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散文例1

中图分类号:G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2-0176-01

贾平凹的散文被学者和评论家排在了优秀之列,并且有多篇被选进中学课本。本文就结合其散文,从取材、手法、语言、地域特色等方面入手,来谈谈其散文所表现出的艺术特色。

一、取材自由广泛

贾平凹的散文取材自由广泛。他的散文似乎不拘一格,丑汉、退伍军人、屠夫、石头、树木等统统走进了贾平凹的散文。从反映的内容和笔调去看,大致可以分四类:一是人物篇。一般以粗线条勾画人物为主,如《我的老师》塑造了一个纯真、正义、极富爱心的儿童孙涵泊形象,《米脂婆姨记》则描写了一个对爱情充满憧憬的农村少女形象。二是世相篇。这类散文常常评说人生,针砭时弊,如《病人》借一个病人的口道出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玩牌》则将麻将桌上的众生相刻画得淋漓尽致。三是游记篇。《游寺耳记》给读者展现了一幅“野开花落,云雾忽聚忽散”的山间图画。《入川小记》描绘了四川的山光水色、物产人情,让读者想身临其境去领略一番。四是风情篇。通过描摹地方风俗,记述地方风物,把个人的主观情感融入自然景观之中,与大自然构成一种和谐的关系。如《五味巷》通过巷中景、巷中事、巷中人、巷中风俗,展现了古风很浓的长安小巷,这里的人们重人情、讲信用,知足乐观。《静虚村记》则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画卷,“静虚村”是一个偏离市区的地方,显得既原始又古朴,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浸染。

二、小说化写法

贾平凹一直倡导散文写作小说化。他在《散文就是散文――自我告诫之二》中说:“小说家可以以散文的笔调去写小说,为什么你不可以以小说的笔法写散文?”散文与小说的不同点在于重视抒情,而不刻意追求情节的曲折和完整。情节是小说的基本要素之一,在小说中担负着表现人物性格的重任,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

贾平凹的不少散文在结构上带有明显的小说色彩――情节化。如他的散文《摸鱼捉鳖的人》,开头先写这个“摸鱼捉鳖的人”的相貌丑“眼睛小小的,甚至给人一种错觉:那不是先天生的,是生后他的父母用指甲抠成的”,再写他的捉鳖的动作和言行,这一切都看是平淡无奇,但文中一个细节始终吸引着读者的眼球,就是这个“摸鱼捉鳖的人”每天都向河里扔一个酒瓶。在结尾,读者方知道,这个丑人每天向河里扔的是一封求爱信,目的是希望能被游客或者村民看到。求爱信写道:“我能养活你的,我不会打你,你来我们村落户也成,我也可以招过门去,生下孩子姓你的姓也行。我等着你的信。”这篇散文讲究情节的完整和曲折,悬念的设置,这应该算是贾平凹散文写作小说化的一个代表。

贾平凹散文的小说化倾向还体现在典型化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对人物性格进行高度集中、概括和提炼,让读者感到文中的人物面熟,就在自己的身边。这样的写法,让他的散文有了许多类似小说的元素。以《闲人》为例,文中所刻画的“闲人”形象,既带有鲁迅小说中“阿Q”之类的性格特征,但又不完全相同,而是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期生活有的人物形象:“闲人”潇洒自在,能吃能喝,勇武有力,敢 “为朋友两肋插刀”;“闲人”三教九流,无所不交,没有贵贱老幼之分;“闲人”目无领导、权威,敢与嘲笑一切,甚至把名人签名的纸拿去让别人上厕所用;“闲人”买书“从不读完一本”,然“无所不知”。以简略的笔法,勾画了社会转型期一类人的形象,这类人集社会百态、人间百态于一身,性格特征十分典型。

三、语言简朴、幽默

贾平凹十分重视语言的锤炼。贾平凹的散文语言,不以华丽见长,简朴是他的重要特色。他的散文中,很多处运用了质朴的语言。如 “原来月亮是长了腿,爬着那竹帘格儿,先是一个白道儿,再是半圆,渐渐那爬得高了”此处用了一个“长了腿”和“爬”字,形象地描写了月亮变化的悄无声息,情境优美,语言平实。

他的散文,还善于用幽默的语言去展现真实的生活,让读者在笑声中去体会散文的美。如《秦腔》中的一段描写“一个说:狗年快完了,你还叫啥哩?一个说:猪年还没到,你便拱开了!”让读者在轻松而平淡的语言中感受到他特有的幽默。再如“一孩子在家做作业,解释‘孔子曰……而已’,遂去问爹:‘而已是什么?’爹下棋输了,一挥手说:‘你娘的脚!’孩子就在作业本上写:‘孔子曰……你娘的脚!’”这段幽默的语言,把一个输棋农民描写的活灵活现。

四、地域特色明显

贾平凹扎根于生他养他的商州大地,吸取现实生活和历史文化的养分,尤其是大量方言土语的运用,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他的散文《秦腔》则是典型代表。如“最可贵的是那老辈的秦腔迷,他们没有力气挤在台下,也没有好眼力看清演员,却一溜一排地蹲在戏台两侧的墙根,吸着草烟,慢慢将唱腔品赏”写出了村民对秦腔的钟爱。“吹,拉,弹,奏,翻,打,念,唱”勾勒出秦腔的特点,而“广漠旷远的八百里秦川,只有这秦腔,也只能有这秦腔,八百里秦川的劳作农民只有也只能有这秦腔使他们喜怒哀乐”,则点出了秦腔是劳苦农民的精神食粮。

有人说贾平凹的散文像小说,他的散文舒畅自然,柔美质朴,是真正的美文。

参考文献:

[1]范培松.贾平凹散文选集[J].百花文艺出版社,004.

[2]王玉强.时文选粹――秦腔[M].南方出版社,2007.

[3]洪宗礼.语文教师教学用书[J].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贾平凹的散文例2

贾平凹是中国近现代文坛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后来的文学评论家对其文学作品存在着不少的争议。虽然对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目的、创作水平和写作艺术都有着褒贬不一的看法，但他的文学作品在三十几年的历史考验中显示出了它所有的文化内涵和文学价值。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成果不仅是中国文坛的成果，同时对于当代文化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一、贾平凹文学作品创作中的乡土情结追求

作家的文学创作就犹如在大海中徜徉一般，心灵是左右其航向的罗盘，航行的时间越久，里程越长，精神的指示作用也更加明显。那么在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中的精神向导又是什么呢？作者本人曾经非常直接地说：“我是一位农民。”这一种质朴的宣言对于贾平凹来说不是一种标新立异的噱头，而是对于创作追求的一种表态。众所周知，贾平凹在早期的文学创作中极力回避和摆脱农民的身份，对“非农业”身份极度宣扬。当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得到了社会上广泛认可的时候，最初的动机得到了满足以后，精神上的导航陷入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迷茫中，不知道自己文学创作的未来是什么。

贾平凹接下来在“商州”开辟了自己新的写作阵地，与此同时也以此为“锚地”开启了自己新的精神旅途。在这一关键的转型时期，贾平凹的文学作品充满了自信，文学创作也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期，为自己赢得了很大的荣誉。“伴随着商州系列作品的影响，我也逐渐开始一步步自觉过来，要长期坚守这两大阵地，一个是商州，一个就是西安，从商州的角度看西安，从西安的角度看商州，坚持从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中国，所以一直写到了现在。”也就是从西安的视角来写商州的封闭和落后，从商州的视角来写西安的浮躁和颓废，基于这两个视角，站在一个传统的视角来看现代化中的中国，并没有清晰的现代性视角。

虽然贾平凹在西安已经生活了几十年，成为了一名职业作家，但在内心深处还是一直将精神的寄托放在曾经的商州这一乡土的文化体系之中，这种精神家园的影响是恒久的。和其他的作家相比较，不同于张爱玲在上海和香港这样的时尚之都生活和求学，对于现代意识有着真实的体验；也不同于鲁迅有着日本海外求学的经历和北京上海大城市的生活，虽然也曾经说过“朝花夕拾”的精神回归，但毕竟都沉浸在现代都市思维的模式之中；贾平凹的思想则是在进入都市之前已经基本定型，虽然一样有着城市的身份，但精神的家园一直定位了乡村之中。在《关于小说创作的回答》中，贾平凹就十分直率地说道：“说到了根本，咱的思想还是小农思想。根本上讲，咱还是农民，虽然已经到了城市，有了城市户口，极力想摆脱农民意识的影响，但是历史的烙印谁又可以随便改变呢？”贾平凹在思想和情感上都始终无法融入到现代都市的生活模式中，无法和现代文明的意识产生共鸣，所以固守着乡土的意识恋恋不忘。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贾平凹看到乡村在都市化的进程中已经开始凋零，并且借助西安的都市视角来对西北农村生活的落后和农民思想意识的愚昧无知进行描写，贾平凹的情感仍然是倾向于乡村的，也从根本上对以乡土意识为根基的文化有一种认同感。贾平凹的小说《秦腔》表面上看是为民间传统的文化所唱的一首挽歌，更多的是透露出对于这种传统文化的一种深深依恋之情。也正是因为此，当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向都市题材进行转型的时候，内心深处对于这种新的写作对象缺少精神上的认同和价值上的肯定，从中也感受不到乐趣和希望，没有了精神上的根基和支持。很多文学评论家提出“魂归何处”这样的问题对于贾平凹的小说作品研究始终是一个大的问题。在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作品以后所创作的“西京”系列正是这一系列矛盾的有力体现，像小说《废都》、《高老庄》、《怀念狼》这些文学作品从总体上看都不是特别的成功，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此。

