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博士论文例1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教育博士论文例2

续梅称，关于博士生论文的抽检这项工作大概从2000年开始，已经成为一项日常性的工作。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学校、学位授予单位，包括导师和学生的质量意识，能够确保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教育博士论文例3

本报讯 （记者周逸梅）为有效保障博士学位授予质量，教育部近日启动了新一轮博士学位论文抽检工作，将加大博士学位论文的抽检力度。

相比以往，新一轮博士学位论文抽检工作，不再要求学位授予单位上报论文材料，改为由主管部门按相应规则抽取后，直接从国家图书馆调取。对于抽检结果，除以文件形式反馈给相关学位授予单位外，还将在互联网公布，把评议结果较差的论文通报至所有学位授予单位，将博士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作为博士学位授权点定期评估的一项重要指标。如多篇论文抽检不合格，暂停或取消博士学位授权点相关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教育博士论文例4

人民网北京11月25日电 今日，教育部2010年第8次新闻会在京召开，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在会上表示，为了适应新的规划纲要的要求，教育部今年会进一步地加大博士生论文的抽检工作，直接从国家图书馆调取资料，这也将减轻学位授予单位报送材料的负担。

关于博士生论文抽检工作的有关情况，续梅介绍，博士生论文的抽检工作约从2000年开始，已经成为一项日常性的工作，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学校、学位授予单位，包括导师和学生的质量意识，确保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今年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当中明确提出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续梅指出，为了适应新的规划纲要的要求，教育部今年还会进一步加大博士生论文的抽检工作。按照学位方面有关的法律规定，所有博士生的论文都要存放在国家图书馆，以前由学位授予单位直接报送材料，今年为了体现公正公平，教育部将直接从国家图书馆调取资料，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审，结果将由教育部反馈到相关学校和学位授予单位。据了解，今年的博士论文抽检工作已经开始，但没有下发过任何文件。

教育博士论文例5

关键词：教育博士；重塑；改革行动；学位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9.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2-0050-09

基金项目：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定位及其培养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SDYY13091。

收稿日期：2014-09-19

作者简介：韩延伦（1966-），男，教育学博士，鲁东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硕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比较研究；烟台，264025。

为解决教育博士（Doctor of Education）与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的趋同，回应人们对教育博士这一专业学位的诸多反对、批评和质疑，使教育博士成为真正意义上特色鲜明的专业博士学位，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发起了旨在“重塑”教育博士的系列改革行动：一是由美国部分大学率先实施的重新设计教育博士项目的改革行动，开启了美国重塑教育博士改革行动的帷幕；二是由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联合25 所大学共同发起的全国性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The Carnegie Project on the Education Doctorate），以重新评估为手段，通过项目联盟、协作设计实验等举措，共同探索新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三是由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等研究型大学启动实施的创设教育领导博士专业学位的改革行动，丰富了美国博士学位结构，创建出美国新的教育博士类型，进一步拓展出教育博士教育发展的空间。本文主要简述和论析上述系列改革行动的举措、特色及其成效，以期对我国教育博士改革创新有所启示和借鉴。

一、美国部分大学重新设计教育博士项目的改革行动及特色

面对人们对教育博士教育的诸多批评、质疑以及日益高涨的改革教育博士教育的呼声，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部分大学，如南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圣路易斯大学（Saint Louis University）等，基于凸显教育博士培养特色、解决教育博士与哲学博士的趋同等问题，开始反思和重新审视教育博士教育的不足，并着手重新设计新的教育博士项目。从这些大学启动实施的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改革行动的实践来看，既呈现出具有共性的改革行动的核心问题，又有改革行动举措上的不同、差异和特色。

从改革行动的实践来看，共性改革行动的核心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趋同与特色问题。率先启动实施改革行动的这些大学，都面临着教育博士与哲学博士两种学位的趋同以及教育博士教育缺乏自身特色、难以适应教育实践领域的变化等共性问题。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前主席舒尔曼（Lee Shulman）就严厉指出，“我们现在已陷入尴尬境地，我们既没有培养教育博士的那种令人赏识赞美的模式，也没有培养哲学博士的优秀模式，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在用相同的模式来培养两者”［1］8。正是这两种学位培养模式的趋同，不仅导致教育博士教育失去了自身特色，同时也影响了两种学位教育的发展。为解决两种学位的趋同并凸显教育博士的培养特色，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路易斯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分别于2001年、2002年和2004年各自推出了新的教育博士项目。可以说，重新设计有别于哲学博士、且能充分彰显教育博士学位特色的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是这些大学改革行动的共同目标和改革策略。

其二，实践性与学术化问题。“实践性”是教育博士与“学术性”培养的哲学博士相区别的本质属性和学位要求。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教育博士的培养却偏离“实践性”而滑向追求“学术性”的误区，受到人们的诸多批评。正如考帕兰德（M.Copland）所言，“在美国，人们对教育博士的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教育博士确实没有按照自己的预定目标，与教育实践领域的‘真问题’建立起有机联系”［2］。面向实践，思考和解决教育实践领域中的实际问题，才是教育博士这一专业学位教育的本质属性和学位特色。因此，率先启动实施改革行动的大学都强调要解决两种学位的趋同和凸显教育博士的学位特色，必须坚持实践性导向，把教育博士的培养根植于教育实践中。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和圣路易斯大学等在启动实施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时，都对教育博士和哲学博士两种学位做出了较明确的定位和区分，即哲学博士是一种学术研究型学位，以学术为导向，为学生未来从事学术职业做准备，而教育博士则是一种专业学位，以实践为导向，为学生从事教育管理事业做准备。由此可见，这些率先启动教育博士改革行动的大学，为纠教育博士培养的“学术化”之偏，都在积极寻求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特色。

其三，课程设置与教育实践的方式、路径和策略问题。率先启动教育博士改革行动的大学都认识到，如果教育博士的课程设置依然照搬或套用以理论化的知识体系为中心的哲学博士的课程设置，不仅难以解决两种学位的趋同问题，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特色更难以凸显。因此，面向实践加大实践性课程的份量，从课程设置的层面上真正凸显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特色，成为这些大学都采用的改革策略。另外，率先启动教育博士改革行动的这些大学也都认识到，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导向，不仅要求面向实践，同时还必须走进实践，让学生真正体验教育实践领域真实的教育环境和教育活动，才能真正发现教育实践领域中的真问题并展开分析和研究以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方案等。因此，以何种方式、途径和策略把教育博士的培养引入教育实践领域，既是架构大学与教育实践领域相连接的关键“管道”和充分体现教育博士培养实践性特色的有效举措，其实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设置问题。所以，这些大学都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多种方式的探索，形成了各具特点和特色的课程设置模式以及多种特色化的教育实践的方式、路径和策略。

其四，学位论文与研究报告问题。教育博士是否仍然像教育哲学博士那样，需要撰写高水平的学位论文，这是率先启动改革行动的大学重新设计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圣路易斯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施行的是撤除博士学位论文代之以研究报告。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麦菲(Joseph Murthy)等人就明确提出，教育博士教育的学生不需要撰写学术研究论文，可以用实证性的、案例性的研究报告来代替它，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保证教育博士毕业论文的选题、研究过程和结果等都与教育实践保持密切的联系［3］。虽然能否以研究报告取代博士学位论文的问题仍存有一定的争议性，但这种做法确实明显地区别于教育哲学博士，构建了一种新的教育博士学位制度。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仍坚持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但已与传统的博士学位论文要求有了质的区别。由此可见，这些大学都已关注从学位论文的要求上作出改革，是区分两种学位、彰显教育博士培养特色的有效途径和策略。

从改革行动举措上的不同和差异上来看，不同大学的特色化、个案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培养目标和招生对象存在不同和差异。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推出的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旨在培养能够领导高效教育组织、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并有效促进学生学习的学者型教育实践者。［4］107-122主要招收已经拥有硕士学位，至少有3年相关教育领域实践经验、希望成为城市教育领导的教育工作者；范德比尔特大学推出的新的教育博士项目，则是计划每年选拔18-21个在教育领域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优秀实践管理人员进行在职培养，培养中小学和高等教育两种类型的教育管理人才［5］。由此可见，虽然这些大学都强调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导向，但不同的大学在培养目标和招生对象上确实存在不同和差异。这也表明，不同大学重新设计的新的教育博士项目，都在依据教育实践领域的现实需要、大学自身所具有的学科专业优势以及教育博士项目的未来发展等因素来思考和确定培养目标和招生对象，使教育博士的培养更具针对性、实效性和未来发展性。

