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例1

关键词 ：词的起源 苏辛的“反动”词体的演进 词史研究力作

孙艳红教授的新作《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中华书局2014年版），抓住了“词为艳科”和“要眇宜修”的本体特征，以词的“女性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晚唐五代词》和《全宋词》进行大量的文本分析，剖析女性化特征在唐宋词人作品中的不同体现，钩玄提要，以点带面，层层推进，探究词的内在特性——女性化特征在唐宋时期的历史演变进程。本文通过词的起源、苏辛的“反动”与词体的演进和词史研究力作三方面，表述自己的一些感想和体会。

一、词的起源

在著作中，孙艳红教授把早期文人词放在第一章，把敦煌词放在第四章，并认为“早期文人词是由宫廷开始的”。这就涉及词的起源问题，即词源于民间还是宫廷。

木斋先生的《论盛唐声诗和绝句为唐曲词发生的前夜》《论李白词为词体发生的标志》和《略论词产生于盛唐宫廷——关于词的起源、界说和发生》等文章认为，词起源于盛唐宫廷，由李白首先创制。但是，纵观唐朝的历史、文学史和文化史，李白异军突起之后，宫廷词并无发展。按照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脉络，假若李白当时确实创作了《菩萨蛮》和《忆秦娥》，宫廷应制词人为了迎合玄宗，应会竞相模仿，创制出更多的宫廷词，宫廷词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然而，李白之后，除了张志和、戴叔伦、刘禹锡和白居易之外，几乎没有关于词人和词作的记载。从李白《菩萨蛮》和《忆秦娥》到《花间集》近二百年间，词人词作不兴，宫廷词尤甚，这难道不是一个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

（一）民间文学传统与词的缘起

中国文学溯源于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和原始歌谣，而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是通过采集各地民歌和公卿列士献诗、经乐官加工整理、孔子删减编辑而成，体现了劳动人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心声。到汉代，成立乐府机构，采集民间歌谣，以观民俗政风。“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而源起于上古神话和原始歌谣的中国文学，历经《诗经》、汉乐府以及南北朝民歌，其中始终贯穿着民间文学这一传统。而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定需要从前代的文学中汲取养料，才能形成和完善。而起源于民间的敦煌曲子词，无论从时间、内容，还是风格上都符合词的早期形态。

从敦煌藏经洞中得到的敦煌抄卷，“最早的为北魏太安四年(458)，最迟的为北宋至道元年(995)，这时北宋立国已三十余年了。”而敦煌词曲作者和创作年代没有定论，“任二北《敦煌曲初探》定年代最早的为五台山曲子《苏幕遮》大曲一套，约作于武则天末年；最迟的或是《望江南》（边塞苦）一首……则是后晋出帝开运间( 944—946)的作品。”从时间上看跨越唐五代数百年时间，但以晚唐五代居多。

在内容上，敦煌曲子词涉及人生疾苦、羁旅别离、隐逸、爱情以及佛道等许多方面。王重民在其《敦煌曲子词集》中说：“今兹所获，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瘾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把他所整理校录的五百四十五首词，分为疾苦、怨思、佛、爱情等二十类。从上可见，敦煌词的内容涉及面多，题材广泛，大量取材于民间。

关于敦煌词的语言和叙事风格方面，在《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第四章《敦煌词的女性化倾向》中，孙艳红教授通过对《全唐五代词》中收录的一百九十九首敦煌词为研究底本，对其中与女性题材相关的一百零一首词作进行文本细读和比较研究，通过大量具体的文本剖析以及数据量化和统计分析，细密详实地论证了敦煌词的女性化倾向。书中对闺情词、恋情词和咏女词的剖析，无论是取材于孟姜女故事、反映民生疾苦的《捣练子》两首，反映征妇思夫的《送征衣》《洞仙歌》（华烛光辉）等词，还是反映女子悔嫁的《倾杯乐》《拜新月》（荡子他州去）和《南歌子》（悔嫁风流婿）等词，都体现了敦煌词叙事的直白、语言的质朴。对《鹊踏枝》（叵耐灵雀多瞒语）一词，“叵耐”“比拟好心来送喜”等口语运用的分析，立足于文本，层层剖析，令人信服。本章虽侧重于敦煌词的女性化倾向剖析，但扎实的文本论证、大量的数量统计和字词分析，也为敦煌词是词的初期形态以及其民间性提供了充实的论据。

（二）宴乐的通俗化与词的草创

1、宴乐的通俗化

词作为一种和歌而唱的文体形式，必定与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据沈括《梦溪笔谈·乐律一》（卷五）的记载，音乐分为先秦的雅乐、汉魏六朝的清乐和隋唐宴乐，而与唐宋词配合的主要是宴乐。清乐作为“华夏正声”，主要用于朝廷的宗庙祭祀等庄重场合，不适合于宴饮等日常生活，所用范围狭窄，日益衰落。隋时在雅乐外置七部乐，后来发展为九部乐。唐时置十部乐，宴乐主要由西凉乐和龟兹乐组成，宴乐成为雅乐之外俗乐的总称。

随着唐代政局的稳定，唐代统治者励精图治，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繁荣昌盛之景。国力的强盛、人民的富足，必然需要音乐的点缀；歌舞升平，载歌载舞，才是一片盛世景象。而宴乐为了适应社会的变迁和大众的需求，也开始进行通俗化和群众化的变革，正如徐连达在《唐朝文化史》中所述：“宴乐自先秦到南北朝，基本上只有贵族才有资格享受。到了唐代，由于社会经济繁荣，只要有钱财，富就可以敌贵。主宾聚会，广开华宴已成为时代风尚。由此宴乐就具有以往时代所未有的通俗性和群众性而出现。”

2、宴乐与词的草创

隋唐统治阶层与胡夷少数民族本就有特殊的血缘关系；加之唐代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西域和边疆少数民族音乐大量传人中原，与本土音乐结合，就产生了隋唐宴乐，而胡夷之乐就是其主要组成部分。胡夷之乐节奏鲜明、声调铿锵有力，适合于宴饮歌舞，传人中原以后，作为其新形式的宴乐，便很快在民间受到欢迎，成为民间通俗歌曲。“此类民歌多带有和声，把和声引入到宴饮酒令中，因旧曲别创新声、新舞，歌舞加上和声，使宾主们在歌舞欢娱中得到感情上的共鸣，从而使宴席上的气氛和场面更加欢乐愉快。”

宴乐的和声应用于酒席歌宴的歌舞曲子之中，为了表达情感的需要，在词曲中就需要加入衬字。“唐圭璋先生《敦煌唐词校释》曾立初期词说七条：有衬字，有和声，有双调，字数不定，平仄不拘，叶韵不定，咏题名。”而这就符合了词体初期的有衬字与和声的特点。

宴乐的“和声”应用于酒席歌宴的歌舞曲子之中，必将打乱原有的整齐划一的歌谣曲子（声诗），产生更利于情感表达、句式长短不一且能随宴乐和声而唱的曲子词。这也就产生了最早的曲子词，它已具备词长短不一的句式特点和依声填词的词体特征。而从这一点来看，敦煌曲子词无疑是词草创阶段的产物。

（三）词源起于民间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敦煌曲子词作为词的早期形态，无论从作品的创作时间、题材内容以及艺术风格都说明，它是从民间文学中脱胎而出的。而随着隋唐宴乐的通俗化和“宴乐和声”在宴席词曲中的应用，词作者一定会在词曲中加入衬字，以便符合曲调、和声而唱。有衬字和和声正是词的初期阶段的特征。而早期文人词如唐玄宗的《好时光》、李白的《清平乐》（禁庭春昼）和《连理枝》（雪盖宫楼闭）等词中，并无衬字。按照文体发展的规律来看，在词的草创阶段，为了与音乐配合演唱，一定需要加入衬字来和曲调，在此过程中词才会得到发展和完善。而前述唐玄宗和李白的词作并无衬字，相比敦煌曲子词来说已经成熟了很多。此外，存在争议的李白词作《菩萨蛮》和《忆秦娥》，从其语言风格、词境意蕴和艺术手法来说，真可谓千古独绝，可比肩于李后主及晏、欧诸公。太白纵有旷世奇才和仙人的气魄胸襟，也不能跨越词的历史发展阶段，在没有前人创作和尝试的基础之上，平地起高楼，使词的发展达到如此高的阶段。

综上，无论是从敦煌词的民间性，还是从隋唐宴乐与词的缘起的关系来看，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词从中国传统民间文学中汲取养料，在隋唐宴乐的通俗化和大众化进程中，由民间歌伎和乐工在酒筵歌席的表演活动中不断进行尝试和改进，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早期词——敦煌曲子词，并在此基础上，最终经过宫廷文人之手而臻于成熟和完善。因此，词起源于民间。

二、苏辛的“反动”与词体的演进

苏轼才华横溢，屡遭贬谪，却愈挫愈勇，以诗人词，通过词作来抒发自己的博大胸襟和旷达情怀。辛弃疾饱含报国之志，却终生未被重用，英雄无用武之地，通过词作来抒发自己功业难就的愤懑与不平。此二人的豪放词打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是词人对以往“诗庄词媚”传统的“反动”。

在《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第九章《健笔柔情：苏轼词的女性化特征》中，孙艳红教授通过对苏轼的五十一首歌妓词、三十四首相思闺情词、二十七首妻妾词以及二十二首其他女性词进行了文本分析，总结出苏轼对传统女性化词风的继承和新变。此外，还通过对《定风波》《鹧鸪天》《江城子》《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等豪放词的解读，剖析其豪放旷达词中的女性柔情，虽豪放却不失温婉情怀。

综上，通过对苏轼一百四十余首词的剖析，总结其女性题材词对前人的继承和革新，论证了苏轼词虽有豪放旷达的“反动”，但其豪放旷达之中渗透着女性柔情的点缀，最终概括出苏轼词“健笔柔情”的女性化特征。

在第十五章《阴柔刚健：辛弃疾词的女性化特征》中，孙艳红老师通过对辛弃疾八十余首女性题材词的分析，总结辛弃疾在继承前代婉约词和苏轼豪放词的基础上，以文为词，用吟风弄月、抒发痴儿怨女情态的小词抒发英雄豪情和报国之志，扩大了词境，形成了阴柔刚健的女性化特征。

苏辛二人以豪放著称，其豪放词中不失女性柔情和温婉情怀，并没有脱离词的本体特征——女性化，而是对词的女性化特征的继承和革新，二人词作刚柔相济，相得益彰，影响了两宋词坛的发展。但是，苏辛屡遭贬谪，仕途坎坷，报国无门，二人无疑会受到中国文人“发愤著书”传统的影响，通过自己的诗词来表达“不平之鸣”，通过立言来达到不朽。特别是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在抒发英雄报国无门的愤慨和不平以后，还需要“唤取盈盈翠袖，揾英雄泪”，需要红粉知己的理解和安慰。从这一层面上来讲，通过苏轼以诗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改革和创新词学传统，也就不难理解了。

