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治理的内涵例1

每天我都能看到有许许多多南来北往的游客来到遵义会址，回顾历史、缅怀先烈，站在牌匾门前留影，记录着遵义会址最美的角度。

一、遵义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淀、创造而整合形成起来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它蛰伏于近代，形成于“五四”以后，发展和成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容。红色文化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与丰富的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物质文化中包括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等实物，可以说遵义的红色文化就是长征文化，也就是长征精神。

遵义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内涵，体现出老区人民精神的先进性，在能够加强党的建设服务的时候，能够在鼓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上，激励着“遵义”奋发向上，在斗志上发挥着作用。而精神文化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制度、政治信仰、政治作风、政治道德、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它包含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红色文化的载体，精神文化是红色文化的核心与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人类先进文化的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支撑。红色文化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蕴涵着党的政治意识；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华民族精神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

二、遵义红色文化资源的主要特点

在黔北遵义有着富饶地域特色，也就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其红色文化的多元性和独特性，也是色彩斑斓的，在爱国主义的教育中尤显突出。这是一部活性的革命斗争史，是进行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是宣传长征的文艺家们创作红色文艺作品的圣地，更是弘扬红色文化发展壮大的支柱和源泉。“红军山”的邓萍事迹、红军女战士与孩子的故事至今被当地人神话般的传说和传颂；娄山关红旗的飘扬以及“四渡赤水”的战略极大地影响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遵义人勇敢前进；“土城”女红军的事迹也成为我们建设红色文化示范基地的宝贵资源和精神财富。在遵义每一寸红色土壤里都孕育着每一种革命的精神，都记载着一段难忘的历史，都有着极其丰富的时代内涵和特定的社会背景。在遵义的革命和建设史上，就产生出了多种鼓舞人心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情怀。

今日的遵义人与革命后来人的精神为伍，以自强不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为荣；以廉洁自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为傲，这样的遵义精神其主要内涵是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对党和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及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服务人民的根本宗旨，团结合作，严守纪律的革命精神。

这一红色文化资源反映出遵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更彰显出革命红色圣地中中国共产党人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追求。

三、遵义红色文化的精神实质

红色文化的内容即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是指在红色文化的内在构成要素，包括理想、信仰、思想、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体系和科学文化知识。而红色精神大致分三个历史时期：在1949年之前的革命精神，例如，遵义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日精神、西柏坡精神等；1949年之后的红色文化精神，其内涵已超越了革命主题，出现了“建设精神”或“创业精神”，例如，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雷锋精神；1978年之后的改革创新精神、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红色文化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思想观念和道德追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形势下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人民群众理想信念教育的优秀资源。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中，“红色文化”精神愈发凸显其作为主流价值的突出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强大的持续精神动力，承担着引领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也可以把“红色文化”概括为革命战争年代中的“英雄人物、英雄事和革命军魂”。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红色精神的内涵愈益丰富，如，体现红色文化内涵的“红歌”在今天的遵义“红军山”上，杨柳街边的“红军街”长廊里传唱。

从当今的社会因素来看，红色革命圣地应当紧抓社会环境的“净化”，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要求，发展社会文化事业，全面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水平。同时，引导人们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从而形成全民美育的良好社会环境，并在红色文化的大熔炉里得到更多、更好的洗礼，为挖掘遵义的红色资源提供优良土壤，使广大的民众能为传承未来的“遵义”红色革命精神这一经久不衰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

参考文献：

[1]孙翠芳.红色旅游在中国的发展[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6（06）.

[2]杨宇光，胡松，朱小理.红色资源的功能及其转化的必然性思考[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6）.

当今社会治理的内涵例2

    文/管仕廷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淀、创造、整合形成起来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它蛰伏于近代,形成于“五四”以后,成熟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红色文化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与丰富的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物质文化一般包括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等实物;精神文化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制度(如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政治信仰、政治作风、政治道德、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物质文化是红色文化的载体,精神文化是红色文化的核心与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人类先进文化的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支撑。

    红色文化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追求。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红色文化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华民族精神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

    一、红色文化的内涵

    一提到红色文化,人们就会联想到革命、战争、流血、牺牲、解放等概念,认为红色文化就是与这些概念相联系的文化,它首先是一种革命文化,革命是红色文化的主题与主要内容,这是红色文化带给人们的第一印象与初步认知,也是人们对红色文化最直观的理解。其实,红色文化以“红色”为主题、为核心,在内涵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区分。在狭义上,红色文化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形成,在中国革命的红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也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反映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创业、建设国家、创造美好生活、发展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文化思想与价值体系,它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可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国红色文化的主流、源泉。而在更广义的范畴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传承、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有些特定的内容如关于理想、信仰、道德追求、奋斗目标、奉献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等都属于红色文化的范畴。

    (一)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及表现

    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是指红色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必须要有一定的载体,它是革命理论、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精神遗产的物质载体。红色文化在形式上是具有一定物质形态(或载体)的文化,这种形态具有一定的外在表现,如表现革命内容、革命思想、革命过程的文化作品,包括小说、文章、诗歌、戏剧、标语、歌曲、出版物和革命文献;也包括革命遗迹、纪念地、标志性物件等,如战场纪念地,革命会议遗址、领袖的故居、旧居等纪念馆,革命前辈用过的物品或穿过的遗物等(也包括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重要遗址、纪念地、物品等)。这些物质载体承载着红色文化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人们一接触到这些东西就会联想到红色的、革命的主题、历史、事件及革命思想、意识与观念。

    (二)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及内涵

    红色文化的内容即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指的是红色文化的内在构成要素,包括理想、信仰、思想、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体系和科学文化知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红色文化的精神在早期等同于革命精神,其后内涵在不断丰富拓展。红色精神大致分三个历史时期:在1949年之前是名副其实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日精神、西柏坡精神等;1949年之后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红色文化精神的内涵已超越了革命主题,出现了“建设精神”或“创业精神”,如“两弹一星”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雷锋精神;1978年之后进入改革开放,又出现了改革创新精神、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红色文化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思想观念和道德追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形势下加强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人民群众理想信念教育的优秀资源。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中,“红色文化”愈发凸显其作为主流价值的突出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强大的持续精神动力和软实力,并承担着引领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也有人将“红色文化”概括为革命年代中的“人、物、事、魂”:其中的“人”是在革命时期对革命有着一定影响的革命志士和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革命烈士;“物”是革命志士或烈士所用之物,也包括他们生活或战斗过的革命旧址和遗址;“事”是有着重大影响的革命活动或历史事件;“魂”则体现为革命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红色精神的内涵愈益丰富,如体现红色文化内涵的“红歌”在今天已不仅仅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的歌曲,只要是积极向上的、弘扬真善美的、体现我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歌曲都是“红歌”,这表明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已有了新的诠释。