其二，教育博士培养的课程设置存在不同和差异。虽然这些不同的大学都重视教育博士培养的课程设置，但不同的大学却各有特点和模式。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课程设置，一是依据“责任、多样性、领导和学习”四个学术主题设置核心课程，每个学术主题都设置相应的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能够理解并应用于教育实践领域的宽广的知识基础和技能；二是按专业方向开设主修课程。［4］107-122在第二学年，学生按照自己的专业方向开始主修课程的学习。主修课程主要提供与学生具体工作背景相关的深度知识。每个专业方向都能让学生接触到具体背景下的最佳实践案例和前沿研究，强调理论在真实工作环境中的应用；圣路易斯大学则以模块化（Module）课程设置为特色，每个学期都开设固定的课程，主要包括学校组织学和领导学的知识、运用项目管理的知识、如何进行团队合作的知识等。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领导能力，圣路易斯大学还开设了金融、学校—社会关系、政治、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课程，并将关于应对学校发展和教育变革的专门知识和技能贯穿于教育博士培养各阶段的课程当中。除了这些正式课程之外，还组织很多研讨会和讲座，以丰富学生的课程学习。从上述两所大学的课程设置来看，都体现出在教育博士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上的不同和差异。由此可见，教育博士的课程设置，必须反映培养目标的要求，否则就会出现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之间的分离，培养目标难以有效达成。

其三，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方式、途径和策略等方面存在不同和差异。虽然这些大学都在积极探寻能够体现特色且凸显实践导向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但在采取的方式、途径和策略等方面，又各具特色和不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做法是：第一，把教育实践领域的真实案例纳入主修课程中，使课程的讲授建基于实践领域的真实案例之上，架构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通道”；第二，创建“专题论文模式”（The Thematic Dissertation）项目［6］69-85，把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与其学位论文的选题、研究等相结合。这一项目主要安排在第三年，由学生和导师、实践领域专家合作组建某个专题的学位论文小组。小组成员在同一专题下选择不同的问题进行合作研究。这种专题学位论文模式，强调在教育实践的真实场景中对教育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重视论文小组成员之间的团队合作，与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研究过程与方法、导师指导以及论文评价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分。圣路易斯大学的做法则是：第一，强调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方式。把当前教育问题作为学习的基础，让学生参与到对当前教育问题的调查中，并寻求相应的解决策略；第二，强调小组学习、团队合作。把学生被分为3-4人一组，围绕感兴趣的教育问题收集资料，进而形成一系列研究课题，通过相互协作完成各项学习和研究任务［1］8。范德比尔特大学则通过创设“顶峰体验”（Capstone Experience）项目来强化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特色［7］48-60。其做法是：第一，组织安排学生参与“顶峰体验”项目。项目主管负责联络需要咨询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将需要解决的实际教育管理问题设置成“顶峰体验”项目。学生在参与“顶峰体验”项目过程中和这些学校或教育机构之间形成真实的客户咨询关系。第二，设置“顶峰体验”讨论课程。依据教育博士在职学习的特点，在周末安排贯穿整个“顶峰体验”项目过程的习明纳式讨论课程。团队成员和项目主管共同讨论选题、设计研究思路、制订计划、分派任务、定期交流进展等。上述三所大学的做法可以看出，凸显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特色，其方式、途径和策略是多样的，其关键是能否以创新的思维视野来思考和决策。

其四，教育博士评价方式和要求存在明显的不同和差异。从这些大学对教育博士的评价和要求来看，其关键都集中到对教育博士论文的评价和要求上。圣路易斯大学是用小组毕业设计（Group Projects）来取代毕业论文，其特点在于学生的论文选题直接来源于实践，并在同伴合作研究的过程中发展学生的专业研究能力。其目的在于突出教育博士论文的“实践性”特色［1］8。这一举措，确实明显地彰显出教育博士与教育学博士的区别。范德比尔特大学虽也施行了以研究报告代替博士论文的评价方式，但要求学生提交的报告必须包括问题的界定、问题背景的分析、研究发现、对研究发现的讨论、建议、实施战略、结论、附录以及参考文献等部分，而且学生提交的报告必须达到主管和客户满意，学生才能获得博士学位［7］48-60。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虽仍坚持以学位论文评价教育博士，并以学位论文评价的结果决定是否授予博士学位，但其创建的“专题论文”模式已明显地区别于传统的学术化追求的博士论文要求。可以说，这些大学对教育博士评价方式以及要求的变革和创新，是美国早期重塑教育博士改革行动最为“特色”的亮点，特别是“以研究报告取代博士论文”的做法，是在教育博士学位制度上做出了大胆的创新。

由上简要介绍和论析可见，以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大学、圣路易斯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等为代表的部分大学率先启动实施的重新设计教育博士项目改革行动，其成效显著、特色鲜明。2006年舒尔曼在《教育研究者》(Educational Researcher)杂志上指出罗西耶教育学院（Rossier School of Education）的新教育博士项目是把教育学博士和教育博士做出正确区分的少有的好例子［8］。虽然这仅仅是对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启动实施的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改革行动的肯定，但也说明，这些大学率先启动的重新设计教育博士项目的改革行动，其实践成效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获得了一定的赞誉。当然，这些改革行动，还主要立足于各个大学自身对教育博士教育的认识和理解，对于教育博士这一专业学位的发展定位、教育博士核心特征的认识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对能否以研究报告代替学位论文等一些举措还存有争议，但毕竟在解决两种学位趋同、彰显教育博士学位特色等方面，这些大学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具有实践先导性和一定的引领性，为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重塑教育博士的改革行动提供了可参考借鉴、可评价讨论的宝贵经验和参照。

二、美国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及特色

虽然美国部分大学率先启动实施的重新设计教育博士项目的改革行动，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些改革行动，能否在教育博士教育的本体意义上解决两种学位的趋同并彰显出教育博士这一专业学位的本质特色等问题，依然需要人们在认识和实践的层面上做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美国各界对两种学位的区分、教育博士学位核心特征的界定以及教育博士培养体系的重建等系列问题仍在持续论辩，对教育博士教育改革的呼吁仍在持续加大。有批评者主张取消教育博士，如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师学院前院长莱文（Arthur Levine）在《教育学校的领导人》（Educating School Leaders）的报告中指出，教育博士的危害巨大，不仅伤及教育学院，也伤害了教育领域。他认为教育博士存在的必要性值得怀疑［9］；也有研究者主张重塑教育博士。如舒尔曼等人在《重建教育的博士学位：一个批判和建议》（Reclaiming Education’s Doctorates：A Critique and a Proposal）则提出，解决教育博士问题之道是反思与重塑教育领域的博士学位，呼吁与实践建立强有力的联系，建设一个新的完全独立的专业实践博士（Professional Practice Doctorate，P.P.D）［10］。现实地讲，用取消一种学位而保留另一种学位这种过于偏激的观点，不是解决两种学位趋同问题的有效方法。重塑教育博士，则是可行的路径和策略。2007年，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联合了25 所大学共同发起了全国性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旨在重塑教育博士教育，探索出一套新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使教育博士成为真正意义上特色鲜明的专业博士学位，并使其获得良好的声誉和发展前景。

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在其本质上是一种行动研究性的“设计实验”，以机构合作开展重新评估为手段，通过项目联盟、协作设计实验等举措，共同探索具有鲜明特色的新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由专门成立的指导委员会来策划，要求自愿申请加入项目联盟的成员单位，需提交本校教育博士改革项目和计划，并承担设计、试用、审议、推广传播新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的职责和义务。通过开设网上工作平台、定期召开交流会议等举措汇集各成员单位的工作报告、整理成共同决议、形成共同的主题、提供评价教育博士培养质量的指标体系、讨论策略以及未来教育博士的发展方向等，形成了校际间及时交流对话的机制。［11］

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思路和建议。其一，要求成员单位，在设计自身教育博士项目时，要描述出本校设计实施的教育博士项目的计划、目标、愿景、要求、原则、模式以及核心特征和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等，以便在不同大学中展开交流讨论；其二，要求成员单位，应围绕四个变革主题来思考和设计新的教育博士项目［12］：发展教与学的学术（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构建实践实验室（Laboratories of Practice）、开发特色化教学模式（Signature Pedagogy）和创新顶峰体验。发展“教与学的学术”，要求成员单位对教与学进行批判性反思，并通过教与学形式的改革提升教育博士项目的质量。强调发展“教与学的学术”，其实是在认识的层面把实践性和学术性融合一体，避免在设计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时因强调实践性而弱化对教育博士学术意识和学术能力的培养。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观点；构建“实践实验室”，旨在架构经验，给学生提供一个具体的实践情境，使学生与专业实践人员一道从事研究和学习，并使学生能够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推动知识的生成与转换；开发“特色化教学模式”。按舒尔曼的观点，“特色化教学模式”是指能够培养胜任未来职业发展要求的工作者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反映了什么是领域内最有价值的知识及如何获得这些知识［13］。开发“特色化教学模式”，旨在发展和开发应用性实践知识，培养教育实践工作者有能力确认和解决教育中的复杂问题，成为有思想的反思型的实践者；“创新顶峰体验”，意在强调学生持续关注教育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以小组学习、合作研究、集体指导等方式，培养学生团队合作、共享经验的品性，帮助学生在项目培养过程中及项目结束之后在专业实践中表现出众。概言之，四个变革主题，体现出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的理念、观点、思路等方面的整体思考和把握，有效地发挥了项目联盟引领和指导各成员单位设计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探索新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的改革行动。

