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趋势分析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金融趋势分析，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建立消费者保护的具体职权机构

纵观世界各国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无论实施混业经营还是分业经营的国家，均建立具体的职权明确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我国目前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职权分散于消费者协会，银监会、证监会等机构，在保监会设立的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职能表述为具有规章制定权，接受消费者投诉和咨询，调查处理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事项，但自2003年以来，并未见保险领域内关于消费者保护的规章出台，投诉和处理机制不明确。在证监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局的职能表述为“督导促进派出机构、交易所、协会以及市场各经营主体在风险揭示、教育服务、咨询建议、投诉举报等方面，提高服务投资者的水平：推动投资者受侵害权益的依法救济”投资者保护局并不直接接受和处理消费者的投诉。消费者保护职权不明确，缺乏专业性，容易造成消费者保护的监管空白区。在改革过程中，我国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在银行、证券、保险、非银行性金融机构等领域建立具体的职权明确的消费者保护机构，并赋予该机构一定的规章制定权和处罚权，建立完善的工作和监督流程，保证消费者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篇2

一般来讲，消费金融属于较为新型的经济学领域。首先，消费金融目前尚未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从广义上解释，消费金融可以理解为与消费有关的金融活动；从狭义上解释，其可以理解为为满足居民对商品消费或者服务消费而创设的相关金融。消费金融不但是为个人提供消费的金融服务，而且涉及到家庭其他人员，包括家庭收入、消费、资产配置等在内的相关服务。其次，消费金融界定存在不同种类和方式。实践活动中，商业银行、中央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以及统计部门等，对于消费金融界定存在很大差异。例如，美国的银行家协会认为，消费金融是指银行消费贷款；然而，美联储认为消费金融属于家庭消费[1]。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

（一）电商巨头介入消费金融市场

一般来讲，互联网企业介入消费金融的主要业务为第三方支付，如阿里巴巴的支付宝、腾讯的财付通、百度的百付宝等。自2010年开始，第三方支付发展速度加快。目前，第三方支付机构已经超过250家，市场规模高达13万亿。首先，第三方支付一般可以分为移动支付、收单、互联网支付、预付卡四大类别，互联网金融支付也已经向基金、保险、证券方向发展。其次，互联网理财是互联网消费金融当中十分重要的业务，其主要包括P2P理财以及宝类理财等。P2P在2006年进入我国，近几年发展尤其迅速，2014年该行业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012亿元；宝类产品主要是阿里巴巴的支付宝业务。最后，互联网的贷款模式主要包括互联网小额贷以及P2P网络贷款，其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较少服务个人。近段时期，互联网消费金融市场又发生一些重大变化，出现了个人消费贷款形式。比如，京东的京东白条，消费者在京东商城购物不但可以使用京东白条，而且使用白条享受30天免收利息；天猫商城也推出了天猫分期购物业务，这些贷款主要用于商城的消费者小额零售消费[2]。

（二）传统消费金融开始接触网络

传统的消费金融相关机构主要包括消费金融公司以及商业银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对传统的消费金融机构产生了一定影响。首先，互联网金融机构主要是发展自身线上的用户，并且包括投资理财以及小额消费等，相比银行的客户，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互联网消费金融机构对商业银行的相关影响较小。然而，对于消费金融公司而言，由于消费金融公司和互联网的客户存在类似性以及重叠性，因此，消费金融公司将会面临较大压力以及挑战。其次，商业银行根据成本进行考虑，最终会将目标客户定位为高收入人群。然而，互联网金融改变了商业银行的发展模式。从实践来看，部分商业银行正在积极作为，不断进行渠道扩展以及创新，从而不断推进自身的创新能力以及业务水平。此外，消费金融公司存在业务范围有限、同类竞争强烈以及风险控制难度大等难题，导致其面临一定发展困境。因此，消费金融公司应当积极探索运营模式，从而增强自身业务优势[3]。

三、互联网背景下消费金融发展趋势

（一）消费金融市场格局改变

首先，互联网消费金融正在改变消费金融市场的格局。互联网金融覆盖面广泛，几乎包括收入等级不同的所有网络用户，从而促使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城市、农村消费金融不平衡的发展格局得到相应改善。其次，消费金融市场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比如，传统的消费金融市场主要以商业银行为主，消费金融公司以及汽车金融公司为辅；然而，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消费市场格局，促使主体出现多元化。最后，创新产品不断增多。互联网为消费金融提供信息组合能力以及强大的渠道挖掘能力，从而促使产品不断创新。实践表明，互联网金融在投资、理财、信贷等方面均有广泛的创新。

（二）消费金融市场规模扩大

篇3

（一）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不健全

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不但要求有配套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还要求具备与金融监管相适应的经济法规，如公司法、破产法、合同法、消费者保护法、私有财产法，不但要有法律保证，还要有综合的完善的会计准则。目前，我国公司法、消费者保护法都已颁布，但破产法、私有财产法还远不完善；现行的会计准则与国际惯例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比也有差距。大量的应收利息计入损益就是典型的案例之一。

（二）银行监管法律缺乏可操作性

虽然《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担保法》和《金融机构管理规定》均已颁布，但至今针对银行的金融监管的组织体系、监管的内容、监管的具体手段、以及处理办法等仍无明确的法规可供遵循。

（三）缺少标准化、系统化的指标体系和准则

目前，我国有关金融监管的指标体系极不健全，如基层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如何考核，历史形成的不良资产如何处理等等都无明确的指标和法律可供参照。其次，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尚未建立效率型的监管体制。金融监管的首要任务当然是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但监管本身不能够绝对保证银行倒闭的零风险。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中，倒闭是资源（如资本和管理人员）配置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在最大限度加强防范风险的同时，也在利用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金融效率，每年几百上千家的银行建立和倒闭，不是由于监管松懈导致，而是效率型监管思维的具体表现。但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仍只强调防范风险，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也显得十分僵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垄断可能带来的风险，却也极大地降低了金融效率。

（四）无法进行开放式的并表监管

《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在第23条和24条、25条原则中，特别强调了母国和东道国对其监管对象实施并表监管的重要意义。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海外分支机构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外资金融在国内的独资、合资机构中得到迅速增长。金融全球化也表现为金融风险的国际化，母国和东道国对监管对象的全方位监管是国际银行业金融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目前，由于依据的法规不同、会计准则不同，我国人民币业务和外币业务、国内业务和海外业务，难以在并表的基础上对海外中资机构进行监管。

二、建立综合型金融监管模式

（一）完善我国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框架

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明确自己的监管职能，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对维护金融的稳定和高效运行有着重要意义。以中央银行的职能作为出发点，应赋予中央银行对金融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部门的监管权，通过制度的改革进一步确立央行在审慎监管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加快建立前期预警系统，加强事前监管能力，进一步明确金融稳定指标，对不良的金融行为和资金做好提前预防措施，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系统采取必要的实况测试，防止类似雷曼公司的破产重演。

（二）理顺金融监管体系，不留监管真空

将目前分业监管模式作为出发点，制定相应的制度规范跨市场、跨行业的金融业务，同时在制度上明确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消除在监管过程中出现的因权责不明所形成的盲区和真空。

（三）完善中央银行以及其他监管机构的信息协调机制

金融机构往往有着复杂而广泛分布的组织机构，因此监管机构以及中央银行之间及时的信息交流与加强监管合作，对形成高效有序的监管十分重要，中央银行及时公布重大宏观层面的金融信息，同时监管机构及时向中央银行汇报重大的微观监管信息，以此减少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监管的效率，这样有利于监管部门及时了解监管对象的详细情况，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同时也有利于中央银行制定较为完善的货币政策。

（四）建立与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

以法律作为抢救和制裁的工具可以作为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的最后防线。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企业、金融机构管理的基本依据是现存的金融监管法律，金融监管法律的进一步完善能够对金融机构进行精确高效的监管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在当前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浪潮下，通过营造良好的金融监管法律环境基础，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对金融监管的法制化建设尤为重要。坚实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保障，对实现提高金融体系的高效稳定的运行，构建并最终达到综合监管模式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增强国际间金融监管机构的交流合作

篇4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7（3）-0004-05

一、2016年金融业发展状况

2016年中国面临复杂的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中国政府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呈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态势，GDP增长保持在6.7%，CPI上涨2%，均在政府目标区间。中国金融业深化改革开放，支持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取得了较好成绩。

（一）金融宏观调控成效显著

2016年，根据我国经济形势变化，中国人民银行加强金融宏观调控和审慎监管，着力防范金融风险，取得较好成效。

一是加强金融宏观调控。为应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2016年我国货币政策“稳”字当头。在总体稳健的基调下，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保持政策灵活适度，注重稳定市场预期。针对外汇占款下降形成的流动性缺口，考虑到准备金工具可能形成资产负债表效应且信号意义较强、受到的制约较多，央行更多借助公开市场操作和中期借贷提供流动性，保持了流动性合理适度和利率水平的基本稳定。上半年，在稳增长要求下仍较为宽松，年初降准一次；后转向以高频的公开市场操作和MLF、SLF等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调节为主。下半年，货币政策更加注重防风险，表现在流动性投放总量控制和结构上“锁短放长”。2016年12月未，广义货币（M2）余额155.01万亿元，同比增长11.3%；狭义货币（M1）余额48.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4%。2016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7.8万亿元，比上年多2.4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2.44万亿元，同比多增1.17万亿元。总的来看，货币总量和利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相匹配，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二是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主要针对系统性风险，着力平滑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跨市场风险传染，目标是保障金融体系稳定性。2015年底，央行提出实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MPA从资本和杠杆、资产负债、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融资风险、信贷政策执行情况七大方面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多维度引导。2016年以来，为了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央行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同时，央行进一步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框架。

