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管理论文例1

关键词洪灾保险；供给；博弈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洪水灾害尤为严重，洪水灾害损失巨大。据水利公报统计，进入21世纪后，截至2007年底，我国洪水灾害损失金额年均达1038亿元左右，政府救灾补助金额支出年均达47.5亿元左右，看似巨额的政府救灾补助金额在天文数字般的洪水灾害经济损失面前却是杯水车薪。如2006年湘南洪灾中，保险补偿比例仅为总损失的1.5％，而世界平均值为36％，美国更是高达50％以上。湖南洪灾中绝大部分是受灾农户没有投保家财险及其他农业保险，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只能依靠自身力量和政府救助。从财务的角度，个人对付灾害的最好办法是参加保险。但是，从我国实际来看，我国家庭以及个人参加保险的积极性不高。如2008年初冰冻灾害发生后，保险赔付金额也不足损失总额的1.5％。

更糟糕的是，巨灾保险需求不足，供给同样也是不足的。2007年，我国的非寿险密度仅为25.5美元，全球平均249美元，亚洲平均739美元。另外，我国保险业的承保能力不强，我国2007年保险业资本金总量约是2000亿。根据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对每一危险单位，即一次保险事故可能造成的最大损失范围所承担的责任，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加公积金总和的10％。也就是说，按2007年的资本金总量来算的话，我国当年的最大损失不能超过200亿。以1998年为例，我国当年洪灾造成的损失高达2552亿，对只有200亿承保能力的保险行业来说，独立承担洪灾保险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博弈模型来探讨我国洪灾供给不足的困境。

二、洪灾保险供给不足的博弈分析

洪灾保险供给不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政府、保险公司、投保人这三者关系中，受益的主要是政府与投保人，保险公司处于政府与投保人之间。保险公司不仅受政府行为影响，同时还受到投保人行为影响。通过保险公司与政府及投保人之间的博弈分析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我国的洪灾保险供给不足。我们分两个博弈集合来讨论此问题。

(一)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的博弈。在这个搏弈中，局中人有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保险公司的博弈策略有{经营，不经营}；投保人的策略有{投保，不投保}。在这个博弈中我们不考虑政府补贴。

(1)假设为完全信息的条件下，居民和保险公司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2)在高发洪灾区，洪灾发生的概率为p，洪灾发生给居民带来的损失为d，则对于高发洪灾区居民的期望损失金额为：c=p*d；

(3)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对于参保人收取的保险费为e，在洪灾发生概率为p的条件下，对参保人给予的补偿为f，其中，f是一个与c有关的函数，设为f=f(c，p)；又因为洪灾发生概率为p，则保险公司的期望补偿为pf=a。

2、模型建立与分析(见表1)

根据上述假设，建立如表1的支付矩阵，从表1所示的－支付矩阵来分析：

e—c，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居民认为“投保”策略为其最优策略，完全信息条件下，熟知支付矩阵信息的保险公司将会采取如下策略：

(1)当e(2)当e>a时，ea>0，保险公司的策略为承保，均衡点为(承保，投保)。

对于高洪灾区的居民，洪灾往往频繁发生，遭受洪灾损失的概率很大，因此，其当地居民更有参加洪灾保险的意愿，而参保后也能够有效稳定当地社会形势。而如果保险公司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意开展洪灾保险业务，这将影响整体社会效益，(承保，投保)无疑是能提高总体社会效用的均衡点。

根据上述分析，e成为影响博弈均衡的一个关键因素，通过图形描述如下：

我们知道，局中任何一个人的决策都是非常明确，那就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局中人的利益不仅取决予自己的行动与策略，还必须看局中其他人采用什么策略或行动。因此，通过划线法我们可以得知，对于投保人来讲，如果保险公司愿意承保，他的最优策略是投保；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如果投保人投保，他的最好策略是不承保，如果投保人不投保，保险公司经营与不经营都无所谓，什么都不损失。

从这个博弈中我们可以得出，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洪灾保险这个保项。这是因为保险公司发现，经营基本上是亏本，还不如不经营。

局中人在每种策略组合下都有各自相应的得益，如果将每个局中人在同一种策略组合的得益相加算出各博弈方得益的总和，并可将其看作这个小范围内的“社会得益”。可以得出最佳的社会得益为e—a+f－e—c=f－a－c，即在投保人投保、保险公司经营情况下的社会得益。这就意味着只有在投保人愿意投保、保险公司全力经营的情况下将可以实现社会得益最大。对保险公司来说，其主要目标还是要实现其自身的利润最大化，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组织，赔钱的买卖是不会做的。经营洪水灾害风险的成本很高，保险公司一般不会积极推广洪灾保险保单，除非有一定的激励机制。从上面的调查我们知道，保险公司尽管将逆向选择作为其“安全第一”的策略，但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违背了保险的初衷。所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提高也是其目标之一。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对有关洪水方面的险种的供应很不足，在1996年以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将因洪水造成的损失放在企业财产险或家庭财产中，1996年以后随着保险公司改制，保险公司纷纷将因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放在综合险中予以承保，采用的费率是火灾险的费率，一般都比较高，造成了投保人无力购买。

(二)政府与保险公司的博弈分析。在这个博弈中，局中人是政府与保险公司，政府的策略是(支持，不支持)；保险公司的策略是(经营，不经营)，政府支持开展洪灾保险，要从财政拨款及税收上给予优惠。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保险公司会亏本，费率高了，没有人买，费率低了，卖得越多，亏得也就越多。从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博弈的分析中我们得出通过调整参保费标准达到理想均衡的结论，而该均衡点能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对于参保人来说是付出了相对较高的经济代价而使保险公司获得更多收益。如果换个角度，由政府来考虑社会效用优化的问题，将会出现政府与保险公司博弈的情况。（编辑：）

1、相关假设

(1)在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业务量一定的情况下，需要上交的税费为t；

(2)政府为实现社会效用的优化，需要采取支持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业务的策略，从政策给予税收优惠或进行相关的财政补贴c1；而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业务的成本为c1；

(3)在有政府政策支持却没有获得保险公司认可的情况下，政府不承担要约成本。

2、模型的建立与分析(见表2)

对表2中描述的支付模型进行分析：

我们假设政府支持，保险公司经营，那么政府就会损失－c1+t单位的成本。如果政府支持，但保险公司不经营，政府也就不会补贴，其结果是政府只需要支付救灾款。如果政府不支持，保险公司不经营，也就不存在利益损失。如果保险公司还要继续经营，就会亏损c1－c2个单位的成本。保险公司不会做这种赔钱的买卖，除非保险公司为了形象宣传、广告效益。

从上面的支付矩阵可以看出，在不考虑社会效用优化的前提下，由于一c1+t然而，我们不能仅单纯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政府支持开展洪灾保险的成本与收益，还应该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洪灾保险对增进一国社会福利，从而增进社会安定的非经济效应。政府尽管在支持洪灾保险时有利益损失，这部分损失可以看成是社会福利转移到保险公司，再由保险公司流向社会。

若政府考虑到自己是以社会效用最大为目标，以居民为主体的社会收益最大才是其政策根本，(不支持，不经营)均衡导致的是社会效用低下的情况，而如果能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政策收益能间接通过保险公司转移到身处于高洪灾区的居民身上，支付矩阵中的成本ct将会消失(见表3)。

在表3中的支付矩阵中，政府将会选择“支持”策略。由于完全信息的条件，保险公司掌握政府以“支持”为策略，即获取了政府出台“支持洪灾险业务政策”的信息，其作为理性“经济人”，无疑将采取“经营”策略，保证居民财产的同时也获得了新的企业利润点。

社会效益最大化要求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满足受灾群众的需要。上述分析表明，由于农民收入制约和保险经营模式的原因，商业性农业保险处于亏损经营状态。但是，洪灾保险的社会效益性又决定了洪灾保险发展的合理性。如何解决这一悖论，需要政府介入以实现洪灾保险市场的均衡。从经济学原理角度看，解决洪灾保险发展中的一些难点问题更多的还是要依靠市场经济手段。积极创新洪灾保险的经营模式，推动洪灾保险产品创新，才能更有效地激发和满足消费者需求，从根本上建立并推动洪灾保险的发展，充分发挥洪灾保险在防洪减灾中的积极作用。

供给管理论文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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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管理论文例3

近年来，城市基层政府逐渐向社会购买公共物品，实现城市公共物品的多中心供给。在多中心供给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者分别发挥什么作用？三者的职能如何有效衔接？本文拟以S市B区X街道办（以下简称X街道办）购买企业服务，让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治安管理作为案例，分析城市公共物品的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

一、多中心供给机制的理论述评

从理论上来说，以供给主体为标准，公共物品至少存在三种供给机制：单中心、多中心和本文所要建构的依附式协作供给，每一种供给机制都是上一种供给机制的发展和演变。

1. 多中心供给机制的理论背景

在多中心供给机制出现之前，政府常采用单中心机制供给公共物品。单中心供给机制具有唯一的权威、垄断性供给、提供者和生产者重合的三重特征。在单中心供给机制中，政府是公共物品的唯一供给者，具有最高权威，政府既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即提供资金，又是公共物品的生产者，即组织生产。因此，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查尔斯・蒂博特和罗伯特・瓦伦总结出传统的单中心政治体制是“只有一个政府单位对任何特定的大城市地区进行排他性管辖的充分一体化的体制”。{1}

2. 多中心供给机制的理论特征

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随着居民对公共物品需求的多样化，单中心供给机制的弊端逐渐显现，如存在“权力分散和交叠管辖”{2}的问题，也可能带来权力寻租和政治腐败。{3}为了弥补传统单中心机制的缺陷，学者们提出多中心供给机制。多中心供给机制的特点是分权、多个自主而独立的主体、提供者和生产者分离。

第一，分权。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查尔斯・蒂博特和罗伯特・瓦伦提出大城市可以实行多中心治理，{4}并认为“多中心政治体制重要的定义性特质是许多官员和决策结构分享着有限的且相对自主的专有权，来决定、实施和变更法律关系”。{5}第二，多个自主而独立的主体。“多中心政治体制的特点是存在许多决策中心，它们在形式上是相互独立的”。{6}第三，提供者和生产者分离。麦金尼斯指出多中心机制“重要的是公益物品不必由向社群成员提供物品或服务的同一个行为者或者组织来生产”。{7}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进一步明确提出公共物品的供给可以区分为提供和生产，他说，“在公共经济中组织消费事务有别于组织生产事务。我们把前者称为提供，把后者称为生产”。生产是指物理过程，据此公益物品或者服务得以成为存在物，提供则是消费者得到产品的过程。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进一步系统的分析了公共物品的提供与生产。{8}他们所率领的制度分析学派在研究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时，将公共物品的供应和生产分开研究。公共物品的供应和生产相互分离，这是研究公共物品多元供给的理论前提。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提出多中心供给、合作化供给{9}、柔性组织网络机制{10}和“可抉择服务供给机制”（Alternative Service Delivery Mechanism）{11}，还有学者提出统治型的社会治理遵循权力机制，管理型的社会治理遵循契约机制，而服务型的社会治理则遵循合作机制。{12}这些理论研究的基础都是多中心供给理论。