基于上述观点、思路和建议，项目联盟的成员单位全面开展了探索新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的改革行动。经过三年的讨论和实验，改革行动取得了如下方面共识和成果：第一，总结出一个关于教育博士项目的描述性概念：新的教育博士项目培养能够解决教育部门实际问题的教育领导者。教育博士项目的目的是聚焦于学术在新的教育改革的背景中能为专业人员做什么，以及教育博士项目在城市教育中的使命。教育博士项目想把独立的概念和临床知识的最好运用与最好的实践联系起来，以培养教育的有效领导者。教育博士项目将整合所有学科的知识，以集中为学生作为专业人员之需要［6］69-85。这一描述性概念，清晰了教育博士这一专业学位的本质内涵及特性，凸显了教育博士的实践应用属性和学位特色。第二，形成了教育博士培养目标的多样化特色。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不仅为基础教育领域培养专家型教师和专业管理人员，也为高等教育领域培养研究型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同时还应为社会各界如非营利性机构、政府部门、慈善机构等培养高级专业行政人员等。这种培养目标的多样化，既有利于扩大教育博士的生源，拓宽教育博士的就业空间，同时还能够赢得社会其他领域对教育博士的认可和接受。第三，总结描述了教育博士应具备的六个维度的能力：探究的能力、维护公平的能力、社区参与及社会反应能力、领导能力、充分利用人力资本的能力、持续改进的能力［14］。这些维度的能力要求，也彰显出教育博士与教育学博士在能力培养上的差异。第四，推动了学位论文的多样化。基于各成员机构对教育博士学位论文要求不同，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提倡教育博士学位论文，既可以是学术论文也可以是调查研究报告、实验报告、典型诊断报告或问题咨询报告等，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合适的形式，但要求紧密联系实际，从实践领域的实际问题中确定论文选题。第五，总结出以实践应用为取向，以临床实践、小组合作学习、集体指导、多样化学位论文等为特色的新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育博士与教育学博士培养模式趋同问题。

由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联合25 所大学共同发起的全国性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规模大、影响力强，形成了体系化的观念、举措，构建出有别于哲学博士、彰显教育博士学位特色的培养模式，对美国教育博士教育的改革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力。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采取的机构合作、项目联盟、设计实验、交流审议、传播推广等方式和手段，具有广泛推广的价值，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全国性重新评估教育博士改革行动，特别是对教育博士质量评价的重视、教育博士应具有的能力要求以及四个中心议题的提出，使成员单位设计新的教育博士项目具有了基本的内容框架、理念指导和思路。但也不可否认，改革行动还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如，虽然称之为全国性的改革行动，但总结出的经验、理论观点、实践模式等，其实主要限于25个成员单位，并未扩展到对其他非成员单位实施的教育博士项目改革的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这也局限了改革行动的广泛性以及培养模式的推广性；另外，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总结出的一些理念、思路、模式等，主要是基于行动研究的方法而获得，缺乏严谨的重复实践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其理论体系的权威性、可信性等，仍需要在认识和实践的层面上验证和完善。

三、美国创设教育领导博士专业学位的改革行动及特色

随着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教育系统中绩效责任制的推行，中小学校长和学区教育局长等教育领导越来越被要求对教育的结果负责，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成就负责。这就使得“谁最适合做教育领导”成为美国教育改革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另外，人们在对批评和反思基础教育改革问题时也发现，许多学校领导对什么是真正的“高质量教学”不甚了解，他们在分配教育经费、引导制定政策以及管理学校方面缺乏经验和准备。学校管理者和校长们缺乏必要的专业教育，他们的教育理念、行为方式、学校决策能力等都需要提高和改进。但传统的针对教育领导者的教育模式，培养出的领导人才墨守成规者多，而开拓创新者少，已经不能适应今天学校变革的需要。设计一种新的教育领导者培养模式已迫在眉睫。

向来以培养教育领导者为己任的哈佛大学于2009年率先设置了教育领导博士专业学位（Doctor of Education Leadership）。该学位项目由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商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共同实施。该学位项目学制3年，全日制培养。对于该学位的定位，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院长麦卡特尼（Kathleen McCartney）明确指出［15］：

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适应现存体制的领导者，而是培养能够实现教育体制成功变革的新一代新型领导者，希望他们改变教育改革被动低效的局面，培育公立与私立机构之间强大的伙伴关系，最终恢复人们对美国学校系统的信任。

为培养能实现和引领教育体制变革的开拓型领导者，哈佛大学通过开设定制式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制定个性化学习方案、组织开展“顶峰体验”等举措，从教育、管理、领导以及政治、政策各个方面对教育领导博士进行综合培养。该项目实施的基本做法是：第一，第一学年主要开设定制式核心课程。其特点是围绕高度综合的“学与教、领导与管理、认识和改造教育部门”三大领域设置核心课程。核心课程主要采用案例讨论、情境模拟、实地工作、在线学习等多种教学和学习方式，使学生能形成发展和实践作为系统领导者所需的开拓性思维方式和多视角分析问题的习惯。第二，第二学年主要开设研讨课和选修课。研讨课主要是深化对核心课程的理解；选修课则是跨学科性的综合，主要是从教育研究生院、商学院和肯尼迪学院各推荐的3门课程中至少选择6门课程。在这一学年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学生与导师密切合作制定一个量身定做的个性化学习方案，凸显学生个性化学习和专业方向发展。第三，在第三学年，进入“顶峰体验”阶段，安排教育博士进行实质意义上一年时间的临床式领导实践。要求学生全面系统地投入到学校组织的领导工作之中去，尤其要在实习的学校中对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方面做出切实的努力和成效。在临床实践期间，导师和教育研究生院随时给学生提供专业指导需要的关系网络服务，学生也与哈佛大学保持联系，并定期返回哈佛大学参加强化工作室。［16］

哈佛大学创设的“教育领导博士”学位，明显地彰显出如下特色和特点：第一，学位目标的高端性。哈佛大学创设的教育领导博士，其使命是为学校系统、国务院教育部、教育行政机构、国家政策组织、基金会、非营利性组织和私营部门等组织系统中的不同层次培养高级领导者。教育领导博士毕业生将会任职于部门主管、首席学术指导、首席执行官、参谋、理事、执行董事、顾问、项目主任等岗位［17］。这一学位目标，已体现出创设这一学位的战略远见和对美国教育发展的未来把握。单就基础教育来讲，教育质量和水平直接影响学生的未来发展，可以说，学生的智力是一个国家整体智慧的关键构成、学生的人格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形象的塑造，因此，对于中小学校长来讲，他要意识到，他肩负的是国家的未来，他必须具有国家的大视野来对学生的发展负责、对学校发展负责，他的职责不应是事务性的，也不是维持现状，而是以开拓的勇气引领教育体制变化、以高度的责任和智慧以及专门化的知识来组织领导基础教育。教育领导博士学位的创设，就是要培养这样的中小学校长。仅从这一层面上讲，哈佛大学创设的这一学位，目标远大，体现出世界一流大学的大气魄、大胸襟，也彰显出哈佛大学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领袖地位。这一学位所呈现出的战略远见和教育责任，确实值得思考和借鉴。第二，培养对象的高起点。哈佛大学的教育领导博士项目主要招收教育行政与管理人员。从2010年录取的第一届25名教育博士的工作经历来看，基本都有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曾担任过校长、教师、咨询顾问、董事、管理者等。这种培养对象的高起点，并不是在招生对象上有意缩小招生范围，而是基于培养目标、学位使命等因素做出的规定。这一学位培养的人才，要成为未来领导教育改革的领军人物，不是培养从事一般的教育教学管理人员，因此，必须对申请者的经历、学历、能力以及品行等方面做出高要求［18］。所以，培养对象的高起点，是这一学位的内在要求。第三，课程的定制性和能力培养的岗位定向性。教育领导博士项目的课程设置是为未来领导者专门提供承担领导责任以积极转变教育体制所需要的概念工具、跨学科知识、实践技能、专业经验、管理和领导技能等。这种定制式的、跨学科专业综合性的课程设置，其实质是指向教育领导这一特定岗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结构。第四，通过实地领导变革的方式结束学业。哈佛大学要求教育领导博士实地领导一所学校来进行有效的教育变革，以检验学生充分利用他们从课程学习中获得的知识掌握的程度和水平，测试他们表现出来的领导才能。