三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2016年以来，“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初步建立，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弹性增强，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基本稳定。随着人民币正式加入SDR，人民币全球接受程度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央行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扩大金融机构利率自主定价权。2016年以来，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基本形成；配合利率管制的逐步放开，央行和相关部门着力培育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国债收益率曲线和贷款基础利率（LPR）等为代表的市场基准利率体系，为金融产品定价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2016年，我国金融业积极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银行业改革逐步深化。2016年我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和监管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实现了银行“十三五”良好开局。支持“三去一补”全面推进，普惠金融全面实施，服务实体经济水平进一步提升。截至2016年12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余额226.3万亿元，同比增长15.8%；全年实现净利润2万亿元，同比增长4%；截至2016年12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81%，拨备覆盖率175.5%，资本充足率13.3%。2016年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股改收官。经过多年发展，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均已成为国有大型金融控股集团，旗下拥有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租赁等金融牌照。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作用的发挥呈现出如下特点：对农村金融的需求有所提高，融资额也在逐年增长；农村金融服务的领域逐步拓宽；农村金融体系在逐步形成。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业改革，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正在关注农村，形成以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机构为主体、多种农村金融机构并存的格局。同时，随着担保公司、民间互助社、典当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种农村金融机构逐步产生和发展，使农村金融`活多样地发挥着作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给农村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在巩固传统的负债业务和资产业务的基础上，推出了银行卡、信息咨询、理财业务等金融产品。这些金融产品创新不仅满足了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改变着农民的传统理财观，同时一定程度上培育了农村金融市场。

2014年，银监会批准了前海微众银行、天津金城银行、温州民商银行、浙江网商银行、上海华瑞银行的筹建。截至2016年底，首批试点5家民营银行资产总额达到1300多亿元。目前，银监会共批准筹建11家民营银行，其中6家已经开业。这些银行探索出了有别于传统银行的发展特色，结合区域经济特点和股东资源优势，提出明确的市场定位和特定战略，开展颇具新意的各项业务，与现有银行实现错位竞争。

我国信托业不失时机地抓住宏观经济运行的积极变化，不断开拓业务空间。2016年，全国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保持增长态势，跨入“18万亿时代”，利润总额实现两位数增长。信托公司的业务拓展能力以及与业务协同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信托业的资金实力处于提升时期，为今后信托业务转型夯实了实力基础。近年来，在国务院以及商务部、银监会等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利好政策的鼓励下，融资租赁行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企业数量、行业实力和业务总量都大幅增加，为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做出了贡献。从融资租赁规模看，已形成三分天下的市场格局，其中金融租赁公司市场份额领先，市场占比39.45%；外商和内资租赁公司的租赁市场份额分别为30.40%、30.15%。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我国消费市场的不断成熟，消费金融公司作为与商业银行传统消费信贷业务差异化竞争、互补发展的新型金融主体，已经成为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增长的新抓手。2016年底，消费金融公司行业资产总额达到1100多亿元。

二是保险业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步伐。保险业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化改革、加强监管，保险监管和保险行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各方面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2016年底，我国保险业总资产达到15.1万亿元，同比增长22.2%；全国保费收入从2011年的1.4万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3.1万亿元，年均增长16.8%，保费收入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全面深化保险监管改革，推动保险监管走向现代化。坚持“放开前端、管住后端”，积极推进保险费率形成机制改革、市场准入退出机制改革、保险资金运用体制改革、保险产品监管改革，正式实施“偿二代”监管制度体系，打造全面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格局。个人税收优惠健康保险、巨灾保险工作持续推进，大病保险全面铺开，农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责任保险产品体系日益健全，保险的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日益发挥。

三是证券业积极创新和稳步发展。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宏观经济快速增长，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等多项基础性制度改革工作基本完成，历史遗留的一些突出制度障碍和市场风险得以化解，我国资本市场发生转折性变化，已初步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沪港通、深港通开通并正常运行，宏观经济“晴雨表”作用日渐显现。从2015年 11 月股转系统分层方案征求意见稿以来，到2016年 6 月 27 日新三板分层制度正式实施，新三板将进入价值重塑的新常态，新三版挂牌企业从2015年的5129家发展到2016年的10163家。

二、金融业面临的挑战

2017年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下行压力，防控风险将面临挑战。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叠加，可能会给已经聚集起来的泡沫、杠杆带来更大的压力，从而给经济金融带来风险。

（一）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

2017年我国将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一方面美元进入到加息通道，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资金压力；另一方面，美国新选总统上台后，在“美国利益优先”的口号之下，我国的外贸环境面临更大压力。受财政约束、供给侧因素的变化以及去杠杆、遏制房地产泡沫的影响，基建投资可能有所回落，房地产销售也将受这些因素影响出现下降，从而导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从消费和出口看，2017年消费将与去年基本持平，出口形势依旧严峻。总体分析，2017年经济将延续缓中趋稳态势，经济增速将在6.5%左右。

（二）金融运行面临的风险压力较大

一是杠杆率过高。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尽管与美、英、法、日等主要国家相比，这一水平并不算高，但有再次加快趋势。二是货币存量高企。中国的货币存量（M2）是世界上最高的，高达150万亿元人民币，折成美元超过21万亿；而美国作为最大的国际货币美元的发行国，货币存量也仅为11万亿美元左右。

三、2017年金融业发展展望

（一）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

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再平衡”的过程，货币政策需加速转型以应对再平衡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调控方式将由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7年货币政策定调“稳健中性”，同时强调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提出“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防范金融风险”。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人民银行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调节好货币政策闸门，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既要防止顺周期紧缩，也要防止货币供应过于宽松而产生的加杠杆效应和放大资产泡沫。根据调控需要，灵活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适时适度运用利率工具预调微调，发挥好基准利率的引导作用。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用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继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

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强中央银行调控能力，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有效发挥利率走廊的作用。对于短期利率，将加强运用短期回购利率和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以培育和引导短期市场利率的形成。对于中长期利率，将发挥再贷款、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工具对中长期流动性的调节作用以及中期政策利率的功能，引导和稳定中长期市场利率。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弹性。积极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切实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平衡跨境资本流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二）继续稳妥推进金融业改革

一是银行业深化改革和稳中求进。在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增长动力转换的大背景下，银行业的发展面临着盈利放缓、息差收窄、资产质量下滑的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促进货币信贷增长和资产质量改善的有利条件，比如我国经济整体保持平稳，银行业在不良贷款管理和化解上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消费稳定较快增L带来相关贷款需求增加、基建投资融资需求较大等。预计2017年我国M2增长11.5%左右、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长12.8%左右。预计2017年上市银行的资产规模和负债规模增速将分别保持在11%、10.5%左右；不良贷款率上升势头将持续放缓，小幅上升到1.8%左右的水平。上市银行净利润增长依然面临两大问题：营收能力面临挑战；信用成本持续增加。综合考虑，2017年上市银行整体净利润增速将与2016年基本持平。

我国银行业面对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挑战，将借鉴国际大银行战略发展经验，积极主动地适应经济“新常态”和金融监管新变化，把握好当前经营策略和长远发展规划之间的平衡，持续推进经营转型。第一，创新金融服务模式。银行业根据社会融资结构的新变化，实行综合性经营、多功能服务、集约化发展；牢牢把握客户需求，大力发展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等创新型业务，注重金融服务的便捷化、场景化和自主化，向“轻型”银行转型。第二，加快组织体系、业务布局和信贷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发展动力转换将带来更多新业务增长点。银行业抓住国家战略部署带来市场契机，加快优化组织体系、业务布局和信贷结构，积极对接包括“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在内的“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持续提升跨境金融服务水平；加强企业兼并重组、注重通过智能化水平和产品质量提升、节能环保改造升级等促进过剩产能行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第三，加强防控和化解金融风险。当前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依然严峻，实体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矛盾和压力正在向银行业传导，不良贷款风险、流动性风险、交叉性金融风险、融资平台贷款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非法集资风险、外部冲击风险不断积累。因此，需要更加清醒认识到金融风险的扩散性和蔓延性，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进一步完善监管规则，加强监测预警工作，加强防范风险宣教、积极主动预防与处置各类金融风险。

农村金融机构作为农村金融主体之一，在促进我国“三农”经济发展，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弥补农村金融市场缺陷等方面作用明显。但随着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经济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当前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改善和优化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通过改革和转型，提高农村金融机构自身竞争力，从而有效提高农村金融效率。第一，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继续合理运用宏观审慎工具，完善定向降准政策和再贴现业务管理，运用和管理好支农再贷款，提供更优惠的支农再贷款利率，开展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试点，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投放。对投放较多涉农贷款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以提供税收减免政策，加大财政补贴，降低运营成本。建立财政风险担保与损失补偿制度，加快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分散和补偿自然风险。第二，完善和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深化大中型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改革，支持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储银行等大中型银行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提供期限更长、利率更低的资金。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网点布局上，要继续强化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以农村金融服务力量薄弱的贫困边远地区为重点开展业务，同时积极化解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在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实施分类监管。第三，加快农村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针对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的多样化需求，简化审批程序，探索更加灵活、便利的服务模式；积极开发符合“三农”特点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根据农业生产特点制定合适的贷款还款期限，积极稳妥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为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规模化、多元化、长期化的金融支持。拓宽农村金融市场的融资渠道，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券和开展涉农信贷资产证券化，鼓励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上市、发行债券和股票。促进传统金融机构与相关的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平台“对接”，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守住网络安全和金融安全底线，促进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

