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政治论文例1

内容提要: “新行政法”和“实质法治论”以中国当下的行政法治的现实处境为出发点，对“民主”进入行政与司法过程的理论正当性与制度妥当性进行了初步的论证和建构，构成了对中国行政法的“形式法治论”的有力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关于行政法治的结构性理解，推动了中国行政法治新路径的探索，如理论更加精细、实践更加得当，或可实现中国行政法治的“包容性增长”并为世界行政法治的最新发展提供有益的中国经验。 引言 细数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的法治建设成就，行政法治领域可圈可点。自1989年颁布《行政诉讼法》以来，以“司法审查原则”为核心的中国行政法学及中国行政诉讼法制日益成熟。随后以《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许可法》等单行部门法为代表的行政行为法体系获得强势建构。行政行为类型化的发展又进一步支撑了行政诉讼裁判技术的完善。行政法总论部分以引自德国的“依法行政原则”为核心建构起一套严格的行政法治规范框架。建立在司法审查和依法行政这两大原则基础之上的中国行政法的“形式法治论”初具体系，得到国内行政法教科书、行政法学主要研究力量以及学术组织的肯认。然而，这一“形式法治论”是以西方严格的宪法分权框架以及消极行政权预设为前提的，此论在普及行政法一般理论并初步支撑中国行政法制度的基础性建构方面功勋卓着，但却与世界范围内公共行政的开放性与民主性的趋势以及中国自身的宪法结构渐显隔膜，日益难以合理解释并引导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进程。 在此背景下，部分行政法学者逐步悬搁“形式法治论”的简单规范诉求，认真对待“民主”对公共行政领域以及行政诉讼领域的价值渗透和制度影响，产生了“新行政法”和“实质法治论”两种主要的回应模式。“新行政法”以行政程序法为核心展开制度建构，通过公共行政开放性和民主性的扩展，实现行政过程的自我合法化，追求政府和公众在行政治理中的再分权与合作效果，代表性着作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王锡锌教授的《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实质法治论”以行政诉讼法为核心展开制度建构，通过司法过程的开放性与公众意见的多元参与寻找“法律共同体”的在先共识，以“共识”支撑行政判决的合法性，代表性着作是清华大学法学院何海波教授的《实质法治》。笔者认为，此两论以中国当下的行政法治的现实处境为出发点，对“民主”进入行政与司法过程的理论正当性与制度妥当性进行了初步的论证和建构，构成了对中国行政法的“形式法治论”的有力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关于行政法治的结构性理解，推动了中国行政法治新路径的探索，如理论更加精细、实践更加得当，或可实现中国行政法治的“包容性增长”并为世界行政法治的最新发展提供有益的中国经验。 形式法治论的魅力与虚幻 行政法的形式法治论来自于西方规范的法治国家理论。在该理论下，作为现代国家绝对性标志的主权被“科学”地划分为三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从权力本性和限权思维的角度对此做出了经典化的论证，康德随之又对分权进行了逻辑证明，认为这一划分方案符合形式逻辑上的三段论，即立法权提供判断的大前提，行政权的初步裁定提供了判断的小前提，作为终局程序的司法权则得出最后的结论。在这一严格的分权框架之下，“行政权”与“司法权”都只具有执行的性质，因而属于消极权力。“无法律则无行政”一时成为时代精神。在严格的分权框架和消极行政权的预设之下，规范化的行政法治流程被美国行政法学家斯图尔特教授形象地描述为“传送带模式”，其要点在于：（1）立法权负责提供全部行政活动的明确规则；（2）行政权负责实施法律，没有明确的法律根据则不得作出任何行政行为；（3）司法权负责对行政活动与议会法律的一致性进行审查。这样一来，在涉及行政活动的合法性评价方面，行政权和司法权均无自主意志，议会法律被设定为唯一的准据。这样一种理想化的法治框架在西方也从未完全实现过，它表达的不过是人类经过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对于权力秩序理性化的一种理想性诉求。 理想话语掩盖不了权力实践。即使是在最接近这一严格的“形式法治论”框架的19世纪上半叶，行政领域的立法与决策活动伴随着社会冲突的加剧开始日益活跃，“司法造法”及司法裁量权在英美法系国家则是更加久远的传统和实践。随着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来临、国内矛盾的加剧与国际竞争的激烈化，国家发展的政策需求与国内秩序维持的正当性需 求日益高涨，传统的议会立法无法及时有效地加以回应，不得不频繁地通过授权法案将初次立法权和决策权赋予行政机关。至罗斯福新政时代，行政权的权能发生了结构性变迁，不再是单纯执行议会法律，而是日益自主地根据社会管理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行政立法、行政决策乃至于行政司法；行政活动的规范依据也出现了新的发展，除了传统的议会立法之外，还增加了行政自主制定的若干种规范；对行政权的“授权控制”日益形式化和表面化，而所谓的司法审查也不得不在经历一场“总统包装法院”的宪法斗争之后转入程序领域。以1946年的《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为标志，美国行政法60余年的发展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行政法领域“程序转向”和“民主回归”的制度变迁图景。 理想性构成了“形式法治论”的魅力所在，同时也是虚幻与局限所在。行政权的变化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行政法的转向则是行政法治新路径探索的最为重要的外部经验。 “民主”进入执行过程：中国学者的回应 中国行政法治在改革时代的学术与制度历程似乎在重演西方行政法的传统故事，只是进程被大大压缩。以王名扬的“外国行政法三部曲”作为学术基础，中国行政法开始了规范化的基础性建构，其基本框架即为“形式法治论”。然而，这种预设了宪法前提的行政法治框架并不能直接嵌入中国的政治法律结构。首先，中国的宪政体制不是规范意义上的“三权分立”，而是一种“党的领导、人大主权和行政主导”相互配合、纵向分工的一种协作体系，行政权的权能结构以及司法审查的实际能力均不符合“形式法治论”的预设。其次，中国素有“行政主导”的政治文化传统，加之党政伦理对行政权的伦理性建构，中国行政权负有引导改革与整合社会的“政治化”功能。再次，作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基础性环节的“民主化”难以在现有的立法过程中获得制度空间和公民参与机会，行政民主更适合作为民主转型的可控场域和模式。同时，依赖严格的议会法律和专业化的法律解释的司法过程也难以单独支撑行政判决的合法性，引发行政权监督机制本身的合法性危机。在此背景下，“新行政法”和“实质法治论”以挑战性的姿态出现并日益展现出强势的学术与制度影响。 “新行政法”以王锡锌教授2007年出版的专着《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为代表。该书一改以往讨论行政法治的传统进路，从行政程序（公共行政过程）的开放性和民主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现代行政法治的“公众参与模式”作为“新行政法”的核心。作者认为行政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关于行政活动合法性的解释框架，必须面对真实的行政与生活世界。作者提出的“公众参与模式”是一个整合性的行政法治框架，其既包含了传统行政法治诉求的议会法律控制和司法审查，同时又增加建构了以行政程序（行政过程）为中心的民主性制度体系，且以后者为核心与特色。相对于传统的“形式法治论”，“新行政法”实现了一系列的创新与突破：（1）在行政法的核心价值上增加了“民主”，并与“法治”并举；（2）在行政法的制度结构上，以行政过程为中心建构了一系列的行政公开与行政参与制度；（3）在行政法的制度功能上，不仅寻求行政法个案决定的合法化，而且寻求包括行政立法、行政决策、行政执行和行政司法在内的整体行政权的合法化，同时为不同利益距离上的公众提供民主讨论和表达的正式制度平台，将行政法治过程建构为有限但有效的“民主分论坛”以化解现代行政的“民主赤字”难题；（4）在行政法的主体图式上，淡化“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的区分，以“程序参与人”的新概念统合行政活动中的不同主体角色，在一定意义上通过行政程序法的包容性建构实现了行政过程中社会公众的内在化，为合作行政和公民参与奠定了一种“主体间性”的伦理基础；（5）强化行政法的“程序思维”，引导立法与司法权力在行政监督上的“程序转向”，建构一种适合现代行政权适度自主性的权力间法律关系；（6）理性识别并结构化处理了中国政治系统关于行政决策科学化的要求，将“专家、大众与政府”纳入了一个理性化的、面向具体行政目标与任务的、进行适当的知识与权力分工的决策体系之中，有利于探索一种不仅适合于中国，同时也适合于世界的现代行政决策理想图景。