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文化论文例1

自2007年以来，海峡百姓论坛已先后在福建福州、台中、福建泉州、台湾高雄、福建漳州成功举办。通过这个平台，两岸已有近百个姓氏团体进行双向互访，联谊交流，共举办闽台族谱展40多场，姓氏学术研讨会40多场。论坛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建省海外联谊会、台湾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等单位联合主办，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台湾百姓文化交流协会具体承办。

开幕式“闹”得喜气洋洋

追本溯源、寻根问祖是中华民族的习俗与传统。

6月22日，第6届海峡百姓论坛在高雄举行开幕式。两岸不分党派、不分颜色、不分层次的1500多位嘉宾代表，齐聚高雄圆山饭店，参加论坛的启幕仪式。舞狮队将会场“闹”得喜气洋洋，多幅体现中华民族“祖训宗规”、“族训家风”的书画作品悬挂会场内，与会嘉宾充满浓浓亲情的发言博得热烈掌声，最后全场合唱一曲《我们都是一家人》，把整个活动推向高潮。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海外联谊会会长雷春美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说，海峡百姓论坛凸显了“两岸同根，闽台一家”的主题。闽台姓氏的传承，真实反映了两岸同胞本是同根生、两岸一家亲的客观事实。两岸同胞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源头活水，应把对宗亲血脉的认同，转化为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行动，稳步推进两岸交流合作。

全国副会长杨毅周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说，中华姓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延绵不绝五千年的重要因素，记录着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承载着中华民族发展的基因，为中华文明兴旺发达的重要基础；记录着两岸同胞的血脉传承，储存着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凝聚着两岸同胞共同的族亲认同。他说，2008年以来，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在各主办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海峡百姓论坛已经成功举办5届。民对民、姓对姓、宗对宗的联谊活动，展现了“两岸同根，闽台一家”的强大亲和力，彰显了中华姓氏文化的强大向心力，加强了两岸同胞的宗亲意识，激发了两岸同胞的寻根热情。海峡百姓论坛，成为两岸乡亲寻根的重要平台。

海峡百姓论坛让两岸亲上加亲

台湾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召集人吴荣元表示，海峡百姓论坛轮流在两岸举办，让两岸民众“越走越亲、亲上加亲”，这在当前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阶段特别重要。今年5月13日，集合多家台湾民间团体的力量，“台湾百姓文化交流协会”正式成立，今后将为更多台湾基层民众参与海峡百姓论坛构建了平台。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荣誉会长庄亦贤认为，海峡百姓论坛创办至今，参与人数一届比一届多，以两岸宗亲热络交流的事实，生动诠释了“两岸一家亲”的理念。论坛以两岸基层民众为主体，以姓氏血缘为纽带，成为广受两岸民间欢迎的交流平台。论坛先后促成480多万台湾同胞前往大陆寻根谒祖，其中不少人成功找到自己的祖籍地。

台湾两岸关系发展促进会是本次论坛的台湾主办方之一，该会理事长郑昭明告诉记者，此次岛内有60多个姓氏的宗亲代表参与盛会，总人数已突破1000人。他将中华民族比喻成一棵大树，“台湾同胞根在大陆，到台湾发枝散叶，两岸同胞在文化、血缘上密不可分”。郑昭明认为，此次海峡百姓论坛的各项活动是真正深入民间，深入基层，尤其是21日在高雄师范大学举办的“姓氏与中华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吸引了南台湾300多位高校学生参加，说明中华传统文化已在年轻一代身上扎根。

成为两岸乡亲寻根的重要平台

姓氏的联结就是寻根活动，寻找血缘的源流，生命的底蕴，认同的归宿，以达到两岸一家亲的生命共同体的认同。为此，杨毅周提出希望说，寻根，还要向中原地区纵向延伸。我们的姓氏，多数源之于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等地。在促使闽台、粤台姓氏对接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继续延伸，去寻找我们姓氏的最初起源，抵达最早的姓氏出生地，共同敬仰我们那些姓氏的先祖；寻根，要向青少年深耕。姓氏的联结，就是生命的传承。要加大力度教育两岸青少年的姓氏文化知识，加大力度培育两岸青少年的姓氏文化认同，使中华姓氏文化的精神能够不断地得到传承和发扬；寻根，要向社会大众传播。可组织同宗同亲的姓氏，通过旅游、交流、访问的方式，努力开展寻根问祖朔源活动，让我们的寻根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更具有广泛性和可持续性。

姓氏文化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K23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5-0086-07

Key words： Qin and Han Dynasties； Confucius Screen； the evolution of the surnames； social change； surname merging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Confuciuss surname is “Zi” and belongs to “the Kong Family/Clan”. However， his surname recorded in the “Confucius Screen” in the grave of Haihun Marquis is “Kong” and he belongs to “the Zi Family/Clan.” This is probably because of the unprecedented confusion in the concept of surnames caused by the changes in the surnames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Liu Hes esteem for Confucianism. The record of “Confucius Screen” reflect from one side that the evolution result of the concept of family names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surnames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is a historical process in which surnames of large and small clans merged.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changes at that time and is the historical result of the adaptation to social changes.

2015年11月14日，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发掘队出土一座“孔子屏风”（以下简称“屏风”），引发考古界热议，备受瞩目。据央视网报道，屏风不仅有孔子的画像，还附有介绍其生平的文字。2015年12月，王楚宁撰文《海昏侯墓孔子屏风浅释》介绍道：“已经的孔子屏风的局部照片清晰显示有六十余字，字体为成熟的隶体……其中可辨认的有五十七字，分为五纵列”①。根据王楚宁的释读，现抄写如下：

……字中尼，姓孔，子氏。孔子？骸…

……也。鲁昭公六年，孔子盖卅矣，孔子……

……也，自多来学焉。孔子弟子颜回、子赣……

……六年，孔子六十三，当此之时，周室……

……南夷与北夷交，中……

屏风第一列文字明确地记载孔子“字中（仲）尼”、“姓孔”、“子氏”。这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孔子“子姓”、“孔氏”恰恰相反。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5期唐百成海昏侯墓“孔子屏风”姓氏问题释析――兼谈秦汉姓氏变革第二列文字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孔子三十岁时的确切纪年，即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照此推算，孔子的生年当为鲁襄公七年（公元前566年），这比《史记・孔子世家》所载的“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公元前541年）早了十五年。

随后，白平（山西大学教师）对屏风的真实性产生质疑，认为“孔子‘字中（仲）尼，姓孔，子氏’，不符合事实。”“这块屏风有诈，其关于孔子年龄的说法更是子虚乌有。”至2016年5月，发掘项目领队杨军指出，这件文物此前曾被认为是“屏风”，但现在看来是“衣镜”。

本文暂且不论孔子的生卒年问题，因为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记载年份相差较大，在没有更多资料佐证的情况下，是个难以考证的问题。本文仅就“屏风”第一列文字中有关孔子“姓”与“氏”的问题略做探讨。且无论是“屏风”还是“衣镜”，并不影响本文的探讨，故暂以“屏风”相称。

一、有关孔子的姓、氏问题屏风说孔子“姓孔，子氏”。《孔子家语・本姓解》载：“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时所赐号也，是以子孙遂以氏族。”〔1〕即孔子以“孔”为氏，且氏“孔”之名称来自于孔父嘉之“赐号”。《史记・孔子世家》则笼统地说其“姓孔氏”。

要谈孔子的姓与氏，首先要明确先秦的姓与氏是分开的，姓就是姓，氏就是氏，二者是具有不同含义的。

（一）先秦时期的姓氏观

先秦的“姓”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姓”是不一样的。“姓”起源于母系时代，在远古群婚状态下，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所以《说文解字》称：“姓，人所生。古之圣神，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因生以赐姓”〔2〕。

姓最初是母系血缘世系相区分的标志，也是氏族与氏族相区别的标志，一般也是氏族的称号，往往来源于氏族所崇拜的图腾。进入父系时代后，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人的主体意识开始凸显，且男子承担了主要的社会劳动，这时姓的来源已不再是以图腾为主，而是男性祖先的名字、居住地、性格特征或职业等〔3〕。

氏是姓的分支，起源时间要晚于姓，一般出现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随着氏族的代数增多，人口激增，氏族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逐渐变得疏远，氏族内部血缘关系更为相近的某些成员就会结成更小的血缘团体，这就产生了“家族”。由于氏族内部还存在更小的单位――家族，而整个氏族规模庞大，人数众多，仅凭姓不足以区别成员之间的身份，因此，家族的代号“氏”就出现了〔3〕。进入父系时代后，新“姓”会不断地产生，旧“姓”因其成员规模庞大，又会不断地分出新的“氏”。

到“三代”社会后，某一姓的始祖因年代久远，已无法追溯。因此，我们会看到，大多数姓都出自于一个传说的祖先，如“姬”姓传说为黄帝之姓，“姜”姓传说为炎帝之姓。且姓一旦确定，万世不更。孔颖达《左传正义》说：“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与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枝别属，则各自立氏。”〔4〕姓万世不更，但氏是不断分化的，旁枝别属，各自立氏。新立之氏发展到一定规模，又会产生更小一级的氏。如此层层分化，就形成了“姓―大宗氏―小宗氏―更小宗氏”的姓氏等级分层。

按照宗法制的规定，“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5〕。“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5〕。也就是说，过了五代以后，亲属关系已经十分淡漠，小宗分支家族可以从大宗本家中分离出来，另立“氏号”，即“五世亲尽，别立为宗”。

（二）孔子的姓氏

明确先秦的姓与氏以后，再谈孔子的姓、氏就容易多了。我们一般认为，孔子“子姓，孔氏”，“屏风”则说“姓孔，子氏”。孰是孰非呢？

根据先秦之“姓”万世不更的原则，只需追溯其祖先即可。学界一般公认孔子祖上是宋国贵族，远祖为殷商之祖――契。

《孔门实纪・世家》载：“有元鸟之祥而生契，为孔子五世祖（有误），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功业著于百姓，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微子传弟思衍，号曰微仲，为孔子三十四世祖。”〔6〕

《史记・殷本纪》：“帝舜乃命契……封于商，赐姓子氏。”〔7〕

《白虎通德论・姓名》：“尧知命，表稷契，赐生子姓。”②

“子”姓为商宋王室贵族之姓。换言之，若孔子确为商宋贵族后裔，姓“子”无疑。考证孔子是否确为商宋之后裔，在无新的材料发现之前是难以做到的。但我们换一种思路即可反向说明问题。“屏风”说孔子“姓孔”，也就是说，在先秦诸姓中是存在“孔”姓的。但遗憾的是，在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先秦有“孔”姓这一说。

张淑一在《先秦姓氏制度考索》一书中介绍了前人对先秦古姓的统计：

《通志・氏族略》归纳了先秦二十七个姓：“姚、妫、姜、归、任、风、姬、嬴、姓、是、子、d、姒、隗、允、偃、秃、、（女丕）、酉、漆、弋、候冈、伊祁、伊、己、”〔8〕。

顾炎武统计有二十二种：妫、姒、子、姬、风、嬴、己、任、、祁、d、曹、u、董、姜、偃、归、曼、熊、隗、漆、允诸姓〔9〕。

《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姓氏表》统计有二十一姓：“姬、姜、子、姒、风、祁、妫、、任、嬴、己、偃、u、曹、d、熊、曼、归、隗、允、漆。”〔10〕

宁业高、宁耘在《中国姓名文化》一书中认为，先秦古姓为二十个：姬、姜、子、姒、d、嬴、己、偃、、祁、隗、风、曹、厘、任、姚、u、董、归、允③。

张淑一对先秦古姓进行了详考，认为至少有三十四种：风姓、姬姓、姜姓、嬴姓、偃姓、姒姓、子姓、隗姓、妫姓、姚姓、归姓、曼姓、庸姓、允姓、酉姓、祁姓、己姓、滕姓、箴姓、任姓、苟姓、僖姓、姓、儇姓、衣姓、董姓、彭姓、秃姓、u姓、曹姓、斟姓、d姓、掎姓、庆姓〔3〕。

此外，金文中还有一些不见于其他文献的先秦诸姓。当然，学者对金文的这些“姓”是否该列为单独的“姓”存在较大争议。但无论怎样，在笔者目前所见的所有研究成果以及材料中，都不存在先秦有“孔”姓这一说。可以说，“屏风”记载孔子“姓孔”目前是找不到任何依据的。

文献中多称孔子为“孔氏”。一般认为，孔子氏“孔”。《孔子家语・本姓解》载：“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时所赐号也，是以子孙遂以氏族。”〔1〕意为氏“孔”之名称来自孔子六世祖孔父嘉之“赐号”。持这种观点的文献非常之多。

《通志略・氏族略第三・宋人字》载：“子姓出宋闵公之后，闵公生弗父何，三世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嘉字孔父，后世以字为孔氏，自孔父六世而生仲尼。”〔8〕

《孔氏祖庭广记・姓谱》曰：“木金父生祁父，或曰G夷。五世亲尽，别为公族，祁父因以王父字为孔氏。”〔11〕

《孔子编年》载：“考父之子曰孔父嘉。孔父，生时所赐号也，子孙因以为氏。”〔12〕如此等等，不再列举。

当然，有关“孔”氏的来源也有其他说法。如：“子+乙”为“孔”，契姓子，至商王成汤，字太乙，后世为纪念成汤，遂以“子”加“乙”合为“孔”字以为氏〔13〕。但无论是其哪种说法，孔子氏“孔”是比较公认的，无异议的。

