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例1

一、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J．LAustin(1962)在《论言有所为》中首次提出语言并不仅仅是用来“陈述”、“描写”或“说明”，而通常是用来实施某一言语行为的。他将言语行为分为言内行为(1ocutionaryact)(一个有意义句子的产出)、言外行为(dleoutionaryact)(通过“说”本身来实施某种行为，完成某一意图或目的)和言后行为(pefloeutionaryact)(说话行为在听者身上所产生的效果)。Austin认为，要成功地实旌某一言语行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说话人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的条件的人；说话人对自己所说的话不能反悔；说话人必须对自己说出的要去实施的行为抱有诚意。

后来，他的学生Searle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这一理论。Searle(1969)明确提出了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是言语行为，而不是传统的语言学所认为的符号、词和句子。他认为要成功地实施某一言语行为，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1)基本条件。说话者打算通过说出一个语句，使他承担实施某一行为的义务。(2)命题内容条件。说话者在说出某一命题时表达了一个命题，同时断定了自己将来的行为。(3)预备条件。听话者愿意说话者实施某一行为，并且说话者相信他要实施的这一行为符合听话者的利益。(4)真诚条件。说话者打算从事某一行为。Searle把言语行为重新分为五大类：阐述类(assertives)、指令类(di—rectives)、表达类(expressives)、宣告类(delcaratives)和承诺类(commissives)。

随着Searle对这一理论的发展，人们已经成功地将该理论应用于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学批评等领域的研究中，对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作品分析的可行性也作了深入的理论研究。M．LPratt(1977)就认为“文学语言”和“普通语言”并无二致，用研究“普通语言”的理论来研究“文学语言”是可能的也是有必要的。荷兰的VanDijk(1976)建议“将文学当作具有自己的恰当条件(appropriatenessconditions)的一种具体言语行为”，并区分了文学作品中的宏观言语行为和微观言语行为(inac．ro—speechactsandmicro—speechacts)o概括地讲，宏观言语行为是指一部文学作品的作者通过他的作品与读者进行交流时所执行的宏观上的言语行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作品的主旨；微观上的言语行为是指小说中人物所执行的言语行为，也就是人物之间的交流。前者决定整个语篇，后者则由语篇中的单个句子来执行。

二、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

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的作家的言语，它用来实施某种言语行为。那么文学作品，其实也就是作家一个或若干个具体言语行为组成的一个综合体。文学言语行为除了通过言内行为，传达语言表层结构的命题意义，还通过言外行为表达作品言语的深层信息，即作家言语行为的意图和创作的主题，从而可能产生相应的言后行为，即{导到读者的认同或共鸣。如果能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语言学和文学评论相结合的方法，就能更好地理解作品的精髓。

作为文学写作常用手法之一的反讽就是一种间接言语行为。它是“作者用来说明小说本意上的表里虚实之悬殊的一整套结构和修辞手法。”它通过故意违反诚意原则而达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效果，说话人真实的言外之意是句子命题内容的反说或否定。19世纪美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EdgarAJlanPoe的短篇小说《一桶白葡萄酒》，就是借助于将反讽的艺术手法成功地运用在人物对话中，情节的处理上，乃至整部作品的构思之中，从而大大渲染了令人窒息的恐怖氛围与复仇主题。本文将根据言语行为理论，对《一桶白葡萄酒》中的反讽言语行为进行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分析。

三、《一桶白葡萄酒》中的反讽言语分析

(一)宏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一桶白葡萄酒》是复仇主题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一个疯狂的复仇故事。故事中杀人者头脑清晰，镇定从容，丝毫没有普通人实施犯罪时的那种局促与不安。他一步步将仇人引入酒窖，用铁链将仇人拦腰缚在壁龛上，准备砌墙将其活活闷死。当砌墙将近一半时，“Iceasedmylaboursandsatdownuponthebones”(我索性歇下手中的活，在骨堆上坐下)，欣赏起仇人的垂死挣扎，把谋杀的过程当成了复仇的享受过程。犯罪结束后，他没有丝毫的害怕与罪恶感，只说：“Myheartgrewsick”(觉得有点恶心)，而且：“Itwasonaccountofthedampnessofthecatacombs”(这是由于墓窖里那份湿气的缘故)。这与读者对死亡以及复仇所固有的观点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反讽由此产生。在这里反讽的使用不仅映射出复仇者充满仇恨的心灵和扭曲病态的心理，而且也在最大程度上让读者产生了恐惧。这种言后效果就是作者通过反讽所执行的主要的言语行为。

小说中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我”行走于小说文本之间，并不插入作家的现实生活，但对于我们读者来说这一点可能会造成截然相反的效果!因为在传统的第三人称叙事小说中，以读者的阅读心理，“我”与作家肯定具有极大的认同感。这一认识与我们在阅读小说时所遇到的叙述语气产生了矛盾。作者这种言语行为方式的言外之意是渲染故事的真实性，而事实上在这部短篇中，我们除了知道“我”是一个对伏契那托不满和对美酒也有一定鉴赏力的人之外，其他一无所知。他没有明确的身份，没有籍贯或家世。连他的名字也只出现两次，第一次是说到他的整个家族提起的，第二次是临近结尾处伏契那托一声绝望的叫唤。这种印象根本无法与作者本人联系起来。所以最终我们发现这种仿真性叙述语气欺骗了作为读者的我们的阅读感受，反讽在此时就产生了!

(二)微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Searle(1969)将言语行为分为阐述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和宣告类。在《一桶白葡萄酒=》中的反讽言语行为中，这五类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其中以宣告类为最，所以本文仅对文中最有代表性的实例，即其他四类言语行为，加以分析。

1．阐述性反讽(assertiveirony)

阐述类言语行为的言外之意是使说话人对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作出承诺，也就是说他必须相信自己所说的话的真实性。如果在发出话语时说话人本人并不相信命题的真实性，该话语就具有反讽意味。

比如，当“我”在狂欢节晚上遇到伏契那托时，本应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而“我”却热情地与他打招呼：“Mydear F0rtun砒o，youareluckilymet”(亲爱的福图纳托，遇见你真好呀)。读者在阅读到此处时，可以清楚地从这种表面的热情中感觉到这句话所代表的真正含义：“我的仇人，遇见我你该倒霉了。”这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词句在文中反复出现。比如，在后面“我”恨不能让他立刻进入地窖将其除掉之时，口里却说：“Yourhealth ispredous；You8reirch，respected，admierd，belov-ed…；youwillbeill”(你的身体重要。你有钱有势，人人敬慕，又得人心……你会生病的)。“我”为了确保伏契那托烂醉如泥让他再喝一些酒，而嘴里却说的是：“AdraughtofthisMedocwilldefendUSfromthedma ps”(喝点梅科多酒去去寒吧)。这些表面上嘘寒问暖、阿谀奉承，实际上却缺乏诚意、暗藏杀机的句子反衬出了“我”的老谋深算和工于心计，反讽的效果便油然而生了。

2．指令性反讽(directiveirony)

指令言语行为的言外之意是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去做某一件事。说话人运用指令性反讽来表达与他所说的相反或不同的含意。

小说中“我”千方百计想将伏契那托骗进酒窖，欲除之而后快，但在语言上却欲擒故纵。从刚开始的顾左右而言他：“ButIhavereceivedapipeofwhatpassesforAmontil—lato”(我弄到一大桶所谓白葡萄酒)，到开始激将：“And yetsome foolswill haveitthathistaste is a match foryour own”(可有些傻瓜硬说他眼力跟你不相上下呢)，再到假意地拒绝：“Myfriend，no；…Come，weiwllgoback”(我的朋友，不行……走，咱们还是回吧)，还有后面虚伪的奉承：“Yourhealthisprecious；Youaerirch，respected，admired，beloved”(你的身体要紧。你有钱有势，人人敬慕，又得人心)。这些句子的表层结构所传达的意思都是在拒绝他，而实际上这些言语行为的言外之意都是在试图使伏契那托跟他到酒窖去：“快跟我走吧，傻瓜，今天我一定要除掉你!”根据奥斯汀和塞尔的成功会话原则，这些话语违反了原则，产生了反讽的效果。

3．承诺性反讽(commissiveirony)

承诺类言语行为的言外之意是使说话人对某一未来的行为作出许诺。承诺类的先决条件是说话人对所承诺的行为有能力去完成，所以当交谈双方都清楚说话人并没有能力或不可能去实施那一行为时，承诺便赋予了反讽的含意。

文中的“我”利用仇人对名酒的嗜好，以一桶自葡萄酒(Amontillato)一步一步将他诱骗到自家的酒窖时，嘴里说着：“1willnotimposeuponyourgoodnature”(我不会利用你的好心的)，但实际此时他正是利用了仇人的“好心”才将其骗人酒窖的。而后面他将伏契那托用铁链锁住后所说的：“Oncemoreletmeimploretoreturn”(让我再一次求求你回去吧，也并不是真正要将伏契那托放出去，而是对伏契那托的愚蠢的一种嘲弄，是计策成功后得意的表现，因而具有反讽的意味。

4．表达性反讽(expressiveirony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例2

莎士比亚的戏剧，即使在今天，也是很受全世界人们欢迎的。我们不但被戏剧中的情节所吸引，而且还对戏剧中莎士比亚对语言的处理所吸引。莎士比亚堪称是杰出的语言大师。在他的戏剧中，表面意义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更多的涵义。只理解表面意义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研究莎士比亚所使用的写作技法。在众多的技法当中。戏剧反讽是莎士比亚经常使用的，我们可以在很多戏剧中看到，如《第十二夜》、《错误的喜剧》、《李尔王》、《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等。言语行为理论可以有效地对戏剧反讽这种语言现象进行解读，从而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由说话者的意图与听话者的感知所产生的差距而导致的误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反讽效果。

一言语行为理论

Austin认为话语具有“施事”功能，也就是说，说话的同时也是在实施一种行为。许多陈述只不过是“伪陈述”，人们所说的话根本不是有意图或者只是有部分意图来传递信息，做一说话行为的同时也在做施事行为…。他将含有施为动词的语句称为显性施为句，把不含有施为动词的语句称为隐性施为句。在显性施为句中，施为动词可看作是表达言语行为或施为用意的标签。而在隐性施为句中，由于缺乏具体的施为动词。发话人的真正意欲实施的言语行为或施为用意变得不透明，其理解需要借助具体的交际语境.

Austin将言语行为分为三种：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所表达的是话语的字面意义，指说话人说出一句有特定意义和指称的、能让人理解的话语的行为。言外行为指的是发话人通过话语来实施其交际意图或执行某个特定功能的行为，也称作言外之力或语力。言后行为指的是某一行为对听话人产生的影响，即话语说出之后在听话人身上产生的效果和结果。

J．R．Searle在Austin的基础上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他认为“不存在不带语力的句子”。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话语就是言语行为，而这种言语行为就是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也就是说，语言交际的最基本单位是言语行为。他使我们的注意力从说话者的意图转向听话者对说话者意图的解读。他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这一概念，即“一种施事行为通过实施另一种施事行为来实现的情况”。顾日国认为，有时是一言做多行，有时是一行得多言。言语行为既是一个个人行为，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行为，因为Ausitn反复强调施事行为是规约性的，这就是施事行为的社会性。

Searle将间接言语行为分为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和非规约性言语行为。所谓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是指按话语字面意义推断出来的“言外之意”，而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则指交际双方要根据共有的知识和所处的语境来推断出发话人的“言外之意”。

Van Diik将文学看作是一种具有自己合适条件的、具体的言语行为。他将文学作品分为宏观言语行为和微观言语行为。宏观言语行为决定整个文本，而微观言语行为则可以由文本中的一个或多个单句构成。宏观言语行为就是文学作品的作者通过其作品与读者进行交流时所产生的盲语行为，也就是作品的主旨；而微观言语行为则是指作品中人物之间的交流所产生的言语行为。在戏剧中，剧中人与观众的交流所产生的言语行为就是宏观言语行为，而剧中人之间的交流所产生的言语行为就是微观言语行为。通过对宏观言语行为与微观言语行为的区分，可以更好地理解具有双重语境的戏剧反讽。

二反讽与戏剧反讽

“反讽”这个词直到1502年才出现在英语中，并且直到18世纪才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irony”通过拉丁文和希腊语进入英语，意思是“虚伪、掩饰”。从语用学的角度，反讽可分为四类，即言辞反讽、戏剧反讽、情景反讽和矛盾反讽。有的反讽很容易定义，但有的却很难，其中包括戏剧反讽。《布留沃文学词典》(百年版)将戏剧反讽定义为：有观众领会舞台上某个场景或菜句语的含义而剧中人却没有领会。《美国百科全书》(国际版)认为：“戏剧反讽使一出戏的观众或读者比剧中人物知道更多的东西，是剧中人的认识与某一行为实际上表现出的结果之间的一种对照；误会的一种形式是悲剧，处于这种场合的剧中人物说的话，对自己是一种意思，对那些比他们更清楚地了解当前处境的人又是另一种意思。”《牛津文学术语词典》给戏剧反讽所下的定义是“观众比剧中人更了解剧中人的处境，其预见的结果与剧中人所期望的结果形成对照。”

虽然上_面对戏剧反讽所下的定义在某些方面有不同之处，但它们都体现了戏剧反讽的最基本的特点：观众知道了，但剧中人却不知道。我们将用言语行为理论对戏剧反讽的最基本特点进行分析。

三言语行为理论与戏剧反讽

言语行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来解释人们如何以言行事。反讽是一种间接施为句，实施的是一种间接言语行为，而且是非规约间接言语行为，其“言外之意”必须要经过推导。间接施为旬一般者可以插入施事动词，但反讽却不能。正如Haverkate所指出，言辞反讽与元所指表达是不一致的，言辞反讽没有施事动词“toironize”，其意义需要推导才能得出(研)。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Canyoureachthesalt?”，我们可以将其变成“IrequestyoupassIl1ethesalt”，但是我们不能说“Iironize…”。因为反讽是隐性施为句，所以要想理解它，我们必须了解反讽所发生的环境，也就是Austin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必须与说话者有“公认的”语境。但是，戏剧反讽与一般反讽还有一些不同之处。戏剧反讽具有双重语境，其一是戏剧中角色之间共有知识所形成的剧内语境，即微观言语行为产生的语境；其二是戏剧与观众基于剧内浯境的戏剧语境，包括宏观言语行为所产生的语境。

在《哈姆雷特》中，有很多我们可以用言语行为理论进行解释的戏剧反讽的例子。在哈姆雷特听了鬼魂(死去的老哈姆雷特)讲述了他是如何被毒死，并要求哈姆雷特为父报仇之后，哈姆雷特开始装疯。其实这时候哈姆雷特的一言～行都是他真正情感的表露。波洛涅斯问了他几个问题，哈姆雷特因为“精神有问题”而给出的是“愚蠢”的答案。但哈姆雷特的答案是尖刻的，直指波洛涅斯的弱点：圆滑世故，表里不一，以奥菲利娅为工具来刺探哈姆雷特。哈姆雷特j}清楚波洛涅斯不允许奥菲利娅与他接触。但通过问答之后，波洛涅斯只是感觉到这个神志不清的人所说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1)OLRDPOOLNUIS；Doyouknow me，mylord?

