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种技术论文例1

2施肥

2.1基肥

制种田要增施足够的底肥，并且要氮磷钾配合，以满足幼苗阶段对养墒的需要，促进幼苗早生快发，所以底肥是高制种产量的基础。因此，要施腐熟好的优质农家肥60t/hm2以上，尿素120～150kg/hm2，钾肥、磷肥各375kg/hm2；或施复合肥600kg/hm2以上，锌肥22.5kg/hm2；或施磷酸二铵300kg/hm2，钾肥150kg/hm2，锌肥22.5kg/hm2。应注意种肥安全隔离。

2.2追肥

适时合理地追肥，增强穗肥，补施攻粒肥。玉米需肥时间大致可分为苗期、孕穗、花粒3个时期。根据玉米制种生长发育特点，确定施肥时间和数量。苗期阶段是生根长叶的营养生长时期，要以氮肥为主，在玉米七叶期追施尿素120～150kg/hm2，促苗快发。孕穗阶段基叶生长旺盛、植株和茎粗都在迅速增大，雄穗和雌穗相继开始分化，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同时并进，是发育最旺盛和需肥量最大时期，因此在玉米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375~450kg/hm2，将肥埋严，促进孕大穗。灌浆阶段要根据情况补施攻粒肥，方法是叶面喷肥，用磷酸二氢钾2.25kg/hm2加尿素7.5kg/hm2对水750kg喷施，可增加光合能力，提高百粒重。如使用一次性玉米专用肥，应深施，施肥量825~900kg/hm2。

3播种

3.1种子处理

制种亲本种子必须用种衣剂包衣后播种，且父、母本选用不同颜色，以示区别。可用克福醇种衣剂包衣，或立克锈或粉锈宁拌种。

3.2设置父母本行比

设置父母本种植行比要根据制种双亲的相对株高和父本的花粉量来确定，通常单交制种区父母本的行比为1∶2~3；在母本植株高度较父本矮、父本花粉量较大、花期较长的情况下，父母本的种植行比可以扩大到1∶4~6；当父本植株较高、花期较长、花粉量较大、气候条件相对较好且可以进行人工辅助授粉的情况下，父母本的种植行比可以扩大到1∶8。

3.3播期调整

为了保证双亲花期相遇，对于新杂交种，一般采用叶片比较法，即根据父母本生长出来的叶片数来测定花期是否相遇，因此首先要了解两亲本全生育期的总叶片数，依照母等父的原则，在生育期间母本应比父本提前发育1~2片叶，母本早于父本的调节方法：首先加强父本水肥管理，促进父本生长；其次推迟母本去雄时间，将要散粉时再去雄，以延缓雌穗生长，但在母本去雄时，避免散粉影响种子质量；另外，如果母本吐丝太早的采取剪花丝。如果还未能达到花期相遇，就要根据实际情况，重新估计花期相差的天数，如可能达到花期相遇，则采取剥去母本第1个雌穗，重施速效肥，以促进第2个雌穗的迅速生长。父本早于母本的调节方法：首先加强母本水肥管理；其次母本提前去雄，当雄穗尖刚露出顶叶就拔掉，必要时在雄穗未露出顶叶时，把雄穗连同1~2片叶一起拔掉，使养分集中到雄穗上，以便提前3~5d吐丝；还可以修剪母本枝叶，剪去花丝2.5~4.0cm可使母本花期提前1~2d；最后如果母本苞叶过多，吐丝偏晚，则剪去母本苞叶以促进母本提前吐丝。

3.4适期播种

制种田应掌握适宜播种期，如遇春旱，应适当提前。用机播开沟等距点播，踩好底格，覆土均匀，及时镇压保墒。为保证种子成熟和亲本错期播种保墒，尽量采用铺膜播种。在辽宁地区行距57~60cm，母本株距23~27cm，保苗5.25~6.75万株/hm2；父本株距33~37cm，保苗4.5万株/hm2。加播父本，在母本3~4行间垄沟内隔50cm播1行父本。

4田间管理

五至六叶期定苗，除去杂苗和病弱苗，正常管理父母本，预测调整花期。如果父本雄穗柄短，且顶叶影响花粉扩散，应及时扯开顶叶。采用种子包衣技术，防治蝼蛄、金针虫、蛴螬、地老虎等地下害虫；采用甲胺磷喷雾或者用甲拌磷、辛硫磷或甲胺磷颗粒剂灌心防治粘虫；在玉米大喇叭口期，用杀螟灵一号、甲拌磷或甲基1605颗粒剂灌心防治玉米螟。如果父本易感蚜虫，特别是散粉期，可用氧化乐果防治。

5除杂

苗期除杂时，分清父母本幼苗叶鞘色、叶片色、边缘有无波曲；掌握亲本的特征，一定要严格去除杂株及乳生玉米。拔节至抽雄除杂时，掌握母本抽雄期穗下开张角度、穗位上叶态、母本花丝颜色、生活力等特点进行除杂。成熟期除杂时，严格区分母本穗行数、籽粒颜色、穗轴颜色、穗型再进一步进行除杂。

6去雄

母本去雄是玉米中期管理的主要任务，制种区母本及时、彻底、干净去雄是玉米制种成败的中心技术环节。技术上要求将制种田内母本植株的雄穗在散粉前及时、一株不漏地彻底拔除。为保证母本去雄的质量，母本去雄时应采取摸苞带叶或扒苞去雄的方法。就是在雄穗露出顶端叶片前，当用手摸到包在叶片中的雄穗时，可带1～2片顶叶将雄穗拔除；或将包住雄穗的叶片用手扒开，将雄穗拔除。拔除雄穗时要将整个雄穗完全拔除，不能折断，不能留有分枝或雄穗残留体。母本去雄时要在每天的早晨进行，上午10时以前必须将母本雄穗彻底去完。母本去雄要每天进行，直至将制种田母本雄穗完全去除干净。拔除的雄穗必须带出制种田，或饲喂牲畜，或挖坑埋掉。母本去雄是非常严格的制种技术措施，在实际工作当中，由于天气如下雨或其他原因，往往造成不能及时彻底去雄，这一现象是必须加以杜绝的。应当结合母本去雄，将田间的病弱晚株一同拔除，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去雄质量，同时可改善田间的通风透光条件，提高制种产量和种子质量。母本去雄往往与授粉同期进行。对于父母本花期不协调或花期不遇的制种田，应取人工辅助授粉的措施。人工辅助授粉应在母本吐丝盛期的无风晴天进行。一般在每天上午植株上的露水消失后，父本散粉时进行。将父本采粉区的花粉收集到干燥的容器内，用毛笔蘸花粉涂抹母本雌穗花丝。必须杜绝用母本自身的花粉或其他大田玉米的花粉给母本授粉。

7收获

制种技术论文例2

随着河西走廊玉米制种面积扩大，沙漠前沿制种面积越来越大，但因该地域气候恶劣，存在一定的技术和市场风险。我们通过几年的制种实践，总结出了一整套适合沙漠前沿的玉米高产优质制种技术。现总结如下：

1制种前必须认真观察研究亲本特征特性

引进亲本自父系在制种基地先种植1年，认真观察记载父母本株高、株型、叶数、花期、吐丝散粉特性，父本花粉量的大小、散粉持续时间、双亲亲合力、母本灌浆速度、果穗及籽粒特点、产量、生长发育特性等，为第2年制种打好基础。沙漠沿线区7月上、中旬玉米吐丝散粉期地面蒸腾非常强烈，天气干燥，白天气温可高达38℃以上，常出现40℃左右的持续高温天气。母本花丝易干缩，父本花粉不耐天气干燥，且散粉时间短的材料在该地区应谨慎制种，最忌不了解亲本特征特性而在该区域一次性大面积制种。

2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制种技术方案并优选制种基地

根据上年观察研究结果，参考引进地区制种经验，认真研究制定制种方案。原则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宁可母本等父，不可父本等母”，“70%母本吐丝时30%父本散粉”为最佳花期。父本均分两期播种，播3穴、留3穴，先播1期父本，7d后播2期父本，播1期父本时在白行（即垄侧水沟）每隔0.80～1m也要点播1穴父本，尽可能拉长父本散粉时间规避花期不遇风险。父本过早时沙漠沿线区高温干燥，散粉时间短，风险相应加大。父母本花期相差太大，错期太长的组合在沙漠沿线区应慎种。有时在制种基地还应专设父本采粉田，以备不测。

选择基地时，因沙漠沿线户均制种面积较大，尤其是家庭农场制种，去雄和收获期间劳动力必须准备充裕。新开垦地和严重的漏沙地、盐碱地切忌包产制种。

3播种、保苗和苗期管理

沙漠沿线区，早春风沙大，播前提前15d左右要整地、施基肥和覆地膜，进行保墒提温，一般4月中旬播种，出苗快保苗全，病菌侵染机会少，且可避免或减轻晚霜危害。播种时跟踪检查农户播种质量，播后5～6d检查种子发芽情况，发芽不好者可及时补种，出苗后除非保苗率在80%以下或更低时补苗或重播，一般不补苗。迟补苗发育进度慢，空秆率高且直接影响纯度。

苗期管理上一是出苗时应及时放苗，并结合出苗进行玉米苗根际封土，防止烫苗和跑墒。7～9叶时定苗，剔除过大过小和异型苗，对遭霜冻和风沙危害的幼苗，根据苗情及恢复生长状况，酌情喷施磷酸二氢钾或增强代谢的生物活性肥料。二是适当进行蹲苗，促发根系向纵深生长。有利于生长中后期根系吸水吸肥和及时成熟。三是彻底清除田间杂草，注意防治玉米红蜘蛛。田埂禾本科杂草、甘草、豆类作物易于被红蜘蛛危害，且是玉米中后期红蜘蛛危害的策源地，应及早在田埂地头发动农户联防联治喷克螨特、阿维菌素等，降低红蜘蛛发生危害基数。4去杂、去雄

一是一定要督促农户将株高、叶型、株型等不一致的杂株彻底拔除，特别要注意父本行杂株。二是做好去雄前田间管理；去雄前15d（14～15叶）要组织技术人员剥叶查看父母本叶数及生长发育状况，预测去雄具体时间，及早准备人力，如有花期不遇情况，应及早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如对发育迟缓的亲本偏施肥，多施用碳酸氢铵等。如果父本偏矮受欺，可将近邻两侧母本行手工折叶，改善父本生长条件，晚了易陷于被动。隔离区不符合要求的要提前及时处理。去雄前20～30d是玉米生长最快时期，也是对水肥需求最旺盛时期，应结合灌水再施1次肥料，一般施尿素225～300kg/hm2。此时应每隔20d左右灌水1次，花期要确保玉米水肥需要，同时保持一定的田间湿度，防止母本花丝干缩，父本花粉散粉周期缩短，有利于授粉结实，防止形成“花棒”。三是去雄：视母本吐丝散粉特性，一般7月上旬开始，待母本90%～95%的植株只剩1～2叶时即进行逐行逐株摸苞带叶去雄。户均制种面积大，劳力少的农户要促其早去雄。对母本吐丝散粉快的组合，宁可多带一片叶，也要早去雄2～3d，以免在纯度方面酿成祸患。越到去雄后期越要风雨无阻每天逐块地逐行认真检查漏网雄穗。此时还要注意树荫地、瘠薄地、地埂边以及靠近父本行母本株的去雄。授粉结束后及时砍除父本，改善母本通风透光条件，防止父母本成熟果穗混杂。

