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经济发展大趋势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未来经济发展大趋势，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在前所未有的巨变即将到来之际，我们需要知道未来的趋势，顺势而行，而不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财富在滚滚洪流中瞬间消失―人们终将理解这句话的真实意义。

我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2013―2015年，中国房地产将在辉煌的光环中黯然谢幕。在这个阶段它将完成铸顶的辉煌瞬间，并为惨烈的下跌做好充分的准备。

中国之于世界，就如同鄂尔多斯之于中国的情形。

2013―2016年是最纠结的一段时期。一是过去的很多问题累积到了现在，而且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二是解决的难度、阻力越来越大；三是时间越来越紧迫，而相关决策的缺失，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的执行力跟不上中央的要求，容易导致一些问题在纠结中继续搁置。

在所有令人纠结的问题中，房地产或许是最纠结的一个。

房子如同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坐在房子里面的人，其财富在不断上涨，甚至可以不劳而获；而房子外面的人无论如何努力，都离房子越来越远，生活的幸福感被沉重的房租剥夺……

在中国的房地产政策沿革中，有两个时间节点必须特别予以重视，一是1998年的房改，二是2003年的房改。这两次房改对中国的房价和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1998年房改

1998年适逢亚洲金融危机不断扩散，虽然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经济增长处于低迷状态。为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使中国经济走出低谷，中国政府启动了住房市场化改革来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带动房地产发展，进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对于民众及房价走势而言，这次房改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确立了新的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即“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这一设想兼具了效率和公平。

此次房改根据当时民众的收入标准做了以下划分：最低收入家庭约占10%―廉租房；中低收入家庭约占80%―经济适用房；高收入家庭约占10%―商品房。

由于经济适用房为住房供应主体，房价涨幅很小。根据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报告，1998―2003年全国商品住房每平方米的价格只增加了343元，2003年的房价大约是普通家庭收入的4～5倍，比较符合家庭承受能力。

2003年房改

2003年，中国遭遇“非典”疫情冲击，前两个季度的经济增长下滑到6.7%。于是，由建设部起草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简称“18号文”）出台，明确地把房地产业列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中国房价正是从“18号文”开始，步入了飞速上涨的轨道。

2003年之后，商品房取代经济适用房成为现有住房市场的主体。由于房价过高，无论效率还是公平都没有实现。

房价永远都是一个区域问题

人们在讨论房价的时候，总喜欢以一个整体的概念去讨论，其实，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房价永远都是一个区域问题。

推动房价上涨的重要力量是：资源吸引能力（决定房价不同区域的阶梯分布）和财富的创造能力。

我们判断中国房价的时候，必须从区域房价开始看，因为中国房价的区域差异是极其明显的，其未来走势也是如此。

从资源的角度来看，由于资源向上海集中，进而从上海向江苏、浙江扩散，“长三角”的房价也随着资源走：上海先涨，而后带动江苏、浙江的房价上涨。

从财富累积的角度来看，上海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率先发展起来，给上海带来快速的财富积累，而后，上海的崛起带动起江苏、浙江的经济发展，江苏、浙江也快速实现财富的创造和累积，房价紧跟着上涨。

我们再来看看京津冀地区。这个区域的增长极在北京，而北京是一个政治中心而非像上海那样的经济中心。北京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远远比不上上海，北京的财富创造能力和财富累积能力也远远比不上上海。因此，北京的房价无论是涨幅还是绝对价格在2003年以前都远低于上海。

但是，北京是全国唯一的政治中心。政治中心在中国的经济政策当中处于吸纳、汇集资源的位置―全国的优质资源可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京，这种优势是其他地区不能相比的。但这也决定着北京无法像上海那样，通过制造业的扩散把创造财富的能力向外辐射，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增长。因此，在上海周边的江苏、浙江迅速崛起了，而在北京的周边却出现了一个贫困带。

中国之于世界，就如同鄂尔多斯之于中国

鄂尔多斯与温州是中国两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前者是资源富集的城市，后者是资本富集的城市，而这两种资源富集之地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受益最大的。当这两类城市的房价出现下跌，其信号意义非常明显！

鄂尔多斯的房价为什么跌得那么惨？

因为鄂尔多斯是一个资源输出城市而非资源输入城市。鄂尔多斯既缺乏上海那样的依托实体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对资源的凝聚力，也缺乏北京那样的依托政治中心地位而产生的对资源的行政汇聚力，它是一个纯粹的资源输出城市―这里的资源依旧是广义资源的概念，包括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当然也包括资本。

依照这种代表性往下推导，那么，不久之后，与鄂尔多斯比较像的太原（资源型）等城市及其同区域内再低一级的城市，房价就会随即见顶，而与温州比较像的深圳（资本型）等地区的房价会陆续跟着出现明显的见顶回落征兆。

未来二十年经济大趋势

趋势一旦走出来，就犹如一匹狂奔的野马，人跟在它的后面，无论多么努力，都难以再追上它。只有走在前面，骑在马上，抓住缰绳，才能与之前行。

如果以前不关注未来的趋势演变，还能够在随波逐流中找到机会的话，那么，在正在到来的全球巨变中，这种盲目的做法将导致无可挽回的错误。

当下与未来的风险和机会在哪里？中国经济未来的大趋势将如何演变？面对未来的大趋势，投资者该如何做选择？企业家应该如何决策？

本书以权威的数据，对照经济学、金融学、地缘学等理论，通过与现实、历史的结合，通过跨学科、跨领域的贯通，展望国内与国际大趋势演变的必然方向。所有的逻辑都基于现象的真实源头与权威数据所代表的真实信息推导出来，这或许会对趋势爱好者带来一些有益的参考。

篇2

可以预见，未来二十年环境对于市场的影响将越来越大，能源、食品、水资源等各方面的诉求将超越以往。差异将带来许多变化，包括新法规制度如碳税，新时代消费者的需求以及自然资源价格的大幅提高等。

对企业来说，“里约+20峰会”将是一个思考环保趋势的很好机会，可以借此评估一些将来会变得更重要的因素，考虑其对市场带来的影响。毕马威最近了新的报告，从20多份研究报告整理出来企业应重视的十大变化趋势，包括气候变迁、能源诉求、原料短缺、水资源短缺、人口增长、城市化、中产阶级的成长、食品诉求、生态系统破坏以及森林毁坏。

对于每一个大趋势，企业当然可以有技术层面的回应，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从策略层面做调整。对此，企业至少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应对趋势变化调整产品及生产技术的研发；二是是否应与相关组织多一些合作，并投资公共基础建设。