二是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持续创新和较快发展。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积极变化为信托业安排和调整业务布局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信托业应努力探索新的转型方式，根据新的市场机会配置资金，深入发掘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主动管理能力，改善信托资产管理方式；不断延展信托产品的投资范围，给投资人更丰富的产品选择。我国是世界上潜在的最大租U市场已成为国内外业内人士共识，融资租赁行业未来仍将保持年均20%以上的复合增速。未来，中国将面临从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新兴行业和装备制造业正迅速发展，传统产业正待升级，这势必会加大对高端设备的需求；同时，民生工程如保障房建设、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稳步开展，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新增设备投资需求也将持续增长，这些都为中国融资租赁业带来了极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金融租赁行业将主要在体制机制、业务模式、盈利模式、管理模式等方面持续创新，纵向深耕特定行业，降低融资成本，实现融资的多样性、多元化，提升专业化的资产管理水平，加大租赁资产流转，提高盈利能力。消费金融公司抓紧经济“新常态”下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历史发展机遇，围绕服务居民消费升级谋发展，坚守功能定位，坚持特色经营，夯实专业化能力基础，依托“小、快、灵”等独特优势，持续发挥促消费、惠民生、稳增长的积极作用。

三是互联网金融不断创新和规范发展。随着互联网金融各项监管政策的陆续出台和自律组织的建立，互联网金融将会更加规范，发展将更加稳步，逐步摆脱“野蛮生长”的局面，发展模式会逐步稳定与成熟。随着金融改革创新，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竞争会愈加激烈。金融科技引领互联网金融新发展，移动支付、大数据、云计算在互联网金融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加强。金融“电商化”、一体化服务平台等综合化服务模式逐步涌现。互联网金融加速与产业结合，为产业发展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金融服务市场下沉，细分市场表现良好，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扩展，甚至延伸到农村，成为普惠金融。

四是保险业谋划战略发展定位和稳定发展。我国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黄金战略机遇期，要始终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正确把握保险业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做实“保险业姓保”，成为国家发展的稳定器、人民生活的保障器和实体经济的助推器。保险业全面深化保险改革，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深入推动重点领域改革，完善市场体系建设，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积极推进保险业双向开放。继续抓住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脱贫攻坚战略两大主线，推动保险服务能力再上新台阶，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建设、脱贫攻坚战略、保障改善民生，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坚持预警与防范化解相结合，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进一步改造万能险业务规则，重塑万能险发展生态，研究制定万能险的经营门槛、业务资格、产品期限最低标准等一系列刚性约束，强化比例控制；研究制定在“偿二代”框架下更高的资本约束。切实加强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互联网保险业务飞速发展的同时，其运营模式也逐渐向着多样化发展。各保险公司根据自身特点，通过借助公司网站、网上商城、离线平台以及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等多种形式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未来随着互联网和保险业继续融合深化，以平台建设、渠道拓展、客户资源以及大数据精准营销为主要着力点的互联网保险将迎来高速发展的时代。

（三）金融市场面临机遇和挑战

一是资本市场机遇和挑战并存。促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促进区域性股权市场在规范中发展，发挥其主要服务所在省级行政区域内中小微企业的积极作用。对目前跨区域经营的，要抓紧调整规范。建设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心，进一步促进期货市场加快发展。目前由于新三板缺乏流动性的现状短期内难以显著改善，因此研究推出新三板转板制度，对很多挂牌新三板企业而言具备很大吸引力，可以提升新三板的定位。2017年的国内大类资产配置中，相较债市、楼市，机构普遍更为看好股市。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新产业、新行业加快形成，基础设施继续加码，将成为股市上行的重要驱动因素，股票市场面临比2016年更好的机遇。但考虑到经济基本面难改弱势格局，企业盈利难以根本改善等影响，整体而言将延续窄幅震荡、小步上行走势。2017年债市仍存阶段性机会。业内人士预测，债券市场收益率易升难降，信用利差收窄空间有限，但上升幅度不会太大。由于经济弱势增长局面难以根本改观，利率债仍将是低风险偏好资金抱团取暖的避风港；人民币加入SDR后，债券市场国际化纵深发展，国际投资者配置债券的意愿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推动PPP项目与资本市场深化发展相结合等相关政策的加速落地，债券产品创新继续提速，有利于将资本引入债市。

二是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2017年美联储或将延续加息步伐；同时，英国脱欧的后续影响依然存在，欧、日等经济体复苏态势不明朗等，这些不确定性因素随时可能加大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因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仍然存在一定的贬值压力，但不会出现持续单边贬值，汇率或将保持宽幅双向浮动。从中长期来看，在中国经济基本面较好、贸易顺差较高以及外汇储备充足等背景下，人民币不具备长期贬值的基础。同时，人民币正式纳入SDR提振人民币资产配置需求，将有助外汇市场供求改善。这一系列因素将支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参考文献

[1]陈晓华.互联网金融风险控制[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2]杜恂诚.近代中国金融业发展模式与社会转型[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3）：15-24。

[3]林全杰.“一带一路”中国金融业发展战略分析[J].中国市场，2016，（3）：81-82。

[4]陆岷峰，虞鹏飞.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金融业发展策略研究[J].西部金融，2015，（1）：3-9。

篇5

一、大众家庭进行投资理财的重要性分析

本世纪以来，由于国内经济水平的飞速上升，加上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大多数家庭逐渐认识到把钱放到银行中可能会贬值，只有借助投资理财这种渠道，让钱生钱才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收益。

（一）均衡目前及以后的收支状况

以作者的观点来看，对于大部分的普通家庭来讲，除了解决温饱问题外，进行合理的金融投资理财活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一个人一生最多可以有四五十年能够创造劳动价值，挣钱拿工资，那么当你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后，如何继续维持好日常生活？众所周知，我国现在有着十分大的人口基数以及惊人的人口增长速度，所以单纯地依靠政府养老是非常不现实的；同时，将养老的重担抛给子孙后代是更加不理智、不可取的行径。因此，在如今这种情势之下，选择家庭投资理财这种方式，更好地为自己带来收益，为未来的生活提供一份保障、一份安心。

（二）寻找更适宜的生活状态

更好地均衡家庭目前及今后的收入和支出仅仅是被作为最基本的目的，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家庭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都盼望薪酬能够一年高过一年，期望家中的经济状况更好。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大部分大众家庭均衡目前及今后的收支状况想得仅仅是满足现在及未来的温饱需求，只是为生存下去提供一个有力的保障。但是，若想生活质量更高，就必须不断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

二、我国大众家庭金融投资理财的基本情况分析

（一）家庭的投资需求大

现代中国的大众家庭对于金融投资的实际需求较大，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银行储蓄资金的大量转移。经由专家学者的分析和调查表明，现今中国民众对于银行储蓄的想法已有所改变，没有之前那么强烈的意愿将自己的资金投入银行。考虑到这种情况国内的股市行情持续走高，因此不少炒股爱好者把家庭的大量存款由银行转移到了股市当中，起初这种现象尚不明显，然而在本年度的第一季度末达到了一个。这种状况并不难解释，尤其是借助炒股这一方式获得收益的股民，主动拉取更多的人进入到股市当中，于是股市行情被抬得越来越高，一般称这种状况为“跟风行为”。上述是中国民众思维习惯的一种特点，觉得哪种方式可以更有效地赚到钱就全身心投入到其中，更有些人会把全部的家当都投进去。通常来讲，这种思维习惯需要谨慎，除了考虑某种方式能够赚取更多的利益之外，还必须考虑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毕竟不论哪种投资均存在风险性。

我们都知道，股票、债券、基金共同被称为金融理财的“三剑客”，如今这三者的行情都还不错，能够为很大一部分投资者带来财富和收益，激发更多人投资的潜力。

（二）理财产品的分类较多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能够清晰地知道，目前不少家庭早已不再偏好储蓄，从上次央行降准降息以来，越来越多的家庭把更多精力放到了投资理财上，仅仅几年时间，便产生了一大批投资理财专员。就像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那样，股票、基金、理财保险、银行理财产品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几年前根本不会想到银行等金融机构会做理财投资，保险也被认为仅仅是车险和寿险。然而，现在这些思维界限均已打破。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本来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的，当出现社会大众不再偏好储蓄的情况时，想要维系自己的资金源，金融机构就应进行相应改革，投其所好，把人们所关注的金融投资理财引进来，只有如此才可以保持持续运转。同样，对保险公司来讲，如若只做车险和寿险的话，购买者一般不会太多，但当引入投资理财产品之后，人们的关注程度就会迅速增强，进而激发保险业的潜力，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理财就是由保险向外划分的，由于国内民众对保险的认识不够到位，才会引发这种状况。