二、“屏风”所反映的西汉姓氏观既然孔子“姓子，氏孔”，何以“屏风”明确记载为“姓孔，子氏”呢？这是个难以有确切结论的问题，笔者不妨就其中几种可能性加以探讨。

此墓被断定为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之墓，时值西汉中后期，儒学的独尊地位进一步加强，加之刘贺好儒，墓中发现“孔子屏风”在情理之中。

记载者何以认为孔子姓“孔”？我们首先想到《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姓孔氏”。司马迁的表述至少有两个特征：其一，不再将姓与氏加以区分，而是姓氏混用；其二，只提到“孔”字，不再有“子”的出现。这反映了秦汉时期我国姓氏观的巨大演变。

首先，到了西汉时期，姓与氏的界限与区别逐渐消失，姓氏合一，姓即氏，氏即姓，二者含义相同，可混用，可替换。无论是称“姓”还是称“氏”或是称“姓氏”，都不再有所区别。除《孔子世家》外，司马迁在记载其他人物姓氏时，均是如此。如《史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7〕；“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7〕；“孟尝君名文，姓田氏”〔7〕；“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7〕。这里所指的姓与氏都不再有别，含义相同。

其次，《史记》所指的“姓”大多是指姓氏相分离时的“氏”，如“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鞍，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7〕。按照先秦“姓”万世不变的原则，商鞅应为“姬姓，公孙氏”，而《史记》直接表述为“姓公孙氏”。

再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帝者……名为政，姓赵氏”〔7〕。但我们知道，根据先秦的姓氏规则，秦王室并非姓“赵”，而是姓“嬴”。《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女织，玄鸟陨卵，女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游……大费拜受……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7〕柏翳即伯益，又名大费，是秦朝王室之祖，嬴姓。赵氏乃嬴姓之分支，伯益之九世孙造父为嬴姓赵氏之祖。史载：“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7〕。秦王室实为“嬴姓，赵氏”，而《史记》直接表述为“姓赵氏”。可见《史记》所指的“姓”实为先秦姓氏相分离时的“氏”，而非“姓”。因此，司马迁说孔子“姓孔氏”，不能直接理解为孔子姓“孔”。但“屏风”记载孔子“姓孔”，或许是受到了司马迁记述方式之影响。

西汉时期，姓氏合一，姓即氏，名前只存在一个新姓代码，而不是之前的姓、氏两级代码，因此，我们将西汉姓氏合一后的“姓”称为“新姓”，把先秦诸姓称为“古姓”。西汉的这种新姓（氏）已经与先秦时的古姓有了不同的含义，它大多由先秦时的“氏”转化而来。当然，也有少量来自于先秦古姓，但先秦古姓本就不多，据古今学者多方统计，不超过四十个。春秋战国时代，宗法观念松弛，“五世亲尽，别立为宗”的规定逐渐不被遵守，小宗氏迫切渴望从大宗氏脱离出来，小宗氏确立氏号的时间越来越早，往往不到三代，甚至只有一代便另立新氏，这就使得战国时期氏号数量急剧增多。秦汉以后的新姓也是数量庞大，这些新姓大多由先秦时期的氏号转化而来。

先秦时的氏号命名方式一般有十种，即：以国为氏、以邑为氏、以字为氏、以名为氏、以居住地为氏、以官为氏、以谥为氏、以爵为氏、以身份为氏、复氏〔3〕。这就造成了不同的古姓很可能分出相同的氏，“异姓同氏”的现象在战国时期大量存在。而秦汉的新姓大多由这些氏转化而来，因此，虽同姓却不一定有血缘关系。以孔氏为例，先秦时期，鲁、郑、陈皆有孔氏：鲁之孔氏是孔子之本族，子姓；郑之孔氏出自郑穆公公子子孔，当为姬姓；陈之孔氏出自陈公孙宁，当为妫姓〔3〕。以上诸“异姓孔氏”在秦汉以后都转化为新的“孔姓”，但彼此并无任何血缘关系。“屏风”记载孔子“姓孔”，想必也是这种新的“孔姓”。

我们知道，先秦古姓同姓即为同祖，是存在血缘关系的，尽管后来这种关系变得非常遥远和脆弱。但自秦汉姓氏制度发生演变后，同姓并不一定同祖，而同祖更不一定同姓，因为同祖只是古姓相同，而新姓却大多由氏转化而来，氏号不同，新姓也就不同。再加上先秦各类典籍在战乱中散失严重，世系无从考究，某姓之人要想理清自己的姓氏源头也是不易的。洪迈《容斋随笔》卷六《姓氏不可考》载：“姓氏所出，后世茫不可考。不过证以史传，然要为难晓，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刘之外，余盖纷然杂出。申氏出于四岳，周有申伯，然郑又有申侯，楚有申舟，又有申公巫臣，鲁有申缩、申枨，晋有申书，齐有申鲜虞。”〔14〕他对姓氏来源纷乱繁复的情况表示茫然。再以孔氏为例，“孔氏出于商，孔子其后也。然魏有孔达，宋有孔父，郑有孔叔，陈有孔宁，齐有孔虺，而郑子孔之孙又为孔张”〔14〕。若西汉某孔姓之人想要追溯自己究竟出自何处，想必是有难度的。

不仅姓、氏互相混淆错乱，而且姓、氏本身作为血缘识别、宗族维系的功能也逐渐丧失，任意改姓的现象普遍存在，姓氏观变得异常混乱与松弛。“武帝子据，立为太子，以母卫氏，遂称卫太子”，“（汉）献帝兄辨，养于史道人家，号曰史侯”〔15〕。《史记・酷吏列传》载：“周阳由者，其父赵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阳，故因姓周阳氏。”〔7〕皇族公侯尚且如此，何况下层平民百姓？此外，还有整体变更姓氏的，“娄氏、项氏，汉并赐刘氏”〔8〕。以上这些都反映了或造成了秦汉时期我国姓氏观的空前混乱与松弛。

在姓氏观空前混乱的大背景下，“屏风”记载者混淆了孔子的姓与氏是很有可能的。西汉姓氏合一后，如果说司马迁“姓某氏”的这种写法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姓氏记述方式，那么，“屏风”显然是尝试采用“周制”的方式，即先秦时期姓与氏分开称呼的方式，而非秦汉时期姓氏混合背景下“姓某氏”的称呼方式。其原因可能是“屏风”的主人刘贺对儒学异常推崇，儒家创始人孔子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6〕。儒学与“周制”有着较深的渊源。记载者明确先秦的姓与氏是分开的，且是不同的，因此他对姓、氏分别进行记述，即“姓孔，子氏。”但记载者混淆了孔子的姓与氏，这很可能受惑于西汉产生的“新孔姓”。加之这一时期姓氏观空前混乱，姓氏互相混淆错乱，来源错综复杂，因而可能产生“姓孔，子氏”的说法。

郑樵在《通志略・氏族序》中指出：“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8〕在姓氏观念发生演变后，虽然新姓更普遍地应用于称呼习俗中，但新姓大多由原有的“氏”转化而来，也就是说，在此后的宗法等级制社会中，原有的“氏”确实在全民性的尊天敬祖的信仰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借以寄托民众对祖先的追思。如果说，“屏风”中的“孔姓”记载可能受惑于该时期产生的“新姓”，那么“子氏”的记载也有可能是刘贺有意为之，移“子姓”做“子氏”，以表明孔子宗亲的最初来源，进而显示刘贺对孔子和儒学的尊崇。而秦汉时期我国姓氏观的空前混乱与松弛，也为刘贺的“有意为之”提供了胆量与可行性。

三、姓氏之变与社会变迁的一致性姓氏作为一种风俗文化现象，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功能，而姓氏观念的演变和社会变迁具有一致性，并展现出部分日常生活图景。秦汉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奠基期，该时期的姓氏观念对我们理解该时期民众的日常生活史有重要作用。需要追问的是，秦汉时期姓氏混合，姓和氏的社会功能具体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和秦汉之际的社会变革（秦晖先生称之为“周秦之变”）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笔者试图就秦汉姓氏观的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问题，略做探讨。

（一）周秦之际姓氏结构的变动

结合前面的分析，可以理出周秦之际姓氏结构变动的大致线索。该时期姓氏结构变迁最重要的特点是姓与氏的合流以及大宗氏与小宗氏的合流，这种合流也是周秦之际姓氏习俗适应社会发展而做出调整的主要方式和途径，最终形成了“虚其姓于其上而实其氏于其下”的姓氏称呼结构。故而我们才能够在秦汉民众的日常生活图景中看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姓与氏均可以作为血缘标志的符号，大量来源于先秦时期分化出来的“氏”不断地构成秦汉的新姓，并逐渐成为区分个体家庭血缘关系的重要标准；另一方面，正是在姓氏合流的历史进程中，姓的血缘区分功能伴随着礼乐制度、宗法制度以及氏族的不断分化而被弱化，以至于出现“同姓不一定同祖，同祖不一定同姓”的现象。

回到海昏侯墓出土的“屏风”对孔子“孔姓，子氏”的记载，笔者完全可以认定这是一种“周制”的姓氏称呼方式，且孔姓应是秦汉新姓。

（二）姓氏结构变动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

秦汉姓氏观念的演变与当时的社会变迁具有一致性，与当时社会等级划分标准的演变以及家庭结构、地域观念的变化都存在一定联系，体现出了变迁的一致性。

1.社会等级划分标准的变化：从贵―贱到贫―富

无论是学界公认的孔子姓氏还是“屏风”上的孔子姓氏，均有一个共同内容，区别只在于二者何为姓、何为氏。所以问题就可以转化为秦汉时期姓氏观内涵结构及其承担的社会功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笔者认为“屏风”上关于孔子姓氏的记载方式所折射出的姓氏观念变迁和该时期社会等级划分标准的变化有关，即从贵―贱到贫―富，得出此点结论，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其一，“姓”的血缘区分功能逐渐淡化，“氏”原来作为贵族政治身份标识的作用逐步弱化，趋于平民化。关于姓与氏的社会功能，东汉班固在《白虎通德论・姓名》中有一段论述：

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贵功德、贱伎力……闻其氏即可知，其所以勉人为善也。②

从班固这段描述中，大致可以得到以下信息：“姓”的起源和血缘有关联，用来分亲疏、别婚姻，所以姓一般是不可改变的。所谓崇恩爱、厚亲亲，则是先秦族群社会下对小共同体内身份秩序的一种确定；“氏”是贵族的政治身份标识，体现了先秦时期社会结构中贵―贱的一种区分，庶人没有“氏”，且贵族一般不称“姓”，正如顾炎武所总结的：“考之于传，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9〕。周秦之变最大的内容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确立，贵族政治被官僚政治取代，族群社会向吏民社会过渡，这就要求对姓氏观念的内涵结构做出调整。

先秦宗法制下，人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姓”在确定血缘亲疏方面扮演着重要作用。但“秦制”则是要打破这种血缘关系，以削弱先秦时期“姓”所确定的“同姓相亲”的观念，从而更好地加强对民众的控制，这种要求必然会使“姓”的血缘认同作用被弱化。《史记》里“姓某氏”的记载，更多地是在强调“氏”，而非“姓”，这意味着周秦之际姓氏合流后，氏开始更多地承担确定个体家庭成员血缘亲疏与祭祀世系的功能，此后，“同姓相亲”的观念只在同一氏族内部有效。此外，伴随着先秦礼乐制度的崩坏以及氏族的不断分化，姓原来承担的确定“同姓不婚”的功能不断被挑战，“姓”的血缘区分功能进一步弱化，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姓氏出现合流。需要注意的是，“姓”的血缘区分功能被弱化并不意味着“姓”被完全放弃，而是要求姓氏观念适应小家庭的“一家一姓”，不允许三代时期那种大姓族群的出现，宗姓观念随之淡化。

先秦时期男性贵族更多强调“氏”，而不称姓，这和姓多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而氏的产生伴随父系社会逐步取代母系社会的历史过程有关。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记：“氏焉者，所以为男别也；姓焉者，所以为女坊也。”〔9〕更重要的是，氏多和父系社会伴生的贵贱分化有关，但贵―贱这种区分方式显然不适合秦汉以后的制度。与弱化宗姓过程相伴随的是，国家在姓氏观层面可能会有意识地引导人们重视“氏”，但“氏”原来作为男性贵族身份的标识作用也被改造，趋于平民化。“氏”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原来“姓”的功能，其作用更多表现为“姓”的旁支，姓氏由此混合，《史记》中“姓某氏”的提法正暗合此点。所以“屏风”上将孔子的“氏”称为他的姓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二，秦汉时期，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确立，在该制度下，皇姓与非皇姓的贵贱之分是存在的，但对于非皇族而言，他们的“姓”具有相对的平等地位。而在先秦时期以宗法制为核心的贵族政治下，是以血缘亲疏远近来确定大小宗的等级政治秩序。周秦之际伴随宗法制的破坏，大宗氏和小宗氏的合流，这种等级政治秩序也就不复存在。顾炎武说到：“自秦以后之人以氏为姓，以姓称男，而周制亡而族类乱。”〔9〕笔者认为秦汉时期姓氏混合后，表面上看人们对“姓”很推崇，但实际上在追根溯源时却更强调“氏”。从后代的历史发展来看，“姓”无疑在日常生活中更常被使用，以至于有了《百家姓》这本启蒙读物，“氏”反而被逐渐忽略。但从姓和氏的的起源和社会功能来看，氏的作用比姓重要，而这和秦汉之际的社会变迁相关。