贾平凹文学创作中的乡土情结追求就决定了他对于现代文明的一种抵触感，而贾平凹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面对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民族和世界等这样一系列抉择的时候，贾平凹显示出了对传统的肯定，但对于现代却难以达成共识，因此贾平凹可以形成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学味道，但一直没有形成典型的现代文学风格，这也是他一直无法摆脱的一个精神枷锁，这也就成为了我们对中国文学走向进行审视的一个重要分界点。

二、贾平凹文学作品创作中的写实艺术追求

贾平凹在中国文坛辛勤耕耘了几十年，从一位苦心练笔的文学青年一直到享誉海外的著名作家，他对文学创作的艺术追求不会一成不变。贾平凹的文学创作经历了起伏和变化，读者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家的创作思路也进行了不断调整和反思，对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艺术追求也只能从整体上进行主导性的把握。

从客观上讲，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艺术追求一直存在并且从未满足，始终在探索和追求的道路上前进着，它也是这位丰富多产作家一直进行文学创作的动力支撑。贾平凹早期所创作的散文和小说作品因为写作内容和技巧上的主导因素，一直被认为是“为了艺术所艺术”，“唯美式的写作”，贾平凹所创作的散文被称之为“美文”，作品主要表现了自己家乡的自然美，人情美和儿女美，中短篇小说则是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心灵的刻画、小说故事情节构造和文字语言组织等方面。即便是一块“丑石”，在贾平凹诗情画意的文学创作追求中也会显示出美的韵味。贾平凹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是非常成功的，虽然被人们略显刻薄地称为“假声写作”，但其文学创作的追求和目的是单纯的，所以可以在文坛上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假如贾平凹也像废名、孙犁、沈从文等作家那样以这种文学创作风格一直坚持下去，同样也会成就自己的文学地位，但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追求并没有因此而止步。或许是因为社会现实情况的变化，时代风云的变幻，抑或是因为文学思潮的激荡，作家自我文学创作意识的觉醒等原因，作家贾平凹不仅“有意识的”对自己的散文创作进行了约束，并且在自己的小说创作过程中进行了重大的转变和彻底性的转向，开始直面现实，对于民族的前途、文化的命运走向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思考。贾平凹将文学创作的源泉寄托在了身处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农民和处于在转型期中的知识分子身上，以自身的真实体验，创造了一系列颇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小说《浮躁》、《废都》、《白夜》等文学作品的创作问世标志着贾平凹文学创作追求的一些调整。诚然，贾平凹依旧是一位作家，但中国文人传统的历史传承使命感和文化责任信心让具有文学济世的贾平凹不再满足于自己“唯美作家”身份，开始了自己文学创作中的写实艺术追求探索。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在十几年前对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进行过这样的评说：“我在贾平凹的著作《高老庄》中读到了一种深邃的，像大地一样坚实的真实感。这种感觉主要是作家贾平凹对于当下生活中每个细节和每一个精神线的敏感捕捉，以及贾平凹对于事实和场面的描绘能力。一直到长篇小说《古炉》的正式出版，贾平凹展示了自己作为一位小说家的真正功夫还是写实。”在小说《后记》中，作家也自己坦言道：“我还是依旧采取了写实的手法，建立了那个自古以来就以烧瓷为生的村子，这样可以让这个村子变得有声有色，更加有气味和温度，开目即见，触手可摸。”在文学创作中，其实最容易的也就是最难的，最朴素的也是最豪华的。什么才叫生活？逼真了才能活，要想逼真就得写实，写实的素材就是现实生活。

诚然在文学创作中仅仅是靠写实还不足以成就一位作家，也无法构建一个丰腴的小说世界。贾平凹自己也曾经表示，写人写事要有形而下的准确和真实，同时还要有形而上的升华和概括，这构成了贾平凹文学创作写实追求中的另一个维度。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观念和民间意识中的鬼、巫等神秘因素被引入到了文学创作中，形成了一种与真实事物对照而显示出的张力，将文学作品中的整体意蕴扩大。在小说《古炉》中，更是使用了类似马尔克斯小说中的魔幻手法进行写作。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追求有现代意义，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传统气息，更要带有一定的民间味道，注重整体上的艺术，要在憨拙里显示通灵，在朴素里显示华丽，在简单里显示丰富。

三、结语

贾平凹作为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作家，有着自己的文学创作艺术追求，并且用自己的文学作品展示了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作家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感，为自己赢得了在文学界的崇高地位。对于中国的作家而言，只有在面对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善与恶等基本的文化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并且借助于文学艺术的形式形象化地表达和传递出来，作品才会有灵魂，才可以发现现实和历史的不足，对于人们的精神和文化建设风貌做出正确的启示和指导。

参考文献：

[1]尹君.浅析贾平凹文化身份的多重复杂性[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05）.

贾平凹的散文例3

贾平凹及其文学作为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历来毁誉皆有，纷争不断。贾平凹用小说的形式记录社会的变迁，以小说的方式诠释人性。有人认为，贾平凹小说中的人性书写彰显着对“生活美的追求”，洋溢着“淳朴的美丽”；也有人认为，贾平凹小说沉迷于极端、繁琐粗俗的欲望描写，乃至被当成“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贾平凹及其文学多年来一直引领着中国寻根文学、三农文学、先锋文学等的发展方向，代表着中国作家的世界水平。而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中最不容忽视的莫过于浓厚的乡土情结以及其对女性形象的描摹和塑造。

一、小说《倒流河》

“阳光下无新鲜事，世事变化无常，而人性里的东西却恒定着，折腾和不折腾，结局似乎都是一样，这如同巨大的悲和巨大的喜，对于心脏都是不能承受，人生的主题怎么总透着凉意呢？……你觉得成功这词好吗？成功的意思是梦想破灭，像原子弹发射成功了是原子弹的毁灭。”贾平凹《倒流河》。

一条倒流河，河北出煤矿，河南出农活。小说主要写了四个人物，立本夫妻和宋鱼父子，也是构成的两条线。立本、顺顺夫妇从河南到河北采煤、开窑，立本做生意上有眼光，有手段，还算守本份，立本之妻顺顺比较保守，但是温柔、善良、能干，做人处事很活泛，二人几经反复，发了财，最终又散了财。老笨是摆渡人，老笨的儿子叫宋鱼。老笨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依然摆渡。宋鱼则善于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然而也是财来财去。地下黑金的蛊惑，地上人类的爬行，一双双拼命伸长的手，又有几人能赢得真正的成功。

河有顺流的，也有倒流的，宿命的人生亦然。这，也许是贾平凹—这个从不居高临下地写世间的苦难的男人，构结这个小说的初意与本来。

二、“女菩萨”顺顺

李遇春：“您的小说中主要出现过两种类型的女性人物形象：一种是传统风格的“女菩萨”式的人物，著名的如《天狗》中的师娘，《浮躁》中的小水……等等。再一种是现代风格的“女妖”式的人物，如《浮躁》中的英英和石华，《地》中的四姨太……等等。您觉得在这两种女性人物系列的对比塑造之中是否隐藏着您的某种矛盾的文化心理呢？”

贾平凹：“是的。也可以是我的妇女观吧。以你所言的“女菩萨”式和“女妖”式的女性，我喜欢的，两种特性能结合起来最好。但现实中这样的人少见。换一个角度，“女妖”式的，（这个词可能不大准确），也可以看作现代性的吧，“女菩萨”式的是传统性的吧，我是倾向于前一个的，却也难丢下后一个。我有时讨厌我自己，也就在这里。”

按照李遇春《传统暗影中的现代灵魂 —贾平凹访谈录》的贾平凹对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所持的观点，顺顺则可以归为“女菩萨”一类。

卖煤生意不景气时，顺顺骑着自行车四处去推销煤；村长孙子过满月，立本本不想去，顺顺还是去了，把人家小孙子抱着喜欢了半天；卖煤生意困难时，立本想与另外一人共买煤窑，顺顺本不敢同意，却因了立本的那句“我那地方长痔啊”依了立本；亲戚们合股助立本买下煤窑，分红自是理所当然，然而立本不仅没给亲戚分红，却说煤窑赔了，顺顺家人不再与顺顺往来，顺顺流着眼泪却依然依着立本；煤价越来越高，二人数钱数高兴了便同房，那时正是顺顺月事，顺顺却任由立本折腾，把压在底下的钱都染红了；立本得知宋鱼把亡者草草埋葬时，发誓要报复，顺顺却把这事压了下来，以免事情闹大；立本住院后，顺顺施展才能，自己料理公司事务，检查工作一丝不苟，补发奖金毫不含糊—当然，这也是顺顺觉得钱多转过来伤人而做出的抉择。

小说中还有个虽不太重要却与立本和顺顺有着重要关系的女孩儿—苗苗，后让顺顺给改名叫安然，并让安然叫自己姐姐。立本第一次见安然就说，河北还有这么漂亮的人？立本生病住院以后，顺顺把关乎立本的一切都手把手的教给安然，并让司机把安然接去了立本那里。他们之间，有很多的东西没有写出来，但是给了读者“比很多更多”的想象空间。