篇3

效率优先的发展思路在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重新审视效率优先的发展思路，着眼于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政策指向，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因此，及时将效率优先的发展政策调整为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思路是中国未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趋势。

一、效率与公平并重

毋庸置疑，效率优先的发展思路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政策取向也导致了社会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根据基尼系数来判断，中国已经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左右，远远超越警界线（见下表）。

中国1990～2011年基尼系数

如果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必将进一步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破坏国民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事实上，效率与公平并非完全对立的，公平促进效率，不公平导致低效率。没有公平，效率难于持久保持；没有效率，公平也难于实现。高效率的社会，其资源配置、管理体制、运作机制及分配体制等都应该是合理、公平、公正的。同样，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其资源配置也定是科学、合理和高效的。更为重要的是，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与前提。有效率，社会才能健康发展；有公平，社会才能稳定和谐。

二、区域间统筹协调发展

区域间统筹协调发展战略是政府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从中国区域发展全局出发，全面综合地考虑各区域发展的各个层面、环节，以政府资源为基础，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整合社会资源，充分发挥各区域比较优势基础上提出的。目的是逐渐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促进各区域均衡协调发展。

区域间统筹协调发展，具体来说，就是要使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的不同区域之间相互适应、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相互衔接、相互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相互配合。通过非均衡的手段，最终实现均衡协调发展的目的。破除地区封锁和地方保护主义的藩篱，努力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可以预见，区域间统筹协调发展，是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

三、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城乡二元经济和“三农”问题，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而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是有效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内涵是要把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市民与农民作为一个系统整体，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规划中，建立一套完整的以解决二元经济与二元社会为目的的有效体制与机制，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城乡一体化发展。

长期以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发展严重滞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就是要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积极改善农业、农村的生产与生活条件，增强可持续的自我发展能力。其重点是加大对农村教育、卫生、科技、文化和社会保障等的投入，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切实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科学编制发展规划，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予以推进。同时，必须加快城镇化进程，以城带乡、城乡互动，积极推进非公经济发展，壮大经济实力，打造优势产业，为城乡一体化提业支撑。

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在可预计的未来一段较长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必然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否则，经济的增长将很难维系。这就需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要以人口适当控制、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生态良性循环为基础，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资源、环境的持续供给，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不仅为本代人还为后代人提供了可持续的供给，其数量和质量构成了区域经济活动规模的限度。这就要求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提高资源产出率，增加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益，建立节约型社会。

环境是自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支持能力，同时，环境又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人为后果。人类社会对资源的索取和利用不能超越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否则，将导致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不断恶化，最终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

五、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

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预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将仍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因为它不仅关乎西部地区的繁荣事宜，而且关乎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西部大开发已经走过十个年头，在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仍然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小，产业配套能力弱，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低，粗放型经济特征明显，比较优势没有在国内外市场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国家要在产业布局上加大对西部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逐步改变西部地区现存的经济格局。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现象，这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规模扩大提供了契机。因此，西部区域要积极创造条件，改善基础设施，围绕区域资源与产业优势承接产业转移，加快发展步伐。

六、中部区域崛起

篇4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3-0124-02

低碳经济是指一个经济体系只有很少或没有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层，或指一个经济体系的碳足印接近于或等于零。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低碳经济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应对人类大量消耗化石能源、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引起全球气候灾害性变暖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而提出的新概念。如今，低碳经济不仅是指政府的一种政策向导，更是人类越来越追寻和尊重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的推行，终究会对普通人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产生巨大影响。

在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的潮流下，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低碳节能的大趋势对中国传统高能耗产业的影响最为直接，如何大幅降低能耗、节约能源，已成为电力、冶金、水泥、化工等传统高能耗企业共同面临的迫切问题。同时，这一大趋势也催生了新兴的行业和商业模式以及革命性的新能源方式，为中国企业跻身世界领先企业行列创造了新的机遇。

一、积极顺应低碳经济发展的时代潮流

目前，正值国家积极推进低碳经济发展时期，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加大政策法律的支持，注重绿色低碳经济的立法、建立健全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从而努力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和政策氛围。企业在此背景下，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树立低碳经济发展理念。政府从观念更新上推进低碳经济，把科学发展观的理念融合到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切实贯彻低碳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重要途径的思想。大力宣传低碳经济的概念、内涵、措施和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必要性。在当前这种社会氛围和政策引导下，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应该积极推行低碳经营理念，建立清洁生产机制和精益生产方式，大力开展低碳宣传，引导低碳社会生活方式，倡导公众节能减排、低碳消费、低碳经营的理念，引导公众选择低碳生活方式。

2.确立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这是我们党在“十二五”期间发展的总体思路之一。为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符合当前宏观政策的引导，企业就应该有相应的发展低碳经济的微观目标，如创造多少绿色产品、实现怎样有效的长效机制以保证企业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如何建立完整的碳排放信息和稳定的减排技术支持等。如房地产业界发现了推出“低碳建筑”的可能。王石说，按照中国房产市场的销量，如果开发商对商品房进行统一精装修，每年将可以减少1000万吨的建筑垃圾。万科在接下来的几年将以此为方向作出努力。而像锋尚集团，近年也提出了“输出节能产品开发的技术和管理”的定位。

3.从点滴做起，不断推行和宣传低碳经济。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低碳经济对前期资本投入的较高要求，导致在经济危机来临之时，受到的影响也比较大。如苏格兰皇家银行、富通集团等遭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一些银行同时也是低碳经济中最大的资金来源。壳牌石油公司也承认，风能和太阳能“在与新的组合项目争取投资机会的竞争中步履蹒跚”。因此，一些新能源虽然符合低碳要求，但成倍增长的运营费用直接导致走向市场时难以立足。但是，企业可以考虑先从小事做起，从企业生产、销售、经营等各个环节入手，先避开前期大成本的投入，比如企业可大量使用节能灯泡、节能水管，环保材料做成的办公用具等。

二、充分发扬创新精神

1.积极寻求低碳替代原料。目前，很多企业生产的产品所使用的原料含碳量极高，企业应该积极进行探索、创新，寻求低碳替代原料。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知名家具品牌都已经在家具制品的某些部位使用了纸做的蜂巢板。因为，这种蜂巢板产生的“替代”效益是惊人的，每1吨的蜂窝纸材料，可做成30～50立方米的蜂巢板，用以替代同样体积的实心木材。据统计，国内家具行业每年消耗木材有1亿立方米，如果蜂巢板能够替代其中的20%的木材用量，就可以节约木材2000万立方米，也就意味着1200多万吨的二氧化碳减排量。而且，蜂巢板的特殊结构(类似蜂巢的六边形空心结构)与实心木材或板材相比，成本可以降低30%以上。

