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的定义例1

关键词：税收信息化定义内涵

一、问题提出

税收信息化作为一种信息化发展过程，给税收管理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我国近年税收信息化发展迅速，目前正处于税收信息化一体化建设的关键阶段。尽管税收信息化是目前税收管理领域的研究重点，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较多，但众多专著和论文中缺乏专门针对税收信息化定义和内涵的讨论，大多仅仅简单提到税收信息化一词，重点多放在研究税收信息化的目标、不足、改进措施方面。作为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概念，人们对它的认识很不统一，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并且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概念。本文试图对学者对税收信息化的定义和内涵的观点进行对比归纳，以助于对税收信息化定义和内涵的理解。

二、税收信息化的几种定义

随着我国税收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税收信息化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征管电算化、税收电子化、税收信息化这样的名称变化体现了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与税收信息化相关或类似的学术名词还有信息化税收管理、税务信息化、税收管理信息化，它们之间共同的也是最基本的特征都是信息化，所以这里不多加区分，仅以税收信息化一词涵盖。通过对已有税收信息化的定义和内涵进行对比分析，下文总结出了税收信息化定义的三种类型。

（一）税收信息化是信息技术在税务管理方面的应用

谭荣华认为，信息化是指在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广泛利用信息资源，加速现代化的进程。税务信息化沿用信息化的一般概念，可以定义为，是指税务工作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广泛利用税收与经济信息资源，加速税务现代化的过程。谭荣华主编的《税收信息化教程》大篇幅介绍什么是信息化，但并没有关于税收信息化的确切定义。

曾国祥在其主编的《税收管理学》中认为，税收信息化是指通过互联网、内联网和外联网技术，实现税收管理职能的电子化处理，为各级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提供税源管理、征收管理和稽查管理服务，为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提供税收信息服务、税收信息咨询和涉税指南服务。

曾飞、葛开珍更强调税务信息化中的信息化特征，他们认为税务信息化最重要的内涵或精髓在于，构建一个“虚拟机关”，即跨越时间、地点和部门的全方位的税务综合信息集合体。这个集合体至少要达到两个目标：使税务机关能够有效地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并将其整合到税收管理中去，实现税收管理的目标；税收信息的公开和可获得性，使全体税务人员能够更容易的获得各个方面的信息，提高税收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李晶同样从信息化的角度对税收信息化进行定义，并对税收信息化特征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她认为税收信息化是信息技术在税收领域的应用。真正完善的税收信息化，具有纳税申报、税款缴纳、文书传递、信息反馈、入库催缴、税务稽查、会计统计等税收服务功能，以及意见征询、广告宣传等其他功能，多种信息通过计算机网络最终实现共享和传输汇总。

税务机构是信息化各领域中信息技术的最大应用者之一，税收信息化也是信息化的重要前沿领域。上述定义的共同点在于都是通过信息化这一更广泛的概念范畴，对税收信息化下定义。比较起来，它们属于狭义上的税收信息化定义。这一类型的定义也有不足之处，强调信息技术在税收工作中的应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信息技术条件下，信息化所带来的税收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二）信息化是一场税收征管革命

税收信息化不单单是简单的把手工操作移植到计算机上，而是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一场税收管理革命，涉及到业务重组、机构重组、不同层次机构事权的重新调整。税收信息化=业务重组+机构重组+信息化。许善达强调税收信息化首先带来的是税收征管的变革。税收信息化从技术上保证了上级部门能及时获得真实完整的基层征管信息，为分解和上收税收执法权提供技术依托。

圩岸认为，税收信息化作为一场税收征管革命，其内涵可概括为“人—机器—人”，主要由两个有机部分组成，先是机器管人，获取详尽、准确、全面的税收信息，不受纳税人、执法者主观意志的影响；其次是人管机器，培养合格的执法者，建立良好的管理制度，最终实现税收管理的信息化。

胡小宁、钟玲认为，税收信息化是利用信息技术对税务机关的内部组织结构和业务运行方式的重组和改造。通过重组和改造，使税收征管体制更加科学、合理、高效，使税收管理从金字塔式的管理向扁平化的结构转变。

上述定义的共同点在于，相比信息技术在税收领域的应用，更加重视信息技术应用所带来的税收机构重组、业务重组，更注重信息化所依法的税收征管制度的创新。

该定义的不足之处在于，仅强调税收征管的改革创新，忽略了税收管理的其他部分。现阶段我国进行税收信息化的主要措施是进行税收信息一体化建设，实现建立“一个网络，一个平台，四个系统”的税收管理信息系统。税收征管系统仅仅是四个系统之一，另外还有税务行政管理应用系统（包含办公自动化、人事管理和行政监察），外部信息管理应用系统（进行外部信息交换和纳税服务）和决策支持管理系统（利用税收信息进行税收分析和决策）三个系统。上述定义在强调税收征管革命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税收行政管理、纳税服务、税收决策等方面。

（三）税收信息化是信息技术支持下税收管理制度的创新

江苏南京市地方税务局课题组认为，税收信息化应定义为，是将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税务管理，深度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提高管理、监控、服务水平，并由此推动税务部门业务重组、流程再造、文化重塑，进而推进税务管理现代化建设的综合过程。

这一定义至少应包含以下内涵：税收信息化是税务管理改革与信息技术运用相互结合和互相促进的过程，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在税务管理中广泛地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税收信息化是技术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是管理创新的过程，将引发管理变革，推动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人文观念、组织模式、管理方式和业务流程；税收信息化的核心在于有效利用信息资源，只有广泛采集和积累信息，迅速流通和加工信息，有效利用和繁衍信息，才能通过信息资源开发提高管理、监控、服务效能；税收信息化以实现税务管理现代化为目标，它既是实现管理现代化的强大推动力，又是管理现代化有机的组成部分，因而税收信息化不仅包括税收征管业务的信息化，还应包括税务行政管理的信息化。

李伟认为，税收信息化的主要内涵在于，建立新形势下的现代化税收管理体系和税收管理制度，完成信息技术和管理科学支持下的征管制度创新、管理模式创新、为纳税人服务创新和经济调控手段创新。

税收信息化涵盖的内容包括：税收信息一体化；重大信息化工程项目运行管理和维护；新增项目和升级项目的总体设计、开发管理、技术维护；数据管理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为科学决策服务；信息化基础设施的管理、维护、升级；制定整合策略，不断整合出现的新应用系统；建立日常工作制度、管理技术队伍和社会技术资源利用的渠道和机制；技术创新和基于信息化的制度创新的理论探讨和实践。

罗伟平认为，税收信息化是指利用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优化税务管理业务流程，整合、深度开发利用涉税信息资源，以提高税收决策质量、税务工作效率，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的服务。它主要包括税务机关内部行政管理和征收管理手段电子化、税务机关同外部协作单位之间信息共享、税务机关同纳税人之间双向信息互动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这种定义不但包含了信息技术在税收领域的应用，也包含了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税收管理制度创新，属于一种广义上的税收信息化定义。它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与税收管理制度现代化相近。税收管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经济管理过程，是税收信息化的总目标。税收信息化是税收管理现代化的根本推动力。

三、结论

税收信息化作为信息化发展过程，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生产方式，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二是利用信息技术强化信息采集、处理、传输、存储和信息资源的使用，提高管理、监控、服务的效能（信息化带来的税收征管的变化）；三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使管理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影响和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税收管理制度的创新）。以上三种类型的税收信息化定义，一定程度上也是税收信息化在不同层次的概括。

税收信息化是信息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政府部门的其他信息化，和居民、企业的信息化密切相关。但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未对税收信息化做出公认的定义。本文通过对已有的几种税收信息化定义进行对比分析，力图厘清税收信息化的定义和内涵，以有助于对税收信息化的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谭荣华.税收信息化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中国税务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税收信息化研究[M].中国税务出版社，2006

3.曾国祥.税收管理学[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曾飞，葛开珍.国外税收信息化管理的经验及借鉴[J].税务研究，2001（8）

5.李伟.新时期税收信息化工作实施策略[J].税务研究，2002（8）

6.江苏省南京市地方税务局课题组.税收信息化的发展目标与实施策略选择[J].税务研究，2002（12）

7.李晶.税收信息化应着重解决的若干问题[J].税务研究，2002（8）

8.钱冠林.税收信息化是中国税收征管的一场革命[J].中国税务，2002（3）

信息时代的定义例2

一、关于一系列教育技术定义的比较

我认为AECT教育技术定义的演变和美国的教育技术发展史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必要说明。见右图（何克抗，教育技术学，p36）：

1.1963年全美教育协会视听教学部（AECT的前身）与AECT94定义的比较

（1）从名称上来看，1963年的定义是“视听传播”而1994年的年的定义是“教学技术”。当时之所以定义为 “视听传播”而没有定义为“教学技术”主要因为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视听教学盛行（如幻灯、电视、电影等），认为这个定义可以更好地说明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1963年的视听传播定义在于“为教育技术领域提供一个工作性定义，作为领域未来发展的框架并引导教学的改进（Ely，1963）”，“在原先视听教学领域的已有的基础上界定出一个较广的教育技术领域”。

实际上，该报告采用了视听传播和教育技术两个名词并用的做法。该委员会在1963年发表的一份专题报告中指出：“视听传播这一名称是为了方便起见而采用的，如果今后有比这更合适的名称的话，肯定会取而代之。”（何克抗，教育技术学，P47）

（2）从学科定位来看，1963年的定义中视听传播是教学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它是教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并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研究范畴及对象。而1994定义中教学技术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教育学下的二级学科，它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畴和对象。

（3）从研究对象上来看，视听传播的研究对象是控制学习过程的信息。这些控制学习过程的信息包括在学习过程中可以使用的图像信息和非表征信息。而在1994年的定义中研究对象是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比1963年的研究对象的范围要广，除了包括和学习相关的信息资源外，还把学习过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

（4）从研究范畴上来看，1963年的定义中只研究了设计和使用两个方面，而没有考虑到设计和使用的有关学习过程的信息是否合理、恰当，因此少了评价这一环节。在1994定义中就对评价这一环节做了明确的说明。如果没有评价，设计的课件的质量就不能进一步提高或改善，永无止境的重复只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严重影响教学质量，达不到教学目标。

2.1970年美国教学技术委员会的定义与AECT94定义的比较

需要说明的是教学技术委员会在向美国总统和国会提交的报告中，对教学技术按两种方式加以定义，由于第一种定义较为通俗易懂，在这里不再做比较。只将第二种定义与1994年的定义做比较。

（1）从名称上来看，1970年的定义改为“教学技术”与1994年的定义一致，从70年代以后就一直沿用至今。

（2）从定位上来看，1970年的定义中虽没有明显规定教学技术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但实际上同样把教学技术定位在了教育学的一个分支上。教育学包括方法论、过程论、课程论等重要的理论，而教学技术就是其中的一个教学方法论。它认为教学设计仅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和1994年的定义的差别是相当明显的。这个定义也受时代的局限性，并没有独立于教学理论外的其他理论来支持教学技术，也就是说教学技术当时并没有自己的理论根基，它是建立在教育学这个大的根基之上的。

