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论文例1

2媒介文化的政治意义

媒介文化的政治意义，更多是在国家工具的语境下看待的，突出表现为媒介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这种政治化，一般是通过政府议程设置去巧妙实现的。李普曼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虚拟环境”的概念，它强调在今天(此处的今天是指20世纪后半叶)人们已经无法直接检验和直接认识周围的事物，特别是对那些超越个体视影与直接感受的事物外，人们只能间接地从新闻机构对通过议程设置提供给的文本内容去认识事物。而阿多尼和梅尼则从媒介建构“真实”的角度提出，通过客观真实、符号真实、主观真实等三个“真实”的概念，在议程设置的框架下精心设计出一个现实之外的媒介世界，以改变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看法。

媒介、媒介传播，不仅仅是对人们生存环境和虚拟环境的一种营造，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它直接或潜移默化地对受众认知社会、判断事物，产生重要影响力。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GayeTuchman)说，制造新闻的行为，就是建构事实本身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建构事实图景的行为。她认为，新闻是一种社会资源，对这种社会资源的建构限制了我们对当代生活的分析性思考。“通过新闻的常规运作，通过认定新闻专业工作者具有裁定知识、表述新闻事实的权利，新闻使社会现状合法化了。”

很明显。这种政治影响实际上就是政府借助媒体通过对消息来源的控制，特别是基于政府议程设置以及政府自身的需求去实现的。有资料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其执政的13年中，曾根据不同需要适时召开过900多次记者招待会。平均不到5天就召开一次。

媒介文化的政治意义还体现在对意识形态的引导上。霍尔就曾在1977年界定过媒体的三种主要意识形态，他认为。通过呈现不同社会群体的各种生活方式和行为，媒体提供了有关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详细资料。其次，媒体根据这些材料与社会领域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对它们进行分类和阐释，从而使公众相信中心位置的合法性。最后，为了完成这些任务。通过各种方式将事件进行编码，通过将事件置于赋予它们以不同影响力和重要性的语境之中，媒体赋予事件以不同的阐释。戴安娜·克兰特别强调，有时媒体为了达到这种三种意识形态的传播目的，往往运用下面技巧：(1)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作为被动消费者的个体的重要性：(2)根据占有支配地位的阶级剥削其他社会阶级的程度，掩饰或隐藏社会各阶级之间关系的真正性质；(3)强调社会问题的个体解决办法，而不是强调集体解决办法；(4)兼收并蓄各种对立的或有分歧的视点，从而缓和它们之间的差异；(5)通过掩饰社会各阶级间的真实关系，提供一种社会和谐的幻象。因为社会系统内部有许多矛盾和不一致。媒体并没有成功地产生社会和谐和完全接受主导意识形态。

不管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媒介的政治意义都突出体现在其工具性、引导性方面，这是媒介文化的规律性使然。在今天，新闻传播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的信息杠杆、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监督社会的有益镜鉴、引导舆论的文化先锋。像新闻文化这样一种高位价值体系的媒介角色，无疑是意识形态的前沿。它必然成为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争夺的主要对象。

3媒介文化的经济意义

媒介文化的经济意义，更多是从消费主义去考虑的，一是反映在媒介在推进人们生活消费方面，二是媒介自身也已经成了一个被大众消费的商品。

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由媒介促成的传媒产业、文化消费，方兴未艾。在今天，许多媒体机构已经完全等同于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商、受众的消费市场。这种媒介消费一般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去实现的：

其一是大量对生活类商品的报道，包括对广告内容的选择等。久而久之，这样一些报道对受众起到一个对消费生活的诱导和引导作用。

其二是媒介节目，特别是电视的大量娱乐性节目，为受众提供充分的消遣功能。这种娱乐化以近年来的“超女”为典型，包括一些情感类节目。

以这样两个途径为主要载体内容，融市场、媒介、文化、受众为一体，导致了当下我国社会消费文化的急剧扩张，媒体在其中不仅成了消费主义的推行者、引导者，更是实践者。以致像默多克这样的传媒消费主义的倡导者、实践者，在展望中国时，都不无溢美的指出，中国已经具有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性媒体和娱乐中心的潜能，而这种潜能带来的是一个巨大经济利益的市场。

媒介的传播便利性，信息的有用性、使用性，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文化消费和生活消费，而这种消费从另一个方面，也大大地滋养了媒体本身。同时，大众消费为受众制造了一种便利、简捷的商品民主化，有时甚至使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成为一种经济活动的公共行为。一个成熟的、发展中的媒体，在今天，其生产的产品已不再是单一的物质产品，而是影响人们消费生活的符号，通过这些符号，不仅可以诱导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牢固地成为人们的生活内容并充斥其生存空间。

4媒介文化的民本意义

媒介文化的民本意义，更多是从建立一个公共舆论平台，提供一个公共话语空间去考虑的。不管是德国的哈贝马斯，还是詹姆士·弥尔顿，他们对公共领域都有精到的论述。在当下公共领域中。有一种明显的对大众传媒的依赖性。柯伦(1991)曾讲过：可以把大众传媒看成是公共领域中一个标准的中立区。在这里，人们可以广泛获得影响公共利益的相关信息；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自由讨论；所有参与者一律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辩论。在这个公共领域内，人们以促进社会发展为己任，通过理性的辩论，共同做出决策。这些结果转而成为政府决策的依据。大众传播通过为公共辩论提供阵地并把个体的公民重新组成一个以舆论为形式的公共团体，从而完善了这个辩论过程。

而美国的罗森甚至强调，“新闻本身就可以说是民主实验室的一部分。”这主要是从大众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英国的麦克奈尔在谈到公共领域建设时，特别强调。在公共领域中媒体要从五个方面深入其中：

第一，媒体必须告知民众在他们的身边发生了什么，我们把这个称作媒体的“侦察”或“监控”功能。

第二，媒体必须教育民众，让他们知晓发生了的“事实”的意义和重要性。

第三，媒体必须为政治讨论提供一个公共平台，促进公共舆论的形成。

第四，媒体必须给予政府和政治机构曝光率。

第五，在民主社会里，媒体同时作为鼓吹政治观点的一个渠道。

这五个方面，包括了告知、育民、议政、监督、通道等方面的服务功能。近年来，我国在公共领域建设方面，从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民主政治化建设的需要，已经有所作为，取得一些成绩。比如：在对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的引导方面，大众媒体已经比较自觉和主动地设置一些议程，且收到较好效果。不管是对非典的报道，还是孙志刚事件的监督，特别是今年北京第29届奥运会的胜利召开及先前的奥运圣火传递，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等，都有非常好的表现。笔者曾在多种场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没有媒体，第29届北京奥运会，汶川大地震将如何?5媒介文化的社会意义

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已经媒介化了，人们已不仅仅只是一个社会人，更重要的是一个信息人、媒介人。人们的文化、生活、工作，不仅已经程序化，实际上许多都已经文本化了。媒介成了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成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广播、电视、报纸、网络、手机短讯、流媒体、即时新闻、播客与博客、数字通讯等。人们的生活完完全全地被媒体所包围，成了围城中人，所有这一切都是由现代社会中的现代媒体完成的。在这个围城中，媒体文化不仅仅是生活内容，也是生活方式，不仅仅是物质需求。也是精神享受。但是，有一个现象往往被人们忽视或没有引起重视，即：现实环境在人们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轻，虚拟环境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重。其次。媒介围城亦改变了人们生活的公共性与私密性的平衡，公共性越来越多，私密性越来越少，更多的内容被纳入到公共视野中。

诚然，大众媒介最主要的社会意义还体现在如何有效地推进、促进受众形成一种共识创造了快捷条件。这主要是可以借助传播理论来架构一个人们都易于接受的形式或模型，提供一种事实，同时包括对这种事实的欣赏与解读。1989年，由甘森和莫迪格利亚尼提出的“阐释包”的方法是其中的有效形式之一，每一个阐释包都包含构架一个事件的核心思想。核心思想通过典型的意象、隐喻或口号表达出来。构架是使相关的事件有意义的核心思想。它告诉受众，如何去思考一个事件，鼓励他们根据一个关键思想去阐释事件。

6媒介文化的权力意义

媒介文化的权力意义，是指西方把媒体看成是与立法、行政、司法相提并论的四种权力。其意义是如何从制度上保证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实际上，对自由的理解与表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美国的罗纳德·哈里·科斯等就曾提出：

其一，自由和表达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人民有知情的权利和知情的自由，因此放松政府对媒体的管制是宪法赋予媒体的一种保障，也是媒体的天职。

其二，人是理性的，能够判别真伪和是非，应当让人民在“思想市场”上发表和接触各种思想，人们能够凭借理性在真实和虚假的各种意见之间做出判断和选择。

其三，在自由竞争思想市场中。何种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那么这种意见就是国家政策的基础，这正是民主政治“多数统治”理论。

其四，传媒业应成为不受政府干预的独立企业，按照自由经济原则。在公开的市场上参与自由竞争。其兴衰成败取决于社会和公众的信任与支持的程度。

其五，表达自由是寻求真理、保障人民权利的最好办法。

一般讲，媒介不能作为一种权力。有专家提出“今天的大众传媒既是权力的工具，又是权力的源泉”。甚至有专家明确提出新闻传媒拥有两种权力，即：一是采集、编发和传播新闻信息的权力，二是评价事实、表达舆论和监督社会的权力。我比较赞成新闻是一种媒介影响力，不仅对一般受众，也是对政治家。英国离任首相布莱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媒体走上政治舞台，得益于媒体成就了政治生涯。他曾坦白的承认：“作为领导人物，除了为真正重大的事务做决策之外，他们工作的一大部分是应付媒体。因为媒体的覆盖和影响大。媒体围绕着他们，他们也围绕着媒体。”

对媒介文化的权力意义，学界早有不同看法。约翰·菲斯克从“知识就是权力”切人，解读媒介权力。他认为，知识就是权力，知识的传播就是权力的社会分配的一部分。构建一种可以嵌入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常识性现实的推理权力是权力的社会关系的关键。知识的权力必须尽量在两个维度上行使自身。首先真实控制“现实”，使实在变成可知的事物，它使得作为一种推理建构来创造它成为必要，这种建构的专制性和不适当都尽可能地被掩盖了。第二种努力是要让这种推理(因而也是社会政治的)建构的真实被那些其利益也许不必通过接受它而被服务的人作为真理接受。推理权力包括建构一种现实(感)并尽可能广泛而顺利地在整个社会中传播这种现实的努力。

而约翰·菲斯克根据电视新闻从权力与抵制的两个坐标进行考察，他特别注重人们是通过生产事实来统治。新闻是一种社会控制媒体，有非常重要的“推理”职能，通过这种推理，实现对“事件”的控制，而这样一种连续的不间断的由新闻报道所产生的推理权力，就不仅仅是社会政治权力了。

实际上，新闻告知人们的已经早已不是对一个简单事实的文本传播，更多的是夹杂了许多统治阶级主导价值观的东西。“新闻是一种破碎的意象的拼贴，每一个意象都会产生更多的意象，唤醒更多的意象，每一个意象都是一种类像——一种没有原件的完美拷贝。新闻是意象的意象，最终的超级现实主义。历史档案在今天新闻中的应用否定了历史的差异，它否定了历史性并将所有的事物都瓦解后揉进了一种后现代的当下之中”。

对我国当下的媒介文化来讲，媒介文化的权力意义更多的是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是作为舆论工具、政党工具、喉舌的意义上来考虑的。其次是把提供资讯服务作为公意民意的监督功能，这种公意、民意是在提供资讯中形成的，是在知晓中达到对政府施政的监督作用，或者说是“守望”功能。

我们应建构一个什么样的媒介文化?我认为，要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要有很强的公信力。二是要彰显和谐，三是与时俱进、突出创新。、

1建设一个公信力强的媒介文化

媒介公信力，说到底是媒介在公众当中的一种美誉度和影响力。在我国当下，建构一个有公信力的媒介文化，首先要解决好党报、主流媒体的示范意义，影响作用。

媒介公信力，要注意凝练媒体理念。媒体理念是沉积的品牌，是一个媒体长期积累甚至是几代人不懈努力铸就的文化形象，其影响力是久远的。媒介理念成就媒介影响力、公信力。近年来，国内许多报纸在凝练理念，铸就公信力方面颇下功夫。像湖北日报的“责任铸就公信力”，南方日报的“高度决定影响力”，河南日报的“时代高度，中原向导”。南方都市报的“拒绝平庸，追求卓越”，广州日报的“追求最出色的新闻”，重庆日报的“高层次读者，高品质内容，高品位格调，高水平形象”等，都充分体现了一种彰显媒体个性的媒体理念和办报人的新闻理想与职业追求。

笔者以为，党报以及央视和省级卫视，在引领建构有公信力媒介文化中，要充分彰显主流媒体、主导舆论的领唱作用。其一，体现主流媒体在解读党的政策，资讯服务方面的权威性，这是其它媒体无法替代的。这种解读，要体现关注公共议题。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独特的认知价值和吸引读者文本价值方面。其二，在构筑公共舆论平台方面，彰显两个喉舌的沟通作用，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其三，在舆论监督方面。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坚持社会效益是第一的原则。其四，在引导人们的价值观念，形成社会共识方面，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尤其是在媒体的职业操守上，要树正气，要在解疑释惑等方面做出贡献。因为这是当下新闻媒体的属性使然：意识取向的新闻事业与信息取向的新闻事业；转型时代的格局使然：进退交织、新旧交替，观念交战；思想多元的价值使然：启蒙的使命责任；信息爆炸的困扰使然：信息超市与信息精品店，信息原料与信息营养。

2建构一个和谐的媒介文化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和谐文化”，这对媒介文化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说机遇是讲为媒体文化提供了一个大有作为的机会。说挑战是讲这项任务任重道远。作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中国自古就有“和”的传统，从孑L子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里仁为美”、“中庸之为德”，一直到“天人合一”，都是强调一种“和”的精神，爱国、爱家实际上就是一种“和”的精神。

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作为社会转型期的重要表现形式，人们的思想激烈碰撞，社会矛盾凸现，不能不引起足够重视。这恰恰是提出建设和谐文化的深层原因。郑功成教授明确提出当下社会中的“十大不和谐因素”，即：一是贫富差距在持续扩大，二是劳动关系日益失衡；三是乡村流动人口与城市固定户籍人口之间的利益冲突仍在扩张：四是城乡之间发展失衡；五是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六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失衡；七是效益与公平失衡；八是用经济发展与政治、法制发展失衡；九是人与人的关系不和谐：十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十大不和谐因素，说到底是两个问题，一是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二是利益不均，贫富差距扩大。