因此，苏辛在继承前代词的基础上，改革词风，扩大词境，发展了词的豪放向上一路，却没有打破词的本质特征——女性化，而是在继承词的女性化特征的基础上，为词注入了新的特质和内容。因此，苏辛虽对词体进行“反动”，却在词的本体内进行新变，词作刚柔相济，推动了词体的演进。

三、词史研究力作

《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是孙艳红教授把性别诗学与唐宋词的研究结合起来，以曾昭岷《全唐五代词》和唐圭璋《全宋词》为底本，以词人和词派为单位，对大量词作进行分类，对每类词作进行数据量化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每一词人和词派的女性化特征，论据充足，论证充分，令人信服。在著作中把每一位词人的女性化特征都用四个字进行概括，准确凝练地剖析出了每位词人的风格和特点，总结得恰到好处，每每读来，令人颇有意犹未尽之感。由此可见，作者对唐宋词文本的充分把握和深厚的词学涵养。

此外，在书籍出版的过程中，孙艳红教授仔细校对书稿，多次进行删减和调整，还利用参加词学会和各种学术交流会的机会，与多位专家和学者交流探讨．对书稿进行修订。在给我们研究生上课时，孙艳红教授积极引导我们对书稿进行讨论，鼓励我们提出不同意见。书稿出版以后，孙艳红教授一直注重听取学术界各位专家和学者的意见，希望尽快对著作进行修订。刚出书就努力进行修改和补订，使我们看到了孙艳红教授治学的严谨，对学术事业的敬重。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例2

唐代是一个气度恢宏的王朝，在中外交流，三教并存的文化熏陶之下，唐诗作为主要的文学体裁，在中国诗歌史上成为最华丽不朽的篇章。唐诗把我国的诗歌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绝句、律诗更是广为人知，但唐诗的总体特征是什么？至今仍然众说纷纭。

蒋孔阳的《唐诗的审美特征》（载《文史知识》1985年第l期）从精神美、音乐美、建筑美、个性美、意境美五个方面，对唐诗的审美特征作了高度概括。他认为：唐代诗人能把自己的心灵感受、内心的本质力量，自由地转化为美的艺术形象――这就是精神美。唐诗一方面继承南朝讲究诗律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受了西域音乐的影响，从而具有音乐美。唐诗象建筑一样，善于通过具体意象的描写和组合。这是前人之言。

我们说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迫求艺术的意境和韵味，是中国古代诗歌一个独特而优良的传统，它渗透在古代文学家的审美意识与艺术实践当中。因此，意境作为中国诗歌艺术（尤其是唐代诗歌）一个最具代表特征的艺术范畴，它在诗歌中的作用和自身的特点似乎都最能体现出中国传统思维的特质；也因此，对于唐代诗歌审美特征的阐释，笔者认为似乎不仅仅从艺术技巧上，更应当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质中求得本源的解答。

1、色彩鲜明，格调艳丽

诗在齐梁时期极尽雕镂，至初唐时诸如金梯、绿水、青条、红妆、碧云、黄柳，常在诗中出现。“鸳鸯裁锦袖，翡翠帖花黄”（崔液《踏歌行》），“弱腕随桡起，纤腰向舸低”（杜易简《湘川新曲》）等精工雕饰之句也不鲜见。在情诗中这一审美特征最为突出，如张子容的《春江花月夜》：“交甫怜瑶佩，仙妃难重期。沉沉绿江晚，惆怅碧云姿。初逢花上月，言是弄珠时”。以春江花月夜的美景来反衬未见佳人的痛苦。再如黄甫松的《抛球乐》：“红拨一声飘，轻球坠越绡。带翻金孔雀，香满绣蜂腰。少少抛分数，花枝正索饶”。这种精致艳丽是唐诗的审美特征之一。

2、杰骜昂扬，气势飘逸

唐代开明的政治、强盛的国力、入世的思想，都激发了诗人建功立业、发扬蹈厉的强烈感情。五言三韵诗在唐代增加了边塞游侠题材，有三十余首作品。以此类题材，最易看出高昂健劲，明朗激越的审美特征。高昂如“幽州多骑射，结发重横行。一朝事将军，出入有声名。”（高适《蓟门行》）；健劲如“石惊虎伏起，水状龙萦盘”（李白《下陵阳沿高溪三门六剌滩》）；明朗如“玉剑膝边横，金杯马上倾”（李嶷《少年行》）；激越如“谁为吮痈者，此事令人薄”（刘长卿《从军行》）。这一审美特征体现了唐朝人积极入世，高蹈飘逸的精神。

3、幽然清雅，怡情致远

唐诗自然淡雅，情志深远，诗也具备这一审美特征。不少诗作自然流转，读之琅琅，品之情深。如李白《赠卢司户》：“秋色无远近，出门尽寒山。白云遥相识，待我苍梧间。借问卢耽鹤，西飞几岁还”。再如钱起《送杨著作归东海》：“杨柳出关色，东行千里期。酒酣暂轻别，路远始相思。欲识离心尽，斜阳到海时”。词句平易，情致绵长，体现了唐诗清新自然的特质。唐诗中有七十余首隐逸、田园、玄言、游仙诗。作者中有十余位僧道诗人，还有一些诗人深受佛、道学思想的影响。因而诗作中幽人、幽意、幽居等词语频繁出现，遁世离群之意颇为明显，“昔日青云意，今移向白云”（白居易《黄石岩下作》）；“守此幽栖地，自是忘机人”（韦应物《亭园览物》）；“酒酣相视笑，心与白鸥齐”（独孤及《雨晴后陪王员外泛后湖得溪字》）；“偶为名利引，久废论真果。昨日山信回，寄书来责我”（张尹《旅次岐山得山友书却寄凤翔》）。唐五言三韵诗充满了对现实人生的伤感，对历史功业的否定，对隐逸避世的向往，对佛寺禅门的倾服，以及对清、寂、静、净人格境界的推崇赞颂等内容，体现出清幽感伤的审美特征。

唐诗在唐展有自身独特的特征。在文学史上创作庞大而且很有代表性，在诗人自身与社会发展的双重影响下，诗作呈现多种审美特征，并对后代诗歌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笔者在这里只是究其一个角度，来看唐诗的审美特征，能对唐诗的探索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严羽.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例3

先说陈寅恪。

在20世纪前期，陈寅恪所面临的是如何处理民族学术传统与外来学术思潮的关系问题。甲午战争以后，西学汹涌而入，“新史学”、白话运动、文学革命，都在批判传统中开辟了自己的道路，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更达到了一个高潮。但是，有人否定传统，就有人捍卫传统。20年代前后就有一些人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杜亚泉的论战以及“学衡派”的出现都是其表现。此时步人史学殿堂的陈寅恪，自然也要回答这一时代的中心问题。

陈寅恪二十多岁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名满天下的梁启超、王国维和哈佛博士赵元任比肩而立。但我们无须人为地拔高或神化陈寅恪，似乎陈寅恪十四岁留学东洋、二十来岁游学欧美就已经抱着如何宏大的理想和志愿，这未必入情入理。出国留学当时是读书人向往的时代潮流，陈寅恪只是“预流”者之一。至于陈寅恪为何选择梵文和佛典翻译文学、西北史地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因缘际会的可能性最大。也许为晚清以来兴起的边疆史地研究风气所激励，也许受到海外东方学研究的影响，等等。当然，也可能陈寅恪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能够博取中西新旧学术之长而补彼此之短。但是，陈寅恪在国外学的这身绝技，回国并没有“用武之地”，盖资料不足也，清华国学研究院内响应者寥寥!陈寅恪转而治中古史实有多方面原因。

陈寅恪唐史研究的名著当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及《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陈寅恪如今已经成为学术经典或标签。他睿智的片言只语不仅足以成为后来学者支持自己观点的根据：你看，陈寅恪都如此说；而且也为做翻案文章的人提供靶子，以显示自己文章的“创新价值”：你看，陈寅恪都讲错了。但是，陈寅恪真正的学术意义决不仅仅是对某一具体问题作出的研究结论，而在于开创了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新时代。更进一步说，陈寅恪通过他的中古史研究实践，表明了自己处理民族学术传统与外来学术理论关系的态度和方法。大家发现，陈寅恪论著的形式很传统，提出的问题却很现代，而处理问题的手法则中西合璧，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陈寅恪试图创造一个扎根于中国历史实际的学术范式和方法，那就是他总结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即在学术研究中要做到考古与文献资料的互相释证；中文与外文资料的互相补证；西方理论、概念与本国历史记载的互相参证。这样的总结本身就是中西合璧的方法论结晶。如果说前两点主要表现为史料范围的扩大，是对自古以来特别是乾嘉以来传统考据学的总结、升华和超越，那么关键的第三点“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就表现为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和更新，是一种旷古未有的全新的方法论(格义佛学与此不类)。因为，域外文献利用与现代考古学方法的引进和地下资料的发现，固然与西方学术的影响难解难分，但是，只有外来观念即理论、范式、概念的引进并用之于解释传统史料，才导致了近代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根本特征。陈寅恪运用文化史观解释中国中古历史，试图构建中古史学的新框架。所谓关陇集团，所谓胡汉分野看文化不看血统，都是引进外来观念参证中古历史的尝试。陈寅恪说：“其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p252)这样一种处理传统学术与外来理论关系的正确态度和方法，使他成为时代的翘楚!

再看唐长孺。

唐长孺比陈寅恪年轻二十多岁。他的研究范围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与陈寅恪先生类似。在唐长孺精力最充沛的20世纪40—60年代，中国社会的政治面貌和文化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家庭教养还是师承受业，唐长孺所受的都是旧式教育，但在他盛年从事研究工作时却不能不面对新社会的意识形态环境。因此，对于他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如何处理好旧史料与新思想的关系是个严峻的挑战。如果说，陈寅恪那里“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还是一个广泛的概念的话，那么，在唐长孺这里就特定地被教条化了的唯物史观，或者说被苏联过滤了的“马克思主义”所指代。如何处理这个特定的外来理论与民族之本位的关系，是唐长孺那一代学者所必须面对的课题。

唐长孺们确实在努力学习唯物史观，他在1954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跋语》里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惭愧，从解放到现在经过了五年的学习，然而一接触到问题的本质，面对着一大堆资料就常常会束手无策，不能作深入的追寻。”唐长孺这里流露的思想是很真实的。一方面，真诚地希望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之于学术研究；另外一方面又深切地觉得“学不到家”。因为唯物史观用之于具体学术研究，只能得其意而不能随便贴标签。唐长孺不会也不愿意削足适履，生搬硬套，所以，有时会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这充分体现了唐长孺襟怀坦荡，虽然不甘落后于时代的潮流，但仍忠于自己的学术良知。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受到陈寅恪的赞赏，陈寅恪收到赠书后回信对唐长孺说：“今日奉到来示与大著。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颂尊著，辄为心折。”[2](p23)唐长孺虽然是“魏晋封建说”的支持者之一，在这方面的理论探讨并不多。他晚年的作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试图总结他关于中古历史的一些理论思考，提出了所谓“中国是一个亚洲型的国家，奴隶社会带有亚洲的特征，封建社会也带有亚洲型特征”[3](p18)，也基本上只有结论而缺少论证。倒是他对魏晋隋唐史的具体探索，仍然娴熟地运用了实证研究方法，很少“以论带史”(“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评法批儒”文章除外)。他的重要代表作如《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唐书兵志笺正》、《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山居丛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以及其他散见的论文等，都体现了微观入手、宏观着眼的学术境界。他在这些学术论著中显示的问题意识、研究思路、论证方法，都是对陈寅恪同时代学者所提倡的引西学人中学的研究理路的进一步发展。所以，陈寅恪用“心折”来表达对唐长孺学术贡献的赞赏。融新旧学问于一炉的实证研究，正是唐长孺获得中外学术界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

