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经济论文例1

(二)县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县委书记和县长是县域内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主要决策者。决策不民主、决策不科学，就会造成决策失误，就会给县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损失，甚至灾难性的损失。因此，加强对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不仅是增强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依法履职责任意识的需要，也是县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内在要求。

二、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对经济责任及其审计的认识不到位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对经济责任及其审计存在认识不到位的情况，从而导致审计项目难实施，审计质量不高，审计监督作用难发挥。有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经济责任审计，认为审计就是挑毛病、罚款，实施审计影响本地区、本部门工作正常开展;在审计过程中，消极配合，不及时提供完整的、全面的待审项目资料，甚至以领导出差和财务人员外出等为借口拖延乃至阻挠审计工作正常开展;有的县委书记和县长认为，审计就是审查财务账目上的问题，然后罚款了事;有的县委书记和县长认为，考核、监督领导干部，是组织、纪检监察机关的事，与审计无多大关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二)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难以清楚界定当前，有关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相关规定都比较宏观或不清晰，县委书记和县长的经济责任难以界定。实践中，县级重大经济事项甚至一般性经济事项都是由县委书记决策拍板，县长只是执行者。尽管许多重大经济决策事项经过领导班子集体决策，但主要领导又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决策权，一旦出问题，就很难认定是个人责任还是集体责任。另外，解决前任领导遗留的历史问题，也会给现任领导带来一定的经济风险。因此，明确区分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无疑成为经济责任审计的一大难题。

(三)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覆盖面不广调研中我们发现，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存在覆盖面不广的问题，表现为纳入审计项目内的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数量有限，另外就是开展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任中审计比例较低。究其原因，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任务重，责任大，而审计力量又不足，审计手段也有限，这就直接导致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难全面铺开，大部分审计都是在领导干部任期结束后进行，这种事后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和职责履行情况进行的监督，起不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而任中审计比离任审计的审计环境更为复杂，审计工作的难度更大，是因为被审计对象尚在领导岗位，掌握着一定的权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任中审计比例不高。

(四)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组织不规范调研中我们发现，在县级党政主要领导经济责任审计中，特别是在对县委书记和县长同步审计时，存在审计组织不规范的问题。表现在审计组织形式单一，审计组织体系不健全，从而难以实现审计力量的有效整合。比如，原来县级党政主要领导都是由市级审计，现在县委书记原则上由省上审计，扩权强县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原则上也由省上组织审计，而省上的审计力量又严重不足，市级审计力量却闲置浪费。

县级经济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036-02

一、市管县悖论的制度性解释

许多学者总结了市管县的种种弊端，也有许多学者通过市县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阐释了市管县体制弊端的形成原因，但是，没有分析“市管县”体制悖论发生的制度环境，即：“市管县”体制与我国现行制度通过怎样的互动导致“市管县”体制悖论发生，找出其背后的制度性诱因。

（一）城乡悖论

“极化――扩散”效应是实行“市管县”体制的理论支撑，但是这一效应的实现应该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前提之上，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运作实现，极化过程是城市利用自身优势吸引生产要素和生产活动向增长极集聚。随着城市与城市带的发展，周围地区的经济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即扩散效应，然而，由于我国的特殊制度环境致使城市与县域经济发展两极化日益严重。目前我国城市病现象特别严重，而与城市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城镇和乡村人口外流、工业条件差，交通运输、医疗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到位。其中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特点导致社会资源向中心城市集聚，也就是说，以行政手段强化了城市的极化效应，抑制了扩散效应。

我国地级市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城市地区的行政建制，负责对市辖区的具体管理，对所辖县负有监督职责，不担负具体管理职责。市管县体制确定了市政府与县政府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县政府隶属于地级市政府，县（市）的财政、人事绩效考核监督权和其他社会经济管理权限直接受地级市控制。但是，与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不同的是，在绩效考核方面市县属于分别考察，市政府的绩效主要体现在城市发展状况，县政府的绩效主要考察所辖区域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这种隶属关系与考核机制的错位致使一些地级市政府为了在任期内搞出政绩，往往集中财力建设城市及其郊区，优先解决城市迫切解决的问题，造成县域经济发展困境，阻碍了城镇化进程。

（二）财政悖论

造成财政悖论的体制性原因，一方面是我国财政体制的不健全，造成的财政优势按政府层级递减，另一方面是我国政府运行的压力型体制的特点造成我国地方政府事责层层递增，“市管县”体制在这种制度环境中运行，造成地方政府财力与事责不匹配，导致县政府财政困难。

我国于1994年开始推行的分税制改革理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关系，尤其是明确了中央与省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但是对于省以下的财政关系没有作出明确的划定。省级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就需要通过省、市、县之间的协调，但在我国的行政性分权体制下，政府的层级越高，权力配置越大，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拥有越多绝对控制的优势，所以，在招商引资安排中地级市政府比县政府拥有决策权，地级市政府往往将收益大且容易收取的税源划进市财政。[1]财政上的倒三角结构与事责的正三角结构，体现了我国县级政府的财力与事责的不匹配状况，即事权层层下放、财权层层上收，中央请客、地方买单。县级政府在缺乏财力支撑的情况下，肩负过量的量化指标任务，导致县政府“财事权不统一，财源匮乏，形成饥饿财政，有的甚至难以为继”[2]。

（三）效率悖论

职责同构是我国行政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不同层级政府间在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高度统一与雷同”[3]。

各级政府在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完全是中央政府的“克隆”。[4]“市管县”体制使省与县之间的层级“由虚变实”。由于不同层级和不同政府之间管理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机构的设置应根据不同的功能需要而相应设置。市级政府的设置没有考虑地级市政府建制的功能定位与特殊性。市政府施政重点依然是市辖区，对所辖县是指导与监督作用，有些具体针对县域的政策、决定、财政拨款，完全可以直接下达到县，县政府的许多行政审批也可以直接呈递到省，但是在市管县体制改革过程中过度强调上下对口，所有决策与审批必须经过市政府上传下达，多出了许多不必要的程序，增加了信息失真率，降低了行政效率。

职责同构带来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委托――结构的模糊。“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行政层级过多、权利责任分割不清、集权与分权的制度化水平较低等问题，其根源就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以及横向的官僚体系部门之间的委托――关系比较模糊。”[5]宪法和法律没有对纵向政府间的职责和特殊权限做过具体规定，要求下级政府无条件地完成上级政府的任务，为政府之间推卸责任、争权夺利留下空间，影响行政效率。

二、针对市管县悖论的改革思路

（一）提高地方分权法制化程度，增强县政府主动性

地方分权是指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把相关职权下放给地方政府或下级政府的行为。我国权力配置模式呈现出“级别定权力”的特点，具体表现为：政府级别越高，权力就越大，下级政府权力由上级政府授予，上级政府根据某项政策或任务授予下级政府一定的权力。这种权力收放主要靠行政命令，法制程度不高，经常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局面，做出成绩经常被上级政府拿走，出现错误责任由下级政府承担，下级政府主动性和积极性受挫。

奥茨认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民众，更能够了解民众的偏好，对公众做出及时有效回应，实现公共服务供给帕累托最优的产出量。”[7]这成为地方政府分级分权的理由，分级分权就是要实现“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政；一级决策、一级执行”。发展县域经济、改善县域公共服务供给状况，城镇化建设和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增强县级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实行市县分治，明确市县各自职责

市和县这两种行政建制本就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政建制，不同性质的行政建制决定了市县主要职能和治理方式有所不同。[6]实施市县分治的行政区划改革策略目的在于改变行政隶属关系，明确两种行政建制的各自职能，使绩效考核具有针对性。市县政绩考核内容侧重各自辖区内经济发展、公共问题治理和为公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避免因凭借行政隶属关系，市政府为自己绩效的提升而牺牲县域发展。主张市县分治不能将现在市辖县全部脱离地级市管辖，市县分治必须统筹考虑，分类对待。首先必须根据各县（市）市的经济辐射能力、经济联系紧密程度分别推进撤县并区与整县（市）改市。对于经济辐射能力强、与周围县经济联系密切的地级市，应将其周围县改为市辖区，给城市的扩展留下发展空间；对于经济实力雄厚、能够对周围县域经济辐射能力强的县（市），则应将其升级为地级市，将其周围县改为所辖区。

（三）转变政府职能，弱化行政区划的经济功能

转变政府职能，弱化行政区的经济功能，是所有行政区划改革的前提，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将会导致行政区划改革循环怪圈。市管县体制没有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背景进行综合考量，使市管县体制在我国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中不但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实现预期目标，而且出现诸多弊端，阻碍城乡合作、限制县域经济发展。市管县体制在转型期符合行政区经济这一过渡期经济类型，在经济转型期发挥过积极效应，但随着市场经济建立完善，试图将行政区与经济区相一致，将会造成对经济区的束缚，行政手段干预经济活动，阻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难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切实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要继续推进以完善市场机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划分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价值取向、权责界限，重新定位政府角色，使政府成为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服务者、协调者和一定范围内必要的干预者，政府职能的评价标准，将不再完全是效益和效率，而主要是取决于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7]。只有政府职能实现切实转变，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才能够弱化行政区划的经济功能，使行政区划主要功能回顾到政治和行政管理领域，解决行政区和经济区的矛盾。

（四）完善政府间协调机制，促进府际合作

无论是市管县体制还是省管县体制，总会存在区域间行政壁垒。行政壁垒不仅阻碍生产资源的合理流通，而且即使是政府职能实现彻底转变之后，行政壁垒依然会给跨行政区域的公共问题治理（例如，防疫、跨区域河流、环境污染等）以及跨区域公共服务供给（例如，公路、桥梁、医疗等）带来困难。市县分治一方面使县市改变了控制与被控制关系，为两者建立平等协商关系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却加剧了跨区域公共问题治理困境与公共服务碎片化，省政府取代市政府作为市县之间、市与市之间、县与县之间协调主体，增加了省政府的管理幅度，对省政府的管理能力造成挑战。解决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构建一种跨行政层级、跨行政区域的政府间合作机制，整合各方利益，完善沟通和协调机制，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跨行政区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与跨行政区域公共治理的高效率。

三、结语

“政治制度不仅位于环境之中并与其发生关系，而且制度同环境的关联方式和契合程度是政治制度得以维系的重要方式。”[8]每种制度的维系与效用的发挥程度，除了这一制度自身合理性之外，也与这一制度所处的制度环境有关。只有制度与制度环境之间实现良性互动，这一制度才能实现其预定效用并得以维系。