哈佛大学“教育领导博士”这一学位的创设，首先是教育博士学位理念的创新。虽然美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对教育领导的高要求，但哈佛大学并不仅限于满足基础教育的需要，而是把基础教育的需要与美国教育体系的发展、美国教育的未来发展结合起来，以战略远见的视野和对美国未来教育事业发展的整体把握来思考教育领导博士学位的设置问题，彰显出这一学位对美国未来教育的引领性和指导性。其次，是教育博士学位类型和结构上的创新。从美国教育博士的类型和结构上讲，美国教育博士项目中还没有专门的教育领导博士这一专业学位，哈佛大学这一教育领导博士学位的设置，丰富了美国教育博士学位的类型和结构学位。再次，是教育博士学位制度上的创新。教育领导博士，旨在培养开拓型的教育领导者，要成为未来领导教育领域改革创新的领军人物，因此，无论是在学位使命、培养目标、招生对象、课程设置、学位要求等方面，都制定出了不同于一般教育博士的要求和规定，如定制式的课程、要求具体领导一个学校的变革等，都是创新性的要求。哈佛大学创设的教育领导博士学位，对于我国培养中小学校长、教育行政领导以及其他教育组织机构的领导者具有极强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四、美国重塑教育博士系列改革行动的启示与借鉴

（一）以改革行动解释和定义教育博士概念内涵，合理定位教育博士专业学位

从美国重塑教育博士系列改革行动可见，对教育博士的认识和定义，并不是从理论的层面给定一个学术化的概念，而是以改革行动来解释和定义教育博士的概念内涵和属性特征。如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是在总结三年改革行动经验的基础上而给出的一个关于教育博士项目的描述性概念；哈佛大学创设教育领导博士专业学位行动，也是以改革行动的实践发展丰富了教育博士的概念内涵，解释了教育领导博士培养目标的高端性和招生对象的高起点等方面的特征，加深了人们对教育领导博士这一专业学位的认识和理解。这就在概念定义和学位定位的层面回应了人们对教育博士是“缩版的教育学博士”、“二流的博士学位”等观点和偏见。我国教育博士的改革发展，在认识上尚缺乏对教育博士这一概念的给定性或政策化规定的突破，按照文件规定来解释教育博士的概念内涵，因而在实践中缺乏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和学位定位的差异性。这就需要改变认识的思维线路，借鉴美国大学的做法，以改革行动重释重建教育博士概念，合理定位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博士培养，满足和适应社会对教育博士的需求，充分发挥教育博士教育在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发展中的应有作用。

（二）创新教育博士课程体系，强化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关键。从美国重塑教育博士系列改革行动的实践来看，无论是解决两种学位的趋同还是探寻彰显教育博士学位特色的培养模式，创新课程体系是关键因素。如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课程体系，其特点是以核心课程和主修课程为两大体系，在各自体系中形成“聚点分布式”的课程设置。这种课程体系结构，能够聚焦于对教育博士不同知识和能力要求的培养，针对性、实效性强，有利于教育博士培养目标的达成。再如哈佛大学教育领导博士的课程体系，主要包括核心课程、讨论探究课程、选修课程和顶峰体验课程。这些课程都是定制式的、体系化的，有利于对教育领导博士特定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的培养。而我国教育博士的课程体系，主要包括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学位方向课，在其类型上又分为学位必修课、选修课等，几乎与教育学博士的课程体系和结构相差无几。所以，两种学位的趋同问题，在课程体系的层面上难以解决，更谈不上通过课程体系来彰显教育博士的培养特色。因此，创新我国教育博士课程体系，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如何创新，可以借鉴美国大学的做法。另外，实践是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本质属性，强调实践性，是美国教育博士培养的突出特点和特色。为凸显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导向和特色，美国大学采用了多种方式、途径和策略，反观我国教育博士的培养，虽也强调实践性，但多流于形式，仍属于“大学中心化”的培养。要提升我国教育博士的培养质量，凸显教育博士这一专业学位的实践性特色，需要借鉴美国大学寻求彰显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导向的做法，以探索出具有我国特色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

（三）倡导教育博士培养多样化，构建教育博士培养模式改革的全国性或区域性联盟

倡导教育博士培养的多样化是美国重塑教育博士系列改革行动的特点和特色。这种教育博士培养的多样化，既有利于扩大教育博士招生对象的范围以及生源的多样化，也有利于教育博士培养向广泛社会领域的拓展，提升和扩大教育博士的社会影响力，赢得社会的认可、接受和支持。教育博士培养的多样化，需要确立学位自主的学位制度，也需要一种能够提供校际间交流沟通的信息平台，了解同类院校或其他类型院校实施教育博士项目改革的做法、进度、经验、特色以及遇到的问题等信息，为设计本校教育博士项目提供广泛的参考。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联合25所大学发起的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其实是建构了基于教育博士项目改革创新的全国性大学联盟，为其成员单位创新本校教育博士项目和培养模式提供了可比较借鉴的现实经验和范型。从这一层面上讲，形成全国性或区域化大学联盟，是推进教育博士培养多样化的有效途径和策略。我国教育博士的培养，划一性较突出、缺乏多样化和差异性，这就现实地要求在学位管理的层面，既要放权，赋予大学“学位自主”的权力，同时借鉴美国的做法，构建全国性或区域化教育博士改革行动的大学联盟，加强大学间的沟通、对话和交流，为我国大学自主决策和设计体现本校特色的教育博士项目提供信息平台，促进我国教育博士培养的多样化和学位定位的差异性。

（四）发挥大学在教育博士改革行动中的主体作用，构建以大学为学位制度创新主体的制度模式

在美国“分权化”学位管理体制下，拥有授予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权力的大学已形成了“大学自治、学位自主”的大学内部学位制度，享有学位制度创新的主体资格和权力。所以，像哈佛大学、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圣路易斯大学等，可以自主规定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学制年限、招生对象、入学要求、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学位论文以及学位授予的标准等，而且有权力自主创构实践导向的课程体系和模块化课程结构、创新小组合作学习方式、创建“顶峰体验”的教育真实情景、重构导师团队结构、创新学位论文要求及学位授予的标准等，特别是专题论文模式、以研究报告替代博士论文等创新举措，凸显出美国大学在教育博士学位制度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另外，也正是因为美国大学享有学位制度自主创新的主体资格，才能够直接面向教育实践领域的需求设置特色鲜明的教育博士项目，使教育博士的培养全面服务于教育实践领域的各种需求。这也是教育博士获得社会广泛认可和接受的重要举措。虽然我国学位管理体制不同于美国，但大学是学位制度创新的主体这一制度理念和制度模式，还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可以说，推进我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博士培养的整体质量和效能，构建有别于教育学博士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彰显教育博士培养特色，必须强化我国学位管理体制改革，赋予大学创新学位制度的主体资格和权力，真正发挥大学在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改革创新的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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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博士论文例6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 个。在这15 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 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 1 ] ;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 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 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 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 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 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 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 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教育博士论文例7

在职博士因为诸多腐败官员而名声受累，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论文博士更是受到牵累，一直难以正式推广，被业内研究者视为因噎废食。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需要论文博士？

隐形于“绝不手软”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对于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有重要的著作、发明、发现或发展者，经有关专家推荐，学位授予单位同意，可以免除考试，直接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对于通过论文答辩者，授予博士学位。”

教育主管部门为何没有推广论文博士这一培养模式呢？

2012年5月1日，曾因老家房屋被强拆而给山东省潍坊市市长写公开信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王进文在微博上发文爆料：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徐景颜正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读博士，是他的同班同学，但同学们从未见过徐景颜。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廖莹随后证实，徐景颜是清华大学法学院论文博士生。然而，早在2008年10月9日，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郭新立就在回答记者提问“怎么看目前有不少官员只要递交论文就可以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的说法”时称，我国目前并不存在论文硕士或论文博士，并称，如果发现这类情况，教育部将“决不手软”。

另有声音质疑，廖莹在回应中称，“论文博士入学后会明确论文写作方向和指导老师，一旦正常毕业则是双证齐全（毕业证和学位证）”。廖莹称，徐景颜是清华大学法学院论文博士生，每月集中两天学习，清华大学对论文博士有严格招生规定，每次上课均有考勤记录。论文博士相当于以研究为主，他们的课时安排跟全日制博士生课时安排是不一样的：论文博士生都是在职学习，他们在第一年做课程学习，之后专门做论文研究，不需要上课，且第一年上课均是在周末。廖莹还称，法学院论文博士并不止徐景颜一人，据了解，仅徐景颜所在的班就有十来人是论文博士。他们中有政府机关或一线工作人员，也有国企人士。

论文博士在中国一直受到质疑。1999年，时任同济大学研究生院管理处处长的王子成、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蒋慧和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竺曼莉曾联合署名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关于论文博士的招生、培养及教育》的文章称，教育部可能考虑，为保证博士生的入学质量，不宜大面积地开展这项工作。因为“少数研究生招生单位，不顾及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把论文博士变成为人情博士、权力博士和金钱博士，把招收论文博士工作变成降低要求的代名词”。