于是，我们发现在唐长孺所处的时代，整个学术界都被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所笼罩，王国维、陈寅恪等倡导的学术传统被彻底边缘化了。于是，物极必反，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乃是唐长孺所作的传统学问。这样的实证研究更具有“兴灭继绝”的价值。尽管唐长孺也在学习马列著作，探索所谓亚洲型社会的特征，但是，他的学术成就和受人尊敬的原因却不在这个方面。

最后谈胡如雷。

胡如雷的命运就不同了。胡如雷从年纪上看比唐长孺小十几岁，所受到的教育却完全不同。像胡如雷这样在北伐战争时出生，新中国成立时二十来岁的历史学者，他们大都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下过很深的工夫，也确实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所震撼。在全国上下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里，他们接受了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由于年富力强，所受影响也最大。

胡如雷的代表作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此外。唐史方面的著作有《李世民传》、《唐末农民战争》以及晚年由散篇论文结集而成的《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隋唐五代政治史论稿》等。胡如雷的论文选题反映了5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的热点问题，他积极参与了“五朵金花”中土地问题、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胡如雷超出他的同辈人的是，别人也许只是撰写了若干理论型论文，只有他花十余年时间独立撰写了一部功力深厚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专著。毋庸讳言，这部著作受到《资本论》等著作的影响和启发，作者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关系、地租形态和地主经济等。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接着陈寅恪在继续做“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尝试之一；也可以说它就是唐长孺引据郭沫若的话所说的那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学到家”的理论著作；或者说是唐长孺“亚洲型社会”的理论化论证。难怪唐长孺等自叹学马列学不到家的老一辈学者对胡如雷等这一代新人的理论水平始终抱着激赏的态度。当然，胡如雷等对于唐长孺一辈学者的功底也是常怀羡慕之心。20世纪50—80年代的中国史学主要是这样两代人占据史坛的主角位置，他们彼此互补，彼此推赏!

今天，我们站在21世纪初叶，重新回顾20世纪的历史学发展，就很容易看出陈、唐、胡这三代史学家的学术演变轨迹。陈寅恪著作中的一些具体结论在今天也许已经难以服众，但是，他圆融无碍地引西学入中学，以文化史观解读中古历史奥秘的探索精神和方法却具有垂范意义。真所谓“先生之著作容或可商”，而先生之精神却“与三光而永光”(陈寅恪悼王国维语)。唐长孺自诩为陈寅恪的私淑弟子，用实证的研究业绩把陈寅恪等开创的以西学治中学的做法不漏痕迹地加以发扬光大，从而避免了陷于50年代风行的教条主义的泥淖。

至于胡如雷的贡献则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尽管如今很少有人评价或者引用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因为人们对于如何定义中国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有了分歧的看法。但是，胡如雷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理论，并不是单纯地在追求经典作家理论的普适性，他在书中的处理方式实际上是在探索一个能够解释和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理论框架。不管这个框架是否合适，其中的许多理论探索(比如关于地主经济的一些分析)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尤其在今天，当我们呼吁寻求中国学术本土化道路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重视前辈学者所作的探索，其中，不仅包括陈寅恪和唐长孺，而且也包括胡如雷。因为胡如雷的研究其实也构成了中国史学本土化探索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我们今天评价陈、唐、胡等先贤学术论著及其贡献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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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例4

政治因素无疑对中唐诗坛是最大影响因素。从“永贞革新”到“熙丰变法”，由中唐到宋代均以失败告终。永贞革新是以改革大历、贞元以来苟安姑息的弊政为目的而采取的有利于人民的政治活动，故，虽昙花一现，但留在士人们心灵上的希望却经久耐磨。永贞革新集团的要人如刘禹锡、柳宗元、吕温等人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尤其是刘、柳，他们早年热衷于政治活动，把文学看做余事，但永贞革新失败后，他们远贬荒州，并遇赦不得量移，政治上的失意使他们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文学创作，以求得政治生命的补偿。因此他们被贬折后的创作，完全是政治上绝望后的孤愤、哀鸣，也有激愤与抗争。他们的文学成就，是政治与文学互动的结果。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诗风，与刘禹锡“诗多怨刺”的特点，无一不与他们“英雄失志”的身心境遇有关。政治的变化使得文学精神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永贞革新虽然失败，但留在文人心中的希望还在，因此元和文学就充满了革新精神，成为中唐文学中辉煌的一段。经历了甘露之变后，由于文人全身远祸的心态，整个晚唐文坛反应政治与社会的作品锐减，人们热衷于对细腻的内在感情的挖掘与玩味，表现个人情感的作品逐渐增多。形成了晚唐特殊的贾岛现象。

禅宗的发展到了中唐时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动。中唐之时，洪州禅一枝独秀，它所引领的随缘任运的生命哲学在当时的文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思想已经从“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的“平常心是道”的境界。不需时刻想着清规戒律，而是将人性与佛性等同起来，这对于文人参禅风的大兴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再加上政治格局的动荡，文人命运的未知以及儒学的日渐式微，使得文人士大夫更易选择佛禅作为自己的精神依傍，以此寻求心灵的超越弥合不得志的迁折人生。白居易在《醉吟先生墓志铭》中写到：“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②将洪州禅的精神与他素所信奉的老庄道家哲学融合为一，在自己的生命途程之中实践着这一新的禅风。可以说诗文中显现的这种禅风的驳杂也昭示出当时文人创作时广征博取、归于文学本体的发展趋势。文学在此，向其纵深处探寻出路。

再来具体分析“尚意”的诗学总特征。“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③就诗歌的美学理想而言，“四杰”、陈子昂、李白等初盛唐的诗人多追求一种宏阔劲健的美学风格，以抒写盛世豪情和个人激昂的人生理想。追求魏晋风骨。再从创作机制上看，魏晋到盛唐，更多的强调“感物而动”的即时抒写与表达。即：自然景色感动了诗人的情感，随即触发了诗人创作。而转入中唐，诗人们开始着意于内心的体悟和韵味的追求，理论也渐趋深微，精致玄远、以典丽、含蓄为特征。

以皎然的《诗式》为示例。皎然的诗论核心是“真于性情，尚于作用。”这是对唐诗和宋诗两种诗型的整合。将两极化的表达汇于沉思体味之后的抒写。这在中唐时期对文人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诗人创作更多的对诗句的传意效果进行反复斟酌， 在物象的选择上，也更侧重于传递内心的一种思绪、积淀。似乎是在波澜壮阔的尽兴之余多了分闭目沉思的体味，读来更为厚重，沉潜。又如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莫道官忙身老大，即无年少逐春心。凭君先到江头看，柳色如今深未深。”这首诗写早春。摄早春之魂，给予读者全境式审美体验。诗人用文学的斟酌之“笔”描摹出早春那种似有却无的色彩。这是将万千早春之物象加以提炼的结果。再如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离思五首·其四》）对于“沧海”、“巫山”的选择上，选取壮阔深沉的自然物象，以此表达自己对妻子的眷恋和热爱之深之切。

中唐“尚意”诗学中心论的转捩意义和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是深远的。肇始于“中唐”的这种变化，使得文学的关注重心从盛世理想回归文学自身。削弱功利性的浮夸，增劲审美化的表达。放逐文学宏大气象的声势喧嚣，重构文学内部的结构、章法、意境和神韵。《百家唐诗序》中叶燮进一步从宏观的诗史演变角度指出：“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柳宗元、刘长卿、钱起、白居易、元稹辈出，群才竞起而变八代之盛，自是而诗之调、之格、之声、之情凿险出奇，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矣。”叶燮不仅认为中唐诗苑群才竞出，极为昌盛，而且认为中唐是五、七言诗歌发展史上最关键性的转折时期。诗人创作不再是整体的、宏观的、感物而动、即兴而发，而是转向对意象的提炼、斟酌结合自身创作经验和个人经历的再创作，以此缝合自然景物和内心 历程的裂缝。诗学理论上，皎然的《诗式》力图矫正大历诗坛“复多变少”的衰颓局面，以实现诗学精神由“尚情”向“尚意”的过渡。增强了诗歌创作的审美内涵，对文学自身做了一次更为纵深的挖掘。广义上说，更为唐型诗向宋型诗的变革做了铺垫。开启了后世以禅论诗之先河。其后，苏轼、江西诗派均以此论调，直至严羽《沧浪诗话》“通禅喻诗”，以致明代论诗均沿此评鉴。其次，中唐诗歌不断追求“文外之旨”，将诗道极致立于语言文字之外，影响了后世司空图、严羽、王士祯等，追求“神韵”的诗学理念成为中国诗学史上重要的一支。④从创作论的角度而言，中唐之始对物象的选取，即“取镜”，更多的讲求诗人个人经历而生成的创作经验与创作行为的深思熟虑，精心酌取。更多的，是让文学进一步的向自身窥探，以寻求还原文学性的原貌，打捞文学之精髓。

参考文献：

[1] （明）陆时雍《诗镜总论》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例5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一、中国古代神话

神话产生于人类远古时代。作为民间文学的源头之一，有力的证明了劳动人民从来就是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也揭示了民间文学从一开始就与人民的生活和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神话的本质是：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神话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神话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是远古时代的人民所创造的反映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的具有高度幻想性的故事。神话的产生和原始人类为了自身生存而进行的同大自然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当时生产根据简陋，变幻莫测的自然力对人类形成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原始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处于极为幼稚的阶段。举凡日月的运行、昼夜的变化、水旱灾害的产生，生老病死等，都使他们迷惑、惊奇和恐慌。诸如此类的自然现象，都和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密切关系，他们迫切地希望认识自然，于是便以自身为依据，想象天地万物都和人一样，有着生命、意志的；对于自然现象的过程和因果关系，也加以人间形式的假设和幻想，并以为自然界的一切都受有灵感的神的主宰。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所有的自然物和自然力都被神化了。原始人不想屈服，与大自然展开了不懈的斗争，一心渴望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减轻劳动，保障生活。他们把这一意志和愿望通过不自觉的想象化为具体的形象和生动的情节，于是便有了神话的产生。由此可见，神话是原始人在那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企图认识自然、控制自然的一种精神活动。