2.积极探索和研发相关新技术。思科公司就通过网真这样高清晰度的远程IP视频会议产品来减少航空旅行次数，仅此就已减少了1000多万立方米的碳排放量。而像丰田等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镍氢电池之后已经集中资源投入到下一代汽车动力锂电池的研究之中。未来，柴油电力混合动力轿车的研发上市亦将把交通领域的“低碳”目标再次提升。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以每年GDP 1%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GDP 5%～20%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

3.注重低碳技术相关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低碳经济的加快发展急需大量前沿科技人才与科技成果支撑，但企业目前大多忽略这方面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以新能源领域人才现状为例：目前，我国风电产业当中受到长期专业技术培训的人不超过50个。在中国《可再生能源法》实施两年后的今天，全国仅有华北电力大学建立了可再生能源学院。另外，传统的创新成果评价认证体系，存在对某些现有科学体系不能解释的成果无法认定的尴尬现实。

4.建立和完善企业绿色会计体系。总体而言，目前我国会计界对绿色会计的研究是以规范性研究为主，实证研究凤毛麟角。企业可尝试在绿色会计核算对象中增加自然环境的内容，特别应重视环境科学与会计实务的结合。增加绿色资产、绿色费用、绿色效益的确认，并研究各种方法进行自然资源的价值计量，以及通过有效的绿色信息来满足企业会计信息的披露。

王强陈秀文温洁邹馨:低碳经济视角下的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三、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低碳是一种时尚，同时更是企业的一种社会责任，是人类的自救。在能源和环境的双重威胁下，企业为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承担这一社会责任，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又获得公众的信赖和支持，从而实现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二者相得益彰。一个企业要长盛不衰，至少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能力强，能够不断推出适销对路的新产品。二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强，诚信度高。

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包括:(1)法律责任。企业的一切活动都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2)经济责任。为社会提供商品、服务和就业等。(3)伦理责任。如内部的追求零安全事故、零职业病，外部的参与公益事业等。然而随着环境保护(主要针对气候变暖)和可持续发展思潮的兴起，节能减排、减耗完全纳入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主要考虑到以下因素：

1.中国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和自身能源储备的不足，使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日益严峻。例如，到2030年，预计中国80％以上的石油需求将依赖进口。因此，国内企业要想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未来的经济大战中占得先机，同时也考虑到中国资源短缺这一现实，企业就必须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重视未来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

2.中国作为能源消耗大国、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也受到越来越多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已做出了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诺。在“共同但有区分”的责任原则之下，中国尽管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在践行低碳经济发展原则上，显示出大国风范。

3.随着能源价格的攀升，如果不降低能耗，必将挤压企业的经济效益，对于能源成本占总成本比例较高甚至高达五成的高能耗产业更是如此，这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打入世界的关键。

4.低碳经济是未来全球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博弈的焦点，中国能否从经济大国跃升为经济强国，与能否很好地把握低碳经济的机遇息息相关。而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需要从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每个人做起。

总之，在当前低碳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下，企业应当从各个方面进行创新，主动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顺应当前时展的潮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经济和社会整体出发，发展低碳能源、低碳建筑、低碳工业、低碳交通等，引导低碳消费，努力构建低碳经济发展的新体系。

［参考文献］

［1］金莹．基于低碳经济背景下的绿色会计新探［J］．财会研究，2010(23)．

［2］赵铨．气候变暖、低碳经济与企业社会责任［J］．江苏造纸，2010(9)：2-8．

［3］黄家顺．刍议中国低碳经济发展路径［J］．江汉论坛，2010(12)：49-52．

［4］马学禄．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必由之路［J］．城市住宅，2008(5)：24-25．

篇5

一、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正在对当今国际经济关系和各国经济活动产生着日益深刻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同时存在着的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这两大趋势就是明显的例证。

所谓税收国际协调（International Tax Coordination），或者更全面意义上的“税收国际竞争与协调”（International TaxCompetition and Coordination）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一方面通过税收政策和税制设置来达到吸引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在国际税收关系中进行多方位协调与合作这样一种经济现象。所谓会计准则全球趋同（Global Convergenceof Accounting Standards）则指受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各国国内会计准则在不断的国际比较和协调中，在国际强势集团的推动下，向建立全球通用的会计准则目标发展这样一种动态过程。如何理解经济全球化对这两个并行趋势的影响，把握两者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这是本文要研究的第一个问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面对两大趋势的发展，我国应如何在税收制度设置和税收政策运用、在会计制度安排和会计准则制定等方面有所回应，如何协调税收制度与会计安排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利于我国竞争力的提高，这是本文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

显然，本文讨论的是一个关于税收与会计国际发展趋势关系的跨学科问题。虽然有关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在国内外税收和会计界都较少，但却已有相当的基础：一是关于税收与会计在微观层面上的密切联系，学界已有深入的研究（冯淑萍，1999；曲晓辉，2003；魏长升等，2003）；二是在宏观层面上，财税学者对税收国际协调已进行了较长期研究（靳东升，1994；邓力平，2000，2003；钟晓敏，2001），会计学者则已在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和全球趋同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葛家澍，2001，2002；冯淑萍，2001，2002；曲晓辉，2001；曲晓辉等，2003）。笔者认为，现在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宏观层面上的交叉研究，这是一种把税收与会计相关国际化趋势联系起来的探讨，是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理论支持的探讨；二是将宏观与微观层面结合起来的研究，既为有关部门制定规制提供导向支持，又为提供应对之策。本文仅就宏观层面的交叉研究进行初步尝试，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新角度。

二、税收国际协调与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并存

对两大趋势并存的把握必须建立在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及其主体了解的基础上。概括地说，经济全球化具有四种形式：贸易自由化、全球化、投资国际化、生产要素流动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的微观主体是跨国公司（企业），宏观主体则是主权国家（邓力平，2000）。在研究税收国际化和会计国际化时，必须考察经济全球化对此的影响，必须跨国公司和主权国家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

（一）税收国际协调及其表现形式

综观当今世界，各国税制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减税。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中，各国的减税就形成了税收国际竞争。税收国际竞争是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税收关系的主权及其协调这一对矛盾的外在表现形式（邓力平等，2001），并具有正反两方面效应。一方面，适当的税收国际竞争可以促进资源向税负低的国家流动；另一方面，过度税收国际竞争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以致各国之间持续地降低税负，最终导致各国税收主权的丧失。这样，适当的税收国际协调就成为必要。

