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调查报告例1

1、目的和意义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

学校教育是个人一生中所受教育最重要组成部分，个人在学校里接受计划性的指导，系统地学习文化知识、社会规范、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学校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决定着个人社会化的水平和性质，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基地。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社会尊师重教，学校教育越来越受重视，在社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小学生作为祖国的花朵更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小学生入学年龄及其包学习班情况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我国近20年的精神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果。

2、取样方式：

这次调研我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

3、调研程序：

（2）调查过程：

xx月20日，在xx市二街小学向教务人员及学生做问卷调查。

xx月21日，在xx市南关小学向教务人员及学生做问卷调查。

xx月22日，在xx市东关小学向教务人员及学生做问卷调查。

（3）调研汇总：20xx年xx月25日至20xx年xx月26日，将收集的问卷整理并统计，整理采访记录。

（4）撰写报告：20xx年xx月27日至31日，根据调研所得资料和网络资料撰写报告。

二、社会调研结果与分析

1、问卷数据统计

（1）xx市二街小学：

60%的小学生6周岁入学，30%的小学生7周岁入学，10%的小学生5周岁入学；

有xx市区常住户口的家长，给孩子报名时需提供户口簿、房屋所有权证、父母身份证、《计划免疫保偿证》或《预防接种卡》。程序相对简单，而且住校距离相对较近父母比较放心，所以5/6周岁上学的小学生90%是本地人。二街小学中外地户口的小学生占70%，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郑州上学，需提供六证：户籍所在地的户口簿、父母身份证、xx市居住证、父母一方与用人单位签订并经劳动保障部门鉴证备案的劳动合同或工商行政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以及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县（市）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准予在xx就读证明以及免疫卡等。流程有少许麻烦，所以7岁入学的学生中80%是外地户口的小学生。（2）xx市南关小学：70%的小学生6周岁入学，5%的小学生7周岁入学，25%的小学生5周岁入学。

因为南关小学外来人口数量相对于二街小学较少，所以80%的小学生正常年龄入学。但是因为南关村的村名自己开厂的比较多家里比较有钱，对孩子的照顾不是很在心所以有部分小学生7周岁上学，很少的小学生5周岁上学。

（3）xx市东关小学：

相对二街小学和南关小学，东关小学的小学生上学普遍较早，绝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正常年龄6周岁入学；也有部分小学生是5周岁入学。而7周岁入学的小学生基本没有。本人感觉原因一：东关村外来人口较少，绝大部分村名是本村户口。所以都是正常年龄上学。原因二：东关村民工作部分经商部分有自己的企业和厂子。工作相对稳定而且对后代的教育比较重视。

2、访谈过程（xx市东关小学）

刚进入xx市东关小学，我就看见门口后面一块大石头写着已发展为本几个大字，学校干净整齐。面积不大但是感觉不到狭小，墙上画着好多宣传画。学校的环境非常干净，有清洁工打扫走廊与楼梯，楼梯拐角还摆放了高大的绿色植物。总之学校的总体环境较好，可以感受得到学生们在学校可以快快乐乐的学习成长。

我去的时候，正碰到高级教师王龙上班。他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教师，从事教学已经30多年。他说：这些年国家加强了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东关小学的校训是追求卓越。办学宗旨是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素质全面的现代人。办学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本。看我听得入神，他顿了顿接着说：

近年来，学校按照以人为本、科学管理、求真务实、质量第一的指导思想，恪守追求卓越的校训，遵循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办学理念，大力倡导尊重的教育。学校还构建了高站位决策、低重心运行、近距离服务、走动式管理的运行模式，极大提高了管理效益，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年龄调查报告例2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

学校教育是个人一生中所受教育最重要组成部分，个人在学校里接受计划性的指导，系统地学习文化知识、社会规范、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学校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决定着个人社会化的水平和性质，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基地。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社会尊师重教，学校教育越来越受重视，在社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小学生作为祖国的花朵更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小学生入学年龄及其包学习班情况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我国近20年的精神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果。

2、取样方式:

这次调查我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

3、调查程序:

(2)调查过程：

xx月20日，在xx市二街小学向教务人员及学生做问卷调查。

xx月21日，在xx市南关小学向教务人员及学生做问卷调查。

xx月22日，在xx市东关小学向教务人员及学生做问卷调查。

年龄调查报告例3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

学校教育是个人一生中所受教育最重要组成部分，个人在学校里接受计划性的指导，系统地学习文化知识、社会规范、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学校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决定着个人社会化的水平和性质，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基地。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社会尊师重教，学校教育越来越受重视，在社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小学生作为祖国的花朵更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小学生入学年龄及其包学习班情况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我国近20年的精神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果。

2、取样方式:

这次调查我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

3、调查程序:

(2)调查过程：

xx月20日，在xx市二街小学向教务人员及学生做问卷调查。

xx月21日，在xx市南关小学向教务人员及学生做问卷调查。

xx月22日，在xx市东关小学向教务人员及学生做问卷调查。

年龄调查报告例4

基本养老金：全民统一标准，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是军人还是普通公务员，也不管过去交没交养老保险，交了多少养老保险，到了法定退休年龄，都有资格领取基本养老金，这就保证了所有公民的老有所养。

补充养老金：根据个人养老保险的交费情况，对基本养老金进行补充，体现多交多得的原则，满足职工的个性化需求。

补贴养老金：如果退休人员赡养的家庭成员多，则根据家庭财产、收入和负担情况，给予补贴，使老年人退休后的家庭生活水平不至于下降很多，体现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不少国家规定了几个退休条件，只要符合一个条件就可以退休，法定退休年龄只是名义上的，如果工龄或养老保险交纳到了一定年限，照样可以退休，因此，实际退休年龄会早于法定退休年龄。

1.法国：法定退休年龄60岁，实际退休年龄59.4岁

在法国，工作满40年就可以领取全额养老金，即退休前工资的80%。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决定把退休年龄从2012年起延长到60岁零4个月，由此引发了大规模长时间的抗议活动。这次法国总统大选，萨科齐败给一个从 未在政府担任过要职的无名小卒奥朗德，这与他推行推迟退休计划不无关系。奥朗德上台后，立即宣布把退休年龄恢复到60岁，才平息了民怨。

2.德国：法定退休年龄65岁，实际退休年龄62岁

德国1889年颁布了《老年和残疾人保险法案》，工人须交纳养老保险，70岁时可以退休，领取养老年金。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劳动力获得了解放，工人退休后享受的休闲时间也随之延长，从1916年起，德国把退休年龄降到了65岁。

3.英国：法定退休年龄男65岁，女60岁;实际退休年龄62.6岁

4.希腊：法定退休年龄男65岁，女60岁;实际退休年龄61岁

希腊政府虽然规定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但也同时规定，交满30年的养老保险可自愿退休。

希腊是欧盟国家中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发放养老金最慷慨的国家，希腊人平均领取的养老金甚至高于他们退休时的工资。对一个有40年工龄、领取平均工资的职工来说，养老金是退休时工资的105%。