二、唐代的文学造诣

文学上唐代的成就可以说是颇大，特别是唐诗，“诗莫盛于唐”，在我国文学史上地位极高。“近体诗（律诗）和古文（散文）是代表唐朝文学的主要文体，由此破坏了或者派生了其他若干文体，影响后代文学至为巨大。刘勰《文心雕龙》说，六朝以前各种文体无不溯源于六经。照这样说，两宋以下至语体文流行的一千年间，各种文体的渊源，应该是唐朝。唐文学所以如此重要，只是因为它吸收南朝文学的英华，并创造出融合南北的新境界”。

文学上唐朝贡献远不止此。长安，当时唐王朝的首都，也是各国文化交流中心。大量的外国人慕名前来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礼仪。“唐朝境内的文化交流活动，遍及于广州、扬州、洛阳等主要都会，而以长安最为集中、最为繁盛。”我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王朝不多，仅限于几个王朝，更多的是各个强国之间的交流或与单于等偏远地区的交流，至于和外国的交流则是凤毛麟角。唐王朝在此方面做得非常到位。“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这些人是怀着不同的目的到唐朝来的：他们中有些是出于猎奇，有些是心怀野心，有些是为了经商谋利，而有些则是由于迫不得已”。由此看来，唐朝的对外文化交流史的唐代的文化氛围略带洋气又充满着乡土气息。

史学上唐朝也有一定建树。二十四史中，唐人编纂的就多达八部，包括《晋书》、《北齐书》、《南史》等。另外，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也出现在唐代。《史通》一共20卷，分内篇和外篇两类，主要对史书的内容编纂方法等几方面进行全面的剖析。该书对我国古代史的研究具有重大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史书的评判，对中国古代史的总结以及提出史家三长论等几方面。另外，虽然《史通》影响颇大，但其人未能跳出封建的圈子，思想方面仍存在一定偏差，比如对封建思想的肯定以及对农民起义的批评诬蔑等。《通典》，我国史上第一部典制体史书，也是在唐代是编纂出来。

三、魏晋玄学

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尽意的一派和得意忘言的一派。玄学在魏晋时期已经取代两汉经学思潮成为思想主流。其影响从思想蔓延至文学，哲学，史学等各个领域。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变迁，学术思潮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的审美追求，带来了诗歌的变化。题材方面，出现了咏怀诗、咏史诗、游仙诗、玄言诗、宫体诗，以及陶渊明创造的田园诗，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等；诗体方面，五古更加丰富多采，七古也有明显进步，还出现了作为律诗开端的“永明体”，中国古代诗歌的几种基本形式如五律、五绝、七律、七绝等，在这一时期都有了雏形；辞藻方面，追求华美的风气愈来愈甚。藻饰、骈偶、声律、用典，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我们这里主要就玄学对魏晋诗学的影响进行深入的思考。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例6

唐称杜诗为诗史仅孟綮一文。他的《本事诗·高逸第三》述李白本事，言“杜所赠二十韵，备述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已多少透漏了“号为诗史”的含义：杜诗纪实。其后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将当时自我行程所见所感(包括当时的社会、自然以及自我和当时人的生活)都详实地记录在诗里，接受者可以在杜诗中看到许多当时具体真实的社会自然人生，如同史家记史一般，故称杜诗为诗史，可见史与诗的联系发生在纪实的层面上。孟綮将诗人本事按类分别，一著其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知杜诗诗史称号非由他发明，盖为当时普遍流传或孟綮概括之认识，统言之，诗史称号反映着当时杜诗接受的一个侧面。

孟綮的《本事诗》为第一部言诗歌本事的专著，可以说是“纪事”体著作的直接源头。野史杂著、笔记小说，作者有感于时风，常常谈文论艺，或记或议，或今或古，虽是东鳞西爪，甚至语涉怪诞，却不同程度地留下了珍贵的时代掠影。《诗话》云：“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綮《本事诗》出(原注：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按《本事诗》里的“本事”一语源于《汉书·艺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左传》被视为叙录《春秋》本事的传记。孟綮叙“历代缘情感事之诗”(《郡斋读书志》总集类)的本事，与国史叙《诗》之意相合，也与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如出一辙。其存在本身就有了史的含义。孟綮生卒年不详。但知其在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曾任职梧州，又于晚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登进士第。其《本事诗》一卷写成于僖宗光启二年(886)。内容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本事诗序》不采《诗大序》的提法，说：“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概；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其倡导诗缘情的观点是很明显的。由此推之，他记诗本事基本是为了让接受者知晓诗人作诗时的处境和心境，以此明晰诗之确实旨趣。可见，孟綮记载杜诗诗史说完全是出于公论。

我们先就与杜甫同时并与杜甫有赠诗的人来观察。与杜甫有交游并有赠诗者可考者主要有李白、高适、严武、任华、韦迢、郭受。他们大多对杜甫赞颂有加，如任华《杂言寄杜拾遗》称杜诗“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惨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衡阳判宫郭受《寄杜员外》一诗对杜诗在当时的流传作出了描述，诗云：“新诗海内流传久，旧德朝中届望劳”；韶州牧韦迢与杜甫的酬答诗《潭洲留别杜员外院长》，对杜甫诗名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云：“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由上可知，杜甫在生时已有诗名，其诗在世间流传，被多数人接受。然而，除了怪诞者任华所言具体论述到杜诗的特色，认为气势雄阔外，他人只论及杜甫有诗才，未及杜诗的具体特征，可推知接受者对杜诗的理解接受还只停留于一般品赏的层面上，并未认识到杜诗在当时的独特价值和地位。

唐诗传播有一特殊现象，就是唐人已经开始自选唐诗，并有明确的选诗标准。今可见者凡十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在《御选唐诗》中对这些选本的诗选取向作了大概叙述，云：“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风气之所趋，随所撰录，无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结尚古淡，《箧中集》所录皆古淡；令狐楚尚富瞻，《御览诗》所录皆富瞻；盖求诗于唐，如求材于山海，随取皆给。而所取之当否，则如影随形。各肖其人之学识。”此言极是。他们选诗时间多在杜甫生时或逝世后不久，及晚唐《唐诗类选》、韦庄的《又玄集》才载有为数不多的几首杜诗，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诗，让人疑惑，遂引起众人道说。大致说来原因多在杜诗的风格上。如清人纪昀对《才调集》不选杜诗，分析云：“自序称观李杜集，元白诗，而集中无杜诗。冯舒评此集，谓崇重老杜，不欲芟择。然实以杜诗高古，与其书体例不同，故不采录。”(《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卷一八六)。在这些选本中，韦庄的《又玄集》选录杜诗共7首：《西郊》、《春望》、《禹庙》、《山寺》、《遣兴》、《送韩十四东归觐省》、《南邻》。并将7首诗置于此集之首，可见对杜诗的重视。韦庄选诗之旨是“但掇其清词丽句”，所选7首都是杜诗中的名篇，也基本体现了这个主张。唐代已散佚选本中，可以考知选人杜诗的只有顾陶《唐诗类选》一书。该书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比成书于光化三年(900)的《又玄集》早40馀年。这是第一部尊杜选本。该书序现在保存在《文苑英华》卷七一四中，其云：“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迥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所选杜诗，达三十首之多，胡可先在《唐五代人书中所见杜甫诗辑目》川及《(唐诗类选)选杜诗发微》中已作详考，可参看，此不赘述。此外，唐人选唐诗中，韦毂《才调集》虽未选杜诗，但其序说：“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则其不选杜诗，并非有意排斥。从众选本来看，杜诗除《唐诗类选》标举杜诗继风雅的特征外，其特征和价值没有被深入而准确地理解和接受。由此可见：一、杜诗与当时主流风尚不合，不被世人重视；二、杜诗不可能依靠唐选本得以广泛流传。杜诗诗史称号也就不可能出自上层，在唐代不可能是主流。

唐代绝大多数诗选家受时代与自身审美趣味的影响，没有人选杜诗。在此同时，从中唐开始，少数诗论家却在杜诗中找到了许多值得称扬的地方。王昌龄称“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把杜甫看作是仅次于王维的大家。其后，古文运动的首倡者韩愈在诗学上多次并称李杜，借李扬杜，《调张籍》言：“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头遥相望。”《醉留东野》言：“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然从称赞杜甫和杜诗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还没有更多关注杜诗具体的特征，多借李杜来批驳当时不良诗风，也可见杜诗在当时的接受现状。大致与韩愈等同时，元稹、白居易掀起了“以乐府——特别是新题乐府的形式，来反映社会问题，针砭政治弊端，以期达到实际的社会效果”的新乐府运动。他们创作出大量新题乐府诗，并提出诗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新乐府序》)的纲领，因此选择了符合他作主旨的杜诗，遂对杜诗作了较深入的阐释。这场运动的创作和论诗纲领——白居易《与元九书》云：“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刷矣。”在他看来，诗的传统是源于采诗，因采得的诗为民间自由发抒的真实言论，故上观此诗可以知晓民情，过可改之，无则加勉，下可用诗的形式抒写真实性情，只有能起到真实的资鉴功能的诗才具有宣扬六义的功能，也就是说，能宣导六义的诗才能是好诗。由此观点他对诗作从古评至唐，云：“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至于贯串今古，鼠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史》、《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白居易虽说有将诗视为政治的工具之嫌，但提倡诗宣六义绝不会是错误。尤应指出的是，他第一次将杜诗的特征归结到中国诗学传统的风雅比兴上，并且认为唐以来杜诗在这方面最多，不仅把杜诗放到了正统诗学馀脉的范畴中，而且将其标举为唐诗第一，这就为杜诗以后在中国诗学中地位的确立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从与杜同时诗人的赞颂到韩愈、自居易，可以明显看出接受者对杜诗接受的逐渐具体和深入。而白氏的认识也基本成为唐朝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具体认识。对杜诗这方面的认识，顾陶前文已述，再如李商隐称“推李杜则怨刺居多”(《献侍郎巨鹿公启》《全唐文》卷七七八)；晚唐黄滔认为“且诗本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继而认为“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答陈番隐论诗书》《全唐文》卷八二三)。

同时的元稹，对杜诗了之更甚，在《叙诗寄乐天书》云：“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下旁备矣。”他在艺术上对杜诗推崇备至，《唐杜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言：“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他并没有将杜诗的特征归结到什么具体的方面，而直接将杜诗推向了诗学的极至，发后学者“集大成”说先声。后因《旧唐书》在《杜甫传》中全文转载，元稹此论遂于后世成为公论。他在《乐府古题序》又论及杜诗时具体论述了杜诗的特征，言：“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先就新题乐府来论，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对乐府源流叙述完备，语至杜甫则言其乐府“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其后的论述可看作是对新题乐府的解释：虽用古题，全无古义；颇同古义，全创新词；不拟复古题(“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所谓新乐府，即或新义，或新词，或新题(当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乐府，仅就元稹而论此也不能代表全部。据其所称杜诗“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其说体现个“新”字)。白居易对其说得更为具体，更为严格。其《新乐府序》云：“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篇无定句，句无定字”，要求新体；“首句标其目”，要求新题；“系于意”“卒章显其志”，要求新意；然其笔法宗旨不变，诗三百之义，辞质，言直，事实。若将二者所论综合来看，新乐府须直言纪实，直抒情志，彰显大义，其“实”就是当时眼前民众生活和社会状况。元稹从所倡新乐府的视野来标举杜诗，很显然是在完全肯定杜诗所具有的以上所论新乐府特征。其对诗创作“实”和“直纪当时事”的要求显然已于史发生了诸多的理论重合。