概括地说，税收国际协调采取五种依次递进的形式：其一，税收合作（Tax Cooperation），即国家间通过交换各自税制结构和纳税人信息，防止和打击国际逃避税行为；其二，税收协定（Tax Agreements），指国家之间通过签订国际税收协定，寻求解决税制之间相互冲突引起的重复征税问题；其三，税制趋似（Tax System Approximation），指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相近的国家，通过规则的约束，使各自税制具备相似的特征；其四，区域税收一体化（Regional Tax Integration），指区域经济组织成员国之间通过部分经济主权让渡，相互协调以缩小各自税制的差异。这是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背景，税收国际协调的较高层次；其五，拟议中的国际税收组织（WorldTax Organization，WTOⅡ（1））（Tanzi，1994），这是最高层次的税收国际协调，显然须与较高的经济全球化水平相对应。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有两个趋向值得注意。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按照“低税率、宽税基、简税制、严征管”的原则进行了税制改革，这一税改浪潮迅速波及全球，从而使各国税制呈现主动和被动性趋似；二是区域性税收协调是以一国主权的部分让渡为前提，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国家间协调的内在要求。从的情况看，在全球范围内，要求各国在税制设置与税收政策运用方面进行更大让渡，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取得较大进展。

（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及其表现形式

与税收国际协调相似，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也源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依次递进的形式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提出升级的要求。贸易自由化引发各种国际会计业务，客观上要求有适当准则与之相对应；金融全球化促进了跨国融资及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要求会计国际合作以建立相应的规则；投资国际化对特定会计、会计信息生成及其可比性提出要求；而在生产要素流动全球化下，跨国公司内部及其与关联公司的定价在很多场合下难以找到市场参照，需建立相应的会计规范，跨国经营活动也需相似乃至统一的会计准则（曲晓辉，2001）。

从目前的情况看，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存在依次递进的三种形式。一是会计准则的国际比较（International Comparison），这是资本市场国际化与跨国公司发展的结果，是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最初形式；二是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InternationalHarmonization），这是以提高财务信息可比性为基础的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必经阶段，1973年成立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LASC）经过不懈努力，为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制定了《国际会计准则》（IAS），并推动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认可和实施，此外，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也做了大量工作；三是会计准则全球趋同（Global Convergence），这是会计准则国际发展的最高层次，也是LASC在2001年实施了重大改组后会计准则国际化发展的方向。

然而，与税收国际协调相类似，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主导力量和基本特征是发达国家利益导向和国际资本市场的财务信息需求，这里同样存在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问题。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所设立的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目标（IASB，2002）能否实现尚需时间来检验；以欧盟（EU）为代表的会计准则区域协调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三、税收国际协调与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关系

两大趋势的发展轨迹表明，二者在发展动因、影响范围、表现形式等方面存在内在联系，主要体现为六个方面：一是经济全球化是两大趋势并存的背景；二是世界市场经济是两大趋势并存的体制基础；三是微观主体的利益要求两大趋势之并存；四是宏观主体的活动促进了两大趋势之并存；五是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对税收国际协调的基础作用；六是税收国际协调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制约作用。

（一）经济全球化是两大趋势并存的时代背景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经济全球化是两大趋势并存和发展的时代背景。这里仅从投资国际化角度举两例加以佐证。其一，资本市场国际化使资源配置超越一国限制而纳入国际范围。资本市场的原则是公平和效率，运作基础是信息披露制度，而财务信息则是最重要的信息。由此，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在资本市场国际化下更显其重要性。同时，会计确认和计量作为税务体系的微观基础，其国际化进程势必对税务体系运作发生影响。而税收法规的刚性及其与财务会计规范的大量重合，又使国家税收不可避免地制约会计国际化的进程。其二，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一种方式，在跨境资产重组中，对有关企业的财务信息进行整合十分重要，这其中必然涉及不同国家间的会计制度安排和会计准则协调问题。另一方面，各国的税收制度和政策的协调对跨境资产重组也具有重要影响：不同国家对跨境资产重组的不同税收取向直接影响资产的国际配置；而一国税收政策直接决定着跨境资产重组中资产定价、股息政策等，因税收政策不同而造成的跨境资产重组决策中的分歧须通过税收国际协调进行缓解。

（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是两大趋势并存的体制基础

市场经济与税收和会计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强调的是，经济全球化下的市场经济具有两个新特点：一是世界性，即是在开放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二是现代性，即是政府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把握两大趋势的内在联系。

就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与税收国际协调的联系来看，税收国际协调的发展依托于现代世界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理想税制原则是市场经济对一国税制内在要求的体现。市场经济下税制设置主要遵循效率、公平、易于管理三原则，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更强调经济的开放性和宏观调控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反映在税制原则方面，效率和公平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更加凸现，要求通过对税收杠杆的运用有效吸引流动性较强的生产要素（如资本）。此外，如果各主权国家的税制都遵循规范、透明、易于管理的要求，税收国际协调将更具有操作性。总之，税收国际协调趋势的发展同时也是各国税制不断按照现代世界市场经济内在要求进行调整的优化过程。

同样地，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也为会计准则全球趋同提供了体制基础。会计信息作为对经济活动的反映和表述，直接影响着信息使用者的经济决策，引导着经济资源的流向。从这一意义上看，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种宏观经济行为和程序，政府的介入在所难免。政府通过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的“生产”进行管制，以配合宏观政策的实施，继而与其他国家的会计准则协调，并最终演进为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趋势。从实践看，无论是发达国家（如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政府对本国国内会计准则的制定及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均施加一定的政治影响（冯淑萍，1999）。

（三）微观主体的经济利益（活动）要求两大趋势之并存

跨国公司参与国际市场的最根本动机是谋求其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会计是企业经营的“语言”，而税收则是进行跨国决策时的重要因素。因此，从企业的立场出发，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之间协调一致是理想状态，这样，企业以会计标准进行处理后无需再进行纳税调整。当企业在经济全球化下拓展时，如能建立起全球通用的会计准则，将降低企业活动的交易成本；如果各国税制之间的差异可以完全被克服，企业将无需进行基于全球的税收筹划；进而，如果两大趋势共同发展甚至完全重合，企业的跨国财务和纳税的调整成本也将大大减低。由此可见，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代表了跨国企业经济利益的要求，并且从企业利益出发，企业倾向于将这两大趋势发展至极致。然而克拉尼斯基定律存在的必然性（魏长升等，2003）决定了在一国内部，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之间存在分离的必然性，这种分离只可调节不可消除；进而在国际范围内，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与税收国际协调之间也存在着无法消除但在程度上可以缓解的分离。因此，跨国公司的切身利益要求（进行调和的动力）和克拉尼斯基定律的客观约束（分离的硬约束）共同决定了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与税收国际协调互相兼顾，既协调又异步的发展历程。事实上，作为企业对不同国家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之间差异进行调节的应对之策，跨国公司采取了全球范围的财务（纳税）筹划，进行了各种转让定价操作，这些都是明证。