5.意大利：法定退休年龄男65岁，女60岁;实际退休年龄60.4岁

意大利的法定退休年龄也是名义上的，如果职工交纳的养老保险达到一定年限即可退休，所以，很多意大利人未到法定退休年龄就选择退休了。

意大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点不是放在提高退休年龄上，而是逐步降低养老金的发放标准，由工资的90%逐步缩减到70%，把全社会养老金的支付总额控制在GDP的15%。

6.西班牙：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实际退休年龄62.1岁

西班牙的65岁退休年龄为全额养老金年龄，即如果65岁退休时工龄满40年，养老金标准为退休前工资的97%。法律允许职工60岁退休，只是领取的养老金标准会相应降低。

7.挪威：法定退休年龄为62岁，移居国外丧失领取养老金资格

另外，所有挪威老年人年满67岁均可领取基本养老金。16岁后在挪威居住满40年可领取全额基本养老金，居住不满40年，则根据居住年限领取一定比例的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由挪威议会每年进行调整。

挪威所有种类的养老金不得用于国外支付，即如果移居国外，就丧失了领取养老金的资格。但基本养老金规定，只要每年在挪威生活9个月以上，就可以把这笔养老金用于国外消费。

挪威的养老金实行财产核算制度，对那些退休后没有其他收入来源，配偶没工作，没有财产性收入，赡养的家庭成员多的老人，他们领取的养老金也相应增多，这样做主要是使他们的家庭生活水平不至于与退休前的落差太大。

8.瑞典：法定退休年龄61-70岁，65岁以前退休者占90%

9.加拿大：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

如果60岁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人继续工作，在60-65岁之间必须继续交纳养老保险，在65-70岁之间可自愿选择是否交纳。

加拿大法律规定，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任何改变，包括退休年龄、养老保险比例、养老基金的管理，都要经过三分之二省份并且代表三分之二加拿大人口的同意。所以，加拿大养老保险制度非常稳定，根据现在的法律，未来75年保持不变。

日本退休年龄也比较灵活，交满25年的养老保险就可以退休。低收入群体可以申请免交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局根据申请人的家庭收入情况，决定是否给予免除，或免除多少。

新加坡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2岁，2010年新生儿预期寿命为80.7岁。

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新加坡也曾考虑延迟退休，但遭到民众的普遍反对。为此，新加坡取消了提高退休年龄的计划，改为允许雇主雇用62岁的退休人 员，但超过65岁不得雇用。但这要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这样就保持了养老金制度的稳定，同时，对那些认为身体健康条件允许继续干几年的退休人员来说， 也可以继续工作，为家庭增加些收入。

12.马来西亚：法定退休年龄55岁，50岁可退休

马来西亚法定退休年龄为55岁，但职工到50岁就可以退休，只是领取的养老金要少些。马来西亚2010年新生儿预期寿命为74.7岁。

13.澳大利亚：法定退休年龄男65岁，女63.5岁;养老金自愿申请

澳大利亚法定退休年龄为男职工65岁，女职工63.5岁。澳大利亚2010年新生儿预期寿命为81.9岁，养老金支付总额占GDP的3.3%。

澳大利亚的养老保险制度与多数国家不同，按资产核算法发放养老金，职工无需自己交纳养老保险，养老金只发给穷人。职工退休后，如果认为自己生活 有困难，可向人类服务局申请养老金。人类服务局会对养老金申请者的资产和收入情况进行核查，如果总资产少于规定的标准，且没有其他足够的收入维持体面的生 活，才发给养老金。

14.智利：法定退休年龄男55-65岁，女50-60岁

对无工作或因各种原因不能领取养老金的智利人，政府发放基本养老金。所有智利人只要年满65岁，在智利生活20年以上，没有任何其他养老保险或收入，就可以领取基本养老金。

年龄调查报告例5

皮尤报告还包括以下要点：

-目前美国18~29岁网民使用社交媒体的次数最为频繁，但其自去年4月以来，该年龄段的社交媒体用户增长率仅为13%。

-截至今年5月，在美国50~64岁年龄段老年网民中，11%使用Twitter或其他状态更新服务，此类老年用户量比去年4月增长了1倍；6%此类网民每天会登录Twitter，去年4月相应比率仅为1%。该年龄段网民使用Facebook的比率也增至20%，去年4月为10%。

-在美国50~64岁年龄段老年网民中，76%上网是为了阅读新闻，其中42%每天都浏览网络新闻。这部分年龄段美国老年网民在接受调查时，42%称自己此前一天刚刚浏览过网络新闻，20%称自己前一天刚刚使用过社交媒体。而18~29岁年龄段网民在接受调查时，60%称自己此前一天刚刚使用过社交媒体，44%称自己此前一天刚刚浏览过网络新闻。

年龄调查报告例6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识别码］A

一、刑事责任年龄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地位

刑事责任年龄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行为人应当对自己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必须达到的年龄。我国刑法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三个年龄阶段，只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才是自然人具备责任能力而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的前提条件。由此可知，只有当已满16周岁或者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实施了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才应当负刑事责任。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时是否达到刑法所规定应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关系到是否负刑事责任的问题，同时，关系到适用未成年人特殊处理原则，即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的从宽处罚原则和我国刑法第49条规定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原则。由此可见，查清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是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认定其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是构成犯罪主体的基本要件。

二、目前办案中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及存在问题

(一)证据种类及其证明价值

1．法定身份证件与户籍证明。法定身份证件是指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和户口迁移证明，是由具有户籍管理职权的公安机关出具给当事人证明其身份的法定证明。户籍证明则是由当事人原籍公安机关派出所根据其户籍登记情况出具的证明材料。两者均为户籍管理机关出具的证明当事人身份、年龄的证据。根据我国相关的户口登记条例及身份证法规定，唯有户籍管理机关即各级公安机关有权出具公民身份年龄的证明。因此，法定身份证件、户籍证明是有权机关依据法律授权，按照法定程序或方式制作出具的，具有较强规范性，与其他证明身份年龄的书证相比具有更高的证明价值。然而，两者本身又存在一定区别：身份证、户口簿及户口迁移证明是公安机关出具给当事人交其自身保管的证明，在办案过程中由当事人自行提供；户籍证明则是公安机关根据要求出具的证明，由侦查机关调查取证获得。在实践办案中，对于犯罪嫌疑人可能是未成年人的情况无论其是否提供法定身份证件，仍要求公安机关出具户籍证明，以此来印证法定身份证件并证明其主体身份年龄情况，即在证明价值上户籍证明尚要高于法定身份证件。

2．其他证明年龄的书证。主要包括出生证明、计生办证明、学籍证明、居(村)民委员会证明等，这些材料反映着出生情况的原始记录信息。根据原始记录形成时间的差异，其证明价值也不尽相同。出生证明一般伴随当事人出生即予以登记，形成的时间最早，其可信程度最高；计生办与村委会证明一般是在出生后数日甚至数年内进行登记，在此期间内可能存在误报等差错，其证明价值次之；学籍证明是入学时对其年龄的登记，我国大部分地区儿童都是七周岁入学，因此学籍证明形成时间最晚，证明价值也最低。

