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论文例1

    苏联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扎根,有其社会的和文化心理的土壤,这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以及对国家乌托邦的想象。在苏联文学理论引入之前,存在着学习西方文明的五四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争取现代性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而被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运动取代。五四传统的中止,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中国,争取现代性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存在着冲突,由于中国的现代性缺乏本土文化传统的支援,只能从西方引进,而中国作为半殖民地,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进行反帝斗争。这样,就产生了历史的悖论:要建设现代性,就必须学习、引进西方现代文化,而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必须反对、批判西方现代文化。救亡的紧迫性,决定了中国由启蒙转入革命。五卅之后,中国的社会走向发生重大转折,现代性神话让位于国家乌托邦。历史在此处迂回。重建民族自信心,寻找一条中国化的革命道路,建立一个东方式的民族国家,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正当此时,苏俄这个新兴无产阶级国家正从东方冉冉升起,使他们从中获得革命的灵感。文学也开始了历史的迂回。从“革命文学”时期开始,苏联文学理论就涌入中国,拉普派的理论成为激进左翼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太阳社”的纲领。在苏联革命文学理论的指导下,对五四文学及其代表人物鲁迅、茅盾、胡适以及叶绍钧、冰心、郁达夫、周作人等人进行了批判,五四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其代表人物被指斥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革命文学论争以双方和解,共同接受苏联文学理论收场。这标志着五四开辟的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中止,由革命文学运动取而代之。左联成立之后,苏联文学理论全面引入,被苏联阐释了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等人的文艺思想得到大力译介和推广,很快取得在中国文坛的主导地位。苏联文艺理论的凸起和独霸,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需要密不可分。当时国民党虽然取得了国家政权,但在文化上依然遵循准儒家式的民族表述方式,既缺乏最广泛的民众基础,又无法提供关于国家未来的乌托邦式的想象空间,注定了其在意识形态争夺中的劣势地位。五四文学思想作为启蒙时代的历史回声,与新的历史要求发生冲突,它必然随着现代性的落潮而遗落在空漠的历史时空中。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已经难以承载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唯独苏联革命理论包括文学理论,凭借着本国的成功经验长驱直入,一路播洒国家理想主义的理想,适时填补了中国人的心理空缺,故而很快取得文化阵地的制高点。

    苏联文学理论是特殊地缘文化的产物,具有两重的文化身份。一方面,俄国文化受到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形成了认识论传统。欧洲文学传统包含人道主义和认识论两个方面。苏联文学理论继承了欧洲的认识论传统的“摹仿自然”说,经“别、车、杜”阐发,形成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认识”观点,后来在列宁的反映论的基础上,最终确立起“文学是现实的形象反映”的经典论断。反映论强调主体对现实的摹写和镜映,摒除主观性,突出文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俄国文化属于东方文化,带有“东方****主义”的特征。苏联文学理论继承了东方文化传统,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和教化作用,具有群体本位主义的性质。它提出文学对现实的反映是受历史条件、阶级条件决定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性。作家只有拥有正确的世界观、进步的阶级意识,才能如实地反映现实,揭示现实的本质,达到真实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论,它与反映论构成了内在的悖理。可见,苏联文学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认识论和意识形态论的二元论。苏联文学理论虽然继承了东方文化传统,中断了人道主义的西方文化传统,但又不可能完全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它潜伏在文学思想的深层,顽强地影响着文学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在“非斯大林化”以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得到肯定,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

    苏联文学理论的引进,颠覆了五四文学思想,使中国文学思想史发生重大转折。

    首先,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发生改变,由文学独立转向文学依附意识形态。五四文学虽然主张发挥文学的启蒙功用,但仍然反对“文以载道”,主张文学独立,“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苏联文学理论则强调文学属于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是革命的武器。

    其次,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新古典主义取代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并成为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欧洲新古典主义发生于17世纪,其历史任务是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提供想象,因此理性和规范成为其基本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于1934年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确立,它除了强调文学要真实地、历史地反映现实外,还突出了两个要点:其一,革命理想性,即用本质的、发展的眼光看待现实、描写现实,表现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体现更高的能动性和革命性。其二,意识形态教化性,即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和教育人民,增强人民对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胜信心,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可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文学的倾向性、革命性、典型性置于真实性、批判性、创作个性之上,脱离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体现了新古典主义的创作理念,属于特殊的新古典主义——革命古典主义

    最后,形成了文学大众化倾向。苏联文学理论为了革命的需要,提出文艺大众化策略。30年代左翼文学也开始深入探讨大众化问题。从形式上看,大众化问题讨论似乎延续了五四平

    民文学的思想,事实并非如此。五四平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士文学,其主体是城市平民知识分子。平民文学以城市平民为接受群体,开创了新的审美范式和新的雅文学传统。胡适提倡“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意在建立雅文学规范和雅语言规范。而左翼文学提倡的“大众化”实质上是一种“化大众”,借助俗文学的形式传达政治理念,达到教化大众的目的。

    苏联文学理论在左联时期的崛起,与民族国家想象密不可分。但那时并没有形成普遍的革命形势,因此苏联文学理论也没有成为全民族的文学思想。但随着抗战的爆发,内忧外患加剧了中国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迫切愿望和归属需求,民族主义情绪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大多数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愿意服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伟大使命,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去。于是,爱国主义的历史主题主导了文学思想的时代风潮,文学被加上了国家主义的重轭。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文学理论获得了空前的强化和普遍化。在抗日战争中,苏联文学理论实际上获得了合法性,取得了统治地位。苏联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诸如意识形态的文学观(演变为文学为抗战服务)、革命现实主义(演变为抗日