“氏”本来是贵族身份的标识，但周秦之际，伴随贵族政治衰落，“氏”的这种功能也逐渐变化，即适应贵族政治衰落，皇权加强，对基层控制的需要，同时也适应宗族组织不断分化的趋势。但直到现在，人们在日常生活的节日习俗中祭祖，仍然是使用“某氏三代宗亲”的说法。所以，秦汉以后，与其说“姓”在日常生活中更具普遍性，不如说“氏”更能显示人们对祖先的认同，更多地承担了原来“姓”的功能。

2.姓氏观与秦汉家庭结构、地域观念

秦汉时期是中国传统家庭模式的奠基时代，在编户齐民体制下，国家推行析户政策，不允许作为小共同体的家族存在，这影响了秦汉时期的家庭结构，往往是一家一户。杜正胜先生提出了“汉型家庭”的概念〔17〕，认为其是以夫妇及其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为主的一种家庭历史形态，家庭规模小、家庭关系简单。姓氏观念的变迁与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是存在某种联系的，二者的变迁具有一致性。

秦汉姓氏观的变迁也和该时期的地域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关联。郑樵谈到这点时说：“三代以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8〕姓氏上的贵贱之分，不再主要由血缘决定，而更多体现在郡望上。比如同样是王氏，琅琊王氏则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这种现象在两晋南北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四、结语孔子“姓子，氏孔”，其姓源自其远祖――契，其氏一般认为源于六世祖孔父嘉之“赐号”。因海昏侯刘贺对儒学异常推崇，“屏风”尝试采用“周制”的方式来记载孔子的姓与氏，即“姓孔，子氏”。但记载者混淆了孔子的姓与氏，这很可能受惑于西汉新产生的“孔姓”，加之这一时期姓氏观空前混乱，姓氏互相混淆错乱，来源错综复杂，因而产生了“姓孔，子氏”的错误说法。当然，“子氏”的记载也有可能是刘贺有意为之，移“子姓”作“子氏”，以表明孔子宗亲的最初来源，进而显示刘贺对孔子和儒学的尊崇。而秦汉时期我国姓氏观的空前混乱与松弛，也为刘贺的“有意为之”提供了胆量与可行性。

姓氏观作为一种观念，其演变具有漫长性、复杂性、多样性、不平衡性甚至是随意性的特点。“屏风”的误解或有意为之，恰恰反映了这一时期姓氏观演变过程所造成的意识混乱之态。

先秦到秦汉时期，姓氏观念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姓氏分离到姓氏合流，以及大宗氏与小宗氏的合流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和周秦之际的历史变动密切相关，其本身就是适应该时期社会变动的历史结果。在先秦宗法制向秦汉编户齐民制过渡的社会背景下，秦汉时期姓氏观念内涵结构的变化大致有以下特点：其一，“姓”原来承担的血缘识别、宗族维系的功能被弱化，同时，宗姓观念被要求逐步适应小家庭的“一家一姓”；其二，“氏”原来承担的区分身份贵贱的功能被改造，趋于平民化，以适应贵族政治衰落的历史趋势。同时，为适应宗族不断分化的趋势，“氏”开始更多地承担“姓”原来具有的血缘识别的功能；其三，先秦古姓和秦汉新姓的差异表现在：先秦古姓没有贵贱之分，组织功能上主要是凝聚宗族小共同体的向心力，政治上则作为一种划分财产和权力的等级标准；秦汉新姓除了王姓与非王姓存在贵贱之别外，更多地体现一种平等性，这是三代贵族政治和秦汉皇权政治下社会组织管理模式的差异造成的，也和秦汉以后君统与宗统的分离相关。在秦汉民众的日常生活图景中，虽然“姓”更普遍地应用于称呼习俗中，但在此后的宗法等级制社会中，“氏”无疑在全民性的尊天敬祖的信仰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借以寄托民众对祖先的追思之情。

注释：

①王楚宁之文发表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http：///SrcShow.asp？Src_ID=2694。

②班固《白虎通德论》，程荣辑《汉魏丛书》（第9册），明万历新安程氏刻本，第70页、69页。

③参见张淑一《先秦姓氏制度考索》第4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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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5：63.

〔3〕张淑一.先秦姓氏制度考索〔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10-14，34-35，41-54，62-73，143.

〔4〕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4）〔C〕∥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1733.

〔5〕杨天宇，译注.礼记译注（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30，432.

〔6〕邱庆善，黎定攀，编辑.孔门实纪〔C〕∥《孔子文化大全》编委会.孔子文化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717-726.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91，2139，2387，2351，1865，2227，223，173，175，3135.

〔8〕郑樵，著，王树民，校.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16，113，214，2，2.

〔9〕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75，1279，1280，1280.

〔10〕顾栋高.春秋大事表〔M〕.北京：中华书局，1993：1151-1155.

〔11〕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姓谱〔C〕∥《孔子文化大全》编委会.孔子文化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203.

〔12〕胡仔.孔子编年〔C〕∥四库全书（第44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

〔13〕陈士元.姓〔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94.

〔14〕洪迈.容斋随笔（卷6）・姓氏不可考〔C〕∥郭超，主编.四库全书精华・子部（第2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1713，1713.

姓氏文化论文例3

根在这里找寻

“宗亲见宗亲，泪水湿衣襟。感谢海峡百姓论坛，我们两岸的吴氏子孙终于聚在一起了！”6月16日下午，在闽台族谱展上，台湾吴氏宗亲代表吴钦纬激动地说。

吴钦纬来自台湾知名人士吴敦义的家乡南投县名间乡。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根”。直至去年，在天福集团总裁李瑞河热心帮助下，终于寻得祖籍地就在漳浦县石榴镇崎溪村，厘清了台湾吴氏族谱的脉络。

当天，台湾与漳浦县的吴氏宗亲代表进行了族谱对接，正式“认亲”。“非常欢喜，这些都是亲人啊！树有根、水有源，寻根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知根知源。”吴钦纬情不自禁讲起了闽南语。

几天来，像吴钦纬一样开心的人还有很多。他们也许姓叶、也许姓陈、也许姓李、也许姓游、也许姓连……但不论姓什么，都一样是中华大家族的儿女，都一样地找到了自己的根源。

族谱展览与对接，是本届海峡百姓论坛的重要活动之一。闽台族谱展共展出了两地50多个姓氏、300多部计2000多册族谱，供两岸亲人翻阅寻根，仅16日当天，闽台两地共有21个姓氏24部族谱进行现场对接。论坛期间还举行了中国梦与谱牒文化研讨会。会上，两岸各姓氏委员会代表、姓氏文化专家学者等200多人齐聚一堂，共同研讨姓氏文化，溯姓氏源流，促族谱对接，共同畅叙血脉情深。

情在这里交融

海峡百姓论坛期间，芗城区的蔡竹禅故居、漳浦县的吴氏种德堂、华安县的二宜楼等地都洋溢着浓浓的亲情味道。福建各姓氏宗亲与各自所邀请的台湾宗亲对接后，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寻根谒祖、联谊会亲、参观考察等活动。

“我们闽台两地柯蔡氏18人一起前往蔡竹禅故居参观。大家在高楼大厦群拥的清代古厝中，共同感受、传承蔡氏祖先留给子孙的历史文化精神。”漳州市蔡新研究会秘书长蔡沧洲叙述说，“我们还参加了坐落于龙文区的海峡两岸漳州市柯蔡文化中心奠基仪式，该文化中心将被建成两岸柯蔡氏的活动基地，促进亲人们常来常往！”

本届百姓论坛共吸引了500多位台湾宗亲前来参加，其中60%是第一次到大陆。

为进一步增进彼此间的情谊，福建省各姓氏宗亲在开展对接联谊的同时，还组织台湾宗亲代表深入考察当地经济社会情况。双方积极推介各自发展优势，洽谈闽台经贸交流合作意向，扩大两岸宗亲交流合作领域。论坛期间，有17对宗亲团体签订了长期交流合作协议，将进一步推进两岸宗亲交流的常态化、机制化进程。

在闽台湾大学生首次参加交流活动，是本届论坛的亮点之一。论坛期间，50位在闽台湾大学生兴致勃勃地前往参观了南靖土楼。“在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熟悉的乡音，感受到的是浓浓的亲情。”在闽台生、厦门大学学生沈宜虹一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众多台胞的心声。

梦在这里延续

从福建福州，到台中，到福建泉州，到台湾高雄，再到如今的福建漳州，2007年以来，海峡百姓论坛在海峡两岸一届届开展，推动两岸宗亲交流合作新局面的持续开拓。

“漳州对台优势突出，是台胞主要祖籍地，台湾文化重要发祥地和台商投资密集区，现台湾2300多万人口中，祖籍漳州的近1000万人。我们应以本届论坛为新起点，为台湾同胞来漳共续亲情、共叙乡谊、共谋发展搭建更多平台。”海峡百姓论坛工作人员说。

“海峡两岸（漳州）宗亲文化交流中心便是这样一个重要平台，其设有族谱对接馆、民俗风情馆、史料文物馆等三个展示馆和一个漳台族谱对接网站。”漳州市政协海峡文史馆馆长江焕明介绍，中心现收藏展示漳台族谱1200多部，其湾族谱近500部，整理漳州人迁台记录8000多条及近500位漳籍台湾政商名人族谱对接资料，包括连战、江丙坤、王金平、吕秀莲、林丰正、游锡垫、谢长廷、谢东闵等。“在此次海峡百姓论坛的带动下，相信将有更多的台胞前来联宗对谱、寻根谒祖。中心已把大量族谱记载内容、对接研究成果和相关姓氏文化资料等录入漳台族谱对接网站，可以为两岸同胞实现远程联宗对谱、寻根谒祖提供便捷高效服务平台。”

记者感言

两岸宗亲携手共筑中国梦

清人张澍在《姓氏寻源》自序中说“草木祖根，山祖昆仑，江海祖源，不此之求，是谓味。”追本溯源、寻根问祖是中国人的习俗与传统。无论多远的迁徙，多长的距离，都无法阻断中国人对于“根”的眷恋。

第五届海峡百姓论坛突出同根同文、同心追求中国梦的主线，以“同根同源、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开展各项活动，着重围绕海峡两岸姓氏源流的渊源关系、族谱对接、谱牒文化对两岸政治、经济、社会及其对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影响进行研讨交流，激发两岸同胞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共同旗帜，从民族大义出发，凝聚共同意志，保两岸同胞之福祉，扬中华儿女之尊严，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与荣耀。

这届论坛凸显民间性、草根性与广泛性。参加此次论坛的台湾同胞，来自近40个姓氏宗亲团体，有80%为“中南部、中下层、中小企业、中青年、中间势力”人士，有60%第一次到大陆，有50名在闽台湾大学生首次参加交流活动，共有80多个姓氏宗亲团体参与活动；参加两岸姓氏文化学术交流的嘉宾，不仅有专家学者，还有基层宗亲代表，进一步扩大了两岸民间交流的覆盖面。参与活动的两岸代表可以不分党派，不分颜色，不分层次，在浓厚的乡情乡谊中开展宗亲交流活动，彰显了姓氏文化交流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姓氏文化论文例4

林智敏在论坛上表示，两岸同胞同根共祖，血脉相连，自当守望相助，心手相连，坚定地守护家族永续的根基，以宗亲认同增进民族认同，以宗亲团结促进百姓团结，为维护台海和平尽心力，为改善两岸民生做贡献。希望两岸宗亲百姓从维护民族利益、维系家族香火的角度，深刻认识自身的责任，一道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享人生出彩，造福两岸百姓。姓氏承载着血缘的传承，宗亲昭示着血脉的深情，希望海峡百姓论坛继续贴近民心，凝聚民智，以宗亲文化交流为两岸关系发展增添新动力。

梁国扬在致辞中表示，姓氏文化承载着两岸同胞共同的血脉传承，印证着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海峡百姓论坛通过理论和实践真实反映了“两岸同根，闽台一家”的客观事实。希望两岸宗亲百姓一道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希望海峡百姓论坛通过宗亲文化交流为两岸关系发展增添新动力。

陈锡淇在致辞中说，海峡百姓论坛自开办以来不断深耕拓展，两岸近百万姓氏宗亲互访交流、成功对接，同根同源、同祖同宗的姓氏文化学术研究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论坛将会一届一届地举办，并不断创新发展，为两岸宗亲交流合作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

姓氏文化论文例5

中圈分类号：F5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740(2010)01-0047-03

古人曾以树之本、水之源比喻人的祖根。“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中国人寻根谒祖的文化心理可谓根深蒂固。河南姓氏寻根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河南是姓氏文化资源第一大省，海外华人的祖根大多在河南。然而，当前河南省姓氏文化资源在开发中还存在诸多问题，资源优势未能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何对河南省姓氏寻根文化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利用，打造中原文化特色品牌，增强文化软实力，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一、河南省姓氏文化资源概述