在此基础上，格里・斯托克在研究城市权力结构的过程中，提出机制理论。机制理论认为公共物品供给的合作联盟有很多形式，例如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跨越界限的合作，城市政府与其他利益体的合作。机制理论对“城市公共物品多元供给”议题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他们集中探讨了“能够达成公共目的的有效而长期的联盟会出现的条件”{13}。斯托恩（Stone）认为，处于优势的利益方提供一系列激励机制，他们需要统筹和更大的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14}斯托恩在对亚特兰大的市区商业精英和黑人市长的联盟进行研究时，发现，“两方通过市民合作网络积极调动资源，创造了一种能够推动对双方都有益的发展议程的机制”。{15}沃尔（Orr）和斯托克（Stoker）对20世纪90年代底特律的机制研究发现，潜在联盟伙伴的本质、市民组织力量的大小是影响城市联盟达成的重要条件。{16}但是，在本文所研究的案例中，我们发现机制理论关于达成联盟的条件无法回应下面这种现象：X街道的社会组织力量弱小，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城市公共物品供给联盟的达成。在社会组织力量弱小的约束条件下，城市公共物品供给联盟是如何形成的呢？是否是斯托恩所说的处于优势的利益方，即政府提供了一系列激励机制所致呢？社会组织力量弱小对城市公共物品供给联盟有没有负面影响呢？如果有的话，这种影响如何被克服？它使X街道公共物品供给联盟具有哪些特征呢？

3. 多中心供给机制的研究空间

多中心理论为研究公共物品多中心供给机制提供重要的研究基础，但是，多中心供给理论也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第一，研究对象上，多中心供给理论的分析对象是自来水、公共交通这样的一般性的公共物品，而较少分析治安外包。治安外包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17}其后在吉林、内蒙古、河南、湖南、浙江和广东等地多次出现。治安外包是指政府将某一特定区域的公共治安管理任务有偿承包给市场或社会组织，承包人协助政府维护公共治安的过程。{18}已有研究要么从法学的视角讨论治安外包的合法性问题，{19}要么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分析治安外包的边界、治安外包的绩效等问题，{20}较少学者从多中心供给的理论视角下，探讨治安外包的运行机制。在治安外包过程中，政府是治安服务的提供者，企业或社会组织参与治安服务的生产。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治安外包是治安服务的多中心供给机制。由于治安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和强制性，因此，已有的多中心供给理论不足以分析治安外包过程中各种特性。例如，多中心供给理论认为奥斯特罗姆认为生产者和供给者相互分离，可以显著地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绩效，但是，在治安外包过程中，政府单纯地促使生产者和供给者相互分离，并不能保证治安服务的供给绩效。在治安外包的过程中，多中心供给具有哪些特征？这是本文要研究的核心问题。第二，多中心理论没有考察生产者的内部分工。政府购买公共物品后，生产者内部是否存在分工？各个生产者之间呈现怎样的关系？本文尝试提出公共物品的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这是一种既不同于单中心供给也不同于多中心供给，是一种介于垄断与分权之间的独特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

二、现实问题倒逼：依附式协作供给的动力

一般而言，政府选择外包的方式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但是，治安外包并不能节约成本。与此同时，治安外包面临三层合法性压力：政治合法性、法律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既然治安外包未必能节约成本，也没有法律支持，还面临政治压力，为何很多城市基层政府仍然选择治安外包。基层政府治安外包的动力何在？基层政府选择治安外包，这是现实问题倒逼所致。

1. 在户籍制度的约束下，基层政府面临公共物品供给失败

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加快，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趋势不断加剧。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9年，X街道户籍人口不足7.5万，但是居住人口110多万，常住人口至少有80万。{21}另一方面，政府以户籍人口作为提供公共物品的基础。以X街道执法队为例，2009年，X有执法公务人员30余名，协管员117人。一个执法人员平均要管5 000多人。政府面临社会管理的事务不断增加，但是管理人员缺少的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流动人口越多的地区，社会治安和秩序越紊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基层政府的治安供给失效。

2. 在上级考核的压力与基层政府管治失败的矛盾下，城市基层政府让市场和社会组织参与治安管理

上级政府设定严格的考核指标，“我们必须给区和街道下点指标，不然他们不听我们的”。（广州市城管委座谈会，2011年12月30日）如果基层城市政府治理不力，就可能被行政问责，有的甚至实行一票否决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基层政府必须想办法解决辖区的治安问题。在不改变现有体制的条件下，要解决如上问题的有效方式是增加人手。协管员制度是一种创新，但是，协管员制度仍然无法满足政府人手不够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基层政府通过治安外包，向社会借人手。

从2007年开始，X街道办迫于城市治安管理的压力，开始让市场和社会组织参与治安管理。这包括两个过程：首先，X街道办通过购买公共物品的方式，让物业公司协助参与治安管理。但是，物业公司没有处罚权，只有协助权。其次，在承接公共物品的过程中，物业公司将承接的部分服务外包给一个名叫“人生驿站”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由该物业公司创建，并按照企业的部门化管理，但是，该社会组织已在当地民政部门注册，是独立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这个过程的实质是政府将公共物品的“生产过程”让渡给了物业公司，而物业公司又把部分“生产过程”让渡给社会组织，由此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多中心供给机制。{22}在治安服务的多中心供给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者的关系如何？

三、依附式协作供给的过程

恩里格斯指出：“‘依附性’这个名称包含着形形的论点，因此讨论它的时候必须小心区分不同的用语，否则就会使目前已经含糊不清的辩论进一步增加混乱。”{23}依附理论至少在国际政治和中国政治两个领域得到使用。本文所讲的依附理论不是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依附论，而是在中国政治研究领域中的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界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经历了几次变化。第一代学者（50～60年代）大多采用“极权主义”或“全能主义”的分析框架，解释体制的产生根源。{24}第二代学者（70～80年代）在不改变已有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将研究主题转向中国的，开始考察精英政治内部矛盾及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80年代以后，新一代的学者使用法团主义（Corporatism，又译合作主义、组合主义）分析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结构关系。{25}在以上三种理论的基础上，依附理论强调不同位置和阶层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它的本质是一种交换关系，{26}故也有学者把这种关系称为庇护与交换关系。沃尔德研究了工人对单位的依附，{27}戴慕珍分析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基层干部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对农民实行控制，并认为改革以后，农民对干部的依附关系并没有改变。{28}徐湘林研究中国80年代以后的精英转换，认为这一时期的“党政精英除了从党和党所控制的国家获取其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之外，并没有任何独立于党和国家之外的政治经济力量可以作为其权力、利益和地位的社会基础”，{29}他把这种官僚称为依附性技术官僚，其实质是官僚对政党和国家的依附。在社会组织的研究中，康晓光提出“依附式发展的第三部门”，认为社会组织还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相反，其命运掌握在外部力量手中。{30}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社会组织依附的外部力量是政府。{31}

在借鉴已有学者对依附理论的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依附式协作供给的概念以此回应已有的理论。一是对多中心供给理论的回应和修正。多中心供给理论认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一起合作提供公共物品，三者是伙伴关系，但是，在本案例中，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不是伙伴关系，而是依附式协作供给的关系。二是对依附理论的回应和修正。已有的依附理论只强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干部与政党的关系，但是，在本文中，我们通过案例研究发现，依附关系存在于三元主体之间：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企业依附于政府、社会组织又依附于企业，这使得三者的关系异常复杂。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依附关系有哪些具体体现？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依附式协作供给关系通过如下三个层面表现出来。一是政府掌握垄断性权威，企业和社会组织不享有自主决策权。二是企业出现类科层化，变相成为政府的一个执行部门，形成对政府的依附性协作关系。三是承接公共物品的过程出现两个生产者：企业协助政府进行城市管理，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救助服务，社会组织的资金、人员来自企业，形成对企业的依附性协作关系。

1. 政府掌握垄断性权威

第一，权力的运行主体：单中心，而非多中心。多中心供给机制强调多元主体都能参与决策。但是，在依附式协作供给中，形式上存在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如既有政府，又有企业，还有社会组织，但是，政府高度垄断决策权，企业并无决策权。X街道办成立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政府购买服务的协调和决策工作。管委会共有24名成员。从成员构成来看，“管委会”有三类成员，第一类是原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有12名，占总成员人数的50%。第二类是市民委员会主任1名，占总成员的4.1%。第三类是物业公司负责人，只有2人，仅占总成员的8.3%。企业代表在管理委员会中属于少数，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往往只能象征性参与，对决策的影响很小。

第二，权力的运行方式：垂直控制，而非自主治理。多中心供给机制彻底颠覆了权力的单向度，“每一个要素都能作为相互独立的要素行动”。{32}但是，在依附式协作供给中，权力运行方式强调自上而下的垂直控制，政府通过命令要求企业执行政策。政府下发的命令既包括合同规定的内容，也包括突发任务。

第三，信息的传递方式：线性结构，而非网状结构。按照多中心供给理论，政府购买公共物品后，信息的传递方式是网状结构，即不仅有上下的信息沟通，也有平行的信息共享。{33}但是，依附式协作供给中信息的传递方式是线性结构。政府购买服务的合同明确规定 “乙方（企业―笔者注）应对辖区内发生的重大事故进行记录备案，对重大的突发事故的处理应进行备案，并定期上报给甲方”。在实践过程中，如果企业的巡逻队员碰到突况，他们一般会把情况报告给队长，队长把情况直接反映给政府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政府出面执法。（A企业部门负责人b的访谈，2009年8月5日）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依附式协作供给中，企业发挥的是信息收集的作用，所有的信息汇总最终上传给政府。因此，信息的传递方式不是网状结构，而是从下到上的线性结构。

2. 企业的类科层制

按照多中心供给理论，政府向企业购买服务，企业按照合同进行生产，这是一种契约制。但是，在依附式协作供给中，承接公共物品的企业没有按照市场合同制运作，而是按照类科层制的方式运作。类科层制是指企业按照类似政府组织的方式进行运作的一种机制。企业的类科层制主要通过合作组织、合作动机、合作事项和合作过程四个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重构科层组织。企业类科层制的第一个表现在于重构科层制的组织。一方面，企业负责人嵌入了政府的组织体系中，成为科层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企业代表在管理委员会中属于少数，对决策的影响较小，但是，我们仍然发现企业已经嵌入了政府的组织体系中，成为科层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企业成立对口部门，专门负责政府的业务。该部门专门和政府打交道，并为工作人员下达任务，几乎按照科层制的方式管理员工。