那么，媒介文化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其中最主要的是发挥好媒体的舆论引导之矢的作用。舆论引导之矢要射热点、焦点问题之的。大多数人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性。比如。它们往往集中反映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再就是普遍性的特点，有许多热点、焦点问题，往往会由一些突发事件诱发出一系列连锁反应，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往往超乎人们的预料。一旦处置不当，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在引导舆论中，要善于把握好舆论引导之“度”。“度”是一种事物的状态，同时又是一种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提出的“过犹不及”的思想，讲的就是“度”的问题。曾指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热点、焦点问题的引导，都有一个度的问题。有些时候，今天是热点、焦点，明天可能就不是了，今天不是，明天可能就是了。因此，要善于从共性中找个性，透过现象看本质，经常不过断地去琢磨，精心策划。防止片面性。做好舆论引导，要深刻理解同志5月20日在人民日报的讲话中指出的，“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证人民的知情权”；“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数字说话。”；“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

3建设一个创新的媒介文化

对我国人民来说，过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都非常简单。大家生活在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一大二公的集体所有制下。社会不可能为每一个人的个性发展提供多少条件。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为我国人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生产形式和消费内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元价值并存，个人意志有了更大发展空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新闻媒体面临三个“前所未有”，即：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前所未有；人们的思想活动日趋活跃前所未有；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的快速增长前所未有。集中到一点，就是社会文化供给与人们的巨大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媒体形式增多了，从作为主流媒体的党报，直到晚报、早报、都市报、专业报、时尚报、免费报等，广播电视、数字通讯、网络、新媒体不断涌现。特别是网络虚拟环境，对传统的新闻理论更是提出了挑战。从媒体的运转模式上看，由以往的行政拨款支撑媒体运转，到现在把媒体推向市场，许多媒体实行事业化编制。企业化管理。

媒体受众已从过去的免费信息享用者，成为当下媒介信息的主动消费者，从过去单一的你登我看、你播我听、要我看、要我听。到现在的可看可不看、可听可不听、爱听不听、爱看不看……，由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特别是媒体受众已从过去的大众化消费，转变到今天的分众化消费、小众化消费，受众使用媒介的方式也趋于多样化。即时通讯、流媒体、博客与播客、短信、MP3等，均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受众的喜好已经成了决定媒体生存的核心要素，受众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媒体上帝。

从体制上。媒体已从过去的事业单位、事业性质，转变为今天的企业单位、集团性质、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从职能上，媒体已从过去的宣传本位、教育本位，向服务型功能转变；从过去的“护”、“褒”，转变到现在的宣传引导与舆论监督并重。特别是加入WTO后，给我国的媒介市场带来根本性的变化。我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资格“入世”的，在“入世”谈判的过程中，尽管我们没有专门就新闻传播事业特别是报业、广电等方面的开放，做出任何承诺。但中国已经“人世”，中国报业已经“人世”，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必须做出积极的正面应对。

新闻领域里面出现的许多新变化，使得它所彰显出来的已不再只是一门单纯的学问或学科，有时甚至更加世俗化了。比如，新闻更带有：一种突出的功利性；一种更大的意志性：一种太多的包装性：一种极强的工具性：一种背反的异化性；一种渐现的失落性等。新闻明显的成为党派斗争的舆论工具。信息已越来越被控制在政治精英们的手中。现在，媒体已经成了政治家和政府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包括一些发达国家的民主，也因媒体的这种工具性而堕落。政治家们都非常在乎媒体对政治事件的反应。笔者以为，今天的新闻正经历从“无我”到“有我”，由“传”变“源”这样一种转化。过去一段时间或者在几年前，大众传媒仍然是社会公共舆论的主体。今天，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手机短信时代，草根民众已经在社会公共舆论中扮演起重要角色，不管你承认与否，由过去那种大众传媒登高一呼，主宰社会公共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的大众传媒在主导、引导公共舆论方面。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今天的媒介环境称之为“后大众传媒时代”。

新闻客观性受到严峻挑战。客观、公正，是新闻的本质与准则。但是在今天，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新闻的客观性均受到严峻挑战，具体反应在以下诸多方面。比如：新闻人物报道中的欺骗性；媒体发展中的经济依赖性；利益集团对媒体的制约性；受众对新闻时效普遍要求；政治事件中的价值冲突性；政府机构对新闻报道的监控等。

在这种情况下，媒介文化必须创新。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创新体制。比如：在创新体制方面，以往我们是计划经济，事业单位，不存在一个自己养活自己的问题。现在是市场经济，要自己养活自己。既要担负起党和政府喉舌的职能，又要在市场的机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与发展的途径。因此，从体制、机制上要创新。比如近年来成立的报业集团、广电集团、文化产业等。在创新形式方面。不管是广电还是报纸、网络，受众的品位在不断提高，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供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媒介文化要在满足人们日益增强的文化需求上下功夫，包括媒介质态、形态等方面。

这种创新的媒介文化必须以人为本，只有以人为本才能形成不竭的创新能力。今天的媒介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受众消费文化，受众是否消费，爱看不爱看，爱听不爱听，爱买不爱买……，受众真正成了媒介文化生存发展的衣食父母。在思维模式上，要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在产业模式上。要从平面媒体到数字内容；在管理模式上。要从事业法人到企业法人；在竞争模式上，要从同质竞争到策划竞争；在发展模式上，要从规模竞争到品牌竞争；在话语模式上，要从灌输说教到平等传播、从概念套话到陈述事实、从官腔官话到亲民近民、从长官意志到公共话题等。尤其是对主流媒体来讲，要克服党报党刊边沿化的倾向，回归主流，充分利用核心资源、独家资源、传统资源，彰显权威。

媒介文化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媒介生态学研究源起于北美。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国以邵培仁、童兵、崔保国、陈力丹、何道宽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开始了对媒介生态学的探索和研究，在短短不到十年时间里。他们“采用学科建构的原理与方法、学科演变的历史与现状、媒介生态的核心概念、传播过程的重要因素、媒介生态的种群结构等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充分地分析研究，逐步提炼出一整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研究传统和研究范畴的、具有中国特色和自身特点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我国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崔保国先生的《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一文是重要的媒介生态学经典文献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崔保国教授把媒介比作一条有生命的鱼，把信息资源比作水。尽管有人对此存有异议，认为应该把人比作鱼，媒介比作水。尽管笔者比较赞同崔保国教授的观点。但是，从宏观上思考和理解，笔者认为如果把整个媒介生态环境比作“水”可能更贴切。因为虽然信息资源是构成媒介生态环境的核心要素，但它毕竟只是诸多元素之一。任何一种元素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媒介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媒介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媒介的大量死亡，就像漂在水面的死鱼”。从生态学角度看，我们只有建构一汪没有污染的、清纯洁净的“生态水”，即“绿色媒介生态”，才能为“媒介鱼”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永恒的绿色空问。那么，“绿色媒介生态”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它有哪些特征?笔者以为，这是我们在建立绿色媒介生态时首先要弄明白的问题。其次。在建立绿色媒介生态进程中。我们还要建构和弘扬一种文化理念，一种“媒介生态文化”。笔者在此就绿色媒介生态与媒介生态文化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绿色媒介生态

我们知道，媒介生态是指在特定的媒介时代，媒介系统内部结构之间、同质异质媒介之间、媒介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要素、结构、功能的相互影响与调控机制。‘

“绿色”一词是近年来用得颇为广泛的时尚词，凡形容“自然的”、“安全的”、“不受污染的”、“和谐的”，统统以“绿色”二字冠之。从这个意义上讲，“绿色媒介生态”应该是指媒介系统内部结构之间、同质异质媒介之间、媒介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要素、结构、功能的相互影响与调控机制在和谐、平衡、良好的媒介环境中运行。绿色媒介生态应该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政策环境宽松利好、资源环境丰富畅通、技术环境高新先进、竞争环境公平有序。

1　宽松利好的政策环境。政策环境对绿色媒介生态的形成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绿色媒介生态的特征之一就是政策环境宽松利好。所谓政策环境，是指围绕公共政策运作的外部情况。它是直接或间接影响、作用于政策活动的各种客观因素的总和。凡是影响政策的存在、发展及变化的因素皆构成政策环境。政策环境对政策制定会产生深刻影响。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影响到了国家对相关政策的制订。例如在2003―2004年度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不仅为我国报刊、图书出版、发行的投融资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利好条件，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放宽了国内外各类资本对我国广播影视产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和投融资渠道，极大地延长和拓宽了我国广播影视业的资本运营的产业链条。

2　丰富畅通的资源环境。资源环境是媒介生态环境的核心要素。在绿色生态媒介环境中，其资源环境必须丰富通畅。资源环境包括信息资源环境和市场资源环境，信息资源环境是指信息资源产生的现实社会环境，市场资源环境则是指受受众、客户、销售渠道和公众影响力制约的市场经济环境。在丰富畅通的资源环境中，信息的产生，传通以及信息产品的销售都能遵循媒介职业规范、道德操守和市场规律，并能充分利用正当的传通手段和渠道进行运营；媒介亦能通过自身良好的服务、高度的社会责任心以及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在公众中树立良好形象。扩大其在公众中的影响力，以此加强信息传播的宽度、增加信息的容量、强化信息品牌效应、提高受众忠诚度等。

3　高新先进的技术环境。技术环境主要是指信息的传通手段、传通方式和传播范围。这几个方面实际上是三个贯穿始终的环节。三者之间相辅相承，信息传通的手段决定信息传通的方式，信息传通的方式又决定着信息传播的范围。绿色媒介生态环境要求技术环境高新先进。在高新先进的技术环境中，各质媒介利用一切高新科技手段，用最先进的传通方式，最大限度地拓宽信息传播的范围。

4　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竞争环境是指市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而力图胜过其他市场主体的过程中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竞争环境公平有序。是绿色媒介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媒体的竞争环境是否公平有序，不仅对于媒体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于社会环境亦会造成重要影响。如果竞争环境无序，那么各媒介之间的竞争必然是恶性的，惨烈的，这不仅会使参与竞争的媒体或寿终正寝。或畸型发展。而且会引发不少社会弊端。反之，如果竞争环境有序，各质媒介在一种公平、良好的氛围中进行良性竞争，这种竞争不仅会使媒体健康成长。而且也会对整个社会的和谐产生重要的维衡作用。

二、绿色媒介生态文化

媒介生态概念缘于生态学。生态文化要求我们以自然价值论为指导，建立起符合生态学原理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经济法则、生活方式和管理体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及协同发展。媒介生态与自然生态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我们提出一个“媒介生态文化”理念。媒介生态文化将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和谐作为重要的价值追求。致力于建立一种和谐、平衡、良好的“绿色”媒介生态。媒介生态文化要求各质媒介以真实为生命，以正义为精魂。以诚信为本色。以和谐为要义，在和谐、平衡、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功能和舆论监督功能，弘扬真本善良、鞭挞丑陋邪恶，弘扬正直诚信、鄙弃奸佞虚伪，弘扬孝慈仁义。抨击忤逆不道，让受众对优秀传统美德内化于心，外化于形，进而促进社会大众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以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具体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　媒介与人携手传通，共建新闻求真理念。媒介生态文化要求媒介与每一个“自然人”携手传通，把追求“真本”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每一个传媒人从入行那天起就懂得这是对新闻本质的要求。媒介与新闻主体、受众都能坦诚直面所发生的新闻事实，媒介能真实全面地传播新闻事实，不造谣，不传谣，不谎报，不虚报。同时，媒介也能坦然真诚地面对受众的质疑和诘难，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媒介与传媒人要将其作为媒介生态文化因子融入血液中，在

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媒介生态环境中，视真实为新闻之生命，以传播虚假新闻为耻辱。对于媒体上的“虚”与“假”，传媒人和受众同愤之，共讨之。

媒介文化论文例3

媒介生态学研究源起于北美。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国以邵培仁、童兵、崔保国、陈力丹、何道宽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开始了对媒介生态学的探索和研究，在短短不到十年时间里。他们“采用学科建构的原理与方法、学科演变的历史与现状、媒介生态的核心概念、传播过程的重要因素、媒介生态的种群结构等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充分地分析研究，逐步提炼出一整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研究传统和研究范畴的、具有中国特色和自身特点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我国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崔保国先生的《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一文是重要的媒介生态学经典文献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崔保国教授把媒介比作一条有生命的鱼，把信息资源比作水。尽管有人对此存有异议，认为应该把人比作鱼，媒介比作水。尽管笔者比较赞同崔保国教授的观点。但是，从宏观上思考和理解，笔者认为如果把整个媒介生态环境比作“水”可能更贴切。因为虽然信息资源是构成媒介生态环境的核心要素，但它毕竟只是诸多元素之一。任何一种元素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媒介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媒介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媒介的大量死亡，就像漂在水面的死鱼”。从生态学角度看，我们只有建构一汪没有污染的、清纯洁净的“生态水”，即“绿色媒介生态”，才能为“媒介鱼”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永恒的绿色空问。那么，“绿色媒介生态”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它有哪些特征?笔者以为，这是我们在建立绿色媒介生态时首先要弄明白的问题。其次。在建立绿色媒介生态进程中。我们还要建构和弘扬一种文化理念，一种“媒介生态文化”。笔者在此就绿色媒介生态与媒介生态文化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绿色媒介生态

我们知道，媒介生态是指在特定的媒介时代，媒介系统内部结构之间、同质异质媒介之间、媒介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要素、结构、功能的相互影响与调控机制。‘

“绿色”一词是近年来用得颇为广泛的时尚词，凡形容“自然的”、“安全的”、“不受污染的”、“和谐的”，统统以“绿色”二字冠之。从这个意义上讲，“绿色媒介生态”应该是指媒介系统内部结构之间、同质异质媒介之间、媒介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要素、结构、功能的相互影响与调控机制在和谐、平衡、良好的媒介环境中运行。绿色媒介生态应该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政策环境宽松利好、资源环境丰富畅通、技术环境高新先进、竞争环境公平有序。