5灌浆期管理

制种技术论文例3

玉米杂优品种具有高产、抗性强等优点,所以在玉米种植区,种植杂优品种已成为提高产量及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为了提高玉米杂交制种产量,探讨玉米杂交制种高产技术,我所进行了三年制种试验。产量由过去的1200kg/hm2提高到现在的2325kg/hm2,增产93.75%。现将高产制种技术介绍如下。

1栽培措施

1.1选地及整地

选隔离条件较好，土壤肥力和光照条件较好，集中连片，有排灌条件，保水保肥力强的地为制种地，并做到精细整地，畦面无大土块，无杂草，无作物残根，达到松、细、平。

1.2重施底肥，增施磷钾肥

制种地要求每亩施优质农家肥1500～2000kg、钙镁磷50kg、钾肥10kg。提高植株的抗病能力。

1.3合理安排群体结构

父母本行比1：5，大行距90cm，小行距40cm，株距25cm，父本留双株，母本间隔留单双株，每亩母本4500株，父本1500株。

1.4合理确定播种期

玉米各生育阶段所需的光、温、水必须与当地的气候条件相适应,才能正常生长。播种过早,低温阴雨天气易造成烂芽;播种过迟,抽雄吐丝遇梅雨高湿气候不利于授粉,影响结实率。在贺州市农科所(信都镇),早造制种可在2月下旬播种,利用地膜覆盖育苗效果较好。

1.5确定父母本播差期,保证花期相遇

玉米父母本花期相遇是杂交制种的关键,根据父母本生育期,结合当地气候资料,准确安排父母本播差期。一般情况下,玉米雄花散粉时间延续较短,夏天在相同条件下,花粉寿命只有5～6h,而雌花吐丝后10d内还能受精,吐丝后1～5d受精能力最强。

1.6搭好丰产苗架

(1)精细播种。播前整地要求达到无根茬、无坷垃、上虚下实、埂直面平,浇足底墒水。待播种子摊晒2～3d后用55℃左右的热水浸泡2～3min,然后用温水浸种6～12h,捞起后用40%乐果乳油兑水拌种均匀后点播,可以防治地下害虫。播种规格为小行距50cm,穴距33cm。采用开沟条播,每穴播3粒种子,667m2用种量约3kg。播种后在穴间(株间)点施少量复合肥,注意肥料不能沾附到种子上,以免烧坏种子,影响出苗,然后盖上3～5cm碎泥。播后做好父本区别标记,如在行头种上其他作物,以避免杂交种子纯度因亲本人为混淆而受影响。

(2)科学施肥。玉米的全程施肥以基肥为主,种肥、追肥为辅;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磷钾肥要早施。

(3)适时排灌水。玉米出苗期,保持畦面干爽,齐苗后保持干干湿湿。抽穗前10d至抽穗后20d,注意保持泥土湿润,保证雌穗正常发育及父本抽雄整齐,花粉壮而多。

2确保种子质量的核心环节

2.1提高播种质量，缩短去雄周期。

精选亲本种子。制种时首先要确保亲本种子质量，播前亲本种子必须经过严格精选，彻底清除霉烂、秕瘦、虫蛀、破碎等籽粒，使籽粒大小均匀，发芽率达85%以上。种子处理。播前对种子适当处理，可以提高种子的发芽率，并可减轻病虫危害，以达到出苗早、苗齐、苗壮的目的。处理方法有晒种和种衣剂包衣等。足墒播种。足墒播种是全苗的关键。实践证明，播种深度的土壤水分达到田间持水量的70%时才能满足种子萌2.2严格去杂去劣

去杂去劣是玉米制种田保证纯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必须坚持早检查、早动手、严要求。第一次结合间苗、定苗进行，根据自交系叶色、叶型、叶鞘颜色将杂苗、弱苗、病苗彻底去掉。第二次在拔节期去杂，把不符合自交系形态特征的杂株、变异株、弱小株和可疑株彻底去掉。尤其父本杂株，绝不允许进入花期。第三次在抽雄初期去杂。在抽雄前后逐株根据自交系株型、叶片长短、花丝颜色、花药色泽去掉特殊的变异株、可疑株。第四次在晾晒脱粒前进行，把杂穗、变异穗、病穗彻底挑净。

2.3严格去雄

影响制种质量的关键是去雄。去雄涉及千家万户，必须精心组织，严格安排，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照章办事，奖惩严明。全面推动母本超前去雄技术，实行摸苞带叶去雄，并做到及时、干净、彻底。生产实践证明，母本超前去雄，不仅能有效防止母本自花授粉，而且有利于调节养分供应，促进雌穗生长，增加制种产量。抽出的雄穗必须装袋带出制种田处理掉，杜绝随去随丢，避免在田间后熟散粉，影响制种质量。去雄结束前将尚未抽出的母本株、病残株一次性彻底清理，防止去雄后散粉而影响种子质量。

2.4加强人工辅助授粉

人工授粉是高产、优质制种技术中的重要环节，是提高结实率，增加制种产量的有效措施。特别是在花期未能良好相遇的情况下效果更为明显，据试验在自然授粉的基础上进行人工辅助授粉，可提高结实率20%以上。而人工授粉不在于授粉次数和数量，关键是掌握好时间，辅助授粉应掌握在父本散粉量最大和母本吐丝集中时进行，采粉授粉时间一般在9～12时，以10时为最佳授粉时间。

2.5加强制种田的后期管理

制种技术论文例4

茄子具有很强的杂种优势。目前，我国推广的茄子品种绝大多数为杂种一代。茄子杂种种子的生产非常严格，除掌握栽培技术外，还需要掌握授粉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和采种技术。本公司从事茄子育种研究多年，掌握了一套完整的茄子杂交制种技术，制种茄子成本较低，管理比较简单，效益非常可观，现将其栽培技术总结如下。

1适时育苗

选择坐北朝南、背风向阳、排水方便、温度回升快的地块，床土应是2~3年内未种过茄果类、瓜类蔬菜的菜园土，最好是未种过菜的稻田土、塘泥、新鲜黄土等。老菜园土作苗床要做好土壤消毒，可用50%多菌灵粉剂与过筛煤渣灰拌匀后撒施苗床，作垫籽药土。用猪粪渣、陈煤灰、塘泥、枯饼、人粪尿等，堆沤制作培养土。播种前，采用小拱棚育苗，浸种催芽，1hm2大田需苗床面积37.5m2，苗床密度1500株/m2，播种量750~1050g/hm2，种子发芽出土以后，夜间应保持12~15℃，白天为20~26℃，如果夜间温度在10℃以下，生长不利，尤其是土壤夜间温度不要低于17~18℃，否则根系发育不良。此外在1~2片真叶时容易发生猝倒病，应注意防治。

2定植

为了减轻病害，应实行水旱轮作，制种地选择水稻田或2~3年内未种过茄果类作物的地块，并要求有50m左右的隔离。茄子定植不必过深，与秧苗的子叶平齐为宜，3叶1心即可定植。为了使幼苗迅速恢复生长，定植以后应立即浇水，对新根发育有良好效果。定植的株行距根据茄子的品种而定，我团种植的是晚熟品种，行距60cm，株距35cm。

3田间管理

3.1肥水管理

施足基肥，施猪粪渣75t/hm2，饼肥1500kg/hm2，磷、钾肥各1500kg/hm2作基肥。轻施苗肥，在定植后至开花前应追2次肥，浓度不要太高，否则会造成植株徒长，引起落花、落果，加重病害，最好用稀释5~10倍的猪粪水或进口氮磷钾复合肥，不用氮肥催苗。稳施花肥，自第1朵花开放到第1批果迅速膨大这段时间为茄子的大量开花期，也是杂交制种的人工去雄授粉期，为防止植株落花落果，在不是严重缺肥的情况下，一般不用追肥。重施果肥，当根茄（或称门茄）长至商品成熟度时，每株茄棵上基本上都挂了2~3层果，这时果实膨大需要大量养分供给，要大追肥，重追肥，一般每隔7~10d追1次肥，以稀猪粪水和复合肥为好，果实转黄即可停止施肥。保证植株充足的水分供应是提高种子发芽力的关键，特别是生长后期，因处在高温干旱季节，更应注意灌水。茄子在开花坐果期即可浇水，一般全生育期浇6~8次水，茄子的单叶面积大，水分蒸腾较多，一般保持80%土壤相对湿度，当土中水分不足时，植株生长缓慢，甚至引起落花，所结的果实果皮粗糙品质差。当雨水过多时还要注意排水。从结果时即可开始浸灌，但应坚持“一浅”、“二急”、“三凉”的原则，“一浅”是灌水不能超过畦高的2/3~3/4；“二急”是急灌急排；“三凉”是水凉、土凉、天凉。因此，在晚上灌水效果较好。灌水后应及时追肥、中耕除草，其操作同常规栽培。结合浇水，施稀薄的粪肥或化肥；果实结果以后可追浇浓的粪肥或化肥，以氮肥为主，人工追施300~375kg/hm2尿素以供果实不断生长的需要；果实最旺时期，也是需肥最多时期。

3.2授粉技术

3.2.1授粉花朵部位及单株授粉花朵数。最适宜授粉部位是第2~4层花，每株宜授粉6~10朵花，坐果5~8个。

3.2.2父本花粉采集。茄子开花习性是当花蕾长足后，在花冠逐渐开裂过程中，花药逐渐破裂，花粉散出。可在上午8时左右花朵刚开放时，用电动采粉器收集花粉，此时花朵刚开放，花粉多，且发芽力高。也可在上午摘下当天开放的花朵，取出花药散放在铺有厚纸的筛子上，放在太阳光下晒干，约需4h。然后用花粉筛将花粉筛出，或将晒干的花药装入碗中，盖上纸，上下抖动碗几次，即可将花粉抖出，然后放入小盒中备用。

3.2.3选择母本花蕾去雄。茄子花在开放前1d至开放后2d，均有受精结籽能力，而以开花当天受精能力最强，结实率最高。选母本植株上花冠开裂的大花蕾，用镊子轻轻拨开花苞，将雄蕊彻底去尽。去雄时，切忌挫伤柱头、子房。

3.2.4授粉。对前1天下午去雄、第2天上午开放的花朵授粉。用带橡皮头的铅笔或授粉棒（粗塑料电线壳中塞入海绵制成）沾取花粉，轻而匀地涂到柱头上，看到柱头上沾有足量花粉即可。如果花粉多，也可当天去雄、当天授粉。

3.2.5标记。用印油涂于花柄上或用有色毛线系于花柄上等方法进行标记。

3.2.6其他管理措施。在杂交制种中发现授粉量增加，其坐果率、单果种子数相应增加。因此，重复授粉可提高种子产量。每次授粉时，如果发现母本田内有未做标记的花朵或果实要及时摘除，以免影响杂交种纯度。每株坐果5~8个后，要将植株上部开放的花朵、自交果及生长点全部摘除，以证杂交种的纯度和果实的生长发育。一般母本田可安排30~45人/hm2去雄授粉。

