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工程的概念例1

引言

林宝清教授在《金融研究》04年第9期发表的《论保险功能说研究的若干逻辑起点问题》（以下简称林文）一文中详尽阐述了在研究保险功能等问题时应注意的一些逻辑起点问题，强调建立共同的逻辑平台是研究保险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具有相当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文中所提出的四个议题也颇有兴趣。但仔细拜读后发现林文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和阐述有待商榷。

一、保险的属概念和保险的种概念

正如林文中所指出的，在对保险理论演绎推理时首先应当对保险概念的属种关系进行严格的界定，明确是从保险的属概念还是种概念范畴来阐明保险形态。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对于保险属概念来说都是种概念。但是在研究保险功能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按照形式逻辑的要求，坚持从保险属概念的定义出发，来演和推理保险的功能”，从而得出“保险种概念的功能应多于保险属概念的功能”这一结论呢？

这首先要解决应该采用形式逻辑还是辩证逻辑来分析的问题。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作为思维科学在认识领域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存在着眼界水平的差异，形式逻辑是一门工具性的科学，在反映事物确定的特性和简单的关系时有着重要的作用。但遵守形式逻辑的要求仅仅是认识的初步，要反映现实的矛盾，要反映充满矛盾和运动着的客观世界，要把握具体真理，仅靠形式逻辑这一思维形式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辩证逻辑。辩证逻辑体现着认识的更高深的阶段。

辩证逻辑要求我们，在认识概念时，要从抽象概念阶段上升到具体概念阶段。在抽象概念阶段，外延与内涵之间呈反比关系，概念所概括的对象范围越大，它所概括对象的内涵就越少，也就是说，作为种概念的财产/人身保险比作为属概念的保险具有更多的属性；但是在具体概念阶段，其情形恰恰相反，概念所概括对象的范围越广，它所反映对象内部本质就越丰富，内涵就越深刻，即保险应当比财产/人身保险具有更多的属性。因为具体概念是从质和量、内涵和外延的对立统一中来反映对象的，因此它克服了抽象概念单纯从量上和形式上考察的局限性。

综上分析，对于保险属概念与保险种概念的探讨，建立在辩证逻辑的基础上似乎更为合理，保险属概念的功能应当涵盖保险种概念财产/人身保险的功能。并由此可知，我们说储蓄寿险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那么，保险也就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

二、保险金融说与保险非金融说

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林文的观点，即保险非金融。但对此结论的某些论证过程存有异议。原文中存在两点值得商榷之处：1.“寿险相对于保险来说是种概念，它是保险与储蓄的嫁接。而在保险的性质中不存在任何的储蓄因素。”2.“保险既非金融，那么，保险是否具有资金融通功能呢？答案是否定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显然仍应归结到应当运用形式逻辑还是辩证逻辑的问题上去。寿险是保险的一种，在对寿险及保险概念的认识上升到具体概念阶段后，应当认识到，寿险所具有的属性包含在保险的属性当中。这一点已在前文中作了具体阐述，不再赘述。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保险虽不是金融，但并不能因此否认保险不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首先，两个完全相同的概念应该具有完全相同的内涵和外延，这一点恐怕没有人会质疑。根据逻辑学的知识，这一命题的逆否命题也为真，也就是说，如果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完全相同，或者说只要有一点不同，这两个概念就不相同。保险和金融显然有种种功能上的区别，所以保险不等同于金融。但是概念的不同不能推出其外延的互不相容。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苹果和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苹果有“甜”这个属性，梨也具有。显然不能因为他们概念的不同而否定他们在所有属性上的共同点。其次，保险和金融不单单是概念的不同，它们本不属于同一个概念层次。普遍认为银行、保险、证券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三大支柱，而且从学科划分上来说金融是二级学科而保险是三级学科，金融较保险而言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划分必然是因为保险具有金融的某些特点，单从逻辑意义上讲，由保险不是金融推出保险不具有资金融通的属性这一论证过程也是值得商榷的。

三、保险功能说与保险公司功能说

将保险功能与保险公司功能区别开来讨论是有必要的。林文将保险的功能总结为“分散危险、补偿损失、积蓄保险基金和监督危险”四点，保险公司的功能总结为“组织经济补偿、掌管保险基金、防灾防损、吸收储蓄和融通资金”五点。仔细阅读不难发现，保险公司的前四项功能均能与保险的功能对应，唯独“融通资金”一项不能与保险功能形成对应。在保险不具有资金融通功能的前提下，却将资金融通划为保险公司的基本功能，这一点值得商榷。

保险是保险公司的核心产品和服务。保险公司缘何能融通资金？因为积聚了大量保险费。保险费的积聚是保险发挥分散危险和补偿损失的前提，保险公司只需保留一部分保险资金满足一段时间赔偿和给付需求而将大量保险资金进行投资也是保险公司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保险资金的积聚和投资是紧密联系的过程，是由保险本质决定的基本功能，因此，将保险从融通资金这一功能上剥离是不太妥当的。同时，保险公司将其核心产品所不具有的功能列为自身的基本功能也是令人费解的。

四、结语

面对关于保险的林林总总的说法，林文及时地提出从研究保险的逻辑起点入手，建立共同的逻辑讨论平台无疑为当前理论界的探讨起到了基础性的指导作用和规范作用，对于保险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林教授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和初衷无可非议。我对于原文提出的“保险功能内源说与保险功能外源说”等观点十分赞同。但在一些问题上特别是在保险是否具有资金融通功能的问题上我认为还有商榷的必要，因而在此提出。逻辑是认识真理的工具，对于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应采用符合逻辑的分析方法，建立共同的逻辑平台才能使学术争论处于同一个起点、具有共同的基础。常以正确的逻辑来规范当前对于保险的讨论对于保险理论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金融工程的概念例2

中图分类号：F83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2-0074-03

2008年5月22日下午，广东省高级法院就备受关注的“许霆案”进行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是该案的终审判决。由此，对于《刑法》第264条规定中“金融机构”这一概念也引起笔者的关注。

《刑法》第264条以及《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中的规定界定盗窃金融机构的行为是：“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等，如储户的存款、债券、其他款物，企业的结算资金、股票，不包括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财务的行为。”该法律条文中对于金融机构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具体的概念，而是通过盗窃金融机构相关资金的行为对金融机构加以界定。随着社会发展，金融机构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的发生变化，许霆案件正是基于银行延伸业务是否为金融机构这一疑问而引发的争议。令人遗憾的是，通过对许霆案件的审理，并未对这一概念给出具体的界定，而在金融机构中，相关法律条文中均对银行做出特别说明，表明银行在金融机构中的地位之重，因此，笔者基于对该问题的关注，对金融机构中银行延伸业务的相关概念进行讨论。

一、法律条文中涉及金融机构的概念及其理解

金融机构概念在法律中多有体现，本文主要引用《刑法》中盗窃与抢劫金融机构的法律及其司法解释规定中涉及到的金融机构的相关条文进行探讨，对涉及的金融机构概念的法律条文加以列举分析，使对金融机构概念的讨论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一)盗窃罪

法律条文规定，《刑法》第264条盗窃罪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二)……”。

司法解释规定，《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界定盗窃金融机构的行为是：“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等，如储户的存款、债券、其他款物，企业的结算资金、股票，不包括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财务的行为。”

(二)抢劫罪

法律条文规定，《刑法》第263条抢劫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司法解释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3条规定：“刑法第263条第(三)款规定的‘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是指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等。抢劫正在使用中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运钞车的，视为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金融机构及金融机构中银行延伸的概念不是没有扩展，对于盗窃运钞车等具体行为，都有明确的规定。这表明法律对于金融机构的发展并不是没有应对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经济生活中金融机构的扩展是能够反映在现行法律条文中的。

二、法律实务对金融机构中银行延伸业务的界定

关于金融机构中银行的延伸业务的认定，随着经济不断发展，金融机构的概念也在不断变化，相继出现了许多新的金融机构模式，而在其中，银行是主要的表现形式，因此，本部分主要从对银行中出现的银行延伸业务进行分析，例如，自助银行、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使我们对金融机构中有关银行的概念有一个新的认识。具体如下：

(一)自助银行

自助银行在金融法中对它的定义是自动取款机(ATM)、自动存款机(CDM)、自动查询终端等为客户提供自助服务的电子化设备的总称。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取款机，它主要包括两类：

1　POS销售终端机：该设备是安装在特许商销售网点上的电子支付终端，是信用卡授权和清算计算机处理系统的终端。低档POS还具有电子资金转账或电子清算功能。

2　ATM自动柜员机：是银行提供客户自动存取款及查询服务的一种现代化设备，ATM通常作为储蓄计算机处理系统的终端设备可与银行的储蓄计算机共同进行职能运行。

对于POS机，我们通常在商场或超市购物消费时所使用，一般情况下是用户输入密码后，通过金融机构的一系列转账划拨程序将用户账户上的钱从银行划拨到所消费的商场或超市，然后从POS机中输出支付凭条，用户在支付凭条上签字，交易即完成。而对于这类活动是否能够定义为金融机构?如果该程序发生错误，或者有人利用了该程序盗取或骗取了金融机构的资金，是否应认定为盗窃金融机构?

