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经济纠纷例1

在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公司中人格滥用的事件逐渐增多。这种行为不仅会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也显示出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责任制中的缺陷。在经济审判中，存在很多滥用人格行为及相关积极纠纷，且无法得到较好的处理。这种情况会助长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得不到改善，所以要妥善处理这方面的经济纠纷，现总结如下。

一、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特点

1.公司的操纵者为主体。

在滥用公司人格的事件中，主要是公司股东利用自身的便利条件谋利，进而操作公司，所以公司的操纵者就是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主题。在特定法律关系中，公司的董事或是职员，与公司利益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在操纵和控制公司的过程中，都有滥用公司人格的可能性。

2.滥用人格者的公司操纵比较突出。

滥用公司人格行为者，要控制和操纵公司，达到获取利益的目的，这个过程在客观上会到突出体现。滥用人格行为者，要想通过公司进行一些不法交易，就要拥有公司的实际操作。如果这些特定主体，无法控制公司，就无法将公司当做工具，实现自己的不法目的。滥用公司人格行为者，要将公司的独立人格作为挡箭牌，从而逃脱法律责任。在实际分析中，公司的操纵和控制方法有很多中，要进行认真分辨，找出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

3.滥用公司人格行为表现为恶意。

从主观上分析，滥用公司人格是恶意的表现。滥用人格者将公司当作行驶不法手段的工具，从而逃避法律追究个人责任。这里的规避法律是指特定的法律主体因受法律规定的限制而无法进行某种行为时，便利用其控制的另一独立公司去完成。外界的人看来，这是公司的行为，是主观的一种体现，而进行内部分析中，这是滥用人格者谋取私利的方式，属于特定人的特定行为，只是让公司背了“黑锅”，通过合法的形式遮掩。

4.违背诚信原则和善良风俗。

从法律的具体条例上分析，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主要特征是，违背法律规定和与诚信原则相左的。在公司的经济交往中，公司的管理者，应限制风险责任，并通过合理的手段和方式，规范法人制度行为标准。通过这种方式，对股东的行为进行约束，合理利用法人制度行为的法律标准，体现经济自由。如果出现公司人格的滥用问题，不能过度的限制经济自由，避免危及到法人制度，影响整个法律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相关人员进行法律约束的过程中，要认真区分滥用行为和合理利用行为。善良风俗在这里主要讲述的是，我国能够通俗表达的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这些内容主要是按照法官自己的法律意识，进行定义的。工作人员在很多情况下，需要使用诚信和善良两个概念定义这些行为，其主要原因是公司人格行为有着多种变化，并有较多的种类，很难在滥用行为中找到明文规定，而其主要体现就是违反诚信原则和善良风俗的。

二、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及相关经济纠纷的处理

1.使用公司人格否认原则。

在法律条例规范中，要根据实际情况使用公司人格否认原则，较好的处理经济纠纷等。这种方法也被形象的称为“揭开公司的面纱”，滥用独立人格行为者，在操纵和控制公司中，并不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些做法经常为了逃避法律或是脱离契约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可以无视公司的法律形式的独立人格，然后直接找出背后的操纵者，主要是股东或是其他人。在公司人格被滥用的情况下，会损害债权人的个人利益，所以针对此件事件的处理，要直接追究责任主体。

2.维护公司制度和法人制度。

在经济纠纷的处理中，要注重维护和完善法人制度，保障公司制度的完整性。针对公司人格的否认，并不是全盘否认公司的基本本质。在公司制度的维护中，要能够分辨出明确实忘的公司人格，然后在维护公司法人地位的基础上，对滥用公司人格者，给予严格的惩戒，从而保证法人制度能够健康发展。司法人员要从特有的角度，维护公司的权益、制度，并对公司及法人制度进行完善。

3.挽救滥用行为的损害程度。

司法人员使用公司人格否认事件，要分析损害行为、损害事实之间的联系，然后掌握这种因果关系，从过程中制定合理的挽救措施。滥用公司人格，主要表现为损害公司的利益，这种情况下，造成一切客观的后果，都需要具有的人员承担，而不是由公司承担。这种因果关系也会体现为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和后果之间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司法人员在选用合适的挽救行为时，应考虑公司是否收到影响，最大程度的挽回公司损失的利益。

4.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公司经济纠纷例2

委托人：孙云，北京市陆通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于永超，北京市陆通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东西湖区国债服务部。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

法定代表人：吴龙斌，该服务部主任。

委托人：朱凯，湖北天元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国债服务部。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南京路102号。

法定代表人：赵文良，该服务部主任。

委托人：李牧，湖北盛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汉赛迪尔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赛迪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东西湖区国债服务部（以下简称东西湖国债部）、武汉市国债服务部（以下简称市国债部）回购国库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鄂经初字第3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徐瑞柏担任审判长、审判员于松波、审判员贾纬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王涛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查明：1995年7月28日，武汉市振财证券部东西湖处（以下简称东西湖处）与赛迪尔公司签订《有价证券回购交易成交合同》一份，约定：东西湖处卖给赛迪尔公司（93）五年期国库券1000万元，并于1995年12月31日以1090万元价格回购上述国库券。该合同加盖圆形“武汉市振财证券部东西湖处财务专用章”和经办人“黄汉东”私章。同日，赛迪尔公司通过“六九0七工厂”的银行账户，按合同约定向中国建设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航空路办事处“武汉市振财证券部东西湖处”帐户（帐号528290261025911）转帐付购券款1000万元。同月31日，东西湖处给赛迪尔公司出具《国债代保管凭证》一份，载明：（93）五年期国库券1000万元，代保管期限五个月。该代保管凭证仍加盖圆形“武汉市振财证券部东西湖处财务专用章”及“黄汉东”私章。同年8月3日、4日，东西湖处将上述账户中的1000万元以“购券”名义向广东省鹤山市永顺商店和武汉松柏开发实业公司物业发展公司各汇付500万元。同年12月27日，赛迪尔公司向东西湖处催索将到期的回购款。东西湖处当天派人去中国建设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航空路办事处核查账户，发现该帐户系凭圆形“武汉市振财证券部东西湖处财务专用章”，于1995年3月3日设立的一个存款帐户。该国库券回购合同到期后，因催款未果，赛迪尔公司遂于1998年3月18日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东西湖处、武汉市振财证券部返还购券款1000万元、合同回购款90万元及逾期利息126万元并由东西湖处、武汉市振财证券部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另查明：黄汉东系东西湖处驻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席位交易员。因另案涉嫌金融诈骗，于1997年3月18日被公安机关通缉。本案一审期间，武汉证券交易中心于1997年4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东西湖处在该中心预留的印鉴片，该片上预留的是“武汉市振财证券部东西湖处业务专用章”和“祁明才”私章。

再查明：1997年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银发〔1997〕243号）《关于清理规范财政系统证券机构的通知》精神，以武银发（1997）第256号文件撤销武汉市振财证券部以及各区、县处，原武汉市振财证券部的债权债务由武汉市国债服务部承接，各区、县处未经市振财证券部委托而自行开展业务形成的债权债务，由各区、县国债服务部承接。同年lo月，武汉市国债服务部收缴封存了原武汉市振财证券部东西湖证券业务处公章、业务专用章、财务专用章（该财务专用章为长方形）三枚印章。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东西湖处证券交易席位交易员黄汉东用私刻的单位财务公章，以签订有价证券回购合同名义，通过其擅自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场外设立的银行账户，骗取赛迪尔公司1000万元款项后，分解处分给他人的犯罪嫌疑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东西湖国债服务部对此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的规定，该院裁定：一、驳回赛迪尔公司起诉。二、本案移送公安机关。案件受理费7万元，由赛迪尔公司负担。