3.3茄子的落花及防止

茄子落花的原因是气温低于20℃时，影响授粉受精及果实生长，在15℃以下会引起落花，最适宜温度为28~30℃，这种早期落花可以用生长剂来防止，一般用20~30mg/kg的2，4-D处理。

3.4病虫害防治

制种技术论文例5

【关键词】价值负载/伦理反思/技术—伦理实践/良性互动机制

value load/ethical　reflection/technology-ethics　practice/positive interaction mechanism

【正文】

技术哲学家c.米切姆（carl mitcham）认为〔1〕， 技术由以下四类要素互动整合而成：①作为对象（人工物）的技术，包括装置、工具、机器、人工制品等要素；②作为知识的技术，包括技艺、规则、技术理论等要素；③作为活动的技术，包括制作、发明、设计、制造、操作、维护、使用等要素；④作为意志的技术，包括意愿、倾向、动机、欲望、意向和选择等要素。其中，各类要素的划分不是静态的区分，它们在互动整合过程中，已因相互渗透而成为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异质性（heterogeneous）要素。

技术构成要素的异质性表明，技术是负载价值的，而对技术的价值负载的深入认识直接关涉到两种基本的技术观。一方面，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者认为， 技术所负载的独特价值主宰着人类社会文化价值的变迁；　 另一方面，　 社会建构论（

socialconstructivism）者将技术看作社会利益和文化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产物。显然，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实践活动，技术的价值负载是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整合中形成的。

技术的价值负载，使我们必须对技术本身作出伦理上的反省：技术依据的认知基础是主体际的建构事实，技术在本质上是与风险相伴的不确定性活动；同时，作为技术的核心机制，在设计和创新中，伦理和价值因素往往受到忽视。为了使技术造福人类及其生存环境，道德伦理制约应该成为现代技术不可或缺的内在维度；换言之，技术活动应视为统一的技术—伦理实践，技术变迁应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1　技术的价值负载

海德格尔认为，在有关技术的哲学思考中，曾流行一时的观念是雅斯贝尔斯对技术所作的工具性和人类学诠释〔2 〕：①技术是实现目的的手段；②技术是人的行动。这种观念认为：“技术仅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并无善恶。一切取决于人从中造出什么，它为什么目的而服务于人，人将其置于什么条件之下。”〔3〕

由于这种观念把技术与技术的运用后果割裂开来，从这种技术工具论或价值中立论的立场出发，需要规范的只是利用技术手段所要实现的目的和实际达到的后果；换言之，对于技术这种人类行为，一般的伦理准则即可对之加以规范，无需特殊的伦理考量。

然而，有关技术的哲学、历史、社会学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技术与技术的运用和后果并非绝对分立，技术本身是负载价值的。有关技术非价值中立的讨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

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一种自律的力量，即技术按自身的逻辑演进，“技术命令”支配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技术是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的价值独立性，甚至将现代技术视为一种自主地控制事物和人的抽象力量。埃吕尔指出：“技术的特点在于它拒绝温情的道德判断。技术绝不接受在道德和非道德运用之间的区分。相反，它旨在创造一种完全独立的技术道德。”〔4〕

对此，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认为，科学是对自然实体逐步逼真的描述，技术作为科学的应用，沿着与科学进步相类似的逻辑体现了效率和技术合理性的不断提升，因而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性和更高的效率，反映了一种类似于生命进化的客观自然趋势。由此，技术进步应该是人性进化的标准，而一切由科技进步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包括各种形式的异化），将为新的科技进步所弥补，科技发展最终将促成道德伦理体系的新陈代谢。

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则认为，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有一种非人道的价值取向。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最大危险是人们仅用工具理性去展示事物和人，使世界未被技术方式展示的其他内在价值和意义受到遮蔽；如果现代技术仍作为世界的唯一展示方式存在下去，道德对技术的控制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悲观论者对技术进行了浪漫主义和意识形态式的批判，呼吁人们反思技术的本质，认清技术对人和事物的绝对控制，以寻找对现代技术的超越。与乐观论者相反，悲观论者对现代技术具有的独特价值取向持根本否定态度。

与技术决定论相对应，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认为，技术发展根植于特定社会情境，技术演替由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因素决定。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强调人在支配和控制技术方面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在现实社会情境中，技术的相关行为主体（相关社会群体）是有具体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具体人群。不同行为主体的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一方面，可能使某项具体的技术成为相关社会群体价值妥协和利益制衡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使某项技术成为处于优势的相关社会群体所追求的东西。从整体和长远发展来看，各项技术的相关社会群体之间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使技术决策成为一种分立性的行为；因其往往不顾及整体和长远后果，加剧了由主体认知局限性和其它复杂性因素造成的技术后果的多向性、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

从价值揭示的角度来讲，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较技术决定论更具启发意义，而这种技术观又源自科学观的建构论转向。依据早期的“标准科学观”（standard view of science），科学理论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摹写式描述，现代技术的科学基础绝对客观且与主体无涉，所谓技术的内在逻辑和独特价值等技术决定论的话语由此取得合法性。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汉森、奎因、库恩、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的研究，将相对性引入了对科学的理解。60年代末，爱丁堡学派等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者，举起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大旗， 开始用各种社会因素诠释科学认知〔5〕， 声称科学理论所揭示的实在是科学共同体的活动所建构的实在。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纲领遭遇到了各种诘难并有其自身的困难， 但情境（ context ）、 偶然（　contingency　）和建构（construction ）等概念，

已经成为后经验主义者反思科学认知（cognition）时的共同信念。 这意味着一种新的建构论科学观的产生：①科学理论是偿试性建构活动的产物；②科学理论是科学共同体的主体际共识。沿此进路，比克（w.e.bijker）、平奇（t.j.pinch）、 拉图尔（b.latour）、柯林斯（h.collins ）等人提出了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6〕，进一步将技术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 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其立场本身，而在于它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这是一种去蔽，即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使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观点受到质疑。

虽然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对于技术所负载的价值有不同的看法，但它们分别从两方面揭示了技术的价值负载：①技术具有相对的价值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不仅表现为技术对客观自然规律的遵循，还表现在技术活动对可操作性、有效性、效率等特定价值取向的追求，而这些独特的价值取向对于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具有动态的重构作用；②技术是包括科技文化传统在内的整体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技术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方向，不仅取决于客观规律，还动态地体现了现实的社会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如果对这两个互补的方面加以综合，我们将看到，所谓技术的价值负载，实质上是内在于技术的独特的价值取向与内化于技术中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和权力利益格局互动整合的结果。

2　对技术的伦理反思

由于技术负载价值，而且它所负载的价值是社会因素与科技因素渗透融合的产物，技术不再只是一种抽象的工具、社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或一种神秘的自主性力量，我们应该透过技术的价值负载，进一步分析技术的运行过程及其核心机制的伦理意蕴。

现代技术的认知基础的主体际建构性和技术活动的价值负载及其复杂性表明，技术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伴随着风险的不确定性的活动。在现代技术运行过程中，技术人员与其说是把握了知识的应用者，不如说是处在人类知识限度的边缘的抉择者。因此，技术决不仅仅意味着由所谓科学真理决定的正确无误的应用，科技的发展已经使风险成为内在于现代技术中的构成要素。面对技术难以消除的固有的不确定性，科技工作者需要综合考量科技和社会文化因素，方能确定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其中，伦理因素的考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能够接受何种风险？”“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怎样决定？”“用什么标准？”“谁来确定这个标准？”等问题都是技术实践中必须解答的伦理难题。

站在一个相对中性的立场，我们认为，技术的核心机制是“设计”和“创新”。纵观现代科技发展的历程，不难看到，如果说近现代科学把世界带进了实验室，现代技术则反过来把实验室引进到世界之中，最后，世界成为总体的实验室，科学之“眼”和技术之“手”将世界建构为一个人工世界。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设计是人类最为重要的创造性活动之一。设计行为贯穿于一切技术活动的始终，但由于设计是一种目的性的、有时间和资源限制的活动，完美的设计是不存在的。在现实的设计活动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是所谓模型方法。模型方法的主旨是通过简化抽取相关的影响因子，以有效地实现设计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简化的主要目的往往是保证制造的便利，而非遵循事实的规律，并且简化模型在很多情况下就实现技术指标而言是卓然有效的。但很显然，基于模型方法与简化因子基础之上的技术指标，是技术的不确定性的重要根源之一；同时，在模型式设计中，社会价值伦理因素往往被视为无关宏旨的因子而略去。而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诸如世界是一座精确的时钟之类的机械隐喻，和人脑犹如电脑之类的信息隐喻，已经以一种时代观念的形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的思维方式之中。

创新是经济化和社会化的技术体系的主要发展动力。创新是一种广义的设计，涉及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原料、新的组织管理形式等诸方面。我们注意到，不论是传统的技术创新线性模型，还是流行的链环模型，所关注的主要是研究开发体制、经济环境、市场需求和组织形式等产业和经济因素，而社会伦理价值和社会文化倾向或受到忽视，或仅被看作是一种不甚重要的外部因素。

我们还注意到，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很长一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是技术中性论和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因此，技术设计和创新主体或者只关注技术的正面效应，或者仅将技术视为工具，只是等到技术的负面后果成为严峻事实的时候，才考虑对其加以伦理制约。许多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的技术活动则往往只顾及其利益和目标，绝少顾及其伦理意含。当技术的恶性负面效应迫使人们对其加以伦理制约时，结果常常近乎徒劳——旧的“坏”技术难以克服，新的“坏”技术层出不穷，伦理价值体系似乎始终在被动退让——好一幅技术发展的虚无主义图景。本世纪以来，核危机、全球问题等恶性现象，以及“先制造，后销毁”，“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之类的现实对策，都反映了这种思路的局限性。

著名思想家弗洛姆（e. froom）曾对现代技术发展的两个坏的指导原则提出质疑。这两个原则是〔7〕， ①“凡是技术上能够做的事情都应该做”；②“追求最大的效率与产出”。显然，第一个原则迫使人们在伦理价值上作无原则的退让，第二个原则可能使人沦为总体的社会效率机器的丧失个性的部件。为了使技术服务于造福人类及其生存环境这一最高的善，从根本上摆脱这两个坏的原则，必须从技术的设计和创新阶段开始，将伦理因素作为一种直接的重要影响因子加以考量，进而使道德伦理制约成为技术的内在维度之一。本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环境工程、工业生态化、并行工程、学科际多因素技术评估等新的技术实践都反映了技术伦理制约内在化的趋势。

3　走向技术与社会伦理体系的良性互动

通过对技术价值负载及其过程的反思，我们看到，技术过程与伦理价值选择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故可以将它们视为技术的相关行为主体的统一的技术—伦理实践。显然，技术—伦理实践的理想目标应该是使技术造福人类及其环境，而达至此目标的一个基本途径是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技术发展所可能遭遇的社会冲突。为此，必须促成技术与社会伦理体系两种因素的良性互动，将技术活动拓展为一种开放性的技术—伦理实践。