而ATM机对于消费者来说，在近几年应用更为广泛，几乎各大银行在对于客户小额取款时，均告知储户可以通过自动柜员机进行存取款，这种方式从交易的便捷性上看，当然是极大的方便了储户，也大量减少了银行柜员的工作负担。但同时，柜员机也存在着诸多风险，在法律上应对此给予界定。笔者认为，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ATM机均符合金融机构的含义。对其具体分析将在本文第三部分中进一步阐述。

(二)电话银行

电话银行是指利用现代化的通信手段和先进的电脑、电话整合技术发展建立起来的集自动语音和人工坐席服务于一体客户自助式服务业务。它突破了传统的柜面服务方式，将金融服务延伸到客户住所、办公室等场所。

电话银行虽然是金融机构的服务延伸，但在法律角度上来看，电话银行是否属于金融机构则更需要进一步的探讨。首先提出几个相关的问题，电话银行是利用通信和电脑、电话整合发展而来，商业银行推出其包括电话自动语音和人工接听服务两大系统，试想如果通过人工受理方式骗取他人账户，造成客户资金的损失，是否构成对金融机构的相关犯罪?如果通过入侵电脑对自助语音服务进行恶意侵扰等方式，将客户资金盗取，是否又能够构成盗窃金融机构的犯罪呢?而笔者通过下文分析同样认为，电话银行应被界定为金融机构的范畴内。

(三)网上银行

网上银行是指以互联网为媒介，为个人客户及企业客户提供的自助金融服务。网上银行对于客户的使用范围也

相当广泛，小到通过网上交付电话费、手机费等，大到利用网上银行进行转账、划拨资金等交易。同时，对于利用网上银行犯罪的行为也是屡见不鲜，例如，2006年发生的通过在网上申请开通网页并在网页中注明，中国人民银行(Bank ofChina)将其中的英文字母进行故意的拼写错误，并对受到误导在虚假银行网页上输入密码的客户，对其告知“系统维修，暂时无法进行转账等业务”，从而盗取客户密码，并取得客户资金的行为。

对于此类现象，有些我们可以很容易就判断出该行为是否是对于金融机构的侵害，而有些行为，我们的判断则模棱两可，例如，对新型的手机银行、智能刷卡电话、网络ATM与移动ATM这些概念的界定，这些概念的理解，普通公民是否明确问题并不十分严重，但对于审案判断的法官，参与案件法律工作者来说，这种模棱两可则是十分危险的，如果理解判断有错误或误差，很容易就会导致错案，甚至将无罪变成有罪，轻罪变成重罪。

三、对金融机构中银行延伸业务的认定如何应用于法律实务

本文中，笔者对于金融机构相关概念的论述，根本目的也是为了在具体审理案件时，能够对金融机构的内涵和外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于如何判断，如何界定金融机构，有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判断标准，避免由于对法律概念的认识不清，而导致的不必要的矛盾和问题。综上而言，笔者认为，实践中判断金融机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一)法律规定盗窃罪、抢劫罪中金融机构的认定

通过许霆的案件可以看出，对于金融机构的相关概念认定几乎能决定一个案件的定罪量刑，本文中也想通过该案试探的分析其所引发的，对于金融机构中银行延伸业务确定的争议。

通过《刑法》第264条盗窃罪与《刑法》第263条的抢劫罪两个法律条文中，对金融机构的运钞车与ATM机比较可以看出，“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认定关键点是抢劫财产的范围如何界定，上文所述司法解释对其规定已十分明确，尤其注意的是，抢劫正在使用的银行运钞车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运钞车的，也应视为“对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之所以被认定为抢劫金融机构并作为加重情节之一，原因有二：一是该行为性质的恶劣程度，公然暴力夺取金融机构资金；二是运钞车被通常的理解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外的延伸物。因此试问，对于运钞车这样防范措施相对较低，技术含量不高的客体，我们都可以将其认定为金融机构，那么对于ATM机这类既有高技术含量，又进行了较高的防范和保护措施的银行的合理延伸，我们如何能不认定其为金融机构呢?

对此，我们进一步思考立法的根本目的，根据《刑法》第264条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盗窃金融机构”同“抢劫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含义基本相同，而法律条文的解释也应本着立法者的立法初衷和社会目的来认定。有学者认为，在设立盗窃金融机构之初，立法者所想象的盗窃金融机构的行为，是类似想方设法闯入银行内部盗取黄金、现金等现象，并伴随有暴利、隐蔽的形式。而认为许霆案件中，他用自己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把自己的情况完全暴露给银行。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盗窃。这种对于案件的假设本身并无可厚非，因为人的认识存在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性，立法者对于从未经历过的事情，是无法想象若干年后会有ATM机之类东西的出现。但是，没想到并不等于缺乏判断，法律的稳定性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社会的发展相互适应，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法律有必要的预见性和包容性，这绝不是所谓任意扩张对法律条文的解释，而是以―个正常的普通的法律人的理解，运用相关法律知识可以认定条文中隐含目的的推理判断_过程。

综上，笔者认为，金融机构在社会发展中，即使立法者未预见到会出现此类机器，但至少通过立法者立法的目的可以看出，对金融机构的相关法律的设定是为了保护金融机构免受资金意外损失，对金融机构的资金及运营安全给予法律上最低限度的保障。因此，笔者认为，ATM机作为银行的延伸服务理应属于金融机构概念界定之内。

(二)对其他新型银行延伸业务的认定

对于本文第二部分所列出的银行延伸业务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电话银行的出现，主要是为客户提供自助注册、调整信用卡的消费额度，人工受理业务咨询、挂失、新业务申请等服务。如客户开立活期账户还可办理转账、外汇买卖、银证转账、信用卡还款等业务。而网上银行，由于将网络作为银行的载体，在形式上具有虚拟性，但其实质是进行银行业务，如果利用网上银行进行盗窃或诈骗等活动，则应认定为对金融机构的侵害，具体分析如下：

1　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的实质是金融机构：这是由二者的主要功能决定，它们从事的与银行所进行的业务相同或相关的事项，目的是以此为渠道便捷的办理银行的相关业务，其所营运的资金即为银行的客户资金、有价证券等。

2　通过网上银行侵犯的是金融机构的资金及运营安全：根据上文论述，无论是对电话银行的人工或智能系统的侵扰、还是对网上银行的恶意侵入都是对银行的资金及营运安全的破坏。因此，以立法的目的而言，其破坏行为完全符合法律对于银行这一特殊金融机构的保护范围。

金融工程的概念例3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资本和物资交流日益频繁,这促使我国物流产业和金融产业迅猛发展。在网络和通信技术广泛应用的条件下,物流和金融之间强大的吸引力已经产生学科交融的奇葩,它给物资流通带来的巨大影响被敏锐的学者准确地捕捉到,进而从理论的高度构建出一个崭新的平台—物流金融。

物流金融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内物流金融的理论研究最初是沿着物资银行、仓单质押和保兑仓的业务总结开始的。早在1987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陈淮就提出了关于构建物资银行的设想。90年代初期也有学者发表文章,探讨物资银行的运作。但是,那时的“物资银行”还带着非常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主要是探讨通过物资银行来完成物资品种的调剂和串换。由于物流的概念没有被充分发现和认识,所以当时的物资银行的概念与现在的概念存在较大差异。

1998年4月,时任陕西秦岭曾氏有限金属公司总经理的任文超探讨了利用“物资银行”解决企业的三角债问题,是这一概念的一个突破。随着物流学的不断发展,物资银行的概念也逐渐发展成熟。2003年9月,西安交大管理学院的学者于洋、冯耕中,2004年任文超以及2005年华中科技大学的王治等,都对物资银行的含义重新进行了研究,得出了比较规范的概念。仓单质押业务的理论总结始于1997年6月,当时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张平祥、韩旭杰对粮棉油货款的仓单质押业务展开了研究,但是并没有将物流的概念结合进来。

此后,随着物流学的兴起,相应的研究开始增多。2001年,烟台大学的房绍坤;2002年,学者孙宁;2003年,东南大学的郑金波;2004年,学者邵辉等对此都进行了研究。该业务与物流业发生紧密联系只是近几年的事。对于保兑仓业务的研究则是基于仓单质押业务而衍生出来的。

物流金融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成果是“融通仓”的研究。2002年2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罗齐和朱道立等人提出“融通仓”的概念和运作模式,迄今仍有系列成果推出。2004年5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邹小、唐元琦首次提出“物流金融”的概念,定义了它的内涵和外延,“物流金融”被正式确立为一个新的研究平台。至此,物流金融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向基本确立,并且与实践相结合归纳出了一系列的运作模式。在学科概念的发展过程中,也有学者做出探索。2005年3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陈祥锋、朱道立提出了与物流金融相类似的“金融物流”的概念。但因其相对于“物流金融”在表达上不够准确,续用者不多。物流金融领域的另一项标志性成果是“物流银行”业务的出现与普及。2004年,广东发展银行在“民营100”的金融平台基础上及时推出了“物流银行”业务,期望有效解决企业的融资与发展难题。从2004年底至今物流银行业务迅速在各行业中得到应用,如中储与华夏银行的合作,福建中海物流公司、泉州正大集团与中信银行的合作等等。物流银行业务是以产品畅销、价格波动幅度小、处于正常贸易流转状态且符合质押品要求的抵押或质押为授信条件,运用实力较强的物流公司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将银行资金流与企业的物流有机结合,向客户提供集融资、结算等多项银行业务于一体的银行综合服务业务。可以看出“物流银行”是“物资银行”业务的升华,具有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远程化和广泛性的特点。物流金融近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基于网络技术的物流金融产品设计和风险管理等领域。