（四）宏观主体活动和利益促进了两大趋势之并存

一国税制设置和税收政策运用、会计制度安排和会计准则制定最终都将体现国家利益。会计准则（无论是一国的或国际的）具有协调经济利益的作用，在国际层面上则隐含着各国的主权和利益，会计准则全球协调和趋同过程中的讨价还价及各种阻力实质上是各国利益之争（冯淑萍，2001；葛家澍，2002）。而税收是一国税收主权的直接表现，税收国际协调下的国际税收关系代表了世界经济利益在各国之间的分配和调整。因此，两大趋势之所以有许多共同之处，源于两者都与国家主权和利益有着深刻的联系。

但是，准则全球趋同和税收国际协调同国家主权利益之间的联系程度又不尽相同：会计准则通过微观主体活动与国家主权发生间接联系，因此国家利益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步伐的制约相对疏松；而以税制和税收政策为表现的税收主权，直接关系本国对全球经济利益的分配，是一国经济主权中最难让渡的部分，其受经济全球化的波及往往最小或最迟。因此，较之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税收国际协调所面临的阻力更大。与此相对应，二者的国际化进程（即发展的步伐）也将有所区别，可以预计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发展步伐会快于税收国际协调：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在经历了国际比较、国际协调之后将有望实现某种程度的全球趋同；而税收国际协调从税收合作、税制趋似到区域税收一体化已近极致，全球税收一体化似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愿望。

（五）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对税收国际协调的基础作用

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对税收国际协调的基础作用主要涉及税基的确定、应税金额的核定、税款的正确性和确认及解缴时间的合规性。如前所述，税收国际协调不仅体现在税制的协调上，而且涉及税收征管。这样，财务会计的确认和计量就会到税收国际协调的效果。譬如，在我国现行税收实务中，财产税的计算就是以财务会计的折余价值为基础的，因此财务会计的折旧的选择、折旧期间和预计残值的估计，都会对财产税负的计算产生决定性影响。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讨论财产税的国际协调，与财务会计确认密切相关的税基的计算就比税率显得更为重要。再如，虽然在当前税收实践中，所得税是严格据税法计算的，而财务会计税前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由于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的不同而存在的差异，是在申报所得税时通过纳税调整来确定的，因此财务会计中有关所得税税基的确认就成为所得税的计算基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纳税金额的计算是以财务会计为基础的。实际上，在存在财务会计系统的情况下，在实务中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税务会计体系，纳税数据的生成是财务会计信息产出后的局部再加工而已。这样，财务会计和实务中存在的问题会在税务计量上反映出来。同理，国家财政收入的计量和税收公平原则的维护在一定程度上受财务会计理论、准则和实务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国际协调势必受制于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同时，应当承认，以税收中性化为目标的税收国际协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税种的简化和税率档次的缩小，但仍只是一种潜在的趋势。各国对税基的不同处理方式构成了税收竞争的主要手段，而且形式更为隐蔽，足以抵销税收中性化的效果。而恰恰在税基的具体确认上，税收与会计的交叉和融合几乎达到极致。

（六）税收国际协调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制约作用

税收国际协调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制约作用主要表现为两大层面：首先，与国家主权联系的紧密程度决定了国家政府在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两大趋势中的不同参与程度。税收国际协调是以各国政府为参与主体推进的国际趋势，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推动力量主要为国际职业组织和强势集团，其背后隐含了国家主权和利益（特别是涉及税收和保护本国投资人的合法利益等政策方面）。从这一意义上看，税收国际协调通过直接影响国家主权利益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产生制约作用。其次，从制度运作层面上看，税务对会计的制约作用在税收国际协调方面主要表现为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进程、范围、程度和效果的影响。鉴于绝大多数国家政府把会计准则归结为法规和主权范畴以及基于成本和效益的考虑，税务确认和计量对会计准则的影响是必然存在的，税收国际协调的将会影响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内容；税收国际协调范围的扩展也将进一步充实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内容。

四、结论与启示

（一）“一体化三难”：两大趋势并存与联系的本质

上述两大趋势之间的种种联系，就本质而言，是所谓“经济一体化三难”问题（Economic Integration Trilemma）在国际税收和国际会计领域中的表现。“经济一体化三难”指的是存在于经济全球化、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国家主权三者之间相互竞争、难以完全彼此兼顾的关系，即一种矛盾发展中的状态。在现实中，同时满足或兼顾其中两项目标而忽略第三项目标是可能的，而同时实现三项目标却极其困难，甚至是无法企及的（Summers，1999；Bagwell＆Staiger，2001）。

将对“经济一体化三难”问题的认识思路扩展到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领域，有助于认识这两大趋势并存和发展的本质。税收国际协调是经济全球化下的趋势，但税收主权又因其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无法完全让渡，税收制度和政策必须体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此相似，会计准则全球趋同迎合了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体现了市场经济对微观主体经济活动的要求，一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间接体现了国家利益与主权。因此，“一体化三难”在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领域既有明显的共性，又因其覆盖领域而各具特点。两大趋势中的“三难”在一定“度”的范围内可能得到调和，对这种“度”的把握程度决定了“三难”三个目标之间在这两个关联领域的协调程度。

简言之，无论是税收国际协调，还是探讨会计准则全球趋同，都应该在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审慎地把握维护政府管理和国家主权的程度，致力于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税收国际协调的难点在于税基的协调，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核心问题是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因此，进行税收国际协调必须考虑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特点、程度和趋势，实施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则必须考虑税收国际协调的宏观约束作用，二者的进展又必须以主权国家的活动和利益为基本前提。

（二）应对两大趋势之启示

面对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进程，我国应采取积极与稳妥相结合的态度，“顺势而为，与时俱进”（冯淑萍，2001）。这里，笔者仅谈谈对政府、学界与企业的三点启示。其一，政府在制定国内政策时应把握趋势并注意协调。税收国际协调、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与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决定了政府对这两大趋势参与和干预的必要性。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转轨国家，不能够无条件接受以发达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这两大趋势不是纯粹的技术性问题，实质是各国利益之争，是各国博弈的过程（贾亚锋，2003）。我国应找准位置，研究税收规范和会计准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既要利用趋势以增强本国的竞争力，又要确保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我国还应联合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和地区，与强势集团和国家讨价还价，使这两大趋势最终沿着符合绝大多数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其二，学界应加强在宏微观层面对税收与会计的交叉学科研究。如前所述，本文仅基于宏观层面对两大趋势的交叉研究进行初步探讨，而就两大趋势的宏微观层面之结合，本文尚未涉及。因此，未来之研究还需要学界，特别是税收和会计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开创性思考和研究。其三，企业应充分了解趋势，把握规则，更好地应对全球化挑战。税收法规和会计准则对企业经营具有重要作用，企业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微观主体，是两大趋势效应的最终承担者，因此，对此进程的把握，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特别对企业而言，要与外资企业开展业务往来，必须有效了解外资企业居民国的税收制度和会计准则；而要走出去，则更要充分了解投资目的国的税收制度和会计标准。总之，当企业经营活动突破国界时，要密切关注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发展，以获取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利益。