在技术发展历程中，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显见的社会因素外，许多隐含的社会伦理价值因素，例如，群体利益分配、文化选择、价值取向、权力格局和伦理冲突等，一直在发挥着重要影响。但是与显见的社会因素相比较，科技工作者、科技管理决策者以及公众对其重要性的认识较为模糊，尚未达成明确的共识。这样一来，造成了多重危害：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较少直接主动考量伦理价值因素；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伦理价值因素时，公众不能对其价值取向作出评判；某项技术中的价值选择的受益者乐于维持共识不明的现状……事实上，人们对技术的不了解，与其说是对技术因素的无知，不如说是技术所隐含的价值因素未得到公开明确揭示的结果。因此，为了促成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首先必须公开地揭示和追问技术过程中所隐含的伦理价值因素。

其次，在技术—伦理这一异质性实践中，技术的相关社会群体不仅应充分考虑技术过程中的伦理价值因素，使技术内在地接受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制约，而且还应该在深刻地领悟其中的伦理精神的基础上，主动地和创造性地构建开放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这种体系，既秉承原有的普遍性的伦理精神，又使伦理体系及其精神实质随技术—伦理实践领域的拓展而拓展，是一种可随技术变迁而调适和变更的开放的框架。

其三，技术主体在技术—伦理实践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质上体现了技术主体责任。技术是人的实践形式，而人是我们所在的世界上唯一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生物，所以，在技术—伦理实践中，核心的伦理精神不只是信念或良心，责任是更为重要的伦理精神。而用责任意识去衡量相关人员的行为，较以至善的信念作标准更为明确具体〔8〕。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责任的特殊性：科技人员的责任是与难以逆料的巨大科技力量相伴随的重大责任。对此，西方责任伦理学大师忧纳斯（hans jonas，1903—1993）认为应该强调“责任与谦逊”。他指出，由于科技行为对人和大自然的长远和整体影响很难为人全面了解和预见，存在一种“责任的绝对命令”（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9〕，这种“责任的绝对命令”又呼唤一种新的谦逊。 所谓新的谦逊，与以往人们因为力量弱小而需保持的谦逊不同。其原因在于，科技力量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人类行为的力量远远超出了主体的预见和评判能力。鉴于此，技术实践的主体需要确立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意识。

其四，由于现代科技具有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特征，为了有效地履行责任，技术的相关主体必须诉诸文化际和学科际的努力。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使技术从构想和设计阶段开始就尽可能地考虑到更多的影响因子。舒马赫（e. f. schumacher）主张的“中间技术”运动和一些国家的技术评估活动，都是这种努力的现实体现。

鉴于以上基本认识，我们认为，为了克服技术的加速变迁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巨大惯性之间的矛盾，将技术活动拓展为开放性的技术—伦理实践，必须建立一种互动协调机制——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的机制。我们看到，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往往使技术与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陷入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新技术，尤其是一些革命性的，可能对人类社会带来深远影响的技术的出现，常常会带来伦理上的巨大恐慌；另一方面，如果绝对禁止这些新技术，我们又可能丧失许多为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新机遇，甚至与新的发展趋势失之交臂。显然，除了某些极端违背人性的技术及其运用应受到禁止之外，对于大多数具有伦理震撼性的新技术，　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和捣毁机器的卢德主义　（ludditism）都是不可取的， 而较为明智的方法是引入一种伦理“软着陆”的机制。

所谓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机制，就是新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缓冲机制。这个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社会公众对新技术所涉及的伦理价值问题进行广泛、深入、具体的讨论，使支持方、反对方和持审慎态度者的立场及其前提充分地展现在公众面前，然后，通过层层深入的讨论和磋商，对新技术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条件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其二，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尽可能客观、公正、负责任地向公众揭示新技术的潜在风险，并且自觉地用伦理价值规范及其伦理精神制约其研究活动。

在现实的技术活动中，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机制已得到较为普遍的运用。各国相继成立了生命伦理审查委员会，在一些新技术领域，科技工作者还提出了暂停研究的原则。这些实践虽不能彻底解决新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冲突， 但的确起到了良好的缓冲作用。 例如，1974年美国科学家曾建议，暂停重组dna研究， 直到国际会议订出适当的安全措施为止。尽管重组dna研究旋即得到了恢复， 但这次暂停引起了科技共同体和公众对此问题的关注，进而对其利弊得失作了全面的权衡，并制定了研究准则，而这对重组dna研究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10〕。无疑，这是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良性互动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它对我们实现新技术（如克隆技术）的伦理“软着陆”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9〕carl mitcham. 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 ［m］.　chicago:　 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2〕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9—10．

〔3〕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42．

〔4〕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m］．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5．120．

〔5〕刘jùn＠①jùn＠①．科学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59—290．

〔6〕w bijke, j　law (eds.).　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c］.　cambridge,ma: mit press, 1992.

制种技术论文例6

【关键词】价值负载/伦理反思/技术—伦理实践/良性互动机制

value load/ethical　reflection/technology-ethics　practice/positive interaction mechanism

【正文】

技术哲学家c.米切姆（carl mitcham）认为〔1〕， 技术由以下四类要素互动整合而成：①作为对象（人工物）的技术，包括装置、工具、机器、人工制品等要素；②作为知识的技术，包括技艺、规则、技术理论等要素；③作为活动的技术，包括制作、发明、设计、制造、操作、维护、使用等要素；④作为意志的技术，包括意愿、倾向、动机、欲望、意向和选择等要素。其中，各类要素的划分不是静态的区分，它们在互动整合过程中，已因相互渗透而成为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异质性（heterogeneous）要素。

技术构成要素的异质性表明，技术是负载价值的，而对技术的价值负载的深入认识直接关涉到两种基本的技术观。一方面，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者认为， 技术所负载的独特价值主宰着人类社会文化价值的变迁；　 另一方面，　 社会建构论（

socialconstructivism）者将技术看作社会利益和文化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产物。显然，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实践活动，技术的价值负载是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整合中形成的。

技术的价值负载，使我们必须对技术本身作出伦理上的反省：技术依据的认知基础是主体际的建构事实，技术在本质上是与风险相伴的不确定性活动；同时，作为技术的核心机制，在设计和创新中，伦理和价值因素往往受到忽视。为了使技术造福人类及其生存环境，道德伦理制约应该成为现代技术不可或缺的内在维度；换言之，技术活动应视为统一的技术—伦理实践，技术变迁应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1　技术的价值负载

海德格尔认为，在有关技术的哲学思考中，曾流行一时的观念是雅斯贝尔斯对技术所作的工具性和人类学诠释〔2 〕：①技术是实现目的的手段；②技术是人的行动。这种观念认为：“技术仅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并无善恶。一切取决于人从中造出什么，它为什么目的而服务于人，人将其置于什么条件之下。”〔3〕

由于这种观念把技术与技术的运用后果割裂开来，从这种技术工具论或价值中立论的立场出发，需要规范的只是利用技术手段所要实现的目的和实际达到的后果；换言之，对于技术这种人类行为，一般的伦理准则即可对之加以规范，无需特殊的伦理考量。

然而，有关技术的哲学、历史、社会学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技术与技术的运用和后果并非绝对分立，技术本身是负载价值的。有关技术非价值中立的讨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

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一种自律的力量，即技术按自身的逻辑演进，“技术命令”支配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技术是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的价值独立性，甚至将现代技术视为一种自主地控制事物和人的抽象力量。埃吕尔指出：“技术的特点在于它拒绝温情的道德判断。技术绝不接受在道德和非道德运用之间的区分。相反，它旨在创造一种完全独立的技术道德。”〔4〕

对此，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认为，科学是对自然实体逐步逼真的描述，技术作为科学的应用，沿着与科学进步相类似的逻辑体现了效率和技术合理性的不断提升，因而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性和更高的效率，反映了一种类似于生命进化的客观自然趋势。由此，技术进步应该是人性进化的标准，而一切由科技进步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包括各种形式的异化），将为新的科技进步所弥补，科技发展最终将促成道德伦理体系的新陈代谢。

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则认为，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有一种非人道的价值取向。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最大危险是人们仅用工具理性去展示事物和人，使世界未被技术方式展示的其他内在价值和意义受到遮蔽；如果现代技术仍作为世界的唯一展示方式存在下去，道德对技术的控制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悲观论者对技术进行了浪漫主义和意识形态式的批判，呼吁人们反思技术的本质，认清技术对人和事物的绝对控制，以寻找对现代技术的超越。与乐观论者相反，悲观论者对现代技术具有的独特价值取向持根本否定态度。

与技术决定论相对应，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认为，技术发展根植于特定社会情境，技术演替由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因素决定。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强调人在支配和控制技术方面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在现实社会情境中，技术的相关行为主体（相关社会群体）是有具体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具体人群。不同行为主体的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一方面，可能使某项具体的技术成为相关社会群体价值妥协和利益制衡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使某项技术成为处于优势的相关社会群体所追求的东西。从整体和长远发展来看，各项技术的相关社会群体之间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使技术决策成为一种分立性的行为；因其往往不顾及整体和长远后果，加剧了由主体认知局限性和其它复杂性因素造成的技术后果的多向性、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

从价值揭示的角度来讲，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较技术决定论更具启发意义，而这种技术观又源自科学观的建构论转向。依据早期的“标准科学观”（standard view of science），科学理论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摹写式描述，现代技术的科学基础绝对客观且与主体无涉，所谓技术的内在逻辑和独特价值等技术决定论的话语由此取得合法性。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汉森、奎因、库恩、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的研究，将相对性引入了对科学的理解。60年代末，爱丁堡学派等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者，举起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大旗， 开始用各种社会因素诠释科学认知〔5〕， 声称科学理论所揭示的实在是科学共同体的活动所建构的实在。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纲领遭遇到了各种诘难并有其自身的困难， 但情境（ context ）、 偶然（　contingency　）和建构（construction ）等概念，

已经成为后经验主义者反思科学认知（cognition）时的共同信念。 这意味着一种新的建构论科学观的产生：①科学理论是偿试性建构活动的产物；②科学理论是科学共同体的主体际共识。沿此进路，比克（w.e.bijker）、平奇（t.j.pinch）、 拉图尔（b.latour）、柯林斯（h.collins ）等人提出了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6〕，进一步将技术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 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其立场本身，而在于它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这是一种去蔽，即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使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观点受到质疑。

虽然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对于技术所负载的价值有不同的看法，但它们分别从两方面揭示了技术的价值负载：①技术具有相对的价值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不仅表现为技术对客观自然规律的遵循，还表现在技术活动对可操作性、有效性、效率等特定价值取向的追求，而这些独特的价值取向对于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具有动态的重构作用；②技术是包括科技文化传统在内的整体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技术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方向，不仅取决于客观规律，还动态地体现了现实的社会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如果对这两个互补的方面加以综合，我们将看到，所谓技术的价值负载，实质上是内在于技术的独特的价值取向与内化于技术中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和权力利益格局互动整合的结果。

2　对技术的伦理反思

由于技术负载价值，而且它所负载的价值是社会因素与科技因素渗透融合的产物，技术不再只是一种抽象的工具、社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或一种神秘的自主性力量，我们应该透过技术的价值负载，进一步分析技术的运行过程及其核心机制的伦理意蕴。