（3）从研究对象上来看，1970年的定义是对整个教学和学习过程的，较之1960年的定义可以看出它不仅把学习过程作为研究对象，而且把教学过程作为研究对象，这是教学思想的一次提高，与1994年的定义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但是与1994年的定义比较，1970年定义的研究对象缺少了学习资源，只是说它以学习与传播的研究为基础，综合运用人力资源和费人力资源，达到有效的教学目的。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定义只是把学习资源和教学资源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应用到了教学和学习中，并没有如1994年的定义那样把它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设计、开发、实施、管理和评价）。

（4）从研究范畴上来看，1970年涉及了设计、实施和评价三个范畴。较1963年的定义，此定义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把评价作为一个独立范畴进行研究，这就在教育技术的体系结构上较为完整。因为评价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反馈阶段，只有有了反馈，才能增强教学效果，实现相应的教学目的，这三个范畴与1994年的定义五个范畴中的三个范畴吻合。

3.1972年美国教育传播技术协会的定义与AECT94定义的比较

“全美教育协会视听教学部”与1970年6月25日通过大会表决，改名为“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1971年5月25日，AECT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部级学术组织，在伊利的组织下，AECT100多位专家经1年时间讨论，于1972年10月发表了《教育技术领域：定义的表述》给出了教育技术的定义。

（1）从名称上来看，1972年定义首次提出了“教育技术”这个名词，从英文名称上看更为明显，由“Instructional Technology”改为“Educational Technology”。在以后的定义中也出现过变化，如1994年的定义改为：“Instructional Technology”，2004年定义改为“Educational Technology”。数次的改变，在教育技术领域对此的翻译没有过分的限制和要求，采用教育技术也行，采用教学技术也行。因为在AECT当年的有关1994年定义的说明文中就曾指出，可以把教学技术视同教育技术，（何克抗，关于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论证和思考）所以在此不做过多讨论。

（2）从定位上来看，1972年的定义把教育技术定义为一个实践领域。与1994年的定义比较，1972年定义只是1994年的定义的一个分支。因为1994年的定义把教育技术定位成一门学科，这门学科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而1972年的定义仅把教育技术定义为一个实践领域，因此说1972年的定义是1994年的定义的一个分支，定位过于狭窄。

（3）从研究对象上来看，1972年的定义把所有的学习资源定义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重点研究如何鉴别学习资源，开发学习资源，以及如何管理这些资源，也就是说它的研究对象是媒体，如幻灯、投影的设计、开发、和管理。与1994年的定义比较，少了对学习过程的这一对象的研究，即对理论方法的研究。在研究对象上，1972年把1963年对学习和教学过程的研究改为媒体的研究。可以说1994年的定义是1963年和1972年定义的整合，这也恰恰说明了教育技术的理论体系随时代的改变在逐渐完善。

（4）从研究范畴上来看，1972年定义涉及了鉴别、开发、组织、利用、管理五个范畴，这些范畴涉及了1994年的定义中的四个范畴，但还是缺少了评价这一重要范畴。

4.1977年美国教育传播技术协会定义与AECT1994年的定义比较

（1）从名称上来看，1977年的定义依然沿用“Educational Technology”这一概念。

（2）从定位上来看，1977年的定义与其他定义较为明显的区别是它把教育技术定位在了过程论上，强调了教育技术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更为偏重实践，这是这个定义的一个亮点。1994年的定义将其定位于一门学科。

（3）从研究对象上来看，1977年的定义研究人类学习所涉及的问题和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所涉及的人缘、程序、思想、设备和组织。这个定义从研究研究上来说既没有研究学习过程，又没有研究学习资源，而是研究在解决问题中涉及的人员、程序、思想、设备和组织。严格地讲，它也涉及资源，如设备、人员等，只是没有像1994年的定义那样概括说明。

（4）从研究范畴上来看，1977年定义包括分析、设计、实施、管理和评价五个范畴，与1994年的定义的五个范畴基本上吻合。

5.2004年美国教育传播技术协会与AECT1994年的定义比较

需要说明的是，在有的文献中叫做2004定义（如彭绍东的《解读教育技术领域的新界定之》），而有的文献中则使用2005年的定义（如何克抗《关于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论证和思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2004年7月23日，在“长春2004――教育技术国际论坛”上，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的著名教育技术专家巴巴拉，在题为“教育技术领域的新界定及在线课程的设计”的报告中，首次介绍了AECT的“定义与术语委员会”关于教育技术领域研究中的新界定，其正式在2005年。因此，会出现前面提到的那种现象。

2004年的定义出现后引起了教育技术领域的争论，讨论2004年的定义的利与弊，如何克抗在《关于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论证和思考》就讨论了2004年的定义与1994年的定义比较是前进还是后退了，分析起来很令人信服，在此我就不再展开论述。

二、教育技术领域相关定义的比较

对教育技术领域的其他定义与教育技术做比较就能清楚教育技术的具体定位是什么，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横向比较。通过比较得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图，对于教育技术的概念在前一部分已做了介绍，只对信息技术、现代教育技术和信息技术教育做介绍。

1.信息技术定义的理解

在CNKI上搜信息技术的定义，按其来源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工具书中的解释；一种是在学术文献中的解释。以下列举了我比较认同的几个定义。

（1）信息技术在工具书中的解释

第一种：信息技术指所有与计算机和通讯设备的设计制造、信息的设计、处理、传输、变换、存取有关的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人类社会生活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二种：信息技术是应用信息科学的原理和方法与信息相关的技术。它包括产生、检测、主换、存储、传递、处理、显示、识别、提取、控制和利用等技术。信息技术比较典型的代表是传感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

从两种定义我们可以得出，工具书的定义主要从信息和技术两个方面，就是利用信息科学原理和传播信息相关的技术，分别介绍技术都有哪些。

（2）信息技术在文献中的解释（共有40种）

第一类：偏向技术的。如信息技术是指以通信、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和光电技术等为基础处理各类信息的现代高技术的总称。在现代社会中，信息技术与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

第二类：将原理和技术并行的。如信息技术一般是指利用信息科学的原理和获取信息、传递信息，并对其加工处理，以及提供利用等有关的各种技术，它是人类扩展和延伸自身信息器官功能的技术。

2.现代教育技术的理解

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定义归根到底是对教育技术定义的理解，教育技术有姓“教”和姓“技”之争，所以现代教育技术也就有姓“教”和姓“技”之分：

第一类：姓“技”的定义。如现代教育技术主要是指把计算机用于教育的技术，即计算机辅助教学，简称CAI（Computer aided instruction的缩写）。

第二类：姓“教”的定义。现代教育技术是指“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现代教育信息技术，通过对教与学过程和教与学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评价和管理，以实现教学最优化的理论和实践”。

第三类：直接归之于教育技术的定义。如现代教育技术是指建立在以计算机多媒体和通讯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上的教育技术。教育技术是为教学服务的，服务性是它的职能，教育性是它的生命。

3.信息技术教育的理解

它的定义当然和信息技术离不开。

所谓信息技术教育是指通过现代化的信息工具和社会化的实践活动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处理信息、信息的能力，提高动手操作能力、思维想象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适应未来社会竞争和发展的能力。

由此可见，信息技术教育是指学习、运用信息技术，培养信息素质，实现优化学与教的理论与实践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

通过以上对三个定义的分类整理，我们得出结论：信息技术不同于教育技术，根据何克抗教授所提的教育技术是指技术化的教育。而信息技术是一种技术，只有将其应用于教育，才是信息技术教育，这时它才能和技术化的教育画等号。现代教育技术使信息技术的界定范围缩小了，是教育技术的现代化。它们的关系图如下：

参考文献：

［1］何克抗，李文光.教育技术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彭绍东.解读教育技术领域的新界定［J］.电化教育研究，2004，（10）：8-17.

［3］卓发友.正确理解现代教育技术的涵义［J］.电话教育研究，2002，（5）：9-11.

［4］梅家驹.教育技术的定位与错位［J］.中国电化教育，2000，（1）.

［5］刘德亮.桑新民教授谈中国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J］，2002，（5）：5-8.

信息时代的定义例3

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不完全、信息失灵是相近似的概念。信息不对称概念源自阿克洛夫于1970年提出的信息非对称理论。该理论认为信息的分布是不匀衡的且这种现象是普遍的、绝对的。信息不对称是信息不完全的一种情况，信息不完全是相对于信息完全来说的。信息完全是指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模型假定市场参与者具有关于所交易商品和价格的完全的信息，缺乏完全信息的情况则称为不完全信息，即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具有更多、更及时的有关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信息不对称也属于信息失灵的一种情况。信息失灵是指经济主体具备达到最优状态的信息条件，即完全信息。但现实经济主体很难达到完全信息，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应飞虎教授也指出，信息失灵指决策所依赖的信息不足、不对称及错误，导致投资、交易等决策在质上产生偏差甚至错误，在量上则会大大减少，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1]

外部性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1776)在论述市场经济的“利他性”时的观点。他认为，“在追求他本身利益时，也常常促进社会的利益”，[2]这涉及到了正外部性的特点。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自马歇尔以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从成本、收益、经济利益、非竞争性等角度对外部性的形成和含义进行了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庇古、诺斯、奥尔森、奈特、科斯、米德等经济学家。关于外部性的定义直到目前也还没有统一。从现有资料文献中可以看出，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外部性给出不同的定义，归结起来大致有两类定义[3]：一类是从外部性的产生主体角度来定义：另一类是从外部性的接受主体来定义。前者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定义：“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4]后者如兰德尔的定义：外部性是用来表示“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5]

外部性区别于内部性，史普博认为，“内部性是指由交易者所经受的但没有在交易条款中说明的成本和效益，它包括负的内部性和正的内部性：前者如卖给消费者的产品有质量问题、生产中的工伤事故等。它们对消费者、雇工等交易者造成的伤害也没有在交易合同中反映出来。后者如就业者上岗培训而从中得到的好处并没有在劳动合同中反映。[6]一般认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是“内部性”而不是“外部性”。程启智教授就认为，“负内部性问题就是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信息不全及不对称条件下产生的市场失灵、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7]笔者认为区分外部性与内部性的重要标准就是“是否经过市场交易”[①]，如果经过了市场交易，但是双方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就是学者认为的内部性；如果没有经过市场交易，但是双方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就是学者认为的外部性。其实这样的区分在法律上意义不大。[②]诺弗(Nove)的分析给我们批判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即外部性并不一定是市场失灵的“商标”，当决策单位分离时，某种制度的缺乏都可能诱发外部性的产生，而这种能够克服“官能障碍”的制度并不仅仅是市场，它有可能是企业、或者非市场的第三组织等。[8]不论外部性的供体与受体是否经过市场交易，只要两个经济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就意味着外部性的产生。

由此，本文主张从法律的视角即权利与义务的视角对外部性进行界定，认为外部性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种结果，是经济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以至于利益的失衡。负的外部性是一个经济主体在行使其权利时将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义务施加给其他经济主体；正的外部性是一个经济主体在行使其权利时将其可由自己行使的权利让渡给他人且没有施加任何义务。[9]正如王廷惠就认为，“外部性的本质是围绕行使权利引发的利益冲突”。[10]邹先德也认为，“不同经济外部的法律特征又决定了经济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11]本文研究的信息不对称所致外部性是指，由于信息强势一方给信息弱势一方带来的负外部性而不论他们双方是否有市场交易的存在。

