上的民主机制将自然人的意志筛选成为意志。这一过程必须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和代表性，不能受到特定自然人的操纵，否则就不再是拟制人的整体意志，而只是特定人以拟制人的名义表达的意志。 （二） 设定拟制人犯罪的目的 刑法之所以要设定单位犯罪并非仅仅是因为拟制人是客观实在，因为这一客观实在在刑法设定拟制人犯罪之前很早就已经产生。拟制人产生独立人格的机制也很早就已经产生了。设定拟制人犯罪的目的只是因为这一客观实在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大以致行政措施无法有效规制，需要刑法发挥其最后规制手段的作用。拟制人犯罪的设立与伦理并无太大的关系。因为伦理本身就是自然人这些血肉之躯的关系，拟制人之间及拟制人与自然人之间不会产生伦理关系。即使具有某些伦理色彩也只是自然人的双重身份的原因。设定拟制人犯罪是刑法政策化的体现，刑罚在这里只是被作为社会经济调整的机制而使用。但是拟制人犯罪的规定上各国也存在着区别，在国际上普遍规定为法人犯罪，而我国就规定为单位犯罪。与其说是两者的范围不同，不如说是两者划定范围的标准不同。在法人犯罪的语境中，刑罚就是作为民商法的后盾而出现，其稳定程度受到民商法的影响，受着双重法定程序的制约，因为其政策化倾向就较不明显；而在单位犯罪的语境中，刑罚没有受到民商法的制约，只要一重法定程序刑法就可以完成其调整机能，因为刑法体现更明显的政策化倾向。 （三） 刑法的政策化倾向 刑法作为基于伦理的责任规制本应是最为稳定，最为法定化的一种规范。因为其关涉人的根本的权利，因此刑法理论的核心的原则也就是罪刑法定原则。它要求以立法权即民众的代表权来决定刑罚的设定，这充分体现了社会契约论中权利让与的原则。但是现实中刑法并非仅仅由立法机关设定或变更，司法机关乃至行政机关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司法机关通过解释可以实质变更现行刑法，而当刑法规定含糊不清时这一过程就会更为容易，当刑事立法权的行使机关的代议性不明显时刑法的含混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因为公民自身比其他人更为珍视自己的权利。刑法的政策化倾向会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刑罚设定的民主化程度、司法机关的独立性、社会的发展速度。民主化程度高的刑法会在更大的程度限制公权力的行使，方式就刑法的明确化和细致化；而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实际也就是司法解释的独立性，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限制司法解释受行政机关的影响，保持一种稳定性；而社会的发展速度决定着国家整体政策（包括立法、司法、行政）调整的速度。因此这三个因素中，前两个因素与刑法的政策化成反比，后一个因素与刑法的政策化倾向成正比。 五、 结论 拟制人犯罪的概念是总结法人犯罪和单位犯罪的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观点。其根源于拟制人的独立意志，虽然单位犯罪中的单位还有很多与拟制人的特点不相容的地方。但从总的方向上，单位犯罪也是以独立的意志为指向的。单位犯罪的范围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限制和明确，是因为刑法的政策化倾向的原因。而这一倾向又与立法的民主化程度、司法机关的独立性、社会的发展速度息息相关。因此，刑法的政策化倾向并非一日之寒，刑法的稳定与持续性需要整个政治体制和社会的发展。

政法文化论文例6

市场经济下，现实价值利益评判标准充斥着各行业，党政机关也未幸免。准确地说，廉政教育的本质是公民良知的教育，良知是一种普适的价值观、人生观、善恶观、是非观。当党员干部带着一种人格的缺陷从事着公共管理与服务，廉政教育就无法使受教育对象有效抵制对价值观、善恶观的负面选择，从而导致其很容易接受不良刺激并将其付诸实践。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性格中忠、孝、礼、仪传统文化的功能在物欲横流面前显得微乎其微，国民性格更倾向权力本位、个人本位、欲望极度膨胀。多年来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但现行的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廉洁自律的规定，主要还停留在党内法规的层面上。

(二)犯罪亚文化对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的淡化。

1．犯罪亚文化影响党员干部的价值观。

“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受犯罪亚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在党员干部群体中也逐步形成经济领域中的职业价值观。当一些党员干部注视到自己周边所谓高智商者、能人等通过神秘方式获取巨额社会财富，行业奸商等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攫取社会财富，便会对其心理产生影响，客观上刺激他们的暴富欲望并通过实施违法行为获得满足。另外，根据心理强制说，人们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因为，法律的惩罚功能对有违廉政行为之人的影响不大，换言之，法律惩罚功能不足以抑制部分党员干部对经济犯罪亚文化的向往，最终使经济犯罪亚文化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弱化法律惩罚的功能，引起部分党员干部对违反法律的侥幸和轻视之心。

2．犯罪亚文化淡化党员干部的法律意识与法律心理。

犯罪亚文化会使部分党员干部认为经济违法、犯罪行为并不属于违法犯罪，或者因涉及人数众多、某些领域内都在实施这些行为而认为不是犯罪，即使构成犯罪也因人数众多不可能受到应有的处罚，从而产生法不责众的心理。所谓“潜规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不仅滋生腐败，导致和商业贿赂，而且也严重破坏党的纯洁性及其党员干部的廉洁性，

(三)信息媒介过度宣传法律失衡与道德不洁影响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

现实许多进行管理服务行为的党员干部，基本上都会遵循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规则，但总难免会存在一些党员干部为了追求利益，违反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从事违法活动，而导致其经济违法行为被司法机关所披露，或者行政执法机构的执法结果通过信息媒介进入了公众视野。本来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对党员干部的违法犯罪应做出客观、公正、正面的宣传，然而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一些不负责任的信息媒介为了抓住公众的视线总是故意渲染夸大，影响其他党员及社会公众的客观判断，过度宣扬党员干部道德不洁、法律失衡，也严重影响了监督主体及社会公众对道德与法律的期望与信仰。与此同时，信息媒介不负责任的宣传，还冲击着公民对社会道德的“洁癖”防线，撕裂着公众对法治社会的美好憧憬。当今我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多元化，多元化给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面貌带来了深刻影响。为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就成为党建工作的方向，法律文化的深度融入成为党建工作的保障。笔者认为，法律文化下法律制度、法律心理、法律设施及机构组织以及其外化的、能够产生后果行为的方式使用及活动开展，不仅利于培养党员干部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情感，还利于该群体坚定党性意志和理想信念、提升社会主义荣辱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利于增强党组织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也是对践行我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的深刻回应。反腐倡廉，是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的重大需求。针对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的迫切性，以直观生动、形式多样、感染力强的法律文化为载体，将法律文化与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深度融合，促使党员干部会用批判的眼光评析各种社会思潮，然后在比较和认同中坚持廉洁操守，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同时，法律意识的形成也源于法律文化的长期熏陶。

二、法律文化融入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廉政教育应加大对我国优秀法律文化的发掘与宣传。

法律文化具有文化的一般属性和与文化相同的认知方法。在社会改革进入深水区之际，经济违法行为受传统趋利思想和西方文化影响深刻，为此，笔者认为国家应加大精神文明建设，重塑社会文明信仰，发掘并宣传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为由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价值观、法律制度及设施机关组成的法律文化来约束人们的思想和情感，指引和警示人们抛弃那些不劳而获、贪污受贿的危险观念。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及党建工作需加大发掘、宣传、引导我国优秀法律文化，这不仅因为它能够帮助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廉政观、是非观，也能够从根本上预防、减少党员干部违法行为的发生。实践中在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诸多经济犯罪和违法行为都严重违背了我国法律文化精神和理念。为此，在大力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法律文化融入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二)全面开展利于塑造廉政文化的人格教育与法制教育。