物流金融的相关概念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邹小芃、唐元琦首次定义了“物流金融”的概念。他们认为物流金融就是面向物流业的运营,通过开发、提供和应用各种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有效地组织和调剂物流领域中资金和信用的运动,达到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有机统一。这些资金和信用的运动包括发生在物流过程中的各种贷款、投资、信托、租赁、抵押、贴现、保险、结算、有价证券的发行与交易,收购兼并与资产重组、咨询、担保以及金融机构所办理的各类涉及物流业的中间业务等。物流金融是为物流产业提供资金融通、结算、保险等服务的金融业务,它伴随着物流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物流和金融的紧密融合能有力支持社会商品的流通,提高全社会的福利。该定义指出了物流金融所研究的领域和基本的研究方向,它还强调金融创新思维和金融工程技术的运用。

“融通仓”作为物流金融领域的重要概念最早是由复旦大学的罗齐和朱道立在2002年提出。朱道立等人系统地介绍了融通仓理论。他们认为,因为融通仓所涉及的对象数量众多,要想把这些分散的个体有机地连接起来,实现资金、信息和物流的结合,除了借助先进的信息通讯系统和交通技术之外,还要用系统的思想和方法设计出切实可行的模式和结构,包括基于动产管理的融通仓运作模式、基于资金管理的融通仓运作模式、基于风险管理的融通仓运作模式等三种。他们设想的融资结构有纵向结构、横向结构、星状结构和网状结构四种。这些结构的设想主要是来自对不同环境与规模类型的企业给出的因对象而异的分析。基本思路是以“仓”为突破口,运用各种各样的信息传递程序,实现对仓中动态的物资的计价,使它们可以与资本实现转化。资本、物流、仓储是企业运作过程中流动资产的三个代表性的形态,它们覆盖了企业日常运作的全部流程。朱道立等人的理论研究强调物流对金融的融资功能的辅助,注重基于银行服务的讨论,给出了第三方物流企业扩大服务范围,开发新的高利润服务项目的思路。其中虽然涉及了物流金融的结算职能,但没有把它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讨论。

物流金融理论在实践中另一个重要的应用是物流银行业务的开展。物流银行打破了固定资产抵押贷款的传统思维,创新地运用动产质押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广发银行在国内物流银行业务的开拓上走出了第一步。广发行对生产企业的一个(或多个)品牌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经销给予支持,改变了以往单个经销商达不到银行授信条件而无法获得银行支持的局面,同时银行通过全国范围内的经销商和生产商内部的调剂,分散了风险。“物流银行”与前面的“融通仓”在寻求对流通中的资产进行评估的思路上保持了一致,区别是它更多地站在银行努力寻求在扩大贷款的同时控制风险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物流金融理论的研究发展

在“物流金融”概念问世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涉足这个领域,他们的研究丰富了物流金融学的内容。刘高勇(2004)从网络技术的角度讨论了企业物流与资金流的融合。他论证了网络环境下企业物流与资金流融合的可能,其中信息充当物流和金融整合的媒介,对生产和经营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陈祥锋、朱道立(2005)提出了面向供应链的金融物流的概念,尝试从物流金融提供者的角度转换到物流金融的客户角度来开展分析。徐莉、罗茜、熊侃霞(2005)介绍了物流银行业务的特点与作用,指出开展物流银行业务面临的风险,并就风险防范和利益分配等问题提出设想。王颖琦(2005)介绍了物流保险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唐少艺(2005)以UPS和和广东发展银行为案例,描述了第三方物流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的物流金融业务,向准备在我国开展物流金融业务的企业提出了针对市场现有状况合理运作的建议。邹小(2005)在《管理塑料价格风险的利器:网上中远期仓单市场》一书中指出,在传统现货批发市场基础上综合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模式而建立的中远期仓单市场,是全新的流通方式,极具创新意义和推广价值,能大幅降低物流成本,有效满足业界规避价格风险和违约风险的需求。该书以浙江塑料城网上交易市场为代表的仓单市场作为研究对象。从阐述仓单交易市场的基本内涵、形成、现状、功能作用和市场运作等角度入手,对网上中远期仓单市场的组织架构、市场管理、交易者、交易行为、交易目的等进行论述,对市场的操作流程和基本制度作了详细的解说,研究了衍生品交易和物流服务如何结合并产生效益和控制风险。唐少麟、乔婷婷(2006)用博弈分析的方法从风险控制的角度论证了对中小企业开展物流金融的可行性,指出相应的风险可以通过规范管理制度和采用新的管理工具(主要是管理信息系统)加以有效控制。

现实世界里,“资金”、“原材料”、“库存”这三种资产形态经常相互转换,而转换过程通常很难受到全程不间断地跟踪,特别是“物流”的过程在先进的通讯和信息技术得以广泛应用之前是很难被考察的。因而传统的会计学和金融学在研究企业运作时通常取其“现金”或“库存”的静止状态进行分析,很少涉及动态的转换。“物流金融”的长处就是能解决运动中或处在不稳定状态下的资产利用的问题。它好比社会科学中的“微积分”,使商业领域中的变量可以计量。

通过众多学者的努力,物流金融的理论体系初步建立,明确了融资、结算、风险控制等主要职能,总结出替代采购、信用证担保、仓单质押、买方信贷、授信融资和反向担保等服务模式,在实践中收到成效。UPS的综合性物流金融服务、中储股份的仓单质押融资业务、广发银行的“物流银行”、TCL应用融通仓思想开拓手机市场等案例对理论做出很好的印证。

结论

中国的物流金融研究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学术界已经充分论证了开展物流金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确立了开展物流金融的主体,提出了以不同主体为核心开展物流金融业务的多种模式,并且与实践相结合,指导相关行业运作。但是物流金融服务的开展仍然要面临许多问题,比如:如何有效地管理物流金融业务所带来的风险;金融工程技术在物流管理中的应用;物流金融服务收费标准;信用评估系统建设;账单和支付管理系统的完善以及企业应用物流金融时会计记录怎样才能更加合理;运筹学的理论如何在物流金融的体系中最大限度的发挥功效等。这些细节问题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解决。

参考文献:

1.陈淮.关于物资银行的设想[J].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87(3)

2.张平祥,韩旭杰.粮棉油贷款仓单质押的意义与建议[J].济南金融,1997(6)

3.任文超.物资银行及其实践[J].科学决策,1998(2)

4.房绍坤.论仓单质押[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4)

5.罗齐,朱道立,陈伯铭.第三方物流服务创新:融通仓及其运作模式初探[J].中国流通经济,2002(2)

6.孙宁.仓单质押贷款的操作要点[J].农村金融研究,2002(3)

7.郑金波.仓单质押的管理[J].中国物流与采购,2003(15)

作者简介:

金融工程的概念例4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资本和物资交流日益频繁，这促使我国物流产业和金融产业迅猛发展。在网络和通信技术广泛应用的条件下，物流和金融之间强大的吸引力已经产生学科交融的奇葩，它给物资流通带来的巨大影响被敏锐的学者准确地捕捉到，进而从理论的高度构建出一个崭新的平台—物流金融。

物流金融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内物流金融的理论研究最初是沿着物资银行、仓单质押和保兑仓的业务总结开始的。早在1987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陈淮就提出了关于构建物资银行的设想。90年代初期也有学者发表文章，探讨物资银行的运作。但是，那时的“物资银行”还带着非常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主要是探讨通过物资银行来完成物资品种的调剂和串换。由于物流的概念没有被充分发现和认识，所以当时的物资银行的概念与现在的概念存在较大差异。

1998年4月，时任陕西秦岭曾氏有限金属公司总经理的任文超探讨了利用“物资银行”解决企业的三角债问题，是这一概念的一个突破。随着物流学的不断发展，物资银行的概念也逐渐发展成熟。2003年9月，西安交大管理学院的学者于洋、冯耕中，2004年任文超以及2005年华中科技大学的王治等，都对物资银行的含义重新进行了研究，得出了比较规范的概念。仓单质押业务的理论总结始于1997年6月，当时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张平祥、韩旭杰对粮棉油货款的仓单质押业务展开了研究，但是并没有将物流的概念结合进来。

此后，随着物流学的兴起，相应的研究开始增多。2001年，烟台大学的房绍坤;2002年，学者孙宁;2003年，东南大学的郑金波;2004年，学者邵辉等对此都进行了研究。该业务与物流业发生紧密联系只是近几年的事。对于保兑仓业务的研究则是基于仓单质押业务而衍生出来的。

物流金融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成果是“融通仓”的研究。2002年2月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罗齐和朱道立等人提出“融通仓”的概念和运作模式，迄今仍有系列成果推出。 2004年5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邹小、唐元琦首次提出“物流金融”的概念，定义了它的内涵和外延，“物流金融”被正式确立为一个新的研究平台。至此，物流金融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向基本确立，并且与实践相结合归纳出了一系列的运作模式。在学科概念的发展过程中，也有学者做出探索。2005年3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陈祥锋、朱道立提出了与物流金融相类似的“金融物流”的概念。但因其相对于“物流金融”在表达上不够准确，续用者不多。物流金融领域的另一项标志性成果是“物流银行”业务的出现与普及。2004年，广东发展银行在“民营100”的金融平台基础上及时推出了“物流银行”业务，期望有效解决企业的融资与发展难题。从2004年底至今物流银行业务迅速在各行业中得到应用，如中储与华夏银行的合作，福建中海物流公司 、泉州正大集团与中信银行的合作等等。物流银行业务是以产品畅销、价格波动幅度小、处于正常贸易流转状态且符合质押品要求的抵押或质押为授信条件，运用实力较强的物流公司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将银行资金流与企业的物流有机结合，向客户提供集融资、结算等多项银行业务于一体的银行综合服务业务。可以看出“物流银行”是“物资银行”业务的升华，具有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远程化和广泛性的特点。物流金融近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基于网络技术的物流金融产品设计和风险管理等领域。