(2)HAMLET：Excellentwel；youareafishmonger．

(3)OL RDPOLONIUS：NotI，mylord．

(4)HAMLET：Then1wouldyouwelY~80honsetItman．

(5)OLRDOPLONUIS：Honest，mylord!

(6)HAMLE’T；Ay，sir tobehonset，asthisworldgoes，is tobeonemanpickedout0ftenthousand．

(7)LORDPo10MUs：T[mt’8verytrue，mylord．

作为微观言语行为，也就是波洛涅斯与哈姆雷特的对话，哈姆雷特的回答是空的、无效的，虽然波洛涅斯承认哈姆雷特的回答有一些道理，但似乎对他没有任何效果，因为这些回答是愚蠢的，全是废语。波洛涅斯之所以认为哈姆雷特的话没有意义而造成误解，是因为他们没有公认的语境，波洛涅斯不清楚哈姆雷特已经知道他父亲死亡的真相。但是，从这段对话的两个不同的语境来分析，其言后行为(对听话者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在剧内语境中，哈姆雷特的意图是让波洛涅斯认为他是真的疯了，而且波洛涅斯也确实这么认为。但是在剧外语境中，哈姆雷特是想让观众知道他在讽刺波洛涅斯的不诚实。作为一个小的宏观言语行为，哈姆雷特的回答确实是有意义的。他意欲说明一些事情，他的目标(言外行为)就是产生让人接受波洛涅斯是虚伪的这个结果，而且观众接受了这一观点(言后行为)，因为他们已经了解了这段对话所发生的背景。

言语行为的单位可以是词(这个词必须有句子的功能)、词组、句子、段落或章节14nD，而且必须把它们看成是具有语力的话语。在戏剧中，为了达到反讽的目的，经常使用双关语。在上面这段对话中，话轮(2)就是使用双关语来进行反讽。哈姆雷特使用“ifshmonger”来讽刺波洛涅斯利用他与奥菲利娅的关系来调查他是否疯了。波洛涅斯将“fishmon一异cr”理解为“鱼贩”，所以他在话轮(3)中回答是“NotI，lont”。所以，他认为哈姆雷特的话有些莫名其妙，这样哈姆雷特所说话语的言外行为就是空的、无效的。但观众了解哈姆雷特的真正用意。在观众这里，“ifshmonger”的意思是“皮条客”，也是哈姆雷特的意义所指。这样哈姆雷特的话就是有效的，而且达到了讽刺波洛涅斯的目的。在上段这个大的言语行为中又有很多小的言语行为，而这些言语行为的意图对观众来说是清楚的。话轮(4)中的“1wouldyouWeresohonestarllan”和话轮(6)中的“tobehonest，8．8thisworldgoes，istobeonerllanpickde outoftenthousnad”都是反话正说的例子。哈姆雷特也是用其来讽刺波洛涅斯的表里不一。

另外，在这种情景下哈姆雷特的讽刺言语行为也是恰当的(felicitosu)。对于剧中人来说，哈姆雷特的回答是可笑的，但是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哈姆雷特疯了。但是对于观众来说他的回答具有讽刺意义，因为观众是知道哈姆雷特是装疯的。观众从戏剧中所得到的与剧中人所理解的正好相反，并形成对照。正如张冲所说的那样，“戏剧反讽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是剧中人的无知，正因为他对别人的身份不清楚，正因为他对自己所处的情境的有利与否浑然不知，他在某种意义上比别人更自由：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自己换了个环境也许就不能讲的话，可以自由地做原来做不了的事情。’’

在《哈姆雷特》中三幕二场有一个名为“捕鼠器”的戏中戏，这个戏也是整个事件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也是《哈姆雷特》的一个特点。哈姆雷特想检验一下老哈姆雷特的阴魂所说的话是否是真的，便雇佣巡回剧团上演一部凶杀剧，其剧情与老哈姆雷特被毒死的情形一样，来看一下新国王的反应。这个时候观众中又多了一员，那就是哈姆雷特。当“戏中戏”演到奸夫毒杀国王时，新国王克劳狄斯就下令不要再演并离座返宫。在这里，我们可以把整个“戏中戏”做为一个大的言语行为，当然也可以说是一个小的宏观言语行为。这也符合顾日国的“一行多言”的说法。这个“戏中戏”的戏剧反讽言后取效行为结果就是怀疑被证实了。反讽的言后取效行为效果包括精神效果和功能效果。对于我们和哈姆雷特来说，这部戏中戏的作用在于检验新国王毒死老哈姆雷特是否是真的，而我们得到的答案是真的，这是这部“戏中戏”的功能效果。但对于新国王克劳狄斯，这部“戏中戏”有心理效果，他在真心地忏悔，因为我们看到了他在祈祷。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例3

一、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J．LAustin(1962)在《论言有所为》中首次提出语言并不仅仅是用来“陈述”、“描写”或“说明”，而通常是用来实施某一言语行为的。他将言语行为分为言内行为(1ocutionaryact)(一个有意义句子的产出)、言外行为(dleoutionaryact)(通过“说”本身来实施某种行为，完成某一意图或目的)和言后行为(pefloeutionaryact)(说话行为在听者身上所产生的效果)。Austin认为，要成功地实旌某一言语行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说话人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的条件的人；说话人对自己所说的话不能反悔；说话人必须对自己说出的要去实施的行为抱有诚意。

后来，他的学生Searle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这一理论。Searle(1969)明确提出了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是言语行为，而不是传统的语言学所认为的符号、词和句子。他认为要成功地实施某一言语行为，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1)基本条件。说话者打算通过说出一个语句，使他承担实施某一行为的义务。(2)命题内容条件。说话者在说出某一命题时表达了一个命题，同时断定了自己将来的行为。(3)预备条件。听话者愿意说话者实施某一行为，并且说话者相信他要实施的这一行为符合听话者的利益。(4)真诚条件。说话者打算从事某一行为。Searle把言语行为重新分为五大类：阐述类(assertives)、指令类(di—rectives)、表达类(expressives)、宣告类(delcaratives)和承诺类(commissives)。

随着Searle对这一理论的发展，人们已经成功地将该理论应用于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学批评等领域的研究中，对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作品分析的可行性也作了深入的理论研究。M．LPratt(1977)就认为“文学语言”和“普通语言”并无二致，用研究“普通语言”的理论来研究“文学语言”是可能的也是有必要的。荷兰的VanDijk(1976)建议“将文学当作具有自己的恰当条件(appropriatenessconditions)的一种具体言语行为”，并区分了文学作品中的宏观言语行为和微观言语行为(inac．ro—speechactsandmicro—speechacts)o概括地讲，宏观言语行为是指一部文学作品的作者通过他的作品与读者进行交流时所执行的宏观上的言语行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作品的主旨；微观上的言语行为是指小说中人物所执行的言语行为，也就是人物之间的交流。前者决定整个语篇，后者则由语篇中的单个句子来执行。

二、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

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的作家的言语，它用来实施某种言语行为。那么文学作品，其实也就是作家一个或若干个具体言语行为组成的一个综合体。文学言语行为除了通过言内行为，传达语言表层结构的命题意义，还通过言外行为表达作品言语的深层信息，即作家言语行为的意图和创作的主题，从而可能产生相应的言后行为，即{导到读者的认同或共鸣。如果能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语言学和文学评论相结合的方法，就能更好地理解作品的精髓。

作为文学写作常用手法之一的反讽就是一种间接言语行为。它是“作者用来说明小说本意上的表里虚实之悬殊的一整套结构和修辞手法。”它通过故意违反诚意原则而达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效果，说话人真实的言外之意是句子命题内容的反说或否定。19世纪美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EdgarAJlanPoe的短篇小说《一桶白葡萄酒》，就是借助于将反讽的艺术手法成功地运用在人物对话中，情节的处理上，乃至整部作品的构思之中，从而大大渲染了令人窒息的恐怖氛围与复仇主题。本文将根据言语行为理论，对《一桶白葡萄酒》中的反讽言语行为进行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分析。

三、《一桶白葡萄酒》中的反讽言语分析

(一)宏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一桶白葡萄酒》是复仇主题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一个疯狂的复仇故事。故事中杀人者头脑清晰，镇定从容，丝毫没有普通人实施犯罪时的那种局促与不安。他一步步将仇人引入酒窖，用铁链将仇人拦腰缚在壁龛上，准备砌墙将其活活闷死。当砌墙将近一半时，“Iceasedmylaboursandsatdownuponthebones”(我索性歇下手中的活，在骨堆上坐下)，欣赏起仇人的垂死挣扎，把谋杀的过程当成了复仇快感的享受过程。犯罪结束后，他没有丝毫的害怕与罪恶感，只说：“Myheartgrewsick”(觉得有点恶心)，而且：“Itwasonaccountofthedampnessofthecatacombs”(这是由于墓窖里那份湿气的缘故)。这与读者对死亡以及复仇所固有的观点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反讽由此产生。在这里反讽的使用不仅映射出复仇者充满仇恨的心灵和扭曲病态的心理，而且也在最大程度上让读者产生了恐惧。这种言后效果就是作者通过反讽所执行的主要的言语行为。

小说中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我”行走于小说文本之间，并不插入作家的现实生活，但对于我们读者来说这一点可能会造成截然相反的效果!因为在传统的第三人称叙事小说中，以读者的阅读心理，“我”与作家肯定具有极大的认同感。这一认识与我们在阅读小说时所遇到的叙述语气产生了矛盾。作者这种言语行为方式的言外之意是渲染故事的真实性，而事实上在这部短篇中，我们除了知道“我”是一个对伏契那托不满和对美酒也有一定鉴赏力的人之外，其他一无所知。他没有明确的身份，没有籍贯或家世。连他的名字也只出现两次，第一次是说到他的整个家族提起的，第二次是临近结尾处伏契那托一声绝望的叫唤。这种印象根本无法与作者本人联系起来。所以最终我们发现这种仿真性叙述语气欺骗了作为读者的我们的阅读感受，反讽在此时就产生了!