赛迪尔公司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述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黄汉东的行为是职务行为。黄汉东系经东西湖处书面授权、具有特定业务身份的特殊主体，其以东西湖处的名义开立了账户，并在东西湖处的办公场所从事证券回购业务，因此，黄汉东的行为足以使非业内人士确信其系职务行为。而且，该行为亦得到东西湖处的追认。（二）东西湖处对黄汉东以其名义从事的证券回购业务行为具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我公司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此，东西湖处对黄汉东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依法承担赔偿贵认。（三）东西湖处与我公司之间存在确实的经济纠纷，原审裁定驳回我公司起诉，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是错误的。（四）原审法院按财产案件收费标准计算收取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是错误的，本案应按非财产案件收费标准计算收取案件受理费。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进行审理。

东西湖国债部答辩称：（一）黄汉东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是个人行为，该行为已涉嫌犯罪。我部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的场内交易员黄汉东，用不属我部有效印鉴的印鉴（可认定为私刻）与赛迪尔公司签订了合同，赛迪尔公司则按黄汉东所指向的用非我部有效印鉴的印鉴所设立的银行帐户（可认定为私设账户）付款，黄汉东则用非我部有效印鉴的印鉴开具代保管凭证给赛迪尔公司，而后，黄汉东将此款据为己有。这些事实证明，黄汉东的行为系诈骗犯罪行为。

（二）原审裁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三）我部在本案中无过错。黄汉东系我部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的场内交易员，其身份是特定的，除场内交易可以做之外，其他交易是不可以做的。做场内交易时，所使用的公章只能是我部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预留的“业务专用章”，交易款项的进出也只能在武汉市人民银行0246074－535账户上进行。本案中所涉及的“代保管凭证”是场内交易中空白的通用凭证，只有当填写内容并盖上有效印鉴后方为有效。黄汉东的犯罪行为与我部之间无因果关系，我部是无过错的。（四）赛迪尔公司至今未举证证明圆形“财务专用章”系我部的，应驳回其推理性的主张。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认为：赛迪尔公司于1995年7月28日与东西湖役理处签订了一份《有价证券回购交易成交合同》，按该合同约定，赛迪尔公司将购券款1000万元汇到了东西湖处，东西湖处也向赛迪尔公司出具了《国债代保管凭证》。该合同到期后，因多次催款未果，赛迪尔公司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赛迪尔公司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受理条件，原审法院应予受理。黄汉东作为东西湖处的工作人员，其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东西湖处应否承担民事责任，应通过实体审理才能依法决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赛迪尔公司的起诉，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属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赛迪尔公司关于本案应由原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的上诉主张有理，应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8条第（1）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鄂经初字第35号民事裁定；

公司经济纠纷例3

委托人温元伟，该委员会干部。

委托人郭志甫，山西省泽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府西街。

法定代表人董变英，该区区长。委托人杨权，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

委托人高志刚，大同市新荣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大同市北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堡子湾。

法定代表人姚玉士，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人顾玉玺，该公司职员。

委托人武晓英，该公司职员。

山西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以下简称省经贸委）和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新荣区人民政府）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大同市北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公司）诉省经贸委吊销许可证一案所作的（1998）晋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周红耕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马永欣、杨临萍参加的合议庭，书记员王振宇担任记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省经贸委委托人温元伟、郭志甫，上诉人新荣区人民政府委托人高志刚，被上诉人北方公司法定代表人姚玉士及其委托人顾玉玺、武晓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1997年7月2日，大同市联运总公司向山西省大同市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经委）和山西省大同市人民政府煤炭领导组（以下简称市煤炭领导组）申请成立“堡子湾发煤站”。同年9月9日，市煤炭领导组以同政煤字（1997）第15号文通知山西省大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意成立大同市堡子湾联运发煤站，明确发煤站为具有法人资格的股份制企业，并要求接到通知后尽快办理注册登记和有关手续。同年9月12日，大同市联运总公司（全民所有制企业）、大同市四海建筑防水工程处（集体所有制企业）、大同市新同工矿配件供应站（集体所有制企业）经协商，决定共同出资50万元组建股份制公司，经营煤炭、煤制品、非金属矿产品运销业务。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山西省大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将所申请成立的公司名称核准为“大同市北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同年9月26日，为该公司核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期限为一年。

同年10月10日，大同市联运总公司向市煤炭领导组报送《关于成立“大同市北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并领取煤炭发运和经营许可证的报告》。同年10月15日，市煤炭领导组向山西省人民政府煤炭领导组（以下简称省煤炭领导组）报送了同政煤字（1997）第18号《关于领取堡子湾煤炭发运站和大同市北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炭发运和经营许可证的报告》。同年10月29日，省经贸委作出晋经贸能字589号《关于同意大同市北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领取〈煤炭经营许可证〉及堡子湾煤炭发运站〈煤炭发运许可证〉的批复》，主要内容是：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晋政办发[1995]7号、省煤炭领导组晋政煤字[1996]2号文件规定，经研究并报请省政府领导，同意北方公司通过铁路立户在呼和浩特铁路局堡子湾煤炭发运站发运煤炭并领取《煤炭经营许可证》和堡子湾煤炭发运站《煤炭发运许可证》，该发煤站租赁后由北方公司和大同市煤炭运销分公司按股份制进行经营管理，发煤站及北方公司煤炭运销计划纳入大同市煤炭运销分公司行业管理。次日，北方公司领取了晋经能证字（1997）第486号《煤炭经营许可证》和第481号《煤炭发运许可证》（以下简称“两证”）。同年12月8日，大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北方公司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期限为五年。北方公司成立后，在堡子湾煤炭发运站发煤时遭到新荣区煤炭运销公司的阻拦。1997年11月20日、26日，新荣区人民政府就北方公司在新荣区堡子湾乡设立发煤站一事，分别向山西省煤炭检查组和省煤炭领导组反映并提出异议称：堡子湾发煤站是由新荣区8个乡镇利用堡子湾车站在新荣区境内这一特有条件，共同与呼和浩特铁路局多种经营总公司集宁多种经营公司联营创办的，后又与山西省投资公司联营投资建设了900米的发煤专用线。堡子湾发煤站从开始运营至今已有9年时间，但由于该站发运手续不够齐全，从1996年底，开始进行停业整顿。整顿期间，实行“边运营、边规范、边补办手续”的政策，目前，该站运营的有关环节已逐步理顺。经征得山西省煤炭检查组的同意，将堡子湾发煤站划归新荣区煤炭运销公司托管和经营，由新荣区煤炭运销公司牵头，吸收8个乡镇入股，改制为股份制公司，有关证件正在办理。现北方公司在此设站，办理了营运手续，严重干扰了整顿秩序，影响了区、乡的既得利益，不利于煤炭市场的统一管理，伤害了所在地群众的感情。同年12月26日，市煤炭领导组向省煤炭领导组报送了同政煤字（1997）19号《关于领取大同市新荣区堡子湾发煤站“煤炭发运许可证”和“煤炭经营许可证”的报告》，申请为新荣区煤炭运销公司核发“两证”。同年12月29日，市经委向省经贸委报告称：因具体承办人员没能深入调查了解（有关情况），上报由北方公司租用堡子湾发煤站经营管理显然不妥，请求将堡子湾《煤炭发运许可证》更改为大同市新荣区堡子湾《煤炭发运许可证》，该站由新荣区煤炭运销公司直接经营管理。1998年1月，省经贸委经调查认为：由于市煤炭领导组事先未将情况核实清楚，批准为北方公司申领“两证”，致使与新荣区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引发双方的矛盾纠纷。为此，提出为新荣区煤炭运销公司核发堡子湾发煤站的《煤炭发运许可证》，先收回为北方公司核发的《煤炭发运许可证》，待市煤炭领导组重新认定后原则同意北方公司可经营煤炭，由堡子湾站。因北方公司未交回《煤炭发运许可证》，1998年3月20日，省经贸委作出晋经贸能字（1998）90号《关于同意新荣区煤运公司经营管理堡子湾发煤站并领取该发煤站〈煤炭发运许可证〉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以“鉴于堡子湾发煤站建站发煤的历史原因”为由，作出三条批复意见，其中第二条内容为：从发文之日起，吊销原发给北方公司的481号堡子湾煤炭发运站的《煤炭发运许可证》和486号《煤炭经营许可证》。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据此核销该公司的煤炭运销经营资格；有关煤炭运销单位，铁路运输部门不得为其提报煤炭运输计划并安排运输。