然而，即使如此，以上所论毕竟没有导出一个杜诗诗史称号，因为他们对杜诗的论着点毕竟完全根源于传统的诗学：风雅比兴。也因为杜诗的风雅比兴才使得杜甫在唐世没有被当时名士推崇。白居易对唐诗崩坏现象痛心疾首，无须再述。与其同时的李肇，在所著《唐国史补》中称：“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自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而此诗道崩坏的现象并不应他们的感叹而改变。李行修在元和三年(808)《请置诗学博士书》中所述的最中心的原因便是“臣伏思之，以为诗教未隆于时，风雅未洽于下”(《唐文卷》六九五)；五代张洎对此论述更甚，言：“自李杜后，风雅道丧”(《司业诗集序》《全唐文》卷八七二)。五代王赞认为“风雅不主于今之诗，而其流涉赋”，“唐兴，其音复振，……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诗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之诗，可谓无声无臭者矣”(《玄英先生诗集序》《全唐文》卷八六五)。王赞的感叹更说明了唐当时的诗学接受实际。由此可见，杜甫陨后，唐朝诗风不以继风雅为务，杜诗接受多集中于风雅乐府，不被当时人推崇并深人接受，便无须赘言了。

杜诗并不为多数人的不尚而消逝，其风雅比兴和纪时事的新乐府毕竟使其得到接受和流传。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想，由于元稹和白居易从新乐府出发将杜诗艺术特征的讨论集中于这些诗史名篇上，自然可使接受者对这些诗所包蕴的当时历史信息全然揭示出来，又元稹所谓“即事名篇”，强调出杜诗以时事为据，遂成吟咏，时事必然成为这些诗接受的一个重心。后世接受者对杜诗的认同和对史的体验很容易使他们对杜诗的接受发生在诗与史之间，“以意逆志”可见诗(诗学传统)，“知人论世”可见史(史学意识)。这样诗史说也就呼之欲出了。

然而，孟綮《本事诗》载杜诗为诗史，其直接源头应在笔记小说中。李肇著《国史补》，把沈既济的《枕中记》、《庄子》中的寓言、韩愈的《毛颖传》等等，均视之为“史”，盛赞这些作者为“良史之才”。自居易在评韩愈诗文时，也说他有“班马之风”。显然唐人也有把“历史”当作一把尺子衡量文学作品的。唐五代的杂史、笔记小说如《唐国史补》、《唐阙史》、《唐摭言》、《因话录》、《隋唐嘉话》、《朝野佥载》等记载了一些诗人的行踪事迹、创作的轶闻趣事。这些野史笔记所记虽不及正史系统、全面，但在揭示时代特点和社会风貌方面，因少有拘谨、言简意赅而具有独特的价值。其中多有对杜诗记载。创成于大中九年(855)郑处诲《明皇杂录》，其中涉及杜诗五条。该书卷下记李龟年本事时谈及杜甫对其所赠之诗：

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即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其书补遗记杜甫弃世前本事引《赠聂耒阳》诗为证：杜甫后漂寓湘潭间，旅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置牛炙白酒以遗。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例7

1 两种最原史始的资料

魏征作为贞观贤相，唐代关于他的生平事迹之史料应该是极为丰富的。首先应该指出，关于魏征生平事迹特别是其谏事的最原始资料包括两种，即魏征自撰之书和唐代实录、国史中的相关记载。

1.1魏征自撰之书

《旧唐书》卷71《魏征传》有云：太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征入卧内，访以得失。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征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太宗尝劳之曰：“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太宗始疑征阿党，征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

可见魏征谏诤之事确实很多，仅太宗即位之初，就已多达二百余事，其一生进谏，更不知凡几。他还曾经亲自将其“谏诤言辞”录为一书，这应该是一部收录谏疏原文的书籍。后人所编《魏公故事》，当近于今本谏录，仅择其主要内容，字数尚多达“凡数十万言”，如果这部书是收录其所有谏疏，卷数应该很多。但两《唐志》所著录的魏征《谏事》仅有五卷，如果这就是史传所说之书，应该是选编重要谏疏而成，而不会是所有谏疏的汇编。

1.2唐代实录、国史中的相关记载。

唐代设立史馆，负责纂修实录、国史，这是唐代最重要的本朝史书。《新唐书?艺文志》正史类著录的国史有“《武徳贞观两朝史》八十卷，长孙无忌、令狐徳棻、顾胤等撰。吴兢《唐书》一百卷，又一百三十卷，兢、韦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等撰。《国史》一百六卷，又一百一十三卷。”起居注类著录的唐高祖、太宗实录有“《高祖实录》二十卷，敬播撰，房玄龄监修，许敬宗删改。《今上实录》二十卷，敬播、顾胤撰，房玄龄监修。长孙无忌《贞观实录》四十卷。”据刘知几《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篇的记载，还有许敬宗在八十卷本基础上增加二十卷的百卷本国史，武周长寿中牛凤及重新编撰的记事起于武德、终于弘道的《唐书》一百一十卷。诸书在唐代流传之久暂广狭不同，有些甚至只是根据一些传材料著录的，根本就没有通行过。如所谓吴兢《唐书》一百卷，实出误解。《旧唐书》卷九八《李元纮传》说：“先是，左庶子吴兢旧任史官，撰《唐书》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其书未成，以丁忧罢职。至是，上疏请终其功。”《新唐书?艺文志》即据此著录。其实吴兢《国史》在编撰过程中，监修国史萧嵩曾奏取六十五卷，死后其子又进八十余卷，应该都不是定本。韦述曾说：吴兢“别撰《唐书》一百一十卷，下至开元之初”。很可能正是韦述将这两次取进的吴兢《国史》合在一起分为一百一十卷，又在此基础上续撰三卷，成为《国史》一百一十三卷。《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说：“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安史之乱平定以后，韦述将其献于朝，后经柳芳等人先后增补，成为一百三十卷的《国史》定本。

唐代实录、国史中记载许多魏征事迹，不仅是就魏征在唐史中的地位和实录、国史在唐代史书中的地位所作的简单推断，也可以从两个具体事例得到证明。一是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亦多载魏征事迹言论，而这部书主要即据实录、国史摘编而成，陈寅恪先生甚至说“《贞观政要》即《（太宗）实录》之分类节要本”。二是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中引用《实录》，不少条目都涉及魏征，特别是有几条与《魏文贞公故事》同时引用，更说明二者的记载有同有异。

唐代实录、国史的编纂，始于唐太宗时期。高宗以后，不但国史经过多次改编，《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也经过许敬宗等人篡改，但关于高祖、太宗时期的史事，大体可以视为太宗、高宗初年的记载。因此，其中记载魏征事迹言论的部分，比魏征自撰之书略晚，却比后人相关著作要早，后人著作应该参考过实录、国史。

2 对《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几种魏征传记史料略作介绍

魏征自传之书在《旧唐书·经籍志》中有所记载，即子部杂家的《谏事》五卷，题魏征撰。此外专门记载魏征事迹的书籍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则著录了六部之多，即史部故事类有敬播《文贞公传事》四卷、刘袆之《文贞公故事》六卷、张大业《魏文贞故事》八卷，史部杂传记类有王方庆《魏文贞故书》十卷、王方庆《文贞公事录》一卷，子部儒家类有《魏征谏事》五卷。而现今传世的王方庆《魏郑公谏录》五卷北宋时的两种目录中并不见记载。笔者对《新唐志》所载几部书籍作简要介绍。

2.1敬播《文贞公传事》四卷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敬播传》说：“敬播，蒲州河东人也。贞观初，举进士。俄有诏诣秘书内省佐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寻授太子校书。史成，迁著作郎，兼修国史。与给事中许敬宗撰《高祖》、《太宗实录》，自创业至于贞观十四年，凡四十卷。”敬播是唐太宗时期参预编纂实录、国史的主要史臣之一，应该是在修史过程中，接触到大量关于魏征生平的史料，就同时编撰了此书。这部书仅见于《新唐书?艺文志》故事类，宋代以后除郑樵《通志·艺文略》据以转录外，其他公私藏书目录都没有著录，可能早在唐五代时期就已经失传。从书名中“传事”来看，应该是一部以记事为主的传记性史书，只因多涉朝章典故，而被著录在故事类。

2.2刘祎之《文贞公故事》六卷

《旧唐书》卷八七《刘祎之传》说：“刘祎之，字希美，常州晋陵人……直昭文馆。俄迁右史、弘文馆直学士。上元中，与元万顷等偕召入禁中，论次新书凡千余篇。高宗又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时谓‘北门学士’……除中书舍人……俄拜相王府司马，检校中书侍郎……后既立王为帝，以其参奉大议，愈亲之，擢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垂拱中……赐死于家，年五十七。”刘祎之在睿宗初次即位时，当过很短时间的宰相，后被武则天所杀。他编撰《文贞公故事》六卷，应该是上元（674—675）年间，在“论次新书千余篇”之内。所谓“论次新书”，就此书而言，很可能是指在敬播五卷书的基础上，又从改编之实录、国史及民间杂书中采摭材料，增加一卷，而成为魏征传记新书。那么自然刘书一出，敬播原书很快就亡佚了。这部书除《新唐书?艺文志》故事类外，还见于其他书目著录。《崇文总目》传记类载：“《文正公故事》三卷，刘祎之撰。”《宋史·艺文志》传记类载：“《魏玄成故事》三卷。”文贞公是魏征的谥号，宋代讳“贞”字，改为“文正公”，又或以其字称为“魏玄成”。三卷本很可能已是残本，《崇文总目》为藏书目录，著录实有卷数，《新唐志》为史志目录，仍著录其全书卷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唐代传入日本的古书，其旧事家著录《魏文贞故事》六卷，虽然没有题撰人，但卷数相合，应该也是刘祎之此书。

2.3张大业《魏文贞故事》八卷

这部书《新唐志》故事类著录在刘祎之书下，《通志·艺文略》转录，其他公私藏书目录不载，应该也早已失传。张大业的时代和生平都没有记载，应该略晚于刘祎之。武则天、唐玄宗时有张大素、张大安兄弟，著名于时，张大业或即其同族兄弟。

2.4王方庆《文贞公事录》一卷

王方庆，雍州咸阳人。年十六，起家越王府参军。永淳中，累迁太仆少卿。则天临朝，拜广州都督，境内清肃。证圣元年，召拜洛州长史。万岁登封元年，迁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俄转凤阁侍郎，依旧知政事。后以老疾，授麟台监修国史。寻兼检校太子左庶子，进石泉公。长安二年（703）卒。《文贞公事录》见于《新唐书?艺文志》故事类、《崇文总目》史部传记类。又《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著录“王庆方撰《魏征传》一卷”，“庆方”二字当为“方庆”之误倒。《宋史·艺文志》传记类作“王方庆《魏玄成传》一卷”。“事录”与“传”意义相通，卷数又相同，应该是同书异名。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曾经引用“王方庆《文贞公传录》”，这个书名正好介于“事录”向“传”过渡的中间阶段，可以很好地说明这部书的书名变化过程。

2.5王方庆《魏文贞故书》十卷

此书仅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杂传记类著录。“故书”不知是否为“故事”之误。又日本藤原孝范《明文抄》卷一《帝道部》上、卷四《人事部》下、卷五《武事部》引有《魏文贞故事》，卷二《帝道部》下引有《魏文贞政书》。（据孙猛先生《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考证》书稿，未出版。）由于刘祎之《文贞公故事》六卷曾传入日本，这几条佚文应以出于刘书的可能性为最大，“政书”亦为“故事”之误。但如果日本果真曾有“政书”流传，则很可能就是“故书”，政、故形近致误。

上述几部书籍都已亡佚，唯王方庆《魏郑公谏录》五卷传世至今，然此书北宋以前书目中都未见记载，南宋以后突然出现，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刘知几.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吴兢.贞观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m].四部丛刊初编[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6]王应麟.玉海[m].文渊阁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

[7]郑樵.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

[8]王尧臣.崇文总目.文渊阁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

[9]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0]吴兢传.旧唐书(卷102).