3．证人证言。证人证言是指父母、邻居等了解未成年人年龄的证人就其出生、年龄等情况所作的证词。由于证言本身具有主观性和不稳定性，因此在整体证明价值上要小于各类书证。具体判断证人证言的价值还要考虑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证人与案件或诉讼当事人的关系，即证人是否为关系证人，所谓关系证人是指与案件有某种利害关系或者与当事人有某种亲友关系的证人。如被告人父母、亲戚的证言。关系证人证言的证明价值一般小于无关证人。二是考虑证人本身的感知、记忆、表达能力，如由于感知情况不同，父母、接生人员等能够确切反映出生日期，而同学、邻居、亲戚等可能仅反映基本年龄。又如证人是否已经年老或健忘有可能存在记忆误差等。

4．骨龄鉴定结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虽然属于两种证据形式，但由于其证明力较弱，且两者在没有其他任何主体身份证据的情况下若能相互印证可以以此来认定，因此一并予以分析。骨龄鉴定是通过科学方法利用人手腕部x摄片的不同骨像来判断骨骼钙化程度，以此确定骨龄。该方法能较为准确地反映人体的生物年龄，但由于受个体生长各种客观条件的影响，生物年龄与实际的生活年龄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其价值以参考价值为主，一般不宜作为认定年龄的证据来采纳。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特点是真假参杂，法律明确规定不能仅以口供定案。那么，是否可以仅凭口供就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年龄呢?笔者认为同样不可，仅有口供或仅有骨龄鉴定均不能直接认定被告人年龄，但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若口供与骨龄鉴定可以相互印证则可以认定。这两项证据的证明价值可以在相互补强中达到证明的目的。

(二)证据本身存在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上述各类证据都有可能存在证据形式上的瑕疵或客观、主观原因而导致的实质错误，但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主要集中在应用面最广且本应证明价值最高的户籍证明及法定身份证件上。这主要包含两方面问题，一是证据形式上的瑕疵，如没有出具机关原籍派出所的盖章，或仅为复印件，二是证据实质内容上的错误。办案实践反映占有相当比例的户籍证明或法定身份证件记录信息与实际不符，且户籍反映的年龄大于实际年龄，尤其是农村偏远地区普遍存在此类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1．户籍管理制度落后，信息采集滞后。各级公安机关派出所负责辖区内的户籍管理，采集辖区内居民出生、死亡、迁移等信息。但由于受客观条件等影响，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居民出生、死亡等户籍信息的采集并非由公安机关户籍警来完成，而是委托当地村委会负责。其操作过程是由村委会及时掌握本村人口信息，然后在规定时间内予以上报公安机关。这就造成公安机关信息采集的不及时，且在信息上报过程中难免会有误差，而部分村委会也不能做到及时采集出生信息。户籍管理的如此现状造成信息不准确的必然存在，这严重影响了法定身份证件与户籍证明的严肃性。

2．农历与公历的混淆。这与我国传统习惯有关，历来农村地区普遍习惯用农历来计算日期，存在出生日期只知农历不知公历的情况，导致报户口时也是以农历作为出生日期来报，这样就无形中将出生日期报大，实践办案中此类情况比较普遍。

3．当事人的瞒报、谎报。由于户籍信息涉及到计划生育等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特别是当涉及计划外生育问题时，当事人为了自身利益着想很有可能在原始登记时就瞒报、谎报出生日期，以此来逃避计生罚款。农村地区又存在着不去正规医院分娩而在自家接生的现象，导致除了当事人自报就无法取得出生日期。

4．事后改动户籍。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当事人为了提早就业或当兵，希望将自己

的出生日期以小改大提前拿到身份证，经派出所户籍警同意后对户籍作出修改；二是同样为了以上原因，但由于派出所不同意修改，当事人又以其他理由重新办理身份证件，出现一人有两份甚至多份法定身份证件的情况；三是公安机关在户口簿更换时由于工作粗心而导致户籍信息变更，出现新旧户籍登记材料不一致。

由于上述第一、二、三种原因导致的信息错误是原始记录不正确，因此难以判断其户籍证明内容的真实性，而第四种原因由于是事后改动若可以调取原始户籍登记材料则可通过是否有改动痕迹以及新旧登记材料的对比来判断真实性，相对前三种情况而言较有可能进行判断。

三、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审查与判断

(一)法定身份证据、户籍证明与言词证据有矛盾的审查与判断

办案实践存在着一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多个证明其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即居民身份证、公安机关提供的户籍证明以及相关证人的证词。但证据间存在着矛盾，居民身份证或者户籍证明所证明的年龄大于证人证言反映年龄，主要原因如父母等陈述年龄以小改大或者以农历报出生。对于这类案件不能简单以证据证明力强弱一概而论，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综合判断。

首先要通过详细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询问其父母，寻找证据的异同点，针对矛盾作进一步补充和核实。其次，对于当事人提出以小改大的情况，应当向原籍公安机关派出所调取原始记录，对原始登记材料进行辨别，对于确有改动的应当要求原籍派出所出具相关证明。但实践中当地公安机关往往不愿就此出具有关证明或者提供有关证词，对于户籍是否修改不做明确表态，那么应当对原始登记材料进行复印、摘录，承办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再次，对于当事人提出原始登记存在错误的情况，应当向相关责任人进行询问，尽可能调取有关证据。最后，若没有证据证实户籍信息曾经修改，应当综合判断户籍信息与言词证据，若言词证据能够形成相关证据链的应当采信言词证据，否则应以法定身份证件和户籍证明为准。然而对于当事人反映以农历报出生，涉及到刑事责任年龄临界点，又无其他相关证据予以印证时，由于国情确实存在此类情况，且无法合理排除其陈述与辩解，应当以有利于被告人原则按照农历认定。

(二)其他证明年龄的书证的审查与判断

1．出生证明。实践中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医院无法提供出生证，但当事人自行提供在医院分娩的病例，在此情况下应当向医院调取当时的住院记录对病例进行核实，能够印证的住院记录和病例应当作为认定出生日期的证据采纳。

2．居(村)委会证明。本文所指其他证明年龄的书证均指各单位根据原始登记材料出具的证明。实践办案发现医院、计生办与学校的相关登记保存情况均比较良好，有原始记录可查，但居(村)委会的原始登记材料或交给当地派出所或时间长久已经丢失，所谓的居(村)委会证明仅是根据当事人记忆写成书面材料并加盖公章。在此情况下笔者认为由于原始材料的缺失，其书面证明已无任何证明价值，不能作为证据采纳，但建议对于承办当事人可以证人证言的方式加以取证。