1　宽松利好的政策环境。政策环境对绿色媒介生态的形成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绿色媒介生态的特征之一就是政策环境宽松利好。所谓政策环境，是指围绕公共政策运作的外部情况。它是直接或间接影响、作用于政策活动的各种客观因素的总和。凡是影响政策的存在、发展及变化的因素皆构成政策环境。政策环境对政策制定会产生深刻影响。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影响到了国家对相关政策的制订。例如在2003—2004年度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不仅为我国报刊、图书出版、发行的投融资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利好条件，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放宽了国内外各类资本对我国广播影视产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和投融资渠道，极大地延长和拓宽了我国广播影视业的资本运营的产业链条。

2　丰富畅通的资源环境。资源环境是媒介生态环境的核心要素。在绿色生态媒介环境中，其资源环境必须丰富通畅。资源环境包括信息资源环境和市场资源环境，信息资源环境是指信息资源产生的现实社会环境，市场资源环境则是指受受众、客户、销售渠道和公众影响力制约的市场经济环境。在丰富畅通的资源环境中，信息的产生，传通以及信息产品的销售都能遵循媒介职业规范、道德操守和市场规律，并能充分利用正当的传通手段和渠道进行运营；媒介亦能通过自身良好的服务、高度的社会责任心以及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在公众中树立良好形象。扩大其在公众中的影响力，以此加强信息传播的宽度、增加信息的容量、强化信息品牌效应、提高受众忠诚度等。

3　高新先进的技术环境。技术环境主要是指信息的传通手段、传通方式和传播范围。这几个方面实际上是三个贯穿始终的环节。三者之间相辅相承，信息传通的手段决定信息传通的方式，信息传通的方式又决定着信息传播的范围。绿色媒介生态环境要求技术环境高新先进。在高新先进的技术环境中，各质媒介利用一切高新科技手段，用最先进的传通方式，最大限度地拓宽信息传播的范围。

4　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竞争环境是指市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而力图胜过其他市场主体的过程中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竞争环境公平有序。是绿色媒介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媒体的竞争环境是否公平有序，不仅对于媒体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于社会环境亦会造成重要影响。如果竞争环境无序，那么各媒介之间的竞争必然是恶性的，惨烈的，这不仅会使参与竞争的媒体或寿终正寝。或畸型发展。而且会引发不少社会弊端。反之，如果竞争环境有序，各质媒介在一种公平、良好的氛围中进行良性竞争，这种竞争不仅会使媒体健康成长。而且也会对整个社会的和谐产生重要的维衡作用。

二、绿色媒介生态文化

媒介生态概念缘于生态学。生态文化要求我们以自然价值论为指导，建立起符合生态学原理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经济法则、生活方式和管理体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及协同发展。媒介生态与自然生态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我们提出一个“媒介生态文化”理念。媒介生态文化将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和谐作为重要的价值追求。致力于建立一种和谐、平衡、良好的“绿色”媒介生态。媒介生态文化要求各质媒介以真实为生命，以正义为精魂。以诚信为本色。以和谐为要义，在和谐、平衡、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功能和舆论监督功能，弘扬真本善良、鞭挞丑陋邪恶，弘扬正直诚信、鄙弃奸佞虚伪，弘扬孝慈仁义。抨击忤逆不道，让受众对优秀传统美德内化于心，外化于形，进而促进社会大众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以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具体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　媒介与人携手传通，共建新闻求真理念。媒介生态文化要求媒介与每一个“自然人”携手传通，把追求“真本”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每一个传媒人从入行那天起就懂得这是对新闻本质的要求。媒介与新闻主体、受众都能坦诚直面所发生的新闻事实，媒介能真实全面地传播新闻事实，不造谣，不传谣，不谎报，不虚报。同时，媒介也能坦然真诚地面对受众的质疑和诘难，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媒介与传媒人要将其作为媒介生态文化因子融入血液中，在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媒介生态环境中，视真实为新闻之生命，以传播虚假新闻为耻辱。对于媒体上的“虚”与“假”，传媒人和受众同愤之，共讨之。

媒介文化论文例4

［内容提要］本文从市场经济与传播模式着眼，论述了媒介产业化运作的现状、负面效应和对策，启示媒介工作者引进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大众传播模式。［关键词］机制市场经济传播模式产业化负面效应对策“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是广阔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因素在时机成熟时怎样去改变一个行业的命运。”——［美］乔治·索罗斯每一个时代，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传播理念、传播模式和传播方法。目前，我国传媒业的传统观念、模式、方法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以传播者为中心逐渐向以受众为中心转变；由着重理性教育向注重理性教育和感情沟通相结合转变；由单向灌输向双向交流转变，受众的参与程度也随之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这些变化既是市场经济大背景的作用，同时也促使传媒业必须从深层体制上继续改革。所谓体制，从哲学角度讲，是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结构方式，而结构方式的不同决定了系统机制和功能的不同。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讲，体制就是生产关系。目前媒介改革的主要矛盾就是媒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表现出的不协调，所以媒介产业化运作的改革才是根本的改革。以往那种由国家包办、单一的投资体制已经不能满足媒介迅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媒介合理机制，迫使媒介主动接受市场调节，由单纯宣传型向宣传经营型转变。从资源角度来说，媒介的形象、人员、设备等有限的资源应该纳入市场轨道，在市场经济中表现价值。过去办节目不计成本，不管效益的做法，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情况。自收自支、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负盈亏的产业化运作企业化管理机制已经开始引入媒介系统，并且成了调整传播模式天平的重要砝码。以下本文将从市场经济与传播模式的变迁、媒介产业化运作的现状、媒介经营带来的负面效应等方面展开论述，并相应地提出建议与对策。一、市场经济与传播模式的变迁我国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工作重心的转移之后，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改革与发展，最终于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纵观2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始终是政治变革和文化变迁的前奏。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不仅表现在以经济获利为价值取向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还体现在经济学的话语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使用。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完全可以用“市场经济”4个字来概括当前中国所处的社会大背景。市场经济有5个要素：市场是竞争的主体；有统一的开放的市场，即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并且与国际市场接轨；有完善的市场经济法规；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还要有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自由流通、等价交换，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开放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时效观念等等，势必会促进媒介产业化运作进入更广泛、更深刻的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介除担负必须的舆论宣传和控制功能外，还将有大量的传播活动开始受到市场供求杠杆的调节，并由此引发出传播模式的调整。所谓“传播模式”是“通过科学的抽象在理论上把握传播的基本结构、基本过程的基础上，最简要地描述传播的主要成分、传播过程的主要环节及这些成分、环节和有关变量之间主要关系的图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媒介的传播观念闭塞，媒介工作者想象力、创造力匮乏，忽视了受众在传播模式中的重要地位。而随着传媒被推向市场及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受众在新型传播模式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他们对信息的需求和选择有了更大的空间，受众与传播者之间存在着共同追求信息平等关系的趋向。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受众已经不可能简单地回复到被动的地位，魔弹论也不再可能复归。原来那种由传播控制者一厢情愿地发出信息、灌输受众、垄断媒介的日子终将一去不返。”市场运作方式要求传媒回应受众的要求，避免只追求不切实际的理想，也不能以低劣的产品在市场上竞争，同时也可以减少新闻从业者个人偏见的影响，令节目更能切合社会需要。”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传播模式：（见下图）从这样一种崭新的传播模式中我们不难看出，它至少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对自身功能的重新认识——传媒不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灌输思想的宣传工具，而同时也要扮演向受众提供信息服务的角色。这个传播模式与计划经济传播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计划经济力图控制受众的接收状况，把传播内容的无限量扩大视为重中之重，“是一种生产经济”；而市场经济是一种消费经济，在它的传播模式中，受众的接收状况成了传播的出发点，同时也是传播的归宿。可以说，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的传播模式天平正在经历着一个重要的调整期，而使之更趋完善和丰富的最重要的途径正是规范市场机制、使用产业化运作方式对待传媒的问题。二、媒介产业化运作的现状产业通常是指生产经营具有同性质产品的部门或单位，它包括直接生产单位及其他服务性部门，它们按照社会需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进行着各种经营活动。产业化就是根据产业部门的行为规范进行活动，而媒介产品的生产、经营、播出等活动完全按照产业部门的行为规范合理运行即为媒介产业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经济的繁荣发展，媒介的位置不再是类似于政府的职能机构；而是在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同时，也是一个必须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产业实体。盈利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媒介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但是由于媒介产业化运作还处于尝试阶段，并且媒介产品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具有不同于其他普通商品的特殊的市场运作方式，因而目前我国媒介产业化运作的现状尚不容乐观。媒介产业化运作与普通商品买卖不同的是，生产商、发行商的利润并不是直接来自消费者，而是来自于媒介本身，而媒介的利润则是通过广告收入来实现。至于消费者，也就是受众，主要是通过购买广告商品完成对传播内容的消费支出，用于媒介产品本身的消费值只是消费支出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媒介传播内容的购销过程比普通商品要复杂得多，其操作难度相应也大得多，加之媒介产品作为“文化商品”，其“文化附加值”的高低因受众的层次、地域及生活方式等差异的影响而有较大出入，所以目前在媒介产业化运作方面出现了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如：1.市场竞争机制出现某些偏差这种偏差来自于信息反应能力不强和价格体系的混乱。商品生产的竞争意识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产品价格和服务质量上。信息反应的迟钝导致媒介产品受市场关注的程度不高，而价格体系的混乱则令定价策略丧失其市场竞争机能。因而竞争意识在我们的媒介产品市场上体现得并不强烈，许多媒介产品只是靠投资商与各大媒体的私人感情得以实现利润，在电视业这一点尤为明显。2.反馈信息的分析处理机制不健全反馈信息的分析与处理是市场经济至关重要的一环，而目前各类传媒的收视率、阅听率调查、统计、分析与处理仍属于整个体系中较为薄弱的环节。虽然有全国最具权威、最大调查覆盖网的电视调查中心和其他一些外资调查公司的存在，但大多数的所谓调查机构其工作手段仍比较原始，致使我们的市场分析工作处于极不完善的摸索阶段。3.品牌意识和售后服务意识还未真正树立品牌不仅意味着媒介产品的特性和品质，同时也与受众的倾向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媒介品牌是有个性的，它代表着媒介产品或某一产品要素的具体形象。平常我们所说的名编辑、名记者、名主持人、名牌栏目、精品频道以及优秀的CI设计等都属于媒介品牌的范畴。它们在媒体运行中的意义和价值是非同寻常的，应该引起业内人士的足够重视。商品的售后服务是交易的延伸，也是商家树立名牌形象的必要手段。媒介产品作为文化商品，其售后服务应根据受众的要求有其特定的内容。目前媒介亟需这方面的思考与动作，这对于占领市场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当然，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媒介产业化运作方式对媒介发展、对传播模式的重新构建，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至少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大众意识的渗透使传播模式的合理重构成为可能，也为传媒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广阔空间。传媒运作将不再仅是传者的主观设计，而是从市场经济规律出发来证实它的“从众性”。二是新闻民主意识的增强。市场运作的主要形式是竞争，对于媒介而言，最重要的是信息竞争。市场带来残酷的压力与动力，使传媒把信息的触角不断向外延伸，在边缘地带发展信息，打破了单纯靠上级指令报道新闻的模式，而把民主监督性新闻以及带有同类意识的节目扩大化。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传媒终将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到产业化运作的行列中，而中国媒介传统的传播模式也将因此而有所转变，其正面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媒介产业化运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是应该引起世界足够的重视并进一步研究解决的。三、媒介产业化动作的负面效应及对策媒介产业化运作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在媒介产业化动作过程中，媒介的领导很难处理好宣传与创收二者之间的关系。大众传媒作为现代化的舆论工具，在搞好宣传，做好政府喉舌方面任务非常之重，但同时又不得不考虑到在自负盈亏的条件下充实事业经费，满足职工福利方面的需求。并且不少传媒在进行产业化运作中把宣传和创收人员分开，使得这两部分人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衡，也是颇难解决的棘手问题。2.媒介产业化运作对媒介工作者的思想带来较大的冲击，使一部分人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某种偏离。其主要表现包括：不能安心本职工作，崇尚拜金主义；受短期利益驱动，不愿进入基层实地调查；内部矛盾增多，相互消耗力量，影响积极性的发挥等。3.节（栏）目设置、信息传播乃至播（刊）出形式、操作方式等受到广告活动的很大影响和制约，潜伏着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危险。在传媒实行产业化运作以后，资源消耗主要依靠广告收入得到补偿，而过分依赖这部分收入会使广告客户在媒介中取得较大的发言权，对媒介施加影响。他们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图对节（栏）目设置、内容选择、播（刊）出形式、时间（版面）安排等提出许多额外要求，而媒介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往往会对这些要求作出妥协和让步，这将很可能导致媒介导向上的失误，“使媒介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卫兵”的功能逐渐丧失。4.媒介产业化运作有可能使媒介区域发展不平衡状态更加突出。应当承认，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城乡差别，沿海开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差别都很悬殊。经济水平直接决定了受众的购买力，广告客户更愿意把资金投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这必将使落后地区媒介广告源严重缺乏。同时，广告客户对目标对象的要求与媒介产品的受众对象重合率不断增高也会使媒介在产品内容、形式的选择方面进一步向富裕地区的受众倾斜，这样广大农民和贫困地区受众的收看（听）要求实际上已经无人问津，被“剥夺”了平等参与信息传播和交流的权利，成为备受冷落的受众群体。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尚不规范的媒介产业化运作在带来积极作用、使我国大众传播模式趋向更合理方向转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而寻找出减少和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的对策，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传播模式平稳渡过调整期将是摆在媒介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依我个人看法，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着来解决：首先，应当明确，“传播业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范畴，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性……鲜明地表现一定阶级的政治倾向和世界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媒介产业化运作应该兼顾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属性，并且通过抓主要矛盾、依据有关法规来促成二者的有机统一。对于目前比较突出的宣传与创收的矛盾，不妨在一定时期内仍由政府保证对媒介最低限度的投入，并在发展政策等方面对媒介的产业化运作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这样可以使媒介从业人员获得安全感和基本保障，同时也利于传媒队伍的稳定。此外仍要坚持宣传工作的主置，争取在报道方式、手法等方面多下功夫，不断提高媒介产品的质量，参与市场竞争。其次，承认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媒介产业化运作要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展开、逐步深化，不能急于求成。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尽快制定竞争规范，避免无序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同时提倡科学管理，打破传统的组织结构，建立一个高效、科学的组织结构，设立决策中心、执行系统、监督系统、反馈系统；并由这一个中心、三个系统构成管理活体，以最合理的资源投入，制作出适应市场需要的高质量产品，最大限度地占有受众的收视（听）率，并逐步达到媒介产业化运作的既定目标。第三，高度重视科技与市场的关系。不断把握媒介业及相关领域的最新科学技术和手段，“以科技的最新成果挖掘资源的竞争潜力。”同时通过有效的反馈渠道将各方面的信息收集起来，找到潜在问题的症结所在，以便进一步综合、分析，为决策层和研究人员提供参考。第四，搞好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组合，使其发挥最佳效益，促使媒介的无形资产不断增值，保证媒介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防止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带来的巨大浪费；扩大“小众传播”范围，合理规划栏（节）目和部门的分工，创立独特风格，培养特定受众群体；选拔各门类人才，大胆使用，实行优化组合，争创名牌节（栏）目等。第五，采用渐进式创收经营策略，以广告创收和节（栏）目品牌创收相结合，吸引投资者的资金。提倡受众意识、精品意识、营销意识，并以广告预告、导视频道（导读）、滚动播出（连续报道）等多种方式配合推广优秀节（栏）目。同时这种用广告创收和节（栏）目品牌创收相结合的方式也可以为我们衡量节（栏）目质量的高低提供一个借鉴的标尺，促使人人关心节（栏）目质量的提高。这样既形成了内部的正当竞争机制，又减少了原本因分配不均而造成的诸多矛盾，有效地控制了负面影响的产生和扩大。第六，发挥行业、系统优势，扩大联合，使各类媒介的优势和资源效益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得到发挥，使信息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共享，并进行各种形式的联合，“扩张规模互相支持，以增强面对市场的应变能力”，最终形成行业性生产经营集团，从而获取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第七，建立完善的内部激励、制约机制，并使之规范化，同时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媒介从业人员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责任心。最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及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加大对落后地区和乡村传媒事业的扶持和援助，缓解媒介产业化运作后传媒事业地区发展不平衡状态不断加大所造成的矛盾。总而言之，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如何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传播制度中的喉舌功能的同时，将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引入媒介，在生产、营销、服务等各个环节改革旧的运行机制、建立科学化管理体制并平稳渡过传播模式调整期，通过不断探索最终形成和建立适合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大众传播模式，将是摆在每一个媒介工作者面前的严峻课题。注释：斯盛编著：《狙击全世界：索罗斯和他的三十条秘密商规》，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林之达著：《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P235，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苏轮机：《完全市场导向新闻学：苹果日报个案研究》，载于《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P217。刘宏：《市场经济与中国传媒》，载于《现代传播》1998年第5期，P2。张鹏：《浅谈国外传媒业对我国传媒业的冲击与对策》，载于《新闻传播论坛》，1999年第1期，P45。胡正荣：《传播学总论》，P201，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曹自学：《传播学与科技传播》，载于《科技传播研究》，P17。周鸿铎：《产业化集团化是我国电视事业发展的总趋势》，载于《走向21世纪的中国电视——台长、专家访谈录》，P617，1998年9月第1版。