    的现实主义)、革命的大众文学(演变为工农兵文学)等,都成为文艺界和全民族的共识。

    二  苏联文学思想的中国化:毛泽东文艺思想

    前面已经说明,苏联文学理论具有认识论(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的二元化性质。而几千年来中国盛行的“文以载道”的文学思想,具有意识形态论的一元化性质。同时,中国革命更需要文学的鼓动、宣传,要求文学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载体。可见,苏联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传统之间存在差别,苏联文学理论的二元论体系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国情。于是,历史选择了苏联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即在革命形势下,对苏联文学理论进行改造,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学思想体系。毛泽东文艺思想由此诞生。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苏联文学理论的中国化产物。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修正了30年代前期引进的苏联文学理论,加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重组成带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学理论,并借助整风之机在解放区加以普及,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性。与苏联文学理论相比,毛泽东文艺思想加强了意识形态性、理想主义和民间化倾向。

毛泽东思想论文例2

许多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在年轻时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资产阶级的书籍，认真学习了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评论这一事实。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虽然毛泽东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毛泽东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24岁才知道马克思，从此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的历史并不能从此抽刀割断。事实上，毛泽东后来多次从“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点出发强调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性，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而且，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一种而传播进中国的，只是后来由于特定的政治时局的原因它才从西方文化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异质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它本质上是西方的，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西方，我们不能因为后来中西方的敌对关系而完全否定西方，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入侵”中国，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自古以来自尊自强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伤害至今犹存，以至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外交上的敏感问题。另一方面，洋枪、洋炮、洋文化又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冲击、挑战、机遇，中国被迫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以至最后向现代转型。对于后一方面，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我们过去对这一问题重视得很不够。其实，西方对中国的“正面”影响远大于它的“负面”影响，中国人一方面仇视西方，但另一方面又很理智地承认西方的先进并勇敢地向它学习，这正是中国民族精神中最可贵的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思想。所不同的是，它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和批判精神，与当时西方主流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迥异，所以我们后来把它作为异质思想。其实，它根本就不是异质思想，不论是从理论根源上还是从实践根源上，它都是来源于西方本身。马克思着作中大量涉及西方的文化、哲学、经济、政治、历史等，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最先进、最科学的学说，是西方各种学说的集大成。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深厚的西方文化、哲学、历史等多方面的修养，毛泽东能读懂马克思的着作吗？他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吗？

绝对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毛泽东思想不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它不可能土生土长。同样可以说，没有近代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最初的对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接受，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如果把毛泽东思想比作一座冰山，可以说，海面上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海面以下的绝大部分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各种思想。海面以下潜藏的部分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却是海面以上突出部分的基础。

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割裂毛泽东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客观的。西方种种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之巨大，恐怕毛泽东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了。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层的、藏匿的、异常复杂的，一旦接受，根深蒂固，是很难像洗去身上的污垢那样很容易洗去它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期影响毛泽东的行为，不仅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毛泽东晚年还说：“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注：转引自迪克·威尔逊：《历史巨人毛泽东》，493页，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正是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哲人和西方历史引导毛泽东走出传统，面对西方，奠定了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说明，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把毛泽东推向革命，而恰恰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引导他走向革命。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把以前所接受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放弃了，文化思想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复杂的文化思想问题更多地遵循的是辩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这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一再强调的观点。毛泽东是在24岁时即到北京后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以后终身信奉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他的思想领域中就只有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文化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占有同样的地位，所不同的只是，他对二者的态度截然不同。早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他就一方面深受陈独秀、李大钊两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罗素、杜威、胡适、蔡元培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影响。罗素、杜威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胡适、蔡元培是当时非常有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读书活动，可以看到，毛泽东童年时代主要读的是中国古代的书，晚年“返老还童”，再一次主要是读中国古代的书，所不同的是，童年主要是学习，晚年则主要是欣赏。而毛泽东人生的中间时段一直没有停止过读西方的书籍，长沙时期是这样，延安时期是这样，建国后同样是这样。“毛泽东更多的涉猎西方哲学书籍，当是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在1965年8月5日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他读过古希腊名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着作。他还说，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列宁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注：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695页，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毛泽东思想论文例3

许多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在年轻时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资产阶级的书籍，认真学习了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评论这一事实。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虽然毛泽东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毛泽东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24岁才知道马克思，从此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的历史并不能从此抽刀割断。事实上，毛泽东后来多次从“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点出发强调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性，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而且，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一种而传播进中国的，只是后来由于特定的政治时局的原因它才从西方文化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异质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它本质上是西方的，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西方，我们不能因为后来中西方的敌对关系而完全否定西方，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入侵”中国，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自古以来自尊自强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伤害至今犹存，以至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外交上的敏感问题。另一方面，洋枪、洋炮、洋文化又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冲击、挑战、机遇，中国被迫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以至最后向现代转型。对于后一方面，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我们过去对这一问题重视得很不够。其实，西方对中国的“正面”影响远大于它的“负面”影响，中国人一方面仇视西方，但另一方面又很理智地承认西方的先进并勇敢地向它学习，这正是中国民族精神中最可贵的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思想。所不同的是，它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和批判精神，与当时西方主流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迥异，所以我们后来把它作为异质思想。其实，它根本就不是异质思想，不论是从理论根源上还是从实践根源上，它都是来源于西方本身。马克思著作中大量涉及西方的文化、哲学、经济、政治、历史等，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最先进、最科学的学说，是西方各种学说的集大成。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深厚的西方文化、哲学、历史等多方面的修养，毛泽东能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吗？他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吗？  