市管县体制造成的诸多悖论，不仅仅是市管县体制单独所造成的后果，而是这一体制与其他制度互动的共同结果。单纯揭示“市管县”体制悖论，而不分析其制度环境对这一体制的影响，那么今后的行政区划改革措施也会步入“市管县”体制悖论后尘。本文从市管县体制与我国城乡体制、财政体制、人事管理体制的互动关系中结合我国的权力结构与政府运行特点，揭示市管县体制悖论的制度性诱因，对我国行政区划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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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经济论文例3

引言

自秦朝开始的郡县制发展到清代，县一直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层级，县级政府也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根据瞿同祖（2011）的研究，州县政府所有职能都由州县官一人负责，州县官才是真正的行“政”之官，县级政府就是“一人政府”，也被曾任清代县学教谕的谢金銮称为与京师的内阁大学士齐为帝国最重要的两种官员[1]。因此，对我国历史上县级政府的研究往往是以州县官的职责及其行为为关注对象。从清末至民国，再到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政府逐渐向地方放权，我国逐渐实现了县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现代县级行政组织也逐渐健全，同时也出现了地方自治停滞、机构膨胀、效率低等问题（魏光奇，2010）[2]，成为新形势下执政者及研究者新的关注点。

对当代县级政府的研究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需要依托现代政府的研究范式并结合当前我国县级政府的实际展开。我们首先需要对县级政府进行界定，根据县级政府所包含范围的大小，其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研究的对象为所有县级政府部门的行为，因此采用广义定义，即：县或相当于县的行政区各级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共同组成的全部机构。关于政府行为也有多种界定方法，本文采用的是政治学或经济学的概念，即：政府在管理社会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行为，其中既有为履行其职能发生的行为，也有为政府自身的组织利益或个人利益而产生的行为，而且某种情况下的“不为”也是一种政府行为（刘天旭，2010）[3]，这是也广义的政府行为概念。本文以文献综述的形式，首先分析县级政府地位的变化，其次研究县级政府当代的行为特征，最后梳理地位变化及行为特征形成的成因，并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探讨。

1、县级政府的地位

县级政府的地位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探讨，一是县级政府在辖区治理中的作用，一是由于县域在整个国民社会中的地位变化引起的县级政府地位的变化。引言中已经提到，历史上州县政府在辖区内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目前我国经济社会的转轨时期，县级政府是县域活动的管理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调控主体，县域社会内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与直接对其实施治理的县级政府的制度供给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刘伟章，2010）[4]。因此，县级政府在其辖区内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其作为研究对象越来越受到关注主要是受第二个原因的影响，即由于近年来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的提升而致使其主要管理者——县级政府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接下来我们将对县域地位的变化及县级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展开讨论。

1.1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升

县域几乎包括了主要的国民经济部门与经济活动，是国民经济的缩影，是构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性经济系统（王淼，2006）[5]。关于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问题，已有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是郑炎成（2007）对此进行了详细梳理，认为以往研究成果只是从县域经济的基础性、县域经济的规模性、县域工业的活力以及县域经济体制的重要性等四个方面论证了县域经济的理论地位，但没有认识到县域经济地位的双重性，即县域经济地位有理论地位和现实地位之分，致使他们无法提出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他不仅重新系统地梳理了当前县域经济的理论重要性，而且实证证明了1988-2004年我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对县域经济的重视越来越少，得出了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地位在不断下降的结论[6]。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缓解城乡差距，2002年党的十六大和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的口号，县域经济实际地位受到政府管理者、研究者等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县域经济的理论地位也又一次得到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纷纷将县域经济作为重要发展战略（陈志德，2006；薄锡年，2007；朱孔来，2007；田宝，2008；许华，2010）[7][8]　[9][10]　[11]，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目前，全国GDP的60%在县域，而山东省2011年更是89.7%的GDP以及61%的财政收入在县域。另外，根据马国霞（2007）[12]、苏良军（2007）[13]、陈芳（2011）[14]等研究，我国县域经济差异也出现了条件收敛特征，这与各地政府，尤其是熟悉本地特征的县级政府的积极参与有着巨大的关系。张五常（2008）在惊叹县级政府行为方式的同时，也指出县域间竞争是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的关键所在[15]。

1.2　县域社会管理在国家治理中地位的提升

县域社会是我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单元，古今执政者和知识分子都以“郡县治则天下安”来强调县域治理的重要性。目前我国县域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高达73%，绝大部分农业人口的活动在县域内，国家有责任为这些人口创造通过积极参与而分享工业化成果的机会，否则中国经济发展中会出现超过社会承载力的不协调和不和谐（郑炎成，2007）[6]31-32。刘守亮（2012）认为县级政府作为承上启下的中枢环节，既要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又要化解社会冲突、消除社会紧张[16]。但是，目前县域存在着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王丽慧，2009）[17]以及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能力不足（王晖，2011）[18]等管理问题，其中由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均而引起的县域内成为焦点之一。据杨帅、温铁军（2010）估计，近年来，全国1/3以上的群众上访事件是因土地问题，其中由征用农民土地而引起的高达60%以上[19]。“三农”问题、城乡差距、可持续发展能力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县域社会管理问题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与我国处于转型期，新型社会问题不断增多以及基层政府观念转变滞后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县级政府缺乏必要的治县资源有关，也即于建嵘（2008，2010，）提出的“县政悖论”。基于此，于建嵘甚至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县域上层建筑，将“县政自治”作为中国县政改革的目标，由此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并认为这一方式可行且风险较小[20][21]。张立荣（2010）在对湖北、江西两省进行了调研之后也认为，县级政府的规划能力、执行能力、危机管理能力等仅次于资源汲取能力，需要不断提升[22]。王敬尧（2008）也指出，县级政府嵌套于所在社会环境之中，随着社会转型，民众的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得县级政府的行为方式也将要随之转变，其应急反应机制成为评价县级政府治理绩效的重要方面[23]。

1.3　小结

从以上分析可见，县域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经济单元，国家发展战略向县域层级倾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张军扩、侯永志（2010）甚至建议在已有四大板块和主体功能区的基础上，进一步以县为基本单位，根据同质性特征，将临近县域划分为标准经济区[24]。另外，考虑到县域改革风险小、可操作性强等特点，政界、学术界等也基本同意将县域作为政改的试点单元。因此，作为其管理者的县级政府的重要地位也就日益明显，这一方面国家需要进一步激活县级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县级政府也需要根据本地区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自身实际，及时地、主动地调整管理方式，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

2、县级政府的行为方式

县级政府的行为方式即其在治理辖区内事务过程中行政运作的外在表现形式。在清代，关于州县官的行为方式就有过讨论，他们思考和议论的角度是州县官到底是“无权”还是权力过大：一种说法认为，州县官权力过大，受不到什么限制；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州县官受到繁密“文法”的束缚和多层上司的制约、干扰，施政能力被严重削弱，权力很小（魏光奇，2010）[2]414-415。本部分也根据此角度，根据县级政府面对对象的不同，从其对上、对下两个个角度的县级政府行为方式展开文献梳理及评述，而暂不考虑同一县域内政府部门之间以及不同县域的县级政府之间的行为。

2.1　县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行为方式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大致将县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行为分为服从行为、博弈行为和欺瞒行为。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军队组织的经验以及传统治理理念，目前形成的五级政府上下级之间等级森严，各级政府都是下管一级，又向上一级负责，形成一个层层向下约束、层层向上负责的嵌套机制。从中央与地方纵向权力关系看，县级政府权力来源于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授予性分权，但权力层层传递，层层截留，县级政府在管理权力分配中处于明显弱势。另外，征稽、运管、电业、公路、银行、税收、工商等十几个重要的行政部门已经从县级政府序列中退出（黄海蓉，2011）[25]。以上都使得县域政府管理权限受限，不得不听命与上级政府及垂直管理部门的安排，往往在考评及应付接待事务中疲于奔命，难以有足够时间考虑、规划辖区内其他事务。王淼（2006）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指出，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关系集中表现在隶属关系、事权划分、财权划分三个方面，但其还进一步指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深入，放权让利和“分灶吃饭”等一系列改革，强化了地方利益，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既是上下级关系，同时也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利益博弈关系，博弈行为表现在争取利益、争取权利和争取扩大投资三个方面[26]。在与上级政府的交往中，县级政府有明显的扩权倾向：他们或争取试点改革或强调地区特殊性进行政策寻租；或通过积极跟踪上级和国家政策变化，提前做好项目包装，做好配套承诺。另外，由于信息传递和权力来源两方面的不一致，造成越是上级政府越不具备信息优势，下级政府具有信息优势但又没有直接权力，县级政府在向上级政府汇报时常常报喜不报忧，虚报、瞒报、谎报经济发展水平和各项社会发展指标。同时，还肆意扭曲上级政策，将其变通为为本地利益服务（范柏乃，2009）[27]，造成普遍存在的下级政府欺骗隐藏行动或信息的行为。县级政府在执行上级政策时往往以自己的利益受损值作为对策参数，得益愈多，愈乐于执行；受损愈多，愈不乐于执行，甚至抵制、替换。但是，由于上级政府与县级政府存在行政隶属关系，这一博弈过程一般又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是利益最大化的冲动下执行力受到影响（李院力，2008）[28]。

2.2　县级政府在管辖区内的行为方式

王德祥（2010）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政府（县级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提供本地居民所需要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29]。但是在现实运行过程中，县级政府的行为并非完全如此，抑或是其工作重点并未在公共服务上，目前其对辖区的管理可以大致可以总结为“重经济、轻民生”，行为方式则具有威权与妥协、失范与无序的特征。王淼（2006）认为，县级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不仅担当“守夜人”、“道德人”的角色，也担当一定的“经济人”角色，县级政府可以通过直接影响国有企业运行、提供公共产品以及直接干预等手段影响县域经济的运行[26]22-23，其在行使其经济管理职能时，管理手段虽然有从以行政干预为主向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的趋势，但是仍然存在着与企业和市场分工不清的错位、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和企业的越位以及应该由政府去做而没做的缺位表现（徐井万，2008）[30]。目前，全国县级政府发展本地经济手段的一致性、规律性比较明显，表现为通过给予尽可能优惠的政策大力引进、发展大项目，从而拉动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也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强征耕地、产业重复、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等（蔡昉，2010）[31]。县级政府对辖区内民生内容的关注则显得动力不足，成为目前大部分学者关注的焦点，而党政官吏却有在“现代化”的名义下将自己提升到“中产阶级”地位的强大动力，比如几乎所有县的党政办公大楼都现代化了，招待所都宾馆化了，甚至大部分乡镇也在效仿（曹锦清，2010）[32]，这也成为县级政府行政管理成本逐年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县级政府的权利如此之大，以至于有的学者用“地方国家”（local　state）来形容，但县级政府的管理者仍然普遍抱怨没有实权、上级干预过多等。一项针对近800位县委书记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有91.7%的县委书记赞同“县乡政府承担了无限责任，但只拥有有限权力”，而有78.5%的县委书记认为“县乡政府是一个功能不完全的残缺政府，县里没有多少实权，管理手段软”（肖立辉，2008）[33]。