媒介文化论文例5

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是西方传播学巨人。他在加拿大和美国大学里执教英美文学，默默无闻凡20年，直到1964年，因《理解媒介》的出版才一举成名，成为传媒追捧的风云人物。自此，他完全转向研究媒介、传播和大众文化。他的研究宏观上观察人类文明史和传播史，微观上透视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娱乐文化、教育和政治制度的各个侧面。同时，他又用比较文化的镜子关照东西方文明和欧洲各国文化。

麦克卢汉的声誉沉浮颇具戏剧性。30年前，学术界对他的评价分为对立的两极。毁誉之声，别若天壤。90年代，他的声誉重新崛起。他的《理解媒介》已经成为经典。

历史证明，麦克卢汉是信息社会、电子世界的先知。20世纪的思想巨人。今天，他的预言一个个都实现了。他关于“地球村”、“重新部落化”、“意识延伸”的论述，无人能出其右。

有人说，“批评家要花30年的时间去理解麦克卢汉”(1)。中国人知道他快20年了，可是我们对他的研究几乎还没有开始。本文攫取一鳞半爪，评介他的媒介理论。但是，由于他的思想根植于人类文明的宏观背景之中，文章就离不开全景式的扫描。管窥不忘全豹，蠡测不忘大海，让我们纵深跳入人类文明的大海，去看看他的媒介史观和传播史官。

一、奇怪的媒介观

麦克卢汉首创了“媒介”这个词。他说的媒介“很怪”。一般所谓媒介指的是报纸、杂志、电影、广播、电视等几大媒体，这就是狭义的媒介。他说的却是广义的媒介，泛指一切人工制造物和一切技术。这使他有别于常人，也有别于其他的学者。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他的“媒介”是那么的宽泛无边、稀奇古怪。

他在《理解媒介》中列举细说了26种媒介，每一种媒介自成一章，且都用了一个奇妙的比喻。兹抄录于下：1.口语词：邪恶之花？/2.书面词：以眼睛代替耳朵/3.道路与纸路/4.数字：集群的侧面像/5.服装：延伸的皮肤/6.住宅：新的外貌和新的观念/7.货币：穷人的信用卡/8.时钟：时间的气味/9.印刷品：如何理解它？/10.滑稽漫画：《疯狂》漫画通向电视图像/11.印刷词：民族主义的建筑师/12.轮子、自行车和飞机/13.照片：没有围墙的妓院/14.报纸：靠透露消息的政治/15.汽车：机器新娘/16.广告：使消费者神魂颠倒/17.游戏：人的延伸/18.电报：社会激素/19.打字机：进入钢铁奇想的时代/20.电话：是发声的铜器还是玎玲作响的符合？/21.唱机：使国民胸腔缩小的玩具/22.电影：拷贝盘上的世界/23.广播电台：部落鼓/24.电视：羞怯的巨人/25.武器：形象之战/26：自动化：学会生存。

我们介绍他的文化观，必须要从他的研究方法、历史观和媒介观说起。

麦克卢汉在英美文学的园地里耕耘30余年，研究的是精英文化。但是，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逐步转向媒介、传播学和大众文化。这一转向既是出于他个人的爱好，也是因为社会的客观要求。美国是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和大众传播的沃土。在教学生涯的初期，他难以理解学生中流行的大众文化。为了了解学生，他逐渐移情于斯，同情、中情、献身探索、发现。经过20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在西方学界卓然成为大家。

二、从研究方法说起

麦克卢汉有一句经典名言：“媒介即是讯息。”套用这一警语，似乎可以说：“媒介即是文化。”他诸如此类论断和表述比比皆是、令人费解，既晦涩难懂，又隽永深刻。他的语言风格恣肆，他的研究路子放荡不羁，九确实引起很大的争议。

“媒介即是文化”，这是他想说而没有点破的命题。为了证明这个命题，让我们先说他的研究方法，说它有何独特、为何独特、有何价值，又为何受到批评。他的方法和西方科学研究、经验研究、实证研究的传统背道而驰。在这一点上，他遭人误解、批评和攻击。

批评家对麦克卢汉的指责，集中指向两点。一是他无所不包的媒介定义，二是他反实证、反经验的研究方法。

他反常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探索而不做结论，并置而不做分析，铺陈而不做归纳，发现而不做判断，定性而不定量，形而上而不做实证。他的叙述方法也一反常态，可以概括为：偏爱格言警语，不求明白如话；只用“艺术”语言，不求科学严密；只推出马赛克图像，不搞量化描摹。

读者最不习惯的，是他滥用警语、格言、典故、暗喻，还有莫名其妙的“麦克卢汉式”的语言。于是英语里增加了一个词：“麦克卢汉式”。这个戏说之词是法国人发明的，但是它很快不胫而走，在西方学界流行开来。

麦克卢汉对文化史的研究，综合了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史学和文学的研究路子。他把社会史和文化史简约为传播史。他的历史尺度和跨度太大，难免大而无当，但是他毫不在乎。他喜欢信马由缰、天马行空，在广阔的历史时空中驰骋。他举起“杂家”的旗帜，公开批评“专家”。他不屑于当专家，因为他认为专家是畸形人。他讴歌整合一体的“部落人”，悲叹分割肢解的“拼音文字”、“谷登堡人”和“机械人”。他呼唤“重新部落化”的人。他希望研究人类的“无意识”、“意识的延伸”和“地球村”。

由此可见，虽然他对西方文化隐隐约约有一些批评，但是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彰否任何一种文化。他既不当卫道士，也不当吹鼓手；既不当掘墓人，也不当陪葬品；既不当法官，也不当辩护律师。他只当探索者，把自己发现的东西陈列在世人面前，由他们自己去做判断。

他宣告自己的方法反传统：“我以崭新的眼光重新考察人的延伸，几乎没有接受传统智慧中看待它们的任何观点。”

他把自己的探索方法叫做开锁匠的方法：“我从来没有把探索的结果当做揭示的真理。我没有固定不变的观点，不死守任何一种理论——既不死守我自己的，也不死守别人的……我的工作比较好的一个方面，有点像开保险柜的工匠的工作。我探索、倾听、试验、接受、抛弃。我尝试不同的序列。直到密码锁的制动栓落下来，保险柜的门弹开。”

他不屑于当专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杂家而不是专家。专门家圈定一小块研究领地，作为自己的地盘，对其他任何东西却不闻不问。”

他认为需要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我对文学和文化传统有道义上的责任，于是着手研究威胁文化价值的新环境。我很快就发现，这些新东西用道德义愤或虔诚义愤是挥之不去的。研究证明，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

他认为线性分析法不能用来研究媒介环境。他说：“一切研究环境的线性路子都没有用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如此。科学界已经认识到需要统一场理论。它可以使科学家使用一套连续性的术语，借以把各个学科领域联系起来。”

三、麦克卢汉文明史观

“媒介是人的延伸。”按照他这个定义，弓箭是手臂的延伸，轮子是腿脚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口语是思想的延伸，文字是口语的延伸，拼音文字是视觉的延伸，印刷术是文字的延伸，近代机械文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是印刷术的延伸，电子媒介是大脑的延伸，网络是大脑的延伸，如此等等。

这就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史观，也就是他的文明史观。在他看来，文明史就是传播史，就是媒介演进史。

如是观之，人类文明经历了3次飞跃，也就是媒介的3次飞跃：拼音文字、印刷术和电子媒介。第一次飞跃是口语向拼音文字的飞跃，发生在两千多年前。这里所指的文字专指拼音文字，其他的文字不入此列。第二次飞跃是手写文字向机械印刷的飞跃，发生在16世纪。因为印刷机是谷登堡发明的，所以这一次技术变革叫做谷登堡革命。第三次革命发轫，于19世纪的电报，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微电脑，起飞于90年代的网络世界。

麦克卢汉的媒介传播期可以图示如下：

表1：麦克卢汉媒介传播四期说

口耳传播拼音文字传播机器印刷传播电子媒介传播

距今两千多年迄于16世纪起于16世纪起于1960年代

有趣的是，英雄所见略同。1953年，美国二战前后顶尖的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alphLinton），在《文化树》中提出“文化突变”的思想。用这个思想来考察世界文化史，他提出了3个文化突变期。第一个突变时期的标志是火的使用、工具的制造和语言的起源。第二个突变期是农牧业的兴起，第三个突变期肇事于工业革命。而且，他还抓住初露端倪的核技术和空间技术，预告第三个突变期的来临。可惜他死于1953年，来不及看到空间时代和电子时代的来临。1980年，美国未来学加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把人类文明史概括为3次浪潮，他的这个思想在中国特别走红，影响了整整的一代人。他在《第三次浪潮》中，从产业更替的角度来观察文明史。他认为，第一次浪潮是农业社会，滥觞于一万年前。第二次浪潮是工业革命，爆发于18世纪。第三次浪潮是信息社会，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

四、独特的社会史观

与他的传播史观相配合，麦克卢汉提出了独特的社会史观。他认为，人类社会经历的部落化、非部落化和重新部落化3个时期。社会发展史与媒介传播史的对应关系大致如下表：

表2：麦克卢汉媒介传播史和社会发展史

口耳传播拼音文字传播机器印刷传播电子媒介传播

距今两千多年迄于16世纪起于16世纪起于1960年代

部落化时期非部落化时期重新部落化时期

在部落世界里，只有口语，没有文字，文化只能靠口耳相传，人们只能面对面交流。部落人口头交流时，感官是平衡的。眼耳口鼻舌身全部调动，全身投入，感官没有分割。此时的口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魔力，它不仅用来传递信息，而且用来支配世界，祈祷、诅咒、施行巫术。部落人的感情世界和心理活动是非常丰富的。他们和部落融为一体，和外部世界融为一体。部落圈子里的生活，形成一个无形的网络之中。口语“伟大的持久不变的大众媒介”，是“一切媒介之中最通俗的媒介”，又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艺术杰作”。“我们的目语，是我们全深信投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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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人生或在听觉空间和声觉空间之中。听觉空间没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别。它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它是由眼耳口鼻舌身同步互动而产生和感觉到的空间。耳朵不能聚焦，不能分析分割。口语不能视象化，只能形成一个立体的声觉空间，不能像文字那样形成视觉空间。面对面口头交流时，人不能只突出一种感官，而是要调动一切感官。这个声觉－听觉空间是同步、整合的、通感的。部落人只能靠口语获取信息，所以他们被拉进一张无形的部落网络。口语比文字承载的情感更丰富，因为语调能够传达喜怒哀乐愁。部落人的听觉—触觉世界是集体无意识的、充满魔力的、不可分割的。这是由神话和仪式高度程式化了的世界，其价值是神圣的、不受任何挑战。

读者务必注意，麦克卢汉所谓的文字，特指西方文明和使用的拼音文字，其他文字不在此列，因为西方的拼音文字与其他的文字有本质区别，切不可混为一谈。他认为，“印刷会意文字和印刷拼音文字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因为会意文字是同时调动所有感官的复杂的格式塔完形，比埃及的圣书文字有过之而无不及。会意文字不让形声义分割，而这种分割正是拼音文字的管见所在。”