(二)微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Searle(1969)将言语行为分为阐述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和宣告类。在《一桶白葡萄酒=》中的反讽言语行为中，这五类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其中以宣告类为最，所以本文仅对文中最有代表性的实例，即其他四类言语行为，加以分析。

1．阐述性反讽(assertiveirony)

阐述类言语行为的言外之意是使说话人对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作出承诺，也就是说他必须相信自己所说的话的真实性。如果在发出话语时说话人本人并不相信命题的真实性，该话语就具有反讽意味。

比如，当“我”在狂欢节晚上遇到伏契那托时，本应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而“我”却热情地与他打招呼：“Mydear F0rtun砒o，youareluckilymet”(亲爱的福图纳托，遇见你真好呀)。读者在阅读到此处时，可以清楚地从这种表面的热情中感觉到这句话所代表的真正含义：“我的仇人，遇见我你该倒霉了。”这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词句在文中反复出现。比如，在后面“我”恨不能让他立刻进入地窖将其除掉之时，口里却说：“Yourhealth ispredous；You8reirch，respected，admierd，belov-ed…；youwillbeill”(你的身体重要。你有钱有势，人人敬慕，又得人心……你会生病的)。“我”为了确保伏契那托烂醉如泥让他再喝一些酒，而嘴里却说的是：“AdraughtofthisMedocwilldefendUSfromthedma ps”(喝点梅科多酒去去寒吧)。这些表面上嘘寒问暖、阿谀奉承，实际上却缺乏诚意、暗藏杀机的句子反衬出了“我”的老谋深算和工于心计，反讽的效果便油然而生了。

2．指令性反讽(directiveirony)

指令言语行为的言外之意是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去做某一件事。说话人运用指令性反讽来表达与他所说的相反或不同的含意。

小说中“我”千方百计想将伏契那托骗进酒窖，欲除之而后快，但在语言上却欲擒故纵。从刚开始的顾左右而言他：“ButIhavereceivedapipeofwhatpassesforAmontil—lato”(我弄到一大桶所谓白葡萄酒)，到开始激将：“And yetsome foolswill haveitthathistaste is a match foryour own”(可有些傻瓜硬说他眼力跟你不相上下呢)，再到假意地拒绝：“Myfriend，no；…Come，weiwllgoback”(我的朋友，不行……走，咱们还是回吧)，还有后面虚伪的奉承：“Yourhealthisprecious；Youaerirch，respected，admired，beloved”(你的身体要紧。你有钱有势，人人敬慕，又得人心)。这些句子的表层结构所传达的意思都是在拒绝他，而实际上这些言语行为的言外之意都是在试图使伏契那托跟他到酒窖去：“快跟我走吧，傻瓜，今天我一定要除掉你!”根据奥斯汀和塞尔的成功会话原则，这些话语违反了原则，产生了反讽的效果。

3．承诺性反讽(commissiveirony)

承诺类言语行为的言外之意是使说话人对某一未来的行为作出许诺。承诺类的先决条件是说话人对所承诺的行为有能力去完成，所以当交谈双方都清楚说话人并没有能力或不可能去实施那一行为时，承诺便赋予了反讽的含意。

文中的“我”利用仇人对名酒的嗜好，以一桶自葡萄酒(Amontillato)一步一步将他诱骗到自家的酒窖时，嘴里说着：“1willnotimposeuponyourgoodnature”(我不会利用你的好心的)，但实际此时他正是利用了仇人的“好心”才将其骗人酒窖的。而后面他将伏契那托用铁链锁住后所说的：“Oncemoreletmeimploretoreturn”(让我再一次求求你回去吧，也并不是真正要将伏契那托放出去，而是对伏契那托的愚蠢的一种嘲弄，是计策成功后得意的表现，因而具有反讽的意味。

4．表达性反讽(expressiveirony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例4

    一、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批评

    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丁(J.Austin)于1962年首次提出言语行为理论,指出语言的功能除了陈述、描写、说明外,还可以实施某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分为三类:言之所述,言之所为,以及言之后果。其中,言之所为是该理论的研究重点。通过施为动词(performativeverbs)、祈使、疑问及陈述三种句型来表达命令、请求、疑问及叙事的是直接的言之所为;间接言之所为是指通过实施一个行为来间接地实施另一行为。听话人对言语行为的理解主要依据常识及一般推理能力,评价言语行为则要通过适合条件。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在语言学界引发巨大反响,继而成为语用学的基础核心理论之一。此后,美国语言学家舍尔(Searle)进一步把适合条件归纳为:根本条件、命题内容条件、前提条件和诚意条件。他还把言语行为放在一组对话交际中分析,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语境因素,并进一步将言语行为分为五个大类:阐述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及宣告类。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国外许多学者对该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可行性作了深入的理论性研究:玛丽·普兰特(M.Pratt)指出用来研究普通语言的理论可以用于文学批评中;范代克(VanDijk)建议“将文学当作具有自己的恰当条件的一种具体言语行为”,并区分出文学作品中决定整个语篇的宏观言语行为和语篇中单个句子所执行的微观言语行为。我国学者朱小舟认为,“宏观言语行为实际上是指作者通过文学作品与读者所进行的交流,即作品的主旨;而微观言语行为则指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所执行的言语行为。”

    二、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

    反讽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语言现象,也是文学作品中惯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平均每4页就有一例反讽。文学作品中的反讽不仅体现在语言的修辞技巧上,也隐含在人物刻画、情节安排和主题表现上。反讽的使用属于间接言之所为,其言外之意是对其命题内容的对立、否定或矛盾。海佛凯特(Haverkate)特别指出“对诚意条件的反讽性的操作是实施任何反讽性的言语行为时所固有的。”

    三、《傲慢与偏见》中宏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简·奥斯汀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她继承了欧洲文学的反讽传统,为读者展现出异彩纷呈的反讽艺术。她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在讲述青年男女迂回曲折的爱情故事的同时,用反讽手法批判了19世纪初英国中上阶层一味追求金钱和地位的婚姻观。

    作者在小说一开场就通过反讽点明主题。“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为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作为卷首第一句话,以陈述句的形式出现无疑会影响读者的认知思维,进而博得读者的广泛认同。但随后的一句“这样的单身汉……人们总是把他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又不动声色地推翻了上文的“真理”——不是有钱的单身汉想娶太太,而是尚单身的女儿非要嫁个有产业的男子不可。这便将句中“人们”的代表人物班纳特太太的真实心态表露无遗:一心要把五个待在闺中的女儿嫁给有钱人。经过“真理”的陈述及推翻,讽刺意味一目了然,令读者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也不禁为作者含蓄展现其智慧魅力拍手叫好。在小说结尾,书中的“智者”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等人都受到了现实的嘲讽,而可笑的“愚人”班纳特太太、科林斯先生等却被证明是正确解释了这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奥斯汀通过形式多样的反讽抨击了当时英国中上阶层错误的婚姻观,这既是这部小说的主旨,也是作者所执行的宏观反讽言语行为,为整个语篇定下了反讽的基调。

    四、《傲慢与偏见》中微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文学作品中,微观上的言语行为主要体现在人物对白中,由小说人物执行。反讽作为《傲慢与偏见》中最出彩、最显着的语言艺术手段,在人物对白中贯穿始终。小说人物的反讽言语行为不仅生动地刻画出人物性格,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与整部作品的反讽基调相得益彰,令读者回昧无穷。

    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框架,反讽也可分为五种类型,即:阐述性反讽、指令性反讽、承诺性反讽、表达性反讽和宣告性反讽。反讽言语行为并不是均匀分布的,主要见于阐述类。

    1.阐述性反讽。阐述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陈述、描绘、报道、说明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所表达的命题是真的,适应方向是言语到世界,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信念。舍尔指出阐述性言语行为的根本条件是,“说话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对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做出承诺”。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说话人在不相信命题真实性的情况下仍然发出话语,则该话语就含有言外之意,具有反讽意味。

    当班纳特太太得知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搬到了附近,便匆忙将此消息告知丈夫,并敦促他即刻去拜访这个新邻居。班纳特先生不堪其烦,故意气她说:“我不用去。你带着女儿们去就得啦,要不你干脆打发她们自己去,那或许倒更好些,因为你跟女儿们比起来,她们哪一个都不能胜过你的美貌,你去了,彬格莱先生倒可能挑中你呢?”“我的好老爷,你太捧我啦。……”

    班纳特先生假意赞美妻子的美貌,是希望班纳特太太能依据语境或句子的语义结构从反面领会其言外之意。然而,班纳特夫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丈夫的嘲笑,反而信以为真,令读者忍俊不禁。

    2.指令性反讽。指令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建议、要求、请求、命令、邀请等。其目的是说话人试图让听者去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言语,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愿望,命题内容是让听者做某事。它的言之所为是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去做某事。当说话人发出一句话语要求或命令听话人做某事时,如果听话人根据语境认为命题内容不合情理,他会依据关联原则从命题内容的反面去判断说话人的真意。此种情形下,话语就具有了反讽意味。

    班纳特先生故意不断地提到彬格莱,不明真相的班纳特太太感到厌烦,迁怒于咳嗽的女儿。但是,当她得知丈夫已经拜访了彬格莱,立刻兴奋异常,对丈夫说道:“你真是个好心肠的人,我的好老爷!……”“吉蒂,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咳嗽啦。”

    班纳特先生一面说,一面走出房间"“。班纳特先生的回答就是一个指令性反讽。该言语行为并非针对女儿吉蒂,而是对一心只想着把女儿嫁给有钱人、智力贫乏、喜怒无常的妻子的嘲讽。

    3.承诺性反讽。承诺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允诺、答应、打赌、发誓、保证等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言语;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意图;命题内容是说话人做某事。它的先决条件是说话人对所承诺的行为有能力去完成。通过许诺,说话人就自觉承担起做某事的义务。如果交际双方都知道说话人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而又主动承担义务,承诺便赋予了反讽的含意。

    班纳特太太听说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先生租住了附近的内瑟菲尔德庄园,急于抢先结识,便试着说服丈夫尽快去拜访他:“……你的确应该去一次,要是你不去,叫我们怎么去。”“你实在过分心思啦。彬格莱先生一定高兴看到你的;我可以写封信给你带去,就说随便他挑中我哪一个女儿,我都心甘情愿地答应他把她娶过去……”。。

    班纳特先生所说的“写封信给你带去”,承诺性反讽言语行为。由于受到当时社会习俗的制约,班纳特太太是不可能去拜会那位新邻居的,班纳特先生的许诺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毫无诚意的口头许诺,其实是对班纳特太太一门心思寻找有钱婿的挖苦讽刺。

    4.表达性反讽。表达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感谢、祝贺、道歉、欢迎、哀悼等。其目的是表达由真诚条件说明的心理状态,这种表达式无适应方向。此类表达式所表达的命题的真是预设的,命题内容的真实与否是判断话语是否具有反讽性的前提。

    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他那傲慢的神情和居高临下的口吻令对方感到反感,

    以致遭到拒绝。当伊丽莎白以犀利、刻薄的语言历数他所犯下的罪恶时,达西再也不能保持沉默:“这就是你对我的看法!”达西一面大声叫嚷,一面向屋子那头走去。“你原来把我看成这样的一个人!谢谢你解释得这样周到。这样看来,我真是罪孽深重!’,达西所说的“谢谢你……”就是一例表达性反讽。凭借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达西一向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当他决定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丝毫不曾料到会遭拒绝。此刻突遭意料之外的指责和拒绝,达西内心的震惊和沮丧是不难想像的,但他毕竟是有教养的绅士,不便有过激的言行,于是他在房间里飞快地来回走动,并以这缺乏诚意的“感谢”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这一反讽言语行为使得这一幕成为小说开篇以来最强烈的冲突。

    5.宣告性反讽。宣告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任命、辞职、命名、解雇等。这种言语行为与诚意条件的联系不是特别密切,因而较少出现由于违反诚意条件而实施的反讽言语行为。但是,海佛凯特强调指出“宣告性言语行为如果违反了合适性条件,同样可以表达反讽”。实现宣告不仅需要语言规则,还必须有超语言惯例——说话人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条件的人。另外一个适合条件就是可接受性,即交际双方都清楚说话人所承诺的行为将给听话人带来益处,所以听话人从内心愿意接受说话人的承诺。如果违反了该条件,话语就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所谓的“宣告”变成了实质上的“威胁”。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例5

一、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批评

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丁(J.Austin)于1962年首次提出言语行为理论,指出语言的功能除了陈述、描写、说明外,还可以实施某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分为三类:言之所述,言之所为,以及言之后果。其中,言之所为是该理论的研究重点。通过施为动词(performativeverbs)、祈使、疑问及陈述三种句型来表达命令、请求、疑问及叙事的是直接的言之所为;间接言之所为是指通过实施一个行为来间接地实施另一行为。听话人对言语行为的理解主要依据常识及一般推理能力,评价言语行为则要通过适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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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国外许多学者对该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可行性作了深入的理论性研究:玛丽·普兰特(M.Pratt)指出用来研究普通语言的理论可以用于文学批评中;范代克(VanDijk)建议“将文学当作具有自己的恰当条件的一种具体言语行为”,并区分出文学作品中决定整个语篇的宏观言语行为和语篇中单个句子所执行的微观言语行为。我国学者朱小舟认为,“宏观言语行为实际上是指作者通过文学作品与读者所进行的交流,即作品的主旨;而微观言语行为则指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所执行的言语行为。”

二、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

反讽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语言现象,也是文学作品中惯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平均每4页就有一例反讽。文学作品中的反讽不仅体现在语言的修辞技巧上,也隐含在人物刻画、情节安排和主题表现上。反讽的使用属于间接言之所为,其言外之意是对其命题内容的对立、否定或矛盾。海佛凯特(Haverkate)特别指出“对诚意条件的反讽性的操作是实施任何反讽性的言语行为时所固有的。”

三、《傲慢与偏见》中宏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简·奥斯汀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她继承了欧洲文学的反讽传统,为读者展现出异彩纷呈的反讽艺术。她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在讲述青年男女迂回曲折的爱情故事的同时,用反讽手法批判了19世纪初英国中上阶层一味追求金钱和地位的婚姻观。

作者在小说一开场就通过反讽点明主题。“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为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作为卷首第一句话,以陈述句的形式出现无疑会影响读者的认知思维,进而博得读者的广泛认同。但随后的一句“这样的单身汉……人们总是把他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又不动声色地了上文的“真理”——不是有钱的单身汉想娶太太,而是尚单身的女儿非要嫁个有产业的男子不可。这便将句中“人们”的代表人物班纳特太太的真实心态表露无遗:一心要把五个待在闺中的女儿嫁给有钱人。经过“真理”的陈述及,讽刺意味一目了然,令读者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也不禁为作者含蓄展现其智慧魅力拍手叫好。在小说结尾,书中的“智者”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等人都受到了现实的嘲讽,而可笑的“愚人”班纳特太太、科林斯先生等却被证明是正确解释了这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奥斯汀通过形式多样的反讽抨击了当时英国中上阶层错误的婚姻观,这既是这部小说的主旨,也是作者所执行的宏观反讽言语行为,为整个语篇定下了反讽的基调。