绝对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毛泽东思想不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它不可能土生土长。同样可以说，没有近代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最初的对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接受，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如果把毛泽东思想比作一座冰山，可以说，海面上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海面以下的绝大部分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各种思想。海面以下潜藏的部分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却是海面以上突出部分的基础。  

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割裂毛泽东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客观的。西方种种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之巨大，恐怕毛泽东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了。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层的、藏匿的、异常复杂的，一旦接受，根深蒂固，是很难像洗去身上的污垢那样很容易洗去它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期影响毛泽东的行为，不仅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毛泽东晚年还说：“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注：转引自迪克·威尔逊：《历史巨人毛泽东》，493页，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正是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哲人和西方历史引导毛泽东走出传统，面对西方，奠定了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说明，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把毛泽东推向革命，而恰恰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引导他走向革命。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把以前所接受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放弃了，文化思想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复杂的文化思想问题更多地遵循的是辩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这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一再强调的观点。毛泽东是在24岁时即到北京后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以后终身信奉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他的思想领域中就只有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文化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占有同样的地位，所不同的只是，他对二者的态度截然不同。早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他就一方面深受陈独秀、李大钊两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罗素、杜威、胡适、蔡元培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影响。罗素、杜威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胡适、蔡元培是当时非常有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读书活动，可以看到，毛泽东童年时代主要读的是中国古代的书，晚年“返老还童”，再一次主要是读中国古代的书，所不同的是，童年主要是学习，晚年则主要是欣赏。而毛泽东人生的中间时段一直没有停止过读西方的书籍，长沙时期是这样，延安时期是这样，建国后同样是这样。“毛泽东更多的涉猎西方哲学书籍，当是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在1965年8月5日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他读过古希腊名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还说，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列宁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注：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695页，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毛泽东思想论文例4

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方面阐述了文化的本质：“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且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本文主要是从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的来源、涵义探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巨大作用。

一、文化大众化思想的来源

（一）理论来源

毛泽东作为思想文化方面的大家，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颇有研究，无论四书五经还是二十四史，包括四大名著他都有涉猎。在这些古籍中，毛泽东最经常引用《孟子》、《论语》中的语句和典故。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影响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更是一种高级的文化形态，它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功能及产生、发展的规律。文化属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对文化进行了科学定义。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资本主义文化，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要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且中国当时的经济濒临崩溃，这样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文化必须走大众化的道路。这条道路要求我们不能全盘否定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二）实践来源

关于文化大众化的讨论和实践首先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运动，这一运动主要是为了改变中国传统文化贵族化的状态，使之在各个方面更符合民众，更贴近社会，拉开了中国文化大众化讨论的序幕。此后进行的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讨论则更进一步推动了文化大众化观念的向前发展，而成立于1930年的左联促使了文化大众化讨论的全面展开。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大众化从一种文化活动上升为抗日救国运动，一大批弘扬民族精神、宣扬爱国主义的文学作品涌现出来。1936年由共产党文化界人士掀起的新启蒙运动，使文化大众化讨论更加深入，围绕着文艺为谁服务这条主线，致力于分析如何实现文学对大众的宣传、教育和动员。毛泽东认为，关于文化大众化的讨论对当时的人民群众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他也是通过对这种讨论的关注逐步形成了他的文化大众化思想。

二、文化大众化思想的涵义

（一）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实践是文化的基础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文化作为意识形态而存在是对客观现实生活的反映，因此文化的根源就是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实践，“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也就是艺术源于生活。“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文学艺术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生活中的东西进行加工、修饰、提炼，创作反映人民群众生活实践的文艺作品。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工作中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从人民的角度出发，才能创作贴近人民生活的作品；还应具备正确的态度，由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特点，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注意工作方法，长期耐心地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素质。

（二）文化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法可知，文化产生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同时文化又服务于人民群众，换句话说就是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文化需要，并且决定了文化按照他们的需要而服务，最终又服务于人民大众，满足他们的精神生活需要，只有做到文化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才能实现其自身价值。对于广大文艺工作者来说，就是工作对象的问题，即“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立场问题。在当时来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就是要为四种人服务，即工人、农民、人民武装队伍、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这四种人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然而，不少文艺工作者出身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创作作品时尚未完成从有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变，作品中带有不少剥削阶级的色彩，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大部分出身于农民的工人阶级也没有文化，因此，革命文化就要成为包括前面提到的四种人在内的人民大众的文化。

三、文化大众化思想的现代启示

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仍然要沿着文化大众化的道路前进，要深刻体会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的基本内涵，（下转81页）（上接79页）并结合时代特征指导实践。

