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机构前台工作计划例1

提出九项科技重点领域

美海军研究办公室成立于1946年，其使命是“计划、培养和鼓励海军科学技术研究”和“促进科研成果向作战能力转化”。该办公室密切围绕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能力需求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并提供解决方案。自成立以来，该办公室一直是海军高层领导人面临技术问题和挑战时的首选咨询机构。《规划》为海军确定了九项科技重点领域，并设定了展构想和能力目标：

确保海上战场进入　展构想是确保美海军在全球海域和近海的进入能力，以及在危险环境中达成战略战术目标的能力。主要能力目标包括获得并保持水下优势、改进机动状态下的自主环境感知能力、提高与战术计划匹配的环境预测和适应能力。涉及研究领域包括水下监视、反潜效能评估、电子战攻击、侦察及目标捕获／电子保障、大型舰船停泊、近海地球物理、光学及生物学、海洋气象、扫雷、纳米级电子设备及传感器、导航及精确计时、传感器网络、海洋声学、海洋物理学、固态电子设备及无人系统技术等。

自主及无人系统　展构想是建立包含无人系统在内的混合部队，使无人系统具有感知、理解、预报、通信、计划、决定和采取适当行动完成目标的能力，并降低人员风险。主要能力目标包括改进有人／无人系统协同能力、提升感知及智能决策能力、建立灵活稳健的分布式协同、提高无人系统的智能化水平。涉及研究领域包括无人机技术、无人舰艇技术、智能及自主系统研等。

远征和非正规作战　展构想是使未来海军部队具备全面的远征能力，应对任何传统威胁和非正规作战。主要能力目标包括非正规作战中的战场感知能力、非作战能力因素、远征和分布式作战能力、以及应对非正规威胁的能力。涉及研究领域包括通信和网络技术、智能电子设备对抗、电子战攻击、远征火力及“情报、监视和侦察”(ISR)能力、远征“指挥、控制、通信和计算机”(C4)能力、远征机动与人员机动、远征后勤保障、纳米级电子设备和传感器、非致命性武器、精确打击、特种作战／爆炸物处理等。

信息优势　展构想是确保战场信息优势并将其转化成部队核心战斗力。主要能力目标包括通信和网络能力、先进的计算机体系结构、计算机网络攻防能力、集成了指挥控制、ISR和作战系统决策生成的信息空间、以及频谱优势。涉及研究领域包括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探测、自动图像解析、通信与网络技术、计算分析技术、决策支持工具、信息安全与反篡改、智能与自主系统、侦察与目标捕获／电子保障措施、纳米级电子设备和传感器、传感器网络、固态电子设备等。

平台设计与生存能力　展构想是开敏捷机动、配置灵活、有较高燃油效率和生存能力的平台。主要能力目标包括良好的平台机动性、先进的平台设计能力、海上补给能力和兼具经济性的平台改造升级能力。涉及研究领域包括先进海军动力系统、隐身性、模块化平台设计、平台设计建模和仿真工具、材料科学、结构工程学和结构力学、综合电力系统等。

动力与能源　展构想是降低美海军对于化石燃料的依赖性、为海军提供灵活、便携及性能更强的动力系统。主要能力目标包括能源多样化、高效动力和能量系统、高能和脉冲电力。涉及研究领域包括替代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全电推进系统、航空动力系统、能量存储与转换、个人电源、综合电力系统等。

力量投送与一体化防御　展构想是提高美海军远距离力量投送能力和一体化分级防御能力，提高舰队／部队的精确打击能力。主要能力目标包括未来海军火力、全过程一体化分级防御、时敏目标精确打击能力和提高威胁压制能力。涉及研究领域包括定向能、精确打击、非致命性武器、高速武器技术、反水雷／地雷、坚固目标打击、自动目标跟踪等。

全寿命费用　展构想是降低平台采办成本、降低全寿命运行与维护成本，提高海军装备建设经济可承受性。主要能力目标包括降低平台设计建造成本、降低全寿命运行与维护成本、通过提高人员素质和操控水平降低成本。涉及研究领域包括先进动力系统、先进海上平台、复杂软件系统工具、环境质量、智能和自主系统、制造科学、电力电子设备、材料科学等。

人员作战能力　展构想是为美海军和陆战队人员提供更有效的医疗保障，提升海军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战备状态。主要能力目标包括人员能力建设、组织结构设计和决策保障、生物工程，以及作战人员健康和生存能力。涉及研究领域包括伤亡救助与管理、伤亡预防、人员与组织管理、教育培训、水下医疗等。

美海军科技战略的展动向及特点

科技研究投资向基础研究领域倾斜

美海军科技投资主要分为现与明、跨越式创新、采办支撑、快速反应与其他科技、保留资金等五部分，《规划》则对各部分所占海军科技预算的比例加以规定。根据美国防部此前提出的未来几年将基础研究相关经费增加2％的规定，海军研究办公室在《规划》中调整了海军科技投资比例：将保留资金的比例从10％下调至5％；现与明部分的经费比例由40％提高到45％；跨越式创新部分的经费比例由10％提高至12％；采办支撑所占比例维持不变；而快速反应与其他科技部分的比例则从10％下调至8％。新版《规划》突显了美海军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视，认为基础研究不仅可以提供具有军事应用前景的科技现，其研究成果还可作为海军应用研究、快速技术植入和采办支撑等领域的技术基础。

科研工作受财政紧缩政策影响较小

在当前国家财政整体紧缩和海军预算可能被大幅削减的情况下，美海军的科研工作并未受到较大影响。尽管海军研究办公室在《规划》中将科技重点领域的数量从13个缩减为9个，但实际上削减的部分则是被整合精炼成新的科技重点领域，不仅如此，还根据部队需求添加了新的领域，因此其整体研究覆盖范围并未缩小。另外，科技重点领域相关的研究领域数量，与2009年版《规划》相比不降反升，由原来的53个上升至73个。

先进平台建造技术仍是美海军科技展重点

军舰建造相关技术长期以来一直是海军科技展的重点领域，随着美海军

作战维度的多样化，对建造技术的研究已经从军舰、潜艇的建造延伸到飞机、车辆和无人载具等多种作战平台。《规划》还将原有的“生存性和自防御”和“平台机动性”整合成“平台设计和抗毁性”领域。

自动化和无人系统受到空前重视

随着计算机技术、机器人技术、传感器和定位技术的持续快速展，无人系统目前正朝着自主化、协同化、多样化方向展。美海军非常重视无人技术的研和部署，其无人系统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战场角色，并显著提高部队的侦察和打击能力。考虑到其重要性，《规划》首次将“自主与无人系统”作为一个独立的科技重点领域加以关注。

创新能源技术和动力技术逐渐成熟

面对全球能源需求不断增长和原油价格居高不下这一现实，为摆脱对矿物燃料的依赖性，美海军提出了“绿色舰队”构想，并将“动力与能源”作为其重要技术关注领域之一，在替代能源、可再生能源、高效动力系统、热能／电能／动能储存和综合电力系统等技术领域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实践活动，取得部分实质性成果。目前，美海军全电力推进舰船与混合动力舰船都已经进入海试阶段。

强调科技快速反应能力

美术机构前台工作计划例2

美国能源部自1996年开始了一项名为ASCI计划的高性能计算机研制项目。该计划是在全球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情况下，美国为了保持其核威慑及核垄断地位而提出的一项计划。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最快的超级计算机都是这个项目的产物，其中主要的代表有IBM公司研发的Blue Gene和Cray公司研发的Red Storm。

1. IBM蓝色基因

Blue Gene是IBM、美国LLNL实验室和美国能源部合作的一项研制超级计算机的项目代号。项目计划是制造峰值性能达到每秒千万亿次级别的超级计算机。这是一个分阶段的项目，目前性能已经达到每秒360万亿次。现在正在研发的Blue Gene项目共有四种机型：Blue Gene/L、Blue Gene/C、Blue Gene/P和Blue Gene/Q。

Blue Gene/L采用了与以往设计完全不同的方法。系统由大量节点组成，每个节点的处理器不再追求高性能、高主频，而是相对适中，从而实现了低功耗和低成本。Blue Gene/L通过PowerPC的嵌入式处理器、嵌入式DRAM和片上系统技术把计算处理器、通信处理器、三级Cache和带有复杂路由的互联网络部件集成在一起。由于采用这样的低功耗、低主频设计，导致了整机的低功耗和高密度，可以把1024个计算节点放置于一个机柜当中。通过这样的方式把用于节点通讯的功能单元和处理器集成在一起，降低了成本。2004年9月，IBM公布了Blue Gene/L原型，当时的性能是每秒36.01万亿次。它以这个速度替代了NEC的地球模拟器成为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截止到2006年6月，世界最快的前10台超级计算机中有3台是Blue Gene，前64台中有13台。

Blue Gene/C计划现在已经更名为Cyclops64。这个计划的目标是制造第一个“片上超级计算机”。每个Cyclops64芯片预计运行在500MHz主频下，包含80个处理单元。每个处理单元包含两个线程单元和一个浮点单元。处理器通过96口和7级的交叉开关互联，而且它们可以通过片上的SRAM进行通讯。单片的Cyclops64芯片的理论峰值将可以达到每秒8000亿次。整个系统将可以包含13824个芯片、1105920个处理单元以及可以同时运行2211840个线程。Cyclops64软件系统采用了Delaware大学的TiNy线程库，提供给用户良好的可编程界面。

Blue Gene/P计划是一个结构上类似于Blue Gene/L的项目。它的目标峰值性能将达到千万亿次。目前在美国的LLNL实验室部署的代号为Roadrunner的超级计算机，被认为有可能是该计划的一个具体应用。Roadrunner采用了混合式设计，它采用了16000个AMD的皓龙处理器以及相当数量的Cell处理器。由于Cell处理器具有良好的浮点运算性能，通过Cell处理器的运用将大大增加Roadrunner的峰值运算性能。如果IBM能完成这个系统，那么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系统。

Blue Gene/Q计划是IBM面向未来的超级计算机研制计划，目前关于该计划的细节还知之甚少，该计划的性能目标将达到每秒3千万亿次~10千万亿次。

2.Cray红色风暴

针对ASCI项目，Cray公司提出了代号为Red Storm的超级计算机架构。第一台使用这个架构的超级计算机，在2004年被部署在美国的SNL实验室。这台机器包含有10368个处理器，拥有10TB的分布式内存和240TB的磁盘存储。该系统使用AMD的皓龙处理器作为处理单元，使用PowerPC 440的处理器作为通讯处理器。系统由计算节点和服务节点两个部分组成。计算节点运行称作Catamount的轻量级操作系统，服务节点运行Linux操作系统。该系统主要是为了替代ASCI Red，理论峰值将达到40万亿次。 ASCI随着第一个十年计划的完成，目前已经开始了第二个十年计划，该计划已经更名为ASCP(高级模拟与计算计划)。最新的发展规划认为第一个十年主要是通过开发一系列强大的工具和系统，验证基于模拟研究方法的可行性。第二个十年计划将要真正利用这些系统进行科学探索，进一步提高精度和正确性，逐步把模拟作为一种预测工具用于前沿的科学研究。同时第二阶段全面把下一代超级计算机系统的验证目标设定为每秒千万亿次。

美国HPCS计划

除了ASCI研制计划之外，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于2001年初提出了HPCS(高效能计算系统)计划。该计划的目标开始就是面向千万亿次规模的计算机系统需求，针对当前高端计算机系统开发以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研制适合于高端国家安全应用的高性能计算系统，填补目前高性能计算和量子计算之间的空白。

HPCS计划为期8年，分为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概念研究阶段，第二阶段是研究、开发阶段，第三阶段是大规模开发阶段。整个HPCS的主要设计目标是高性能、良好的可编程性、可移植性以及可靠性。高性能的主要目标是在美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应用方面，将目前的系统性能提高10~40倍；可编程的主要目标是减少HPCS应用方案的开发时间，降低系统的运行以及维护成本，提高系统使用效率；可移植性是指将研究和运行的HPCS应用软件和系统平台分离；可靠性的目标是针对外界的攻击、硬件故障以及软件错误开发相应的保护技术。因此HPCS主要提出的课题有：高带宽、低延迟、平衡的系统结构、可靠性策略、性能测试、系统伸缩性。

2002年开始的是为期一年的HPCS概念研究阶段。参与这个阶段研究的厂商主要包括Cray、HP、IBM、SGI和Sun五家，还有MIT的林肯实验室专门进行应用分析和性能评测。经过竞争和淘汰，第二阶段参与的企业为Cray、IBM和Sun三家。

1.Cray两步走

Cray计划分两步完成自己的千万亿次设计目标。第一阶段推出一种称为Rainier系列的机器，以整合Cray现有的XD1、XT3、X1/X1E三种平台，形成一种新的Rainier的计算节点也是异构的系统，包括基于AMD皓龙处理器的标量计算节点、向量计算节点，还包括其他特殊计算节点，比如FPGA可重构节点和MTA多线程节点等，各种不同的处理器节点在统一的框架下进行管理。

第二阶段Cray计划推出一种名为Cascade的平台，这是Cray更为长期的一项计划，将融合更多的创新性技术。Cascade将采用统一的高带宽光互联网络，节点将包含向量部件、粗粒度的多线程处理器、与DRAM结合支持细粒度并行的PIM部件等。Cascade还提供分布式共享内存、多层次多线程执行模型、硬件支持的分析和调试功能。编程模型上提供对UMA和NUMA的混合模型，并计划开发一种高级编程语言。

2.IBM PERCS计划

IBM针对HPCS提出了PERCS计划，该研究包括处理器、存储控制、I/O、编译和运行环境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队伍。其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片上多处理器，PERCS将采用IBM Power7处理器；智能内存，将在DIMM内存条上增加一个智能Hub芯片，实现预取、Scatter/Gather、重排序、缓存等功能；在编程模型方面，实现了一种名为X10的编程语言，而且支持OpenMP。此外，IBM还专门开发了一种称为K42的操作系统，专门支持大规模处理系统；为了进行前期的研究，他们还开发了PERCSim模拟器来支持各个研究小组的工作。

3.Sun HERO项目

Sun提出了HERO项目，其中一些核心的创新技术包括：片内多线程技术、Proximity通讯技术、区间计算技术、保护指针。

目前，HPCS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其中Sun被淘汰出局。现在IBM和Cray公司基于各自提出的技术开始为HPCS制造运算速度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机。

日本高性能计算进展

除了美国，日本很早就从事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工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NEC公司。

1983年，NEC就了其代号为SX-1和SX-2的超级计算机，其后几乎NEC以5年一代的速度不断推出新产品。

2002年，NEC为日本太空探索局等机构安装的地球模拟器速度达到了每秒35万亿次，拥有超级计算机领域最高性能桂冠长达3年之久。

地球模拟器通过设置“虚拟地球”以预测和解析整个地球的大气循环、温室化效应、地壳变动、地震发生等自然现象。硬件上地球模拟器的设计基于NEC以前的一款名为SX-6的超级计算机的架构。