四、《傲慢与偏见》中微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文学作品中,微观上的言语行为主要体现在人物对白中,由小说人物执行。反讽作为《傲慢与偏见》中最出彩、最显着的语言艺术手段,在人物对白中贯穿始终。小说人物的反讽言语行为不仅生动地刻画出人物性格,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与整部作品的反讽基调相得益彰,令读者回昧无穷。

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框架,反讽也可分为五种类型,即:阐述性反讽、指令性反讽、承诺性反讽、表达性反讽和宣告性反讽。反讽言语行为并不是均匀分布的,主要见于阐述类。

1.阐述性反讽。阐述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陈述、描绘、报道、说明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所表达的命题是真的,适应方向是言语到世界,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信念。舍尔指出阐述性言语行为的根本条件是,“说话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对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做出承诺”。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说话人在不相信命题真实性的情况下仍然发出话语,则该话语就含有言外之意,具有反讽意味。

当班纳特太太得知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搬到了附近,便匆忙将此消息告知丈夫,并敦促他即刻去拜访这个新邻居。班纳特先生不堪其烦,故意气她说:“我不用去。你带着女儿们去就得啦,要不你干脆打发她们自己去,那或许倒更好些,因为你跟女儿们比起来,她们哪一个都不能胜过你的美貌,你去了,彬格莱先生倒可能挑中你呢?”“我的好老爷,你太捧我啦。……”

班纳特先生假意赞美妻子的美貌,是希望班纳特太太能依据语境或句子的语义结构从反面领会其言外之意。然而,班纳特夫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丈夫的嘲笑,反而信以为真,令读者忍俊不禁。

2.指令性反讽。指令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建议、要求、请求、命令、邀请等。其目的是说话人试图让听者去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言语,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愿望,命题内容是让听者做某事。它的言之所为是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去做某事。当说话人发出一句话语要求或命令听话人做某事时,如果听话人根据语境认为命题内容不合情理,他会依据关联原则从命题内容的反面去判断说话人的真意。此种情形下,话语就具有了反讽意味。

班纳特先生故意不断地提到彬格莱,不明真相的班纳特太太感到厌烦,迁怒于咳嗽的女儿。但是,当她得知丈夫已经拜访了彬格莱,立刻兴奋异常,对丈夫说道:“你真是个好心肠的人,我的好老爷!……”“吉蒂,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咳嗽啦。”

班纳特先生一面说,一面走出房间"“。班纳特先生的回答就是一个指令性反讽。该言语行为并非针对女儿吉蒂,而是对一心只想着把女儿嫁给有钱人、智力贫乏、喜怒无常的妻子的嘲讽。

3.承诺性反讽。承诺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允诺、答应、打赌、发誓、保证等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言语;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意图;命题内容是说话人做某事。它的先决条件是说话人对所承诺的行为有能力去完成。通过许诺,说话人就自觉承担起做某事的义务。如果交际双方都知道说话人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而又主动承担义务,承诺便赋予了反讽的含意。

班纳特太太听说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先生租住了附近的内瑟菲尔德庄园,急于抢先结识,便试着说服丈夫尽快去拜访他:“……你的确应该去一次,要是你不去,叫我们怎么去。”“你实在过分心思啦。彬格莱先生一定高兴看到你的;我可以写封信给你带去,就说随便他挑中我哪一个女儿,我都心甘情愿地答应他把她娶过去……”。。

班纳特先生所说的“写封信给你带去”,承诺性反讽言语行为。由于受到当时社会习俗的制约,班纳特太太是不可能去拜会那位新邻居的,班 纳特先生的许诺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毫无诚意的口头许诺,其实是对班纳特太太一门心思寻找有钱婿的挖苦讽刺。

4.表达性反讽。表达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感谢、祝贺、道歉、欢迎、哀悼等。其目的是表达由真诚条件说明的心理状态,这种表达式无适应方向。此类表达式所表达的命题的真是预设的,命题内容的真实与否是判断话语是否具有反讽性的前提。

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他那傲慢的神情和居高临下的口吻令对方感到反感,

以致遭到拒绝。当伊丽莎白以犀利、刻薄的语言历数他所犯下的罪恶时,达西再也不能保持沉默:“这就是你对我的看法!”达西一面大声叫嚷,一面向屋子那头走去。“你原来把我看成这样的一个人!谢谢你解释得这样周到。这样看来,我真是罪孽深重!’,达西所说的“谢谢你……”就是一例表达性反讽。凭借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达西一向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当他决定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丝毫不曾料到会遭拒绝。此刻突遭意料之外的指责和拒绝,达西内心的震惊和沮丧是不难想像的,但他毕竟是有教养的绅士,不便有过激的言行,于是他在房间里飞快地来回走动,并以这缺乏诚意的“感谢”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这一反讽言语行为使得这一幕成为小说开篇以来最强烈的冲突。

5.宣告性反讽。宣告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任命、辞职、命名、解雇等。这种言语行为与诚意条件的联系不是特别密切,因而较少出现由于违反诚意条件而实施的反讽言语行为。但是,海佛凯特强调指出“宣告性言语行为如果违反了合适性条件,同样可以表达反讽”。实现宣告不仅需要语言规则,还必须有超语言惯例——说话人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条件的人。另外一个适合条件就是可接受性,即交际双方都清楚说话人所承诺的行为将给听话人带来益处,所以听话人从内心愿意接受说话人的承诺。如果违反了该条件,话语就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所谓的“宣告”变成了实质上的“威胁”。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例6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3－0202－06

①参见拙文《当下诗歌写作：从“反讽”到“歌唱”》，载《海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本文认为当代诗歌写作“走向反讽逻格斯主义”，有效地从话语的层面指出了当代诗歌写作的口语中心化、集中化的写作倾向，反讽写作一开始以幽默、讽刺产生了较好的修辞效果，但是反讽写作的中心化、集中化，也不断暴露出口语写作的负面影响。

〔基金项目〕广西民族大学2010年度博士人才引进项目（2010QD009）

〔作者简介〕董迎春，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广西南宁 530006。

一、反讽时代的“反讽”

反讽成为当下文化艺术的主要特征，它与“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代诗歌写作代表着当下文化的主要特征，也渗透着反讽的表达策略。显然，“反讽已经成为这个文化的主调，我们就只有尽可能了解反讽的种种特点，包括其弱点与强处，以及反讽演化的出路，才能找到能让文化新生的表意形式”〔1〕。由地下写作而发展出的“朦胧诗”对“颂歌”与“战歌”不断进行解构，“第三代诗”对“朦胧诗”又进行颠覆，这里面都有“反讽”的修辞方式，20世纪80年代末，以伊沙为代表的“反讽叙事”把反讽推向了话语中心，且一直影响至当下的诗歌写作。

反讽，构成了当代诗歌写作的最重要的写作策略，丰富了当代诗歌写作的修辞与艺术性，给当下诗歌写作增添了知性、智性色彩，使诗歌突破传统的抒情特征，重新确认诗歌写作的精神价值与意义，但是“反讽”过多地在当代诗歌写作中的策略性使用，也不自觉地走向反讽的“逻格斯中心主义”①。从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脉络来看，“朦胧诗”开始尝试“反讽”（仅是艺术修辞方式中一种）、第三代诗歌中的口语诗歌写作则将其作为文本主要修辞手段，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的当代诗歌写作，“反讽”成为当代诗学主要的修辞语言、诗学思维与哲学态度。

反讽（irony）是西方文论最早概念之一，但也是较难说清楚的概念之一，也给人留下“臭名昭著，难以捉摸”〔2〕的印象。反讽一词出自希腊文eironeia，最初为古希腊戏剧的角色典型，说着傻话，佯装无知，这类糊里糊涂的“傻话”最后被证明为真理，从而让对手洋相百出，增加了思想的说服效果，成为一种有说服力的修辞术。“反讽的基本性质是对假相与真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对这矛盾无所知：反讽者是装作无知，而口是心非，说的是假相，意思暗指真相；吃反讽之苦的人一心以为真相即所言，不明白所言非真相，这个基本的格局在反讽所有的变体中存在。”〔3〕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经常扮演此类角色。一直到16世纪，“反讽”都是传统修辞学中一种次要的“修辞格”，从17世纪以来，德国浪漫主义文论开始，“反讽”概念不断扩大，由以往的语言上的修辞，变成一种话语的“转义”，一种新的思维与认知方式，最后发展到新批评派、形式论，“反讽”被看作是诗歌语言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成为诗歌的基本思想方式和哲学态度。

著名学者钱钟书多次指出老子的“与物反矣，及至大顺”中“反”的修辞结构，诸如“大直如屈”、“大成若缺”、“上德不德”、“美者不言，言者不美”，这类“反”与“反讽”相似，他称为“冤亲语”（paradox）与“反案语”（oxymoron）。诗人郑敏说：“中国俗说‘听话听音’，正说明在言语的阳面的显露之外，还有那阴面隐藏的部分，这使得语言的透明度远不如它表面所表现的那么天真。语言的受压抑部分和所表现部分同样都在交流中起着信息传达的作用。”〔4〕中国传统中“反讽”思维也同样影响当下写作思维，反讽背后显然有许多值得我们探讨的话语秘密。

20世纪开始，话语的转义研究从修辞学层面加速推向更为广阔的人文学科中的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和哲学等领域，反讽再次成为理论界关注的话语研究重点。海登・怀特认为“历史诗学”中存在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这四种转义形式，“反讽、转喻和提喻都是隐喻的不同类型，但是它们彼此区别，表现在它们对其意义的文字层面产生影响的种种还原或者综合中，也通过它们在比喻层面上旨在说明的种种类型表现出来。隐喻根本上是表现式的，转喻是还原式的，提喻是综合式的，而反讽是否定式的。”〔5〕“反讽则是辩证的，元分类的，自觉的；它的基本策略是词语误用，即用明显荒唐的比喻激发对事物性质或描写本身的不充足性的思考。”〔6〕反讽对较广学科与领域的渗透，也同样影响了诗歌创作，这也为“朦胧诗”以来的当代诗歌话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反讽”：当代诗歌写作的主要策略

当代诗歌话语研究主要考察“朦胧诗”以来的诗歌写作策略，特别是当代诗歌发展到了“第三代诗”中的“口语写作”，此时的“当代诗歌没有20世纪50年代的神采飞扬，没有‘朦胧诗’年代的忧世胸怀，没有‘后朦胧诗’年代的哀伤精致，当今诗人过分陷于犬儒主义的自我怀疑，都是对的，但是不可否认当代诗人技巧的纯熟，形式的多变，超出新诗的任何时代”〔7〕，赵毅衡先生指出这种“纯熟的”诗学形式就是“反讽”。反讽基本成为当代诗歌写作的主要形式，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的诗歌叙事，反讽已经变成当代诗歌话语的中心，成为主流的口语写作的范式，以伊沙为代表的写作诗潮占据了诗坛写作的重要位置。

第一，“朦胧诗”反讽

“朦胧诗”更多是在隐喻思维下的话语转义，“反讽”偶尔也会出现在一些比较智慧与具有良知的诗人的诗歌话语中。黄翔便是这一批最具道义感与责任感，且自觉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某种距离清醒的诗人之一。

本文把黄翔纳入“朦胧诗”的写作，有学者把他的《独唱》看作是朦胧诗较早的作品〔8〕，但与这首诗歌一样具有反讽意味的作品还有60年代创作的《野兽》。黄翔写道：“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我的年代扑倒我/斜乜着眼睛/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撕着/咬着/啃着/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野兽”是全诗的核心意象，以之为题，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人沦为兽，人性退化为兽性，这是诗人给我们勾画出的恐怖时代的病相，其批判锋芒不直接涉及政治，而是对以政治为主导生活的人性被异化的现实语境的批判。这里面充满了历史的反讽意味，“‘历史反讽’（historical irony），机制与情景反讽相似……有时被称为‘世界性反讽’（cosmic irony）。大规模的人类行为，例如政府干预股市、房市，或许不被人看成是一个符号表意，但是文化核心依然是个意义问题。‘宇宙性反讽’是人类文化对付历史无能为力的象征。”〔9〕反讽话语，侧重从“语境论”角度进行否定与批判。它在意识形态意蕴方向走向了自由与颓废时期，走向了文化上的虚无主义。

北岛的《回答》写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是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笼罩的情境中人性被扭曲的现实，诗歌对人性丧失进行了语境的文化批判，渗透着“历史反讽”意味。

在顾城的诗歌中，也有诸多“反讽”，诸如有悖常理却渗透着智慧与沉痛的“正话反说”，也是一种“历史反讽”，诸如《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是对那一个时代的揭露与批判，成为人性丧失时代的“世界性反讽”，“一代人”因为寄身于这样的时代，同样面临变形、异化，但是对正直、有良知的诗人而言，他们仍在漆黑的天空中仰望属于内心的星辰，在心理上吁求人性中的善与美。《远和近》也同样体现出悖论、反讽的意味：“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看云时很近”，通过情境的错位达到一种“反讽”效果，一种是以“云”隐喻纯粹与美的事物，一种是以“”刚刚结束的“我”（异化？变形？）为隐喻来对应纯粹、美的事物。“你”作为“他者”本应该与“我”的客观距离最“近”，但心理距离却非常遥远，从自然距离而言，看“云”时应该离得很远，但是相反却感觉到距离之“近”，你、我之间的距离是如何造成的？回到“”的历史语境，我们自然领悟到这是时代造成的生命悖论。

又如朦胧诗代表诗人多多的诗：“我写青春沦落的诗/（写不贞的诗）/写在窄长的房间中/被诗人奸污/被咖啡馆辞退街头的诗”（《手艺――和玛琳娜・茨维塔耶娃》），“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无题》），这些诗歌突出埋怨的处境、对生活痛苦的感知、联想，语言上的敏感与尖锐构成了诗歌的艺术特色，也不乏机智的反讽。