第二，以声誉而不是利益作为合作目标。一般而言，企业作为赢利性组织，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但是，在X案例中，我们发现企业不了解承接的公共物品的成本，也不知道和政府合作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经济收益。“我们做好了亏本的准备。”（A企业负责人a的访谈，2009年8月6日）既然这个项目不一定给企业带来收益，甚至需要企业倒贴成本，企业为何愿意和政府合作呢？“我们看重的主要是和政府合作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声誉。”（A企业负责人a的访谈，2009年8月6日）企业负责人所提的“声誉”既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收益，也可以理解为长期收益。企业和政府合作，一方面有利于获得体制内的承认，可能有和政府合作的潜在机会，未来也有可能得到政府的政策优惠。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府有人，企业好办事”。另一方面，在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一个企业能和政府合作，这种合作本身就向其他市场主体彰显了企业的能力，其他市场主体猜测这个企业也许和政府有某些“关系”，也有利于该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下不断壮大。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企业和政府合作并未考虑经济利益，他们更多的是考虑政治因素。

第三，以政府任务而不是合同为导向。按照多中心供给理论，政府向企业购买服务，企业按照合同进行生产，但是，在依附式协作供给中，企业听命于政府，以政府的任务，而不是以合同作为合作依据。2007年，X街道办开始推进物业进街区的项目，最初有5家物业公司前来应标。在招聘时，街道办负责人问，“如果出了事，你们打算怎么办”？回答“依法办”的企业没被录用，相反，回答“政府让怎么干，就怎么干”的企业被录用。（政府负责人E的访谈，2009年10月8日）从这个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企业听命于政府，以政府的任务，而不是法律契约作为合作依据。这种情况在具体的生产过程表现得更为明显。企业不仅要完成合同上要求的日常巡查工作，也要完成合同上没有写的突发性任务。访谈中，政府的负责人说，“每当有大的突发性事件，我们都要求企业全员参加，加班加点突击完成任务”。（政府负责人F的访谈，2009年10月9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企业实质上变成了政府的一个执行部门。

第四，借助类似公权力的符号。企业在协作执法的过程中，穿着类似于派出所工作人员的服装，带了类似的徽章，借助政府公权力部门的某些符号，提高协助执法的合法性。

3. 双层依附式协作生产者

阿尔奇安指出，在协作生产是可行的条件下，协作双方存在两种关系，一是相互替代式协作关系，这是指协作双方的投入可以相互替代。例如，收集城市垃圾的个人和环卫工人，两者可以相互替代；二是，相互依赖式协作生产，这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协作双方的投入相互依赖，不可替代。{34}但是，在公共物品的生产过程中，依赖式协作供给方式既不同于相互替代式协作生产，也不同于相互依赖式协作生产，而是一种依附式协作生产方式。

在依附式协作生产中，生产者出现两次分工。按照两次分工后，生产者的生产内容的不同，我们又可以将协作生产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同质性两次分工。这是指两次分工后，两级生产者生产的公共物品的类型具有同一性。例如，在郁建兴所考察的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政府为市民建立的“81890”求助服务中心的案例中，求助服务中心通过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资源满足市民需求。其中，求助服务中心是一级生产者，市场和社会是二级生产者，两级生产者提供的都是求助服务类公共物品。郁建兴将这种公共物品供给方式概括为复合供给模型。从本质上来说，复合供给模型是一种同质性两次分工。二是异质性两次分工。异质性两次分工是指两次分工后，两级生产者生产的公共物品的类型不一样。在X街道办的案例中，企业生产的是治安类公共物品，但是，社会组织生产的却是社会救助型公共物品，它是对在公共物品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受损者的一种救济方式。同质性两次分工是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精致化的一种表现形态，异质性两次分工是公共物品供给内容的扩展。

为什么会出现异质性的双层生产者呢？异质性的双层生产者的出现是基层城市政府对企业进行严格的考核和企业策略性应对的结果。（1）政府聘请企业共同生产公共物品，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政府要求企业协助化解街面的流浪人口，政府对企业设定了层层考核标准。具体来说，若月考评发现一宗“城市道路上有流浪乞讨人员行乞”，则扣0.2分，则当月考评费损失：107425×0.002=214.85元。据企业管理人员介绍，企业承包“花园街区”，利润主要来源于考评费。（A企业负责人a的访谈，2009年8月25日）若扣除全部考评费，则企业难以获利。（2）现有流浪人口疏导机制失效。依据现有的流浪人口管理机制，物业公司对不同的流浪人群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当发现残疾人、麻风病人时，物业公司将其送到民政部门的救助站；当发现不明身份者，包括智障、弃婴等，物业公司巡查人员将其送到派出所；当发现病人，如垂危弃婴、精神病人等，巡查人员将其送到医院，包括精神病院；当发现迷失的儿童、老人时，巡查人员问明情况，送其回家。但是，当发现暂时落难者，如找工作身无分文者、被窃的外地人、投靠亲属但遭窃，且一时无法联系上亲属者，当碰到这类人群时，巡查人员在现有体制下，找不到对应的接受机构和解决办法。（3）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计算，企业愿意创办社会组织，承接流浪人群的社会救助服务。既然政府要求企业化解街面的流浪人口，但是，目前并无体制内的化解渠道。社会组织的创办成本低于政府的惩罚成本，故企业愿意创办社会组织，完成政府交办的任务。企业对社会组织实行部门化管理，提供社会组织的运行资金，聘请工作人员并支付薪酬等。由于社会组织由企业创办，并由企业主导其发展过程，因此，我们认为社会组织依附于企业。

总之，依附式协作供给具有三个特征。我们可以将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依附式协作供给关系用下图表示。

一是在公共物品供给中，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不是伙伴关系，相反，政府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政府通过掌握决策权、垂直控制、线性的信息交流控制企业的生产过程。二是在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中，企业不是按市场的契约原则进行生产，而是依附于政府，出现类科层化的倾向。三是公共物品外包出去后，出现两个层级的生产者，即，政府向物业公司购买公共物品；在承接公共物品的过程中，物业公司将承接的部分服务外包给社会组织，而这个社会组织由该物业公司创建，并按照企业的部门化管理。因此，一级生产者和二级生产者之间呈现一种依附性协作生产的关系。由于社会组织产生于企业，这使其成为公共物品多元供给中最弱的一方，但它提供的公共物品弥补了政府和企业公共物品供给的不足，具有特殊性。

四、讨论：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的发展

公共物品的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既不同于单中心供给也不同于多中心供给，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独特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单中心供给机制具有唯一的权威、垄断性供给、提供者和生产者重合的三重特征。多中心供给机制的特点是分权、多个自主而独立的主体、提供者和生产者分离。不同于单中心供给，也不同于多中心供给，依附式协作供给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它既具有单中心供给机制的一些特征，又具有多中心供给机制的一些特征。第一，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具有垄断性权威。在依附式协作供给中，政府是唯一的决策主体，始终垄断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生产过程。企业和社会组织不是独立的生产主体，没有生产的决策权，而是依附于政府的主体。第二，供给者和生产者的分离，并且出现了二级生产者，具有多中心协作的特质。总之，依附式协作供给是一种在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具有唯一的权威或垄断性的权威、多个但不独立的主体、提供者和生产者分离的机制，是一种介于单中心和多中心之间的机制，也是一种介于垄断与分权之间的机制。

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具有哪些功能呢？本文认为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现有户籍管理体制下警力不足而带来的治安混乱的困境，弥补了现有权威主义体制的不足，是基层政府的一种创新形式。更近一步来说，这种创新能否如一些学者所提到的，中国通过基层政府的创新，逐渐突破权威主义垄断体制，慢慢形成社会监督的力量，增加政治合法性呢？{35}通过对X案例的研究，我们质疑了以上判断。在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基层政府通过创新形成了一种介于垄断和分权之间的独特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但是，这个过程并非昭示政府逐步放权，相反，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垄断性权力不断扩大。这种扩大主要是通过政府牢牢掌握决策权，并促使企业的类科层化运作得以实现。

由于缺乏上层法律制度的支持，依附式协作供给的机制在未来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至少要面临如下困境。第一，在依附式协作供给中，企业如何得到成长？公共物品的多中心供给机制强调竞争，并明确提出“竞争和半市场的条件是多中心的人工制品（附属品：笔者注）”。{36}这就是说承接方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扩大政府的选择面，也有利于降低公共物品的生产成本。但是，在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中，政府挑选的企业是依附于自身的企业，并没有给市场中其他企业竞争的空间。如果长时间由一个企业和政府合作，不利于其他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第二，在依附式协作供给中，社会组织如何进一步发展？在多中心供给机制中，社会组织按照自治机制运行，但是，在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中，社会组织的发展依附于企业，它成为企业的一个部门。社会组织面临角色定位和持续发展的困境。从角色定位上来说，社会组织到底应该服务于企业、让企业满意，还是服务于公众，让公众满意。从成立背景和管理方式上来看，社会组织应该服务于企业，是企业的二级生产者，社会组织的发展依附于企业。社会组织的这种产生方式制约了其发展的持续性。如果政府停止向企业购买公共物品，企业还会向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吗？社会组织的业务会因此停止吗？若社会组织不依托企业，它面临融资不足无法生存的问题。因此，在依附式协作供给中，如何避免社会组织成为临时性、昙花一现的组织，如何促进社会组织的成长，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难题。

注 释：

①{2}{3}{5}{6}{32}{36}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载迈克尔.卖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70页，第70页，第78页，第73页，第69页，第95页，第93页。

④Ostrom V，C Tiebout，R Warren：“The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s in Metropolitan Area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5，1961.

⑦迈克尔.麦金尼斯：《导言》，载迈克尔.卖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6页。

⑧奥斯特罗姆：《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1页。

⑨何艳玲：《从“科层式供给”到“合作化供给”――街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个案分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⑩刘智勇：《柔性组织网络建构：基于政府、企业、NPO、市民之间参与与合作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研究》，《公共管理研究》2008年第6期。

{11}蔡晶晶：《西方可抉择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经验透视》，《东南学术》2008年第1期。

{12}孔繁斌：《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7-62页。

{13}格里・斯托克：《机制理论与城市政治》，载（英）戴维・贾奇、（英）格里・斯托克、（美）哈罗德・沃尔曼：《城市政治学理论》，刘晔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67页。

{14}Stone C：“Pre-emptive Power：Floyd Hunter’s ‘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 Reconsidered”，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2，1988.