（一）文化要倡导人民民主，体现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真正实现权利为人民所有，这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否定，它第一次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实现了人类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因而社会主义的文化必然体现民主精神。“民主精神是指一种文化在社会政治生活和公众生活中所具有的以人民为主体、以公意为依归的精神品质”。如果说封建剥削制度反映的是一种专制的精神，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反映的就是一种民主精神，社会主义的文化必然是大众化的文化。它鼓励人民群众追求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人民有各种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等的自由权利，“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对文化大众化思想的最好解释。

毛泽东思想论文例5

一、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由人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构成的实践活动，文化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以人类本身的进化发展来说明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进一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人类拥有的文化越多，越脱离必然王国而越接近自由王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论证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既充分肯定了物质生产的终极决定力量。又充分肯定了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力量。实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奠定了他们在科学史上的不朽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至理名言深刻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是对精神文化重要作用的高度褒奖。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重视文化建设，坚持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艰巨的文化建设任务，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长期统治中国的目的，在其占领区内，建立奴化教育的统治机构与制度，提倡与利用中国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培植为他们奴役中国人民服务的奴化文化。这种文化奴化政策，消弭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精神，加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因此，为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实现国家解放民族独立，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必须组织起革命文化大军，用革命文化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文化。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文化斗争，是没有硝烟的斗争，是另一条革命的战线，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共产党既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军事大军，又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从文武两条战线展开斗争，使日本侵略者，不仅在军事上遭到打击，在精神文化上也要遭到打击，加速其失败，文化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在毛泽东看来，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不仅仅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的需要，而且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目标之一，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需要。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在毛泽东所设想构建的新中国里，文化具有重要位置，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文化任何社会都是建立不起来的，文化与政治、经济三位一体，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再次把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确立为未来新中国的基本目标之一，强调“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毫无疑问，文化建设是毛泽东所追求和确立的国家建设重要目标之一。

二、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以其特定的指导思想为核心，从而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历经百般挫折、千辛万苦的历史必然。近代以来，面对中华民族文化危机，中国的仁人志士不断努力探索文化启蒙与文化复兴的道路。从洋务派对器物文化的青睐，到维新派对政治文化的关注，再到新文化运动对观念文化的变革；从“中体西用”，到“西体中用”，再到“中西综合”；从文化保守主义，到文化自由主义，再到文化激进主义等等，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启了中国新的文化自觉之路，执著地探索着一种新型现代文化，期间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始终没有找到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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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它的失败是必然的。”“五四”运动催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思想的首次大解放，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以后，面对各种社会思潮和救国学说，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在比较中甄别，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俄国人的道路是没有办法后的唯一正确道路，于是他们决心向俄国人学习，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口’开辟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道路。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

马克思主义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使中国革命和思想文化建设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和《辩证法唯物论》等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正确的科学理论，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辨证法唯物论。继承了过去文化之科学的遗产，同时又给此种遗产以革命的改造，形成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正确最革命最完备的、哲学的科学”。“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毛泽东指出，“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为了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号召广大文化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是文化建设的生力军，学习、坚持马克思主义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僵化呆滞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应当与具体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应当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是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开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还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又一次深入表达了这一重要论点：“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她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人们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本身即是一套科学文化理论体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重要表现，也是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源头，它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不会因时代变迁而过时，但她的具体应用一定要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着的文化建设。

三、文化建设的方针原则

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建设和发展文化，文化工作者应当坚持什么样的原则投身文化建设，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文化等一系列文化建设中的具体问题，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毛泽东也进行了深入思考，作了多方面论述，形成了抗战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原则和基本方针，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重要来源。

第一，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既紧密联系又不断发展、既相互包容又不断扬弃的进步过程，既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自然界和社会，也不存在突然降临的自然界和社会。以此来考量文化建设，既不能割断历史，抛弃先人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更不能自命不凡，闭门杜撰一套所谓的文化思想体系，文化建设必须广泛汲取一切有益的人类文化遗产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发展创新。列宁在谈到对传统文化继承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毛泽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主张文化建设需要在批判基础上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各种形态的文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指出“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如何正确对待外国先进文化作了深入论述，“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转贴于

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和主张是十分理性、十分科学的，充满了辩证法思想，贯穿着实事求是精神。吸收西方先进文化不是“全盘西化”，对当时社会上的“全盘西化”思潮，毛泽东给予了坚决抵制，明确告诫大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历史发展的事实充分说明，“言必称希腊”，无异于“数典忘祖”不可取；“一头扎进故纸堆”，类似于“墨守陈规”不足用，只有“沟通中西”、“贯通古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最可行。

第二，坚持文化为抗战胜利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作为对人类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反映，文化建设有着鲜明的政治性，是从属于一定阶级、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战胜敌人，必须动员广大文化工作者，建设抗哉文化，必须为最广大人民大众服务，使他们理解革命、支持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那么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毛泽东深刻指出，人民大众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军。他们是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对于“文化为什么人服务”这一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邓小平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过程中给予了高度肯定，他强调“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实践证明，由毛泽东首创的文化工作者的“二为”方向，今天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已经深入广大文化工作者的人心，成为他们的价值追求。