第二，“口语写作”反讽

“第三代诗”中的“反讽”主要体现在“口语写作”，其创作原则是“真实高于一切”，着重展现普通的平凡生活中种种荒诞的、非常态的情绪心态和生存情态，非理性的荒诞品格成为“口语写作”进行反讽叙事的基点与聚点。克尔凯郭尔在15条“反讽论”中最后一条指出：“恰如哲学起始于疑问，一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生活起始于反讽。”〔10〕口语写作，侧重于日常生活的叙事，通过“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生活”来解构抒情的、传统的、隐喻的、形而上学的理性、诗学观念。

四川诗人尚仲敏的《门》是一首颇为犀利的反讽诗歌：“门，靠着墙/直通通站着/墙不动/它动/墙不说话/但它/就是墙的嘴/有人进去，它一声尖叫/有人打这儿出去，它同样/一声尖叫/但它的牙齿/不在它的嘴里/它不想离开墙/它压根就/死死地贴着墙”，这里面明写“门”，实写存在的荒诞，人的荒诞，暗示了环境的荒诞对人格的分裂影响，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门，却变成被异化的“嘴巴”，如持久而过时的“传统”变成“墙”堵住了“自由”与“希望”。胡冬的《一路平安》也有这样的诗句：“上街时最好提两只哑铃/以免被风刮破。”这种荒诞不经的失重感透视出人的非自由的生存本质与现实处境。在一定意义上，反讽是元比喻式的，它在修辞性上属于语言的正话反说，是在意识中被自觉使用的，“反讽就代表着意识的一个阶段，在其中语言本身那种成问题的性质已经被认识到了。它指向的是所有关于实在的语言描述之潜在的愚蠢性，就如其拙劣模仿的信念一样荒谬绝伦。”〔11〕由此可见，这种种源于诗人的敏感心灵的反讽式的生存悖论，揭示出存在世界的荒诞性的本质，人无时无刻不遭遇“现实困境”的挤压。

同时期，诸如此类具有“反讽”意味的诗歌还有：“父亲是萝卜/母亲是一只母鸡/漫不经心地放屁/有什么罪过/笼子里的人/总是还原为猴子”（张锋：《军规》）；“有一个默许总展示不了/于是一个人病了/又有一个人病了/然而窗子总不见亮光/四季没有病/终于有蝙蝠扑着翅膀/总算捎上点星光了/没有目的的笑最纯真/而默许就是阴谋/于是病毒开始流行了”（贝贝：《默许》）；“真理就是一堆屎/我们还会拼命去拣/阳光压迫我们 我们还沾沾自喜/……在真理的浇灌下/我们茁壮成长/长得很臭很臭”（男爵：《和京不特谈真理狗屎》）。我们无时不感到现代社会处于自我分裂与异化的状态，第三代诗人对中国当代社会面临的西方后工业社会带来的文化冲突，是极其敏感与体会深刻的，他们的诗歌表现出当下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背景下人的“单面人”特征，有时也带上一种世纪末的病态情绪，体现出对死亡的思考。这类探讨“死亡”主题的诗歌，是海德格尔式的“向死而生”的存在反讽，在种种消解与积极虚无的情怀下，事实上构成不是肉体意义的“死”，而是一种穿透死亡深渊与恐惧的生命智慧与探索精神。但是，这类诗歌同时也体现出消费化、市场化对人精神上的否定作用和消极影响，具体表现为文化上的虚无主义倾向。

在“第三代诗”中，欧阳江河的《手枪》通过语言的解构，特别是对汉语作为表意文字的拆解，来达到对政治主题的消解、去中心化，这里面渗透着强烈的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反讽式的颠覆力量。欧阳江河式的解构在他的代表作《玻璃工厂》中同样也有体现：“从看见到看见，中间只有玻璃。/从脸到脸/隔开是看不见的。/在玻璃中，物质并不透明。/整个玻璃工厂是一只巨大的眼球，/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它的白天在事物的核心闪耀。”诗人在事物的转喻当中找到事物的类似，从玻璃本身的冰冷、透明、易碎、可反光、尖锐等特征延伸到对世俗生活的哲理化思考，揭示“透明的代价”，即后工业时代到来后，人面对物质文明所带来的精神迷茫、疼痛、焦虑与撕裂，这里面充满着“情景反讽”。

“第三代诗”看到朦胧诗以来语言的“矫情”与“堕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语言本身来颠覆现有的价值体系。在词与物、词与词、词与世界之间，不断地制造语词、语义的分离与差异，尽情发挥语言自身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这一阶段的诗歌在这种缝隙之间增补诗意，对以往“朦胧诗”现实主义观的工具理性语言，进行了清理与去蔽，也重新面对中国几千年语言背后嵌入的“工具理性”，从语言的层面破除语言的迷信，从而让语言在诗歌的文化语境中获得某种裂变与新生。诗歌理论家欧阳江河把其称为“反词立场”，“词与物的初始联系不像看上去那么单纯，就其起源而言早已布满了外在世界所施加的阴影、暴力、陷阱”，“词的世俗性意义无论朝向善恶的哪一向度，都含有某种特异的精神疾病气味，它是不祥的，因为它除了是某种体制话语的产物，也是人性丧失的一部分。”〔12〕欧阳江河看到这种“反词立场”背后的暴力专制结构在制约文学的思维。对约定既成的话语与机制，诗歌更应该注重对立语词之间的游离与断裂，语义符码的编码与解码，由此形成一种渐为开放与自由的语境。反讽式的写作为这种语境提供了较好的切入路径。

“第三代诗”的反讽语言表现为语言狂欢与自由娱戏。反讽的诗歌就是把那些粗暴的，甚至带有丑陋的语词放在文本上，通过语境论，使得这些词语身上散发出不同的语义，在能指与所指之间造成某种语义偏离，建构喧哗、震荡、创造、自由的文本世界，诗歌通过对语言的解构形成强大的反讽张力，增加诗歌的修辞效果。

第三，反讽：走向中心主义

80年代不同阶段的诗歌均被贴上“先锋”，也以不同方式呈现了“先锋”的立场与姿态。“地下诗歌”、“朦胧诗” 延续了“五四”启蒙的旗帜与立场，体现出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批判立场，在颠覆传统价值上他们均采用了“反讽”的修辞策略。第三代诗歌中的口语写作更注重通过生活情境的反讽来体现个体存在的困境与悖论。“口语写作”到了伊沙这儿，反讽作为主要话语策略，推动了“口语”诗潮在当下诗歌的写作影响。

伊沙的《车过黄河》这首代表作写道：“列车正经过黄河/我正在厕所小便/我深知这不该/我应该坐在窗前/或站在车门旁边/左手叉腰/右手做眉檐/眺望 像个伟人/至少像个诗人/想点河上的事情/或历史的陈账/那时人们都在眺望/我在厕所里/时间很长/现在这时间属于我/我等了一天一夜/只一泡尿功夫/黄河已经流远”，“黄河”这个意义在伊沙诗歌中绝对不再指示“母亲”等义，而直接就是指“物”的层面上“黄河”这个地理学概念上的“河流”，“指示符号”与它所代表的对象之间没有自然的类似性，只有经验上的因果联系；指示符号与所指涉的对象之间也仅具有因果或是时空上的关联。如路标，就是道路的指示符号；而门则是建筑物出入口的指示符号，他通过这种“语境还原”来颠覆与反叛当下过于“暧昧”与“朦胧”立场的“朦胧诗”写作，颠覆宏大叙事与抒情性，“小便”、“厕所”、“尿”等一些意象，对以往诗人常借“黄河”抒情实行“互文式”的语境反讽，从而表达出“反讽叙事”对语言与诗歌写作中的不信任，对“作伟人”等抒情、隐喻进行暴力消解与语义反讽。

伊沙的诗属于“第三代诗”中的“口语写作”，显然又不同于第三代诗人的口语写作，第三代诗人诸如丁当、韩东、于坚等人的写作中，的确也充满着“反讽”，但是远远不及伊沙来得坚决与深刻，第三代诗中口语写作多少略显平淡、直白、冷静、无味，而伊沙的“反讽叙事”走得更为彻底，来得更为动荡、激烈、癫狂与尖刻，正如第三代诗代表诗人韩东说道：“伊沙则始终立足于‘中国’，或曰‘现场’，他的活力、热情、火爆、直接、尖刻、调侃、当下、现实感、颠覆性，以至世俗、矛盾、滑稽、轻狂、混乱、漏洞、难以容忍皆来自于此。”〔13〕可见，反讽叙事的口语写作，显然比之前的“口语”走得更为彻底、深入，同样它的文本也获得读者的广泛认同与效仿，变成一股新的诗歌话语潮流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创作。

三、“反讽诗学”的价值及缺失

80年代后期的商业化逻辑迫使人们放弃这种那种过于沉重的叙述而追求一种轻松的语气、语调，包括远离宏大叙事的生命态度，反讽的诗歌写作呈现了人们对闲逸与超脱的心理期待。反讽构成一种强有力的抵抗精英文学话语的方式。

反讽的文本动因，是语境本身巨大压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反讽话语不仅像隐喻、换喻和提喻那样，是关于现实的陈述，而且还至少假定陈述与其再现的现实之间的分歧。反讽言语使人模糊地意识到事实与虚假之间的区别，而这种区别不是三段论（命题、反题、合题）的辩证法，而是语言与其试图包含的现实之间的转换的辩证法。”〔14〕

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提出了“反讽主义”来替代传统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在消费文化支撑与导向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口语写作”不断变成诗歌写作的主要话语模式，同时也走向了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反讽叙事。反讽中心主义，是诗歌话语的在场形而上学，其走向中心化、秩序化的写作态势，同样，也意味着诗歌写作的集中化、中心化的话语倾向。

“口语写作”中的“反讽”，逐渐成为一种主要的话语转义手段，到了80年代末伊沙等诗人的出现，则成为一种很容易被读者接受与认同的叙事风格，逐渐变成当代诗歌书写的一种主要话语策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反讽是文本表达的一种有力的修辞策略与生命态度，它以其有效的解构与批判性被越来越多的诗人所认同；另一方面，反讽进行否定与批判的同时，也意味着现实语境对文学的挤压，从而消解话语背后的语言压力。“这种诗，由于能够把无关的和不协调的因素结合起来，本身得到了协调，而且不怕反讽的攻击，在这深一层的意义上，反讽就不仅是承认语境的压力。不怕反讽的攻击也就是语境具有稳定性：内部的压力得到平衡并且互相支持。这种稳定性就像弓形结构的稳定性：那些用来把石块拉向地面的力量，实际上却提供了支持的原则――在这种原则下，推力和反推力成为获得稳定性手段。”〔15〕

80年代末的反讽话语对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产生巨大的影响，90年代以来的文化仍然是以经济、消费为中心，这就决定了消费生活在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而消费语境背后则充满着现实生活的无奈与无力的精神困境，80年代的“反讽”话语背后对应精神上这股虚无主义思潮。走向“反讽中心主义”的诗歌话语意味着新的中心与秩序化的同时，也意味着对诗歌抒情本体的背离，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讽写作的中心化、大众化的话语现状，构成了艺术话语与时代精神的双重“悖论”，“反讽中心主义”对当代诗学积极建构的同时，也意味着某种潜在的话语危险。

“反讽”作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主要的诗歌写作策略与中心诗学话语，表现得相当成熟，“成熟”就意味着某种危险与警惕，从而不断突破与建构当代诗学。它的缺失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海登・怀特指出“转义”的四种话语，其中“反讽”代表了“话语转义”的最高样态。四种转义话语按其自身的规律性也要求以更高形式或者轮回的形式来替代已经处于较高形式的、成熟的“反讽”。

反讽是元分类的，辩证的，自觉的，“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世界观，因此也是跨意识形态的。”〔16〕但是，反讽作为“语言策略，它把怀疑主义当作解释策略，把讽刺当作一种情节编排模式，把不可知论或犬儒主义当作一种道德姿态。”〔17〕在克尔恺郭尔看来，“对意义与价值无终止相对化”的浪漫派反讽是“极度危险的、甚至会导致伦理上无能的极端化的‘美学的’态度”。〔18〕同样在弗莱看来，“绝对的反讽是疯狂的意识，本身就是意识的终结”〔19〕。反讽，从语言修辞上的正话反说，变成一种认知思维，其背后同时指向自由、颓废时期的“虚无主义”意识形态，如果在思维上一味地反讽，事实上也会带来某些言说的危险，“把不可知论或犬儒主义当作一种道德姿态”〔20〕，“导致伦理上无能的极端化的‘美学的’态度”〔21〕，这种极端性也对应了19世纪以来的西方意识到“现代性”导致的虚无主义文化危机。这种危机也同样发生在当下国内脆弱的、速效的“后现代主义”与经济-消费生活合流形成中心的反讽叙事写作。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话语必须转回到“隐喻”这种思维上，不断创造新的话语“神话”，当代诗歌话语才有可能突破，从而改变当下诗歌写作“反讽中心化”的写作倾向。

第二，“反讽”作为诗歌写作中的认知思维，其背后渗透了批判式与否定式的写作立场，但是一味地批判与否定会加重文化上的虚无主义情绪。显然，这种文化上的虚无主义一直深深地影响到当下文化，反讽叙事的诗歌写作便是这种文化的症候。