物流金融的相关概念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邹小芃、唐元琦首次定义了“物流金融”的概念。他们认为物流金融就是面向物流业的运营，通过开发、提供和应用各种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有效地组织和调剂物流领域中资金和信用的运动，达到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有机统一。这些资金和信用的运动包括发生在物流过程中的各种贷款、投资、信托、租赁、抵押、贴现、保险、结算、有价证券的发行与交易，收购兼并与资产重组、咨询、担保以及金融机构所办理的各类涉及物流业的中间业务等。物流金融是为物流产业提供资金融通、结算、保险等服务的金融业务，它伴随着物流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物流和金融的紧密融合能有力支持社会商品的流通，提高全社会的福利。该定义指出了物流金融所研究的领域和基本的研究方向，它还强调金融创新思维和金融工程技术的运用。

“融通仓”作为物流金融领域的重要概念最早是由复旦大学的罗齐和朱道立在2002年提出。朱道立等人系统地介绍了融通仓理论。他们认为，因为融通仓所涉及的对象数量众多，要想把这些分散的个体有机地连接起来，实现资金、信息和物流的结合，除了借助先进的信息通讯系统和交通技术之外，还要用系统的思想和方法设计出切实可行的模式和结构，包括基于动产管理的融通仓运作模式、基于资金管理的融通仓运作模式、基于风险管理的融通仓运作模式等三种。他们设想的融资结构有纵向结构、横向结构、星状结构和网状结构四种。这些结构的设想主要是来自对不同环境与规模类型的企业给出的因对象而异的分析。基本思路是以“仓”为突破口，运用各种各样的信息传递程序，实现对仓中动态的物资的计价，使它们可以与资本实现转化。资本、物流、仓储是企业运作过程中流动资产的三个代表性的形态，它们覆盖了企业日常运作的全部流程。朱道立等人的理论研究强调物流对金融的融资功能的辅助，注重基于银行服务的讨论，给出了第三方物流企业扩大服务范围，开发新的高利润服务项目的思路。其中虽然涉及了物流金融的结算职能，但没有把它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讨论。

物流金融理论在实践中另一个重要的应用是物流银行业务的开展。物流银行打破了固定资产抵押贷款的传统思维，创新地运用动产质押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广发银行在国内物流银行业务的开拓上走出了第一步。广发行对生产企业的一个(或多个)品牌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经销给予支持，改变了以往单个经销商达不到银行授信条件而无法获得银行支持的局面，同时银行通过全国范围内的经销商和生产商内部的调剂，分散了风险。“物流银行”与前面的“融通仓”在寻求对流通中的资产进行评估的思路上保持了一致，区别是它更多地站在银行努力寻求在扩大贷款的同时控制风险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物流金融理论的研究发展

在“物流金融”概念问世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涉足这个领域，他们的研究丰富了物流金融学的内容。刘高勇(2004)从网络技术的角度讨论了企业物流与资金流的融合。他论证了网络环境下企业物流与资金流融合的可能，其中信息充当物流和金融整合的媒介，对生产和经营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陈祥锋、朱道立(2005)提出了面向供应链的金融物流的概念，尝试从物流金融提供者的角度转换到物流金融的客户角度来开展分析。徐莉、罗茜、熊侃霞(2005)介绍了物流银行业务的特点与作用，指出开展物流银行业务面临的风险，并就风险防范和利益分配等问题提出设想。王颖琦(2005)介绍了物流保险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唐少艺(2005)以UPS和和广东发展银行为案例，描述了第三方物流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的物流金融业务，向准备在我国开展物流金融业务的企业提出了针对市场现有状况合理运作的建议。邹小 (2005)在《管理塑料价格风险的利器:网上中远期仓单市场》一书中指出，在传统现货批发市场基础上综合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模式而建立的中远期仓单市场，是全新的流通方式，极具创新意义和推广价值，能大幅降低物流成本，有效满足业界规避价格风险和违约风险的需求。该书以浙江塑料城网上交易市场为代表的仓单市场作为研究对象。从阐述仓单交易市场的基本内涵、形成、现状、功能作用和市场运作等角度入手，对网上中远期仓单市场的组织架构、市场管理、交易者、交易行为、交易目的等进行论述，对市场的操作流程和基本制度作了详细的解说，研究了衍生品交易和物流服务如何结合并产生效益和控制风险。唐少麟、乔婷婷(2006)用博弈分析的方法从风险控制的角度论证了对中小企业开展物流金融的可行性，指出相应的风险可以通过规范管理制度和采用新的管理工具(主要是管理信息系统)加以有效控制。

现实世界里，“资金”、“原材料”、“库存”这三种资产形态经常相互转换，而转换过程通常很难受到全程不间断地跟踪，特别是“物流”的过程在先进的通讯和信息技术得以广泛应用之前是很难被考察的。因而传统的会计学和金融学在研究企业运作时通常取其“现金”或“库存”的静止状态进行分析，很少涉及动态的转换。 “物流金融”的长处就是能解决运动中或处在不稳定状态下的资产利用的问题。它好比社会科学中的“微积分”， 使商业领域中的变量可以计量。

金融工程的概念例5

在当前众多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研究中,大多贯穿着一种思路: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分业监管模式为适应综合经营需要逐渐向统一监管模式转变,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也需采取相应变革措施,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笔者并非绝对否认金融统一监管模式的合理性,但对上述思路的论证方式仍然存有疑虑。第一,按照法律移植和制度借鉴的基本原理,仅有国外法制变革的现实而缺少对该制度在中国本土适应性的论证,提出法制借鉴的理由充分性是不足的。第二,金融体系的统分,起码包括人员机构、经营业务、金融监管和法律规定等多个层面,并非是一项“统一”的理念或号召就能够瞬时解决的宏观问题,而应当选择合适时机和步骤逐步完成。[1]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国 1999 年制定《证券法》时选择美国式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按照金融产品保障、储蓄和投资功能的基本分类,建立了“一行三会”为代表的金融监管体制。如今面对金融产品功能混合、金融业务综合经营、金融集团机构发展的客观现实,在采取逐步改进金融监管体制的方式下,如何区分金融产品功能以及确定相应金融监管机构将成为一项重要任务。此外,面对非正规金融的冲击,银行或证券监管部门是否应当介入、如何进行分工合作、如何对具体金融产品或行为定性管理等,也都是较为棘手的问题。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解决,仅有金融监管的宏观理念和制度变迁描述是不足的,还必须深入到细节问题上,有必要从根本上扩张“证券”概念及范围,这样,才能对当下金融监管职责分工以及今后金融经营与监管的逐步融合,作出较为有力的回应。

二、中国《证券法》中“证券”概念的不足

按照 2005 年修改的《证券法》第 2 条对该法调整范围的界定,该法调整“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同时,“证券衍生品种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

1999 年《证券法》制定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证券法》应当调整所有证券(包含其衍生品种)的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我国证券法所调整的证券关系主要是股票、公司债券等基本证券的交易活动,而对股票、公司债券的发行活动在公司法已作规定的基础上,根据实践中的新情况作出补充性规范。此外的其他证券,即政府债券、金融债券、投资基金券等,……需要另行制定法律、法规加以规范”。[2]立法者采用后一种调整范围的观点,称此举是基于“基本法理、立法惯例、现行体制和立法技术几方面的综合分析”。[3]这在学者看来属于一种“过渡阶段”立法。这种用经济发展的“过渡阶段”来解释立法或修改法律的意图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在修改《证券法》过程中对“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的问题,已经成为执行《证券法》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在没有分散型法律、法规设计的情况下,统一型法律已经先期出台了,其调整对象‘宽’比‘窄’好”。[4]然而,在 2005 年该法修改时,对法律调整的证券种类仅增加了“证券投资基金份额”一种;关于“证券衍生品种”的法律适用,《证券法》原则规定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实践中,仅有中国银监会在部门规章的层次上于 2004 年《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 3 条中规定“衍生产品”是一种以“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为基本种类的金融合约,或者是包含上述一种或多种特征的结构化金融工具。修改后的《证券法》实施以来,国务院并未根据法律授权认定过“其他证券”的种类。总体上,我国目前《证券法》中的证券概念是以股票、债券为基本类型,相关证券发行、交易中的审查批准、信息披露、不当交易控制、法律责任等制度也基于此种证券概念的界定而构建。

面对以股票债券为基本证券形式而演化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新发展,现有立法中的证券概念显然偏窄而不利于法律对金融实践进行规制。国外法制经验是,“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证券法都对证券范围有所规定,但通常是按照‘功能标准’对证券种类进行不完全列举。功能标准,是指按照某种权利证书是否符合证券的基本属性和功能来判断其应否归属于证券,而不是按照该种证书是否被冠以证券之名而进行判断。所谓不完全列举,是指证券法只能列举证券的主要和常见类型,而无法全部列举各种证券形式”。[5]因此,有学者提出了需要扩大《证券法》中证券概念的建议,“在列举法定证券种类的基础上引入一般性的概念,为证券监管机关判断某种金融投资商品是否属于‘证券’提供判断标准”。[6]如此,学理上需要探究说明的问题是,如果从列举角度无法完整概括证券种类,是否可能设定兜底性条款或实质性标准来说明证券特征,以使监管执法及司法部门明确判断金融产品是否具有证券属性、是否适用证券法规范或比照相应原则进行规范管理。