{15}Stone C：“Regime Politics：Governing Atlanta. 1946-1988”，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89，pp.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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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王庆艳：《政府职能合同外包边界研究：以治安承包为观察对象》，《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5期。

{19}郑孟望：《治安承包的理论依据及其完善》，《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20}邹东升、胡术鄂：《治安承包的绩效优势与边界限度：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实证分析》，《理论探索》2006年第6期。

{21}X街道办事处：《花园街区》2009年，第1页。

{22}王清、琚泽钦：《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创新研究》，《科学决策》2010年第4期。

{23}（智利）P.恩里格斯：《关于依附论及其发展》，高、李和译，《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24}Nina P. Halpern：“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in David Shambangh ed.，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Woodrew：Wilson Center Press，1993，pp.126-131.

{25}安戈、陈佩华：《中国、组合主义及东亚模式》，《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

{26}Ma Shu-Yun：“Clientelism：Foreign Attention，and Chinese Intellectual Autonomy”，Modern China，Vol.24，No.4，1998.

{27}Walder，Andrew G：“Communist Neo- 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10-30.

{28}Jean Oi C：“Peasant Households Between Plan and Market：Cadre Control Over Agricultural Inputs”，Modern China，No.12，1986.

{29}徐湘林：《后毛时代的精英转换和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兴起》，《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

{30}康晓光等：《依附式发展的第三部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7页。

{31}郭占锋：《被动性“入场”与依附性“运作”：对一个国际 NGO 在中国工作过程的社会学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33}王帧帧：《科层制治理与合同制治理：模式比较与策略选择》，《学术研究》2010年第7期。

供给管理论文例4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12-0029-03

从行政学发展历史来看,行政决策机制的选择有两种基本取向,一是以威尔逊为代表的传统公共行政的规则取向,二是以新公共管理为代表的现代公共管理的绩效取向｡当前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有明显的规则取向特征,它在现实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尝试以现代公共管理理论为基础,探讨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创新,以期抛砖引玉,受教于同仁｡

1.现行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行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决策机制,有浓厚的规则取向,其主要理论

渊源是以韦伯官僚制组织理论和威尔逊行政理论为核心内容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这种决策机制强调决策规则与程序的核心地位,强调决策规则与程序和决策效率之间的密切联系,要求行政决策的制定和执行都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则与程序｡正如韦伯和威尔逊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争议一样,建立在以韦伯和威尔逊理论为核心内容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基础之上的现行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也是饱受非议,它在运行中至少存在下面几个主要问题:

1.1官僚制决策的效率悖论

效率是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内在价值追求｡现行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强调决策规则与程序和决策效率之间的关系,把决策者对决策规则和程序的服从作为实现决策效率最主要的手段,这本质上是对官僚制决策效率的推崇｡官僚制决策是否必然是有效率的?这种决策效率是否是我们所追求的?有关研究对此表示了质疑｡威廉姆・尼斯坎南认为,官僚总是“力图使其自由决定的预算最大化”[1],而且这种预算最大化追求与公共利益无关,“对于任何一位官僚来说,因为他的信息的有限性和其他人的利益冲突,无论他个人动机如何,都不可能按照公共利益来行动”[2]｡韦伯在认可官僚制在精确性､稳定性､可靠性和纪律严明方面的优势的同时,也对官僚制扩张对自由价值的威胁表示出担忧,他写道,“面对势不可挡的官僚制化趋势,究竟如何才能保存个人行动自由呢?”[3]戴维・毕瑟姆更是认为,“官僚制固有的信息和组织能力通过保密和自我封闭,变成为一种反民主力量的过程,以及促使官僚制沿着这一方向发展的特定压力｡”[4]众多研究都表明,以官僚制决策为核心的行政决策机制并非必然是有效率的,而是面临一种效率悖论:一方面官僚制决策具有速度､统一和严格的服从等效率优势;另一方面官僚制的自我扩张又很容易损害决策效率,并且强大的官僚制权力会对自由和民主等价值构成了威胁｡现行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也同样面临这样的效率悖论,一方面地方政府以行政命令式的决策方式供给农村公共产品具有速度快,执行容易的特点,另一方面却存在农民参与不足和所供非所需等问题｡

1.2公共精神的沦丧

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是地方政府公共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公共行政有别于私人行政的关键特征是它的公共性｡公共性要求公共行政权力来源于公共授权,其运行要处于公共监督之下,并且行使公共行政权力的行政人员要具有为公众服务的公共精神｡以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为基础的现行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特别强调决策者对决策规则和程序的服从,它在相当程度上使决策者成为了决策规则与程序的附庸,忽视了决策者的公共精神对于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积极价值｡它把对决策规则与程序的遵循作为评价决策的标准,而没有把决策者是否在决策过程中秉承公共精神纳入评价标准,把遵守规则置于价值选择的首位,而忽视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精神｡

1.3公众价值的边缘化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服务对象和受益对象是农村公众｡公众性是农村公共产品公共性的具体体现,它要求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强调公众参与性,强调公众价值,而现行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却很容易导致公众价值边缘化｡现行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只重视来自政治方面的输入,如中央政策等,而忽视公众的反馈,忽视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事实上,“许多公共服务的用户本身就是实际上的协作生产者”,[5]公共产品供给离不开公众的参与,以农村教育产品供给为例,没有家长和学生的配合,教师根本就无法有效教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现行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忽视了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使公众价值被边缘化｡

2.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创新的基本原则

与以威尔逊为代表的传统公共行政不同,以新公共管理为代表的现代公共管理更倾向于建立绩效导向的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要求决策者以结果为导向,向决策绩效负责,而不仅仅是向决策规则和程序负责｡鉴于现行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认为建立绩效导向的决策机制是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创新的目标选择,它必须遵循以下几个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则｡

2.1绩效标准

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行政效率标准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威尔逊的行政效率标准｡在威尔逊看来,“良好行政的规则”就是行政效率的体现,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把威尔逊的行政效率观概括为“等级制组织的完善会使效率最大化,在此效率尺度为花费最少的钱和做最少的努力”｡[6]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则认为,等级制组织的完善并不必然意味着行政效率的提高,“花费最少的钱和做最少的努力”也并不意味着正确的行政效率｡效率只是一个简单的投入产出比,它并不能体现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的所有价值追求｡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用“绩效”这一概念取代了“效率”,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绩效标准不仅要求“花费最少的钱和做少的努力”得到最大的产出,还要求这些产出是有效的,也就是说不仅要有效率,还要有效果｡因此,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创新要遵循绩效标准｡

2.2自由与责任对等

传统公共行政强调规则与程序对于行政效率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决策者成为了决策规则与程序的附庸｡现代公共管理更注重决策者主动性的发挥,要求把决策者从“繁文缛节”中解脱出来,使他们成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它有两条核心原则:一是通过放宽对工作资源使用的管制来“让管理者可以管理”;二是通过明确说明对管理者的期望,并对照这些期望来衡量他们的成绩,从而“使管理者愿意管理”｡如果管理者没有管理上的自由,要求他们对绩效负责是不合理的;而如果管理者的表现无足轻重,那么给予他们工作上的自就会显得不够谨慎｡[7]正如法学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一样,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强调自由与责任的对等,它一方面主张决策放权,给予决策者以决策自由,以发挥决策者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决策者的责任,也即决策者必须对的决策的结果(绩效)负责｡因此,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决策机制创新要遵循自由与责任对等的原则｡

2.3公众参与的民主价值

在传统公共行政中,公众参与主要是在政治领域,也就是通过选举来表明公众的政策偏好和彰显公众参与的民主价值｡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把政府管理过程视为一种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充当更积极的角色,因为“地方政府离客户更近,能针对当地的需求和利益对服务进行调整”,[8]并且有利于公众参与到公共服务过程中来｡在现代公共管理中公民参与的民主价值得到了更充分的重视,他们不仅仅被看成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协作生产者,而且被认为是管理过程的重要参与者｡现代公共管理认为公众参与政府管理,不仅仅是一种改善绩效的手段,它本身就是一种绩效的体现,因为民主是政府管理绩效的内在价值诉求,而公众参与政府管理过程本身就是民主价值的具体体现｡因此,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决策机制创新要对农民参与给予更多的关注｡

3.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创新的主要途径

通过对现行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运行中存在问题及其创新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的分析,我们认为当前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构建绩效导向的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3.1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绩效评估机制｡

绩效导向的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把绩效作为衡量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核心标准,把绩效作为激励和约束决策者的重要手段,因此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绩效评估机制就成为首要的任务｡

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绩效评估机制是评估指标体系､评估主体､评估程序和评估申诉等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绩效评估机制也就是要优化各要素以及各要素的组合,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构建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要根据具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客观属性构建科学可行的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把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要构建多元主体评估机制｡把上级评估和下级评估､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综合评估和专业评估有机地结合起来｡三是要对评估程序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程序是否规范直接影响着绩效评估的质量,[9]因此,必须在对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进行科学设计的基础上,对评估程序进行科学的制度安排,以制度的形式把评估程序规范下来｡四是要建立评估结果申诉机制｡由于评估过程的复杂性,评估并非总是准确的,而评估的结果又往往与评估对象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建立评估结果申诉机制,允许评估对象在对评估结果的不认可的情况下向上级部门提请申诉,以维护评估对象的正当权利,保证评估的公正性｡

3.2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绩效问责机制｡

根据自由与责任对等的原则,绩效导向的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要求决策者承担相应的决策责任,这就需要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绩效问责机制｡

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绩效问责机制涉及到“由谁来问责”､“就什么问责”､“如何问责”和“问责的效果如何”四个方面｡“由谁来问责”是问责主体的问题,在问责主体的选择上要坚持主体的权威性和多元性,权威性是问责力度的保障,而多元性是问责合法性的保障,因此,要把人大问责､上级问责､社会问责和市场问责结合起来｡“就什么问责”指的是问责的事项,绩效导向的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责任机制所涉及的问责事项主要是决策的绩效｡“如何问责”指的是问责的程序问题,没有一套科学可行的问责程序,问责就无法有序地进行,因此,要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绩效问责机制就必须制定一套科学可行的问责程序｡“问责的效果如何”指的是问责的结果问题,如果仅仅是“问责”,而不就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奖励与惩罚,问责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因此,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绩效问责机制就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奖罚机制｡

3.3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公众参与机制｡

在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框架中,公众参与是手段和目的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农村公众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协作生产者,把农村公众吸收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过程中来,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管理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农村公众直接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过程也是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一种超越传统选举民主的新型参与民主,具有重要的民主价值｡托克维尔曾说过,“个人是本身利益的最好的和唯一的裁判者”,[10]农村公众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绩效拥有最权威的发言权,因此,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公众参与机制,让农村公众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各个环节中来,把公众满意度作为最重要的绩效指标是构建绩效导向的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责任机制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做好决策信息公开,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则要建立各种灵活的机制使农村能有效地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

参考资料:

[1] [2] [美]威廉姆・尼斯坎南.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M].王浦劬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27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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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管理论文例5

近年来，“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日益突出的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并日益影响着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与农村社会的稳定。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手段，对于促进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以及农村工业化的实现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处于严重的供给不足及结构不合理的状态，这已成为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单一的理论缺陷