二、信息不对称的类型及其所致外部性

信息不对称首先表现为时间和空间上信息的不对称。在时间上是指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在空间上是指当代人之间信息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又分为信息数量上的不对称和信息质量上的不对称。前者包括信息有无的不对称、信息多少的不对称。信息质量上的不对称指信息优势主体拥有真实准确的信息却提供虚假错误的信息。正如曾国安教授认为，“信息不对称乃指在市场交易中交易双方对于对象或内容所拥有的信息(质量与数量)不相等的经济现象，即对于交易对象或内容交易一方所拥有的的信息要多于交易对方的经济现象。”[12]，即一方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前者被称为信息优势主体，后者则被称为信息劣势主体。信息优势主体往往利用其优势地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获得不法利益而使劣势主体受到损害以至带来外部性。诺弗（AlecNove，1983）指出，决策者的权利空间是不同的，这一方面源于决策者的利益差别，另一方面源于彼此的信息差异(决策者也许对决策的结果是无知的)。因此外部性真正的诱因在于决策单位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决策者与受决策影响区域之间产生了“官能障碍”，从而可以诱发效率的损失（外部性产生）。[13]哈耶克也认为，“资源配置的好坏，取决于决策者所掌握的信息的完全性与准确性。”[14]

(一)信息在时间上分布不对称产生的外部性

外部性分为时间外部性与空间外部性，时间外部性是指外部效应有一定的时滞，这一时滞较长时，其效应就表现为不同代际之间享受资源的机会的不平等，这时时间外部性也称为代际外部性[15]。具体指，当当代人对后代人实施外部性时，当代人与后代人处于不同的时间内，而等到后代人真正承受此外部性影响的时候，当代人也许早己经不存在，因此后代人对于当代人实施的这种代际外部性是束手无策的，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信息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不对称带来的外部性。

以环境破坏与资源过度使用为例，由于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耗竭及其负外部性的显现一般需要较长的、跨越世代的时间，又由于后代人既不能与当代人谈判，也不能抗议他们的所为，成为无可奈何的负外部性承受者。如水环境质量恶化和水生态环境退化所带来的其它效应将严重地影响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导致代际不公正。根据《2001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01年，七大水系监测的752个重点断面中，Ⅰ～Ⅲ类水质占29.5%，Ⅳ类水质占17.7%，Ⅴ类和劣Ⅴ类水质占52.8%。2001年，全国工业和城镇生活废水排放总量为428.4亿t，比上年增加3.2%。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200.7亿t，比上年增加3.5%；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227.7亿t，比上年增加3.0%。废水中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总量1406.5万t，比上年减少2.7%。其中工业废水中COD排放量607.5万t，比上年减少13.8%；生活污水中COD排放量799万t，比上年增加8.0%[16]。这些都是水资源和水环境资源在代际之间的不公正配置造成的，这也是由于信息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不对称所致。

进一步分析，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如图)的含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环境被损害的程度的增长是缓慢的，但当超过一定的闭值之后，损害程度就会迅速增长，但那时再补救已为时晚矣。而对于未来的这些情况，现代人是信息不充分的。这种时间上不均匀的信息，又会因为人们在空间上的分散，就更不容易在灾难发生前知道。人们一般不会把以后的成本算在目前的帐上，但一旦按过去的成本进行交易，就必然会导致C的情形的加剧。C的情形一旦发生，由于代际的跨度，作为受损者的后代人是无法追索的。[17]因此，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外部性产生成为必然。

(二)信息在空间上分布不对称产生的外部性

1.信息在数量上的不对称产生的外部性

首先，信息在同时代的经济主体之间有无上的不对称产生的外部性。主要表现为隐蔽行动和隐蔽信息。[18]隐蔽行动是指信息优势方拥有不能为他人准确观察或了解的行动。隐蔽信息是指信息优势方拥有某些不能被其他参与人观察到的知识和信息。在信息源仅仅被相关利益群体中极为微小的一部分成员所控制时，如在A，B构成的利益群体中，事情发生时产生的信息源要么被A控制，要么被B控制。由于人的机会主义动机，个人有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愿望，再加上信息不对称形成的隐蔽行动和隐蔽信息使另一方无法进行限制，控制信息源的成员拥有信息或者故意隐藏信息而没有控制信息源的成员则缺乏信息，从而形成一个知道另一个不知道的信息不对称局面，这就是信息的有无上的不对称。由于不对称信息和不完全的合同使负有责任的经济行为者不能承担全部损失或利益，因而他们不承担他们行动的全部后果，由此引起各方的利益冲突，破坏了市场均衡或者导致市场均衡的低效率，导致（外部性的产生）及市场低效益。[19]例如在中国，大部分老百姓买彩电买的几乎都是尺寸而不是质量或清晰度，21寸的售价要是比29寸的高，其销售就困难了。这和彩电生产商与百姓之间存在信息有无上的不对称有关。但似乎生产商更知道，百姓不愿意为了解关于以尺寸定价格之外的其他细节支付成本，所以这样的无知状态迫使生产大众化的厂商不断扩大尺寸，而对进一步改善图象和音响质量的积极性就不高了。也就是说，生产者“纵容”了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并利用它为自己谋取了利润(因为或许，改善图象和质量的成本大于扩大尺寸的成本)。在这种交易关系中，信息在外部性供体与受体间的分布不完备使外部性得以产生。[20]

其次，信息在同时代的经济主体之间多少上的不对称产生的外部性。信息在同时代的经济主体之间多少上的不对称主要是指信息在经济主体之间拥有数量上的不相等。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不对称——一方比另一方更拥有信息的优势，其原因主要有三[21]，第一，信息公共产品特性导致分布不均匀。信息的公共产品特性使信息只有很弱的排它性。这里所说的再生产成本低就是指信息的弱排它性，这种弱排它性一方面使信息提供者的收费存在困难，另一方面很容易使各主体在信息提供问题上产生“搭便车”现象，从而导致无私人主体愿意提供信息，因此有的信息多有的信息少。第二，信息获取存在成本导致的不均匀。因为“要了解某一方面的的信息或知识是必须花费成本的。例如，要知道交易对方的资信状况，就必须亲自或委中介机构进行调查，着都需要花费昂贵的成本，这就构成了市场参与者搜寻信息的障碍。”[22]第三，信息获取能力差别导致的不均匀。信息能力获取的差别导致了信息分配的不均匀。包括主观上能力欠缺即知识的有限性；也包括客观上市场拥有和能支配的资源有限性导致的获取能力的差别。其中，有部分不充分是可以通过改变信息主体而得到克服的，有部分是不可能得到克服的。因此信息优势的经济主体可能对信息弱势的经济主体产生外部性。

2.信息在质量上的不对称产生的外部性

信息在质量上的不对称主要指信息被扭曲、不准确甚至错误，也就是指信息在质上与客观事实不一致，信息优势主体又有正确的信息而信息弱势主体拥有被扭曲、不准确甚至错误的信息。这种不一致直接导致决策主体决策的失误。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主要是技术方面（客观）的原因。信息在被收集、传递及处理过程中出现失误，如计算错误、分析方法错误或者技术水平的限制等。如在《产品质量法》中，关于生产者免责的三种情况之一：“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这也就是通常说的“发展风险”，即不被认为有缺陷，这时，生产者不承担该缺陷导致的不利后果，也即信息的质量受到技术水平的制约。第二，主要是基于特定目的（主观）的原因。如为了获得某种资格或非法利益，而故意制造虚假信息。“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都有制造虚假信息的动机，如果没有良好的法律的抑制，则交易双方制造虚假信息的行为也会普遍化，以通过这种虚假的信息骗取交易对方的利益”。[23]也就是说，“信息的传递被当成谋利的手段和工具时，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就会有选择地输出信息，甚至会输出虚假的信息。”[24]虚假信息主体主要是市场主体，如生产者向消费者提供虚假信息甚至错误的信息、股市中庄家制造虚假信息使股价异常波动。由此，错误的信息带来了外部性。

三、经济法对信息不对称所致外部性的克服

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外部性在我国的经济领域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既然信息不对称所致外部性是经济主体之间信息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而“信息是一种权利，公开信息实际等于是一种权利的社会分享过程。这种权利分享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方式，都需要制度和机制来保障。”[25]法律是配置权利与义务的社会规范，要解决外部性，就得在外部性供体与受体之间重新配置权利与义务。因为，“法律文本中的各项制度往往涉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通过相关的制度设计可以不断消除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使法律关系主体能够在公平公正的框架内进行相关的社会行为选择，从而切实享受权利和利益、履行相关义务、维护法律秩序、促进法治发展。”[26]外部性的克服方法与手段就是重新恢复外部性的供体与受体之间应有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经济法调整方法是通过权利的倾斜性配置以实现实质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即以一种于市场反向的利益(权利、义务)不平衡来矫正市场缺陷产生的利益(成本、收益)偏差。[27]具体说来，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法克服的主要路径有两种方式：其一，赋予信息劣势者获取信息的权利并保证其实现；其二，赋予信息优势者向劣势者强制说明义务并保证其实现。这实际上是经济法信息传递功能的体现。[③]

（一）赋予信息劣势者获取信息的权利及其实现路径

针对信息在同时代的经济主体之间的不对称产生的外部性，经济法赋予信息劣势者有获取信息的权利来实现其中外部性的克服。对于同代人的外部性共体与受体之间，可以通过要求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信息、要求政府或其它机构直接提供信息以及通过建立激励机制使第三方提供信息来实现。而对于当代人与后代人，就必须要求政府来“代位”后代人，让当代人知晓其行为后果的信息，这些信息也只得通过政府提供来实现。

1.要求信息优势者向劣势者提供信息。具体来看，如赋予消费者知悉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再如赋予银行客户信息知晓权，《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26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规定，如实向社会公众披露财务会计报告、风险管理状况、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更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等信息。”

2.要求政府或其它机构直接提供信息。《产品质量法》第17条规定：“依照本法规定进行监督抽查的产品质量不合格的，由实施监督抽查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其生产者、销售者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予以公告；公告后经复查仍不合格的，责令停业，限期整顿；整顿期满后经复查产品质量仍不合格的，吊销营业执照。”第24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应当定期其监督抽查的产品的质量状况公告。”前面两条里的“公告”就是直接向大众提供信息。《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23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非现场监管，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分析、评价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这里就要求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建立信息系统。政府提供信息的原因在于有其优势，如更能节约交易成本；能使信息披露更加真实；可以通过办法许可证减少信息成本；指定的产品质量标准使市场交易更容易达成。[28]总之，政府或其它机构提供有关信息能够直接减少外部性，有利于消费者作出正确的选择。

3.通过建立激励机制使第三方提供信息。通过制度的激励，让第三方主体说明真相以增加信息劣势者信息的获得数量，也即通过建立“法律市场”，法律部门提供法律规则，社会成员可以从那些“违法者”身上谋利，他们去发现违法者并通过法律部门的判决获得利益。[29]如可以设立悬赏举报制度，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多的信息，同时还能获得在其它制度下所不能获得的信息。《价格法》第38条规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对价格违法行为的举报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对价格违法行为进行举报。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对举报人员给予鼓励，并负责为举报者保密。”《产品质量法》第1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向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检举。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对检举人保密，并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给予奖励。”这是我国立法中至今为止规定的最为完整的悬赏举报制度。[30]应飞虎教授还提出，“我国急需制定《信息生产与交易支持法》，该法的主要功能是降低信息生产主体的排它成本，减少信息的正外部性，确保信息生产者获得应该获得的利益，从而激励更多、更优的信息供给。”[31]