整个地球模拟器包含640个节点，每个节点包含8个向量处理器和16GB内存，整体上组成5120个处理器和10TB内存的超级计算机系统。其中两个节点共享一个机柜，每个机柜耗电20 kW。系统具有700 TB的磁盘阵列和1.6 PB的磁带存储。地球模拟器几乎比同时代的美国的ASCI White超级计算机快5倍。NEC从1999年10月份开始构建这台超级计算机，到2002年才正式完工，共耗资72亿日元。

日本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在超级计算机方面也获得很大的成就。2006年6月，日本的RIKEN研究所宣布他们完成了一台名为MDGRAPE-3的超级计算机系统。这是一台专用于分子动力学研究的超级计算机。该机器由总共4808个定制的MDGRAPE-3芯片，外加用于主控的Xeon处理器等组成。

该研究所宣称MDGRAPE-3性能已经达到千万亿次的目标，比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Blue Gene/L还要快3倍，但是因为其专用性，不能运行Top500的测试程序，因此无缘Top500排行榜。除此之外，日本东京大学的GRAPE项目也在高性能计算的某些领域获得了很高的成就。

中国高性能计算进展

除了美、日之外，我国在高性能计算机方面的努力也很值得关注。有很多从事高性能计算机研究的企业和科研单位涌现出来，比如开展高性能计算算法研究的单位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单位。硬件制造也有不少单位，比如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联想集团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获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2004年6月，浮点运算速度达到每秒11万亿次的曙光4000A超级计算机落户上海超级计算中心。这台超级计算机进入当时的全球超级计算机排行榜前10名，使得我国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第三个能研制10万亿次商业高性能计算机的国家。

曙光4000A在大规模集群计算、网格技术等方面有所突破，形成了鲜明的技术特色。曙光4000A在工业标准的主板尺寸上实现了4个64位AMD皓龙处理器的SMP系统。2U的服务器采用标准的机箱、电源、风扇等部件，有独到的通风设计和部件布局。通过网格路由器、网格网管、网格钥匙、网格视图等网格部件的研制，曙光4000A在网格环境下能更好地服务于具有多样性的用户需求。通过在主板上集成管理接口，开发大规模集群专有的管理网络，使得大规模集群能够被有效地管理和控制，使得管理员不需要靠近计算机就能控制其运行。通过合理划分集群软件栈，将公共支撑部分提取成为集群操作系统的核心，改变了集群上系统软件缺乏统一框架的现状。曙光4000A的Linpack实测速度达到每秒8.061万亿次，效率达到71.56%，这个结果是当时世界上所有采用AMD皓龙处理器的高性能计算机中速度最快且效率最高的。曙光4000A跟ASCI White相比，价格是后者的10%，系统占地是后者的60%，功耗为后者的30%。

美术机构前台工作计划例3

美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投资于网格技术探究,累计用于网格技术基础探究方面的经费已近5亿美元,相继提出了各种网格理论,并建立以Globus、Globe、NetSolve、Javalin为代表的实验模型和项目。作为网格计算最杰出的代表,由美国Argonne国家实验室实施研发的Globus,被认为是网格技术的典型代表。Globus通过对网格技术的探究相应软件的开发及相关标准的制定,力图构造一个规范的网格计算环境,实现对高性能计算机远程计算资源普遍、可靠、一致性的访问。在对资源管理、平安、信息服务及数据管理等网格计算的关键理论进行探究的同时,Globus于1999年开发出的能运行于各类平台的网格计算工具软件GlobusToolkit是该系统最重要的成果,其源代码完全开放,可以帮助规划和组建大型网格实验平台,开发适合大型网格系统运行的大型应用程序。目前,Globus的技术已在NASA网格、欧洲数据中心、美国国家技术网格等8个项目中得到应用。美国国防部规划实施的“全球信息网格”计划,将在2020年完成。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已先期启动了一个耗资160亿美元、历时8年的项目,进行系统的研制、建设、维护和升级。

英国政府已决定投入1亿英镑用于网格探究,建立英国的国家网格项目,形成全国范围内互联互通的网络系统。欧盟已于2001年1月起,正式实施由欧洲粒子实验室等6个探究机构参和的数据网格项目,计划在3年内投资980万欧元,采用Globus网格技术,建立一个在欧洲范围内不同数据源之间实现海量数据计算和数据交换的大规模分布计算环境和共享平台,为科学探究提供强大保障。法国启动的国家网格计划,前3年计划的经费投入是1000万美元。荷兰国家网格计算计划将使5个大学的探究人员能够更有效地在生物信息到粒子物理等科研项目方面进行合作。这一网格计算计划包含5台Linux群集系统(每个大学各一台),通过荷兰大学的高性能网络——SUPERNet连接在一起。

我国已经完成的网格探究项目主要有清华大学的先进计算基础设施ACI和以中科院计算所为主的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NHPCE。目前正在进行的网格探究项目主要有摘要:“863”专项计划支持的“中国网格”项目;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所领衔开发的“织女星网格”项目;由上海多所大学参加的“上海教育科研网格”项目;由航天总公司第二探究院和清华大学共同开展的“仿真网格”项目。其中,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所领衔攻关的“织女星网格”项目,涉及到网格超级服务器、网格操作系统、信息网格和知识网格的架构、性能、应用的各个层面,其未来的目标是具备大规模的数据处理能力、高性能计算能力,以及资源共享和提高资源利用率方面的能力。

2.面临的技术新问题

网格技术的兴起和发展得益于技术进步和应用需求的驱动,但面临着诸多挑战。在技术方面,其探究重点是网格软件技术的探究和实现,并以网格系统软件为主要探究对象。人们需要建立具有开放性的体系结构、标准和协议,以形成信息获取、传输、访问、共享和处理的单一开放的信息处理基础设施平台,需要克服虚拟组织的管理和协同工作新问题,需要解决网格的可用性和可开发,并解决系统平安新问题。网格作为基础设施,除了技术上的挑战外,一些社会、政治因素对网格的普及也至关重要,应当建立资源的外包、数据的保密等法律保护机制。

为了实现支持资源共享、协同工作,具有资源虚拟化和服务特征的网格,还需要理论和技术创新的支撑。网格探究面临一系列需要回答的新问题,例如(1)网格环境下数据如何分布、组织、管理?要求什么样的存储模型?(2)如何对动态变化的资源实施有效管理?如何在广域环境下调度资源,保证服务质量?(3)网格服务的语义如何表示?应用开发者如何理解服务语义并和其应用目标相匹配?(4)为了在虚拟资源空间中建立资源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的信赖关系,保证各自的平安,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网格计算平安模型和机制?(5)由于资源的分散性和部门所属性,网格能否像电信基础设施那样由集中的大运营商来运营?它的经济模型和盈利机制是什么?如何通过引入投资机制,建立网格的运营服务业?在强调共享技术的同时,如何用有效的利益机制来促进共享?这对于网格在中国的成功也许比技术新问题更为重要。

此外,迄今为止尚未制定出全球统一的网格标准。国际上网格技术的探究基本上采用了因特网的开放标准路线,以层次化开放式为基础,在多个层次上建立横向技术标准和平台,以满足不同层次资源和应用集成的需要。这些标准中最主要的是Globus和OGSA。2003年7月,OMG、W3C、GridForum等标准化组织在出席“软件服务网格研讨会”后加快了全球大网格标准的制定。同时,另一开放源代码网格标准组织——Globus也召开会议探究通过广域网联接高性能计算的基础设施新问题。Globus目前正致力于开发标准的网格架构和其他技术,并已提出“开放网格服务体系”建议标准,该体系结构是目前最新的一种网格体系结构,被称为下一代的网格体系。在网格计算技术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正式的标准,但在核心技术上,相关机构和企业已达成一致——由美国Argonne国家实验室和南加州大学信息科学学院合作开发的GlobusToolkit软件包已成为网格计算事实上的标准。包括IBM、Microsoft、SGI、Sun在内的12家计算机和软件厂商已公布将采用GlobusToolkit。2004年3月,GlobusToolkxt32版正式。目前,国内外很多大型的网格项目都是基于GlobusToolkit提供的协议和服务的。

3.平安新问题

数字化信息日益增多,较易受到干扰和攻击,给网格技术带来严重的平安新问题。具体实施网格平安管理可从以下5个方面着手。(1)采用法律、法规手段,建立平安管理标准和规则。(2)加强用户认证,用户认证在网格和信息的平安中属于技术办法的第一道大门,主要目的是提供访问控制和不可抵赖的功能。(3)授权,这主要为特许用户提供合适的访问权限,并监控用户的活动,使其不能越权使用。(4)加密,加密是信息平安应用中最早开展的有效手段之一,数据通过加密可以保证在存取和传送的过程中不被非法查看、篡改、窃取等。(5)审计、监控和数据备份。

参考文献

1肖侬.网格技术进军商业化

2钱德沛.网格技术和信息化建设.

3王晨.基于网格的WebServices。

美术机构前台工作计划例4

美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投资于网格技术探究,累计用于网格技术基础探究方面的经费已近5亿美元,相继提出了各种网格理论,并建立以globus、globe、netsolve、javalin为代表的实验模型和项目。作为网格计算最杰出的代表,由美国argonne国家实验室实施研发的globus,被认为是网格技术的典型代表。globus通过对网格技术的探究相应软件的开发及相关标准的制定,力图构造一个规范的网格计算环境,实现对高性能计算机远程计算资源普遍、可靠、一致性的访问。在对资源管理、平安、信息服务及数据管理等网格计算的关键理论进行探究的同时,globus于1999年开发出的能运行于各类平台的网格计算工具软件globustoolkit是该系统最重要的成果,其源代码完全开放,可以帮助规划和组建大型网格实验平台,开发适合大型网格系统运行的大型应用程序。wWw.lw881.com目前,globus的技术已在nasa网格、欧洲数据中心、美国国家技术网格等8个项目中得到应用。美国国防部规划实施的“全球信息网格”计划,将在2020年完成。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已先期启动了一个耗资160亿美元、历时8年的项目,进行系统的研制、建设、维护和升级。

英国政府已决定投入1亿英镑用于网格探究,建立英国的国家网格项目,形成全国范围内互联互通的网络系统。欧盟已于2001年1月起,正式实施由欧洲粒子实验室等6个探究机构参和的数据网格项目,计划在3年内投资980万欧元,采用globus网格技术,建立一个在欧洲范围内不同数据源之间实现海量数据计算和数据交换的大规模分布计算环境和共享平台,为科学探究提供强大保障。法国启动的国家网格计划,前3年计划的经费投入是1000万美元。荷兰国家网格计算计划将使5个大学的探究人员能够更有效地在生物信息到粒子物理等科研项目方面进行合作。这一网格计算计划包含5台linux群集系统(每个大学各一台),通过荷兰大学的高性能网络——supernet连接在一起。

我国已经完成的网格探究项目主要有清华大学的先进计算基础设施aci和以中科院计算所为主的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nhpce。目前正在进行的网格探究项目主要有摘要:“863”专项计划支持的“中国网格”项目;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所领衔开发的“织女星网格”项目;由上海多所大学参加的“上海教育科研网格”项目;由航天总公司第二探究院和清华大学共同开展的“仿真网格”项目。其中,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所领衔攻关的“织女星网格”项目,涉及到网格超级服务器、网格操作系统、信息网格和知识网格的架构、性能、应用的各个层面,其未来的目标是具备大规模的数据处理能力、高性能计算能力,以及资源共享和提高资源利用率方面的能力。

2.面临的技术新问题

网格技术的兴起和发展得益于技术进步和应用需求的驱动,但面临着诸多挑战。在技术方面,其探究重点是网格软件技术的探究和实现,并以网格系统软件为主要探究对象。人们需要建立具有开放性的体系结构、标准和协议,以形成信息获取、传输、访问、共享和处理的单一开放的信息处理基础设施平台,需要克服虚拟组织的管理和协同工作新问题,需要解决网格的可用性和可开发性障碍,并解决系统平安新问题。网格作为基础设施,除了技术上的挑战外,一些社会、政治因素对网格的普及也至关重要,应当建立资源的外包、数据的保密等法律保护机制。

为了实现支持资源共享、协同工作,具有资源虚拟化和服务特征的网格,还需要理论和技术创新的支撑。网格探究面临一系列需要回答的新问题,例如(1)网格环境下数据如何分布、组织、管理?要求什么样的存储模型?(2)如何对动态变化的资源实施有效管理?如何在广域环境下调度资源,保证服务质量?(3)网格服务的语义如何表示?应用开发者如何理解服务语义并和其应用目标相匹配?(4)为了在虚拟资源空间中建立资源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的信赖关系,保证各自的平安,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网格计算平安模型和机制?(5)由于资源的分散性和部门所属性,网格能否像电信基础设施那样由集中的大运营商来运营?它的经济模型和盈利机制是什么?如何通过引入投资机制,建立网格的运营服务业?在强调共享技术的同时,如何用有效的利益机制来促进共享?这对于网格在中国的成功也许比技术新问题更为重要。

此外,迄今为止尚未制定出全球统一的网格标准。国际上网格技术的探究基本上采用了因特网的开放标准路线,以层次化开放式为基础,在多个层次上建立横向技术标准和平台,以满足不同层次资源和应用集成的需要。这些标准中最主要的是globus和ogsa。2003年7月,omg、w3c、gridforum等标准化组织在出席“软件服务网格研讨会”后加快了全球大网格标准的制定。同时,另一开放源代码网格标准组织——globus也召开会议探究通过广域网联接高性能计算的基础设施新问题。globus目前正致力于开发标准的网格架构和其他技术,并已提出“开放网格服务体系”建议标准,该体系结构是目前最新的一种网格体系结构,被称为下一代的网格体系。在网格计算技术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正式的标准,但在核心技术上,相关机构和企业已达成一致——由美国argonne国家实验室和南加州大学信息科学学院合作开发的globustoolkit软件包已成为网格计算事实上的标准。包括ibm、microsoft、sgi、sun在内的12家计算机和软件厂商已公布将采用globustoolkit。2004年3月,globustoolkxt32版正式。目前,国内外很多大型的网格项目都是基于globustoolkit提供的协议和服务的。

3.平安新问题

数字化信息日益增多,较易受到干扰和攻击,给网格技术带来严重的平安新问题。具体实施网格平安管理可从以下5个方面着手。(1)采用法律、法规手段,建立平安管理标准和规则。(2)加强用户认证,用户认证在网格和信息的平安中属于技术办法的第一道大门,主要目的是提供访问控制和不可抵赖的功能。(3)授权,这主要为特许用户提供合适的访问权限,并监控用户的活动,使其不能越权使用。(4)加密,加密是信息平安应用中最早开展的有效手段之一,数据通过加密可以保证在存取和传送的过程中不被非法查看、篡改、窃取等。(5)审计、监控和数据备份。

参考文献

1 肖侬.网格技术进军商业化

2 钱德沛.网格技术和信息化建设.