（三）投资理财从有形向无形过度

结合自身的经验和体会，在上世纪初期，当房地产行业刚刚兴起并为人所知的时候，几乎所有炒楼的人都发了一大笔财，再加上房地产开发商的强力压盘，外地务工人员对楼房的刚性需求等等，都在此阶段显现了出来、刺激了国内房价的上涨。自古中国人对于房子就有家和温暖的共识，十分注重居住品质。因此，当国家养老、养儿防老等想法均无效的情况下，楼房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年人养老的唯一保障，与此同时，各地政府也开始大兴土木，一栋栋的楼盘平地而起，以供投资者购买。前几年，不少楼房的价格都涨了好几倍，在这种利益暴增的情势下，政府的管制政策像一盆冷水把房产投资的热情熄灭。目前投资者明显可以感受到投资逐渐由有形向无形转变，股票、基金、期货等成为了投资者的新宠，这些投资项目拥有操作便捷、收益明显的特征。除了不需要数量快速增加的股票交易所外，也无需拿实物来兑换现金，只需点击下鼠标便能够完成，目前很多白领都用午休的时间进行交易和相关操作，特别方便快捷。

三、大众家庭投资理财未来形势分析

（一）大多数家庭选择加入投资理财队伍中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每个国民都为世界经济创造了不少财富，在刺激经济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但是，由于所增加、积累的财富无法平均地被分配到每家每户当中，而是依照劳动人员的参与程度和所作贡献进行有关分配，即我们常说的“按劳分配”。所以说，大众家庭的资金除了来自辛勤劳动以外，就是资本投资收到的回报了。当然，所有的资本投资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风险，即使参与了也未必能有收益，可如若不参与则一定无法获得任何投资带来的收益。在目前这种可观资本增值的前提下，不管个人拥有资金的多少，只要其不参与投资、不进行理财规划，将会被财富边缘化。因此，普通的大众唯有借助资本投资来参与市场的正常运作才能不被边缘化。

现在国内的证券股票和基金开户基数较大，然而真正利用到运营中的比例极少。因股市存在很大的风险性，加上又没有掌握足够的股票专业知识，不少股民一致认为专家投资是正确的、有极大帮助的，进而大量购入基金期望获得和市场相对应的回报。现有的一个趋势就是，在目前这种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现有投资受益者高达八成的前提下，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股票投资的行列当中。由于政府的资金管制政策和大众家庭对投资方面技能的缺失，我国大众家庭都将进入到门槛较低、风险相对较小、收益稳定、变现能力好的金融投资产品，像购买基金、股票等等；对专业技能要求更高些的购房、黄金、期货等投资，大众家庭恐怕无法加入其中。

（二）大众家庭的金融投资预测及投资理财趋势分析

1.金融投资顺应投资理财趋势

不论是公司的投资理财，或者是大众家庭的金融投资，均需要依市场的规律行事，把控好市场运营的主流方向，切莫一味追求暴利。我们可以将市场运作的方向分成基本运动、中期趋势及日常波动三种。基本运动，即基本牛市，举例来说，就像是股市，不可能一直涨或者一直跌，这样才是正常的状态。对于大众群众来讲，最应注重的就是中期趋势，因为如若基本运动确立，短期内无法改变其中期趋势。因此投资人员会准确掌握中期趋势，在牛市的中期阶段，主要根据市场氛围来调整行情，其次调整的时间范围不等，一般为几个月左右，如若大盘进入到调整期时，此时投资者应立即改变投资思路、变更方式。

2.储蓄的偏好会继续下降、有形投资比重将会锐减

一旦普通民众形成了自身的投资理财观之后，便会将自身的大部分积蓄投入投资市场。因此，不管家庭经济实力怎么样，都会选择保留一些资金，这些资金在银行中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不会轻易变动，所以说短期内，大众家庭对于银行储蓄的偏好将持续降低。通过前一阶段的房产实例能够总结出：目前人们对房产的投资偏好有明显降低的趋势，不只是房地产，整个有形投资市场都是这种趋势。在几年前，不少人以为必须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才能让人心里踏实，而现在多种无形投资突破了这种思维的局限和束缚，并将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保持。

结束语

综上所述，金融投资理财已成为国内大众家庭最基本的管理个人财富的方式，像股票投资和购买基金等投资都深入到了大众家庭的日常理财生活中，银行储蓄现今已远远满足不了民众的实际需求。在当前社会经济迅速上升、人民币币值稳定的经济环境下，预测会有更多的大众家庭参与到这种风险小、变现能力强的投资方式队伍中来，并且投资者自身的专业技能和风险意识等都会进一步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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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091-04

一、中巴贸易发展及贸易地位的变化

(一)中巴贸易发展概述

中巴两国于1974年8月建交,至今已有35年的历史。35年中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加深。由于双方的贸易互补性很强,贸易额从1974年的1 742万美元增长为2008年的484.97亿美元,年均增长25.5%。进入新千年,双边贸易进入稳定增长阶段,2008年双边的贸易额较2000年增长了16倍,2004―2008年贸易额翻了两番(见图1、2)。

在贸易收支方面,中国则始终处于贸易逆差的位置,甚至有时中国向巴西的出口总额不及两国的贸易逆差。数字显示,2000年以后,中国的逆差率基本在-0.5以下,并在2003年达到最高,即-1.74,虽然之后几年逐渐缩小,但总额依旧很大(见下页表1)。

(二)中巴双边贸易地位变化情况

自1974年建交,199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双方高层密集互访,中国、巴西这两个全球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开创了“政热经热”的良好局面。在金融危机中,中巴间的贸易额出现了反复,但良好的双边贸易自动修复机制及完美的贸易互补性促使双方的贸易地位不降反升,位于地球两端的两个大国贸易关系更为紧密。

1.中巴双边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巴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双边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巩固并有所提高,但至今巴西一直未能成为中国前十位的贸易伙伴国。

2003年,巴西成为仅次于加拿大的第十一位贸易伙伴国。在2004年由于中印关系的改善,双边贸易迅速升温,中印贸易超出中巴贸易。2005年,由于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油资源的需求增加,中国从沙特进口的原油量大幅提高,中国同沙特的总贸易量也在同年超出中巴贸易额。之后的三年,随着中国对巴西进口的铁矿砂等资源量的快速增加,中巴贸易又在2008年成为继俄罗斯和印度之后的第十一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对巴西的资源品巨大需求导致巴西从2003年开始基本位于中国进口来源地的前十位,且各年在前十位中所占的比重均有所增长。

2.中巴双边贸易在巴西对位贸易中的地位

中巴双边贸易的持续增长也促使中国在巴西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近几年,中国一直是巴西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出口市场。

2004年,中国成为其第四大贸易伙伴国,此后基本每两年跃升一位。2008年以364亿美元成为在巴西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其中,从中国的进口额也位列第二位,向中国的出口额位于第三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巴西同各国贸易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受铁矿砂、石油以及飞机出口的推动,中巴贸易在危机中逆流而上,在2009年3月份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出口目标市场。4月份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国。1-8月份中巴双边贸易继续稳定发展,中国成为巴西最大的出口目标市场以及第二大进口来源市场。

(三)金融危机以来双边贸易关系的新变化

自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同巴西的贸易额便开始下滑②。2008年10月份以前,双边贸易额同比增幅一直维持在86%以上 ,其中,5月份增长最为迅速,同比增幅高达110.7%,环比增幅为35.2%。受金融危机影响,从10月份开始同比增幅及环比增幅开始大幅度下滑。10月份的同比增幅由上个月的94.0%下降为57.5%,11月份继续下滑,出现近几年的首次负值。而环比增幅则由9月份进入下降通道,并在之后数月连续大幅下降,12月份下降幅度高达31.0%。至同年11月份同比增幅开始出现负增长,并一直维持在负值状态。而环比增幅在连续下降4个月并在2009年1月份出现最大一次降幅后连续几个月快速攀升,即双边贸易关系从2009年伊始开始逐渐升温,贸易额增加。但是截至9月份双边贸易额还没有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见图3、4)。

而从贸易收支的角度来看,危机暴发至今,除2009年12月外,中巴双边的贸易的差额延续着过去一贯的趋势,即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的位置。中国的逆差率在2009年的4月份出现了最高,为-2.0,此后,中国的逆差率逐渐减少(见图5)。

相对于中国整体对外贸易变化而言,中巴双边贸易额在金融危机中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小,2008年9月至2009年8月中国整体对外贸易呈现负增长,增长率为-13.9%,而中巴双边贸易虽然也呈现负增长,增长率为-7.3%,幅度明显低于中国整体对外贸易的增幅。另外,中巴双边贸易相对于巴西同其他国家贸易下降额度而言,幅度并不算太大。而且由于2009年来双边贸易的快速恢复,在今年3月份,中巴贸易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出口目的国。根据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统计,2009年前四个月中巴贸易额达32亿美元,也超过总额为28亿美元的美巴贸易①。