拼音文字要打破感官平衡、心理和谐与社会和谐。他说：“拼音文字与圣书文字和象形文字是根本不同的。埃及、巴比伦、玛亚和中国文化确实是感官的延伸。但是这个延伸是下面这个意义上的延伸：它们用图形表现现实，他们要用许多符号来涵盖范围很广的知识。这一点和拼音文字迥然不同。拼音文字用没有意义的字母去对应没有意义的语音，它可以用少量的字母去包容所有的意义和所有的语言。这个成就要求词语的形态和词音从它们的语言意义和戏剧性意义中分离出来，目的是要使实际的语音成为看得见的东西……感官系统的平衡、心理和谐和社会和谐都要被打破。视觉功能就会发展过头。其他的文字没有这样的情况。”

拼音文字造成人、社会和知识的分割。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开始用序列、线性的方式推理。又开始对数据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由于知识是以拼音字母的形式延伸的，知识就发生局域定位，分割成专门的类别，造成功能、社会阶级、民族和知识的分割”。

拼音文字如何粉碎神圣的部落世界呢？

拼音文字是空间的线形展开。它和口语的根本区别，是脱离听觉世界，粉碎听觉场，分离视觉，突出视觉，形成文字的视觉空间。它打破了感官平衡的声觉——听觉空间。文字是目光的延伸和强化。它成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客体。此后，它就可以分割肢解、抽象分析了。人们可以摆弄、操纵、利用这个工具。于是艺术和科学应运而生，编年记事、记时器和建筑物相继产生，歌舞音乐和说话发生分离，和声与肢体表演发生分离，哲学、逻辑、修辞和几何也逐步产生了。

现将口语和拼音文字的主要差别图示如下：

表3：口语和拼音文字的对比

口语传播拼音文字传播

声觉－听觉空间，一切感官外化视觉空间，只有视觉外化

感官平衡，通感，感官同步互动目光延伸，视觉突出

不能聚焦，无中心--边缘分别线形展开，科技聚焦

有机的、不可分割的强烈分析分割的、线性的

用语调承载丰富的情感不能用非言语手段表达丰富的感情

网络生活，人际关系密切个人主义的，人际关系疏离

口语魔力，集体无意识，神话，仪式文字魔力，“理性”，一致，序列，连续

前科学，前艺术、不专精一门科学，艺术，逻辑，专门分工

麦克卢汉就口语和拼音文字的对比脍炙人口。还是听听他侃侃而谈爸。他说拼音文字是西方“文明人”的标记：

“拼音文字发明之前，人生活在感官平衡和同步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具有部落深度和共鸣的封闭社会。这是一个受听觉生活支配，由听觉生活决定结构的口头文化的社会。耳朵与冷静而中性的眼睛相对，它的官能是强烈而深刻的，审美力强、五所不容的。它给部落亲属关系和相互依存编织了一张天衣无缝的网络。全体部落人和谐相处。首要的交流手段是言语。看不出有谁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一些或少一些。这就是说，几乎没有什么个人主义或专门分工。个人主义和专门分工是西方“文明人”的标记。直到今天，部落文化仍然根本无法理解个体的观念或独立公民的观念。”

口语和拼音文字的区别是听觉空间和视觉空间的区别。他说：

“听觉空间是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的空间。它不像严格意义深的视觉空间，视觉空间是目光的延伸和强化。声觉空间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是通过各种感官的同步互动而感觉到的空间。与此相反，“理性的”或图形的空间是一致的、序列的、连续的，它造成了一个封闭的世界，没有任何一点部落回音世界的共鸣。我们西方世界的时空观念是从拼音文字产生的环境中派生出来的。西方文明的整个观念也是从拼音文字派生出来的。部落世界的人过的是一种复杂的、万花筒式的生活，因为耳朵和眼睛不同，它无法聚焦，它只能是通感的，而不能是分析的、线性的。言语是要发出声音的，更准确地说，它是我们一切感官的同步外化……无文字民族的生活方式是隐而不显、同步和连续的，而且也比有文字的民族的生活方式要丰富得多。由于要依靠口语词获取信息，人们被拉进一张部落网。因为口语词比书面词承载着更丰富的情感——用语调传达喜怒哀乐愁等丰富的感情，所以部落人更加自然，更富裕激情的起伏。听觉—触觉的部落人参与集体无意识，生活在魔幻的、不可分割的世界之中。这是由神话、仪式模式化了的世界，其价值是神圣的、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的。与此相反，文字人或视觉人创造的一个环境是强烈分割的、个人主义的、显赫的、逻辑的、专门化的，疏离的。”

拼音文字使感官分割：“只有拼音文字才使眼睛和耳朵分割，语义与字码分割。因此，只有拼音文字才有力量使人从部落领域转入“文明”领域，才能使人用眼睛代替耳朵。”

拼音文字加速了从部落人到“文明”人疏离的过程。他说：“在部落社会中，由于非常实际的原因，触觉、味觉、听觉和嗅觉都非常发达，比严格意义上的视觉要发达得多。突然，拼音文字像炸弹一样降落到部落社会中，把视觉放到感官系统最高的等级。文字把人推出部落社会，让他用眼睛代替耳朵，用线性的视觉价值和分割意识取代整体、深刻、公共的互动。拼音文字是视觉功能的强化和放大，它削弱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渗透到部落人非连续的文化中，把他的有机和谐、复杂通感转换成一致、连续和视觉的感知方式。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把这种感知方式当做“理性”生活的标准。整合的人变成了分割的人。拼音字母粉碎了令人着迷的圈子和部落世界共鸣的魔力。它好像使人发生爆炸，变成专门化的、心灵贫乏的“个体”或单位，在一个线性时间和欧几里德空间的世界里运转的单位。”

他说拼音文字把部落人变为视觉人：“拼音文字把复杂的部落文化转换成简单的视觉形式，使部落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中性化。请注意，让我们疏离的只有视觉。其他的感官使我们卷入，但是拼音文字培育的疏离却使人脱离卷入，使人非部落化。人脱离部落之后，其首要特征是成为视觉人。”

拼音文字祸福相倚：“有许多证明显示，人们为专门的技术和价值的新环境付出的代价也许是太高了。精神分裂和异化也许就是拼音文化的必然后果。”

五、谷登堡人的分裂

印刷术把西方人撕得粉碎。谷登堡人是分裂的人。如果说，拼音文字是精神分裂和异化的重要诱因，那么机器印刷使这个倾向大大加重。它使文人孤栖书房，使人追求隐私而脱离社会。它培养了雄心勃勃的个体，使个人主义变本加厉。他说：“印刷术是人的急剧的延伸。”

他认为印刷术直接产生了“宗教改革、装配线及其后代、工业革命、整个因果关系的观念、笛卡儿和牛顿的宇宙观、艺术中的透视、文学中的叙事排列、心理学中的内省或内部指向。这一切都大大地强化了个人主义和专门化的倾向，这两种倾向是两千多年前的拼音文字产生的。于是，思想和行为的分裂变成了体制。于是，分割的人——首先被拼音文字分割——最后被印刷术剁成了字钉一样的东西。从那时起，西方人就成了谷登堡人”。

总之，印刷术的产物包括西方文化的一切方面：民族国家、民主制度、宗教改革、装配线、工业革命、因果观念、笛卡儿和牛顿的宇宙观、艺术中的透视、文字中的叙事排列、心理学中的内省或内部指向。

这似乎把印刷术吹得神乎其神。但是，如果静下心来婷婷他的说明，他的想法其实是非常有趣、破有道理的。兹摘录若干隽语，借以揭示他那出人意表的洞见。

印刷术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随之兴起。“印刷术发现了生动逼真的民族疆界，印刷术籍的市场也是由这样的疆界圈定的，至少对早期的印刷商和出版商是这样的情况。而且，能够看见母语穿上可以重复的、相同的技术衣衫，也许在读者的心中会产生一种统一和强烈的感情。每个人和操母语的其他读者分享这样的感情。前文字和半文盲的人的国家是迥然不同的。”

“民族主义是16世纪印刷术爆炸的结果。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不存在民族主义。印刷术使人以分析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母语，把它看成是规模一致的实体。印刷机大批量生产书籍和其他印刷品，使之传遍欧洲的各个角落，把当时的白话语言区转变成规格一致的民族语言”

印刷术引起工业革命。“事实上，活字印刷是一切装配线的祖先。”

印刷术导致市场经济。“拼音字母文化最有力的表现，是我们的统一价格体系，它渗入到遥远的市场，加速了商品的周转。”

印刷术强化了个人主义。“使用拼音文字使自由派相信，一切真正的价值是私密的、个人的、个体的。”

六、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

根据麦克卢汉的思想，3次媒介革命是人的3次延伸。拼音文字是从听觉空间向视觉空间的延伸，电子技术是从肢体走向大脑的延伸。他的宏论处处闪光、字字珠玑：“在机械化时代，我们实现了自身的空间延伸。如今，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的发展之后，我们已在全球范围内使中枢神经系统得到延伸，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了时空差别。目前我们正在很快地接近人的延伸的最后阶段——意识的技术模拟阶段。在这个阶段，知识的创造性过程将被集体地、共同地延伸至整个人类社会，如同我们已通过各种媒介使感官和神经系统延伸一样。”

“今天的电子媒介终于使我们从催眠术中苏醒过来。谷登堡星汉被马克尼星座遮蔽了光辉。”

“电子媒介使我们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提高和外化……电报的滴答声敲响了印刷时代的讣告。西方拼音文字价值观的丧钟敲响了。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和电脑的发展进一步给它的棺材敲上了钉子。电视用最终埋葬拼音文字的讯息塑造人的感知系统。”

“由于电脑的问世，意识的延伸已经开始。我们对超感官知觉和神秘意识的痴迷，就已经预示了意识的延伸。”

“电脑问世之后，意识本身要延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如果要完成意识的延伸，依靠现存的理性观念是办不到的。”

“我们已经延伸了中枢神经系统，使之转换成了电磁技术。把意识迁移到电脑世界。”

“假如‘大脑移植’的时代就在前方也许就可以给每一代新人提供‘大脑的复制品’，直接对那个时代的思想精英的大脑进行活体复制。人们不再买莎士比亚或伊拉斯谟的著作，很可能会用脑电图扫描的方法，把莎士比亚和伊拉斯谟的感知和博学植入自己的大脑。于是，书籍就可以绕开了。”

七、地球村里的新“部落人”

麦克卢汉创造一批令人惊叹、永载史册的新词，“地球村”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电子媒介使人类结为一体，人类要“中心部落化”，电子时代就是新“部落人”的时代。他说：“电子媒介造成的重新部落化，正在使这颗行星变成一个环球村落。”

他所谓的“地球村”是一个比今天的西方社会更加美好的社会：“全球村是一个丰富的、富有创造性的混合体。这里实际上有更多的余地，让人们发挥富有创造力的多样性。在这一点上，全球村比西方人同质化的、大规模的都市社会要略胜一筹。”

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社会。他说：“电子信息运动的瞬时性质不是放大人类大家庭，而是非集中化，使之进入多样性部落生存的新型状态之中。”

他相当详尽地买会了这个新奇的世界：“这将是一个完全重新部落化的深度卷入的世界。通过广播、电视和电脑，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环球舞台，当今世界是一场正在演出的戏剧。我们整个的文化栖息场，过去仅仅被认为是一个容器，如今它正在被这些媒介和空间卫星转换成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它自身又包容在一个全新的宏观宇宙之中，或曰一场超地球的婚姻之中。个体的、隐私的、分割知识的、应用知识的、“观点的”、专门化目标的时代，已经被一个马赛克世界的全局意识所取代。在这个世界里，空间和时间的差异在电视、喷气飞机和电脑的作用下已经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同步的、“瞬息传播”的世界。此间的一切东西都像电力场中的东西一样互相共鸣在这个世界中。”

他用神来之笔反问到：“为什么不可以把世界意识联入一台世界电脑呢？凭借电脑，从逻辑上说，我们可以……求得一种与柏格森预见的集体无意识相似的、不可分割的宇宙无意识……这种状况可以把人类大家庭结为一体，开创永恒的和谐与和平。”

他惯用简约幽默的故事，说明复杂而抽象的构想。他的“地球村”和“新部落”其实是这样的简单：“一个二年级小学生做出的反应就是这样。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时，老师叫她写一首儿歌。她是这样写的：“新型这么大，地球这么小，待在原地吧，别跟它飞走。”她是这个新型部落水的一员，生活在一个复杂无比的世界之中，广袤、永恒。”