三、为什么是顺顺

罗丹说过： “艺术即感情”。在艺术家的创造活动中，感情倾注于艺术的全过程。在文学创作中，女性可以说是感情世界的绝大部分，缺少了女人，便缺少了感情世界，文学离不开女人，女人是作家的杰作。例如，19世纪的俄罗斯著名文学家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我国著名清代作家曹雪芹笔下的金陵十二钗，蒲松龄笔下的狐妖等等。贾平凹也是如此，女性形象是贾平凹笔下最动情、最精心描绘与塑造的一部分，而且是他小说中最为动人、最具有审美意蕴的部分。贾平凹对女性形象的创作情有独钟，在阐述文学与女性的关系时，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文学与女性都重要，没有文学我能干什么？没有女性，天都没半边了，还做什么文学？”

贾平凹一直被认为是一位善写女性的作家，早期的作品多突出女性之美。工笔描摹、极力烘托她们的美貌和美德，这些主要生活在乡村的女性形象，散发着浓郁的诗意和唯美的情调。她们集纯情、美丽、善良、宽容等诸般优点于一身，闪耀着“菩萨”般的神性光辉，作家的仰慕和爱戴之情亦尽兴流淌和宣泄，有人称之为“女性崇拜”意识。《倒流河》虽是后期作品，但女主人公顺顺依然因袭了贾平凹小说的“女菩萨”传统女性形象。

贾平凹的“女性崇拜”意识主要表现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他塑造的女性形象无论命运、经历有何不同，但内在的生命原力总是闪烁光芒，动人心魄。有人指出，这种心理意识的成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童年时期生活在贫困僻远的乡村，以及家庭地位的卑微和个人被周围所忽视；另一方面恐怕是因为作者自身的不足，贾平凹生得矮小、屠弱、不起眼，将自己与周围人比可能会因此感到男子气概的丧失。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温柔、善良、勤劳、温顺、而且脑子活泛的、对丈夫立本几乎言听计从的“顺顺”，似乎也正“顺”了作者的意。

贾平凹：“从我们家族看，我属于第一代入城者，而又恰好在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时期，这就是我的身份。农村曾经使我贫穷过，城市却使我精神苦累。两股风的力量形成了龙卷，这或许是时代的困惑，但我如一片叶子一样搅在其中，又怯弱而敏感，就只有痛苦了我的大部分作品，可以说，是在这种“绞杀”中的呼喊，或者是迷惘中的聊以自救吧。”作家对女性的态度正如其对“城市”的矛盾心态，想要亲近与了解，却又心怀忐忑。某种层面来说，女人，亦和城市一样，是作家矛盾文化心理的所在。

参考文献：

[1]贾平凹.平凹散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2005.

贾平凹的散文例4

纵观贾平凹的创作历程，有的学者认为其小说创作经历了几个较为明显的发展阶段：“从平凹小说创作内在的文化追寻上看，大体经历了文化和谐——文化错位——文化崩溃——文化建构几个大的段落，这些段落相互交叉、渗透，却又有着相对明晰的区间和界限。”②但这样线型的发展过程未免过于简单。一个国家从一种文化型态向另一种文化型态的过渡常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一个作家写作观念的变化可能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但也需要一些必要条件才能实现，譬如像早期五四人那样有过在异域文明生活长达数载的浸染，或是早年与有着先进思想文化的人物进行交流碰撞。但对于一个创作时已是成年，以后即使是完成了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但大致仍属于同一文化圈的贾平凹来说，这样的历程转变是相当困难的。到底是有这样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明显转变，还是某些重要的创作要素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而变的只是写作素材，这个问题值得探究。

贾平凹早期以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为主，从《浮躁》开始则主攻长篇。早期的《满月儿》、《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小月前本》等小说笔调清新唯美，但过于精致化，把活生生的人当作既不能碰更不禁摔打的花瓶来写，试图塑造出理想的乡村世界来。对人性丑的一面的有意遮蔽，限制了其对人灵魂深处的探索，使得小说虽唯美但少深刻。《天狗》、《五魁》、《白朗》、《地》等心理小说展示了被传统的伦理道德束缚下的鲜活生命的痛苦挣扎，对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的生存状态有着较为深刻的提示。这些创作基本是以农村生活作为题材的。

在贾平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商州》里，小说与其说是叙写了刘成与珍子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不如说是描绘了商州奇异的自然风光和地方风俗。这里的人既有北方人的刚强，又有南方楚人的妩媚，这是一片奇异幽美的土地。商业文化对人们生活的冲击初显端倪，走私等现象开始出现。但这并不是《商州》所要关注的主要对象，它所要完成的是塑造一个世外桃源来安放在现实中无处存身的爱情。刘成和珍子只有跑到了深山老林才能厮守在一起，并以双双的死亡完成了对爱情的祭奠。这和贾的散文《商州三录》是同一主题。《商州三录》描写了商州这片古老的土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生存样态，风景秀丽，风俗古朴。他笔下的商州多是实景描写，在此之上，得到的是以原有的乡村体验观照下的商州。

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和他内心的乡土世界是和谐的。但到了《浮躁》，作者笔下的乡土世界受到了商业文化的冲击。出身农村的金狗从农村到了城市，最后又返回农村，这期间勾连着与小水、英英和石华之间的感情纠葛，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一批有想法、有闯劲的年轻人试图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但根深蒂固的官僚文化对其形成了巨大阻碍，而像雷大空这样的人则走上了买空卖空的歧路。面对如此变化，作者心中的乡村世界已无力保持原来的悠然自得。贾写作这部长篇花了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并决心要换一种新的写法：

中西的文化深层结构都在发生着各自的裂变，怎样写这个令人振奋又令人痛苦的裂变过程，我觉得这其中极有魅力，尤其作为中国的作家怎样把握自己民族文化的裂变，又如何在形式上不以西方人的那种焦点透视法而运用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来进行，那将是多有趣的试验！有趣才诱人着迷，劳作而心态平和，这才使我大了胆子想很快结束这部作品的工作去干一种自感受活的事。③

这种看似对创作方法的反思，实际上是内心乡土世界在面临挑战时无力把握自我的退却，并试图以此来避免在现实矛盾面前的尴尬处境。试想如若直面现实的残酷并自啮其心，这种写作怎么可能是“自感受活的事”呢？焦点透视法易于集中反映现实矛盾并突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用散点透视法写小说，也不独为中国所有，西方的意识流小说大概也可以算作某种意义上的散点透视，但这是以对人生的更高的哲学认识为前提的，并不是一系列无意义的瞬间和片断的组合。如果作者仅仅是因为感到“我的哲学意识太差，生活底气不足，技巧更是生涩”④而采用这种方法进行创作的话，那么不仅不能将写作引向更为阔大的生路，反而是走向了一条瓦解自我创作价值的死路。正如有的学者在批评《废都》时所指出的，“渗透全书的废都意识，主要还不是对于古玩、丰臀、小脚之类的迷恋，而是被传统文化浸透了骨髓的人们，无法摆脱因袭的重担，无力应对剧变的现实，在绝望中挣扎的那种心态”。⑤这实际上反映了由传统文化所培养造就的旧文人人格，在现实剧变面前的无力与退却。

贾平凹的精神是立足乡间的，即使在城市生活多年，仍坚持认为“我是农民”，“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上的。”⑥由农村人到城市人的身份转换是容易的，但由认知到审美的思维习惯的转变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我是农民”是理解贾平凹作品的金钥匙，由此衍生出来的乡村世界是贾观照外在世界的内在审美依据。有学者在新世纪之初就指出贾的创作缺乏精神的超越性，在早期的短篇及《浮躁》中尚有“为中国农民寻找新出路和新的生活方式的追问和探寻”，而此后，从《废都》到《高老庄》则“更多地关注自我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并对变化中的世界表示怀疑和失望”。⑦中国社会的加速发展，使得固守传统观念的作家无所是从，社会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作家适应这一变化的能力。有学者认为“贾平凹原本赖以寄托的‘家园’于90年代却在现实、政治、精神等层面上均已丧失”。⑧于是，作家的世界塌蹋了，只剩下了“一地鸡毛”式的碎片。大致以《浮躁》为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创作，贾平凹可以比较从容地以内在建构的乡村世界观照写作题材；但在此之后，他意识到了内心的乡村世界在现实变化面前的无力与失语，原先那个较为明晰的内在乡村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穷则思变，贾平凹开始尝试用散点透视法进行创作，以解除创作危机。

二、转型后创作理念的混乱及原因

经过十多年的创作，贾平凹对心目中的小说进行了较为详细地阐述：在表达上，追求不带任何技巧的平平常常的说话；在精神上，追求整体的、浑然的、元气淋漓而又鲜活的天然境界；在实与虚上，倾向直接将情节处理成意象；在中西之间，追求在分析人性中弥漫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的浑然之气，意象絪缊。通过这样的处理以求达到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并张扬小说中的意象。⑨这些貌似圆通的小说设计，其实是不容易取得良好的创作效果的。

无论作者如何标榜自己的小说绝对不包含个人对生活的剪裁，而只是忠实完整地记录生活的原本状态，但其实都是对生活进行选择的结果。如果我们不加任何取舍地原样记下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对话，那么不仅显得啰嗦絮叨，而且也不利于人物形象的刻划。李建军指出，小说中的叙事是不能取消的，例如场景描绘和概括叙述，如果取消的话，那么将会使写作变得混乱琐碎，给读者的阅读带来困惑。⑩贾在创作《白夜》时提倡不带任何技巧的说话：