3．学籍证明与计生办证明。此两项证明由于距离当事人实际出生日期较远，因此一般而言意义不大。但在当事人提出改动户籍以小改大的情况下，可以调取学校与计生办的相关材料，若当事人确实修改则一般改动户籍而不会去改动学籍与计生办登记，因此两相比对就可以判断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在原始信息就错误的情况下，则没有调取的必要。

4．非相关单位出具的书面材料。办案中存在的一个特别情况就是关于家谱的问题，由于家谱是家庭内部的记录，而非相关单位的登记，受个人主观影响较大，又难以核实其真实性。因此其虽然具有书证的形式，但笔者认为不宜作为书证来采纳，但对于其反映的相关信息可以言词证据的方式对知情人调取。

(三)言词证据的审查与判断

在这里要探索的问题是在没有任何法定身份证件、户籍证明以及相关书证，仅有言词证据的情况下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审查与判断。实践发现，个别外来未成年人由于是计划外生育的，就一直没有办法报户口，又无法调取其他相关书证或言词证据，因此关于年龄问题仅有父母的证词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的供述。对于这类案件司法实践中只要父母的证词和其供述相一致，就照此予以认定。若双方内容不一致，则以父母证词为准，理由是就证明内容出生日期的了解情况而言，父母无疑比子女更了解，子女了解的信息也是源自父母；同时就证据形式而言父母的证人证言证明力也要高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

(四)骨龄鉴定的审查与判断

采用骨龄鉴定的案件往往是犯罪嫌疑人到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无法查清的，根据其自报年龄是未成年人，但是涉及刑事责任年龄14周岁、16周岁、18周岁“临界点”的案件，以及虽然不是涉及“临界点”案件，却系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司法实践中往往采用“骨龄鉴定结论”，以印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报年龄。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骨龄鉴定’能否作为确定刑事责任年龄证据使用的批复”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年龄不明的，可以委托进行骨龄鉴定或其他科学鉴定，经审查，鉴定结论能够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的，可以作为判断犯罪嫌疑人年龄的证据使用。如果鉴定结论不能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而且鉴定结论又表明犯罪嫌疑人年龄在刑法规定的应负刑事责任年龄上下的，应当依法慎重处理。批复中的“慎重处理”笔者认为应当按照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做出“就低不就高”的认定。而对于一些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不涉及刑事责任年龄“临界点”的案件，可以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8条第2款规定以其白报的年龄认定。

四、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几点思考

建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制定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规则，解决实践办案中多个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筛选和对矛盾证据的甄别具有现实意义。笔者结合办案实践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规则作出一些思考。

(一)制定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总体要求

1．法律根据

我国尚未建立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目前司法实践中对刑事责任年龄证据采信一是依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如《刑事诉讼法》第128条关于自报年龄的规定；二是由地方法律部门共同出具指导性文件，如1996年市高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针对办案中外地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体身份证据矛盾突出联合发文《关于刑事诉讼中外地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证明的意见》，该文件规定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首先使用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户口迁移证明等法定身份证件。没有法定身份证件的，可以使用户政管理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据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其身份的有效证明材料；三是司法机关内部针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审核提出工作要求，如上海市高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刑事责任年龄审核的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以上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性规定及司法机关内部指导意见在司法实践中均有所应用，且对

实践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在制定规则时应当充分考虑。

2．采信证据原则

(1)最佳证据规则。笔者认为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采信适用最佳证据规则时，应当在优势证据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判断运用。所谓的最佳证据即原始的书证，在此所指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籍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等法定身份证件的原件。在上文提及的本市四机关共同发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外地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证明的意见》中已经规定认定身份应当首先使用法定身份证件，此外还规定“在法定身份证件未被依法否定之前，仍应以法定身份证件为准。”这样的规定其实已经明确在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体身份时，户籍证明等法定身份证件具有最佳证据的效力。所谓最佳证据效力是指与其他证据相比其证据效力最大，除非其被依法排除，否则认定身份就以其为准。当然，在此所指的户籍证明等法定身份证件必须是具有可采性的。

(2)言词证据补强规则。其实这一证据规则是参考世界各国证据立法的一个普遍做法，即仅有言词证据不足以作为裁判的依据，还必须有其他相关证据予以补强，才可以定案。考虑到我国户籍管理的混乱情况，即使户籍证明完全可采，仍有可能在其原始生成阶段就因为种种原因而造成错误，因此若有能够相互印证、补强的言词证据合理地排除法定身份证明，那么就采纳补强的言词证据作为裁判的依据。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补强要达到如何一种程度?参照各国普遍的立法，一般要求补强需达到与言词证据的一致性，并能保证其证明内容的真实性。这可能会受司法机关承办人员自由心证的影响，但补强的程度应该能使一般人达到确信，从而保证其证明内容的真实性。

(3)不利被告人须由证据证明原则。这其实是以上两个规则后的一个补充原则，且在适用过程中应当优先根据以上两个规则进行分析，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于年龄的辩解和有利证据，首先应当收集与其相反一面的证据，但是若穷尽所有证据仍无法达到一个高度盖然性的判断，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无合法可采的户籍证明，而言词证据又无法印证或根本没有言词证据，且不存在补充调查取证的可能，可以从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出发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和裁判。但是，在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必须先依照上述规则进行判断，而不能直接根据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进行认定，因此这是两个规则后的一个补充原则。

3．证据要求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涉及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主要有下列四种：书证；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根据该条规定，我国证据法学一般认为，证据必须具有关联性、客观性、合法性。

(二)证据审查与判断的具体规则主要内容

1．证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提交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件，对于复制件应当记录来源，原件与复制件均应加盖公章。

2．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应当首先使用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等法定身份证件。法定身份证件必须是由公安机关出具给当事人证明其身份的法定证明，非法证据一律排除。如发现法定证件有真伪，应当交由上海市公安局身份证制证中心甄别。

3．有法定身份证件情况下，仍应当向其原籍派出所调取户籍证明，以核实其法定身份证件。若无法定身份证件，必须调取户籍证明。

4．户籍证明必须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公民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以及家庭成员的信息内容。对于公安机关从内网上调取的犯罪嫌疑人户籍信息材料，必须经犯罪嫌疑人所在地公安机关核实，并加盖公章认可。

5．因法定身份证件或者户籍证明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年龄出现矛盾时，应当补强言词证据，及时收集出生证明、计生办证明、居(村)委会证明、学籍证明等能够证明其身份的有效证明材料，从而裁判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年龄。

6．出生证明应当由医院出具原始证明，若无原始出生证明应调取病人病例及住院记录等相关材料，在相互印证的情况下应当予以采纳。

7．居(村)委会应当根据原始出生信息登记材料出具证明，在原始记录丢失的情况下，不应再出具村委会证明，而以证人证言的方式加以取证，并对其证实内容与其他证据综合判断使用。

8．因未报户口没有任何法定身份证据或户籍证明时，应当尽量收集证人证言。并尽量收集无利害关系人且本身的感知、记忆、表达能力较强的证人证词，以印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年龄。