第三，坚持大力发展教育，扫除文盲。文化建设，从本义上来说就是要以文化人，其基础则是人民大众要有知识，有文化。早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执行苏维埃的文化教育政策，开展苏维埃领土上的文化革命。用共产主义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增加革命战争中动员民众的力量，同样是苏维埃的重要任务”。至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虽然拥有了相对稳定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但这些地区基本上是经济文化落后地区，许多农民目不识丁。在陕甘宁边区“许多贫苦的农民，简直是几辈子不识字，”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进行文化建设首先必须普及教育。扫除文盲。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因此全民族的第十个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必要的课程，“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后代”，“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之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1941年5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甚至他对教育提出了更细的要求，主张要一个村办一个小学，要编一些关于生产知识等方面的书，作为教材，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在毛泽东看来，通过教育，我们可以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无疑是非常远见卓识的。

普及文化，发展教育，扫除文盲，领导干部应当带头。针对共产党的干部尤其是中下级干部多数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低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强调，“一切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而共产党的干部缺乏理论，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则是不可能的。为了促使党的干部学习文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941年5月中央决定，每年的5月5日，即马克思的诞生日为学习节，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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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下，一个学习文化、学习理论的热潮，在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勃然兴起。

四、文化建设的人才队伍

从最初的本源上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由优秀知识分子创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知识分子不仅推进着人类文化从农耕时代走向工业时代，而且也推动着人类文化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进化。列宁曾说过：对知识分子和人才，“他们的知识、经验和劳动却是我们需要的，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能真正掌握旧社会所创造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文化。抗战时期，毛泽东在总结实际经验并吸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国情及知识分子的实际状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知识分子的重要论断，强调知识分子是革命不可分割的力量，文化建设必须依靠知识分子，必须组织起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

知识分子是革命不可分割的力量，是团结和依靠的对象。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重要作用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升。1942年5月，他在《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有文人，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专门的文学家、艺术家，”“我们的同志，在军队、政府、教育、民运、党务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学艺术工作者，不论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要采取欢迎的态度，恰当的态度，对他们的缺点要采取原谅的态度。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这里，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出了知识分子是革命不可分割的力量，离开知识分子，中国革命是不能取得胜利的。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再次发展了他对知识分子重要性的认识，指出“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这里，毛泽东指出了知识分子是新社会的主人，新社会建设需要他们，依靠他们，其情之深、意之切跃然纸上。

知识分子是文化建设的主力军，文化建设必须依靠知识分子。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教育落后，文化不发达，知识分子数量本身就很少，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就显得愈加珍贵。只有破除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进入革命的队伍，才能完成艰巨的文化建设任务。毛泽东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无容置疑，在毛泽东看来，为夺取抗战的最终胜利，必须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必须团结和依靠知识分子。如果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与知识分子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么，事情就好办了”。对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离开了知识分子，共产党的事情就不好办，政治上的事情不好办，军事上的事情不好办，文化上的事情更不好办。在文化建设中，知识分子居于主导地位，广大工农干部应当依靠他们，欢迎他们，应当向知识分子学习，请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工人阶级应欢迎知识分子帮助自己，绝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

知识分子必须投身革命实践，与工农兵相结合，才能产生巨大力量。一般而言，知识分子是掌握有较多文化知识的劳动者，然而。由于长期的书斋生活和不良习惯势力影响，在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中。存在着轻视生产实践、轻视劳动人民的情况。对此，毛泽东把这些知识分子成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把他们转化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呢?毛泽东指出：“惟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反之，如果“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知识分子只有深入到人民群众的实践生活中才可创作出更好的文化作品，“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火热的实践生活，广大的工农兵和人民群众，是知识分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五、文化建设的领导力量

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政党和文化建设领导权之间有天然的内在联系，无论是革命党或是执政党，都十分希望能够获得文化建设的领导权。对革命党来说，掌握文化领导权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需要；对执政党来说，掌握文化领导权是巩固执政地位的需要。抗战时期，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也不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其前身是旧民主主义文化，其未来是社会主义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从属于世界社会主义文化范畴，是为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因而，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明确定义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些表述逻辑地指出了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及为什么要领导文化建设。共产党要领导好文化建设，必须废除一度在党内颇为盛行的“洋八股”、“洋教条”。毛泽东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些重要论述，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毛泽东对五四运动前后文化革命和发展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总结，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转贴于

毛泽东思想论文例6

苏联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扎根，有其社会的和文化心理的土壤，这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以及对国家乌托邦的想象。在苏联文学理论引入之前，存在着学习西方文明的五四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争取现代性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而被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运动取代。五四传统的中止，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中国，争取现代性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存在着冲突，由于中国的现代性缺乏本土文化传统的支援，只能从西方引进，而中国作为半殖民地，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进行反帝斗争。这样，就产生了历史的悖论：要建设现代性，就必须学习、引进西方现代文化，而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必须反对、批判西方现代文化。救亡的紧迫性，决定了中国由启蒙转入革命。五卅之后，中国的社会走向发生重大转折，现代性神话让位于国家乌托邦。历史在此处迂回。重建民族自信心，寻找一条中国化的革命道路，建立一个东方式的民族国家，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正当此时，苏俄这个新兴无产阶级国家正从东方冉冉升起，使他们从中获得革命的灵感。文学也开始了历史的迂回。从“革命文学”时期开始，苏联文学理论就涌入中国，拉普派的理论成为激进左翼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太阳社”的纲领。在苏联革命文学理论的指导下，对五四文学及其代表人物鲁迅、茅盾、胡适以及叶绍钧、冰心、郁达夫、周作人等人进行了批判，五四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其代表人物被指斥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革命文学论争以双方和解，共同接受苏联文学理论收场。这标志着五四开辟的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中止，由革命文学运动取而代之。左联成立之后，苏联文学理论全面引入，被苏联阐释了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等人的文艺思想得到大力译介和推广，很快取得在中国文坛的主导地位。苏联文艺理论的凸起和独霸，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需要密不可分。当时国民党虽然取得了国家政权，但在文化上依然遵循准儒家式的民族表述方式，既缺乏最广泛的民众基础，又无法提供关于国家未来的乌托邦式的想象空间，注定了其在意识形态争夺中的劣势地位。五四文学思想作为启蒙时代的历史回声，与新的历史要求发生冲突，它必然随着现代性的落潮而遗落在空漠的历史时空中。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已经难以承载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唯独苏联革命理论包括文学理论，凭借着本国的成功经验长驱直入，一路播洒国家理想主义的理想，适时填补了中国人的心理空缺，故而很快取得文化阵地的制高点。