    二、红色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

    红色文化是革命的文化,是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文化,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体系,是在汲取中华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的新文化体系,因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民族精神是红色文化的天然成分、养料和重要构成。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文化,民族性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科学性即它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坚持了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坚守客观真理的科学品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学正确地揭示和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内在本质及其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红色文化又是一种科学的文化。红色文化坚持为最广大人民服务,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红色文化不是为少数人垄断的精神产品,而是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由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创造的思想文化,是一种大众性的文化。它着眼培育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道德追求的时代新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红色文化既是主流文化,也是大众文化。红色文化始终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愿望,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要求,服务于人民大众,满足着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发挥着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养的作用与功能。

    (二)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

    “红色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先进思想文化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指引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民大众提供了新的世界观、新的理想、新的道德和新的精神。红色文化极大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精神,为全社会提供着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红色文化与一定的政治、经济相适应,就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红色文化始终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而这个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则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旨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源泉和优秀资源,为后者输送土壤、空气与精神养分,决定并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

当今社会治理的内涵例3

    文/管仕廷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淀、创造、整合形成起来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它蛰伏于近代,形成于“五四”以后,成熟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红色文化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与丰富的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物质文化一般包括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等实物;精神文化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制度(如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政治信仰、政治作风、政治道德、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物质文化是红色文化的载体,精神文化是红色文化的核心与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人类先进文化的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支撑。

    红色文化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追求。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红色文化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华民族精神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

    一、红色文化的内涵

    一提到红色文化,人们就会联想到革命、战争、流血、牺牲、解放等概念,认为红色文化就是与这些概念相联系的文化,它首先是一种革命文化,革命是红色文化的主题与主要内容,这是红色文化带给人们的第一印象与初步认知,也是人们对红色文化最直观的理解。其实,红色文化以“红色”为主题、为核心,在内涵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区分。在狭义上,红色文化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形成,在中国革命的红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也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反映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创业、建设国家、创造美好生活、发展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文化思想与价值体系,它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可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国红色文化的主流、源泉。而在更广义的范畴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传承、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有些特定的内容如关于理想、信仰、道德追求、奋斗目标、奉献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等都属于红色文化的范畴。

    (一)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及表现

    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是指红色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必须要有一定的载体,它是革命理论、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精神遗产的物质载体。红色文化在形式上是具有一定物质形态(或载体)的文化,这种形态具有一定的外在表现,如表现革命内容、革命思想、革命过程的文化作品,包括小说、文章、诗歌、戏剧、标语、歌曲、出版物和革命文献;也包括革命遗迹、纪念地、标志性物件等,如战场纪念地,革命会议遗址、领袖的故居、旧居等纪念馆,革命前辈用过的物品或穿过的遗物等(也包括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重要遗址、纪念地、物品等)。这些物质载体承载着红色文化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人们一接触到这些东西就会联想到红色的、革命的主题、历史、事件及革命思想、意识与观念。

    (二)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及内涵

    红色文化的内容即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指的是红色文化的内在构成要素,包括理想、信仰、思想、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体系和科学文化知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红色文化的精神在早期等同于革命精神,其后内涵在不断丰富拓展。红色精神大致分三个历史时期:在1949年之前是名副其实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日精神、西柏坡精神等;1949年之后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红色文化精神的内涵已超越了革命主题,出现了“建设精神”或“创业精神”,如“两弹一星”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雷锋精神;1978年之后进入改革开放,又出现了改革创新精神、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红色文化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思想观念和道德追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形势下加强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人民群众理想信念教育的优秀资源。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中,“红色文化”愈发凸显其作为主流价值的突出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强大的持续精神动力和软实力,并承担着引领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也有人将“红色文化”概括为革命年代中的“人、物、事、魂”:其中的“人”是在革命时期对革命有着一定影响的革命志士和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革命烈士;“物”是革命志士或烈士所用之物,也包括他们生活或战斗过的革命旧址和遗址;“事”是有着重大影响的革命活动或历史事件;“魂”则体现为革命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红色精神的内涵愈益丰富,如体现红色文化内涵的“红歌”在今天已不仅仅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的歌曲,只要是积极向上的、弘扬真善美的、体现我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歌曲都是“红歌”,这表明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已有了新的诠释。

    二、红色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

    红色文化是革命的文化,是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文化,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体系,是在汲取中华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的新文化体系,因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民族精神是红色文化的天然成分、养料和重要构成。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文化,民族性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科学性即它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坚持了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坚守客观真理的科学品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学正确地揭示和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内在本质及其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红色文化又是一种科学的文化。红色文化坚持为最广大人民服务,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红色文化不是为少数人垄断的精神产品,而是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由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创造的思想文化,是一种大众性的文化。它着眼培育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道德追求的时代新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红色文化既是主流文化,也是大众文化。红色文化始终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愿望,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要求,服务于人民大众,满足着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发挥着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养的作用与功能。

    (二)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

    “红色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先进思想文化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指引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民大众提供了新的世界观、新的理想、新的道德和新的精神。红色文化极大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精神,为全社会提供着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红色文化与一定的政治、经济相适应,就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红色文化始终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而这个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则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旨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源泉和优秀资源,为后者输送土壤、空气与精神养分,决定并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

当今社会治理的内涵例4

“三苏”即苏洵及其二子苏轼与苏辙，北宋眉山人，著名文学家，同时也是北宋重要的政治家。在北宋社会出现转型与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丰富而又有卓见的社会控制思想，为北宋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般的社会控制手段可分为组织指令、政权、法律、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信仰信念以及社会舆论等等。本文所探讨的“三苏”社会控制思想主要是从礼德风俗之软性控制和法律之硬性控制两个层面展开，力图全面展现“三苏”社会控制思想的丰富内涵与历史特色。

一、推崇礼治

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是以道德为基础并涵摄法律与宗教的礼。赵宋王朝继“礼废乐坏”的五代之乱而起，其统治者大力提倡尊礼重德，以重建社会“礼德”体系作为维护其自身统治的重要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三苏”将“礼”“德”据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武器。

其一，重“礼”。“三苏”充分认识到礼治社会的重要现实功用。苏洵认为，早在上古社会，“礼”即为圣人所用。“圣人之道，得《礼》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废，尊之而不敢废。故圣人之道所以不废者，《礼》为之明而《易》为之幽也。”圣人通过规定君臣贵贱、父子尊卑、兄弟上下等一系列社会制礼行动，训导民众“遵蹈其法制”，礼治社会的教化功用也就凸显出来，即“一圣人之力，固非足以胜天下之民众，而其所以能夺其乐而易之所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弃逸而即劳，欣然戴之以为君师，而遵蹈其法制者，《礼》则使然也”。