现代技术的认知基础的主体际建构性和技术活动的价值负载及其复杂性表明，技术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伴随着风险的不确定性的活动。在现代技术运行过程中，技术人员与其说是把握了知识的应用者，不如说是处在人类知识限度的边缘的抉择者。因此，技术决不仅仅意味着由所谓科学真理决定的正确无误的应用，科技的发展已经使风险成为内在于现代技术中的构成要素。面对技术难以消除的固有的不确定性，科技工作者需要综合考量科技和社会文化因素，方能确定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其中，伦理因素的考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能够接受何种风险？”“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怎样决定？”“用什么标准？”“谁来确定这个标准？”等问题都是技术实践中必须解答的伦理难题。

站在一个相对中性的立场，我们认为，技术的核心机制是“设计”和“创新”。纵观现代科技发展的历程，不难看到，如果说近现代科学把世界带进了实验室，现代技术则反过来把实验室引进到世界之中，最后，世界成为总体的实验室，科学之“眼”和技术之“手”将世界建构为一个人工世界。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设计是人类最为重要的创造性活动之一。设计行为贯穿于一切技术活动的始终，但由于设计是一种目的性的、有时间和资源限制的活动，完美的设计是不存在的。在现实的设计活动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是所谓模型方法。模型方法的主旨是通过简化抽取相关的影响因子，以有效地实现设计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简化的主要目的往往是保证制造的便利，而非遵循事实的规律，并且简化模型在很多情况下就实现技术指标而言是卓然有效的。但很显然，基于模型方法与简化因子基础之上的技术指标，是技术的不确定性的重要根源之一；同时，在模型式设计中，社会价值伦理因素往往被视为无关宏旨的因子而略去。而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诸如世界是一座精确的时钟之类的机械隐喻，和人脑犹如电脑之类的信息隐喻，已经以一种时代观念的形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的思维方式之中。

创新是经济化和社会化的技术体系的主要发展动力。创新是一种广义的设计，涉及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原料、新的组织管理形式等诸方面。我们注意到，不论是传统的技术创新线性模型，还是流行的链环模型，所关注的主要是研究开发体制、经济环境、市场需求和组织形式等产业和经济因素，而社会伦理价值和社会文化倾向或受到忽视，或仅被看作是一种不甚重要的外部因素。

我们还注意到，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很长一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是技术中性论和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因此，技术设计和创新主体或者只关注技术的正面效应，或者仅将技术视为工具，只是等到技术的负面后果成为严峻事实的时候，才考虑对其加以伦理制约。许多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的技术活动则往往只顾及其利益和目标，绝少顾及其伦理意含。当技术的恶性负面效应迫使人们对其加以伦理制约时，结果常常近乎徒劳——旧的“坏”技术难以克服，新的“坏”技术层出不穷，伦理价值体系似乎始终在被动退让——好一幅技术发展的虚无主义图景。本世纪以来，核危机、全球问题等恶性现象，以及“先制造，后销毁”，“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之类的现实对策，都反映了这种思路的局限性。

著名思想家弗洛姆（e. froom）曾对现代技术发展的两个坏的指导原则提出质疑。这两个原则是〔7〕， ①“凡是技术上能够做的事情都应该做”；②“追求最大的效率与产出”。显然，第一个原则迫使人们在伦理价值上作无原则的退让，第二个原则可能使人沦为总体的社会效率机器的丧失个性的部件。为了使技术服务于造福人类及其生存环境这一最高的善，从根本上摆脱这两个坏的原则，必须从技术的设计和创新阶段开始，将伦理因素作为一种直接的重要影响因子加以考量，进而使道德伦理制约成为技术的内在维度之一。本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环境工程、工业生态化、并行工程、学科际多因素技术评估等新的技术实践都反映了技术伦理制约内在化的趋势。

3　走向技术与社会伦理体系的良性互动

通过对技术价值负载及其过程的反思，我们看到，技术过程与伦理价值选择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故可以将它们视为技术的相关行为主体的统一的技术—伦理实践。显然，技术—伦理实践的理想目标应该是使技术造福人类及其环境，而达至此目标的一个基本途径是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技术发展所可能遭遇的社会冲突。为此，必须促成技术与社会伦理体系两种因素的良性互动，将技术活动拓展为一种开放性的技术—伦理实践。

在技术发展历程中，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显见的社会因素外，许多隐含的社会伦理价值因素，例如，群体利益分配、文化选择、价值取向、权力格局和伦理冲突等，一直在发挥着重要影响。但是与显见的社会因素相比较，科技工作者、科技管理决策者以及公众对其重要性的认识较为模糊，尚未达成明确的共识。这样一来，造成了多重危害：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较少直接主动考量伦理价值因素；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伦理价值因素时，公众不能对其价值取向作出评判；某项技术中的价值选择的受益者乐于维持共识不明的现状……事实上，人们对技术的不了解，与其说是对技术因素的无知，不如说是技术所隐含的价值因素未得到公开明确揭示的结果。因此，为了促成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首先必须公开地揭示和追问技术过程中所隐含的伦理价值因素。

其次，在技术—伦理这一异质性实践中，技术的相关社会群体不仅应充分考虑技术过程中的伦理价值因素，使技术内在地接受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制约，而且还应该在深刻地领悟其中的伦理精神的基础上，主动地和创造性地构建开放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这种体系，既秉承原有的普遍性的伦理精神，又使伦理体系及其精神实质随技术—伦理实践领域的拓展而拓展，是一种可随技术变迁而调适和变更的开放的框架。

其三，技术主体在技术—伦理实践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质上体现了技术主体责任。技术是人的实践形式，而人是我们所在的世界上唯一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生物，所以，在技术—伦理实践中，核心的伦理精神不只是信念或良心，责任是更为重要的伦理精神。而用责任意识去衡量相关人员的行为，较以至善的信念作标准更为明确具体〔8〕。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责任的特殊性：科技人员的责任是与难以逆料的巨大科技力量相伴随的重大责任。对此，西方责任伦理学大师忧纳斯（hans jonas，1903—1993）认为应该强调“责任与谦逊”。他指出，由于科技行为对人和大自然的长远和整体影响很难为人全面了解和预见，存在一种“责任的绝对命令”（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9〕，这种“责任的绝对命令”又呼唤一种新的谦逊。 所谓新的谦逊，与以往人们因为力量弱小而需保持的谦逊不同。其原因在于，科技力量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人类行为的力量远远超出了主体的预见和评判能力。鉴于此，技术实践的主体需要确立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意识。

其四，由于现代科技具有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特征，为了有效地履行责任，技术的相关主体必须诉诸文化际和学科际的努力。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使技术从构想和设计阶段开始就尽可能地考虑到更多的影响因子。舒马赫（e. f. schumacher）主张的“中间技术”运动和一些国家的技术评估活动，都是这种努力的现实体现。

鉴于以上基本认识，我们认为，为了克服技术的加速变迁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巨大惯性之间的矛盾，将技术活动拓展为开放性的技术—伦理实践，必须建立一种互动协调机制——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的机制。我们看到，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往往使技术与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陷入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新技术，尤其是一些革命性的，可能对人类社会带来深远影响的技术的出现，常常会带来伦理上的巨大恐慌；另一方面，如果绝对禁止这些新技术，我们又可能丧失许多为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新机遇，甚至与新的发展趋势失之交臂。显然，除了某些极端违背人性的技术及其运用应受到禁止之外，对于大多数具有伦理震撼性的新技术，　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和捣毁机器的卢德主义　（ludditism）都是不可取的， 而较为明智的方法是引入一种伦理“软着陆”的机制。

所谓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机制，就是新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缓冲机制。这个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社会公众对新技术所涉及的伦理价值问题进行广泛、深入、具体的讨论，使支持方、反对方和持审慎态度者的立场及其前提充分地展现在公众面前，然后，通过层层深入的讨论和磋商，对新技术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条件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其二，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尽可能客观、公正、负责任地向公众揭示新技术的潜在风险，并且自觉地用伦理价值规范及其伦理精神制约其研究活动。

在现实的技术活动中，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机制已得到较为普遍的运用。各国相继成立了生命伦理审查委员会，在一些新技术领域，科技工作者还提出了暂停研究的原则。这些实践虽不能彻底解决新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冲突， 但的确起到了良好的缓冲作用。 例如，1974年美国科学家曾建议，暂停重组dna研究， 直到国际会议订出适当的安全措施为止。尽管重组dna研究旋即得到了恢复， 但这次暂停引起了科技共同体和公众对此问题的关注，进而对其利弊得失作了全面的权衡，并制定了研究准则，而这对重组dna研究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10〕。无疑，这是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良性互动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它对我们实现新技术（如克隆技术）的伦理“软着陆”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9〕carl mitcham. 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 ［m］.　chicago:　 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2〕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9—10．

〔3〕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42．

〔4〕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m］．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5．120．

〔5〕刘jùn＠①jùn＠①．科学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59—290．

〔6〕w bijke, j　law (eds.).　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c］.　cambridge,ma: mit press, 1992.

制种技术论文例7

摘 要：本雅明，曾被苏珊·桑塔格赞美为“现代文化的具有土星气质的英雄”。他的一生充满传奇和坎坷，虽然屡受磨难但依旧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虔诚。他的思想理论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在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启发下他发现了在机械复制时代技术、艺术与大众之间相互影响的紧密关系，并提出“艺术政治化”的设想。而技术这个话题也成为了本雅明理论体系中极富争议的存在。

关键词 ：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J0-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198-03

本雅明虽然不是法兰克福研究所的正式成员，但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联系却十分紧密。他的思想理论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有许多主张与法兰克福学派不谋而合，但同时他对现代技术以及大众文化的看法与态度又和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完全相对的立场。本文将通过对其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研究，分析他的艺术生产理论中技术与艺术双重性关系。

一、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的思想来源及其深化发展

本雅明作为二十世纪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的主要文论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在他的著作《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我们都不难发现，他的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收和继承，又是对其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一）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吸收与继承。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便是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马克思在研究问题时常常从经济角度出发。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马克思就提出了“艺术生产”的基本概念，指出：“迄今为止全部人的活动都是一种劳动……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并且会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制约。”[1]马克思认为艺术活动也不例外，他极具创造性的将艺术和经济放到一个框架里来研究，由此形成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艺术生产理论，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将艺术从产生到传播到接受这一系列的过程看作物质生产过程：生产——产品——消费。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不是单纯的为艺术而谈艺术，他是在分析了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的相似之处之后，看到了艺术生产同样是受生产──消费规律支配的生产活动这一点，将艺术这种“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放到一起考虑。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破除了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关于艺术问题的唯心论观点，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态度考察艺术活动。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启发了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就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资本主义机械复制技术的大力发展对艺术的生产、传播、价值等方面的双重影响。同时在这部著作中，本雅明以电影为例详细地论述了以电影为代表的现代复制技术对传统艺术如绘画话剧等的冲击甚至是破坏。而这种复制技术的巨大威力主要就是它像工厂流水线“生产”商品一样大量的“复制”生产艺术，从而改变了整个传统艺术的生产消费格局。