三、证券概念的比较法研究

大陆法国家的法律传统习惯于从上而下的体系构建和相关概念种属确定或比较鉴别,以此确定某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学者通常从两个层面提炼证券概念的特性。其一,证券是一种记载于某类介质上的权利凭证,由此其属于法律中书证的范畴。由于证券法上证券通常表彰的是财产权利,并且按照该财产权利与证券介质之间的关系,证券概念被缩限在有价证券的范畴中。其二,证券是财产权利的凭证,其与民法上的物的概念具有密切联系,两者的区别是证券被等额划分或标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是份额的自由转让,因此证券被认为具有标准化及流通性的特点。在大陆法学理中 总结证券的特征为:证券是一种投资收益权凭证、是一种占有凭证、具有流通性和风险性。[7]学者进一步将有价证券区分为商品证券、货币证券和资本证券,并认为证券法中的证券为资本证券,而货币证券为票据法的调整对象。[8]

此种证券概念界定方式能够勾画出证券法上证券在民法书证或广义证券体系中的地位,便于从形式上定位证券概念。然而,此种方法注重形式比较,没有解释出区分商品证券、货币证券或资本证券的实质,在足智多谋的金融投资者面前这种证券概念可能被突破。例如,美国 SEC V. W.J Howey Co.案[9](以下简称“Howey 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该案中交易对象以果园和果树等实物资产为表现形式,并不能排除法院对事实上存在证券的实质性的司法认定;而在 Reves V. Ernst & Young[10]案(以下简称“雷维斯案”)中,作为投资工具的表现形式是农业合作社签发的见票即付的本票,但在案件具体情境中美国最高法院依然将该案中的本票认定为证券。

以上述案件为例,笔者明显感到,如果以大陆法惯常使用的证券形式概念和种类列举方式,将会出现法律规制漏洞的问题。相较而言,以美国法为代表的证券法制较为注重法律关系的实质性,“联邦最高法院采取了重经济现实轻法律术语、重内容轻形式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说,不管你在形式上叫什么名字,是‘服务合同’还是‘买卖合同’,只要在经济现实上与证券一致,就按证券论,要求登记披露,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反过来,即使其名字叫‘股票’,如果不具备股票的基本特征,还是不能按股票论”。[11]

美国证券法制中对证券的概念界定,实质上是采用双层认定体制。首先,美国 1933年《证券法》第 2 条 a 款及 1934 年《证券交易法》第 3 条 a 款第 10 项都有对“证券”种类的列举式规定。其次,司法机关在具体案件中可以裁判认定证券的情形。尽管美国联邦及州立法中对证券概念进行了颇为详尽的列举式规定,但实践中具有证券性质的金融工具种类表现形式更为多样。因此,司法机构承担了在具体案件中判断金融工具是否属于证券以及是否需要接受证券法律规制的任务。美国联邦法院通过判例,确立了几项证券判断的重要规则[12]:第一,尽管股票作为证券的一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明确的,即股票的特征是按一定比例分享收益并享有投票权及承担责任;但如果案件中金融工具不符合上述股票的基本特征,法院还应当判断其是否属于投资合同(investment contract)来判断其是否属于证券概念;第二,投资合同成为法院认定证券法列举证券种类之外的金融工具,或是对金融工具证券定性存在争议情形下的基本概念。事实上,美国借助投资合同这一含义不甚明确的概念,实现了法的稳定性和对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性的平衡,由司法机构承担了面对实践不断产生、花样翻新迅速的证券类金融工具性质的认定工作。

受美国证券法的影响,日本《证券交易法》第 2 条也采用列举方式规定所调整证券的种类。[13]该条在详尽列举各种类有价证券之后,还概括性规定可适用证券交易法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因公益或保护投资者认为必要且适当,根据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规定的其他证券或证书”情形。为应对交易商品多样化趋势、重构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的秩序,特别是吸收证券化关联商品的法律规制需要,日本 1998 年修改《证券交易法》时增加了第 2 条第 18 项,即在列举第 1-17 项之外,法律概括性规定“斟酌流通性以及其他因素,为确保公益或保护投资者,认为有必要,政令(《证券交易法实施令》1 条)规定的证券或证书”。[14]2006 年,日本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时,将“证券”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尽管立法并未对“金融商品”进行明确定义,但为适应各种基金实践需要而导入“集合投资计划”定义,即在《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2 条第 2 款第 5 项规定“集合投资计划是指民法上的合伙、商法上的隐名合伙、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合伙、有限责任事业合伙、社团法人的社员权以及其他权利,享有通过金钱出资进行的事业而产生的收益分配或该出资对象业务相关的财产分配的权利”。[15]尽管日本学者认为日本金融改革立法尚未最终完成,但从“集合投资计划”概念的导入,到对有价证券概念定位采用“经济实质性标准”的做法,显然是受到美国“Howey 案”判决的影响。这为日本《证券交易法》进行大幅度修改而变身为《金融商品交易法》,并使该法规制所有具有投资性金融商品,奠定了根基。

四、“投资合同”的概念及其构成

现代证券法的目的,逐渐从最初的规范证券市场秩序演进为规范秩序和保护投资者并重的格局。金融(证券)投资者保护理念对证券法的实质性内容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投资合同概念的理解也需要置于这一前提之下展开。

从投资合同的具体概念以及构成来看,对其进行较为充分揭示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Howey 案”案。[16]该案中,美国 Howey 公司开发大片柑橘林,对外销售果园土地,并允许购买果园者自愿与该公司签订一份管理服务合同,将所买果园委托给 Howey 公司负责种植、经营和销售。如果果园投资者签订管理服务合同,未经公司同意,不得进入该土地,而只能在每年收获季节接受公司经营收益。由于果园投资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地投资者,不可能亲自进行果园管理,且鉴于公司技术和设备条件较为优越,因此有 85%的投资者与 Howey 公司签订了此项管理服务合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定该交易是否属于“投资合同”进而应当进入证券的范畴时,提出了着名的“Howey 检验标准”,即“检验标准应当是:该方案是否涉及到对于某项共同事业的金钱投资,而收益完全是来自他人的努力”。因此,金钱投资、共同事业、收益预期和完全来自他人的努力共同构成了 Howey 检验标准中的四大要素。在此基础上,此后美国法院的判例主要沿循两个方向发展。

第一,联邦最高法院在雷维斯案中,阐述了 Howey 检验标准中四要素的结构问题,即采用“家族相似标准”来检验涉案金融工具是否属于证券的问题。具体而言,家族相似标准一方面对 Howey 标准四要素的适用次序进行了逻辑分析,另一方面采用了更为灵活的权衡方法进行判断,即具体分析各项因素在不同案件事实结构中所具有的不同地位,进行不同的解释。雷维斯案所采用的家族相似标准,虽然没能给出一个简单而结论唯一的证券概念标准,实际上采用了类型化标准进行判断,但在学者看来,这种做法“在界定证券范围时,存在着大量的临界状态,基于类型模式的丰富性,法院可以考虑更多因素;由于不是刻板地如概念模式中涵摄那样要求全部要素必须满足,类型模式可以将各种狡猾的融资计划纳入证券监管的视野,权衡方法使证券法律更能应对金融创新给保护投资者这一证券法的根本宗旨带来研究挑战”。[17]当然,从根本上讲,雷维斯案中采用的家族相似 标准虽然比 Howey 标准更为宽松和灵活,但总体上两者仍然大致相同。[18]

第二,尽管 Howey 标准四要素中的每一项在后续案件适用中都存在争议或细节上的发展,但在“完全来自他人的努力”这一因素上的演变是最为突出的。如果完全按照字面解释,证券的概念将完全排除投资者自身的努力,这不仅可预见地使 Howey 标准适用范围大大减小,而且在如何界定投资者努力和他人努力方面也存在着不确定性。为此,美国法院一方面试图将“完全来自他人的努力”扩张解释为“主要依赖他人的努力”,将其转换为“投资者以外的其他人所作的努力是否具有无可争议的重要性,即影响到企业成败的必要的管理方面的努力”的判断。[19]司法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何种情形或程度属于“主要”,依然具有一定的主观判断性质。另一方面,界定“完全来自他人的努力”因素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还被转换为界定“被动投资者”的问题,即可以从利润来源来区分,也可以从交易构建的主动权安排来区分。[20]尽管对被动投资或者他人努力的重要性观点仍然还存在一定的争论,但该因素揭示了证券的重大本质及其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根本原因:投资者在交易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而证券发行者获取投资者资金进行经营,事关投资者的重大财产利益,因此证券发行者的资质、诚信状态以及对投资行为监控就成为必要且关键的法律监管环节。

美国法上对投资合同概念的延伸后,将投资合同纳入证券范围,对其进行发行和交易监管,唯一理由就是保护投资者,因为证券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严重信息及能力不对称。通常情况下,投资者通过签订合同,将金钱投资于证券发行人所声称的事业时,其仅依赖他人的经营管理获取收益,而无实质性了解、控制投资事业的渠道。在此情况下,一个公正的第三方监督(通常为政府监管)就成为必要。证券监管部门将此类投资合同,无论投资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实物、票据或是其他,纳入证券范围,要求其进行登记、进行信息披露等,将有利于投资者了解自身所投资的事业,进而对投资做出理性判断,以保障其权益。这种做法完全符合 1929 年美国联邦《证券法》制定之初所采用的规制思路,即抛弃“价值规制”方案而采用罗斯福倡导的“信息披露管制”方案。当然,在例外情况下,如果投资者具有相应能力识别、控制投资事业,则可能排除将其作为证券投资者进行特殊保护的必要,例如:投资者具有投资经验,或者与证券发行人具有特殊关系、或者有财产能力聘请专业人士帮助,则其能够自己解决信息能力不足的问题,就不存在法律将投资合同纳入证券进行管制的必要。因此,在立法或者案件适用中,将诸如机构投资者、小范围私募的“投资合同”投资者等,排除在证券法适用保护之外,也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