公共产品通常称作公共物品，它一般与私人产品相对应，主要是指用于满足社会消费所需的物品或服务。农村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的组成部分，因而具备公共产品的特性：如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外部性等。由于对这些特征的满足程度不同，公共产品又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但是，不管是纯公共产品还是准公共产品的供给，都因其自身的特征而必须由公共部门参与供给。因此，政府作为公共部门的主体也必然成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单一主体。这种公共产品的特定性决定了政府提供的必要性和明显性。

然而，在对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公共部门的供给与其他组织和个人存在着合作的可能性。公共物品主要由政府提供但不排除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参与。在传统的公共产品提供的理论中，明确指出政府是惟一的生产者和供给者。的确公共物品的属性决定了政府进行生产和供给的有效性，政府能够运用其强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在较短的时间内提供社会所需的公共产品。但是，一方面“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个政治过程，其交易成本甚至比市场制度昂贵。”[1]由于存在“免费搭车”心理，对具有共同受益或联合消费特征的物品或劳务，消费者是不愿意为此付出价格的，市场也无法通过供求双方的力量对比为此类物品或劳务求得一种均衡价格。现实中政府失灵所带来的政策失效就是明显的例子。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存在着外部的不经济性，使其它组织和个人很难介入到公共机制中。对于“外部效应”的物品或劳务，由于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之间或者私人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效益之间的非一致性，市场供给是不会达到最佳的资源配置状态的。这就要求政府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提供公共物品或劳务，弥补市场不足。这种种的表现归根结底就在于公共产品的供给理论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足。单一的政府供给机制在现实的情况下已经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形成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这给农村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因此，产品供给的实现关键就在于作为基石的理论得以创新。

二、单一供给体制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的怪象

在现阶段我国实行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下，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基本上都是由上级的政府机关加以决定，实际上很难反映农民的自身利益需求。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纯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着严重不足。如在农业的基础设施、农村的环境生态保护和乡村治理等方面，在对其的提供上存在着资金的短缺和必要的政策指导。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由县乡政府财政来承担，但是面对地方财政的困境，无法拿出充分的资金投入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二是准公共产品的严重缺乏。如农村的基础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这些准公共产品的提供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但是，基层政府的财力极其有限，根本满足不了农民的需求。由于政府的投入受限严重的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与上述公共产品的提供短缺形成对比，在许多农村一些农民不需要的和根本无法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大量过剩。“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是根据农民的实际需要而是根据一种自上而下的不切实际的行政命令来运行的，更甚至是一些地方干部个人的政绩私利性所驱使的结果。”[2]例如一些干部不顾农村的实际条件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满足而大肆地兴建一些短视化的项目，它们对广大的农民来说是无法加以利用和根本利用不起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公共性实质发生了质的转变，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和农民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失望。

由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是根据农村和农民的真实需求来决定，而是根据地方政府部门领导人的政绩来决定。由此造成了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不能反映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状况，这种供给结构的失调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利用低效率。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不足与过剩的明显反差，表明了政府在对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存在着严重弊端，这也为公共产品的多元化供给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二）政府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存在着“缺位”和“越位”现象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安排下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最主要的生产者和供给者，由于市场机制无法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所以人们就把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全部推给了政府，认为市场干不好的政府一定能干好。然而，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现实表明，政府在有效克服公共产品消费中“搭便车”问题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低效率等问题。政府失灵问题的表现：中央与地方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上，责任划分不明确；在对村民自治的推行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主体职责模糊和责任推委现象等。由于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下级服从上级导致最后把农村公共产品的责任推给了乡镇政府，这对本来自身财政就非常薄弱的乡镇政府来说，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上级政府的命令。因而各种的摊派和“三乱”现象屡禁不止，加重了农民负担。本来就应该由政府来承担的责任最后又落到了农民身上，依靠农民自己来提供自己所需的各种公共产品，政府的供给主体严重“缺位”。同时，由于公共产品被政府所垄断没有竞争对手，在提供服务和产品方面进行质量和效率的比较，致使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和低效率，没有充分的发挥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辅助作用。因此，现行的财政体制的弊端与行政体制的弊端相结合是政府在对公共产品提供存在问题的体制弊端。

（三）单一的政府供给体制缺乏必要的监督

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而公共产品供给并不都得由政府来承担。在政府功能和市场功能的空白区域，由其他的组织和个人来承担会产生更大的效率。由于政府不同部门之间职能定位不清，这给公共产品的提供带来了不便。作为庞大的科层管理体制很难摆脱旧的的弊端，政府行为受到各种社会势力的牵制。因此，在公共产品供给的操作和实施层面上政府的效率低下。当前西方各国的公共产品供给有由政府向民间转移的趋势，许多由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产品变为由民间组织和个人来提供。“在现有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下，由于农民被排斥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和管理体制之外，没有把作为农村公共产品受益的主体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使得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乏活力，无法形成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监督和管理。”[3]无论是国家的转移资金还是地方政府的制度内外支出资金都没有实行专门统一的管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监督管理体制缺乏，使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低效率，政府只能通过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造成了公共资源的大量浪费。

三、改革单一体制，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多元化供给

（一）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理论体系

l.公共治理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伴随着二战的结束，各国政府干预作用的不断加强和福利国家的过度发展，政府职能扩张、机构臃肿和效率低下的弊端日益突出，人们认识到政府在市场中存在着失灵现象，面对这种情况西方学者对政府的职能和作用进行了重新审视，并从治理的理念内涵出发，从中挖掘其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有用价值。在此基础上，逐步地形成了公共治理理论。“公共治理理论体现了人们对政府管理和公共部门管理从组织结构到功能作用，从行为方式到行为理念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论升华。”[4]这也使得我们在对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明确提供主体的内涵，公共治理理论的提出扩大了对象的范围，它成为公共部门自身管理、社会组织和团体管理以及公共事务管理的综合体，为公共产品提供理论前捉。

2.“灯塔理论”的影响。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研究了早期灯塔现象，通过这一现象的研究他提出了灯塔的私人收费的可能性。其现象表明了，“作为公共产品可以由私人来加以提供，并且会更有效率。这也在理论上反驳了传统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垄断的观点，为人们建立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机制提供了理论指导。”[5]

3.第三部门公共产品供给理论的发展。非营利性组织的建立，对公共产品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平台。由于非营利性组织的非营利特性和高效性，这使得政府所承担的一些准公共产品，可以由第三部门来进行提供，这防止了政府中“搭便车”的现象，提高了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二）政府理念的转变，公共部门的内涵得以体现

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开展，政府逐步从管制型政府转入到服务型政府阶段，政府的理念也相应地由“管制”转为了“服务”，这是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价值。公共服务理念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政府的认识，政府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压力型的政府，而是为人民提供服务的政府。政府行为方式也不再是靠权威对人民发号施令，而是与人民形成协商谈判的互动关系。政府理念的转变带来了公共产品提供主体的多元化变化，传统公共管理理念下政府是公共事务和公共产品的惟一管理者和提供者，把其他组织和个人排斥在外。而伴随公共服务理念的深入，逐步强调的是根据不同的特点而实行不同的主体服务原则，参与管理和服务的主体已经不再局限于政府部门，还包括非营利性组织、私人部门和其他各种团体与个人。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要打破政府垄断的局面，充分安排其他组织在有效提供公共产品中的作用。

（三）发挥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做到政府与相关组织的有机结合

就政府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而言，他们之间应该是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合作关系。在传统的管理理念中，公共部门就是指政府，政府是公共产品的惟一提供者。而在新公共服务理念下，管理主体是多元性的，非政府组织也都被认为是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他们之间不应该是压制与被压制的关系而是一种合理分工的合作关系。当前政府正处于转型期，应该运用它的力量去培育和发展更多的非政府组织，用它们来解决当前社会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和公共产品的提供难题。就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而言，主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应该以农民的需求为中心。在农村的供求双方关系中，地方基层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农民是公共产品的需求者，因此在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中，政府必须坚持农民的需求第一原则，深入了解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实际需求，加强对实际情况的分析，在做决策时不脱离农民的实际情况；第二，通过非政府组织来提供公共产品，主要是通过现在农村中的各种基金会来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的所需。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各地建立了许多经济协会，通过民间的合作形式来实现农民自己提供自己所需产品；第三，实现基层政府、农村经济协会和农民的三者的统一与联合。农民自身经济组织的建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也逐步地多元化，由原来的政府惟一供给变为了政府、经济组织和农民三者共同供给。因此，政府必须重视三者的有机结合，发挥各自功能满足农民的需求。

（四）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配套措施

1.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实现对公共产品的自主需求。“必须重新认识农民，考虑农民的需求，从而确实解决农村问题。”[6]现在在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中，由于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再加上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因而在公共产品的需求性上存在着非理性。他们在对公共产品的选择上往往只从眼前和近期的利益着眼，而对长期性的、见效慢的公共产品的需求热情不高，有的农民还存在着“搭便车”的心理，这些原因造成公共产品的需求信息失真。因此要不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需求观，积极地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监督。

2.适应农村税费改革，加强对农村财务的监管。农村财务是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一个主要来源，因而必须深化体制改革增加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农民减轻负担，切实贯彻中央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政策，改革乡镇财政体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各地转移支付制度，保持农村财政不受到上级政府的制约， 保证村民自治的顺利开展，也保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实现。

3.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和管理机制。由于农村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体制忽略了农民对公共产品的真正需求，导致了一些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不对称现象。因此，为了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必须建立一套农村公共产品的民主表达机制，以能体现农民的真正需求。同时，加强对农村公共资源的监督，实现村务公开，确保公共资源合理利用，使公共资源的使用置于严格的农民监督之下，保证其能真正地用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中。

参考文献

[1]吕达。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机制及其政府行为分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1.

[2]郭泽保。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选择的表达机制[J].中国行政管理，2004，12.

[3]杨定全。西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创新[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2.