（二）本雅明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深化和发展。本雅明在继承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核心思想的同时，他还根据他所在的时代背景和自身的研究特点对其理论进行了深化和发展。马克思将艺术看成一种社会生产，主要侧重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艺术产品进入市场、生产者获取剩余价值方面进行研究。马克思主要还是从宏观上概述了艺术与生产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具体到当下新的艺术形式、技巧及技术发展等方面。相比于马克思主要从经济政治的宏观角度谈艺术生产的均衡状况，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则深化突出了艺术生产与技术的关系以及艺术与大众的关系演变。“技术”一词在本雅明的理论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曾说道：“作品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什么地位？这个问题直接以作品在一个时代的作家生产关系中具有的作用为目标。换句话说，它直接以作品的写作技术为目的。技术这个概念是这样一种概念，它使文学作品接受一种直接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唯物主义的分析。同时技术这个概念也是辩证的出发点，从它出发，内容和形式的毫无结果的对立是可以克服的。此外，技术这个概念还包括了指导正确地确定倾向性和质量之间的关系……文学的倾向性可以存在于文学技术的进步或者倒退中。”[2]由此可见，“技术”对于艺术并不只是形式技巧等辅助性工具，技术的不断发展除了扩展改变了艺术的形式和内容，更重要的是它还间接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倾向性。本雅明将技术放入艺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中考虑，他认为：“作品的政治倾向并不仅仅在于其教化内容和阶级、道德立场，还应包括艺术技术(或技巧)的运用情况。”[3]本雅明很重视在艺术接受中“大众”的地位，因此他在艺术生产理论中花了大量的篇幅举例在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由于机械复制技术的出现使得艺术作品大量复制并涌入市场。艺术由以前的精英独享走向了大众狂欢，并由此形成了世俗化平民化的大众文化。这是本雅明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深化发展。

二、机械复制时代:“技术”推动艺术发展

本雅明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对现代工业技术带给艺术的重大改变这一现象是承认乃至赞赏的，而正是这一点也让本雅明屡屡受到“技术决定论”、“工艺主义”的诟病。但不可否认，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技术”成为艺术生产中无法越过的一个话题。本雅明在书中说道：“由此，技术复制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准，它不仅能复制一切传世的艺术品，从而以其影响经受了最深刻的变化，而且它还在艺术处理方式中为自己获得了一席之地。”[4]由此可见，以技术性视角考察现代艺术的转变，强调机械复制技术在艺术生产中改变艺术性质、艺术生产方式以及艺术与大众关系中的作用，是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讨论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生产理论的重中之重。

（一）艺术生产：从“独一无二”到“机械复制”。古老的艺术例如绘画有一个重要的创作特性，那就是独一无二。是本雅明在这里提到的机械复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模仿或临摹，例如机械复制品的代表如照片、复印品等，也不是“赝品”。发达工业时代的艺术生产已不再是艺术家神秘的闭门创作，而是将原本只供少数人欣赏的艺术以一种更为高效同时生产成本低的方式散入大众的视野当中。当然，技术的发展也不仅仅是在数量上扩展了艺术，在质量上机械复制品虽然缺失了原作的独一无二性，但在某些方面艺术品却达到了传统艺术所无法呈现的效果。以摄影为例，高精度的摄像机可以捕捉到我们肉眼无法看到的细节，以及像电影中也常运用特殊技术（如慢镜头分镜头）使我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也变得陌生化，从而催生出与传统艺术完全不同的现代艺术。

（二）艺术作品：从重“灵韵”的有韵艺术到看“震惊”无韵艺术。灵韵是本雅明艺术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有很多译法，如韵味、光韵、光晕、灵氛等。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灵韵是一种不可接近、独一无二、神圣而又神秘的存在，是传统艺术的灵魂所在。灵韵强调文学艺术的受众和艺术本身必须保有一段距离，而这种距离并非阶级高低彰显而是欣赏本身的需要。灵韵强调的是艺术作品的永恒和本真，神秘与神圣则来自传统艺术的仪式所蕴含的的崇拜价值。而技术复制下的艺术作品则将艺术原本被距离化的崇拜价值转化为和大众越来越无距离感的展览价值。由此，复制技术下的艺术不再以“灵韵”为核心灵魂，取而代之的是传统艺术所没有的一种“震惊”效果。“震惊”是本雅明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角度切入生成的一个概念。弗洛伊德曾说：“意识抑制兴奋的能量使其成为生命组织的保护层……如果这种能量突破了意识的防护层就会进入无意识领域，而如果人对此毫无准备，就会陷入‘震惊’。”[5]在这里，本雅明主要是以电影为论述对象，讲述了在目前的工业社会传统艺术的“灵韵”已经无法再发挥艺术的崇拜价值来吸引大众了，而“震惊”则是通过改变观众的接受方式，使得被太多信息分散了注意力的受众可以在震惊中重新感受艺术作品的独特内涵。

（三）艺术消费：从少数独享到“大众”狂欢。机械复制技术使原本高高在上的传统艺术走下神坛，走向大众，使得大众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和欣赏艺术作品。这种接受群体的扩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政治变革，虽然不能说艺术消费已经做到了人人平等，但却实实在在地使得一直为少数上层阶级所垄断的精英文化受到冲击，新兴的大众文化开始蓬勃发展。比如，古典时期的绘画和建筑等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有距离的，而新技术催生的电影摄影等新兴的艺术形式使得艺术的产生、传播和接受上都与大众紧密相连。在“技术”的推动下，艺术不再是少数精英独享的奢侈品，而成为大众狂欢的基本品。这种转变固然是可喜的，但同时本雅明也提醒世人在这种大众文化的狂欢时代要警惕艺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阴谋家利用作为钳制人们思想的武器。技术将艺术和大众紧紧的联系到了一起，同时也因为大众所代表的人民天然就与政治紧密相连，由此技术也就自然成为艺术与政治之间一剂强心针。

三、质疑之声：技术之于艺术究竟是“工具”还是“主人”

本雅明对技术介入艺术及推动大众文化的繁荣持赞赏支持的的观点，他在几部作品尤其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详细论述技术介入艺术不仅丰富了艺术的形式，还培养大众的批判意识和革命意识。他还提出用“艺术政治化”来对抗法西斯的“政治审美化”。而对他的这套理论尤其是关于技术的积极作用方面的观点持质疑甚至反对态度的学者也因此与本雅明进行几次激烈的对抗，其中最具代表性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阿多诺严厉指责因机械复制技术而造成的艺术的堕落，他强烈反对本雅明所推崇的技术推动的大众文化艺术生产，并称其为功利性质的“文化产业”。两人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资本的控制权、消遣的接受方式、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争。

（一）资本利用技术对“艺术”进行操控。以阿多诺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强烈反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艺术的观点，他们认为本雅明在科学技术对艺术的影响上呈现过分乐观的态度。尤其是在本雅明的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发表后，阿多诺明确指出本雅明犯有第二种浪漫主义的错误。他认为电影复制技术毁弃了艺术的自主性，使它成“内在非理性的最终避难所”。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一致认为:“电影院里观众的笑声，决不是什么好的和革命的，相反，却充满着最坏的资产阶级悲观主义。”[6]阿多诺认为这种机械复制的文化工业所带来的人民共享艺术成果的现象完全是统治者利用技术所虚构的民主假象。因为“文化工业的制作者是统治阶级，接受者是人民大众，其核心强调的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整合大众文化，‘自上而下’地向大众灌输文化”[7]。阿多诺质疑的便是资本掌握着技术，并由此操控艺术为统治者服务，这种带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的艺术表面上给了大众参与权和话语权，而实际上去确是用另一种不让人察觉的方式控制了大众的思想。为此阿多诺强烈的反对本雅明的大众文化技术论。

（二）由定心凝神的关照走向心不在焉的消遣。本雅明认为充满灵韵的传统艺术的接受方式是“定心凝神”地欣赏，而机械复制时代的现代艺术的接受模式则走向了心不在焉的“消遣”，但他对于这种“消遣”的模式的态度也极具暧昧性，一方面他在感叹受众对艺术的快餐型接受，另一方面他也赞同这种“消遣”的其实是“大众强烈希望在空间和人性上更为“贴近”这一要求的结果”[8]。阿多诺等人对此也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认为这种以追逐商业利润为目的文化工业抹杀了艺术创作原有的自律性、创造性和独特性，导致了文化产品日益粗俗化、商业化。而艺术的消遣型接受方式也破坏了艺术本身的纯粹和内涵。新闻研究学者李良荣就曾指出：“人们对听声音、看影像的兴趣往往胜过读报纸。听声音、看影像的特点就是受众的注意力必须始终追随节目，而且也往往全神贯注于节目之中，而不能像阅读那样边读，边思考、消化、分辨。”[9]电影电视这样的新技术催生的现代艺术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观众常常沉浸在图像不断转换的“消遣”娱乐中，却逐渐丧失了对艺术的思考能力，甚至完全没有时间没有意识要去思考，这种现象对于艺术的欣赏来说应该是非常可怕的。

（三）大众文化的繁荣是“真实需求”还是技术提供的“虚假需要”。大众文化在当下可以用“集体狂欢”来形容，比如我们每天都会花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在看电视上，电视中五花八门的节目各种方式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阿多诺提出这看似的文化繁荣其实是文化工业利用新技术为大众炮制的文化“虚假需要”，而大众在文化工业制品中得到的快乐就是这种虚假需要得到满足的结果。阿多诺认为，所谓的大众文化正是凭借这种娱乐性、消遣性在提供需求以及满足需求的过程中，使艺术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传送武器。比如现在的许多电视剧营造浪漫、舒适的生活模式，不知不觉使身受压迫窘境的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慢慢忘记自己的真实处境，因而也忘记了反思和质疑，只是一味认同直至被完全同化。

从这三个方面质疑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技术带给艺术的重大变革，阿多诺与本雅明持几乎对立的看法。其实两个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都犯了片面化或过于理想化的错误。阿多诺更多时候只看到了技术的负面作用，一味提倡艺术的自律性，强烈反对技术介入艺术，对大众文化更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本雅明的观点并不像批判他的人说的那样是一种“工艺主义”的技术决定论，本雅明并没把“技术”抬到了一个可完全左右时代的地步，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本雅明明确了技术所具有的二重性。他也意识到了技术给传统艺术带来的破坏性一面，但他选择的应对策略不像阿多诺那样一味地反对和排斥。本雅明看到破坏性的同时也发现了技术的进步性，他提出的策略是要求艺术家正视并正确地掌握技术，使之适应现代艺术的发展，以一种“艺术政治学”的模式去发挥艺术社会政治革命的功能。但本雅明的这种乐观积极的艺术企盼是否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可见对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中“技术”影响艺术进而发挥革命功能的观点进行质反思也是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4.

〔2〕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家[A].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十卷)[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3〕王雄.论瓦尔特·本明的“艺术生产”理论[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5.4.

〔4〕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5.

〔5〕［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131.

〔6〕[德]阿多尔诺.现代艺术与现代美学[A].现代美学新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14-115.

〔7〕蔡曦.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研究[D].湖北大学，2013.