2.3　小结

综上所述，县级政府的行为方式既有对上的服从与博弈，又有对下的威权与妥协，具有鲜明的特征。因此，其产生的背景、成因以及未来发展趋势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展开研究，从而形成研究转轨期县级行政的理论框架，来更好地指导县制改革，以保证县域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3、县级政府行为方式的成因

分析县级政府的行为方式的成因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本文将该问题放入历史经验里加以考察，重点分析该问题的形成背景以及在现实运行中的变化。从宏大叙事角度（曹锦清，2010）[32]21来分析，目前大部分研究都指向在国家现代化追赶战略背景下的地方政府竞争理论分析框架，可以说地方政府的一切行为起点在此。在此现实背景下，国家的策略安排与县级政府的自身特征的交叉就形成了目前县级政府独具特色的行为方式。

激励是任何行为的起点，只有在合适的激励下，人们才会采取符合预期的行为，才能缔造出最优的经济绩效（唐志军，2011）[34]。而县域经济成为一种经济现象的前提，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政府“甩包袱”式的三项宏观改革政策，即利改税、拨改贷和财政分灶吃饭。温铁军（2005）[35]分析认为，这三项改革的推行，客观上打破了中央集权体制，构成了“部门经济”、企业经济和地方经济的重新划分。孙广厦（2012）也指出，县级政府自主性决策的时间镜头应首先定格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经济性与行政性的分权化改革，这不但重构了政府间关系以及政府行为的动力机制，而且极大地提升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并且使县级政府发展成为拥有自我意识的利益主体[36]。在目前我国以“目标管理”为特征的行政管理方式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目标则层层分解，县级政府成为最终的执行者。而从财政的意义看，政府管理经济的目的最终是为了稳定税基，并在此基础上尽量不断扩大税基，以保证稳定的财政收入。综合上述分析，“围绕财源抓经济”成为县级政府的主要行为特征（刘天旭，2010）[3]110-112，而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最大化的驱动、社会转型期存在制度变迁预期的潜在租金、干部政绩考核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规律以及政治竞争规律等内外因（李春安，2004）[37]，又造成了县级政府间的竞争行为，也即形成了县级政府一切行为方式的起点。

但由于中央制度设计的不健全、法律的缺失以及县级政府自身的缺陷，又造成了地方竞争的失范与无序，这也成为大部分县域问题的根源。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同的学者从自己关注的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成果较多。唐志军（2011）提出了地方政府竞争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逻辑体系，并指出，经济上的财政分权、政治上的晋升锦标赛制度、事务上的属地化逐级发包、组织上的党政双重领导、混合型地区组织结构和诸如传统为官之道等非正式制度，形成了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和制度约束。但是，这也会带来地方保护、投资过度、产业同构（重复建设）、过度竞争和偏向城市的政策等负面作用[34]48。唐的分析比较全面系统，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自成体系，基本把地方政府竞争的成因、机制以及影响研究的比较透彻，为我们理解县际竞争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框架，但在一些细节方面，别人的成果可以作为该框架进一步的补充。曹锦清（2010）认为，县级官员的任期制度也是影响县级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调查了十几个县的一、二把手发现，中共十七大规定县、乡这一级任期延长到5年，并且可以连任第二届，但实际情况是，有的地方5年未到就已经转任了[32]10，这往往会造成县级政府的短期行为。徐井万（2008）则认为，县级政府在总供求平衡、通货膨胀和紧缩、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方面并没有干预手段，也没有制定经济法律法规的职权，以及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外贸政策的制定权，只有制定财政政策的权利[30]；黄海蓉（2011）则进一步指出，征稽、运管、电业、公路、银行、税收、工商等十几个重要的行政部门已经从县级政府序列中退出[25]。这些都造成了县级政府行政手段的缺乏，也成为县级政府行政失范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根据温铁军（2011）[38]的“政府公司主义”理论，县级政府行为是由于人口与资源关系过度紧张而衍生出来的中国特色的内向型原始积累所派生出来的制度类型，具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

4、结论及讨论

通过以上三部分综述式的分析我们认为，县级政府目前地位的提升除了其在辖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一原因外，更重要的是由于近年来县域这一行政单元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整体战略中地位的大幅提升造成的。作为县域管理者的县级政府的行为在此背景下则形成了独有的特征，具体来说则是，对上具有服从、博弈、欺瞒性，对下则具有威权与妥协、失范与无序的特征。从宏大叙事角度来分析县级政府行为方式的成因，则国家现代化追赶战略引起的地方政府竞争是县级政府一切行为起点，而国家的策略安排与县级政府的自身特征的交叉造成了目前县级政府独具特色的行为方式。

现有县级政府地位及行为方式的形成是在我国百年以来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从中引申出的行政效率问题、完善的行政体制问题、省管县问题、中央-地方关系问题，甚至未来政改的理念及方式问题等，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提。这就需要我们综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并结合我国的发展实际进行理论创新，构建完善的研究县级政府的理论体系，从而能更好地对县级政府的行为进行规范管理，保障县域社会的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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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经济论文例4

引言

本文基于浙江省2002年强县扩权的改革，研究了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对于地区（改革县级市区县所在地级市）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地方行政区域划分为省、地、县、乡四级。这种行政体系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既有许多的历史原因，又有现实需要。但随着市场经济特别是区域经济的发展、行政治理环境和手段的变化，因层级过多而导致的问题日益显现。以至于“省直管县”成为近几年来行政管理体制中备受关注的改革模式。

行政管理权限的集中与分散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话题在学术上一直争议较大，并没有得出众所公认的一致结论。现有研究大多数集中于财政分权问题上，这也是下放权力的主要内容，如Zhang、Zou（1998）、Lin、Liu（2000）和Jin等（2005）。从实践的经验来看，地方放权的改革不只是下放财政权力，与此同时还包括许多经济管理权限的下放，而这种一揽子权力下放才是我国分权改革的主要形式。史宇鹏、周黎安（2007）通过对中央对于计划单列市的研究，认为从总体上，放权确实有助于计划单列市提高其经济效率。本文中研究的强县扩权改革措施是一种一揽子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的政策。

与本文研究较为相近的是袁渊、左翔（2011），该研究利用浙江、福建两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对扩权强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扩权强县对浙江省县辖企业的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上述研究不同，本文关注的不是进行改革的县级行政单位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而是考虑这种改革行为所带来的外部性。具体来说，本文研究的是，将经济管理权限从地级市下放至县级市区县之后，该地级市的经济发展状况。

为何研究省管县改革对于地级市的影响很重要？如果单从实行改革措施的县级市县区来看这次改革措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结果可能是相对较为片面的。一方面，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地方政府很有可能不能容忍改革失败的出现，会通过各种手段来帮助改革的县区市。这就会使得进行改革的县级市县区由于政治因素而获得更好的发展，而这些政治因素是我们实证研究无法捕捉的。

另一方面，由于同一地级市内，分别有改革的县区市和未改革的县区市，那么改革县区市的存在对于未改革县区市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也不得而知。从这个角度来讲，即使得到强县扩权对本县级市区县的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结果，这也有可能是牺牲周边未进行改革县级市区县利益而得到的。比如说，或许存在这种可能，企业认识到进行改革的县级市区县受到了上级政府的重点关注，更易于获得更多的资源，而将经营重心或者注册地从未改革县级市区县转移到改革的县级市区县。基于这种看法，可以设想，如果某个地级市的所有县级市县区都进行了强县扩权改革，那么这个改革效应也就不存在了。

浙江省2002年强县扩权改革概述

浙江省直管县体制核心是三个方面：首先是财政意义上的省直管县体制；其次是县（市）委书记、县（市）长由省里直管的干部管理制度；再次是四轮“强县扩权”所赋予县的社会经济管理权限。

虽然浙江在1992年、1997年就分别将一些地方经济管理的权限下方到部分县级行政单位，但这些管理权限的范围相对而言较小。在2002年，省委、省政府实行新一轮的强县扩权政策，按照“能放都放”的总体原则，将313项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17个县（市）和萧山、余杭、鄞州3个区，主要涵盖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大类。这次改革措施无论从范围还是深度上讲，都是具有较大影响的。

2002年的这次改革措施造成了浙江的县级行政单位具有不同的经济管理权限的局面。即20个改革县市区具有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而其余的近70个县市区的经济管理权限则依然控制在地级市中。这给本文研究强县扩权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自然实验平台。可以来识别这些改革的措施是否真正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数据及计量方法选取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历年的《浙江统计年鉴》。时间区间为1995-2009年。本文主要关注的改革措施发生在2002年。

为了区分强县扩权改革与其他因素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必须控制各个地级市所特有的地方属性。本文所使用的计量方法为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从而可以控制地级市不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特征。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1）

上式中，下标i表示地区，下标t表示时间。yit为各地级市在各年份的人均GDP，rit为改革的虚拟变量，如果该地级市所属县在2002年中成为了改革县，则在2002年及以后年份取1，否则则取0。2002年以前则均为0。xit为其他控制变量向量，包括人均资本存量对数、全社会从业人员对数、每万人中技术人员人数、非农业人口比例、外资占社会总投资比，以及年度控制变量。αi是各个地级市不随时间变化的其他个体特征。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强县扩权改革虚拟变量rit的参数β1。β1度量了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如果β1显著为正，则说明省管县改革提高了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

为了研究改革措施的动态效果，本文设计了如下的计量模型：

（2）

其中，rjit，j=1，…，8，分别为八个虚拟变量，表示该地区在当年是否有所属县区市成为了改革对象，本文称2002年为改革当年，以后分别为改革第二年，…，第八年。如r4i，2005=1 则表示该地区在2004年是其进行改革的第三年。r3i，2005=0 表示在2005年该地区并不是改革第三年。自然在2002年以前，该虚拟变量均为0，所有未改革地区的该虚拟变量亦均取0。

本文采用文献中通行的永续盘存法来计算城市人均固定资产存量。按照通常的做法，将1995年的起始资本存量定义为为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10倍，然后按照“下期资本存量=本期资本存量×（1-折旧率）+下期社会投资额”的公式进行求解。本文设定资本折旧率为10%。

强县扩权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强县扩权改革措施对所在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是否具有整体效应。本文想要确认放权措施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在地区间使用行政权力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政府刻意重点发展某些进行改革了的县级市区县，而使其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