在职博士是前车之鉴

对论文博士引发腐败的上述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各高校大量招生的在职博士，因为管理不严而出现了大量学术腐败案例（见下表）。这些贪官获得博士学位的过程显示，在职博士已经成为权力入侵学术领域不容忽视的现象。诸多案例表明，一些高校存在着对官员滥发博士学位的潜规则。

2003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宣布不再招收在职博士。在职人员如果想在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读博士，必须辞去工作，参加全日制学习。这是因为公职人员以及高级经管人员利用“充电热”，投机取巧，使得一些文凭含金量下降，也破坏了学术氛围，可谓影响巨大。

正是由于中国大学给一批贪官滥发博士学位，导致了中国高等教育公信力的下降，真正的论文博士受到池鱼之殃，至今难以大范围推出。与在职博士相比，论文博士管理更松弛，可以想象腐败将更难以避免。

国际通行在国内变形

论文博士管理到底有多松？在国际上，论文博士本是一种通行的学位授予方法，英国、日本、德国等国都有论文博士制度。这些国家的论文博士不必到校上课，学习内容主要是和教授交流论文，只要提交达到博士毕业生学术水平的论文，答辩合格后就可获得和全日制课程博士生同样的学位。

历史上曾有中国学人获得过国际上的论文博士学位。马廷英是民国时享有国际声誉的地质学家，是中国海洋地质科学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他早年从事珊瑚生长节律之研究，是“古生物钟”的最早发明者，后致力于“古气候与大陆漂移”的研究。上世纪30年代，马廷英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时已是日本颇有建树的学者。因他拒绝加入日本国籍，日本政府一直阻挠他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导师一怒之下，把他的博士论文寄到德国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立刻颁给他一个论文博士。日本随后也给他颁发了博士学位。他成了日本的4位华人理科博士之一，也是首位华人地质学博士。但他获得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是来自柏林大学的论文博士，虽然在柏林大学他一天课都没有上过。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表示，在国外，论文博士的要求非常高，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往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获得了出色的学术成果，于是再向授权学校提交论文申请相应学位。国外的论文博士多是知名学者，学术水平普遍高于普通博士生。但在国内，论文博士生多是官员或者国企人士，并不从事学术工作，这与国外的论文博士是有区别的。

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春时认为，中国一些高校为避免滥发学位的质疑，搞出了变相的论文博士：说是学历教育，又可以脱产；说不是学历教育，又有课程和考试。最奇怪的是，清华大学的论文博士可以既拿到学位证，又拿到毕业证。一般来说，双证博士必须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要全脱产学习，只有专业博士才可以在职学习，而论文博士应该只授予博士学位，俗称单证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也认为，论文博士应该只有博士学位证，没有学历毕业证。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论文博士既然能不脱产学习，怎么能有毕业证？显然是因为论文博士的招生和培养质量下降，导致论文博士学位贬值，招生单位和论文博士本人都不愿用这个名称，干脆多发个证向全日制学生看齐。此外，由于教育部并未推广，论文博士的招生没有得到教育部批准，因此在上报教育部录取名单时，不能名正言顺地以论文博士名称上报，而在毕业时，更不便以论文博士的名义申请学位和填写毕业证书，这就形成了按论文博士的方式招进，而按一般博士生的培养方式培养这种状态。

“招生”“毕业”成关键环节

在终身教育时代，论文博士本身并无错误，反而是教育的进步，公众质疑论文博士，并非否定这种培养方式，是反对扭曲的混文凭现象。现实中，确实存在大量实践中的高级人才达到甚至超过了博士水平，却因为没有博士学位而不能担任教授、博导等工作，限制了知识的传播。这样的人往往肩负重任，不便离岗，而论文博士既能很好地考察他们的水平，又能要求他们出成果并取得学位。

在国外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大多在教学科研领域成绩显赫，其科研学术水平已超过普通博士生。日本的论文博士专门为在职人员设立，要求极其严格。由于渠道正当，论文博士在日本比比皆是。在日本大学任教多年的段冀康介绍说，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多在公司或研究所工作，有学术成果，但其所在单位并无办法博士学位的资格，所以要向大学交论文申请博士学位。

在日本很多理工科大学里，一半以上的教授是出身于公司和研究所的论文博士。他们在工作中先做出了成果，拥有较高声望，已被研究所聘请去作研究员，或者被大学聘请去作教授、助理教授，此时再交学费去读课程博士是浪费人力物力，也与大学气氛不协调。在中国，很多研究所本身就有博士学位的授予资格，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博士研究生名义入职后学习并开展研究，获得成果后不需要向大学申请博士学位，在客观上减少了中国论文博士的需求。但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在企业和政府中从事专业工作的人，这些单位是没有博士授予资格的，所以关上论文博士的大门，对这些人和这些单位并不公平。

教育博士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G80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4-0522-03

On Some Questions of Cultivating Sport Discipline Doctor Postgraduates

LI Jing, XUE Cuixia

(Graduate School,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cultivating sport discipline doctor postgraduates is still in primary stage in China and some questions are worth researching, such as how to select excellent students and make scientific procedure, be strict with the quality of mentor and increase the quantity, cultivate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doctor postgraduates through many ways, and monitor the process of making doctor dissertation for improving quality． Based on this situation, many strategies should be researched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doctor postgraduates．

Key words: sport discipline; doctor postgraduates; cultivate; questions

1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简况

1986年，我国批准设立了首批体育学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北京体育大学的运动生理学、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专业和上海体育学院体育理论专业成为3个博士学位授权专业，标志着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体系的初步建立。到1996年底，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学科专业由原来的3个学科专业发展到运动生理学、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运动训练学、体育理论、运动生物力学、武术教学理论与方法、运动生物化学等7个学科专业，累计招收了64名博士生，培养博士学位获得者17名。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设置了体育学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从原来的11个学科专业压缩到4个学科专业，即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在4个二级学科下设置若干个研究方向。

目前，我国体育学的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有四所院校，此外，还有13所院校拥有体育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其中，体育教育训练学9个、体育人文社会学6个、运动人体科学3个、民族传统体育学2个。同时还有三所体育院校联合招收博士生，也有一些体育院系本校其它一级学科下也招收体育学博士生（表1）。其中，近三分之二的学位授予点是近几年新增的，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

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由体育院校为主，综合性大学为辅的体育学博士生培养格局，改变了过去由体育院校为主的单一局面，形成了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开放性培养体系。

表1我国体育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及点的基本情况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速度也比较快，从招生规模就可以窥见一斑（图1）。特别是2000年以来，体育学博士点的增多，招生规模的扩大，使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

图1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招收情况

（引自卢亮球等，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现状、问题及对策）

2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与思考

关于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曾有学者进行过相关的调查（表2），基本反映了目前的实际情况，但与次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同样也不能忽视。

表2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注：引自卢亮球等，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现状、问题及对策

2．1规范入学考试，招收优质生源

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是衡量考生知识水平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体育学博士研究生考试一般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是筛选的第一步，如何把握好初试的难易度？是依据考生的数量来确定，还是依据体育博士学位的要求来确定呢？如何在初试中使有实践经验、科研能力较强但知识记忆却一般的考生和那些只善于死记硬背的考生区别开来。这些问题都是在入学考试时要考虑的因素。因此，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并不是普通意义的测验，而是一种多因素影响下的平衡、综合、复杂的对考生能力的检测，甚至有时是针对考生个体的一种判别。

在初试的笔试中有两个重要环节值得注意，一是出题，一是评卷。科学合理的试题是筛选优秀考生的第一步，除注意避免漏题外，更多的还是要对试题的难度、质量进行把关。其次是评卷过程中的客观性，避免人情因素的影响，要做到公正、可信。在初试的基础上做好复试更为重要，因为录取博士研究生的总原则是把那些科研能力较强、理论基础扎实，有一定创新能力，并能在经过博士期间的学习后成为本学科的高精端专业人才和学科带头人的考生挑选出来。但是如何在初试的基础上能把真正的人才甄别出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识别？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初试分数高低不是唯一的依据，还要注意考察考生的培养潜能，要对考生以往的科研能力进行初步评估，对考生的德行要有所了解。另外，正确把握考试成绩与导师自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定程度上要考虑导师的意见。

面对博士研究生报考人数越来越多的形势，面对一些体育学博士点都是新增的局面，面对如何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疾呼。规范博士生入学考试，探讨适应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招生规律的一套相对稳定、程序公开、公平公正的命题、阅卷、复试、录取制度，是当前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2．2严格导师资格条件，扩大导师队伍

在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导师具有他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从1981年创立学位制度，制定并实行了由国家评审博士研究生导师的办法，制定了在教授中挑选学术造诣较深、科研成果显著、对国家社会有重大贡献的专家、学者担任博士生导师的原则，聘任了一批博士生导师，对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对建立博士生培养制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博士研究生规模的扩大，以及高校办学自的下放，博士生导师的资格确认基本上由所在高校自己聘用。