年龄调查报告例7

手足口病（Hand-foot-mouth disease，HFMD） 是由多种人肠道病毒引起的一种儿童常见传染病，是我国法定的丙类传染病。大多数手足口病患者症状轻微，以发热和手、足、口腔等部位的皮疹或疱疹为主要症状。少数患者可出现无菌性脑膜炎、脑炎、急性弛缓性麻痹、神经源性肺水肿和心肌炎等，个别重症患儿病情进展快，可导致死亡。现对洞口县2008～2013年上报的手足口病疫情资料与病原学检测资料进行分析，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8～2013年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按现住址报告的洞口县辖区内的手足口病病例，共3659例。

1.2 方法

1.2.1 采用描述性研究的方法掌握2008～2013年报告的手足口病病例分布。

1.2.2 病原学检测方法：采集自洞口县各基层医院诊治的典型手足口病患者的肛拭子标本，采用RT-PCR法行病毒分离与测定，阳性者纳入实验室确诊病例资料[1]。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XCEL2003、SPSS17.0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病例的时间分布 自2010年起，疫情出现急剧上升，平均发展速度为154.34% 。2012年达到最高峰，报告发病率为223.31/10万。见表1、表2。

2.2 2008年、2009年的报告发病率较低，流行曲线无明显的发病高峰期。自2010年起，每年的流行曲线极其相似，全年均有2个发病高峰，分别为每年的5～6月及11～12月。见图1。

图1 洞口县2008～2013年手足口病分月发病情况

2.3病例的人群分布 所有报告病例均为10岁及以下儿童，男性病例明显多于女性病例，男女性别比为2.02：1。其中3岁及以下年龄组共报告3278例，占总报告数的89.59%。1～2岁年龄组共报告2388例，占总报告数的65.26%。见表3。

2.4病原学检测 2008～2013年共报告实验室诊断病例720例，占总报告发病数的19.65%，EV71、Cox16及其它肠道病毒阳性构成比差异较小。

综合分析2010～2013年的病原学检测阳性结果发现，EV71、Cox16毒株感染优势逐年交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84.426，df=6，P=0.00，α

3 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2008～2013年手足口病报告总发患者数为3659例，高峰期为2012年（发病率223.31/10万）。分析原因可能是：自卫生部2008年将手足口病纳入丙类传染病中，洞口县疾控中心积极加强本辖区手足口病疫情监测、医师培训、疾病宣传以及资料上报等工作的管理，有效提高辖区内居民的就诊意识与基层医院的诊治能力，进而相应提高了疾病的发现率与确诊率[2]。且本调查得出洞口县手足口病重症发病率在1.43%～5.67%之间波动，变化水平一直稳定在较低的水平。此数据可指导洞口县疾控中心后期疾病防控宣讲工作，减轻群众对手足口病疫情爆发的恐惧与忧虑，有效提高本辖区应对公共事件的能力。

在本调查中，通过对手足口病疫情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得出洞口县3659例手足口病患者的发病高峰期为5～6月及11～12月份，说明洞口县手足口病呈季节性发病，与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类似，进一步有效证实夏秋季节是手足口病的高发季节[3]。同时，手足口病主要传播途径为粪-口以及呼吸道飞沫传播，本次调查3659例手足口病患者中男性数量高于女性。且洞口县2008～2013年报告疫情资料显示，洞口县手足口病的主要发患者群为散居学龄前儿童，应加强对学龄期前散居儿童身体健康状态的监控力度，提高托幼机构晨检筛查质量。且本调查对洞口县2008～2013年手足口病病原学检测资料进行分析，得出3659例手足口病患者的感染病毒源主要是EV71型病毒与CoxA16病毒，且两者呈此消彼长检出趋势，说明控制病毒感染仍是手足口病治疗的主要目的。

综述，洞口县手足口病年均发病率呈逐年递增趋势，EV71型病毒与CoxA16病毒检出率呈此消彼长增长趋势；主要发病时间为每年的5～6月及11～12月；发患者群10岁及以下年龄组人群，尤其是1～2岁年龄组。

参考文献：

年龄调查报告例8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9)11-0994-04

儿童虐待(child abuse,CA)是近年来国内外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虐待对儿童的躯体和心理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受虐儿童的近期表现主要是极度自卑、焦虑、抑郁、自尊降低等,有的甚至有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1];长期可以影响儿童的人格发展,出现一些特质的人格,如人格、边缘性人格等[2]。为了解合肥市中学生虐待现状及其流行特征,笔者根据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儿童虐待的定义,对合肥市中学生的情感和躯体虐待情况进行了调查,旨在为制定儿童虐待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抽取合肥市市区5所全日制普通中学;初一、初二各选取12个班级,高一、高二各选26个班级,共76个班级,以被抽取班级中所有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3846份,剔除不符合要求问卷48份,实际获得有效问卷3798份,有效率为98.7%。初中生1133名,其中男生608名,女生525名;高中生2665名,其中男生1326名,女生1339名。平均年龄为(15.42±1.62)岁,主要集中于12～18岁,占99.5%。

1.2 方法

1.2.1 调查内容 中学生一般情况调查性别、年龄、年级、是否独生子女、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类型、父亲文化程度、父亲工作地点、父亲和自己的血缘关系、母亲文化程度、母亲工作地点、母亲和自己的血缘关系、自评学习成绩等级、过去1 a里父母是否有争吵或打架等情况。

情感与躯体虐待采用Straus[3]编制的亲子冲突策略量表(Parent-Chil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CTSPC)中的情感、躯体虐待子量表进行调查,包括4个方面:情感虐待、轻度躯体虐待、中度躯体虐待、重度躯体虐待。该量表回顾性调查过去1 a中情感、躯体虐待发生的次数(共分为7级,分别为过去的1 a里发生了1次、2次、3～5次、6～10次、11～20次、20次以上和从未发生);评分标准为过去的1 a里发生了1次为1分,2次为2分,3～5次为4分,6～10次为8分,11～20次为15分,20次以上为25分,从没有发生为0分。

中学生情感虐待、轻度躯体虐待、中度躯体虐待和重度躯体虐待的操作性定义为:被调查对象自填曾遭受1种或1种以上CTSPC中所陈述的儿童虐待状况,即得分大于或等于1,为发生该种类型虐待;如果得分为0,则为未发生该种类型虐待。

1.2.2 调查方法 调查员使用统一指导语,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在课堂上独立完成;调查为不记名调查,整个调查过程充分考虑保护学生的隐私。问卷本着自愿原则填写,可以退出;问卷当场发放,答完后由调查员当场收回。

1.2.3 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 采用EpiData 3.1建立数据库,用SPSS10.0进行数据分析,双侧检验,α=0.05。统计推断采用χ2检验和趋势χ2检验。