苏轼对礼治社会亦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他明确提出礼的社会功用就是确定人的名分和等级，安定社会秩序，即“礼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也”。并巧借养生健身理论，将“礼治”喻为“平居治气养气，宣故而纳新，其行之甚易，其过也无大患”，将“法治”喻为“悍药毒石，以搏去其疾，则皆为之。此天下之公患也”，通过对二者的比较论述，他总结道“礼治”虽然显效缓慢，却是治国为政之根本；实施“法治”可震慑民众，却是一种急功近利之体现。“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惨毒繁难，而天下常以为急。礼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简易，而天下常以为缓。”二者弊益，一目了然。缓。

苏辙也将“礼”视为治国之根本，提倡效仿古代，大兴礼教。他说：“古之圣人不用财，不施惠，立礼于天下，而匹夫匹妇莫不自得于闾阎之中而无所匮乏，此所谓知本者也”。

其二，正“礼”。“三苏”父子非常重视对当时朝廷礼制的修正与增补。苏辙曾提出不必过分拘泥于古礼。可视具体社会环境，可“以义起礼”，为今服务，“故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

苏洵对当时的礼制有着清醒的认识。“今朝廷之礼，虽为详备，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处，非特一二事而已。”苏洵成为朝廷组织编修礼书的主要人选之一，“会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薄，使食其禄，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嘉祐六年以后，苏洵还相继编写了《嘉祐谥法》三卷、《谥录》二十卷。苏洵编修礼书是对北宋礼制的有益完善和规范，亦是其“礼治”思想的一次积极探索和重要实践。

元祐八年，关于皇帝采取何种方式进行郊祀，朝廷部分大臣认为应当遵循三代之礼，分祀天地。而时任礼部尚书的苏轼通过引章据典，论证合祭之礼的合理性，“臣以《诗》《书》《春秋》考之，则天地合祭久矣，”力挺“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礼，亦非，权宜”，“实为无穷不刊之典”。

与此同时，苏辙也认为天子亲祀天地当用合祭之礼。他对当时一些大臣“牵于古学，不达时变”的迂腐做法提出批评，“自汉以来，礼文日盛，费用日广，事与古异，故一岁遍祀，不可复行”。他认为礼制应随时而变，“事各适时，岂必三代”?

其三，劝“礼”。苏氏父子注重以“礼”规范统治阶级，多次上书规劝皇帝重行礼教，以期发挥“礼治”的示范作用。

苏洵对圣人以身行礼的做法大为赞赏，“古之圣人将以立法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他是想提醒统治阶级能够以“礼”的标准严格自律，起到示范天下、教化子民的作用。他甚至将“礼”作为朝廷选官的重要标准，“若夫相，必节廉好礼者为也，又非豪纵不趋约束者也，故接之以礼而重责之”，建议君主“以礼维其心，而重责以勉其怠”，这样才能造就一名尽职尽责之相。

苏轼则主张用“礼”来约束君臣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君以礼使臣，则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犹不失廉耻之士也。其臣皆君子，则事治而民安”。因此苏轼指出“礼者，君臣之大义也，无时而已也”。“礼”成为维系君臣和谐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和谐的君臣关系有利于统治阶级执政水平和治国能力的提高。

二、重德引俗

仁德思想一直是儒家所提倡的核心价值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亦为统治阶级所重视利用，成为约束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之一；而社会风俗习惯所调节的社会行为大多是日常生活领域的行为方式。苏氏父子注重强化社会道德建设和社会风气引导，以此来整合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

苏轼在给宋神宗的万言书中专门论述了社会道德风俗对“兴致太平”的重要性。他将道德风俗提升至国家存亡之基石的高度来规劝神宗皇帝“崇道德而厚风俗”。他指出“夫国家之所以存之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贵”，一个国家“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与长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苏轼还以“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来进一步论证道德风俗建设的重要性，认为“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故愿陛下爱惜民风，如护元气”。

苏辙认为“古之圣人其御天下也，礼行而民敬，则役使如意；义行而民服，则劳苦而不怨；信行而用民情，则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三德既成，则民可使蹈白刃而无怨”，注重以德化民、以德治国。

在社会风俗方面，苏洵认为统治者在导风正俗方面更应发挥表率作用，他说：“风俗之变，圣人为之也。圣人因风俗之变而用其权。圣人之用于当世，而风俗之变益甚，以至于不可复返。”，统治者须合理运用权力，善于引导，“夫固由风俗之变而后用其权，权用而风俗成，吾安坐而镇之，夫孰知风俗之变而不复返也?” 转贴于

对当时不正之风，苏洵进行大胆批判。嘉祐八年，仁宗驾崩，丞相韩琦任“山陵使”，动用大量民工，修建陵墓。苏洵认为此事极为不妥。他说：“有司乃欲以末世葬送无益之费，侵削先帝休息长养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遗之，以累其盛明，”可能导致“为国结怨”、“海内骤然”的不利局面。苏洵明确提出 “当今之议， 莫若薄葬”。

苏轼认为治国施政要善于因俗而革，“夫政何常之有?因俗而已矣。俗善则养之以宽，俗顽则齐之以猛”。他提倡对那些品行端正、刚直不阿的贤良加以褒奖。他说：“右臣闻国之兴衰，系于风俗。若风节不竞，则朝廷自卑。故古之贤君，必厉士气，当务求难合自重之士，以养成礼义廉耻之风。”

苏辙的社会风俗观与其父兄如出一辙。他说：“然臣闻帝王之治，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为恶。”他对当时台谏对群臣的议策“既不施行，又不黜责”的失职行为提出严厉批评，并建议皇上“修其官，则听其言；言有不当，随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罢”。

三、善用法治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依靠国家强力推行的社会规范体系，因此它对社会成员具有最强的约束力。苏轼曾指出：“古者礼、刑相为表里，礼之所去，刑之所取。”法制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必要手段和有益补充。

苏氏父子秉承理性务实的政治理念，能够灵活运用与现实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法治方式。

一方面，“三苏”倡导建立严明法制，对违法乱国的行为严惩不贷。苏洵面对时政“赏滥刑弛而兵不振”的贫弱局势，强调重用法度，实现强政。他说：“今诚能一留意于用威，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无不一切出于威，严用刑罚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断而不牵于众人之是非，用不测之刑，……而奸民猖吏亦常恐然惧刑法之及其身，而敛其手足，不敢辄犯法。此之谓强政。”

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在其多年的仕宦生涯中依法执政，维护朝廷和百姓的正当利益。元韦占八年，苏轼知任定州，面对当时军政不严，“法令不行，禁军日有逃亡”的糟糕局面，他采取果断措施严厉打击违法乱纪的行为，将偷盗军物的“张全、田平等，皆以狱按治。侵岅禁山人逐次举党，依法勘断”，最终出现“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衰少，贼盗亦稀”的良好局面。