禅是不能说出的，说出的都已不是了禅。小说让人看出在做，做的就是技巧的，这便坏了。说平平常常的生活事，是不需要技巧，生活本身就是故事，故事里有它本身的技巧。所以，有人越是要想打破小说的写法，越是在形式上想花样，适得其反，越更是写得像小说了。因此，小说的成功并不决定于题材，也不是得力于所谓的结构。{11}

小说让人看不出用了什么技巧，并不等于说作者没有使用技巧，而恰恰是对技巧更为精妙更为纯熟的运用。以此理论指导完成的《白夜》无疑是失败的，小说中基本没有什么情节，大量的繁琐的生活细节使得小说显得拖沓沉冗，人物面目模糊，整个小说文本显得缺乏张力。

贾平凹在创作长篇小说时，多次表达在现实面前的茫然失措。他写作《废都》是因为“现在，该走的未走，不该走的都走了，几十年奋斗的营造的一切稀哩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毒病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而名字又常常被人叫着写着用着骂着”{12}，他想用创作来安妥自己“破碎了的灵魂”。但创作完以后却发出感慨，“这本书的写作，实在是上帝给我太大的安慰和太大的惩罚，明明是一朵光亮美艳的火焰，给了我这只黑暗中的飞蛾兴奋和追求，但诱我近去了却把我烧毁。”{13}在创作《高兴》这部农村人在城市的小说时，“我吃惊地发现，我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平日还自诩有现代的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在作品里替我写的这些破烂人在厌恶城市，仇恨城市。”{14}虽然说作者最后将这样的初稿毁去，但这样的思维方式仍然会保留在接下来的写作中。如果怀有这样的认识，那么小说的偏狭也就不可避免。刘高兴和五富来到城市后，欺骗同行，将牙签插到锁孔里。五富受人欺负后，刘高兴在幻想中替他出气，这些不禁让我们想到了阿Q式的无聊的破坏和在虚幻中的自欺。贾平凹在描写城市时总是捉襟见肘，《白夜》和《废都》与其说写的是城市，不如说是明清文人生活的现代演绎。《高兴》这部描写农村人在城市的小说，将刘高兴安排成捡破烂的角色，而他眼中的城市注定是丑陋的。这实际上反映了贾平凹的乡村体验在认识现代都市生活面前的失语。

精神上追求整体浑然、元气淋漓而又鲜活的天然境界其实是一种语焉不详的东西。至于将情节处理成意象则是混淆了基本概念。情节是在时间轴上展开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件的集合体，意象则是具有特定内涵并达到一定诗化色彩的情与物的混合体。一个特定的情节可能会有典型的意义，但它不会像意象那样具体可感并固定下来。贾平凹在创作《怀念狼》时直接将情节处理成意象，”但这样的处理不能算是成功的，狼在整部小说中如果说作为一个意象的话，它的内涵是模糊不清的。它到底是人类凶残的天敌还是竞争的对手或是人活力的守护者，小说里是混成一团的。

由于缺乏对写作对象的深刻认识，贾平凹小说中零碎的细节描写，不能给人一种完整的印象。这里面很难说有前因后果的逻辑，而充当将这些琐碎的东西前后贯穿在一起的是作者所营造的神秘物象。贾平凹对神秘物象的描写，在他早期的小说是比较成功的，这有效地增加了作品对风俗的描写，并且营造了一种亦真亦幻的氛围。但他在后来小说中的运用多是不成功的。因为由巫术文化派生的神秘物象，是商州那片土地上人们生存方式的组成部分，但到了当下的生活中，这些东西在人们的生活里已失去了原来的作用，或者说影响已逐渐式微。因此，这些物象不仅不能增加作品的厚度，反而成为了多余的东西。如《废都》中的牛，《白夜》中的大蜥蜴，《土门》中的佛石，《高老庄》里的白云湫，《怀念狼》中的金香玉，这些怪异的物象不时在文本中跳出，神神道道地暗示着所列现象之间的联系，并预示着下一个事件的发生。这些物象能够给阅读者带来视觉惊竦的效果，但并没有比较确定的内涵。

贾平凹最后所要追求的在天人合一中洞悉人性，是将两种完全相反的哲学概念混在了一起。中国哲学追求圆融合一，而西方哲学则崇尚推理分析。这两者是无法搞在一起的。这样的小说设计，是在对中西文化差异没有清晰认识的前提下，试图强将二者融合的虚妄之举。

贾平凹的小说对于具体生活场景的再现，对于时代情绪的把握无疑是成功的。但由于缺少对时代变化以及自我内心的双向开掘，而只是依据顽固的乡村体验来观照所有的写作素材，而这又不足以解释现实。因此，在《浮躁》以后的写作中，小说的写作总是片断性的。作者对现实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情绪性的体验上，这都源于作者无力突破早期形成的以乡村体验作为最终取向的审美选择。这种所谓的原生态写作其实是一种放弃了价值判断的混沌式写作。

注 释

{1}{9}贾平凹：《我心目中的小说——贾平凹自述》，《小说评论》2003年第6期。

{2}肖云儒：《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3}{4}贾平凹：《浮躁·序言之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5}雷达：《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6}贾平凹：《棣花街的记忆——〈秦腔〉后记》，《中国作家》2005年第4期。

{7}张晓峰：《从浮躁到幻灭——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精神困境》，《新余高专学报》2000年第5期。

{8}叶君、岳凯华：《贾平凹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心理根源》，《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

{10}李建军：《是高峰，还是低谷——评长篇小说〈秦腔〉》，《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11}贾平凹：《白夜·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4页。

贾平凹的散文例5

一、乡土小说的裂变和延伸

“这一本《带灯》仍是关于中国农村的，更是当下农村发生着的事。”与贾平凹以往作品不同，《带灯》的叙事视角被拉近到了当下社会，以一位工作在乡镇基层的综治办女主任的复杂工作为主线，笔触延伸到了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的每个角落，真实再现了一个正在发生转变、且转变艰难的乡土社会全貌。

众所周知，传统乡土小说多集中于对小农思想、封建制度和政治经济角度的社会批判，其共同点在于多从农村外部入手，很少有真正将农村社会作为主体，展现农村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及农村自身生长过程的作品（以鲁迅、矛盾和“十七年”时期小说为代表）。贾平凹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笔下的乡村社会是独立而灵秀的，是有着它自身的独特体系和文明建构的，显示着对传统乡土文学的独特裂变和延伸。

在《带灯》中，贾平凹再次将视野对准了中国农村，但贾并没有将笔下的乡村世界描绘成愿景美好的“空中花园”，而是地将视角拉近到了当下社会，或者说是当下正在进行的、我们生活着的社会！贾平凹这样做是很冒险的，用贾平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弄不好就成了调查啥东西，走向调查报告方面了。”[1]但贾平凹却聪明地采用了“文学”的笔法，削弱了小说的事件性与新闻色彩，转而在文学色彩上下功夫，给小说加入了“婉约、柔美”的成分，他以一种疏淡的笔调将重点放在了写乡风、乡情，写樱镇乡镇干部的日常工作和樱镇人细碎的日常生活上，借而带出发生在樱镇乡村的许多故事。经过这样的特殊化处理，既小说避免了与“新闻报道”发生“撞车”的危险，又真实而清晰地展现了当下乡村最真实的状况。

二、“密不透风”的细密叙事

《带灯》依旧延续了贾平凹一以贯之的细密叙事风格，不仅如此，《带灯》甚至还形成了日常生活漫流式的叙事方法。我们看，小说的主线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带灯和竹子的维稳工作，二是大工厂的引进，三是樱镇薛家和元家的利益争斗，四是带灯对元天亮的感情，除第四条线索可以跳脱于整个故事之外，另外三条线索都是紧密联系、相互缠绕在一起的，带灯和竹子的维稳工作针发的是以薛家、元家为主的樱镇农民，大工厂的引进进一步激发了薛、元两家争夺利益的步伐，而这两家的利益争斗，最后终于引发了一场大规模械斗，不仅造成了重大伤亡，而且还让带灯在调解中受到伤害，留下了梦游的后遗症……但问题在于，我们在小说的阅读中却很难发现这几条线索的影子，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幅幅琐碎的生活画面，是带灯每天往来于樱镇和各个村庄之间的身影，是乡镇干部压抑且满腹牢骚的生活，更是中国农村当下混乱、矛盾的生活乱象。韩鲁华对此评价说，贾平凹的作品“是靠一个细节一个细节支撑的”，这一点也不假，我们随便翻开《带灯》，阅读到的仿佛都是一点点零星的、散落一地的细节。

三、小节结构别具心裁

贾平凹在《带灯》结构上的努力让人为之眼前一亮。和《秦腔》《古炉》等不同，贾平凹在《带灯》中拟了许许多多小标题，有的小标题讲述的是一个故事，有时是一封信，有时是一段情节，甚至有时候仅仅是区区百字的一段感悟。这种化整为零的写法在以前的中国文学中并不多见，可以说贾平凹在这里有着开创之功，当然，这种模式并不一定对任何作品都有借鉴价值，但至少在《带灯》这本书里，是取得了成功的。