1．姓氏的起源 　姓氏，本是姓与氏的合称。《左转・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可见，姓与氏虽密切相关，最初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先民的图腾崇拜可谓姓之渊薮。当时，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世系从母系计，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凡在同一氏族(图腾)名下的成员，都出自―个女性祖先，有着密切的亲族关系。随着社会的演进，氏族图腾逐渐转化为族姓――代表共同血缘关系的氏族符号。故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姓，人所生也。”氏出现较晚，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是姓衍生的分支。随着原始社会的瓦解，氏族部落中的少数家族，侵占共有财产逐渐成为“贵族”。而每一支“贵族”，都出自一个男性祖先，各有一个表示宗族的称号。这就是氏。姓与氏产生的时间不同，其社会职能也不同：姓为“别婚姻”，所谓“男女同姓，其生不藩”；氏则“明贵贱”，所谓“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战国时期，宗法制度瓦解，姓氏制度也发生根本变革。氏开始逐渐转变为姓，如本属于姒姓的齐国田氏，至战国时已以田为姓。以往贵族才有姓，平民仅有名，战国以后，平民有姓，“百姓”遂成为民众的通称。秦汉以来，姓氏合而为一。《通志・氏族略》载，“秦灭六国，子孙该为民庶，或以国为姓，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姓氏之失，由此始……兹姓与氏浑为一者也。”自此以后，姓即氏，氏即姓。

2．得姓受氏之类型 　繁多的姓氏到底如何得来?一般说来，大致有以下情况：以国名为姓氏：如晋重即晋文公重耳，以国名晋为氏；以封地为姓氏：如晋国大夫毕万采地为魏，后世子孙以魏为氏；以官名为姓氏：司城、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皆属此类；以职业技艺为姓氏：如巫氏、卜氏、祝氏、史氏、匠氏、陶氏等；以居住地为姓氏：诸如东郭、西门、池、间、里等；以先人字为姓氏：以祖父之字为氏最为常见；以排行为姓氏：如伯、孟、仲、叔、季等；以谥号为姓氏；因赐姓、避讳而改姓氏：如汉文帝名刘恒，恒氏因而改为常氏；少数民族带来的汉族姓氏：如慕容、宇文、呼延等。

3．河南是我国姓氏文化资源第一大省 　谢钧祥在《河洛文化与中华姓氏起源》中的研究认为：起源于河南的古今姓氏达到1 834个，在当今以人口多少排序的120个大姓中，全部起源于河南的姓氏52个，部分起源于河南的姓氏45个，两项合计97个。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占全国汉族总人口的80％以上。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河南省是中华姓氏文化资源第一省，海内外华人祖根大多在河南!

二、河南省姓氏寻根文化资源开发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一)“寻根热”的兴起 　“草木祖根，山祖昆仑，江海祖源，不此之求，是谓昧。”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不知道自己的姓氏来源，就是“数典忘祖”，“忘了本”。1976年，美国黑人作家阿克斯・哈利的小说《根》问世，这本书在台湾发行后，掀起一股寻根溯源的热潮。此后，国内外许多报刊登载姓氏寻根的文章，一些出版社也出版了不少姓氏方面的专著。《河南日报》1981年刊登的黄典诚先生的《寻根母语到河南》一文，明确指出：台湾同胞寻根的起点在闽南，终点无疑在河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发政策为广大台、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会内地寻根谒祖、探亲访友打开了方便之门。自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华人来祖国大陆寻根谒祖活动高潮迭起，来河南寻根的人数累计达30余万人次，河南各地的姓氏文化研究和寻根联谊活动也开展得十分活跃。如2003年，郑州市主办了“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2004年，周口市举办了首届“中华姓氏文化节”，平顶山市举办了“世界刘氏第四届(寻根)联谊大会”，荥阳市举办了“首届郑氏文化节”，2005年4月，濮阳市举办了世界张氏总会第二届恳亲大会等等。

(二)河南省姓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对姓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开发到主动开发，从无意识开发到有意识开发，从接待“寻根谒祖”到发展“寻根经济”的过程。但不可否认，当前河南省姓氏文化资源的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存在诸多问题。

1．资源开发利用主要形式

目前，河南省姓氏寻根文化资源的开发主要集中在以下形式：

召开恳亲会：比如2003年10月在郑州召开的“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2005年4月在濮阳举行的“世界张氏总会第二届恳亲大会”等。

接待海内外华人河南寻根谒祖：比如1989年5月，台湾许氏宗亲会祭祖团到许昌寻根谒祖；1990年10月，世界谢氏宗亲总会代表团到唐河、南阳寻根谒祖；1992年5月，世界陈氏宗亲总会到长葛寻根谒祖等。

纪念姓氏名人研讨会或其他纪念活动：比如1996年5月，息县赖氏文化研究会举行了“纪念叔颖公受封立国(赖国赖姓所在地)3 118周年大会”；1994年9月，来自世界二十个郑氏宗亲团的413人参加在荥阳举办的纪念郑桓公受封立国2800周年活动；2002年12月，“全球郑氏中原大寻根暨纪念郑成功340周年大会”活动等。 　2．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急功近利，姓氏寻根文化基础研究不够扎实。姓氏寻根文化资源的开发应以扎实的姓氏文化基础研究为依托，这是姓氏寻根文化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大前提。蔡礼斌指出：寻根旅游具有文化性强、情感性强、原真性强等特点，寻根旅游是在诸多文化积淀的基础上进行的旅游，寻根旅游动机是基于人生阅历、祖根情感、文化情节而触发的，这种动机本身就包含着旅游者的浓厚情感，这种情感也会表现为对旅 游地景观、当地居民、文化习俗的尊重和亲善，同时也体现在主客关系之间的亲和互惠上。寻根旅游对游客来说不仅是时间、金钱的投入，更是一种情感的投入。目前河南省姓氏寻根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还很不够，未能形成强有力的学术支撑体系。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收集较为困难，再加上行政区划的变更，给姓氏祖根地的认定带来一定的难度。有的地方仅凭现在地名与古代地名的一致，就轻率地下结论断定该地为某姓的祖根地，有的地方仅凭一些传说，就草率地认定该地是某名人的祖籍地。为了增加“说服力”，有些地方还搞了一些冠冕堂皇的所谓研讨会；还有一些地方在没有学术支撑的情况下，大造“人造古迹”，结果自然是费力不讨好。我们认为，姓氏寻根资源开发之前，一定要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对寻根者对中国文化负责的态度来对家谱、宗族、民系的迁移，对历史文化遗存、对区域文脉进行认真地研究，摸清自身的姓氏寻根资源“家底”。寻根旅游地的开发必须依托当地科研机构的严谨研究，以赢得有说服力的“寻根地身份”，切不可急功近利，唯利是图。

(2)形式单一，姓氏文化资源开发层次较低。河南姓氏寻根文化资源开发层次较低，运作模式较为单一，主要就是通过恳亲大会、姓氏名人及重要事件纪念活动及接待寻根谒祖等活动来达到招商引资、繁荣经济的目的。从寻根旅游上来讲，也处在这样的突出问题：寻根旅游往往就是祭拜，参观纪念建筑、兜售纪念品这“老三篇”，而且产品单调、缺乏文化内涵、没有形成产业链条。从运作主体上来讲，政府的主导和投入居于首要地位，寻根旅游对政府的依赖过多，未能真正走向自主发展、个性化发展的道路。再次，一些地方圊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所限，旅游环境较差，服务质量较低，未能满足寻根旅游者“食、住、行、游、购、娱”等多方面的基本需求。以上因素，无疑是制约姓氏寻根旅游、寻根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

(3)各自为战，姓氏文化资源未能有效整合。目前河南省的姓氏文化资源开发比较混乱，各自为战，单打独斗，互相拆台、恶性竞争等现象时有发生，各地姓氏文化资源未能有效整合，结果导致“很多区域的寻根旅游没有亮点，集体平庸。”河南省的姓氏寻根活动大都属于自发行为，缺乏统一规划，相关姓氏发源地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有些地方甚至由于害怕资源被“抢走”，有意封锁活动消息。于是出现了同一姓氏在一年内分别在省内不同地方举行寻根活动，同一位海外华人一年之内接到省内不同地方的多次邀请等咄咄怪事。再比如，对郑姓姓氏文化资源的开发，荥阳、新郑、新密甚至开封都在争郑姓的祖源地，淇县、卫辉也在争林姓的祖源地，南阳的唐河和宛城也在争谢姓争得一塌糊涂……这样使全省的姓氏寻根文化资源在杂乱、低端、分散的力量作用下低起点运作，不但给寻根文化活动造成了混乱，也严重损害了河南省的对外形象。

(4)姓氏寻根旅游开发中的种种问题。第一，宣传不到位。河南姓氏寻根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但由于宣传不到位，许多宝贵的旅游资源“养在深闺人未识”。比如对于张姓发源地濮阳，许多人都不知道。第二，未能形成完整的姓氏寻根旅游产品体系。第三，各地姓氏寻根旅游产品形式雷同，缺乏特色；第四，姓氏寻根旅游产品的开发未能充分重视游客的参与性，除了一些拜祖仪式之外，姓氏祖根地为游客提供的旅游产品无外乎“走马观花”式的参观游览，游客参号性差，而游客购买旅游产品实际是在购买一种特殊体验，这样的旅游体验，自然很难激活大部分游客强烈的兴趣与再游的愿望。这样就造成恳亲、拜祖时“红红火火”，平时则“门庭冷落鞍马稀”。比如濮阳张氏祖先挥公之墓，在2005年世界张氏恳亲大会期间着实火了一把，平日则冷落异常，无人问津，对一般游客没有吸引力。这是个普遍问题，姓氏寻根地除了对特定姓氏寻根者之外，还特别要考虑对一般游客的吸引力，提升产品质量，加强游客参与。

三、推进河南省姓氏寻根文化资源有效开发利用及寻根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

1．加强姓氏文化资源开发基础研究，为寻根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持。建议在全省范围内由政府出面牵头组织一批专家对河南省姓氏文化资源及其开发利用进行全面研究，要加大研究力度，实现由“分散型研究向集中研究的转变，由被动研究向主动研究的转变，由原发性研究向对策性研究的转变。”制定河南省姓氏寻根文化资源开发总体规划，为全省姓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学术支撑。有些省把本来起源于河南后迁徙到该省形成望族的姓氏列为重大的文化现象，组织有关专家研究，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值得借鉴。

2．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建立特色鲜明的姓氏寻根文化对外宣传体系。在常规宣传的基础上，可选派“中原亲善大使”出使海内外各姓氏宗亲会，与之加强交流、联系，或定期在海外主要河南寻根谒祖客源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主动“邀请”海内外华人到河南来寻根谒祖。

3．整合资源，统一规划，加强区域合作。疏于联合，恶性竞争一直是河南省姓氏资源开发的一大痼疾，也是河南姓氏寻根旅游产业发展的一大制约瓶颈。有效整合各地姓氏文化资源，加强区域合作，形成姓氏文化资源开发“合力”是河南省姓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当务之急。“寻根旅游具有高文化含量、强史实性、强地缘性等特点，因此，如果能找到一个足以涵盖寻根游客宗族、民系迁移历史并为他们所共知和接受，又能够统摄区域内所有文化背景的人群和文化内涵的‘地缘和文化概念’，那么必将为区域整合、统一品牌、丰富内涵、拓展市场提供一个坚实而又宽广的平台。”比如在世界华人华侨中，源自闽粤台的姓氏宗亲谱上多记载祖先来自“河南光州”或“光州固始”，“光州”(今光山、潢川、商城、固始等地)这一地名自唐宋以来便被诸多姓氏的后人铭记心中，成为他们寻根谒祖的心灵圣地。豫南姓氏寻根旅游可打出“古光州姓氏寻根”的牌子，有效避免豫南各县的“单独出牌”和“瓜分式开发”。

4．提升姓氏寻根旅游内涵素质，打造寻根旅游精品。第一，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当前，许多姓氏祖根地囿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旅游基础设施水平较差，不能全面满足旅游者“食、住、行、游、购、娱”等全方位的需求。当地政府及旅游主管部门应积极推进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寻根旅游目的地环境，为打造优质姓氏寻根旅游产品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第二，完善寻根旅游产品体系，打造寻根旅游产业链。应设计以姓氏寻根文化资源为核心的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产品，扩大寻根旅游经济的外延。姓氏寻根旅游产业链主要包括需求创意设计、姓氏寻根文化产品制作传播、姓氏寻根产品营销、姓氏寻根经济着陆等相互承接的环节组成，并最终落实到寻根消费市场接受价格检验以实现其效益目标，真正形成“寻根谒祖、文化交流、经贸合作、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寻根经济产业链!第三，打造独具特色、充满地域风味的寻根旅游商品。旅游商品一直是河南旅游产业发展的一根软肋。全省范围内各旅游景区旅游商品雷同化倾向严重，无特色、无文化内涵。体验经济理论认为，体验展示者需要最大最重要的产品就是――纪念品。游客在消费的时候，体验感受是暂时的，而富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旅游纪念品则可以帮助游客延伸这种体验。姓氏寻根旅游纪念品可以设计成免费赠送的纪念品和付费购买的纪念品两种。前者主要用来宣传姓氏寻根旅游地，纪念品应小巧别致，富有特色。比如彰显姓氏文化的“百家姓书签”、折扇、明信片等；对于付费购买的旅游纪念品，应特别注重其文化内涵，以满足游客的文化情感需求。比如设计精美的百家姓玉佩、特色鲜明的徽章纪念品等。第四，加强姓氏寻根旅游服务质量管理，提升游客满意度。《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把旅游业培育为“国民经济中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定位之高，史无前例。如何培育?如何“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不断改进和提升服务质量无疑问题之关键!目前河南省姓氏寻根旅游产品开发中在基础设施、产品类型、市场秩序、管理和服务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最终都导致这样那样的服务质量问题。各姓氏寻根地应切实导入顾客导向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紧抓“全过程”，涵盖“全方位”，依靠“全人员”，努力提升河南省姓氏寻根旅游服务质量，实现顾客满意。