北方公司不服省经贸委晋经贸能字（1998）90号《批复》第二条中吊销“两证”的决定，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明确设定的一种行政处罚，省经贸委及其人以吊销北方公司的许可证是自行纠正不当发证的行为，不属行政处罚为由进行辩解，没有法律依据，其理由不能成立。被告虽辩称“吊销许可证”是行文中“用词不当”，但却不予纠正，故被告应对该处罚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省经贸委所举证据证明，吊销北方公司的两证是“鉴于堡子湾发煤站建站发煤的历史原因”，未能举出北方公司违法经营应予处罚的事实依据；在作出处罚之前未告知北方公司据以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北方公司依法享有的权利，亦未告知北方公司有要求听证的权利，且所作处罚未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违反了法定程序，故该处罚行为不能成立，依法应予撤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2、3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撤销山西省经贸委晋经贸能字（1998）90号《关于同意新荣区煤运公司经营管理堡子湾发煤站并领取该发煤站〈煤炭发运许可证〉的批复》的第二条，一审诉讼费2490元，由山西省经济贸易委员会负担。

上诉人省经贸委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省经贸委是山西省人民政府根据煤炭法授权审批煤炭经营和发煤站的行政部门，所作的晋经贸能字（1998）90号《批复》第二条中“吊销”二字是用词不规范；吊销原发给大同北方公司的“两证”是针对其领证前隐瞒事实真相，虚构审批条件，骗取“两证”行为的纠正，不是对北方公司领证后行为不规范的行政处罚。一审法院将该批复认定为行政处罚，并按行政处罚判决，是不当的。

上诉人新荣区人民政府上诉称：大同市新荣区在堡子湾已有九年的发煤历史，新荣区煤炭运销公司是堡子湾发煤站唯一合法的经营单位，北方公司申领“两证”不仅没有资格，而且采取了弄虚作假的手段，因此，省经贸委撤销原发给北方公司的“两证”是完全正确的；省经贸委撤销原错发给北方公司的“两证”，误用“吊销”二字，一审法院将之认定为行政处罚行为显系不当，因而，一审判决适用《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都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北方公司辩称：被上诉人依法获得批准并领取了“两证”。省经贸委作出的晋经贸能字（1998）90号《批复》，以“鉴于堡子湾发煤站建站发煤的历史原因”为由，吊销了发给被上诉人的“两证”，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省经贸委在作出处罚之前，既未告知处罚被上诉人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亦未告知被上诉人应有的陈述权、申辩权、要求听证权、请求复议权等依法享有的权利，更未制作也未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法定程序。一审判决并无不当，请求予以维持。

以上事实，有大同市联运总公司《关于成立堡子湾发煤站的请示报告》、市煤炭领导组同政煤字（1997）第15号《关于成立堡子湾发煤站的通知》、《关于组建“大同市北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报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97）、企业法人营业执照（95）、出资决定书、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北方公司第一次股东会纪要、市煤炭领导组同政煤字（1997）第18号《关于领取堡子湾煤炭发运站和大同市北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炭发运和经营许可证的报告》、省经贸委晋经贸能字589号《批复》、481号《煤炭发运许可证》和486号《煤炭经营许可证》、1998年6月5日协调会经过说明、1998年4月30日协调会情况说明、1997年新荣区人民政府区长办公会议纪要第4期、新荣区煤炭运销公司新煤运字（1997）19号文、新荣区人民政府新政发（1997）94号文、新荣区人民政府新政发（1997）99号文、市煤炭领导组同政煤字（1997）第19号文、市经委同经能交字（1997）186号文、省经贸委晋经贸能字（1998）90号《批复》等证据为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的规定，“吊销许可证”是一种行政处罚。上诉人省经贸委晋经贸能字（1998）90号《批复》中作出吊销被上诉人北方公司“两证”的行为属行政处罚，应按《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实施。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上诉人省经贸委没有认定北方公司存在违法应予处罚的事实，而是以“鉴于堡子湾发煤站建站发煤的历史原因”为由，吊销北方公司的“两证”属“违法事实不清”。上诉人省经贸委作出上述处罚时，未告知北方公司据以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所作处罚未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亦未送达当事人，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诉人省经贸委在诉讼中提出北方公司在办理“两证”过程中有欺骗行为，并有注册资金不到位、私刻公章等违法行为，但所述事实并非上诉人省经贸委所作处罚中认定的事实，其相关证据是上诉人作出处罚后调取的，故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根据。上诉人省经贸委虽然提出晋经贸能字（1998）90号《批复》第二条中“吊销”二字是用词不规范，不是对北方公司的行政处罚，但其作出该批复后一直未予纠正，一审审理中，法庭允许省经贸委对其“用词不规范”的行为予以纠正，而省经贸委却未予纠正，故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上诉人省经贸委作出吊销北方公司“两证”的处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理程序合法。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3目、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公司经济纠纷例4

高度集中是计划经济的特性，也是计划经济最大的弊端。计划经济中高度集中的权力得不到法律法规的有效制约，这就直接导致滥用权力的现象出现，相关的权力持有者能够随意地使用自己所拥有的权利，这就造成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在法律责任这一方面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责任无法对权力形成一种约束，使得经济法的可诉性无法得到有效地增强，导致经济法中的法律责任不能够明确。

（二）经济法中的纠纷不能诉讼

经济法中的纠纷不能够得到诉讼，实质上就是指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将自己的纠纷诉求提交给相关的司法机构时，司法机构对当事人的纠纷诉求不予受理，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在纠纷诉求上得不到有效的申诉。我国司法机关在对案件进行受理时，首先就要对案件进行一个详细的调查，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对案件所具备的受理条件进行判定。如果符合法律规定中的受理条件，司法机关必须受理案件；不符合法律规定受理条件的案件，则无法得到司法机关的受理。经济法中的纠纷不能诉讼是因为法律规定的不能诉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相关的司法机关认为经济法中的纠纷案件不应当受理。法律规定中的不能诉讼，是由于相关的司法机关不具备处理某一些经济法纠纷案件的权力，法律的立法者没有给予司法机关这样的一个权力。法律的立法者在制定这样的法律规定时，出于经济法中的两个方面在考虑：一方面认为经济法中的一部分纠纷不适合于司法机关的审判；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法中的一部分纠纷属于行政机关管理的范围，行政与司法这两个方面的权力是分开的，所以司法机关不具备对属于行政机关管理范围的经济法纠纷管理的权力。但是，对于经济法中的纠纷属于哪一类的范畴，经济法中的哪些纠纷不适合司法机关进行审判，不适合的原因、标准是什么，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权力界限又在哪里，这些事项在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没有明确地划分出来，而且每个国家对于这些事项的规划都不同，司法机关在受理相关的经济法纠纷时，也无法明确自身所应当受理的范围。