媒介文化论文例6

在当代社会，由于20世纪大众传媒业的迅速普及和发展，大约从20世纪中期起，传媒业就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同社会文化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这种文化现实使传播学界提出了“媒介文化”的概念。因特网诞生后，伴随着其在全世界范围的蓬勃发展和影响力的显现，这一新兴的、复合型的传媒，也正日益深入地渗透到当今社会文化之中，从而引起了学术界对“赛博文化”／“网络文化”的关注。从媒介文化到“赛博文化”，当代社会文化的发展，清楚地展示了传媒作为社会文化的主导性载体的特征，同当代社会文化特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契合。“赛博文化”／网络网文化诞生后，其同传统的媒介文化的关系中既有对后者特征、表述手法等的传承，又有对后者的突破。 I．“赛博文化”的兴起及其同原有媒介文化的联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特网在世界范围的迅速发展使网络空间逐渐成为人类文化生活展开的崭新场所。“赛博文化”／“网络文化”的概念因而开始出现。有关资料表明，“赛博文化”的概念同“赛博空间”的概念分不开，并且是在“赛博空间”的概念出现后出现的。最早使用“赛博空间”（cyberspace）一词的，是加拿大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1984年他在科幻小说Neuromancer中首次使用了“赛博空间”一词，塑造了一个将电脑直接联入大脑的主人公，描绘了一种电脑联网把人、机器和信息源都联接起来的景象，昭示了一种社会生活和交往的崭新空间。此后，以cyber为前缀的词汇迅速流行。与此同时，因特网的迅速发展，使网络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图景不再仅出现在科幻想象中，而是也开始出现在现实中。20世纪90年中、后期，伴随着因特网在全世界的扩张，一些网上的文化娱乐形式纷纷出现，吸引了爱好新潮的上网者。这一现象，引起了传播学研究界和教育界对“赛博文化”／网络文化（cyberculture）的关注。 到今天，“赛博文化”／网络文化对于经常上网的网民来说，已是一种确确实实的存在。对他们来说，网站上的娱乐频道／板块、随意轻松的网络文学、色彩缤纷且闪动不停的Flash动漫、生动诱人的网上电子游戏、别具一格的网络广播和网络电视、互动式的视频点播等，已非陌生的事物。电脑网络显然已成为全新的文化载体。对于条件具备而已上网的网民来说，网络正在渗透进其文化经历，融入其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不仅可以通过在网上冲浪享受多样化的文化作品、游戏娱乐，而且可以通过上网同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进行可视电话交谈、发送贺卡完成节日礼仪，通过鼠标一点完成商务通信，通过访问政府网站了解政务信息、享受电子政府提供的便利，通过到BBS上贴帖子表达自己的意见…… 虽然，由于目前在世界上许多因特网普及率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网络尚未真正渗透到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因此，这些网络上的文化形式（传媒网站和参与网络新闻传播的商业网站是提供这些形式的文化内容的重要生力军）还没有能像传统的媒介文化形式那样广泛融入社会公众的文化生活。但是，它们在网民一族，尤其是在天然地对新生事物特别敏感偏好的青少年网民中的流行，毕竟标志着因特网和网络新闻业介入社会文化的态势，已经出现。在那些因特网的普及率已超过25％和普及率甚至已接近或超过50％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因特网和网络新闻业介入社会文化更是已成现实。 试以因特网的发源地美国为例。根据以研究因特网著称的美国Pew研究中心（pewinterrnet.org） 2002年12月29日的题为《依靠因特网》（Counting on the Internet）的研究报告，美国网民已占全国人口的60％，40％的美国人上网已满3年（以上），因特网在美国已成为一种主流的信息工具。21％的美国人透露他们在从事各种任务时在很大程度上仰仗因特网。① 可见因特网已渗透到美国公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我国，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十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提供的调查数据，2002年12月底我国大陆网络用户数已达5910万，虽然在我国13亿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仍然甚小，但鉴于按年龄分布，30岁以下（包括30岁）的用户占71.9%（18岁以下，17.6%；18－24岁，37.3%；25－30岁，17.0%），网络在热爱新潮的我国青少年中的影响不容低估。一些研究者在大中学生中进行的有关网络文化与青少年的调查显示，网络正在融入他们的生活。例如，根据2001年5月杭州市学生联合会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对杭州市区中学生接触和利用网络的调查，42.2%的杭州市中学生几乎每天上网；51.2%的杭州市中学生网民承认因特网已经多少改变其以往的生活方式。就他们对各种网络功能的使用而言，使用率超过50%的功能有网络游戏（62％）和聊天室（54.4%），电子邮件的使用率则达到48.6%。 ② 又如，一家网站于2002年5月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进行的有关校园网络文化的调研发现，59%的调查对象认为网络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还有的调查对象甚至认为网络几乎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可见在交大，上网正在变成大多数青年学子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他们一般如何度过在网络上的时光呢？调查对象中选择“与朋友聊天，互相沟通联络”的达55.5%；选择“时事新闻”和“娱乐”的双双达52.5%。③ 网络对校园文化生活的渗透，由此可见一斑。 网络的崛起，给文化的传播增添了一种全新的载体，但是载体的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其承载的信息及其表达形式，这些绝不会在一夜之间凭空冒出，而是不可避免地会以过去的文化积累为基础。美国著名新媒介研究专家罗杰·菲德勒（Roger Fidler）在《媒介形态变化》中把“连接过去”视为新媒介成功进入社会应用的重要因素之一，把跨跃“熟悉”的桥梁，看作新媒介发展的必经过程。他指出：“在人类传播系统历史中，新的形式如果缺少同先前或现存的形式的密切联系，就很少能得到采用。…… 传播媒介的现代形式也表现出类似的模式。”④ 在他看来，“新媒介的成功形式就像新物种那样，并不是无中生有地突然冒出来的。它们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传播发展史上的许多事实都可印证其观点，印刷同书写的联系，早期印刷报纸的样式同手抄新闻信和新闻书式样的联系，影视同摄影、录音、文字语音的联系等，都展示了传播系统、传播形式沿革过程中的新旧联系。网络和由网络承载的“赛博文化”的发展也不例外。从因特网在本质上而言依然是符号世界依托的载体的角度来说，“赛博文化／网络文化”可说也是“媒介文化”的一种。它与原有的传统“媒介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特网的诞生所催生的一系列崭新的文化形式，如上述提到的网络文学、Flash动漫、视频点播、网上电子游戏等，都并非全然从虚无中突然冒出，而是包容了过去的传统的文学、动漫、电视节目、游戏等文化形式的某些方面，大众传媒（尤其是广播电视）的许多提供文化娱乐的做法，都为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从更大的方面来说，以多媒体电脑为信息传输的出入口的因特网本身，融合汇聚了（电子）通讯、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特点。当然，在网络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不同形式相比，后出现形式倾向于凸显网络特点的程度较大些。例如，将较早出现的网络文学与较晚出现的Flash动漫相比，后者不同于传统形式的成分显然较前者多。 “赛博文化”同原有的传统“媒介文化”的联系还表现在前者对后者一些特征的传承上。从阶段“赛博文化”的发展状况来看，我们认为，它已经显示出继承了乃至强化了既往的“媒介文化”的轻松娱乐化与多样化特征。而就大众化／平民化来说，网络作为创新事物在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普及率，使之尚没有像传统的大众传媒那样在全世界深入到社会下层中，而真正走向大众／广大平民是文化的大众化／平民化特征的应有之意。但是，目前影响网络文化在世界各地广泛走进社会下层的原因（撇开经济实力等因素不谈），就网络本身来说，并非由于网络承载的文化从内容上来说主要是精英化的或者说阳春白雪式的（事实上在所有用户都有可能成为传播者的因特网上，精英化不可能成为其文化内容的主流特征），而是由于网络在使用技巧／技能上“准入门槛”尚较高：既不像电视那样简单到人人一学就会，也不象印刷传媒那样已经通过文字知识在历史进程中的普及而不成问题；网络的操作技巧要在世界各地为广大公众尤其是下层社会成员掌握，尚须经历一个普及的过程。但是，网络文化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孕育着走向大众化／平民化的趋势：（1）鉴于内容的通俗化，享受“赛博文化”并非在内容上高不可攀；（2）网上海量的文化信息和网络传播的全球化、互动化、个性化特征使参与网络文化交流魅力很大；（3）因特网用户规模的迅速扩大使网络文化的潜在受众规模日益扩大；（4）电脑软件技术的发展已经一次又一次使操作简单化。从发展趋势来看，电脑和网络使用技能有望不断简化，而且电脑和网络应用技术课程的普及正在使这些使用技能走向普及，从而使网络的技术“准入门槛”降低。 II．“赛博文化”／网络文化的显著特征 网络网文化诞生后，其同传统的媒介文化的关系中既有对后者特征、表述手法等的传承，又有对后者的突破。由全新的电脑网络载体承载的“赛博文化／网络文化”已开始形成既往的文化形态不具备或不明显具备的一些特征。 首先，开放性是“赛博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之一。“赛博文化”具有向全球用户开放、向各种文化形式开放、向各种文化间的交流开放、随时开放的特性。作为全球性的传播载体，网络使人类精神交往活动——信息传播活动以及由此相伴随的物质交往活动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国际化。在因特网出现之前，传统的大众传媒虽然从内容上来说当然参与了世界信息沟通，但是从信息范围的角度来说基本上都是地域性的或全国性的传播系统：印刷传媒一般是地方性的或全国性发行的，广电信息的大都也没有超越国界。虽然卫星电视直播的兴起意味着超越国界的电视节目播送，但是毕竟卫星直播电视只是电视中的部分，而且卫星电视的“落地”需要“准入”，对此进行控制相对容易。所以传统的大众传媒称不上是全球性开放的传播系统。而因特网则是连接世界各地用户使之共享网上信息资源的传播系统，是面向全球的开放性交互式电脑网络。在因特网上，信息交流的时空限制在最大程度上趋于消失，因而，因特网就同全球化的交往活动的普遍化相伴随。在网络传播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赛博文化”/网络文化也就具有全球共享的特点。各民族国家的文化都有可能在网上得到展现和交流，这使网络文化具有融合不同的民族国家的文化特征的潜能。当然，在各国发展和力量不平衡的现实条件下，这也为强势文化的“入侵”弱势文化，提供了方便，对此发展中国家理当引起警惕。

其次，多层次、多层面的聚合和复合，是“赛博文化”的又一不同于既往的文化形式的特征。在因特网上，呈现文化内容的符号形式是复合的、聚集图、文、声、像于一体的，而且人类不同层次的精神交往活动都可在因特网上聚合，人们并可仰仗因特网这一复合型传媒进一步从事以各种交往实践活动为核心的行为（如网络游戏、网上投票选举等）。在电视大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曾经提出“地球村”的概念，认为伴随着电子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发展及其应用的日益广泛，人们通过电子传媒“重新体验部落化社会中村庄式的接触交流”，世界范围的信息传播日趋方便迅捷，人们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地球仿佛紧缩成了“地球村”。在因特网迅速崛起的今天，当我们将因特网同电视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最能验证“地球村”概念的，是因特网而不是电视。电视虽然能够图声并茂、生动逼真地将世界各地的动态等呈现给广大公众，但电视作为大众传媒却无法用于“地球村”的“村民”们相互之间的人际传播。而因特网则兼收并蓄了人际通讯手段如电话、电传、书信等等和大众传媒的某些成份，可以同时做到上述两点。网民们，就其日常的精神交往活动（不论是何种层次的）都能在世界范围展开这一点来说，是最典型的“地球村”村民。 交互主体性的地位在各个层面的凸显，是“赛博文化”的又一显著特征。因特网技术的交互性／互动性为网上交往活动中主体间的交互／互动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基础。在因特网上，多元的、多层次的主体――不论是个体的网络用户还是作为机构／组织的网络用户还是网络媒体机构，都是处于不断互动的网上交往过程中的。“赛博文化”/网络文化是由这些主体在体现交互主体性的各个层次的传播互动中共同创造和分享的。当然，互动／交互性本是交往活动中的应有之意。但是，在以大众传媒为中介的精神交往活动中，反馈较弱以及传受角色分工明确、固定等局限性使职业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在传播决策中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交互主体性难以得到很好体现。而在因特网上，不仅是电子邮件往来等人际传播层次的交往活动中交互主体性处处凸显，而且即使在面向所有网民公开的传播活动中，传受之间的互动、多元的受众主体间的互动也是重要的特征之一，交互主体性的地位在这一层面也凸显了出来。当然，应当承认，参与网络传播的所有主体也都是处于现实社会中的，在现实社会尚未进入真正人人平等的理想的社会形态之前，交互主体性地位的跃升并不意味着各类主体的力量的完全对等。在网站与网民的关系中，网站仍然是主导的方面，在决定其文化内涵方面显然具有主导作用。虽然网民也可以在某些网站上建立网页，在电子论坛上贴帖子，但网站对其依然可以进行管理。而在正常情况下，网民则显然无法擦掉网站各内容频道／板块中的内容。可是，如果将网民同传统传媒的受众相比，其主体性地位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其同网站、上网的各种机构以及相互之间的经常互动，也是确实存在的。 另外，当然还有人们讨论得较多的网络空间的虚拟性，这也是网络文化的明显特征。在网上虚拟空间中人们可以仰仗数字化技术和网络的复合型特征，把各种交往行为和一些原本由实体／物质世界的人际传播相伴随的、但却无法通过传统的大众传媒进行的行为搬上网，这同以往传统传媒中的“媒介世界”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对虚拟性应有一个适度的认识。“虚拟世界”毕竟不等于实体／物质世界，毕竟还是有许多物质行动是不能虚拟地完成的。例如，在虚拟的商场购物，还是要等商品真正送到用户手中方能真正完成购物行为（而这一物流环节一般还是要在物质空间展开），否则虚拟购物就会形同虚设，像小孩子玩过家家时扮演吃饭到底填不饱肚子一样不解决问题。说到底，虽然网络带来了符号行为的拓展和创新，虽然在信息化时代符号行为的确日益重要，但符号行为毕竟不能构成人类行为的全部，不能取代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 由于网络传播尚不是一种发展成熟的传播形态，由于“赛博文化”尚是正在形成过程之中的文化，其特征的显现自然而然地也处于“进行”状态之中。传播学界应不断追踪这一“进行”状态，不断加深对网络文化的了解。 注释： ① Pew Internet Research Center (2002). Counting on the Internet. 获自网上， URL地址：

[pewinternet.org/reports/pdfs/PIP_expectations.pdf]. ② [ccyl.org.cn/zuzhi/dcyjwz/files/ydcyj020617.htm]. ③ [pchome.net/news/2002/6/1/4985.htm]. ④ 【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中译本，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页。 参考文献 1．陈学明编著《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评述》，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93页。 2．电脑之家译网工作室《校园网络文化行调研报告》，2002年，获自网上，URL地址： [pchome.net/news/2002/6/1/4985.htm]. 3．【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中译本，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4．孟建等《网络文化论纲》，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5．张咏华《大众传播社会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213页。 6．Pew Internet Research Center (2002). Counting on the Internet. 获自网上， URL地址：[pewinternet.org/reports/pdfs/PIP_expecta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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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文化论文例7