姓氏文化论文例6

关键词 ：音译 西语 人名姓氏用字

多年来，观看影视节目和阅读书籍报刊，时常发现一些人名分不清他们的国籍。请看下面几位：廖佩仙、李孟贤、朱莉、范龙佩、洪伯培、易福成。这6位人士，字面上看是中国人。可从上下文语境以及他们所任官衔或职位来看，乃实实在在的外国人。举例如下：2012年12月16日早8时央视新闻频道，主持人在批驳下一届奥运会不设羽毛球运动项目时曾提到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副主席“廖佩仙”。2013年7月7日央视新闻在报道韩亚航空公司空难时，曾提到美国旧金山市市长“李孟贤”。同年5月20日，央视新闻曾报道美国著名影星“朱莉”切除乳腺再造乳房一事。此外，还有欧洲联盟成员国首脑会议欧洲理事会现任主席“范龙佩”、美国前任驻中国大使“洪伯培”、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易福成”。他们都是欧美人士，而非华人或华人后裔。

当前，西语汉译界这种译名趋势还在蔓延。有的译者遇到人名姓氏，似乎在搜肠刮肚地寻找华人姓氏生搬硬套在西语姓氏上，令读者莫名其妙。2014年2月28日，央视晚间《环球视线》栏目报道，乌克兰驻外使馆参赞“夏光”曾谈到，克里米亚民众游行示威要求独立建国。同年3月5日，央视记者曾采访列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法国驻中国大使“白林”和另一欧洲国家大使“赵普”。4月19日，央视体育频道主持人曾介绍参加巴西足球世界杯赛的荷兰飞翔球员“范佩西”。10月30日，晚央视《新闻联播》在报道各外交使馆高官畅谈中国法制改革时曾重点介绍丹麦驻中国大使“裴德盛”、爱尔兰驻中国大使“康宝乐”、古巴驻中国大使“白诗德”。11月10日，央视新闻频道在介绍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对话会和工商界咨询理事会时曾提到讲西语的外籍人士“戴瑞礼”。2015年2月23日晚，央视新闻频道《行进中国》节目，曾以《我为中国留影30年》为题对2014年最后一天辞世的、旅居中国30年的法国摄影师“阎雷”的感人事迹作了专题报道。以上这些外籍人士，他们的欧美人相貌和姓氏汉译字样均同时出现在电视画面上，看后让人啼笑皆非。

翻译工作者给上面这些外籍人名的姓氏都冠以华人之姓，我们称之为“人名姓氏文化杂糅”现象。

汉民族在长期使用汉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极强的表意文字意识。人们使用每一个汉字，都有意无意地去寻求其形体和意义的直接关联。姓氏用字，尤其如此。每一个姓氏用字都有数百年以至数千年的世代传承，逐渐积淀了其固定形体和表意功能。中华姓氏文化源远流长，亘古至今，从未间断。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董琨教授指出：“数千年来，沧海桑田，王朝更迭，但是中华文化的主要部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风尚、文学艺术、人情习俗、衣食住行等等，都是薪火相传，代代赓续。”（《语言文字报》2013年12月4日第2版）这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姓氏文化的内核。而西方民族语言是表音文字，包括人名，自有其独具的与华人不同的世代传承和文化内核。这一点，汉语和西语实乃大相径庭。如果把华人的姓氏强加给外籍人的姓名，则会造成中西方民族的人名姓氏文化杂糅。让中国人感到难堪，甚至滑稽可笑；也让外国人觉得难以理解，以致无所适从。

人名，当然包括姓氏，首先是一种语言现象。这不仅因为任何人名都是由语言文字这一物质材料表现出来的，而且因为人名这种语言现象还具备内部结构、所指对象以及表意功能等语言学的基本特征，同其他语言现象并无两样，只是其内涵更丰富、更复杂。然而，人名这种语言文字，归根结底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罗常培，1947）。人名与文化共生。“百家姓”，即中华姓氏，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汉民族语言一样古老。汉民族的文化痕迹深深地刻印在各宗族的姓氏之中。人名与文化共变。汉民族文化一直在发展、变化。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不断地烙印在汉民族的姓氏之上。总而言之，人名是文化的载体和镜像。正是因为人名具有文化载体的功能，故常常被人类学家看作人类文化的“活化石”。只是不同的民族均有其独具的特点。人名，包括姓氏用字这一语言现象，凸现出它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等等，映射出不同民族独有的文化内核。所以，如果在选择西语汉译人名的姓氏用字时，仅仅根据外语字面发音而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地把华人姓氏张冠李戴在外籍人的姓氏上，就会构成不伦不类的语言现象，成为互不相容的人名姓氏文化杂糅现象，令人莫名其妙，疑惑不解。

正因为如此，译者在音译西语人名的姓氏选用汉字时，一般要避开中华“百家姓”。特别是那些常见姓氏，更不宜使用。近几年，西语汉译界的有识之士在翻译实践中已逐渐悟出这一道理。美国前总统“里根”和现任美参议员民主党领袖“里德”，敲定译名都使用“里”而未用“李”。2014年1月7日，央视午间新闻播放信息：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鸽派”人物“耶伦”为美联储主席，系美联储第一位女主席。英语姓氏音译避开华人姓氏“叶”而用音译用字“耶”（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2版第1534页）。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依古”，未译作“邵依古”；委内瑞拉外长“豪加”，未译成“郝佳”。以上几例，都是成功的汉译实例，难能可贵。有的译者有自知之明，勇于修正已有的译作。2013年3月底，有关媒体报道，自该月下旬以来，美系列高官连续访华，其中有美国国防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同年4月27日，央视国际频道播报新闻，美国国防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扬言：一旦中日开战，美将支持日本。荧屏显示的是“登”而不是“邓”。

由此可见，我们在音译西语人名姓氏选用汉字时，一定要“考虑社会通行度、受众面广度”。（《专家审议外语中文译写规范》载《语言文字报》2013年9月25日第1版）务使姓氏用字表意中性得体，不致让汉译读者产生错误联想和褒贬评价。这样，就能防止汉外两种语言人名姓氏文化杂糅，避免两种姓氏文字表意和表音功能互相影响、互相排斥，从而保证不同民族各自人名系统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表述得当。这样做，能基本消除观众和读者遇到人名不知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的困惑。

参考文献：

[1]许光华.中国文化概要[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

姓氏文化论文例7

随着“中原经济区”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原经济区建设也成为备受关注的中国区域经济之一。在《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中原经济区的战略定位之一就是建设成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通过传承弘扬中原文化，充分保护和科学利用全球华人根亲文化资源；培育具有中原风貌、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打造文化创新发展区。”由此，中原“根亲文化”的资源保护、开发成为建设具有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品牌的重要支撑，“根亲文化”资源的科学开发利用也成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中原经济区“根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现状

中原“根亲文化”是以姓氏文化资源和历史名人文化资源为主要内涵的文化形态，她是由根亲而发生、发展的一种追族索缘、血脉相继的文化现象，核心是以儒、道、释相结合的追求仁爱、统一、和谐为主的文化，包含姓氏文化、农耕文化、政治文化和民俗文化等丰富的内容，有着地缘特征、情感特征、开放特征与和谐特征等显著特点，中原“根亲文化”由此形成华夏历史文明传承的血脉之根、精神之根。

中华姓氏大约起源于相当于父系社会的炎黄时代，文献所称“三皇五帝”的不同记载，有迹可循的12位人文始祖大都出自河南或以河南为主要活动地。据许顺湛先生的考证：炎帝族后代曾占据15个属地，有107个氏；黄帝族后代占据101个属地，有510个氏；舜族后代占据7个属地，有61个氏；禹族后代占据12个属地，有33个氏；契族后代占据12个属地，有124个氏。这835个氏，主要分布在中原地区，并由此演化为华夏民族的姓氏。根据著名姓氏专家谢钧祥先生的考证，中国前100位大姓中有80%起源于河南，占海内外华人总人口的85%以上。河南历史上名人辈出,在中国“圣人”中出自河南的就有：道圣老子、商圣范蠡,字圣许慎、医圣张仲景、科圣张衡、文圣韩愈、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乐圣朱载堉等。其他还有很多名人举不胜举。这此名人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也成为今天各个姓氏的骄傲和寻根祭祖的目标。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以河南为目的地的寻根潮已经出现三次：第一次热潮以80年代“海外谢氏南阳寻根”、“海外郑氏荥阳寻根”、“海外林氏卫辉寻根”、“全欧客属崇正总会：河洛郎客家人祖地寻根”、“黄帝故里论证”、“炎黄二帝巨塑捐建”等为代表，凸显出改革开放初期华夏民族“根亲文化”的精神传承特征。第二次热潮以90年代“海外郑氏实业家：首届郑源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长葛许昌：世界舜裔第十三届国际大会”、“商丘梁园三陵台：戴氏起源地大会”、“郑州：世界客属第十三届恳亲大会”等为代表，先后组团到河南进行寻根谒祖，凸显出“根亲文化”的群体覆盖性和空间广布性特征。第三次热潮以新世纪以来“河南省人民政府：新政黄帝拜祖大典”、“郑州：全球华人公祭炎黄二帝活动”、“商丘：中华姓氏文化节”活动为主，以召开单姓世界大会为特征的“根亲文化”热潮，凸显出“根亲文化”的类型多样性和稳定开放性特征。

伴随着寻根热潮的不断涌起，在根亲文化学术研究领域也生产了大量成果。1981年4月河南日报刊发《寻根母语到中原》的文章拉开了河南寻根文化资源开发的序幕。随后不断出版的《台闽豫祖根渊源初探》、《谢邑考》、《荥阳与郑氏》、《中原寻根：源于河南千家姓》、《中华姓氏谱》、《中华姓氏通史》、《百家姓书系》、《百家姓书库》、《中华大姓寻根与起名》、《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刘氏文化报》、《根在中原》、《“中华姓氏中原寻根”系列丛书》等代表性成果奠定了根亲文化资源研究和根亲文化传播的基础。同时，河南各地及世界姓氏宗亲组织也相继成立了各级、各类姓氏根亲文化研究会、姓氏根亲文化协会、姓氏宗亲联谊会等，吸引和培育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投入到根亲文化研究领域。根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呈现出：由零散寻根到组团寻根；由海外寻根到海内外宗亲联合寻根；由一般的寻根到举办世界大会寻根；由姓氏后人弱势研究到地方与学术单位强手联合研究；由一般的寻根联谊到寻根产业的发展，逐步形成较有特色的寻根经济等特点。可以说，河南的根文化资源在哲学、史学、文学、宗教、科技、教育、艺术等方面都闪烁出诸多闪光点，对河南的文化产业及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特色形成，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中原经济区“根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整体的保护开发理念

“根亲文化”资源在当前中原经济区建设中有着显著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姓氏寻根、客家人寻根、人文初祖拜谒为龙头，对特定的地域文化、语言文化、民俗文化、政治文化、农耕文化都有积极的保护和开发作用，促使寻根华人回乡投资、旅游，推动了合作开发，带动了旅游、商贸、文化活动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但是，各地在“根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中重经济、轻文化，重竞争、轻联合，重发展、轻保护的现象特别突出，站在建设中原经济区的高度我们却发现中原“根亲文化”缺乏整体性保护开发理念，姓氏寻根与文化寻根没有协调、同步发展。

（二）缺乏有力的“根亲文化”品牌

自2006年开始的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逐步成为中原“根亲文化”资源的品牌代表，不仅每年吸引几十万人参加拜谒活动，也吸引上百亿元的经济投资，促进了世界华人对圣地河南的认识和了解，加深了河南与世界的经济、文化联系。但是，“根亲文化”的经济效力不是孤立的，当前缺乏三皇五帝文化、姓氏根亲文化、历史名人文化、佛道儒家文化、黄河文化、少林武术与太极文化为核心内涵的“根亲文化”品牌项目建设和文化基地建设，制约了中原“根亲文化”对华夏文明历史传承创新区的建设视野。

（三）缺乏明晰的“根亲文化”战略与产业

今天，“根在河洛”、“寻根的起点是闽南，终点是河南”已成为海内外华人的共识，一批批回乡问祖的同胞中，有的手持族谱来寻根，有的寻找祖墓来祭祖，有的凭籍都名来寻源，有的组成社团组织来谒祖，还有不少通过来函来电来寻找自己的祖籍，可以说发展“根亲文化”，必有一定的物质载体来承载。但是，一系列彰显华夏文化风范、反映中华文明史的“根”文化品牌纷纷被外省抢走，痛失中华文化之根的“首播权”，如：中华文化标志城就选址山东济宁，中华始祖园落户甘肃天水，中华孝道园建在江苏常州。此外，“根亲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缺乏行之有效的系统支持，缺乏以中原为平台依托的整体性规划。

三、中原经济区“根亲文化”资源开发战略的思考

（一）战略制定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基本目标，就是把中原文化打造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重要承载地、华夏历史文明的重要展示地和体验地、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圣地、华夏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示范地、中华当代文化发展新高地和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基地。而中原经济区“根亲文化”资源正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也是实现华夏历史文化传承创新的根本所在。中原“根亲文化”资源开发的战略定位就是要把民族特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文与自然圣地建设、“根亲文化”遗产开发实验区建设等有机结合。