五、扩大“证券”概念的应用

美国证券法中投资合同的概念及其规制,其核心思想是:投资者使用金钱投资于标准化(或证券化)的资产,并主要依赖他人管理或努力而获取收益,其交易客体应当纳入证券发行与交易的监管范围,以保护投资者权益。这为我国目前经济金融领域的诸多法律问题提供了规制的新思路。

首先,实质证券概念及判断方法的引入,可有效适用于我国各类交易所交易对象的定性及适用规则方面的问题。近年来,伴随我国经济发展和市场交易活跃,各地出现了大量产权交易、文化艺术品交易和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等类型的产权交易所。在现有法律规范不甚明确、地方政府利益驱动、各类产权交易所为拓展市场而相互竞争的情况下,为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社会秩序,国务院于 2011 年 11 月《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中规定的至关重要的清理整顿措施包括“除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任何交易场所均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 5 个交易日;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 200 人”。上述整顿措施实质上排除了财产权益证券化发行和交易的可能性,这在“交易所乱象”的背景下确实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但是,从《决定》本身而言,一方面并未彻底排除交易所设立的可能性,规定对今后“凡使用‘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除经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的外,必须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前,应征求联席会议意见”;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资产证券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合理化发展也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就不单纯是严厉地禁止,而应当是从制度设计角度考虑对其进行法律规制。从本质考虑,进入交易所交易的对象,无论其是实物资产、艺术品或文化产品,都具有两方面的特征:第一,交易对象的标准化,即将交易对象的价值进行份额分割,以便于发行和交易,同时,资产标准化交易必然引发投资交易的公众性特点;第二,投资者寄望于投资对象升值而获益,而投资对象的升值往往并不主要决定于投资者个体的本身努力或控制。这些特征符合前述关于投资合同的特征,如果采用引导而非禁止的思路来解决问题,就有必要将其纳入广义证券概念范畴,在此类商品份额或财产权益交易过程中,确立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地位,并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对份额发行与交易进行审批、登记、信息披露或遏制恶意炒作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其次,投资合同的概念也可运用于对企业通过系列合同安排向公众进行融资行为的定性及法律规制方面。按照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贷款通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贷款作为一项金融业务,贷款人必须是经银行业监管部门批准,持有《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或《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并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主体;非金融机构的企业之间擅自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由银行业监管部门进行处罚。实践中,无法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的各类企业或公司,为解决经营所需资金而采用各种方法,其中一类为:集资方企业首先通过销售某种产品获取相对方资金,同时由相对方选择与集资企业签订附加合同,构造另一项交易将先前集资款项及收益进行返还。目前我国对此类交易行为大都采取严格禁止的态度,通常按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进行处理。然而,从企业的实际需求考虑,一定程度地开放企业资金借贷渠道,似乎又获得部分学者与民众的赞同,问题的关键还是政策制定者对民间金融开放的态度。笔者认为,目前我国严格禁止企业借贷的规定并不妥当,从国外立法看,鲜有禁止企业借款的立法例;从我国需求看,中小企业发展和民间资本投资渠道拓宽也要求适度放开企业资金借贷领域;从我国法律看,尽管金融法限制企业借贷资金,但《公司法》第 149 条有“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表述,实际上也承认了公司的借贷能力。因此,开放企业向非金融机构的组织或个人借贷的渠道,可以作为立法发展的一个方向。当然,如果承认企业向非金融机构或个人融资的合法性,则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防范金融风险、防止社会不稳定因素,关注的视角可以转向“投资合同”的概念及法制。通常在上述方式的企业借贷融资方案中,集资方企业通过标准化合同关系获取资金,并在合同中许诺给对方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回报;集资方发售标准化合同数量较大,具有公众发售的典型特征;资金提供方主要不依靠自身努力来获得承诺的回报,其对集资企业资金使用及其投资事业也缺乏了解和控制能力。基于经验案例考察,这种融资方案的主要风险来源于:第一,集资企业存在明显欺诈,如亿霖集团非法经营案中声称购买林地的资金主要被用于挥霍和私分;第二,企 业投资项目收益不足以支撑其经营成本与许诺回报的总和,导致投资事业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实践中出现风险的企业集资案件往往采用发展下线获取收益(这往往被认为是传销)、以新贷换旧债的滚雪球方式等进行融资。如果将此类投资合同关系纳入证券监管的范畴,要求其构成公开发行之前进行相关登记,至少可以解决上述集资企业明显欺诈以及投资事业明显不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情形,达到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目的。当然,要求上述融资交易纳入证券监管的登记及披露等管理,需要进一步提升监管机构的行政能力与效率。

此外,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目标之一是构建包括场内交易市场和规范的场外交易市场在内的多层次市场体系。场外市场交易以未上市的公司股票或债券为主,但也不排除出现非典型性证券交易的情况。同时,未来我国也必将逐渐开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交易,以发挥其在转移风险和价格发现方面的基本经济功能,促进金融市场稳定发展、资源合理配置及资金有效流动。伴随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壮大,未来我国必然会出现诸多金融衍生产品类投资理财产品。按照学者的分类概括,法律意义上的金融衍生工具按照是否标准化区分为标准化衍生工具和非标准化衍生工具;对标准化衍生工具是否证券化又分为发行类衍生工具和非发行类衍生工具。[21]无论对金融衍生工具法律规制的立法模式如何,必然需要借助扩大化的证券概念涵盖金融衍生工具,以使其发行交易纳入证券监管的范围。尽管上述场外交易市场、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准入制度应当建立严格的“合格投资者”标准,[22]但不排除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隐瞒风险等方式,将具有(或隐藏)一定衍生易在内的金融产品直接销售给普通公众,则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领域也必然涉及对金钱投资商品的定性与法律管辖归属问题。如果我国立法上仍然抱守狭义证券概念,就会发生金融监管机构对诸多金融理财产品定性不明、监管职责不分、损害金融消费者利益、最终损害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情形。

与此相关的一项问题是,我国立法上是否需要将现行的《证券法》修改或“升级”为金融服务法或金融商品交易法?有不少学者提出“应在修改或废除现有的银行法、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法、投资基金法的基础上,制订一部综合的《金融服务法》或《金融商品发行和交易法》”。[23]笔者认为,在综合考虑立法、体制改革和民众接受程度等各项成本的基础上,一步跨越式地进入统一金融商品交易法在中国是有现实困难的。当然,如果固守现有狭义的证券概念,也是不足以满足实践需求的。因此,可行的道路是,在现有证券法制中适当扩张证券概念,引入实质性证券判断的标准,将符合证券属性的金融商品交易纳入证券发行与交易监管法制轨道,以解决当务之急,并为进一步金融统一积蓄可能性。

六、代结语:监管机关的权力

承认中国《证券法》中“证券”概念需要引入实质性判断标准以扩展其适用范围,必然要涉及“认定交易关系的证券属性”的权力安排问题。换言之,还需要考虑现有《证券法》采用“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方式是否妥贴的问题。

首先,必须要承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其他发达国家的实践看,现代国家的权利安排已从“权力分立、相互制衡”的分权模式日益发展为“行政中心主义”模式。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从“麦迪逊观点”向“施密特观点”的转变,即认为受政治条件限制,包括公众对迅速行动的需求、大量不确定性以及明智的立法者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和认为在此情况下别无选择而只能将控制权力交给行政者以期望事情好转等因素影响,使得在现代行政国中,实际上不可避免地使立法者、法官和公众将处理这种严重危机的最终权力授予给行政部门。[24]中国向来具有以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传统,行政中心主义的特点更为明显。事实上很难预见,在扩大证券概念及使用范围的努力上,相对谦抑的中国司法部门会在具体案件适用中突破现有法律规定而扩张解释证券的种类。

其次,如果由行政部门主导对证券概念的扩张解释,则由国务院,或是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抑或是中国证监会负责,也有差异。尽管由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负责认定证券范围具有权威性,但该方案可能在灵活性和专业性方面有所欠缺;实际上,国务院在《证券法》修改后也未曾作出过认定。如果采用第二种方案,立法规定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一个可能的后果是除中国证监会外还有其他部委也对证券监管有权力,则其是否能够做出证券种类认定存在疑问。“在国务院系统中有若干个部门对证券活动具有监督管理权力,但并不意味着这些部门对证券市场活动都要承担责任。例如,财政部、过去的国家计委和国资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甚至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税务总局、环保局等。它们对证券监管有部分权力,但并不承担直接的责任”。[25]这种职责、权力与责任不匹配的情况,必然会发生激励机制错位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最为妥当的办法是通过立法直接将证券认定的权力赋予中国证监会,由证监会对纳入证券范围的资本运作活动行使监管权。同时,证监会也应该承担与其权力相适应的职责与责任,因疏忽、懈怠而疏于定界、解释资本运作活动是否为发行证券并为监管的情况,也需要运用科学的问责机制来确定监管机构、领导及具体工作人员的责任。[26]也唯有此,才最有希望在实践层面拓展中国证券法中的证券概念。

注释:

[1]参见姚海放:《经济法主体理论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01-209 页。类似的观点也可参见陈斌彬:《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述评——多边监管抑或统一监管》,《法商研究》2010 年第 3 期。

[2]、[3]参见李飞:《关于如何确定证券法的调整范围问题》,《中国法学》1999 年第 2 期。

[4]参见吴志攀:《〈证券法〉适用范围的反思与展望》,《法商研究》2003 年第 6 期。

[5]叶林:《证券法》(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 页。

[6]李晓波:《论我国〈证券法〉上“证券”概念的扩大》,《中国商界》2009 年第 8 期。

[7]、[8]参见朱羿锟:《商法学——原理?图解?实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18-419 页,第 415 页。

[9]328 U.S. 293,66 S. Ct. 1100,90 L. Ed. 1244(1946).