这部36万字的小说里共划分了280余个小节标题，这么多小节，该怎么划分呢？贾平凹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案――非强制性划分。所谓非强制性划分是指各小节既有自己独立的意象、结构，同时也是说这种划分并非出于作者主观强制力，它是自然的，恰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正在恰到好处的那个点上画上了上一节的句号，也同时开启了下一段文字的大门。如在《中部・星座》大工厂选址落成的章节中，从《镇政府终于好事连连》开始，到《元家兄弟协助搬迁工作》为结束，分别讲到了大工厂选定将厂址建在梅李园，动工中发现了驿站旧址，石刻被炸，带灯生气，红堡子村的李志云犯傻，竹子买粽子，众人遭受旱灾，书记处理宋飞偷盗案，“给元天亮的信”、村民为利益疯狂栽树以及元家兄弟为私利而协助大工厂搬迁等事。这些事看上去毫无瓜葛，但却又存在着某些若隐若现的联系：似乎自大工厂选定厂址开始，樱镇的一切都变得急躁起来了。贾平凹这样操作的好处在于最大在限度保证了小说意脉的一致性，此外，《给元天亮的信》、带灯的情感感悟以及对樱镇自然风光的描绘，一方面使小说与新闻报道之间拉开了更大距离，另一方面还大大增添小说文气和才气，为原本的线性故事增色不少，在使小说变得更加丰富的同时，也大大增添了小说的内在张力。

总的来看，《带灯》是贾平凹的一部满沾希冀的作品，当然更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如果说贾平凹的预想只是稍稍“转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事实似乎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预想。在这部《带灯》中，贾平凹带给我们的惊喜也是巨大的，因为我们在他那里看到了一位日臻成熟的作家和一部散透着圆熟、自然之美的作品。贾平凹的独到之处还在于，他是一位时代感很强的作家，他敢拿中国当下最敏感的“上访”作为小说主题，不仅体现了他对时展的把握能力，还体现着这样一位已年至耳顺的作家对于社会责任的强烈担当。

贾平凹的散文例6

文学作家的根本创作意图就是反映时代的人文价值和精神力量，在文学创作中要践行这一目的往往需要通过激烈的矛盾、人物情感的深入挖掘等手段来构建文本的叙事场景，这种书写方式也逐渐生成了特定的文学创作模式。但是贾平凹并没有固守传统的写作方式，在他的诸多小说作品中都突破了时代的限制性，深刻地彰显出人们的真实心灵世界和内在情感，例如在《天狗》等小说中就采用了琐碎的故事叙事手法，刻画了原生态的故事画面，使其增添了戏剧性的叙事效果，这样的创作手法并不会给贾平凹在揭示时代中的美丑精神层面带来任何的负面影响。在198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腊月・正月》中，贾平凹细腻地描写了农村经济遭到商品经济的广泛影响，给农村人民的思想和心理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阴影，他还分别站在乡村人民的现实生活以及道德的视角，对人们所面临的社会处境和思想价值意识的剧烈冲击进行了剖析。在这部小说中，贾平凹塑造的主人公韩玄子在精神追求中存在矛盾，作者把他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代言人来进行描写，所以在他身上综合了传统思想价值，同时也具有现代人难以克服的懒惰心理，于是韩玄子被塑造为一个拥有多重矛盾性格和思想意识的复杂人物。但在韩玄子身上表现的落后思想意识已经脱离了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再加上他的懒惰心理，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时展的进程，而贾平凹正是通过对韩玄子寄予了否定的态度来反思传统文化的进步性和落后性。在长篇小说《浮躁》中，贾平凹则是对城乡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全面性的剖析，同时还具体指出在社会改革的热潮中遇到了政治、心理等方面的阻力，并以此来探析时下人们存在的心理特征，即对人对事都很浮躁。小说主人公金狗是一个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并且大胆的农民形象，摆在他面前的不仅仅是要与自己的家族进行抗争，还要与自己的心理展开决断，从而寻求自我发展的道路。虽然金狗是一个在困难面前无畏无惧的人，但是在他身上也存在许多矛盾，贾平凹首先把这种普遍的浮躁心理设置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这是一个特性的时代，而作者笔下的农民形象不仅要在社会改革的浪潮中激流勇进，还要在宣扬创建新农村的进程中促使广大农民的思想得以解放。在另一部长篇小说《怀念狼》中，则积极地弘扬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时代精神，贾平凹在这里表达了对整个人类的地球家园寄予的热切的重视，并严厉地揭露出人类守旧、偏执的思想和行为。

综合来说，贾平凹的文学作品并没有过度的追求精彩的情节描写，而是把平凡、琐碎的事情放置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对农村生活和城市进程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把生活在城乡土地上的小人物的情感一一呈现出来，读者也不由自主地被贾平凹的时代艺术气息所熏陶，而这正是得益于贾平凹采用朴质的语言展现了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全貌，彰显出时代的精神和普遍的心理特征。贾平凹正是试图通过对琐碎的生活事件和农民生活的刻画来构建时代的价值精神，贾平凹所宣扬的时代精神还表现在文学在逐步地走向世俗化的方向，并挖掘其中的精神价值。

二、丰富现代汉语

广大读者普遍认为贾平凹的文学作品很难读懂，这并不是意味着作品具有深远的含义，而是贾平凹运用了丰富的现代语言。贾平凹在进行小说的叙述中会采用他的本土语言，即陕西方言，这一特点集中反映在《高老庄》等作品中。于是有很多的读者甚至认为要真正地解读贾平凹小说中的主题内涵，就应把其转换为陕西方言。贾平凹运用的方言特色主要表现在：其一，方言词组的广泛运用，例如“撮饭”等，这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语言常常融入到特定的故事情景中，反而能表现出更加深层的意思；其二，合理地使用了虚词，例如“哩”“呀”等实现了语言的韵律美；其三，对旧词重新构建，这些词汇能真实地反映出生活中的本质面貌。贾平凹之所以会大量地采用陕西方言来辅助故事的叙事，主要原因是秦晋一代的方言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留，再加上商周的交通落后，经济也比较贫困，所以这里的人们几乎很少和外界交流。而贾平凹作为陕西的一份子，长期以来都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深刻感染，特别是商周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对商周的文化进行了继承，所以贾平凹就常常把方言作为自己的一种特殊的文学表达，也代表他在不断地追求语言上的美学性。再者，贾平凹并不擅长与人交流，尽管他在城市里生活了一段时期，但是无论是在语言还是生活习惯方面都仍然保留了传统的习惯。贾平凹很早就开始运用母语来创作，但是每当他回到自己本土的生活环境中，就自然而然地会采用方言，甚至本土方言已经深深地根植在他的内心深处。贾平凹还把商周作为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而那些具有浓郁地方性的语言贾平凹不仅十分珍惜，还成为他创作的资源。在特定的叙述语境以及人物形象的刻画过程中，灵活的运用方言能营造一种强烈的传统文化色彩，还能生动形象地展现商周的生活状况，这也逐渐形成了贾平凹极具特色的语言艺术，使小说的叙事性也更加的生活化。

总之，贾平凹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本土作家，他创作了许多具有地域性和形象性的语言，同时还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理念，促进了整个汉语言的繁荣和发展。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贾平凹在创作中频繁使用地方语言也会导致他失去一些读者，虽然这一问题很难避免，事实上我们不必担心，这个问题是不会存在的，因为贾平凹在各个区域都拥有忠实的读者群，这也说明正是贾平凹的小说作品中富有特色的语言表达才使其具有无限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从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和青睐。

贾平凹的散文例7

中图分类号：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1-0101-05

新时期以后，中国文人们再一次接过五四文学的旗帜，把目光投向西方，积极向西方借鉴和学习，但是当大多数人热衷于横向移植、借鉴模仿的时候，贾平凹却以纵向承接为基础，在传统文化的母体里汲取现代艺术的营养，用传统的审美方式和书写方式思考着现代人的生活，建构了自己的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读贾平凹的作品，我们都会感到一种深深的传统之美，但是，这种美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浅析。

一、语言、结构等外在形式上

(一)贾平凹的语言有着鲜明的民族味，这首先体现在对传统语言的借鉴以及对古典诗、词、曲的偏爱。在不少人跟里，贾平凹是一个旧式文人，士大夫人气极重，原因之一就是他对传统艺术的偏爱与把玩，比如古典诗词曲，比如古韵浓郁的秦腔。我们读贾平凹的小说时，似乎在读古代的白话小说，感觉到非常的熟悉、流畅，没有任何的刻意和做作。贾平凹深得文言文言简意赅之精神，惯用一系列短句子，使行文节奏流畅、明快。让我们随意来看几个句子，小说开头时写再生人再生后回到家来敲门，戚老太太不敢开门。 “再生人看见了柜下放着的一个蛐蛐罐儿，热爱的样子，一口气将罐口上的蜘蛛网吹开了，开始说许多当年做夫妇的隐私。譬如戚老太太怎样是粮庄吴掌柜三姨太的丫鬟，脸黄蜡蜡的，却一头好头发，八月十八的清早他去买粮，她是蹲在马路边的石条上，呱啦呱啦用竹刷子刷便桶，刷完了，揭底一倒，浮着泡沫的脏水随石板街石往下流，水头子正好湿了他的鞋。他穿的是白底起跟皂面靴的，跺着脚，才要骂，阿惠仰头先吐舌头，又忙赔了他一个笑。这笑软软和和的，这就是缘分，从此他就爱上了她。譬如……”。(《白夜》)费秉勋在旁边是这么评的：“请看此段叙讲风调，直射宋元说话神髓!”贾平凹的小说没有王朔语言的“痞子气”，也没有莫言语言的磅礴的气势和无尽的张力，有的只是如流水般的自然、流畅、清新、凝练。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时时会出现古代的诗、词、曲等，与内容融合在一起，韵味悠长。在《白夜》中，姜白石凄清、惆怅的词曲时时萦绕着全书， “疏疏雪片，散人滨南苑，春寒锁旧家亭馆。有玉梅几树，背立想东风，高花未吐，暗香已远”，更加衬托出了虞白这位末世美人的孤寂。在《秦腔》中，秦腔作为一种特殊的声音被吸纳与借助， “在整部作品中，秦声弥散为一种气场，秦韵流惯为一股魂脉而无处不在，它构成小说，小说中的一种生活，小说中的人物所共有的质地。”。贾平凹把传统语言和声音艺术运用得如此娴熟和美妙，在当代文坛中，独具特色，不得不令人佩服。