二、中巴双边贸易商品结构变化

中国从巴西进口的产品品类共1 400多种,这些产品多为资源性产品及未进行深加工的产品,主要有铁矿石、大豆、石油和食用植物油。以2004-2007年数据进行分析,这四年中国从巴西总的进口量分别为86.7亿美元、99.9亿美元、129.2亿美元和183.3亿美元。铁矿砂的进口量最大,4年的进口量分别是28.7、38.8、55.3和94.5亿美元,其增速明显高于从巴西进口总量的增速,其所占各年的比率也因此逐年提高。其中,中国去年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进口的铁矿石占其总产的17.4%,这个比例还在持续增长②。其他各类资源品的进口量也基本逐年提高,但比率有所波动。除资源品外的其他各类产品不仅进口量很少,而且各年波动幅度很大,偶然性很强,但大多涉及未进行深加工的产品。总体而言,资源品进口比率呈现逐年稳定提高的趋势,其他类产品进口量很少,而且波动性很大。

与巴西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不同,在2009年前4个月,中国向巴西出口的产品4 000多种中基础产品仅占2.3%,其余的97.7%都是工业品。而且相对于巴西向中国出口集中于一两种产品而言,中国向巴西出口的各类产品出口额相对比较平均。以2007年为例,纺织品的出口量最大,出口额仅为8.64亿美元,其他出口额超过1亿美元的产品包括服装、鞋类、钢材、塑料、焦炭和计算机。根据2007年中国商务年鉴统计的数据,中国向巴西出口的各类产品中仅粮谷、水产品、茶叶等9种产品的出口额未超过1千万美元,其他23种产品出口额均超过千万美元。位列前十的出口产品总出口额也仅为28.8亿美元,占2007年总出口额的25.3%。各类产品的出口增长率较为稳定,位列前十的出口产品有超过一半的产品在2004-2007年中增长率超过50%。

从中巴双边贸易产品的结构及其变化来看,双边的贸易互补性很强。中国从巴西进口资源品的增长有助于分散战略性能源与资源进口的风险,而中国向巴西出口产品多为中国有较大优势的工业制成品。

三、中巴贸易发展趋势分析

巴西作为拉美最大的国家,以及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发展中的市场,其巨大的消费需求以及丰富的矿产资源对中国而言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中巴同作为发展中大国,在经贸领域存在着相同的发展诉求。而中国正在实施的“市场多元化”战略也预示着中巴双边贸易在世界经济从国际金融危机中复苏后将会有更快的增长。

(一)传统贸易的带动作用依旧强劲并会发挥更大作用

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一个国家生产和出口的是密集使用本国丰富的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的产品。中巴传统贸易产品包括巴方出口的矿产等资源性产品和中国向巴方出口的机电类及纺织服装类产品在今后数年将依旧是双边贸易的主体。巴西向中国出口中多为资源性产品,但是从比例来看,也仅占中国总进口资源品中较小的一部分。近年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对资源需求明显加大,资源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由于受到技术水平的限制,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资源的利用效率将不会有很大的提高,中国资源的外向型需求将越来越大。巴西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铁、铀、铝矾土、锰、石油、天然气、煤等。其中已探明的铁矿砂储量为650亿吨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位。铀矿、铝矾土和锰矿储量均居世界第三位。对于保证我国未来的资源供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这将成为中巴今后一段时间内双方贸易的基础,由此带动整体的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二)双边投资带动双边贸易发展

目前,中巴双边投资额相对较少,中国对巴西的投资目前仅涉及资源类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08年底,中国在巴西非金融类的直接投资累计2.17亿美元,仅占中国对拉美全部直接投资的0.7%①。巴西对中国的投资也较少,除2002年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合资建立的ERJ145系列涡扇支线飞机总装生产线外,近几年鲜有新的大型投资,由于双方文化的差异巴方在中国的中小型投资总体不大,截至2008年底,巴西在华投资额为2.7亿美元②,仅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1.3%,占中国利用外资的0.3%。这与中巴双边贸易发展程度相比,中巴双边投资额明显较少,双边投资发展水平低,但反过来说明将有很多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巴西作为拉美国家的领头羊,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重要成员,1 180万平方公里,约占南美洲总面积的67%;人口总数约为2.46亿,约占南美洲人口总数的65%。通过签订的一系列产品通过巴西可以进入拉美的其他国家,从而绕开很多贸易壁垒,尤其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拉美各国加大对中国产品的贸易限制。同时面对金融危机,欧美等国也加大了对中国的贸易保护,通过巴西市场进而扩大同整个拉美出口贸易以及绕道巴西进入欧美的成为中国各大公司的不错选择。据巴西《圣保罗州报》报道,除奇瑞汽车已正式在巴市场开展销售外,中国两家自主汽车品牌比亚迪和江淮客车都已为近两年进军巴西市场制订出计划。除此之外,两家中国卡车生产厂商也对巴西市场表示出兴趣,还有不少大型合作项目正在建设或洽谈中,如武汉钢铁集团在2009年7月1号宣布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投资兴建一年产量为500万吨钢材的钢厂,总投资额高达40亿美元③。大型跨国企业投资、政府性投资贸易中心的建设,以及贸易洽谈会的举行,将进一步带动双边文化的交流,促进彼此全面的贸易投资。

同时,巴西在信息技术服务方面有着较强的优势,随着新兴服务贸易的展开,全球服务外包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双方在服务外包领域的合作将成为可能,这也为双边贸易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新兴技术性贸易使中巴双边贸易不仅在量上有大幅提升,质上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四、政策建议

为克服现有双边贸易的局限性以及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不良影响,促进双边贸易在今后数年内继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工作。

(一)进一步改善双边贸易关系,积极推动双边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进程。重要的是加快启动中―巴双边“自由贸易区”(FTA)可行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中巴FTA谈判,加快中巴经贸一体化进程,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中巴贸易自由化。考虑到已签订的8个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同对方国家、地区贸易额的巨大推动作用,在现阶段考虑同巴西更进一步经贸合作关系对两个发展中大国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自由贸易协定将是众多选择中较为合适的一种。

(二)为解决大多数在巴投资的中小企业管理经验缺乏,融资能力差以及风险意识淡薄。在现有的经贸合作区建设经验基础上,筹建在巴西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以方便中国企业对巴西的投资[3]。同时,成立专门的中巴贸易保险公司,以降低市场不确定性。在中巴经贸发展过程中,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巴西经济不稳定[4]。定期向相关企业进行投资环境、项目介绍,如巴方的采矿、冶炼和能源行业的,以及巴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双方对彼此信息的了解是扩大贸易的前提条件,通过经贸合作区的建设,贸易洽谈会的开展等形式进一步促进双方企业对彼此的了解,从而推动双边的经贸关系。

(三)实行货币互换,并在今后数年逐渐扩大互换货币的比例。中巴双边贸易使用各自货币(雷亚尔和人民币)进行结算,而不再依赖美元,以避免由美元价值的波动带来双边贸易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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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兵,任希丽. 中美商品贸易结构的演变以及其原因分析[J]. 国际贸易论坛,2009,(秋季号).

篇7

位于该地区的巴哈马，自1627年起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1964年开始实行自治，直到1973年才正式独立。巴哈马虽然只是一个国土面积仅有1.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万的岛国，但如今已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之一。1994年，在巴哈马登记注册的国际商业公司已达28550家。来自美、英、加、瑞、法、日等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银行在此注册，其中，180多家设立了分支机构，总资产高达3600亿美元。截至2009年年底，巴哈马离岸金融中心资产和负债总额达9415亿美元，占全球离岸金融中心总资产184540亿美元的5.1％，排在开曼群岛(84000亿美元)、英属泽西岛(20240亿美元)、百慕大群岛(15760亿美元)、英属根西岛(10179亿美元)之后，位居全球离岸金融中心资产第5位。

与巴哈马相比，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群岛和开曼群岛则更是“小字辈”――面积分别只有151平方公里、54平方公里和259平方公里，人口也分别只有2.7万、6万和4.4万，以至人们稍有疏忽在地图上都发现不了它们。

自17世纪英国殖民者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得控制权以来，英属维尔京群岛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和海外领地。自1984年重新发展离岸金融业务以来，英属维尔京群岛已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之一，尤其是在国际商业公司注册方面。据统计，截至2004年年底，有54.4万家国际商业公司在此注册，有312家保险企业、2023家基金在运作，并且注册有90家信托投资机构。金融业收入占英属维尔京群岛政府收入的一半，是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英属维尔京群岛已经超过美、日、德、英、韩等国对中国的投资，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第二大来源地，实际使用外资数额仅次于香港。

百慕大群岛则是从1684年起沦为英国殖民地。也是英联邦中最早的殖民地。1968年6月，百慕大实行自治，英国通过总督来控制百慕大的外交和内部治安。目前，百慕大的金融业已超过旅游业，成为其外汇收入最主要来源。其保险业相当发达，约占世界意外险种再投保量的1/3。截至1998年年底，在百慕大注册的国际公司有10394家，其中大部分为保险公司。

开曼群岛同样也是英国的海外领地。这些岛屿原为牙买加的一个独立部分，1962年牙买加独立后，开曼群岛才获得H前的地位。到2004年时，已有317家银行和信托机构在此注册。开曼群岛拥有世界上重要的医疗保险市场。开曼群岛在共同基金方面的发展也异常迅速，目前已有4808家基金注册，而1994年时只有868家。开曼群岛于1997年成立了自己的证券交易所，并设立了半自治的货币管理机构。如今，开曼群岛已成为继纽约、伦敦、东京、香港之后的世界第五大金融中心，与同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群岛并列成为世界三大离岸企业注册地。