党员领导干部廉政意识与党性修养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一个不断教育培养和监督引导的过程。从国民性格来讲，我们国人的家庭观念和忧患意识较为严重，一旦外界被自己感知到缺乏安全，或比较下有较大利益的获取，他们则会想尽办法来满足自我，而这种动机的形成则是由于行为人的人格缺陷所致。笔者认为，应通过廉政文化的人格教育与法制教育来改善并健全他们的观念。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的思想、信仰、知识、行为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评价，也是在文化和观念上对廉洁从政行为的客观反映。《周礼》就曾经提出，对官员的考核有六廉，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表述之意即是官员应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基本品格，六个方面均以“廉”为冠。党员领导干部反腐倡廉建设与形式多样、直观生动、感染力强的法律文化深度融合更显必要。首先，学校、家庭、社会应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教育，教人们心向善、重清廉、明是非，严守行为底线和内心良知，而非一味地进行物质追求，而忽视人的精神需求和终极向往。其次，通过教育逐步消除党员干部心理上存在的权力本位、金钱至上等国民性格方面的缺陷，并将其最终培养成人格健全、真正能够服务大众的人。最后，国家的普法及专门的法制教育要避免走过场，求功绩的心理，真正落到实处。使党员干部真正意识到法律是约束个体不良行为的有效规范，权力只是为民服务且受人民监督的。为此，要实现“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目标，既需要重视党纪党规，也需要强化国家法。

(三)法律和舆论监督下党员干部的养成教育和权力规范。

社会转型背景下，行业产业化与市场经济不断加速，党政机关早已无法分割。部分党员干部难以抵制诸多社会诱惑，以至身陷囹圄，悔不当初，此类案例屡见报端。所以，除了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一种事后监督)之外，党员领导干部还要时刻内省并加强修养，自觉抵制不良的、低俗的生活方式，树立良好的法律意识，懂法、守法、护法，以入党时的誓言和忠诚来维系内心世界的真、善、美，尤其是树立自身对经济利益获取的良好道德意识约束，时常自我警示和自我反省，这是预防其实施经济违法行为的基础。鉴于当前党员领导干部权力过于集中，部分权力寻租和被私用，用法律和制度对其公权力进行束缚，成为权力合理使用的关键。从严治党，一定意义上讲是从严治吏，严则警钟常鸣，严则邪气难侵，严则队伍纯洁，严则凝聚民心。同时，国家相关职能部门需加大规范信息媒介的传播行为，加强舆论的疏导管理和监控，从而避免假新闻和有害信息媒介辐射作用，甚至为个别党员干部实施违法行为带来助推效应。为此，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应加大社会主义主流道德的宣传教育，逐步树立适应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体系，从而引导党员干部真正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

(四)法律文化现代化与社会化深度融入党员干部教育活动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法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现实社会进行规范和指导，加速法律文化在整个社会的普及、传播及其功能发挥和实现程度，快速实现法律文化的社会化。同时，使法律文化能够适应现代化社会的需求，对现代社会的各种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关系给予法律调整，使其呈现一种有序状态，加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当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与社会化深度融入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必将有益于党建工作和依法执政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五)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形成良好价值风尚。

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后，十又用了三个“倡导”来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不仅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紧紧相依，也是我党在大力弘扬中国梦的时代契机下是最直接的助推力和精神动力，是具有普遍的适用性、针对性、规范性和约束性的。因此，党建工作不仅需要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宣传与引导，还应提升党员干部的法律意识和服务意识，在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认真学习“焦裕禄精神”，逐渐形成党员领导干部带头示范，基层教职员工敬业奉献的良好工作环境，使得党内尽早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价值风尚。