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初步的以行政程序法为核心的重构框架，如何做好与现有行政法制度的衔接，如何设计并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与行政民主参与的科学而理性的制度体系与实践，如何将行政决策中 的其他本土要素（比如党委、人大、政协等）进行规范转化，如何合理地配合中国政治民主与司法审查的发展进程，如何有效利用互联网平台促进公开和参与等等，都是该路径需要细致打磨处理的结构性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作为王锡锌教授同事的沈岿教授所提出的“开放反思的形式法治论”中的“开放”与“反思”的诉求与“新行政法”的核心旨趣之间也渐显呼应关系。“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任何真切关注中国行政法治进程的学者都不可能对中国大地上生动活泼的行政法治实践无动于衷，也不可能对世界行政法最新发展所体现出来的制度理性视而不见，“新行政法”正是开放的时代心胸的学术体现。近年来湖南省围绕“行政程序”展开的省域法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探索和试验“新行政法”的若干制度要点，对此我们有理由保持进一步的关注与期待。 与对行政程序法的钟情和推进不同，也有学者从司法民主的角度提出了中国行政法的“实质法治论”，这以何海波教授的2009年出版的专着《实质法治》为代表。“实质法治”作为“形式法治”的对称，并不是在传统法治理论下的“司法审查”领域之外另辟蹊径（如“新行政法”），而是将民主价值引入司法过程，提出了一个同时容纳法治与民主要素的行政诉讼法重构框架。何海波教授提出“实质法治”的基本问题意识与他自身长期以来对中国行政法治实践中的案件关注有关。他通过大量的案件追踪，发现法律的规则表达和法官的专业化解释并不能够为行政判决的合法性提供充分的理据，过分强调基于“专业理性”的法律人之治既不利于司法树立权威，也不利于法律与社会的沟通以及法律本身的发展。“实质法治论”据此提出了对于法律渊源和司法过程的新的理解，要点如下：（1）法律不仅仅是议会的制定法和法官自造的法，其最根本的渊源或合法性基础在于“法律共同体”的共识；（2）“法律共同体”不仅仅是法律人的集合，而是所有政治社会共同体成员的集合；（3）司法有必要在过程开放和公众讨论的基础上发现法律共同体普遍存在的共识，并将这一共识作为判决合法性的支撑要素；（4）在一个开放的司法过程中，“专家、公众和领导”具有不同的角色和责任。这一“实质法治论”的建构最初源于作者的博士论文，但随着这一学术思路的进展，已经日益超出行政法治的范畴，成为一种面向普遍司法过程的“实质司法论”。结合当下关于司法职业化/司法大众化的争论以及最高院的“人民司法”重建运动，笔者以为何海波教授的这样一种源出于行政法治关怀、渐然抵达对一般司法理论的探讨的思考路径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价值。不过，有些问题作者还未能展开更加系统深入的思考与建构，比如（1）共识的性质与范围：“共识”到底是事实还是规范，是哪一种性质的规范，其司法适用是否需要时空的“地方性要素”的限制，在先共识之外是否可能形成经过商谈产生的“新共识”，如何对待二者之关系；（2）对行政法治的完整观察与提炼：作者仅仅局限于行政诉讼的重构，但由于司法权的地位以及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实际限制，进入法院的行政活动类型与数量相当有限，大量的行政活动终结于行政过程内部，仅仅讨论如何通过司法民主发现“共识”来支撑行政判决（从而也是行政活动）的合法性，显得非常单薄；（3）角色规范化与功能制度化：作者提出了司法过程的“专家、公众和领导”，但仅对于各个角色进行了初步的描述与功能区分，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层面，特别是没有和实践中已经存在的英美的陪审团制度、欧陆的参审制度、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等进行比较研究和制度可能性的探讨；（4）对于共通性的决策伦理与决策结构的理论整合：其实司法决策和行政决策具有决策伦理和决策结构上的许多共性，尤其是在中国政法场景下被“人民性”普遍渗透，已经具有了一定规模的实践经验，作者之理论视野尚未从整合性的角度对此进行描述和建构；（5）新的司法理论缺乏政治理论的有力支撑：作者通过对既有司法理论的批判来建构新的司法理论，后者严格而言已经是一种司法民主理论，如果没有相对应的政治理论尤其是民主理论的支撑，在理论基础上很容易根基不牢。当然，作者最大的意图还是明确提出了对于法律实证主义和司法自主性的质疑，提醒法官在职业化司法的过程中以开放的态度容纳并理解公众意见所根植的“法律共同体”的共识，并提示这样一种开放司法哲学有利于建立司法权威的社会根基。作者从行政判决合法性的部门法困惑一步步走向对于中国司法权乃至于普遍性的司法哲学的关怀，心智敏锐然而前路还多坎坷。不过，尽管作者在“实质法治论”上日益偏离专业的行政法领域而进入一般法理学或司法哲学的领域，然而其结晶的任何理论成果仍将直接影响到中国行政 法治的制度进程--因为即使是“新行政法”也不敢断言行政程序的民主建构可以终结行政权的合法性命题并完全消解司法审查的必要性。 共和化、再分权与中国行政法治的“包容性增长” 行政法领域的“新行政法”和“实质法治论”的理论探讨确实构成了对传统的“形式法治论”所立基的“依法行政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的有力挑战，通过将“民主”接纳入现代行政过程和司法过程，共同提出了行政法治的“民主化”命题，这就提供了中国行政法治“包容性增长”的可能性。在笔者看来，此二论具有更加宏观的理论与制度意义，要者有二。首先是行政法的“共和化”取向。开放参与的行政法思想来自于共和主义的理论传统，来自于共和主义关于公民德性与责任的规范性论述。二位作者在进行基础性的理论论证时所援引的卢梭、密尔、哈贝马斯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其他协商民主理论家的政治理论，在本质上属于共和主义的理论脉络。行政法“共和化”取向将意味着行政法基本过程的民主化建构，并通过这一建构实现公民的德性培养和能力提升。其次是“再分权”的结构化思想。传统分权局限于公共领域的“三权分立”及通过宪法对这一分权框架的严格守护，在国家与社会的分权主题上则通过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区分来完成，公民参与政治的制度通道被局限于选举，整个国家政治通过精英化的代表机制展开。而“再分权”突破了这一经典理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部分权上承认分权结构的实际变化，并提供基于程序合理性的规范性辩护；二是在国家与社会分权上突破与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简单对应，在行政权/司法权领域重新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可能性及其制度机制。这样的行政法治探索尽管面对的是行政法的内部问题，但日益具有宪法上的价值与意义。 “包容性增长”是最新的政治性提法，主要集中于经济和社会领域。事实上作为与经济/社会领域频繁互动的法治领域，这一提法也具有合理性与真切性。包容的逻辑前提是开放和承认，这是对原有的规范紧缩性的结构化修正。中国行政法治“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前景就是“新行政法”和“实质法治论”为我们展示的新结构与新路径，尽管还存在诸多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安排上的缺陷。 主要评论书目：王锡锌：《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一个理念与制度分析的框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何海波：《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形式政治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G41