（三）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不愿意提讼

经济法中的可诉性，只是为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将诉讼提交给相关司法机关解决纠纷提供了可能。经济法中的纠纷能够进行司法程序，还需要当事人对经济法中的纠纷诉讼于司法机关。解决经济法纠纷的途径有很多种，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不一定非得选择向司法机关提请诉讼这一种解决方式，还可以选择其他的解决途径。但是有些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在选择其他解决途径，无法对经济法纠纷有一个有效的解决时，却还是不愿意选择向相关的司法机关提交申诉这一种解决途径，即使是因为当事人在将经济法纠纷提交给司法机关的过程中有太多的阻碍而导致，但经济法中的可诉性将成为一种摆设，只能是经济法中的一种表面形式。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不愿意选择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主要是因为在通过司法机关解决经济法中的纠纷时，需要的时间太长、程序太多、资费太高。尤其是在司法机关对经济法纠纷进行审理的过程中，当事人所要花费的资费普遍都比较高，很多纠纷案件中索赔的金额还没有审理费用多，这就导致当事人不愿意选择这一种解决方式。在经济法的纠纷中，大多数纠纷都涉及了公共利益，很多经济法中的违规行为都对公共利益或者是多数人的利益造成了损害。所以，当某一个受害人在对自己的权益进行维护时，不仅仅只是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其他受害人的权益，对于经济法权益的维护性有一种连带关系，这种连带关系有利于经济法权益的维护，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法纠纷的解决。很多受害人在面对经济法纠纷时产生的依赖的思想，正是这种连带关系所造成的。每一个受害人都指望其他的受害人去维护权益，向司法机关提交申诉，自己只用等着审判的结果，这种连带思想直接导致很多当事人在经济法纠纷中都不愿意提讼，可诉性在经济法中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解决经济法可诉性问题的措施

（一）规范经济法纠纷中的诉讼程序

在经济法纠纷的诉讼过程中，可以对纠纷的具体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然后根据纠纷中具体的违法行为，先由行政机关对经济法纠纷进行审理，如果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或者是违反了相关的处理规定，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可以再向司法机关提讼，避免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权力混淆，给予司法机关在审理经济法纠纷中更大的职权，扩大司法机关在经济法纠纷中的审查范围。这样一来司法机关不仅能够对相关的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在行政执法的过程进行审查，还能够审查所有涉及公共利益的经济主体在经济中的操作行为。规范经济法纠纷中的诉讼程序，司法机关在审理经济法纠纷时也能够有足够的独立自，对经济法纠纷中的违法行为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例如：对违法的个人实施经济处罚，情节严重者承担刑事责任；对违法的企业或者单位，采取撤销相关证照、进行经济处罚、解散企业或者单位的惩罚。经济法纠纷诉讼程序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保证经济法可诉性作用的发挥。

（二）对经济法法律责任进行明确的划分

根据经济主体的不同性质，明确不同经济主体在经济法中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例如：被管理的经济主体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有撤销证照、经济惩罚、停业、整顿等；经济管理主体必须承担自己在经济管理中所持有的职权与行为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对不合理的经济目标与任务进行修改、剥夺相关管理中的职权、对不合理的经济干预行为进行纠正等。明确地划分经济法中的法律责任，能够有效地增强经济法中的可诉性，保障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合法权益。

（三）构建健全的经济法公诉制度

在构建健全的经济法公诉制度的过程中，首先就要明确所有的个人、企业、组织等都具有诉讼这一项权力。经济法纠纷中的受害人在不愿或者是不能提出诉讼时，相关的检察机关可以代其提讼，还可以对相关的经济主体在诉讼资格上进行限制，例如诉讼能力、经济矛盾等，避免出现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其次可以对经济公益诉讼进行有效地界定，例如：市场经济中的垄断行为、非法洗钱、偷税漏税、非法买卖公共资源、损害公共利益等。构建经济法公诉制度时能够采取适当的调节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对司法机关在审理经济法纠纷中的程序进行简化。

公司经济纠纷例5

经济法纠纷与接近司法

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经济之法。在国家经济调节中，国家(或其代表)作为一方主体，运　用干预、参与、促导的方法调节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和发展。获益者为了最　大限度地争取国家调节带来的利益，受损者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既得利益的损失，利益　的争夺在所难免，纠纷也就在所难免。

笔者认为，任何纠纷都必须有解决的方法和途径。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四种：协商解决　、仲裁解决、行政解决和司法解决。司法解决被认为是最后的解决纠纷的办法。对通过　其他方式仍然不能解决的纠纷，这就涉及到当事人是否可以请求司法解决，即是否有“　接近司法”之权的问题。

这里，笔者把国家经济调节中出现的法律纠纷称之为经济法纠纷。经济法纠纷的解决　方式，也无外乎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四种方式。但是，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以及　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不适宜仲裁解决，因为仲裁机构为民间组织　，不能对国家机关行使裁判权。经济法纠纷应否接近司法，应区分不同情况：1.经济调　节主体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根据“任何人不得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原则，行政机关　不能自行解决与其发生的纠纷；上级行政机关与下级行政机关的天然关系，也使其难逃　“官官相护”的指责，难以给相对人公正裁判的信心。因此，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管　理主体之间的纠纷不宜由行政机关作终局裁决，应当能够接近司法，除非另行设立某种　独立于经济调节主体的独立裁判机构。2.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　的纠纷，按照各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基本上能接近司法，也除非另行设立了专门的裁　判机构。3.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纠纷，在有些国家是可以接近司法的，如“在美国，几　乎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不是或早或晚转变为司法问题的”。在中国，是否应当允许接近司　法，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经济法诉讼问题

2000年8月，从最高法院始，各级法院实施撤销经济审判庭的机构改革方案。笔者认为　：其一，无论经济审判庭存在与否，中国的经济法诉讼是一直存在的；其二，即使在经　济审判庭存续期间，经济法诉讼案件也不全由经济审判庭审理，而经济审判庭审理的也　不全是或者说主要不是经济法诉讼案件。因此，以经济审判庭之被撤销来否认经济法的　可诉性，进而否认经济法诉讼的存在，是不恰当的。但中国远未解决经济法纠纷接近司　法的问题。接近司法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形式意义的接近司法，即当事人享有请　求司法救济的权利；二是实质意义的接近司法，即司法能真正有效地实施对权利和利益　的救济。

从实际意义的接近司法来看，世界上在各类诉讼中普遍存在的接近司法的实质障碍，　如贫穷者请不起律师、法律援助供给不足、诉讼成本过高、诉讼效率过低，等等，中国　的经济法诉讼同样面对。除此以外，更有以下障碍：司法受到行政干扰：“厌讼”的传　统观念；司法审查的局限；公私益交织的诉讼未得到法律的特别支持。最后一点特别重　要，经济法是社会化的产物，包含了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怀，经济法纠纷往往是私人利　益与公共利益的交织与对抗。解决经济法纠纷的诉讼中，有很大一部分案件，当事人在　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在有些案件中，维护的私人利益与维护　的公共利益相比，已经显得微不足道。对于这种诉讼，当事人与应诉在经济上往往　并不合算，需要国家给予特别的鼓励措施(如惩罚性赔偿)，而我国在这方面几乎为空白　，因此，当事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很有限。

司法解决的方案

为了解决经济法纠纷接近司法问题，近年来法学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囿于传统的三　大诉讼理论，许多诉讼法学专家不承认有新的经济法诉讼类型，但也意识到了所谓“现　代型诉讼”带给诉讼法的冲击。经济法学界对此问题更是殚精竭虑，提出了种种有价值　的学说。