二、加勒比海地区离岸金融业繁荣的原因

加勒比海上这些璀璨的世界金融中心有一个共性，它们都属于避税港型离岸金融市场。所谓避税港型离岸金融市场，是指其本身并不经营投融资业务，只从事信贷投资等业务转账服务的离岸金融市场。在这里进行交易的公司，其目的只是逃避高额税收或金融管制。不难发现，正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实行避税港型金融市场的配套政策，使离岸公司享受众多优惠待遇，才使加勒比海等地成为国际上名声大噪的离岸金融市场。世界离岸公司选择这里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宽松开放的金融政策

加勒比海地区发展成为离岸金融中心，不仅受益于国际市场上的动荡和不稳定，同时也受益于该地区金融业对国际资本的开放与对接。为了适应国际金融发展的要求，发展本地区的金融行业，加勒比海地区离岸金融业在金融服务监管方而采取了极为松散的监管政策。离岸公司通过离岸金融中心，可以成功绕过贸易壁垒。并且，通过离岸金融中心，它们可以逃避外汇管制，使资金转移更加便利化。因此多年来，该地区通过金融服务领域的优越政策，使本地区银行、信托、保险、离岸公司及其他离岸机构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二)信息披露要求极少，保密规定相对严格

加勒比海地区的主要离岸金融中心，对在本地注册的国际商业公司实行极为有利的保密规定。如允许发行不记名股票，不必登记股东信息，不必向公司登记负责人透露董事名字，不必拥有在本地活动记录等。

这里极为宽松的法律环境以及对公司业务的高度保密性，使得国际离岸公司自身财务安全具备充分保障，并减少了各种风险因素。当地法院甚至曾经屡次阻止本地区注册银行向外国法院、政府提供受保护的相关客户资料，给企业及实际控制人提供了极为隐蔽的条件。

(三)税赋轻微且可以避免双重征税

加勒比海离岸金融中心向各类国际商业公司征收的税赋极其轻微，几乎该地区所有离岸金融中心都与主要经济大国签署了条约以避免双重征税。在英属维尔京群岛，非居民只需就来自本岛的收入纳税，没有资本利得税，国际商业公司享受包括预提税在内的税收豁免；开曼群岛不征收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公司税或遗产税。

(四)公司治理要求宽松

离岸公司无须每年召开股东大会及董事会，或股东可任意选择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绝大多数离岸金融中心对国际离岸商业公司没有最低资本金要求。如尼维斯岛离岸公司的股东、董事和职员可以是任何国家公民并且住在任何地方，股东和董事可以不开会就采取一致行动，公司档案和主要营业场所可以位于任何地方。

(五)注册程序便利，维持成本低

离岸公司的注册程序极为简单，由专业的注册机构代为完成；注册人可网上注册；注册周期短，通常24小时内就可以完成。在西萨摩亚，商业公司注册甚至可以在1小时内完成，其名称可以在5分钟内获得批准。一些机构甚至采用类似装配流水线的方式“制造”各种“规格”的注册国际商业公司供客户选择。在巴巴多斯，注册国际商业公司只需支付初始执照费10美元，另外，每年只需支付100美元管理费用。

三、加勒比海地区离岸金融业的发展趋势

像世界其他避税地一样，加勒比海各国家和地区土地狭小、自然资源匮乏、经济基础薄弱。正因如此，这些国家或地区都以为离岸公司提供优惠措施、发展配套金融服务、放松管制来吸引外资。当然，由于资金转移不受任何限制，该地区也成为国际洗钱活动最猖獗的地方，并逐渐引起国际社会密切关注。9・11事件

后，包括塞舍尔、巴拿马、百慕大等避税地都被指责成为国际犯罪分子洗钱的庇护所，对该地区离岸金融市场的监管也多了一层反恐的色彩。因此，加勒比海地区在国际政治环境的压力下可能会改变其延续多年的账户保密制度和离岸公司注册制度。

随着各国对离岸金融风险认识的逐步提高，对离岸金融业务的严格监管已成为国际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1980年，国际清算银行成立了银行业监管离岸小组，协调各国对离岸业务的监管；1983年通过了突出综合监管的巴塞尔协议，建议各个国密切关注国际银行业务的风险状况；1991年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倒闭案之后，巴塞尔委员会再次强调各国应在管辖范围内强化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国际社会金融监管改革的呼声更加高涨。在这样一种监管改革的浪潮下，加勒比海各个国家和地区必然会受此影响。一旦修改部分过于宽松的金融条款，其作为“避税场所”的活力就会减弱，该地区离岸金融市场的优势也会随之下降。根据2010年IMF调查数据，国际离岸金融中心资产已超过主要国家如法、德、日的经济总量，也是其他主要经济体如中国GDP的数倍。这种情况一方面凸显了国际离岸金融中心在全球资本投资流动动发挥的中间作用，但也使OECD及20国集团对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管制要求进一步加强。

另外，由于市场的竞争机制，加勒比海地区离岸金融市场的优势地位必然受到影响。一方面，随着该地区内部各个国家及地区的离岸金融业的发展，以及对离岸公司客户资源的相互竞争，会导致各自国内福利水平的下降，动摇个别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其他新兴地区的离岸金融业在政府的扶持政策出台后将保持相对快的发展势头，这也给加勒比海地区的离岸金融业以沉重打击。

篇8

(一)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开创性的工作是从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最优化方法研究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King等从77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中进行采样，并且系统地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选取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物质资本积累率、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经济效率增进即物质资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Depth指标(其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规模，选取Bank指标(其等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除以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与中央银行国内资产之和)用于衡量一国商业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规模，选取Private指标(其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除以国内信贷总量减去银行间贷款之差)和Privy指标(其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除以GDP)两个指标用于衡量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表明金融中介的测度指标和经济增长的测度指标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尝试地考察了1960年的金融深化程度是否能够用来预测此后30年的经济增长率差异，运用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表明。初期的金融深化率确实可以作为预测此后30年经济增长水平的有效预测因子。因此，该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解释和预测能力(1993)。

Beck等运用工具变量法研究其因果关系，首先将法律起源指标作为工具变量，以去除金融中介体发展中的外生性因素，然后对71个国家1960-1995年间的纯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使用差分动态面板估计量和系统动态面板估计量去校正纯横截面估计量所引致的误差。在此基础上，用广义矩方法对71个国家1961-1995年间的以5年为单位进行分段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工具变量法的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的外因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关系，金融发展在经济学意义上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影响。

Benhabib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中介机构发展指数与经济增长、投资和总产出增长因素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机构的发展与总产出增长因素、人力与物质资本投入的累积因素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且不同的金融机构发展指数与不同的经济增长因素有关(Benhabib等，2001)。短期中银行信贷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的重要指标(Loayza等，2006)。

(二)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1993年，Atie和Jovanovic研究了1980-1985年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40个国家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发展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股票上升的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率提高的时期(Atie等，1993)。

由于Atie和Jovanovic提出的衡量股票市场的指标单一，其他学者采用多指标研究，提出了六个较为全面的指标，在这基础上提出四个总体指标，运用这些指标并以44个发展中工业化国家1986-1993年的数据进行横截面跨部门分析得出：一般说来，在人均实际GDP较高的国家，股票市场发展程度也较高(Demirga Kunt，1996)。

对于股票市场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也做了相关的研究。莱文和泽沃斯(1996)使用41个国家1976-1993年的数据，把整个样本期以1985年为界划分为两个子时期，得出在股票市场总体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相关关系的结论。莱文(1996)细化了选取的指标，采用GDP增长、资本形成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采用股票市场规模、成交量、交易率、国际一体化水平和股票市场波动率等6个指标来衡量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用47个样本国1976-1993年的数据回归分析后，发现股票市场成长与现在及未来的经济增长、资本形成及生产率提高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股票市场不只是反映经济增长的变化，而且股权交易能力的提高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分配、资本的形成和经济的快速增长。

(三)整个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些学者致力于从整个金融体系角度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莱文和泽沃斯(1998)在King和Levine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对金融功能从不同侧面给予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银行指标和股票市场指标都与同期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以及生产率增长率有着显著正相关关系，是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以及生产率增长率很好的预测指标。

虽然Levine和Zervos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具有代表性，但遗憾的是这个研究并没有为我们指明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法发展下，有学者使用时间序列数据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法检验巴西1980-1997年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首先通过Dicky-Fuller检验来判断经济增长率和金融发展指标这两个时间序列是否平稳，以避免出现由非平稳变量带来的伪回归，紧接着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判断影响关系及其方向，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互为因果关系(Akerlof，1993)。

以上研究所选用的金融发展指标无法刻画出各国金融体系的差异，因而无法解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一些国家具有因果关系，而在另一些国家却不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回归结果不显著的现象。于是，有学者把金融体系划分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来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在金融部门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金融部门不发达时，银行主导型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市场主导型所起的作用；而在金融部门相对发达时，市场主导型所起的作用则要大于银行主导型(Ta-desse，2002)。另外，有学者使用VAR模型实证研究了两种金融体系的经济绩效，结果发现一方面股市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远远小于银行部门发展的效应(Arestis等，2001)。这些研究正好解释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某些国家显著，而在另一些国家却不显著的结论。