4.政府或其它机构向当代人提供可能危害后代人的预测信息。传统经济学在研究外部性问题时笼统地认为外部性都是即时产生的，造成了传统经济学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上的局限性。传统的外部性解决一般有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和科斯的制度经济学两种典型的方法[32]，但二者都是针对同一代人外部性问题的。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外部性问题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只有着眼于两种负的外部性的综合解决，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信息不对称是外部性的克服的障碍之一，因为外部性的制造者与受害者之间就外部性的事实的信息不对称有可能直接妨碍受害者向外部性制造者提出赔偿要求，从而也不可能使整个社会作出进一步的反应。要解决代际外部性问题，只有寄希望于当代人的自觉性与节制性，或靠当代人的同代对当代人行为的制止。但是，由于外部性影响是发生在下一代，当代人也许受知识约束而根本不知道其行为的危害性有多大，或者即使当代人知晓其危害的严重性，可是由于当代人与其同代具有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冲动，最终后代人还是不得不承受此外部性影响。针对信息在时间上分布不对称产生的外部性，政府通过提供有关信息减少代际之间的外部性。如通过公布科学研究结果，包括通过长期观察和预测，推导出的当代人的资源使用与破坏行为对后代人产生外部性的信息，以警示当代人规范资源使用行为。

（二）赋予信息优势者向劣势者的强制说明义务及其实现路径

针对信息在同时代的经济主体之间的不对称产生的外部性，经济法通过强制性赋予信息优势者说明的义务来克服，即赋予信息劣势者享有信息权利时，就必须要求信息优势者在法定限度内承担信息提供的义务，在违反时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强化营利性中介机构的行为及其责任。

1.强制信息优势者向劣势者说明事实情况。《证券法》中的信息披露制度是政府进行强制性信息平衡的主要表现之一，在我国及发达国家的《证券法》中，信息披露制度相当完善，必须披露信息的范围、信息披露的程序以及信息披露的准确、及时、充分性的确保等都作了专门的规定。《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投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此外，不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客户提供交易的书面确认文件，不能及时提供信息，使投资者只知过时信息，而不了解最新信息的行为则构成了欺诈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赋予了经营者的强制说明义务，该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和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

2.让不提供信息或提供虚假、错误信息者承担法律责任。针对信息在质量上的不对称产生的外部性，经济法通过使提供错误信息者承担法律责任来克服。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第1款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如果经营者未能让消费者知悉真实情况，那么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履行提供真实充分信息的义务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列举的11条不正当竞争行为有4类直接侵犯消费者获取信息权：假名冒牌行为；虚假宣传行为；不当奖售行为（即通过欺骗性的信息和可能获奖的信息诱使消费者进行对自己有害的或无意义的购买活动）；，诋毁商誉的行为。《价格法》第44条规定：“拒绝按照规定提供监督检查所需资料或者提供虚假资料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以罚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45条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有“未按照规定进行信息披露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总之，这些禁止性的法律规范一方面直接减少了市场中的错误信息，另一方面也直接促使了各主体提供真实信息。

3.信息优势者向劣势者说明的限度。外部性的产生是基于共体与受体之间权利与义务的不平衡，外部性的克服也就是解决这种不平衡，当然不应该从克服中产生新的不平衡，如知情权与商业秘密权的关系问题。即信息优势者提供信息也有其限度，如商业秘密就可以不提供。同时，政府也不得随意泄露。如《价格法》第36条规定：“政府部门价格工作人员不得将依法取得的资料或者了解的情况用于依法进行价格管理以外的任何其他目的，不得泄露当事人的商业秘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11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保守国家秘密，并有责任为其监督管理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当事人保守秘密。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交流监督管理信息，应当就信息保密作出安排。”《价格法》第46条规定：“价格工作人员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索贿受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4.强化营利性中介机构的行为及其责任。《公司法》、《证券法》、《产品质量法》等都对一些中介机构的资质、行为及其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具体来看，《产品质量法》第19条规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法律、行政法规对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第21条规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认证机构必须依法按照有关标准，客观、公正地出具检验结果或者认证证明。产品质量认证机构应当依照国家规定对准许使用认证标志的产品进行认证后的跟踪检查；对不符合认证标准而使用认证标志的，要求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使用认证标志的资格。”因为中介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政府行事，并且面向社会大众，所以其违法行为的消极影响会相对更大些，故应该对其配置相对较严厉的法律责任；并且在法律执行过程中，也应强调严厉，因为若对其违法行为不依法处理，会引发民众对这些机构的信任危机，从而影响整个行业；此外，应该尽可能使这些中介机构负无限责任，各投资主体之间负连带责任，从而约束并促进其提供正确、有效信息。[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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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的定义例4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4）01-0048-05

信息社会主义是以一种复合了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的理论视角来研究信息时代的社会主义而提出的新社会形态理论。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都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基础性视角，它们分别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视角研究了社会形态的演变过程，我们认为对于当代社会形态的研究可以从技术社会形态和经济社会形态复合的整合性视角进行，因为这种复合的视角可能会更好地把握社会形态的时代特征。“研究一个社会中的技术形态和经济形态的关系，尤其是对其加以整合性的把握，是了解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分析科技革命对社会形态影响的一种新视角”。[1]

一、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

形态的关系

技术社会形态是指“以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为标准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类型”。[2]对于技术社会形态的划分，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观点是根据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依次划分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四种技术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从生产关系（经济社会形态）角度将人类社会划分了五个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它的第一阶段），它也被称为“五形态说”。

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是两个既相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范畴，我们既不能简单的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角度认为，技术社会形态决定经济社会形态，也不能简单的认为经济社会形态可以包含技术社会形态。因为从人类历史上社会形态演变的历史看，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是交替出现的，没有绝对的先后顺序和决定关系，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两种不同的技术社会形态；而在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中同时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

首先，技术社会形态决定经济社会形态的演变，但要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分析，可以认为技术社会形态决定经济社会形态，因为技术社会形态是生产力的代表，经济社会形态是生产关系的代表。正如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列宁也说过：“蒸汽时代是资本主义的时代，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4]历史上的技术社会形态演变都会对经济社会形态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它不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经济社会形态的演变，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将会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

其次在一定程度上，经济社会形态对技术社会形态演变具有牵引作用。从社会形态理论的视角看经济制度对于技术发展带来的促进作用，就可以看到经济社会形态对技术社会形态演变所具有的牵引作用。例如马克思指出，英国所制定的工厂法律制度有力地促进了技术进步，在加速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工人与机器之间的竞争。从资本主义这一经济社会形态角度看，只有当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产生后，才能为新的技术和科学革命创造相应的制度条件，才能为新的技术社会形态产生创造条件。西方学者卢卡奇通过研究近代科技发展的社会根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后得出结论：近代科学技术发展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资本主义制度与科学技术之间存在一种默契关系。霍克海姆也认为科技活动与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密不可分，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分工和生产方式的结果。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如果没有经济制度的变迁，就不会有19世纪初的产业革命，因为“产业革命其实是商业革命的直接后果”。[5]通过上述观点分析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产生的原因，就会发现直接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推动作用，深层原因是经济社会形态的变化导致，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为了寻求更多的全球垄断利润而导致战争和因战争需要的信息技术产生和发展，再导致信息产业革命，最后促进了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

最后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发展的非线性和非同步性。经济社会形态的演变除了受到技术社会形态的影响外，还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激化程度的影响。所以在阶级社会里，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受阶级力量、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对比状况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也受到每个国家所处时代的国际环境影响和制约。所以在不同的技术发展水平基础上，不同国家可以建立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在相同的技术发展水平基础上，相同国家可以建立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在技术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它可能处于较高的经济社会形态阶段；在技术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它可能处于较低的经济社会形态阶段。例如：新中国在技术发展水平处于半农业社会半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却比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入了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

因此对于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的关系，我们需要辩证地去理解，不能采用单一的视角去判定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而是需要采用一种复合的视角来研究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的关系。

二、复合视角下社会形态的多样性

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都是以不同的视角分析同一个客体，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形态，在现实的社会形态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技术社会形态包含多种经济社会形态，或者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包含多种技术社会形态，正如前文所分析，采用单一视角无法准确地把握特定时代的社会形态特征，那么当我们采用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复合的视角是否能更准确地把握特定时代的社会形态特征呢？采用复合视角的目的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特定时代的社会形态特征，所以采用复合视角时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复合视角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不同技术社会形态与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之间的复合进行合理的、科学的分析。在历史的社会形态发展历程中，农业社会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具有较好的匹配性，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较好的匹配性。因而可以采用农业奴隶社会和农业封建社会、工业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信息资本主义和信息社会主义这几种复合视角来研究和把握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特征。与之相对应，如果把农业社会与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复合，把信息社会与原始社会或者奴隶社会复合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各自对应的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不具有匹配性，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严重脱节。

第二，复合视角的原则是不能超出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所能相互包容的范围。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在采用复合视角来研究它们前，我们需要明确，这种复合是以“适合”与“不适合”的原则来进行，而不是以“可以”与“不可以”的原则进行。对于两种形态之间的相互包容关系，国内已经有学者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如图表所示，从适合的角度分析，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关联度“强”当然最适合采用复合视角来进行社会形态研究，例如可以复合为：农业封建社会、工业资本主义、信息社会主义；从适不适合的角度分析，如果复合为信息封建社会和农业社会主义就不太合适，我们认为这种复合视角既无法准确把握社会形态的时代特征，同时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也很不匹配。如果从可不可以的视角分析，以下三种技术社会形态与三种经济社会形态都是可以复合的，因为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划界，“社会形态也不是纯而又纯的，每一个社会也有前一个社会的遗留和后一个社会的萌芽”。[6]所以我们认为在表1所介绍的几种形态之间采用复合的社会形态研究视角是可以的，但是其中有些复合视角在当代的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中是不合适和没有必要的。表1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的关联模式

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信息社会封建社会 强 中 弱资本主义社会 中 强 中社会主义社会 弱 中 强图表来源：陶文昭《论信息时代的两制竞争》。第三，复合视角在高级社会形态之间具有更强的匹配性。如图表所示，信息社会这一技术社会形态与社会主义这一经济社会形态具有更强的匹配性，信息社会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匹配性相对要弱一些，而信息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的匹配性最弱。图表中的划分方式是有一定道理的，信息社会代表着高级的技术社会形态，它所具有的特征是开放性、共享性、互联性和创新性。从封建社会的特征分析，封建社会提倡国家私有制、封建迷信、极端保守主义和阶级特权，这些特征与信息社会的特征基本上都是相斥的，同时也与现代的技术社会形态相背离，所以如果采用信息封建社会这种复合视角研究社会形态，将会构建封建社会的乌托邦，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从资本主义的特征分析，资本主义提倡经济利益至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国家垄断主义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不断创新等，这一经济社会形态与信息社会的技术社会形态有相对较好的匹配性，采用复合的视角一方面可以较好的把握在信息社会中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看到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相互促进发展的积极一面；另一方面也可以较清楚的看到两种社会形态相互排斥的消极的一面。从社会主义的特征分析，社会主义提倡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财富全民共享、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等，这些特征与信息社会的特征具有很多共同点和深层次的高度匹配性，所以对于信息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特征的把握，可以采用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复合的视角进行分析和研究，即采用信息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视角。