[11]王应麟.玉海(卷46).集贤注记.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例8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1-0188-03

生命历程理论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如今在国外已经发展相对成熟。我国关于生命历程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其理论和方法才被介绍到国内，之后，“国内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领域都相继涌现出了不少关于生命历程的研究和著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一种崭新的视角。”[1]

珠海（原属于香山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涌现出一批引领时代潮流的历史人物，比如容闳、唐绍仪、唐国安、唐廷枢、杨匏安等，他们的生命历程仅仅嵌入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巨大洪流中，但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事件，又共同地塑造了中国人的现代性品格和现代性的多重属性。

一、生命历程理论的内涵界定

在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中，美国社会学家格伦・埃尔德（Glen Elder Jr.）所著的《大萧条的孩子们》最为经典。

埃尔德通过对大萧条时代的考察，提出了生命历程的概念和原则，他认为，人的成长与衰老是一个终身的过程；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嵌入在他们一生所经历的历史时代和地理空间之中；人的生命具有社会性，社会与历史对个人生命产生重大影响；个人通过其对历史与社会环境的选择与行动来建构其自己的生命历程[2]。根据生命历程理论的原则，埃尔德概括了生命历程研究的主要范式：首先，个体的生命事件影响个体的生命历程；其次，个人的生命历程嵌入了历史的时间和经历的事件之中，同时也被这些时间和事件所塑造着；再次，个体的生命历程相互依赖；最后，个体能够通过自身的能动性建构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3]。相应地，埃尔德归纳了生命历程研究范式中的“一定时空中的生活”“生活的时间性”“相互联系的生活”“个人能动性”几个基本原理[4]。

国内李强、包蕾萍等人对生命历程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介绍了研究生命历程的“事件史分析”方法和生命历程的时间观点。李强认为：“生命历程大体是指在人的一生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受到文化和社会变迁影响的年龄级角色和生命事件序列。它关注的是具体内容、时间的选择，以及构成个人发展路径的阶段或事件的先后顺序。一般而言，尽管生命历程与家庭、经济、政治中的社会过程相联系，但它基本是个体层次的概念。”[4]包蕾萍则从生命历程时间观的角度，将个体生命、社会、历史三个层面结合起来，体现了生命个体在一定历史情境下和一定社会关系中能动选择的一个过程[1]。当然，国内还有不少学者从实证方面对生命历程理论进行了研究。本文主要立足于埃尔德关于生命历程理论四个研究范式和四个核心原理以及李强和包蕾萍观点的结合，来分析珠海近代历史人物的生命历程，进而探析他们独特生命历程所塑造的中国人的现代性问题。

二、社会变迁与珠海近代历史人物的生命历程

19世纪至20世纪的中国处在社会变迁的巨大洪流中，珠海位于广东省珠江口的西南部，东与香港隔海相望，南与澳门相连，西临新会、台山市，北与中山市接壤。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珠海首当其冲地经历着19世纪至20世纪的社会大变迁。在历史洪流中，珠海涌现出众多的历史人物，比如容闳、唐绍仪、唐国安、唐廷枢、徐润、杨匏安、苏兆征等，他们各自的生命历程以不同的经历和生命事件展现着。根据埃尔德生命历程理论和基本原理，珠海历史人物的生命历程亦各有其侧重点，呈现为：

其一，容闳年幼时的生命历程展现着生命事件对个体发展的影响。1828年11月17日，容闳出生在珠海南屏村。南屏村与澳门只有二里宽的一水之隔，与澳门生意往来频繁。容闳的父母一直希望自己的儿子当中有一个人能够结识外国人，以便日后在洋行中谋一差事。容闳先后入郭夫人在澳门成立的女子学校，以及基督教牧师马礼逊创办的学校。后来，马礼逊学校教师要回国，决定把班中最好的学生带走，他们是容闳、黄宽和黄胜，容闳之后入耶鲁大学。

容闳的父亲为容闳选择了一条结识外国人，接触洋务，进而谋生的道路。当时能把7岁孩子送到澳门传教士学校读书，是极少人能做到的。而对于容闳来说，年幼入读澳门女子学校和香港马礼逊学校，是容闳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生命事件，正是这个生命事件的发生，才得以使容闳书写后面的人生，引领中国第一批留学高潮，被后人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其二、容闳赴美留学及其后来发展以及唐廷枢、徐润、杨匏安、苏兆征等人的生命历程嵌入了历史的时间和经历的事件，同时亦被这些时间和事件所塑造着。

容闳1847年赴美留学，七年之后获得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当时，容闳看到祖国的落后，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大的决定：回国倡导像他一样的青年出来学习，然后报效祖国。1854年，容闳毅然放弃了美国的优厚条件回到祖国，经过长达十几年的努力，终于与清政府达成协议，促成了120个幼童出国留学，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留学高潮。

唐廷枢，1832年生于珠海唐家湾一个农民家庭，年幼时入马礼逊学校学习。唐廷枢从马礼逊学校毕业时正值外国洋行充斥中国的时候，1863年，唐廷枢接替林钦出任怡和洋总买办。为了与洋人争夺长江航运的利权，1873年1月招商局在上海成立。半年后李鸿章委任怡和洋行总买办唐廷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入住轮船招商局对唐廷枢来讲是他人生的转折，他告别了十年买办生涯，成了洋务运动的官员并且向民族资本转化。徐润，1938年生于珠海北岭村，年幼时入宝顺洋行当学徒，很快地由学徒、上堂帮账，24岁升任主账，以后又升至副买办，总买办。轮船招商局成立后，李鸿章札委徐润为轮船招商局办，从此，徐润与唐廷枢开始了共同经营轮船招商局的生涯。

从留学教育先驱容闳到香山买办商人的代表唐廷枢、徐润，再到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杨匏安、苏兆征，这些人物的人生具体选择虽然不同，却着重从三个方面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具体情形详见下文第三部分分析，但他们的生命历程却都深处中国社会大变迁洪流中，而被大洪流深深影响。

其三，唐绍仪、唐国安的生命历程与容闳倡导120留童存在于相互依赖之中，社会―历史影响通过网络呈现出来。

唐绍仪，1862年出生于香山唐家村。年仅14岁的他被选派为第三批赴美留学生，他在美国留学了七年，回国后，他用自己的一生在追求民主共和思想。唐国安，1858年出生于香山县唐家鸡山村。1873年，当时他14岁，被选送为第二批留童，随容闳赴美留学。归国后，唐国安曾任袁世凯家教，并从此转入仕途，任外务部候补主事，从而结识了周自齐与范源濂等人，因得颜惠庆推荐，与范源濂同时出任游美学务处会办之职，对中国早期留美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

唐绍仪是第三批赴美留学生，唐国安是第二批赴美留学生，他们的生命历程都与容闳倡导的留学教育紧密相连，并相互依赖。而且唐绍仪、唐国安归国后都对中国社会―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珠海近代这些v史人物在中国社会大变迁的洪流中又共同地体现了生命历程中的“人的能动性”原理，虽然他们的生命经历和范式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凭借自己的主动性，选择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将自己的人生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

三、珠海近代历史人物对人的现代性的塑造

关于人的现代性研究，以英克尔斯（Alex.Inkeles）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派进行得最为直接、充分。英克尔斯对人的现代性的分析构成了我们研究现代人的一种分析模型，即现代社会的人必须具备一些“好”的品格。但作为具有内在规定性的人的现代性，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具有多种可能性，包含着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多重关系。因此，我们可以从多重关系整合的角度来考察珠海历史人物对人的现代性的塑造。

第一，唐廷枢、徐润独特的生命历程塑造了现代人适应商品经济的工业心态。工业时代是社会化商品生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普遍形成了效能感 、利益观念、开放与竞争意识等品格。这些普遍品格还需要整合，使之经过行动过程对社会产生正向功能。

唐廷枢曾任英国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徐润曾任英国宝顺洋行的总买办。在任买办期间，他们学习西方的技术，熟悉西方企业的精英管理方式。上海轮船招商局成立后，李鸿章曾先后扎委唐廷枢、徐润为总办和会办，至此，他们的身份经历了从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上任后，两人办了几件大事：第一件事就是选人。第二件事就是筹集资金。在有了人才、有了资金以后的第三件事就是拓展市场。这两人上任后的做法体现了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理念。

唐廷枢、徐润的一生经历了从买办商人到民族资本家的转化，其整个的生命历程恰好体现了现代人适应商品经济的过程。一方面，个体首先适应商品经济的公平、竞争、利益等现代观念；另一方面，个体努力使商品经济的现代观念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

第二，唐绍仪、杨跑安、苏兆征的生命历程塑造了现代人对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变迁的追求。人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个人关系之中，还通过一定的社会系统反映出来。英格尔斯说：“工厂之所以促使人的现代化，是因为它具体体现了现代化的那些原则，加上工厂在组织和措施方面也完整具体地体现了那些原则，所以工厂应是培养现代性最好的学校。”[5]这里将英格尔斯工厂的概念扩大到社会系统，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个人通过自身的行为对社会系统的角色进行整合，使之更具规范性。

唐家村人唐绍仪归国后，用自己的一生在追求民主共和思想。由于其留学海外的背景，不满袁世凯追求专制独裁，最终辞职，并与袁世凯进行公开斗争，这是非常宝贵的。尽管唐绍仪内阁只存在了3个月的时间，但却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早期民主化的进程。