原真性保护战略。要围绕“根亲文化”的祖源、族源特征，对现有遗存逐一研究，挖掘、清点、分类、登记现有姓氏非物质文化资源，成立专家队伍，加大“根亲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存项目的保护、开发，实现文化符号的原始、原真特征。

资源产业发展战略。把握“根亲文化”资源的稀缺性、杰出性及丰富性特征，加快旅游产业发展，通过策划、打造旅游产品、项目，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中原，拓宽寻根问祖的社会效益。

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多源融资与社会动员，广泛搜集姓氏宗亲信息，选准宣传目标，动员全球华人建设华夏“根亲文化”中心，打造华夏民族的精神家园。

（二）途径策略

为实现上述目标，中原经济区“根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应在发展路径上坚持项目带动、品牌带动、创新带动和服务带动，从而推进“根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成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的亮点。

1、项目带动

一是围绕中原“根亲文化”资源，建立以“根文化”为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整合现有83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园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展示中心、传承基地，丰富“根亲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手段，增强“根亲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和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支撑。二是以国家大遗址保护主题公园建设为依托，弘扬“根亲文化”。发挥大遗址是华夏历史文明成就 “活化石”作用，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与“根亲文化”的和谐共生。通过“根亲文化”符号元素在中华古都名城体验区建设中的运用和展示，组团形成我国最大的古都名城群。以古都名城为依托，加大文化创意力度，完整展示中华古都名城发展史，打造具有“根亲文化”特征的中华历史文化古都名城体验区。三是建设中华姓氏文化园。充分发挥“根”文化优势，建设以中华姓氏博物馆、百家姓文化广场、中华姓氏塔、中原历史名人碑林等项目，支持区内高校、科研机构建设中华元典文化、中华姓氏文化为重点的文化研究机构，形成“根亲文化”研究学术高地。

2、品牌带动。打造中原“根亲文化”的“圣”字品牌

一是建设中华始祖“根”品牌。围绕淮阳太昊伏羲陵、新郑黄帝故里、灵宝黄帝陵、内黄颛顼与帝喾二帝陵，建设中华始祖“根”品牌，建设中华人文始祖和诸多姓氏共同祖先的拜谒基地，凝练中原“根亲文化”的部级名片。二是建设姓氏始祖“名人”品牌。利用太公故里与墓在卫辉、周公庙在洛阳、文王演易地在汤阴、武王庙在获嘉等地理优势，挖掘姓氏祖先和众多姓氏的始祖效应，建设中原“根亲文化”的名人始祖品牌。三是建设姓氏祖地的古国品牌。利用商都在郑州、安阳等地，与商相关的姓氏有67个；郑国都城在新郑，与郑相关的姓氏有145个；卫国都城在淇县、淮阳等，与卫相关的姓氏有163个；宋国都城在商丘，与宋相关的姓氏有227个的姓氏祖地资源优势，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建立姓氏祖地展示园区，形成中原“根亲文化”姓氏祖地古国品牌。四是建设姓氏迁徙“客家祖地”品牌。河洛地区、固始地区，是客家人迁徙的始祖地源，要围绕客家人70多个姓氏“河洛郎”、“固始籍”的身份认同特征，建设客家姓氏祖地园区，叫响中原“根亲文化”的“客家祖地”品牌。

3、创新带动

在中原“根亲文化”项目建设和品牌基地建设中，要注重建立完善的“根亲文化”资源开发性的研究体系、保护体系、宣传体系、联谊体系、产业体系、技术体系，通过制定详细的战略规划、设立研究基金、创建高层论坛、设计制作特色文化产品、现代网络技术与新兴电子技术的运用等形成中原“根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力的学术支撑，使“根亲文化”的展示更具活力。

4、服务带动

在中原“根亲文化”保护开发利用中，要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通过领导方式转变，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加快服务内容、服务水平、服务质量、服务方式、服务流程和服务态度的转变，明确政府在“根亲文化”建设职责和权限。通过建立健全统一高效的领导体制和运行保障机制，科学制定中原“根亲文化”战略规划，明确建设范围、目标任务、保障条件等等，细化“根亲文化”重要传承区建设的土地、资金、人才政策，积极吸纳更多社会组织和力量流入“根亲文化”保护开发建设中，使中原“根亲文化”建设成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支柱和亮点。

参考文献：

①《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32号〕，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省略/zwgk/2011-10/

07/content_1963574.htm

②张新斌. 河南寻根文化资源的战略思考[J].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6（3）

③李立新. 论河南的根文化与根文化研究[J].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6（3）

④谢钧祥. 河洛文化与中华姓氏[J]．黄河文化，2004（2）

⑤赵保佑，毛兵，卫绍生. 建设华夏历史文明重要传承区刍议[J]．中州学刊，2010（1）

⑥《台闽豫祖根渊源初探》发表于《中州古今》1983年第5期；《谢邑考》由河南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专家1988年完成；《荥阳与郑氏》1994年编印；《中原寻根：源于河南千家姓》1994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华姓氏谱》、《中华姓氏通史》、《百家姓书系》、《百家姓书库》、《中华大姓寻根与起名》等姓氏丛书都有河南专家在90年代加盟出版；《刘氏文化报》2002年鲁山刘氏研究会出版；《根在中原》套书2006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华姓氏中原寻根”系列丛书》2007年由河南省社科院牵头团结出版社出版。

姓氏文化论文例8

二

关于潘姓的起源，学者们有过种种推测，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不同论点：

1.出自姬姓，以邑为氏。

据《元和姓纂》所载，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让其子伯季食采于潘（今陕西西安、成阳一带），子孙以邑为氏。

2.出自芈姓，以字名为氏。

据《通志·氏族略》所载，颛顼后裔陆终生有六子，第六子名季连，赐姓芈。周成王时，封其后裔熊绎在荆山建立荆国，公元前740年，荆君熊通自封为武王，他的儿子于公元前689年改国号为楚，称楚文王。据《姓氏寻源》和《潘氏家谱》及《史记·楚世家》所载，公族子弟潘崇助楚穆王继位有功，受封为太师，从此潘姓在楚国成为有势力的家族，潘姓因此而来。

3.出自姚姓。

舜之后有潘国，以国为氏。

4.出自他族改姓。

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时，改鲜卑破多罗氏为单姓潘。

清康熙末年，台湾岸里大社（今台中神岗）酋长阿穆归顺清朝，被赐姓为潘；光绪时，台湾高山族相率归化清朝，也被赐姓潘（这也就是台湾高山族人大多姓潘的重要原因）。

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如满、水、京、蒙、土家、彝、瑶、仫佬、回、壮、布依族均有此姓。

除了第四种论点，无需作更为细致的考察外，本文拟对以上流传已久的前三种观点，重新作一番较为周密系统的审视，以期求教于学界同人和方家。

三

毕公高之子食采于潘的说法，屡见于潘氏族谱。然该种说法迄今尚缺乏最直接可靠的文献证据和考古学资料的支持。《史记·魏世家》记载：“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封高于毕，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日毕万，事晋献公。”以上很清楚地记载了以毕公高为始祖的毕姓支裔在周展繁衍的情况。

“其后绝封”的记载与《元和姓纂》毕公高让其子伯季食采于潘，子孙以邑为氏的记载，明显有一定的出入。

而值得注意的是，《礼记·檀弓下》记载了另一条重要的历史信息：

卫献公出奔，反于卫。及郊，将班邑于从者而后入。柳庄曰：“如皆守社稷，则孰执羁鞠而从？如皆从，则孰守社稷？君反其国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果弗班。卫有大夫史曰：“柳庄寝疾。”公日：“若疾革，虽当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请于尸曰：“有臣柳庄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闻之死，请往，不释服而往，遂以裢之。与之邑裘氏与县潘氏。书而纳诸棺日：世世万子孙无变也。

郑玄及孔颖达皆以为，卫献公于鲁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出奔齐，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复归卫。卫献公奔齐，十二年后卫献公复归卫之事并见于《春秋》经传及《史记·卫康叔世家》，说明《礼记·檀弓下》所记，当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吕文郁先生据以上记载，确信潘为柳庄所封采邑【吕文郁：《周代的采邑制度》（增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287页】，唯卫国潘邑所在，文献没有明确言及。根据周代以邑为氏的原则，柳庄后裔或可以称为潘氏。

四

春秋时期楚国潘氏的来源，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三》中有简略记载：“潘氏，芈姓，楚之公族，以字为氏。”《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围徐以惧吴。”以上所记“潘子”，古代学者虽然未作进一步解释，但潘子或因潘地而得名，颇有一定的可能性。此外，《春秋》经传及《史记·楚世家》等文献中并皆记载楚人潘崇史事。《通志·氏族略三》说：“潘崇之先，未详其始，或言毕公高之子季孙食采于潘，谬矣。潘岳家风诗自可见。晋亦有潘父，恐自楚往也。汉有潘瑾，后汉有潘勉。”显然，郑樵认为，楚国潘氏另有其独立的来源。至于固始《潘氏族谱》与花县堂《潘氏族谱》序文均言“潘族本系毕姓，文王庶子毕公高之苗裔也。武王已平殷乱，命毕公释百姓之囚，封于毕，位在周召之右。康王十有二年，代周公为太师，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保厘东土。元子食采于潘，以地为氏”的说法，颇值得怀疑。总之，潘氏是因芈姓“楚国公族”之后抑或是楚境之旧有的古国潘国而得名，问题仍颇为复杂。然综前所论，将潘氏起源追溯至传说中的舜之后的潘国，显然证据略显薄弱，难以令人信服。

五

姓氏文化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1—0156—05

春秋时期，随着文化教育的渐次下移，下层贵族、都邑平民的文化水平逐步提高，作家群体逐渐由上层贵族扩大到士阶层。但是，出身于王室世族的作家依然为文学创作的主体。本文主要考证春秋时期楚国的伍氏、观氏、桀氏、陆氏族属、世系以及有传世文学作品的伍参、伍举、伍尚、伍员、观射父、观瞻、桀溺、陆通等8位作家事略，以反映春秋时期楚国世族作家群体与文学创作繁荣之基本状况，从一个侧面展现长三角区域文化价值累积与裂变的历史进程。

一、伍氏族属、世系暨伍参、

伍举、伍尚、伍员事略考

关于楚国伍氏之族属，宋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三十六、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十六并引唐林宝《元和姓纂》：“伍，楚大夫伍恭（参）生举，举生奢，奢生尚、员。员字子胥，奔吴，其子又为王孙氏，适齐。”①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十姥》：“伍，伍氏出自春秋时楚庄王嬖人伍参，以贤智升为大夫；生举，食邑于椒，谓之椒举，其子曰椒鸣、伍奢。椒鸣得父邑，而奢以连尹为太子建太傅，费无极谮之，王逐太子而杀伍奢及其子棠君尚。尚弟员，字子胥，奔吴事阖庐为卿，破楚入郢，以报父雠。吴夫差时，忠谏不见听，属子于齐为王孙氏。”②郑樵《通志·氏族略四》：“伍氏，芈姓。楚大夫伍参之后也。伍子胥奔吴，其子又为王孙氏，适齐。……又有五氏，本伍氏，避仇改为‘五’。”③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上：“伍氏，亦作‘五’，楚伍参之后有举、奢、尚、员。”④

案：伍参，《汉书·古今人表》作“五参”；伍举，宋洪适《隶释》卷三著录汉桓帝延僖三年（160）五月立《孙叔敖碑》作“五举”；伍员，《吕氏春秋·异宝篇》、《抱朴子·嘉遁篇》作“五员”；伍子胥，《战国策·燕策五》、《汉书·古今人表》、《艺文志》作“五子胥”。故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十五曰：“《孙叔敖碑》作‘五举’。案：唐《石经》初刻亦作‘五’，后加‘人’旁，非也。”⑤足见“伍氏”，本作“五氏”。则楚伍氏（五氏）为熊氏之别，未详其祢。

关于春秋时期楚伍氏之世系，襄二十六年《左传》杜《注》：“椒鸣， 伍举子。”⑥昭十九年《左传》杜《注》：“伍奢，伍举之子，伍员之父。”程公说《春秋分记·世谱七》：“伍氏，参生举，举生二子：曰奢，曰椒鸣；奢生二子：曰尚，曰员。”⑦则春秋时期楚伍氏（五氏）世系为：伍参伍举伍奢、椒鸣，伍奢伍尚、伍员。

关于伍举其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伍参与蔡太师子朝友，其子伍举与声子相善也。伍举娶于王子牟。”杜《注》：“伍举，子胥祖父椒举也。”《国语·楚语上》韦《注》：“椒举，楚大夫，伍参之子、伍奢之父伍举也。”⑧