三、信息社会主义的实现可能性

信息革命之后的信息技术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在飞速发展，不知不觉中已经把全世界都带入了信息社会，随着社会信息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实现，信息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形态也将产生。信息时代的社会主义是信息社会主义的外部表现，而社会信息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实现是信息社会主义的内部表现，以辩证法的视角看，只有当内外部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合二为一后才能真正称之为信息社会主义的实现。特此以中国为例，全方位地分析信息社会主义实现的可能性。

首先信息生产力的动力作用在中国与日俱增。中国信息化发展速度全球第一，信息产业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从国家统计局《2012年中国信息化发展指数（Ⅱ）研究报告》[7]中的数据显示，一方面中国的产业技术指数从2000年起一直呈增长趋势，截止到2011年底该指数已经达到098，比2000年0646增长了52%；另一方面，从2000—2011年中国信息化发展总指数分析，中国的信息化进程也是逐年递增，截止到2011年底该指数已经达到0732，比2000年0494增长了48%。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了，随着我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进程的深度融合，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趋势明显，我国信息产业逐步摆脱了过去的产业基础薄弱，核心技术自主化能力差、产业结构落后、市场竞争能力差的问题。中国已经进入了信息化中等发展水平国家的行列。

其次信息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日益突出。宏观上看我国的信息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数据[8]显示，截止到2012年年底，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了7万亿左右，比去年增长19%，其中网络广告市场消费达到了700亿人民币，比去年增长40%。从我国的信息消费群体看，截止2012年12月底，手机网民达到42亿，占网民比例由上年的693%升至745%，手机作为第一大网络终端地位更加稳固，这一群体对于信息经济的繁荣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信息资本在我国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信息资本逐渐成为最具威力的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再次中国的电子政务更加民主和高效。信息社会主义的政治形态特征是政务管理的高效、透明、民主，让人民充分享有对国家行政管理的知情权、发言权、投票权等方面的民利。从有关部门宣布1999年是中国政府上网年到2013年已经有14年的历程了，如今政府的信息资源得到充分的共享，人民参政议政的热情空前高涨，在官民之间的有效互动中增进了民众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政府也广泛采纳群众的意见避免了一些可能错误的决策。在当今中央提出的“老虎与苍蝇一起打”反腐号召中，群众通过新兴的信息通信交流平台“微博”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情报，协助中央惩治了一些大的和小的贪官污吏，大大震撼了贪官们的神经，有效扼制腐败广泛蔓延的势头。中国的电子政务建设加强了政务管理的信息化，借助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人民更好地行使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国家的政务管理也更加高效、民主和透明，从而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也实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最后中国社会整体信息化程度逐渐提高。中国的社会信息化程度与世界上发达国家比较还是有较大差距，但是把中国的今天和昨天比较，我国的社会信息化程度还是处于上升趋势中。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看，中国已经开始运用信息文化这一文化与科技整合的新兴文化形态，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建设和中国的信息文明建设。在计算机通信技术的支持下，文化的传播方式已经超跃了传统媒体技术，它能更有效、更准确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给国民，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国民的行为方式。从国民的信息化生活方式看，国民的信息化生活方式丰富多彩，上网人数增加，上网时间延长，网民向低学历人群扩张，这些变化说明中国没有因为信息化的发展加剧“数字鸿沟①①即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由于对信息的获取、网络技术应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产生实质性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并随着信息化进程的深入而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 ”的扩大，反而是对这一矛盾有所缓解。国民的信息化生活方式有：使用即时通信软件进行信息交流、通过搜索引擎收集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免费下载或者收听网络音乐和收看网络视频、通过网络游戏来休闲娱乐、通过微博、收看和学习最新的观点与知识、用电子邮件与全世界的朋友交流、通过网络购物来满足全家人的消费需求、通过网络文学平台免费阅读和撰写各种文体的文学作品、网上银行和网上支付让个人和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资金转移和支付、通过在线旅行预订享受最经济的旅行体验、借助网络的互联功能聚集大家的购买力来团购最实惠的商品、通过网络炒股繁荣中国的虚拟经济市场。据CNNIC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在性别结构上，中国网民中男女比例为558：442；在年龄结构上，10岁至39岁之间网民最多，占797%，而在40岁至60岁以上网民比2011年要增加24%；在学历结构上，高中以上占534%；在职业结构上，除学生以外的网民占749%，其中公司白领和个体工商户占较高比例；在收入结构上，网民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人群所占比例继续提升，达到467%，相比2011年提升了65个百分点；在上网时长上，2012年中国网民的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到205小时，相比2011年提升18个小时。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看，中国借助信息化生产方式有助于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信息社会主义提倡信息化的生产方式，因为它是一种低碳的生产方式，它彻底告别了传统行业的高污染高排放的非生态化生产方式。而中国实行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所提倡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就是要实行信息化的生产方式，这也说明了中国与信息社会主义的高度契合。

综上所述，信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复合视角下的又一新的社会形态，它的形成和实现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这一社会形态理论的提出有助于把握信息时代社会主义所呈现的新特征，有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助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进一步拓展，有助于人民群众利益的进一步维护，从而有力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1] 肖峰 走向技术形态与经济形态的整合观[J]. 河北学刊 2004（1）： 41-46.

[2] 赵家祥 社会形态概念新议[J]. 现代哲学 1986（4）： 57-61.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2.

[4] 列宁 列宁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303.

[5] 吴敬琏 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210.

信息时代的定义例5

自图书馆学诞生以来，国内对于其用语表述就一直在变化，直至当前，信息资源建设这项工作的概念依旧混乱，有的部门称其为文献资源建设，有的单位称其为馆藏建设，也有行业界称其为信息资源建设。这种混乱状况的存在，不仅会导致人们思维观念的分歧，同时也不利于专业术语的规范，更不利于学科理论的研究，从而影响行业工作的正常运行。因而，建立完善信息资源建设理论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文献资源建设的历史发展

文献资源建设理论诞生于80年代，当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浪潮的袭来，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内对于文献资料的需求不断增大，面对日新月异的图书出版市场，我国的藏书建设已远远落后经济建设的发展，而且，当各界在意识到文献资料的重要战略资源意义之后，国内便迅速诞生了文献资源以及文献资料建设这一历史性的概念。可以说，文献资料建设是藏书建设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突出文献收藏的这一概念的同时，也树立了资源特色的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得益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90年代我国正式联入因特网，面对着海量的电子信息，全球资源共享这一突破性理念得以实现，而图书馆的藏书建设也悄然发生着改变，即由单一的物理馆藏转变为物理馆藏+虚拟馆藏。所谓虚拟馆藏，它不仅包括海量的电子图书出版物、各种学术刊物、政府及商业界的数据库以及海内外图书情报机构的信息资源。由此可见，虚拟馆藏建设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因此，利用丰富的馆藏文献信息资源开发各类数据库，提供网上服务，才能更好地实现资源共享。开发建立虚拟馆藏是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时代赋予它的重要使命，但是，由于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文献资源建设理论并没有涵盖这一方面的内容，它所强调的依旧是充分占有文献资源，而文献资源建设理论则是重点强调信息资源建设的整体意识，因而，在信息化的今天，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的局限性愈发明显，由于涵盖不了当前信息资源建设理论的内容，对于丰富和发展其的呼声愈发强烈。

二、信息资源建设理论的诞生

在90年代中期，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的局限性逐渐凸显，我国的学者就陆续提出要将文献资源建设深化为信息资源建设的理论观点，不少理论工作者也对其进行了研究，如：张久珍就在《论信息资源建设》一书中揭示了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的局限性，并着重讲解了信息资源建设理论的现实意义。其实早在图书馆界提出用文献资源建设概念取代藏书建设概念之时，情报学界就已经开始着手于信息资源建设等一类问题，而随着国外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以及互联网的引进，我国的信息机构就将其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但是不同于图书馆界的概念，情报学界对于信息资源建设的定义主要是指网络信息资源，也就是数据库的建设，而不是图书馆界的文献资源建设。1997年4月28日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了《国家科委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文件中强调，数据库建设是信息资源建设的重点。由此可见，情报学界和图书馆界对于信息资源建设的定义是不同的，但是由于网络大环境的影响，图书馆工作与情报工作联系越来越密切，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对于图书馆界与情报学界关于信息资源建设的不同定义是可以加以整合的。

三、信息资源建设的学术定义

要想研究信息资源建设，首先必须弄懂信息资源的定义，但如何给信息资源进行定义，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是我们综合国内外的各种理论观点，将其归纳整理为四大类型：

（一）宽泛型

这一类学者的观点认为信息资源的概念是非常宽泛的，包括了信息、技术、设备、人才等信息活动中的各种要素。

（二）狭窄型

这一类学者认为信息资源就是文献资源或者数据库。

（三）折中型

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信息资源建设既有广义又有狭义之分，广义的含义即宽泛型的定义，而狭义的含义则是指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经过处理后整理有序的大量有用信息的整合。

（四）信息本体型

此类学者观点认为，信息资源主要是指人类开发和组织的信息的大综合。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虽然各种说法都有可取之处，但信息本体型的定义是最为合适的，经过综合整理，我们可以认为，信息资源就是经过人类的采集、开发以及组织后的各种有用媒介信息的有机结合，即信息资源建设既包括文献资源，同时也包括电子信息资源。

四、信息资源建设的理论体系

研究了信息资源建设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出，信息资源建设就是人类对各种无序的媒介信息的有机整合、开发、组织的活动，而所得的成果就是信息资源。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资源包括文献资源建设、数据库的建设以及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相比于文献资源，信息资源建设活动要宽泛与复杂的多，因而，只有将文献资源建设同数据库建设、网络信息资源建设有机结合，才是信息资源建设的根本要义。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信息资源建设同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与图书馆藏建设是包含关系，信息资源建设在第一层，其次是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最后则是图书馆藏建设，但是，这三者都有其独特的重要性，都有其特定的含义，每一层都是不可分割的。

图书馆学是一个富有活力的有机理论的综合学术，因而它必须是不断完善、丰富与发展的。从“藏书建设”到“文献资源建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到现在的“信息资源建设”也是时代赋予的重要转变，我们界内专家学者以及广大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积极探索研究人类信息传播领域的变化，为更好的推动信息资源建设的发展而更加努力。

参考文献：

信息时代的定义例6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Firm Faith and always Maintain the Party's Ideological Purity in Information Age

Abstract Information age to maintain the party's ideological purity of both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requires a firm Marxist theory beliefs， convinced that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dhere to the Party's basic line in order to always maintain the party's ideological purity fundamentally.