党的十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①。这一文化发展的目标和要求不仅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指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和发展趋势。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

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承担的责任，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具体体现，明确思想政治任务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保证，也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性和实效性的关键。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培育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重要任务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广大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围绕主要任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导向，反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

二、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

围绕十中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相关目标和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具体内容包括：

（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教育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执政的根本指导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进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教育，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坚持社会主义前进方向的必然要求，也是树立受教育者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强大理论武器，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第一要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教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思想政治教育要使干部群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这样能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力量、取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能坚定广大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信念。

（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教育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就是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思想政治教育要宣传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宣传中华民族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宣传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使爱国主义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使爱国主义成为团结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维护民族团结和促进祖国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使爱国主义成为我华夏儿女永恒的精神追求。

（四）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教育

时代精神是每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改革创新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伟大的时代精神。它是指从思想的解放到观念的更新，从体制的改革到方法的创新，是指科学实验的发明创造，是指生活工作的不断进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能激发我们的潜力，能鼓舞我们的斗志，能使整个国家和社会不断地发展与进步，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的最强音。思想政治教育要宣传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通过各种形式使人们认识到生活的巨大变化；要引导民众将改革创新的精神运用到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实际，不断地解放思想、追求进步。

（五）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是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基础。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地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到的规范。是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背景下社会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和指导思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是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迫切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宣传和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为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要使人们理解并接受荣辱观的相关内容，要从弘扬传统文明的角度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操守，要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并推崇的道德准则，要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成为人们生活、学习、工作、交往的行事准则，要使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深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柱，也是新时期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和根本。在全社会积极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开展，具体表现在：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巩固和倡导社会主流文化

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特定价值观的培育、引导、巩固与发扬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应通过多种形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讲力度，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真正地进社区、进课堂、进头脑，帮助人们树立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对我党自成立以来，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宣传和教育，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独立、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唯一选择；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深入人心，树立全社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共同信念。

（二）坚持以爱国教育为重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爱国主义是伟大的民族精神，是社会文化永恒的主题。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主要任务。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倡导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祖国统一及社会和谐的思想和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做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以贡献祖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以危害祖国、损害社会利益为最大耻辱；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融入到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中，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将改革创新精神贯通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把民族精神教育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相结合，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革命传统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深入人心。

（三）坚持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和加强公民道德教育

良好的道德情操和道德修养是成为一名合格公民的必备素质，社会文化应当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推动力，树先进、扬正气、倡新风。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把公民道德教育作为主要任务。要把帮助和促进广大干部群众形成良好的道德情操和道德修养摆在重要位置，教育引导大家明确“做什么人”和“怎样做人”的基本道理；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培养良好的道德准则；思想政治教育要积极推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贯彻，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要积极开展道德实践活动，引导社会民众自觉遵守爱国守法、名利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开展多种形式的道德教育活动，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共同遵守和推崇的行为准则。

（四）坚持引导和修正亚文化，遏制和抵御腐朽文化

亚文化是指从属于主文化的、受主文化支配的，属于某一区域或某个集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一种亚文化不仅包含着与主文化相通的价值与观念，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价值与观念。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要对亚文化进行引导，首先是提高社会个体对自己所处的亚文化环境的认知程度，用主文化的理论指导人们把握亚文化的本质和内在矛盾，然后引导其对亚文化的选择、改造和创造；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要对腐朽文化进行抵制和修正，要揭露腐朽文化的本质和危害性，用主流的文化引导民众的思想，把腐朽文化的危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思想政治教育要紧密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相关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思想政治教育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以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注释

①.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光明日报2012.11.18

参考文献

[1]卢卫林，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9

形式政治论文例3

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其内涵和分类的把握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这一范畴出现以来的焦点和分歧点。在对现有研究成果归类梳理整合的基础上，把文本引入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研究之中，并把它和活动一起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是在新的历史阶段，为适应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的重要举措。

一、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基本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内涵的取得，得益于对“载体”内涵的把握。

《辞海》把“载体”解释为四种含义：（1）为增加催化剂的有效面积，一般是催化剂附着于多孔的物体表面，此种多孔物体称为“载体”。（2）在某种催化剂作用中，常借中间物的生成以达到催化的目的。（3）使溶液中微量元素（或化合物）能在某种化学处理中合理沉淀，常加入少量的同族元素（化合物）使之一起沉淀，此种生成沉淀的加入物称为载体。（4）在微量放射性同位素的操作过程中，常加入适量稳定同位素以稀释之，此种加入的稳定同位素称为“载体”。而《现代汉语辞典》把“载体”解释为“原指某些能传递能量或运载其他物质的物质，现泛指一切能承载其他事物的事物。”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使用“载体”这一概念的时候，都普遍含有承载、装载、凭借、中介物，传递、传输、传导、传输等的意思。这对我们定义或规范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含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学术界普遍认为，载体这个概念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引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最初，人们习惯使用“途径”、“手段”和“方法”等提法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承载和传导过程的中介。1998年，陈万柏发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一文，出现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概念，从理论上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概念及新时期几种主要载体进行了探讨。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这一范畴出现至今，关于其内涵学术界众说纷纭，大家一直在进行研究、探讨，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综合来看，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是“形式说”。这种观点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内涵界定为一种“形式”，如“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是指思想政治工作者为促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而借助的各种形式，包括活动、文化、管理、传播媒介等”。

二是“活动说”。这种观点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内涵界定为一种“活动”或“活动形式”，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存在形式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如“思教载体是能够使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因素的事物发挥教育作用的活动及过程，这是思教载体的内涵；思教载体的处延是，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人们自觉设计并实施的、能使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因素的事物发挥出教育作用的所有活动及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承载、传导思想政治教育因素，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运用、且主客体可借此相互作用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三是“物质形式和活动形式说”。这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包括物质形态载体和活动形式载体。如“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是指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能够承载和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或信息，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运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活动形式和物质实体。”“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承载并传递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操作并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发生联系的一种物质存在方式或活动方式。”

“形式说”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内涵界定为“各种形式”显然是不妥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有很多，如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方法等，因此，这种界定过于笼统，没有揭示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本质属性，没有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这种形式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方法等形式区别开来，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泛化。“活动说”与“物质形式和活动形式说”的区别在于“活动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一种活动或活动形式，而“物质形式和活动形式说”则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除了活动形式的载体之外，也包括物质形态的载体。相比较而言，我们更赞同“物质形式和活动形式说”。因为“活动说”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存在形式是一种动态的过程，这显然不尽合理，因为一些静态的物质形式亦可以承担载体的功能。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能够承载和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或信息，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运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活动形式和物质形式的总和。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必须同时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承载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并能为思想政治教育者所操作；二是能够把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连接起来，且主客体可借助这种形式发生互动。

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传统分类法及其缺失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分类，目前学术界标准不一，歧见颇多。但是，共识程度较高的分类是把它简单地二分为传统载体和现代载体。传统载体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历程中早就产生并在继续发挥作用的载体。传统载体包括谈话、开会、理论学习等。现代载体是指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在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在对传统载体扬弃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创造和运用了许多新的载体，其中包括四种基本的载体类型，分别是管理载体、文化载体、活动载体、大众传媒载体。

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形态分类是以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成果，在迄今为止较长的时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条件等诸多关键要素的大幅度更新、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有效运用和积极创新，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不断增长和更新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获得信息渠道的多样化、便捷化，使得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已经不能满足思想政治工作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吸引教育客体主动参加教育活动，激发教育客体接受教育的主动性，需要不断地开发、利用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且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在运用的过程中存在种种缺失与不足。

最突出的表现是各载体之间存在交叉重合于渗透，界限不清，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带来了许多麻烦。如管理载体中亦有文化的因素，文化载体中也会有管理的因素，大众传媒载体与它们之间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还有不论是通过管理、文化还是大众传媒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都有活动形式存在其中。怎么来有效区分活动载体与以上载体的不同，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各种载体的条块分割及离散状态明显，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整体的分化。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一个整体而非局部、开放而非封闭的、动态而非静态的特殊生态系统。这个过程并不是简单地依靠思想政治理论课或者单纯的几次社会理论宣讲活动而产生效果的。而各载体力量间各自条块分割的问题明显，不同力量间缺乏彼此的呼应和配合，常常表现出自发、无序等离散状态，结构分布也不尽合理。以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为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课堂教育，缺乏针对学生个人的关怀和个性心理，再加上教学方法的传统与教学手段的单调，学生作为完全被动的受教育者，易于产生抵触心理，因而其功能并不能完全得到发挥。

