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安全的重要性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10-0098-01

从目前来，金融安全这一概念的界定是一个重点问题，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但是，从本质上来说，金融安全是由于某种金融行为偏离了金融行为所预期的一种行为，由于金融行为的偏离将会导致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的出现。因此，从国家金融安全角度来说，要尽可能的避免危机的存在和出现，力求将影响金融安全的危险因素进行全面、详尽的分析，以便于保证金融安全，避免因为金融危机而导致的金融损失，甚至是造成国家不必要的损失。因此，从我国金融安全方面着手，需要强化审计机关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角度出发，有必要针对其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机制进行分析。

一、国家的审计部门在维护金融安全方面发挥作用的机制

根据我国金融安全维护工作来说，发挥审计部门的维护作用，保证审计机关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过程中能够尽可能的展现出金融安全的重要，并展现出时代的特点，需要建立有效的金融安全维护机制，以机制为保证促进设计机关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方面作用的更有效发挥。

（一）建立发现问题的有效机制

发现问题是审计部门进行金融安全维护的第一步，如何及时地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保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加之我国逐渐融入到了国家经济大环境中，影响我国金融安全问题将是多方面的，因此，对于我国审计机关来说，如何更好的发现问题，建立良好的发现问题体系和机制是保证我国审计机关发挥维护金融安全的第一步，也是保证我国金融安全运行的关键所在。

（二）建立分析问题的有效机制

随着问题的不断出现，盲目的对问题进行处理是不够的，只有在问题发现的基础上不断地完善金融安全，将及时发现的问题进行有效的分析，从问题出现的原因、问题影响的范围以及问题的解决途径等进行综合的分析和研究，通过分析过程的完善化能保证分析工作的更好进展，也能够保证金融安全问题得到更好的维护。

（三）建立处理问题的机制

针对我国金融安全问题来说，建立一定的处理问题的机制，将一些常见问题和突发问题纳入到问题处理机制中来，保证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对于审计机关来说，其不仅仅要针对问题进行解决，还要针对不同类别的问题进行分析，建立一定的问题处理机制，以便于当问题出现的时候能够及时的进行解决，避免不必要的安全问题。

（四）建立完善机制

对于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部门，即审计部门来说，其在较大的优势地位，审计机关无论是在权力的行使还是在监管工作的运行上，都有着自己的独立权力，因此，在建立维护金融安全机制的过程中，要体现出金融机制的完善性，建立完善的金融安全监管机制，保证我国金融安全问题能够得到体系化的解决，避免因为各个环节之间的不协调导致金融问题的出现。

二、维护金融安全方面中选择的途径

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中，如何选择维护金融安全方面发挥作用的途径是十分关键的，其中积极有效的发挥国家审计部门的职能与作用，维护金融安全显得十分重要，从目前来看，审计部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综合的调整。

（一）强化基础建设

强化基础建设是针对我国目前金融安全监管基础相对薄弱的现象而言的，从目前我国金融安全角度来说，国家或者是中央审计机关的金融监管工作已然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并在金融安全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对我国的地方审计机关来说，地方审计机关并没有意识到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加之由于我国对地方审计机关的权力释放不到位，导致了我国地方审计力量不足。因此，在选择金融途径的时候，要尽可能地保证地方审计机关的职能，将地方审计职能作为一种有效的途径推广开来。

（二）强化结构调整

金融安全关乎于我国经济发展，同样，我国经济的发展与金融安全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对于审计机关而言，需要从国家经济发展角度着手，建立完全的、稳定的经济结构，并针对安全的、稳定的经济结构进行宏观的调整，同时，针对一些浮动频率相对较大的经济形势进行监控，保证这些浮动的经济形势能够不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影响国家金融安全问题。可以说，强化结构的调整，尤其是强化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于国家金融安全来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也将是我国金融安全维护的重要途径。

（三）有效建立评价机制

如何发挥国审计机关的金融安全监管工作， 保证我国金融安全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当今复杂的经济形势中，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安全的维护应该是齐头并进的。因此，为了更好地保证审计机关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地位的体现，并达到一定的维护效果，需要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以评价机制为基础进行选择，保证金融安全问题得到良好的体现，进而进一步地完善金融监管的策略，更好地体现金融监管的效果。

（四）以信息安全维护金融安全

随着我国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信息的功能已经被扩大化，在不同的领域中，信息的作用都明显的展现出来，在维护金融安全的过程中，也要强化信息安全，以信息的安全带动金融安全。首先，从软件上，在建立国家金融安全系统上，要保证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避免因为系统的不完善而导致的金融安全问题出现。同时，在安全密保方面，也要尽可能地避免信息的流失，为金融安全加上一把锁，从而维护我国金融安全。

三、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尤其是审计部门的作用，能够维护金融方面的安全，是确保国家金融能够得到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此外，要利用完善的作用机制和作用途径，从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的协调，从而更好的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

篇2

金融安全是个技术问题吗？

技术指标是金融风险大小的重要表征，但不是金融安全与否的唯一衡量标准。事实上，金融安全不仅取决于金融风险的大小，还取决于金融体系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向外分散风险的纾解能力，以及金融安全战略对风险的综合处理能力。因此，技术指标对金融安全的表征是片面的，仅从技术角度维护金融安全往往是危险的。

金融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专业领域，金融工具的设计、金融风险的测度和金融监管的执行，都需要深厚的经济学、金融学、数学和心理学的专业知识。较高的专业门槛和技术含量实际上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转一定程度上是由霸权力量驱动的，技术指标作为体系运转的结果，对不同国家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金融安全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技术标准，用技术手段来观察金融安全状况、来应对金融安全问题，往往会陷入困境之中。而将金融安全视作技术问题，这首先就是一种危险，很容易在国际金融博弈中陷入战略被动。

金融安全指标体系里的指标很多，通用常用的有：经常性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外汇储备可供进口月数、偿债率、偿息率、债务率等。这些指标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对于判断和预防金融风险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研究和应对系统性金融危机，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仅从技术层面上考虑是远远不够的。

从逻辑上看，金融安全是一个相对概念，即风险相对于风险承受者是否危险。同等程度的金融风险，对于一国可能是安全的，对于另一国则可能是危险的。金融安全取决于多个要素，包括：金融风险的绝对水平，一国金融体系的成熟度（决定风险承受力），一国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地位（决定风险分散能力），以及一国金融安全战略谋划水平（决定风险化解机制）等。由于技术指标大多只描述了风险的绝对水平，因此其对金融安全的表征是片面的。金融指标高还是低，往往并不是金融安全与否的决定性要素。

由于技术指标不能全面表征金融安全，因此，一国围绕技术指标来构建金融安全战略是危险的。举两个例子：案例一是印度尼西亚，亚洲金融危机后，为了修复技术指标以达到援助要求，印尼政治经济两方面都付出了巨大代价。案例二是美国，次贷危机后，美国并没有着力于技术指标的修复，却赢得了风险出清和强势复苏的契机，并于近期展现出经济“周期性领跑”和金融“霸权地位加固”的相对强势。

因此，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不仅需要技术上有考虑，更需要从战略高度着眼，坚守底线思维，完善顶层设计，全盘统筹金融战略的制定、国际博弈的应对、金融风险的缓冲、基础体系的建设、各种威胁的化解等。

阴谋论还是阳谋论？

阴谋还是阳谋，这是一个问题。国际金融体系中浮现和隐藏着的是各国之间的权力、利益乃至民族文化的争夺和较量，每一次国际金融危机都是国家间权力与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无视他国“阴谋”的存在是危险的，但如果仅以阴谋论作为主线和战略思维的基调来看待这些问题，则太过狭隘。我们应正视最大化国家利益是阳光下的行为，是阳谋，不是阴谋，靠的是实力和智谋。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阳谋，掌握政治经济主导权是基础，活用虚实结合的战术技巧是手段。