3 王晨.基于网格的web services。

美术机构前台工作计划例5

美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投资于网格技术研究,累计用于网格技术基础研究方面的经费已近5亿美元,相继提出了各种网格理论,并建立以Globus、Globe、NetSolve、Javalin为代表的实验模型和项目。作为网格计算最杰出的代表,由美国Argonne国家实验室实施研发的Globus,被认为是网格技术的典型代表。Globus通过对网格技术的研究相应软件的开发及相关标准的制定,力图构造一个规范的网格计算环境,实现对高性能计算机远程计算资源普遍、可靠、一致性的访问。在对资源管理、安全、信息服务及数据管理等网格计算的关键理论进行研究的同时,Globus于1999年开发出的能运行于各类平台的网格计算工具软件GlobusToolkit是该系统最重要的成果,其源代码完全开放,可以帮助规划和组建大型网格实验平台,开发适合大型网格系统运行的大型应用程序。目前,Globus的技术已在NASA网格、欧洲数据中心、美国国家技术网格等8个项目中得到应用。美国国防部规划实施的“全球信息网格”计划,将在2020年完成。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已先期启动了一个耗资160亿美元、历时8年的项目,进行系统的研制、建设、维护和升级。

英国政府已决定投入1亿英镑用于网格研究,建立英国的国家网格项目,形成全国范围内互联互通的网络系统。欧盟已于2001年1月起,正式实施由欧洲粒子实验室等6个研究机构参与的数据网格项目,计划在3年内投资980万欧元,采用Globus网格技术,建立一个在欧洲范围内不同数据源之间实现海量数据计算与数据交换的大规模分布计算环境和共享平台,为科学研究提供强大保障。法国启动的国家网格计划,前3年计划的经费投入是1000万美元。荷兰国家网格计算计划将使5个大学的研究人员能够更有效地在生物信息到粒子物理等科研项目方面进行合作。这一网格计算计划包含5台Linux群集系统(每个大学各一台),通过荷兰大学的高性能网络——SUPERNet连接在一起。

我国已经完成的网格研究项目主要有清华大学的先进计算基础设施ACI和以中科院计算所为主的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NHPCE。目前正在进行的网格研究项目主要有:“863”专项计划支持的“中国网格”项目;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所领衔开发的“织女星网格”项目;由上海多所大学参加的“上海教育科研网格”项目;由航天总公司第二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共同开展的“仿真网格”项目。其中,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所领衔攻关的“织女星网格”项目,涉及到网格超级服务器、网格操作系统、信息网格和知识网格的架构、性能、应用的各个层面,其未来的目标是具备大规模的数据处理能力、高性能计算能力,以及资源共享和提高资源利用率方面的能力。

2.面临的技术问题

网格技术的兴起和发展得益于技术进步和应用需求的驱动,但面临着诸多挑战。在技术方面,其研究重点是网格软件技术的研究和实现,并以网格系统软件为主要研究对象。人们需要建立具有开放性的体系结构、标准和协议,以形成信息获取、传输、访问、共享和处理的单一开放的信息处理基础设施平台,需要克服虚拟组织的管理和协同工作问题,需要解决网格的可用性和可开发,并解决系统安全问题。网格作为基础设施,除了技术上的挑战外,一些社会、政治因素对网格的普及也至关重要,应当建立资源的外包、数据的保密等法律保护机制。

为了实现支持资源共享、协同工作,具有资源虚拟化和服务特征的网格,还需要理论和技术创新的支撑。网格研究面临一系列需要回答的问题,例如(1)网格环境下数据如何分布、组织、管理?要求什么样的存储模型?(2)如何对动态变化的资源实施有效管理?如何在广域环境下调度资源,保证服务质量?(3)网格服务的语义如何表示?应用开发者如何理解服务语义并与其应用目标相匹配?(4)为了在虚拟资源空间中建立资源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的信赖关系,保证各自的安全,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网格计算安全模型和机制?(5)由于资源的分散性和部门所属性,网格能否像电信基础设施那样由集中的大运营商来运营?它的经济模型和盈利机制是什么?如何通过引入投资机制,建立网格的运营服务业?在强调共享技术的同时,如何用有效的利益机制来促进共享?这对于网格在中国的成功也许比技术问题更为重要。

此外,迄今为止尚未制定出全球统一的网格标准。国际上网格技术的研究基本上采用了因特网的开放标准路线,以层次化开放式为基础,在多个层次上建立横向技术标准和平台,以满足不同层次资源和应用集成的需要。这些标准中最主要的是Globus和OGSA。2003年7月,OMG、W3C、GridForum等标准化组织在出席“软件服务网格研讨会”后加快了全球大网格标准的制定。同时,另一开放源代码网格标准组织——Globus也召开会议研究通过广域网联接高性能计算的基础设施问题。Globus目前正致力于开发标准的网格架构和其他技术,并已提出“开放网格服务体系”建议标准,该体系结构是目前最新的一种网格体系结构,被称为下一代的网格体系。在网格计算技术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正式的标准,但在核心技术上,相关机构与企业已达成一致——由美国Argonne国家实验室与南加州大学信息科学学院合作开发的GlobusToolkit软件包已成为网格计算事实上的标准。包括IBM、Microsoft、SGI、Sun在内的12家计算机和软件厂商已宣布将采用GlobusToolkit。2004年3月,GlobusToolkxt32版正式。目前,国内外很多大型的网格项目都是基于GlobusToolkit提供的协议与服务的。

3.安全问题

数字化信息日益增多,较易受到干扰和攻击,给网格技术带来严峻的安全问题。具体实施网格安全管理可从以下5个方面着手。(1)采用法律、法规手段,建立安全管理标准和规则。(2)加强用户认证,用户认证在网格和信息的安全中属于技术措施的第一道大门,主要目的是提供访问控制和不可抵赖的作用。(3)授权,这主要为特许用户提供合适的访问权限,并监控用户的活动,使其不能越权使用。(4)加密,加密是信息安全应用中最早开展的有效手段之一,数据通过加密可以保证在存取与传送的过程中不被非法查看、篡改、窃取等。(5)审计、监控和数据备份。

参考文献

1肖侬.网格技术进军商业化.

2钱德沛.网格技术与信息化建设.

3王晨.基于网格的WebServices。情报理论与实践,2004,27(1):77—78

美术机构前台工作计划例6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5—0059—07

近年来，台湾地区的科技竞争力不断上升，始终保持亚洲领先水平。作为科学建制化的重要标志，科研机构在促进科技的进步与发展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的台湾研究多着墨于台湾地区科技发展状况和科技发展趋势等方面，对于科研机构的研究，也更多的是关注具体地区科研机构的状况或者是对科研机构的评价问题，关于台湾地区科技机构的研究尤其是与中国大陆的比较研究成果则较少。从1949年起，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发展经历了两個极富特色的阶段，本文试对这两個阶段台湾科研机构的发展状况，做一番回顾和探讨。

一、台湾地区自身独立发展阶段（1949—1978）

自1949年始，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发展进入了极富特色的历史时期，十分注重自身的独立发展。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核心是台湾“中研院”。早期台湾“中研院”的发展非常艰难，鉴于当时的现状，历任院长（朱家骅、胡适、王世杰、钱思亮）均致力于筹措经费以发展壮大研究院。不仅争取台湾行政当局的经费支持，而且还寻求海外经费的帮助。1956年7月争取中英文教基金会在美余款20万美元，1960年10月获亚洲协会捐赠6万美元，1964年7月获史塔基金会捐赠2万5千美元（台币100万元），1967年获福特基金会拨款26万8千美元。所获台湾行政当局的经费支持也是连年增长（见图1）。

有了充足的经费，台湾“中研院”各研究所相继成立并逐渐完善起来，先后成立植物研究所（1962）、近代史研究所（1965）、民族学研究所（1965）、化学研究所（1965）、动物研究所（1970）、经济研究所（1970）、物理研究所（1970）、美国文化研究所（1974）、生物化学研究所（1977）。

台湾“中研院”是台湾地区从事科学研究及领导、联络和奖励学术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经过三十年扩充，到1978年，已经有18個研究所，研究领域分为数理科学（包括数学所、物理所、化学所、资讯科学所、地球科学所、统计学所、原子分子科学所）、生命科学（包括植物所、动物所、生物化学所、生物医学所、分子生物所以及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和人文社会学（包括历史语言所、民族所、近代史所、经济所、美国文化所、三民主义所）三大部分。研究院设“评论会”，其主要职能是决定学术研究的方针，推举院长候选人等；设“院士会议”，主要从事选举院士和名誉院士、议订台湾地区的学术方针，选举评议员等工作。研究院的最高学术称号是院士，为终身名誉职，通常拥有80至100名院士，在研人员总数2500多人。

台湾处于世界IT制造业的核心地位，这得益于其起步较早的工业技术应用研究。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简称“工研院”）成立于1973年，是由原联合工业研究所、矿业研究所和金属工业研究所资产改组而成。台湾“工研院”虽然属于非营利机构，但院长和董事长均须“台湾行政当局”聘请，具有重要的官方背景。该研究院是具有财团法人性质的研究机构，下设化学工业研究所、电子工业研究所、机械工业研究所、电脑与通讯研究所、工业材料研究所、能源与资源研究所，以及航空与太空工业技术发展中心、测量技术发展中心、污染防治技术发展中心、工业经济研究中心与光电工业研究院等。该研究院在应用科技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在为企业引进和转移海外先进技术或将自行研究成果转移企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台湾地区的科研机构可以分为六個层次：第一层次是直属于台湾行政当局的台湾“中研院”；第二层次是台湾各“部”、“会”、“署”下属的研究机构，如食品工业研究所、糖业研究所；第三层次是“官营企业”下辖的研究机构，如台糖公司畜产研究所、“中国石油公司”炼制研究所等；第四层次是由财团法人设立的研究机构或基金会，如工业技术研究院、资讯工业策进会与纺织工业研究中心等；第五层次是各大专院校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第六层次是各种基金会支持的研究所或研究项目。这样，台湾就逐步形成了一個多层次（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及应用技术）、多学科门类（理、工、农、医、人文等），既分工又协作的科学研究体系。

在这一阶段，虽然台湾地区科研机构与中国大陆科研机构没有交集，处于独立发展的状态，但二者既有一定的相似性又有着不同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個方面：

（一）获取他国支持

台湾地区科研机构在保持一定独立性的同时，还注重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双方科研机构的合作主要体现在两個方面：一方面是美方对台方的经费支援。1958年至1971年台美基金、亚洲协会等机构捐赠的科研经费高达2.7亿新台币。另一個方面是科研合作。1964年，台湾“中研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共同成立台美“科学合作委员会”，每年轮流在台北及华盛顿举行联席会议，商讨双边合作的科技政策问题。最初这样的合作是仅限于自然科学的，先后成立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工程等五项研究中心。1965年双方进一步开展人文科学方面的合作，各成立一個联合委员会，合作研究中国文化，美方还帮助台方培养师资。以后双方的合作研究领域扩大到工业，成立了联合研究室，协调进行重要学术著作的翻译等。1969年，双方签订了为期6年的“科学及技术合作协定”。合作主要采取长短期科研人员交流、举办各种学术会议、选择项目进行联合研究等方式，目的就是为了加速台美科学家、工程师、学者和研究所及高级学术机构间的合作，美方在长期科技人才的交流、学术会议的进行、合作研究等诸方面协助台湾科技发展。

中国的科研机构也曾获前苏联的支持，至1956年4月，前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项目达211项。1958年1月，中苏签订共同进行最重要的科技研究及在研究中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协定，其中规定1958—1962年共同研究122個重要科技问题。但与台湾地区科研机构不同的是，中国大陆科研机构得到前苏联支持的时间非常短暂。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前苏联突然单方面宣布在一個月内把苏联专家1390名全部撤走，甚至还中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9名专家，这给中国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据统计，前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的两国间合同包括：两国政府签订的12個协定，两国科学院签订的议定书，343個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及257個科技合作项目。

虽然都是曾经得到过他国支持，但台湾地区科研机构获取的支持是长期的，而中国大陆科研机构则在短暂的支持之下走上了独立自主开展科学研究的道路。经过艰苦努力，中国终于依靠自己的能力研制出了原子弹、氢弹、远程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在许多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二）有计划地开展科学研究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制定了“十二年科学发展计划”，把科技事业纳入有步骤、有规划、有重点的发展轨道。“十二年科学发展计划”规定：全面改善各级科技教育；加强包括物理、化学、数学、农业以及地球物理、海洋科学等在内的基础科学研究；系统地进行台湾历史、文化及经济结构的研究；研究工业技术、促进高级工业的发展，加强学术研究与工业的配合，加速有关农业科技研究，促进农业现代化和科学化；积极研究交通技术发展，逐步开展原子能应用技术研究，研究和发展有关医药卫生方面的科学技术，改善公共卫生。台湾的科技事业自60年代末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1969年一年科研经费3.2亿新台币，1978年科研经费（不含军事科研）则达到28.75亿元新台币，增长速度十分惊人。

与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相同的是，这一阶段中国大陆的科研机构也呈现出“有计划地发展科学”的鲜明特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要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就必须有计划地进行科学研究。1949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是中国科研机构体制化的重要里程碑。在1950年的中科院第一次扩大院务会开幕式上，吴玉章就明确提出了“有计划的科学”的科学思想：“我们需要一個全面性的，适合人民需要的国家经济建设计划，就必须要有计划性的科学”；中科院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利用近代科学研究成就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组织并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以提高中国科学研究水平。”在“有计划的科学”的指导下，中科院下属的各個研究所随即开展了有计划的科学研究。如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就颇具代表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非常重视农业科学研究。虫灾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严重自然灾害之一，昆虫研究所第一個五年计划（1953—1957）中一個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蝗虫研究工作，在计划中确定每年的重点工作对象分别为洪泽湖蝗区、微山湖区、黄海蝗区和新疆蝗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对重要农业生产区的蝗灾进行研究进而探索治理的最佳手段是这一时期提高农业亩产量的重要举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社会经济各方面仍处于落后的时期，只有由国家统筹协调，有计划地开展科学研究，才能使综合国力得以提升。

二、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互补共进阶段（1978—2011）

自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后，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的关系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台湾地区科研机构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其特征是与中国大陆优势互补，促进整個中华民族科学的繁荣发展。

1978年开始，台湾科研机构也有了较快的发展，为其高科技产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台湾最高学术机构“中研院”为例，1986年3月，其向台湾当局申请“第二個五年发展计划”，1987年得到核准，1989年经费增至14亿多。规模进一步扩大，全院共拥有21個研究所、7個研究中心、3個研究筹备处。

目前，台湾地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速度令世界瞩目。2005年5月16日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对台湾高科技产业进行专题报导，更以“少了台湾，全世界经济将无法运作”说明台湾在高科技产业全球供应链的关键性角色。台湾产业竞争力2006—2007年连续两年被世界经济论坛（WEF）评为全球第一。在基因体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原子和分子研究已获得国际大师的赞誉，天文和天文物理学的研究更是走在世界前端。

目前台湾地区科研机构还包括作为军事研究核心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研究范围包括化学、新材料、电子技术、战斗机和导弹），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和台湾“科技资料中心”等。