供给管理论文例6

一、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比较

在上个世纪末，我国经济政策主要从需求端入手，依据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即通过国民收入均衡公式Y=C+I+G+NX，认为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使经济中的C、I、G和NX的需求增加来实现。

而供给经济学遵循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Y=F（A，K，L），他们认为经济的增长依靠A、K、L，不过在长期中增加K与L并不会增加经济增长率，因为K会达到稳态而人均产出增长率也是不变的。所以从长期看，经济增长的动力就在于A（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现在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就是旨在提高生产力，也即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提高产出水平。

二、从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及政策演变看供给侧管理的发展

（一）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及政策演变

20世纪是“宏观经济学”不平凡的100年，是宏观经济学理论及政策的演变过程，以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之争为主线，大体可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30年代之前，主要强调供给决定需求、政府不应干预，这时是供给管理。

（2）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凯恩斯认为其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政府干预消费和投资等需求。这是需求管理。尽管在短期它可以解决一定的经济衰退问题，但长期看会产生滞胀的后果。由此，新古典综合派认为除了对需求端分析外，还必须对供给端进行分析。这就是供给需求综合管理。

（3）70-80年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市场大部分时间能够调节好经济，然而供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长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供给也会提高。这就是供给管理。

（4）80年代到20世纪结束，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这两大学派之间，以他们的理论在当时的地位来体现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

（二）西方宏观经济政策三大转换

在这期间，我们可以了解到整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倾向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换，这就是：从供给管理倾向需求管理的转换；从需求管理再向供给管理的转换；从供给管理向供给需求综合管理转换。任何单独看重短期发展的需求管理而不注重长期发展的供给管理都是有失偏颇的，供给需求综合管理才是因时度势的方法。

三、供给侧改革的中国选择

（一）出口占比变化

1995年到2014年这20年的出口额从12451.8亿元增加到了143883.8亿元，出口占GDP的比重从最初的20.36%，中间有波动的增加到最高点---2006年的35.65%，在2006-2014年之间出口占比下降，2014年的出口占比为22.63%。近年来，由于国际经济状况的变化，导致我国出口占比减少了，出口再想大幅度增加可能性就小了很多。（图一）

（二）消费占比变化

1995年到2014年这20年的消费总额从23613.8亿元增加到了271896.1亿元，消费总额占GDP的比重从最初的38.63%，中间有波动的增加到最高点---2014年的42.76%，在2001-2007年之间消费占比下降，从2001年的39.05%到2007年下降到的最低点，其消费占比为34.91%，但随后占比又上升。由于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们对消费的刺激以及消费观念的变化等原因，我国消费水平大幅上升，但同时这也就说明消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小了很多。（图二）

（三）供需不匹配

我国既出现了“产能过剩”又出现了“供给跟不上需求”，这说明我国经济存在着“供需不匹配”，需要供给改革。这里的供给跟不上需求与产能过剩并不冲突，因为是针对不同的产业而言，比如在钢铁业和水泥等行业上的大量投资，但消费又是既定的，这就造成其产量过剩；在高科技产业上投资不足，他们购买了大量的国外商品，这些产品在外形上和质量上都存在优胜于我国产品的地方，导致其供给跟不上需求。

四、结论

当出现产能过剩时，需求侧管理的刺激社会需求与供给侧管理的“过剩”本身就是不合理应该调整的观点是有区别的，那现今究竟应该采取什么管理制度呢？我们发现，因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核心区别在于市场是否出清，当短期经济并未达到市场出清状态时，采取需求侧管理；当长期经济达到市场均衡时，采取供给侧管理。当“三驾马车”在需求侧难以自我实现的时候，就需要供给的作用。当然，在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发现供给需求综合管理才是政府管理经济更好的方法，具体时间段的管理应该以侧重点不同而加以区分。

参考文献：

[1]曹国亮.供给侧管理在中国的推出及国际经验[J].品牌营销，2015.

[2]贾康.中国经济需要新供给的“破”与“立”[J].中国发展观察，2015.

[3]王志伟.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演变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供给管理论文例7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医疗保健、公共安全以及社会公正和自由等公共物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长，这些旨在提高人们福利、保持社会稳定的公共物品对一个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从客观上导致政府必须对这类公共物品的需求给予及时、充分高效的满足。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公共物品有效提供的相关理论，为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　财政分权理论与地方公共物品提供

(1)蒂伯特模型

蒂伯特(Tiebout，1956)在谈到多级政府问财政关系时运用“以足投票”(voting with feet)理论，对地方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提出较为系统的分析。在人口充分流动的条件下，人们将会离开公共服务落后或税收较高的地区，迁移到公共服务或税收低的地区。然而，通过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后，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将得以提高，要素的流动将会呈现发散式，会减少落后地区更好品质的劳动力和各类资本的流失。最终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来使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提高。

(2)奥茨分权定理

奥茨(Oates，1972)运用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方法，提出了“分权定理”。该定理表明，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在一定条件下，由地方政府为本地区提供公共品要比由中央政府在所有地区内按同一水平提供公共品更有效率。该定理的另一种表述是，分权的收益与公共品需求的变异程度(方差)呈正相关关系。

(3)布坎南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

布坎南的“俱乐部”理论把社区比作俱乐部，然后研究在面临外在因素的条件下任何一个俱乐部――为分享某种利益而联合起来的人们的一个自愿协会――如何确定其最优成员数的一种理论。一个俱乐部的最佳规模就在外部经济所产生的边际成本(拥挤成本)正好等于由于新成员分担运转成本所带来的边际节约这个点上，即所谓／的公共物品供给的边际替代率之和等于其编辑转换率。

二　产权理论

传统的理论经济学认为，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市场机制在公共物品领域存在着“市场失灵”，免费“搭便车”现象和外部性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私人是不愿意且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为了消除“市场失灵”，这就需要政府而且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公共物品。科斯(R.Coase，1960)这篇文章研究了如何解决经济外部性的问题，以此论证产权的界定和产权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

科斯定力的成立与否依赖于经济环境的界定。如消费者效用函数不是拟线性效用(quasi Enear)，则科斯中性定理不成立。因此，当交易成本为零及产权明晰界定时，导致有效配置的充分必要条件是效用函数为准线性函数，即外部性商品的收入效应为零。(Hurwicz，1995)

科斯有效性定理的问题更为严重，阿罗(Arrow，1979)指出，由于科斯定理自愿谈判的假设可以被模型为合作博，这就要求假定关于经济环境的信息是完全的。当信息是不完全或不对称的，一般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　新公共管理学理论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国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新公共管理学的主要内容包括：要区分政府的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政策制定是政府的职责，但政策执行的职责可以由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非营利部门来共同承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政策制定体现公平，多组织的配合体现效率，发挥了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的优势；以顾客为导向，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作为消费者的顾客对于公共服务应具有直接的控制权和选择权，政府的社会责任是根据顾客的需求向其提供服务，政府公共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倾听顾客意见，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只有顾客驱动的政府才能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并促进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

新公共管理理论启示我们，实现城市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实现城市政府的管理有效性，这种有效性体现在政府角色的转换、政府职能转换以及机构改革方面，核心是提高政府绩效。

四　参与人数对公共物品有效提供的理论分析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建立简单的模型分析了集团中公共物品提供量达到最优的条件以及个人提供公共物品的条件，然后根据这些条件得出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提供公共物品，但由于存在搭便车问题，小集团中的提供量低于最优水平；而大集团成员众多，个人的收益占集团收益的份额较小，导致公共物品的提供量偏离最优水平很远，因此大集团公共物品提供量有可能为零。

五　有关结论及启示

上述学者的研究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分析了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有助于我们对公共物品供给理论的深入理解。市场和政府之间相互竞争使得公共物品供给更有效率已经成为共识。但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对公共物品的供给的微观机制研究还很不够；公共物品供给的技术性问题也缺乏研究。

参考文献

[1]卢洪友，公共品供给的政府效率解及其条件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3,3

[2]郭蕾，城市公共品便捷变化及有效供给探析[J]，华东经济管理，2007,11

[3]涂晓芳，论城市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J]，郑州大学学报,2001,6

供给管理论文例8

近几年自己坚实的学习专业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对新理论、新技术等科技发展速度同时，在工程质量管理中，系统地学习ISO9000系列标准体系，对国内外给排水专业工程管理发展动态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充分运用专业理论在给排水工艺的发展趋势及供水系统设备节能技术应用中起到了一定的经济效果。在一九九七年十月本人参加全国给排水协会主办的给水水质深度处理研究会第三届学术交流会，对饮用水质深度处理技术理论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一九九八年国家计委和建设部主办的《给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培训班脱产学习，对熟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技术规范、规程、法规、条例及相关专业的国际标准都有不同程度提高。在坚持专业理论学习和技术知识的掌握不断提高。在一九九九年秋参加讨论“黑龙江省估价表”（市政工程部分）编制方案讨论工作，对我省市政工程定额编制和完善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对给排水管道施工分类进行明确，施工界限清楚。在二一年参加了“继续教育培训证书”的五个月理论基础学习。在以后工作还要努力学习专业理论知识，不断提高协调各专业技术难题的能力，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科技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规定。

二、工作经历和能力

一九九七年三月份起，负责哈尔滨市重点工程项目之一的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供水量8万吨/日的供水加压站工程。其中：水库工艺、泵站工艺、加氯间工艺、厂区给排水及热力管道工程施工现场技术、质量的管理工作，完善了各项工程内业，报建手续等资料。独立完成各项工程决算的审核工作，并协调该项目相关专业决算的汇总工作，把工程投资额度控制在8400万元的市政府计划指标内，在市政府投资缺少3300万元的情况下，组织各施工单位完成了供水加压站全部建设工程任务，现已达到设计供水8万吨/日的能力，并通过了有关部门进行的工程预验收和试运行阶段。

一九九七年八月在有关部门配合下对集团公司新阳路办公用房改为职工住宅工程，本人承担全部土建、室内外给排水及采暖工程。从方案讨论到技术论证及施工技术管理工作，都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间墙上，采用了新技术、新材料，减少建筑材料自重荷载，满足了设计要求，使这项改造工程节省资金30万元，受到主管领导的好评。

一九九七年十月我集团公司承建黑龙江省延寿县自来水公司净水厂和给水管道DN500全长20公里工程的现场技术负责工作，在短短的二个月时间全部竣工，并在年底达到送水2万吨/日的能力，解决了延寿县吃水难的问题，为集团公司圆满地完成了各项施工任务。

一九九八年四月为配合哈尔滨市路桥改造重点工程，组织各施工单位在时间紧、任务重、保质量、资金紧的情况下，完成了DN200~DN900的给水管线1500米施工任务，提前工期十五天，工程总造价700万元，为新建路桥工程提前顺利开工创造了必要条件，受到了哈市路桥指挥部及领导的表扬。在一九九八年五月完成了黑龙江省延寿县自来水公司净水厂土建及工艺管道收尾工程和内业资料整理验收及决算审定工作。一九九八年六月先后负责外资企业哈尔滨香格里拉大酒店专用给水管线DN300全长2000米及专用煤气管线φ300全长2200米现场技术管理工作。为哈市招商引资做出了一份工作。一九九八年七月配合黑龙江高速公路管理局京哈公路指挥部改造给水管线DN1000,全长6公里，投资1300万元的施工、技术方案论证、现场技术指导工作。在一九九八年九月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省、市重点工程之一的哈尔滨市城市管网改造工程，该项工程总投资1.8亿元，改造、新建给水管线DN200~DN1000的30公里施工技术、质量管理，解决技术难题20处，如过排水方渠、铁路道口、地下水位太高等。改进和采用新的施工方法7处，处理现场各种管线、电缆交叉点无数处。保证了工程质量、进度、投资三大控制的力度，有部分工程达到优质工程，使该项工程达到预期目标，改善了城市供水管网条件，顺利地通过有关部门验收和交付生产部门使用，为我市供水事业做出了贡献。