因为金融具有技术上的复杂性，大国金融博弈也有较强的隐蔽性，所以很多人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理解金融安全，这是错误的。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就是要利用经济、金融手段在国际经济金融博弈中占据先机，用各种符合规则的手段最大化本国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是阳谋不是阴谋，原因有三：第一，目标是清晰明确的，不存在不可告人的隐藏目的；第二，实现目标的手段是公开的，尽管谋划的过程可能不会大张旗鼓，但策略实施都是通过经济活动和市场操作来实现的，任何不公开的“地下经济”和“地下金融”，都会被各国一致抵制，难以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第三，追求目标的结果是一目了然的，谁在利益博弈中占据先机，谁就有更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谁就能主导国际利益分配，不存在不可获知的隐藏收益。

全球利益博弈中，每个国家的逐利本能都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底气实现阳谋。所谓阳谋，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不需要阴谋诡计、凭实力也能实现的谋略。在国际经济金融往来中，只有掌握政治经济主导权，才能保障阳谋的长期实现。具体来看，阳谋的底气源于以下六点：第一，强大的经济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基石；第二，货币霸权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关键；第三，主导国际金融业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路径；第四，国际金融组织控制权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手段；第五，垄断金融定价权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保障；第六，信息控制权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利器。

金融安全可以自发实现吗？

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阳谋的过程是一个复杂博弈的过程，安分守己反而容易受制于人，只有乱中有为，才能掌握主动，占据先发优势，进而保障自身利益，甚至有望获得超额收益。乱中有为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而是要有所节制，保有底线思维。

篇3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10―0047-07

一、引言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了国内外各界对国家金融安全问题的关注，而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该问题再度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中国金融业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自2006年11月加入WTO之后，国际金融风险与危机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的不断涌入和非国有金融的迅猛发展，带来市场结构的显著变化，使得市场竞争与经营风险不断加大。同时，国有金融的治理机制正面临深刻变革，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又相对滞后，使中国面临着日趋严峻的金融安全问题。

鉴于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国内外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看，关于金融安全实证研究的成果还较少。国内学者刘莉亚等(2003)、董彦岭等(2009)分别对新兴市场国家及全球60个国家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的共生性关系及共生因子进行了实证研究；伍志文(2002，2003，2008)、沈悦等(2007)、万晓莉(2008)等从金融脆弱性、金融安全指数、银行系统风险方面对中国金融安全进行了实证研究。

虽然国外学者目前还没有明确提出和界定金融安全的概念，但已有许多学者对银行危机的成因及其预警和金融安全网的设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的代表性结论是：Fisher(1933)对1929年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行了研究，发现金融危机是由引发债务一通货紧缩的金融事件形成的。ICMinsky(1964)gk为，银行体系自身存在着脆弱性，并且银行脆弱性、银行危机与经济周期变化之间的关系是内生的，政府干预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银行脆弱性。Diamond和Dybvig(1983)的银行挤兑模型分析表明，正是存款人的恐慌心理导致了危机的传染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Mishkin(1999)通过新兴市场国家的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导致了一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并且这种不稳定状态在外部冲击下，形成了货币危机，再由货币危机引起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财务状况恶化，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Corsetti等(1999)的模型分析表明，形成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企业过度投资、高负债及其道德风险与政府赤字融资所导致的不可持续的外部不平衡，因而改革金融体系、保持一国经济内外平衡，是维护金融体系长期稳定的主要措施。Can(2004)的实证表明，银行业市场结构与金融稳定性之间存在直接关联。过度竞争将降低金融机构的特许权价值，引致金融机构的过度风险行为，从而造成金融体系的不稳定。Diamond和Rajan(2005)发现，银行倒闭具有传染性，但传染性并非源于银行储户的恐慌或银行间的契约纽带，而是银行特定的资产负债结构所致；银行的流动性问题与偿债问题相互作用并相互转化，最终造成了银行危机。Kane(2001)认为，在金融安全网的设计上，必须明确银行、纳税人、监管者的责任，确保各方行为的透明度；并且只保持安全网官员的政治独立性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制度设计产生私人部门约束银行的安全网体系。

本文更加关注金融安全及其影响因子的实证研究。该方面的研究自亚洲金融危机后多了起来，代表性成果有：Sachs等(1996)利用线性回归方法建立了危机预警模型――STV横截面回归模型，结果发现实际汇率贬值越高、国内私人贷款率越高，国际储备／M2比率越小，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Demirguc-Kunt等(1997)的研究表明，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发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因而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因素中能够预测银行危机的主要指标。旧Kaminsky等(1998)选择了过度借贷周期、银行挤兑、货币政策、经常账户、资本账户、经济增长等六大类20个指标，对20个国家25年间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国际银行体系正趋于脆弱。㈣Berg等(1999)在Kaminsky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增加了M2与储备比率、经常账户与GDP比率两个指标，并用1995年4月25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成功地模拟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Edison(2003)在Kaminsky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又增加了美国产出、七大工业国产出、美元利率、油价、广义货币与外汇储备水平值比率、短期债务变动与外汇储备变动比率、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水平值比率等7个变量，构建了金融危机预警模型，并成功地模拟预测了1997-1998年问发生在西方工业国家的一些金融危机。Bussiere等(2006)利用多元logit模型构建了一个金融危机早期预警模型，通过1993-2001年间20个新兴市场国家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这种多元logit早期危机预警模型能够更准确地预测金融危机。

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选择微观金融、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三大类17个指标，并根据各类指标对国家金融安全的不同影响各赋予了不同权重，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各类指标进行综合打分，再结合主观权重构建了国家金融安全指数。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影响中国金融安全的主要风险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在金融安全指数的估算上引入了微观金融稳健经营指标，改变了以往以宏观因素为主的估算方法，使估算出的金融安全指数更具合理性，也更全面地反映了中国金融安全的实际状况。同时，本文还进一步对影响中国金融安全的风险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了威胁中国金融稳定和安全的主要风险因素，为中国有效防范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有益的理沦尝试。

二、中国金融安全指数的构建

(一)金融安全指数构成指标的选择及权重设置

1　金融安全指数构成指标的选择

本文估算金融安全指数的主要目的是客观描述中国金融安全的状况及其变化，而不用于预警，故在金融安全指数构成指标的选择上与以往研究有一定的区

别：(1)本文所选指标均与金融安全呈正相关关系；(2)在具体单个指标的选择上，未专门采用银行存款这一广泛使用的指标，取而代之的是资本充足率、资产收益率(ROA)、存贷比等反映金融机构经营状况的指标；(3)未将考察重点集中于国有银行的信贷领域，而是综合考察中国主要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经营业绩及流动性状况；(4)对经常账户类指标进行了精简，将出口额、贸易条件、实际汇率、经常账户余额与GDP之比等指标简化为经常账户余额一个指标；(5)鉴于中国证券市场尚不成熟，股票价格指数并不能客观反映宏观经济基本面和上市公司绩效，故放弃了证券市场价格指数这一同样被普遍采用的指标；(6)考虑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和相对较少的外债余额，外债偿债风险并非影响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因而未考虑外债指标。

在借鉴以往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在金融安全指数的估算上还增加了以下新指标：(1)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因为这两个指标的高低对一国金融安全有重要影响；(2)经济景气指数，因为该指标直接反映了经济主体对当前及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预期，也是反映金融市场运行状况和金融安全的重要指标；(3)资本跨国流动规模，因为中国是外资流入和利用大国，资本大规模的异常流人和流出，会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重要影响；(4)美国、欧洲、香港三个代表性证券市场股票价格指数，因为该类指标一方面反映了国际经济、金融的运行状态，另一方面也会对中国经济、金融及外资流动产生重要影响。表1详细列出了本文选择的三大类17个指标。