在浙江2002年的这次强县扩权改革中，浙江十一个地级市中有七个地级市发生了改革，把部分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到部分县级市区县中，而其余四个地级市则仍然执行省、地级市、县的原有行政管理体制。这就为我们区分经济发展中强县扩权的政策影响与其他因素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表1为模型（1）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回归结果。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控制了所有相关变量之后，2002年的改革措施对于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所有四列回归均表现出参数β1在1%显著性水平上的显著性。说明本文的结果是具有稳健性的。这说明，通过省管县改革之后，地级市的整体全要素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通过省管县改革，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了约3.9%。即强县扩权改革措施对所在地级市的经济发展具有整体效应。对县级市区县进行行政放权之后，促进了地级市整体经济的发展。

表2为模型（2）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回归结果。从回归的结果来看，首先，改革措施在改革的当年及次年（即2002年和2003年）对于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这个结果在四个回归中都显示出显著性，说明是很稳健的。平均而言，省管县改革在改革当年提高了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月5.4%，而在次年提高了约4.2%。其次，当控制了所有的相关变量之后，这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从第三年（即2004年）开始便不是很明显，具体表现为：一是回归系数不断减小，二是从2004年开始所有的改革虚拟变量参数均不显著。

故此，本文认为从时间上看，改革措施在改革所在当年及次年对于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改革的第三年起，改革措施对于进行改革县级市区县所在的地级市的经济发展不再有进一步的刺激作用。

结论

本文基于浙江的强县扩权政策来研究强县扩权政策对于地级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浙江的强县扩权政策一般也被称为“浙江模式”。不同于其他地区财政上的省县直管，浙江的改革措施是将一揽子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到部分县级行政单位，给予其很大的自力。

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本文控制了地区间无法观测的个体差异，这使文章的结论更具有可信性。通过静态与动态模型分析，文章得到了三个结论：第一，从整体来看，强县扩权的改革对改革县级市区县所在地级市的经济整体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从时间上看，改革措施在改革所在当年及次年对于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从改革的第三年起，改革措施对于进行改革县级市区县所在的地级市的经济增长刺激作用开始不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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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经济论文例5

建国初期，我国财政理论尚处于摸索期，还没有形成自有理论体系。20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体制提出了改革要求，我国的财政理论界也逐渐认识到财政体制的重要性。此时的理论界已经受西方财政理论的影响，马国强、吴旭东（1985）提出按税种划分财政收入的分级财政体制的客观必然性。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辅之以若干辅助税种的较规范完整的税制体系；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税制。由于1994年的分税制并没有对省以下地方的财政体制做出规定，各省体制设置不尽相同，也产生了诸多问题。王朝才（2003）指出分税制实施过程中的不规范及制度的不稳定直接导致了基层（县乡）财政的困难。

当前，我国县级政府财政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县级政府财政困难问题，有学者提出“省管县”财政体制并在一些省份开始施行，取得一定的成效，也引起一些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市管县”和“省管县”财政体制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研究，提出很多有价值的观点。

不赞成全面推行“省管县”体制的主要观点有王春霞（2000）、李金龙（2003）等论者认为“市管县”体制基本适应城乡经济发展规律，需要用各种途径创新机制，进一步完善“市管县”体制。熊文钊、曹旭东 (2009)认为一方面现有试点基本以经济发展的状况作为决定是否实行“省管县”的标准，在这种标准下会加剧各个县区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省管县”可能会破坏原本比较成熟的省区内城镇建设结构。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各省份“省管县”试点成绩的显现，更多的学者对此项改革是持赞成意见的。赞成全面推行“省管县”体制的主要观点有贾康、白景明（2002）指出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不完善是导致县乡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完善现行财政体制应从减少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入手，把地市和乡作为派出机构层级，形成以中央、省、县为主要框架的实三级加两个半级结构。

综合考虑以上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我国财政体制变革进行深入研究，这既是加强我国在这一领域学术研究水平的需要，也是完善我国现行财政体制的需要。

二、不同地区实行不同财政管理体制的必要性

我国地域广大、行政区划较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适宜所有的地区都用统一的财政管理体制。我国可以选择建立基于区域经济差异的财政管理体制，对不同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的设计和效果等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推进经济社会的均衡、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存在某种利益博弈，地方政府基于自己利益考虑，其真正实行的政策可能与中央政府的决策相悖。即使假定中央政府是对民众负责的政府，但是中央政府由于其自身的缺陷难以了解各个地区公众的实际需求，制定的政策与当地的实际状况难免有所出入。而且，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会出现阳奉阴违的行为或者寻租行为。

三、不同地区实行不同财政管理体制的两个关键点

不同地区实行不同财政管理体制要特别注意两点，第一要实现省直管县模式和命令模式相结合，第二要实现分权和授权相结合。只有这种体制设计，才更符合我国实际情况，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一）省直管县模式和命令模式相结合

所谓“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是指以财政管理体制为主线，突破经济事权的行政级别，实行地（市）与县平行运作的机制，财政体制由省直接结算到市、县，各项财政拨款补助也由省直接分配下达到市、县；地（市）与县之间不直接发生财政关系，地（市）财政没有管理县级财政的职能。省直管县模式在一些地区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而且以我国当前的情况，因地制宜实施省管县财和乡财县管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种体制可能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体制可以避免市政府对县政府的财政资金扣留，但是却把这种扣留权力交给了省级政府。对县级政府来说，只是管理权力的转移而已。

笔者认为，省管县财政体制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是可以实行的但是由于其本身的缺陷所以其实行有一定的范围限制。对于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可以适当放权，由省级政府决定县级政府的财政，省级政府有合理规划县级政府财政开支和进行适当转移支付的责任。由于这些地区经济发达，财力雄厚，所以省级政府有足够的资金去协调县级财政。即使县级财政出现困难，省级政府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财政优势进行转移支付帮县级政府渡过难关。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市级财力和县级财力可以直接由中央政府接管，统一规划，目的是让县级财政摆脱财政困境。因为中央政府有足够大的财力并且比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保护县级政府的财力和经济发展。命令模式下，省—— 地方的财政关系也是中央—— 省财政关系的反映和延续，二者具有统一性{1}。

（二）分权模式和授权模式相结合

近些年来，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是分权模式，这种做法在我国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但是其有一定的弊端。按照“自下而上”的思路构建管理体制有助于解决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首先，在这样的思路模式下，上级政府本身就是下级政府按照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选择的结果，它的行为体现了下级政府的要求，有助于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而且，在“自上而下”的分权模式下，地方政府主要对中央政府负责，下级政府主要对上级政府负责，可以对上级政府的政绩考核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价。同时，众多的基层政府监督上级政府所形成的“多对一”的监督优势会迫使上级政府提高自身行为的有效程度和透明度，这同时也为社会民众的监督创造了有利条件{2}。

结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财政分权体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自下而上授权的方式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这种自上而下分权的行为还可以在一定地区存在，不过为了规避分权带来的社会资源配置扭曲的后果要限制分权的应用。所以，本文认为现在财政管理体制可以采取分权和授权相结合的方式，既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不至于一次性变动过大带来经济社会的剧烈波动，而且也限制了分权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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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经济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1-0054-02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郡县治则天下安”，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政府纵向管理体制经历了“省管县”、“市管县”等多种制度，各个省份正在积极实行或试点“省管县”财政体制、行政体制。财政部2009年7月《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提出“到2012年底，除了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外，全部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党的十七大报告和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省直管县的大政方针，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彰显出中央鼓励地方大胆探索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心。近年来，各省积极探索省直管县改革，已取得的较为丰硕成果。如自2012年10月1日开始，江苏省昆山、泰兴、沭阳将试点省直管县，3县（市）将直接向江苏省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与此前该省曾尝试过的财政“省管县”相比，这次试点工作更进一步，改革内容涉及“调整行政管理体制、扩大行政管理权限”等，原省辖市审批或管理的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均由试点县（市）自行审批、管理；须经省辖市审核、报省审批的，均由试点县（市）直接报省审批。

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省管县的代表性成果有：[1]省管县体制运行中的矛盾：陈庆海（2010）、骆祖春（2010）、姜秀敏、戴圣良（2011）等客观地分析了省管县造成县级政府与市级政府的摩擦、省级管理幅度过大、公共产品供应职责划分不清等问题。[2]改革的动力机制：汪玉凯（2009，2012）、吴金群（2010）等从统筹城乡发展、上移公共服务统筹权、完善省市县职责配置、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等角度论述了省管县改革的动力机制。[3]省管县类型的总结成果：袁建军，金太军（2010）将代表性省管县分为全面覆盖型、强县扩权型、多样坚固型、扩市辖区型；韩春晖（2011，2012）将其分为“扩权强县”的浙江模式、行政县市分治的海南模式、“强县扩权”+“弱县倾斜”的山东模式、行政+财政“省管县”的湖北模式、依事权定财权的吉林模式。吴金群（2010）采用计量方法将全国26个实行省管县的省份按照量化指标进行聚类分析。[4]省管县的积极效应：鉴于市管县造成市抽取过多县级财力的“抽水机”效应以及城乡割裂等不利效果，王雪珍（2012）、项怀诚（2011）等总结了省管县实施有利于缓解县级财政困难、降低行政成本、促进城乡共同发展、提高公共服务供应水平等效应。[5]省管县改革的建议：鉴于省管县能够简化地方政府层级，提高管理效率，贾康等（2003，2010）提出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举债权”的思路来构建“五级政府、三级财政（中央—省——市县）”管理模式。于建嵘（2012），王国红、瞿磊（2010）等从县政改革的视角提出全方位构建县域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张占斌（2012）认为加强省管县体制的顶层设计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政府管理效能的提高、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广泛的改革共识、各地试点经验的积累等为省直管县的全面开展铺平了道路。

二、实施“省管县”财政体制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厘清中央、省、县市政府的职责权限，管理扁平化模式有利于政府间信息对流。我国当前的政府层次世界最多，五级政府下权责划分的结果是“无解”（贾康，2003）。省管县是纵向政府间利害关系的重构，通过明确不同层级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责任，推动管理重心的下移，将中央政策“一竿子插到底”，实现中央、省级、市县三级政府“信息对称”，才能促进市县级财力事权和行政能力相匹配，进而创新政府管理模式。

（二）有利于充分考量制度变迁的各种改革成本，释放出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完善有利于通过审慎地推进行政区划改革，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省管县实现了省直接对县（市）的管理，减少了财政层级与行政层级，通过优化组合行政区与经济区，有利于降低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提高行政效能。