1978年以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都迫切需要追求的共同目标，而这一切的实现必须依赖于科技的飞速发展。1978年，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科研机构有了长足的发展，1979年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机构自此有了明确的分工。截至2010年12月31日，中科院直属事业单位共117個，包括97個科学研究机构、5個学校及公共支撑机构、12個院与分院管理机构和3個其他机构。拥有中方院士709人、外籍院士56人。社科院现有（截至2009年）在职职工4107人，其中专业人员3330人，占在职职工的79.86%，共有31個研究所和3個研究中心。就全国情况而言，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增长速度很快，达3183700人（截至2009年）。科技产出数量与质量持续快速提升，专利申请授权数332 291件，ESI论文数量排全球第5位。并取得首次月球探测工程地面应用系统、首次发现约8000万年前巨型似鸟恐龙化石、载人航天工程等一系列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科研机构这一时期的发展特点是各有所长。要实现优势互补，就必须加强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双方科研机构交流的破冰之旅始于1988年，王晓波等台湾学者出席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举行的台湾历史研讨会。1988月9月11日，在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的极力争取下，“中研院”苏仲卿、周昌弘和叶永田参加了在北京进行的国家科学联合总会第22届会员大会，这是台湾地区第一次组团参加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两岸科研机构的互动中具有突破性的意义。1992年5月17日，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亲抵北京，参加物理学界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同年9月1 0日，他邀请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地质学家黄汲清、冯德培、赵忠尧、汤佩松赴台访问。这是两岸科技交流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改变了往日只有台湾地区科技人员来中国大陆作单向接触的局面，开创了两岸科技界双向交流的先例。

其后，两岸科研机构的交流更加务实，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1991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和台湾“都市研究学会”联合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海峡两岸城市建设开发研讨会。1998年是双方合作与交流极为频繁的一年，台湾“中研院”院长李远哲提出了“提升两岸学术交流层次”的主张。至2008年，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已趋于常态，仅中科院一年就支持了20個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2009年10月7日，台湾地区科研人员首次参加了中国大陆南极科学考察，他们是来自台湾正修科技大学微量研究科技中心的许廷炜、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的郭富雯和林家兴。他们将在长城站现场执行“南极海岸环境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特征及粪土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之年代变化趋势”的课题研究，这标志着海峡两岸的科研合作向更深的层次发展。

科学思想的内容丰富多彩，但从1949年以来，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科研机构之间发展的主流特色是优势互补，努力整合，进行思想和观念上的瞄准和攀登世界高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技术扩散与应用

中国科研机构遇到的较大问题就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研发成果如何在产业界转移与应用，是目前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的薄弱环节。台湾地区科研机构在资讯科技等领域的某些技术具有较高的水平，有较充足的资金可以购买大型的仪器设备。仅1983—1987年间，台湾重点科技的研究经费从66.15亿元增加到146.59亿元，增长了1.22倍。在近几年还将集中10亿元用于高温超导体研究，100亿元用于航天技术的可行性研究。在科技的产业化、商品化方面，台湾地区做得比较出色。中国大陆科研机构应仿效台湾地区的科研机构，加大科研投入，研究制定有效政策刺激产学、产研、产学研之间的协同合作，最终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

（二）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发展优势互补

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基础科学研究较为薄弱，主要以发展应用科学研究为主。这突出表现为：基础科学研究未被列为重点科技项目及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严重不足。台湾在技术上自主开发能力的强弱，可以从其对专利申请与核准件数的统计里看得很清楚。以1988年为例，台湾共核准专利数13683件，其中属外国人6235件，占45.6%。从三种类型专利的核准情况看，核准发明专利3133件，其中属中国人的168件，仅占5%。以上事例证明台湾高新技术的开发能力还很弱。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虽然是经济发展的捷径，但是应用技术研究的发展必须根植于基础理论，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的根本。中国大陆基础研究扎实，高科技人才多而且水准较高，在人造卫星、航天技术、高能技术、超导体研究等尖端科技领域具有世界先进水平。此外，还拥有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两岸加强科技交流，就可以中国大陆雄厚的科技力量弥补台湾地区基础研究的不足，并充分发挥台湾应用研究成果的长处，共同开发高科技产业。台湾“国科会”已经讨论通过的“加强两岸科技交流五年中程计划”草案中，就计划先拟延揽在海外的中国大陆杰出科技人才，后再延揽优秀的中国大陆科技人才到台湾地区参加科学研究。未来如果能发挥中国大陆雄厚的基础科学研究和庞大的科技人才队伍优势，并与台湾的资金及应用技术相结合，必将较大程度地提高二者科研机构的研究实力。可见，两岸开展科技合作互补性很强且前景广阔。

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类型与中国大陆科研机构有所不同。目前世界发达国家中，除俄罗斯外，都没有类似于中国科学院这样大而全的研究机构。美国的科研机构是国有民营管理体制，人事和工资制度可以不必参照政府部门，能够避免政府官僚机构的过多干预，有利于科研人员集中精力多出科研成果，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日本的研究机构主要实行独立行政法人制度，也就是将国立研究机构从政府省厅分离出来，避免政府的过细干预，保持在资金使用、人事等方面的自由度。英国贸工部将下属的研究机构根据研究领域和方向的不同，划归不同的研究委员会，由研究委员会统一经费划拨和人员管理。基金会化已日益成为一大趋势，其特点是经费来源多样化，往往能够为其支持的研究机构提供比较严格的监督。相比较而言，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模式更类似于美日英等国，不存在像中国科学院那样如此庞大的国家科研机构，台湾真正取得大量高科技成果的科研机构主要是由财团法人等设立的科研机构或基金会。

三、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发展分析

研究台湾科研机构，不应该仅仅停留于其发展状况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要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们应关注以下问题：

（一）坚持理性信仰

应当看到，承认理性之至高无上的威力是科学社会组织的一個中心精神价值，其中的互动关系是非常清楚的。社会发达，科学是能有力地、持续地揭示着它的价值，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理性的一般信念得到有力的支持。这种情况，甚至出现在科学家自身之间，因为科学家自身就是理性事业的参加者，“处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能够赢得人们信任的位置上，即不仅不存在任何可以代替人们的理智的东西，而且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可能解决的，是可以由我们自己来解决的。”台湾科研机构的科学工作者在他们的科研活动中肯定将碰到一個又一個的困难，他们要能战胜这一個一個的困难并取得胜利，就必须有强烈的理性信仰并将之坚持下去。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由于历史积淀下来的传统以及近几十年来区域发展的特点和需求，在这方面进行优势互补是会产生出很有希望的、很有价值的新生长点的。爱因斯坦确信并敏锐地指出，对于以高度发达的科学的形式表现出的理性，所有的事物都是可能的。因而，崇高的理性善的信仰，即科学信仰，这不仅是一项理智行为，也是振兴民族科学的强大精神支柱。

（二）提倡合理竞争

竞争是机构发挥效能的内在机制，学者之间有竞争，科研机构之间也有竞争，人们应提倡的是合理、公平的竞争。就台湾地区科研机构而言，这种竞争既包括台湾地区科研机构内部的竞争，也包括和中国大陆科研机构之间的竞争。同时还应明了，协作也是机构发挥效能的内在机制。科研机构之间以及科研机构成员之间的互相协作、互相支持和互相配合也是发挥效能的内在机制。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科研机构之间以及科研机构成员之间的合作，推动着两岸科学的不断发展。具有学术权威的两岸学者，应当带领学人参与健康竞争和科学合作，攀登科学高峰，将科学推向前进。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科研机构之间以及科研机构内部成员之间，不但要有竞争，而且还要有合作，应该提倡竞争协作互动，这叫竞争协作互动论。将竞争与协作和谐互动，可以实现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科研机构的共同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这是振兴中华民族科学的有力手段之一。

（三）实施科学方法的文化手段

美术机构前台工作计划例7

台湾岛内不生产棉花，因此十分重视合成纤维原料的生产，从50年代中期起，大力建设森林，增加原木生产，为粘胶纤维提供浆粕原料。1957年，台湾中国人造纤维公司引进日本技术开始生产化纤粘胶长丝，1959年粘胶短纤投入生产，1964年该公司又从美国引进锦纶生产技术，1965年中坜涤纶短纤投产。该公司与日本帝人公司合作的华隆公司于1968年开始生产涤纶长丝。台湾塑料公司从日本旭化成公司引进腈纶生产技术的仁武厂也于1968年正式投入生产。至此，台湾形成了腈纶、涤纶、锦纶等主要化纤产品的生产能力。这一时期台湾化纤生产的特点是规模不大，设备和技术都从外国引进，原料由外国进口，产品全部内销。

70年代初，台湾开始发展石化工业，生产乙烯、丙烯、苯、甲苯和二甲苯，为合成纤维奠定了原料基础。化纤工业也加快了发展步伐，老厂不断扩建，新厂相继投产，并发展到合理经济规模，改进生产工艺，降低成本，开始外销。1978年出口创汇38.9亿美元，占台湾当年出口总额的24%。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国际纺织品市场受到很大影响，竞争加剧，同时由于台湾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劳工不足，工资上涨，成本加大。面对这些问题，台湾纺织工业在继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开始重视淘汰旧设备，采用新型自动化纺织机械，以提高质量，减少用人，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1980年，台湾化纤产量达到63.61万吨。进入80年代以后，台湾化纤工业一面大幅度扩大生产能力，一面注意调整产品结构，开发新产品，以适应市场的要求，1989年生产各种化纤167万吨，聚酯（PET）化纤量产规模居世界第一，纺织品材质也由原来以棉、毛为主转向以人造纤维原料为主。

台湾纺织工业―头抓原料生产，发展化纤；一头抓最终成品，发展服装业，使纺织工业形成了一个上下游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1989年，台湾共有纺纱设备约500万锭，织机8.2万台，其中无梭织机1.83万台，纺织工业总产值5547亿元新台币，出口创汇103亿美元，成为全球纺织品消费市场的主要供应地之一。

促进纺织科技发展

上世纪90年代，由于台湾工资高涨、土地昂贵，不适合劳动力密集、厂房占地大的纺织业发展，一些岛内成衣和织布企业相继外移。有资料显示，仅1991―1998年间，台湾纺织、成衣业在大陆投资建厂金额约10.2亿美元，由此极大带动了台湾纺织品对大陆的出口。与此同时，香港、中国大陆、韩国等同类纺织产品的竞争，也对台湾纺织品的出口产生强大冲击。对此，台湾经济主管部门及纺织工业相关部门推出“纺织工业技术辅导与推广计划”。该计划通过运用台湾主要研究机构和学术单位已有的技术基础帮助传统工业全面提升技术，并鼓励企业与研究单位共同投入创新技术开发，在聚高速纺丝、超细纤维、复合纺丝/假捻加工及各种仿真技术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引导了“新合纤风潮”的形成，产品质量得以大幅提升，出口产品由原先以成衣为主转向成品布料为主。2000年，台湾有纺织企业7500多家，从业人员27.2万人，年产值达到新台币5547.47亿元，占同年台湾制造业总值的6.5%，纺织品出口值约152.17亿美元，占全台湾出口总值的10.3%，仅次于电子类产品与资讯和通讯产品，可见纺织工业在台湾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进入新世纪之后，台湾纺织产业逐步面临岛内化纤产能过剩及自2003年起石油价格飙升影响，导致原先以量取胜及成本优先的生产策略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纺织业产值及出口值B年下滑，2002年纺织出口创汇金额（即出口值减去进口值）跌破100亿美元，2007年继而跌破90亿美元，2008年继续下降至82亿美元。2007年韩美签订自贸协议，东盟分别与大陆、韩国与日本等国签订自2010年1月后生效的自贸协议，台湾被排除在外，给岛内纺织外销市场形成巨大威胁。

另外，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与石油价格暴涨引发全球金融风暴，导致台湾经济出现严重危机，纺织业产值也出现严重衰退。为应对产业经济形势的剧烈变动，台湾经济主管部门与岛内研究机构对台湾纺织产业结构与世界纺织品发展趋势进行通盘评估，重新制定台湾纺织工业发展政策，推动实施“产业用纺织品产值倍增计划”、“功能性纺织品开发推广联盟”及“品牌台湾环境构建与辅导计划”3个千亿倍增计划，要求以促进产业用纺织品投资为主要重点，在纺织品技术与产品设计上应积极发展差异化、功能化纺织产品及朝向产品设计模式或建立品牌模式高附加价值纺织品方向发展，开发过程中结合纺织、化工、电子、电机、材料、机械等不同领域技术并搭配设计营销概念，以提高台湾纺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重点开发高功能性服装技术，例如抗起毛球、拨油拨水、竹炭、负离子、远红外线等技术；产业纺织制程技术，例如直纺型无纺布、难燃耐热防火等技术；纳米静电纺丝量化技术；纳米功能性滤材技术；电热纺织品技术；美容保健型纺织品技术，例如面膜、敷材等纺织品技术，并计划到2015年时服装/家饰/产业用纺织品比率调整至5.0：1.7：3.3（2008年这一比例为6.6：1.1：2.3，2010年达5.7：1.5：2.8），产值增加至5800亿元新台币。

2009年，台当局积极与签订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定（ECFA），其湾纺织业有136项产品列入ECFA早收清单内（大陆仅有22项），享有在大陆降税及零关税的优惠，约占台湾出口到大陆纺织品的近70%。目前，台湾出口纺织品仍以布料为主，约占66.3%。在全球纺织品出口产地中排位第五，位居中国大陆、欧盟、美国和韩国之后；其中，聚酯纤维产量排名世界第二，仅位于中国大陆之后。台湾纺织品出口的前五大市场分别为中国大陆、香港、越南、美国和欧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出口至香港的纺织品最终转向大陆，因此，大陆实际占有台纺织品出口近30%的市场份额。从台湾出口至大陆的纺织品主要是布料和纱线。

推动功能性纺织品质量提升与价值创造

鉴于纺织业是台湾主要创汇产业之一，其整体产值、企业数量及就业人数均为岛内经济与社会稳定力量的重要基石。由于近年来面临全球性市场竞争与环境变革冲击，导致其技术、产品与市场经营均发生结构性的转变。就国际发展趋势观察，服装用纺织品正在朝向新型复合功能的高值化领域发展，家饰用纺织品以文化与订制环境为导向，产业用纺织品则凭借跨产业整合及新兴能力，不断延伸、扩充其发展领域。在这一背景下，台湾经济主管部门积极推动岛内功能性纺织品的品质提升与价值创造，并通过专业研究单位如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纺织业拓展会（简称纺拓会）等，以联盟方式整合台湾纺织产业上中下游，辅导企业引进先进制造技术及产品美学设计等，进行功能性纺织品开发与技术升级，内容包括环保关键原料开发到环保制程乃至织物结构、织物图纹设计与服装版型设计、人因工程版型技术、后处理加工技术、时尚创新成衣服饰产品开发等。