政法文化论文例7

中文论文摘要：回顾行政法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实，对行政法的认知实际上都深深扎根于各个阶段的公共行政之中，从干预行政向给付行政的变革扩大了行政法研究的导向和范畴，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再次向行政法提出了更新的挑战。行政法在对行政变革作出回应的同时，亦存有对行政变革的修正和引导功能，通过发现与矫正行政变革中的公法问题，行政法可促使行政变革在公益与私益之间寻找平衡。 论文关键词：行政变革 行政法 民营化 法与社会变迁研究的先驱者弗里德曼（Wolfgang Friedman）教授曾提出如下命题：相对于社会变迁而言，法既是反应装置又是推动装置；在这两种功能中，尽管法对社会的被动反应得到了更普遍的认知，但法对社会的积极推动的作用正在逐步加强。借用弗氏的理论，行政变革与行政法的关系可概括为两方面：一方面，行政法理论应能反应公共行政领域的变革，另一方面，行政法理论应能推动公共行政领域的变革。 一、作为行政变革反应装置的行政法 行政法是关于行政的法。公共行政的变迁将直接影响行政法调整的内容与范围。因为，归根到底，法律是社会生活的产物，要受其调整对象的制约。学者朱苏力在波斯纳文集译序中有这样一段评语：“在波斯纳那里，法律并不是从先验原则中推演出来的，法律始终附着于人类生活这个总体，法律事实上或在最终意义上只是人类生活的工具（但这并不等于工具主义），法律的来源是社会生活。从这种观点来看，今天的‘好'法律或法律发展并不是古代的’正确'法律概念或理念的自然延伸或扩展，而是对今天社会生活问题的有效的并因而最终得到人们认同的响应。正如，工业社会采纳的‘隐含契约'侵权责任并不是因为这才是对侵权概念的正确演绎或正确理解，或是隐含在侵权概念之中的寓意，而是’根据新的目的作出的解释'.” 回顾行政法的发展史，同样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实，对行政法的认知实际上都深深扎根于各个阶段的公共行政之中，从公共行政发展的背景中表述与阐明行政法问题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活动，公共行政的变革常常催生与之相适应的行政法理论，并使得产生于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行政法理论失去其本来意义。 公共行政作为国家的一种职能，学界对其通常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界定：一是从国家的性质着眼，说明行政的意义，称为实质意义上的行政；二是从行使职能的机关着眼，说明行政的意义，称为形式意义上的行政。德国学界将实质意义上的行政称为行政活动，即以执行行政事务为目标的国家活动。学理上有两种进一步界实质意义上的行政的方法。一种观点是放弃概念定义，仅消极地界定行政的界限，将行政定义为既非立法也非司法的国家活动，这种定义，从种种理由来看，是令人不满意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能仅仅说行政不是什么，而是应当提出积极的定义，如沃尔夫、巴霍夫的著名定义：实质意义上的公共行政是指按照特定条件或者出于特定目的，部分计划地、自主地、创造性地执行共同体事务的活动，以及作为共同体管理人员予以任命的成员。无论实质意义上的行政还是组织意义上的行政，都是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行政法只是行政组织及其活动的标准，更准确的说，行政法是并且正是调整行政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确立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只是其范围限于行政上的关系而已。 公共行政绝非默然静止的河流，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以及国家观念的变化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且在不同的国度之间，因历史传统与现实的影响，公共行政也呈现不同的态势。公共行政的变革既可体现在行政活动方面，也体现于行政组织方面。这两方面的变革都会引起行政法内容的改变。正如台湾学者廖义铭所言，现代行政法的各种意识和概念之产生，无论是法德或是英美，都肇始于十九世纪的民主立宪国家时期，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文明和当时的意识形态下，产生了迄今我们仍琅琅上口的价值判断基准，例如法治、三权分立、立法优先、司法制衡、行政专业……等。因此，这些概念本身、隐藏在这些概念背后，以及伴随着概念所衍生出的许多价值判断，在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后，有的历久弥新，而大部分则早已面目全非。“行政法的体系是一个动态的体系，可以不断地自我重整与自我再造，体系受到一些内在与外在的挑战，迫使体系一般化的工程不断地重复启动。” 以德国行政法为例，奥托﹒迈耶时代的公共行政与现今的公共行政已不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了，以之为依托的行政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奥托﹒迈耶所处的时代，是德国从封建专制国家向具有专制和民 主因素国家转变的时期。在法学理论中，奥托﹒迈耶研究的目标在于克服极权国家或警察国家的弊端和建立法治国家”。奥托﹒迈耶时代，行政是国家的专属活动，他将行政界定为“是除立法和司法之外的国家活动。”“行政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国家的活动，而国家活动是国家法律制度确定的，必须遵循其活动的新的方式，并受立法的约束。”[11]与行政的特色相对应，“行政法是特别用于调整作为管理者的国家和作为被管理者的臣民之间的关系的法律部门。”[12]为将行政控制在法律范围之内，法律优先与法律保留被确定为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以建立法治国。“法治国不只是通过法律把大量丰富的行政活动限制起业，而是还要使行政尘埃在其内部也逐渐形成一些确定内容，以保证个人权利及个人对行政活动可预测性。”[13]具体行政行为成为行政法研究的中心。为保护相对人公法上的权利，“行政事务中的法律保护”占据了奥托﹒梅耶著作三分之一强的篇幅。二战前德国以国家行政为中心的公共行政虽然也经历了不断的微调，但大的变革并未出现，“自由国家时代产生的行政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稳定”。[14] 二次大战后，德国的公共行政经历了大的调整，公共行政的内涵与奥托﹒梅耶的时代相比有了极大的扩展，行政不再限于管理，还包括提供物品和服务给付，“行政是一种服务活动，不是为自己创造物品或给付，而是借助现成的手段提供产品或者给付”。实质意义上的公共行政主体不再限于国家，而是指“人民的政治共同体可能处理的超越其成员个体的共同的、一般的事务。”[15]公共行政的种类也从传统的秩序行政，扩展到给付行政、可持续发展行政、后备行政、经济行政等多种形式。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在公共行政领域的民营化更是颠覆了公共行政的传统形态。德国学者施密特﹒阿斯曼认为，“行政法的发展取决于现代行政的状况及其需求，而关于现代行政之状况施密特﹒阿斯曼求助于一些非法律的概念来描述，包括风险社会、资讯社会、预防国家、合作国家与民营化。以上这些概念不仅描述、分析国家与社会之种种现象，同时也是属于行政政策的纲领概念，这些概念并且可以用来将行政法的观察衔接行政学或国家学等邻接诸学，它们大多也是讨论行政规律文献中所使用之概念。前述风险社会、民营化等已经成为全新的质与密度的挑战…[16]，如何看待发生在公共行政领域的这场变革？行政法应当作出何种回应，已引起了德国行政法学界的热烈讨论，带动了传统行政法总论改革的呼声。”时至今日，无疑地必要作一种总括性的改革讨论“。[17]至于在行政法改革范围的命题之下，有一个导向式的话题，改革应针对各论的行政法或针对包括性的体系理论？有学者主张应从行政法的诸多课题出发以求其实现，国家目的即明白地显示出诸多的行政课题，行政与行政法最后还是以此国家目的的实现作为目的。为求其有效实现，”法“应使之适合此行政诸多课题的多元构造。对此，施密特﹒阿斯蔓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他认为从各论出发，将行政法自我设限的观点不恰当。行政法各论的观点，为了其本体的成立，必须用一般性的体系加以辅位，一般性则是以个别性作为考察范围。[18]不管从总论还是从各论出发，20世纪未期开始的公共行政领域的变革已经并将继续影响德国行政法的变革。德国行政法已着手回答一些新课题，以回应公共行政的需要。这些课题诸如：国家职能的重新定位；法律保留向给付行政的扩张；行政任务的私有化；市场经济手段的应用和秩序法的退缩；公共采购法的现代化；担保行政与调控行政的构建等。[19] 英国行政法走了一条与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不同的路径。从早期不承认独立行政法的存在到新世纪高等法院行政法庭的设立，英国行政法经历了了一条迂回之路。英国行政法的这种发展受制于历史传统、法律习惯、法哲学观念、欧洲一体化等诸多复杂的因素，其中公共行政的发展是其中决定性的要素。公共行政在英国有两个大的分水岭，第一个分水岭产生于1914年，以福利行政的兴起为标志。第二个分水岭发生于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的自由化改革为标志。 有人曾说，“直到1914年8月，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可以度过他的一生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20]1914年以前，出于对干预最少国家的偏爱，英国的行政主要集中于治安、税收、邮政等有限领域，虽然与二次工业革命相伴随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导致了政府事务之数量与复杂性相应增长，但干预行政仍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色。“因此行政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保证政府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以保护公民”。 [21]规范主义所主张的控权论是这个时期行政法的主流，“行政法最接近的定义应该说是它是有关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无论如何，这是此学科的核心。”[22]1914年左右英国开始推行福利改革，行政的疆域得到极大的拓展，“从摇蓝到坟墓”式的给付催生了“行政国”。1945年与1975年先后执政的工党进行了了两次国有化运动，更使国家行政的规模空前高涨。以控权为核心的行政法开始不能适应与解释公共行政的发展，“到了20世纪，行政法开始落后”。[23]用威廉﹒罗布森的话来说：“避免了行政法的快乐的英国人同受制于行政法的恐怖阴影的不幸的法国人之间的自得的对照静悄悄地淡出了画面。”[24]为与公共行政的这种新发展相适应，19世纪20年代之后，行政法的功能主义范式出现，1928年罗布森出版了《司法与行政法》一书，此书被看作功能主义里程碑之作，功能主义法学提出“有必要用一种新的定义来描述法律与行政之间的关系，行政法成为有关行政的法。”[25] 詹宁斯在1933年认为，行政法由所有那些韦德要排除在外的法所构成。“行政法是有关行政的法。它规定行政机构的组织、权力和职责…”功能主义者在此所关注的是事情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这种理性思考引导詹宁斯将行政法学定位为一种新的、描述性的角色，日益强调法定的、规制性的体制，而不是判例法的一般原则。[26]功能主义将行政法的关注扩大到公共行政的全过程，包括控权但不限于控权。“尽管詹宁斯的定义是一种描述性的定义，却不应被理解为这就意味着行政法不具有制约功能。在格里菲斯看来，关键的问题在于应当为了什么而使用权力以及应当如何控制它”[27]（1952年）。应该说，功能主义是公共行政变革的产物，也更能回应公共行政变革的现实。 1979年撒切尔政府抛弃了“举国一致”的思想基础（国家干预主义），通过尝试新的“自由市场经济”和非官僚化的制度变革寻求新的政府治理模式。这一时期行政改革的主题是：私有化、分权、放松管制、竞争机制、企业精神、服务质量、对工会力量的限制。[28]这些主题被同为保守党的梅杰政府所奉行，对英国行政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人称之为“市场导向型”行政法的形成[29]或“新古典行政法”的复兴[30].这一时期，行政法的“黄灯理论”（Amber light theory）有了发展，黄灯理论主要是80年代以来一批法学家的主张，他们指责传统公法理论“两极分化”的现状，认为“走中间道路”更为可取。即在行政法的目的或功能上，强调在个人利益和行政利益为中心的多种利益间保持公正的平衡，在行政法的手段上，主张运用法院内外的多种解决方法建立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31]公共行政的变革极大改变了英国行政法传统的颜色。 二、作为行政变革推动装置的行政法 法律的改变有时候会是肇因于行政实务上的改变，正如美国1946年时的新政，而有时候，则是反过来会导致行政实务的改变，例如美国1950和1980年代的情况。行政上的改变，是理念上和政治上改变的产物；而理念上的主流，会同时要求法律制度的配合作为基础。[32]对于能否利用法制手段来积极地组织或者促进社会变革的问题，学者当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以法制手段推动有目的、有计划的社会变革是现代化的基本机制和主要特征。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法在多数场合只能有助于形成社会变迁的条件，并不能直接组织这种变迁。因此必须在法与社会的各种条件的相互关联中理解法的功能。[33]前一种推动作用是直接的，后一种推动作用是辅助式的。就行政变革与行政法的关系考察，作为直接推动手段的行政法与作为辅助推动手段的行政法在公共行政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层面的体现。 （一）作为直接推动装置的行政法 作为直接推动装置的行政法通常以公共行政改革启动器的面貌出现，立法机关或政府通过制定新的规则替代旧的规则，直接引发公共行政改革。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律已成为公共行政的组成部分，对法律的修改是启动大规模公共行政改革的便捷之路。自19世纪末以来，在欧美社会由于自由放任主义受到挫折，对国家以及计划理性的期待随之抬头，法律工具论以及技术官僚与职业法律家的合作也随之得到强调。