反讽叙事的“口语写作”，或者以反讽为中心的写作同样值得我们警惕。“反讽”成为当下速成、时尚的诗歌话语，纷纷被精神与文化上缺失信仰的写作者所效仿，让“口语写作”走向了极端化的“口水写作”误区。显然，“反讽”与一个诗人的写作智慧是相对应的，并不是每个诗歌写作者都具备“反讽”的成熟智力、修辞能力，结果在当下许多“反讽叙事”的诗歌话语中，出现了许多扁平、单调甚至庸俗化的写作情形。对“反讽”的过多运用，体现出诗人主体对写作伦理、美学建构缺失信心、勇气。当然，这种“反讽”诗歌话语，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所以盛行，也与当时由于众多“事件”的文化冲击导致信仰上的缺失与迷茫相关。诗人们耽溺于这种“正话反说”的话语结构与文本修辞的狂欢化，其背后自然呈现出诗人的怀疑主义与不信任感，“反讽叙事”由此走向颓废、堕落的丧失写作伦理与“合法性”和谬误认同误区。经济消费为中心的“现代性”一方面以一种秩序化的面目出现，推动当下书写的文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暗示“现代性”的无限望与悖论，以及与个体内心冲突的不可否定的生命事实，“反讽”话语背后渗透着强烈的“虚无主义”。如果诗歌话语需要突破，它必然要轮回到话语转义的“重复阶段”（维柯语）。

第三，“反讽叙事”的“语言观”显然与诗学意义上的语言还有距离，并未真正进入“语言转折”，仅在文化意识与社会价值这些层面纠结、重复。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对中国影响较大，解构、怀疑、颠覆、消解既有的价值立场，重建社会信仰，以“反讽”为话语特征的诗歌写作无疑是这类认知论思维的症候之一，它推动当代诗歌的修辞水平与语言建设。然而，诗歌首先应该是语言、诗学意义上的诗歌，反讽叙事整体上还缺少语言本体的建构。除了一部分反讽叙事的优秀诗歌作品之外，绝大多数写作并未进入反讽的诗学层面。著名诗人郑敏认为，“至于诗歌语言理论方面，当前一些被认为用后现代主义诗语来进行创作的所谓第三代作品也是一场误会。诚然他们在反对古典修辞学对词藻之类的重视，但他们本身的语言观显然并没有进入西方后现代、后结构的各派所共同接受的‘语言转折’。”〔22〕显然，第三代诗中的“语言论”是备受质疑的，第三代诗的“口语写作”发展到以伊沙为代表的 “反讽叙事”话语对诗学建构产生了一定作用，但反讽作为修辞的有效性、可操作性仍有待理论上的深入研究。

四、结语

在古今中外的诗歌中，“反讽”一直是一种重要的修辞策略，以中国当代诗歌考察为例，“朦胧诗”反叛了集权意识形态的话语立场，第三代诗中的“口语写作”颠覆了既有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宏大叙事，“口语写作”发展到了伊沙的写作，反讽渐渐成熟，这时候的诗歌在诗学形式上是一种重大突破，“反讽”也成为朦胧诗以来的当下诗歌写作较重要的话语策略，但是，“反讽”成为中心化、主流化写作趋势也意味着某种潜在危险。

反讽作为一种成熟修辞，唯有对其积极引导，充分利用“反讽”的积极修辞表达效果，在精神与情操上不断强化诗人的责任意识、艺术信心、生命信仰、终极关怀，中国当代诗歌才有可能书写积极的、歌唱的、诗学的、语言本体的生命之诗，由此，反讽年代的反讽叙事，嵌入“生命”意识将推动“反讽”作为诗歌写作形式的新的发展阶段。正如形式-文化论研究的著名学者赵毅衡先生所言：“我们无可挑选地面对一个反讽时代，反讽式社群构成有其难处，但是不见得没有任何好处，只有如此理解，这个文化才能找到新的演进方向。”〔23〕

〔参考文献〕

〔1〕〔7〕〔9〕赵毅衡．反讽：表意形式的深化与新生〔J〕．文艺研究，2011，（1）．

〔2〕D.C. Muecke,Irony,London: Methuen, 1970. p.1.

〔3〕赵毅衡．重访新批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57．

〔4〕郑敏．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100．

〔5〕〔11〕〔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44，48．

〔6〕〔14〕〔16〕〔17〕〔20〕〔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8，206，8，131，131．

〔8〕张清华．朦胧诗：重新认知的必要和理由〔J〕．当代文坛，2008，（5）．

〔10〕〔丹麦〕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M〕．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

〔12〕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M〕．北京：三联书店，2001.15-16．

〔13〕韩东．《我的英雄》读后〔J〕．赶路，2005，（2）．

〔15〕〔美〕克林斯・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A〕．赵毅衡．新批评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38-339．

〔18〕〔21〕Christopher Norris, Deconstruction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ory，London:Pinter Publisher, 1988.p.86,p.86.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例7

1.引言

语用学关心的是言语的人际合作和交际规约的体现。文学语用学正是在文学的交流性上建立起来的。国外许多学者对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作品分析的可行性作了深入的理论性的研究。笔者将试图从语用中的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以及礼貌原则三方面综合对《围城》中的微观言语行为反讽进行探讨。

2.合作原则，礼貌原则与反讽原则

1975年， Grice提出了合作原则（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以解释言语交际中人们是如何互相合作，以便于交际的顺利进行。它包括四条准则和一些次准则：A数量准则（Quantity Maxim）即所说的话应包含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以及所说的话不应包含超出需要的信息；B质量准则（Quality Maxim）：1）不要说自知是不真实的话；2）不要说自己缺乏足够证据的话；C关联准则（Relation Maxim）： 即说话贴切；D 方式准则（Manner Maxim）：1）避免晦涩；2）避免歧义； 3）简要（避免赘述）；4）有条理

但在实际交际中，人们经常会有意违反 “合作原则”，特别是当说话人有意不去遵守某条准则并想让说话人知道他违反了这条准则时，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就产生了，这时说话人会通过话语的表面意义去推倒其中的语用含义。合作原则虽然解释了人们的会话活动是如何进行的以及会话含意又是怎样产生和理解的，但它却没有也不能解释人们为什么要违反会话准则来含蓄、间接地表达自己。Leech在1983年提出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 得体准则， 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逊准则，一致准则， 同情准则。这就帮助“会话含意”学说解答了这个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 “会话含义”理论。而反讽则是说话人对合作准则的故意违反，Grice称之为对准则的 “蔑视”（flouting）. 这种故意违反是不加掩饰的，是透明的， 听话人可以根据常识，语境，双方的共有知识和说话人的语调等手段来识别。

3.语用分析《围城》中微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以下将从阐述类反讽， 指令类反讽， 承诺类反讽和表达类反讽四个方面侧重对《围城》中的微观反讽言语行为进行分析。《围城》作者主要通过两大语用手段达到反讽的效果：一： 对合作原则的有效悖离。二：言语行为的非诚意性。

3.1 阐述类反讽（assertive irony）

Searle认为阐述性言外行为言外的是使说话人（不同程度的）对命题的真实性承担义务。这就是说，说话人必须相信自己的话有一定的真实性。如果在发出话语时，说话人本人并不相信命题的真实性，该话语就具有反讽意味。下面将分析一下人物对话中执行的这类反讽言语行为。

鸿渐道：“我最惭愧了，这次我什么事都没有做，真是饭桶。”

李梅亭道：“是呀！小方是真正的贵人，坐在旅馆里动也不动，我们替他跑腿。辛楣，咱们虽然一无结果，跑是跑得够苦的，啊？” [10]（P. 174）

李梅亭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数量和方式准则，过多的描述了鸿渐“什么事也没做”的事实，表面上他遵从了礼貌原则，对鸿渐所说的话表示了遵从。同时他又违背了质量准则，非诚意性地称赞小方是一个真正的贵人，但实际上说的都是说话者和听话者认为不必要的话语：“坐在旅馆里动也不动，我们替他跑腿”之反讽之意相当明显，表面羡慕称道，实际上却在责怪鸿渐没有出力，并大有邀功悬赏之意。

3.2 指令性反讽（directive irony）

指令性言外行为的言外之意是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去做某事。说话人运用指令性反讽来表达与他所说的相反或不同的含义。在说话人发出一句话要求或命令听话人做某事时，如果听话人根据语境认为命题内容不合情理或感觉说话人不可能要求他做某事时，他会从命题内容的反面去判断说话人的真意，在此情况下，话语就具有了反讽意味。

方鸿渐问鲍小姐：“你行李多，要不要我送你下船？”

鲍小姐疏远地说：“谢谢你！不用劳你驾，李先生会上船来接我。”

苏小姐道：“你可以把方先生跟李先生介绍介绍。” [10]（P. 20）

因为苏小姐不齿于鲍小姐在有未婚夫李先生的情况下还和方鸿渐保持极其暧昧的关系，同时，也恼怒方鸿渐不选自己而看中了行为不检的鲍小姐。因此在鲍小姐未婚夫即将到来之际，恶作剧的提出了将方先生介绍给李先生的建议。此建议在在场三方看来，都是明显不必要的要求，有哪个傻瓜会把情人带到自己的未婚夫面前呢？而苏小姐通过指令性的建议传达了连自己都认为听话人不可能去做的事情，明显违背了质量准则，在表面上也维护了听话人的面子。这也难怪方鸿渐心里“恨不得把她的骨头捏个粉碎”。反讽在这里也将苏小姐清高但又嫉妒的酸葡萄心理描绘的出神入化。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例8

1.引言

据传统观点,反讽就是说反话,通常为反话正说,偶尔有正话反说之例。反讽“为一修辞格,其内含意义与所用词语表达的意义相反”。这一传统观点的提出者可追溯到公元一世纪罗马伟大的修辞学家Quinitilian。

反讽大致可分为两种:言语反讽和情景式反讽。也有的把它分为三种:言语反讽、戏剧性反讽和情景式反讽。言语反讽是日常生活和交往中使用最频繁、最简单的反讽形式,约翰逊定义其为“用相反意义的字词表达意思的讲话方式”。言语反讽是最原始的反讽格,常常与许多古典比喻格连用,如夸张、曲言法和间接表达法。比如,天天见面的人会彼此说“I haven’t seen you for ages.”(既是反讽,又是夸张)这样裸的反讽话语;一个人谈起某件特别好、特别漂亮的东西时会说“That’s not bad.”(既为反讽,又属曲言法)这样的反讽话语。言语反讽多用于揭露、讽刺、警告和嘲弄,效果往往幽默风趣。

反语言语的参与者有3个:言者、听者和反讽所值的对象。对立性是反讽的内在属性,其定义蕴涵了对立: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对立存在于反讽的各个层面:字面意义与语境的对立;心理对立;字面意义与说话人的真义之间的对立。从这三个对立我们可以看出反语的产生和理解都不离开语境,尤其是动态语境。例如:It is a fine day.假如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fine”的含义就与语境信息相一致。受话者透过表层意义就能理解话语者的原意。然而,如果这是一个阴雨不断的日子,那说话者和受话者的心理状态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出现了变化,都需要双方认知环境的调节。因此本文就此从动态语境的角度去分析反语的理解。

2.语境的动态性

语境(context),即语言交际所依赖的环境,是语用学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Sperber和Wilson认为语言交际是一种演绎式推理过程,“在其推理中,交际者将新信息(话语,可包括伴随话语的其它信息)置入语境(人的知识的某一组合)中处理,得出结论”。因此,语言交际实质上是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交际双方随时根据自己的心理状态(包括心理认知、知识结构)和相互反馈的信息不断调整,更正自己的话语,确保对话的顺利进行。除了先设的静态语境外,这种过程建立在交际者心理认知推导的基础上,交际双方可以根据交谈的内容及对语用含义的理解,选择和设定自己需要的语境,这种语境也就是动态语境。语境的因素都在变化着,变化着的因素可能成为语境的成分。语言使用者通过经验或思维已经把有关的具体语境内在化、认知化了,这种语用因素内在化、认知化的结果就形成了在人们大脑中的种种假设。这种假设系统化地储存在人的大脑里,在实际言语交往中常常被激活,并不断地补充、完善。

3.在动态语境中正确理解反语

语言交际是发话人和受话人双向参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说话人凭借语言符号实施各种言语行为,从而实现其特定的交际意图和目的。然而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和目的能否有效地达成,除了说话人本身外,还有关键的一点是取决于听话人对说话人话语意义的正确理解。正如Georgia Green所说:“交际的成功不取决于双方语言符号的交换,而在于听话人能否成功地理解说话人实施某一语言行为的意图。”因此,反语是否成功,除了说话人在一定的语境条件下的表达外,还得依赖听话人是否理解明白说话人的意图。

反语的理解必须与具体语境相适应,这是因为人们的语言交际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特定的场合、面对特定的对象进行的,因此唯有依赖语境才能理解反语。

例1::哈哈!德邻(李宗仁)先生,你上当了!你这次岂不上了贼船了吗?