目前，台湾推动岛内功能性纺织品的品质提升与价值创造正在组织开展“高质化纺织品开发计划”，分5年（2012―2016年）实施，其中包括“高质化纺织产业开发与辅导计划”、“高质化时尚设计产业推动计划”、“高质化鞋品、袋包箱开发辅导计划”、“纺织与时尚设计开发与辅导计划v纺织设计学院w”、“高质化运动休闲产业开发辅导计划”、“产业用纺织品产值倍增计划”等6个分项计划，由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负责执行，主要辅导岛内企业开展智慧型纺织品创新技术研发，构建新纺织品检测与验证能力，借鉴与引进高科技领域新技术到纺织产业，如绿色能源纺织品技术（包括太阳能布膜研制技术与储能型织物电容技术，开发柔性可弯曲太阳能电池、柔性织物电容、袋包用能源纺织品等）、环保直纺功能性无纺布纺织品技术、舒适功能性纺织品技术（包括开发感湿散热纤维纺织品、湿热调节纺织品、吸湿导电金属复合纤维纺织品等）、生物质美容保健纺织品技术（包括开发抗皱纺织品、异位性皮肤炎减敏织物、熔纺型纤维素纤维、微生物纤维素原料等），以及纳米纤维材料技术、高吸附型液体滤材技术、医疗保建型纺织品技术、电热纺织品技术、布膜纺织品技术、功能性发泡产品技术，建立创新制程技术与强化研发能力，结合上中下游体系运作，开发差异化、独特性的功能性及产业用纺织品，并协助时尚设计及市场营销渠道开发，培训专业技术及设计人才，通过基础、中阶、进阶与管理课程规划，以引领初入纺织行业的企业建立基础技能，提供纺织在职人员持续进修功能性、产业用、创新性及复合功能染整等纺织专业技术，强化多元化专业整合能力，迄今已取得许多重要成果。

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发挥引领作用

美术机构前台工作计划例8

TBS原先是独立的公共广播机构―――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Foundation(PTS)。2006年6月，根据台湾当局的媒体改革政策，PTS与台湾当局拥有的Chinese Television System(CTS)合并，从而PTS改称为TBS。到2007年1月，又有3个由当局拥有的频道―――Hakka、Indigenous和国际频道Taiwan Macroview与TBS合并，共同组成一家较大型的公共广播媒体集团。

TBS公司董事会主席Louis Chen说：“地面数字电视平台将使台湾大大受益，它将有助于构建1个通用的数字电视传输平台，这个通用平台意味着更有效的传输数字电视服务，电视内容也能更具创造性和多样化。台湾的TFT―LCD平板制造业是世界上最大的同类制造业之一，建立地面数字电视平台将有助于制造和销售TFT平板。”

台湾经济计划与开发委员会的一位官员介绍，预计数字电视的普及将促进液晶显示器（LCD）和数字化内容产业的发展，也将促进地面和有线广播机构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广播和视频质量。

台湾自2004年7月开始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现在已建立起14个地面数字频道，但目前只有约13万地面数字电视家庭用户。

这笔预算的一半已经可以使用，按TBS的计划，2006年10月开始建地面数字电视平台，并计划在2007年第4季度前完成。据Chen讲，这笔预算主要用来建全岛的发射机。

在TBS能使用另一半预算之前，它需要向议会提交另一半预算资金如何使用的报告。TBS尚未要求投标者为该项目购买地面数字电视设备。

除确定实现完全数字化的最终期限以外，台湾当局还是建成了一个“数字台湾项目”作为“挑战2008”全岛发展计划的构成部分，该计划旨在改善数字电视广播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其数字开发项目包括：高清电视传输基础设施、基于DVB-H标准的移动电视平台、新闻编辑室自动化、非线性后期制作网络和数字化存档系统。

据TBS介绍，HDTV项目被认为是台湾广播数字化计划的最重要构成部分之一。这1.37亿美元预算的大部分（8500万美元）将用来建设HDTV传输网络、演播室和后期制作室。台湾数字电视委员会计划通过高清电视和移动电视扩大地面标清数字电视的覆盖。TBS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之后，计划在2007年底前实现高清电视服务的商业化，这正好赶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之前。

某些运营商正在为高清做准备。例如，基地在台北的Wang Hung Digital Technology公司为其全高清后期制作设施购买了一套Quantel Eq编辑/效果/配光/主控系统。这家公司是台湾使用HD方面的先锋，多年从事电视服务、制作、拍摄和编辑家庭连续剧，同时也以HD制作电影。由于配备了Eq系统，现在该公司的编辑人员能在公司内进行彩色校正、效果编辑和控制，从而使这家公司在台湾后期制作市场中处在竞争的最前沿。

预计将联合建高清电视和第2个单频网络（SFN），但为了减少开支，因而取消了第2个单频网络建通用平台的3000万美元资金。

虽然台湾广播管理机构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an(NCC)尚未最后制定出分配频谱和第2个单频网络运营模式的政策，但TBS称，建通用数字平台的资金会有助于这家公共媒体集团未来的发展。

有关于建DVB-H平台的预算中，包括用来部署移动电视服务的软件和硬件，以及移动节目内容的制作设施。

TBS称，随着广播移动电视在台湾的出现，DVB-H是台湾这一产业中讨论最热烈和最有用途的技术。由于台湾当局提供预算，TBS将制作移动节目内容并与两家移动网络运营商及手机制造商合作进行DVB-H移动电视试验，以便测试可互操作功能和交互服务，交互服务可能加速台湾移动电视服务的发展。

台湾于2007年3月已开始采用美国Qualcomm公司开发的Media Flo标准的移动电视试验。Media Flo系统是一种端对端的解决方案，它使对移动手机的高质量的视频广播、音频流、短片差播和IP数据广播成为可能。

Qualcomm这家美国开发公司与台湾广播机构Taiwan Television Enterprise(TTV)和China Netwark Systems(CNS)进行了共同演练，以便在台北进行Media Flo技术的技术性试验。Qualcomm公司的互联网服务和Media Flo技术总裁Peggy Johnson说：“我们把这次试验看成是在亚洲努力扩大任何Media Flo业务开发的极好机会。台湾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其付费电视普及率达84%。我们期望这次试验将使Media Flo技术在亚洲及全世界显示的价值得到肯定。”

此次技术试验于今年3月开始提供4个实况频道的CNS的节目内容和3个实况频道的TTV的节目内容。这两家广播机构称，这次试验可能使CNS和TTV能仔细地评价Media Flo技术的性能，因为他们探索在台湾向移动设备传送多媒体服务的机会。

CNS公司首席执行官Daniel Cheung说：“台湾处在新技术开发的前沿，移动电视也不例外。我们对与Qualcomm公司合作，并有机会向我们在台湾的客户传送先进的视频服务感到高兴。我们将利用这次试验评价我们的业务模式，以便在台湾建移动广播平台，以及更好的了解如何使用该平台向商业迁移。”

TTV公司业务开发副总裁York Chiou说：“对电视内容来说，移动是有活力的新平台，我们渴望给客户提供最广泛的接收TTV公司内容的各种不同的选择。我们对参加Media Flo试验感到很高兴，因为Media Flo移动电视标准使客户能有内容和服务的广泛选择。对移动电视广播来说，Media Flo是最先进、最具成本效率的方法。”

美术机构前台工作计划例9

美军要求所有装备的发展必须首先符合特定的“联合能力领域”。为此，美军定义了9种一级“联合能力领域（JCA）”，无人作战平台可在其中5种能力领域中发挥关键作用，分别是战场感知能力、部队运用能力、防护能力、后勤能力和伙伴关系建设能力。无人作战平台也能为部队支援和网络中心能力提供重要支持。表1显示了美军能够支持各“联合能力领域”中的无人作战平台数量。

在“战场感知”能力领域中，目前主要由各种无人机和无人车执行空中侦察和城市侦察等任务，未来可由各种无人作战平台执行远征通道评估、核放射检测和特种部队海岸侦察等任务。而随着自持力的延长，无人作战平台可在各种战场不间断地执行持续时间较长的侦察与监视任务。

在“部队运用”能力领域中，目前的“捕食者”、“死神”和“灰鹰”无人机都配备有武器系统，可用于执行进攻作战、不对称作战和攻击高价值目标等任务;无人车的任务主要是致命性与非致命性的群体控制、离车进攻作战、武装侦察与武装袭击等;无人潜航器和无人水面舰艇的预定任务主要是布雷和扫雷。

在“防护”能力领域中，无人作战平台可用于执行救火、污染清除、前沿作战基地防护、设施防护、障碍物设置与清除、车辆与人员搜查、扫雷与破雷、复杂爆炸物处理、伤员撤出和后送以及海上封锁等任务。

在“后勤”能力领域中，无人作战平台特别适合在各种地形条件下执行补给运输、燃料补给、装卸弹药和物资、建筑战斗工事、伤员撤退与护理、城市营救等任务。

在“伙伴关系建设”能力领域中，几乎所有可用于执行战场感知、防护和后勤任务的无人作战平台都可用于支援伙伴国的灾难救援行动，可用于帮助伙伴国运送紧急物资、清理未爆炸弹药、禁毒行动和平叛行动。

美军无人作战平台的性能发展规划

为指导各军种无人作战平台的开发，确定无人作战平台的技术路线，美军对现有各种无人作战平台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归纳，提出了适用于此类平台的性能发展规划。

在人机接口方面，当前无人作战平台主要是操纵杆和触摸屏等物理接口，未来的人机交互可通过手势来完成，无人作战平台最终应能理解人类的自然语言，接受指挥员以自然语言下达的任务。

在通信方面，由于无人作战平台经常需要与操作人员进行通信，因此其通信频段将从高频段扩展到多种频段，并能在多种频段间跳变，以确保可靠且保密地通信。

在行动隐蔽性方面，目前无人作战平台作战行动的保密需求未受到足够重视，大多数平台的声、热、光和通信信号等目标特征都十分明显，容易被探测到，未来无人作战平台必须能隐蔽地执行任务，因此需要降低目标信号特征，从而降低可探测性。

在持续作战能力方面，现有平台的持续作战能力通常不超过十数小时，未来最长可延长到数天、数周或数月，甚至数年。

在武器通用性方面，用于不同战场的各种无人作战平台配备的武器应实现通用化，提高指挥官执行任务的灵活性

在控制方面，目前单个无人作战平台需要1名甚至多名操作员协作才能控制，未来应由1个操作员监控在不同战场协同作战的多种此类平台。

美军无人作战平台关键技术

美军通过分析各种无人作战平台的共同性能发展规划，确定了无人作战平台的关键技术，将互操作性、自主性、通信技术、推进与动力技术列为核心技术和瓶颈技术，作为未来研究的突破重点。

互操作性

互操作性对于简化后勤保障，降低总拥有费用具有重要意义。美国防部要求军方的武器装备均应具备互操作性。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的无人作战平台互操作性倡议（UI2）小组正在制定旨在提高无人作战平台互操作性的总体战略，以转变能力发展模式，创造更好的协同作战环境。

为了实现互操作性，在系统开发中必须采用开放式体系结构。开放式体系结构利用一套通用接口与服务、相关数据模型、标准数据总线，以及信息共享方法。只要可行，开放式体系结构在各个层次的系统设计上都应使用采用公开标准接口的现有民用组件。这种方法可避免烟囱式发展模式的不足，有利于创新成果在系统设计中得到更好的应用，简化系统测试与集成过程，提高系统在整个项目寿命周期内的重复使用能力。

自主性

美军认为，现有无人作战平台的人工交互需求较高，提高无人作战平台自主性是减少对操作人员和分析人员依赖的主要手段。提高自主性不仅要提高其自主功能，还要使其更易于为操作人员所掌控，更加安全而可靠。提高自主性的目的是让操作人员“执行任务”，而仅仅是“操纵系统”。美国空军于2010年的“技术视野”研究报告指出，如何提高系统的自主性将成为“唯一的最重要的课题”。

提高自主性应重点研究多传感器数据融合、信息处理与分发、自主协作3个方面的关键技术。美军自主性发展的近期目标是使无人作战平台在复杂军事行动环境中能安全运行，减轻操作人员的工作负荷，替操作人员承担那些繁琐而非关键性的工作，而最终目标是提升无人作战平台的作战能力、提高作战人员的作战效能。

在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方面，无人作战平台在复杂不确定的环境中执行任务，必须能够进行多传感器数据融合，并将这些数据转换成支持各种决策过程的有用信息，从而对周边环境进行仿真。这种基于异类传感器网络的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技术主要包括传感器权重可重置技术、故障传感器数据和模糊数据适应技术、智能和自适应异类数据关联、自重构融合聚类的可扩展性和资源最优化技术等。

在信息处理与分发方面，无人作战平台执行情报、监视与侦察任务时生成的大量全运动视频和静态图像对任务规划、信息处理、信息利用和信息分发的要求越来越高。应改进目标检测和自动识别软件，实现自动指示，识别并提醒注意潜在的威胁，可应用面部识别软件，利用高保真的全运动视频识别受关注的人;使通信情报传感器具备识别关键词、甚至特定声音的能力，迅速提醒操作人员注意相关目标。

在自主协作方面，各种无人作战平台应具备自主协作能力，并能够扩展至多种系统和更加复杂的任务与环境，能够适应空中、地面和海上交通环境以及团队成员、操作人员和作战环境的变化。自助协作能力是降低兵力需求的关键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操作人员负责的将是一组无人作战平台的战略性决策，不再负责直接控制单个无人作战平台的行为。

通信技术

美军列装的各种无人作战平台装备了大量的传感器和通信系统，收集到的数据量极大，对于通信的要求越来越高。为提高无人通信系统的效能，美军重点从天线、收发系统、频谱、信号处理、网络系统以及激光通信等方面来提高通信技术。

在天线方面，采用相控阵天线和“灵巧”天线（综合多个天线的信号）替代传统的抛物面天线，但需解决尺寸、重量，能耗与散热等问题，同时积极开发多聚焦和超冷天线等先进技术。

在收发系统方面，正在研制氮化镓发射机固态功率放大器，采用自适应工作点控制技术，使放大器在不工作时能够关闭，同时还能进行调整来保持适当的状态，确保最大限度降低瞬时功率较高时的信号失真度，从而显著降低放大器所需的平均功率。氮化镓技术目前可用于选定的频带，2014年应用于无人作战平台。

在频谱方面，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联合战术无线通信系统（JTRS）”项目正在研究在系统中应用动态频谱选取（DSA）技术的可行性。项目证明，动态频谱选取能够根据其他相邻频谱依赖型系统是否实际使用特定频段来改变该频段的用途。目前的关键技术包括：如何克服易受对抗措施干扰问题，如何降低与现有系统集成的成本，如何制定合理的标准（包括管制标准），以及如何克服同一地点的干扰。

信号处理方面，美军已完成开发微型通用数据链系统，可在更小的平台上发挥通用数据链的作用。在波形技术方面，美军正在开发的通用数据链波形新技术，包括：增加“拨号选定速率”功能，提高前向纠错编码效率;在信息预处理方面，美军已在列为秘密的“任务规划、信息处理、信息利用和信息分发”项目中进行研究，并应用到无人作战平台的机载预处理系统中;在数据加密方面，美军在开发新的加密方法，采用便于远程管理的开放标准、动态组密钥技术（支持机与机之间的信息交换）、通用无线密码接口及系统模糊密码接口、使用基于软件的方法保护加密数据，采用多功能单片机加密在传数据和其他数据，以及采用单片机全封闭加密模块等;在保密通信方面，开发低截获率、低探测率和抗干扰等技术，包括低功率、扩展频谱、脉冲传送和定向天线、协议层结合随机化技术和跳频技术等。