（三）有利于在省域内配置各类公共资源。省管县突破了在狭小的市域内城乡分割式配置资源的瓶颈，有利于统筹省域内城乡综合协调发展所需的各种公共资源，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等。在全省范围内配置公共资源有利于减少行政层级，理顺条块关系，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增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和县域经济发展步伐。

三、省管县财政体制研究应廓清的主要方面

（一）推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动力机制

当前，在总结纵向政府管理体制历史沿革、市管县形成与发展、弊端和省管县体制模式的开展状况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应该从统筹城乡发展、提高政府效能、富民强县、政府职责及财力事权的合理划分等角度探讨省管县改革推行的动力机制及其实施的条件性和积极效应。而对浙江、海南、重庆、湖北、广西、江苏等代表性省管县模式进行“解剖麻雀式”的探究有助于探究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动力机制。

（二）分析基于经济利益的各级政府博弈行为特点

由于改革预期成本与收益的不同，各级政府对省管县改革的态度迥异：中央政府不失时机地助推着，省级政府努力实践着，县级政府积极期待配合着，市级政府被动参与乃至排斥着。理论研究需要将制度变迁理论嵌入到省管县改革进程中，构建各级各类型政府博弈行为的效用函数，结合经济发展程度、省级人口面积规模等各种现实要素，利用政府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全面分析短期与长期内省级与市级、省级与县级、特别是代表性县（市）政府与其上级市政府所采取的自利性策略行为表现、成本收益、博弈均衡以及社会福利等热点问题。

（三）对省管县运行状况进行聚类分析，合理确定省级有效管理半径

按照辖区面积人口与经济规模、县市数量、人均GDP、市场化指数、民族状况等因素对省管县开展状况进行科学化聚类分析，充分考虑东部沿海省份、中部地区、西部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等不同区域实施省管县的现实条件，从而探讨省对市县级政府最佳的管理规模与管理幅度，进而确定各地开展省管县的相对成熟程度及其适用性。

四、推进“省管县”财政体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地方政府的局部实践日趋丰富，而中央大手笔、全方位的战略规划与顶层设计尚未真正开始；只有本着先试点后推广，先局部后全局，先财政经济领域后政治、社会领域，稳步实施，分类推进，审慎地“切一刀”，不搞“一刀切”，才能有效降低改革阻力。地方政府要“划好浆”，在财政省管县的基础上，适时实施行政省管县。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省域面积越小，市级辐射能力越弱，县域经济比重越高，越容易实施省管县。

（一）明确改革的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

近期目标：一是管理体制方面，试点先行，逐步完善，市县分等、分治。充分积累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经验后，因地制宜地推行省管县行政体制；统筹考虑政府管理规模和层次，审慎地调整行政区划。二要理顺条块管理体制，健全县级政府对垂直管理部门的管理和监督。夯实县级政府职能，增强其推动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远期目标是基于政府间纵向行政分权与横向政治权力制衡，实现县政民主自治。一是纵向行政分权方面，解决好中央、省、市县三级政府间合理的权力配置，目标是把县政自治作为省管县改革的根本方向与出路。二是横向政治分权方面，解决好市县的政治权力制衡架构和权力来源问题。主要是要通过政治改革建立一整套干部管理制度中地方官员的激励约束制度问题，如实现市县级党政主要官员的直接选举、司法管理垂直化等。

（二）推进“省管县”财政体制研究重点内容

一是结合全国各地“强县扩权改革”的经验，挖掘省管县改革的潜在收益及其动力机制。二是要分析在不同经济信息条件下市级政府各种机会主义行为、省级政府管理半径过大给省管县往纵深发展造成的困难。利用制度变迁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经济学知识分析省管县在新形势下遇到的各种阻力所造成的改革成本和长期内通过优化省与市县政府管理制度所带来制度创新收益。探讨省管县制度演进过程中各级政府基于经济利益的策略性反应、行为特点、博弈均衡等前沿问题。结合各级政府的行为特点，紧紧抓住省管县改革的动力和阻力这个核心问题展开，即以制度变迁条件下省—市—县级经济利益变动为切入点，结合各级政府的博弈行为，运用路径依赖理论、政府博弈理论、管理效能理论等剖析市管县体制的弊端和创新省管县的动力机制、各种困难阻力，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考察省管县体制创新的成本收益。三是利用聚类分析法对各省份开展省管县状况进行分类，从而实证分析省管县的效果，并为明确省管县改革的实施条件提供客观依据。为了减少改革成本，提高管理效能，如何设计调整相对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即审慎设计分省、并县、整合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以及小城镇的发展。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总结在我国不同区域、不同状况条件下的适应性、推广价值以及尚需要完善的地方。

（三）实施省管县财政体制的难题

推进“省管县”财政体制面临着诸多问题，一是市级政府可能采取的机会主义道德危害行为。短期内“财政省管县体制”与行政市管县体制并存必然导致诸多摩擦与纠葛，还会产生中心城市与县域协调发展、发达市帮扶贫困边远县积极性下降等难题。二是省级管理半径过大所致管理效果变弱的问题。省市县职责转变过慢与改革成本加大的难题；县政自治与司法体制垂直化管理的难题；市直管县模式所构筑的“行政区经济边界过窄”与大一统市场体系配置资源的矛盾；全国统一建构与多种模式并存的难题。

只有明确省管县改革中激励约束机制、制度创新收益、制度变迁成本等关键问题，从而明确省管县推行的具体步骤、优化路径。

参考文献：

[1] 贾　康，白景明.中国地方财政体制安排的基本思路[J].　财政研究，2003（8）.

[2] 吴金群.省管县的条件及对我国26个省区的聚类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

[3] 王雪珍.从财政省管县到行政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思考[J].经济体制改革，2011（2）.

县级经济论文例7

省直管县不仅在理论上符合减少政府级次的要求，在实践中，浙江省在实施省直管县的体制下，县域经济发展迅猛。在全国百强县所占数量中浙江省独占鳌头。2009年7月，财政部颁布了《关于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这次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总体目标。从此，省直管县逐渐由理论上的探讨，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现阶段各省份所实施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找出规律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本文正是基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

二、省直管县理论源泉

财政分权理论最早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作为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特别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与职能分配的问题，它成为公共经济学界主要关注的一个课题。本文所讨论的省直管县是财政分权理论中的典型代表，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脉络。

所谓财政分权（fiscal decentralization）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财政分权理论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蒂布特（Tiebout）与1956年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标志着对财政分权理论的正式研究，在此之后又有诸如奥茨（Oates）和马斯格雷夫（Musgrave）等人，他们和蒂布特被后人称为“TOM”代表的传统的财政分权。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也被称作财政联邦主义（thetheory of fiscal federalism）。他们认为，由于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免费搭车者现象，公共品的供给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效率的水平，因此只有通过政府来提供才能避免出现的公共品供给水平的不足。但是古典经济学在分析政府行为时却将政府视为一个整体，而没有考虑现实中存在的不同级次的政府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蒂布特等人认为，由于公共品按所享受地区不同可划分为全国性公共品以及地区性公共品，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在本地居民偏好方面又具有信息上的优势，所以地方政府在提供地区性公共品方面比中央政府更具有效率。通过一定的财政分权和职责分工，由中央政府提供全国性公共品而地方政府提供地域性公共品，有助于增进社会总体福利水平。

而随着制度经济学等新兴经济学分支的发展，有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对传统的财政联邦主义开始提出质疑。当然他们赞同财政联邦主义中的大多主张，不过对传统理论中关于政府的规范行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现实中政府不可能是完全的“仁慈”和“高效”，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政府官员个体也会追求其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完全地忠于自己的职守而自动地按照公众利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不太合理的假设。所以针对这一缺陷，由钱颖一（Qian）、温加斯特（Weingast）和罗纳德（Ronald）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便产生了。他们认同财政联邦主义的核心思想，但他们也充分肯定政府官员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在缺乏有效的约束情况下，他们很可能为自己的相关利益而进行寻租行为。因此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将政治因素和机制设计等观念引入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讨论中，在承认政府和政府官员本身有激励机制的同时，认为一个有效的政府结构应该实现政府官员和地方居民福利之间的激励相容。

在此之后随着世界各地区纷纷开展的财政分权实践，财政分权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化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主要集中研究在了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以及财政分权与其他各种社会问题，比如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公共服务支出问题、环境问题、社会公平问题和腐败问题等等。当然财政分权体制与这些社会实际问题都存在着显著的关系。

三、我国实施省直管县的现状

现阶段我国大部分省市都在开展实施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改革，其中不乏有如浙江省、海南省等取得明显成果的省市'当然也有不少省份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

（一）实施效果明显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

首先是“浙江模式”的省直管县。考察省直管县实施效果相对最好的浙江省，可以发现其具有省域面积小、辖县数量少的先天优势。浙江全省陆域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除去先天优势以外，浙江省是实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探索实践最早省份。早在1992年，浙江省率先在全国扩大县（市）政府经济管理权限，提出“还财于县、藏富于民”，连续五次下放给县（市）行政审批权328项，占全部省级行政审批权的52.6%。浙江省分别在1992年、1997年，2002年2006年进行了四轮的强县扩权改革，在暂不涉及行政区划和行政层级的情况下，将部分原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经济强县（市），以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在这些强有力的财政支持下，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强有力地带动经济，促使浙江省一跃成为我国经济实力雄厚的省份之一，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浙江现象”。当然这与浙江省民营经济以及浙江省内传统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敢想敢干精神分不开的。但是县级政府角色的不断加强以及政府间管理模式的不断创新才是造就“浙江现象”的根本因素。长期倚重体制外经济增长的发展格局，鲜明的市场化、民营化的体制创新取向，以及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形成的政府与民间市场主体的良性互动机制，使浙江的地方政府角色转变及运行机制创新，呈现出了相当突出的内源性规定和自生自发的内生演进逻辑。这对浙江省经济的发展居功至伟。当然正是由于存在着先天优势条件以及本土文化“浙江”模式只能独属浙江一省，不大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其次以京、津、沪、渝以及海南省为代表的一类模式。四大直辖市作为财政省直管县的改革试点地区，也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四大直辖市作为区域经济的龙头，对经济的发展带动作用明显，对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辐射效应。另外直辖市行政区划和省级政府相比要显得相对精简，辖区范围面积较小，辖区内县较少。有条件能够减少一些行政层级，使得市县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而海南省全省陆域面积3.54万平方公里，全省2个地级市、6个县级市、4个县和6个民族自治县都是独立的经济单元，所以同样具有地域上的优势。海南从1988年建省开始就没有实行市管县，海南省共有20个地、市、县、开发区、办事处等单位，地、市、县等都是由省直接管理，是独立的经济单元，不存在地级市对县的行政管理的隶属关系。