2 结果

2.1 中学生情感及躯体虐待的报告率及年平均发生次数 情感虐待的报告率(prevalence)为81.1%(3082/3798),其中“对你大喊大叫”条目报告率最高,为67.6%;“诅咒你”条目报告率最低,为14.7%。躯体虐待总的报告率为55.1%(2092/3798),其中“用手掌打你的四肢如你的手、胳膊或腿等”条目报告率最高,为34.7%(1319/3798),而“故意用燃烧物或热液体烫你(如烟头或开水)”条目报告率最低,为2.2%(85/3798);轻度躯体虐待的报告率为48.3%(1833/3798),中度躯体虐待的报告率为39.5%(1499/3798),重度躯体虐待的报告率为9.8%(372/3798)。

情感虐待报告的年平均发生次数为13.8次,其中“对你大喊大叫”条目报告的次数最高,年平均为8.2次;最低的为“说要将你赶走或踢出家门”条目,年平均为 4.0次。躯体虐待报告的年平均发生次数为11.6次,其中“扭、捏、拧或掐你”、“故意用燃烧物或热液体烫你(如烟头或开水)”2条目最高,均为5.3次,“用皮带、木棍或一些坚硬的物体抽打你的屁股”年平均发生次数最低,为4.1次。

2.2 不同性别中学生情感及躯体虐待的报告率 男生情感虐待报告率为80.5%,女生为81.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生躯体虐待报告率为55.8%(1079/1934),女学生为54.3%(1012/186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中度和重度躯体虐待的报告率男学生(41.2%,11.3%)均高于女学生(37.7%,8.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4.711,P=0.030;χ2=10.428,P=0.001);轻度躯体虐待的报告率在性别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3 不同年龄中学生情感及躯体虐待报告率 见表1。

不同年龄中学生情感及躯体虐待的报告率不同。情感虐待、轻度躯体虐待、中度躯体虐待和重度躯体虐待报告率在不同年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并且都有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下降的趋势,经趋势χ2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2.4 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中学生情感及躯体虐待的报告率 情感虐待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高中生的报告率均低于初中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躯体虐待中,轻度躯体虐待和中度躯体虐待无论男学生还是女学生,高中生的报告率都低于初中生;而在重度躯体虐待中,“故意用燃烧物或热液体烫”初中和高中的报告率在男生和女生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其他条目初中生均高于高中生(P值均

2.5 不同家庭情况、学习成绩中学生情感及躯体虐待的报告率 独生子女情感虐待、轻度躯体虐待、中度躯体虐待和重度躯体虐待的报告率均高于非独生子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家庭人均收入不同的学生情感虐待报告率不同,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家庭人均年收入中下等的学生报告率最高,轻度躯体虐待、中度躯体虐待和重度躯体虐待报告率在不同家庭人均收入的学生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单亲家庭轻度躯体虐待、中度躯体虐待和重度躯体虐待的报告率均高于双亲家庭及其他家庭类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情感虐待报告率在不同家庭类型的学生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学习成绩的学生情感及躯体虐待报告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且学习成绩越差,情感及躯体虐待报告率越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父亲文化程度不同的学生情感虐待报告率不同,父亲的文化程度越高,情感虐待的报告率也越高,但轻度躯体虐待、中度躯体虐待和重度躯体虐待报告率在不同父亲文化程度学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母亲在外地工作与不在外地工作的学生情感虐待的报告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家庭中父母发生吵架或打架的学生其情感虐待、躯体虐待的报告率均高于家中父母没有发生吵架或打架的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父亲与自己血缘关系不同的学生、母亲与自己血缘关系不同的学生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报告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4。

3 讨论

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儿童虐待做了以下描述:儿童虐待是指在相关责任、义务和能力的条件下,各种形式的躯体和(或)精神的折磨、待、漠视、放任、商业的或其他形式的剥削,并导致儿童的健康、生存、发展以及尊严受到实际或潜在的伤害[4]。儿童虐待一直是一个全球问题,危害性很大,虐待对儿童造成的伤害,特别心理创伤往往是灾难性的。有研究表明,1,2次的虐待即可构成童年期创伤性体验,印刻在儿童长时间记忆或潜意识中,有些儿童可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5]。儿童躯体虐待是导致自杀重要的危险因素[6],而严重的躯体虐待与反复的自杀行为有关[1]。成年胃肠道紊乱和偏头痛也与儿童期躯体虐待有关[7]。因此,加强对儿童虐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目前国内对儿童虐待的测量大部分都使用自编量表,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受到一定的影响,且各项研究结果儿童虐待的报告率相差较大,难以和国内外的同类研究比较。本次调查选用CTSPC对中学生的躯体及情感虐待进行调查,该量表被众多国外学者用于儿童虐待的评价,我国香港的政府部门也用该量表对儿童受虐情况进行调查。国内一些学者使用该量表对儿童虐待情况进行调查[8-10],其情感虐待分量表Cronbach系数为0.72,躯体虐待分量表Cronbach系数为0.83[9]。

在本次调查的3798名中学生中,情感虐待的报告率较高(81.1%),高于杨林胜等[10]的报告结果;其差异可能与地区间的差异有关。而Hamarman等[11]认为,儿童情感虐待的含义不明确,从而导致医学和法律方面的定义混乱,如美国各州报告的情感虐待甚至有300 倍的差异。调查显示,合肥市有55.1%的中学生在过去的1 a里受到过躯体虐待,低于杨林胜等[10]对长沙地区儿童调查的结果(62.4%),与香港的结果[12]相近。轻度、中度和重度躯体虐待均低于长沙地区儿童的调查结果,特别是重度躯体虐待,也低于挪威的一项调查结果(18%)[1],但高于英国的一项调查结果(7%)[13]。考虑到本次研究的对象平均年龄比其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受虐率是逐渐下降的[10],两地结果的差异一方面可能与调查对象的年龄有关,另一方面可能反映的是不同地区间的差异,同时文化背景如种族的不同也会影响躯体虐待的报告率[14]。

本次调查情感虐待和轻度躯体虐待在性别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与我国学者早期的研究结果[15]一致。我国多数研究显示,男童躯体虐待的发生率要高于女童[10,12];一项对成年男性和女性的回顾性调查也发现,儿童期躯体虐待经历男性要明显高于女性[16]。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中度躯体虐待和重度躯体虐待男生要高于女生。不同年龄学生情感虐待和躯体虐待的报告率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高,情感虐待和躯体虐待的报告率呈下降趋势。初中和高中的学生情感虐待和躯体虐待的报告率比较,高中生明显低于初中生。

有研究表明,父亲丧失与儿童躯体虐待有关[17];陶芳标等[18]也指出,单亲家庭是重度和中度躯体虐待的危险因素。本次研究显示,单亲和双亲家庭的学生情感虐待与躯体虐待的发生均有差异,单亲家庭明显高于双亲家庭的学生。虽然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儿童躯体、情感虐待与是否独生子女没有明显的关联[19],但本次研究发现独生子女更容易受到父母情感和躯体虐待。可能是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值很高,把希望都寄托在子女的身上,加上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一旦子女的表现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值时,容易发生虐待事件。香港的一项研究也显示独生子女更容易受到父母的情感虐待[12]。