2　金融安全指数构成指标的权重设置

鉴于中国自1949年以来未曾发生过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系统性金融风险，故无法通过历史事件来检验各指标在预测危机中的表现。为了客观准确地估算金融安全指数，本文采取了主观赋值与主成分分析(客观赋值)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首先，根据以往相关研究成果和本文对金融安全影响因素的调研与判断，将17个构成指标分为微观金融稳健经营、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三大类，分别赋予0.5、0.25、0.25的权重；其次对每大类中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主成分的标准化值(表示为每个大类中各原始变量标准值的加权平均值)；再根据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对各大类进行加权求和；最后，根据各大类的主观权重，计算出各年度金融安全指数。对三类指标权重的主观赋值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微观金融主体的稳健经营是构成一国金融安全的内在基础，而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环境等外部因素对一国金融安全也产生重要影响，本文认为内因与外因的重要性没有显著差异，因而均赋予0.5的权重；(2)在外因方面，中国加入WTO后，特别是2006年11月逐步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后，国际金融因素对中国金融稳定的影响明显增强，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国内宏观经济因素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但目前无法准确区分两者的差异，所以赋予相同的0.25的权重。

(二)数据来源、处理与金融安全指数的计算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1998年之前部分银行的稳健经营指标数据不完整，所以本文选择了1998年至2007年间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恒丰银行等15家中国主要的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资本充足率、资产收益率和商业银行存贷比数据均来源于各年的《中国金融年鉴》，和巨潮资讯网；内部控制机制为虚拟变量，2003年国有四大商业银行改制上市前为0.5，2003年后为1；宏观经济方面选择了1998年至2007年间GDP增长率、经常账户余额、财政盈余、外汇储备、经济景气指数、企业盈利水平、居民收入、房地产投资规模为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外汇管理局网站、中国经济景气检测中心网站和各年的《中国经济年鉴》；监管及信息披露为虚拟变量，2003年“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格局成立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实施之前为0.5，2003年之后为1；国际金融市场方面选择了1998年至2007年间中国外资流人流出规模、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伦敦金融时报指数和香港恒生指数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和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见表1)。

2　金融安全指数的计算

用上述样本的指标数据和SPSS16.0统计软件，可得到每一类指标的所有主成分及每个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每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及累积方差贡献率(见表2、表3和表4)。

综合考虑方差贡献率及特征值大小，本文选取微观金融稳健经营指标的前两个主成分、宏观经济指标的第一个主成分、国际金融市场指标的前两个主成分分别为三大类指标打分。计算中，各主成分的权重为其方差贡献率，各主成分标准化值向量由SPSS16.0生成。计算得到三类指标各年的分值(见表5)。

根据三类指标各年的合成分值，采用以下公式估算出中国的金融安全指数。估算结果见表6。

FSI=MICRO×05+MACRO×0.25+INTERNATIONAL×025

(1) 根据表6的估算结果，可以绘制出中国1998-2007年间的金融安全指数趋势图(见图1)。

由表6和图1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及金融机构风险意识和风险控制的加强，中国的金融安全状况总体上逐步得到改善；特别是在2003年开始中国金融安全状况有了明显的提升，这说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及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改制与上市，对中国金融安全的改善起到了积极的显著影响。另外，2007年中国金融安全指数有较大的提高，说明白2006年底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后，中国的金融安全状况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三、中国金融安全的实证检验

(一)实证模型变量选择与说明

本文对金融安全指数的估算，虽然反映了中国的金融安全状况，但还不能准确判断影响中国金融安全状况的主要因素。接下来将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分析影响中国金融安全的主要风险因素。考虑到影响中国金融安全与稳定的主要风险包括：不良贷款比例、游资流动规模、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资本市场风险及通胀风险，因而选择该6种风险因素为解释变量。其中，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的数据来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cbrc.省略)和一些学者的学术论文；游资流动规模变动率的数据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safe.省略)银行间债券市场七日质押式债券回购利率的月均值标准差和通货膨胀率的数据来自锐思数据库；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月均值标准差和中国股票价格指数月均值标准差的数据来自IMF网站(省略)。各变量的代码、说明及数据来源详见

表7。

(二)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8报告了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8可以看出，在1998-2007年间，中国不良贷款比例的最大值为41.22％，最小值为6.72％，均值为21.58％，并且该比例呈现逐年递减趋势，表明在样本期间内，中国商业银行面临的违约风险比较突出，但逐渐改善；中国游资流动规模变动率的最大值为437.61％，最小值为－212.59％，均值为71.54％，表明资本外逃的增速放缓(存在资本外逃现象的样本期内)或游资流入的增速加快(存在游资净流入的样本期内)，但总体上中国对游资的吸引力在逐年增强；中国债券回购利率的年标准差均值为0.51，说明样本期内基准利率水平变动不大，风险较小；实际汇率年标准差的最大值是最小值的2.8倍，均值为1.91，说明样本期内的汇率波动较大：中国股票价格指数年标准差最大值为50.59，均值为11.67，表明中国资本市场波动较大，风险较高；消费物价指数变动率的最大值为4.8％，最小值为－1.4％，均值为1.13％，说明样本期内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通胀风险较小。

表9报告了各回归变量序列的平稳性情况。检验结果显示，除了FSI和CMR之外，其它各回归变量的水平值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均为平稳序列。

为了进一步揭示各风险变量与中国金融安全指数之间的关系，本文对各风险变量与金融安全指数的变化趋势进行了比较(见图2)。图2a比较了不良贷款比例与金融安全指数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反向变动关系；图2b反映的是游资流动规模变动率与金融安全指数的变化趋势，从中无法看出两者之间的变动关系；图2c反映的是基准利率波动与金融安全指数的变化趋势，从中可以看到两者的变化趋势没有明显的关联；图2d反映的是实际汇率波动与金融安全指数的变化趋势。从中显示出两者的变化趋势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变动关系；图2e反映的是股票价格年标准差与金融安全指数的变化趋势，从中显示出两者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一致性；图2f比较了通货膨胀率变动与金融安全指数的变化趋势，从中反映出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向变动关系。

(三)模型及实证检验

本文首先假设银行不良贷款比例(违约风险)、游资流动规模变动率(国际游资流动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资本市场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会对中国金融安全产生显著影响。基于该假设，本文建立以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其次，中国利率水平和汇率水平仍然受到政府较为严格的管制，利率波动较小，而汇率波动虽然比较明显，但主要是人民币升值的结果，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因而利率风险与汇率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可以控制的。如果风险是可以控制的，风险水平一般较低，不会对金融安全产生严重影响。所以本文进一步假设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不构成中国金融安全的主要威胁。本文通过剔除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两个解释变量，建立计量模型(3)，并通过与模型(2)的回归结果比较，来验证这一点。

本文利用上述样本数据，采用OLS方法和统计软件Eviews5.0，分别对模型(2)和模型(3)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10。

从表10可以看出，无论是模型(2)还是模型(3)，拟合度都较高，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高度一致，都显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国际游资流动规模变动率与金融安全指数显著负相关；股票价格年方差与金融安全指数显著正相关，利率风险、汇率风险、通胀风险与金融安全指数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该结果表明，银行业面I临的违约风险和国际游资流动规模变动所产生的风险构成了中国金融安全的主要威胁；资本市场风险与金融安全指数正相关。这看似矛盾，但事实上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资本市场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熊市，其后逐渐开始活跃，再到2007年的牛市，股票价格波动在市场开始活跃及牛市阶段是比较大的，因而资本市场风险水平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步性。该结果也进一步证明，本文对中国金融安全指数的估算是合理的。同时，模型(3)在剔除利率风险变量和汇率风险变量后，拟合度进一步提高；而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游资流动规模变动率、资本市场风险指标的显著性逐渐提高，进一步说明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不构成中国金融安全的主要威胁，支持了本文的后一个假设。另外，在两个模型中，常数项均不显著，表明模型没有遗漏重要的解释变量，模型设计是合理的。

善起到了积极的显著影响。同时研究结果还表明，银行业面临的违约风险和国际游资流动规模变动所产生的风险，构成了中国当前金融安全的主要威胁；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通胀风险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资本市场风险与中国金融安全状况同方向变动。如果风险是政府可以控制的，那么这些风险不构成国家金融安全的主要威胁。上述结论与我们观察到的中国现实情况基本吻合，也进一步印证了本文对中国金融安全指数估算的合理性。