一九九八年十月被哈市公用事业职工中等专业学校聘为给排水专业教师。

一九九九年四月至十二月承担国家债券投资1.3亿元，完成城市给水管线19公里，配合哈市路桥重点工程，先后负责道里区新阳路给水管线DN600,全长2公里；道外区北环路给水管线DN500,全长2.4公里；南岗区建设街给水管线DN700,全长600米；花园街给水管线DN300,全长1.1公里。为市政路桥工程顺利进行提供了条件，部分工程被质检部门评为优质工程。

四、二年完成了二年国债投资2500万元的城市管网15公里的改造工程，配合市政路桥工程和位移给水管线5公里，投资1000万元。在哈市应急供水工程中，参加前期可研报告的技术资料整理，技术方案的论证，现场勘察河床和水文地质勘察等大量技术工作。在二年新建城市给水管网工程中，先后负责十余条街的工程编制标底、招标等工作。

二一年二月新建哈市应急供水工程的施工图审查工作，提出技术问题十九项，其中一、二厂水塔工艺、室内配套项目技术问题采纳八项。三月份开始办理哈市应急供水工程开工手续十八项。四月份对一、二水厂取水塔进行江面勘察钻探工作，新设二水厂至三水厂输水管线DN1600施工图审查、会签招标工作，在审查施工图纸中，对二水厂大坝恢复，地势在18米坡差的地方需设挡土墙采用毛石护坡、防止水土流失、确保此处管道复土符合设计，穿越大坝管道设计方案，过河沟顶管及穿越铁路四处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完善了施工图的不足之处，当时就被专家采纳，提高了设计施工图纸的水平。五月份至十一月份输水管线DN1600开始施工，全长10公里，主要负责现场技术、前期障碍物处理（其中动迁42家，节省资金2600万元）、技术内业资料、管线穿越四处铁路涵洞及工作管安装工作。如哈尔滨市自来水管道工程公司施工的DN1600过河家沟顶管中，当顶进8m时，遇到有毒气体影响人身安全和施工进度，经过大气检测必须采取防毒措施进行施工，本人先后走访哈市大气检测中心、哈市消防支队和查阅有关技术资料，最后研制出顶管防毒新技术施工方法，使该段施工按计划完成。防止了安全和毒气事故的发生，受到了主管领导的好评。在九月份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城市给水管网八条街的编制标底及招标工作，十月份又新建一水厂至二水厂输电线路联络线工程和二水厂至城乡路一次变输电线路工程现场技术调查、地域情况调查、“三通一平”、前期施工手续。其中，动迁临时占用企业12家，节省资金300万元。这次哈市应急供水工程总投资2.8亿元及二一年市区管网改造工程总投资2500万元，此项哈市应急供水工程均属于部级大型建设项目工程，为哈市供水事业贡献出一份力量。

三、业绩与成果

一九九九年三月在黑龙江省给排水技术交流会上“浅谈不断水施工技术应用”论文被评为省级优秀论文。同年刊登在“黑龙江土木建筑”杂志上发表，举办单位是黑龙江省给排水情报网。

一九九九年七月被评为哈尔滨市市政公用建设管理局科技工作先进个人。

一九九九年十月“提高铸件工艺出品率，降低防寒井盖成本课题”被评为哈尔滨市优秀QC成果证书。

二年三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城镇供水技术》一书中编写在“聚合铁铝与其它净水剂净水效果比较”第一章中的第九节。

二一年二月研制“卡子三通”给水管件获哈尔滨市科技成果证书。

二一年四月，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编制哈尔滨市应急供水工程环评报告，主要负责原始资料调查，技术数据提供，现场技术情况勘察等技术工作。

二一年十二月撰写的论文“有关含铁地下取水构筑物问题分析”在二二年《黑龙江水利科技》杂志第一期发表。

二一年十二月于吉林大学化学学院合作论文“环境水样中砷的化学形态分析”在二二年《吉林大学》（地球科学板）杂志第二期发表。

二二年一月参加哈尔滨市QC成果大会上宣读“降低哈尔滨市应急供水工程造价QC成果报告”课题被评为哈市优秀QC成果奖。

二二年三月撰写的论文“石灰碱化法在除铁锰降低水的总硬度中的应用”一文，在《黑龙江地质》杂志第一期发表。

四、其它

二年七月被评为中国共产党哈尔滨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优秀中国共产党党员。

供给管理论文例9

本人自一九八五年至今一直从事给排水专业的技术管理和工程施工等工作，非常热爱本专业工作。特别是在一九九七年以后，随着适应现代化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不断学习新技术、新理论，并用新的管理水平指导自己的工作，现将近几年来从事的主要技术工作总结如下： 专业理论知识 近几年自己坚实的学习专业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对新理论、新技术等科技发展速度同时，在工程质量管理中，系统地学习iso9000系列标准体系，对国内外给排水专业工程管理发展动态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充分运用专业理论在给排水工艺的发展趋势及供水系统设备节能技术应用中起到了一定的经济效果。在一九九七年十月本人参加全国给排水协会主办的给水水质深度处理研究会第三届学术交流会，对饮用水质深度处理技术理论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一九九八年国家计委和建设部主办的《给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培训班脱产学习，对熟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技术规范、规程、法规、条例及相关专业的国际标准都有不同程度提高。在坚持专业理论学习和技术知识的掌握不断提高。在一九九九年秋参加讨论“黑龙江省估价表”（市政工程部分）编制方案讨论工作，对我省市政工程定额编制和完善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对给排水管道施工分类进行明确，施工界限清楚。在二一年参加了“继续教育培训证书”的五个月理论基础学习。在以后工作还要努力学习专业理论知识，不断提高协调各专业技术难题的能力，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科技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规定。 二、工作经历和能力 一九九七年三月份起，负责哈尔滨市重点工程项目之一的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供水量8万吨/日的供水加压站工程。其中：水库工艺、泵站工艺、加氯间工艺、厂区给排水及热力管道工程施工现场技术、质量的管理工作，完善了各项工程内业，报建手续等资料。独立完成各项工程决算的审核工作，并协调该项目相关专业决算的汇总工作，把工程投资额度控制在8400万元的市政府计划指标内，在市政府投资缺少3300万元的情况下，组织各施工单位完成了供水加压站全部建设工程任务，现已达到设计供水8万吨/日的能力，并通过了有关部门进行的工程预验收和试运行阶段。 一九九七年八月在有关部门配合下对集团公司新阳路办公用房改为职工住宅工程，本人承担全部土建、室内外给排水及采暖工程。从方案讨论到技术论证及施工技术管理工作，都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间墙上，采用了新技术、新材料，减少建筑材料自重荷载，满足了设计要求，使这项改造工程节省资金30万元，受到主管领导的好评。 一九九七年十月我集团公司承建黑龙江省延寿县自来水公司净水厂和给水管道dn500全长20公里工程的现场技术负责工作，在短短的二个月时间全部竣工，并在年底达到送水2万吨/日的能力，解决了延寿县吃水难的问题，为集团公司圆满地完成了各项施工任务。 一九九八年四月为配合哈尔滨市路桥改造重点工程，组织各施工单位在时间紧、任务重、保质量、资金紧的情况下，完成了dn200~dn900的给水管线1500米施工任务，提前工期十五天，工程总造价700万元，为新建路桥工程提前顺利开工创造了必要条件，受到了哈市路桥指挥部及领导的表扬。在一九九八年五月完成了黑龙江省延寿县自来水公司净水厂土建及工艺管道收尾工程和内业资料整理验收及决算审定工作。一九九八年六月先后负责外资企业哈尔滨香格里拉大酒店专用给水管线dn300全长XX米及专用煤气管线φ300全长2200米现场技术管理工作。为哈市招商引资做出了一份工作。一九九八年七月配合黑龙江高速公路管理局京哈公路指挥部改造给水管线dn1000,全长6公里，投资1300万元的施工、技术方案论证、现场技术指导工作。在一九九八年九月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省、市重点工程之一的哈尔滨市城市管网改造工程，该项工程总投资1.8亿元，改造、新建给水管线dn200~dn1000的30公里施工技术、质量管理，解决技术难题20处，如过排水方渠、铁路道口、地下水位太高等。改进和采用新的施工方法7处，处理现场各种管线、电缆交叉点无数处。保证了工程质量、进度、投资三大控制的力度，有部分工程达到优质工程，使该项工程达到预期目标，改善了城市供水管网条件，顺利地通过有关部门验收和交付生产部门使用，为我市供水事业做出了贡献。 一九九八年十月被哈市公用事业职工中等专业学校聘为给排水专业教师。 一九九九年四月至十二月承担国家债券投资1.3亿元，完成城市给水管线19公里，配合哈市路桥重点工程，先后负责道里区新阳路给水管线dn600,全长2公里；道外区北环路给水管线dn500,全长2.4公里；南岗区建设街给水管线dn700,全长600米；花园街给水管线dn300,全长1.1公里。为市政路桥工程顺利进行提供了条件，部分工程被质检部门评为优质工程。 四、二年完成了二年国债投资2500万元的城市管网15公里的改造工程，配合市政路桥工程和位移给水管线5公里，投资1000万元。在哈市应急供水工程中，参加前期可研报告的技术资料整理，技术方案的论证，现场勘察河床和水文地质勘察共2页,当前第1页1等大量技术工作。在二年新建城市给水管网工程中，先后负责十余条街的工程编制标底、招标等工作。 二一年二月新建哈市应急供水工程的施工图审查工作，提出技术问题十九项，其中一、二厂水塔工艺、室内配套项目技术问题采纳八项。三月份开始办理哈市应急供水工程开工手续十八项。四月份对一、二水厂取水塔进行江面勘察钻探工作，新设二水厂至三水厂输水管线dn1600施工图审查、会签招标工作，在审查施工图纸中，对二水厂大坝恢复，地势在18米坡差的地方需设挡土墙采用毛石护坡、防止水土流失、确保此处管道复土符合设计，穿越大坝管道设计方案，过河沟顶管及穿越铁路四处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完善了施工图的不足之处，当时就被专家采纳，提高了设计施工图纸的水平。五月份至十一月份输水管线dn1600开始施工，全长10公里，主要负责现场技术、前期障碍物处理（其中动迁42家，节省资金2600万元）、技术内业资料、管线穿越四处铁路涵洞及工作管安装工作。如哈尔滨市自来水管道工程公司施工的dn1600过河家沟顶管中，当顶进8m时，遇到有毒气体影响人身安全和施工进度，经过大气检测必须采取防毒措施进行施工，本人先后走访哈市大气检测中心、哈市消防支队和查阅有关技术资料，最后研制出顶管防毒新技术施工方法，使该段施工按计划完成。防止了安全和毒气事故的发生，受到了主管领导的好评。在九月份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城市给水管网八条街的编制标底及招标工作，十月份又新建一水厂至二水厂输电线路联络线工程和二水厂至城乡路一次变输电线路工程现场技术调查、地域情况调查、“三通一平”、前期施工手续。其中，动迁临时占用企业12家，节省资金300万元。这次哈市应急供水工程总投资2.8亿元及二一年市区管网改造工程总投资2500万元，此项哈市应急供水工程均属于部级大型建设项目工程，为哈市供水事业贡献出一份力量。 三、业绩与成果 一九九九年三月在黑龙江省给排水技术交流会上“浅谈不断水施工技术应用”论文被评为省级优秀论文。同年刊登在“黑龙江土木建筑”杂志上发表，举办单位是黑龙江省给排水情报网。 一九九九年七月被评为哈尔滨市市政公用建设管理局科技工作先进个人。 一九九九年十月“提高铸件工艺出品率，降低防寒井盖成本课题”被评为哈尔滨市优秀qc成果证书。 二年三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城镇供水技术》一书中编写在“聚合铁铝与其它净水剂净水效果比较”第一章中的第九节。 二一年二月研制“卡子三通”给水管件获哈尔滨市科技成果证书。 二一年四月，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编制哈尔滨市应急供水工程环评报告，主要负责原始资料调查，技术数据提供，现场技术情况勘察等技术工作。 二一年十二月撰写的论文“有关含铁地下取水构筑物问题分析”在二二年《黑龙江水利科技》杂志第一期发表。 二一年十二月于吉林大学化学学院合作论文“环境水样中砷的化学形态分析”在二二年《吉林大学》（地球科学板）杂志第二期发表。 二二年一月参加哈尔滨市qc成果大会上宣读“降低哈尔滨市应急供水工程造价qc成果报告”课题被评为哈市优秀qc成果奖。 二二年三月撰写的论文“石灰碱化法在除铁锰降低水的总硬度中的应用”一文，在《黑龙江地质》杂志第一期发表。 四、其它 二年七月被评为中共哈尔滨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优秀中国共产党党员。 二一年六月被评为中共哈尔滨市市政公用建设管理局委员会优秀中国共产党员。 二二年七月被评为中共哈尔滨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优秀中国共产党党员。 为了更快、更好地提高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及业务能力，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自己在各方面能力都有提高和进步，这就是近几年来所做的专业技术工作的小结。今后，我要不断地学习各方面专业知识，继续开展给排水领域中的课题研究与探讨，决心在今后工作中为供水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共2页,当前第2页2