随着近年来体育学博士研究生规模的扩大，带来了博士导师数量明显不足的问题。为了满足招生的需要，一些院校不得不让导师超限带博士生，从而出现了一个导师一届带3～4名，甚至更多名博士生的现象，这其实是非正常的，远远超越了导师的能力。另一方面，还有通过降低导师资格条件，使那些实际上并无导师资格的教授也混入导师队伍。特别是一些新增博士点的综合院校，由于这些院校在申报博士一级学科授予权或点时，其借助的是综合实力，而实际上体育学科能力可能并没有达到培养博士研究生的条件，也就是说，其博士研究生导师的资格是值得质疑的，有些导师甚至自己本人都没有经过博士、硕士研究生的经历。

在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招收规模较大，博士导师短缺的这种状况下，如何既能严把导师资格关口，又能充实扩展导师队伍是值得探索的问题。北京体育大学近年来主要采取了整合社会资源，聘请社会上实践经验丰富、科研能力较强的体育学者或政府官员担任博士导师，或从兄弟院校聘用有资格的教授担任博士导师，虽然通过这两种途径缓解了博士导师的暂时短缺，但是从根本上是不能解决此问题的。因此，在体育学博士导师队伍建设中，要从远景考虑，改革当前的导师遴选制，建立“导师组（室）制”。对某一学科或某一方向的导师进行整合，组建一个导师组或导师室，并配具有博士学位、拥有科研项目、学术思想活跃、有培养前途的副教授参与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这样培养1～2届研究生下来，那些副教授也升格为教授了，同时也具有了博导的经验，这样可尽快的扩充博士导师队伍，真正解决体育学博士导师紧缺，水平有限的问题了。

2．3创造条件，多种途径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核心就是培养其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的反映则主要通过其博士论文的价值折射。但是，创新能力的培养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也不仅是导师个人的影响，而是学校全面的培育。鉴于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时间短，学科较弱，而且大部分博士点都是新近增加的，所以在培养博士生的创新能力方面更显“心有余，力不足”。现在大多数学校主要把培养博士生创新能力的重心放在“培养方案”、“课程建设”、“教学质量”等方面，这是当务之急的，的确在博士研究生课程建设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如有计划无实施、有课程无教材、有教学无评价，等等。但是，从体育学科实践性强的特点来看，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仅凭在教学中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应让博士生走到体育实践中去了解现实，获取需求，追踪热点，聚焦难点。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在实践中寻找创新，在实践中培养能力，因为大多数博士研究生在本科和硕士期间接触群众体育、运动训练、学校体育就比较少。怎么样让博士生走向体育实践，就成为问题的关键，这就需要学校、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博士生共同开辟途径，创造条件，把博士生推向体育实践一线，在实践中培养博士生的创新能力。

北京体育大学是招收博士研究生较早的学校，在培养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方面积累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北体研究生院在培养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方面走过了由主干到边缘，由重点到全面的过程。所谓由主干到边缘的做法是，由抓培养方案制定的科学性、前沿性、规范性；抓课程建设的先进性；抓教学质量的高规格；抓导师的责任和评估；走向了开辟新的途径，抓学生在学校的第二课堂，聘请专家定期讲学，建立“博士论坛”，加强博士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2．4监控学位论文研究过程，提升论文质量

1) 把好选题关。有了好的选题才能做出高水平的论文，体育学博士生论文的选题应主要属于体育学科前沿具有创新性的问题或学科发展中一些关键性的问题，选题的质量是保证论文创新性的前提条件。博士论文的选题应尽可能与导师的科研任务挂钩，成为导师科研课题中相对独立的一部分，或者是导师科研课题的延伸，博士生的论文选题如果能围绕部级重大课题，则比较容易取得新的突破。

2) 确保导师全程指导，这是培养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论文质量的重要保证。严格把好论文的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论文撰写等全过程，才能保证论文的创新水平和质量。

3) 加强论文质量管理制度建设，这是提高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根本。应围绕学位论文的各个环节建立相应的制度，以加强规范化的管理。具体可从论文的开题、论文中期检查、论文评审三个大的环节制定规章制度（表3），比如，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开题，开题要走一定程序，而且应建立负责人制度，这样可与最终论文完成时的评审与答辩结合起来。

表3提高体育学博士论文质量建立制度参考

论文开题相关制度论文中期检查制度论文评审制度定期开题制度是否按计划进展盲审制度开题申请制度质量监控末位淘汰制度开题负责人制度导师指导情况奖励制度在论文研究期间要对其是否按照旧开题设想进行，论文质量是否有所“注水”，导师指导是否到位与充分。在论文完成后，要对论文进行盲审以确保质量，并可采取末位淘汰与奖励制度。这样基本上对论文的由选题到最终的评审整个过程进行了有效的监控，较为充分的发挥了研究生管理部门的职能，对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提升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3提高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策略

3．1明确形势，确定博士研究生全国发展战略

虽然现在有17所院校（包括联合培养）具有招收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资格，但是从整体数量上来说并不多；从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发展来看，也仅有近20年的历程，而且其2/3的学校却只有7 a左右的发展时间。所以，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无论从时间，还是从规模上来说都是个“新生物”。在这种状况下，应该由一些部门出面组织研究一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全国发展战略规划，逐步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为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教育质量服务。

3．2整合社会资源，优势互补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具有招收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学校在导师资源、课程资源、科学研究实验条件、优秀生源等方面，存在着分配上的不均。怎么样充分利用、整合配置这些学校的资源，对培养高质量的、有创新能力的博士研究生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如何发挥各地体育科研机构为培养博士研究生服务也是要思考的课题。为了提高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全面素质和培养质量，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充分发挥人才和资源的综合优势，应该打破高等体育院校之间，高等体育院校与科研院所之间相互封闭的局面，鼓励高等学校之间、与科研机构之间加强交流与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建立开放的研究生培养体系。

3．3完善规章制度，实施博士研究生授予点评估机制

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总体来说发展较晚，整个培养体系还不健全，还需要不断完善。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最好的办法是用科学合理的制度去管理，这样就需要完善和建立一系列的有关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规章制度。如招生制度、导师聘任制度、社会实践制度、论文科研制度等等。国家要针对体育学科比较薄弱的特性，制定宏观的政策引导其发展，对新增的博士授予点要跟踪评估，不能只管授予，不管建设，不能只管结果评估，不管过程建设。因此，要加强对各体育学博士授予点的评估，形成一定的良性机制，促进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4结论

1) 目前，我国体育学共有4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全国14所大学拥有20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另外，还有三所体育院校联合招收博士生，有一些体育院系本校其它一级学科下也招收博士研究生。其中近三分之二的学位授予点是近几年新增的，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

2) 随着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如规范入学考试，招收优质生源，把招生纳入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全程中；严格导师资格，扩大导师队伍；创设条件，多种途径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监控学位论文研究过程，提升论文质量等问题。

3) 鉴于当前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现状，要着重研究提高培养质量的策略。可以从确定博士研究生全国发展战略；整合社会资源，优势互补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完善规章制度，实施博士研究生授予点评估机制三个方面考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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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博士论文例9

二、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培养模式

博士生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指导下，为实现博士生培养目标而采取的培养过程的某种标准构造样式和运行方式，它包括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和培养考核三大要素。

1．培养目标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决定着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和规格，是整个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制约着博士研究生教育内容确定、模式选择与构成和培养质量及评价，是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关键。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由于起步较晚，发展较为缓慢，直到现在博士点大都设在师范院校或综合院校的教育学院，所进行的研究大都偏重职业技术教育原理方面，对博士生培养目标的确定也强调其教育学属性。如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的培养目标为“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深厚的教育理论素养，熟悉国内外职业技术教育前沿理论和最新成果，了解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全面掌握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毕业后能独立从事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研究，能胜任本专业和相关专业的教学、管理与决策咨询工作。”这个培养目标突出了职业技术教育学的教育学属性，忽略了它还应该包含的职业性和技术性特点，从而造成现在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大都是移植、参照或借鉴教育学的相关理论，而缺乏能够真正反映职业教育本身特点和内在规律的创新型理论。