根据上述实证结果，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建议：

(1)继续坚持稳妥的金融市场开放政策。在风险因素可控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开放金融市场，同时进一步完善微观金融机构的治理机制和风险管理，加强对资本市场风险的监管，改善中国的金融安全状况。

(2)高度重视中国银行业的违约风险和国际游资流动风险。监管当局应尽快完善对该两类风险的监控系统，加强对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及早防范和处理可能的金融安全隐患。虽然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自2000年来有了明显的下降，但经营环境和社会信用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并且该指标在近期有上升的苗头，因而政府仍需要通过信息披露制度和信用制度建设来改善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建立良好的市场信用机制，确保国家的金融安全。

(3)可选择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国际游资流动规模变动率和股票价格变动率作为预测中国金融安全状况的风险监控指标，建立中国金融安全预警系统。

篇4

我国对商业银行金融安全相关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起源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针对金融安全，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有关负责人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一是完全不被自己掌控的不安全，另外是完全被自己掌握但做得很差，应该在两者之间寻找一种安全状态。就商业银行金融安全而言，是银行能够凭借各种手段保证本期和预期的偿付能力以及银行正常功能和经营秩序，其机理是银行发挥正常功能和经营秩序，银行资本及流动性足以抵御和消除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实际或潜在的挤兑威胁和侵害，把风险控制在偿付能力的状态之中。银行预期收入的现值足以清偿债务，且有现金支付本期债务，从而实现商业银行金融安全。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安全实际上是一种低效的金融安全，是以牺牲金融效率为代价的。商业银行金融安全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应该在效率和安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做出符合现阶段以及衔接将来发展的决策，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商业银行金融安全的本质应该是高效率下的安全，既不能为安全牺牲效率，也不能为效率而丧失安全。一个低效率的脆弱的金融体系尤其是商业银行体系，会直接妨碍一个国家稀缺资源合理、有效的分配，从而对该国经济成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重大影响。而且，在金融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中，一个低效率的银行体系一旦受到国内外冲击，有可能会导致系统性信用紧缩、金融恐慌、动摇公众信心，从而危机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导致经济严重衰退，引起社会动荡，爆发全面的经济危机。因此，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安全问题的重点应该是如何提高商业银行体系的运行效率，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确保其经营的稳健性和安全性。

二、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安全状况

我国金融安全问题，当前主要表现为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作为我国金融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银行，经过多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制度缺陷、体制脆弱性等原因，我国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风险较高。在银行业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对金融安全的影响主要是外资银行大量进入以后引起的金融竞争、制度冲击和政策干扰。由于这些风险的存在，使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的稳健性受到影响。

首先，我国银行业自身管理能力和管理制度上存在着不少影响金融安全的隐患。商业银行缺乏有效的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实际资本金充足率不符合《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仍远低于8%的国际标准；服务手段落后，缺乏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发达的业务网络，电子化程度较低；经营管理方式落后，过去较少考虑运营成本。例如，只考虑存款数额，而不考虑吸收存款的成本及存款的运用情况。符合银行商业化管理要求的资产负债管理才刚刚起步；资产结构单

一、流动性差，仍以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为主，而消费信贷、衍生金融工具、资产证券化、咨询、管理信息服务等新兴业务发展明显不足。网络银行刚刚起步，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不足15%，近些年来虽然有所改观，但资产结构仍处于严重不合理状态；内控制度不严，中央银行的监管水平尚不能满足金融业发展的要求，缺乏完善的法规体系；由于内控不严、监管体制不完善以及历史原因形成的呆账、坏账使不少银行存在着发生危机的隐患。

其次，金融资产质量差、流动性下降，发展后劲不足，金融安全基础不牢。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是指金融资产在无损状态下迅速变现的能力。资产流动性水平越低，其经营风险水平越高，银行抗击意外冲击的能力越弱，发生大的银行危机的概率就越大。（1）我国金融业流动性资产对全部负债的比例不高。1999年末这一比例没有出现以20%(一般20%以上较为合理)为中心线的波动特征。这表明我国银行流动性资产对整体资产的结构并不合理，收益性与流动性未能很好地结合起来。（2）资金周转缓慢。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全部贷款的年周转速度平均为1.06次，其速度始终在低速区徘徊。（3）贷款收息率低。各金融机构不仅大量贷款不能按时收回，而且贷款收息率也很低。据统计，到1999年末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利息收回率平均不到50%。（4）存差有增大的趋势。近几年来，一方面由于银行开始重视资产质量，谨慎地进行贷款投放；另一方面由于一些效益好的企业大批上市，采取直接融资方式而减少了贷款，使银行有效益的贷款大大减少，形成一些信贷资金的闲置，这些闲置资金只能积存在金融机构或在金融机构内部循环，既削弱了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也影响了银行的收益和稳定性。（5）2000年末我国上市公司已达1081家，股票市值占GNP的27%，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分业制商业银行带来了巨大冲击，使商业银行积聚劣质客户和资产结构短期化，使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下降，风险更加集聚，安全度下降。

第三，银行不良债权比例较高。反映银行债权质量最直观、最简单的统计指标是不良贷款率。近几年来，我国银行不良资产比例呈上升趋势。据有关资料，到1996年末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己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4%；1997年末不良贷款比率上升到29.2%。其中，无法收回的呆账约为4%，呆滞贷款约占12%；1998年末不良资产比例上升到30%以上。近几年来这一比例更高，仅此两项就超过了银行自有资本。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我国金融风险仍然呈逐年升高之势。银行内部稳定性这一子系统是现阶段整个经济金融领域中安全程度最低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风险已经成为影响银行系统能否稳健经营的重要因素，其银行资本充足率1999年仅为5.51%，大大低于8%的国际警戒线。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收益率亦较低，有些银行甚至出现明盈实亏的现象。由此可见，我国银行业引致的金融风险隐患仍然处在危险的边缘，应当予以高度警惕。为了银行自身的安全，必须改变现有的银行制度。

三、商业银行金融安全对策

银行最终安全是银行正常功能的发挥、经营秩序的完善和银行自身的发展。具体表现是在信贷资产质量、非信贷类资产质量、表外资产质量的提高，最终表现为利润增加、支付能力和竞争力增强等方面。因此，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防范我国商业银行危机的发生。

（一）保持国内良好的经济金融环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国内银行综合竞争力。鉴于目前我国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国内脆弱的金融体系，特别是国有银行体系，所以防范外资银行大量涌入的风险其最根本的立足点应放在国内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上。脆弱的国有银行体系之所以还没有倒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这些年来国内经济快速增长有关，经济快速增长使得新增存款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而快速增长。然而，问题在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后劲在减弱。经济增长率如果不上去，不能维持高速度，那么原先在高速增长隐藏下的金融风险必将充分暴露，所以保持国内经济适度增长已是我国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国内银行的综合竞争力，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当务之急。国有银行既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又是我国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所以在今后的3～5年内必须把我国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成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具有一定竞争能力的现代化大型商业银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抓紧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综合改革。新晨

（二）循序渐进，有步骤、有控制地推进商业银行对外开放。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看，银行业开放的程度与银行机构的脆弱性呈负相关关系。银行业开放程度越高，银行机构质量就越高，其脆弱性反而越小；相反，银行业开放度越低，银行机构质量也越差，银行脆弱性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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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和平时期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正受到各个国家的高度重视，尤其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1 政府审计关注国家经济安全

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集大国经济、转轨经济和不发达经济于一体的时代背景，在全球经济安全问题凸显下，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更具有特殊性。

1.1 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经济活动是国家权力最重要的源泉，在一个主要国家间不大可能发生战争的世界里，经济力量将是决定一国是处于主导或相对优势地位还是从属地位的日益重要的因素。

1.2 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

国家审计制度的确立是基于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必要干预、调节和管理的现实需要，是国家政治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政府审计是国家经济运行的“免疫系统”，审计的最高目标是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民利益，把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人民利益作为审计工作重要任务，尤其要关注财政安全、金融安全、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安全、民生安全、环境安全等，不负时代赋予的使命。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剧以及可持续发展压力的加大，国家经济安全观越来越受到各国家和社会的广泛重视。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要共同面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2 关于政府计防御国家经济安全风险的研究