从上述描述中可以看出实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效果比较明显的省份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同的地理优势条件，另外都是通过放权给一定的县级政府，对市县平等对待。通过一定的行政省直管县配合财政省直管县的实施，所以省直管县的成效也较为明显。

（二）实施效果并不明显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

除了上述的浙江省、海南省及四大直辖市外，我国其余的实施省直管县的省份虽然也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我国现有27个省级行政单位（不含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平均每个省级行政单位辖73个县，最多的如四川省下辖138个县，河北省下辖136个县。加上地级市，平均每个省级单位要管辖85个下级单位，四川则达到159个之巨，下辖单位超过60个的有22个省份。要对管理如此众多的下级行政单位，对省级政府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过长的委托链条，更加不对称的信息等等都使得省直管县效率低下。也正是基于这点考虑大部分省（特别是辖县众多、省情差异较大的省）并没有直接全面实施改革，而是以“扩权强县”的名义，通过选择一部分县进行试点来逐步推进的。但是，“扩权强县”毕竟只是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中的一个阶段，在面对现行的基本行政体系制度下，自然暴露出不少的矛盾与问题。

四、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实施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思路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热情高涨期”后，面对县域经济的发展瓶颈以及出现的地方政府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博弈，大多数省份实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似乎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没有立竿见影地出现类似浙江、海南等省市那样的经济效益。在实施相同的改革前提下，这一现象的出现值的我们思考。通过对现阶段改革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归结其中原因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首先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进程出现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带来各级政府间利益的重新分配。正是这种经济利益博弈致使市级政府采取消极应对措施，这使得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成果大打折扣。如果一味地推进省直管县的改革而主观忽视对这一利益博弈的解决，那么无异于掩耳盗铃。因为这种强制地切断市、县之间的联系对市级政府而言无论是财力还是权利都会大大损失，因为市级政府面临的是一种零和博弈。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成为了解决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效率的关键一步。

其次客观上由于实施了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改革，省级政府管理难度加大。县级政府相关的人事调动、项目审批都将由省级政府来直接管理，这无形中加大了省级政府的日常管理难度。正是因为这种原因，观察实施效果比较好的省份如浙江、海南，都容易发现其具有的一项共性那就是省域面积较小，管辖范围内县级政府数量较少。反观我国大部分省份，由于辖区面积较大，县级政府数量众多，导致在实施省直管县过程中，对省级政府办公能力提出了不少挑战，同时大大加深了省级政府的行政成本，这也可以从某一程度上反映出现阶段我国在推广实施财政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上面临的瓶颈。

最后财政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步调不一致。政府间事权财权关系的规范化是省直管县财政和行政改革面临的更深层次挑战，往往在财政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双管齐下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改革的发展，但是现实中我国在行政体制改革问题上一直含糊不清，不能明确地提出事权或财权的划分标准，县级人事变动主要取决于上级市，所以即使实施财政省直管县，也只能局限于财政方面，而行政、人事等关键要素仍然保持省、市、县的模式管理。在这种状况下，本来由财政、行政“两条腿”来走路变成了只由财政“一条腿”走路来进行改革，所以现阶段的行政体制制度，对省直管县而言不是助推器，反而是障碍，阻止财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我国财政省直管县现阶段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解决。

县级经济论文例8

一是审视了县情。通过对县情的重新审视和深入分析，从纵向和横向进行对比，我们感到，近年来__县域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先后获得全省小城镇建设先进县、全省城乡规划管理先进县、全国小城镇建设重点县、全省新农村建设先进县、全国绿化模范县、全省生态示范县、全省文明村镇建设工作先进县标兵、全省经济发展法制环境先进县、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全省平安县、省级卫生城和一系列市级荣誉称号；20__年又创造了全年零命案的奇迹，20__年1月__县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县城荣誉称号。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照先进地区发展，我们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和差距。从发展角度看，经济总量仍然较小，产业化程度不高，工业经济增长缓慢，缺乏重大战略型项目，缺乏旗舰型企业。从改革角度看，加快发展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特别是与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从稳定角度看，历史遗留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新的社会矛盾时有出现，稳定工作仍面临较大压力。从工作角度看，少数干部解难题、求突破的办法还不多，畏难、懒惰的情绪还比较严重，抓落实的能力还需进一步加强。从发展理念看，还有一些人缺乏全局和长远的眼光，急功近利，盲目冒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现象也还大量存在。从执政理念上看，少数干部仍然未能准确地理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真正内涵，政绩观、发展观存在与当地实际、与人民群众迫及需要结合不够的现象，民生问题的解决还有许多历史欠账。这些问题在思想观念上的体现就是满足发展现状,思想僵化;过分依赖资源,半封闭自我发展;存在畏难情绪,创新意识淡薄。

二是明晰了主题。为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我县确立了“五查五看五树立”的思想解放大讨论主题。即：一查思想解放，看是否存在因循守旧、观念僵化问题，树立高瞻远瞩、勇于探索的改革创新意识；二查群众观念，看是否存在脱离群众、脱离基层的问题，树立亲民、爱民、为民的公仆意识；三查发展思路，看是否存在思路狭窄、不切实际的问题，树立科学发展意识；四查党性修养，看是否存在不讲政治、立场不坚定的问题，树立顾全大局意识；五查工作作风，看是否存在作风漂浮、虚假浮夸的问题，树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服务意识。

三是确定了内容。结合__县实际，我们确定了“要不要科学发展、能不能科学发展、怎么样科学发展”;发展__经济“走什么路好，如何走好”；__实施工业强县、农业稳县、旅游兴县、开放活县和城镇化“五大战略”，推进稻、牧、林、矿、药“五大产业”经济发展思路的再认识、再理解；影响和制约__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考察先进地区得到的经验启示；如何防范金融危机、抵御风险、确保经济跨越发展等六个方面的讨论内容。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意识、解决思想解放程度不深、“超越自我、争创一流”的勇气不够，抢抓机遇实现跨越发展的意识不足的问题，切实提高危机意识、竞争意识，敢于挑战，敢于超越，在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形成了群策群力、共谋发展的浓厚氛围。

二、突出创新，活化思想讨论形式

为避免思想大讨论活动流于形式、走过场，我县活化了讨论形式，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了思想讨论活动。

一是上下联动开展思想解放研讨活动。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一方面，在基层单位开展大讨论活动，每位县级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深入各单位，参与并指导基层的讨论活动；另一方面，在县级领导中开展集中大讨论活动，并吸收基层单位主要负责人参与。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县解放思想大讨论交流会。围绕“科学发展、实现跨越”这一主题，参学单位党员领导干部交流研讨、县级领导交流发言，召开全县领导干部解放思想大讨论交流大会等，多层次、多形式进行讨论交流。各参学单位党员干部集体讨论173次，党员领导干部交流研讨73次，县级领导交流发言3次，召开全县领导干部解放思想大讨论交流大会1次。通过交流讨论，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提高的认识，巩固了大讨论成果。

二是开展学习先进地区发展经验活动。4月17日，我县召开全县党政干部大会，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共计500余人参加了会议。县委书记赵洪君就赴郑州、成都学习考察开发区建设与城乡一体化建设，做了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发展经验，促进__科学发展的报告。广大干部把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融进讨论之中，立足县情，吸纳借鉴，增强了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三是通过正反比照总结经验教训。为深化讨论效果，我们认真开展了正反对比大讨论活动，以正面讨论为主。正面的讨论是通过对照__县近年来在城市建设、新农村建设、旅游开发、平安创建、文化建设、文明创建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认真总结经验和优势，继续巩固已有的发展成果，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发挥优势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反面的讨论则围绕经济总量较小，工业化水平低，缺少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大企业，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基础设施特别是农业基础设施仍很薄弱等方面深入开展讨论活动，充分汲取发展教训。

四是开展“我为__科学发展献一策”活动。围绕群众最期盼解决的问题、影响和制约__科学发展的最大障碍问题、解放思想大讨论中把握的关键问题等，广泛开展了“我为__科学发展献一策”活动。发动党员干部围绕__的发展各抒己见、建言献策，并在县电视台开设“学习实践活动论坛”专栏，营造了浓厚的氛围。活动开展以来，共征集各类发展意见、建议近千条。通过此项活动，达成了“科学发展、人人行动，科学发展、人人受益”的社会共识，把__的学习实践活动引向深入，推向高潮。

三、注重实效，确保思想讨论成果

（一）进一步形成了思想共识

经过近一个月自下而上多渠道多形式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全县各级党员干部在解放思想应注意的问题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两大方面形成了共识。

在解放思想方面达成“三个共识”：

一是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继续解放思想。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会不断出现新事物、新问题，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才能不出现或少出现因思想不解放而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我们深刻认识到不断的解放思想应该是各级干部永恒的主题；二是必须不断地加强学习，加强党性锻炼。通过不断地学习，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增强党性意识、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上才能形成动力，形成合力；三是必须时刻注重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大舆论宣传。在建设和发展中要既注重实干，又要注重宣传，使干部群众对县委的工作思路、决策部署、工作推进有深入的理解，进而推进各项工作，促进科学发展。

在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达成“三个共识”：

一是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就是要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紧抓发展这一执政兴县的“第一要务”不放松，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战略，唯发展是举，以稳定为基，突出工作重点，努力攻坚克难，强力推进落实，确保县域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发展。二是必须不断完善经济社会发展思路。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讨论活动，全县党员干部进一步明确了我县的发展占位，认清了发展差距，找出了影响和制约我县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认识到要实现科学发展的目标，必须进一步理清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思路，使之更有创新性、更符合__实际。三是必须不断转变干部工作作风。在大讨论活动中，广大党员干部查清了自身存在的不足，精神风貌和服务意识得到了明显提高，能够抓住群众意见最大、最不满意的问题开展讨论，认真改正，干部作风明显改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党员干部从中也受到教育，进一步形成共识，要继续抓好作风问题，不断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

（二）进一步完善了工作思路

通过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我们看到了自身的优势，更看到了存在的不足。我们根据思想大讨论的情况，进一步完善了发展思路，即，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实施工业强县、农业稳县、旅游兴县、开放活县和城镇化“五大战略”，进一步巩固全国文明县城和全国绿化模范县创建成果，做足百万亩水稻大县文章，加快工业园区建设，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把__打造成黑龙江省绿色水稻生产基地，矿产资源和新兴能源开发基地，生态休闲旅游名县。全年努力实现县域生产总值增长15%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财政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0%以上。