二、解构:积极与消极并存的二元状态

高职教育在我国起步较晚，经过近20年的迅猛发展，在国民教育体系中仍处于薄弱环节，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研究高职校园文化，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迫在眉睫。近年来，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出现，高职校园文化呈现出双向建构的局面，一是借助网络媒介的快速成长和迅速普及，高职校园文化已经从小众化的青年亚文化走向“普泛化”的整体青年社会;二是自媒体时代，高职校园文化中的主体都是网络世界的参与者与者，“人人皆记者”成为应然状态。新媒介在解构传统意义上的高职校园文化的同时，又重构新的高职校园文化生态。据了解许多高校学生团体相继在新浪微博、搜狐微博、腾讯微博等国内知名网站开通微博社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新媒介环境下高职校园文化中的个人、群体和组织以新媒介为公共空间和交流平台，在新媒介这个公共空间里，大家对校园公共事件都可以去表达、去评论;同时在这一公共交流平台，大家通过传播信息建构具有媒介特色的新型校园文化关系，在解构原有校园师生双向度交流的文化生态时，拓宽了师生的社会视野，赋予学生更多的话语权，重构新的校园文化生态。首先，新媒介从社会变化的层面上影响了高职校园文化。新媒介平台的海量信息将社会媒介文化与校园媒介文化密切联系起来，在重塑高职大学生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同时，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高职大学生喜欢在课余时间上网，发帖，追踪热点新闻，关注焦点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社会上一些正能量信息通过新媒介的传播能积极影响高职大学生的成长，而社会上一些负能量信息通过媒介的传播会对高职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造成负面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介的出现解构了高职校园文化的旧格局，高职校园媒介文化与社会媒介文化的碰撞使高职校园文化出现了积极与消极并存的二元状态。其次，随着互联网、电脑、手机的普及，新媒介成为高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上网看八卦新闻、网游，成为很多高职大学生宿舍生活的重头戏，新媒介给高职大学生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一些不良影响:1、一些高职大学生不懂得自我约束，通宵达旦上网玩游戏，耗费过多时间和精力在网络世界中，经常旷课、迟到，严重影响学业;2、由于长时间沉溺于网络世界，导致长时间待在宿舍，足不出户，出现了自我封闭，与他人交往、沟通能力减弱的症候群现象;3、新媒介的出现，使过去的读“字”时代向读“图”时代演变，很多高职大学生依赖图像信息，减少阅读兴趣，导致思维单一，平面化，缺乏创造性;4、由于高职大学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还未成熟，他们缺乏批判思维，网络传播的暴力和色情信息令青少年的身心特别容易受到损害，从而降低自身的道德标准与约束;5、面对网络海量的商品信息，电子商务的营销模式冲击着高职大学生的消费理念，使其变得缺乏理性。6、信息化时代，高职教师原有的知识信息优势正在被打破，教师知识信息权威受到挑战。因此新媒介的出现使校园文化出现双向建构的局面，解构旧的校园文化生态的同时，重构新的校园文化生态。

三、重构:高职校园文化新生态

如今新媒介通过对信息的传递，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影响高职大学生人生观和社会价值观的同时，解构了他们对传统人伦道德的认知，重构高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甚至情感世界和意识形态，高职大学生越来越离不开新媒介。一方面，随着新媒介的广泛普及，无论是高职校园中的学生社团还是个人，从信息交流到文化沟通，都对新媒介产生了高度依赖;另一方面，新媒介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已逐步渗透到学生社团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社会化层面上讲，新媒介改变了高职大学生思想和思维方式以及对世界的认知途径和体验方式，并为他们开创了新的交流方式，新媒介利用它的影响力改变高职大学生的意见并影响社会变化，例如高职大学生积极参与网络上“微慈善”、“微公益”、“微志愿”、“微环保”等活动。同时社会化的媒介又在小范围内引导校园公众舆论的形成，在解构原有高职校园文化关系，重构新的高职校园文化生态的同时，对高职校园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媒介成为高职大学生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校园文化中的人际传播

1.人际传播由传统的单向度沟通交往向双向度甚至多向度交往转变

21世纪是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媒介化的网络信息传播超越了时空限制，以电视、电脑、手机为平成信息无障碍接收。数字化时代的人们超越时空的限制，在人际交往方面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双向度甚至多向度的沟通。例如QQ、MSN、人人网等聊天工具的出现，可以使高职大学生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段，实现跨时空的、一人同多人的多向度交流。在此背景下，高职大学生的人际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单向度、面对面的双向度沟通方式限制，开始向多向度的沟通交往方式转变。

2.虚拟性人际传播出现

网络的出现扩大了高职校园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高职大学生借助网络这一平台，将自己的人际传播拓展到了校外、省外，甚至是国外，年轻的学子在拓展自己人际传播的同时，真实和虚假的人际网络也在悄然形成。例如高职大学生在微世界中，将自己的情绪和个性通过网络语言、图片展示真实的自己和虚假的“异己”，例如“萌”与“装”。尽管大家通过网络上的人际传播拓展了资源，拉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是网络上的海量信息有时难辨真伪，虽然现在政府提倡实行网络实名制，然而大家都不愿意在网络上暴露自己真实的信息，如果全部实现实名制，在网络上“吐槽”的自由受到很大影响。因此，人际交往的双方在新媒介环境下采用匿名方式，增加了交往双方的隐蔽性，从而导致高职校园文化中的人际传播具有虚拟性。

(二)校园文化中的信息传播

1.信息传播自主性

一方面新媒介网络信息平台上的海量信息丰富了高职大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介的便捷性和即时性，高职大学生在这一网络媒介信息平台上的自主性增强，高职大学生能随时随地在新媒介世界中发表自己的看法，更新自己的博客、微博、拍客、微信等等。相对于旧媒体时代，高职大学生主动参与校园文化的积极性提高了，比如高职大学生利用微信、微博等媒介平台，对校园里发生的公共事件进行曝光、跟帖、发表评论、点赞，依靠新媒介这一公共空间建构人与信息、信息与人的互动传播方式。高职大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是多彩的，一方面，他们喜欢在微博、微信上爆料，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微博、微信进行维权，以捍卫他们在校园生活中的自和话语权。随着高职大学生媒介素养的逐步提高，大部分学生在微博和微信上的话题都本着为学校负责任的态度，真实性比较高，即使有个别学生在微信中出现对学校的不当言论，经过教育后能够主动撤贴、声明、道歉。

2.信息传播的公共意识

高职大学生虽然在高考中的应试分数低于本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高职大学生的社会公共意识弱于本科生，相反高职大学生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青年群体，例如高职大学生对微博上呼吁解救流浪儿乞讨、免费午餐、春晚、两会、克里米亚公投等国内外热点问题给予了密切关注，他们对此热点话题进行发帖、评论及行动。高职大学生以微博、微信为平台，建构人与信息的互动方式，做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一些高职院校在思政实践课中推广校园微公益活动，通过开展此类活动，增强高职大学生们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公共意识。

(三)校园文化中的群体传播

1.网络里的游牧民族

高职大学生由于高考失利，认为自己在职业学院接受的是三流教育，对自己选择的专业前景也没有足够的信心，现实中的失落使得他们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虚拟的网络世界，他们期望从虚拟中去寻求成就感和满足感，他们觉得只有在网络中才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将这一群体称之为“网络里的游牧民族”。“网络里的游牧民族”经常“宅”在宿舍里，给人一种“不与人交往”的印象，他们将传统意义上的面对面的交流由现实空间转向虚拟世界。“在Web2.0环境下，网络已经结成一个个以UGC(UserGeneratedContent，用户原创内容)和关系为核心的虚拟社区，人们的交往不再受到血缘与地缘的限制，而是随‘网缘’进行互动。”高职大学生经常游弋于各种媒介之间，依“趣缘”与同好结成联盟，虚拟社群之间积极互动，网络友谊逐渐发展起来，各个讨论版、聊天群会不定期地在现实世界组织聚会活动，以培养成员对于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是，这种在网络中结成的友谊会因“趣缘”的变化而变化，例如组织中的个体成员在兴趣发生变化后会离开组织，转而投入别人的阵营。因此网络虚拟组织成员流动率非常高，高职校园网络文化中的组织，就像是网络中的一个游牧民族，时刻处于迁徙流动中。

2.ACG、Cosplay、“御宅”、“拍客”

众所周知，高职校园文化相对本科院校校园文化而言，内涵建设滞后，高职大学生沉迷于网络是不可回避的事实，那么，高职大学生对网络中的什么内容感兴趣呢?我们以ACG为例，日本的动画(Animation)、漫画(Comic)和电玩游戏(Game)在内容上相互借鉴，故被合称为ACG。ACG代表的是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不同，虚拟世界是平面的、二元的，虚拟世界对一些高职大学生来说比现实世界更精彩、更自由，但是虚拟的世界毕竟是虚拟的，一些高职大学生由于沉迷网络，难以自拔，与人沟通交往的能力逐步退化，但是他们毕竟是活生生的人，需要自己的朋友圈，他们的朋友圈是什么呢?我们仍以ACG中的Cosplay为例，Co-splay是英文costumeplay的简称，是指利用服装饰品、道具及化妆来扮演动漫游戏中的角色。Cosplay把网络世界中虚拟的人物搬迁到现实世界中。自控能力强的学生能够分清楚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差别，而对于自控能力弱的学生则要加强引导，把他们从虚拟的世界中及时带出来。“御宅”是指沉迷于网络动漫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人。高职院校中存在这种人，但为数不多，多数高职大学生还是开朗阳光，愿意把自己的闲暇时光花在运动场和现实版的人际沟通中。“拍客”是指在信息化时代，利用各种数码设备拍摄的视频，通过网络编辑处理后，上传、分享、传播影像的人群。在新媒介环境下，高职大学生人人都是拍客，甚至高职院校的某些社会实践课程，需要学生当拍客，记录自己的社会实践过程，并上传到网络上去，例如高职院校的实践课程“微公益大赛”就是一个记录高职大学生人人当拍客的过程。

四、新媒介对高职校园文化的意义

(一)积极意义

新媒介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实现了人类社会沟通与交流方式的伟大变革和创新，建构了一种新的人与信息、信息与人的互动方式。同时，新媒介的出现也影响着高职校园文化中的人们。首先，它变革着高职大学生的思维方式。高职大学生思想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转换和更新是新媒介环境下的时代主题，在社会发展层面上影响了其社会价值观的重塑与走向。其次，它为高职院校师生开创了新的交流方式。高职大学生更乐意借助新媒介这一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校园中更多的人去关注他们的需求，从而使师生关系更加密切和融洽。再次，新媒介的出现，使校园公众舆论的形成对校园的稳定和繁荣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最后，新媒介成为高职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移动终端网络为标志的电视、电脑、手机建构了一种新的全媒体时代，在新媒介环境中，高职院校师生每天几乎都与媒介接触，借助新媒介这一平台，共享便捷、即时、多样、丰富的校园文化信息。

媒介文化论文例8

一、“异化/物化理论”与媒介批判

马克思早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了“物的异化”与人的“自我异化”的命题。马克思指出：在对象化的劳动中，劳动结果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积极确证；而在异化劳动中，劳动结果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否定和消解。马克思还论述了劳动异化的四种形式或规定性：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与“人与人的异化”。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则更深入剖析了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与物化。他的贡献在于将物化同近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结合起来，从理性特别是技术理性对人的主体性发展的负面效应的视角揭示现代社会的物化现象，并且深刻地指出这种“物化”正在内化，从而成为“物化意识”——这是对异化更深层的揭示。法兰克福学派无论从理论建构还是现实解读方面都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眼中，一切束缚人和统治人的异化力量或物化力量都是他们批判的对象：“我们自己创造出的物和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我们的主人，这是马克思所未能预见到的；可是没有什么比下述事实更加突出地证明了他的预见了，在今天全人类都成为他自己创造出的政治制度的囚犯，心惊胆跳的人类正焦急地盼望知道是否能从自己所创造的物的力量中拯救出来……”（注：《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7-6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

他们以一种人本主义的精神，通过对异化力量的彻底批判，追求人的自由、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今天，异化现象更加突出，成了一种普遍现象。20世纪以后，异化对人的统治已从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转向各种普遍的、异己的文化力量对人的自由的束缚。特别是随着技术革命带来的大众传播的全面繁荣，媒介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异化”的帮凶——人们越来越多地借助媒介来了解外界，媒介营造的“仿真环境”成为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新的异化力量，“媒介真实”代替了“社会真实”，生存在“媒介环境”中的当代人，变得远离“真实”生活，失去批判精神与超越维度。媒介及其产品制约着人的主体性的发展，支离破碎的媒介信息与五颜六色的媒介产品渐渐迷惑了现代人的“双眼”，他们习惯于轻软的“表层娱乐”，而不再追问“深层意义”。媒介在其间一方面“异化”着他者，一方面也在不知不觉中经历着“自我异化”。正是因为媒介在当今社会异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这种多重角色，使得研究媒介，不能不关注媒介的“异化”与“自我异化”。而进行媒介批判就必须从“扬弃异化”的立场开始。媒介批判的目的，也正是要找到媒介“异化”他者的方面以及媒介“自我异化”的表现等，以此作为“扬弃异化”的突破口。

二、媒介的“异化”问题及媒介批判的内容

异化与异化的扬弃不是一次完成的历史进程，而是一个开放的历史进程。对此，马尔库塞具体从对象化活动的特征入手加以分析，认为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只有通过“否定之否定”，即通过废除他的外化和从他的异化中复归，他才能达到一种普遍的和自由的现实。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只要有媒介活动存在，就有因此而生的媒介异化现象；而对于这些异化现象的“扬弃”与“批判”又不是一次性能够完成的。随着媒介不断地发展，新的媒介活动、媒介现象产生，媒介异化会有新的内容及新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媒介批判本身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渐进的、长期的、不断更新的进程。依据马克思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劳动异化的四种规定性——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与“人与人的异化”。媒介异化也可以分为“媒介产品的异化”、“媒介活动本身的异化”、“媒介组织与媒介从业者的异化”、“媒介组织与其他参照物之间的异化”。这些都应是媒介批判的主要内容。

（一）媒介产品的异化

媒介产品通常是指媒介制造出来供人们消费的文化产品。媒介产品的异化，指媒介产品在传者制造过程中或受者使用过程中，背离了初衷，偏离了方向或走向了对立面的状况与情形。媒介产品，这里我们以新闻作品为例——人们对于新闻的要求是“真实地报道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而现实中，往往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常有这样或那样的“假新闻”出现，有的是在传者制造过程中，为了追求新闻的“新奇性”而有意制造的；有的是在受众解读过程中，由于受到不同的受传情境及心境的影响，从而影响了受众自身对新闻的准确理解。媒介产品的这种异化情形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新闻永远只能摹写现实。在这一过程中，“传者——传播渠道——受者——环境”都直接影响着“新闻”（信息）本身的建构与解构模式，可以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改变“新闻（信息）”本身的走向，这其间就存在着新闻（信息）走向异化的可能。其他媒介产品也具有相同的规律，比如媒介娱乐产品、媒介教育产品等，媒介在提供一种娱乐形式，灌输一种教育宗旨时，也意味着剥夺另一种娱乐途径，削弱另一类教育主张。而这种“剥夺”与“削弱”并不总能够接近合理。