发展中国家政府审计虽开始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但研究尚未深入，我国对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研究也才起步。如何使政府审计成为国家经济安全“卫士”，承担国家经济安全风险审计重任尚在研究中。近年虽然针对政府审计的国家经济安全防御职能及范围研究较多，但对外国资本跨国并购产业安全审计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却很少。特别是研究产业安全指标体系和审计评价系统的构建，政府审计对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动机、趋势、绩效的评价，以及对国家经济安全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审计等问题研究鲜见。因此，我们构建国家经济安全“防线”，政府审计职能转变，建立我国政府审计国家经济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并肩负起防御国家经济、政治安全风险的重任有着重大意义。

3 政府金融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

政府金融审计作为金融监管的重要手段，是政府审计机构对金融机构会计记录、会计报表和其他财务资料所反映的业务活动真实性、合规性和经济效益所进行的监督、审查活动，对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加强政府金融审计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内在要求。我国政府金融审计历经30年的发展已日渐成熟，但在审计对象、审计内容、审计程序和方法、审计功能定位等方面仍存在有待改进之处。

作为金融监督的重要形式之一，政府金融审计是强化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稳定、提高金融效率、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手段。政府金融审计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金融审计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机制。政府金融审计以审查金融机构财务收支真实性，评价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抗风险能力、资金运营效益为目标，便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及时发现隐藏于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并提出有效的整改建议，做好评价防御工作。政府金融审计围绕金融机构信贷资产业务、表外业务等具体业务展开审计，便于及时发现金融活动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化解危害国家金融安全的隐患，做好查漏纠错工作。政府金融审计通过系统分析和综合评价，能够及时识别金融动态对金融安全的影响因素，便于我们完善宏观金融政策、提高金融安全预警能力，做好信息反馈工作，提高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性。

金融审计是监督金融管理机构的重要手段。金融审计机构与其他金融监管部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层次分明，将有助于规范金融监督行为，优化金融监管资源配置，提高金融监管效率。

4 我国政府审计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关注

在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也受到高度关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并明确提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并把国家经济安全提升到战略的高度；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2007年的全国审计工作总结中，刘家义审计长首次提出了“现代政府审计是经济社会运行的一个免疫系统”的观点。2008年，在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刘家义审计长在中国审计学会五届三次理事会及理事论坛上，对“免疫系统论”作了详尽得阐述。该观点认为，从经济社会发展与审计发展的内在联系来分析，从国家学说的更深层次研究来看，审计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审计发挥的是预防、揭示和抵御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障碍、矛盾和风险的“免疫系统”功能。由此，我国会计、审计界就政府审计发挥“免疫系统”作用，从不同角度展开讨论。我国会计、审计界普遍认同“免疫系统论”的观点。审计署党组通过的《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提出了“充分发挥审计保证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全面提高依法审计能力和审计工作水平，初步实现审计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积极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制度”的要求。

5 中国审计的国际化趋势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使审计国际趋同的进展迅速。审计的国际化更多地体现在国际审计准则的制定与采用上。中国审计准则的国际化趋势正在加速。我国于2007年1月1日起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正在趋于国际化。

环境的变化是审计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土壤，无论这土地富饶或贫瘠，审计作为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极富生命力的产物就会适应环境的变化存在和发展着，不断地完善和创新自我，服务于对它需求的方方面面，承担着社会公众的责任。审计的生命力是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赋予的，审计发展的动力源来自于利益相关者们的博弈，只要社会存在、经济发展，审计必将继续实现其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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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P393

农村信用社是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支持和保障[1]。纵观农村信用社金融安全，计算机应用及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突出，为了深化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维护农村信用社的网络安全以及保障农村社的金融安全，开展农村信用社的计算机安全问题的分析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农村信用社计算机安全现状分析

1.1 环境安全分析

大部分农村信用社的计算机室都配备有空调和灭火器等装备并配备有联运电子防盗门及防弹玻璃等防范设备，环境安全基本情况是良好的[2]。

1.2 设备安全分析

在各大农村信用社的营业场所内，通常都配备有应急电源、电子监控设备、报警装置等，设备安全性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1.3 网络安全分析

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服务现在基本都是基于网络实现，大部分的信用社都与上级建立了主干网络通路和备用网络通路[3]。

1.4 信息安全分析

金融信息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大部分农村信用社的计算机都安装有计算机病毒防范软件，而且及时更新，可以较好的保证金融信息的安全[4]。

2 农村信用社计算机安全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2.1 不能正确的认识计算机的风险

农村信用社通常地处偏远，很多的计算机管理人员以及实际业务操作人员没有正确认识到计算机风险对金融风险的防范重要性[5]。主要体现在：（1）密码管理混乱、密码设置过于简单或密码长期不更换以及同一密码不同场合共用等。（2）业务授权制度不健全或执行不到位。

2.2 计算机专门人才缺乏

农村信用社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有些计算机专门人才不愿意到偏远地方工作。在目前的农村信用社职工中，计算机能力较强的人员是非常缺乏的，大部分职工仅会最简单的日常操作，没有计算的维护和网络维护能力。

2.3 硬件设施建设不到位

在部分的农村信用社，特别是相对偏远的农村信用社，计算机硬件设施建设通常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有些信用社并没有建设专门的机房，同时还存在数据备份不及时、系统经常崩溃以及数据丢失等计算机安全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从而也次生了更多的计算机安全问题[6]。

3 提高计算机安全的对策

3.1 加强计算机的管理与维护

计算机存在的安全隐患或安全问题与计算机的管理与维护是密切相关的，为了保障农村信用社计算机的安全，必需要加强日常的管理与维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将计算机的使用、管理与计算机的系统维护等操作职责分开，明确各项责任。同时，要对信用社负责计算机管理与维护的人员进行明晰的职能划分，特别是系统管理和业务操作要严格区分，控制权限，形成良好的监督机制[7]；（2）严格计算机的操作规程，并制定完善的计算机使用规章制度，严防各种错误的操作；（3）加强计算机安全的维护管理。基于计算机信息的安全和金融安全角度制度严格的岗位职责制度，对系统的管理员、数据库的管理人员、网络维护与管理人员、金融或会计实操人员等分配一定的权限，建立严格的操作口令管理、口令密封备案以及口令不定期更换等保密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对所有的系统维护项、数据修改或删除以及备份等项都要进行严格的备案；（4）做好计算机的日常保养与维护工作，如做好清洁、防尘，严禁不关机或非法关机以及做好日常的签到、签退制度等。

3.2 加强培训与计算机硬件建设

鉴于目前农村信用社的计算机安全现状以及成因，为了保障农村信用社的计算机安全，必需要加强计算机管理与维护人员的培训，因为计算机的安全运行与维护保养是由人来完成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进行计算机安全意识的培训。首先要加强的就是人员的计算机安全意识的培训和强化。这种培训可以是技术上的，也可以是制度上的，也可以责任意识方面的。不管从哪方面进行培训，最终要让计算机的管理与维护人员高度认识到计算机安全的重要性以及严重危害；（2）加强计算机硬件设施的建设与维护管理。农村信用社计算机安全存在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与硬件设施有关系，因此，除了加强人员的培训外，还要加强计算机硬件的建设，如建设专门的计算机机房，更新计算机设备等[8]。

3.3 强化风险防范意识

计算机信息的安全对于农村信用社业务的安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9]。如财会部门、信贷部门等计算机财务信息及会计信息的安全性必需要依靠计算机安全的网络环境以及相关的管理职能，必需要加强风险防范意识，避免如计算机密码泄漏、计算机管理权限过于宽泛以及不安全操作等引发计算机安全的事件发生。

4 结论

农村信用社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步伐的推进，农村信任社的计算机安全隐患逐渐突显并对农村信用社的工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为了保障农村信用社金融及相关综合业务的顺利开展，开展计算机安全的分析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魏国庆.对农村信用社计算机安全管理的思考[J].科技信息，2010，5：97.