在网络通信方面，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局域网机器人”项目通过部署体积小、造价低的智能机器人无线网络中继点，利用其机动性来实现移动自主协调，验证无人作战平台的自我配置、自我优化、自我修复、系留和电源管理能力。

在激光通信方面，美军的理论估算表明，空对地链接的数据传输速率在链路斜距为100千米时可以达到100兆比特/秒。但由于激光波束非常窄，目前重点研究解决无人作战平台通信的定向精度问题。

推进与动力技术

美军目前的无人作战平台使用各种不同的推进系统，包括重油或汽油驱动的燃烧发动机、喷气发动机、电动机、燃料电池、太阳能和混合动力系统。

美术机构前台工作计划例10

从1950年到1960年代中期，台湾政治经济发展的外部动力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冷战国际政治环境下美国的政策行为，在于美国赋予它的"前沿"和"民主橱窗"的地位和身份，在于"霸权-附庸"关系之下美国对台湾的援助和扶植。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到1960年代中期，台湾接受的美援总额达41.5亿美元，其中军援和经援分别约占57%和43%。【注释：samuel p. s. ho,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1860-197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10. 关于对美援经济效应的分析，另参见neil jacoby, u.s. aid to taiwan: a study of foreign aid, self?help,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praeger, 1966）；赵既昌，《美援的运用》，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版。】 而美台之间的援助关系，以及美国对台湾发展进程和后果的影响，都远不仅限于相对容易观察到的经济资源流动。随美援而来的是大批美国驻台官员和专家顾问，他们与主持台湾经济发展的技术官僚群体结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而这种关系可以被判定为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描述的"跨政府关系"。正是以这种关系为主要的和基层的途径，美国对台湾的发展政策、战略和制度施加了广泛深入的影响。

一 对台美援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方式

"跨政府关系" （transgovernmental relations）是指"那些不受政府内阁或行政首脑的政策控制或严格指导的、不同（国家）政府部门之间的一系列直接的相互影响。"一个政府内部的次级官僚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对于其政治领导人和上级部门的自主性，总有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旨趣行事的能力和意愿。而不同国家政府的次级部门之间又可能存在共同的利益、理念和偏好，由此在工作交往中形成某种合作关系。基欧汉和奈指出，跨政府行为有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跨政府的政策协调"，指双方的次级部门在没有来自高层的详细政策指导的情况下，主要通过非正式的交往进行政策执行和调整活动；另一种是"跨政府联盟"，指政府的次级单位与另一国政府中有共同行为取向的机构和人员建立联盟以对抗他们自己政府中的某些成分。【注释：罗伯特*基奥恩、约瑟夫*奈：《跨政府关系和国际组织》，西里尔*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601-610页。】后文将会说明这两种情况在台湾的确都存在。

美国一般把技术官僚（经济官僚）群体视为政权中健康成份，一向予以支持和扶植。特别是，经济官僚一般对政权内部自以降许多人热衷于扩充军队、发展军事工业的做法持消极态度，主张首先立足台湾发展"民生经济"；而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美国各驻台机构更是以遏制集团的企图、防止台湾经济军事化为其工作的基本目标，因此双方在这个关键方面有不谋而合之处。以其经济实用主义理念、利益中立的地位、专业化和技术化的工作作风，而且往往具有欧美教育背景，台湾的经济官僚群体很容易与美国援助官员和专家建立亲和感，形成密切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连同美国依靠援助施加压力的"杠杆效应"，被美国用以强化其影响力向台湾内部事务的渗透。而台湾的经济官僚也借重这种关系加强自己在政权中的地位和力量，为了使自己的主张和政策被采纳、执行，有时会主动把美国人当作帮助其对抗其他部门、甚至修改决策的同盟引入政策制定过程，从而形成"跨政府联盟"。

这种跨政府联盟有其特有制度机制和组织载体，这就是美国驻台援助机构和台湾方面与美援运用有关的机构。

美国驻台机构包括"使馆"、经援使团（驻台外援机构）和军援顾问团。与战后美国外援政策服从于政治军事战略的总体状况相适应，美国对台援助机构的活动也是在强调组织和职能的系统性的原则下由 美国驻台"大使"进行总体指导和协调。【注释：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pril 25, 1951,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以下为frus）, 1951,vol.7, pp.1648-1649. 另参见卡尔*兰金著，海英译：《兰金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7-90页。】 后来又进一步建立了由全部驻事和文职代表团领导人组成的所谓"驻在国小组"（country team），在"大使"的主持下在外交政策和援助政策之间以及在各项援助计划之间进行协调。

华盛顿负责对外援助事务的中央机构历经多次改组，【注释：1948年设立的经济合作署（eca）先后改组为共同安全署（msa，1951年）、对外业务署（foa，1954年）、国际合作署（ica，1955年）、国际开发署（aid，1961年）。】 但其在台湾的派驻机构则在职能和人员上都保持了相当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驻台经援机构的业务范围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被明确规定，它在外交使团首脑的督导和军援顾问团的协助下负责各项与经济援助有关的事务，并多方参与台湾的经济规划与政策制订。【注释：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pril 25, 1951, frus, 1951,vol.7, p.1649.】 到60年代的国际开发署时期，随着美国援助政策更加强调经济援助（相对于军事援助）和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国际开发署驻台分署在制定援助政策过程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并被要求更加积极地参与台湾的经济决策。国际开发署驻台分署署长由总署署长任命，并服从国务院和驻台"使馆"的政治和工作指导。由于他实地负责经济援助，熟悉台湾经济的实际状况并直接同台湾当局上下官员打交道，所以尽管他并不最终决定对台援助的计划和内容，但其意见对美国对台援助政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还负责向台湾当局解释美国援助政策的目标和内容，实际上充任台湾当局经济政策总顾问的角色。【注释：neil jacoby, u. s. aid to taiwan: a study of foreign aid, self?help,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praeger, 1966）, p.57.】

驻台美援使团的下属机构根据台湾经济的各产业部门进行了相当细致的划分，除了经济分析、计划和审计三个办公室，驻台经济援助机构设有自然资源、电力、教育、贸易和工业，以及公共行政等小组，其工作人员均为各自领域的专家。

隶属于国防部的美国驻台湾军事援助顾问团（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设立于1951年5月，与经援使团同样是在驻台"使馆"的指导下，并且在经援使团的协助下负责领导和协调美国对事援助和合作。【注释：关于对军援顾问团业务范围的规定，参见frus, 1951,vol.7, pp.1649-1650.】 军援顾问团的工作也可以被视为具有相当的经济政策效应，因为1950年代它的工作重点之一是敦促台湾当局裁减军队和限制其军费开支。【注释：nancy b.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united states, 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4）, p.64.】

"大使馆"、经援使团、军援顾问团构成美国官方正式驻台机构的三驾马车。除此之外，一家专门承接政府项目的纽约私人公司--怀特工程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也在台湾经济运行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怀特公司的五名专家早在1948年底就受经济合作署之聘来到台湾，对台湾的资源和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和研究，并参与拟订最初的对台援助计划。在美国政府于1949年1月公开宣布放弃台湾之后，怀特公司仍积极主张扩大对台援助。【注释：george kerr, formosa betray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pp.136-137; nick cullather, " ’fuel for the good drag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taiwan, 1950-1965，"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20, no.1, 1996, pp.6-9.】 20世纪50年代怀特公司在美台援助关系中具有双重身份：驻台美国经援使团的援助计划评估机构和台湾当局的经济技术顾问。它向台湾派送各部门的专家，并且向美援运用委员会提供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咨询。一位主管台湾经济事务的官员在报告中称："在福摩萨拥有怀特工程公司对美国政府来说是十分幸运的，它可为中国官员和私营工商机构所用。

德比欧塞特（val de beausset，怀特公司高级工程师）先生在能干的中国经济专家、工程师和工业管理人员当中享有令人艳羡的受尊敬的地位。"【注释：barnett to rusk, october 3, 1951, frus, 1951, vol.7, p.1823.】 此外，在整个50年代怀特公司还负责选拔赴美接受技术培训的人员。【注释：jacoby, u. s. aid to taiwan, p.58.】

美国驻台援助机构和人员的工作内容不仅仅局限于美援的派拨、运用等方面的事务，实际上驻台美援机构始终把帮助台湾建立具有长远发展潜力的经济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强调美援计划和台湾经济发展的统一和协调。在对台湾的经济事务发挥指导作用方面，驻台"使馆"和美援使团具有比华盛顿和国务院更为积极的态度，并不断向华盛顿争取更大和更灵活的处置权力。本来，1951年3月19日腊斯克曾向驻台美援使团发出训令："在该岛经济行政事务中，经济合作署使团应该提供建议，但不应该公开地或暗地里向中国人命令。"【注释：rusk to griffin, march 19, 1951, frus, 1951, vol.7, pp.1596-1597.】 但经过经济合作署和驻台机构的坚持和说服，不到两个月国务院的态度就改变了，腊斯克在1951年5月的一份政策指导文件中收回了"建议而不命令"的训令，认可美国驻台援助机构所采取的"更具强制性的政策"。【注释：rusk to griffin, may 9, 1951, frus, 1951, vol.7, p.1665.】 6月底，经济合作署署长也重申了"活跃地和坚定地施加影响"的工作原则。【注释：foster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june 30, 1951, frus, 1951, vol.7, p.1725.】 此后十多年间，美国各驻台机构以援助为施加影响的"杠杆"，实地参与台湾经济社会纲领和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在援助关系的运作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出于美国方面的要求和设计，台湾当局内部也进行了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机构设置。美援运用委员会、经济安定委员会、农复会等与美援相关的机构成为美国对台湾的经济事务施加影响的渠道，同时也成为台湾当局制定和推行整体和部门经济发展计划的中枢机构。这是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制度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台湾当局最初并无专门的、类似于韩国经济企划院和日本通产省的全面指导经济和制定产业政策的中枢机构设置，而集中体现政权干预经济特征的经济计划职能部门的设立与沿革乃与美援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美援运用委员会（council on u.s. aid，cusa）主任委员由"行政院长"兼任，"行政院"内各主要经济职能部门（包括"经济部"、"财政部"、"中央银行"等）的主要负责人及台湾"省长"均为其成员。美援会的正式职能包括：选定援助项目，采购和分配美援进口物资；监督援助项目的执行；掌握美援进口衍生商品的台币"对等基金"的使用；与美国经援使团进行联络会商。【注释：jacoby, u.s. aid to taiwan, p.61; sampson c. sh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s functions," in free china review, october 1950, p.12. 李国鼎，《我们如何运用美国经援》，《台湾的对外技术合作与外资利用》，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199页。】 美援会独立于政权正常的立法和行政程序，在人事和业务中享有相当的自主性。美援会的日常行政开支不在当局行政经费中拨取，而是直接来自美援，能够以高工资雇聘职员，也使之具有高出其他部门的工作效率。【注释：thomas gold, state and society inmiracle （new york: m.e. sharpe, 1986）, pp.68-69.】 美援会的实际地位远在经济部、财政部等常规经济职能部门之上，而且其职权和影响力远远超出美援运用范围之外，成为台湾当局推行发展战略和制定宏观经济计划的重要部门。

经济安定委员会（economic stabilization board，esb）的设立也是一个美国制度结构影响台湾经济发展的事例。1950年底，经济合作署驻台分署署长穆懿尔（raymond t. moyer）建议设立一个由高层经济官员组成、定期举行会议审议重要财经问题的经济安定委员会，但因台湾方面抵制而未被立即采纳。后来经蓝钦当面敦促，这个机构才于1951年3月得以正式成立。【注释：《兰金回忆录》，第260页。】 "经安会"由"财政部长"和"台湾省政府主席"领导，同时与美援会一样也容纳了"行政院"内各经济职能部门的主要官员，成为台湾当局财政经济政策主要的设计、审议和联系协调机构。1953年7月，主管台湾公营企业并具有广泛经济政策权力的台湾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被合并到经济安定委员会，经安会的职权进一步扩大，享有某种超越"行政院"内其他经济职能部门的地位。【注释：参见李国鼎：《创造经济奇迹的手》，《台湾的经济计划及其实施》，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308页；jacoby, u.s. aid to taiwan, pp. 59-60. 】 而美援使团的代表作为"观察员"一直在这个机构中"活跃而坚定地"施加着影响。

在整个50年代，美援会和经安会是指导台湾经济发展的中枢机构，堪称台湾当局的"超级经济部"。1958年9月，经安会被撤消，其在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领域编制部门计划的业务被转交给经济部和交通部，但制订宏观经济计划和美援运用方面的职能，特别是其下属的工业发展委员会，则为美援运用委员会所继承。这样，美援会实际上一度成为最主要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负责设计和协调台湾总体经济发展计划与政策的机构。具有重要意义的第四期经建计划（1961-1964年）就是由美援会负责拟定的。【注释：chien?kuo pang, the stat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case, new york: garland, 1992, p.54. 1963年9月，在美援即将停止的情况下，美援会被改组为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

在台湾的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中同样明显地体现美国因素和作用，同时也更不符合机构设置常规的是美国人直接在其中任职、充当台湾当局"超级农业部"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jcrr）。农复会由亲自任命的三名中方委员和美国总统任命的两名美方委员组成，与"行政院"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而且与美援会一样，享有独立的人事权力以及独立而充足的美援经费来源。由于"行政院"内不设农林部，美国"使馆"和美援机构驻台使团不设主管农业的下属机构，有关美援在农业方面的事务，以及台湾农业的长期规划和政策实施均由农复会全权筹理，因此农复会实际上兼具台湾当局的"农业部"和美援机构的农业小组的双重身份。【注释：jacoby, u.s. aid to taiwan, p.62.】 而且，农复会与美国驻台机构和台湾方面的其他有关机构形成了复杂、密切而又灵活的工作关系，其别强调与美国驻台"使馆"、美援使团、美援会、经安会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注释：谢森中回忆，张训舜回忆，黄俊杰编：《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口述历史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版，第133，201页。】 美台双方委员的合作是融洽顺利的，似乎不存在美方委员以势压人的情况。【注释：参见张训舜回忆、李崇道回忆，《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口述历史访问记录》，第17，69页。】 倒是可以看到，当台方委员在主张不得伸张或不便公开表达意见时，他们会借重美方委员和专家向上司或其他部门施加影响和压力。【注释：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参见黄俊杰：《光复初期台湾过程中的几个问题》，《战后台湾的转型及其展望》，台北，正中书局，1995年版，第101-130页。】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美台援助关系全面、深入地渗透和反映到台湾当局的组织结构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中。援助关系运作的组织结构和制度机制，就是美国因素"内化"于台湾当局的政治与行政结构的机制，同时也是"跨政府关系"赖以存在的载体。一定的发展模式有其特殊的政治和行政的制度结构，而这又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和内容。台湾政权之干预经济的制度、内容和方式，受到美国因素至为深刻的影响，而美国因素产生作用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形式和途径是美国驻台机构与台湾经济技术官僚群体之间的这种"跨政府关系"。