制种技术论文例8

关键词：技术决定论 制度决定论 互不决定论 互相决定论 协同演化理论

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技术创新不仅仅是指技术系统本身的创新，更主要是把科技成果引入生产过程所导致的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把它转化为能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或工艺的全过程。制度创新是指改进现有制度安排或引入一种全新制度以提高制度效率及其合理性的一类活动。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组织变迁过程中，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是密不可分、互相促进的。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的这种紧密的互动关系许多经济学家都有相关的论述。

凡勃伦、阿里斯与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观点

凡勃伦与阿里斯都是旧制度经济学家，也是“技术决定论”的支持者。凡勃伦的“技术决定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物质环境（技术）决定制度，因为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时的一种思想的习惯方式。因而制度必然随着物质环境（技术）的变化而变化。物质环境（技术）是不断变化的，制度是以往过程的产物，同过去的环境相适应，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天天都在变化的环境（技术）。制度具有保守的倾向，除非是出于环境（技术）的压迫而不得不改变，一般总是想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凡勃伦，1964）。

凡勃伦在指出了技术决定制度创新的观点后，同时又描述了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他认为，旧的制度可能对技术创新产生不利的影响，也可能产生有利的影响，而制度创新一般会促进技术创新。“在凡勃伦的讨论中，通行的制度可能对技术变迁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像其他所有活动一样，技术活动是从文化上嵌入的，进而又受到制度框架中的成见和目标的影响”（卢瑟福，1999）。

与凡勃伦不同的是，阿里斯的“技术决定论”里，制度对技术创新只有阻碍作用。他认为，由于制度在本质上是静态的，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制度始终起着消极的作用，它抵抗变革。在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他也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对技术创新不具有任何积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的概念，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却从哲学的高度上解释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之间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技术创新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制度变迁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第一位的变革作用，因而技术创新比制度变迁对现代经济增长更具有推动作用，有更深层次的重要意义。同时，制度和制度变迁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从长期来看，技术创新会推动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则会保障技术创新的功能得以发挥与实现。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共同作用，协同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有关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理论，基本上是沿着一条主线即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制度决定论”展开的。新制度经济学将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都看作是一种“创新过程”，经济制度的演变被认为是人为降低生产的交易成本所作的努力。新制度经济学虽秉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与研究方法，但它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与新古典有着近乎本质的区别，同时与制度主义有着共同的一面，即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资源配置并非在新古典所谓的无摩擦的世界中展开的，资源配置中存在着利益冲突，从而可能会导致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优状态，此时，制度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一方面，它可以通过降低企业层面与宏观经济层面中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资源配置的最优；另一方面，制度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对私人进行激励，鼓励市场中的创新行为，即制度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发生。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当属诺斯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一种能够提供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以往被认为的经济增长的原因，如技术进步、投资增加、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原因只能到引起这些现象的制度因素中去寻找。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的相互关系中，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决定技术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变迁，好的制度选择会促进技术创新，不好的制度选择会使得技术创新背离经济发展的轨道，或扼制技术创新。新制度经济学通过重新解读历史，充分论证了制度变迁对技术创新的决定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巨大差距，这使得个人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倘若产权未能得到界定和保护，则创新的经济只能依赖于一点零星的自发性。

林毅夫和吴敬琏两位学者是国内制度决定论最著名的代表。林毅夫在解读“李约瑟之谜”时认为，近代中国在工业革命后衰落的根源在于中国科举制度的制度安排将人们的创造力引离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抑制了人们从事技术创新的活力，从而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成长。吴敬琏教授认为，如果我们热心于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就首先应当热心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才是推进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一些学者通过对比朝鲜和韩国50年来经济发展的强烈反差也支持制度决定论的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坚持“制度决定论”，但是也并不否认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重要作用。技术创新不仅增加了制度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而且降低了某些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从技术创新增加制度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来看，诺斯认为，首先，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技术创新使产出在相当范围里发生了规模报酬递增，因此使得更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建立变得有利可图。其次，技术创新产生了工厂制度，也产生了使当今工业社会得以形成的经济或从之凝聚。这些结果反过来产生了广泛的外部效应。某些外部效应为资源资质所内部化，有些则没有，这种未获得利润的存在是诱致政府干预经济这种制度创新的主要力量。

演化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纳尔逊•温特和博尔丁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以来，演化经济学获得了蓬勃发展，影响日益扩大。演化经济学倡导从进化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中汲取丰富营养，在技术与制度的的关系上，认为技术与制度是一种协同演化的关系。

在生态系统中，环境会对有机体施加选择压力，而有机体则不得不去适应其环境，一种寄生物的环境是其宿主或寄主，而对于寄主来说，寄生物又是它环境的一部分。当寄生物在进化过程中试图利用寄主的时候，寄主同时也会在演化过程中防御甚至拒绝寄生物，于是，这两种生物就在相互斗争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就是生物界典型的共生演化。在经济系统中，这种协同演化也是比比皆是，技术与制度的演化过程无非是从一种存在状态转化为另一种存在状态的过程，这个过程符合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框架，即“变异-选择-保留”。这种演化过程包含着联合演化，在这样的共生演化中，互动者之间必须存在相互的反馈机制，它们的演化动力是交织一起的， 即一个互动者的适应性变化会通过改变另一个互动者的适应而改变其演化轨迹，后者的变化又会进一步制约或促进前者的变化。然而与生物界中的联合演化不同的是，技术与制度并不存在类似于生物界的那种对抗。它们之间是一种协同演化的关系，技术的创新导向需要支持性制度，同事也会对其制度背景形成某种影响力；反过来说，制度也会束缚技术的改进，或者决定哪一种技术可以在经济系统中保留下来，并得以扩散。

纳尔逊强调，技术和制度应该被理解为共同演化，因为技术进步的速度和特征受到支撑它的制度结构的影响，制度创新也是强烈地以新技术在经济体系中是否和怎样被接受为条件的。在纳尔逊看来，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相关社会群体所掌握的标准化的社会技术，是一种协调联合操作 （工作）的知识。这样，技术就不再是先前我们所理解的物质技术，还包括社会技术。纳尔逊进一步认为，在技术创新和扩散过程中，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物质技术的复杂结构需要一个团队来运用，而团队中的成员之间的行动必须相互协调，这就需要社会技术来支撑，使得成员间就如何有效理解和操作此物质技术达成共同认知。因此，新的物质技术的发展通常会带来新的理解、认知和规范等社会技术，而社会技术的发展同样也会给物质技术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和线索。

“互不决定论”和“互相决定论”

上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可以简单的归结为：“技术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和“协同演化理论”。此外，一些学者还提出了一些折中的提法，主要有拉坦提出的“互不决定论”和一些学者提出的“互相决定论”。拉坦指出，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不仅产生的原因非常类似，形成技术和制度供给的原因也非常类似，因而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是共同或类似原因引起的两种不同过程和结果，并不存在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谁决定谁或者说谁更根本的问题。可见，拉坦主张一种互不决定论。国内学者袁庆明（2002）指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需要一种动态的和分层次的观点，认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是一个交互决定的动态演进过程，不同层次的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决定和被决定关系有所不同。顾凤琦（2001）认为，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匹配运作，不但能保障和强化技术创新活动的具体实施，而且能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起到“互动式”的提升作用，也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产生出“两个创新”、“乘积”关系般的叠加效应。

评述

在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关系问题的讨论上，无论技术决定论还是制度决定论，虽然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但也都难免片面和极端之嫌。拉坦的互不决定论似乎给出这个两难问题的新答案，但是，能否因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原因的相似性便断言技术与制度是互不决定的、二者关系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呢？这难免有点牵强。交互决定论中和了两种对立的论调，但是这种不分时间和空间同时强调二者其实等于什么也没有回答。事实上，无论是技术决定论还是制度决定论，抑或是互不决定论交互决定论，其理论归根到底都从属于一种线性逻辑的思维方式。

演化经济学的“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论”突破了线性逻辑的思维方式，具有更深刻的理论内涵和更强大的现实解释力。需要一提的是，“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论”虽然也同时强调技术与制度两者的交互作用，但这与“技术-制度互相决定论”以及马克思的技术和制度动态辩证的表述有着本质区别。它们揭示了技术和制度创新的双向因果链条，强调了经济与技术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反馈。协同演化论采纳的是一种非决定论、非线性的演化思维，它运用生物进化的观点，认为技术和制度变迁互为选择力量。选择力量只是技术变迁演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不决定技术变迁。同一制度条件下，完全可能由于其他因素甚至机遇的不同而产生截然不同的技术和技术变迁轨迹。类似的道理，同一技术条件下也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制度和制度变迁路径。因而，在技术-制度的协同演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协同演化模式和协同演化结果。

参考文献：

1.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

2.吴敬琏.制度重于技术―论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国科技产业月刊，1999(10)

制种技术论文例9

关于“后现代电影”( postmodern film)，国内影评界所提已经甚多。在谈论电影问题时，无论是在学院研究还是在大众传播中，“后现代电影”都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语汇。然而相反的是，在众多谈论“后现代电影”的话语中，却很难见到对这一概念有清晰的界定，众说纷纭的解释往往都只是谈及问题的一面，未曾指出后现代电影确切的后现代性(postmodemity )。所以，这一称呼反而成为一个流行却暖昧的词汇。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后现代性”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学界对此的界定仍在讨论之中，所以要论清电影的后现代性就相当困难。由于对“后现代性”的说法众多，在讨论电影问题时，论者往往就执其一种，而忽略其他，以至于产生偏误认识。其次，很多谈论“后现代电影”的文章，其论说重点多是放于电影的叙述层面之上，无论是谈及叙述结构的碎片化，还是谈论人物语言的无厘头风格，或者分析故事内容的互文性，或者强调主题精神的反英雄主义等，都是把电影当做了文学，往往是从文学后现代性视角人手，去揭示电影的后现代性。电影作为综合艺术，包括了文学性的一面，因此从这样的文学性角度去分析是必要的。但是，太多文章只关注到这一方面，而忽略电影本身的艺术形态特点以及美学风格特征，所谓的“后现代电影”往往只是“后现代文学”的翻版，对电影后现代性的理解上，就有着明显的偏误。

    后现代思潮在20世纪初期开始萌芽，在20世纪后期忽然爆发，其影响遍布于所有文化领域。电影艺术产生于19世纪即将终结时，在整个20世纪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它正是伴随着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电影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它天然地与后现代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既是后现代文化的推动力，又成为后现代文化的突出表现与重要组成。从而电影天然地具有了后现代性。文化产品的后现代性就是指其所具有的后现代文化个性。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因为其科技性、复制性、综合性、商业性、拟象性、现象学色彩等特性，显示出后现代的文化特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电影就是后现代艺术，后现代性就是电影天然的察性。因而我们在讨论电影与后现代之间的关系时，首先要弄清的不是“后现代电影”问题，而是“电影后现代性”问题，即电影具有怎样的后现代性。所有后现代电影的讨论都必须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行。