因此，整个20世纪的法学思想是历史进步的理念加关于社会工程的方法论。[34]在每次大的行政变革之中，都可找到行政法的助力。以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为例，1929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1933年罗斯福当选总统力图推行复兴经济的新政，新政主要内容 是加强国家对银行、市场和农业的控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最低工资制等，为推行新政，许多独立管制机构，如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电讯委员会等得以建立。通过法律对这些管理机构本身进行调整，就成为一项十分急迫的任务了，行政法必须规定或确定这些行政机关对公民行使权力的界限范围，明确公民对之提出申诉的权利。新发展起来的行政法律制度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使行政机构的权合法化。在新政期间及新政以后更是如此。[35] 就总体而言，作为直接推动装置的行政法是通过积极的手段，创建一种外生秩序，用这种外生秩序引导行政变革，由于这种外在秩序是“由一个主体设计出来强加给共同体的”[36]，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者的知识与理性，根据哈耶克的“有限理性”与“无知观”的命题，这种出于“人的设计”而非“人之行动”的外生秩序[37]，其成功性存在相对的风险。特别是“当试图用外在制度来取代一个社会的所有内在制度，就会出现问题－就象20世纪的各种专制政体的情形一样，它们推行越来越多损害市民社会内在运转的外在规则，监督和执行成本急剧上升，人们的自发动力萎靡不振，行政协调部门不堪重负。在那种情况下，外在规则常常导致行政失灵”。[38]20世纪90年代东欧与俄罗斯所采用的“震荡治疗”也是外在规则应用不利的一种反观，当然，东欧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二）作为辅助推动装置的行政法 作为辅助推动装置的行政法，是在行政变革的过程中，针对其出现的问题，进行修正，使行政变革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不至于损害公平、公正、平等、责任等基本公法价值。正如德国学者施密特所言，行政的课题与行政法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演绎关系。这些种种课题转换至典型的法律规律要求，必须经过一些中间过程。而这些中间过程是以创造性与想象力作为前提，并经演绎与归纳而形成。这种演绎与归纳是一种积极的过程[39]，其积极性表现之一就是行政法应对公共行政改革出现的问题提供对策。以英国民营化改革为例，改革初期由于所针对的主要是竞争性强的公营企业，同时对工人利益给予了较好的保障，改革并未引起较大的公法争议。乃至1989年左右民营化大规模地进入公用事业与自然垄断性行业并深入到政府机构改革和社会福利改革的各个方面时，公法价值的多个领域被触及，这个阶段的民营化招致了激烈的反对，“人们可能认为公法以及公法所体现的公共服务精神在已实施民营化的领域消失了”[40]，这种假想的公法的衰退也是欧洲大陆对英国经验主要的批评之一。但事实上，英国通过法律的设计有效地避免了这一点，在已被民营化的公共设施领域，公共服务法律有了新的增长，对市场运作进行调整以及为弱势群体提供基本公用需求的规制改革已使英国公共服务法律的成长及发展成为可能。尽管有些不情愿，但英国政府确实对每一个民营化后的公用事业都建立了相应的规制机关。并有相应的立法要求大臣和规制机关对消费者利益，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农村的人、靠救济金过活的人，以及残疾人的权利予以特殊关注，这些义务的核心是为确保社会弱势群体可以得到普及服务（universal service）。在所有的个案中，满足消费者合理需要都成为立法的基本要素。这些义务在2000年《公用事业法》中得到了体现并进一步被强调。[41] 行政法对行政变革的辅助性推动是建立在一种理性观察的基础之上，通过观察已经进行的公共行政改革，发现其中的公法问题。这也可以说是对公共行政改革的一种积极回应。相对于作为直接推动装置的行政法而言，以辅助姿势出现的行政法所导致的行政改革只能是渐进式改革，这种改革由于只是针对某一方面的问题提出对策，对原有社会秩序的冲击较小。中国的公共行政改革走的就是这样一条渐进之路，行政法在中国公共行政的发展中，除在特定阶段表现为直接推动外，多对公共行政变革起了辅助性的推动作用。早期的辅助更多地体现保障行政管理的顺畅上，这个时期行政法的基础理论被称为“管理论”。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制定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中国行政法的关注点转向了控权，通过控权化解行政权对公民权的侵害，1996年的行政处罚法、2011年的行政许可法，以及正着手准备的行政程序法都体现了对公共行政变革过程中公民权的保护。但这种控权式的辅助推动因其消极性，以及偏重于对权力输出结果的关注，使其无法对行政组织、以及行政革新的源头问题提出对策。进入新世纪，民营化改革已在中国启动，行政法应将关注点回到公共行政这个整体，从公法的角度分析民营化中可能出现的公法问题，在抑制其负面限制的 同时，保证其正面效应的实现。 三、行政变革与行政法的相互进化 法对社会的反应并不是单向性，也不一定是线型的。在许多场合，法的反应都体现在法与社会的某种互动过程之中，并导致法与社会的相互进化。[42]在上述行政变革与行政法的相互关系中，行政变革要求行政法进行重新评价和选择，为其提供动力与合法性支持；而行政法则一方面要对行政变革予以回应，另一方面，力图将这种回应控制在公法价值体系的范畴之内。如果行政变革与行政法的回应保持了相对的同步与协调，则二者会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态势，例如美国新政时期的转变，造成总统权的大幅扩张；而国会1946年的回应（也就是美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度），则在于建立一个能与当时情况密切配合的立法权角色。[43]如果行政变革与行政法的发展不同步，则或者行政变革会因其正当性支持不足，而激发社会动荡，或者行政法会因对行政变革回应乏力，变得陈腐而失却生命力。二者的不协调的后果在公共行政的发展史上都可找到明证。 发生在东欧与俄罗斯的民营化改革可以说是这种不协调后果的典型。在这些国家，前集中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迅速、大规模出售的结果并不如创造者所期望的那样。当1990年初俄罗斯开始大规模私有化时，它的支持者都希望，一旦私有化释放的效率激励扎下了根，俄罗斯经济就会迅速止泻回升，并转而上行。但这并没有发生。1991－1998年期间所进行的改革被俄罗斯经济学家谢？格拉济耶夫形容为“一场蓄意进行的种族灭绝”，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被不过200来个家族的为数很少的寡头统治集团所侵吞，最富有阶层与最贫困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19－24倍。[44]法律建设的不足是导致俄罗斯“悲剧”的结构性原因之一，缺乏有效抑制“自我交易”的法律体系，公法对行政改革反应的迟钝，使私有化改革在盯住效率这根绳索的同时将公正抛落，私有化改革的精英作为既得利益者不肯从公法的角度建构利益平衡的机制，滞后的公法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俄罗斯的“大盗窃国”。其结果正如19世纪普鲁士法学家祁克所说：“如果法律不忠于正义，只以实利为目的，那么，法律的公正严肃就不复存在，实利也将不能得到”。 概言，无论是行政革新或是法律的改革，都应该以彼此为依托。法律一直都是行政发展的核心，而行政的发展，也应是法律变革的重心，势将一直持续下去。[45]民营化改革已经成为公共行政的固有场景，其所倡导的市场导向已如洪流冲击了行政法的传统价值体系。行政法应正视这种变革，并积极作出回应，使传统行政法在民营化变革的大时代下焕发新的生机。 W.Friedman， Law in a Changing Soceity， Colnmia University Press， 2， 1972， p11. 在大陆法系行政法学者的著作中，几乎都可见到“行政法是有关行政的法”的表述，如马怀德：《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吴庚：《行政法之理论及实用》第8版，第24页。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等等。 苏力：《也许还需要距离》（译序），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德）汉斯·J·沃尔夫等著：《行政法》（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1页。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廖义铭：《行政法基本理论之改革》，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2年版，第33页。 程明修：《行政行为形式选择自由－以公私协力行为为例》，月旦法学杂志，2005年第5期。 何意志：《德国现代行政法学的奠基人－奥托﹒迈耶与行政法学的发展》，见《德国行政法》中文版序，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页。 [11] ﹝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10页。 [12] 同上，P15. [13] 同上，第97页。 [14] [德]汉斯·J·沃尔夫等著：《行政法》（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0页。 [15] 同上，第25页。 [16] 转引自程明修：《行政行为形式选择自由－以公私协力行为为例》，月旦法学杂志，2005年第5期。 [17] 同上 [18] 同上。 [19][德]汉斯·J·沃尔夫等著：《行政法》（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8－90页。该章列举了35个新课题，本文只是选取其中部分予以举例。 [20]﹝英﹞威廉﹒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21] （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著：《法律与行政》，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2页。 [22]同上，第93页。 [23] ﹝英﹞威廉﹒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24] （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7页。 [25]（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著：《法律与行政》，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47页。 [26] 同上，第154－155页。 [27]同上，第155页。 [28] P.Tompson，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in a period of Radical Change： 1972-1992， in F N.lynn， Change in the Civil Service， London，1994， pp.33-38. [29] Alfred C. Aman， Administrative Law for a New Century， in Michael Taggart， the Province of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Hart Publishing，1997，p.90-117. [30] K. Werhan， the Neoclassical Revival in Administrative Law，1992， Admin. Law Reviews， Vol.44. [31] H.W.R.Wade & C.Forsyth，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Clarendon， 7th edn， 1994， p.91-120. [32]廖义铭：《行政法基本理论之改革》，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2年版，第5页。 [33] 转引自季卫东：《宪政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第121页。 [34] 同上，第121页。 [35]（美） 伯纳德﹒施瓦茨：《美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页。 [36] [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30页。 [37] 邓正来：《研究哈耶克法律理论的一个前提性评注》，见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代译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68页。 [38] [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38－139页。 [39]转引自程明修：《行政行为形式选择自由－以公私协力行为为例》，《月旦法学杂志》，2005年第5期。 [40] Tony .Prosser， Public Service Law： Privatization's Unexpected Offspring， 63 Law & Contemp. Probs.63（2000）。 [41] 同上。 [42] 季卫东：《宪政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第120页。 [43]廖义铭：《行政法基本理论之改革》，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2年版，第5页。 [44] [俄]谢？格拉济耶夫：《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俄罗斯与新世界秩序》，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45]廖义铭：《行 政法基本理论之改革》，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2年版，第5页。