笔者认为，法学研究是有价值的，学者们可以做形而上的追求：但法律首先是务实的　，必须体现对现实的关怀。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法律制度设计，必须扎根于中国的　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土壤中。现阶段，寻求一种能为经济法学界、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　务界共同接受的方案，且这种方案能基本解决经济法纠纷的接近司法问题，也许是最明　智的选择。按照我们的理解，经济法调整对象具有广泛性、调整方法具有综合性，经济　法纠纷呈现多样性，建造统一的经济法诉讼制度是不现实的。相反，对于违反经济法的　犯罪行为，按刑事诉讼处理，对于行政机关与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经济法争议交由行　政诉讼处理，对于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适用民事诉讼的规定，有其合理性。当然　，经济毕竟有其特殊性，三大诉讼显然 也不能解决所有的经济法纠纷，对于现有三大诉　讼不能解决或者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法纠纷，必须创设新的诉讼制度。笔者认为，具体　来说，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方案应该是：

1.将一切犯罪案件归于刑事诉讼，违反经济法的规定，情节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就同　时触犯了刑法，这和违反民法、行政法的规定、情节达到了犯罪的程度一样，都应按照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不应再视为经济法诉讼的范围。

公司经济纠纷例6

经济法纠纷与接近司法

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经济之法。在国家经济调节中，国家(或其代表)作为一方主体，运　用干预、参与、促导的方法调节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和发展。获益者为了最　大限度地争取国家调节带来的利益，受损者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既得利益的损失，利益　的争夺在所难免，纠纷也就在所难免。

笔者认为，任何纠纷都必须有解决的方法和途径。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四种：协商解决　、仲裁解决、行政解决和司法解决。司法解决被认为是最后的解决纠纷的办法。对通过　其他方式仍然不能解决的纠纷，这就涉及到当事人是否可以请求司法解决，即是否有“　接近司法”之权的问题。

这里，笔者把国家经济调节中出现的法律纠纷称之为经济法纠纷。经济法纠纷的解决　方式，也无外乎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四种方式。但是，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以及　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不适宜仲裁解决，因为仲裁机构为民间组织　，不能对国家机关行使裁判权。经济法纠纷应否接近司法，应区分不同情况：1.经济调　节主体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根据“任何人不得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原则，行政机关　不能自行解决与其发生的纠纷；上级行政机关与下级行政机关的天然关系，也使其难逃　“官官相护”的指责，难以给相对人公正裁判的信心。因此，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管　理主体之间的纠纷不宜由行政机关作终局裁决，应当能够接近司法，除非另行设立某种　独立于经济调节主体的独立裁判机构。2.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　的纠纷，按照各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基本上能接近司法，也除非另行设立了专门的裁　判机构。3.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纠纷，在有些国家是可以接近司法的，如“在美国，几　乎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不是或早或晚转变为司法问题的”。在中国，是否应当允许接近司　法，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经济法诉讼问题

2000年8月，从最高法院始，各级法院实施撤销经济审判庭的机构改革方案。笔者认为　：其一，无论经济审判庭存在与否，中国的经济法诉讼是一直存在的；其二，即使在经　济审判庭存续期间，经济法诉讼案件也不全由经济审判庭审理，而经济审判庭审理的也　不全是或者说主要不是经济法诉讼案件。因此，以经济审判庭之被撤销来否认经济法的　可诉性，进而否认经济法诉讼的存在，是不恰当的。但中国远未解决经济法纠纷接近司　法的问题。接近司法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形式意义的接近司法，即当事人享有请　求司法救济的权利；二是实质意义的接近司法，即司法能真正有效地实施对权利和利益　的救济。

从实际意义的接近司法来看，世界上在各类诉讼中普遍存在的接近司法的实质障碍，　如贫穷者请不起律师、法律援助供给不足、诉讼成本过高、诉讼效率过低，等等，中国　的经济法诉讼同样面对。除此以外，更有以下障碍：司法受到行政干扰：“厌讼”的传　统观念；司法审查的局限；公私益交织的诉讼未得到法律的特别支持。最后一点特别重　要，经济法是社会化的产物，包含了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怀，经济法纠纷往往是私人利　益与公共利益的交织与对抗。解决经济法纠纷的诉讼中，有很大一部分案件，当事人在　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在有些案件中，维护的私人利益与维护　的公共利益相比，已经显得微不足道。对于这种诉讼，当事人起诉与应诉在经济上往往　并不合算，需要国家给予特别的鼓励措施(如惩罚性赔偿)，而我国在这方面几乎为空白　，因此，当事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很有限。

司法解决的方案

为了解决经济法纠纷接近司法问题，近年来法学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囿于传统的三　大诉讼理论，许多诉讼法学专家不承认有新的经济法诉讼类型，但也意识到了所谓“现　代型诉讼”带给诉讼法的冲击。经济法学界对此问题更是殚精竭虑，提出了种种有价值　的学说。

笔者认为，法学研究是有价值的，学者们可以做形而上的追求：但法律首先是务实的　，必须体现对现实的关怀。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法律制度设计，必须扎根于中国的　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土壤中。现阶段，寻求一种能为经济法学界、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　务界共同接受的方案，且这种方案能基本解决经济法纠纷的接近司法问题，也许是最明　智的选择。按照我们的理解，经济法调整对象具有广泛性、调整方法具有综合性，经济　法纠纷呈现多样性，建造统一的经济法诉讼制度是不现实的。相反，对于违反经济法的　犯罪行为，按刑事诉讼处理，对于行政机关与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经济法争议交由行　政诉讼处理，对于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适用民事诉讼的规定，有其合理性。当然　，经济毕竟有其特殊性，三大诉讼显然也不能解决所有的经济法纠纷，对于现有三大诉　讼不能解决或者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法纠纷，必须创设新的诉讼制度。笔者认为，具体　来说，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方案应该是：

1.将一切犯罪案件归于刑事诉讼，违反经济法的规定，情节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就同　时触犯了刑法，这和违反民法、行政法的规定、情节达到了犯罪的程度一样，都应按照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不应再视为经济法诉讼的范围。

公司经济纠纷例7

（一）卖方违约。

卖方生产的商品质量有问题，未按订立的合同标准严格进行把关；或者数量方面缺斤少量；或者不能及时提供财务票据等等；都有可能引发买方的不满情绪，从而引起经济纠纷。

（二）买方违约。

买方由于自身的财务问题，资金周转不灵，不按期开信用证，不按期支付货款，不按合同规定付款赎单，或因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无理拒收货物，不按合同规定如期派船接货等等，与卖方沟通无果，不能取得对方的谅解，都会引发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纠纷。

（三）买卖双方均有一定的违约责任。

由于合同订立时，质量标准要求不明确，按国家标准呢还是按行业标准没有明确；价款不明确，按订立合同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呢还是按政府指导价格没有明确；履行地点，期限，方式等等都要在合同中一一言明，这样才不会造成买卖双方之间的理解误差，造成一方当事人违约，而引起双方的经济纠纷。

二、经济纠纷的处理方式

（一）双方协商处理

日常生活中，发生经济纠纷是不可避免的，在发生经济纠纷后，买卖双方能心平气和坐下来协商，在协商的过程中，违约一方当事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让对方弄清是非曲直，能够理解自已违约是迫不得已。必要时，双方各自作出一定让步，最后达成和解，消除分歧。这种作法可节省费用，而且气氛和缓，灵活性大，有利于双方贸易关系的发展。

（二）他人调解处理

经济纠纷发生后，双方各执一词，各有各的理由，不能达成谅解，这就需要双方都非常信任的第三方居中调解。调解人的作用是帮助当事人弄清事实，分清是非，并找到一种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办法。调解在性质上与协商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最后的解决办法还须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同意才能成立。例如：美方一家贸易公司在货到验货时发现货品质量总体没问题，但个别产品存在瑕疵，据此向中方贸易公司提出全部索赔。中方贸易公司觉得很委屈，只愿承担有瑕疵部分商品损失的理赔，而拒绝了全部商品损失的赔偿。但因为有错在先，拒赔理由有些理不直气不壮。中方贸易公司想法找到了双方都比较信任的第三方居中调停，第三方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协调方案：由中方贸易公司赔偿有瑕疵商品的损失，并向美方支付一定金额的罚金，以惩戒中方贸易公司以次充好的不良做法。此方案一出，双方都觉得可以接受。由此避免了一场国际经济纠纷的发生。