（三）进一步明确了工作重点

1、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在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中，把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整体来考虑，从思想上打破城乡分割、城乡不平衡的观念，统筹考虑、安排、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在发展上大做文章。一是实施“小县大城、小乡大镇、小屯大村”工程。出台政策、措施，吸引农民进城务工、创业、安居，吸引人口向县城、中心镇、中心村集聚，构筑以县城为龙头,以浓河、清河、凤山等中心镇为重点，以较大的中心村为支点的新型城镇体系，发挥好城镇集聚农村工业产业、促进服务业成长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二是发挥好县城建设的龙头示范作用。在县城建设中，抓好今年县委、县政府确定的各项重点工程,坚持高起点定位，走精品发展之路，吸收先进理念指导城镇建设，完善给排水及供热设施，建设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停车场和输变电工程，不断完善城镇整体功能。提高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实现城镇管理制度化、常规化、精细化、人性化，扩大绿化范围，提高绿化品位，搞好亮化美化，改善生存环境，提高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城市形象。三是进一步发展壮大农村经济，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夯实基础。合理规划产业布局，突出特色产业，充分发挥产业聚集作用。大力发展粮食经济，延伸粮食产业链条，打好百万亩水稻的绿色和特色牌，培育叫得响的有知名度的品牌，提高产品知名度、市场占有率和附加值，扶持粮食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发展农产品深度加工和系列加工，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的目的。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实现规模化、规范化和集约化养殖，努力提高畜牧产值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大力发展北药等特色种植业，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不断繁荣农村经济。四是将城乡建设与旅游开发相结合。以打造生态休闲旅游名县为目标，坚持打造特色景区的定位，城乡同步，完善特色景点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接待能力和质量。积极推进铧子山景区深度开发，重新规划开发岔林河漂流景区，形成登山、漂流一体化的旅游线路，成为哈市周边最具特色的生态黄金旅游带。通过市场运作，积极推进铧子山水库、大__水库、乌龙部级森林公园、二龙潭休闲度假旅游项目开发和冬季旅游项目开发。采取多种宣传媒介，多角度、全方位推介我县的旅游资源和优质服务，吸引更多的域外游客来我县休闲观光，以人气聚财，不断提高我县旅游业的收益。

2、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进工业立县工作。一是强化工业园区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发挥好园区凝聚资本和技术的磁场作用和示范作用。在现有基础上，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企业入驻，不断扩大规模。在其它乡镇积极谋划工业园区建设，形成以__工业园区为中心，若干个乡镇工业园区为支点的工业园区布局。二是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招商引资。紧紧围绕稻、牧、林、矿、药“五大产业”，突出县域劳动力资源充足、农产品资源丰富、生产要素成本较低的强势，改变单一政府主导的招商格局，实行多元招商主体，多渠道吸引资金和技术，通过积累式发展，不断壮大产业集群，为吸引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搭建平台。三是实施好项目牵引工程，力争在大项目建

设上实现突破。重点在稻米、木材、药材加工和硅石、风电、矿泉水、石材开发上上大项目，建大企业，尤其是项目建设年确定的100个项目要保质保量的完成，通过大项目支撑和延伸产业链条，逐步构筑起支柱产业和立县企业，培植支柱财源，使工业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力争全年实现引进亿元投资项目5个以上、引资到位资金达到10亿元以上的目标。3、进一步关注民生，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继续推进农村泥草房改造和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等惠民工程，改善城乡困难群众的住房条件。积极为就业困难群体创造条件，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吸收社会剩余劳动力。社会公共服务岗位出现空缺人选时，要优先考虑录用就业困难群体的人员，同时扩大低保等社会救济覆盖面，不断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扩大养老保险参保范围。加大城镇低保、农村低保、医疗救助等政策的落实力度，全面做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切实解决好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的生产生活困难。继续推进“三名”工程，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大稳定工作力度，落实县、乡、部门领导大接访制度，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杜绝群体访和越级访。搞好安全生产排查工作，消除各种安全隐患，杜绝重大事故发生。

县级经济论文例9

【作者简介】史贞，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博士生，山西 太原 030006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4）01-0080-04

一、引言

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层次的区域经济，是宏观与微观经济的结合点，属于中观经济范畴。它能够有力地结合乡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为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延伸拓展提供平台。可见，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实现宏观经济稳健调控的关键环节，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不可替代性。我国的县域经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已逐渐向高层次发展，如中国的“百强县”等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带动落后地区也将是县域经济发展重点，尝试以县域经济转型带动整体经济发展，中央更是在县域经济的制度规范、资金扶持等方面给予倾斜。但同时，由于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很多县域缺乏合理的规划与产业布局，导致县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产业趋同，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了整体经济的发展，尤其以中西部更为严重，导致县域经济的综合发展区域非均衡问题日益突显，成为影响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所以，进行县域经济综合评价研究，不仅是加强宏观调控、促进社会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强化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减少城乡差距、合理区域布局、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所在。可以说，县域经济发展的好坏可以作为衡量我国“十二五”规划完成效果的重要考核标准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栋生教授认为：县级市经济是区域经济的范畴。它是一个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具有地方特色，以小城市为依托的，城乡一体化的区域经济体系，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法棠认为：县域经济是指县市区这一行政区划内开展的全部经济活动，是按行政区划认定的区域经济。综上观点，县域经济问题首先是区域经济问题。相对比而言，大区域的发展主要是以资源和第二、三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模式，而县域经济的产业都过于单一。由于其行政区划和经济发展的环境特点，市场体系并不健全，环境因素、体制因素和政策因素成为制约县域经济的主要因素。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的讨论，具有代表性的有：谢自奋等（1996）从县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集镇为纽带的角度，广大乡村经济为基础的区域性经济网络，从经济管理网络关系角度对县域经济进行了研究。凌耀初（2005）论述了县域经济的特征、地位和存在的问题，并参考国外农村区域发展经验，提出了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思路。陈志德（2006）从县域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入手，针对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背景以及现状，提出了吉林省发展县域经济主要运行机制的创新机制及创新模式。禹新荣（2010）基于竞争力理论，从中观的层次和产业的视角，首次完整提出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命题，对其基本理论、形成机制和评价体系进行阐述和分析，创新产业竞争力研究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模式，构建了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轮动模型。崔征（2011）通过寻找落后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经验，利用2004年到2009年的数据对通榆县的经济发展进行了静态、动态的对比分析，寻找县域经济的发展规律。王鹤春等（2012）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探讨分析了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县域经济发展的G-R-I-E模型，提出相应的发展路径及对策。朱士鹏等（2013）采用主成分和ESDA技术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以县级行政区（县、区、市）为研究单元，以2000年到2009年的县域经济数据为基础数据，对贵州省10年来的县域经济实力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贵州省县域经济实力差异显著，并有所扩大。

从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县域经济发展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和发展状态的相对封闭性，折射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性。大区域由于资源秉赋和产业结构等因素所形成的经济非均衡发展会直接引致县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每个县由于先前的自然条件、政策扶持力度、社会结构等都不尽相同，彼此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相差较大。为了能够科学地了解和反映我国各县的经济、社会活动状况，本文从县域经济水平、县域经济活力和县域人民生活三方面构建综合指标体系，用以研究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找出县域经济发展的短板因素，从而为我国经济转型提供思路和对策。

二、指标体系

由于县域经济本身既属于综合性经济，又属于区域性经济，又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单位，故本文综合其所具有的上述特征，选取14个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来进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研究，指标体系见表1。

其中，县域经济水平指标用以反映各县的经济水平在其所在市域经济水平的重要性，主要通过各宏观经济指标占市域指标比来实现；县域经济活力指标用以反映县域的不同产业劳动生产率状况间接反映其经济活力和潜力；县域人民生活主要通过城乡人口结构和收入状况直接反映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差距（其中城乡收入比和城乡人口比是逆指标）。

我国整体处于经济转型期，而以山西省这一资源型省份的转型更具有代表性，所以，本文以山西省为例，通过对山西省县域经济进行综合评价，探讨全国县域经济综合评价的研究方法。本文所用指标均来自于《山西统计年鉴2012》，为实现指标评价过程中的可比性，各指标均转换为相对指标形式。利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对上述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对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大致分类和综合排名，并且对影响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

三、综合评价

利用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关键是要获取各级指标权重并通过加权平均获得上级指标。指标权重获取的方法主要分为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两大类方法，其中主观赋权法主要利用专家打分进行，而客观赋权法更能通过数据信息体现指标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指标赋权时综合了两种方法，既利用主观评价将指标进行分类，又利用客观数据信息为指标赋权，这样更能使信息科学、有效。

第一步，依据各一级指标下所包含的二级指标计算主成分，依各指标在其相应主成分中的载荷系数大小，进而计算各二级指标的主成分即为一级指标。以县域经济水平为例，其包括六个二级指标，依据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计提主成分，依其特征向量矩阵可将Y1表示为

Y1=0.4864X1*+0.4796X2*+0.3244X3*+0.4597X4*+0.455X5*

其中，Xi*分别为Xi经过标准化之后的数据，经计算后即可得县域经济水平的总得分。其他一级指标Y2，Y3均按此方法计算。

第二步，再视Y1、Y2、Y3为三个变量，重复之前的赋权过程，可得各指标Y1、Y2、Y3的权重。测算结果分别为0.326、0.328、0.346，权衡考虑这三个一级指标对县域经济评价的作用。本文认为三个指标均反映了县域经济的不同方面，所以视三个指标具有同等权重。最后的综合评价指数得分为：

Y=（Y1+Y2+Y3）/3

根据综合评价指数分值从高到低进行排名可以看出：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综合排名的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评价指数得分大于1的，这些地区的县域经济水平得分和县域人民生活水平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县域，说明经济水平的发展在县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非均衡状态，而这些地区恰好是山西省资源分布较为密集的县域。以孝义市为例，孝义市以综合得分4.8625居于榜首，说明孝义市的县域经济的发展处于全省先进水平，尤其是孝义市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为7.8685，遥遥领先于其他县市，表明孝义市的县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很高。但是，孝义市的县域经济活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与其他各地区差异并不明显，说明其经济发展过多依赖资源，其发展动力不足，也没有实现真正的惠民。这表明孝义市的县域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亟需转型发展以求谋取持续繁荣发展。整体看，这些县域的发展取决于对资源的开发，在经济转型时期，这些区域是否具有后续动力将成为这些县域发展的制约因素。第二类是评价指数得分大于0小于1的，从各一级指标得分可知，该类县域的经济动力和潜力得分相对其他两个指标较高，同时可以看出，介休、应县、右玉、平遥等旅游资源开发较好的县域均在此类，说明其经济发展的后劲较大，具有可持续性。第三类是评价指数得分小于0的，从指标得分的结果看。该类县域在三项指标得分均偏低，属于县域经济中发展严重滞后的群体。