政法文化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7-0028-05

作者简介：姜Z（1983-），女，南京人，江苏开放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法学、社会学。法治是贯穿于社会运行始终的综合性系统工程，而一国的法治建设于外部显现为制度规则体系之中，于内部发自社会文化土壤的培育。中国的政制、国情和文化，都成为了构建法治社会的中国因素，因此，对于中国社会的法治，文化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文化体现着其所在社会的长期积淀与持久发展，而法治文化作为人类先进文化，是经过长期的历史进程所形成的支配社会主体实践活动、为社会民众所普遍认可的、相对稳定的制度规则、法律价值、行为范式与思维理念的总和。法治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形成与培养，是法治价值观被整个社会所接受与认可的过程，而基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的人治传统文化，这一过程需要依靠先进文化群体的先导引领，依赖政府自上而下的逐步推行，因而中国社会的法治文化首先是政府的法治文化，需要以建设政府治理文化为先导，它既是现代政府建设的必需品，也体现出政府治理的法治水平，更是法治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支撑。

一、政府治理文化的构成要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社会治理”，由原先的“管理”向现在的“治理”转变，并不仅是词汇上的简单演变，更蕴含着治国理念的重大变革。在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的历史浸润下，政府一直以来扮演着全能管理者的角色，对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管理细致入微。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社会生态呈现出了多样性与复杂性，此时以政府为单一管理主体的传统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新要求，治理模式及其相应的文化则应运而生。治理，指的是在集权逐渐弱化、区域界线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及普遍存在制度分散化的情况下，行政管理中横向和制度内部纵向的联系，[1]它体现的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化，是现代公共治理与服务过程中对政府行为的理性定位与科学回归。

因此，政府治理是新时期政府在法治的框架内，与多元市场主体协同治理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新模式，是由政府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运作方式与过程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府治理文化，更是治理的灵魂，它是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治理过程中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文化，既是内化于心的意识、观念及价值取向，也是外化于行的实践准则和行为方式。政府治理文化既是融入在治理主体及其行为过程中的价值理念及法治追求，也是由规范政府行为的准则制度、约束行为主体的治理范围、以及治理主体的行为范式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第一，政府治理文化是以整合权力、保障权利为规范的治理准则。从管理到治理，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政府权力的下放，它将原本政府对社会的包办式管理转变为政府与社会组织、个人等多个主体的协同治理，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社会治理更强调运用法治思维，使各方行使权力不得越界。哈耶克就明确指出：“政府的强制权力只能在事先由法律规定的那些情况下，并按照预先知道的方式被行使。”[2]因此，政府治理文化首先应当为政府行为制定好相应的规范准则，政府治理主体应当在法律规则的框架之内，以法律为其治理行为的基本准则，即政府治理文化首先应当是整合规制政府权力、重视保障公民权利的文化。政府部门必须依法履行行政职责，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原则，任何行政部门和公务人员都不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所谓的权力清单制度，就要厘清政府的权力，将其放置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并对其进行整合，详细规定行政权力应该被用来干什么，在哪个范围内运行才是合理合法的制度，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民众的合法权益。

第二，政府治理文化是以崇尚法治、协商合作为沟通的治理理念。传统政治体制下，政府管理社会，大多依赖于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手段，控制社会，维持社会基本秩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应的“政府统治文化”，是以“人治”为其基本的价值导向，政府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主要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根深蒂固的影响，即便在市场经济影响下的现代中国政府中的政治权力的行使，依然有着人格性特征，权力与个别领导者紧密依附与相随。在这种价值导向下，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控制与被控制，政府永远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者、管理者、命令者，社会民众对于良好政府的希望往往集中于个别官员身上，却忽视了政府本身应当赖以建立的形式合理性法律基础。因此，现代政府治理文化，应当实现由权力至上向法律至上的转向，法治理念应当成为政府治理文化的基本价值追求与精神要义，在法治的范围内，以法律为基本衡量工具，政府与民众实现良好的沟通与协作。将法治作为政府治理的核心理念，即要求政府治理的全过程依赖于明确的宪法与基本法律规定，政府整体行为和公务人员的个体行为都是依法办事，按法行政。法治，是一种以确定规则制度为基础的治国方式，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人类历史上，法治第一次能够使得人们在具有共同价值观基础上形成的体系，把人们团结起来”。[3]政府治理，是社会公共行政领域，它尤其需要社会各阶层、各种利益的平衡与制约，而政府的各项政策规定又容易受到不同阶层民众的各种争议，因此现代治理就需要依靠一种确定的规范的法律规则体系，依赖于法治的基本准则和对话程序，让法治成为政府与社会民众、社会各阶层之间对话沟通、交流协作的有效工具，成为贯穿政府治理始终的价值理念。

第三，政府治理文化是以政府主导、多元主体为有限的治理范围。 “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主体制定国家治理目标、路径和战略，运行国家治理体系，领导和组织社会成员是贯彻实施国家治理要求、驾驭和引领国家治理过程，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素养和本领的结合。”因此一般来说，治理主体素养和本领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治理能力水平的高低。在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下，政府是唯一的管理主体，“全能型”政府的管理模式，无所不能，无处不在，事无巨细，大包大揽，同时社会及其民众则是被其以“家长”角色管理的对象。由此带来的弊端：其一，政府对市场经济与公民生活过程的过多参与，反而成为社会经济有机运行的制约，掣肘公民社会的自然生长，同时也造成政府治理效率的低下；其二，政府的全能型定位，使得政府权力不加限制地渗入社会各个方面，容易损害公民合法权益，造成社会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升级，关系对立，不利于良好稳定社会秩序的形成。因此，面对当下社会转型时期的多元格局与复杂矛盾，单一的政府力量无法也不适宜成为社会治理的唯一途径，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的逐渐成长，它们走上舞台，与现代政府一起参与政府治理，成为新的治理力量。因此新型的政府治理中更强调有限而又有效的政府导向与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的有机结合。

第四，政府治理文化是以运作透明、信息公开为开放的治理范式。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进步与发展，一个有生命力和活力的系统，就必须与外界进行信息、能量及物质等要素的互换。政府治理系统要保持运行的活力与效率，也必然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其工作过程中的程序与涉及的信息，除了国家机密部分以外，都应当向社会公众公开展示。特别是20世纪以来，随着行政自由裁量比重的提升，知情权被越来越视为一项重要的法律权利，因此行政程序控制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规范行政权的主要手段，特别是政府运作过程的透明、政府信息的公开，被公认为是信息时代良好政府的重要指标之一。[4]因此，政府治理文化中体现出的，应当是一种运作透明、信息公开的行为范式。首先，政府治理要保持开放心态，这让政府及其公务人员能够认真倾听民众的声音，考虑民众的诉求，从而接纳社会中的新观点、新思想，真正以民众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政府治理要保证决策制定的过程与命令执行的过程全透明全公平；最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信息垄断与封闭恰恰容易滋生腐败，政府治理需要依法将各方面的公共信息予以公开，从而提高政府公信力，得到民众的支持，政府治理才能进入良性循环。