杨匏安、苏兆征所处的时代正是帝国主义你争我夺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正是先进的中国人苦闷彷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年代。1919年巴黎和会粉碎了中国人的幻想，看清了西方列强掠夺的真面目。中国人开始觉醒了，丢掉了对西方列强的幻想，努力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杨匏安就是其中的一位。杨匏安当时在日本接触并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其主要是通过对先进社会形态的介绍，进而达到改造旧的社会制度的目的。苏兆征小时候的经历，海员的遭遇，使他慢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领导了多次工人运动，成长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对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杨匏安和苏兆征的人生经历体现了现代人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角度为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及其制度的努力。

第三，容闳、唐国安独特生命历程塑造了现代人追求社会文化价值观整合的心态。现代生活本身具有多元性质，人的现代性的发展也不是处在一个同质型的文化环境中，这就需要一个整合的过程。文化价值的整合表现为用社会认可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制约、校正个体现代性的发展。

容闳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留学生，率先感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强大，并通过自身努力使中国更多的年轻人能融入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其倡导、促成的120个留童就是他努力的结果。在容闳的带领下，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的留学高潮。作为留童之一的唐国安，回国后，参与“庚款办学”问题谈判，任“游美学务处”会办，主要负责留美学生的考察和培养。唐国安分两次共率领金邦正、梅贻琦、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118人赴美留学，促成了中国第二批的留学高潮。

容闳和唐国安的人生经历体现了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文明与中华民族文明整合的过程。容闳、唐国安出国留学，学习西方技术和文化，但是并没有一味地信奉西方文化，而是在东西方多元文化价值整合中促进中国社会―历史发展。

总之，在中国社会巨变的洪流中，在面临中西巨大冲击的时候，珠海近代历史人物对现代性的阐释选择的是用积极的心态，将中国传统不断地转化，注入新鲜的活力，实现传统在现代的重生。

参考文献：

[1] 包蕾萍.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J].社会学研究，2005，（4）.

[2] Glen H.Elder，Jr.，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Boulder，CO：Westview，1999.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例9

中图分类号：J72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2-0125-01

一、汉唐古典舞的历史背景

汉唐盛世，百姓富足，政治安定清明，实行修生养息之策，以民为本的思想，使得君臣关系和谐，民族和平稳定。因此，这么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给予了汉唐舞蹈独特的灵魂。汉代文化艺术基础相对于以前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当时“太乐”和“乐府”两个音乐机构对汉代音乐和舞蹈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现在的舞蹈审美风格和艺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汉唐古典舞教研室2001年在北京舞蹈学院正式成立。至今，汉唐派古典舞体系已走过了十多年风雨。在孙颖教授二十余年的理论思考、创建筹备和严谨考察中，从文化体系切入进行研究再到实践，以多种学科作为建设基础，发展起极具中国特色的舞蹈――汉唐派古典舞。

二、汉唐古典舞的风格特征和审美观

任何艺术都是历史文化和社会风俗所折射和反映出来的，通过简单的生活特征，表现出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思想情感。“舞蹈是艺术种类之一，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人们按照艺术规律、审美理想、审美情趣，对社会生活进行客观的总结、提炼、升华、想象，体现出一种创造性的反映。”现实生活的各种习惯会直接影响到大家对于每个舞蹈的审美和评定。在物质生活丰富、社会安定的汉唐时代，舞蹈呈现并留给大家的印象是轻盈快活、优美俏丽。舞蹈《踏歌》就通过轻快优美的风格，体现了汉唐时代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和谐安定的闲适生活，展现出了汉唐乐舞的基本面貌和舞蹈风格。本文就以《踏歌》为例，说明汉唐乐舞的艺术风格。

（一）“袖”出轻盈柔美

在舞蹈艺术中，“袖”是最具特色的一种舞蹈表现形式，它不同于手绢花、扇子等道具，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用形状和类型来使舞蹈更加丰富，使舞台效果更加理想。《踏歌》的表现形式主要为舞袖，其中包含很多舞袖的技巧，例如：搭袖、拂袖、振袖、翘袖、抛袖、打袖等，塑造了舞蹈的基本形态且丰富了舞姿的多变元素。“袖”作为一种舞蹈形式，它是身体呼吸的一种延伸，融入在动态中，舞蹈整体动作就起到了“抑扬兼用，缓急相容”的作用，使舞蹈给人一种轻疾如飞、柔美舒畅的感觉。舞者通过袖的运用，其鲜明特色和具有一定难度的顺拐磋步把整个舞蹈的流动性完全突显出来，自然而然的队形变化也丰富多样了，让舞蹈表现出时而流畅、时而飘逸、时而灵巧、时而顿挫的特点，通过身体一扬一顿、一抛一洒的流动，宛如行云流水般尽情挥动自己的衣袖，由此“袖”出了轻盈优美的舞蹈。

（二）“韵”含婉约俏丽

舞蹈《踏歌》在孙颖教授精心编排下，把汉唐女子的行为举止作为重点，少女内心的情感作为一种延伸，又十分贴切地通过舞蹈动作表现出了古代少女特有的矜持，最后一气呵成的动作在唱词“但愿与君长相守”中完成，俏丽中又感受到了一点点的温存和婉约，足以呼应了“舞蹈来源于生活”这句话。舞蹈《踏歌》的审美风格主要以柔媚婉约为主，其中“韵”包含着少女的俏丽羞涩，流露出了她们淳朴的情感，让观众深入感受到汉唐女子既优雅美丽又热情奔放。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例10

一、专著

 

    近十年来，国内出版魏晋隋唐社会史研究专著达30余部，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题性两类。在综合研究方面，共有4部多卷本社会史(包括社会生活史、风俗史)通史著作出版，其中有关魏晋隋唐方面的著作有8部。一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习俗史”丛书(1994年)，其中梁满仓撰著的《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采用分类叙述的方法，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节令、衣食居住、婚姻、丧葬、鬼神崇拜与宗教、娱乐等习俗，并着重探讨这些习俗的时代特征。臧嵘等撰著的《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从节日、服饰、饮食、居住、行旅、婚姻、丧葬、民族等方面，全面多层次地叙述了隋唐五代的社会生活，并力图从若干史实中钩沉出这一时期习俗的特色。二为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社会通史”丛书(1996年)，其中曹文柱主编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和徐庭云主编的隋唐五代卷，展示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发展全貌。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丛书，其中朱大渭等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的轮廓和特征。内容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宗教信仰及鬼神崇拜、节日、娱乐、教育、医药、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等。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全面展示了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风貌，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会风俗与精神生活等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近4个世纪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四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丛书(2001年)，其中张承宗等撰著的魏晋南北朝卷和吴玉贵撰著的隋唐五代卷，深入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并揭示这一时期风俗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更多的学者则把视角放在专题研究方面，并取得丰硕成果。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年)详细考察了唐代各阶层妇女的生活与心理，以及妇女在文学、艺术、政治、科技、学术、宗教上的业绩。刘希为《隋唐交通》(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叙述了隋唐内外交通干线、交通工具、交通制度、效能、作用、特点、地位等问题。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柔然、高车、突厥等)的社会习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从乡村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乡村社区，内容涵盖乡村组织、乡村管理、乡村建设、乡村商业活动诸方面。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唐代人口数量、各地人口增长差异与人口分布及迁移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全面研究了唐代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基本状况与变动。黄新亚《消失的太阳》(湖南出版社，1996年)详细论述了唐代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情、风俗各方面的情况。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动、收入、遗产、丧葬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改变了过去人们将僧尼生活简单化的看法。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探讨了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造像记所见民众信仰、民众佛教修持方式的特点与佛教信仰的社会影响。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北师大出版社，1998年)揭示了汉唐时期饮食文化发展变化的轨迹和内在规律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间的关系。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通过对华北地区生存环境、人口承载能力、饮食生活的内容和质量的考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广泛运用社会学、妇女学、史学及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唐代妇女地位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深层次的系统分析与研究。孙若风《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运用心态史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六朝文人的放达与超拔。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年)按照饮食结构的框架而进行分类考论。

 

二、论文

 

    人口、家庭、婚姻和宗族研究。此时期人口的研究倍受学界的重视，从研究成果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深入研究了魏晋隋唐各时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的发展趋势。袁祖亮、尚新丽《三国两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认为，由于政局动荡，从桓帝永寿年间到献帝年间，是我国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时期，三国前期人口数量趋于稳定，三国后期到西晋太康年间是人口快速增长时期。王育民《西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对西晋人口总量进行探讨，集中考察了以往大量不入县编户而被人们所忽略的人口，包括荫附户、官私奴婢、兵户、吏户、百工、鼓吹、流散户及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王育民还对十六国北朝的人口作了研究，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人口的发展是前降后升，北魏正光年间的北方户口数已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考察》，《历史研究》l987年第2期；《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袁祖亮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十六国时期的户口变化不是前期耗减，后期回升；而是前期锐减，前秦盛时人口增至高峰，淝水之战后再次减少，人口变化状况呈马鞍形，即经历了减少——增长——减少三个阶段。他还提出北魏盛期的户口数尚未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与王育民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朱大渭《魏晋南北朝南北户口的消长及其原因》(《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该时期南北户口的消长变化上，指出魏晋、前燕、北朝时期北方户口呈增长趋势，而吴蜀、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户口呈递减趋势。胡阿祥《东晋南朝人口迁移及其影响述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王育民《唐代人口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认为，有唐一代人口发展呈马鞍形态势，即隋唐之际户口锐减，到贞观中期以后户口数量开始直线上升，安史之乱后复又下降，唐后期人口发展十分迟缓。相关论文还有李向军《三国人口考》(《辽宁大学学报》1988第3期)、陶文牛《隋代人口的南北分布》(《晋阳学刊》1993年第2期)、刘进宝《隋末唐初户口锐减原因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王育民《论唐代南北方户口比重的消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等。

    另一方面，区域人口的研究也受到关注。薛平栓的《隋代陕西人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利用“户口平均密度法”对隋代陕西的人口数量作了研究。崔明德《唐代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分析了唐代西北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结构、特点、人口移动的主要走向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争夺人口的斗争、降户反叛的原因等问题。陈勇《唐后期淮南道户口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l996年第3期)详细考证了唐后期淮南道的户口数量。吴松弟《唐后期五代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认为唐后期至五代北方人民不断南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北方人民的南迁浪潮，其中以江南地区吸纳的移民人数最多。陈勇、刘秀兰《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认为元和时当地官方统计户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本地区实际人口的真正减少，这与当时人民流亡频繁、朝廷诏令不行、地方行政废弛有关。相关文章还有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等。

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伦常及家庭变迁等内容。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具有尊长卑幼、夫主妻从、嫡贵庶贱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受到当时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冻国栋《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北朝研究》1990年上半年刊)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家庭规模结构呈现出聚族而居、数代共爨、兄弟不异财的特点，这与南方兄弟异财分居大相径庭，这种差异的产生，除不同的历史因素与自然地理因素外，还与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文化传统大有关系。葛建中《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的家庭伦常在全社会范围内被强化了，名教重心已由代表政治秩序的君臣一伦转移到代表家庭秩序的父子一伦上。随着敦煌文书的出土，敦煌地区的家庭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认为，家庭结构的残破化是唐中后期敦煌地区家庭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导致家庭功能变迁的主要动因。