[2]李俊娟.农村信用社加强计算机安全风险防范的思考[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2，01：292.

[3]李晓美.农信社如何防范计算机犯罪-关于防范农村信用社计算机风险的对话[N].金融时报，2005，04，14.

[4]李永刚，杨柳.浅议如何推动农村信用社的电子化建设[J].金融信息化论坛，2004，9：5-8.

[5]卢加元，吴国兵，常本康.农村信用社计算机网络的设计与实现[J].计算机工程，2004，30（7）：14-16

[6]李均.对农村信用社内部审计的思考[J].新西部，2008，4：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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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安全问题逐渐提上管理议程，并开始得到广泛关注。经济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基础。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给世界各国既带来机会，也带来挑战。随着生产力发展的区域化与全球化，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持续增加，使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具有区域性、全球性的特点。加上近两年来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贯彻，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渗透到经济领域的各行业、各阶层。经济安全包括金融安全、产业与贸易安全、战略资源安全以及经济信息安全等。本文主要对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安全问题进行研究。

关键词 ：国家；金融安全；产业与贸易安全；战略资源安全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5-0166-02

一、我国经济安全体系及其现状

（一）金融安全，内忧外患。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核心。然而，我国的金融并不安全，甚至对经济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一方面，长期以来积累的体制性矛盾使得我国金融安全存在巨大的隐患；另一方面，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以及中国加入WTO，我国的金融安全将面临外部冲击的考验。这些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违法违规活动严重、金融监管体制滞后；金融开放和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冲击；国际游资对我国金融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二）产业与贸易安全，外部冲击不断加大。产业与贸易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我国在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与此同时，我国的产业与贸易安全也面临着外部冲击不断加大的风险。这些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较高的外贸依存度降低了我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三）战略资源安全，形势极为严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却是以资源大量消耗作为代价的。从1990年到2001年，中国石油消费增长了100%，天然气消费增长92%，钢材消费增长143%，铜消费增长189%，铝消费增长380%，锌消费增长311%，10种有色金属消费增长276%。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远远超过生产总量，能源供需矛盾不断加剧。为了弥补国内能源供给不足的缺口，必须依靠国外进口，从而使得能源的对外依存度逐渐提高。据有关报导，到2014年，我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超过了60%左右。因此，一旦国际能源市场发生波动，那么必然会对国内经济的发展造成强大的冲击，影响国家经济安全。

二、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一）经济转型重要时期带来的改革

根据相关文件，未来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7%以上的增速，创新、国企改革、刺激内需增长等都将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力量。当前的关键是推动中国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消费导向型经济转变，从过去主要投资硬件设施转向更加重视教育、科技等软性基础设施建设。

经济转型意味着国家经济秩序的重塑。这个重塑的过程就蕴含着一定的风险。以金融安全为例，金融领域的风险点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等领域形成的银行信用风险和影子银行风险；中长期看，要高度关注企业债务率过高、流动性结构失衡等问题。在经济快速增长、结构转换的重要时期，金融安全管理机构与人员需要时刻注意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以及流动性失效造成的结构性问题等。

经济转型为金融等各个经济领域带了发展的巨大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相关机构应当认真看待转型期的进步，也要时时检验，提前预防，将经济风险降到最低。

（二）网络安全问题渗透于经济安全

新时代是网络的时代，是多媒体的时代。网络的日益普及和更新换代，都让更多的企业和事业单位依赖于网络的应用。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各种隐形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在前几年，网络安全就被美国列为最严重的经济和军事挑战。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的活跃智能设备总量从3.8亿台增至7亿台。同年11月11日当天，线上购物平台淘宝和天猫的销售额就超过362亿人民币。此外，百度的网络搜索量每天高达50亿次。上亿的中国人使用腾讯的社交应用软件“微信”。目前中国的网名规模达到6.32亿，并在持续增长。这些数据都反映了互联网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网络重要性日渐突出的同时，网络安全也应得到充分重视。2014年相关机构继续加强对网络安全的监管，指导督促相关企业重视网络安全问题，完善和落实企业自身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基础设施。

三、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有效途径

（一）健全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法律体系。首先，完善有关产业安全的法律法规。我国应及时修订完善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对外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安全、农业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形成符合WTO规则的产业保护法律体系，促进产业保护手段法制化、体系化；并加强技术性法规和标准的制定，强化产业保护的效果。同时，加强对企业的应诉指导，加大谈判和交涉力度，建立可行、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企业应诉取得较好结果。其次，制定规范外商投资的综合法律。建议有关部门考虑将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对象、原则、方式、法律适用、法律责任以及国家对外资并购的审查和监管等内容囊括其中，使之成为我国规范外商投资的纲领性法律。再次，强化产业安全预警体系立法。适时推出产业损害预警监测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加强对产业安全预警工作的指导。最后，加强各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

（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切实提升产业竞争力。我国需要抓住国际产业分工、调整、重组的机遇，充分发挥政府对产业发展的主导作用，实施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有机配合，对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在一定时期内提供必要的保护和支持，促进其发育、成长、壮大，直至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构建产业安全预警体系。建立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之间的有效互动机制。外国的经验表明，维护产业安全，不是某个部门或某个企业自己的事，需要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政府、产业界及企业间的密切配合至关重要。只有上下协调、团结一致才能形成合力，才有力量去维护产业安全。

（三）建立安全预警机制。首先，建立产业安全预警指标体系。产业安全预警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一套能够全面、动态、及时反映产业发展状况和趋势的指标体系。其次，确定产业安全预警临界域。产业安全预警体系只有在确定了指标预警临界域之后才能真正运行。预警临界域的合理界定，对于准确监测各项预警指标的演进情况，进而对产业的运行状况和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判断，有很大影响。最后，对产业安全预警结果进行分析与输出。建立产业安全预警体系旨在出现警情之前做出预测并及时发出警报。预测与警报都是依据预警体系输出的结果，而对于预警系统运行绩效的最终判断也完全取决于预警体系输出的结果。

（四）切实推进自主创新。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融入国际化，自主创新在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要形成产业持续的竞争力，保持持续发展的后劲，就必须在自主创新上有大的突破。要把建立创新型国家、培育创新型企业作为保障产业安全的根本举措，把产学研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作为推进自主创新的战略措施，把建立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作为战略的突破口，把引进和培养优秀人才作为战略的关键，把完善和落实自主创新的各项政策作为产业安全的战略保障。总之，只有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大幅提升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经济的创新驱动发展，才能维护我国产业安全，促进经济平稳持续快速发展。

（五）加强对产业安全的监管。随着外商投资的快速增长和外资并购节奏加快，带来的产业安全问题会越来越多，需要加强对产业安全的监管。严格对外资的管理，尤其要严格规制外资并购。对外资应采取鼓励与防范“两手抓”，其松紧度的把握、政策组合的设计，应根据我国的发展战略、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成熟度与国内外形势和条件，适时灵活地调整，做到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同时，要转变对外资的管理方式，加强对已引进外资的管理，通过监管投资企业的发展状况，建立对外资企业评估的指标体系，区分外资企业的级别，采取不同的标准对待，限制甚至关闭那些给我国发展带来收益较少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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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5日，发表重要讲话，“国家金融安全”对当下中国的重要性由此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我们认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是国策，其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影响将是长期而深远的，对于投资领域和金融市场而言，更是如此。以投资的名义看国策，则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的长期视角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深度思辨，这对理解市场大方向和投资大问题不无裨益。

系统性风险是“阿喀琉斯之踵”。对于投资而言，结果是硬道理；对于国家金融安全而言，过程更重要，不以涨跌论英雄。

因此，长期投资的首要风险，是过于重视结果而忽略了国家意志对于过程理性的核心关切，进而在策略选择中留下致命隐患。这一点对于中国投资尤为重要。

系统性风险是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威胁，而解决系统性风险则需要从风险形成、共振并相互激化的过程着力。实际上，无论是2015年的“股殇”，还是2016年的“人民币贬值心魔”，都充分表明，中国经济金融存在三重潜在割裂：实体经济与金融行业的割裂导致资产泡沫做大，混业趋势与分业监管的割裂导致监管协同困难，经济调控与法律权力的割裂导致金融违法惩戒力度有限。