正如开会、办研讨班、理论学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不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有效载体，而不得不创设管理、文化、大众传媒载体一样，现有载体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亦需要创新与发展。

因此，利用、创设、构建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和吸引力的迫切要求。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大基本载体：文本与活动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传统载体应该发展到新型载体的阶段，应该被相对区分为两大基本载体：文本和活动。

1.关于文本载体

“文本”一词来自英文text，另有本文、正文、语篇和课文等多种译法。这个词被广泛应用于语言学和文体学中，而且也在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扮演活跃的角色。在早期的学术研究中，文本是指语言的实际运用形态，随着学术研究在广度、深度上的进一步发展，文本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含义。除了作品可见可感的表层结构外，还包括作品的物质载体，即物化的作品本身。具体而言，体现在静态的文本的物质形态，如文本形式（如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等）、版本类型、直观的文字内容。“文本”在这里所赋予的含义都具有物化、直观和客观的特点。

把文本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重要分类部分之一，并取代开会、办学习班、党团活动以及管理载体、文化载体、大众传媒载体等，而与活动载体平分秋色，各占半壁江山，共同组成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我们认为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

首先，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内涵上来看。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能够承载和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或信息，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运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活动形式和物质形式的总和。无论是纸质文本还是电子文本，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都能够承载和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或信息，且都能为思想政治教育者所运用，且主客体之间通过文本可以相互作用，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

如传统的纸质文本，像各种书籍、报刊、杂志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静态的、物质的形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论是撰写者还是宣讲人，都可以用它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进行教育，且受教育者通过听讲或自己阅读，可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各种现代的电子网络文本，更具备自身的优势，其传播具有互动性，传播的速度与广度远远超出了传统文本的功能，并且网络文本可以做到影、音、文互相结合，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施受双方进行的教育与受教育活动，会产生更加便捷化、高效率的效果。

其次，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特征上来看。一是必须承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任务、原则、内容等信息，并能为思想政治教育者所操作；二是必须是联系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的一种形式，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可借助这种形式发生互动。文本作为一个复合的、整体的、全面的系统或体系，能够承载大量的信息，承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任务、原则、内容等，可谓是它的固有优势与功能。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可借助文本发生互动，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效率的提高与效果的提升。如对人们进行红色主旋律的爱国主义教育，近年来涌现了许多优秀的电子文本，如《建国大业》、《东京审判》、《长征》、《红色摇篮》等电影电视，满足了人们对历史重温与回顾的渴望，教育鼓舞了许多人，达到了很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把文本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有效分类形态之一，弥补了现有思想政治教育各载体在运用中的缺失与不足。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存在着交叉、重合与渗透，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很难搞清楚，有学者提出重新组合，我们认为，与其繁琐地整合与重组，不如根据实际需要积极创新。综上，把文本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重要分类形态之一，是科学合理的，可以操作实施的。

2.关于活动载体

活动载体即“以活动为载体”之意，是指教育者为达到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有意识地开展各种活动，寓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于活动之中，使受教育者在活动过程中受到教育，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在“活动”这一教育形式中，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也在直接践行教育要求，这是活动载体区别于文本载体的一个显著特征。教育者施加教育影响、受教育者接受教育、进行自我教育与实践教育要求在活动中是有机统一在一起的。

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分类中已有活动载体，我们基本采取现在已经达成的对活动载体的共识，但是需要做出说明的是，从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定义：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能够承载和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或信息，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运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活动形式和物质形式的总和，可以看出，其中的物质形式即为文本，而活动形式即为“活动”。文本侧重于从静态的角度来描述，活动则侧重于动态的角度来操作。

把活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形式之一，学术界早已达成共识。活动是承载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一种很好形式，在人们的亲身活动中达到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无疑是生动的、有说服力的。

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活动载体是通过人们的活动这种动态的形式，来承载和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效果。文本载体是通过文本这一静态的物质形式来承载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通过文本来进行思想的交流表达与碰撞，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效果。两者合而为之，正好表达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含义：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能够承载和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或信息，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运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活动形式和物质形式的总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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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5]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形式政治论文例4

    英国着名教育学家托尼·比彻(Tony Becherl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运用四个维度对所有学科进行了分类。托尼·比彻所讲的认识论视角包含硬,软(soft versus hard)和纯/应用(pure versus appli-ante)两个维度。硬/软维度是以学科领域的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来描述学科理论属性的一个指标,认同度高,则学科硬度高、软度低;认同度低,则学科硬度低、软度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在大量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基本理论的借鉴与融合,还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植入,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门研究范式多元的软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有着认同度较高的研究范式。多范式的问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借鉴移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上述学科的结合部、交叉处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学术概括和规律的理论探究。这一形成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融合。“思想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政治教育”是统治者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使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并达到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目的的实践活动。两者的融合结果,就是思想教育有了政治特别是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现实的差距只能靠商谈、对话和理性说服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因为“对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共享信念——他们对话行动中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甚至所强化的那种共享的信念——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就此而言,这样一种认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也即是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达成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实现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自然有了融合性的多范式的理论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文史哲,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人文学科区别于社会学科的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旨在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务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效果;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同。另外,国际上有四种比较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在社会学科(social 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上有着清楚的分界。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有时也起到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即人的本质。从研究作用上看,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价值体系,对人的精神起根本作用,因而对人和社会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较为直接,如法学、管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借鉴的相关学科中,哲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则属于社会学科的范畴,教育学一般也归于人文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有社会学科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范式走的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道路,社会哲学范式则是走的社会学科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只不过它是带有人文学科特征的社会科学。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了一条交叉发展的路径。交叉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与日益丰富的表现,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之间的融合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学科交叉是新兴学科产生的必然途径。进入20世纪之后,由两门学科交叉产生的学科不断出现,跨度也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三门以上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社会心理学等。按照交叉程度可以将交叉学科分为六种类型,即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超学科或元学科[91&80-82)。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初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科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逐渐与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等交叉融合,又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从交叉程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边缘学科和软学科的层次,但尚不能达到软学科要求的以管理和决策为重心问题的层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软学科特征的交叉边缘学科。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应用性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理论教育和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展开的。“在正式课程方面,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谁最有价值……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常常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课程。”[10w172)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的实践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在本质属性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属性。

形式政治论文例5

[作者简介]刘新庚，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高超杰，中南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河南理工大学教师，河南焦作454000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4-0083-05

理论属性指的是学科理论表现出的内在联系性和逻辑性，是反映学科最一般、最本质的特性，是划分学科归属的根本标准。学术界对于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下属的二级学科曾有许多争论。有学者认为“这种划分存在逻辑上的不周延”。学科属性不清晰，势必制约学科的纵深发展。而回答这一问题，则必须把握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表现出的政治学、教育学尤其是德育学的属性特征；二是如何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属性：三是如何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的“中国特色”问题。正是基于这三个方面的内在逻辑，可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出更清晰的认识和界定。

一、从学科分类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属于软科学领域，是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