2．培养过程（1）招生选拔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学定位在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大部分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点进行初试的专业科目都是教育学的相关课程（如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职业教育政策与管理、职业教育学等）。这种考核方式使理工科学生在入学考试中的竞争力不强，考试对理工科学生的吸引力不大。笔者统计了近三年（2010～2012年）北京师范大学招收的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的学科背景（如表3），发现所招收的博士生大都是具有教育学、心理学及语言学等文科专业背景的学生，这会造成职业技术教育学“将教育与技术相结合，研究技能型人才特征与培养规律”的要求难以实现，博士生培养只能采取纯学术理论研究生的培养模式，研究重点只能从教育学和文科角度展开而缺乏技术背景支持。这种招生选拔方式忽略了职业技术教育学自身的特点，比较侧重职业技术教育学在教育学原理方面的发展而忽略了它对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指导作用，培养出的博士研究难以满足职业教育对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人才的多样化需求［8］。（2）课程设置由于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博士点大部分设在师范类院校或综合类院校的教育学院，因此所开设的博士生课程大都具有鲜明的教育学特色，比较注重对教育学基本原理的掌握。课程设置中除了学位公共课（政治、外语）由学校统一组织授课外，其它必修课及选修课基本都是与教育学原理及理论密切相关的传统专业课程，方法论课程不多，很少涉及职业教育中具体的专业和教学内容，对仅有文科背景的博士研究生也没有规定必需选修其它院系的技术性专业课程。这种课程体系没有考虑到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差异，忽视了职业技术教育学研究的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过程，容易使学生的研究领域长期局限在教育学的狭小范围内，无法拓宽视野，很难在研究过程中将教育学原理与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做出创新性贡献。（3）教学方式目前各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点对博士生的教学方式偏重采取课堂学习———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第一学年主要是教师通过课堂教学进行授课，偏重于老师讲、学生听的灌输性教学方式，也有老师采用给出研讨题目，学生选择主题课下准备、课上阐述的教学方式，还有的老师鼓励学生参加学术前沿探讨、专题讲座、各种学术会议等，鼓励他们在不同规模的学术讲座、学术会议上做报告并与同行的前辈及同辈进行交流，这些教学方式都能有效锻炼博士生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及敏锐好学的素质。但由于缺乏技术性背景知识使他们很少有机会进行职业教育实践，他们研究的问题通常只停留在教育学理论层面，而无法兼顾职业教育本身的职业性、技术性特征，无法真正接触、全面了解职业教育。第二学年开始多数学生只埋头于自身研究的问题而很少关注他人，缺乏共同研究讨论的机会。因此造成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培养方式单一僵化，所研究的课题也大部分集中在理论层面，很少与教学实际相结合。（4）导师指导在我国的博士生入学考试中报考者会事先指定报考的导师姓名和研究方向，博士生考核成绩合格被录取后会由导师负责指导和监督他在校期间的学习，导师承担着“评审员”和“引导者”的双重角色（Murphy，2007），包括制定培养计划、组织博士生参加学术活动、指导博士生进行科学研究并撰写学位论文等。在这种培养方式中，博士生从开始学习直到毕业始终都由同一个导师指导，由于导师的精力有限，经验有限，精通的研究领域有限，因此容易造成指导过程中指导形式单一、指导频次少。职业技术教育学是教育学二级学科，博士生导师大都是教育学学科的教授和专家，比较擅长教育学领域的研究，因而对学生的指导偏重教育学方向，这种导师指导方式一方面使博士生的研究课题可以在教育学原理方面做得很深入，另一方面也容易使博士生由于缺乏了解其它学科研究方法的机会难以博采众家之长，最终所培养出的博士往往“专”而不“博”，完成的学位论文也往往无法突出职业教育自身的特点，与教学实践相脱节。

3．培养考核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考核方式主要是学位论文，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研究生要求至少用两年的时间进行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学位论文形式可以灵活多样，但选题要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要能够解决职业教育中的实际问题。研究过程中要注重综合运用相关理论和科学研究方法，鼓励理论研究与实例验证相结合。论文内容应能够反映作者对理论基础的掌握和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大多数博士点要求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在读期间要有一定数量（通常为2篇以上）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的文章在CSSCI核心期刊上发表，这种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博士研究生的个性化培养，抑制了学生的创造性，容易造成论文数量多但创新性不高的结果。

三、对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培养的几点建议

1．科学定位培养目标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出某领域教学、科研方面的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职业技术教育学自出现之日起就与教育学和技术学都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它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所培养的博士首先应该满足教育学博士的培养目标：“具有扎实的教育学学术功底和开阔的社会科学学术视野，能够熟练掌握现代教育手段，能够对现代教育科学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研究方法灵活运用，并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由于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还应该具备职业性、技术性的特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某专业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也就是说，职业技术教育学是一种开放程度较高的学科，在博士生培养目标上除了强调对一级学科———教育学的“专”以外，还须兼顾其专业特色而加大对“博”的要求。因此笔者认为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的培养目标可以概括为：“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深厚的教育理论素养，全面掌握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熟悉国内外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前沿理论和最新成果。能够结合技术领域的专业特点对职业技术教育学理论及教学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创造性成果。”因此，在培养传统的学术型、研究型博士之外增加有技术背景的跨学科博士的培养是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课题。

2．采取灵活的招生制度生源的选拔过程直接决定着博士生的质量和特征，它是博士培养过程的起点。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种类型，从教育学的角度研究是必要的，但同时它也是一门包含丰富内容的综合类学科，在创设之初就表现出鲜明的多学科性，每个学科都有着自身独特的知识结构、能力要求与思维方式，因此需要以多种学术视角对职业技术教育学进行研究，不仅需要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文科类视角，也需要专业技术等理工科研究视角。目前的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生入学考试对教育学科目的侧重比较容易造成录取的学生专业来源比较固定、掌握知识结构比较单一、掌握知识过于理论化。为扩大职业技术教育学的研究视角我们应该增加招收跨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在招生选拔过程中要逐步形成跨学科培养研究生的理念，探索多种招生录取途径，扩大博士生导师的招生自，导师在招生的过程中把好面试关。适当地增加有理工科背景的博士生录取比例，鼓励理工科硕士或具有同等学力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报考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以实现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生源专业背景多样化，使跨学科博士在科研过程中充分发挥理工科专业背景优势，从教育与技术等多个视角对职业技术教育学进行深入综合研究，以满足社会对职业技术教育学高层次人才的要求。

3．合理的个性化课程设置职业技术教育学兼有教育和技术的双重特点，需要加强对跨学科博士的培养，而传统的博士生培养方案都是基于本科———硕士———博士连续性的假设制定的，没有考虑跨学科博士培养问题，这使跨科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的培养遇到重大挑战。比如从理工类跨学科到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博士，教育学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他们进入新的领域面临思维习惯转换、科研能力调整等诸多问题。所以首先导师应该接受不同学科学生由于各种学科背景所带来的隔行如隔山的客观现实，提高对跨学科博士个体差异的关注度，针对每个跨学科博士的具体情况制定具体的培养计划，指定补修的教育类专业课程，提高课程内容的前沿性、综合性，教导学生将多种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手段进行有效整合的方法，使跨学科博士能够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在职业技术教育学研究领域取得创新性进展。对于没有跨学科的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也应该选修一定数目的技术类专业课程以加深对职业教育的了解，扩充自身的学术视野，最大限度地扩展知识和技能，使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提升。

4．探索新的教学方式职业技能是职业教育教学的核心目标之一，职业院校的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大量使用项目式教学和行动教学方法，这就使跨学科博士有机会利用他们的专业技术背景优势，亲自参与职业技能教学实践，根据专业的不同特点探索不同类型的技能人才培养规律，从中深刻领会职业教育是一门“做中学”的学问。但要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首先对跨学科博士生进行常规的教育学科的学术训练，包括系统地掌握教育学理论和学科发展动态以及对教育学科研究方法、学术规范和学术表达方式的训练，在此基础上让跨学科博士学习改变曾经的单一、静态、线性思维方法，学习利用多元思维方式拓展自身的学术视野，学会利用不同学科领域的思维方法进行思考。这种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将会推动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快速发展，促进新思想的产生和有价值、创造性研究成果的出现，最终形成学习———实践———研究探讨相结合的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培养方式。同样对于没有跨学科的博士生来说，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原理方面的研究时，为了增强研究成果的实用性和可靠性，也应该尽量争取到生产一线或教学一线进行实地调研的机会，比如可以对某种特定专业的职业教育发展状况进行市场调查，也可以安排博士生在职业教育院校或研究所做助教或助研。

5．导师组或导师团队联合指导方式职业技术教育学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研究对象具有教育学和专业技术双重特点，传统一对一的导师指导模式已很难适应学科发展要求。为满足其跨学科的研究特点，一方面要加强教育学科和其它学科导师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鼓励导师参加交叉学科中心、项目和研究工作，带领博士多参与具体的科研项目，让博士多与学科带头人、博士后研究人员及其他导师交流合作；另一方面要增加校企合作，完善对校外专业人士的兼职教师聘用制度，以形成由多名具有不同专长和不同学术观点的导师组成的导师组或导师团队，使博士生可以在不同领域获得更多的调研及参加学术交流的机会，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博采众长，增加博士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构成“参与科研———获得指导———提高能力”的培养链条，保证学科培养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要避免将博士生培养变成狭隘的专业培训，以做到“博士要博”。导师与博士生在合作期间为实现特定的学术目标会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形成师生相长关系。导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应该鼓励博士生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但由于导师在学术领域内丰富的经验与学识，必要时也应该对学生加入一定程度的强势指导，当然这也是以沟通为前提的，导师也应该一定程度考虑和尊重学生的观点和意见。导师指导方式应该灵活多样并适当增加与博士生见面交流的机会，以便随时发现问题，弥补不足，合作过程中导师应以培养学科继承人的情怀培养博士生，避免雇佣关系，建立正确的科研规范，在学科集体中形成一种公正、团结和奋斗的氛围。