婚姻研究方面，庄华峰《两晋南北朝等级婚姻初探》(《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认为，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婚姻十分讲究门当户对，以保持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殊地位，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薛瑞泽《北朝婚姻简论》(《北朝研究》1990年下半年刊)探讨了北朝门阀等级内婚制和民族通婚等问题。施光明也对北朝民族通婚的形式、特点及影响作了深入研究(《北朝民族通婚研究》，《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薛瑞泽《魏晋南北朝的财婚问题》(《文史哲》2000年第6期)和魏向东《论魏晋南北朝财婚风气及其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则重点探讨财婚问题。李肖《论隋唐时期的婚姻习俗》(《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2期)认为，隋唐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引起了婚姻习俗的变化。段塔丽《从唐墓志看唐代的婚姻习俗》(《文博》1998年第5期)详细考察了唐人的婚姻年龄、选妻标准、离婚改嫁和冥婚习俗等。姚平《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学术月刊》2003年第7期)指出唐代冥婚的骤兴是与唐代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唐前期经济的繁荣为冥婚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唐代对死后世界观的更新及性方面的开放态度为冥婚提供了极好的精神和生理条件。此外，李聪、赵志坚《魏晋南北朝妇女婚姻散论》(《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易图强《两晋南朝士族子弟婚姻的量化分析》(《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李志生《唐代工商业者婚姻状况初探》(《人文杂志》1997年第3期)、杜文玉《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等文章还对部分社会群体的婚姻状况进行了探讨。

    宗族问题的研究也是关注的重点。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此外，宗族问题的研究更多的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大族的个案研究上，内容涉及家族的源流、婚媾、仕宦、特征及兴衰原因等方面。如曹文柱《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张灿辉《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孟繁治《魏晋南北朝时期江东顾氏考论》(《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郭锋《北朝隋唐源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家族研究》(《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高诗敏《北朝赵郡李氏的起家与仕宦》(《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范阳卢氏的兴衰与历史地位》(《北朝研究》l997年第1期)，晓红、周征松《河东裴氏及其族源》(《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朱绍侯《济阳蔡氏郡望的历史追溯》(《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刘志安《唐朝吐番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李卿、杨际平《汉魏晋南北朝的家族、宗族与所谓的“庄园制”关系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等。

    社区研究。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认为，北朝时期，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乡村社会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相反，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田昌五、马志冰《论十六国时代坞堡垒壁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田梅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及其内部机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l998年第4期)等文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坞壁进行了探讨。

    城市社区的研究也颇受重视。陈尚胜《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探讨了唐代新罗侨民社区的形成原因、类型及其与唐朝政府的关系，认为新罗侨民社区在唐朝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唐朝政府对侨民社区也行使行政司法权。黄煌《唐代的城市居民生活与城市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探讨了唐代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及文化精神生活，再现了商品生产发展和城市经济的进步。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通过对唐代各城市的考察，指出一个拥有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体制在隋唐时期业已出现。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根据考古新发现的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对都城建制和总体设计思想进行了新的探讨。雍际春《隋唐都城建设与六朝都城之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通过考察六朝时期曹魏邺城、前后凉姑臧、南朝建康、北魏平城和洛阳五个都城在规划建设上的各自风格和共性特征，揭示了六朝都城对隋唐都城建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社会群体研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内容涉及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群体。何德章《论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简修炜《论汉唐间豪族地主的两重性》(《学术月刊》1993年第1期)两文考察了豪强地主阶层。田昌五《对魏晋士族制度的历史考察——兼评陈寅恪的士族说》(《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认为学界讨论魏晋士族制度时凭据的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标准，即门第和婚宦，是值得商榷的。而其后学申论其说就更是错误的。蒋福亚《南朝寺院地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论述了南朝寺院地主的形成过程。王永平《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对隋朝文帝、炀帝两代君主对江南士人的政策与江南士人命运的升降浮沉进行了考述。张广达《论唐代的吏》(《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认为唐代官员与吏员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表现出官多吏少的特点。相关文章还有杨煜达《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和汉族社会的嬗变》(《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王大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与游侠》(《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等。

社会下层群体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汉东《论魏晋南北朝的雇佣劳动者》(《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认为当时的雇佣劳动者一般人身并不依附雇主，他们佣金低微，受剥削重，但一般可以自给甚至养亲。他还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刑徒的来源及犯罪前的身份、犯罪判决、执行及刑徒的服役等法律问题(《论魏晋南北朝的刑徒》，《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吴枫、郑显文《唐代庶民阶层的文化素质初探》(《社会科学战线》l993年第1期)对唐代庶民阶层的知识水准、思想意识、行为观念等因素进行剖析，探寻其与治世的关系。此外，李鸿宾考述了为官府服役或主要服役于官府的四类工匠：短蕃匠、长上匠、明资匠、和雇匠(《唐代四种官类工匠考实》，《文史》第42辑)。李靖莉分析了唐代西部部曲的来源，认为它是从作人或由奴婢放良转变而来(《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部部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戴显群则研究了唐五代时期优伶的社会地位，指出他们一方面由于社会地位的卑贱而遭歧视，另一方面又因行业的性质和艺术魅力而受捧场(《唐代优伶的社会地位及其相关问题》，《福建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关于隐士和流民等群体的论述有孙立群《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南开学报》2001年第5期)，刘雅君《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3期)等。    妇女群体也是研究的重点。庄华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妇女以反传统的姿态登上了社会舞台，率性而动，自由表现自己的个性。周兆望、侯永惠《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服饰风貌与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则从妇女服饰变化方面来考察当时妇女的个性解放。刘振华《六朝时期南北妇女风貌之比较》(《学海》1993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南方多才女，而北方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要高些。庄华峰《北朝时代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探讨了北朝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认为北朝妇女的地位较高，其生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自由、豪放特点。周兆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兵》(《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研究了当时女子从军的情况。宁可、郝春文《北朝至隋唐五代间的女人结社》(《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认为北朝至隋唐间女人结社现象的出现与这一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有关。庄华峰、王先进《唐代妇女与体育》(《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探讨了唐代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方式、特点、原因。相关文章还有杨小敏《<女论语>与唐代后期知识女性的家庭伦理思想初探》(《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等。

    社会控制和保障研究。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从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利设施的开发保护、宫廷园林的修建、植树造林、森林保护以及国家环保机构的设置、环保法令的制定等方面论述了当时的环境保护情况。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旱，动植物资源虽不及先秦秦汉丰富，其间的自然灾害频繁而且严重。刘华《我国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则从植树造林、生物资源和水利资源利用与开发诸方面探讨了唐代环境保护所取得的成就。社会保障方面主要是对各朝荒政及社会救济的研究。张敏的《魏晋南朝抚恤制度述论》(《文史哲》2001年第5期)认为魏晋南朝政权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抚恤制度，主要包括哀死和优抚亡属两方面。但抚恤作为社会保障的色彩极淡，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王亚利《论儒家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救灾理念的主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4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应对自然灾害，主要以儒家荒政学说的理论为指导，灾荒救治政策措施具有明显的儒学化色彩。张学峰《唐代水旱赈恤、蠲免的实效与实质》(《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认为，在唐代无论是赈恤还是蠲免，其效果都是极差的。赈恤、蠲免的实质不是为了解救灾民的生活，而是为封建王朝本身的存在保留劳动力。张有棠、徐银梅《唐朝水旱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指出，唐前期由于政治清明，救灾治灾措施较多且效果明显，从而较好地维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唐后期的战乱等致使救灾措施往往大打折扣。潘孝伟系列文章《唐代救荒措施总体特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唐代减灾与当时经济政治之关系》(同上1995年第4期)、《唐朝减灾行政管理体制初探》(同上l996年第3期)对唐代备荒救荒措施的实施、减灾的行政管理及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王亚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思想初探》(《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盛促使人们对天人关系重新理解，由此形成了天道自然观下的进步灾害思想。但就总体而言，神秘主义的阴阳灾异说在当时仍占据主流地位。社会保障的另一方面是养老及侍老制度。张承宗《魏晋南北朝养老与敬老风俗》(《史林》2001年第4期)认为，虽然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以孝治天下”，但是仍难以在全社会蔚然成风。门阀士族的养老待遇与庶民百姓的养老境况有天壤之别。

    社会生活和社会习俗研究。社会生活史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内容包括衣食住行诸多方面。服饰方面，陈昌珠《外来文化对魏晋隋唐服饰民俗的影响》(《民俗研究》1997年第3期)论述了外来文化对当时服饰民俗的影响。李蓉《唐代前期妇女服饰开放风气》(《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1期)、张庆《唐代妇女的流行服装》(《文史知识》1997年第3期)、祁嘉华《唐代女性服装的美学风格》(《洛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6期)等文都对唐代妇女的服饰进行了深入研究。饮食方面，姚伟钧《三国魏晋南北朝饮食文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分别对这两个时期的饮食文化作了全面论述。徐连达《隋唐的酒事、酒宴与酒令》(《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论述了隋唐饮酒的时代风尚、酒宴中的豪华场面和民间宴会，以及名目繁多的酒令等。王赛时《唐朝人的主食结构》(《人文杂志》1999年第2期)具体考述了作为唐人主食的饼类、米类及花样面食。黎虎《汉唐时期的食肆行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指出，汉、唐时期的饮食原料和饮食成品市场均得到了同步的发展和繁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两种饮食市场则呈现盛衰不一的情形。居住方面，雷巧铃《唐人的居住方式与孝悌之道》(《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8期)、《试论唐代的住宅文化》(《人文杂志》1997年第4期)对唐人的居住方式、住宅文化作了探讨。交通方面，黄正建《唐代的“传”与“递”》(《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研究了唐代“传”与“递”的内涵与发展变化情况。相关文章还有：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张萍《唐代饮食文化中的道教色彩》(《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王赛时《唐代的夜生活》(《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党焕英《唐代男女服饰及女妆概述》(《文博》1996年第2期)等。

    社会风气研究。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曾有一个由“轻悍”、“好勇”逐渐向“怯懦”、“敦庞”的演变过程，并对隐藏在风气表象背后的各种社会动因加以诠释。韩东育《关于汉末魏晋世风的历史考察》(《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认为，汉末魏晋时代人生价值尺度发生大转变，导致逐利慕势风潮甚嚣尘上。统治阶级上层奢侈腐败之风成为近年来学者考察的重点。张庆来、宋洪德《西晋奢风盛行原因及影响》(《大庆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刘精诚《腐败之风与西晋短期而亡》(《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3期)，王永平《论东晋上流社会的享乐风尚》(《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论北魏后期的奢侈风气——从一个侧面看北魏衰亡的原因》(《学术月刊》1996年第6期)，梁满仓《北魏后期的贪污之风与治贪之举》(《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3期)，王雪玲《唐代的奢侈之风》(《唐都学刊》l995年第5期)，陈衍德《试述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社会影响》(同上，1991年，第2期)等文章都对这一时期奢侈腐败的表现、特点及其不良影响作了深入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