战后前期台湾经济发展的政治行政体制区别于在大陆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鲜明经济理性和高度专业效能的经济官僚群体在政权内部逐渐取得相对独立地位，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主导着台湾经济发展的政策与战略。这种状况的形成与对台美援的制度机制一个基本特点有直接的关系，即在政权内部，美援管理机构与制定和执行发展政策及经济计划的职能部门两者之间的高度重合。美国援助机构在提供建议和施加政策影响时往往并不需要通过最高政治领导人，而直接与台湾的经济官僚形成紧密合作关系。可以说"跨政府关系"的组织和运作机制本身就是加强经济技术官僚在台湾经济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机制。而美援本身也具有为经济技术官僚管理经济和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财政基础的作用。

台湾经济技术官僚在经济政策领域中发挥作用的主要障碍来自军队系统的传统势力，而台湾当局内经济官僚集团地位的上升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军事机构和军人在经济事务的影响力的逐渐下降、并最终被排除在经济政策制定程序之外而实现的。对台美援的一个重要效应正在于促进了军事机构的势力退出经济政策领域的过程。一方面，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减轻了军事部门和非军事部门之间对资源的争夺，并且美国援助机构支持甚至直接赞助军队兴办自己的生产事业以开源增收（如在美援帮助下，"国军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综合性经济实体），【注释：alice amsden, "the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5), p.99.】 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军队势力在其经费给养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干预财政分配；另一方面，美国驻台机构出于防止军队过度膨胀和降低军费开支的目的，往往在经济官僚和军事机构发生争执时支持前者压制后者，因为前者虽不如美国人之甚，但一般也反对军费支出过于庞大。当然，台湾经济技术官僚的地位和作用并非全然来自美国对它的支持和扶植，这与台湾当局政治领导人对经济官僚集团采取亲和、支持的姿态也有关系。【注释：pang chien?kuo, the sat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case (new york: garland, 1992), pp.80-89; thomas gold,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miracle, p.67.】 但可以想见，这其中多少有投美国人所好的因素。

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与行政的过程，特定的经济发展道路有其特定的政治和制度基础，特定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又主要是由其特定的"人"（agent）群体在特定政治权力结构和经济政策机构中所主持制定和实施的。政治体制、经济行政机构及其运作程序、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群体，以及经济政策本身等相互关联的要素共同构成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模式。美国因素广泛深刻地作用于构成台湾发展"模式"的各项要素，而美国因素发挥作用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形式和途径是美国驻台机构与台湾经济技术官僚群体形成的"跨政府关系"。以这种关系为基础，美国驻台机构和台湾经济官僚导演和推进了台湾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工业化。

二 "跨政府关系"与进口替代工业化

在1950年代大部分时期，美国的援助官员和经济顾问并不像后来美援机构所宣称的那样始终坚决反对在台湾建立进口替代的经济体制。恰恰相反，实际上他们当时在对美援的派拨和运用进行计划和监督时，在向台湾当局提供政策建议和参与政策制定时，并没有刻意遵循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和原则，并没有把在台湾确立完全的私人企业制度和自由贸易体制作为其在实际的工作中切实追求的目标。他们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方向大体上与经济技术官僚的方向是一致的。他们与台湾经济官僚共同促成了后来在美国受到广泛批评的所谓"干预主义的"或"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政策、战略和制度体制。

50年代华盛顿的对外援助政策中并不像50年代末以后那样特别强调在受援国建立自由市场体制。虽然一般说来美国援助政策的基本理念是一种将援助、自由市场制度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自由发展主义"（liberal developmentalism），而且官方宣传也始终以此为基调，但援助机构和有政策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对在欠发达国家搞国家导向的政策和经济计划并不总是刻意反对。【注释：兼涉官学两界、对美国外援政策有重要影响的罗斯托代表国务院表达这样的立场，欠发达国家利用外援和发展经济时必须实行"国家规划"。沃*惠*罗斯托：《从第七层楼上展望世界》，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87-89页。】 身处受援国的援助官员们更是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发现，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和制度基础，马歇尔计划的经验无法照搬到欠发达国家，推行发展援助计划必须通过和倚重当地的政府。美国援助官员在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经常根据受援国的情况因地制宜做出并不具有"市场教条主义"色彩的对策。台湾岛上的美国官员清楚，他们来到这里的最终目的是帮助生存下来。为此，他们只能用经济实用主义而不是抽象的自由市场观念去面对所要处理的问题。而他们与台湾经济官僚们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也更多地来自经济实用主义而不是经济自由主义。

美国官员的实用主义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公营企业的态度上。虽然他们认为一个强大的私人经济部门是健康经济的基础和不可分割的部分，但他们面对的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工业企业如果不由当局出面经营就会陷于生产停顿的局面，因而他们只能把台湾的公营企业作为一种别无选择的情况接受下来。实际上，在50年代上半期美国援助机构的对策是在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之间采取中间路线，即在把私人企业的发展作为长期目标加以推动的同时，对公营企业不是予以革除，而是致力于改善其经营不良的状况，以实现扩大生产和稳定经济的目标。实际上，当时美援机构把大部分经援款项送到公营企业。

1952年5月，共同安全署驻台官员的报告表明，这个机构对公营企业在台湾经济中的作用持有一种非常积极的评价，已着手采取、并建议继续采取细致和切实的措施对其予以支持。【注释：frus, 1952-1954, vol.14, p.58.】 1954年，美国驻台"大使馆"经济处主管埃尔伍德（robert elwood）在台湾的官方刊物上撰文指出："在台湾这个地方，想要采取行动，一下子就把所有权调整过来，让大部分或全部工业归私人所有，好像是行不通的。这样的做法一定会产生打击士气的后果，亦会妨碍现行扩大工业生产计划的实行。""首先必须采取步骤使那些政府企业能在健全基础上营业......"【注释：《自由中国之工业》，1954年4月，第6页。转引自陈玉玺：《台湾的依附发展》，台北*人间出版社，1992年版，第73-74页。】

下面的例子反映出有时美国人对"私有化"的态度比人还要"保守"。1953年，为配合第三阶段即"耕者有其田"计划的实施，台湾当局决定部分向民间开放公营企业，将台湾水泥公司、造纸公司、工矿公司和农林公司四大公营企业资产作价为股票（其价格当然是被高估的），作为补偿发放给中失去土地的地主。一位学者获得的档案资料表明，美国官员和顾问对于这一导向私人企业制度的举措不仅不感到鼓舞，反倒担心在私人管理下这些企业可能无法生存。共同安全署驻台分署在7、8月间的多份报告中指出，如果这些企业中的一个或者全部失败，不仅会对正在进行的产生不良后果，而且还将破坏在台湾长期发展私营企业的机会。而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将这四个企业交给私人管理很可能会导致它们的失败。驻台分署希望在为私营企业的经营创造出良好条件之前，暂时不要将这四个公司向私人部门转让，为此它甚至与 "经济部"发生激烈的争执。【注释：西蒙：《外部参与与内部改革》，韦艾德、葛苏珊主编：《台湾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厦门鹭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189页。】 这个计划在台湾方面的坚持下最终还是被执行了。由此可以看出，美国驻台官员和台湾经济官僚一样，都承认公营经济在台湾的存在和发展在当时有着客观必然性和阶段的合理性，都主张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并举的方针，尽管双方强调的侧重可能因时因事而有所不同。

美国官员对私营企业的扶植也显然不是从纯粹的自由企业制度的立场出发，而是在一种把"政府"指导和控制、扩大私营部门与促进经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的考虑下进行的，此中产生了后来所谓的"确定产业目标"（industry targeting）政策即战略性产业政策。他们采用的一种方式是在当局的指导下建立私人企业：在被选择优先发展的行业中先在美援的支持下投资建厂，然后把这些企业交付具有"私人企业家"身份的人经营。而怀特公司承担"目标产业"的评估和选择扶植对象的工作。1953年，怀特公司在其关于台湾工业发展的建议书中就把塑胶（塑料）工业确定为重点扶持的"目标"。1955年，美援机构和怀特公司启动了一项投资建厂计划以求实现塑料产品的进口替代。尹仲容选择王永庆在1957年工程完工后接管了这个工厂。后来这个工厂发展为台湾的大型企业联合体--台塑集团。【注释：robert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governmentineast asia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univ. press）, p.80; 康绿岛：《李国鼎口述历史》，台北*卓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86-87页。】

美国驻台机构为稳定经济和有效运用美援而"活跃而坚定地"施加的影响也产生了促使台湾当局强化其对财政、金融、外贸和外汇的计划和控制并使之制度化的效应。在1951年3月19日经济安定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上，以"观察员"而非正式成员与会的美国顾问的发言占去了会议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面对面地向陈诚、严家淦和尹仲容说明当局执行"严格"的外汇管制的必要性。作为这次及其后两次经安会会议的结果，"行政院"于4月19日宣布实行复式汇率制度。【注释：cullather, op.cit. p.4.】 这种以本币高估、进口汇率远远高于出口汇率为基本特征的制度经数度调整沿用至50年代末，成为与进口替代工业化相适应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基本制度。【注释：maurice scott, "foreign trade," in w. galenson, ed., economic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1979), pp.314-315.】

1951年6月30日，经济合作署署长在给驻台"使馆"的政策训令中，把对台湾当局的预算、外汇进行"有效的管制"并对"各种来源的资金"进行"务实的计划"明确宣布为美国各驻台机构的工作责任。【注释：frus ,1951, vol.7, p.1724.】 而各驻台机构对此早有准备，而且显然对"管制"和"计划"持有比他们的上司更为积极的态度。此前，经济合作署驻台分署署长穆懿尔和共同安全署驻台分署署长蔡斯（william c. chase）在致华盛顿的备忘录中表示："美国政府（应该）作为紧急事项要求中华国民政府制订某些实际的程序，并提交美国政府代表加以紧急的考虑和讨论。通过这些程序，美国主管机构才可能同中国有关的军政官员一道对福摩萨的资源和资金实行有效的监管。"【注释：frus,1951, vol.7, pp.1715-1716.】 到8月间，一个访台归来的参议院代表团就已根据其在台湾的见闻报告说，经济合作署驻台分署"时重时轻地插手于建立国民经济预算、为增加财政收入而修改税收体制，以及建立更严格的进口计划的制度"，而且参与到"有关银行和货币、外汇的具体运用和整体性的国民经济计划等日常决策中去了。"【注释：senat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special subcommittee on foreign economic cooperation, united states aid to formosa, 82d cong., 1st sess., august 1951, p.4-6, 转引自cullather, op.cit. p.11.】

毫无疑问，美国驻台机构自己所做的和要求政权做的都是为了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及其制度基础，而这是台湾进口替代体制乃至其后的出口导向体制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实际上，台湾的经济计划实践与运用美援的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1952年8月，共同安全署驻台分署要求经济安定委员会就美援终止前的台湾经济发展作出全面的长期规划。9月26日，经安会向驻台分署提交了一份为期四年的经济计划草案。台湾"四年经建计划"的编订和实施自此开始。该计划草案实际上是以此前提出的美援申请计划为基础加以拟订的，而且其关于工业的部分基本上依样复制了此前由怀特公司专家德比欧塞特制订的一份工业发展计划，采用了其中的预算和目标数字。【注释：cullather, op.cit. pp.14-15.】 该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继续对纺织和其他轻工业实行保护的同时，在对进口和外汇的管制中加强对消费品进口的限制而放宽对生产资料进口的限制。这个计划体现了进口替代政策的基本精神，标志着台湾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正式启动。

台湾进口替代体制中有一个颇具特色的制度，即在纺织工业中实施的"代纺代织"制度。这种当局和纺织业厂商之间的委托来料加工制度，实际上既是一种对纺织业"极其周密的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又是一种对私营企业的价格、利润、雇佣和生产水平施行严格管制和控制乃至垄断的制度。【注释：隅谷三喜男、刘进庆、涂照彦：《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的典型分析》，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不仅"代纺代织"制度全额依赖美援进口原棉和棉纱，而且鲜为人知的是，这种严重"扭曲价格"的制度是由怀特工程公司的两位工程师--德比欧塞特和布芬顿（sidney l. buffington）--与时任"中央信托局"局长的尹仲容所共同制订的，并受到经济合作署驻台分署官员的欣赏和支持。【注释：cullather, op.cit.，p.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国际开发署（经济合作署的后身）对这种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美国官员和顾问为在台湾建立适应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金融体制作出努力。1951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通过美援机构的安排与台湾当局建立了合作关系，以对台湾的银行制度和货币政策提供咨询。被美联储派往台湾的货币政策专家莫里尔（chester morill）与台湾经济官僚共同加强了当局对金融系统的控制。他在经安会的会议上向建议，台湾的"中央银行"制度不应该仿照美联储，因为后者容易受到外部的干扰和压力。【注释：cullather, op.cit.，pp.11-12.】 美国官员和专家还设计各种美援贷款计划，向私营工商业和农民提供信贷。其中著名的"统一农贷计划"，即为农复会农贷组组长考夫曼（i. h, kauffman）和曾任康乃尔大学农学院院长、美国农贷管理局局长的马雅斯（w. i. myers）亲自拟订。【注释：赵既昌：《美援的运用》，第14-15页。】

当然也有美国人与台湾方面发生分歧的情况，而分歧的解决未必以不利于强干预的方式进行。比如，"肥料换谷制"以官定的高肥料价格和低米价为基本内容，是一种肥料专卖和粮食征收的双重强制掠夺机制，也是对农业的隐性税收机制。【注释：参见隅谷三喜男等前引书，第79-80页；董正华等：《透视"东亚奇迹"》，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98-99页。】美方委员一向不满这种制度，主张肥料和稻谷的价格均应由市场供需调节，此事曾引起"农复会内部仅有之一次中美委员意见分歧。"为此，美援运用委员会专门召集会议，台湾方面表明不取消肥料换谷制的坚决态度并提出自己的理由。分歧以美方委员的妥协而告终。【注释：张宪秋：《张宪秋回忆录》，台北*"行政院"农委会，1990年版，第34-36页。】

台湾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与的实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虽然的动力并非全部来自美国方面，具体操作也主要由 "行政院"直接负责，但农复会和美国专家也参与了的全过程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创议、规划、指导和协助作用。特别是美籍专家雷正琪（w. l. ladejinsky）和安德生（w. a. anderson）的作用更为突出。前者曾直接敦促进行第二阶段的"公地放领"，并参与拟订起实施细则；【注释：《雷正琪博士函为公地放领事》，黄俊杰编：《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史料汇编》，第179-181页。】 而后者在著名的"安德生报告"中提出了农会改组一整套办法，被充分加以贯彻实施，可谓是指导整个农会改组的纲领性文件。【注释：安德生为康乃尔大学教授，于1950年秋来台进行乡村社会调查和研究，于1952年8月提出《安德生报告》。郭敏学：《台湾农会发展轨迹》，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页；《安德生报告》见黄俊杰：前引书，第209-219页。】

综上所述，在台湾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美国的意识形态宣扬与其驻台官员的实际作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与通行的观点相反，美国官员和顾问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自由市场原则，与台湾经济官僚的路线保持了基本一致，并没有执着于在台湾复制美国的经济模式。美国不仅在资金上支持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实施，而且参与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和经济计划的制定，帮助奠定了进口替代的制度基础。