由主成分分析求得山西省各县综合评价指数分值，得出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综合排名，本文进一步运用快速聚类分析方法验证主成分分析的结论，其聚类结果见表2。

从表2中的结果可以看出，聚类分析与主成分分析中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综合评价方法是有效的。结合聚类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对各县市的发展特征作进一步的讨论。第一类是山西省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县市，但正由于其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更多地是建立在资源依赖的基础上，所以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会出现诸多问题。第一类县市由于过多地重视工业的发展，而忽略了农业的发展，导致该类县市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城乡人口比的得分是最低的，说明在农业和城乡结构方面存在较严重的问题，工业畸重发展势必会带来后序的一系列经济问题。所以，此类县市应成为山西省经济转型的重点城市。第二类是经济活力较好的县市，这些县市在各项指标的表现居于第一类和第三类之间。虽然这些县市目前在市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并不突出，但其具有经济发展的动力，人均劳动生产率较高，如果能够加大经济投入，合理规划经济结构，其未来的经济将会有较大的发展。第三类是整体发展水平均较弱的地区，说明这些地区是山西省今后经济整体水平提高的着手点，这些县市缺少资源禀赋，产业发展优势不突出，说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缺少合理的规划，没有明确其在山西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应该对这些县市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构建了县域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山西省为例，通过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对山西省96个县（含县级市）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分类和综合评价，得出以下结论：

1.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14个指标进行赋权计算，通过其结果与聚类分析对比，并结合各县域实际发展水平，说明该方法可行，能够有效地对各县市的经济发展综合实力进行评价。

县级经济论文例10

“市管县”在我国已有二十多年的主导地位,其跨越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济形态,从根本上说“市管县”上层建筑是诞生在计划经济经济基础之上,它服务于计划经济体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管县”存在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市管县”矛盾负面凸显。目前社会各界积极探索新的行政管理体制,“省管县”终于在曲折中成长起来,目前,比较成熟的有浙江模式和海南模式,湖北、安徽、江苏等省也在相继试行。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高层,都在鼓励“省管县”,来看“省管县”将会是未来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趋势。但“省管县”势必对原有市级中心城市发展产生影响,获得权限的县(市)可能出现不良竞争和市场分割,远离省级监督机制的县(市)容易出现腐败现象。本文对“市管县”和“省管县”体制存在的重点问题进行分析,并就解决问题提出探讨性意见。

一、“市管县”的弊端

1.中心城市辐射作用低微,城乡差距拉大。“市管县”的初衷是城乡合治,极化发展中心城市,同时发挥中心城市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县乡,实现城乡共同发展。但“市管县”并没有在普遍意义和真正意义上达到极化发展中心城市从而带动周边县乡发展的预期目的,却加大了城乡差距。很多地级市的第二、三产业不够发达,其本身辐射作用低微,很难有力量帮助县乡发展。再者,很多地级市经济增长靠的是盲目的招商引资、粗放的投资形式以及对所属辖区低端要素的简单吸引支配,由此造成中心城市增长极功能发育不完善,中心城市没能通过集中高端要素资源形成相互匹配的服务于周边地区的生产体系。在没有中心城市高端要素服务支撑的情况下,下级县(市)无论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用现代技术和现代管理改造传统产业,还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品附加值,都缺少必要的技术、人才、信息、金融服务等支撑,导致县(市)只能局限于县域范围内有限的要素资源配置,产业发展长期处于低水平重复格局。更有甚者,在“市管县”下,大部分地级市的经济实力不足以维持城市运转和建设需要,为保自身快速发展,利用行政权力优势汲取下属县的各种资源,导致“市卡县”、“市压县”现象屡见不鲜。“市管县”带来资源机会不公平和城乡差距拉大现象与当今社会提倡公正公平、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的价值取向格格不入。

2.“市管县”加剧职责同构重叠。科学划分不同级别政府间的职责权限,上下级政府各司其职,互不干预重叠,这样的职责划分才能使政府行政达到高效廉洁。中国在纵向间政府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职责同构”, 机构设置左右对口,上下对齐,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事权不明,职责不专。然而管理最忌讳上下一般粗,职责重叠同构,必然导致争权夺利和推诿扯皮现象同时并存。我国宪法明确地方行政区划为省、县、乡三级体制,但目前实行的却是四级行政体制。在原本上下级职责同构的情况下,人为再增加个地级市,加剧了政府间职责同构重叠,带来的可能是行政成本成倍增加和行政效率明显下降。这里有个典型例子,安徽省某县在审批土地指标上遇到省市之间相互推诿现象,市认为县应该从省国土局获取指标,省却说指标已经下发到市里,两级政府相互推诿,导致这一年该县几乎没有一份土地指标。

二、“省管县”的问题

1.“省管县”对市级中心城市发展造成短期消极影响。在“市管县”中地级市可以利用行政权力支配调度地方资源,这为市级中心城市的极化作用增加了一股行政力量,有利于市级中心城市极化发展。但“省管县”的实行,取消原有地级市对所属县(市)的财权和事权,意味着地级市中心城市发展不能再靠行政力量支配县(市)资源,这无疑会消弱市级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有学者认为,虽然“市管县”部分牺牲了县域经济利益,但长远来看,建立在工业化所需资本积累基础上的城市工业发展,在进入发达阶段后自然会实现城市工业反哺农业,进而以此为基础发挥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本文不对“省管县”取代“市管县”的时间早晚做任何论断,但是,按照上述学者观点以及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发展四级段理论,我国很多城镇正处于极核发展阶段和集聚―扩散阶段,处在此种阶段的中心城市正在完成自身结构极化提升,城乡差异拉大也是此阶段需要经历的事实。此时以“省管县”取代“市管县”势必会对市级中心城市的发展造成短期内消极影响。

2.获权县、市可能出现不良竞争和市场分割。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在逐步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政府职能转换也在同步行进,但是,政府转型步伐显然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需求。政府替代市场、管制取代交易的现象仍然屡屡可见。一直以来我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面对市场经济日益建立,需要政府及时转变职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候,旧的行政惯性表现的尤为突出。在条件上政府拥有对行政和公共资源等的垄断权力,在动机上政府有足够的投资冲动和政绩冲动,再加上以“省管县”等形式对地方县(市)放权让利,地方政府在国家经济建设洪流中表现出强烈主导、追逐利益的特征,原本应该是服务型政府却在实质上更像企业型政府。“省管县”必然会使各级地方政府相互独立,原有地级市在引导和协调县际竞争协作上力量甚微。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往往不顾资源配置整体效率,表现出明显的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这时的县(市)行政区划演变为资源空间流动的壁垒,从而导致县(市)之间不良竞争和市场分割。

3.远离省级监督机制的县(市)容易出现腐败现象。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试点型改革,很多制度设计不能一下子到位,新旧体制磨合往往带来很大的成本付出。此次“省管县”体制改革,首先是财权下发,然后下放慢慢事权,在此过程中有很多配套性制度没有确定。向来由上级市领导的县(市)突然获得下发权力,在没有配套权力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县(市)滥用行政权力不可避免。这里以海南省为例,由于没有配套权力监督机制,2005年到2007年海南省临高县原县委书记吴光华、屯昌县原县委书记徐清学、文昌市原市委书记谢明中,皆因、贪污受贿落马。“省管县”同时遇到的障碍是省政府管理半径过大,原本由地级市管理的事情一下子推给省政府,导致省政府管理负担过重。按量化标准来说,省直管县的有效半径在40―50个,超过一定规模后必然导致管理难度上升和管理效能下降。我国很多省区的县(市)数量较多,全国32个省级行政单位(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最多的四川省下辖181个县,河北省下辖172个县,河南省下辖159个县,平均每个省级行政单位下辖89个县,如此多的县(市)在“省管县”中将给省级政府带来很大管理难度。此外在空间距离上,我国很多省地域面积大,下辖县(市)离省级管理单位较远,在空间感受上给县(市)级政府一种“山高皇帝远”的心理。缺乏配套监督机制,过宽的管理幅度,远离省级政府,导致“省管县”在短期内极容易出现腐败现象。

三、解决上述问题的探讨性建议

1.正确处理地级市中心城市与县(市)的关系。两者关系在行政管理模式上应由以前的城乡合治变为现在的城乡分治。现代经济发展到今天,城市地位越来越重要,城市承载着有别于县(市)的产业结构和资源流动,其所对应的管理模式也与县(市)有很大差别,与“市管县”相一致的“城乡合治”的地域型政区已经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管理需求,应运而生的是“城乡分治”管理模式。二十多年的“市管县”使得地级市中心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含义,其是满足城市地区城市事物的专门管理需要设置的城市型建制,所承担的责任是为更集中的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并且吸纳各种高端要素,构建可服务于周边地区的生产体系。而县(市)是以农、林、渔等产业或者其他工业为主导产业的人口分散的广域型行政建制,其所承担的责任是维系本地区健康运转。在经济关系上原有地级市和县(市)应在共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下保持平等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县(市)在获得更加自由的发展空间后应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参与到地级市产业扩散的分工协作当中,切实培育自身的产业格局。对于地级市中心城市应该将政府管理体系的精力从领导县(市)的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到本级城市发展的科学规划上,努力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培育城市现代服务业和现代消费方式,更好的发挥中心城市在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方面的作用。

2.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积极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不到位,公共型服务政府的构建没有完成,必然导致“省管县”下的不良竞争和市场分割。未来的“省管县”要规避上述现象,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积极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各级政府应该牢固树立现代公共服务理念,明确自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地方经济所扮演的角色,快速跳出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增长政绩的误区。积极构建“有限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让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一个提供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后勤服务者”。同时要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严格的经济发展质量监控机制和合理的行政激励措施,让政府在主观上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看齐,同时在客观上也使公共服务职责行为得到有效支撑和控制。

3.健全“省管县”配套制度,加大行政思想剖析。面对“省管县”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在制度设计上应该建立健全“省管县”配套制度。科学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责权限,尽量避免出现各级政府职责同构重叠。省级政府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或者成立专门派出机构对获权县(市)进行监督。改革地方治理,积极推进民主和权力监督体制改革,保证立法权威,司法公正和行政独立。在文化思想上,传统的封建官本位思想尚能见诸于行政环境,“省管县”将权力下放到地方,增加了地方县(市)行政自主性,同时也可能为各种落后腐朽思想创造了生存空间。对于此,应该积极培育现代公民意识,深刻剖析行政思想,达到行政公民参与、行政自觉廉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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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戴军:《省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原则》,《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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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