在父母亲的文化程度是否会与儿童虐待有关方面,国内学者大多认为它们之间没有明显关联[19,20],本次研究结果与之基本一致,儿童情感及躯体虐待在父母不同文化程度间没有明显差异。有研究显示,居家面积较小的家庭发生躯体虐待的危险性大[10]。本次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条件与儿童躯体虐待没有明显关联。但值得一提的是,经济条件特别差的家庭情感虐待的发生反而要低于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这可能与家庭中父母在物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更加注重情感关爱有关。

由此可见,儿童虐待是一个常见问题。为了保护儿童权利,可以在社区和学校开展预防儿童虐待的宣传工作及其相关研究,提高公众保护儿童意识,为受虐儿童提供健康服务。

4 参考文献

[1] YSTGAARD M,HESTETUN I,LOEB M,et al. Is there a specif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sexual and physical abuse and repeated suicidal behavior?Child Abuse Negl,2004,28(8):863-875.

[2] 于宏华,傅文青,姚树桥,等. B群人格障碍与童年期被虐待经历的关系.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20(6):388-391.

[3] STRAUS MA,HAMBY SL,FINKELHOR D,et al. Identification of child maltreatment with the Parent-Chil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data for a national sample of American parents. Child Abuse Negl,1998,22(4):249-270.

[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port of the consultation on child abuse prevention. Geneva,1999:29-31.

[5] DUNCAN RD,SAUNDERS BE,KILPATRICK DG,et al. Childhood physical assault as a risk factor for PTSD,depression,and substance abuse: findings from a national survey. Am J Orthopsych,1996,66(3):437-448.

[6] JOINERTE JR,SACHS-ERICSSON NJ,WINGATE LR,et al. Childhood physical and sexual abuse and lifetime number of suicide attempts: A persistent and theoretically important relationship. Behav Res Ther,2007,45(3):539-547.

[7] GOODWIN RD,HOVEN CW,MURISON R,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childhood physical abuse and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and migraine in adulthood. Am J Public Health,2003,93(7):1065-1067.

[8] 许晓君,陈维清,韩珂,等. 广州市初中学生家庭虐待流行现状分析. 中国学校卫生,2008,29(6):515-516,518.

[9] 沈桃. 婚暴虐生率之初探――以南投例. 中心理生刊(台湾),2006,19(4):331-363.

[10]杨林胜,赵淑英,尹逊强,等. 家庭中儿童躯体虐待及影响因素分析. 实用预防医学,2004,11(2):242-244.

[11]HAMARMAN S,POPE KH,CZAJA SJ. Emotional abuse in children: variations in legal definitions and rate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Child Maltreatment,2002,7(4):303-311.

[12]TANG CS. The rate of physical child abuse in Chinese families: a community survey in Hong Kong. Child Abuse Negl,1998,22(5):381-391.

[13]LAZENBATT A,FREEMAN R. Recognizing and reporting child physical abuse: A survey of primary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J Adv Nurs,2006,56(3):227-236.

[14]IBANEZ ES,BORREGO J JR,PEMBERTON JR,et al. Cultural factors in decision-making about child physical abuse: Identifying reporter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ing reporting tendencies. Child Abuse Negl,2006,30(12):1365-1379.

[15]孟庆跃,刘肖柱,王健,等. 父母忽视、训斥和体罚儿童的频度研究. 中国社会医学,1994(2):44-46.

[16]THOMPSON MP,KINGREE JB,DESAI S. Gender differences in long-term health consequences of physical abuse of children: data from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urvey. Am J Public Health,2004,94(4):599-604.

[17]GUTERMAN NB,LEE Y. The role of fathers in risk for physical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possible pathways and unanswered questions. Child Maltreatment,2005,10(2):136-149.

[18]陶芳标,叶青,SOON-dUCK Kim,等. 青少年童年期反复身体和情感虐待经历及其相关因素研究. 中国学校卫生,2006,27(4):310-314.

年龄调查报告例9

【中图分类号】R512.9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3783（2012）11-0041-01

艾滋病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缩写AIDS的译音，是由艾滋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严重的慢性传染病。艾滋病病毒侵入人体后破坏人体的免疫功能，使人体发生多种难以治愈的感染和肿瘤，最终导致死亡[2]。本文对我市2007年1月至2012年7月底报告的23例艾滋病病例死亡进行分析、总结，以了解HIV/AIDS致死基本原因，从而采取相应措施，达到降低新发感染率、降低病死率，提升患者生存质量的目的。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江阴市2007年1月至2012年7月份死亡的艾滋病病例共23例。

1.2方法：通过查阅艾滋病防治信息系统及病人病例，以及访问家属等方式进行调查，调查时注意保护家属隐私，防止信息外泄。

2结果

2.1按人群分布统计：调查对象中，男性22例，占95.7%，女性1例，占43%，男女比例为22∶1，男性占比例明显高于女性；按年龄组统计，20-39岁为6例，占26.1%，40-59岁年龄组为11例，占47，8%，60岁以上年龄组6例占261%，最大年龄79岁，最小年龄25岁，年龄中位数为51岁，50岁以上人数占比例较大；按职业统计，农民为11例占47.8%，工人为6例占26.1%，离退人员4例，占17.4%，其他职业为2例占8.7%。显示农民占主要比例。

2.2按传播途径分析：调查对象中，有8例经异性性途径感染占34.8%，14例经同性性途径感染占60.9%，1例传播途径不明占4.3%，无注射吸毒途径。说明传播途径以性传播为主且同性传播居多。

2.3CD4检测情况统计：调查对象中，接受CD4检测的为12例，占52.2%；未接受CD4检测的为11例，占47.8%。

2.4按死亡原因统计分析：调查对象中，属于艾滋病临床死亡16例占696%；非艾滋病临床死亡4例占17.4%。

2.5抗病毒治疗情况分析：调查对象中，接受抗病毒治疗的为4例占17.4%；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为19例占82.6%。接受抗病毒治疗比例低于未接受抗病毒治疗比例。

2.6调查对象从诊断报告到死亡时间分析：调查对象中，5例（占21.7%）在报告后1个月内死亡，11例（47.8%）在报告1-12个月内死亡，还有5例（21.7%）在报告1-2年内死亡，2例（8.7%）在报告2年以上死亡。在病例报告后一年内死亡的占比例较大。