教育博士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4）08-0012-02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对大学生农民工现象的反思――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失衡问题研究”（编号：13YJC880065）的科研成果。

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不断提高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培养质量。”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之后由地市级政府举办的非单科性高等学校，这些高等学校多是在1998年高等学校扩招政策出台之后所兴办，兴办主体多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政府，兴办类型多是地方综合性大学，由于有较为强劲的经济支持，这些学校发展非常迅速，办学层次也在不断提升，许多高等学校在取得学士学位授予权之后，基本上都在国家教育政策规定的最短期限内相继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尤其是博士学位授予权。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态势逐步趋于稳定，国家对于人才培养的关注逐步转向于培养质量的提升方面，博士研究生教育业不例外，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根据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的自身特点进行合理定位从而进一步提升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问题

博士研究生教育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训练研究领域专业研究者的过程，[1]主要是培养教学科研人才。李利国等认为博士生教育对于地方经济产业结构的依赖度和结合度最弱，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博士研究生教育基本上都聚集于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地域，[2]在中国同样如此，就目前来看，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基本上都聚集在深圳、广州、青岛、宁波、汕头等中国经济社会发达的城市。多年来，这些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与此同时，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1.招生。选好才是成功的一半， [3]博士研究生尤甚；分析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招生状况，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招生数量少，根据对宁波大学、深圳大学、青岛大学及广州大学等有关高校2005年以来当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的统计，这些高校每年招生数量均不足100人。数量少自然有这些高校博士生教育发展历史有限的原因，但学生报考积极性不足更是深层次的因素；二是优质生源比较少。赵世奎指出，不同层次博士培养单位博士教育生源质量在教育背景层面存在较大差距，[4]这一研究结论在新兴地方高校中充分体现，据不完全统计，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中报考考生中的硕士、本科阶段多是在之前通过升格而来的院校获得，且不论985、221院校，甚至一般普通本科院校的都比较少，以笔者的访谈情况所了解，2009～2011年三所院校在读博士研究生硕士或本科阶段毕业于211或985院校的比例不足1%。据笔者对三所院校有关负责人的访谈也证实，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博士研究生的生源质量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这已经成为制约培养质量的一个基本条件。①

2.学科专业。有研究者指出，地方高校培养的研究生突出问题表现为培养的人才存在上不能“仰望月星”，下难以 “脚踏实地”的状况，社会适应性不强。[5]为什么出现这一质疑，除了定位问题之外，根源在于博士培养单位的学科专业水平比较低下。就全国范围而言，地方大学的学科专业建设水平不高是一个基本事实，作为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更为堪忧。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之所以能够申请到博士学位授予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学科专业比较独特，要么该学科专业全国没有或很少，要么就是虽然该学科专业全国很多，但研究方向比较独特。当然这种现象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问题，对于一所高校申请博士点特别是地方高校申请博士点这是成功的法宝和经验，但事物总有两面性，这些学科专业虽然稀少或者研究方向独特固然有其特色挺立的意蕴，但和985或211院校相比，鉴于历史、师资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院校博士点所在的学科专业竞争力水平基本是处于一个较为低层次的水平。根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中心的有关数据统计，在衡量学科专业发展竞争力水平的核心指标中，如国家重点学科，百篇博士优秀论文等，很难觅到新兴地方高校的影子；在最新一次全国学科排名中，新兴地方高校的博士点学科排名也很难进入到全国前30名。

3.就业。根据有关统计，我国1983年在读博士生人数只有536人，2000年为54038人，之后连年扩招，至2010年全国博士在读人数已经达到242996人。[6]随着全国博士研究生数量的扩张，原本就业不成问题的博士研究生现在也遇到了问题。原来多数博士毕业生的就职主要岗位为大学教师或科研单位研究人员，但是随着多年来我国博士量的增加，这些岗位的需求量已经接近饱和。虽然博士研究生每年的招生总量国家一直在控制，但每年的存量不断增加，博士研究生总的就业人数还是在不断在攀升。在这样的背景下，主要供博士研究生就业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工作岗位对所招聘的毕业生的条件要求也越来越高，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这一背景下，包括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在内的地方高校所培养的博士研究生的就业问题就显得非常尴尬，既没有毕业院校211或985院校的光环，也没有生源院校上的质量优势（博士研究生的硕士和本科阶段高校也非211或985院校）。而且所学专业竞争力又较弱，如此多端齐下，地方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就业问题已成隐患。

二、对策

美国学者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斯利在1997年撰写的《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一书将大学服务社会的行为界定为学术资本主义。[7]时至今日，这种理念经过实践的检验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高等教育以服务和贡献开辟自身发展新空间 是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8]博士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方面也需要走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研究显示博士研究生教育呈现出与科学研究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地域分布特征。[9]之所以出现相似的特征，乃在于大学与区域发展彼此有相互依赖的利益需求。相比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层次，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专业特色更为突出，其实现区域发展利益要求的水平更高。[10]这种高水平主要来自于博士研究生教育所需要依托的学科专业来完成。有了高水平的学科专业，才可能有基础培养出高水平的博士研究生。张巧林等人的研究表明，科研是包括博士研究生和博士生导师二者都非常重视的第一位指标。[11]这一指标的体现有两个方面的理解，第一，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要取得创新必须和区域科学的发展融合起来；[12]第二，博士研究生也有义务和责任以自己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来提升区域的产业发展水平。[13]作为博士研究生教育而言，需要把上述两个方面内化为统一体。如何统一，其途径就在于通过学科专业作为载体实现博士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发展接轨与互动，建立起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与博士研究生教育相互动的制度。就博士研究生教育而言，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充分把博士研究生教育中的学科专业与区域产业发展有效对接起来，建立一个消费时间、努力和资源的链接过程。[14]这一过程体现在上述制度层面，实质上是建立人才、学科、产业等相互协调的链条。按照胡赤弟等提出的学科―专业―产业链概念，[15]就是要建立以学科为依托，以专业为载体，以产学研为途径，以研究为主要活动方式的博士研究生新型培养制度。

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招生。博士研究生的招生不再仅仅局限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指令性计划，而是在此基础上，充分调研掌握区域对于博士高级人才需求的状况，结合政府和企业具体需求联合制定招生计划。让政府和企业特别是企业，在博士人才招生方面有一定的建议权和发言权，在某种程度解决地方高校的博士研究生生源问题。既可以吸引区域所在地的优秀生源，特别是企业中的优秀人才报考，也可以有效地解决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第二，师资。一方面需要引导导师开展与产业发展相关的实践工作；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和企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及高级研发人才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通过制订相应的鼓励和激励政策提高师资与区域发展的融合性；第三，论文。博士研究生培养最重要的一环是博士研究论文的撰写。这也是博士研究生培养体系的命脉。以学科―专业―产业链为基础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制度，就是要改变原来论文的选题、研究、写作方式，改变博士论文的研究眼光和视野，特别要注重从生产实践中选择研究题目，注重研究内容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性，注重和政府、企业一起从生产生活实践中选择论文选题，深入产业实践环节进行博士论文的撰写和研究。

注释：

①笔者从2008年6月底至2011年10月，通过实地走访、访谈、座谈等方式对上述三校的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相关教师和学生进行调研，以上数据均来自此次调研，下同。

参考文献：

[1]PhillipsE M，Pugh D S.如何获得博士学位[M].黄静，等，译.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

[2]李立国，等.博士研究生教育的集聚效应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2011，（2）.

[3]张勇，等.地方高校研究生生源现状及思考[J].河南化工，2010，（7）.

[4]赵世奎，沈文钦.我国博士研究生学缘结构分析――以2006届博士毕业生为例[J].教育研究，2010，（4）.

[5]赵长林.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面临的问题[J].继续教育研究，2011，（7）.

[6]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年度报告课题组.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年度报告（2009）[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SHEILA SLAUGHTER，LARRY L LESLIE.Academic Capitalism： Politics，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M].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

[8].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Z].2011-4-24.

[9]李立国，等.博士研究生教育的集聚效应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2011，（2）.

[10]王贺元.博士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利益需求非理性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1，（3）.

[11]张巧林，等.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博士生视角与导师视角的比较[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4）.

[12]（美）约翰・亨尼斯.大学是创新和社会进步的源泉[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