英国著名教育学家托尼·比彻（Tony Becherl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运用四个维度对所有学科进行了分类。托尼·比彻所讲的认识论视角包含硬，软（soft versus hard）和纯/应用（pure versus appli-ante）两个维度。硬/软维度是以学科领域的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来描述学科理论属性的一个指标，认同度高，则学科硬度高、软度低；认同度低，则学科硬度低、软度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在大量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基本理论的借鉴与融合，还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植入，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门研究范式多元的软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有着认同度较高的研究范式。多范式的问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借鉴移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上述学科的结合部、交叉处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学术概括和规律的理论探究。这一形成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融合。“思想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政治教育”是统治者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使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并达到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目的的实践活动。两者的融合结果，就是思想教育有了政治特别是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现实的差距只能靠商谈、对话和理性说服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因为“对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共享信念——他们对话行动中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甚至所强化的那种共享的信念——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就此而言，这样一种认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也即是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达成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实现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自然有了融合性的多范式的理论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文史哲，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人文学科区别于社会学科的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旨在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务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效果；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同。另外，国际上有四种比较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在社会学科（social 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上有着清楚的分界。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有时也起到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即人的本质。从研究作用上看，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价值体系，对人的精神起根本作用，因而对人和社会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较为直接，如法学、管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借鉴的相关学科中，哲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则属于社会学科的范畴，教育学一般也归于人文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有社会学科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范式走的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道路，社会哲学范式则是走的社会学科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只不过它是带有人文学科特征的社会科学。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了一条交叉发展的路径。交叉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与日益丰富的表现，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之间的融合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学科交叉是新兴学科产生的必然途径。进入20世纪之后，由两门学科交叉产生的学科不断出现，跨度也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三门以上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社会心理学等。按照交叉程度可以将交叉学科分为六种类型，即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超学科或元学科[91&80-82）。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初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科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逐渐与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等交叉融合，又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从交叉程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边缘学科和软学科的层次，但尚不能达到软学科要求的以管理和决策为重心问题的层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软学科特征的交叉边缘学科。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应用性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理论教育和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展开的。“在正式课程方面，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谁最有价值……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常常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课程。”[10w172）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实践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在本质属性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诞生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早在1847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大家要有“革命的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他们也规定了理论教育的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和具体形式，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列宁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的概念和“灌输理论”，指出“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共产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则成了学科建立的直接理论依据。提出：“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完不成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提上日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建立。这一阶段，我们党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经验总结到理论建构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更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了新时期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也是顺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的理论成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灵魂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直接的理论依据，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和实践创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根本理论依据。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架构，塑造着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具体来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肯定了思想意识和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证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地位；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则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的确定依据；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众多理论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宗旨的重要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学研究范式建构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论述构成了学科的直接理论依据。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党也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概括为认识和改造世界：邓小平指出是培养四有新人；另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灌输”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齐抓共管的思想等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我们党近年来出台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更是继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坚持全面发展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按照人应有的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二是深入研究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动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其理论出发点和价值追求都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只能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能力的手段……个人才能有个人自由”。这一思想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了目标。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更是鲜明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从以上经典论述可以看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和价值追求，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作为学术诉求，是从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具象化，也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应有的学术价值取向。

三、从比较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向度”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

国外也是有意识形态教育类相关学科的，如宗教学科、公民教育学科等等。而作为独立学科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学科研究取向上的“中国向度”，意思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结合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实际，指导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这里主要指“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的“中国向度”主要源于以下两点：

（一）德治传统是学科“中国向度”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为代表伦理型文化。道德理想的播化成为社会秩序建构与维护的关键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这种思路在治国主张上的体现，就是对“德治”的肯认与推崇。统治者的道德成为德治是否顺利实行的关键环节。圣王和君子作为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居于社会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核心，这就创设了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相统一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内圣外王”成为儒家人格修养的纲领性要求。由此推演出“三纲八目”的修养途径和慎独的修养要求，目的在于塑造道德上成“圣”而政治上“王”之的理想政治人才。因为没有法的约束，过分强调道德的自我调适能力，儒家的德治最终发展到了“人治”。同样，法律如果失去道德性，将不成其为法律，而是对人性的亵渎。法律的制定必须要求相应的道德基础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也就是西方的法律都不与《圣经》道德相违背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自然也要符合我国的德治传统倡导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尽管在理论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厚植于我国深厚的传统“德治”文化的土壤必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理论的契合，深受传统德治融“政治”于“道德”，以“育德”而“为政”思想的影响，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类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或许也可以看作儒家“内圣外王”学的现代性表达，“内圣”讲的是思想道德的塑造与修养，“外王”讲的是政治实践，“内圣外王”学的核心是道德教化和政治实践，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学科的理论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集体智慧结晶，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和思想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概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大体上是同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意识形态性的时代特征就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4年，党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并在随后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六个二级学科，将思想政治教育明确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其实质也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统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奠定学术基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物，它直接的理论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中国向度”主要指学科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建构。然而过分强调“中国向度”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样。由于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会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教育变成只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最终走向封闭僵化的学科道路。因此，开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国际视野是学科建设的自觉追求和重要命题。

首先，从实践理性层面上，要确立全球化语境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视域。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呈现出复杂联系和共性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性问题同时也成为世界性问题，任何世界性问题都同时也表现为本土性问题。就我国现实来说，经济问题都会在社会思想政治领域有所反应，而价值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更是直接地影响着人们思想意识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我们正在不同程度地体验或面临；我们在发展中所成功解决的实践问题和路径探索、理论创新都不是孤立层面的“中国特色”的问题，而是国际视野中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问题，是与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的中国问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实践经验既是中国的财富。也应当成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享的精神财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应当从这样的高度和视野来审视中国问题，设计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对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政治问题进行总结和升华。

形式政治论文例6

【关键词】 新媒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机遇;困境;对策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在第二十三次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党建工作必须“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在新媒体时代，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发展和普及使高校内部的思想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锋获得了新形式和新内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其掌握的网络资源和技术优势，不断争夺大学生思想意识的阵地，消解着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整合力。作为加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着重要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急需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策略。

一、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功能

第一，弘扬和宣传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在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条件下立足于弘扬主流意识形态，注重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清楚定位“培养什么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在强化政治意识、服务意识、问题意识和改革创新意识中，做好意识形态的宣传思想工作。

第二，净化和引导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承担起通过理论教学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功能。深刻剖析并澄清大学生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终结”、“”、“普世价值”等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认识，实现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净化和引导。

第三，“三进”和转化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着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防止出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意识形态漂浮”的现象，实现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化与外化。

第四，建构和育人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并借助网络媒体使主流意识形态实现文字内容视觉化、传播手段数字化、价值观念共识化，实现思想育人、文化育人、实践育人、服务育人、组织育人功能。

二、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机遇与困境

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新媒体，是强教育之路;思想政治，是规新媒体之本。当前，新媒体是把双刃剑，既是当代青年观念更新价值提升之逻辑起点，也是青年信仰危机和道德缺失之逻辑内因。新媒体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着发展的重要优势和机遇。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高校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根本渠道，在新媒体时代，思政课获得的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第一，新媒体海量、快速、交互、生动等特点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新载体、新平台，微课、慕课、在线课堂等形式丰富了思政课的授课平台。第二，新媒体环境中的每个主体（师或生）都既是媒体的接受者和使用者，也是媒体的推动者和创造者，兼具双重功能。第三，信息技术的变革会带来教育模式、学习方式、生活模式甚至思维方式的改变，让教育回归学生主体的教育原生态。第四，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内含的知识、情感、价值观等渗透要素，加强大学生思想素养和政治信仰，激励青年红色教育的终身性和系统性，提升教育主客体的媒体素养。

在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着严峻的困境与挑战。当下，新媒体已经成为一种武器，西方敌对势力在有形无形地抢占我国的意识形态阵地，对思政课形成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具体表现在：第一，高校对新媒体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地位认识不足，欠缺对网络等新媒体对青年学生信仰与价值观威胁的警惕性。第二，新媒体虚拟、开放、难以掌握和监控等特点使思政课面临许多新矛盾、新问题，迫切要求快速建立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深度融合机制和系统工程，应尽快建立从党委领导到部门重视、从青马工程到党员培训、从理论课堂到社团实践等多层面全方位的立体构架。第三，对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研究成果转化能力不强，急需突破研究成果的理论论证层面，真正进入从理论转化为实践阶段。第四，对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实践手段和方式简单传统缺乏创新。基本停留在构建红色网站、运用多媒体技术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层面，缺少深度创新模式。第五，师生的新媒体水平和素养不高，对各种“微媒体”中信息和思潮的把握、控制、批判和引导能力欠缺，易导致工具控制人。第六，“MOOC”等远程终端学习平台难以实质性解决师生有效互动、思想碰撞与人格教育等网络教育难题。