主要

冯淑萍。1999.市场经济与会计准则。会计研究，1

冯淑萍。2001.关于中国会计标准的国际化问题。会计研究，11

冯淑萍。2002.关于中国会计国际协调问题的思考。会计研究，11

葛家澍。2001.国际会计的一个新动向——近几年美国SEC FASB和IASC在提高会计准则质量方面的努力。中国工会财会，6

葛家澍。2002.财务会计理论方法准则探讨。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贾亚锋。2003.对会计国际化的几点认识。财经前沿，1

靳东升。1994.略论国际税收协调发展总趋势。世界经济，9

魏长升，陈晓坤，荣延权。2003.探讨克拉尼斯基定律的必然性——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差异的理论。涉外税务，5

钟晓敏。2001.竞争还是协调：评欧盟未来的税收政策走向。财经论丛，5

邓力平。2000.经济全球化、WTO与税收发展。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邓力平，陈涛。2003.西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研究新进展。税务研究，7

篇6

《经济》・中国金融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强、经济学家郭夏、深圳前海财智润通投资公司CEO陈海江、汉能控股集团战略合作部部长陈浩、国融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副总裁邵飞、中逸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刘峥、恒嘉律所律师谭耀光等来自学术界、券商、律所、会计师事务所、银行、基金、投行、企业家代表出席了本次沙龙会议。

刘强首先对研究院目前的发展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计划进行简单的介绍。他表示，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经济发展的动力正在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产业创新与金融发展相结合，可能成为新常态下产业升级的突破口。

郭夏表示，过去我们只关注了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当前我们应该关注金融创新，包括智慧金融、财富金融、海外金融、绿色金融、网络金融，以及信用金融。他还表示，真正的智慧型传媒机构，应该以研究为龙头，将“金融创新大趋势”作为龙头产品，并且应定期提供研究报告。此外，在金融创新的大趋势下，还应积极关注新人物、新企业、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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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峡两岸的贸易发展实际而言，从法律法规的层面颁布相应的刺激和鼓励政策十分必要：这不仅是为海峡两岸经济发展本身的推动，同时还是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战略规划实施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内在趋势。具体而言：

（一）更好地促进海峡两岸经济发展

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关系到全体民众的日常生活。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面临着经济体制落后、经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从大陆地区来看，实体经济发展缓慢，传统行业整体发展前景不明朗。尤其是近年来房产经济发展泡沫的负面作用逐渐爆发出来，内陆经济发展增速放缓，且出现较大规模的股价暴跌等不正常金融现象。从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来看，由于台湾地区对自身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原因，其十分重视对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导致过早将传统工业及制造业转移，但是由于后续的第三产业发展不及时，导致了其在后续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空洞期”的产生。因此，鼓励两岸贸易发展，不仅是为大陆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空间和机遇，同时也是台湾地区发展经济，安全渡过经济发展空窗期的必然举措。

（二）更好地实现对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顺应

当前，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的不断扩张，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去一体化的趋势，并且借助世界金融市场的完善和成熟而逐渐扩展至世界各国。我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自然无法置身于世界经济发展一体化大趋势之外。而台湾地区作为我国固有领土，是我国经济发展宏观大局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为了更好地融入到世界经济发展一体化趋势之中，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进一步腾飞，在世界经济发展一体化的大趋势之中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必须从经济立法的层面上为我国海峡两岸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三）更好地应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

在世界经济发展一体化的大趋势之下，区域间经济发展与合作成为各个国家应对一体化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普遍选择和对策。从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现状来看，东盟“10+3”、“10+1”成为当前主流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和组织。然而，我们必须清晰地看到，由于地缘政治伴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愈演愈烈，而台湾由于历史原因在国际舞台上十分受限，这对于其自身的经济发展而言十分不利，而这种原本就处于的劣势地位最终会冬至台湾地区在所在地域内经济发展的边缘化地位。因此，我国大陆颁布的鼓励政策，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发展的考量，更加是对于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种支持和鼓励，也是我国长久以来坚持的基本经济发展战略方向。

二、合同法中对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的鼓励原则的体现

所谓的鼓励原则是指在不违反宪法及基本法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为经济交易行为提供方便和自由。由于海峡两岸关系的特殊化，这种鼓励原则所代表的方便和自由，往往正是促进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具体而言，合同法为了确保海峡两岸经济的繁荣昌盛，增加贸易交易总量，特从以下三个方面提供了经济贸易的方便和自由。

（一）细化无效合同的相关规定

对于无效合同的认定工作直接关系到多种行业和多种形式的经济贸易行为从我国合同法对无效合同的认定来看，最初的无效合同是指那些“违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这种定义相对来说比较狭隘，并且内涵模糊，容易出现多种可能性情况的延伸，造成经济贸易行为中合同签订工作的不通畅。但是颁布新的合同法之后，关于无效合同的认定更加细致，更加明晰，有效防止了其他模糊性情况的出现。合同法则在原先法律条纹的基础上，将无效合同的范围扩展到了签订形式、签订目的、签订主体人等弍层面。表面上看，对于无效合同的规定范围的扩展增加了无效合同产生的可能性和范围。但实际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为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的合同签订提供了更多、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一旦无效合同的定义条款变得清晰明确，那么只要在上述规定的五种情况之外的情形下所签订的合同就是有效合同。因为经济传统、法律法规以及语言规范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海峡两岸经济发展中合同订立过程往往耗时较长且容易出现法律层面的模糊问题，而合同法的颁布则在极大程度上降低了这种混乱现象的出现和产生。为两岸经济发展的更加高效、更加安全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对于合同形式的规定更加自由和宽松