案：关于楚椒氏之族属，先哲主要有三说：一为“越椒之后”说，唐林宝《元和姓纂·四宵》：“椒，楚大夫越椒之后。”二为“伍参祖父之后”说，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四宵》：“椒，《元和姓纂》曰：‘楚大夫越椒之后子鸣。’误也。谨案：《春秋》越椒者，若敖之后。而伍参之子伍举谓之椒举，举之子曰椒鸣。是伍参之祖父有字椒者，而举以王父字为氏；不然，则椒邑以邑为氏。特史失其传，非越椒之后有椒鸣也。今宜曰出自伍氏，伍参之子举以王父字为椒氏。”三为“伍参之后”说，郑樵《通志·氏族略三》：“椒氏，楚伍参之后也。或为伍氏，或为椒氏。”今考：越椒，即文九年、宣四年《春秋》之“椒”，亦即文九年、宣四年《左传》之“子越椒”，亦即文十六年、宣四年《左传》之“子越”，亦即宣二年《左传》之“斗椒”，亦即宣四年《左传》之“伯棼”，为斗伯比之孙、子良之子，仕穆、庄二王凡14年（前618—前605），庄王九年（前605）灭若敖氏，斗椒之子苗贲皇出奔晋，复斗般之子斗克黄祀斗氏。而伍参见于宣十二年《左传》，即庄王十七年（前597），上距庄王灭若敖氏之族已8年。则伍参之子椒举（伍举）、椒举之子椒鸣，自然非若敖氏之族，即楚椒氏并非出于斗伯比之孙、子良之子斗椒（子越椒、子越、伯棼）。又，按照周代“三代别族”之制，楚椒氏当出于伍参之父。可见，林氏“越椒之后”说失考，邓氏“伍参祖父之后”说与郑氏“伍参之后”说不确。又，《史记·楚世家》、《新序·杂事二》并谓庄王三年（前611）任伍举以政，至灵王三年（前538）依然为政。按照《礼记·曲礼上》所谓“四十曰强，而仕”之制，则其当为114岁以上之寿星。则伍举，即襄二十六年、昭四年《左传》、《国语·楚语上》之“椒举”，亦即《孙叔敖碑》之“五举”，姓芈，本氏熊，别氏伍（五），又别氏椒，伍参之子，伍奢（连尹奢）之父，楚大夫，康王十三年（前547）出奔郑，次年（前546）返楚，历仕庄、共、康、郏敖、灵五王凡74年（前611—前538），生卒年未详（前611年—前538年在世）。其主张“慎礼以得诸侯”，提出“无害为美”之说，直言敢谏，熟知典籍，尤谙习《诗》，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后期楚国著名政治家与贵族文士。传世有《慎礼以得诸侯》、《规礼》、《示诸侯以礼》（俱见《左传·昭公四年》）以及《无害为美论》（见《国语·楚语上》）诸文。

关于伍尚其人，昭公二十年《左传》杜《注》：“棠君（尚），奢之长子尚也，为棠邑大夫。”则伍尚（前？—前523），即昭二十年《左传》之“棠君尚”，芈姓，本氏熊，别氏伍（五），名尚，伍举（椒举）之孙，伍奢（连尹奢）长子，伍员（申胥、伍子胥）之兄，楚棠邑（地在今河南省遂平县西北百里）大夫，本年（前522）为平王所杀。其提出“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之说，倡导“孝”、“仁”、“知”、“勇”，恪守礼仪，素有令名，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后期楚国著名贵族文士，传世有《孝仁知勇论》（见《左传·昭公二十年》）一文。

关于伍员其人，《左传·哀公十一年》云：“（子胥）使于齐，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员父曰伍奢，员兄曰伍尚。其先曰伍举，以直谏事楚庄王，有显，故其后世有名于楚。”《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越绝书·荆平王内传》说大同。《国语·吴语》韦《注》：“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员。鲁昭公二十年，奢诛于楚，员奔吴，吴与之申地，故曰申胥。”昭二十年《左传》杜《注》：“（伍）员，尚弟子胥。”

案：昭二十年《左传》言伍员迳至吴，与费无极及伍尚之言合；而《吕氏春秋·异宝篇》、《首时篇》、《史记·伍子胥列传》、《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越绝书·荆平王内传》多言伍员经历宋、郑、许诸国，最后适吴，与昭二十年《左传》异。又，《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有夫差称伍子胥“相国”之语，《左传》、《国语》、《史记》均无此说。“相国”一词，始见于《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前299）任肥义之职，远在春秋之后。故《吴越春秋》之说不足信。则伍员（前？—前484），即《国语·吴语》、《越语下》、《越绝书·越绝请籴内传》、《越绝内经九术》之“申胥”，亦即《战国策·秦策三》、《燕策二》、《史记·秦本纪》、《吴世家》、《楚世家》、《乐毅列传》、《蒙恬列传》、《专诸列传》、《李斯列传》、《韩信列传》、《范雎列传》之“伍子胥”，亦即《吕氏春秋·异宝篇》、《抱朴子·嘉遁篇》之“五员”，亦即《战国策·燕策五》、《汉书·古今人表》、《艺文志》之“五子胥”，姓芈，本氏熊，别氏伍（五），又别氏申，其子又别为王孙氏，名员（贠），字子胥，伍举（椒举）之孙，伍奢（连尹奢）次子，伍尚（棠君尚）之弟，楚平王七年（前522）出奔吴。吴王阖庐元年（前514）仕吴为行人，夫差十二年（前484）为夫差所杀。伍员提出“用能援持盈以没，而骤救倾以时”之说，倡导“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精通兵法，熟悉典籍，尤谙习《书》，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后期吴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与贵族文士，刘向《七录》著录《越绝》十六卷，《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著录《五子胥》八篇，兵技巧家类著录《五子胥》十篇（图一卷），传世有《江上丈人祝》（见《吕氏春秋·异宝篇》）、《水战法》（见《太平御览》卷三百十五引《越绝书·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肄楚之策》（见《左传·昭三十年》）、《谏王将许越求和》（见《左传·哀公元年》）、《谏王释齐而伐越书》（见《左传·哀公十一年》）及《天禄亟至必亡》（见《国语·吴语》）诸文。

二、观氏族属、世系暨观射父、观瞻事略考

关于楚观氏之族属，《左传·昭公元年》：“夏有观、扈。”《汉书·地理志上》颜《注》引汉应劭《风俗通义》：“（畔观县）夏有观、扈，世祖更名卫国，以封周后。”⑨《后汉书·郡国志三》：“卫公国。本观故国，姚姓，光武更名。”⑩《急就篇》卷一颜《注》：“观，夏之同姓诸侯也。国灭之后，因而氏焉。晋有观武，楚有观起、观从，皆其胤也。”宋陈彭年等《广韵·二十九换》“观”字《注》：“亦姓，《左传》，楚有观起。”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二十六桓》：“观，出自姒姓，夏王启庶子五人，食邑于观，谓之五观。其地洛汭是也。五观之后为诸侯，有罪，夏王灭之，子孙以国为氏。观丁父仕鄀，楚武王伐鄀，俘丁父以归，使为军帅。故楚大夫独有观氏，而世掌太卜，谓之卜尹。观起、观从、观詹（瞻），皆其后也。”郑樵《通志·氏族略二》：“观氏，……姒姓，侯爵。《左传》云‘夏有观、扈’，皆同姓之国。至商失国，子孙以国为氏。今澶州有观城，是其地也。楚有观氏。”罗泌《路史·后纪十四》：“（夏启）子太康立，厥弟五人分封于卫，是为五观。其支于莘者，为莘氏、辛氏、甡氏、观氏、卜氏。”

案：“观”义有三：一为夏启之子，即《国语·楚语上》“启有五观”之“观”，韦《注》：“五观，启子，太康昆弟也。”北魏郦道元《水经·巨洋水注》：“《国语》曰：‘启有五观’，谓之奸子。‘五观’盖其名也。所处之邑，其名曰观。”《淇水注》说大同。二为夏之敌国名，即昭元年《左传》、《汉书·地理志上》颜《注》引汉应劭《风俗通义》之“观”。据《汉书·地理志上》、昭元年《左传》杜《注》，故观国在山东省观城废县治西，即今范县之故观城。三为夏之同姓国名，即《后汉书·郡国志三》、《急就章》卷一颜《注》之“观”，当为夏敌国之观被夏灭后封其同姓之国。故清秦嘉谟辑补《世本》卷七中以《急就章》卷一颜《注》为误，实非。

关于春秋时期楚观氏之世系，《左传·昭公十三年》：“观起之死也，其子从在蔡，事朝吴。”哀十七年《左传》：“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宋程公说《春秋分记·世谱七》：“观氏，丁父与起，不详其世；起生从，从生瞻。”清李楷《尚史·氏族志二》：“观氏，观丁父为武王军率，其后曰观射父，射父后曰观起，起生从，从为卜尹。”

案：观起，见《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康王九年（前551）被车裂。观从，观起之子，见昭十三年《左传》，灵王十二年（前529）去楚。观丁父以鄀俘为楚武王（前740—前690在位）军率，则观起当为观丁父之后。又，观瞻，观起之孙，观从之子，见《左传·哀公十八年》，惠王十二年（前477）时为楚开卜大夫。而观射父仕楚昭王（前507—前494年在世）。可见，观射父当与观起之子观从大体同时。则春秋时期楚观氏世系为：观丁父……观起观从观瞻……观射父。

关于观射父其人，《国语·楚语下》：“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韦《注》：“观射父，楚大夫。”宋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五十二：“射，楚大夫观射父之后。见《左传》。”清张澍《养素堂文集·补风俗通姓氏篇序》：“昔春秋之时，周之史伯，鲁之众仲，郑之子羽、晋之胥臣，楚之观射父，皆善言族姓，炎、黄以来，如指诸掌。”

案：观射父见于《国语》，未见于《左传》。章氏说失考。故射氏为观氏之别，出于观射父。则观射父，姓姒，氏观，其后别氏射，名射父，本观人，国灭徙居楚，仕为行人，生卒年未详（前507—前494年在世）。其提出“神以精明临民”之说，倡导“绝地天通”之论，强调官制之别乃祭礼之序的社会本质，精通天文历法，恪守周礼，素有令名，熟识典籍，尤谙习《书》，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后期楚国著名思想家与贵族文士，传世有《绝地天通》、《祭礼之序》、《祭礼之物》、《祭祀之别》、《祭礼之纯、精、事》、《祭礼三事》、《官制之别》（俱见《国语·楚语下》）诸文。

关于观瞻其人，《史记·楚世家》：“初，灵王会兵于申，僇越大夫常寿过，杀蔡大夫观起。起子从亡在吴，乃劝吴王伐楚，为间越大夫常寿过而作乱，为吴间。”《左传·哀公十八年》杜《注》：“观瞻，楚开卜大夫，观从之后。”则观瞻，姓姒，氏观，名瞻，观起（厘子）之孙，观从（子玉）之子，本观人，徙居楚，后徙居蔡，复归楚，仕为开卜大夫，生卒年未详（前478年在世）。其熟知天文、历法、星象、术数、卜筮之学，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晚期楚国著名贵族文士，传世有《卜如志》（见《左传·哀公十八年》）一文。

三、桀氏族属、世系暨桀溺事略考

关于楚桀氏之族属与春秋时期之世系，伪古文《尚书·商书·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五》：“桀氏，古隐者桀溺，汉襄城侯桀龙。”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上说大同。

案：《潜夫论·志氏姓》、《元和姓纂》、《广韵》、《古今姓氏书辩证》“桀氏”皆阙。则楚桀氏为鲧（熙）之孙、夏禹（文命）之子帝启后裔，春秋时期世系未详。

关于桀溺其人，《论语·微子篇》何晏《集解》引汉郑玄《论语注》：“长沮、桀溺，隐者也。”《论语·宪问篇》梁皇侃《义疏》引《论语注》：“伯夷、叔齐、虞仲，避世者；荷蓧、长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连，避色者；荷蒉、楚狂接舆，避言者也。”元胡炳文《论语通》卷九引宋吴棫《论语续解》：“接舆书楚，故沮、溺、丈人不复书，盖皆楚人。”

案：《论语集解义疏》引《论语注》皆作“避”，阮校《论语注疏》引《论语注》皆作“辟”。又，北魏郦道元《水经·潕水注》、《史记·孔子世家》张守节《正义》并引晋李彤《圣贤冢墓记》：“南阳叶邑方城西有黄城山，是长沮、桀溺耦耕之所，有东流水，则子路问津处。”《史记·孔子世家》张守节《正义》引李泰《括地志》：“黄城山俗名菜山，在许州叶县西南二十五里。”则子路问津处在叶邑（今河南省叶县）西南二十五里之黄城山。时沈诸梁为叶公（县尹），其必为楚地。故桀溺为楚叶邑人。则桀溺，姓姒，氏桀，名溺，本巢人，国灭徙居楚叶邑，生卒年未详（前489年在世）。其倡导做“辟世之士”，善辞令，有文才，为春秋后期楚国著名耕隐之士，传世有“辟人与辟世之别”（见《论语·微子篇》）。

四、陆氏族属、世系暨陆通事略考

关于楚陆氏之族属与春秋时期之世系，宋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上：“陆氏，芈姓，陆终之后。楚接舆陆通。又齐宣王封少子达于东原陆乡，因以为氏。《陈留风俗述》云：‘陆浑国之后。’”

案：王氏《姓氏急就篇》所引《陈留风俗述》，文渊阁四库本作《陈留风俗传》。据王氏《姓氏急就篇》，陆氏所出有三：一为芈姓，出自祝融（陆终）；一为妫姓，出自陈公子完后裔齐宣王（前319—前301年在位）少子达。一为妘姓，出自祝融八姓（陆终六子）后裔陆浑之戎。而唐林宝《元和姓纂·一屋》、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一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二十二、谢枋得《翰苑新书后集下》卷五、明凌迪知《万姓统谱·一屋》皆仅谓陆氏出自齐宣王田氏之后，说不确。则楚陆氏为熊氏之别，春秋时期世系未详。