面对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的突出问题，广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工作者应全面把握新媒体的特性，趋利避害、发挥优势，利用新媒体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三、构建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1+4+6”创新模式

贯彻落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和机遇，未来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获得了强大的空间。国家对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强化，会形成对新媒体挟带的意识形态进攻的有效抵御;“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会推进新媒体技术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断实现融合和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网络正规化会逐渐抵消新媒体的信息混乱和技术攻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学生媒体素养的不断提高会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新媒体时代获得新的生命力。

为实现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深度融合，应当构建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1+4+6”创新模式，即“1个理念+4个原则+6个子系统”。

1、树立“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统一”教学理念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旗帜鲜明地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批判性、开放性和时代性，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既要防止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演变成离开了现实性的教条化、庸俗化、政治化、口号化;又要防止片面地以现实性排斥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倾向。

2、坚持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四个原则

坚持方向性原则，牢牢把握新媒体时代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学鲜明的政治立场，坚决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倾向做斗争。坚持合力教育原则，实现中央到地方各级教育部门和宣传部门相配合、顶层设计与地方特色相结合、各方面信息合力充分发挥的集成化教育教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注重理论灌输和社会实践结合、理论宣讲与创新指导相结合。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结合原则，实现显性的课堂传统教学与隐性的新媒体教育相结合。

3、构建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六个子系统

重点：提升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加强“原理课”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典文献教育，掌握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加强“概论课”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与成果教育，树立 “三个自信”;加强“基础课”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教育，培养正确的“三观”;加强“纲要课”关于近现代中国历史教育，养成正确的历史观;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教育，增强新媒体时代文化自觉自信;加强大学生媒体素养和网络安全教育，抵抗新媒体的技术攻击和挑战;加强网络新思潮新事物新现象的引导教育，应对新媒体的网络意识形态渗透。

依托：打造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打造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通有无的交互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个人合力的集成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虚拟和现实空间相结合的线上线下交互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打破传统灌输和说教的开放的自主自助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进一步推动“慕课”与“翻转课堂”等新式教学方法的推广与实施;继续深入研究专题式、案例式、实践式、PBL等常规教学改革方法;不断探索与完善参与式、暗示式、情境式等其他辅助式教学改革方法;尝试开发与创新更多体现意识形态功能的新式教学改革方法。

依据：构建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机制。以意识形态教育为目标的新媒体教学引导机制;以发挥学生主体性为依据的新媒体教学协调机制;以强化纪律和底线思维为规定的新媒体教学规范机制;以质量贡献和教育实效为导向的新媒体教学评估机制;以及时控制网络不良思想倾向为责任的新媒体预防干预机制。

路径：丰富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载体。以课堂讲授为阵地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直接灌输;以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为依托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与时俱进;以多媒体为教学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直观引导;以博客微博微信为新常态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有效沟通;以手机终端为灵活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即时教化;以红色主题网站互动社区为辅助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常规化;以学生微视频微电影微话剧等为微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形式活化。

保证：健全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队伍。充分发挥高校党委和党团组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领导和指导作用;全力培养熟练运用新媒体的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科研团队;重点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业务能力和媒体素养;合理组建理论素养深厚和信息化水平精湛的理论宣讲家队伍;打造完善德行兼备的专兼职青年辅导员队伍;启动实施“卓越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计划。

形式政治论文例7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740(2010)02--0156---02

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人的思想品德为对象的特殊实践，故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必要存在方式之一。对于这个命题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论证，本文拟从文化学的视角进行解读。这个解读分为二步，第一步要论证文化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第二步是阐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本性。

一、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

文化是现代人使用步骤最高的词汇之一，但熟知的不一定是真知的，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存在。海德格尔曾说：“当你们用‘是’或‘存在’这样的词，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些词的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以为自己是懂得的，现在却感到困惑不安。”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它无所不在，人每日每时每刻、世世代代生活在文化之中。创造着丰富多彩文化的人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流程中，对于文化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和阐释。

文化是什么?让我们考察一下中西方关于文化的规定也许会找到些迹象，在西语中，据语言学家考证，文化(culture)在拉丁语和中古英语中通常具有“耕耘”或“掘种土地”的意思。到了18世纪法语中文化逐渐有了训练和修炼心智的结果或状态之义，指良好的风度、文学、艺术、科学等。到18世纪末，特别是19世纪，文化才逐渐开始取得现代意义，在接近“文明”的含义上运用。汉语中文化词汇的存在是较早的，“文”一般指纹理，“化”则指变易、生成、造化等，“文”与“化”并用构成“文化”这范畴。对文化的词源学追溯可到《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张岱年先生用这段话解释汉语中文化的起源。他指出：“‘文’即从纹理之义演化而来。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即‘天文’，亦即天道自然规律。同样，‘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这段话说，治国者要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中西语中关于文化的含义是有所差别的，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注重人的精神修养领域。西语中文化更强调由人的内在生命力而生成的价值规范。无论中西都强调，文化是“人为”的和“为人”的。

对文化的研究始于19世纪后期的文化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古典进化论学派、传播论学派和历史特殊论学派的争论。大量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莫衷一是，至今未成定论。这就要求对文化的研究进行视角的转换，本文就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文化，即从文化哲学立论，尤其是从哲学本体论角度考察文化。前人已有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位学者对文化从本体论角度定义。胡适把文化定义为“人们生活的方式”，梁漱溟说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此二者均是将文化从本体论上把握。我国当代学者衣俊卿教授是这样阐释文化的：“文化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具有无所不在的普遍性特征。”“文化哲学所思考的各种文化范畴中的本体性的理解，是把文化作为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的基本形式。”他又一次说：“我们可以在文化哲学的视野内对于文化从本体上加以界定”。万光侠教授则直接说：“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显然，万教授是从文化哲学角度立论的，这是一种本体论式的阐释。

文化之所以是人的存在方式根置于人的实践本性，它是人的类本质活动对象化的产物。既是对象化活动，又是这一对象化活动的结果。而人的实践本性又根基于人之生物性的先天不足。人与动物都按照本能图式的狭小空间生存、活动并走向死亡，人的器官生来就没有为了某种行为而片面地定向，使他成了易受损害的脆弱的生物。这种未特定化既是人的弱点，又是人的优势。马克思在1844年就指出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人的生产不受肉体需要影响”，并且说，只有这种生产才是真正的人的生产，这恰恰是说人的超生物的本性，即人的文化存在方式。这种文化存在方式表现在三个方面：(1)人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即客观的尺度、真的尺度，体现实践的客观规律性，这是文化的一个方面。(2)人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即人的内在尺度，这就是善的尺度、价值尺度，正是这个尺度展示了人的存在的价值属性，这是文化的又一基本方面。(3)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美是真与善的合题，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美是人的文化存在方式的又一方面。这三个方面，即真、善、美，基本涵盖了文化精神的基本领域。故马克思的这段话实际上已经说明了人的文化存在方式。人的实践活动过程是创造文化的过程，而实践活动的结果则是文化成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本性

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都是人的存在方式。物质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基本、最常见的部分，它主要包括直接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那些文化产品，其基本功能是维持个体的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物质文化发展建设最快，它比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都经历更为频繁的变革。制度文化以物质文化为基础，但主要满足人的更深层次的需求，制度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包括与人类个体生存活动和群体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各种制度。精神文化起源于人类在满足自己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时超越这些最基本的需要而产生的新的需要，是一种创造性的自由需要。精神文化最具有内在性，最能体现文化的超越性和创造性本质的是精神文化。三个层次的文化是层层递进的，精神文化居最高层，也最难变动、最具保守性，但它一旦变革，则对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三种文化之间存在一个张力结构，也存在一个互动结构。