[10]494 U.S. 56,110 S. Ct. 945(1990).

[11]朱锦清:《这些果园是证券——兼评〈经济日报〉“庄园主”一文》,《法学家》2000 年第 2 期。

[12]以下内容参见郭雳:《美国证券私募发行法律问题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29 页。

[13]参见叶林:《证券法》(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13 页;廖大颖:《开发新金融产品与修正证券交易法》,载廖大颖:《证券市场与股份制度论》,台北元照出版公司 1999 年版,第 159-160 页。

[14]参见[日]河本一郎、大武泰南:《证券交易法概论》(第四版),侯水平译,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1-37 页。

[15]参见杨东:《论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法学家》2009 年第 2 期。

[16]328 U.S. 293,66 S. Ct. 1100,90 L. Ed. 1244(1946).

[17]于莹、潘林:《概念抑或类型——雷维斯案界分本票与证券的启示》,《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 期。

[18]See Steinberg,Notes as Securities:Reves and Its Implication,51 Ohio State L. J. 675(1990).转引自郭雳:《美国证券私募发行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 页。

[19]SEC v. Glenn W. Turner Enters.,Inc.,474 F.2d,482;SEC v. Koscot Interplanetary,Inc.,497 F 2d,483.转引自[美]莱瑞?D?索德奎斯特:《美国证券法解读》,胡轩之、张云辉译,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9 页。

[20]参见彭冰[文秘站:]:《非法集资行为的界定》,《法学家》2011 年第 6 期。

[21]刘哲昕、刘伟:《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解释》,《法学》2006 年第 3 期。

[22]参见熊玉莲:《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风险及其监管的国际比较》,《政治与法律》2006 年第 3 期。

[23]郭锋:《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与监管改革》,载郭锋主编:《金融服务法评论》(第一卷),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

金融工程的概念例6

[1]　方梦之.英语科技文体:范式与应用[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金融工程的概念例7

1.　研究的背景

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浪潮中，金融工程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应运而生。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金融工程在世界金融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世界金融业发生了全面的改观。近10多年来，中国金融业走过了由依附发展和金融压制到逐渐形成金融体系和加快金融深化的过程，这无疑得益于中国的后发优势。由于发展金融工程可能是中国实现金融赶超甚至经济赶超的重大机遇，这种独特的战略位置要求中国必须将金融工程的发展提到应有的独特地位。因此，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大、我国经济、金融将面临全球化挑战的关键时刻，探讨金融工程在我国的发展及应用具有积极的意义。

2.　金融工具的分类

金融工程要想解决实际的金融问题，必须使用一套工具。马歇尔和班塞尔将金融工具分为概念性的和实体性的两大类。

（1）概念性工具包括使金融学科成为正式学科的那些思想和概念。概念性工具包括估值理论、证券组合理论、套期保值理论、会计关系、以及各种不同企业的税收待遇等。概念性工具是金融工程的灵魂，在概念性工具的指导下，金融工程师进行不断创新，从而使金融工程思想得到具体的应用。

（2）实体性工具包括那些可被组合起来实现某一特定目的的金融工具和手段。从一个很宽的层面看，这些金融工具包括固定收益证券、权益证券、期货、期权、互换协议，以及由这些基本工具所形成的许许多多变形。金融手段则包括了如电子证券交易、证券的公开发行和私募、存架登记，以及电子资金转移等新事物。

3.　金融工具在我国的发展及应用分析

金融工程工具是一个相当广泛的范畴。可以说任何形式的金融产品都可以成为金融工程的工具。从直观的现金工具，如商业票据、同行拆借、货币、借贷，到资本市场中的工具，如股票、国债、国库券，再到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如大家所熟悉的“四期”：远期、掉期（互换）、期货、期权，甚至连贵金属和固定资产都可以作为有效的工具为金融工程解决问题服务。而从狭义的角度讲，金融工程工具主要为“四期”，以及在它们基础上发展形成的衍生金融工具。

（1）我国多将货币期货称为外汇期货。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中国外汇管制的放松，一些未经政府批准的外汇期货经纪公司应运而生。这些公司在沿海沿江城市从事所谓“外盘”买卖，即帮助国内客户在境外市场进行交易，交易多以非标准的外汇期货—外汇按金交易形式出现。保证金比率由1%一20%不等。由于大多数期货公司不具备境外市场操作资格，或根本就没有连通国际市场，只在内部“对冲”、“对赌”，搞“黑箱操作”，同时也大量存在隐瞒交易、收取高额手续费等蒙骗坑害顾客权益，将资金大量汇出境外等现象。

1993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下令在当年6月底前封掉一切非法外汇期货交易机构。但为了方便国内企业保值和调剂外汇头寸，1992年7月，上海外汇调剂中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外汇期货市场。深圳外汇经纪中心后经批准，深圳外汇经纪中心正式成为中国第一家开办代客外汇按金买卖业务的金融机构，保证金比率为5%。1998年起，中国银行开始办理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2）股票指数期货

中国股市发展不久，海南证券交易中心便在1993年3月推出了深圳股票指数期货。交易标的物有6个（交割时间3个乘以股票指数2个），并依照国际惯例建立保证金等各项制度。有关方面认为当时开展股指期货交易会加大市场的投机性，不利于培养股民的投资意识和股市的健康发展，故于1993年9月底全部平仓停止交易。近几年，国内理论界一直有人呼吁要开办股票指数期货，不少论著甚至设计出了中国股票指数期货的运作机制。

（3）可转换债券和认股权证

可转换债券和认股权证属于股票期权的两个变种。可转换债券是股份公司发行债券或优先股时，规定其具有转换特性，持有者在债券有效期间可以选择按规定获得应有的债券利息（如为可转换优先股，则为优先股息），或者按规定将之转换成发行机构的普通股票。认股权证允许持有者按一定价格（认购价格）在一定时期内购买一定数量的股票。认股权证和一般期权一样，其时间价值是随剩余有效期的缩短而递减的，其内涵价值则随股票市价与权证认购价格的变化而变化。中国过去发售的新股认购中签表就属于这种权证。

（4）国债期货

国债期货是一种利率期货。中国国债期货交易最早于1992年12月由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当时针对市场上流通的国库券设计了12个品种的期货合约。但由于当时国债期货市场尚不发达，证券金融秩序比较混乱，投资者对这一新兴投资工具难以理解，所以只在20多个会员中内部交易，而实际交易的却只有万国证券等5家会员。伴随国债市场发展和金融环境的改善，上海证交所对国债交易运作机制、合约设计等进行了较大修改，并于1993年10月25日正式向社会范围内推广。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国债期货的功用与交易方法逐渐为广大投资者所认识和利用。成交量开始猛增，由日成交量不足亿元的小市场发展到1995年初日成交超千亿元的庞大市场。

金融工程的概念例8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1-000-01

前言

普遍来说，资产概念理解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致性的变动关系，对于这一性质有关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做出了阐述。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都处于比较高的发展水平，然而，企业资产管理却不那么乐观，这就成为了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由此可见，资产概念和企业发展之间关系系统的分析和梳理，对于改善企业状况，协调企业资金管理与企业经济发展二者之间关系，从而将国民经济水平提高等方面来说都将是非常具有实际的意义。作为企业生存之本，资产的管理在某些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企业乃至国家在某一时间段内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以及基本生存状态，成为了企业改善发展现状的基本途径和基本前提，而对于企业来说，资产概念的理解程度就成为了影响企业进步最为深远和直接的因素，对资产概念进行回顾和思考也变得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资产概念的回顾

（一）当前主流的资产概念及其面临的挑战

资产的概念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也因此，人们经常会对其实质产生模糊甚至是错误的理解。例如：将资产等同于未被消耗的成本，将资产等同于房子、车等物件，将资产等同于资金的使用等方面，现今的人们大概将资产分成了两个主流概念，一种是经济资源观，一种是未来经济利益观[1]。但在实际生产与生活中，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前提下，这两种概念的适用性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主要归纳了三个以下方面的挑战：

1.金融方面的挑战

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进步，企业资产逐渐的对衍生金融工具开始有了涵盖，普遍的说，衍生金融工具指的是其价值派生与原生市场（也叫现货市场）工具的金融合约，其包含着相当繁多的经济体交易种类，例如互换交易、期货交易以及期权交易和远期交易等，这些交易都建立在实物交易的基础上，但并不涉及真正的实物交易，只是一种合约形态存在的金融工具而已，也可以认为其是在交易过程中一种权利的象征，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资产的经济资源观并无法将其归入其中[2]。

2.时代的挑战

由于现今的社会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员工逐渐成为了决定企业价值的主要因素，在企业未来的持续发展中都要依靠员工的工作能力以及创新能力。一旦根据经济资源观来看，人力资源必然可以算作企业的资产，但由于企业内部人员个人的本领和工作能力的不同，令企业和机构不能将其功用做到全面的控制和拥有，只能保证在某一时间段对员工的劳动能力进行权力控制，因为能够给企业带来最大利益的是员工的部分本领和能力，所以通过经济资源观来将人力资源作为企业的资产也是不合乎常理的[3]。