三重割裂制约了政策效能，单一政策即便方向正确，也难以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达到预期效果。因此，从机制上解决系统性风险、保障过程稳健，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方向。

市场翘首以盼的金融监管改革，无论具体形式如何，都将着力于解决三种割裂，即通过机构改革增强监管协同、通过完善法规保护消费者权益、通过激励机制改革引导资本脱虚向实。如此背景下，中国投资更需重视金融监管改革的客观必然性，并规避监管改革指向的过程非理性。

具体而言，建议远离杠杆投机引致的资产泡沫，谨慎看待中国经济短周期反弹所伴生的市场亢奋，珍中国经济微观崛起、消费崛起所带来的长期机遇，并对中国实体经济“腾笼换鸟”“减速增质”过程中产生的结构性机会保有关注。

投资世界里，退潮之后，人们才知道谁在裸泳。2017年以来，机构投资者表现迥异，大部分“裸泳者”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误判了人民币表现。2016年年初，人民币兑美元快速贬值伴随着两次“熔断”和“熔断”机制取消，全球市场经历了一轮罕见的“开门寒”，以至于很多投资者在随后一整年里都在努力爬出年初落下的深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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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以“人民银行监管为主导、金融机构内控为基础、行业自律为制约、社会监督为补充”的立体式的金融监管运行机制。

1、以人民银行监管为主导。作为区域金融监管主要当局的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在实施有效监管、实现区域金融安全区方面责无旁贷。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切实履行中央银行职责，大力推动开展创建金融安全区工作。切实加强金融监管，提高监管效率，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确保金融稳健运行。

2、以金融机构内控为基础。各级金融机构作为创建金融安全区的主体和金融安全区的直接受益人，要加强内控，努力做好系统内的金融安全工作；要切实提高对建立健全内部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形成一套责权分明、平衡制约、规章制度健全、运作有序的内部控制机制，把经营风险降到最低限度；行之有效的内部管理机制要针对金融业长期普遍存在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管理风险这三大风险，充分发挥其防范和化解的作用。内部管理机制表面上看是一种“制度”，实际上它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对金融机构内部任何人、任何事都有制约作用的“运行机制”。

3、以行业自律为制约。在创建金融安全区工作中，要注意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加强行业自律组织建设，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快成立银行业协会，制定《协会章程》，选举产生理事会、监事会，在机构性质、内部组织、职能范围、工作机制等方面进行探索、完善，通过积极开展活动，强化行业自律，杜绝违法违规经营和恶性竞争。真正发挥行业纠纷的调解人、行业利益的代言人的作用，组织银行业贯彻央行政策、稳定金融秩序。

4、以社会监督为补充。要充分发挥社会舆论与群众的监督作用，人民银行要对外公开举报电话，在金融机构营业场所醒目张挂社会监督明示牌。在日常工作中，认真接待群众来访、来信、电话咨询及投诉，妥善处理利率等纠纷与群众举报事项，依据举报线索查处高息揽存、非法开展金融业务、乱集资等违法违规行为，以维护国家金融政策的严肃性，保证客户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促进金融秩序的稳定。

三、建立金融监管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列化，是提高当前央行金融监管有效性的途径、手段。

1、中央银行分支机构之间建立有效的监管信息资源共享体系。

按照系统理论，任何一个系统都不是独立的、封闭的，而是与其它相对独立的系统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系统，其内部的子系统之间是相互影响的、相互交流的。能否建立区域性金融安全区，除了区域内因素外，还与周围左邻右舍密切相关。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周边邻近地区的经济金融运行状况必以各种方式影响、波及本地区经济金融运行；加上金融危机、金融风险具有较为强烈的波及性、对公众心理的强烈冲击性。试想，如果周围地区是金融高风险地区，陷入“孤岛”状态的本地金融安全区能维持多久呢？

为此，中央银行分支机构之间应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信息沟通体系和渠道。从我国当前的中央银行分级监管的实际出发，考虑到地理位置相邻地区经济、金融运行质量的不同，金融运行蕴藏风险大小不同，以及央行分支机构有效金融监管信息沟通的现状，中央银行分行与分行之间、地市中心支行与中心支行之间应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信息、不同风险处置与防范的信息沟通、共享体系，实现联手监管，在毗邻地区建立起有效的、防止金融风险传播的“防火墙”，密切监视其它地区金融风险可能对本区域所造成的影响。这对于分属不同分行、中心支行的毗邻区域，更是尤为必要。

2、金融监管当局之间建立起有效监管信息资源共享体系。

目前，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模式，银行业由中央银行监管，证券业由证监会监管，保险业由保监会监管，这种监管模式适合当前我国金融监管能力与水平，也有力地维护了金融秩序稳定。但从金融业发展的沿革与其内部关联程度来分析，无论是银行业、证券业还是保险业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高度关联的有机联系，无论是其中哪一部分发生金融风险，必然以各种方式迅速波及、蔓延到其它两个领域。同时，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管理模式中出现了三业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趋势（如近两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先后允许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允许保险基金进入股票市场，允许证券公司以自营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为抵押向商业银行借款等等），三大金融监管当局之间应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信息共享系统。从目前金融监管当局监管有效性角度看，虽然中央级金融监管当局之间已建立起了较为密切的监管信息共享渠道，但由于三大金融监管当局分支机构设立的空间分布上不完全一致、监管各自侧重点的差异，到目前为止三大金融监管当局分支机构之间基本上还是各自为政、各守一方，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信息共享体系。在即将加入WTO，我国经济、金融融入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将会越来越显性化，三大金融监管当局分支机构之间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信息共享渠道显得尤为迫切。

创建金融安全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面临的矛盾和困难会很多，应正确处理以下几个关系：

一要正确处理好金融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经济决定金融，经济不能很好地发展，金融运行环境就难以得到改善，实现金融安全也就无法做到。创建金融安全区，就是要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稳健运行。因此，区域内各金融部门要站在发展的高度，大力改善金融服务，加大信贷的有效投入，积极支持经济发展。做到在发展中防范和化解风险，实现金融与经济的共同发展。

篇10

民众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愤怒来源于危机过程中其寄生虫式的行为方式：一方面接受纳税人承担的巨额政府救助；另一方面却继续享受高薪酬和高分红。而造成这一极度不公平现状的根源在于“大而不倒”。“大而不倒”是一个列举式概念，这个名词的重心是“不倒”，“大”是“不倒”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原因。如果我们用一个更准确的名词来替代它，应是“由于具有系统重要性而不倒”，但这个词实在太复杂、太拗口了，所以大部分人还是会使用“大而不倒”这个词。“大而不倒”意味着，一家金融机构具有的系统重要性，决定了如任其倒闭将引发严重的系统性危机，因此政府必将选择救助而不是任其倒闭。此时，“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股东和高管不会由于经营不善而被清理出局，原有的债权、股权及薪酬合约继续有效，这时就会出现一边接受救助，一边领取高额薪酬和分红的怪现象。

正是由于系统重要性的存在，才有了“大而不倒”问题，产生系统重要性的渠道至少有三个：一是规模太大而不倒；二是关联程度太高而不倒；三是无可替代而不倒。后两个渠道产生的系统重要性在本轮危机中出现的更为明显。2008年9月，时任美国财长鲍尔森最终选择让投行雷曼破产，而对美国国际集团（AIG）实施了紧急救助，并不是因为AIG的规模比雷曼更大，而是AIG与整个金融体系的关联度更高，AIG持有的信用违约保险（放心保）合同（CDS）规模过大，任其破产将导致CDS市场的全面崩溃，并将大部分美国金融机构拖下水。同理，被称为“两房”的房利美和房地美早就失去了独立持续经营的能力，但却能依靠巨额政府救助支撑，就是因为“两房”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大而不倒”的危害