苏联文学理论是特殊地缘文化的产物，具有两重的文化身份。一方面，俄国文化受到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形成了认识论传统。欧洲文学传统包含人道主义和认识论两个方面。苏联文学理论继承了欧洲的认识论传统的“摹仿自然”说，经“别、车、杜”阐发，形成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认识”观点，后来在列宁的反映论的基础上，最终确立起“文学是现实的形象反映”的经典论断。反映论强调主体对现实的摹写和镜映，摒除主观性，突出文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俄国文化属于东方文化，带有“东方****主义”的特征。苏联文学理论继承了东方文化传统，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和教化作用，具有群体本位主义的性质。它提出文学对现实的反映是受历史条件、阶级条件决定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性。作家只有拥有正确的世界观、进步的阶级意识，才能如实地反映现实，揭示现实的本质，达到真实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论，它与反映论构成了内在的悖理。可见，苏联文学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认识论和意识形态论的二元论。苏联文学理论虽然继承了东方文化传统，中断了人道主义的西方文化传统，但又不可能完全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它潜伏在文学思想的深层，顽强地影响着文学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在“非斯大林化”以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得到肯定，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

苏联文学理论的引进，颠覆了五四文学思想，使中国文学思想史发生重大转折。

毛泽东思想论文例7

 

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根据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文艺实践发展的新要求，把文艺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结合起来，形成邓小平文艺理论的集大成之作。邓小平文艺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既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与时俱进的，它既总结了过去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文艺工作经验与教训，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对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新方针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建国后十七年中，党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观点，并进一步提出“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这些观点确实在特定时期发挥了作用，但建国后随着我国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以及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再继续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观点和口号，其结果必然使文艺成为政治的工具和附庸，忽略文艺独有的特性和创作的特殊规律，限制和阻碍文艺多种多样社会功能的发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哲学论文，邓小平根据我国新时期的新形势和新特点，明确提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借口。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其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之后，邓小平根据我国新的历史条件，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实际情况，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内涵扩展为“为人民服务”；他还根据我国社会生活“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将文艺工作一度出现的“为阶级斗争服务”改变成“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裂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在强调“二为”方向的同时，邓小平一再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化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他指出：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占有自己的位置核心期刊目录。

二、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新任务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国社会关键词》中，对文艺工作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他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各条战线的干部和群众，都要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哲学论文，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者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因此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赏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历史性创造活动。邓小平提出的这些基本要求，构成了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基本任务。这一基本任务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既要满足人民的文化娱乐和各种审美需要，又不能脱离时展的中心任务。

三、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标准的新内涵

毛泽东在《讲话》中把衡量文艺作品是非优劣的标准归结为“一个政治标准，一个艺术标准”，但是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变化和发展，衡量文艺作品是非优劣的政治和艺术标准也必然随之不断变化。为此，邓小平把毛泽东过去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修正为“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去评价”的批评标准。

就政治标准来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因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也就相应地成为衡量当代中国文艺作品的是与非的最大最根本的政治标准。正如邓小平说的“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一切工作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就艺术标准来说，邓小平根据文艺创作的规律，把深刻的艺术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起来作为衡量文艺作品优劣的艺术标准。在艺术内容上，他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生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在艺术形式上哲学论文，邓小平指出：“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取、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新时期文艺发展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符合文艺创作的规律，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文艺创作水平的提高。

四、阐述了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新方法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如何领导好包括文艺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也是十分普遍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我国新生的人民政权尚不巩固的情况下，对意识形态领域严格管理，甚至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行一定的控制是必要的。但是在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心任务的情况下，在共产党长期执政和政权比较巩固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应该采取新的方法。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呢？邓小平在正确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主要矛盾、根本任务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础上，根据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提出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方法，作出了符合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他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地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他还从正确认识文艺创作的特殊性出发，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首要的是对文艺工作思想上的领导，帮助文艺工作者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保证文艺沿着“二为”方向前进。这种领导不是横加干涉核心期刊目录。他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他特别尖锐地指出：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物的反面。怎样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邓小平指出：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来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繁荣文艺的条件；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文明地、平等地交换意见；党组织严格对党的文艺工作者的要求哲学论文，不允许任何人自视特殊等。他认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不是包揽政府文化部门和群众文化团体的业务工作，主要的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领导者要不断探索领导文艺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在第四次文代会之后，在邓小平文艺理论的指导下，1980年代我国文学艺术界迎来了创作的春天，文学和电影的创作成就和影响尤为突出。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根据茅盾生前遗愿，为鼓励长篇小说创作，在1981年设立了当时我国文学家最高文学大奖—茅盾文学奖，《芙蓉镇》《李自成》《将军吟》《东方》《冬天里的春天》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中国电影最高专业性大奖—金鸡奖也在同年设立，与1979年恢复的《大众电影》百花奖一道成为中国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电影大奖。《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庐山恋》《邻居》《喜盈门》等一批深受人们喜爱的电影获得了大奖。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又获得了新的丰富和发展，包括文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迎来了一个又好又快发展的春天。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研究部署文化改革繁荣发展问题，并且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1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放歌的历史责任；始终坚持锐意创新，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推进文化创造的历史责任；始终坚持德艺双馨，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弘扬文明道德风尚的历史责任。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思想论文例8