其次是对民间语言的吸收、借鉴。自寻根文学起，作家们开始有意识地把各自所在地的方言纳入文章中，贾平凹也不例外，他在自己的小说中大量的吸收了商州的方言、俗语，增强了作品的民间气息。长篇小说《高老庄》的主人公子路是搞语言的，他回乡的目的之一就是研究家乡的历史，搜集故乡的方言土语，作者借子路的眼把很多具有文化意蕴和地方特色的文字展示给读者。如下面的句子：

“这时候，苞谷杆上都大小不等的揣了棒子，苞谷颗儿还水泡似的嫩，害人的獾却成群结队地从山里下来了。” (《小月前本》)

“河畔里漫上来一群羊，羊群里站着云云。” (《古堡》)

“湖的对岸的龙山常年被雾缠绕，有时看山很肥，有时就瘦得可怜，且没根没基的，像是天外飞来，又像是欲飞天外，但龙山顶上云一出岫，如丝如缕，正令人看得，村后的虎山上就要起风。这风很辣。” (《龙卷风》)

“棒子、水泡似的嫩、羊群里站着云云、没根没基的、风很辣”这类词语具有浓重的地方色彩。类似的惯用语、口语、谚语，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时常能见到，如“长胳膊长腿”、“眉不是眉眼不是眼”、“巴儿狗站在粪堆上，看好占了个高便宜”等等，还有《废都》中收破烂老头的歌谣， 《白夜》中库老太太的念叨和对目连戏的大段的摘录，都体现了浓郁的方言特色。贾平凹还大量运用了散落于民间并仍在使用的古词语，这些词在字面意义上与普通话差异很大，但是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效果却很奇特：“城里人醒不开咱的话哩，咱也说官话――你长得美哩，大美人。 (《高老庄》)在贾平凹看来，古典汉语与方言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对方言的看重与创作实践是对一种生活、一种文化、一种生命权利的坚持，这种坚持的价值与意义在传统文明日趋失落的今天尤其弥足珍贵!

谢有顺在赞赏贾平凹的独特的写实才能时说：“这首先得力于贾平凹超常的语言能力，他对古白话小说遗产的娴熟运用，使他的小说语言获得了惊人的表现力。凝练的，及物的，活泼的，口语化的，民间的，几乎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都触及事物本身和人物的内心，这是贾平凹一贯的语言风格。”语言是作者思想的载体，贾平凹对传统和民间语言的借鉴实际上反映了作家对传统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的认同。王一川指出：“这种语言并非单纯的‘技法’，而是文艺领域的依托着深厚的古典宇宙观和美学精神的基本表现方式。这种古典宇宙观和美学精神表现为自无而有、虚中见实、以形写神、以少总多、气韵生动等原则，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核心的东西。”贾平凹的小说有着浓重的民族的味、东方的味、含蓄、外柔内刚、古朴、拙厚，像一幅幅的中国山水画。

(二)结构上的无技巧

贾平凹的小说，结构上没有特别的现代技巧的设置，没有明显的单线或者几条线索的设置，有的只是在看似闲散、自然的说话中的故事的自然推进。像一张蜘蛛网密密麻麻，复杂但又很清晰，你不知道从何说起的，但不觉中就已经织好了一张网。“贾平凹的机智在于随物赋形，利用生活自身的起承转合、疾徐疏密来安排文字，他找到的小说创作的最高技巧便是无技巧。”拿《白夜》为例，一开始写到“宽哥认识夜郎的那一个秋天，再生人来到了西京。”点出两个人物的同时，开始写再生人的再生和再死，(其中的钥匙、古琴和琴曲在后面还会一再地写到)“再生人死后，竹笆街筑起了一座宾馆，因为正好在自焚的地方，又要取名吉利，就叫做‘平仄堡”’于是，故事从再生人到了“平仄堡”，“那时节，社会上的会议繁多，平仄堡的生意非常的兴隆……”于是，夜郎遇见了南丁山，“南丁山海有着一个本事，能撇两笔兰草，结识了一帮书家画家，与市府的秘书长祝一鹤也拉上了关系”，于是，开始了夜郎和祝一鹤的故事。 “在平仄堡安建完石狮，又联系了在宾馆发廊打工的颜铭，每日到祝家作钟点保姆”，这样，夜郎与颜铭的故事也同时在展开。就像我们平时的聊天一样，以一个话题开始，聊着聊着待到结束时，再看那话题早已与开始时的讨论毫不相干了，但其中的过度我们谁也不会觉得不自然。整个小说 就像在聊天，在说话，自然流畅的从这儿流到那儿，从这个人物到那个人物，从这个事到那个事，但不是天南海北、海阔天空，因为是从一个头流开的，所以是连贯的，顺畅的，交织的、娓娓道来的。

贾平凹的小说观念，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说话，说一段故事。这种聊天的写法决定了他的小说特点，“给家人和亲朋好友说话，不需要任何技巧了，平平常常总是真。”“小说让人看出是在做，做的就是技巧的，这便坏了。”贾平凹崇尚的就是无技巧性，“说平平常常的生活故事，是不需要技巧的。甚或本身就是故事，故事里有它本身的技巧。”这种“散文化”的心态，使得贾平凹的小说结构犹如行云流水般自然，其中蕴含的正是传统文人的闲散与逸趣。费秉勋说：贾平凹的“这种叙述体系是用凡常的、平和的、聊天式的口吻来叙说生活的自然形态，打掉叙述人那种居高临下的作报告架势，把‘五四’开始搬用的西方小说叙述方式，创变为一种中国画的叙述风格。”

二、内在的人物形象的塑造

贾平凹笔下的女性人物身上都闪耀着传统的美的光辉。《浮躁》中的小水、《小月前本》中的小月、《鸡窝洼人家》中的烟峰、麦绒等等这些女性身上都有着传统女性的善良、贤惠、纯朴；而《白夜》中的虞白作者更是把她塑造成了林黛玉的形象，美丽、清高、孤芳自赏；即使《废都》中的那些女人虽然有些比较风流，但他们身上仍有着动人的美丽之处。《废都》中的女性人物，一位叫牛月清，是庄之蝶的妻子，是一位恪守传统道德的东方淑女，新社会的思想教育和妇女开放的文化几乎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丈夫就是她的精神支柱，是她生活的全部，为了丈夫的事业和名望，她两次放弃了生孩子的机会。她朴实而又善良，具备了传统妇女的诸多优点：“我就见不得人可怜，谁家死了人，孝子一放声哭，我眼泪就出来了。门前有了讨饭的，家里没有现成的，也要去饭馆买了蒸馍给他。”她从来不可以打扮自己，也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只是想“一心当个好家属”，为的就是不让丈夫分心。牛月清对唐婉儿的天生丽质自叹不如，但是却并没有觉得自己在丈夫心目中就比不上对方，她性格中的这份自信正是她传统思想观念和道德观念的表现和反映。她认为婚姻就是“女人嫁得男子汉，吃人家饭，跟人家转”，所以一心一意伺候丈夫，忍受丈夫的各种不良习惯。尽管从现代女性主义的眼光来看，牛月清无疑是被时代抛弃了的那一类，但是她却代表着传统文化熏陶下最典型的民间女性，作者在《废都》里为她唱了一曲无奈的挽歌。《鸡窝洼人家》中，烟峰和麦绒都是可敬可畏的女人，并且深深影响了禾禾和回回这两个男人。烟峰的大胆和韧性激励了禾禾，使他在养蚕业愈挫愈勇，最终取得成功；麦绒的细腻持家帮助了在家务农的回回，后来成了做挂面的能手，打通了回回的旧思想。在这两位女性的身上，闪烁着传统女性坚韧、善良、多情的美好品质。

接着我们来看那些男性人物，不管是名人庄之蝶，还是普通的金狗、夜郎、门门、才才、回回等，要么是敦厚善良，要么是虽然有不少毛病但对朋友都很侠肠义胆，讲信重义，有着中国人的传统之美。高子路是在乡土文明孕育下成长起来的现代知识分子，带着乡村人的勤奋与执着考上了大学，并成为一位著名的语言学教授；但是无论他在行为方式上表现得多么像个城里人，他的根永远在乡土，他的精神世界和思维心态时时都表现出与现代文明的格格不入，回到高老庄的子路才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他沉迷于村民的粗犷和原汁原味的泥土气息，传统士大夫式的精神坚守由此可见一斑。《废都》中尽管有很多看似与传统道德背道而驰的描写，但是在小说中最受关注的“四大名人”却都是传统文化的代表：画家汪希眠，书法家龚靖元，音乐家阮知非和作家庄之蝶，与他们紧密相联的西京更是十二朝古都，这些男性的周遭弥漫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除了这四个主要男性之外，小说里面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形象――编谣辞的老头。作者表面上对这个人物着墨不多，实际上却凝注了特殊的情感和理性思维，寄予着作者对传统文化的信赖和期待，是一个独具匠心的艺术创造。在小说里，都市环境充满着末日的狂欢与颓废，一切都在虚无、荒诞的追求中走向腐烂，唯有这个编谣辞的老头在世态浑浊下独自清醒着，对披着文明外衣的都市充满了愤怒和仇恨，他用他的语言和行为无情地嘲讽眼前的现实世界。追根究底，这其实就是传统文明在现代社会发出的声音，而老头无论从外表还是内心都是这个声音的代言人，也是小说中充满象征意味的一个形象。