Key words information； firm belief； purity

中共中央总书记1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全党都要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高度，从应对新形势下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出发，充分认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增强党的意识、政治意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切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并且提出了五点要求.党的十实现了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修正后不仅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还把党的纯洁性建设写入了总纲。可见党中央对在信息化时代党的纯洁性建设非常重视. 作为党员，我们要认真研究信息化条件下对党的纯洁性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保持党的思想纯洁性。

1 信息化加强党思想纯洁性建设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信息化是与信息网络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信息网络技术为基础的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传播媒体，具有开放性、交互性、虚拟性、便捷性等特点和实时更新、信息量大、覆盖面广、传播迅速、功能全面、成本低廉等优势。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信息化快速推进，人类社会正从工业社会迈入信息社会。信息化不但给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带来深刻变革，也给各国政党生存和发展带来深刻影响。特别是党的思想纯洁性建设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信息化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思想纯洁性，事关系到我们党能否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一方面，使我们保持党思想纯洁性面临重大挑战。信息化的发展极大突破了国家间、民族间与地域间的传统界限，促进了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在我们享受信息化带文明进步的硕果的同时信息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目前，西方国家经济文化优势，利用网络对不同制度、不同观念的国家进行意识形态乃至全方位的文化渗透又给各国保持政治与文化的独立性带来了新的挑战。尤其是在东欧转向，九一年苏联解体后，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网络广播电视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特别是随着“网络民主”的出现，将国民的政治诉求、政治参与和舆论监督推向了新境地，使得当前的思想理论领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局面。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我们党在信息化条件下保持思想上的纯洁性也构成了巨大威胁。在信息条件下，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传播媒介的垄断优势，通过网络、期刊、电台大肆向我国宣扬、兜售西方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以维护人权为旗号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与外交，有意地、无意地将人权、民主等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挂钩，向我国施加压力。部分党员干部深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政治鉴别力和是非观念出现了退化的趋势。一些党员的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信仰模糊、信念动摇、信心不足、信任下降等现象，产生了信仰的多元化、非理性化、功利化等倾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的产物，过时了，不适合中国国情”，解决不了现今中国的问题等等；在行动上，主张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提出要实现党的指导思想多元化。部分党员干部的群众意识淡薄、宗旨意识淡化，艰苦奋斗意识淡忘，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颠倒错位，忧患意识荡然无存；也有部分党员缺乏研究意识、危机意识，开拓思维僵化等等。信息化的开放性和渗透性使得社会各项活动、各种物质利益超越了现实中的民族和国家的疆域范畴，严重影响着党员的爱国主义情感，进而产生动摇，削弱了淡化了部分党员的爱国主义热情。

另一方面信息化也一把双刃的剑对于保持党的思想纯洁性也有积极作用。一是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可以学习借鉴其它国政党开展党员思想纯洁性建设的途径与方法。开展党员思想建设，确保本党成员思想的纯洁性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党夺取政权、掌握政权与巩固政权，实现其政治目的十分重要的手段之一。目前世界其它国家政党开展党员建设，包括党员思想建设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开展党员思想建设，以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典型，注重专业化教育。另一种建立网页互联网上建立了网页，允许在网上登记入党，建立了政党网站。随着政党网站的建立，像“电子化政党”、“网络党”等概念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在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基础上借鉴他山之石，如建立党建网站、推行电子党务等努力探索信息网络化条件下党员思想建设的新途径、新方法。

二是利用信息化的特点，克服时空限制，反制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同时改进开展党员思想纯洁性教育的方式方法。信息化也为我们打造了一个表达我国人民意志的平台，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网络等信息化手段向海外宣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和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表达中国人民意愿。信息化为我们创新党建手段，推行电子党务，建立党建网站，为广泛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开展党思想教育工作奠定了基础、搭建了平台。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开展党员教育，保持党员思想纯洁性提供了更新、更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信息技术的出现及其在社会领域的广泛运用使党员思想教育的手段、方式、条件、效果，乃至教育价值观带来全新的变化和拓宽。在信息化时代，人们可以用互联网、多媒体等技术便可以无限地获取世界各国的手段即时获得海量信息，自由自在地与他人进行思想交流和讨论，从而触及思想灵魂深度的东西。不受任何影响的信息高速公路使党员突破了传统的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方式，无需在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场所去受教育，可以随时随地地接受思想的洗礼。也可以及时了解国内外正在发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信息，使人们的思想紧跟时代步伐，提高鉴别能力，做出及时正确的判断，有利于提高思想教育的针对性。同时，信息网络、多媒体技术特别是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为人们提供了色彩艳丽的图片、悦耳的音响、活泼的三维动画及其它多媒体仿真画面，处于网络世界的人们犹如身临其境，其效果是传统思想教育方法所无法比拟的，大大提高了思想教育实效性 。

2 新形势下，坚定信仰，保持党的思想纯洁性

针对信息时代对我党思想建设的挑战和机遇，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坚定政治立场，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的要求。在新形势下要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不懈地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的要求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保持党的思想上的纯洁性，在信息化条件下，执政党“垄断思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各种社会思潮的碰撞已成政治常态，因而，共产党人保持思想纯洁的任务十分艰巨。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要求党员在各种社会思潮交融碰撞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思想理论的“主心骨”，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思想纯洁性，不至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迷失。

首先，要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种理论要不要坚持，不在于产生的时间长短，而取决它正确与否，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的政治立场严密的科学体系和巨大的实践指导作用决定的。信息化条件下，社会多元化的思潮出现，实质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社会现实利益所作的解读和趋向，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工人运动中，历史上从来没有哪种理论象马克思主义一样，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马克思主义真正反映和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政党，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宗旨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我们对社会的认识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而要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崇高的理论、科学的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是崇高的政党。因此，共产党员的思想纯洁，必须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信息时代的定义例7

后现代主义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当代全球化的发展，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当今引人瞩目的思潮。如果说当代全球化推动了从现代工业文明向信息化或后工业化文明转型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在划时代的文明转型中则代表了不同于现代工业文明性质和价值观念的全球化潮流，它超越了人类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就全球化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而言，全球化促进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突出着人类共同的价值，也带来了人类共同关心的全球问题；而后现代主义对人类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全球问题的关注，不仅具有独特的视角、方法和途径，还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与当今人类（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的生存和命运息息相关”[1]（p2），这使它成为全球化的时代哲学。从哲学上反省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否定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和理性，批判西方中心论、形而上学二元论和绝对化的思想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这些范畴所涉及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促进了全球化的当展趋向，从而形成了二者的互动关系和有机联系。一方面，全球化的当展为人类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全球问题的形成，提供了社会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要求从哲学上和思想领域回答和解决。而后现代主义对当今人类生存状况的思考，对时代问题的探索，对现代文明的质疑和建构新文明形态的认识，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时代哲学。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将常常发现：只有问题之解决所需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正在形成中，问题本身才出现。”[2]（第2卷，p22）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哲学改变了完全被意识形态预定的思考方式，其思想影响已渗透在当代全球化的进程中。与之相应，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诸多变化，从根本上看，是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传统的二元对立，如精神──物质，物质──非物质，个体──整体，主观──客观等等，在全球化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中正在消融。后现代主义不使用“超越”，“超越”只有在上帝那里才具有创造力，而上帝早在后现代主义的先驱尼采的学说中已经死亡。后现代主义更不喜欢超人，西方现代化的弊端源于它要超越一切，而拒不承认人的有限性，否定人是条件的产物，因此，后现代主义在宣称“人之死”的同时，便舍弃了超越性，而选用设计（design），因为这个词在后现论家看来，尚无形而上学之嫌。

我们对设计一词的阐释，目前尚无法跳出传统的语言范式，否则很难理解它的双重内涵与人和社会及其文明的关系。前人依据二元论，把图样、机器、建筑、服装、场地等设计，归结为物质性的；而把目的、意向、计划、意图、谋图以及自我等设计，纳入精神范畴。在我看来这两种设计的过程具有相互渗透性。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设计作为人类的创造活动，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计算机的普及、全球网络的形成和信息产业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社会步入了信息时代。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形态开始从现代工业化向当代信息化或后工业化的转变，即从注重物质材料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向注重知识和信息的集约型生产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深层次上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设计本质和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我们通过工业化与信息时代的后工业化之比较，可发现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的设计，正在走向后现代化。

一、工业化与后工业化设计之比较

（一）设计和发展的动力源不同。

工业化设计和发展的动力源是蒸汽机；信息时代的后工业化设计和发展的动力源是计算机。二者相比，前者形成人与机器的关系，其主要功能在于增强或潜代人的体力。战胜自然、追求产品设计的精确性和高额利润，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而形成了思想观念上的启蒙理性──工具主义、科学主义和现代人本中心主义的基本精神。人定胜天的思想和机械化的原则，深刻地影响和规范着现代化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趋向；后者形成人与知识、信息和数据库的关系，其功能在于增强或代替人的脑力。信息时代计算机的应用拓展了人类对世界、宇宙的认识，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认知能力，传统的二元式的思维方式和中心主义的观念受到了全方位的颠覆，非中心化、边缘、无主体、无序、无确定性、非连续性的观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从而形成了与现代性相对的后现代性的认识方式和思维观念。

（二）设计的脑体劳动不同。

工业化设计过程中的财富创造主要依靠人的体力劳动，蒸气机的设计和发明提高了生产力，使体力与动力相结合，逐步实现了社会化的物质生产。与之相应的价值规范，集中表现为精确性、系统性、同质性、标准性、一致性、永恒性和逻辑上的实证性。这种现代性的规范原则，本属于科学、技术和生产领域，由于现代性的膨胀，将其极端地推向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结果滋生了教条主义、权威主义和尼采所说的虚无主义，由此引发了后现代的质疑。而后工业化、信息化设计过程中的财富创造主要依靠人运用知识和信息的脑力劳动。计算机的普及和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知识信息的生产力已成为社会生产力、竞争力和取得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由于后现代设计强调知识和价值的异质性、多元性、多样性、协调性、和谐性、依存性、复合性、关系性和互惠性，这对于改变现代技术主义的专制理性、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设计的时空自由度不同。

工业化设计和生产的基地是工厂，工厂（冒烟）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中心和现代社会的象征。后工业化设计和生产的“基地”是信息网、数据库等公用信息网系统，它是信息社会的象征。二者相比，前者从产品设计、生产到销售，其周期长，生产经营活动往往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而后者从设计、生产到传播不仅周期短，速度快，而且能够覆盖全球，从而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现代工业化的设计和生产始终遵循着传统的时间范畴和空间范畴来开发有限的资源，其生产活动带有极大的摧毁性，这一局限使它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取经济效益，其中心理念突出反映为：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而后现代设计和生产不仅克服了传统时空范畴的局限性，还突出了全球化背景下共生关系的重要性，强调经济的增长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绿色和平和无烟生产是信息社会的表征。

（四）设计的主导产业不同。

工业化设计的主导产业是制造业，包括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商业，劳务）；信息时代后现代设计的主导产业是“智力产业”。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成为智力产业的核心。知识和信息在智力产业中比资本和物质更重要，知识成为社会发展的中轴，权力的源泉不再属于由少数人控制的资本，而是由知识分子掌握的知识信息。现代农业的设计和运作几乎完全依赖于不可再生的矿物燃料和石化产品，这类有毒性物质的大量投入，使粮食中的一系列物种正在退化，而土地和粮食的有毒性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严重地危害着人类的健康。现代农业把追求财富作为自己的目的，现代增产的理念并没有“把农业运作中所付出的社会的、资源上的和环境方面的代价计算在内”[1]（p189）。现代工业更是如此，gnp的增长实际上包含着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而技术的滥用往往导致的是“浮士德式的困境”，人与自然对立，人与人对立，现代社会全面病态化。现代第三产业也不例外，货币崇拜和消费主义，把道德出卖给了魔鬼，跨国经营垃圾成为全球贸易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这种畸形的倾销，能够冲破重重“贸易壁垒”，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现象在贸易领域中的反映。信息化时代后现代设计的产业，将以关爱土地的精神，关爱自然的精神和关爱生命和健康的精神，运用创造性的知识和技术增进人与整个环境高度互补的关系，后现代所设计的“阳光集约型农业”、“稳态经济”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服务”有助于在全球化进程中改变“那种旧的为了摄取财富和权力而对自然加以控制和操作的价值观”。[1]（p196～197）