供给管理论文例10

近几年自己坚实的学习专业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对新理论、新技术等科技发展速度同时，在工程质量管理中，系统地学习ISO9000系列标准体系，对国内外给排水专业工程管理发展动态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充分运用专业理论在给排水工艺的发展趋势及供水系统设备节能技术应用中起到了一定的经济效果。在一九九七年十月本人参加全国给排水协会主办的给水水质深度处理研究会第三届学术交流会，对饮用水质深度处理技术理论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一九九八年国家计委和建设部主办的《给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培训班脱产学习，对熟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技术规范、规程、法规、条例及相关专业的国际标准都有不同程度提高。在坚持专业理论学习和技术知识的掌握不断提高。在一九九九年秋参加讨论“黑龙江省估价表”（市政工程部分）编制方案讨论工作，对我省市政工程定额编制和完善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对给排水管道施工分类进行明确，施工界限清楚。在二一年参加了“继续教育培训证书”的五个月理论基础学习。在以后工作还要努力学习专业理论知识，不断提高协调各专业技术难题的能力，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科技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规定。

二、工作经历和能力

一九九七年三月份起，负责哈尔滨市重点工程项目之一的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供水量8万吨/日的供水加压站工程。其中：水库工艺、泵站工艺、加氯间工艺、厂区给排水及热力管道工程施工现场技术、质量的管理工作，完善了各项工程内业，报建手续等资料。独立完成各项工程决算的审核工作，并协调该项目相关专业决算的汇总工作，把工程投资额度控制在8400万元的市政府计划指标内，在市政府投资缺少3300万元的情况下，组织各施工单位完成了供水加压站全部建设工程任务，现已达到设计供水8万吨/日的能力，并通过了有关部门进行的工程预验收和试运行阶段。

一九九七年八月在有关部门配合下对集团公司新阳路办公用房改为职工住宅工程，本人承担全部土建、室内外给排水及采暖工程。从方案讨论到技术论证及施工技术管理工作，都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间墙上，采用了新技术、新材料，减少建筑材料自重荷载，满足了设计要求，使这项改造工程节省资金30万元，受到主管领导的好评。

一九九七年十月我集团公司承建黑龙江省延寿县自来水公司净水厂和给水管道DN500全长20公里工程的现场技术负责工作，在短短的二个月时间全部竣工，并在年底达到送水2万吨/日的能力，解决了延寿县吃水难的问题，为集团公司圆满地完成了各项施工任务。

一九九八年四月为配合哈尔滨市路桥改造重点工程，组织各施工单位在时间紧、任务重、保质量、资金紧的情况下，完成了DN200~DN900的给水管线1500米施工任务，提前工期十五天，工程总造价700万元，为新建路桥工程提前顺利开工创造了必要条件，受到了哈市路桥指挥部及领导的表扬。在一九九八年五月完成了黑龙江省延寿县自来水公司净水厂土建及工艺管道收尾工程和内业资料整理验收及决算审定工作。一九九八年六月先后负责外资企业哈尔滨香格里拉大酒店专用给水管线DN300全长2000米及专用煤气管线φ300全长2200米现场技术管理工作。为哈市招商引资做出了一份工作。一九九八年七月配合黑龙江高速公路管理局京哈公路指挥部改造给水管线DN1000,全长6公里，投资1300万元的施工、技术方案论证、现场技术指导工作。在一九九八年九月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省、市重点工程之一的哈尔滨市城市管网改造工程，该项工程总投资1.8亿元，改造、新建给水管线DN200~DN1000的30公里施工技术、质量管理，解决技术难题20处，如过排水方渠、铁路道口、地下水位太高等。改进和采用新的施工方法7处，处理现场各种管线、电缆交叉点无数处。保证了工程质量、进度、投资三大控制的力度，有部分工程达到优质工程，使该项工程达到预期目标，改善了城市供水管网条件，顺利地通过有关部门验收和交付生产部门使用，为我市供水事业做出了贡献。

一九九八年十月被哈市公用事业职工中等专业学校聘为给排水专业教师。

一九九九年四月至十二月承担国家债券投资1.3亿元，完成城市给水管线19公里，配合哈市路桥重点工程，先后负责道里区新阳路给水管线DN600,全长2公里；道外区北环路给水管线DN500,全长2.4公里；南岗区建设街给水管线DN700,全长600米；花园街给水管线DN300,全长1.1公里。为市政路桥工程顺利进行提供了条件，部分工程被质检部门评为优质工程。

四、二年完成了二年国债投资2500万元的城市管网15公里的改造工程，配合市政路桥工程和位移给水管线5公里，投资1000万元。在哈市应急供水工程中，参加前期可研报告的技术资料整理，技术方案的论证，现场勘察河床和水文地质勘察等大量技术工作。在二年新建城市给水管网工程中，先后负责十余条街的工程编制标底、招标等工作。

二一年二月新建哈市应急供水工程的施工图审查工作，提出技术问题十九项，其中一、二厂水塔工艺、室内配套项目技术问题采纳八项。三月份开始办理哈市应急供水工程开工手续十八项。四月份对一、二水厂取水塔进行江面勘察钻探工作，新设二水厂至三水厂输水管线DN1600施工图审查、会签招标工作，在审查施工图纸中，对二水厂大坝恢复，地势在18米坡差的地方需设挡土墙采用毛石护坡、防止水土流失、确保此处管道复土符合设计，穿越大坝管道设计方案，过河沟顶管及穿越铁路四处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完善了施工图的不足之处，当时就被专家采纳，提高了设计施工图纸的水平。五月份至十一月份输水管线DN1600开始施工，全长10公里，主要负责现场技术、前期障碍物处理（其中动迁42家，节省资金2600万元）、技术内业资料、管线穿越四处铁路涵洞及工作管安装工作。如哈尔滨市自来水管道工程公司施工的DN1600过河家沟顶管中，当顶进8m时，遇到有毒气体影响人身安全和施工进度，经过大气检测必须采取防毒措施进行施工，本人先后走访哈市大气检测中心、哈市消防支队和查阅有关技术资料，最后研制出顶管防毒新技术施工方法，使该段施工按计划完成。防止了安全和毒气事故的发生，受到了主管领导的好评。在九月份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城市给水管网八条街的编制标底及招标工作，十月份又新建一水厂至二水厂输电线路联络线工程和二水厂至城乡路一次变输电线路工程现场技术调查、地域情况调查、“三通一平”、前期施工手续。其中，动迁临时占用企业12家，节省资金300万元。这次哈市应急供水工程总投资2.8亿元及二一年市区管网改造工程总投资2500万元，此项哈市应急供水工程均属于部级大型建设项目工程，为哈市供水事业贡献出一份力量。

三、业绩与成果

一九九九年三月在黑龙江省给排水技术交流会上“浅谈不断水施工技术应用”论文被评为省级优秀论文。同年刊登在“黑龙江土木建筑”杂志上发表，举办单位是黑龙江省给排水情报网。

一九九九年七月被评为哈尔滨市市政公用建设管理局科技工作先进个人。

一九九九年十月“提高铸件工艺出品率，降低防寒井盖成本课题”被评为哈尔滨市优秀QC成果证书。

二年三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城镇供水技术》一书中编写在“聚合铁铝与其它净水剂净水效果比较”第一章中的第九节。

二一年二月研制“卡子三通”给水管件获哈尔滨市科技成果证书。

二一年四月，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编制哈尔滨市应急供水工程环评报告，主要负责原始资料调查，技术数据提供，现场技术情况勘察等技术工作。

二一年十二月撰写的论文“有关含铁地下取水构筑物问题分析”在二二年《黑龙江水利科技》杂志第一期发表。

二一年十二月于吉林大学化学学院合作论文“环境水样中砷的化学形态分析”在二二年《吉林大学》（地球科学板）杂志第二期发表。

二二年一月参加哈尔滨市QC成果大会上宣读“降低哈尔滨市应急供水工程造价QC成果报告”课题被评为哈市优秀QC成果奖。

二二年三月撰写的论文“石灰碱化法在除铁锰降低水的总硬度中的应用”一文，在《黑龙江地质》杂志第一期发表。

四、其它

二年七月被评为中国共产党哈尔滨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优秀中国共产党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