元祐占九年，皇太妃之兄朱伯材请求奏荐门客，当时朝廷并没有相关律例可依据，而苏辙建议：“至于奏荐，亦当量有所予，亦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处……”他的建议被皇上批准，并成为日后遵行的法律依据。这体现了他不畏权贵、因法行事的宝贵精神。

另一方面，三苏强调“法治”中人的因素，主张因人治法、人法结合。

苏洵曾论“古之法简，今之法繁”，“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时不若古之时也”，古今之时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发生了变化，“今则不然，吏奸矣，不若古之良；民偷矣，不若古之淳”。这就需要提高官员和民众的法律意识。他说：“议者皆以为今之弊，不过吏胥骩法以为奸，而吾以为吏胥之奸由此五者始。”“此五者”是他总结了社会上五种“习于犯禁而遂不改者”的不良行为。他主张重点整治这五种不良行为，以提高广大民众的法制意识。

当今社会治理的内涵例5

国家理念的基本内涵

“国家理念”是指一个国家所秉持的观念或者学说，在现实当中它突出地表现为执政者的政治理念。从纵向的角度来说，国家理念是发展性和历史性的统一。所谓发展性是指国家理念有一个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它不是永恒不变的、静态的，而是运动着的，因为面对绝对运动的国家建设实践，国家理念需要不断地调整自身以符合不断变换的国家建设实践，甚至会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主动吸收先进观念使之成为国家理念的一部分；所谓历史性是指国家理念也有自身的延续性，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优秀的国家理念会在发展中被继承下来。从横向的角度来说，国家理念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所谓国家理念的普遍性是指“在同一生产方式基础上所形成的反应同类生产方式的最基本、核心的政治理念原则是同一的，这类政治理念反映和揭示的是建立在同一经济基础之上的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法律制度中最本质的、最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原则和理论。”①所谓国家理念的特殊性是指由于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所具有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所经历的历史发展阶段、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传统等诸多的因素的差异，导致他们的国家理念会千差万别，呈现出各自的特色来。

显而易见，国家理念作为一个普遍的概念它似乎是空洞的，也似乎是抽象的，但是当它落到某个国家的实际的时候一定是现实的，有丰富内涵的。一个现代的国家理念既应该包含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理念，又要做到延续历史与尊重现实的结合。在政治上，既尊重曾经的国家建设实践，又能够吸收整个人类建设国家的有益经验；在文化上，既继承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又能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上，兼顾国家与市场的共同作用，兼顾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使作为“公”的政治国家与作为“私”的市民社会之间做到合理的界分，在国家的支持下使人能够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同时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来调节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关系。

国家理念与国家形象传播的关系

我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首先集中在传播学层面，主要关注国家形象的媒介塑造和传播问题，这一层面的重点主要是放在媒介策略方面，强调媒介的作用。对我国国家形象出现的各种问题原因的解释，也基本围绕媒介或者传播渠道打转，诸如强调“中国传媒力量与中国国力的不相吻合”、对外传播力不足、境外媒体的误读和中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国际传播结构的不均衡等因素在国家形象传播中的作用。但是如果研究者将精力过分集中在媒介身上，则会陷入媒介中心主义的危险。其次集中在管理学层面，认为国家形象是“政府战略管理”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种研究把国家形象的研究“降低”到管理学的技术层面，有失于理论研究的一般性高度并缺乏理论的普遍指导意义。笔者认为，对国家形象的研究首先以对“国家”的理解即国家理念为前提，即国家理念在国家形象传播和塑造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起着指导性的作用。作为国家形象的塑造主体之一――国家（政府），持有什么样的国家理念，在怎样的国家理念下进行国家建设将会对一国的国家形象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其一，国家理念的具体内涵决定了国家形象传播的具体内容。持有的国家理念不同，在这种国家理念下所进行的国家建设的实践也就会不同，相应地反映到传播的具体内容上也就会不同。之所以这样讲是基于由国家形象定义得出的自然推论。所谓“国家形象是国家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各项活动及其成果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是国家力量和民族精神的表现与象征，是综合国力的集中表现，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无形资产”。②也有论者将之称为“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③当然其他的研究者还有另外不同的定义，但只是表述的方式不同，实质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差别。一言以蔽之，国家形象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在国家理念之下所进行的国家建设具体活动都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是客观的。这种客观存在是形成其形象的客观的物质基础，这种客观的物质基础不同，在传递它时所形成的素材也就不同，理所当然地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印象也就会有差异。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排斥由于媒介因素、人们的心理因素等中介变量影响所造成的国家形象差异和变化。

其二，国家理念的具体内涵不同决定了国家形象传播的主体选择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国家秉持的是专制的国家理念，一味强调国家的统治性和镇压职能，强调国家作为一个者的权力的绝对性，形成国家对社会的全面统治，国家的权力和力量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那么它的国家形象塑造主体就是一元的，也是确定的，只能是国家（政府）。因为在这样的国家理念下，不会产生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也不可能产生多元意识。在全球化剧烈发展的当今时代，在传播格局由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下，只用单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去讲述国家的全貌，只能是僵硬的，不讨人喜欢的。因为这样的国家理念和政治理念跟大多数国际受众所普遍接受的国家理念和政治理念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对西方受众来说，尤其如此。

与此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秉持的是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国家理念，强调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合理分野，并能够做到政治国家所代表的“公”与市民社会所代表的“私”之间的合理界分，两者形成良性互动。这样国家的权威性并没有丧失，而社会的活力也被有效地激发出来，藏之于社会的各种利益主体就会形成国家形象传播的另一股有利的力量。大量的社会组织包括媒体组织、宗教组织和各种企业，甚至个人都会成为这个现代国家的符号，为国家形象的传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这样一来，国家形象传播的渠道就得以拓展，改变了过去由国家唱独角戏的局面。市民社会中的利益主体代表的是社会的利益，他们与政治国家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他们所传递的信息较少带有官方意识形态的色彩，当然所传递的形象在国际受众眼中更为真实，更为丰富多彩。

其三，国家理念具体内涵不同决定了国家形象传播具体策略的选择的差异性。“”期间，我国秉持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革命的话语在整个国家和社会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在我国的对外宣传方面，强调把“发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宣传目的。④在对外的传播策略上，就表现为用“左”的思想武装对外宣传领域，在具体的做法上强调“输出革命”，解放生活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劳苦大众，强调新闻传播的“内外无别”，将国内这套革命的理念和话语不加区别地照搬到国外。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原来的革命理念转变为发展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对外宣传的策略也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转变为“全方位重塑国家形象”。⑤在具体的宣传策略上强调“内外有别”，并且在“内外有别”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延伸，提出了“外外有别”的原则。尽管从今天的实际发展来看，“内外有别”的原则已经受到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主体多元化和网络社会崛起等各种因素的挑战，但是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来看，这一策略和原则是当时国家理念转变的必然产物，也是适应当时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的。