【关 键 词】毛泽东思想/研究特点/发展趋势 

Maozedong Thought/characteristic of study/trend of development 

【 正 文】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为纪念这位伟人，我们对近20年来我国学者开展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本状况、发展阶段，以及当前研究的特点、在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作一概述。 

一、近20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本状况 

20年前，研究者还难以把握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学术研究一度让位于政治评论。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形成和发展、科学体系等作了科学的论述，它标志着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真正突破，也使毛泽东思想研究进入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学术境界。 

首先，表现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和党的重要文献陆续出版。自1983年以来，相继出版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上下册）《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哲学批注》《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总计700多万字，为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打下了基础。同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任弼时、张闻天、董必武、彭真、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和党的重要文献陆续出版，也为研究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及其发展提供了条件。 

其次，表现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多层次地普遍展开。此间，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专业学术队伍渐次形成，有关的论文和著作，除少量的宣传、阐释及教科书之外，绝大多数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或探索性。就内容来看，既有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研究，也有对毛泽东哲学、伦理、教育、文艺、军事、经济等思想的深层次研究；就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来看，既有通史式的透视、断代史式的剖析，也有就部分专题而展开的纵横结合的考察。  http://so.lwwzx.com

再次，表现为学术团体和专业研究刊物的不断涌现。全国性和各省市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术团体相继成立，高校为本科生或研究生开出了《毛泽东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等课程，一些研究机构相继创办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毛泽东思想论坛》《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后两种现已停刊）等刊物。 

毛泽东思想研究在社会科学学科林立的情况下，成为独立特色的独立科学，且具有国际影响。近20年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专著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结合起来，围绕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出现的新情况进行理论思考。研究者的笔触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从新的角度发掘毛泽东思想中具有重要价值、需要继续发挥的东西；二是毛泽东思想在当前的运用和发展，对现实具有重要指挥意义和起借鉴作用的东西。在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做出科学准确评价之基础上兴起的新时期毛泽东思想研究，由于学术禁区的不断被打破、专业研究者学术心态的日趋自由和宽松，20余年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

 

二、近20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思想论文例9

生态环境是我们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整体布局，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基本条件，又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研究毛泽东生态思想的理论价值，对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生态思想的科学内涵

毛泽东生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历很长的历史阶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如何认识、改造、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从而改善中国人民生产生活环境的理论思想。虽然受到不同历史时期革命和建设时代主题的影响，实践的情况不一，但是这些思想的确为当时的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强有力地指导。

从纵向发展上看，毛泽东生态思想涵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时期，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结合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国情，汲取中国传统文化而形成的对中国生态问题的深刻认识。从经验层面上看，研究毛泽东生态思想是为了为解决当前我国的生态问题提供具体的对策；从理论层面看，毛泽东生态思想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生态思文明论体系；从文化角度来看，毛泽东生态思想研究重塑了人们道德伦理观念，唤醒了人类的良知，提高了全人类的思想觉悟，为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从毛泽东生态思想的初衷上来看，毛泽东的关于生态保护的思想理论既包括以改善自然环境的目的生态论述，又包括不以改善生态环境为目的的其他的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作用的经济、军事、文化、政治工作和教育、政策和策略方面的论述，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生态思想论述，显然都对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了推动作用，也显然应该被看成是毛泽东生态思想的重要内容。从内容上看，毛泽东生态思想主要包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论述、关于节约思想论述、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关于保护自然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思想论述等方面的理论。

那么究竟什么是毛泽东生态思想呢，笔者认为，毛泽东生态思想就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为了满足革命、建设的需要，毛泽东提出的旨在保护自然环境，改善人类生存自然环境为目标的一些列主张、观点、指示等思想和实践的总合。毛泽东的生态思想有的已经付诸实践并取得很多成果，有的则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只停留在想法阶段，但不论是那种形式，都构成了毛泽东生态思想的重要组成，同样也为今天的生态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二、毛泽东生态思想的理论价值

1.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国家领袖，毛泽东生态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毛泽东生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生态环境客观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生态思想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生态观思想同时，参考了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情况，他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建设的原则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产物；另一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相比，毛泽东生态思想更加容易在革命和建设中进行实践。毛泽东生态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结合中国生态环境现状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客观实际提出的生态思想，而且毛泽东生态思想不仅体现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论述，更是在生态建设的具体方面提出了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性的指导意见及办法。