合同法为了充分促进和鼓励海峡两岸经济的发展，在合同形式的规定方面提供了更加广泛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因为从海峡两岸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来看，两岸业务往来正朝着更加复杂、更加多元、更加大量、更加高端的方向发展，在比如资本原作、股份投资等经济活动中，常常商机转瞬即逝，并且对于贸易行为所耗时间有着更加细致和短暂的客观要求。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的客观现状，使得合同法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放款了对合同形式的相关要求。一方面，合同法认为经济活动中各项因素变换激烈，因此在合同制定形式上可以视情况而定，不必仅仅局限于书面合同，其他形式的合同也可以在海峡两岸经济贸易活动中充分使用。并且明确规定，只有在当事人约定签订书面合同以及我国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需要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下才必须签订书面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这就为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合同签订的便利。另一方面，我国合同法还对合同的批量使用和标准化制定提供了使用和推广的空间。对于海峡两岸经济发展而言，相同领域内的经济贸易活动往往在签订合同的内容方面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正是模式合同的产生和应用的基础。之前处于对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的严格管控的考量，模式合同的使用范围和签订条件都有较为明确和细致的限定。而合同法认为，规定模式的合同的应用与传统其他书面合同的使用并不冲突，这为海峡两岸经济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极大便利，一些重复的经济贸易行为得以借助规定模式的合同的签订迅速完成，提高了两岸经济贸易行为的效率。

（三）对主体不合格合同的独特看待和处理

我国合同法对于签订合同两个不同主体有着更加明确的要求：“人超越权限签订的合同无效”。尤其是对于法律意义上的不合格主体所签订的合同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规定。基本的立法精神认为，法律行为和法律问题应该尽可能全面地、真实地考量各个相关因素。因此，在海峡两岸经济贸易中，对签订合同的两个主体的考察应实事求是，这也是海峡两岸经济贸易发展的客观需求。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中，如果某一个合同的签订主体存在不合格问题，那么具体该合同是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还需要相关执法部门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和评估。这对于海峡两岸经济贸易发展而言，充分兼顾了两者之间的易变性因素，保证贸易合同的签订是有效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而合同法对于主体不合格合同效力的特殊规定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法律精神，同时也是对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的一种不违法法律基本原则的兼顾，是合同法对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的鼓励性原则的重要体现之一。

三、海峡两岸如何充分利用法律优势实现自身发展

一是结合相关法律规定，注重海峡两岸贸易发展的标准化和模块化。海峡两岸经济发展中的贸易行为常常集中在旅游、中药材进出口、茶叶进出口等固定的领域内。因此，分析两岸经济贸易发展情况，进行标准化合同制定，能够为两岸贸易发展的标准化和模式化提供基础和前提。二是遵循新合同的相关固定，在海峡两岸贸易发展往来的过程中，忠实合作伙伴的选择。对于合同订立的主体资格进行仔细审定是签订合同的必要准备工作。为保证经济行为的合法以及合法利益的保障，应尽量避免与不合格法律主体之间签订合同，这样的合同虽然不等于是无效合同，但最起码是带有经济风险的。三是积极扩展两岸经济贸易发展领域，采取更加自由、灵活的合同形式，一切为两岸经济贸易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便利。合同法对于合同形式和签订程度有着更加自由和宽泛的规定，因此海峡两岸在进行贸易行为的过程中应充分利用这一自由和空间，尽可能提升海峡两岸经济贸易的效率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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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退出与经济转型,将是2010年中国经济的政策主线。

政策退出意味着政府投资的下滑,意味着传统周期性行业估值中枢的不断下滑。

经济转型带来的则是另一种图景。经济转型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华丽转身”。国际金融危机中断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

2010年,我们应当回到这一轨道上。首先,GDP的“三驾马车”要更加均衡,整体经济从依靠出口拉动转变为以内需为主的增长模式。

其次,产业的优化与升级成为迫在眉睫的议题。传统的过剩产能需要调整,传统的产业需要进一步推动技术革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战略新兴产业需要培育,节能减排、可替代能源、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都可能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引擎。

再次,区域的协调发展再度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相继出台的区域振兴规划反映了宏观政策的这一取向。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我们看到的则是区域板块、战略新兴产业板块的相继登场和估值中枢的不断抬升。

纠结于“政策退出”与“经济转型”的资本市场则是在冰与火的二重浴之中。政策退出带给市场的是“寒冰上的煎熬”。每一次货币政策的微调、房地产政策的出台都是对传统周期性行业的一次沉重打击,周期性行业市值占比占绝对优势的大盘一路下跌。

随着政策退出力度的加大,代表传统周期性行业的大盘股和代表战略新兴产业的小盘股的估值差异达到历史的巅峰,人性的恐惧再次主导了市场。

在冰与火煎熬中的投资者肯定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敢问路往何处去?

风物长宜放眼量。经济转型之年更应着眼长远,谋求穿越时空的阿尔法收益(预期可获得的超额收益)。让我们静思默想,穿越时空,把目光转向3~5年后的中国。中国将经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要素价格,进而影响公司利润,进而传导到市场估值?

首先,老龄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坎。中国的“人口红利”在2015年左右消失殆尽。这就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抬升,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初级加工产业逐步走向衰退。而医疗保健、技术密集型产业、自动化/半自动化产业将逐步兴起。

其次,节能减排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的的一项挑战。为实现中国2020年单位GDP能耗下降45%的目标,发展节能照明、智能电网、建筑新材料、废弃物处理等产业将是今后产业政策的重点之一。

第三,资源瓶颈仍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应对资源瓶颈,发展包括核能、太阳能、风能在内的新能源、推动煤电一体化建设,改变我国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实施资源税改革,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政策。

第四,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路网建设,特别是高铁的建设都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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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工业转型升级大趋势―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

转方式、调结构和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形成历史交汇点。“十三五”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特征是与全球“工业革命3.0”同步推进。把握好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的重要机遇，主动进行工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中长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工业信息化、服务化特点突出。工业与信息化高度融合，工业的个性化、服务化特点逐步凸显。我国公布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反映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变的大趋势，即有望到2020年初步完成从工业2.0向3.0的升级，并奠定走向工业4.0的重要基础。

“互联网”制造业升级的突出优势。能否抓住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新机遇，充分利用初步形成的“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变革，对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有重大影响。

第二是城镇化转型升级大趋势―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

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50%左右。201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4.77%，估计到2020年将达到60%。问题在于，人口城镇化率太低，2013年仅为36%。缩小人口城镇化率与规模城镇化率的缺口，需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等制度创新，努力争取到“十三五”末期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左右，并把它作为“十三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约束性目标，由此通过人口城镇化释放出蕴藏的巨大发展红利。

到2020年“让农民工成为历史”。2014年，中国农民工人数接近2.7亿，同时，绝大多数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中大部分人的意愿是落户城镇，总的看，2020年是“农民工”退出历史舞台的节点。