上述关于国家理念在国家形象传播中的指导地位的论述并不说明国家形象传播就是完全被动的，完全受国家理念支配的。相反，国家形象传播对国家理念具有反向的作用，这突出地表现在国家形象传播对国家理念的矫正作用上。

倘若将国家形象传播当做一个传播过程来看待，信息经过采集、过滤、加工、传播之后所产生的效果反过来会作用于国家理念。倘若对国家形象进行传播的一系列举措没有达到良好的效果，除去传播过程中的噪音、受众的接受心理、外在的传播格局等因素之外，国家理念是否出现了问题应该成为我们考虑的重点。举例来说，在关于我国的国家形象的现状描述上，不管是定量的研究还是定性的研究，基本都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我国的国家形象欠佳。现在媒体上大量的暴力拆迁伤人的报道、层出不穷的各种“门”事件、跨省追捕记者的新闻等等都是这一结论的突出表现。这些事件综合在一起就是我国国家形象的媒介呈现，而这种媒介呈现不能把原因简单归结为记者的“扒粪”，或者是一群“刁民无赖”的无理取闹。统治阶层，同时也作为一个能动的反思主体，应该从国家、政府的角度考虑，是不是在国家公共权力与社会中各种团体甚至个人的私人权利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和冲突？是不是国家在“公”与“私”这对概念之间的张力关系没有进行恰当的处理？与此类似，媒介上各种分配不公的报道和社会底层与上层之间日益加大的收入鸿沟，应该使我们反思是不是在“公平”与“正义”这一国家理念的维度上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问题？诸如此类的反思，会最终对国家理念的进一步完善起到辅助作用。进而言之，倘若这些做法与现代、先进、开放、进步的国家理念是背道而驰的，统治阶层就应该有更弦易辙的勇气和魄力，将符合现代国家规范与理念的内容纳入进来，进而在相应的制度设计当中将之体现出来。

国家理念与政治文明的关系

国家理念不仅决定着国家形象及其传播的各个方面和环节，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还是区别不同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这一现象在当今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今天表现的尤为突出。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⑥同时代的政治哲学家弗朗西士・列伯则将政府干预社会的制度、政府干预社会的目的、政府干预社会的方式视为政治文明的三个方面。当代美国政治学家温特森・奥斯特罗姆在《政治文明：东方与西方》中认为，专制体制和官僚政治是政治文明的对立物，“人类文明的持久的创造力与自治组织有关，而其基础则是公正、正义、互利和互信原则。”⑦更多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则将自由、民主、人权等基本原则视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普世价值，进一步将之视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言：“‘文明及其内涵’这个题目涉及一系列概念，主要是‘文明’还包括‘文化’‘市民社会’‘国家’‘地区’‘人民’，他们都处于当今国际学术对话的前沿。这些术语的含义变动不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背景之下其意识形态的内涵迥异。”⑧不同的政治学家对政治文明的理解是不同的，这跟他们看待问题的出发点及其所处的时代、所服务的对象有紧密的关系。但无论如何，上述政治学家的论述基本都将政治文明与国家及其理念结合起来论述，使得国家理念成为区分不同政治文明的标志。归根结底，政治文明指向的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它既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取得进步的政治成果，又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

在当今全球化急速发展的时代，这点表现得尤为突出。经济的推动、信息技术的助推使整个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在这个狭小的世界中，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却是不争的事实，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争斗依然激烈。亨廷顿断言，未来的冲突将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因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必然导致文明的冲突。他认为，文明冲突的核心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现代世界是一个狭小而又充满矛盾的体系，不同民族国家和政治共同体相互竞争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政治价值之间必然会发生碰撞和较量，这又会突出地表现在国家理念上。因此，不同民族国家区别的标志不可避免地会表现为上述政治学家所言的国家理念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择何种国家理念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就变得尤为重要。换言之，只有占据了国家理念所代表价值的制高点，才有可能在激烈的政治较量中获胜。

明白了这一点，对目前我国在国际社会中正在下大力气进行的国家形象宣传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形象是动态发展的，它跟一个国家所代表的政治文明紧密相关，虽不能说一国所代表的政治文明是其国家形象的全部，但至少是最核心的部分。基于此，在国家形象宣传片中怎样以柔性的手段表现出自身所代表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价值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而我国目前所拥有的政治文明也必须得到清楚的说明，这是不容回避的，也是回避不了的。当然，我们这里所谈的国家理念是从一般意义上而言的，它的具体内涵有很多维度可供考察，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自由与秩序、民主与管制、公平与正义等都是考察国家理念的维度，这些具体理念与国家形象传播的关系有待我们更进一步地研究和考察。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注释：①王岩主编：《中外政治哲学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页。

②管文虎主编：《国家形象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③杨伟芬主编：《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④张永德：《建国以来我国对外宣传的反思》，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5月1日答辩通过，第11页。

⑤张昆：《国家形象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当今社会治理的内涵例6

文/管仕廷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淀、创造、整合形成起来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它蛰伏于近代,形成于“五四”以后,成熟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红色文化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与丰富的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物质文化一般包括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等实物;精神文化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制度(如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政治信仰、政治作风、政治道德、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物质文化是红色文化的载体,精神文化是红色文化的核心与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人类先进文化的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支撑。

红色文化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追求。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红色文化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华民族精神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

一、红色文化的内涵

一提到红色文化,人们就会联想到革命、战争、流血、牺牲、解放等概念,认为红色文化就是与这些概念相联系的文化,它首先是一种革命文化,革命是红色文化的主题与主要内容,这是红色文化带给人们的第一印象与初步认知,也是人们对红色文化最直观的理解。其实,红色文化以“红色”为主题、为核心,在内涵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区分。在狭义上,红色文化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形成,在中国革命的红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也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反映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创业、建设国家、创造美好生活、发展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文化思想与价值体系,它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可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国红色文化的主流、源泉。而在更广义的范畴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传承、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有些特定的内容如关于理想、信仰、道德追求、奋斗目标、奉献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等都属于红色文化的范畴。

(一)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及表现

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是指红色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必须要有一定的载体,它是革命理论、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精神遗产的物质载体。红色文化在形式上是具有一定物质形态(或载体)的文化,这种形态具有一定的外在表现,如表现革命内容、革命思想、革命过程的文化作品,包括小说、文章、诗歌、戏剧、标语、歌曲、出版物和革命文献;也包括革命遗迹、纪念地、标志性物件等,如战场纪念地,革命会议遗址、领袖的故居、旧居等纪念馆,革命前辈用过的物品或穿过的遗物等(也包括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重要遗址、纪念地、物品等)。这些物质载体承载着红色文化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人们一接触到这些东西就会联想到红色的、革命的主题、历史、事件及革命思想、意识与观念。