关于陆通其人，《楚辞·九章·涉江》：“接舆髡首兮，桑扈臝行。”汉王逸《注》：“接舆，楚狂接舆也。髡，剔也。首，头也。自刑身体，避世不仕也。桑扈，隐士也。去衣裸裎，效夷狄也。”《战国策·秦策三》：“箕子、接舆，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佯狂，无益于殷、楚。”《水经·潕水注》引《尸子》：“楚狂接舆耕于方城。”汉扬雄《法言·渊骞篇》：“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舆之被其发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史记·孔子世家》裴骃《集解》引汉孔安国《论语训解》：“接舆，楚人也。”旧题汉刘向《列仙传》卷上：“陆通者，云楚狂接舆也。”《史记·邹阳列传》司马贞《索隐》、《战国策·秦策三》鲍彪《注》并引晋皇甫谧《高士传》：“楚人陆通，字接舆。”《论语·宪问篇》梁皇侃《义疏》引汉郑玄《论语注》：“伯夷、叔齐、虞仲，避世者；荷蓧、长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连，避色者；荷蒉、楚狂接舆，避言者也。”《史记·邹阳列传》裴骃《集解》引魏张晏《史记注》：“楚贤人，佯狂避世也。”《论语·微子篇》皇侃《义疏》：“接舆，楚人也。姓陆，名通，字接舆。楚昭王时政令无常，乃被发佯狂不仕，时人谓之为楚狂也。”

案：楚狂接舆事，亦见《论语·微子篇》、《庄子·人间世》、《逍遥游》、《应帝王篇》、《荀子·尧问篇》、《史记·孔子世家》、《邹阳传》，不具录。又，楚陆通归隐事，详见《韩诗外传》卷二、《列女传·贤明传》，不具引。又，唐林宝《元和姓纂·二十九叶》、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二十九叶》、郑樵《通志·氏族略五》、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上并引汉赵岐《三辅决录》：“（接氏）接子昕著书十篇。”《元和姓纂·二十九叶》：“接舆，《论语》，楚狂接舆，隐者也，其后为氏。”则接氏、接舆氏为陆氏之别，出于陆通（接舆）。则陆通，即《史记·孔子世家》、《列女·贤明传》、《汉书·古今人表》之“楚狂接舆”，姓芈，本氏熊，别氏陆，其后别为接舆氏，省为接氏，名通，字接舆，楚人，生卒年未详（前489年在世）。其提出“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自刑身体，避世不仕，素有令名，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晚期楚国著名耕隐之士，传世有《凤兮歌》（见《论语·微子篇》）。

姓氏文化论文例10

湖南卫视《非常靠谱》节目以娱乐的方式解读中华民族特有的姓氏文化，赢得了广大受众和同行媒体的好评。据央视索福瑞调查显示，在开播初期，《非常靠谱》在同时段节目中收视率稳居前四，而到了2011年9月26日，据《非常靠谱》节目制作人徐晴微博透露，该节目收视率在同时段节目中排到了第一。

该节目于2011年1月3日黄金时段20：30开播，至2月28日共播出7期。此时，节目尚处于试播阶段，虽给人以新奇之感，但因定位不明确，各方磨合不够，导致节目存在不少瑕疵，受到了不少质疑。张一一曾撰文指出《非常靠谱》有7大不靠谱。［1］应该说张一一的说法切中了草创期《非常靠谱》的肯綮。在历经两个月的沉寂后，5月16日凌晨0：05《非常靠谱》重新开播。自此，该节目固定在每周一同一时段播出，成为继《零点锋云》、《岳麓实践论》、《博物馆奇妙夜》之后，湖南卫视在“零点主流人文带”打造的又一档高端文化品牌节目。就目前已播出的30多期节目来看，《非常靠谱》的品牌特色日渐成型。

式样精美的节目包装

包装是电视节目成熟稳定的一个标志，作为国内最早实行节目包装的省级电视台，湖南卫视在《非常靠谱》的节目包装上，花了很大的一番力气。首先，为节目制定了新版Logo。该Logo以中华民族特有的印章形式呈现，在一只红色的脚掌中嵌入节目名称“非常靠谱”四个白色竖排的字，其中，“非”字放大居于Logo上部，形如脚趾。整个Logo红白相间，非常醒目，寓意“走遍全中国，寻找的脚印；走遍中华五千年历史，探索的脚印；走进你我他，讲述的脚印”。［2］节目组还在现场悬挂了多个Logo标牌，主持人和嘉宾使用的水杯也印上了该Logo，在节目宣传片中，该Logo更是不断闪现，并配以响亮的宣传口号：寻找百姓家的传奇！使人过目不忘，印象深刻，很好地起到了节目识别标志的作用。其次，根据节目内容定位，确定节目主色调为红、紫、黄、蓝的搭配组合。如节目片头宣传以芒果黄为主，做到了与整个频道相协调；节目现场以紫红、青蓝为主，营造出一种高雅、宁静适于交谈的氛围，场中设置有半圆形的紫红色沙发，圆形的现场观众席后投以略暗的青蓝和紫色背景光等；在展示历史资料时，则以大红、大黑为主，给人以凝重而不失鲜活之感。最后，精心设计了节目声音，无论是南腔北调的现代方言还是轻柔高雅的古典配乐，抑或是干脆利落的即时音响、音效都给人以恰到好处之感。

风趣幽默的主持风格

汪涵担纲《非常靠谱》的主持人无疑是轻车熟路。在《非常靠谱》中，汪涵充分发挥了他幽默、睿智的天分。节目进行过程中，他那脱口而出的插科打诨往往如奇峰突起，既活跃了现场气氛，又有画龙点睛之妙。如2011年9月13日“徐姓”一期，郦波谈到徐志摩在康桥淋了场雨后，获得灵感，写成了《再别康桥》。汪涵这时插话道：我知道了，所谓的灵感就是淋了场雨后的感觉！

《非常靠谱》节目嘉宾阵营设定为独具特色的“三位优质品味男”的轮换组合。这种轮换嘉宾主持人的做法至少有几个好处：一是嘉宾主持人的不定期出现使节目带有了一定的悬念，同时也给人以稳中求变、常变常新之感，充分满足了受众对节目的审美期待；二是嘉宾主持不同的学科背景和个性也赋予了节目本身的多样化和丰富性，无形中拓宽了节目的内涵；三是轮换嘉宾主持也有利于在主持阵营中营造竞争的态势，从而使节目更有活力。

《非常靠谱》目前出镜的几个主持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风趣幽默，擅长把枯燥、高深的姓氏文化知识用俗而不庸、妙趣横生的语言来表述。除此之外，他们又保留了自己的个性，各有各的长处：“学术小生”郦波对历史掌故的解释学理与才情兼具，权威与生动并存；许子东因处于东西方文化交会之地（香港），往往能从新颖的角度对人对事展开评论，令人耳目一新；阿忆则是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常因惊人之举，如对女嘉宾行吻手礼等，给节目现场带来阵阵笑声；张发财则能以查有实据的“奇谈怪论”语惊四座，给人以意外之喜。郦波、许子东、阿忆往往正面解释姓氏的由来，权威理性；张发财则常常歪批历史，俏皮感性。一正一邪，亦庄亦谐，你来我往，使节目充满了张力和亲切感，无形中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汪涵扮演居中坐镇、把握节奏的角色，他进退自如地或附和或反对，或引导深入话题，或转换节目环节，从而巧妙地把整个节目编织成多声部密切配合的协奏曲。主持人之间的这种默契，使得节目如风行水上，活泼而有趣。

深广厚重的文化底蕴

正如王甫、梁悦悦所言：“姓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文化基因之一，既有‘雅俗共赏’的传播力，又有‘家喻户晓’的影响力。作为洞悉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重要窗口，中国姓氏文化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自周代开始形成了稳定的姓氏制度。至北宋初年，钱塘儒生将500余个姓氏以《百家姓》为名收集成书，成为与《三字经》、《千字文》等文化典籍齐名的少儿启蒙读物。由此，姓氏文化开始在民间日益普及。而立足于中国传统姓氏文化的《非常靠谱》节目，正是在充分洞悉国人‘寻根问祖’情怀的基础上，对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姓氏文化资源所进行的一次创新性开发。这样的节目定位既能在内容上保证有题可选、有话可说，也有助于保证观众的收视热情与参与积极性。”［3］

此外，在当前国学复兴，电视文化节目回暖的大环境下，《非常靠谱》以姓氏文化为切入点，向国人介绍自己家族史上的杰出人物与辉煌成就，无疑能增强国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提升家族乃至由不同家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随着湖南卫视与英、日、韩、泰、澳等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具有民族特色的《非常靠谱》无疑能让海外华人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感，有助于海外华人、华侨文化凝聚力的提升。

在对独具特色的姓氏文化宝库的发掘方面，《非常靠谱》并未单单停留在对“您贵姓”、“您从哪里来”、“您要到哪里去”这几个问题的回答上，而是根据中国人对姓与名的热情，联系社会热点，进行了主题月的策划。如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于2011年7月5日、12日连续推出了“红色记忆”系列的《间谍特工》、《美人心计》两期，分别邀请嘉宾石梁、马苏揭秘中共风云历史中潜伏者神秘的姓名与传奇；“高考录取”阶段，于2011年7月26日适时推出了《状元的姓名玄机》一期，在探寻古代状元姓名玄机的基础上勉励高考状元们轻装上路。主题月的推出，切合了时代热点，让古老的姓氏文化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气息，便于受众领会节目所要传达的文化诉求，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灵活创新的表现形式

电视谈话类节目，一般采取的是一对一或一对多的谈话形式，如《艺术人生》、《小崔说事》、《鲁豫有约》等。与上述谈话类节目不同的是，《非常靠谱》创造性地采取了“三位优质品味男+一位姓氏标志携带者，深夜HIGH聊百姓家的传奇历史”的节目形式。

《非常靠谱》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节目形式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把改版后的节目与试播阶段的节目对比一下。对比后我们可以看出，试播阶段，编导还是出于娱乐节目的惯性思维，让汪涵和嘉宾主持同时在台上站立，然后引入姓氏标志携带者的表演，最后给姓氏标志携带者寻根、认亲，努力营造娱乐气氛。其结果是常常导致嘉宾主持话语被现场表演打断，以至于无话可说，只好尴尬地立在台上。“文化”与“娱乐”各走各的路，让人感觉非常别扭。改版后最大的变化，就是采取了主持人“坐而论道”的方式。实践证明，对于谈话类节目来讲，“坐而论道”确实有它的合理性，人在坐着时才能让肢体放松、让大脑活动，更自如地表达自我。嘉宾和主持人即便无话可说，也可采取喝水或倾听的姿势，免去了自身尴尬和观众别扭。此外，此前的每人手持一话筒改成每人都佩戴领夹式话筒，既增加了画面的美感，也解放了嘉宾和主持人的双手，便于他们进行表演或以手势辅助谈话。沙发由一开始的单个散放改成一长溜的半圆形组合，既便于嘉宾和主持人就座，同时也使谈话现场更有整体感。张发财的标志性长发、围在手上的围巾及用现代眼光解读历史的表达等，都充分体现了节目的时尚感。节目时长（广告除外）压缩到40分钟左右，相当于老师给学生上一节课的时间，使节目显得更紧凑也更科学。

经过一年来的播出，《非常靠谱》节目逐步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模式，即:“节目主持人引出要讨论的姓氏――姓氏标志携带者参与谈话――姓氏说文解字――嘉宾主持讲述姓氏由来及名人掌故――特别嘉宾展示相关实物――姓氏标志携带者寻根认亲――节目主持人总结――姓氏标志携带者发表感言。”在嘉宾主持讲述姓氏由来及名人掌故时，往往以动画、视频、照片的方式呈现，再配以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解说，使枯燥的姓氏知识化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佳肴。主持人尽管语带诙谐、调侃，但在面对大是大非等问题时，始终不忘媒体人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如在2011年7月19日《见证孙姓人的行者力量》一期，汪涵反复强调孙中山虽然加入了帮会，却并未受制于帮会，而是利用帮会力量为实现共和这个伟大的目标勇往直前，这丝毫无损于孙中山的伟大。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常靠谱》并不像个别文化类节目那样任意拔高或贬损历史人物，而是实事求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有利于青年一代正确认识历史，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

节目的不足

《非常靠谱》虽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在某些细节上仍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是在史料的运用上，还未能做到正史与野史的区别对待，常常导致受众分不清是真还是假。偶尔调侃下历史人物固然能使枯燥的历史变得鲜活，但“戏说”历史却不可取，“戏说”之类的做法，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神圣历史的歪曲，是对电视文化的反动，更是对观众的愚弄。［4］

二是各主持人应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在节目进行过程中才去翻看资料，过分依赖提示屏，甚至在短短的一首诗中就读错几个字，这都有损节目主持人在受众中的形象，影响节目的传播效果。

三是节目的互动性还不够强。只局限于现场嘉宾与观众的互动，如能利用热线电话、视频连线，或者微博等新媒体引入场外观众甚至海外同胞参与节目，效果会更好。

结语

作为一档原创性的高端文化节目，《非常靠谱》在“文化娱乐化”的探索上无疑走在了国内同行的前面，其“寓教于乐”的成功实践为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有效传播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就国内竞争而言，其节目灵感来自于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使得它轻松摆脱了节目同质化、跟风化的阴影；就国际竞争而言，它不是外国节目在中国的翻版，而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文化产品，能够有效抵御外媒的入侵。

参考文献：

［1］张一一.汪涵新节目《非常靠谱》有7大不靠谱［E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