三 促成台湾工业化发展战略转型

台湾由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转型的一个背景是，5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对外援助政策中出现的一种变化趋势，即更多地把提高受援国私人投资和强化自由市场制度作为援助政策的目标予以强调。【注释：burton kaufman, trade and aid: eisenhowe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53-1961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1982), pp.68-73.】 有利于台湾进口替代体制和国家导向政策的外部环境开始逐渐发生变化。美国在对台援助中更加强调"培养自促的增长能力"和"最大限度地自力更生"，驻台援助机构的工作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然而，促成发展战略转型的动力更多地来自当时岛内经济形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样，相对成功的台湾进口替代体制也暴露出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非耐用消费品的内部市场趋于饱和，投资疲软，经济增长速度减慢。【注释：gustav rani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galenson, eds.,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 p.219.】 美国方面又不断警告台湾当局美援将在数年内终止。台湾经济官僚看到，如不及时扩大出口，则必将面临外汇严重短缺的局面。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维持现有体制，推行以耐用消费品（资本密集型生产）为重点的深度进口替代；要么变更现有体制，在已具相当规模的非耐用消费品（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的基础上使台湾经济出口转向扩张的道路。这在政权内部引起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和争论。大致说来，主张采取第一种对策的是台湾银行、台湾"省政府"及其下属机构、公营企业的领导人、军界，以及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尤其是其主任委员兼"财政部长"徐柏园）；主张采取第二种对策的则是与美国驻台机构关系最为密切的经济安定委员会、美援运用委员会，尤其是以尹仲容为首的多年来深受美援机构影响和支持的经济官僚。【注释：stephen haggard,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1990), pp.86-89; stephan haggard and chien?kuo pang, "the transition to export?led growth in taiwan," in joel d. aberbach, david dollar, and kenneth l. sokoloff, eds.,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aiwan?s development (new york: m.e. sharpe, 1994), pp.65-69.】

第二种意见最终占了上风。这个结果反映了美国长期以来对政权深层影响中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方面：首先是政权目标的淡化，以及其基本政策路线由政治军事本位向经济发展本位的转换；其次与政策转型关系更为直接的是，在美援运用的过程中经济技术官僚地位不断上升，最终确立了在经济决策中的主导地位。

1957年，台湾外汇收支状况恶化，年底任命了一个由"副总统"陈诚牵头并包括俞鸿钧（"行政院长"）、许柏园、尹仲容、严家淦（美援会主委）的九人小组专门研究解决办法。在这个小组的会议上，许柏园和尹仲容之间发生尖锐的对立：前者以现有外汇外贸体制有助于维持经济安定为由坚决反对其进行改革，而后者则认为现有体制因导致低效和腐败行为而已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尹仲容的意见得到、陈诚的支持。1958年4月，许柏园被迫辞职，而尹仲容则乘势提出以简化汇率机制、放宽进口管制和鼓励出口为重要内容和目标的外汇外贸体制改革方案。4月19日，这个方案为中常会通过，"经济部"颁布《改进外汇贸易方案》，先把近10种复式汇率简化为双重汇率。11月又对新台币实行贬值，其对美元的比价由此前的约25元兑换1美元下降为约36元兑换1美元。是为台湾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战略转型的第一步。【注释：haggard and pang, op.cit.，pp.73-75 .】

发展战略转型更为重大和决定性的步骤是"19点财经改革措施"和"奖励投资条例"的出台和实施。其中作为实施体制变革的总体指导文件，"19点财经改革措施"与美国的敦促和影响有着更直接和明显的关系。它实际上是直接来自于"赫乐逊八项建议"。

1959年11月下旬和12月初，美国副国务卿狄龙（c. douglass dillon）和经济合作署副署长萨启奥（leonard j. saccio）相继访问台北。他们都表示台湾具有加速经济发展的潜力，希望其成为其他亚洲国家的典范。这实际上是一年前杜勒斯访台敦促台湾当局对岛内经济发展给予更多关注【注释：1958年10月下旬期间，杜勒斯亲自到台湾对进行劝说和加压。他批评政权的"军国主义"色彩过于浓厚，极力敦促集团缩减军费发展经济, 对此后者不得不做出正面回应。frus, 1958-1960, vol.19, pp.413-417, 515.】的继续，但方式已由施加压力改为更多的正面诱导。萨启奥还特别向陈诚表示，只要台湾方面最大限度地调动岛内资源投入经济发展，美国就将重新考虑此前多次表示过的要不断缩减对台援助规模的打算，为台湾经济的加速发展制订进一步的专门援助计划。【注释：pang chien?kuo, stat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p.180-181; frus, 1958-1960, vol.19, p.643.】 尹仲容主持下的美援运用委员会很快做出反应，向经济合作署驻台分署署长赫乐逊提交了一份第三期四年经建计划的草案，附带提出对大量美援的申请。赫乐逊对这个计划的方向表示肯定，但认为内容过于宽泛而缺乏具体步骤，而且没有体现出"最大限度的自力更生"原则。在12月的一次午餐会上，赫乐逊向"经济部"和"财政部"官员"详细地解释了我们（美国驻台官员）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并指出我们希望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反应。"一星期后，美援会又向赫乐逊提交了经过修改后内容细致得多的四年经建计划草案，但赫乐逊仍然不满意。他告诉美援会，美国方面"希望看到关于中国政府更明确地表述其（在加速经济发展的计划方面）最大限度地做出努力而准备采取的具体步骤。"于是，尹仲容请求赫乐逊提出一份阐明美国方面具体意见的书面建议，"以便使他能够仔细地研究，并拿来给其他政府成员看。"【注释：frus, 1958-1960, vol.19, pp.643-644.】 尹仲容对改革的具体措施实际上早已有所擘划，此举显然是借力于美国援助机构，来加速他所主张的改革计划出台。【注释：在50年代中期，尹仲容就已提出1959年后被执行的与扩大出口有关的许多政策措施。haggard and pang, op.cit.，pp.72-73.】

结果，赫乐逊向美援会提交了关于"加速经济发展计划"的纲要。12月29日，美援会将这份纲要的译文呈送陈诚。在这个纲要中，赫乐逊指出计划的目标是，"在今后四五年内最大限度地推进合理的经济增长，创造未来的自促增长的条件，以便在军事装备和剩余农产品之外消除对援助的需要。"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赫乐逊就台湾当局所应该采取的行动提出八项建议：（1）在减少军事目的的资源投入方面采取"果断决定"；（2）为实现价格稳定实行紧缩性的财政和信贷政策；（3）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革除现存税收体制对企业构成的障碍；（4）实行统一的和符合实际的汇率，从而防止对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过度消费，鼓励出口，取消对私营企业和生产出口产品企业的歧视；（5）放松外汇管制，引入市场机制；（6）设立一个公用设施委员会，对公用设施进行有效的管理；（7）建立投资银行机制，简化投资手续，吸收社会闲散资金；（8）向私人业主出售公营企业。赫乐逊还指出，美国援助也要相应地作出调整。【注释：frus,1958-1960, vol.19, p.644; pang chien?kuo, op.cit.，pp.183-184.】

陈诚收到赫乐逊建议书的次日，即邀请赫乐逊和驻台"大使馆"代办雅格尔（joseph a. yager）前往商讨，与会的还有严家淦、尹仲容、李国鼎等人。二人在力陈采纳"加速经济发展计划"的必要性之余，赫乐逊还特别指出他的建议书并不代表华盛顿的指令，而是"大使馆"和经济合作分署以书面的和更具体的形式表达塞西奥访台时所提出的建议，目的在于加速经济增长和鼓励私人部门的发展并为此提供必要的援助。但他这次还是动用了"援助杠杆"：台湾当局应该"最大限度地自力更生"，美国将不事先确定将今后各年援助的实际数额，而是将最终视台湾当局在为私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方面所做出的业绩而定。陈诚在强调台湾当局困难的同时表示，美国提出的建议是一年前和杜勒斯的联合公报的自然发展结果，台湾方面原则上同意赫乐逊八点建议的内容。12月31日，赫乐逊和雅格尔向国务院提出建议：为了进一步推动台湾当局采取行动，应该在国务卿与驻美"大使"之间、驻台"大使"与之间安排高层对话，并从中寻求与台湾方面就美国所提出计划正式互换照会；在最近期则应该"将赫乐逊和尹仲容之间的信函往来作为致力于根据已在书面上达成的共识采取行动的恰当方式"。他们向上司表达了充分的乐观："我们感到这里的热情是真实的，我们必须积极地行动，以通过恰当的渠道保持和引导这种热情。"【注释：frus,1958-1960, vol.19, pp.645-646.】

1960年1月4日，赫乐逊的八项建议连同一份与之有关的备忘录被送交。7日，召集了由陈诚、张冲、严家淦、尹仲容、李国鼎等人参加的会议。听取了关于12月30日美合会议的背景、目标、结论及台湾的社会经济形势的汇报，陈诚尤其传达了美方在限制军费方面的坚决态度。时势使然，这次会议经首肯做出了将1961年的军费开支维持在1960年水平的决定，而且还对赫乐逊建议的总体精神和其他具体内容给予肯定和支持，这样最高领导集团终于正式确认了经济改革和政策转型的基本方向。作为对赫乐逊八点建议的正式回应，这次会议还指定尹仲容主持草拟财政经济改革的方案并负责具体实施。【注释：pang chien?kuo, op.cit.，pp.183-184.】 会议结束后的当日晚些时候，严家淦、尹仲容和李国鼎即与赫乐逊、雅格尔会面，通知他们已做出支持八点改革建议的决定。赫、雅二人认识到执行改革计划的"道路已被扫清"，向严、尹、李"在总统那里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注释：frus,1958-1960, vol.19, pp.648-649.】

尹仲容等人实际上认为赫乐逊八点建议尚不够全面，于是决定扩大财经改革的范围。这样塞西奥和赫乐逊的建议终于扩展为尹仲容的"19点财经改革措施"。这个文件容纳了八点建议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放松对经济的管制、鼓励出口、改进金融和税收体制、为私人企业和海外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以及平衡当局的财政收支；同时在下列方面增加了新的内容：鼓励储蓄和积累、建立"中央银行"制度、放松贸易管制、充分利用公营生产设施、调整公务员薪金制度，以及限制军费开支等。1月14日，尹仲容将阐明第三期四年经建计划（1961-1964）的目标、并吸收了"19点财经改革措施"内容的"加速经济发展方案"的正式文本送交赫乐逊，并在附信中通告说该方案已被"行政院委员会"通过，而且也在原则上肯定了"19点"。【注释：frus,1958-1960, vol.19, p.649, footnote 2.】 至此，台湾工业化战略转型大局已定，而且其基本政策框架也告形成。

剩下的是将改革措施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出于避免意见分歧和既得利益干扰的目的，陈诚责成享有充分独立性的美援会负责起草"奖励投资条例"。出于同样目的，陈诚将新成立的"工业开发与投资中心"设在美援会而不是其他机构之下。1960年6月2日，"行政院委员会"通过了"奖励投资条例"。【注释：haggard and pang, op.cit.，p.82; pang chien?kuo, op.cit.，p.189.】

在对台湾当局施加放弃和压缩军费开支压力的同时，美国开始加大促使其进行以出口扩张和发展私营经济为中心的经济"自由化"的推动力，这是台湾发展战略转型的之所以相对迅捷、平稳的重要原因。而外向型生产体制的迅速建立和顺利运行，又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相对成功为必要条件的。特别是台湾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基本上是以劳动力密集型轻工业消费品为方向和主要内容，这个选择不仅在当时是现实的和合理的，而且与当时建立的良好基础设施一道使后来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导向生产获得了一个与其基本方向相符的坚实基础。这一点可在与同样受到美国的援助和影响的韩国的对比中更清楚地看到。与在台湾一样，50年代美国在对韩国的援助中也强调发展轻工业基本消费品和基础设施以促使其实现经济的稳定和自给，但属意"北伐"的李承晚政权凭借其冷战中的有利政治地位，利用美国驻韩美军司令部和联合国朝鲜重建署（unkra）的矛盾，成功地抗拒了美国的压力，并保持了对美援运用的处置权，力求把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重点放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领域。【注释：尽管如此，韩国50年代中期在美国顾问坚持下建设的一批轻工业项目仍在60年代朴正熙出口生产体制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教国家的道路》，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2页。】 缺乏台湾那样运行良好的"跨政府关系"，或许可以被认为是韩国进口替代成效较差，而且发展体制转型伴随着剧烈的政治不稳定和政权更迭的重要原因。

美国之推动台湾发展战略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促进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名目之下进行的，而且后来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也把这一转型看作是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胜利，看作是对干涉主义政策的抛弃和真正的贸易自由化的开端。然而，台湾的出口导向体制与此前的进口替代体制之间有着根本的连续性，"自由化"的程度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其内容和方式也是具有高度的选择性的。【注释：有人甚至认为这不过是"伪自由化"。alice amsden, "taiwan?s industrial policies: two views, two types of subsidy," erik thorbecke & henry wan, eds., taiwan?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lessons on roles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boston: kluwer, 1999), pp.97-98.】 台湾经济官僚主张也可以说是一种渐进的经济自由化路线，这与在援助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已改弦更张了的美援机构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即使是断言美国援助推动了台湾自由化的雅各比也无法否认，美国援助机构在台湾的财政和货币领域里的影响是有限的，其对公营企业实施"非国有化"的劝告和压力也往往不能奏效。【注释：jacoby, u.s. aid to taiwan, pp.144, 147.】

出口导向体制的建立并未伴随着完全的自由贸易体制的建立，恰恰相反，进口替代体制下的进口控制和保护性关税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一位学者指出，60年代唯一具有实质意义的自由化步骤仅汇率改革一项。【注释：m. shahid alam, governments and marke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lessons from korea, taiwan, and japan (new york: praeger, 1989), p.4.】 而且，真正的汇率单一的外汇体制实际上直到1963年10月才告形成。【注释：haggard and pang, op.cit.，p.74.】 对进口的管制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下来，即所有的进口仍然要经过当局的许可证制度。台湾当局将进口商品按"禁止"、"控制"和"允许"三大类进行细致的划分，至1968年被"禁止"和"控制"的商品项目仍达4700多种，1970年又增加到4988种。【注释：maurice scott, "foreign trade," in walter galenson, ed.,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p.330.】 虽然对以生产出口产品为目的原料和设备的进口的限制相对宽松，但只有当某种原材料产品在岛内不能生产，或其国内市场价格超过同类进口产品的综合成本达到预先规定的比例（最初高达25%）时，台湾当局才会给这种产品的进口发放许可证。【注释：alam, op.cit.，p.55.】 而当局关于"自制率"（国产化率）的规章也反映了对进口的限制。【注释：scott, op.cit.，p.333.】 台湾的关税虽经数度调整，但在1973年之前总体上没有明显变化。所以，一位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也认为对台湾的"自由化"不应估计过高："自由化在1964年前后并没有真正启动，大多数的管制在1970年后仍然未被消除......。"【注释：scott, op.cit.，p.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