2.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

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中国化理论成果，毛泽东生态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毛泽东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是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思想基础，而毛泽东思想关于政治思想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学说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毛泽东生态思想中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前提之一。从范畴上来看，二者以交叉的形式存在。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而必须把两者看成是有机整体。

首先，毛泽东生态思想与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毛泽东的生态思想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和建国之后经济建设状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中国的创新应用。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如何缩短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水平之间的差距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中国的时代主题，那么在考虑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意中国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生态问题和潜在的生态危机，这就让毛泽东对中国的生态现状重新进行思考。当时的毛泽东认为，离开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中国的经济建设将遭遇巨大阻力，而离开了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正是在毛泽东生态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国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中国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其次，毛泽东生态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补充。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奠基人，毛泽东的思想囊括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然而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势必在毛泽东理论中有所体现，这些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具体体现，就是毛泽东生态思想的有机构成。换一种说法，毛泽东的生态思想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内涵，它使毛泽东思想向更广泛的领域延伸。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世界观还是方法论，在毛泽东的生态思想中都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再次，深刻把握毛泽东生态思想必须扭转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绝对对立的错误认识。长期以来，我们都对生态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着一定误区，人们往往认为，保护环境就不能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势必会造成环境污染，认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是绝对的矛盾关系。然而要想真正的理解毛泽东的生态思想，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生态观、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因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强调的是“人的自然”，这种人的自然思想势必包含着生产力的发展，换句话说完整的自然界必然包括人类，而经济的发展又是人类生存的客观物质保障，因此，真正的马克思生态思想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是历史前进永恒的主题。而毛泽东生态思想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生态观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而且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把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结合，这不仅让人们认识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完全能够进行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在客观上保护了中国的生态环境，更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源泉。

3.为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的发展战略中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现实角度来讲，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环境，那么到底为什么要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生态环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在什么样的理论下来指导呢？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并且回答的理论问题。毛泽东生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的优秀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源泉，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着强有力的指导，研究毛泽东生态思想无疑是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生态思想内涵的最直接的途径。

毛泽东思想论文例10

正确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必须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摆正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位置，正确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并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毛泽东使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没有毛泽东，“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48～149页。）。“中国出了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注：《******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上册，22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毛泽东的伟大功勋永远不可磨灭。

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同任何人一样，也有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主要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在正确评价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时，也要毫不含糊地批评他的错误，但必须要做到实事求是，要摆正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位置，不能以偏代全，“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01～302页。），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不可等量齐观，更不可本末倒置。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代表和象征，也制止过一些具体错误，提出过一些闪光的思想，如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等，维护着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能因为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否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一切，也不能把所有的错误责任全推到他一人身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及时有效地进行了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工作，恢复了毛泽东正确的政策，纠正了他的错误的理论，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使党的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2、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正确处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的关系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承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不矛盾。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涵义的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作了明确的规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准确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就知道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指科学的理论体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后者是指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既然是个人的思想，就会有正确的、错误的、科学的、不科学的。尽管毛泽东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说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个人全部结论和个人观点的总和。只有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而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毛泽东的言论和观点则不属于此列。区分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就会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就不会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贬低、否定毛泽东思想。

3、完整把握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避免割裂、简化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严密完整、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它贯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实践领域，它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列主义。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理论也相当丰富，如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把毛泽东思想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只适合战争和革命年代而不适合和平与发展时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错误的。

当然，任何真理都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毛泽东思想毕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成果，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毛泽东思想，才能更好地坚持毛泽东思想。

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但有些人只认同接受毛泽东关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理论，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却颇有微词，或认为毛泽东不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或认为毛泽东经济建设的理论未能变为现实而无指导价值。对此，我认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毛泽东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生产力飞速发展、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他说，如果你搞了五六十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思路相当清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267～268页。）毛泽东这一理论为党的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党的八大第一次较为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八大后，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指出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77页。）。于是，全党工作重心在八大后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2、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一次性的行动，不是几次“跃进”就能解决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他根据生产力和人民富裕程度的定量考察来研究建成社会主义的阶段特征问题，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注：《毛泽东着作选读》（下册），827页。）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想法，1963年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时提出了“两步走”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3、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提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400页。）。毛泽东探索出的这条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道路既不是通过“羊吃人”的方式把农民逼为雇佣劳动者来发展工业化的西欧式工业化道路，也不是通过损害农业和农民利益来实现工业化的苏联、东欧式工业化道路，而是一条既能实现工业化，又能发展农业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不仅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还开创了世界上第三条工业化道路。

4、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毛泽东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先驱，他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构想。主要有：

①保存和发展一些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毛泽东知道上海、天津出现一些“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后明确指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设私营工厂，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把他的这个设想称为“新经济政策”。

②冲破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模式，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允许地方和企业搞一些“独立王国”，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

③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阶段。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④创造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三结合。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没有能在毛泽东时代开花结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艰辛探索。因为他们的探索不仅使中国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避免了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而且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分别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纠正了毛泽东那些不切实际或错误的理论，继承了毛泽东正确的思想，把毛泽东当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愿望逐步变成了现实。

三、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他是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的。它们在观察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上，在关于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上，在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实现使命的基本原则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因此，毛泽东思想决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思想体系，而是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没有提供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是发展的科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之一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变化的新特征相结合，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坚持、继承马列主义，不是固守马列主义的个别结论，而是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具体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高度求实的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原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