（三）指定机构仲裁

仲裁是指买卖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就明确今后如有经济纠纷，自愿把他们之间的经济纠纷交给仲裁机构进行裁决；或在经济纠纷发生之后，买卖双方相互订立协义指定仲裁机构进行裁决。仲裁是解决经济纠纷的一种主要方式。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的经济纠纷都适用仲裁，只有在订立合同时，设有仲裁条款的经济纠纷适用仲裁。或经济纠纷发生后，双方协商未成，第三者调解未能获得双方的认可。买卖双方为了有效解决经济纠纷，冷静下来达成了仲裁协议。才能向专门的仲裁机构，或者临时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仲裁协议中对仲裁地点的约定非常重要。在什么地方进行仲裁，关系着买卖双方经济纠纷所适用的法，以及仲裁委员会人员的确定。这些间接关系着仲裁结果的最后走向。例如：江苏苏洲一家贸易公司从浙江海宁进购一批货物，在验货时，江苏苏洲方发现货物数量短缺，但金额不是很大，大概在二万人民币左右，苏洲贸易公司据此向浙江海宁方提出索赔。海宁方不同意赔偿，双方根据合同订立的仲裁协议，向苏洲市相关机构申请仲裁。很快，苏洲市仲裁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到工厂库房现场查验货物数量，作出浙江海宁贸易公司赔偿苏洲贸易公司两万元人民币的决定。浙江海宁贸易公司因仲裁地点在苏洲，考虑到在江浙之间奔波的差旅费与二万元人民币赔款哪个成本更高，在苏洲仲裁委员会下仲裁决定之下很爽快地支付了这笔赔偿金。仲裁协议中对仲裁机构的选择有两种，一种是常设的仲裁机构，另一种是临时仲裁机构。临时仲裁机构是由双方当事人指定仲裁员所组成的临时仲裁机构，当争议处理完毕之后，临时仲裁机构将自动解散，非常灵活，费用节省，对贸易双方的争议也比较了解，更能切实地为买卖双方解决问题。仲裁协议的作用对双方当事人具有二重性。主要体现于对仲裁协议的提起具有自愿性，以及对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决议具有强制性。买卖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仲裁协议，让仲裁机构取得了对双方当事人经济纠纷的管辖权，从而排除了司法机关对当事人经济纠纷处置的权利。与此同时，仲裁机构所作出的仲裁决议具在强制性。不管双方愿不愿意都必须遵照执行，也不能再向人民法院提讼。如买卖双方未达成仲裁协议，司法机关就有权介入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根据处理经济纠纷的经验，在订立合同之初就达成仲裁协议对双方当事人来说利大于弊。

（四）司法机关审理

司法机关审理即向法院诉讼。买卖双方当事人协商不成，调解未果，又无诚意达成仲裁协议，只能由司法机关介入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作出最后的判决。司法机关审理经济纠纷所耗费的时间长，支付的费用大不说，关键贸易双方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僵局，不利于双方贸易的发展。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一般不建议使用司法机关审理。

公司经济纠纷例8

由此可见，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法律行为，是行政过程中典型的适用法律的行为，因此，合法性是它最基本的要求和特性。有效的行政司法行为必须主体适格、内容和程序合法、具备法定的形式和规格。行政司法行为也是一种典型的准司法行为。它不仅采取了类似于司法诉讼程序的一些作法，如依申请才受理、调查取证、审理与决定、回避，有的还采用合议制、辩论制等；而且在行政司法过程中，行政机关作为第三者充当裁决人即起了“法官”的作用来裁处纠纷。所以行政司法行为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等原则，以贯彻司法公正性。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促进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而且有利于促进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有利于行政机关加强对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以及救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应善于实施行政行为，来影响和调整其权利、义务关系，引导人们的行为，从而起到市场经济冲突规则裁判员和经济关系、经济秩序调节者的作用。这正是行政司法价值功能的体现。行政司法的实质就在于以间接手段而不是以直接的行政命令手段来管理经济，它通过调处纠纷和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为中介，来加强和改善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矫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不仅如此，行政司法行为通过及时、便捷地解决纠纷，使当事人投诉有门，防止矛盾激化，这在维护安定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等方面也有积极意义。

二

从现代法制的发展来看，行政司法行为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乃是基于近现代化社会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而需要贯彻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所致。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不仅指从量上看各类纠纷的增多，而且从质上看许多纠纷涉及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越来越强。若让它们完全或径直诉诸于法院，既会增添“讼累”，又不利于简便、及时和有效地得到解决。这就需要既具有行政管理经验及相关知识和技能，又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员组成专门机构，不同程度地参照司法的程式化要求并体现行政效率的原则，从而既保持公正、合法，又简便、迅捷、灵活、低耗费地解决纠纷。同时，使这种解决方式和结果与法院诉讼适当相衔接，通过接受法院司法监督和支持执行，以保证其办案质量和法律效力。这样，也有利于以法制权，加强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和救济。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发展和功能之充分发挥，更是深深置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导致社会冲突或纠纷的增多及解决难度的增大（因涉及利益关系及专业性增强），从而要求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以摆脱传统的三权分立体制下主要靠法院审判这种纯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模式之局限，努力探寻和拓展审判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途径，并使其向着民主性、公正性、专业性、效率性等方面发展。行政司法行为就是适应了市场经济需要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客观要求，它是现代市场经济中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且有利于加强经济执法以及司法。

行政司法这种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间接干预的重要手段。其中，以英国和美国的行政裁判制度尤为典型，一般所通行的是行政复议行为和行政裁决行为（有些国家也存在着相似于行政调解的组织和机能），所裁处的对象既包括行政争议又包括民事纠纷，且更注意采用司法程序和尊重当事人的权利。

我国的行政司法，其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乃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特别是行政法制，更具体而言是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一项成果和产物，是在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并使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强化其自律机制使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我国的行政司法行为包括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行政复议行为主要解决那些对行政机关的相关处理和决定不服而产生的行政争议，其范围基本上与行政诉讼的范围一致并略宽，以便于行政复议同行政诉讼相衔接。行政复议是我国相对最为规范的行政司法形式，其法律依据也更较充实。行政 裁决行为主要解决与合同无关的若干民事纠纷，行政裁决行为总的来说可分为确权行为（以解决权属争议和权限争议）以及归责行为（以裁处损害赔偿纠纷和侵权纠纷）这两大系列，其中包括关于专利、商标的专门行政裁判行为。行政调解行为所解决的民事纠纷其范围就更宽，既包括合同纠纷又包括非合同的民事纠纷乃至民间纠纷，既包括损害赔偿或补偿纠纷又包括侵权赔偿纠纷，还包括经济纠纷、劳动争议、权属和权限纠纷等。行政仲裁行为主要解决相关的合同纠纷（特别是经济合同纠纷），也解决一些其他的民事、经济和劳动纠纷。在这四种具体的行政司法行为中，行政复议和行政裁决都是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它们通过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来解决有关纠纷或争议，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具有行政法律效力，同当事人之间发生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都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并使其接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调解则是行政机关居间对双方当事人发生的纠纷进行调停，而不是行使行政权力，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和执行力（除了仲裁中的调解之外），是靠当事人自觉履行，而调解不成或不服调解的还可进行裁决或可申请仲裁，并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行政仲裁乃是行政机关的特定机构以第三人的身份对特定的纠纷或争议居中作出公断或裁决，它采用合议制，按照特有的仲裁程序，并由特定的机构进行，因此其司法性较其他行政司法行为更为明显，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也强于一般行政裁决之效力，不服行政仲裁也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由于行政仲裁背离了仲裁制度所固有的民间性本质特征，典型地体现了我国以往实行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和痕迹，随着《仲裁法》的颁行，已导致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的改革和转轨。