（五）设计生产的资源形态不同。

工业化设计生产的资源主要依赖于自然界，依靠自然物质材料从事生产和经营。目前，自然能源问题已成为工业化生产的主要问题。而信息时代的后工业设计和生产的资源则是非物质形态的资源，即知识和信息，知识和信息已成为全球信息化时代的战略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对于克服和解决全球自然资源不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然，知识和信息并非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唯一资源，但确是极为重要的资源。后现代非物质形态资源的设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观念，而是人造科学的观念，自然科学“关心的是事物的本然的样子”，人造科学关心的是“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子”。[3]（p6）从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看，人造科学是自然科学的有益补充。传统的自然科学由于强调工具理性往往排斥艺术性，而人造科学试图把科学和艺术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使科学的价值与人文精神和社会道德相统一。美国英特尔公司依靠集成电路的发明者罗伯特?诺斯等课题组的智力，在1968年以250万美元起家，12年后，该公司的年销售额高达8.5亿千万美元。可以说，没有知识和智力的信息资源，这家公司是不可能腾飞的。当然，由于现代经济以追求最大的利润为原则，在短期内不会改变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关系，反人道和反人类的设计、生产和消费必然把社会道德和利益对立起来。后现代设计则力图把两者统一起来，就全球范围看，其影响不只是在治理全球问题中已取得了初步的社会效果，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不同于现代工业文明的趋势，对此，值得跟踪研究。

（六）设计的思维方式不同。

工业化设计和生产属于物质资料劳动密集型生产，突出的是“力”和“刚”，对“力”和“刚”的崇拜，源于男性中心主义的不断强化和征服本质，它所设计和生产的钢铁、机床、机车、坦克、大炮等硬性产品是这种阳刚精神的物质表现，代表了征服自然、征服其他民族的意志。尽管它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但财富却集中在世界少数人手中，地球上多数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力”和“刚”作为现代产品的基质特性，在它的规范下，起着能否生产和怎么生产的作用。对主体而言，“力”和“刚”的强度成为判断产品性能和价值的尺度，用这种尺度看待生产、社会和世界，在认识上往往把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简单化。由此所导致的绝对化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中东地区的动荡、民族矛盾的加剧和局部战争与这种误读（misreading）式的思维方式并非毫无关联。而后现代主义洞察了这种局限性，后现论家倡导后工业设计和生产必须克服现代性的弊端，走知识和信息集约型的生产之路，其目的在于以“微软”性的产品改变现代工业的副作用。它所从事设计和生产的芯片、计算机软件、纳米器件、光电子或微电子通讯设备等智能型高科技产品，对推进工业文明的转型和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决定着主体在认识上必须用联系的观点全面地看问题。换言之，后工业化生产中的基质特性决定了主体必须放弃简单化和绝对化的思维方式。

二、后现代设计的全球化特征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后现代设计归根到底是社会现实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知识化。

信息化是全球化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主要特征之一是知识化，全球化实际上是知识化的社会背景，而后现代设计则是全球知识化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起着如何知识化或怎样知识化的作用。从知识和信息的关系看，信息化的生产、传播和利用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没有知识，信息就无从生产、传播和利用。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信息是知识的翅膀，知识是信息的原母体，知识通过信息化的生产和传播，成为信息社会的生产力。从后现代设计与知识的关系看，后现代设计把知识理解为社会的决策资源和轴心原则。[4]（p26）在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使知识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生产要素和社会的轴心结构，后现代设计追求知识的力量和合法化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使知识“能够转变到许多不同的和各种各样的环境中”[5]（p101）。这种跨时间和空间的知识在全球化进程的作用是，每个社会都依靠革新而生存，而知识已“成为革新的发源地”[5]（p102），从而使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蕴涵着的知识和信息，人们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将会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推进而降低。后现代设计的知识化改变了知识受制于民族国家的传统观念，恰如思想心智受制于形而上学的观念，将随着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日益突出而淘汰。全球化的发展使后现代知识在实践中又具有了多元化的互换性并改变着传统的知识本质，如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所说：“知识不再以知识本身为目的，知识失去了它的传统价值”，“知识能像资金一样流通”。[6]（p21，23）从根本上说，后现代设计的知识观念代表了当代全球化人们相互沟通与交流的认识水平和全球化的价值趋向。

（二）数字化。

数字化是信息化的重要表征之一，它在信息化中担当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信息由0或1的数字形式通过数字网进行传输。0或1在后现代设计者的头脑中有其特殊的意义。首先，数字化改变了人类知识获取、分类和供求的关系方式；其二，资讯规模的全球化，在客观上决定了知识必须转化为批量的资讯信息，使知识成为可操作的资料；其三，数字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跨界”作用。后现代设计家们断言，凡不能转化成计算机语言的知识都将被淘汰，因为他们无法“跨界”；“今后，知识的提供者和应用者要具备将知识转化成计算机语言的工具和技巧，无论他们是创作，还是研究”[6]（p23）。其四，数字化的全球化既有益于全球民主化的推进，又必然引发民族国家为争夺资讯控制权而展开的新的竞争。这既是数字化的悖论，也是它的竞争机制。总之，数字化技术能够把文字、语言、图像、声响等信息文献转换成二进制编码的数字信息，通过光缆通信、卫星通信等信息系统，把覆盖空间的计算机网络、计算机工作站、数据库、用户终端联为一体，实现全球信息资源共享。它对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国家安全、国防建设等方面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系统化。

系统化是信息化发挥综合效能的重要组织。后现代设计的系统化把语言、思考和输出三者视为有机的系统，强调主体与环境和思考对象的互动关系。后现代化的系统化不同于现代性的系统化。现代性的系统化是机械主义的，机器是社会的中心，人是机器系统中的一个可更换的零件；后现代性的系统化是有机主义的，其价值在于把人脑思维与计算机思维和环境结合起来，利用运筹学的分析法、资讯传播学的理论和信息技术，把小系统整合为大系统，以发挥大系统的整体优势和综合效能。后现代的这一设计观念在客观上促进了美国c4isr的问世。[7]（p233）其意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人类超空间的通信沟通能力达到了新的水平。从根本上说，系统化的观念和技术水平决定着信息化的程度。后现代信息系统化的观念和技术力图把各种系统一体化，从海洋到陆地，从太空到地球，从计算机网站到家庭电脑都连为一体，形成全球信息网络化，从而彻底改变西方对知识、信息和技术的专制垄断。

（四）趋同化。

趋同化是后现代信息化的综合特征。信息化的趋同化除了数字化和有机系统化的同一化（sameness），还突出表现为知识社会的趋同化。知识社会的趋同化要求把知识变成信息社会的生产力，知识信息已成为产品设计、工艺流程、管理方法和市场策略的共同要素，是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总结和来源。信息技术产品中的知识含量决定了产品的价值并成为信息经济中的共同属性，但知识不是锁在保险箱里的东西，它既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更需要在生产和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更大的财富。而全球信息化加速了这一进程的实现，因而信息化的趋同化是知识在各个行业和领域创造财富的决定性因素。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这种特征愈加突出。后现代化设计的知识社会趋同化，强调知识信息是集体产品而非个人产品，对信息知识的投资、生产、经营和消费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合作关系，互助互惠与消除不平等和私有制是后现代社会的构想。后现代设计家们希冀用这一构想去改变现代性把人变成经济动物的社会现实，把现代性建构的“社会从属于经济的关系”，转变为“经济从属于社会的关系”，使“人与物的关系”高于“人与人的关系”得到扭转。当然，后现代设计家们也注意到了当代经济的全球化与全球问题具有不可分割性，不确定性的因素与区域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交织缠绕，使得信息社会的趋同化变为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尽管如此，全球化进程中的后现代设计极大地促进了全球信息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加速了各国信息化基础结构的建设，并呈现出组建全球信息化基础结构的新趋势。

全球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与后现代思潮的交互影响，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交往方式、工作方式和价值观念，两者的互动作用把当代世界带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中。

参考文献：

[1]　d.r.格里芬.后现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　karlmarx.acontributiontothe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m].beijing：pekinguniversitypress，2000．

[3]　马克?第亚尼.非物质社会[m].滕守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4]　bell，daniel.thecomingofpost-industrialsociety[m].newyork：basicbooks，1973．

信息时代的定义例8

中图分类号：G25 文献标识码：A

经济社会的发展带领我们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必然带来新的变革与机会。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需要重新理解数据和信息的定义与特点，从而实现生活、工作和思维的变革。

一、大数据时代的必然出现

大数据的概念最早由麦肯锡咨询公司提出，顾名思义即数量规模庞大的数据，体现数据的规模性、多样性、高速性和价值性四大特点。大数据是信息处理与计算技术的延伸，也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信息和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情况下，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活动实现了数字化。随着数据生成的自动化、数据生成速度的快速化，数据量随之迅猛增长。存储设备、内存、处理器等电脑元件成本的不断下降，使之前昂贵的大数据存储和大数据处理更加便宜，为数据量飞速增长提供了有效的保证，从而使得大数据的存在成为可能。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数据的生产、存储提供有力的基础，并且允许数据形式的多样化，从而促进了大数据时代的产生和发展。随时随地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上传和下载、或共享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各种形式的数据，越来越多各种形式的数据提供给人们使用。数字化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生产过程必须依赖硬件设备和人力资本一样，企业的业务活动、创新、成长也越来越离不开大量数据的支持。也就是说，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一项业务活动都与大量的数据紧密相联，每一个人都是数据的产生者，同时又是数据的使用者。数据量与日俱增，数据结构繁杂多变，数据产生速度越来越快，数据带给我们的价值远远超过以前，我们已经进入了大数据的时代。

在大数据时代，有计算机技术的支持可以分析处理更多的数据，甚至可以处理某个特定范围的所有数据。随着数据数量的不断增加，使我们的思维有所改变不再只关注数据的准确性，不再关注数据的之间的因果关系。大数据为工作、生活和思维带来了改变，所以需要对数据和信息的重新界定。

二、大数据时代带来大规模的数据

数据的一般定义为，科学实验、检验、统计等获得的和用于科学研究、技术设计、查证、决策等的数值。随着数据定义的发展，不同研究领域数据已不再单纯局限于数字本身，它是载荷或记录信息的符号，并且是按照一定规则排列组合的符号，除数字以外，数据表达方式也可以是文字或图像，甚至是任何代码。数据无所不在，充斥于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都在使用数据。数据的海量生产、共享和应用已经成为必然。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据具有传统数据所不具备的独特特点。

首先，数据产生数量庞大。数据量非常大是大数据的首要特点之一，大数据时代的数据量不再用TB为存储单位，而是以PB、EB、ZB为存储单位。社会生活中每天产生的数据量已经远远超过过去每7年所产生的数据量。企业的磁盘存储量及个人电脑和笔记本的存储量超过了7EB字节。经济社会被如此庞大的数据量所包围，这也正是大数据时代下重大变化之一，即用数据来表示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活动。