以上研究中，不管是对横截面数据还是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因遗漏了一些变量而产生的偏误，以及应用联立方程组去描述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可能存在的联立性偏误。新近的研究成果采用了面板数据和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研究，这些方法能更好的控制不同时期其他影响因素，可以提高数据的差异，较精确地证明因果关系。较著名的研究是通过对40个国家1975-1998的数据进行面板回归，用广义矩方法消除差分统计量潜在的估计

有偏问题，同时为了从长期的角度来考察股票市场、银行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将时间按每五年划分为一个阶段后再取平均数，实证的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发展和银行发展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股票市场的规模与经济增长率之间不存在紧密的联系(Beck等，2004)。这表明并不是公司上市本身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是经济个体能否在市场上交易以及能否带来高生产率的生产技术所有权，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还有学者采用一个差分面板估计量去消除由尚未观察到的国家特定因素所引起的偏误。并力图消除由联立性偏误所引致潜在的参数的非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分析技术对47个国家1980-1995年间的年度数据所进行的计量分析表明，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发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经济增长(Rousseau等，2000)。

从前面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金融中介的发展有利于经济增长，股票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从金融中介与股票市场结合的角度看金融中介与股票市场都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金融中介的促进效应大于股票市场的促进效应，同时，如果股票市场波动较大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这也暗含股票市场如果发展好的话即波动不大的话将会对经济产生促进作用。

二、西方学者从样本国家选取角度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第一部分从金融体系角度综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实证研究中，样本的选取对实证结果存在影响，在此研究中，不同国家金融发展状况不同，可能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同，因此，有必要从样本国家选取角度进一步分析。

(一)对发达国家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关于发达国家跨国数据的分析，有的学者使用单位根检验、VAR模型中的Johansen协整检验和弱外生性检验考察了德国、美国和韩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样本为1979年第四季度-1991年第四季度，德国和美国检验结果相似即股市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而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是互相促进的。韩国的金融发展用金融抑制指标来测度，样本为1956-1994年，检验结果显示韩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金融抑制指标是弱外生变量，这表明韩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增长(Arestis等，1997)。

有的学者选取美国、英国、加拿大、挪威和瑞典五个国家的三变量系统(GDP、货币基础和由金融部门资产值度量的金融密集度)1820-1929年的数据进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和水平VAR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这两种方法检验了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这五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反馈效应并不显著(Rous-seau and Waehtel，1998)。有的学者进一步拓展了关于金融发展在美国经济增长中的历史性作用的研究，加进了股票市场，并对1790-1850年的数据采用多变量时间序列方法进行分析，考察了银行、股票市场同投资、进口和建立公司之间的关系，结果支持金融发展导致经济增长的理论(Rousseatl等，2005)。

由于各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存在差异，有的学者选取德国、美国、日本、英国、法国五个工业化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德国、日本和法国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型的，美国和英国是市场主导型的。结果发现在德国、日本和法国这三个银行主导型的国家中，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而在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市场主导型的国家中，经济增长微弱的影响金融发展。另一方面，日本、法国和英国股票价格多变性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在德国不显著，只有在美国有正面影响(Arestis等，2001)。这说明股票价格多变性可能增加了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进而削弱了经济增长。

(二)对发展中国家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有的学者使用71个发展中国家1960-1980的年度数据，选取实际GDP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投资与GDP之比、对外出口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金融深化即金融体系流动性负债与GDP之比作为衡量金融中介的指标。将样本数据分为三组，使用最小二乘法，分别进行了估计。首先，对所有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其次，将国家按地区分为不同的组分别进行回归，最后，单独对每一个国家进行回归。实证结果表明：一是跨国和跨地区的面板分析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二是85％的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强的、正相关关系；三是低收入国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影响强于高收入国家；四是金融中介与出口扩张、资本形成率对经济增长所发挥作用比劳动力增长因素更为重要；五是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主要存在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有趣的是，结果发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金融中介促进增长的模式却是相同的。即研究结果间接的说明了金融发展导致经济增长(Odedokun，1996)。

由于最小二乘法的局限性，有的学者采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分析，考察了10个发展中国家1970-2000年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是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短期不存在这种因果关系(Christopoulus等，2004)。有的学者则对样本数据划分了层次，选择14个中、低收入国的数据，利用时间序列和动态异构面板方法进行跨国研究，分析不同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敏感性。他们利用自举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这些样本国家存在金融发展、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显著的异构性(Luintel等，2008)。

(三)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作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

从Atie和Jovanovic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40个国家实证研究已表明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发展有明显的相关关系。除此之外，有的学者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41个国家1960-1993年金融发展对投资和产出的增长效应。实证结果拒绝了金融发展的需求跟随型假说，支持供给导向型假说(Xu，2000)。即拒绝了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的假设，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作用显著。

有的学者则运用面板VAR模型和Geweke分解技术检验了109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1960-1994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通过分别回归得出：一是把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结合在一起得出金融发展一般都能导致经济增长；二是把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分为两个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都是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三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显著强于发达国家；四是样本区间越长，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越明显，这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的；五是金融发展通过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增长，且该效应在发展中国家强于发达国家(Calder6n C6sar等，

2003)。

另外，有的学者对74个国家1966～1995年的数据选择不同的分位数作为高低两个分界点，把每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分为高、中、低三个区域，采用广义距方法对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在金融发展的低水平阶段，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在中级阶段，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比较大的正向作用；而在高水平阶段，作用虽然也是正向的，但是比中级阶段小(Rjoja and Valev，2004)。

从以上分析看，对发达国家的研究中，有力证明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尽管发达国家资本市场非常发达，银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明显大于股票市场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其结论也支持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在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作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中，其结论也支持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但是，部分研究证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发展中国家(低收人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

三、中国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综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借鉴西方学者的的研究方法，检验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形成了一批成果。

(一)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我国这方面的研究不管从时间上还是技术方法上都比较落后，早期的研究采用1993-1998年的时间序列季度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以检验在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有某种程度的线性关系。其中金融发展用金融深化指标(其等于金融中介的流动负债M2与当季GDP的比率)和存款货币银行在配置国内信贷过程中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指标来表述，经济发展指标用季节调整后的GDP环比增长率和当季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当季GDP的比率来表述，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金融中介特别是存款货币银行在配置国内信贷过程中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谈儒勇，1999)。

考虑到谈儒勇没有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及选取的样本比较短，有的学者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其研究进行补充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并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数量扩张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的(曹啸，吴军，2002)。后来又有学者扩大了样本，利用中国1952～199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了一个多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系统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任何方向的因果关系，金融中介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大对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促进投资规模的增长；而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与国有、非国有工业的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李广众等，2002)。

以上学者都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对中国金融发展与地区差距方面的探讨比较少，有的学者利用中国1988~2002年期间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分东、中、西三个地区分别对他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和金融中介的效率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显著的长期相关性。另外，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不同的，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而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显著(周好文，钟永红，2004)。还有学者对中国大陆除和重庆29个省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单独对各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运用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就长期而言，中国金融发展是供给导向型的，即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就短期而言，中国金融发展是需求跟随型的，即经济增长带动了金融发展(孙力军，2007)。

(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我国学者仿照Demirgu-Kunt和Levine(1996)的做法用1993-1998年的季度数据得出在样本区间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谈儒勇，1999)。对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定量的分析运用一些传统计量经济学方法，且以经验性的单方程为主，在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方面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在应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时，在滞后期的选择上存在很大的任意性，因此得出的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鉴于此，有的学者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下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冲击响应方法对中国1995-2001年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选取季度人均实际GDP的对数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资本化率、交易价值、季度周转率作为衡量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只存在着由经济增长到股票市场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而股票市场规模扩张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十分微弱(冉茂盛，张宗益，陈梅，2003)。有的学者得出反映股票市场规模的指标与经济增长有正的相关关系，而反映股票市场流动性的指标与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冀志斌，彭克强，2004)。有的学者采用1996―2005年的季度数据运用序列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代表经济增长的GDP增长率指标和代表股市规模的资本化指标、代表股票市场流动性的交易价值指标以及代表股市流动性的换手率指标之间都存在正向的协整关系，并且存在由GDP增长率到资本化和交易价值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但经济增长指标GDP增长率和换手率指标之间不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李冻菊，2006)。

(三)整个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对于中国金融市场、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国学者也做了相关的研究。有的学者对指标做了改进，选取家庭部门所持有的直接证券数量和企业部门所发行的直接证券数量作为衡量金融市场的发展指标，选取银行对家庭部门的主要负债额一储蓄总额和对企业部门的资产一信贷总额作为衡量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指标。实证结果表明，尽管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都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相比较而言，金融中介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重要(战明华等，2002)。有的学者采用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运用中国1981～2002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密切联系且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王志强等，2003)。

有的学者则使用单位根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技术对1994―2002年的季度数据检验了中国信贷市场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信贷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效应是通过信贷比重的增长起作用的，而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赵振全等，2004)。有的学者在控制股市流动性和波动性的情况下，采用多元VAR模型对1991-2004年的季度数据对中国股市发展、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而且相关关系为正，说明银行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股市发展和股市流动性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均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在考虑银行发展的情况下，股市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着负面的影响。考虑到系数的非显著性，认为股市发展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任何促进作用。相反，股市的波动性与经济增长和银行发展之间有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而且相关关系为负(粱琪等，2005)。