三、儒、道、释的传统文化和对民俗的叙写

贾平凹的散文例8

随着我国文学史的发展，贾平凹作为当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都将视觉的焦点放在各个区域不同之中，因此在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是浓浓的乡土文化。他著有很多的文学作品，受到许多文学爱好者的喜爱，同时也是一位争议颇多的作家。贾平凹迷恋于乡村的土地，并且始终都致力于对乡土文化的传播，他通过文学的创作来表达对家乡深厚的感情。虽然贾平凹是在农村生长的，但他却逃避不了城市的吵闹，于是他总是带着沉重的农民气息，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到处都弥漫着乡土的芳香。通过贾平凹的作品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陕西的历史文化以及陕西农民的生活状况，从他诚挚的字里行间传达出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中，对农村文化带来种种负面影响的焦躁之情。 一、秀美的语言咏唱故乡的山山水水 贾平凹从小就生养在商州，因此商州就是他文学作品中的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象，同时商州填补了他心灵的空白，只要置身在商州的土地上，他心里就能涌起不断的文学臆想。正是在商州的这片土地上，实现了贾平凹作家的梦想，他从心底的深处深深地热爱着商州的土地，虽然它处在遥远的一方，但并不荒无人烟，它周遭虽然是贫瘠的，却仍然散发出乡村的魅力。 所以在贾平凹的内心身处，商州就是他活着的精神寄托，从他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就可以看出商州作为一块孕育他的土地，饱含着淳朴、自然的气息，让人感觉到泥土的亲切感。于是贾平凹就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充满着山水文化的乡村画卷，那里流淌着和谐的文化，就好像看到了纯美的湘西民风，字字句句之间都篆刻着永恒的爱。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中受到孙犁的影响，特别是在文字的运用上，让人感觉到轻快鲜明。贾平凹把故乡的山水草木都融入到创作中，就是通过对故乡点滴的描写来寄托自己对故乡的崇高的热爱以及深深地迷恋之情，他用手中的笔来描绘故乡的风貌，要把对故乡的感情都浓缩在语言文字中，永远地珍藏起来。 商州处在山西的东南边，并且处在秦岭的边缘部分，所以就使其既包容了北方的豪放之气，又有幽幽南方的水乡情调。山岭是层层突起的，还有险恶的山崖，一年四季分明，并且一天之中又有不同的变化。山是辽阔高耸的;月是宁静悲凉的;水是轻缓低流的，正是这些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孕育了商州的风土人情。在贾平凹看来，地理风貌决定了各自不同的人文风情，进而再影响了不同区域性的文学。在这块历史悠久的土地上，蕴涵着丰富的自然能量，饱含着雪雨的冲刷。 在商州的人文艺术上，包括了传统的风水之说、看相等古来的秘密，又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区域文化，还有祖辈传下来的社会风俗，而且还有很多思想是代表落后的封建传统，进入了贾平凹的眼中却认为是丰富多彩的商州历史文化的缩影。在《商州初录》中描述到如果家里的男人不在家，女主人也可以留宿路过的客人，并同睡在一张炕上，等到家里的男人回到家后，让客人喝一碗冷水，并能从中分辨他是不是忠诚的人。例如在《浮躁》中，商州风俗中的“成人礼”———人们心中隆重的一次活动，成年的青年男女都要穿戴红色的衣裤象征一生平安，贾平凹通过对商州社会风俗的真实反映就构成了他文学作品的主题，并围绕乡土气息的艺术描写构建了小说的优美意境。 在贾平凹的作品中，对家乡的和谐之美进行了大笔墨的描述，可以看出我国传统思想中要求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发展观念是一致的，并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他从故乡的生活的描述中，把民风民俗认定为家乡文化的一部分，并使他逐渐形成了区域写作的风格，通过细小的一件事就滋生出文化的氛围，并成为历史的印迹。 二、唱词般的语言赞美故乡的农村改革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散播开来，农村的发展就如沐浴春风一般，焕发出一派生机的场面。现代经济文化的深入使这块古老的土地添上了一片亮彩，同时也让这里农民的思想接受了现代文化的洗礼。于是就纷纷激起文学作家的关注，把这种喜庆的改变进行赞扬，在小说《小月前本》中主人公门门就是这样一位勇于走出农村束缚的人，他不再守着这块土地，而是经常出入在外面的社会中，靠着做生意来赚钱，并采用了现代机器设备来替代人工劳作，所以他成为农村改革的第一人。在另一部作品《鸡窝洼人家》中，主人公也是疲倦于长期的耕作生活，而向往经济的运营，但他的第一次努力却失败了，遭到村民的讥笑而致使家庭瓦解，但他并没有放弃，最终也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作品还运用了两个家庭生活现状的对比，进行对主题的深化说明。在另一部代表作品《腊月•正月》中，所描述的主人公不擅长农作物的种植，人虽平常，但却有满脑子的想法，于是他踏上了经商的道路，并在镇上开起了工厂，成为致富的第一人。在《天狗》中，主人公本身就有打井的本领，但他还发扬另一个生存的办法而发家致富。在贾平凹的典型代表作品《浮躁》中，他深刻地描写了农民在面对农村改革发展时所表现的既振奋人心又异常痛苦的心情。 金狗是一个刚正的人，有文化，并且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但他还不忘为自己的家乡作贡献。贾平凹刻画了一个迎刃而上、敢于向命运发起挑战的新农村人民。通过对这些作品人物的透析可以发现，作者都在以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来传达农村的改革变化，并传达出对美好生活的喜爱之情，并把商州人民刚毅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乡村作品的涌起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力，也成就了贾平凹的文学身份。 但是，贾平凹并没有对社会改革进行不实际地宣扬，他一方面承认了改革开放给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都带来了正面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看到了随着现代浪潮的推进滋生了人们腐败的思想意识。在《浮躁》中，贾平凹刻画的雷大空就是一个思想受到严重污染的人。他也想去外面谋求发展，但他运用的方法却是低下的，还触碰到法律的底线。所以在小说的最后，雷大空在狱中度日，金狗返回到农村生活去了。《浮躁》的主题背景正是在我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并通过正反两面的人物进行描写，表现了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受到现代气息的感染而逐渐变得浮躁起来，人物形象的对比使小说的主题意义得到进一步地提高，作家细腻的社会触觉也让人佩服。虽然从贾平凹的小说作品中既看到了对改革运动的肯定，还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现象以及人们腐蚀的思想，但都可以看出这是他对故乡独有感情的体现，是作为一个农民身份代表所承担的社会责任。#p#分页标题#e# 三、淳朴的语言表现农民的纯真人性 商州是一个充满人文气息的地区，并哺育了众多善良、纯洁的儿女，这些人民都在传递着最朴实的人间温情，在城市生活中寻找不到的温暖都能在这感受到点滴，作家也通过表现他们的情感来传达我国传统的人文气息。 在许多文学作品中，例如《远山野情》等都深刻描写了各个地区中农民的朴实生活情操，并赞扬了他们热情好客的思想情感。在《商州初录》中，描写了农民淡然的人生态度，并且并不介意女主人热情地迎接过路的客人。在《天狗》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正直不阿的人，他对他的师娘表现得十分热情，并在脑海中时常回想起师娘的饱满的脸庞，并同意了去他们家照顾家人，但在他的心里，一直都对师娘保持一个度，体现了人性道德的基本涵养。在另一部小说《马玉林和他的儿子》中，马老汉是一个宽容大度的人物形象，无怨无悔地帮助干儿子的一家生活，并过着异常贫苦的生活，直到自己生命的终结。在小说《白夜》中，塑造了陆天膺这一个人物形象，他专心于美术创作，不慕名利，游走在城市生活中，俨然就是一个世外人士。在他的身上，反映出作家自身的生活情趣和生命追求。作家通过不同故事中人物形象的刻画来表达自己人生的价值取向。 四、深刻的语言揭露农民的愚昧无知 在贾平凹的作品中，还能看到许多关于商州的真实生活情态，他并没有特意揭露他们的劣处，而是站在一种客观实际的角度来表达责任意识，在对待商州人民丑化的一面，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商州文化的儿子，有义务来承担意识责任。 贾平凹的一生中，对这个世界有很多深沉的爱，特别是对自己的民族充满爱的炙热，这种爱的程度升华到让他不能承受任何的一丝杂质，不能容忍生活中丑陋的一面，渐而把这种感情变得火烈。在20世纪初期，文学大家鲁迅在作品中刻画了一个生动的人物阿Q，并把他的丑态行为以及心理变化进行深入地挖掘。对丑陋行为的描写是在贾平凹作品中常见的主题，并且还对我国人民存在的矛盾进行了指责，他所描述的人性丑态让读者都感到非常讨厌。 在小说《山镇夜店》中，讲述到有一个地委书记在一家旅店寄宿，当消息传开后，当地的人民都异常兴奋，纷纷来到他所住的旅店投宿。在他们的意识中觉得能和他同处在一个地方就会感到特别荣耀，更兴奋的村民还给大家发烟，但最终的结果是书记的睡相和众多农民一样的奇怪丑化。这些村民身上带有的落后、封闭的思想与阿Q有相似的地方。在另一部文学作品《古堡》中，描述了一个勤劳的农村人物张老大，他一心要帮助同村的乡民来发展经济，但却被残害而死，正是因为村民的愚昧、自私自利使他走上了绝路。农村地区的贫穷使这里人们的心理发生了扭曲，算计在张老大的心里刻上了深深的印痕，让人感觉到无比的痛心。还有在贾平凹的《高老庄》等作品中也对农村人民种种落后的思想与行为进行了深刻地披露。