(二)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及内涵

红色文化的内容即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指的是红色文化的内在构成要素,包括理想、信仰、思想、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体系和科学文化知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红色文化的精神在早期等同于革命精神,其后内涵在不断丰富拓展。红色精神大致分三个历史时期:在1949年之前是名副其实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日精神、西柏坡精神等;1949年之后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红色文化精神的内涵已超越了革命主题,出现了“建设精神”或“创业精神”,如“两弹一星”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雷锋精神;1978年之后进入改革开放,又出现了改革创新精神、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红色文化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思想观念和道德追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形势下加强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人民群众理想信念教育的优秀资源。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中,“红色文化”愈发凸显其作为主流价值的突出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强大的持续精神动力和软实力,并承担着引领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也有人将“红色文化”概括为革命年代中的“人、物、事、魂”:其中的“人”是在革命时期对革命有着一定影响的革命志士和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革命烈士;“物”是革命志士或烈士所用之物,也包括他们生活或战斗过的革命旧址和遗址;“事”是有着重大影响的革命活动或历史事件;“魂”则体现为革命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红色精神的内涵愈益丰富,如体现红色文化内涵的“红歌”在今天已不仅仅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的歌曲,只要是积极向上的、弘扬真善美的、体现我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歌曲都是“红歌”,这表明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已有了新的诠释。

二、红色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

红色文化是革命的文化,是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文化,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体系,是在汲取中华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的新文化体系,因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民族精神是红色文化的天然成分、养料和重要构成。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文化,民族性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科学性即它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坚持了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坚守客观真理的科学品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学正确地揭示和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内在本质及其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红色文化又是一种科学的文化。红色文化坚持为最广大人民服务,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红色文化不是为少数人垄断的精神产品,而是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由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创造的思想文化,是一种大众性的文化。它着眼培育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道德追求的时代新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红色文化既是主流文化,也是大众文化。红色文化始终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愿望,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要求,服务于人民大众,满足着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发挥着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养的作用与功能。

(二)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

“红色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先进思想文化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 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指引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民大众提供了新的世界观、新的理想、新的道德和新的精神。红色文化极大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精神,为全社会提供着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红色文化与一定的政治、经济相适应,就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红色文化始终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而这个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则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旨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源泉和优秀资源,为后者输送土壤、空气与精神养分,决定并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

“红色文化”作为一种新的革命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革命文化运动的产物,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引领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前进的意识形态,是共产党人根本宗旨和核心价值观的科学表达,红色文化因此而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变革创新、文明发展的内在灵魂、精神支柱和不竭动力。“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这是同志对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特性的论述。红色文化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斗争,服务于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内涵并体现着我们党的意识形态。红色文化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是为人民大众服务并为之享用的文化,体现着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与宗旨,是我们党在革命与建设的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文化表达,是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文化宣示。红色文化又是红色政治,是我们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红色文化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历史意识、政治追求和道德取向,彰显并表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价值体系。红色文化的广泛传播,可以凝聚时代人心、彰显时代精神、锤炼民族性格、锻造民族风骨、提升民族品格,红色文化具有塑造新人、涵养人心、促进民族自新的价值与功能。

当今社会治理的内涵例7

一、查摆出来的问题

1、法律服务意识有待加强，在工作中还我存在着一些等靠思想，深入社区宣传法律知识做得不好，有时工作一忙就把这项工作拖延了。

2、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基本内涵、本质要求认识得还不够深刻，在工作中践行得不够好。

3、因为办公室工作比较繁杂，我忽视了对业务知识的学习，法律专业素养不足，一些业务问题掌握不深不透，在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时会有模棱两可的情况，

二、整改措施

针对自查出来的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思想抓起，从自身做起，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

一是增强服务意识，明确自身工作责任，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做好或大或小的每一项工作，并在服务过程中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站在群众的角度分析和解决问题，切实保护好群众合法权益。

当今社会治理的内涵例8

一、大庆精神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概述

1.大庆精神的内涵

大庆精神的产生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经过几代大庆人民的艰苦努力与不断拼搏改写了大庆的历史，使这片原本平凡的土地转变为一片繁荣，同时也成为了艰苦创业，拼搏奉献的代表，大庆油田所贡献的不仅仅为国家贡献的是物质财富，同时所凝聚的精神财富也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大庆精神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成熟，其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

（1）基本内涵

1990 年 2 月 25 日，同志视察大庆油田时对大庆精神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把大庆精神精辟概括为：“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讲究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经过了几十年几代人的传承，大庆精神如今被赋予了发展、创新、创业、科学、人本”等丰富内涵。时代是向前发展的，在发展中寻求创新，才不会落后，大庆精神的诞生离不开创新，做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要与时俱进，发展更离不开创新，正是大庆精神的这种内涵所在，才引领着一个城市在正确的方向上一步步向前。

（2）时代内涵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大庆油田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在今天，科技在发展，时代也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就要赋予大庆精神新的内涵，对于大庆精神我们要用科学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过去我们讲求埋头苦干，现在就要进行科技创新。首先，要有可持续发展的意识。石油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我们要珍惜现有的资源，进行合理的采集，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还要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要有和谐发展的意识。和谐不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更重要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与人之间做到和谐发展，能够使石油工人充满工作的热情，全身心的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去，使工作更加顺利的开展，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要注重资源的平衡，不能一味的追求采油效率，忽视了过度开采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虽然今天的大庆，已经告别了石油会战，迎来了一个崭新繁荣的时代，已经从一座依靠石油崛起的工业化城市，逐渐过渡成为注重科学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但是在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大庆精神永远都不会落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它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并仍旧发挥强大的精神指引作用，是大庆精神让我们明白了在艰苦的条件下，矢志不渝，信念不改，即使处于建设新型文明城市的今天，大庆精神不仅不能丢，反而应该更加发扬光大，以发挥其强大的精神指引作用。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主要目的

从总体上看，我国大学生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呈现出良性的、积极向上的主流趋势。在新时代视角的环境背景下的大学生有着更加明确的信仰，能够认识到个人发展与国家未来之间的关系，更有一些学生能够以更全面，更清晰的思维意识到个人价值的实现不仅是指社会对个人不同层次需求的尊重与满足，更重要的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与贡献的行为体现。然而，当今大学生生活的环境是一个信息流通度高，选择自由性强，自主空间大的新时期，虽然我们告别了信息闭塞的时代，在各种开放的媒介中我们可以从各种活动以及与他人的交流中不断接受信息，不断更新我们的思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受到大量负面信息的冲击，收到一些腐朽的生活方式的引诱，侵蚀着大学生的心灵，部分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出现扭曲与偏差，这就让我们意识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性。