形式政治论文例8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环节，通过实践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还可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很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开展得并不理想，分析其中的不足并找到解决的对策，这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活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教学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的主要问题

1.实践教学形式单一

提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很多高校都会以社会调查研究为重点，认为通过社会实践，可以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只把实践教学形式局限在社会实践上，就会限制对实践教学内涵和形式的全面认识，使实践教学形式过于单一，从而制约了实践教学外延的拓展。

2.实践教学环节普及面不大

目前，即使在社会调查研究方面，很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实践环节还不能在大部分学生中普及，社会调查环节多是与校团委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或“三下乡”活动结合进行，目前只能做到部分优秀学生参与，停留在以点代面的层面，还没在绝大多数学生中普遍展开。这与国家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实践要让大部分学生参与还有一定差距，从而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大大下降。

3.实践教学环节经费投入不足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需要强有力的经费保障。实践教学的经费主要用于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交通、通讯、资料和聘请相关人员给学生讲课，等等。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经费问题，教育部曾下发过相关文件，明确要求各高校每年要按一定的生均数额标准划拨专项经费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但是，限于财力问题，很多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环节上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还十分有限，与专业教学存在明显的差距。这也是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实践教学的重要羁绊之一，它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4.实践教学缺乏规范性

虽然很多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中有了一些具体形式，如观看影像资料、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等，但从实施情况看，规范性不强仍然是主要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部分高校尚未把实践教学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整体教学计划之中，对课时、具体计划、实施方法等未作具体规定；有的学校虽然建立了一些相关制度，但这些制度仅仅停留在文件上。另一方面，有的高校即使将实践教学纳入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整体教学计划，但是也没有制定规范的教学大纲，大纲的缺失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施没有统一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教师只能根据自己的能力、水平、条件和责任心来自行决定实践教学的组织和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效果。

二、顺利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对策

针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只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对策，才能保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顺利实施。

1.明确内涵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形式单一的主要原因是认识存在一定的误区，即高校管理者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仅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局限于社会实践这一形式，而忽略了实践教学的完整内容。有的学者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涵界定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是把理论与实际、课堂与社会、学习与研究紧密联系起来，培养学生联系实际思考问题、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自主研究解决问题等实践能力的多种教学方式的总和。它的具体形式应该是能够实现教学目标的、学生可以广泛参与的一切教学方式。”根据这样的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实际上是一种广义而非狭义的教学方式。换言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除了社会实践以外，还可以包括课堂实践、校内实践、科研实践等多种形式。根据各高校本身的具体情况，找到适合自己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形式或形式的组合是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形式单一的有效途径。

2.健全形式

要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普及面不大的问题，单一地依靠社会实践是不够的，即使有的高校建立了校外实践基地，但由于经费、时间和师资等各种因素的限制，能够参与的学生也是有限的。因此，基于对实践教学内涵的认识，健全实践教学的形式是解决普及面问题的关键所在。比如，在社会实践方面，可以让学生全员参与寒暑假或节假日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活动；在课堂实践方面，让学生参与到课堂讨论、案例分析、自学自讲中来；在校内实践方面，可以让学生积极参与各种校园文化活动、校内重大庆典活动，也可以通过对校史馆、校内实习工厂等资源的有效整合，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校内实践机会；在科研实践方面，可以结合课堂教学的内容和社会实践活动，通过让学生全员撰写经典读后感、调研报告、命题作文、讨论提纲和自学报告等形式，提升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无论采用上面的哪种形式，教师的针对性指导都是十分重要的，不仅可以让学生明确研究的对象，而且还可以帮助学生学会辩证思考，客观分析，得出科学结论。

3.加大投入

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各种形式的顺利开展还有赖于高校长效的经费投入机制的建立，这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有力的物质基础。它要求高校管理者同等对待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与专业课的实践教学，高校相关部门应有明确的关于实践教学的经费投入、使用和管理的规定，即高校不仅要有专门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专项教学经费，而且还应有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实践教学工作量的量化标准，这样才能建立一种长效的针对实践教学的激励机制，从而保证教师的工作热情。当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实践教学经费的使用上也应做到经济、节约、高效，保证教学经费真正用于实践教学。总之，只有在建立起长效的实践教学经费保障和激励机制的前提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活动才能可持续地开展下去。

4.规范实施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除了上述影响因素之外，规范的实践教学机制是重中之重。规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机制应该包括实践教学的基本原则、实践教学的形式和内容、实践教学的实施和实践教学的考核四个方面的内容。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针对性原则，即必须紧密结合思想政治理论新课程教学大纲和具体内容开展实践教学；（2）规范性原则，即每次实践教学必须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既有计划，又有过程；既有结果，又有实效，不走形式，持续开展；（3）多样性原则，即实行课内实践与课外实践相结合、集中实践与分散实践相结合、教师指导实践与学生自主实践相结合，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活动；（4）因地制宜原则，即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提供坚实的平台。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形式和内容是统一的，实践教学的内容决定了实践教学应采取的形式。目前，各个高校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实践教学形式，这些形式可以概括为“听”“说”“读”“写”“看”和“走”六种形式：“听”即学生根据教学大纲和内容听相关的专家讲座或学术报告，然后发表自己的感想和见解；“说”即学生根据教师的命题进行讨论、辩论和演讲；“读”即学生根据课程特征和内容读教师指定的经典著作，然后撰写或发表自己的见解、感悟；“写”即教师根据教学内容或社会重大事件，指定命题，让学生撰写论文进行评比；“看”即教师根据教学需要，组织学生观看影视资料，让学生写观后感或发表感想；“走”即根据教学大纲的内容和要求，建立校外实践基地，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实地参观调研，撰写调研报告。以上六种实践教学的形式，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自主选择，规范实施。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应该做到有计划、有目的和有组织的实施。有计划，即实践教学在实施前应制定周密的计划，教研室和教师要上报计划，通过学院审核；有目的，即实践教学的形式应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设置；有组织，即实践教学过程应在学院的领导下，由各教研室直接组织实施，广大教师应广泛参与，并且在实践教学结束后，任课教师及时收回学生的调研报告或心得体会，评定实践教学成绩，及时进行分析总结。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考核应确立体系意识，即不仅要有明确的考核标准，而且还要针对不同的实践教学内容，形成针对性的考核主体和考核机制，从而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规范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总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它的顺利开展需要高校各级教学管理部门和教师的密切配合和不断创新。只有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完善对策和创新形式，才能达到将理论内化为学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质量的目的。

基金项目：

辽宁工业大学2009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

高琳（1978―），女，黑龙江牡丹江人，讲师，硕士。艾志强（1975―），男，辽宁锦州人，教授，博士。

参考文献：

形式政治论文例9

知识或真理只能被看成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由各种势力交锋争执之后形成的话语构成物。于是，福柯转向对物质性制度和权力形式的更加妥帖的分析，把话语与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联系起来，把权力的运作当作主要的研究课题。至此，他的“话语”已经突破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封闭性，是指一种生成于社会历史并由社会历史赋予了特定意识形态涵义的语言形式，其核心理念是要打破意识形态幻象，“是为了动摇人们接受这种心安理得的状态;为了指出它们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而我们要了解的正是这种建构的规则，并对它作验证;为了确定在哪些条件下和做什么样的分析，它们中的某些是合理的;指出哪些无论如何是不能予以接受的”。这一洞见指明话语构建的知识或“文本”绝不是自主自足的，而与“政治”交织在一起。而福柯理解的“政治”也就是他所说的“权力”:“在一定社会内的一系列势力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如果说‘一切都是政治的’，就是强调这种势力关系的无所不在，以及为政治领域所固有”。