李宗仁的秘书:我们登上了慈航渡登彼岸了,尊敬的。

没有具体的语境的这句反语就无法理解,更不可能有这位秘书的巧妙的言后行为。李宗仁带其家眷回大陆投奔。李是原政府代总统,而一直称共产党为“匪”。所以主席才会说李宗仁是上了“贼船”了,一个反语玩笑创造了一种轻松亲切的气氛。而对不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来说,则不能感受到这种气氛。

话语的理解离不开认知语境。Sperber与Wilson提出了关联理论,用来解释语言的运用和理解,与此同时,关联理论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把握语言交际的本质,为我们构建语用推理模式提供了认知心理上的理据。从关联理论中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显性话语还是隐性话语,其成功的交际都在于有交际人的认知心理状态为保证,通过推理,才能实现交际话语的理解。在语言交际中,听话人建立并处理和话语相关的某些假设形成一个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认知环境,从中获得新的信息。在话语理解过程中,听话人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语境假设去处理说话人的话语所提供的新信息或新假设,获取该新信息或新假设所产生的语境效果,从而推导出话语的含意,理解说话人的意图。明示推理模式可图示如下:

Simulating activating

Linguistic form linguistic meaning conversational

(coding) decoding inferring

Implicature contextual effect (new contextual environment)

(赵艳芳,2001:179)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们的语用推理过程不仅是简单的语言编码、解码的过程,而且是交际双方在认知能力和语境的共同作用下进行认知性综合语用推理的过程。由此得知,听话者是对话语作出倾向性理解,使自己的认知心理状态与说话者的认知心理状态趋同。“趋同”意味着听话者的认知语境在发生变化。反语作为一种转机交际,要求听话者使用一定的推理,付出一定的认知努力来归属话语语旨,获得话语的关联。Winner与Gardner提出,理解反语须区分解释层(level of interpretation)和元语言意识层(level of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前者指听话者必须从字面推测说话者的真意;后者指理解非直义句蕴含了不仅要构建说话者的真意,而且要记住字面义并审读所述与所意指之间的对立性。他们认为只有具备这种元语言意识,听话者才能识别反讽含义并注意到反语与相应直义句的功能差异。

例2:I think you for stepping on my toe indeed.

“thank you”预设了听话者实施过行为,这个行为使说话者受益,且说话者相信这个行为使自己受益。这样,thank you触发了听话者的心理状态,使听者认为说话者对这个行为怀有感激之情。但是当这种心理状态流向由“stepping on my toe”构筑的现实的时候,这就在听话者已有的认知语境里产生了对立。现实触发了听话者不得不调整认知语境,即说话者的行为对听话者带来了痛苦,听话者有理由对说话者怀有一种消极情绪,与说话者的心理状态趋同,达到理解说话者真正的意图。

由此可见,在反语的认知过程中,反语的不一致性成为识别反语的凸显标记。当听话者意识到输入信息与现实相违背时,他会调整自己的认知语境使自己与说话者的心理状态趋同。因此当反语交际发生时,交际双方之间必然有某种默契。反语的理解必须综合概念意义和语用意义,它的识别与理解取决于言语形式、交流者之间的共知环境等的相互作用。

4.结语

语言交际本身就是动态的。而反语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语言认知心理现象,它的认知性必须在语境中才能得到充分体现。它是一种意图很强的语言选择。反语一方面反映了说话者在做语言选择时根据语境所做的自我调控,另一方面反映了听话者通过改变自己的语境进行正确的推理做到与说话者的认知语境趋同,以达到对反语的正确理解。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使用反语来对非期待的现实作出反应,它表现在认知过程中大脑同外部世界、认识主体同认识本体、表达同表达愿望以及表达与理解之间的多种层次上。因此反语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一种认知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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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例9

反讽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伟大遗产，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显著表征。它经历了从古希腊喜剧、德国浪漫主义文论到新批评文论的递嬗生衍，由戏剧中的一个角色名称发展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创作原则，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通过悖逆对立的两项昭示出一种哲学思考和人生态度。

随着时代的发展，反讽的概念被不断地扩充和修正，表现形式也令人眼花缭乱。上世纪40年代欧美新批评文论的鼎盛使得反讽理论的内涵有了新的拓展。新批评派布鲁克斯在《悖论语言》中说：“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我们称之为反讽。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这是个大好局面’。在某些语境中，这句话的意思与它字面意义相反。这是最明显的一种反讽——讽刺。”反讽在形成小说的意义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构成小说内在价值的重要因素，以至于h·r·耀斯说：“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其最高成就都是反讽性的作品。”卢卡契在文学类型史的研究上，将小说视为“反讽本身的等价物”。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也把反讽和叙事艺术结合起来，把它视为小说修辞的一个重要方面。小说的叙述反讽是一种基本的反讽性话语表达方式，旨在通过或彰显或潜隐对立的两项，如戏拟性文本与母本被戏拟的文本之间的对比、叙述语调与叙述内容及表达意旨的乖离、话语与误置语境的不符、异常叙述者的独特视角与惯常视角的相异，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反讽效果，并从中深刻地揭示出与所陈述的字面义相反的真实意旨。

了解了反讽叙事出现与发展的运行轨迹后，我们将进入反讽叙事文本的内部进行细部分析，从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这三个方面对反讽叙事形态进行条分缕析，以期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小说反讽叙述的文本表现和叙事状貌达到基本的认知，借此，也可探询到反讽叙事的艺术形态与时代精神嬗变之间的隐性联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样做绝不是只为了单纯的分析和分类而已，仿佛是对一百八十九种犀牛加以分类似的。相反，我们的目的是想阐明反讽确实是富有文化和文学意义的一种现象”。

一、言语反讽：语言的狂欢

言语反讽，其最基本的涵义就是叙述者采用谐谑性的话语方式来传达和字面意思相反或相左的意思，语言外壳和真实意指间的矛盾显得相当强烈而鲜明。反讽的语言往往无视既有的话语成规或有意扭曲语体、语义、情感色彩等方面的通用规则以产生强烈的反讽效果。反讽者本人具有明确的反讽意识和文本意图。由于话语反讽相较其他反讽形态而言其功能较为明晰直接，因此具有很强的思想冲击力和批判精神。它会在语言本体意义与语境意义之间建立某种“错位”，造成词语之间的张力和距离，在作家、文本与读者三者之间产生某种审美距离，这就是反讽的功能，它“可以避免作者以过于武断、直接的方式，把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强加给读者，而是以一种曲径通幽、暗香浮动的方式，更为智慧、更有诗意地将作者的态度隐含于曲折的陈述中，让读者自己心领神会”。言语反讽在90年代以后的小说中得到了相当普遍的应用。王朔、王蒙、刘震云、孙甘露、朱文、李洱等作家都掌握了高超的反讽艺术。

王朔对反讽语言的运用是最没有心理障碍的。他出神入化地操练着那些指桑骂槐的语言，毫无顾忌地将某些政治术语与市井俚语进行嫁接，使真假、雅俗、庄谐，相互干扰、冲突，在排斥与抵消中变得摇晃不定。他在《你不是一个俗人》中，让一群市井粗鄙之徒脱口而出地讲着冠冕堂皇的语言：“同志们啊，这是灵与肉的奉献呵！如果通过我们的努力，能使全国人民人人充满尊严、充满骄傲，那么我们就是受到万人唾骂、千夫所指、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是值得的，也可以笑慰平生。”人物身份、所处的环境与话语的悖谬构成强烈的反讽，揭破了此类冠冕堂皇的言词背后的空洞与虚假。在《千万别把我当人》中，刘顺明叫一群男孩子玩游戏，“这游戏的规则很简单，每人针对唐元豹说一句话，但不许说别人说过的话，‘垮掉一代。’‘结构……结构……结构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这无疑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没有自己的语言和精神的讽刺。

刘震云也是最善于言语反讽者之一。他能在同一时空中，把不同场合与领域、不同等级与身份的语言扭结在一起。在他90年代的小说中，往往高雅与粗俗、庙堂与乡野、集体与个人、明朗与晦暗共存，牛屋和丽晶时代广场比邻，粪堆和丽丽玛莲酒店同在。语言释放出无穷的戏谑和闹剧色彩，在语言的狂欢背后，是主体的消散和沉沦。小说《故乡相处流传》在语言上表现得汪洋恣肆：“在一次曹府内阁会议上，丞相一边‘吭哧’地放屁，一边在讲台上走，一边手里玩着健身球说：“活着还是死去，交战还是不交战，妈拉个×，成问题了哩……真为一个小×寡妇去打仗吗？那是希腊，那是罗马，我这里是中国。这不符合中国国情哩。”这种阴阳怪气的语调统摄着整篇小说，于是反讽的力度反而削弱了，因为这种简单重复和追求复杂、诡异、含混的反讽手法是背道而驰的。这就好像一副被越扯越满的弓弦，最后弦断了，语境压力也像泄气皮球一样崩溃了。历史在刘震云的反讽话语的呈现下已经彻底失去了庄重神秘令人敬畏的色彩。

当代女作家徐坤的小说呈现了对当代新儒林的生存尴尬和精神状态的反讽。她在小说《先锋》中写道：“方丈听了这话，面色略显平和：‘希望工程倒是不敢妄比，但本地区远距离教育搞得好，庙里的香火的确是一天天旺了呢，登门请求面授辅导的络绎不绝。本庙创收成绩显著，再不用政府每年拨款。这正是贫僧的一大创举，所以人们也授予老僧‘先锋’的美名，惭愧，惭愧啊。’”这段话中弥散着一种浓郁的反讽氛围，被嘲弄的自信以及对于表象和事实互成对照的无知无觉的态度所产生的喜剧效果，在圣与俗的互渗现象的背后闪烁着对世俗对潮流的忧虑和针砭，这种似实而虚的锋芒使意蕴显得更为邈远。

本时期韩东的《交叉跑动》呈现了对性与爱之间的错位、灵与肉的分裂的反讽；朱文的《我爱美元》呈现了对父子伦理关系的反讽；陈染的《私人生活》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呈现了对男性世界的反讽……所有这些文本极大地丰富了这阶段文学的反讽景观，从意识形态、道德、价值观、理性、爱情、理想、事业、情感、欲望，到日常生活、鸡毛蒜皮、饮食男女，都无法逃脱反讽话语的观照和调侃。

二、情境反讽：悖谬和荒诞

情境反讽指的是小说中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情节或场景所显示的悖谬性和不合逻辑性，单个的场景、事件、细节、意象如果拆除其间的因果关联则和正常的形态并无二致，可一旦通过它们的相互组合、链接便会显露出荒诞的结果和悖谬的逻辑来。在叙事中，反讽观察者转变为反讽叙述者，与其说他清楚地知道他叙述的情境是如何乖谬的，不如说制造世界的荒诞真实情境就是他的真实意图。作者从而得以向读者展示他的隐蔽意图，实现反讽目的。情境反讽有多种复杂的情况，主要有：

现实反讽情境的设置。

小说可以通过反映现实生活常态的艺术情境来体现反讽意味，在日常现实生活的情境中展现人物所面对的人生无法回避的矛盾，如情感与理智、主观与客观、社会与个人、理想与现实。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这部小说既适宜于一般的情节阅读又构成对现成叙事方式的挑战，通过一系列错位的事件构成一连串的反讽情境达成反讽题旨的实现。小说叙述的人物繁花、小红等不具备现代独立个人的基本质素，但是所有人和事件构成的关涉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的叙事场域中，却饱含了对特定的现代中国语境中人的生存方式的质问。“文本中事件的结局与愿望的截然相反构成文体内部的反讽。如小红的乖顺听话善解人意与她最后的‘夺权’之间；繁花为选举的积极奔走、对未来的憧憬企盼与最后的落选之间；繁花一直在想方设法寻找计划外怀孕妇女雪娥的努力与落选后自己想生第二个孩子的想法之间；富有现代意识和民主思想的繁花与她当初的选举是通过数豆子、拉选票的方法之间……诸多的反讽事件构成了一串反讽情境，最终指向了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反讽与颠倒的主题。”

“断裂一代的作家”朱文笔下的叛逆者最乐意也最善于撕破任何温良恭俭让的假面，反讽在朱文笔下成为得心应手的叙事利刃，假道学的平庸与虚伪在这位叛逆骑士的刀笔之下几乎毫无招架之力。在《我爱美元》中写道:“这是一种病，每天服上一服泻药，才能使病情好转那么一些。我服的泻药就是写作，没完没了地写作。当画满几十页稿纸以后，我的目光就柔和多了，这会儿，我就可思考一些‘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之类的问题，真知灼见，字字珠玑。就是这样一个病人，无可救药，想治好我病的人，都可以来试试。”朱文的反讽语调和他主人公一样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历史反讽情境的设置。

“历史的悲观主义实际上也就是现实的悲观主义，首先是对现实的绝望，才会在历史上找原因。”当作者将反讽视线投向历史生活情境时,我们在反讽视境中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会获得新的体验与发现。阿来的《尘埃落定》描写道：“刚刚埋葬了自己男人的央宗也表现得同样疯狂。每天，太阳刚一升起，这一对男女就从各自居住的石头建筑出发了。会面后就相拥着进入了疯狂生长的罂粟地里。风吹动着新鲜的绿色植物。罂粟们就在天空下像情欲一样汹涌起来。”这段描写性组织和抒情性段落与历史整体的颓败情境、不可避免的沦落标示出反讽叙述人和故事当事人感觉的错位和差异，形成反讽性的历史情境。

虚拟式情境反讽。

徐坤的《鸟类》是虚拟式情境反讽的典范性文本，用反讽深刻地揭示了思想在中国被好奇、贩卖、亵渎和虐待包围的尴尬境遇。罗丹雕塑的名作《思想者》移置到中国的都市广场，可它的境遇与移置者设想的光芒形成天壤之别: 空中飞翔的鸟群用鸟粪为它接风，它裸着的私处被浪荡的都市女人变态地搔挠着，城市盲流为牟取意外之财则企图将它肢解为废铜烂铁。“而作家以拟人化笔法赋予雕塑以思想和言语的能力……某种意义上它们成了一种自缚的绳索，它们无法反抗世俗的凌辱与袭击，只能在纸上谈兵的迷宫中游转。”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刘震云的《一腔废话》，格非的《欲望的旗帜》，李佩甫的《羊的门》，阎真的《沧浪之水》，陈染的《私人生活》，李洱的《花腔》，阎连科的《坚硬如水》，韩东的《扎根》，东西的《耳光响亮》……一大批文本丰富了情境反讽的叙事面相。