我们国家要实施人才强国的战略，仅仅在知识上武装自己是远远不够的，大学生的健康发展，既离不开专业知学识的培养，同时也离不开思想品德的锻造，只有高素质，强能力，有道德，高素质的大学生才能够肩负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任，由此可见，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水平与程度是培养新型大学生必不可少的环节。

二、大庆精神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继承与意义

1.在高校中继承和发扬大庆精神的必要性

高校对大学生的教育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同时也为大学生从事社会工作奠定良好的理论学识与思想基础，在我国着力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大庆精神势必发挥着重要的时代价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大庆精神的传播、继承和发扬，更离不开大庆精神的鼓励与指引，所以在高校中继承和发扬大庆精神是必要的，是培养新型人才的必要条件。

在高校中弘扬继承大庆精神，把对大庆精神的学习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能够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大多表现为理论教育，而大庆精神则是一代人艰苦奋斗传承而来，通过对油田工人艰苦奋斗历程的认知，能够从具体的事例中感知大庆精神，可以更好的帮助大学生理解学庆精神，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

2.大庆精神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与价值

新时期，在我国着力在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大庆精神势必发挥着重要的时代价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大庆精神的传播、继承和发扬，更离不开大庆精神的鼓励，指导与借鉴。弘扬和学庆精神的意义与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能够为大学生指明正确的发展方向。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与西方政治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一些消极的因素不可避免的进入中国，一些大学生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问题，大庆精神所蕴含的艰苦奋斗的精神能够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方向性的指引与把握，发挥精神指引作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端正自己的思想态度，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才。

（2）引导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大庆油田的开发离不开创新，稳步发展同样离不开创新，在油田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定自主创新的精神，才能使大庆油田突破常规油田的模式得到长期开发，正是这样，创新精神也成为大庆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大学生值得学生的重要方面，当前人才的竞争是各个领域竞争的重点，而人才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新思维，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高自身的能力与创新意识才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竞争的潮流，因此，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要结合时代的特征，将大庆精神融入其中，将理论与实际很好的相结合。

（3）培养大学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大庆精神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由于油田建设初期环境恶劣，条件艰苦，所以在油田工人们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努力工作下才有了今天繁荣的大庆，有了今天富足的大庆，但是当代的大学生们并没有经历过艰苦条件的洗礼，只能从留下的宝贵资料中重温过去的艰辛，很多人意识不到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往往缺乏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意识，更有一部分学生追求物质生活与享乐主义，这就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这些方面教育的强化，时刻提醒大学生们要有危机意识，不忘前辈们的付出，在新时期更要做到艰苦奋斗，将良好的传统发扬光大。

（4）保持大庆精神的实效性。虽然大庆现在己经从一座以工业化为主的城市逐渐转型，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大庆精神已经过时，在不同的时期大庆精神所表现的内涵都有具体的体现，在不同的时期也能够给人以不同的精神动力，在石油会战时期，它带动着大庆人民艰苦奋斗，不断探索。现如今，它让我们认识到科学发展的重要性，让我们认识到发展的重要性，不管任何年代，任何环境下，这种精神都是代代传承的，不断延续的，所以结合当前大学生存在的问题，可以运用大庆精神加以指引，可以保持大庆精神的实效性，同时也对大学生精神文化建设发挥关键作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对大学生人格塑造必不可少的环节，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正是形成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关键时期，因此，把大庆精神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不仅能够传承和发扬大庆精神，同时也能够帮助大学生更好的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好的进行。

参考文献

[1]中共大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大庆精神 铁人精神研究[M].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2009.

[2]周凌艳. 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大学生精神教育的探讨[J]. 教育与职业， 2011（23）.

当今社会治理的内涵例9

(二)对“五育”中部分内容的概念术语和概念内涵表述不当。德育的概念模糊,内涵不恰当扩大。在传统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中,德育的概念比较模糊,概念术语和概念内涵表述不一致。对概念术语表述为思想品德教育,而对概念内涵的表述却是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在一些教育著述和诸多的《教育学》教材中都是如此,如朱作仁主编的《教育词典》[7](P824-825)、靳希武主编的《教育学》[8](P231)和邵宗杰等主编的《教育学》[9](P151-152)等。既然概念术语明确表述为思想品德教育,那么概念内涵中的政治教育到底是属于思想教育呢,还是属于品德教育,或者是包含在两种教育内?这样的概念不仅显得比较模糊,而且内涵不恰当地扩大了。事实上,思想、政治、道德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并不存在从属和包含关系。相应地,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也是有区别的。首先,从内容看,思想、政治、道德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内涵,道德不能代替政治和思想,政治也不是道德和思想的附加成分。其次,从方法、途径看,“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各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以一样的方法,通过一样的途径,遵循一定的原则来实施。”[10]政治教育一般是单一性的①、灌输性的、强制性的,学生的学习主要是接受性的,并有不可选择性;道德和思想教育则是多样性的②、引导性的、柔性的,有理论上的传授,也有各种活动中的感知、熏陶、体验等。学生的学习主要是理解性的,并有主观选择性。因此,用泛德育的理念来界定德育,就造成德育内容繁杂,内涵不恰当扩大。

(二)劳动技术教育的概念不清,内涵不合理缩小。几乎所有的《教育学》教材都把劳动教育表述为“劳动技术教育”,如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的《教育学》[11](P352)、扈中平等主编的《现代教育学》[5](P146)和陈新宇等主编的《中学教育学》[6](P165)等,包括劳动教育和劳动(或职业)技术教育,前者指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教育,后者指劳动(或职业)知识和技术教育。从概念术语看,表述是不清楚的,字面上看似乎就是“劳动的技术”教育,“劳动”是“技术”的限定词,而使用起来却混淆难分,不知到底是讲劳动观念教育还是讲劳动知识、技术教育。从内容上看,表述不全面。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当今社会,脑力劳动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劳动,在劳动总量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即使是在体力劳动领域,随着人们知识水平和智力水平的提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已经相互融合。而在诸多的《教育学》教材中,都把劳动技术教育(由于概念混淆不清,姑且把此处的“劳动技术教育”当作狭义的,即劳动的知识和技术教育)限定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内,讲的是了解劳动过程、会使用劳动工具、掌握劳动技术等,忽视了其他脑力劳动领域。由此可见,劳动技术教育的内涵被不合理缩小了。

(三)体育的概念表述不一致,内容混淆。有的《教育学》把体育表述为“学校体育和卫生”,如靳希武主编的《教育学》[8](P279),有的把体育与卫生保健合在一起,如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等编的《教育学》[4](P235)和邵宗杰等编著的《教育学》[9](P222)。这不仅使体育的概念表述不一致,而且把体育的内涵不合理扩大了。体育和卫生保健教育虽然有联系,但并不是同一范畴。从内容上看,体育包括知识和技能,卫生保健只有知识而无技能。并且就“知识”这一范畴而言,体育和卫生保健也不相同,体育有田径、体操、球类、武术、游泳、游戏、军事体育等知识,卫生保健则包括教学卫生、生活卫生、生理卫生、环境卫生等知识。从教育方式方法上看,体育既有理论上的传授,也有技能上的训练,而卫生保健却没有技能训练的成分。