3.未来经济的挑战

随着全球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逐渐的将全球经济体系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在未来的经济体系中，未来经济利益观不能揭示资产的本质，因为未来经济利益只是资产发挥作用后产生的结果，并不能代表资产的本质，若用资产的作用或者作用结果来诠释资产的概念，在逻辑上是不合理的。

二、资产概念的思考

我国曾经出台关于资产的新定义政策可谓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仍然有着一定程度的不妥之处。第一方面就是资产的法律特征方面的问题。资源作为特定的资产，与特定的主体存在着一定的权利关系，这也是资产概念中的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回顾对资产概念的传统定义可以看出，其定义均为对资产的控制或拥有。而本文的观点认为，若是将资产理解为促进企业效益的根源的话，则完全是对资源的“控制”。“控制”和“拥有”之间看似有着重复定义的嫌疑，实则企业的资产和是否拥有该资产所有权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4]。另一方面来说，企业的资产不是来源于所有者就是来源于债权人，而企业并不存在拥有所有者和债权人的资产所有权，国际会计准则中有着与此观点相一致的资产定义，但是资产的概念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时刻变化的，所以这一准则也存在着相当的遗漏。

由于时代的改变导致了在不同时代对资产的理解概念都不尽相同，每个时代都根据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约束以及人们认识的出发点差异，形成了对资产的不同定义。但总的来说，人们对于资产概念的认知上面内容逐渐变得越来越科学，也在某些程度上将资产的界定范畴确定下来，虽然关于资产的概念现今还存在一些不一致的意见，但普遍都强调了“经济利益的流入”这一资产的本质特征。对于资产概念的思考不能急于一时，它是过去加上现在以及未来资产理解的归纳，将会在不断地总结过程中逐渐的被完善。

三、结论

通过本文对资产概念的回顾和思考，显示出资产概念清晰化是企业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树立正确的资产概念，企业发展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但一定的资产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经济体所带来的作用都会相应的有很多不同之处，甚至存在着很大差异，这完全取决于资产概念的理解方式和理解程度的不同。由于我国正处在结构调整加速和经济转型的特殊阶段，对于资产概念的理解也只能说是存在于表层意义上，但是我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却对资产概念的诠释就显得更为详细和广泛。

参考文献：

[1]葛家澍.关于财务会计几个基本概念的思考―兼论商誉与衍生金融工具确认预计量[J].财会通讯，2011（1）：45-47.

金融工程的概念例9

互联网技术以其广泛的适用性和强大的渗透力，为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提供了技术支撑和运作平台。在互联网技术进步和产业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一种新型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应运而生。互联网金融集中了互联网和金融业的优势和特点，具有明显的产业融合特征。

二、互联网金融的产业融合特征分析

（一）互联网金融的产业概念特征

“产业（industry）”是经济学和管理学中最常用的概念，也是使用最模糊的概念之一，通常与“行业”、“产业领域”等概念混同在一起。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产业概念内涵也在不断变迁，学术界对产业的定义研究也不断深入。

古典经济学家在讨论分工时，用行业的概念描述产业分工。如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各行业之所以分立，似乎也是由于分工有这种好处。一个国家的产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增进程度如果是极高的，则其各种行业的分工一般也都达到极高的程度”。贝恩、波特等人从产业组织理论和战略管理等理论出发，将产业定义为“生产同类或相互间具有密切替代关系产品、服务的企业集合”。这种产业定义曾被广泛接受，成为美国标准产业分类系统（SIG）进行产业分类的前提和基础。但这种产业分类方法是基于对现有产品和过去产品替代性考虑的静态产业定义。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产业形态的演变，这种定义的科学性越来越遭到质疑。默雷和阿布雷汉森（Murray&Abrahamson，1997）从产业演化的动态角度将“产业”定义为“一组具有相同组织形式的企业，即用类似的投入和生产技术，生产类似产品或者类似消费者服务的具有相同组织形式的一系列企业”。塞普勒（J.L.Sampler，1998）将“产业”定义为“拥有足够的关于同一市场关键信息的企业群”，他认为信息时代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产业的竞争特征，企业对消费群体拥有的信息已成为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梅里和菲利普（K.A.Munir&Phillips，2002）建议用“活动网络”（activity network）的概念来替代“产业”，并将“活动网络”定义为“直接或间接致力于塑造或执行一项特定活动的一组企业”{1}。由此可见，关于产业的概念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从产业边界明晰确定的静态定义，向动态的产业边界观转变。特别是塞普勒关于“关键信息”企业群、梅里和菲利普（K.A.Munir&Phillips，2002）“活动网络”对产业的界定，反映了信息时代企业面临的动态化竞争环境，对于分析产业融合背景下的互联网金融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从塞普勒的定义出发，互联网金融业所依赖的战略资源就是海量的客户和市场信息，通过社交网络生成和传播信息，通过搜索引擎组织、排序和检索信息，通过云计算处理信息，最终形成连续、动态变化的关于市场和客户的信息序列。因此互联网金融业不同于传统静态定义下的“产业”概念，既不等同于互联网信息服务业，也不等同于传统的金融业，而是由“关于同一市场关键信息的企业群”组成的新型产业业态。从“活动网络”（activity network）的概念出发，互联网金融业是围绕借贷关系和资金融通这一“特定活动”而关联的一组企业，包括金融企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电子商务企业、个人、独立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不同领域的企业尽管采用不同的商业模式参与其中，但围绕的是共同的“中心活动”。

因此，从产业的概念特征上看，互联网金融业具有不同于传统静态产业定义下的金融业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业的特征，具有动态产业定义下的产业特征，具有明显的“市场关键信息”和“活动网络”指向，是产业融合背景下产生的新型产业形态。

（二）互联网金融的产业边界特征

金融工程的概念例10

一、金融宏观审慎管理背景、概念及在我国的进展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形成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深化以后，并将其用来作为讨论危机的原因之一。2009年年初，国际清算银行（BIS）提出用宏观审慎性的概念来概括导致危机中“大而不能倒”、顺周期性、监管不足、标准不高等问题。此概念开始并不是太流行，但后来慢慢为大家所接受，并逐步被二十国集团（G20）及其他国际组织所采用。在G20匹兹堡峰会上，最终形成的会议文件及其附件中开始正式引用“宏观审慎管理”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提法。在G20首尔峰会上，进一步形成了宏观审慎管理的基础性框架，包括最主要的监管以及宏观政策方面的内容，并得到G20峰会批准，要求G20各成员国落实执行。中国作为G20的重要成员，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形成的决议文件中，明确提出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同时在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要求。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框架，其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其主要特征是建立更强的、体现逆周期性的政策体系，主要内容包括对银行的资本要求、流动性要求、杠杆率要求、拨备规则，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特别要求，会计标准，衍生产品交易与集中清算，以及信用评级、银行业务模式和“影子银行”等等。

就目前而言，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人民银行正在研究加强系统性风险防范、构建逆周期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有关工作，重点是建立逆周期信贷调控机制和强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宏观审慎管理。作为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在总行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下，深入学习领会有关金融宏观审慎管理的理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找准切入点，积极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和运用。

二、准确理解金融宏观审慎管理的内涵和实践意义

（一）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是过程管理而非单纯的结果追求。理论层面已经对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作了初步的概况和归纳，并在不断的总结和完善过程中。宏观审慎强调系统性和风险防控，所以它只能通过过程管理去实现终极目标，没有扎实的过程监督、风险提示、预警和防控机制，最终的结果也很难确保理想。另一方面，如果只追求结果而对过程重视不够，由于宏观审慎管理效果的评估滞后性，其结果往往可能表现“良好”，而其中的风险也许正在积聚甚至一触即发，所以必须强调过程管理。

（二）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是系统管理而非单纯的功能监管。从我国的金融管理体制看，到目前仍然实现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对金融机构的微观监管或者说微观审慎管理的职责很明确。但具体到整个金融体系或者系统性金融管理，《中国人民银行法》的定位和表述已经很清楚，央行应承担更多的职责和具体工作。人民银行作为宏观审慎管理的具体推动者和实施者，必须以系统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健全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识别、判断、分类、计量和处置机制，这样才有可能及时有效地避免整个金融体系或较大区域金融风险的积聚、爆发和蔓延。功能监管无论从口径、手段还是具体的方式方法和操作工具看，其都有很强的边界范围，但系统性风险往往“无的放矢”，所以它的要求更高、任务更重，客观上要求实施者必须保持不间断的警觉。

（三）金融宏观审慎管理离不开微观层面的技术支撑。由于我国的金融管理体制还在不断的改革完善过程中，金融活动仍在深化当中，加之区域经济发展的较大差异，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在深入研究领会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基本理念的条件下，在区域层面做出最积极最努力的探索和实践，包括在技术层面对管理手段的探寻，等等。换句话说，还没有统一的工具服务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只能在大的政策框架下，探索适合区域经济金融运行特征的具体宏观审慎管理方式方法，这样才能有效应对各类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从而推动金融稳定工作的细化和深化。

（四）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是后危机时代金融管理的主流趋向。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对危机产生的原因众说纷纭，但在金融监管层面的共识还是取得了较大共识，那就是必须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推动构建逆周期的政策框架体系。我国也在这方面做了具体的部署和推动，作为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也必须在金融宏观管理理念更新、手段创新和步伐跟进上做出实实在在的举措。尤其在民间融资和金融行为活跃的地区，探索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很有意义、很有必要，人民银行要做的工作很多、内容很丰富，加之实践对象相对全面，还能在培育人才、锻炼队伍和扩大影响等诸多领域和方面产生积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