三、结构反讽：对照与反差

结构反讽是指“结构上存在直接意旨和隐含意旨两个相异的结构系统，深层意旨指向表层意旨的裸露处并形成反讽悖反。”结构反讽比话语反讽有更强的整体性，相对于情境反讽它又显得单纯、明朗。“对举”陈述是当代小说中比较常见的结构性反讽形式。这种反讽注重用鲜明的对照把那些具有对立性质的事物在作品中予以并置，揭示成败、雅俗、悲喜、顺逆、严肃与荒诞的并存现象，进而揭示反讽的文本意图。

方方的《风景》在反讽结构的安排上具有深意。在方方的刑侦小说中时常出现的情节是：事情似乎正在按其内在的逻辑性向预期的方向发展，但是，但结果却往往出乎意料，事情突然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故事的结局往往和读者所期待的情节发展相反。小说是以一个死去的小七子的口吻来讲述他的几个哥哥的故事，用他的眼光来看待人世，真与假，生与死，美与丑，无不包含其中，对于世间万象的反讽意味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似乎是受到一种无理性的、盲目的强大力量的控制，朝向一种令人感到荒诞的方向发展。反讽主体，即命运安排的实施者，规定好了作品故事情节的演绎，操纵事态的发展，作弄反讽的客体，即作品中的主人公。

李洱的《花腔》是一个结构反讽的典型。作者将一个推动叙述进行的核心符码贯穿在文本中起到结构文本的作用。而这个核心符码本身却具有悖谬性，它的存在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悖谬情节与人物，从而使小说构成反讽的效果。《花腔》小说的主人公葛任，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从一开始就“缺席”，他的被讲述和在文本中的“缺席”实则隐喻着个人在历史中的被遮蔽被隐没。葛任即是“个人”，文本中范继槐回忆：“他说他虽然名叫葛任，听上去和‘个人’谐音，但他的命运不能由个人做主。”所以葛任实际上是隐喻了历史中的一切个体。李洱通过这个核心符码来为我们展现在意识形态的秩序中每个个体与历史的难以协调的尴尬，个人命运在历史中的无奈选择和人的悲剧性存在。同时李洱对历史的解构是伴随着三位叙述者对历史“真相”的讲述展开的。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是三位现在还活着的历史见证人，每一个人对历史的讲述和回忆构成一个独立段落，三个段落连缀一起结构成篇。他们的叙述从表面上看是对年代久远的历史岁月中鲜为人知的“真实”的再现，再加上各种史料的验证，补充“真相”似乎触手可及，但实际上，三位叙述者的叙述却又是互相解构的，他们的叙述互相冲突，无法揭示历史的本然面目，根本就不能证明什么，他们在见证历史的时候自身也被历史和他人见证，他们越是证明自己的“真实”，就越是远离了“历史”的真相，他们根本不能证明什么，能够证明的只能是历史叙述的“花腔”本质。主人公葛任的死亡真相在三种不同的叙述中变得迷雾重重。三个叙述段落之间的相互反讽、证伪、抵牾，使李洱实现了其关于特定历史境遇下个人命运演绎的可能性思考，并让“历史”自我解构于话语的迷障之中，同时成功地完成了对神圣庄严的历史的内部解构。“反讽结构的设置以其形式的功能把握了历史叙事的精髓，实现了李洱的‘花腔’历史诗学观念的有效传达。”

阿来的《尘埃落定》文本结构上的反讽策略贯穿整部作品。主人公麦其土司家二少爷的傻子话语系统及其叙述和正常人话语系统及其叙述之间构成反讽对峙，与小说的基本叙事之间醒目地呈现着某种错位：一方面是二少爷对家族王位继承、财富积累、领土扩展等土司传统的漠然、茫然，以及顺应时代变迁的坦然；另一方面却是土司制度下康巴藏人对自己传统的热衷、恪守、惯性期待，以及拼死抱守却终究挡不住的毁灭性命运。二少爷的“傻”是叙述的显性层面和叙事的基本构成，他的“傻”似乎始终只是一种假相，它无不与隐藏在他身后那个大智若愚的智慧形影相随。小说正是以如此的反讽性陈述不断地制造着二少爷“傻”的假相，同时又不断隐曲地拓展着这个“傻”少爷超凡智慧的意义空间。他的“傻”显然是对显性世界的价值否定，从而构成小说深部的意义结构，显性叙事结构和隐性意义结构的游离是一种更隐蔽的反讽结构。言与意的悖反使文本叙事因错位而隐匿着一种潜在分裂，这个潜在分裂恰恰是构成小说文本结构反讽策略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小说反讽形态的多变和复杂，表现出本时期作家在叙事驾驭上的娴熟和细腻。反讽生成了作品的艺术张力，拓展了作品的意义空间，丰富了作品的意蕴内涵，也极大地激活了读者的思维，使作品具有了独特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反讽叙述形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小说中表现出了纷繁芜杂的多重面相，除了反讽本身的历史复杂性和内涵、外延的迁延性，反讽作家的个性才情禀赋的不同和精神立场的分歧导致了反讽的个体差异等原因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反讽叙事承载了丰富的时代精神内涵，始终反映着时代的意识形态特征的变迁。从现代文化背景来看，反讽是人类文化发展中自我反思的必然结果。90年代以后的文化特征是普遍性意识的衰落和统一价值体系的分崩离析，这无疑与悖论意识的加强具有内在的联系。在文学创作的领域里，由悖论引发的荒诞感便形成了现代反讽视境力图超越的意识起点。尽管90年代的中国在整体趋向上仍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隘口，一种深在的具有相当稳定性的文化逻辑依然发挥着一种支配作用，事实上，传统的文化逻辑已经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猛烈冲撞。作家们时时处于矛盾的困境之中：传统价值体系的断裂和内心永不停歇的追求的矛盾；对社会无尽的关怀和不能有效地用道德的努力来改变现存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悖论状态，构成了本时期小说反讽形态勃发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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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例10

一、理论概述

认知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诞生在以第二代认知科学和体验哲学的理论背景下，在反对主流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的基础之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迅速发展扩张起来。科学认知语言学包括众多学科，首先涉及到的是语言学，还有认知学、心理学等等。源于人类对于认知的理解，它被认为是我们知识的发源。鉴于此种观点，我们在涉及生成语言学方向的先天禀赋表达了语言认知学的观点：每一种语言的发明、使用及其传承，所有环节都必不可少地要通过人类的认知作为桥梁来连接。综上，我们界定认知语言学其实本质上是一种研究范式，并不是任何一种片面的有关语言方面的理论，而是各种不同认知语言方面理论的一种范围更为宽广的合称。

二、《傲慢与偏见》中的反讽艺术

（一）《傲慢与偏见》文本中的语言反讽的使用

在《傲慢与偏见》当中，作者利用这样的反讽语言来塑造人物形象，从而达到整部作品的反讽艺术要求。小说中在讲到宾利小姐发现达西喜欢上伊丽莎白的时候，极力进行干扰，说道“你当然就会有一位可爱的丈母娘”。可是我们很清楚，是宾利深深喜欢着达西，可是达西并不和她一样。家庭殷实又性格孤傲的达西偏偏爱上了别人，这使得宾利很吃醋。于是想到的是用话去讽刺苦班奈特太太，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迫害达西和伊丽莎白之间的爱慕。作者并没有使用过多的文字来专门写宾利性格方面的特点，完全由她的行为去演绎。作者就是在《傲慢与偏见》中使用这样的反讽语言，来为读者描写里面的各色各样的人物，从而使小说的反讽艺术得以更直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们首先看到这句话“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也许会给大家一个默认的感受，但是紧接着“这样的单身汉，每逢新搬到一个地方，四邻八舍虽然完全不了解他的性情如何，见解如何，可是，既然这样的一条真理早已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因此人们总是把他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她生平的大事就是嫁女儿；她生平的安慰就是访友拜客和打听新闻”。这一前一后在言语之间存在着极为明显的相反口吻和态度，就是一种反讽艺术的具体表现。在《傲慢与偏见》文本之中的这些反讽语言的使用，为后面反讽艺术的呈现开了好头，也加深了整部作品的反讽艺术魅力。

（二）《傲慢与偏见》情节的戏剧化反讽安排

作为小说情节的戏剧化反讽，是从小说文本中的话语形成并渗透到整部小说内部的。故事情节的戏剧化反讽安排，一般意义上是指那些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对文本当时的发展构造和接下去的发展趋势有了直观的认识，但是小说当中的故事情节的推动却呈现出与此截然相反的推进。小说当中的各个人物的发展变化，并不知道会出现情节上的重大转折。所以在小说当中，他们往往会出现一些非常异常的举动，和当时的真实情况格格不入，并最终导致想法和结果的不一样。其实，这在戏剧形式的文学形式当中，是非常惯用的手法。在作者奥斯汀的笔下，那个从开篇到结尾都充斥着讽刺味道的人物是柯林斯先生，尤其是在他对伊丽莎白的真心表白的状态下体现得最为生动。因为他事先准备好的表白话语，在他说出来的时候却是表达得非常滑稽，甚至是可笑。由这种言语组成的反讽形式，在柯林斯向伊丽莎白求婚的过程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由故事情节的戏剧化反讽和文本言语反讽彼此呼应，从而推动故事情节在反讽中不断向前发展。“我差不多一进屋子，就挑中了你做我的终身伴侣”，这是柯林斯一本正经地向心爱的人表白的时候说出来的可笑的话，紧接着还有更荒诞的，“在我还控制得住我自己感情的时候，先谈谈我要结婚的理由，更要谈一谈我来到哈福德郡择偶的打算”，另外还添加有极为可笑的四项理直气壮的要求。但结果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几次三番地被泼冷水，柯林斯并没有要停下的意思，甚至丢掉自己的自重，有些不要自己颜面。当小说的情节发展到伊丽莎白非常明确以及肯定地拒绝柯林斯的时候，男主人公给自己找了一个根本就不可能有的理由给自己台阶下。在这样的求婚情节安排下，表现出来的戏剧性很明显。因为在我们和小说的创作者一样认为女方坚持不同意，可是男方固执地不断自己想象自己获得了肯定和接受。但是最终的结局告诉了大家，其实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甚至是截然相反。这样一来，反讽的效果就极为明显和鲜明。小说《傲慢与偏见》的作者，这样安排着故事的戏剧化情节，来展现反讽的艺术魅力，为小说增添了不少的趣味。

（三）《傲慢与偏见》文本创作结构上的反讽处理

通过阅读小说，一种怪僻的看似荒诞的真理被人们信奉着。假如你是富裕的单身汉，有一天你是会讨老婆的；小说中的班奈特太太将所有的富得流油的那些单身男人视为她未婚女儿的合法财产。这些结构上的巧妙安排，是作者精心设计的。当我们在赏析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可以对那个所谓的真理进行冷嘲热讽，可以对班奈特太太自恋的想法感觉好笑。但是，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将我们的这些自以为是的想法都给封杀了。因为无论是那个真理也好，还是班奈特太太的想法也罢，竟然都是正确的。在社会现实的证明之下，广大的读者朋友们的精神上的巨大舒适感受，被狠狠地揭穿了。因为班奈特太太可以尽情地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那些有钱的单身汉。就在小说快收尾的地方，非常详尽地使用反讽的口吻和话语，将班奈特太太的性格特征表现了出来。这也是小说作者奥斯汀非常擅长的反讽艺术手法的使用。因为，在小说的最后，赢得成功的正是人们所认为不对的那些事情和人。看似非常荒诞不羁的结构，却以这样的方式解答了其中的反讽艺术，使得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清楚整个小说中的创作结构上的反讽处理。

（四）《傲慢与偏见》在文本模式上的反讽设定

在小说中，作者一共给我讲述了四段差别挺大的姻缘。这在整个小说的文本模式上进行了充分的反讽设计和应用。结局各异的四桩婚姻具体是宾利和简、威克姆和莉迪亚、柯林斯和夏洛特以及最后一桩达西和伊丽莎白。最后一个也是整部小说当中算是圆满的婚姻。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最为成功的婚姻当中，也是充斥着反讽艺术气息。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当事人双方认为彼此并不是互相有好感的，也谈不上是喜欢或者吸引。可是，到了小说的最后，两个人居然莫名其妙地结合在一起了，这给广大读者的感觉是非常反常。这样的收尾的确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起初两个人互相没有好感，竟然最后能成为一对新人，真是让读者为小说作者在文本模式上的反讽设定感到吃惊。但是，在情节上的类似模式的安排，其实早在十八世纪的传统浪漫小说当中就有体现，也即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讽刺设计。所以，我们经过分析界定，小说在模式上的设定，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比较具体的反讽艺术。

结语

重点分析了小说在文本语言的组织上，小说的具体故事情节的发展上，小说的整体主题表现上和整个文学文本的模式设定上的反讽艺术的成功使用，使得小说在艺术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几类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小说在艺术上的反讽气息更加强烈和明显。也正是由于小说具有了这种艺术上的独特魅力，才使得小说《傲慢与偏见》一跃成为了一部广受欢迎的不朽名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