第三是消费结构升级大趋势―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

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10年前，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中，生存型消费支出占相当大的比重。这10年，发展型消费比重明显提升，如教育、医疗、健康、旅游等。据统计，1990年―2013年，城镇居民发展型消费支出比重从32.39%提高到54.42%;农村居民发展型消费支出比重从33.43%提高到55.72%。

从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的升级。这几年，人们对绿色消费、信息消费、便捷消费等新型消费的需求进一步提高，比如，这10年，城乡居民的信息消费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

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的升级。目前，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比重已接近40%，预计到2020年将超过45%以上，一些发达地区有可能超过50%左右。消费结构升级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消费总规模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45万亿―50万亿元左右，13亿人消费结构升级与消费潜力的释放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大空间。

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表明，未来5年-10年中国经济增长蕴藏着巨大潜力，经济向好的格局没有改变。

产业结构调整、创新能力提升、全面改革突破将成转型升级三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产业结构调整从工业主导转为服务业主导。

首先是经济结构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如：目前，虽然服务业增加值规模明显增加，今年上半年占GDP比重达到49.5%，创历史新高，但与发达国家70%以上水平相比仍然偏低，这使“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

其次是结构调整进程中的矛盾问题逐步凸显。如：劳动力成本明显提高，这也是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原因之一;资源环境约束全面增强，高消耗为特征的粗放型制造业难以为继。

再次是提升国际竞争力需要尽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业比重太低，占GDP的比重仅为15%左右，同发达国家有1倍以上的差距，已成为制约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因素，掣肘了“中国智造”进程。“十三五”要努力使生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5%提高到30%。

第二个挑战：创新能力提升从投资拉动转为创新驱动。

创新驱动关键是科技创新能力，但目前，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在国际上处在中等偏下的水平，尤其是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60%左右。

依托“互联网+”，加快形成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互联网+”是中国实现技术赶超的历史机遇，下一步，需要加快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制度环境，激发“互联网+”带来的巨大潜力。

创新驱动重在教育。要加快形成创新型、开放性、专业化的教育体制，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所需的各类专业人才。“十三五”教育改革，需要“跳出教育看教育”，加快推进以优化结构、提升质量为基本目标的第二次教育改革。

第三个挑战：全面改革突破从被动改转为主动改。

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难度很大，在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的阶段，要使改革不走回头路，并有所作为，需要尽快形成改革的大环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需要建立改革的激励机制，需要鼓励地方的改革试验。

速度与结构、短期与中长期、政策与体制将成转型升级三大关系

一是速度与结构的关系：从更加注重速度到更加注重结构。

“十三五”的经济增速要为结构调整预留空间。“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正处在关键阶段。在保持经济6%―7%增长的同时，要把结构调整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既有增长周期的原因，更有发展方式的问题。客观地看，这些矛盾和问题大都与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直接相关。不能因为短期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而忽略转方式、调结构的目标。

调结构的重点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总的判断是，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牵动影响转型升级全局：一是近几年，中国服务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GDP增长约0.4个百分点。如果“十三五”服务业年均增长10%，可以带动4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为中速增长奠定重要基础;二是目前服务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吸纳约100万个新增就业，如果服务业年均增长10%，未来5年每年将吸纳新增就业1000万人左右，成为吸引就业的主要渠道，并为创业创新开辟巨大的市场空间;三是推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关键在于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业比重明显提高;四是如果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5%，能源消耗量将下降14%左右，二氧化硫将减排18%左右，将为形成绿色发展新常态创造有利条件。

“十三五”有条件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估计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将达到55%以上。做出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一是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01年-2013年服务业年均实际增长10.6%，2015年上半年服务业占比接近50%;二是服务业的投资空间巨大，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远没有得到满足，到2020年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至少需要新增数十万亿元的投资;三是工业部门80%以上是制造业，属于高度市场化部门，而服务业50%以上仍被行政力量垄断，一旦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将释放巨大的增长潜能。

二是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从关注短期到谋划中长期。

立足中期。立足2020这个中期，不仅可以缓解短期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强转方式、调结构的动力，而且能够为10年、20年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立足中期，缓解短期。立足2020，客观认识经济转型时期带来经济下行的短期压力，由此找到一条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就短期解决短期，不仅难以解决问题，搞不好还会带来更大隐患。

“十三五”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节点。2015年-2017年是一个小坎，这三年顺利过去，2018年-2020年就会有较好的增长势头;2020年是一个大坎，越过这个坎，未来10年实现6%―7%的经济增长是有基础的，这个基础在于13亿人消费结构升级的大市场蕴藏着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三是政策与体制的关系：从依靠政策刺激到着力体制创新。

关键在于激发市场活力。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短期内政策刺激起托底作用。但化解经济下行压力，主要不是靠政策刺激，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适应发展趋势，在制度创新中发挥政策的放大效应。

服务业市场全面开放是重点。服务业市场开放既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又是市场化改革的战略重点。改革开放37年来，工业部门绝大多数领域的市场已经高度开放，但服务业领域市场开放严重不足，服务业难以利用国内社会资本和外资做大“蛋糕”。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占外贸比重为12.3%，明显低于2013年全球19.6%、美国22.1%和印度26.5%的水平。“十三五”深化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中之重是让市场在服务业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建议把2020年服务贸易规模达到1万亿美元，将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提高到20%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之一。把加快服务业开放作为双边多边自由贸易重点，通过发展服务外包提升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促进服务业企业“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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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在流动性方面，银行的信贷率虽不会保持一季度般高增长，但也不会很快收缩。从目前各方面情况来看，宏观经济处于一个向好的过程，虽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复，但是经济数据环比改善的趋势是明显的，对应到上市公司的盈利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市场中短期内下行的空间比较有限。

近日银监会的《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是贯彻国家“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方针，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可以预见的是，必将对拉动消费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目前我国的储蓄率较高，消费能力偏低，与国外发达国家的情况恰好相反。随着社保体系、医保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的逐步完善，国民的消费需求将越来越大，消费能力也将越来越高。《试点办法》的出台，会对改变我国居民长期以来相对保守的消费习惯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同时，也有望促进我国个人短期小额信贷率的提高。

我国政府在政策方面对中国的经济和A股市场的支持力度比较大。第一轮经济刺激政策，主要集中在投资上，未来还可能出台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这是市场相当期待的。

我们认为，泛消费行业投资价值巨大。在申银万国二级行业分类中的81个行业，有60个行业属于泛消费行业范畴。所谓泛消费行业，不仅包括直接消费品，也包括为消费品提供原材料或生产资料的间接消费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