贾平凹的散文例9

一、秦人秦地风土人情的熏染

贾平凹生于商周，长于陕西，可以说，他对陕西风土人情的了解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地域。所以有的人定义贾平凹的时候，认为其是地域性作家。的确，他的作品多是以秦人秦地的文化作为背景，而这个文化背景又总有商周的影子。

商周在历史上一直有着自己的地域特色，四面环山，虽不及江汉灵秀，却有着一种古朴的风韵，虽说不像其他名山名石那样受人们敬仰，但是那种浑然天成的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商周人的性格。秦汉时期它曾经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因为曾为商鞅的领地而得名。丰富的文化底蕴造就了商周人古朴豪迈的形象。虽然说先后受到革命运动和改革开放的影响，但那些山川风情，并不会因为世易时移而改变。“石头的质感好，样子憨，石中蕴玉，石中有宝，外表又朴朴素素，这影响到我的性格，为人以及写文章的追求。”贾平凹如是说，地域情结对贾平凹作品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陕西有着丰富的本土文化，戏曲艺术，民风、民俗以及地域特色都对贾平凹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形成一种难以割舍的情节，这无论是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秦腔》，还是获得施耐庵文学奖的《古炉》以及《高老庄》等作品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首先，这些作品中所描写的民俗风情都是以秦地文化为依托。《秦腔》描写的是发生在丹凤县的故事，脸谱、戏曲等民间艺术和民俗语言都描写得非常细致、到位，让人体会到浓郁的秦地风情；《古炉》描写的则是陕西铜川古炉，围绕这个烧制瓷器的古镇在“”期间的民生百态进行描写，“细节的洪流”再现了秦地人的乡土文化。而贾平凹之所以能够对细节恰如其分地把握住，就在于他对陕西民俗风情的了解，这种对本土文化的了解使他的文章更加充实传神，也使生于斯长于斯的他对人性的弱点产生深深的焦虑和忧思。

二、幼年生活的体验和记忆

西方心理学家曾经对人们的成长心理做过研究，他们认为“儿童时代的遭遇创伤或形成的心理意象会执著的活跃于成年人的内心世界”。贾平凹在其作品中流露出的乡土情结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商周作为贾平凹的故乡，他的人生前19年在那里度过，幼年的生活对贾平凹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成长环境的亲近感和依恋之情一直伴随着他，幼年生活的经历也成为他之后写作的重要生活题材。

贾平凹的童年生活并不快乐。贫困的家境、身体的瘦弱矮小使他经常受到排挤和漠视，在学校的时候他经常要看那些家世好、个人条件好的孩子的脸色，包括吃饭和运动，“因我孱弱，打篮球从不给我传球，拔河从不让我入伙”。而初中离校后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变，在那个依靠体力劳动挣工分生活的圈子里，要身板没身板、要力气没力气的贾平凹自然是不受欢迎的，就是和妇女一起劳动都经常会被辱骂。“老农们全不喜爱我作他们帮手，大声叱骂，作践。”“集诸多缺点于一身的婆娘来管制我，用唾沫星子淹我。”

幼年成长时期的孤独和无助使贾平凹形成了内向、自卑、敏感而又忧郁的性格。但这也给了他更多感受社会和亲近大自然的机会，当对客观现实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贾平凹开始自然的在山水间寻找宁静，堂屋前的石阶、头顶盘旋的大鹰、重重叠叠的山石以及白云和圆月，故乡山水的古朴和温馨都深深地烙在他的心里。在那样开阔的天地下，他醉心于自己喜爱的书籍，去咀嚼人生的味道。“好多人情世态的妙事，都是从那儿获知的。山石和明月一直影响着我的生活，在我舞文弄墨挤在文学这个小道上，它始终左右着我的创作。”

早期生活幸与不幸的经历，对于贾平凹来说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在离开那块土地之后，成为一种割舍不断的情，令他不断地纠结、回味，成为他创作的源泉。

三、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人们一代代传承着叶落归根的思想，这种乡土情结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乡土文学就成为这种感情的一种表达方式。贾平凹在19岁以前一直是一个农民，偶然的机遇使他脱离了农民的身份，但是对于贾平凹来说，这19年是人生生理和心理成熟的关键时期，他对社会的认识、性格的形成以及生活习惯等在这一阶段已经形成。当他19年后成为一个城里人的时候，生活环境的改变却让他感到极大的不安，对现代文明的困惑使他对乡土更加眷恋和怀念，并将这种情感诉诸于笔端。

“我出身乡下，懂得贫困，懂得农民，其感情是渗在血液中的”。在当代作家中，出现过赵树理、沈从文等一大批乡土文学家，但是像贾平凹这种土生土长的、经历过苦难的农民作家并不多，正是这种渗透到骨子里的农民意识，使他在多年后一直坚守着农民的坚韧和质朴，这与插队下放的乡土作家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从他的外部形象上，他不时尚，一口浓重的乡音在多年后依然如旧。其次是他的生活习惯上，保留着农民的习惯，有钱但是并不奢侈，面食依然是他的最爱，甚至他保有农民的那些吝啬，很少请朋友大吃大喝，如果他请客，吃葫芦头泡馍没有人会觉得奇怪。对于网络这些新生事物，他也适应得很慢。再者，他个性的缺陷，自卑、懦弱、不善言谈也没有随着地位的改变而消失。这些外在的表现，都在反映着一个内涵，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农民，一个乡下人。对此他也从不讳言：“我是个农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强。”同时，在他的言语间也从不曾掩饰对曾经所处环境的抱怨，他曾坦言对养育自己的故乡既爱又恨，对于自己曾经受到的屈辱，未能健康成长的身体他都未曾忘怀。但是在恨过之后，他却发现正是这些丰富的农村生活经历，促成了他与众不同的思维视角和题材领域，并让他对生命的原型产生深切的思考。“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骨头里的。”

四、处在城乡边缘的矛盾与纠结

在经过19年的贫苦农村生活后，贾平凹踏入了都市的圈子，突然改变的命运让贾平凹惶恐而又迷惑，他像走进大观园的刘姥姥，自卑、好奇而又无法适应。当对城市熟悉后，看透了隐藏在现代文明中的丑陋和污秽以及人性的冷漠，那些曾经让贾平凹恨不得永远逃离的乡土人生被重新审视和定义，成为贾平凹感情的寄托地。

贾平凹的散文例10

2008年1月至12月，美文杂志社和《西安晚报》联合举办了“连腾杯”报人散文有奖征文活动。在为期一年的征文活动中，《美文》杂志收到征文稿件500多篇，刊登了20多篇，《西安晚报》收到600多篇，刊登了60多篇。

“报人散文奖”评委会由《美文》杂志主编贾平凹、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杨立川等海内外新闻界、文学界、文化界著名专家组成。经评委会严格评审，从80 余篇刊出稿件中评选出了10篇优秀散文。获奖者有：梁衡（《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崔济哲（新华通讯社副社长），屈胜文（《西安晚报》执行总编），职烨（《上海城市导报》），韩小蕙（《光明日报》文荟版主编），徐怀谦（《人民日报》大地版主编），耿翔（《陕西日报》特稿部主任），彭程(《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高亚平（《西安日报》社会经济部副主任），苏北（《中国城乡金融报》安徽记者站站长）。

“报人散文奖”颁奖会于3月27日下午在西北大学金海恒业报告厅举行。颁奖会由贾平凹主持，出席颁奖会的有西安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张雷，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王丁，西北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李映方，西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蒋少宁，西安日报社社长郝小奇，西安日报社总编辑李颖科，西安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于孝军，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杨立川等领导和专家。

这次活动是建国以来传媒界举办的首次报人散文奖。贾平凹主编自1992年《美文》创刊时即提出了“大散文”的概念,《美文》杂志则是这种办刊理念的直接体现。而当散文遇上新闻，让散文面向即刻的社会现实，恰恰与“大散文”的理念不谋而合。这次征文的获奖作品都有一种怀、大气度，它们海纳百川，包容万千，体现着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贾平凹介绍说，“我欣赏这些散文作品，是因为他们出自一批报界精英笔下。这批人通常都是文化人，是社会的t望者、记录者，其中甚至不乏饱读诗书的大学者，他们有着关注社会现实的敏锐视角，他们的散文中也有真实的故事，作品干净、利落，读来痛快淋漓，贯穿着大散文的理念和气势。” 报人散文拓宽了以往散文略显狭隘的视角，因为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他们则是对历史、民族文化的传承负责任的文化工作者，而且媒体内部也蕴藏着一大批散文家，写出的散文呈现出一种对历史与现实、自然与社会的“大文化”追求，关注且契合着社会进程和生活细节，符合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和审美趣味。而现代散文发展正需要这种态度，更深入地关注社会现实，这样才能扩大散文的影响力，让散文走进读者的现实和精神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