(三)全面发展教育的内容不完善,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对人才培养的素质要求。一是未提出心理健康教育。现代社会需要综合素质高的人才,而综合素质中就包括心理素质。反映在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上,就要求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这也正是我们正在实践着的。虽然心理健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诸多的教育学著述中,在论述全面发展教育内容时都没有提到心理健康教育,只是在最近出版的一些教育学教材中才有所提及,且非常简略不成体系,如陈新宇等主编的《中学教育学》[6](P166)。虽然教育工作者已经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并已经自觉实施,但在作为指导教育工作实践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中不能明确提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二是未提出良好个性品质的教育。教育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三步曲:从古代和近代只关注知识技能的传授,到现代既注重“双基”又注重智能,再到当代既注重“双基”又注重智能开发培养和完美个性品质的养成。同一性、模式化的人才培养已经成为过去,多样性、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是时代的要求和潮流,学生良好个性品质的养成是时代赋予教育工作的责任和使命。虽然我国《中学德育大纲》中曾提出“身心卫生和个性发展教育”[9](P162),但传统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没有提出学生良好个性品质的培养,在各种教育著述中鲜见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仅有个别论著在论述德育时提到一点,但也不是作为全面发展教育内容提出的。

二、对全面发展教育理论的当代诠释

(一)德育改为思想观念教育。概念表述为:“培养学生形成认识事物、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正确思维方式、正确观念、正确态度、正确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教育。”内容包括世界观、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四个方面的教育。世界观教育包括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政治观教育包括政治理论知识、政治鉴别和政治取舍、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等方面的教育,道德观教育包括共产主义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方面的教育,价值观教育包括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和取向、职业价值判断和取向、自我价值认知和体现等方面的教育。由于世界观、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都属于思想观念的范畴,因此将其改为思想观念教育更合理,并且避免了原来“德育”概念内涵上的不合理扩大。这个改变并没有改变德育的实质,仍包括思想、政治、道德三方面的教育,同时增加了价值观的教育,使教育内容更丰富。

(二)智育定位为智慧教育。概念表述不变,内容在原有基础上应有所扩展。科学文化知识是智慧之基,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目的就在于开启智慧之门。智力和能力既是以知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又是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智慧,智能与智慧本质上是一致的,智能的开发培养其实就是智慧的开发培养,因此把智育定位为智慧教育是合理的。

(三)美育仍称审美教育。概念表述不变,内容除了原有的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生活美外,增加科学美。在教育方法和途径上,应增加“组织学生进行一定的科学鉴赏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体味科学美、发现科学美,以激起对科学的热爱,养成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并为创造科学美奠定基础。

当今社会治理的内涵例10

1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本质要求

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本质内涵是通过党的思想纯洁性的本质要求体现出来的。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本质要求从根本上说就是政治认同和政党认同。所谓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对国家、政党、政治思想在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在社会中人们常会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关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做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某一阶级或某一政党的成员，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一政治角色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2］政治认同是一国政治状态的主要标准。政治认同越低，社会稳定程度越差，政治认同越高，社会稳定程度越高。因此，较高的政治认同度有利于保持国家社会的长期稳定，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一个政体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的人们都能够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政党认同是政党政治社会的政治认同。是个人在心理和情感上对某一政党或其他政党的精神寄托和依恋之情。党员的政治认同是党员对政党的宗旨、性质、目标等在心理和情感上的认同，从而焕发出对所依恋的政党的情感归属和责任意识。最终在行动上、思想上与政党保持高度一致，忠诚地支持党组织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为此付出积极的努力。由此可见，党员的政治认同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心理和情感基础，而党的纯洁性则是政治认同的外在表现和文化积淀。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必须不断提高党员的政党认同度，确保党员与党组织高度一致。在政党认同中，最为核心的就是政党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的认同。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成立以来始终不渝地坚持的一个根本态度和原则立场，是对党认同的核心基础。具体来说，党员对党的认同就必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同;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认同;是对党的性质和党的领导的认同。这是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内在的、本质的要求。

2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时代内涵

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本质要求是亘古不变的。诸如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理想。但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内涵及其建设的具体要求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与时俱进的。因此，通过透视当今的时代特点和时代要求来探讨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是我们准确把握党的文化纯洁性的时代内涵，推进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的关键。因此，党要把这些时代的要求融入到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内涵之中。首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20世纪90年代初，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我国走上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发展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开始渗透到党员的思想和党的文化之中。金钱至上、追求享乐等思想开始进入到党内。少数党员干部的思想文化观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此，党的文化纯洁性建设就必须正视市场经济的挑战。把市场经济好的一面，诸如竞争、努力工作、提高效率、民主思想等要素融入到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之中，把市场经济负面的因素剔除出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其次，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加强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不断碰撞、不断融合的世界。作为东方大国的政党文化势必会受到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影响，势必会形成中国文化与非中国文化相互交融的局面，从而形成了党的以自身传统文化为核心，以其他文化为补充的党的文化体系。这就要求党在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的过程中，大力汲取其他文化的精髓，去其糟粕，不断地适应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时俱进，创新党的文化，提升党的文化纯洁性建设的水平。再次，在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翻身做主人的革命党转向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过程中，加强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随着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重心的变化，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内涵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党的中心任务势必从阶级斗争转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党的文化纯洁性则更多地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能力上，更多地体现在为全国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上。最后，从生态文化建设方面来发展党的文化纯洁性。漫长的人类历史实质上就是人不断改变自然、适应自然的历史，是人与自然关系变迁的历史。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是服从于自然，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受制于自然。但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后，科学技术快速进步，利用自然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人类在与自然的关系中逐渐处于主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征服自然、奴役自然的文化产生。从而导致了今天的生态危机。过去，我们党的文化也是非生态的文化。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建设只是重视人与人关系的解放。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把劳动者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广大劳动者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建设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但随着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生态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着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生态问题已然成为我国发展的瓶颈。西方的生态危机和我国的生态问题促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其结果必然是人类的文化形态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因此，党的文化纯洁性建设必须注意到并顺应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党的文化建设的内容不仅要包括对人类自身的解放，也应该包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解放。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生态危机，作为领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执政党，必须把生态文化纳入到党的自身文化建设之中，必须纳入到党的文化纯洁性的内涵之中，成为党的文化纯洁性的题中之意。

作者：丛煜 赵群 单位：中国医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