          一、电影的科技性及后现代性

    电影作为一种现代产物，是一种典型的高科技艺术。法国电影编导兼评论家路易·德吕克在电影诞生初期就说过，电影“同时既是机器的产物，又是人类精神的产物”。①电影天然地与科技相连。首先，电影诞生于科技的进步。最早的电影创造者不是艺术家，而是发明家。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在其《世界电影史》的第一章“电影的发明”中记录了电影的诞生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决定睦作用。从1823年，尼埃普斯需要14个小时曝光时间的第一张照片“餐桌”，到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制造出“活动电影机”，其间经过了费东、派里斯、约翰·赫歇尔、斯丹普弗尔、普拉托、霍尔纳、马莱、雷诺、爱迪生等各国科学家及发明家的无数努力，才最终发明出了现代意义上的电影。②其次，电影的发展直接受到科技发展的影响。电影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无不与科技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关系。电影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全屏幕到宽屏幕，到3D立体电影、四维电影等，都直接源于电影科技的进步。再次，电影拍摄过程中需要的各种特技，都离不开科技力量的支持。最后，电影的传播手段也以科技为先决条件。电影从开始的大剧场，到之后电视转播，到光碟制作以及网络播放，科技力量不断推动电影向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传播。

    所以，我们说，电影是一种高科技艺术，并且因为这种科技性，使得电影天然地属于一种后现代艺术。这是因为，一方面，电影与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文学等传统艺术不同。后者是以手工(包括手工制作与人体表演)为主的艺术。这种手工性的特征，在艺术形态上属于前现代。电影是工业化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机械技术性。电影从制作到放映以及传播各环节都不能缺少必要的工业技术条件。手工制作与机器制造是前现代和后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区别。现代科技对艺术的参与就是后现代艺术的重要表现之一。电影因为天然地与科技联系在一起，所以也就天然地具有了后现代特征。另一方面，科技力量从多个方面又推动电影不断产生更多的后现代文化特征。比如20世纪后期数码摄像机的诞生，摄像器材的低成本化，使得电影制作变得简易，从而极大地扩展了电影的创作群体。电影从以前仅属职业电影工作者的“贵族艺术”，发展为普通影迷也可以制作自己的影片，打破了精英群体的电影制作霸权。民间数码电影兴起，私人电影的自由创作，扩展了电影艺术的界限，这些新的变化，本身就是后现代精神的一种实现。进而出现家庭DV制作，电影进人到百姓生活。虽然私人录像与电影艺术还有一定距离，但其间的关系非常紧密，都成为电影后现代化的新的表征。同时，由于科技条件的提高，电影视听能力增强，使得影片越来越具有创作虚拟现实的强大功能。电影中享乐主义色彩也为之提高，更加激发出后现代的平民狂欢景象。所以科技对电影的这一系列影响，都将电影推向后现代文化最活跃的位置上。

制种技术论文例10

一、技术创新理论

1、熊彼特开创的创新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创新是指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新组合包括：(1)引进新产品；(2)引入新技术；(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5)实现工业的新组织。因此，创新者不同于革新者，只有敢于冒险，将新发明引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熊彼特教授认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和最根本的源泉在于企业的创新活动，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企业家之所以敢冒险，进行创新活动，是因为存在创新会带来企业盈利的预期，驱使企业家敢于创新，同时，其他企业的模仿又会使创新引发的盈利机会趋于消失，从而解释经济周期问题。

2、经济增长的技术理论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索洛对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并在1951年发表的《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评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技术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即新思想来源和后阶段发展，这种“两步论”被认为是技术创新界定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首次将技术进步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利用总生产函数分析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推动了现代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随后，以罗默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把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加以分析，并把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作为重点分析对象，较好地解决了技术创新作用分析的量化问题。

3、技术推广模式理论

受熊彼特的启发，曼斯菲尔德(Mansfield，E,)进一步发展了创新理论，对技术推广及技术推广模式进行了研究，他定义“模仿”是指某个企业首先采用一项技术后，其他企业相继采用这项技术。他所研究的技术推广模式主要解释当一项新技术首次被某家企业采用后，究竟需要多久才能被该企业所在的部门的多数企业采用。因此，曼斯菲尔德主要研究的是新技术在同一部门的推广问题。而英国经济学家特列比尔科克主要研究的是部门间的技术扩散问题，他认为一国最先进的技术主要首先体现在军事技术上，要研究部门间的技术扩散，首先就要研究军事工业中最先采用的先进技术传播到民用各工业部门的过程。他认为这一过程存在两个途径，一是军事工业中有一些先进技术适用于民用工业部门，那么民间各工业部门相继采用；二是军事工业中一些使用过先进技术的熟练工人转到民用工业部门，因此，先进的军事工业的建立对带动民用工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具有重要作用。

4、技术创新进化理论

以纳尔逊(Nelson，R．)和温特(Winter，S．)为代表的技术创新进化理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展起来,进一步克服了新古典学派和新经济增长理论非现实性基本假设的致命缺陷，分析了现实存在的非均衡、动态的复杂经济系统中的技术创新过程，开辟了技术创新理论的新视野。在纳尔逊看来，一个技术创新的进化系统包含以下一些因素，如将创新引进系统的机制，系统具有创新的功能；进化系统能对各种经济实体(企业、技术等)进行机动选择，使系统具备去旧存新的能力。因此，企业和企业家必须具备发现新技术的搜寻能力，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累计形成系统产品设计和过程创新的进化能力。

5、技术创新过程理论

罗斯韦托(Rothwell・R)在其1992年《成功的工业创新：90年代的关键因素》和1994年《工业创新：成功、战略、趋势》两篇论文中，总结和划分了五代技术创新过程模型。简单来讲就是，第一代模型是线性或技术推动型，把创新看成是由研究而产生技术机会，市场只是被动接受技术变革的承载体；第二代模型是市场推动型，它强调了R&D对市场的反作用，认为市场需求是推动创新的重要来源；第三代模型是“链式”或耦合模型，它结合以上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观点，企业的营销和R&D之间、企业运作与相关公共部门之间的信息反馈受到重视，它强调企业和国家层次上创新的R&D与市场营销阶段的合成；第四代模型强调技术创新一体化过程；第五代模型强调系统集成和网络性，创新企业被认为是在和其他机构竞争又合作的复杂网络中，从而企业必须采取系统集成的方法从企业和其他相关企业中获取信息和资源，并创造创新产品的连续流动。

二、制度创新理论

以科斯、诺思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从制度及其组织创新角度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制度是继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之后的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诺思教授根据自己早期对美国经济史的考察，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变革存在相似性，即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变革的行为主体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之比对促进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正是在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下，技术创新经济学进一步看到了制度及其组织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

从前面的理论分析中可知，制度及其组织激励是推进技术创新的重要条件。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企业、市场和政府三个方面来架构技术创新制度激励。

1、企业制度激励理论

企业制度激励要求企业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企业的创新资源得到最大应用，可以从产权、组织和管理等方面来架构技术创新的企业制度激励体系。

在产权方面，由于高新技术企业是以人力资本为主体的企业，明晰人力资本产权，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对于激励人力资本所有者非常重要，形成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持久的动力系统；同时，采取相对应的科学的、合理的组织结构；在管理方面，则应该通过各项管理制度的规范和设计，最大限度地调动不同创新主体的技术创新积极性。

2、市场制度激励理论

对技术创新而言，市场制度无疑是一种配置资源效率较高的制度。市场机制通过价格体系发挥着提供市场信息、企业创新激励等功能，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同时，市场过程也是一个对技术创新进行自组织的过程：市场需求不断变化引导企业技术创新，同时，企业技术创新的实现必须通过市场认可才能获得创新收益，既对创新者产生有效激励，同时通过形成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创新。市场在激励技术创新方面具有自我组织、自我加强的这种作用，从企业外部形成持久的发展动力激励系统。

3、政府政策激励理论

由于市场配置资源带有一定程度的随机性和盲目性，则使创新活动出现市场低效和市场失灵，如基础技术研究、产业共性知识及涉及国家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安全的创新行为等，往往由于较长的回报周期和较强的投资需求强度而为企业所不愿或无力介入，必须依赖政府来加以组织。

三、技术创新理论与制度创新理论比较

技术创新学派与制度创新学派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经济增长是来源于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尽管当时各执一词，但现在看来，其实二者的观点是可以相结合统一起来的。斯坦福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罗森堡(Nathan Rosenberg)就对此提出过中肯的评价，指出“任何时候任何技术生产率的提高都不可能脱离其制度环境而存在，因而必须在其制度环境中加以研究”。

事实上，由于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在内在机制上存在着强烈的互动关系，使得两者的均衡发展表现出对经济增长无处不在的影响力，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匹配共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点最早是由委内瑞拉学者佩雷兹(C.Perez)和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C．Freeman)在20世纪80年代解释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于三十年现的“长波”现象时提出来的，但当时并未引起众人的关注。佩雷兹和弗里曼认为康氏长波不单是一种纯经济现象，而是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与社会制度框架(Social-institutional framework)之间的一种匹配或失配现象。

弗里曼利用创新分类法，按照技术创新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大小，将技术创新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渐进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即对现有产品和工艺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常常通过“干中学”获得，并且尝试市场需求推动。虽然这只是一些小创新，但小创新的不断累加最后常常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一些大创新都需要同时进行许多持续的小创新来不断完善，最后显现创新带来的巨大收益。第二类是根本性创新(radical innovation)，即产生全新的产品和生产工艺，往往是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潜心科研的结果。与渐进创新相比，这类创新对经济系统的影响要更大，但同时单个根本性创新对整个系统的影响还是局部的，除非是一系列根本性创新组合在一起促成全新的产业出现。第三类创新是“技术体系”的变革(change of technology system)，它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根本性创新和渐进创新的组合，甚至伴随相应的组织创新。如20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之间出现的合成材料和石油化工的创新群的出现，加上喷射和挤压模具机械的发展，促成在建筑、包装、农业、纺织、石油、汽车、服装、玩具等行业的产品和生产工艺发生改变，从而深刻改变了企业生产的制度及消费者消费模式，这样构成一个新的技术体系。第四类创新是“技术经济范式”变革(change of techno-economic paradigm)，也就是技术范式的改变，导致整个经济系统作出相应重大、深刻的变化，即具有在经济系统中的渗透效应，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那种创造性破坏，如蒸汽机、电力等在经济系统中的渗透效应就是如此。技术经济范式把技术范式和经济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这种创新对经济系统的影响相当之大，不仅引起技术、工艺方式的改变，还伴随企业的组织、管理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创新，已远非单纯的技术创新。如大量生产的引入就包含大量技术创新和企业的组织管理和企业制度方面的因素。

因此，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诞生于旧的技术经济范式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经过漫长的孕育和竞争过程。它首先需要在一个或几个产业部门证明有潜在的巨大收益和可实现生产率的巨大提高，并且其在经济系统中的渗透需要伴随一定的制度变革，也就是说技术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制度子系统相互之间存在是否匹配的问题，三者之间由于发展的速率不同而作用的结果不同。一般而言，在巨大收益预期的驱动下，生产领域的技术创新更快，而制度变革则会遭遇各种综合、复杂的因素如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而延长制度变迁的进程。总之，盈利动机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技术经济范式是经济发展的导向机制，它规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模式，而社会制度框架为这种技术经济范式提供了必要的和合适的制度环境。

（ 注：本论文系张正玉主持的湖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创新与成长机制研究》（项目编号：B200671001）的一个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