二、政府治理文化的价值性分析

政府治理文化是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制度文明、价值理念及行动范式的有机结合的文化现象与治理状态，在现如今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新形势下，加强政府治理文化建设，县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第一，政府治理文化是建设法治文化的突破口。在中国社会要培育法治文化，让法治文化扎根于社会土壤，并在民众生活中得到广泛遵循，“人”的因素是关键。法治建设是一个综合运转的社会系统工程，法治文化建设更是贯穿其始终。无论是法治文化以人的日常行为生成原型，还是法治文化为人的交往互动提供样本，都离不开“人”的要素。因此，只有具备了较高法律意识水平的社会主体，才能为法治的形成准备主体要件，社会法治文化的形成才成为可能。而在广泛的社会公众之中，政府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对于营造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围有着较强的示范导向和积极的引领作用。因此，构建政府治理文化，实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依法行政、有限治理，是整个国家的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突破口，是培育社会法治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法治文化建设贯穿法律运行的立法、执法、守法的各个环节，为何作为执法环节的政府治理成为建设法治文化的突破口，首当其冲呢？究其原因在于，公职人员执行法律和实施治理，相比于立法机关的制定法律，更具有经常性；相比于司法机关的审批裁定的消极防御性，政府治理行为则更具有积极主动性；而相比于普通社会民众，行政人员的守法或违法行为则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和辐射力量。“公民遵守法律义务的实现程度深受官员是否坚持法律的内在道德这一点所影响，官员对公民正常遵从法律的期望取决于官员只根据自己所公开宣布的规则行动的承诺。”[5]由此可见，如果日常积极活动的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不能有效地约束自身权力、依法行政，法治文化自然难以生成。因此，要建设法治文化，必先构建政府治理文化。

第二，政府治理文化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支撑力。从西方法治发展进程来看，启蒙运动之后，法治针对的重点从先前的所有公民守法，转移至规制掌握行政权力的政府。虽然政府是治理社会的一种必要的存在，但是必须要用法治来严格约束其权力行使，以防止政府权力不至于扩大成为吞噬公民权利的“利维坦”，因此，纵观西方法治理论的发展史，从洛克的有限政府理论，到亚当・斯密的守夜人国家，再到当代诺奇克的最低限度国家，从英国的议会实践到美国的分权制衡政治实践，无一不是以法治作为规范政府权力的有效利器。既然法治是现代公共行政的重要依托，法治政府的推进则势在必行。而建设法治政府，除了基本的法律制度建设以外，还包括文化建设。法治政府既是一种制度体系，也是一种思想理念，更是一种文化环境。[6]如果说制度体系是法治政府构建的基础，那么文化建设则是法治政府重要的精神支撑和内在驱动，加强政府治理文化建设更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应有之义。因此，只有坚持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双轮驱动”，重视政府治理文化的培养，才能促进依法行政向纵深发展，才能推进法治政府的全面建设。

首先，政府治理文化是建立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法治政府首先必须是守法政府，它应当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这是实现法治政府的基础，而政府治理是以整合权力，保障权利为基本依据和准则，在政府治理文化的引领下，政府行使公权力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明确权力范围，不得随意越界。其次，政府治理文化是建立法治政府的重要依托。法治政府是以人为本，接受监督的政府，它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社会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法治政府的全面推进，需要处理好社会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规范与约束政府行政行为的同时，满足社会公民日益提高的参与意识与民主诉求。而现代政府治理文化，则一改的“官管民，民怨官”的传统模式，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团体、公众等处于平等的协作伙伴关系，以法治为其沟通的桥梁和衡量的工具，引领政府行为真正走向法治性、现代性和公共性。最后，政府治理文化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精神引领。法治政府是能够成功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社会的政府，因此要通过培育政府治理文化，让法治精神渗透到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之中。

第三，政府治理文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助推器。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早期起步阶段迈进了新的历史时期，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浪潮有力地冲击并挑战现有的国家运行体制，社会大转型推动着国家治理的转型和现代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扬弃国家统治与政府管理的传统概念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国家治理”这一现代国家所特有的概念，它凸显了社会治理者向社会所有者负责，强调社会多种力量的合作治理，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同样重视增进公共利益。因此，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拥有着集中行政权力的政府机关，作为最为主要的治理主体，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直接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而政府治理文化的培养则成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首先，政府治理文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民主化。政府治理文化以约束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规范基础，在此基础之上的人民是国家政权的真正享有者，公民获得参与决策、监督的合法渠道以及对于治理者的问责权。其次，政府治理文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法治化。政府治理文化以崇尚法治为其价值追求和核心理念，在这种价值引领下，无论是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还是利益相关者，只要是相关国家治理的行为，都必须纳入法治轨道，公共权力运行的规则和程序都应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以法治代替人治。再次，政府治理文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文明化，政府治理文化改变了传统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对抗对立关系，运用法治在行政机关与社会民众之前架起沟通对话、平等协商的桥梁，这种治理范式拓展至整个国家治理模式中，带来的是“更少的强制，更多的同意”“更多的对话协商沟通合作，更少的独断专行”“更多的激发权能，更少的排斥和歧视”，将国家治理统一于社会服务之中，让现代治理模式更加文明和谐。最后，政府治理文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化。政府治理文化中的政府是有限政府，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政府决策和运行，在这样的文化辐射下，政府治理效率提高，同时各种治理主体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并且随着其各自专业化与职业化程度的不断提升，政府机关的治理范围不用面面俱到，更多的是发挥导向功能与协调作用，从而推动国家治理的科学化。

三、构建政府治理文化的路径选择

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成为现代政府建设的总目标。适应时代的进步，超越传统的模式，全面深化改革、培育政府治理文化乃是构建政府治理体系的关键途径。

第一，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为构建政府治理文化打下制度根基。构建政府治理文化，需要有坚实稳固的法律制度作为培育的基础和生长的土壤，而对行政权力无论是取得还是运行，都需要有效的约束，这是政府治理中最首要亦是最重要的规则。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中对行政机关权力进行规制的法律法规主要集中在宪法、地方政府组织法、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中，从表面上看，对行政权能的法律规定似乎已经非常完善了，但实际上却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一，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者规定过于笼统，往往只是指明了一个总的行政机关，如“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但在具体实行中的具体事项，究竟交由哪个具体部门来行使，却无从知晓；其二，对行政权力的行使程序缺乏明确，特别是具体到某个行政机关的行为程序，有的可以在法律法规中找到，有的却很模糊，甚至没有具体细化规定，导致各个行政程序间无法衔接统一；其三，对行政权力的法律规定过于分散，不仅行政部门并不完全知晓自己的权限范围，也不指导其他部门的权限，而且社会民众也没有能力知晓如此庞大分散的法律法规，给实际的操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由此可见，培育政府治理文化，首先需要完善的行政法律制度体系，同时更需要将已有的法律法规落实到实际行政行为过程中去，而现实法律规则中，对行政权能的规定却不清晰、不明确。不仅社会公众难以把握，而且相关部门也不好操作，需要进一步认真梳理、科学归类和做出更具有操作性的细化，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清单制度应运而生。[7]

所谓权力清单制度，就是政府及其部门在对其所行使的公共权力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依法界定每个部门、每个岗位的职责与权限，然后将职权目录、实施主体、相关法律依据、具体办理流程等以清单方式进行列举和图解，并公之于众。它是将政府各部门的具体权限进行详细的列举，明确政府该管和不该管的事务和领域，是对现有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权力进一步的细化与分类，便于公民向行政机关申请的同时，也更好地促进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恪守“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原则。通过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以实现对于行政权力的控制与规范，其一，通过细化和梳理法律规定，明确行政机关的具体权能范围，让政府权力更清晰，便于促进行政主体在权力范围内有义务有责任地去行使职权，而在权力范围之外，则不能行使，该管的不能出现监管缺位，不该管的也绝不能越权行为，从根本和源头上限制约束政府权力，保障公民利益。其二，通过对具体权力的行使附以具体的流程、程序，规定好行政主体在行使其职权时必须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限等，最大限度地防止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滥用、乱用手中权力，让行政程序具有了引导和控制功能，从程序上和过程中实现对行政权力的控制，将行政权力的行使约束在设计好的流程图中，极大地保护公民的利益。因此，我国应重视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制定出台《权力清单条例》，全面规范权力清单制度，运用法制手段为权力清单制度保驾护航，从而为政府治理文化的培育提供最基本的规则基础。