3讨论

目前已经证明，及时对艾滋病病人进行抗病毒治疗可以提高病人存活率，有效的抗病毒治疗可以最大程度降低病毒载量并维持在不可检测水平，获得免疫功能重建或者维持免疫功能，延长生命并提高生活质量。所以及时进行抗病毒治疗能大大降低艾滋病患者病死率[3]。但是当前社会环境中，人们对艾滋病的感染途径不完全了解，不知道日常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染艾滋病这样的基本知识，还有对艾滋病产生一种不可治愈可怕疾病这样的恐惧感，加上传统文化思想对艾滋病患者的行为道德歧视，使艾滋病患者背负巨大心理压力，当处在无临床症状的潜伏期时，患者更愿意将自己隐藏起来，而不愿意定期做相关检测并配合治疗[4]。本次调查发现695%的调查对象在报告一年内死亡，说明这部分艾滋病人已经发展到临床Ⅳ期才到医院就诊，从而失去了抗病毒治疗的最佳时机是导致艾滋病病人死亡的重要原因。今后要加强农民和老年人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按照中央“五扩大六加强”的防治策略做好每一项工作，遏制艾滋病在我市的蔓延。

参考文献

[1]叶晟，冯宇良，柯云峰，等.艾滋病现症病人抗病毒治疗效果分析.中国热带医院第6卷第7期

年龄调查报告例10

1.2统计学方法原始数据录入计算机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描述性统计采用均数，标准差，频数、百分比等描述。两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U秩和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H秩和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son相关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本组研究对象年龄20~47岁，平均年龄（29.98±6.13）岁，工作年限1~27年，平均年限7.85年。性别：女365名（98.9%），男4名（1.1%）；护士所在科室：内科91名（24.7%），外科24名（65.3%），其他科室37名（10.0%）；学历：中专6名（1.6%），大专136名（36.9%），本科221名）（59.9%），硕士及以上6名（1.6%）；职称：护士112名（30.4%），护师180名（48.8%），主管护师77名（20.8%）；职务：护士359名（97.3%），护士长10名（2.7%）。

2.2报告意向情况对报告意向总得分进行正态性检验，P<0.05，为非正态分布。统计结果显示，报告意向问卷的得分范围为3~15，报告意向总得分的中位数为14，P25为12，P75为15。

2.3报告障碍情况

2.3.1研究对象的报告障碍得分情况报告障碍问卷的得分范围为25~80，对报告障碍问卷的各条目分别进行描述，将研究对象对报告障碍问卷各条目的认同度划分为三个水平，分别是不同意(包括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和同意(包括非常同意、同意)，369名研究对象认为对其报告护理不良事件阻碍最大的五个因素，即同意率在30%以上的条目见表1。

2.3.2开放性问题描述报告障碍问卷中，条目23为开放性问题，调查其他可能影响研究对象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的因素。归纳如下：①对于护理不良事件责任人处罚过重，如经济处罚；②没有意义，对今后的护理工作没有太大的积极作用；③怕记录在人事档案中；④怕同事或上级对自己有负面看法；⑤怕与患者之间产生纠纷。

2.4报告意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2.4.1不同特征护理人员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比较报告意向总分作为因变量进行一般资料中的分类变量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对象的年龄、工作年限及职务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4.2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与报告障碍各因子的相关性分析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惩罚性文化、报告意义与报告意向呈显著相关（P<0.05）。

2.4.3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的多因素分析报告意向总分作为因变量，单因素分析有显著性意义的年龄、工作年限、职称、职务、惩罚文化和报告意义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入回归方程的因素为年龄、工作年限、惩罚文化和报告意义，见表4。

3讨论

3.1肿瘤科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现状本研究护士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总得分的中位数为14，对不良事件的报告意向较高，与田欢欢等的结果基本一致。一方面医院越来越重视护理不良事件的管理，大多数护士都知道护理不良事件需要上报。另一方面患者及家属对肿瘤科的要求更高，使得肿瘤科护士更为重视护理安全。

3.2年龄、工作年限影响护士护理不良事件的报告意向研究结果显示年龄和工作年限与护士护理不良事件的报告意向呈正相关，护士的年龄越大，工作年限越长，其护理不良事件的报告意向越高。另有报告[3]也指出护龄越高，护士对不良事件的认知度越高，上报率就越高。说明临床经验对不良事件识别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肿瘤科工作量大、重症病人多、专科操作多，较长时间的临床工作使肿瘤科护士的工作经验较为丰富，沟通能力较强，安全意识较强[5]。同时，大多高年资的护士为护士长或协助护士长做部分的管理工作，其报告认知高，感知的报告意义也高，促使其报告护理不良事件。因此，开展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工作年限护士的护理安全知识培训，从而提高护士的安全意识和不良事件的报告意向。

3.3医院的惩罚文化影响护士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研究显示报告障碍中护士同意率最高的五个条目均属于惩罚文化，护士感受的惩罚文化越重，其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越低。研究对象在开放性问题中也多次提到“惩罚”、“处罚”等关键词，再次印证惩罚文化影响护士的报告意向,与国内王玉艳、方良玉等分析结果一致。分析原因可能有三个：一是虽然医院已实施非惩罚上报机制，但研究对象仍受长久以来的惩罚性机制影响。哈佛大学Leap博士提出，发生错误后担心被惩罚是当今医疗机构内患者安全促进的唯一的最大障碍。建议医院加大力度推广非惩罚性文化，从而使相关管理者和护士正确看待不良事件的发生，避免对责任人的不同形式的惩罚。二是医院实行逐级上报的报告系统，这种系统外界比较容易获取报告者的信息，给当事人带来很多难题。Karsh等也指出，报告障碍之一在于医护人员对不良事件报告系统的匿名性缺乏信心。因此，提供较少的个人身份信息，使得报告者的身份无法被识别是促进医护人员进行报告的首要标准。建议建立较强报告系统的匿名性和保密性，有利于提高护士的报告意向。三是管理者在分析不良事件时，更多的分析个人在护理过程中的缺陷或个人责任等，很少研究当事者的心态、客观因素等。有研究表明，医护人员认为因不良事件受到惩罚的配置不公平或不恰当直接影响其报告意向。因此，建议医院应用更为合理、科学的分析方法评析护理不良事件。

3.4护士感受的报告意义影响护士护理不良事件的报告意向研究结果显示护士感受的报告意义越低，其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越低。研究对象在开放性问题中多次提到“没有意义”、“无影响或影响小而不用上报”等关键词，也再次表明报告意义影响研究对象报告意向。分析原因可能有二个：一是报告护理不良事件后，管理者反馈信息只是统计数据，没有深入分析如何规避差错，因此护士不能从反馈中提取到有效信息，不能获得学习与进步，进而对护理不良事件的报告的意义提出质疑。建议医院从护理不良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改进相关制度，及时反馈，避免类似护理不良事件的再发生。二是护士“认为对患者无影响或影响小而不用上报”。潜在漏洞或无伤害的护理不良事件具有隐蔽、动态的特点，当事人不报告，其他人事后很难发现。但这类不良事件可以挖掘更多的临床护理风险，也正是护理差错、事故的源头。护士未明确理解护理不良事件的范畴和报告意义而影响其报告意向。建议医院进一步明确护理不良事件报告范畴的同时，对护士进行定期、定向培训或借助案例分析提高护士对护理不良事件的认知水平、明确其报告意义，提高其报告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