（二）媒介活动本身的异化

刘建明教授在其专著《媒介批评通论》中曾将媒介批评定义为“对新闻作品及新闻活动的评价”。（注：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媒介活动是媒介批判的一个基本范畴。媒介活动，粗略地定义为媒介从事的各类活动——具体来讲，主要是指身兼“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二重使命的媒介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及“社会活动（主要是宣传工作）”。媒介活动的异化，就是指媒介在从事“经济活动”以及“社会活动（主要是宣传工作）”过程中，由于媒介自身及外界原因，使这些活动脱离了最初的目的，成为一种否定、消极甚至是破坏性的负面力量。媒介经济活动的异化，较常见的有，具有企业属性与市场要求的媒介组织进行“经济活动”时一味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向市场屈服，致使媒介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因过份“亲近”市场利益而受到削弱，从而使媒介陷入世俗化的境遇。媒介社会活动（这里主要是指宣传报道）异化较突出的有“宣传报道的泛意识形态化”及“宣传模式的齐一化处理”等——在传播过程中，一味地夸大阶级倾向；一味地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一味地阻挡多元信息输入，采取“单面灌输”的宣传模式等，这样做往往更容易使受众产生逆反心理，从而对媒介的宣传“充耳不闻”，甚至故意曲解误读。媒介的宣传效果因此大打折扣，媒介活动也因此走向了异化的彼岸。

（三）媒介组织与媒介从业者的异化

依照哈贝马斯的理想，应当有一个“公共领域”作为公众表达民声民意的场所，但是，这一“公共领域”在当今却面临着一次新的结构转型。对此，哈贝马斯指出：“媒介最初的功能都局限于新闻交流与新闻监督。但是，报刊一旦从新闻报道发展成为思想传播时，当个体文人的新闻写作相互产生竞争时，一种新的因素——广义上的政治因素——就与原来的经济因素结合起来了。对于这样一个发展大势，毕希尔用这样一段话加以概括：

报纸从纯粹消息的机制变成公众舆论的载体和主导，变成政党相互斗争的工具。这就引起报纸行业内部组织的变化……对于报纸发行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从一个贩卖消息的商人变成了一个公众舆论的掮客。”（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19页，学林出版社。）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媒介组织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已越来越多地背离媒介最初的功能。它在与政治及市场的妥协与同流过程中，不断走向异化，这种异化过程有时甚至影响了媒介真实消息的原生功能。

媒介从业者的异化，表现在他们背离“把关人”的传统职责，或为经济利益，或为政治目的，在新闻的选择取舍时背离新闻标准与新闻价值。比较典型的“有偿新闻”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公众对事实的知晓权被剥夺，新闻的价值让位于新闻的使用价值——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媒介从业者的信用及“把关人”的权威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丧失。此外，媒介从业者的异化，还表现在媒介人员“角色扮演”上的错位，最为典型的就是媒介人的“光环效应”——即“一些知名主持人因职业原因，长期生活在镁光灯下，从而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角色错位”——这里媒介职业本身成为媒介人的一种异化力量，媒介从业者在这种异化状态下，逐渐迷失自我，失去了应有的批判精神与警醒意识。

（四）媒介与其他参照背景之间的异化

文化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技术力量等共同构成了媒介的参照背景。媒介与参照背景之间的异化表现在多个方面。这里仅举两例：

一例为“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之间的异化。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大众文化为大众媒介提供了丰富的传播内容；与此同时，大众媒介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他们二者的共生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会走向异化：一方面，大众媒介为了取悦受众，取悦市场，大量地传播媚俗文化，迎合受众喜好，从而导致大众文化品质不断降低；另一方面，长此以往，这种“低品质”大众文化的大量传播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受众的品味与旨趣，进而影响和制约着大众媒介品质的提高。

媒介与其他参照背景之间的异化，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媒介的“越权”行为。最常见的莫过于“媒介执法者”现象。当今社会，随着大众传播日益发达，社会各方对大众媒介的依赖因而逐渐加强。媒介获得了往日不曾有的巨大“权力”——与“司法”“立法”“执法”三种权力并行，被称为“第四权力”。其实，如果按照媒介权力的最初规定性，这一权力应该主要集中在“监测环境”，作为第三方，促进公共信息的顺畅流动，及社会意义的共同分享等方面。媒介并没有“裁判是非”“公论对错”，甚至“现身执法”的权力。但是，这种“越权行为”正在成长为新的异化力量，不但对于媒介自身、其他社会组织，甚而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都是一种负面的、否定的因素。媒介在实现“执法”功能方面颇多参与，造成了人们对于媒介角色的一种“变形”期待——此时，媒介在公众眼中已是直接左右事件的权力机构了。这种现象客观上促进了公众打官司首选媒体而不是法院的不合理状况，越来越多的案件将会“缠”上媒体，媒介因自己的“越权”行为，将面临许多不必要的负荷。媒介的这种“越权行为”一方面打破了公众对于媒介的“正常期待”；一方面影响了其他社会机构组织功能的正常实现。在任何一个运转正常的社会，社会组织都应该“自行其职”，媒介“越权”行为除了破坏社会的合理分工及整体运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越权”使得媒介自身角色混乱，社会含义模糊起来，媒介的社会定位及存在意义因此将受到质疑与挑战。

实质上，异化理论为媒介批判提供了一种系统的思维与立体的视角，媒介批判因此而得以脱离平面化的“意识形态判断”及单纯性“文本解读”的境遇；此外，异化理论还为媒介批判提供了批判方向：媒介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媒介在当今社会中的异化表现，从异化现象出发，找寻“扬弃异化”的方法与途径。我以为，媒介批判就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加“关怀的胸襟”，在批判与超越中使人们逐渐摆脱被自己创造物“奴役”的状况，从而实现社会个体与社会整体的自由发展与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①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

②孙伯睽《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

③郑一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思想研究》，重庆出版社。

④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⑤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⑥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

⑦马尔库塞《与文明》，重庆出版社。

⑧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重庆出版社。

⑨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学林出版社。

媒介文化论文例9

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对中国当代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渗透，以情感制作与“快适伦理”为表征的“后情感主义”审美趋向形成，当代社会正在经历“审美泛化”双向运动的质变过程，“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的社会需求，让当代艺术摘掉了头上的光环，逐渐转向日常生活。由于媒介传播技术与功能的融合，拓展了广告信息传达的创意空间，使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标新立异，丰富多样，呈现出多感官刺激和体验的多元景象。当代美学也面临着当代文化与前卫艺术的双重挑战，这场审美泛化的美学变革在保守者看来是一场地道的“美学危机”；而开明者则认为其实质是使高雅的、专门化的艺术美学日常化与普及化，当代的审美现代性打破了以传统精英艺术为核心的经典美学理论的束缚，传统的经典艺术的创造方式和审美批评理念也不再适用于新兴的大众文化或者大众艺术。这种局面本来是自启蒙主义思潮以来历代思想精英们渴望实现的理想，但是，这个理想现在表面上实现了，深层里却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尤其是这次变革的内在动力来源于市场资本和技术文明的控制，而非历代启蒙主义者所期待的大众的文化自觉或审美自觉。由于大众文化本能地追踪大众的文化消费心理，迎合大众的消费口味，以浅层次的商品平等原则替代空洞的教条说教，以紧张工作后的轻松原则参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以压抑意识的释放原则缓解社会的紧张，以自然淘汰的选择原则不断推动文化产品的更新，追求当下即得的瞬间或本能满足成为大众文化的主流。因此，媒介融合是一把双刃剑，大众媒介促生了审美现代性以及现代艺术样式的同时，技术和市场在文化领域的强力介入加快了当代文化泛化与审美泛化的进程，高雅文化的至高地位和传统研究的学科视野受到强大的冲击。如何平衡好立场与市场这个天平，在满足大众审美趣味的同时，不丧失大众文化的伦理价值以及媒介的尊严和守望？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大众文化审美现代性的当代重构

在中国当下文化语境下，对一个尚未完成的思潮状态进行描述，并把握其本质内涵及其可能的走向，确实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当代社会，市场成为传统意识形态最有力的解构力量，它以世俗化的方式解构经典，经典艺术的创造方式和审美批评理念不再适合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代需求必然促使经典美学的文化立场和理论视域做出相应调整，日常生活审美化及大众文化的审美研究便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当代美学既不能抱残守缺地固守已有的传统，又不能毫无原则地一味迎合大众的趣味，它应该体现一种新型的后人文立场，深入到人的各种生存活动中，以期强化美学介入现实的力度，化解人的精神困惑。从当代的社会学美学视角来分析，大众文化及其审美意蕴有其合法性的一面，新技术带来的视觉冲击和想象新时空，为经典美学带来了新活力。确认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转型意义与普遍价值，研究资本与媒介融合对大众文化发展的深层影响，剖析大众文化审美心理，重构当代审美理念，重新审视人类媒介融合背景下审美活动的精神特征和文化功能，发掘现代高科技带来的新型审美想象力元素和文化民主化元素，构建一个生态的现代大众文化系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大众进行消费的商业型文化或商品性文化，不是从大众中自发产生和主动接受的文化，大众并不是真正的主体，而是被动的客体。尽管大众文化中的媚俗艺术的“审稚病”不可避免地存在，但是它毕竟为人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认识的可能、教育的可能、休闲的可能、猎奇的可能及搞笑的可能。大众文化的审美化促成了审美与生活的双向互动和深度沟通，当代美学将关注点聚焦到普通民众的审美需求、心理诉求、趣味喜好、主体角色等问题上来，而不是像传统经典美学那样偏重于考察少数精英的创作心理、灵感想象、才能技艺、审美理想，从而在质的意义上大大拓展美学研究的视域，丰富美学研究的内容。当代美学要深入探讨审美与功利之间的双向性互动关系，探讨本能感性对于审美文化的深度建构功能，探讨如何以审美的形式回归、凸显、敞开功利基础的问题，而不是像传统经典美学那样偏重于考察审美对于功利基础的消解、净化、升华。成熟的大众文化文本应该既注重日常生活的感性体验又不放弃价值理性维度的意义追求和精神提升。现代大众文化是依赖现代传播实现的，互联网时代，一切都被异化着，所有原生态的文化都被新技术方式赋予了新的解释，媒介所拥有的可控制性和交互性对当代社会中的交往产生影响，移动互联网成为未来所有行业、所有企业、所有组织的新运行平台，个人与集体在媒介的影响下，对社会和整个世界进行描述和反思，延伸了文化在空间的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消解了传统媒介之间的边界，使各类媒介的广告表现手段和形式趋于融合。各类媒介之间失去了因信息符号、感觉通道、技术特质而形成的垄断优势，竞争的焦点不再是媒介固有的技术特性而是在信息策划和信息内容方面的比拼。此时作为媒介的互联网，不仅仅只是一个工具，而是逐渐发展成一种思维方式，互联网思维是相对传统的工业思维而言，具有碎片化思维、粉丝、焦点、快速、第一等特征，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

媒介文化论文例10

二、麦克卢汉的传播学延伸

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还在传播学领域不断激发学者的灵感，学者们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进行当代思考，获得了一些开创性成果。美国的张先广(PeterZhang)教授探讨了《易经》与麦克卢汉作品之间的联系。他把《易经》视为一种元媒介，认为从《易经》中可以找到麦克卢汉媒介四定律的前身，并评价了《易经》在数字时代的应时性。丁国旗研究员则将麦克卢汉与马克思进行了比较，重点讨论了“媒介即人体的延伸”这一主题。他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其背后必然存在着信息的意识形态背景，或政治势力的介入。麦克卢汉将媒介和技术夸大到极致，忽略了技术必然会成为压抑人的工具这一发展方向。许德金教授以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为出发点，结合当今媒介的特点，提出媒介的9种含义。作为国内译介麦克卢汉及媒介生态学的先驱，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向我们介绍了麦克卢汉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并勾勒出麦克卢汉热的三次高潮。梁虹教授讨论了从伊尼斯到麦克卢汉一以贯之的口语文化问题，她认为伊尼斯和麦克卢汉有关口语文化的思考对今天仍具有深刻意义。加拿大的马克•阿德里亚(MarcoAdria)教授注意到了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在新媒介时代的变化。他发现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参与性和开放性，进而指出学习麦克卢汉就应该继续提出人类世界的新媒介问题。奥地利克拉根夫大学的克里斯蒂娜•夏希特纳(ChristinaSchachtne)教授采用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分析当前媒体和文化景观的转变。她认为麦克卢汉对媒介文化含义而非内容的研究为媒介研究引入了新视角。英国诺桑比亚大学的约翰•阿米蒂奇(JohnArmitage)教授基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对电话进行了研究。但他认为电话不再是麦克卢汉所说的是“人的延伸”，而是美国的延伸，它正在生产社会文化崩溃的新形式。作为另一种对麦克卢汉的回应，有学者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进行了批评。贝尔格莱德艺术大学的安德里亚•菲力波维茨(AndrijaFilipovi)博士通过对当代人类本体论问题的讨论，批评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和技术观念。他认为无论是麦克卢汉认为的技术是人类的延伸，还是后人文主义传统所认为的技术是人类的基础，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生命自身的问题。只有发展与非人类本体论、无人性及后人类相反的人类本体论，人们才能用钻研的眼光来接近同时代。蒋原伦教授也认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有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热媒介与冷媒介的提法，第二个问题是媒介四定律的内容。他认为媒介研究的方向是在大的背景中将具体媒介的功能分解出来，并关注它们的互动效果，而不是站在媒介统一论的立场下断言。

三、麦克卢汉的人文维度

麦克卢汉思想的人文内涵也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艾琳娜•兰博迪(ElenaLamberti)教授注意到了麦克卢汉坚实的人文主义背景。她的研究以此为视野，试图恢复麦克卢汉研究的人文主义根源。英国剑桥大学的乔纳森•哈特(JonathanHart)教授则讨论了媒介、文化和理论的关系。他和与会者分享了他与麦克卢汉的渊源，并且介绍了许多麦克卢汉不为人知的个人经历和学术背景，这为理解麦克卢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不仅是麦克卢汉，整个媒介生态学派都受到当代学界的重视。李西建教授有感于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所包含的深刻文化反省与理论预见，以消费时代的价值期待为主旨，结合消费时代“泛娱乐化”现象，探讨了媒介生态学的人文理论面向及其未来。鲁东大学的何志钧教授对媒介生态学派的生态价值进行了研究。他着重讨论了刘易斯•芒福德的技术生态学、麦克卢汉的媒介感知影响论、哈罗德•伊尼斯的媒介偏向论、罗伯特•洛根的媒介生态系统论、尼尔•波斯曼的媒介环境论和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论等内容。他认为生态学范式贯穿于整个媒介生态学研究之中，媒介影响着生物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