第二，健全协商沟通机制，为构建政府治理文化疏通对话障碍。经历了法律虚无主义之后，我国在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本法制方针下，高度重视法律制度和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这在法制不健全的改革开放当初，是确为必要的。然而未来面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面建设，从“法制”到“法治”的转换，仅仅依靠形式上严谨与完备的法律制度，是无法实现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30多年改革开放对社会的影响带来了观念、利益及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这已然成为现阶段甚至是今后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底色。由此带来社会治理中的很多场合下，多种主体的利益诉求彼此纠缠不清。社会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公私领域相互转化、融合、重叠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由此产生了公私领域之间的模糊地带也随之不断变化消长。[8]因此，传统政府行为所追求的控制效果往往变得无法实行，更无法实现，如果采用强力压制手段，反而会增加民怨，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在这一背景下，政府治理过程中政府、企业、社会团体、民众等等主体之间通过协商沟通的方式来平衡利益，解决纠纷，疏通政府主体与其相对人之间的对话障碍，成为现代政府治理文化中的新特点。

构建政府――公民之间的互动平台和对话通道，政府治理需要尝试三重转型：其一，从固定的解决方案转变为各方的利益平衡，在复杂的矛盾纠纷中，法律永远不可能预先给出一个设定好的清晰的圆满的解决方案，因此要求政府公职人员在处理的过程中，以法律的规定为基本框架，所有合法的利益都应当得到倾听和尊重，实现基本的平衡。其二，提供的解决方案从重视实质性转变为侧重程序性，各方利益得到平衡的前提是大家都能充分地表达，因此，建立新型的民主平台，在行政程序中让各方充分表达自身的诉求，保证办事程序的公开与透明。其三，政府的角色从纠纷的决定者转变为问题的参与者，行政机关应当尝试改变其一贯的“决定、命令”的行为方式，在了解背景及民众利益诉求后，尝试将自己作为问题本身的当事人，考虑及完善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

公权力的行使需要进行有效的约束，需要保持其惯有的谦抑性，但同时私权利也不应一味高呼“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而是应当找寻公私利益兼容并蓄的良好机制，在构建现代政治治理文化中，为政府与民众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协商途径，把握对话合作的适当尺度，疏通制度障碍。

第三，积极发展社会自治组织，为构建政府治理文化扩展治理主体。社会转型时期，多领域、多层次的社会治理难题纷纷出现，同时伴随着各种秩序需求的增长，例如电子商务交易的规制、食品药品安全的管理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单独依靠政府部门的行政力量，往往是无法应付和处理好的。因此，现代政府治理文化中，政府不再是治理的全部依靠，政府成为治理的引领和导向，而要依托各种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与壮大，通过“积极培育成熟的市场和社会自治，合乎时宜地实现政府抽身或转身，厘定政府有效边界”。 [9]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将民间组织定义为社会组织，十七大报告中再一次确认，并把社会组织放到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高度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社会组织是指依法注册登记，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发挥服务、沟通、协调、监督、维权、自律等作用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及中介组织。发展社会自治组织，一方面既要坚持政府主导方向，另一方面又要大力扶持多元主体发挥自治功能，推动传统管理逐渐转向现代社会治理的目标。因此，当前培育现代政府治理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即是将政府治理放入社会公共管理网络之中，行政机关调控与社会组织自治互动，政府治理力量与社会调节力量互补，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事务和社会组织有能力解决的事项交给社会组织承担，并通过社会组织扩大公民理性参与政治，合理表达利益诉求，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政府治理文化中主体的多元建构。

第四，健全完善政务公开制度，为构建政府治理文化提供有效监督。随着现代公民对于政府行为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要求的逐渐强烈，政府信息的公开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只有实现政府掌握和形成的信息公开，以公开为常态，以个别涉及国家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不公开为例外，约束政府权力，才能实现政府与公民良性沟通，及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重要保障。强化政府信息公开，首先保障公民的充分知晓，充分参与，这是政府理的基础，信息的不对称往往容易造成不合理甚至违法决策的形成；其次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更容易定纷止争，公开而明确的行为与决策过程，更容易防止私利的产生；最后只有透明的政府，才能让黑暗的违法行为被发现，才能让法律予以阻止并产生威慑力量。因此，现代政府治理文化必定是透明公开，有效监督的行政文化。

近年来，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离建立完备的透明和公开的机制还是有相当的距离，需要进一步的成熟与完善。首先，应当在公开渠道上应坚持步步为营，即从政府主动公开，公民申请公开，到具体案件处理中的理由说明，再到审计机构的审查和新闻媒体的监督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其次在公开环节上应当保证特殊情况外的所有过程和结果都实现充分的透明，尤其是重大和突发事件在公布时间和公布内容上，切忌选择性、剪裁式公开；最后，在公开方式上进行完善和创新，一方面完善传统的公开方式，另一方面创新互联网这一便利且个性化的选择方式，将“互联网+”的概念运用在政府治理之中，开拓“互联网+政务”的新渠道，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兴网络平台，采用更加灵活的公布形式，结合网络平台的良好互动，接受民众监督，听取民众诉求，迈出新时期政务公开的创新一步。

结语

总之，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当今社会复杂治理的需要，现代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治理都对政府行为提出了从管理向治理转换的新要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府治理文化，应当是控制行政权力的法治文化，是对话协作的沟通文化，是协同共治的多元文化，是信息公开的透明文化。深入推进现代政府建设，既要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更须重视培育与制度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文化，以政府治理文化引领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建设，从而保证建设法治国家总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高玉贵.法治政府视阈下政府治理的现代化路径选择.[J].商业经济研究，2015，（20）.

[2]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冯兴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73-74.

[3]尚禺.法治政府建设的可能图景与途径――基于中欧法治建设论坛的思考[J].行政法学研究，2014，（3）.

[4]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1.

[5]顾肃.理想国以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72.

[6]周继东.以政府法治文化引领法治政府建设[J].前线，2013，（9）.

政法文化论文例9

一.一致原则的渊源

一次历史事件的爆发总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其所呼吁的口号也打上时代的烙印,法国大革命也不例外。

从时代背景来看,17世纪以来,法国长年对外战争,国家财政日益困难,路易十四将国家财产挥霍一空,路易十六时期,法国在破产的边缘,国王政府逼于无奈,只有实行改革,但改革受到了贵族们的反对,贵族并要求召开第三等级会议,企图向第三等级征税。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像贵族们预料的那样,他们实质是在自掘坟墓,加上卢梭等一批启蒙家思想的煽动。人们不再相信与神权结合的国王政府无所不能。

从文化根源来说,启蒙运动造就了一大批“战斗的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形成了一种“公众文化”,为以后大革命的爆发以及革命原则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启蒙时期的批评文化揭开了旧制度危机的序幕,人们自由评论与批评,开始把自己的政治抱负转向知识界,知识分子的理论正好符合人们的需求,两者寻求到了一个最佳的契合点,他们企图共同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这是因为如此,纯理念才得以深入革命时代大众观念之久。“公众”是一种政治文化过度的术语,它指的是一个群体,也就是一致性原则体现,当获得政权的时候,就开始运用到政治了。

从现实来看,美国对法国革命的影响甚大,但两者有不同之处。拉法耶特扮演着联合者的角色,在法国他是自由平等的象征,在美国他是传统精神的象征,他将美国革命的精神传到法国的每个角落,但革命后法国人面临的问题远比美国复杂的多,他们究竟是否会选择美国的改革模式呢?然而法国人比较激进,他们所希望的是彻底改变社会,就连“自由的传道者”――拉法耶特也反对将联邦制度等运用于法国革命。

二.一致原则的运用

“我们的共和国,统一不可分裂”,大革命期间这是知识分子常用的术语,“统一”代表了法国革命的最高目标。

卢梭是一致原则的倡导者,首先,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卢梭要求体现一致的思想,即 “公意”原则。在卢梭的著作中,并没有对公意做一个明确的定义,公意大概归纳为大多数人的共同的一致的利益和意见。他认为“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公意与所有公民的愿望并非等价,卢梭所认为的公意凌驾于所有人的意志之上,在这里个人的见解是被埋没的,他尖锐批评分权的政治理论,矛头直指洛克和孟德斯鸿,排斥政党制度,反对伏尔泰等人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实行代议制的看法,他强调在共和国应该实行直接民主。