篇9

金融资产管理，是指关于“优良”或者“不良”资产业务的管理工作。同时，在实际管理工作进行中，注重向服务对象提供单位信托、合伙投资、账户分立等多方面服务。而从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发展历程角度来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最早出现在1999年，主要的管理工作是处理银行不良贷款，后经过改革与发展，业务范围逐渐拓展到了“优良”或者“不良”资产处理的方方面面。例如：长城、信达等金融资产公司，就是从事金融资产管理业务的公司。2000年为了推动我国金融资产管理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政府机构颁布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对金融资产管理中的业务处理、资产评估、国内外投资、处置模式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界定，但很少涉及市场化演变内容。

市场化演变，就是指一个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了达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开始依据公司的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寻找一条可转变为市场结构体制的路径。而市场化演变内容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其一是公司治理；其二是业务结构设计；其三是市场化演变效应管理。

二、金融资产管理的市场化发展趋势

（一）经营发展模式的转变

在我国金融资产管理领域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逐渐趋向于市场化方向演变。而在市场化演变时，逐渐转变了经营发展模式。

首先，为了达到市场化演变目的，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开始尝试引入商业思维和市场化理念。同时，努力开发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对“优良”或者“不良”资产处理问题进行解决，并通过对产品和服务的提高，开创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其次，为了达到市场化演变目的，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在发展过程中开始尝试改变经营目标，即突破了传统“实现资产处置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定位，注重通过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技术水平，为客户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项目，并从客户需求角度入手，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达到合作共赢经营目的。

再次，在市场化演变形式的推动下，我国金融资产管理逐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产品和服务开发方面。同时，在产品和服务开发过程中，注重分析市场发展趋势和客户需求。然后，结合分析结果，开发贴近客户、贴近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增强整体服务效果，且由此提高我国金融资产管理的市场份额。

除此之外，要想达到市场化演变目标，我国金融市场管理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必须拓展服务对象。即把银行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纳入到服务行列，向其提供金融资产管理服务，就此获得更多的客户群体，提高市场竞争力。

（二）功能定位的转变

在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市场化演变过程中，注重调整功能定位是非常重要的。而在功能定位调整过程中，应先改变金融资产管理的业务服务领域。即仍把不良资产收购、管理、处置作为主业，但适当增加一些金融中间业务和财务性投资业务。因为，在不良资产管理方面，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和优惠政策支持。所以，一旦发生金融资产管理风险，可对风险问题进行及时处理，降低经济损失。而中间业务和财务投资业务的增加，是市场化演变的必然趋势，它业务的核心是满足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一些高附加值的服务项目，提高客户满意度，为市场化演变做好铺垫。例如：财务顾问、融资顾等服务的增加，均是金融资产管理功能定位转变的一种表现，这种转变可以提高服务水平，也可从中获取一定的投资回报，提高金融资产管理中的经济效益。除此之外，在市场化演变的推动下，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在未来发展中，必须从市场需求角度入手，增加一些金融业务。例如：证券、信托、金融租赁、期货、基金、保险等等，这几种业务的增设，可更好的适应市场化发展趋势，最终提高金融资产管理中的利润增长幅度。

（三）体制和机制的转变

在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市场化发展道路上，只有适当转变管理体制和机制，才能降低金融资产管理中的风险问题。而在体制和机制具体转变期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我国金融资产管理体制转变过程中，必须界定集团公司总部的风险管控职能。即集团公司总部，作为金融资产管理的“引领者”，应参与其市场化演变的各个环节，并对运营服务和资源整合、关键活?拥仁凳喙埽?就此保证市场开发合理性，稳固市场发展地位。同时，在金融资产管理风险监督期间，必须逐步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并在风险管理体系执行过程中，于各个主体之间构建一个“防火墙”，通过“防火墙”的构建，保证金融资产管理监督效果，维护客户利益不受到损害，达成市场化演变目标。

篇10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传统的金融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互联网信息技术已经完全融入到了金融行业中，尤其是以第三方交易平台为代表的网络交易技术已经逐步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同时网络金融手段的引入也改变了货币的存在形式，严重影响了传统的金本位制的货币制度，对现有的银行金融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刺激了民众的消费，同时也给传统金融行业带来了极大的考验，自1990年以来，按照传统金融货币理论计算出的现金需求量与实际现金需求量产生了巨大的误差，这也就成为了现代经济学中的难题，以往的现金需求计算模型早已不能应用在当下的互联网金融体系中，如果继续使用只会得出错误的宏观经济的分析结果。本文将通过深入的研究分析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现金需求的影响及趋势，为国家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提供参考。

一、互联网金融以及现金需求的概念

互联网金融就是依托互联网平台进行的金融贸易，互联网金融的具体操作手段是依托现有的互联网平台（如第三方支付、云计算、搜索引擎、手机APP等互联网工具）实现消费支付、资金流动、信息交换等金融活动。现有的互联网金融中的互联网已经不是简单的应用工具，互联网金融是在保证用户隐私及账户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网络交易，满足了新的市场需求，互联网金融必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主要金融模式。

互联网金融的核心就是电子化商务，所谓的电子商务就是在互联网的网络环境下，买卖双方不用当面进行各种贸易活动，消费者可以在网上购物、商户之间可以网上交易，所有的支付手段都采用电子支付方式，电子商务的常见形式有ABC、B2B、B2G、C2A、O2O等，目前，我国民众普遍使用的支付宝就是电子商务的产品之一。现金漏损指客户从银行系统中取出一定数量的现金，导致这部分现金逃离银行系统的管理范围，而现金漏损率指的是现金漏损与存款总额之间的比值，如果现金漏损率较大就会出现传统现金需求模型中的“货币失踪”现象，导致传统的银行系统受到冲击。

二、互联网金融对现金需求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各国的经济学家都展开了对互联网金融的研究，研究者们在现有的银行货币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互联网金融的影响因素，针对性的探讨了互联网金融在“货币失踪”中的影响。目前，已经进行很多网络金融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已经研究了互联网金融对于小面值货币的影响，表明互联网金融交易现金需求的影响是必然存在的。同时进行的研究还有信用卡对现金需求的影响，说明了信用卡交易对短期存款没有明显的影响。芬兰的经济学家瓦萨赖对于网络金融的研究最为透彻，直接研究了互联网金融对于现金的替代作用，从正面阐述了互联网金融对现金需求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行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由于国情差异，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能直接引用国外的新型现金需求模型。我国普通民众持有了大量的现金，活期存款的主体都是企业，所以，我国民众的现金需求在现金需求中占有了很大的比例，民间的流通现金在传统的货币金融交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基础货币调节经历了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两个时期，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我国的虚拟电子货币总量也在急剧增加。

三、互联网金融影响现金需求量的模型

本文将在美国经济学家史密斯提出的VAR的模型上进行改进，VAR模型可以有效的分析各个变量的影响，可以将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也反应在模型中，可以将政策、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变量纳入模型中，可以研究者展现出抽象因素对于现金需求的动态过程。下面是VAR模型的构建以及分析过程。

（一）确定模型的变量，选取合适的分析样本

经济学分析和其他学科的分析一样，需要研究者预先确定影响结果的相关变量，同时，对以往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筛选其中的有效变量，最后才能根据这些变量确立函数模型。中国的国情比较复杂，影响金融行业的因素有很多，只能从微观主体的角度选择这些变量，经过筛选后的数据因素有以下几类变量：规模变量、机会成本变量以及技术成本变量，下面对这些变量进行详细阐述。

1.规模变量。研究者的切入角度不同，选择的规模变量也不相同，常用的规模变量包括GDP、工业生产总值、商品销售总额等等，本文选择的规模变量为商品销售总额。

2.机会成本变量。由于我国对利率的管控掌握在中央银行手中，利率的变动比较小，只有经常变化的利率才能产生机会成本，但是市场中的利率却是快速变化的，市场的变化对机会成本的影响极大，如何选取模型的机会成本一直是经济学中的难题，本文的模型选取的是一年内的市场利率作为机会成本变量。

3.技术成本变量。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技术成本已经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先进的技术可以为持有者带来巨大的利益，本文通过将ATM机的数量作为技术成本变量。

（二）检验VAR模型变量的ADF单位根

根据经典经济学理论的ADF单位根检测原理，利用金融分析软件检测各个变量的稳定性，以下是四个变量的稳定性评估，具体的数据对比如表1所示。

表1 VAR模型变量的ADF检测结果

（三）Johansen协整检测

一般对于多变量的数据模型，需要对数据之间的动态关联性进行分析，本文选择的检测方案是Johansen协整检测，通过软件分析可以得出Johansen协整检测的结果，详细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Johansen协整检测的结果对比

（四）使用Granger法检测因果关系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技术成本因素与现金需求存在必然的联系；

（2）规模因素与现金需求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3）所选择的机会成本因素与现金需求M0直接不存在任何关联。

（五）使用脉冲响应动态模拟的方案分析模型

通过以上的模型系统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所选模型样本中的各个因素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影响；

（2）从总体上看，互联网金融与现金需求之间呈现反比的关系；

（3）市场的利率波动对现金需求有着直接的影响，属于反作用影响；

（4）货币失踪的经济难题主要是互联网金融的虚拟电子货币造成的，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影响最大。

本文通过深入的研究分析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现金需求的影响及趋势，利用VAR数字模型对目前的现金需求进行了细致的讨论，明确了互联网金融对现金需求的影响，为国家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