总之，正是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将“文本”与“政治”联系起来了，从而对文化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文本”———无论是文化文本，还是文学文本———都是以“建构论”语言观为哲学基础的，是运用符号系统进行“编码”的产物，是话语的建构物。另一方面，在文本或话语建构物的背后显然又暗藏着“权力”或“政治”的操控，尤其牵涉到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的微观的文化政治斗争，涉及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阳性政治、同性恋政治等后革命的政治冲突。既然文本建构往往认同于某种政治或价值立场，并将其“合法化”和“自然化”，所以，文化批评的文本解读必然带有解构性、颠覆性和政治性，“就是要透过分析而暴露出在‘文本’里———所谓文本包括语言作品与非语言的文化建构物———隐藏着的价值观与其建构动机，指出其建构时所隐藏的内在矛盾，看出它扶持提倡哪些价值而压制了对立的价值或假设”。因此，文化批评也就必然会成为“文本的政治学”。

索绪尔的“建构论”语言观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给文化批评提供了学理依据，文学现在被视为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冲突的场域，传统的文学批评转向了文化批评，对文本的分析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上，文学批评几近成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以后殖民主义批评和新历史主义批评为例，让我们来看看作为“文本的政治学”的文化批评究竟是如何操作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一个非常明确的思路就是，将文学文本看作西方推行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一种话语方式，认为它们参与了对妖魔化的“东方”身份的建构。萨义德在考察“东方学”的学科谱系时要追问的是:“还有哪些种类的学术、美学和文化力量参与了像东方学这类帝国主义传统的建构?语言学、词汇学、历史学、生物学、政治经济理论、小说写作和抒情诗是怎样参与东方学中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的构造的?”他认为，“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西方话语表述系统的产物，涉及到东方学的文学作品、历史著作、语言分析、政治论文等各种文本，无不成为此话语系统的一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这部著作中，萨义德缩小了研究对象，“由非文学形式转向文学形式”，尤其集中于小说，去揭露叙事文本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他认为:“故事是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讲述遥远国度的核心内容;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帝国主义的主要战场当然是在土地的争夺上，但是在关于谁曾经拥有土地，谁有权力在土地上定居和工作，谁管理过它，谁将它夺回，以及现在谁在规划它的未来，这些问题都在叙事中有所反映、争论，甚至有时被故事所决定。”

这里，萨义德意在强调，叙事的背后有强大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一方面是构成小说的叙述权威的模式，另一方面是作为帝国主义倾向的基础的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结构”，小说从根本上来说是与资产阶级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譬如，英国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主角是新世界的创建者，他为基督教和英国而统治并拥有这片土地。一种很明显的海外扩张的意识形态使鲁滨逊做到了他所做的事，“这种意识形态在风格上和形式上直接与为巨大殖民帝国奠定基础的16和17世纪探险航行的叙述相联系”。在新历史主义批评看来，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一样，都是话语的建构物，反过来又都参与了话语背后的权力或意识形态运作。布兰尼根指出:“新历史主义给文学与历史关系研究带来的根本性变化是方法论的转变，即从简单地将历史事实依附于文学文本，转向对文本参与建构和维持权力结构的话语构成层面的复杂化理解。”由于不存在固定的历史，对于文学而言也就不存在固定的“历史背景”，这就打破了旧历史主义文论的“反映论”思维模式。“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前提，就是它把文学看成是历史现实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交汇处。……它认为‘文学’与形成文学的‘背景’或它的‘反映对象’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它认为历史和文学都是一种‘认识场’，是‘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是‘传统和反传统的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

新历史主义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文本观。一是不同于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文学文本观。在阅读莎士比亚戏剧的实践中，格林布莱特针锋相对地提出要破除形式主义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将文学文本视为同其他文本一样的社会能量循环系统的一部分。二是有别于解构主义的文本观。抛弃了“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思想，新历史主义成为“一种将权力关系作为所有文本最重要的语境而置于优先地位的批评解释模式。作为一种批评实践，它将文学文本视为权力关系成为可视的空间”。总之，新历史主义将文学文本视为更大的文化语境和政治机构的一部分，并认为文学文本参与了文化、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生产。

在对文化批评的生成学理和操作路径进行全面地梳理之后，我们再来看它与审美批评之间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

(一)哲学基础不同。文化批评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主张“建构”论，认为人的主体性以及整个文化与社会生活都是以语言或话语为中介被建构出来的，而不是自然的、现成给予的。因此，以人文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依托的传统的“作者”和“读者”观均面临着被颠覆的命运，他们都只能作为被话语—权力或意识形态所建构和控制着的、抹去个性差异的“位置”而存在。审美批评的哲学基础则是朴素的实在论，尤其突出情感性评价，非常关注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创作心理，文学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读者的情感体验，将其视为鲜活的生命活动，而不是符号建构。

形式政治论文例10

在西方，柏拉图最早涉及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他从“集体主义”和“功利主义”原则出发，认为艺术在本质上是腐败的，对政治尤其具有破坏性。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不仅能给人娱乐，而且对社会起着积极的作用。古希腊、古罗马后来的批评家基本上都赞同亚里士多德对艺术作用的积极评价。同时，在古代“既不把诗人视作政治的敌人，也不把他看成政治的财富”这一观点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前。之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观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作家应该承担政治使命，要用艺术的手段达到政治目的。随着浪漫主义的兴起，大批专门而明确地探讨文学与政治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出现。“为政治而文学”还是“为艺术而艺术”成为文学与政治关系中最具争论性的内容。

虽然在理论发展过程中，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略有差别，但是在实践中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是不容忽视的。它们的这种关系体现在文学与政治的相互影响上。(一)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首先，政治影响了文学的创作过程。按照艾布拉姆斯的观点，文学活动由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构成。政治活动直接影响了文学创作的源泉――社会生活，作者和读者都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就作者而言他的作品要反映生活必然沾染当时的政治气息；对读者而言一方面他接受了作品，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读者对政治内容的需求也激发了作者去创作与政治生活氛围一致的作品，从而迎合读者的需求。其次，政治影响了文学批评。特定的政治环境会影响文学的思想取向和审美风格，文学批评适应了这一潮流形成了政治形态文艺学、政治诗学等理论形态，从政治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二)文学对政治的影响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文学的精神陶冶作用感化了人们的心灵，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也会有意无意地接受作品中所蕴涵的政治思想，这是一个复杂的接受过程，况且有些作品中的某些政治思想有时并非作家有意要表现的，对读者和评论者而言更需要深入挖掘，所以文学对政治的影响不是立竿见影的，需要一定的时间。

文学与政治的亲密关系还体现在二者的结合上，二者的结合也会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在《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③中详细论述了中国20世纪各个时期文学与政治的不同结缘方式。作品根据政治文化学将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分为非整合模式、半整合模式和整合模式。在我国整合模式的社会形态还没有完成，正处于“前整合模式”阶段。在非整合模式的政治文化社会形态(20、30年代)中，文学发展形成了总体上的政治化倾向。20年代，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始终处于既相生相悖又彼此相互交融的关系之中。30年代，由于国共合作破裂，的独裁统治形成了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文学总体的政治化倾向浓厚。表现为文学群体对统治权力主体政治文化的对立或游离状态；为适应政治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文学体裁出现了新形式。这一时期政治文化倾向主要是一种非官方的观念。在半整合模式的政治文化社会形态(4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中，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中出现了“山药蛋派”，至此开始有了迎合政策需要的创作，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政治化倾向走到了极端。政府制定文化政策通过行政手段干预文学组织，文学必须体现官方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空前一致。到80年代末90年代，进入前整合模式的政治文化社会形态中，文学开始出现自足性发展。人们面对相对宽松的社会空间可以自由选择意识形态，文学的政治化倾向出现缓解。因此在文学研究中处理文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时，最终的落脚点是文学，政治不是评价文学现象和文学的标准或依据，但以政治角度研究文学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注释：

①张灏：《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②王建刚：《政治形态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