从行政司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以上述及的这些行政司法行为均可称为“显形行政司法”，即以特定的行政司法形式（复议、裁决、调解等）裁决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或纠纷；除此而外，还有所谓“隐形行政司法”，即平常所说的行政行为司法化，它是指行政机关虽不是处理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但行政机关作出关系或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救济等），也需要“司法化”，即不同程度地采用司法程序以提高具体行政行为的质量并保证其公正性、合法性，因为它们很容易引发潜在的法律争议。从广义上说，行政司法就是运用准司法程序规范行政的各种规则、制度的总和。从这种意义上看，行政司法行为及其作用的发挥有着更加广阔的天地，它涉及到我们整个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问题。关于行政行为的司法化，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就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该法不仅在一般程序中规定了立案、调查、检查、审查、陈述与申辩、决定、送达等必经环节，而且还正式规定了听证程序。听证会要告知受处罚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申辩和质证权利，有利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有利于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有利于调查取证和正确适用法律，从而便于贯彻程序公正原则。这些都体现了我国行政行为规范化、程式化、法制化的正确方向和必然趋势。

三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深化和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法制的建立和健全，行政司法行为面临着许多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挑战。

（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体制，而且要求增强经济主体的自利和自治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的颁行，促使了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改革和转轨，把本不应当归于行政司法的仲裁制度从行政司法体系中分离出去使之还原归位。这样，一方面引起我国行政司法制度的相应调整和改革，调整后的我国行政司法体系即由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组成，主要解决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各类纠纷，而把大部分合同纠纷和其他适合仲裁的财产权益纠纷留待当事人双方自愿去选择民间仲裁解决。这就既符合了国际上行政司法的通行形式，也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行政司法制度自身的建设和改革。另一方面，必然导致我国形成民间仲裁、行政司法、法院审判三足鼎立、三位一体，既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既互相制约、又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裁判制度体系，以便于用多种形式、手段和途径解决日益增多和复杂化的民事、经济纠纷和其他各种纠纷，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其中，民间仲裁属于非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行政司法属于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都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天地。

然而，从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及国际上的某些特例来看，《仲裁法》的颁行并不等于把一切纠纷和争议都排除在行政仲裁之外。国外就还存在所谓“特种仲裁制度”，在我国也存在现行《仲裁法》所统一规定的仲裁范围之外的某些纠纷，如劳动争议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这些都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当然就不宜由民间仲裁来解决。因此，是否也需要实行特种仲裁或是否应属于行政司法范畴，都很值得深入研究。

公司经济纠纷例9

由此可见，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法律行为，是行政过程中典型的适用法律的行为，因此，合法性是它最基本的要求和特性。有效的行政司法行为必须主体适格、内容和程序合法、具备法定的形式和规格。行政司法行为也是一种典型的准司法行为。它不仅采取了类似于司法诉讼程序的一些作法，如依申请才受理、调查取证、审理与决定、回避，有的还采用合议制、辩论制等；而且在行政司法过程中，行政机关作为第三者充当裁决人即起了“法官”的作用来裁处纠纷。所以行政司法行为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等原则，以贯彻司法公正性。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促进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而且有利于促进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有利于行政机关加强对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以及救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应善于实施行政行为，来影响和调整其权利、义务关系，引导人们的行为，从而起到市场经济冲突规则裁判员和经济关系、经济秩序调节者的作用。这正是行政司法价值功能的体现。行政司法的实质就在于以间接手段而不是以直接的行政命令手段来管理经济，它通过调处纠纷和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为中介，来加强和改善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矫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不仅如此，行政司法行为通过及时、便捷地解决纠纷，使当事人投诉有门，防止矛盾激化，这在维护安定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等方面也有积极意义。

二

从现代法制的发展来看，行政司法行为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乃是基于近现代化社会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而需要贯彻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所致。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不仅指从量上看各类纠纷的增多，而且从质上看许多纠纷涉及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越来越强。若让它们完全或径直诉诸于法院，既会增添“讼累”，又不利于简便、及时和有效地得到解决。这就需要既具有行政管理经验及相关知识和技能，又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员组成专门机构，不同程度地参照司法的程式化要求并体现行政效率的原则，从而既保持公正、合法，又简便、迅捷、灵活、低耗费地解决纠纷。同时，使这种解决方式和结果与法院诉讼适当相衔接，通过接受法院司法监督和支持执行，以保证其办案质量和法律效力。这样，也有利于以法制权，加强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和救济。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发展和功能之充分发挥，更是深深置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导致社会冲突或纠纷的增多及解决难度的增大（因涉及利益关系及专业性增强），从而要求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以摆脱传统的三权分立体制下主要靠法院审判这种纯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模式之局限，努力探寻和拓展审判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途径，并使其向着民主性、公正性、专业性、效率性等方面发展。行政司法行为就是适应了市场经济需要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客观要求，它是现代市场经济中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且有利于加强经济执法以及司法。

行政司法这种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间接干预的重要手段。其中，以英国和美国的行政裁判制度尤为典型，一般所通行的是行政复议行为和行政裁决行为（有些国家也存在着相似于行政调解的组织和机能），所裁处的对象既包括行政争议又包括民事纠纷，且更注意采用司法程序和尊重当事人的权利。

我国的行政司法，其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乃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特别是行政法制，更具体而言是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一项成果和产物，是在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并使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强化其自律机制使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我国的行政司法行为包括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行政复议行为主要解决那些对行政机关的相关处理和决定不服而产生的行政争议，其范围基本上与行政诉讼的范围一致并略宽，以便于行政复议同行政诉讼相衔接。行政复议是我国相对最为规范的行政司法形式，其法律依据也更较充实。行政裁决行为主要解决与合同无关的若干民事纠纷，行政裁决行为总的来说可分为确权行为（以解决权属争议和权限争议）以及归责行为（以裁处损害赔偿纠纷和侵权纠纷）这两大系列，其中包括关于专利、商标的专门行政裁判行为。行政调解行为所解决的民事纠纷其范围就更宽，既包括合同纠纷又包括非合同的民事纠纷乃至民间纠纷，既包括损害赔偿或补偿纠纷又包括侵权赔偿纠纷，还包括经济纠纷、劳动争议、权属和权限纠纷等。行政仲裁行为主要解决相关的合同纠纷（特别是经济合同纠纷），也解决一些其他的民事、经济和劳动纠纷。在这四种具体的行政司法行为中，行政复议和行政裁决都是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它们通过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来解决有关纠纷或争议，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具有行政法律效力，同当事人之间发生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都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并使其接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调解则是行政机关居间对双方当事人发生的纠纷进行调停，而不是行使行政权力，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和执行力（除了仲裁中的调解之外），是靠当事人自觉履行，而调解不成或不服调解的还可进行裁决或可申请仲裁，并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行政仲裁乃是行政机关的特定机构以第三人的身份对特定的纠纷或争议居中作出公断或裁决，它采用合议制，按照特有的仲裁程序，并由特定的机构进行，因此其司法性较其他行政司法行为更为明显，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也强于一般行政裁决之效力，不服行政仲裁也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由于行政仲裁背离了仲裁制度所固有的民间性本质特征，典型地体现了我国以往实行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和痕迹，随着《仲裁法》的颁行，已导致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的改革和转轨。