卢梭提出了人民论,被认为标志着现代民主理论的诞生,但他没有继续深入考虑这种民主理论在实际政治中如何兑现,其中隐含的重大缺陷即缺乏权力制衡,不能有效地防止权力的滥用。法国人盲目信奉一致,认为党争是毒素,代议制是联邦主义分裂分子的行为,西哀士、罗伯斯比尔、圣鞠斯特等人是卢梭的崇拜者,也是卢梭思想的承接者,他们将一致的思想运用于政治中,特别是雅各宾将这一思想推行到了法国大革命中,造成了一种恐慌。知识分子是政治权力的运用者和操控者,他们力图改变社会,他们着迷于狂热的理想主义社会。将抽象理论运用于政治权力中,逐渐走向激进与暴力,导致法国革命的失败。相反,在美国社会里,“冲突”体现的是美国人的智慧,是在不稳定中寻求稳定,美国的社会发展史上,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为各自利益而发生的冲突。麦迪逊主张实行代议制的政府,保护了少数人的利益。在不同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发生的冲突可能导致某一方会暂时的失利,但是失利方并不会因此而被取消了其享有的表达自己利益的权利。

三.自由与一致能否真正实现

“自由”这个词的内涵很丰富,对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和不同阶段的历史时期都是不一样的含义,对于美国来说,它意味着一种民主,一种人性的解放。在卢梭那里,自由丧失了它原本的含义,卢梭捍卫个人的平等自由,他认为平等是自然赋予每个人的权利,于是,他基于他所处时代(大革命前期)人们受到压迫的现实,提出关于人民“公意”的思想。由于卢梭对公意的过分推崇,导致他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蔑视。他所倡导的自由是一种“公意”的自由,是一个公民为了更高的社会目标而献身于共同利益的自由。认为民选政府就代表了一切,这实质是以人民的名义制造了一个“自由的专制”。

“一致”看起来美好,但它却彻底否认了个人的利益,为了一致的愿望,法国革命付出了血淋淋的代价。革命期间,很多人为了讨好“公意”,违背自己的良心说起“一致”的话,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革命走向暴虐,民选政府成为专制的堡垒,不能容若异己的声音存在,人人自危,为了个人的利益,去指责别人,证明自己的革命身份。在极端的杀戮中,人们失去理智,一个新政权建立了,如果大众觉得不满意,就可以毫无合法根据的它,这些都是打着“人民公意”的旗号进行的,“公意”已经变成没有人性的机器。

为了强调革命的政权与传统的君主专制的不同,革命者希望在社会道德层面上建立一个摒弃旧社会的道德文化,以“美德”为核心的新的道德文化。什么是“美德”?这个“美德”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如果你的道德符合“公意”就是美的,否则就是丑陋的,美德被赋予了极浓重的革命气息,你越有革命的激情,那么你就越有美德。人民的情绪在这种以“美德”为核心的价值观引导下走向普遍的疯狂。“美德”在革命知识分子眼里已经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而不是一种道德模式了,罗伯斯比尔更声称“恐怖是美德的宣传机”。

对待法国大革命,我们应以客观的态度对其进行评价,对不合理的思想进行批判,从中汲取教训,为国家政治的发展稳定提供独到而有益的见解。建立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政治文化是历史也是时代对社会的要求,通过这种政治文化所达到的一致将是社会的主流。

参考文献:

[1] [法]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著,朱静等译.法国文化史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 [美]苏珊・邓恩著,杨小刚译.姐妹革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政法文化论文例10

一.一致原则的渊源

 

一次历史事件的爆发总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其所呼吁的口号也打上时代的烙印,法国大革命也不例外。

 

从时代背景来看,17世纪以来,法国长年对外战争,国家财政日益困难,路易十四将国家财产挥霍一空,路易十六时期,法国在破产的边缘,国王政府逼于无奈,只有实行改革,但改革受到了贵族们的反对,贵族并要求召开第三等级会议,企图向第三等级征税。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像贵族们预料的那样,他们实质是在自掘坟墓,加上卢梭等一批启蒙家思想的煽动。人们不再相信与神权结合的国王政府无所不能。

 

从文化根源来说,启蒙运动造就了一大批“战斗的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形成了一种“公众文化”,为以后大革命的爆发以及革命原则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启蒙时期的批评文化揭开了旧制度危机的序幕,人们自由评论与批评,开始把自己的政治抱负转向知识界,知识分子的理论正好符合人们的需求,两者寻求到了一个最佳的契合点,他们企图共同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这是因为如此,纯理念才得以深入革命时代大众观念之久。“公众”是一种政治文化过度的术语,它指的是一个群体,也就是一致性原则体现,当获得政权的时候,就开始运用到政治了。

 

从现实来看,美国对法国革命的影响甚大,但两者有不同之处。拉法耶特扮演着联合者的角色,在法国他是自由平等的象征,在美国他是传统精神的象征,他将美国革命的精神传到法国的每个角落,但革命后法国人面临的问题远比美国复杂的多,他们究竟是否会选择美国的宪政改革模式呢?然而法国人比较激进,他们所希望的是彻底改变社会,就连“自由的传道者”——拉法耶特也反对将联邦制度等运用于法国革命。

 

二.一致原则的运用

 

“我们的共和国,统一不可分裂”,大革命期间这是知识分子常用的术语,“统一”代表了法国革命的最高目标。

 

卢梭是一致原则的倡导者,首先,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卢梭要求体现一致的思想,即 “公意”原则。在卢梭的著作中,并没有对公意做一个明确的定义,公意大概归纳为大多数人的共同的一致的利益和意见。他认为“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公意与所有公民的愿望并非等价,卢梭所认为的公意凌驾于所有人的意志之上,在这里个人的见解是被埋没的,他尖锐批评分权的政治理论,矛头直指洛克和孟德斯鸿,排斥政党制度,反对伏尔泰等人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实行代议制的看法,他强调在共和国应该实行直接民主。

 

卢梭提出了人民主权论,被认为标志着现代民主理论的诞生,但他没有继续深入考虑这种民主理论在实际政治中如何兑现,其中隐含的重大缺陷即缺乏权力制衡,不能有效地防止权力的滥用。法国人盲目信奉一致,认为党争是毒素,代议制是联邦主义分裂分子的行为,西哀士、罗伯斯比尔、圣鞠斯特等人是卢梭的崇拜者,也是卢梭思想的承接者,他们将一致的思想运用于政治中,特别是雅各宾将这一思想推行到了法国大革命中,造成了一种恐慌。知识分子是政治权力的运用者和操控者,他们力图改变社会,他们着迷于狂热的理想主义社会。将抽象理论运用于政治权力中,逐渐走向激进与暴力,导致法国革命的失败。相反,在美国社会里,“冲突”体现的是美国人的智慧,是在不稳定中寻求稳定,美国的社会发展史上,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为各自利益而发生的冲突。麦迪逊主张实行代议制的政府,保护了少数人的利益。在不同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发生的冲突可能导致某一方会暂时的失利,但是失利方并不会因此而被取消了其享有的表达自己利益的权利。

 

三.自由与一致能否真正实现

 

“自由”这个词的内涵很丰富,对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和不同阶段的历史时期都是不一样的含义,对于美国来说,它意味着一种民主,一种人性的解放。在卢梭那里,自由丧失了它原本的含义,卢梭捍卫个人的平等自由,他认为平等是自然赋予每个人的权利,于是,他基于他所处时代(大革命前期)人们受到压迫的现实,提出关于人民“公意”的思想。由于卢梭对公意的过分推崇,导致他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蔑视。他所倡导的自由是一种“公意”的自由,是一个公民为了更高的社会目标而献身于共同利益的自由。认为民选政府就代表了一切,这实质是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制造了一个“自由的专制”。

 

“一致”看起来美好,但它却彻底否认了个人的利益,为了一致的愿望,法国革命付出了血淋淋的代价。革命期间,很多人为了讨好“公意”,违背自己的良心说起“一致”的话,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革命走向暴虐,民选政府成为专制的堡垒,不能容若异己的声音存在,人人自危,为了个人的利益,去指责别人,证明自己的革命身份。在极端的杀戮中,人们失去理智,一个新政权建立了,如果大众觉得不满意,就可以毫无合法根据的推翻它,这些都是打着“人民公意”的旗号进行的,“公意”已经变成没有人性的机器。

 

为了强调革命的政权与传统的君主专制的不同,革命者希望在社会道德层面上建立一个摒弃旧社会的道德文化,以“美德”为核心的新的道德文化。什么是“美德”?这个“美德”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如果你的道德符合“公意”就是美的,否则就是丑陋的,美德被赋予了极浓重的革命气息,你越有革命的激情,那么你就越有美德。人民的情绪在这种以“美德”为核心的价值观引导下走向普遍的疯狂。“美德”在革命知识分子眼里已经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而不是一种道德模式了,罗伯斯比尔更声称“恐怖是美德的宣传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