第一，“大而不倒”产生的道德风险鼓励投机与冒险，严重威胁金融安全。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股东和高管预计到金融体系无法承受该机构破产倒闭的冲击，政府必然会在其经营陷入困境时提供救助。纳税人承担损失的隐性担保严重异化了经营者的行为，提供了巨大的冒险激励，股东和高管只享受冒险经营博取的巨额收益，却不必为冒险失败付出巨大代价。与此同时，债权人的监督约束也被严重弱化甚至产生逆向激励。一般而言，债权人获取的只是固定收益，会更关心经营带来的风险，防止冒险失败造成本金无法得到偿还，债权人用脚投票的市场选择会约束金融机构过度冒险。但系统重要性机构的债权人提供的激励却是反向的，由于存在政府救助的隐性担保，它们的本金安全是有保障的，唯一比较的是收益，收益越高就越受到市场追捧，反而逼迫金融机构用高风险去博取高收益。在这样一个没有对风险形成有效约束的治理框架中，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高杠杆、高风险经营成为一种普遍的市场现象，加速了系统性风险的积累。

第二，“大而不倒”提高了外部监管与政府干预的难度和成本，监管容忍助长了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大型金融机构往往同时具有业务结构复杂、透明度低、关联程度高等多重系统重要性特点，经营范围跨市场、跨国境，与少受监管或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监管当局的组织架构、协调机制、风险监测工具、监管措施安排显然没有跟上情况变化的要求，未能全面把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全面风险及其隐含的系统性风险。此外，大型金融机构掌握的游说能力和危机前过于崇尚自由放任的监管理念导致过度的监管容忍，忽视了系统性风险的积累。

第三，“大而不倒”破坏了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弱化了金融市场的约束功能和运行效率。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借助隐性政府担保可以获得大量低成本资金，掩盖了部分大型机构存在的管理僵化、效率低下等问题，使优胜劣汰的市场退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所具有的这些优势反过来提供了逆向激励，金融机构追求的是更高的系统重要性，而不是良好的管理、优质的服务和精准的风险识别能力，使整个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活力受到损害，在加速系统性风险积累的同时，降低了金融服务实体的效率，拖累了长期经济增长。

第四，“大而不倒”最终演化为“大到不能救”，银行危机升级为债务危机。政府迫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引发的对金融体系的巨大冲击，必须实施救助。然而，大型金融机构的规模已经如此之大，单家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甚至超过了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救助成本连政府都无力承担。这在欧洲表现得尤为突出。欧盟银行业的资产总规模已达到该区域GDP的3.5倍，其中前8家最大银行的资产规模均已超过本国的GDP。在最为典型的瑞士，其两家大型银行的绝对规模虽未进入欧盟前十大银行，但其相对规模是该国GDP的4倍，这样的大型银行一旦出现危机，必然将整个政府和国民经济拖下水，这也是西班牙等南欧国家债务危机的重要源头。

第五，“大而不倒”是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在债务危机严重的南欧国家，社会骚乱时有发生，大型金融机构总是人们发泄怒火的对象。“大而不倒”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既是全面、系统解决“大而不倒”问题的契机，同时也要注意不可走向过犹不及的反面。

解决“大而不倒”的

改革框架与路径

国际社会和欧美国家总结吸取这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教训，将解决“大而不倒”问题列入其改革的重要议程。二十国集团、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及相关国家政府都开始研究如何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最大程度防止“大而不倒”的严重后果和道德风险。其改革的方向和可选择路径有：

一是科学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区别的监管安排。科学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一切工作的基础，为此，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一套识别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程度的方法框架，从规模、相互关联程度、可替代性、国际活跃程度和复杂程度五个维度量化每一家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程度，主张根据系统重要性程度得分高低，安排不同的监管标准和措施。目前这一识别方法框架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应用：巴塞尔委员会负责识别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负责识别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金融稳定理事会正在研究全球非银行、非保险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方案。各国参照巴塞尔委员会确定的方法论，结合本国实际，制定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规则。

二是提高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抵御风险和吸收损失的能力。总的原则是，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程度越高，其具备的抵御风险和吸收损失能力也应逐步提高。巴塞尔委员会已基本确定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附加方案。首先，将全球按表内外资产（计算杠杆率的分母）排名前75家左右的银行作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备选银行，根据规模、相互关联程度、可替代性、国际活跃程度和复杂程度五个维度计算这些备选银行的系统重要性分值，其中分值超过140分的银行将被实施1%以上（含）的资本附加要求，系统重要性分值每提高100分，资本附加将上升0.5个百分点。目前，系统重要性得分最高的银行分值为400多分，对应着2.5%的资本附加要求。其次，巴塞尔委员会还安排了空组机制，如其分值进一步攀升至440～540分区间，将面临3.5%的资本附加，如再上升至540～640分区间，资本附加则上升至4.5%，依此类推。此项安排旨在提升系统重要性银行损失吸收能力的同时，抑制其进一步提高系统重要性的动机。其他类型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及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也会面临类似的资本附加要求。

三是增强对系统重要金融机构的监管强度和有效性，预防系统性风险的形成。监管当局要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除了资本附加外，还会有额外的流动性附加要求，同时在公司治理、内控体系、风险管理、信息披露等方面的监管要求也应当更高，对其实施强度更高和更为有效的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对其潜在风险的监管容忍也应更低，监管纠正措施应更为严厉和及时。

四是加快建立有效的恢复和处置机制。这是解决“大而不倒”问题的核心，要使系统重要性机构由不能倒变成能倒，而且倒闭是有序的，对市场的冲击是可控的。监管部门将要求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订立“生前遗嘱（LivingWill）”，包括出现清偿性危机时的恢复安排和恢复失败后的处置安排，即巴塞尔委员会使用的名词“恢复和处置计划（RRP）”，并要获得监管部门的认可。处置问题的核心是由谁承担损失。从本轮危机的实际进展看，政府救助多以优先股的形式注入，原有股东权益大幅缩水，股东承担损失的机制虽不完备，但还算有。但是债权人基本没有承担任何损失，而是直接转嫁给纳税人。为解决这一问题，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自救机制（Bail-in）”，即当出现清偿性危机时，在股东承担损失后，先由债权人，特别是次级和长期债权人，通过强制转股或减记承担损失，最后才是政府补窟窿。

五是监管当局应有提前干预的权利和能力，可以实施强制分离和分拆。要通过外部监管形成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冒险行为更为有效的约束干预机制。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都主张监管当局应当拥有对严重威胁金融安全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强制分离和分拆的权力，拥有这一“核武器”的震慑作用也是解决“大而不倒”问题的必要手段。

六是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很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同时也是国际活跃银行，无论是日常风险监测与监管，还是危机时刻的恢复处置安排都需要多国监管机构的信息共享与监管合作。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均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国际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将其作为国际监管合作的主要平台之一。对于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其恢复处置计划不仅要得到母国监管当局的认可，还要在各东道国参加的国际监管联席会议上讨论通过，使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不仅在国内可以有序倒闭，其跨境风险也可以得到有序处置，防范危机的跨境传染。

面临的挑战

首先，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仍面临挑战。巴塞尔委员会给出了识别系统重要性的五个维度，但这五个维度并不全面，而且在不同国家与地区，其金融体系能承受何种规模的金融机构倒闭也大不相同，与该国与地区的市场环境、法律安排甚至风俗文化密切相关，将哪些机构认定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何种特殊的区别监管措施，这些都需要不断的监管实践进行检验。

其次，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导向涉及合理的市场结构与行业集中度等深层次问题。以我国为例，我国前五大金融机构的市场占比在45%左右，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的行业集中度相差不大，但远远低于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超过80%的水平，而德国的这一指标只有25%。到底什么样的市场结构更有利于金融稳定并无定论，这就需要我们更为审慎地评价各项系统重要性监管措施对市场结构和金融效率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