从行政司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以上述及的这些行政司法行为均可称为“显形行政司法”，即以特定的行政司法形式（复议、裁决、调解等）裁决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或纠纷；除此而外，还有所谓“隐形行政司法”，即平常所说的行政行为司法化，它是指行政机关虽不是处理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但行政机关作出关系或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救济等），也需要“司法化”，即不同程度地采用司法程序以提高具体行政行为的质量并保证其公正性、合法性，因为它们很容易引发潜在的法律争议。从广义上说，行政司法就是运用准司法程序规范行政的各种规则、制度的总和。从这种意义上看，行政司法行为及其作用的发挥有着更加广阔的天地，它涉及到我们整个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问题。关于行政行为的司法化，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就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该法不仅在一般程序中规定了立案、调查、检查、审查、陈述与申辩、决定、送达等必经环节，而且还正式规定了听证程序。听证会要告知受处罚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申辩和质证权利，有利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有利于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有利于调查取证和正确适用法律，从而便于贯彻程序公正原则。这些都体现了我国行政行为规范化、程式化、法制化的正确方向和必然趋势。

三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深化和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法制的建立和健全，行政司法行为面临着许多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挑战。

（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体制，而且要求增强经济主体的自主权利和自治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的颁行，促使了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改革和转轨，把本不应当归于行政司法的仲裁制度从行政司法体系中分离出去使之还原归位。这样，一方面引起我国行政司法制度的相应调整和改革，调整后的我国行政司法体系即由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组成，主要解决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各类纠纷，而把大部分合同纠纷和其他适合仲裁的财产权益纠纷留待当事人双方自愿去选择民间仲裁解决。这就既符合了国际上行政司法的通行形式，也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行政司法制度自身的建设和改革。另一方面，必然导致我国形成民间仲裁、行政司法、法院审判三足鼎立、三位一体，既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既互相制约、又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裁判制度体系，以便于用多种形式、手段和途径解决日益增多和复杂化的民事、经济纠纷和其他各种纠纷，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其中，民间仲裁属于非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行政司法属于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都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天地。

然而，从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及国际上的某些特例来看，《仲裁法》的颁行并不等于把一切纠纷和争议都排除在行政仲裁之外。国外就还存在所谓“特种仲裁制度”，在我国也存在现行《仲裁法》所统一规定的仲裁范围之外的某些纠纷，如劳动争议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这些都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当然就不宜由民间仲裁来解决。因此，是否也需要实行特种仲裁或是否应属于行政司法范畴，都很值得深入研究。

公司经济纠纷例10

1．不能诉的障碍。即使当事人诉求司法来解决纠纷，但是司法机关拒绝受理的纠纷称之为不能诉的经济法纠纷。大陆法实施的国家，对于的案件，法院要根据相关的规定进行审查，符合法律条文规定的可以进行受理，不能诉是因为法律规定；普通法实施的国家，法院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除了法律规定的不能诉之外，其他案件能否诉讼是要根据法院自身的“自我克制”程度。因此，不能诉的原因包括法律明文规定的不能诉和法院本身认定的不应当受理。法律明文规定的不能诉，指的是法院没有被立法者授予处理经济法纠纷的有关权力。立法者之所以没有赋予法院这样的权力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一部分经济法纠纷不适合进行审判仲裁；二是基于行政和司法的分权原则，一些属于行政机关裁量的经济法纠纷不需要司法机关涉入。迄今为止，究竟什么类型的经济法纠纷不能进行裁判、什么类型司法机关无权处理、司法行政权的分界点在哪等许多问题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法院认定的不能受理的依据主要来源于其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自我克制”。在普通法理论中认定法院的克制是法院尊严奠定的基础，也就是不去干预超出自身管辖范围的事。

2．不愿诉的障碍。这一点主要指的经济法纠纷的当事人。经济法的可诉性就是为纠纷提供提交司法解决的可能性，但是最后纠纷是否能够进入到最后的司法程序还要看当事人是否将纠纷诉诸于司法部门。当然，解决纠纷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如果在通过其它方式无法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下，当事人仍然拒绝诉求于司法时，便需要深究其原因了。除了纠纷解决的时间过长、成本过高等因素，“搭便车”的心理也是影响经济法纠纷的当事人选择正当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的重要障碍。经济法的纠纷往往涉及到的是公共利益，损害的也都是公众利益或者是群体利益。因此，当公众中的某个人站出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群体公众的利益，正外部性由此产生。“搭便车”的心理就是伴随着这种正外部性而产生的。利益受损的个人在此心理的作用下往往期盼别人去进行法律，自己就坐享其成，这样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少的人会去主动。

二、克服经济法可诉的策略

1．拓展法院职能。无论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不能诉还是法院自身的“自我克制”，经济法纠纷的不能诉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公众对法院职能的认识。想要克服经济法纠纷的不可诉，就要从新认识法院职能。作为天生的裁判者，法院是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日益独立出来的处理纠纷的专门性机构。早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并不存在独立的司法机构，既有实行行政机关和纠纷处理机关合一的形式，又有司法职能、行政职能合一的，但这一种形式仅仅只是各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并不是我们所指的司法独立。直到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许多国家建立起资产阶级代议制政府，普遍推行孟德斯鸠主张的三权分立的学说，此时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真正实现了分离，法院开始担任起解决纠纷的职能。尽管法院还起着暴力工具的作用，诸如审理案件、制裁犯罪等，但是更多的是担任中间人的职能，能够公正地进行裁决，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但是伴随着19世纪末社会化大生产的到来，政府职能发生了巨大转变。政府的行政权力开始不断扩大，法院权力开始萎缩。一些涉及到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的本应该认定为司法系统处理的案件也被移除。因此，想要克服经济法存在的可诉，就需要在认识法院职能、掌握其演变规律的基础上拓展法院的职能。拓展法院的职能对普通法国家较为简单，存在的障碍和困难较小。只要法院的法官能够有才智和勇气冲破先例的局限和束缚，受理新型的经济法纠纷。不墨守陈规、敢于冲破束缚和约束是普通法最显著的生命力，有时候法院的大胆行为往往令人刮目相看，比如美国联邦法院实施的违宪审查权，是“自我加冕”的重要体现。相比较而言，成文法国家遇到的阻碍较大，立法者需要深刻地认识到扩充法院职能的必要性，并将其慎重地加入到法律条文中，与此同时，法院也不能碌碌无为，而是要根据社会的发展重新解释现行法律，使之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也是拓展法院职能的重要手段。

2．加强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资本主义革命的爆发极大的发展了个人主义，这一变化反映到法律上就是私人的权利在民法领域得到了更为有效的保护和尊重。19世纪以来的社会化挑战了这一观念，私人占有同社会化大生产形成了对抗。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严重阻碍了私人权利；另一方面，社会大生产催生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凭其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将自己的意志在民法的规则下强加给个人，从而危害个人利益。换句话说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之后，私人利益得到了巨大保护，这不仅仅危害着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这反映到法律上有两点体现，一是民法逐步现代化，而是催生了经济法。与民法维护私人利益不同的是，经济法站在社会公众的角度上，维护的是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根据“经济人”的理论，个人自身利益的判断者就是个人自己。通常，个人有权利决定自己是否进行来对自身的利益进行司法保护。与个人利益相关的公共利益的本质在于它是多数人的集体利益，凡属于这个多数人利益集团的个人都能够在维护集团公共利益中获益，因此，个人便有了维护公共利益的动力。但是受“搭便车”理论的影响，个人都不愿意付出成本和精力去维护公共利益使别人坐享其成。想要对公众利益进行更好的司法保护，就要在改革传统诉讼方式的基础上探索新方法，这种新的方式就是公益诉讼。经济法的实质是一种社会本位法，相较于民法侧重维护个人的利益，经济法更多体现的是对社会公众整体利益的维护。与民事诉讼维护个人私权不同，经济法诉讼更大程度上维护的是社会公众的利益。实现经济法的可诉性，要求法律为其提供司法解决的通道，即公益诉讼制度。换句话说，加强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克服经济法可塑的重要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