第二，数据增长、变化速度飞快。这既是大数据时代所具有的独特之处，也给大数据的处理带来机会与挑战。大数据环境下，数据产生、存储和处理、并不断更新的速率十分惊人。因特网上每秒钟产生的数据量超过了20年前整个因特网所存储的数据量，可见大数据产生速度之快，数据处理变化之快。数据生产量飞速增长的同时，要求创新出更快更好的数据处理技术。才能满足这个用数据说话、竞争异常激烈的大数据时代对数据的要求。通过快速地有效地处理不断更新不断变化的大规模的数据量，才能获得竞争优势，才能在大数据时展和进步。

第三，数据表示方式越来越多。多样性也是大数据的重要特点之一。大数据以多种多样的形式涌现，文字、语音、图像、视频等形式。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展，新的数据来源与数据形式会不断出现。如此多样化的数据对数据非结构的存储要求更高，从而要求改变传统的数据库。另一个方面，大量、繁杂的数据中却保存着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这也是数据多样性带来的数据价值的体现。

第四，数据具有较高的价值。数据数量巨大并且价值总量也很高，但价值密度却很低。连续不断的视频数据中，有用的数据可能仅仅只有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大数据的价值体现在数据的数量多，进而带来更多的价值，但是从繁杂的大数据中找到有用、有价值的准确数据也是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挑战。

三、有意义的数据才是信息

在很多情况下，数据和信息两个词常被赋予同样的定义。严格意义上讲，二者间是不同的。数据是对信息数字化的记录，是一种表示的符号，其本身没有实际意义。信息则是指把数据放到一定的背景下，对于数字进行解释并赋予意义，也就是说信息是有意义的数据。但在进入信息时代后，人们趋向于把所有存储于计算机上的信息，无论是数字还是音乐，甚至连视频都统称为数据。

信息具有价值性，有意义有价值的数据才是信息，信息是使用者可以利用的数据。信息是真实的，可以客观地反应现实世界的，相反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信息是没有价值的。反应客观事实并且不虚假的数据才是信息。信息比数据更有时效性，过期的数据对现实没有用处不是信息。如果反应客观事物的所有数据都可以找到那么这样的信息就是完整的。不同的载体可以承载相同的信息，与数据相同信息具有多样性和变换性。信息可以被共享，共享后的信息价值相对会下降，因此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必须寻找新鲜的信息。

信息时代的定义例9

“他性”是一种哲学语言，即事件的外在性。①文学所描述的世界存在于读者之外，实际上表现着这种“他性”。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阅读所理解出来的世界和自身生活的现实世界没有直接的联系，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感，读者要深入其中，需对其进行解读，从而架起真实世界与文学塑造的想象世界之间的桥梁。

相比较电影和报纸，杰姆逊认为它们同样属于“他性”，一切仍发生在外界，和人们生活没有直接的联系。但相同的信息出现在电视上时，“便失去了他性，因为电视是你家庭的一部分”。②视听结合的电视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出现在受众面前时，受众直接生活在其营造的想象空间中。随着人们对信息的需求，电视不仅成了人们接受信息的重要渠道，同时也融入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电视安放在你自己的起居室里，他加入了你的生活，它上面出现的形象也可以说是属于你的。”③受众不经意地利用电视在接受信息时，实际上参与了电视所建构的想象世界，成为这个想象世界的一部分。

“想象界”是萨特的一个重要概念，他“将其作为一种感知形式，并是与现实事物的发展相联系的形式。”他认为想象是真实的，“没有任何东西是虚构的”。④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模糊“想象界”和“实在界”界限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杰姆逊借助“形象”一词，对文学到电视“想象界”和“实在界”距离感的消失加以解释，认为形象“是以复制与现实的关系为中心，以这种距离感为中心的”。⑤“形象通过否定存在而与存在相联系”，意味着形象“使存在非真实化”。⑥融入大众日常生活的电视正是用影像，使受众感知的“想象界”与生活的“实在界”之间距离趋于消失。

文学和电视的受者在接受信息时，角色实际上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依赖于作者的观察和经验的积累，他所呈现的世界和读者的日常生活没有直接的联系，读者要了解其意义，更多体现在读者对其解读过程中所扮演的主动角色。电视出现后，传播生态发生了质的变化，正如戴维・阿什德所说：“某人的能力往往根据他的交流表现来衡量，而这种表现越来越与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的直接和间接的操纵有关。”⑦电视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实质上是对受众的一种控制，受众更多是被动地接受信息，处于其塑造的“想象界”之中并参与其建构。

消失动因：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解读

后现代主义是在批判和反省西方社会、哲学、科技和理性中形成的一股文化思潮。⑧目前，很难精准地表述其概念，其自身反对解释和反对权威的观点，更使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反对界定其主义。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就曾说过：“如果说‘后现代主义’一词确有所指的话，则最好还是把它看做是建立在现代性特征基础上与文学、绘画、造型艺术和建筑相关联的形式或活动。它指涉的是对现代性特征的审美观方面。”⑨

后现代主义和文化总是紧密联系且互相融合。世界多极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加速了世界各地的交流，使得不同地域的文化在新时期呈现出新的特征。后现代社会中，“个人对时间和空间的感受产生了新的变化，历史的深度消失了。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叙述化、零散化、无深度等概念是这个社会的主要文化特征，‘后现代主义’是对这些特点的概括。”⑩杰姆逊在深入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轨迹后很好地概括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为我们探讨文学到电视“想象界”与“实在界”距离感消失提供了理论解释的依据。

“我们的世界，起码从文化上来说是没有任何现实感的，因为我们无法确定现实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⑾作为早期接受信息的重要渠道，文学在后现代社会逐步淡出普通人的视野，相反电视改变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它视听结合，图文并茂，满足了当代人对信息的快速需求，其在银幕上塑造的“想象界”看似远离观众的生活，其实已深入了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电视观众在被动接受信息时，想象的过程实际上被省略，这恰恰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反解释、无深度、无中心特征所力求表现的。

文化迷途：距离感消失的冲突

电视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一环，虽然促进了人们与外面世界的联系，但其塑造的“想象界”和大众生活的“实在界”距离感消失后所带来的冲突也日渐明显，受众在被动接受信息时，实质上已经陷入文化的迷途之中。

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的扩展已是不可回避的话题。“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是无所不包了，文化和工业生产及商品已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消费品。”⑿市场经济加速了经济发展，文化也改变了自身品位，与商业紧紧地缠绕在一起。观众利用电视接收信息的简单过程，实质充满了被商品化的信息和电视生存的密码――广告。与文学所代表的高雅文化相比，“想象界”和“实在界”的距离意味着读者可以追求高的生活标准，其主动解读文学意义的过程可以谓之自身“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但后现代主义下的电视媒介，这种“逃避现实”已经不复存在，“想象界”和“实在界”距离感消失背后是电视“把关”后的文化控制，更是市场经济下的商品控制。

电视“想象界”和“实在界”距离感消失，受众其实处在相当尴尬的地位，一方面要利用电视接受信息，另一方面却被这种信息商品化控制，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冲击下，观众实质上趋于“异化”。萨特认为“想象界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企图达到的目的，就是使事物非真实化。”⒀电视为这种非真实化提供了便利的渠道，受众陷入“想象界”和“实在界”边界模糊的冲突中，越来越困惑。

结语

文学到电视，受众角色从主动地解读意义到被动地接受信息，发生了深刻变化。杰姆逊曾说过：“在电视这一媒介中，所有其他媒介中所含有的与另一现实的距离感完全消失了，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可以说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精髓。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特征就是距离感的消失。”⒁但在其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下，“想象界”和“实在界”距离感消失更是一个文化冲突的过程。电视在市场经济下的生存之道，隐藏了更多的商品文化信息，受众接受信息的过程成了被消费文化控制的过程，这就导致“想象界”和“实在界”距离感消失后，受众陷入了文化的迷途。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⑩⑾⑿⒀⒁杰姆逊讲演，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2版

⑦戴维・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M]，华夏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7页

信息时代的定义例10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5）16-0065-02

1 引言

微博、微信、微电影、微视频、微公益、微课……在不知不觉中已悄然步入“微时代”。“微时代”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术语，而是一个蕴涵着文化传播、人际交往、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等多种复杂语义的时代[1]。微时代不仅改变了信息交流方式、人际沟通方式，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教育思路和教育模式。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指出，要“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形势，善于运用网络传播规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网络宣传、网络文化、网络服务中，用正面声音和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那么高校如何顺应微时代的发展潮流，充分发挥新媒体的积极作用，规避新媒体的消极影响，主动探索和创新微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载体和新路径，是当前高校教育工作者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2 微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微时代，传播技术、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的日益现代化和多样化，无疑如同其他新兴科技一样，对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发挥着“双刃剑”作用，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方面，微时代微媒体的广泛应用，创新了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载体和路径。首先，微时代信息传播内容的立体性、生动性、及时性，迎合了大学生的认知特点，也丰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使其教育内容变得更有感染力和吸引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和调动了学生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微时代信息传播的交互性推进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针对性。微时代网络信息的传播是在双边甚至多边互动中得以进行的，利用网络信息的交往性，教育者可以及时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认知态度，从而针对具体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引导工作，帮助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双方通过博客、微信、QQ等方式，就大学生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自由讨论和思想交流，使学生在这个空间中获得充分的话语权，更有利于建立融洽、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与自觉。

另一方面，微时代微信息的广泛传播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微时代传播主体的大众化、传播内容的多样性、传播真实度的不可控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首先，在网络信息的传播中，西方国家的各种腐朽思想、极端的言论和不负责任的指责，有损国家和执政党的正面形象的言论充斥其中，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其次，在新媒体环境下一些社会网站为了增加点击率，吸引受众群体注意，在网上编造和传播谣言，以赚取群众的眼球。同时网络上充斥着各种炫富、炒作、相互斥责甚至辱骂的低俗言论，使网络变成个人情感喜好宣泄的垃圾场。

大学生处在价值观的形成期，辨别信息真假的能力较弱，在缺乏正确引导的情况下容易相信错误信息，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有害信息的传播者并受其影响。同时，微时代教师和课堂不再是大学生接受价值观教育的唯一渠道，对于沉溺于网络世界的他们来说，可以凭自己的主观喜好和意愿，在网络世界里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言论导师”，这势必影响大学生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毫无疑问，面对微时代的信息交互与开放、复杂与多元、现代与低俗，在学生还没有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接受系统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教育时，会误导心智尚不成熟的他们，严重的话还会误入歧途。

3 微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创新的路径选择

建立媒介素养教育的长效机制 微时代，信息传播的“即时性”“碎片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要求正确解读和识别媒介的信息时，必须具备“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2]，这样才能够合理选择和使用媒介，理性参与信息的传播和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因此，高校应发挥教育功效的引导作用，通过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将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内容融入课堂教育，加强学生自觉的网络责任意识、安全意识和自律意识，推动大学生与网络的良性互动，提高正确运用媒介的能力。

创新微时代“主客体间的双向关注”模式 在微时代，高校教育工作者应充分利用微博、微信、QQ等新媒体，主动与学生建立起一种“主客体间的双向关注”模式。一方面，教师通过有意识、有针对性的议程设定，在微博、微信、QQ上与学生分享各种社会热点新闻，引导他们对所分享的内容进行客观解读和评论，从而使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教师主动关注大学生的微博、微信中朋友圈的内容，了解他们关注的内容和感兴趣的话题，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经常对青少年所关注的热点话题予以评论和引导。这种“主客体间双向关注”模式，打破了师生彼此间的思想隔阂，拉近彼此间的距离，更容易被其接受，同时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及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