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教育例1

现代文化产业的兴起，源于上世纪末工业发达国家对创意产业这一新理念的发现，是当今世界创新型“知识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其思想认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应该是由文化、思想、知识、技能和人的创意构成。强调文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推崇创新和个人的创造力。

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对于提升扬州市产业总体结构水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数字艺术是现代文化产业的核心部分，被称为“引擎产业”。从现实的层面看，已经成为现代文化产业发展和选择的背景与必要条件，是一个具有实践性的、可开掘、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本研究课题从发展扬州市现代文化生产力，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着眼，探讨运用现代创新教育理念，建立以数字艺术教育为中心的综合型、开放型和具有扬州特色的，产、学、研结合的、创新艺术教育体系，形成高校数字艺术教育与扬州市现代文化产业和谐发展的格局，并使高校成为发展扬州市现代文化产业的信息中心与科研、思想、生产和人才培养的教育基地。

1数字艺术教育与发展城市现代文化生产力的关系

高校数字艺术教育肩负着服务区域经济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任。发展方向和办学规模必须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规模相适应，与城市发展现代文化生产力的总体战略规划相适应。必须树立以发展推动现代经济生产力为宗旨，以学生为根本的观念，有针对性的调整、设置专业和确定办学规模，积极推行教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同时必须重视学生在校内学习知识与实际工作的一致性，加强培养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竞争能力。

作为扬州市高校数字艺术教育者，应认清形势，努力抓住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利用自身信息资源、知识资源与教育资源的优势，开拓进取，做推动城市现代文化生产力进步的促进者。要研究数字艺术教育在推动扬州城市现代文化生产力进步中的功能和作用，寻求与现代文化力融合的切人点。扬州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现代文化生产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发展资源。在新的形势下高校数字艺术教育要融合到创造和发展扬州城市现代文化生产力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去，投人到以传播中华文化、扬州文化与扬州经济建设成果的实践中去，为打造扬州城市文化与经济品牌、创造具有扬州地方特色的现代文化生产力作出积极贡献。

2数字艺术教育与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整合关系

悠久的历史造就了一方文化，扬州以其独有的文化和经济魅力，被世人称为“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地方”。自古以来一直是世人憧憬向往的地方，是吸引历代文人墨客竞相为之吟咏赞颂和流连往返的仙境。

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将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处理，是将历史文化遗产转换为经济资源的先决条件，是现代文化产业生产的关键环节。发挥数字艺术虚拟现实的特有功能，逼真的重现已经逝去的历史风貌和重大历史事件，在发掘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社会、经济、科研和军事等方面的巨大价值和影响程度也是不可估量的。

随着全球知识经济的发展，某些工业发达国家的现代文化产业已形成国际化大生产形态，出于贪婪的商业目的，大规模的将各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处理，呈现出强烈的国际扩张趋势。他们依仗资本和技术的垄断优势，对发展中国家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掠夺性商业开发，甚至大肆加以恶作剧式的歪曲、丑化与糟蹋，这完全是赤裸裸的的文化侵略行为。我国高校数字艺术教育应该发挥自身知识优势和人才优势，在保护祖先留下的中华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发挥主力的作用。

高校应建立以数字艺术教育与其它学科的教育资源相结合的模式，开展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方面的科研、抢救开发和保护工作，促进高校数字艺术教育资源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整合，形成产、学、研结合的创新教育模式。

3数字艺术教育与数字艺术设计的关系

进人21世纪信息化时代，计算机技术与数字化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催生了数字艺术这一学科的诞生。使数字艺术教育与艺术设计的学科领域的研究对象、服务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艺术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艺术教育与设计思维方式及学科的形态。由原来的“美术”加“工艺”教育，发展成为一个以艺术为核心，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融合的，综合性的教育与产业相结合的新领域。建立了独特的多维艺术表现空间与多元化的设计语言表现形式。

数字化艺术特有的虚拟化与多媒体人机交互功能，使艺术设计与展示由静态化转向运动化，由单向交流转向双向或多向交流，由物质层面转向精神层面。数字化的虚拟设计，成为与传统物质设计相对应的另一非物质设计形态，由此引发了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的升级转型运动。纵观文化娱乐、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游戏软件、唱片、书籍、旅游、教育、以及网络和计算机服务等第三产业中一切可制造的元素，其主要动力就是数字艺术教育和数字艺术设计。

现代艺术教育理念认为，艺术与设计的要素主要有四个方面:审美、结构、材料和科学技术，但它的核心要素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的艺术创新思维。诚然，数字化艺术与数字化艺术设计，极大的推动了人类社会艺术发展的革命，使当今人类社会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得到空前发展，是得益于计算机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出现。但是，必须清醒认识到，任何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出现都是人类手与足的延伸，是人类思想的成果，绝不可能取代人类大脑进行艺术的、审美的创新思维活动。只有具备良好的艺术天赋与素养，熟练的工艺技巧的人，拥有艺术想象力和艺术创意思维，才是贯穿人类艺术历史发展的真正灵魂和动力。

4数字艺术教育与发展现代文化产业的关系

党中央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文化也是生产力”的概念，并在“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文化产业”这个概念，确定了文化产业在今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数字艺术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媒体形式，越来越显现出对文化资源和产业资源的整合作用。大力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利用数字艺术对文化资源与其它二、三产业的融合与整合，促进现代文化产业链的形成与延伸，将对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与产业总体结构水平，提升我国在国际化产业组群的态势起到重要作用。对促进扬州市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形成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原创动力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从国际上看，全球现代文化产业正酝酿着新一轮更大的发展。在美国，新经济模式中文化的要素构成了创造经济的战略目标。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现代文化产业迅速崛起，形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特别是近几年美国和其它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在政府的支持倡导下，大学和科研机构启动了研究在本国中小城市与边远城市发展现代文化产业的课题计划，这个课题计划的实施与成功，对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将具有积极的先导性示范意义。

数字经济与教育例2

一、前言

关于文盲率的研究，国外学者Mamoru Ishikawa,Daniel Ryan（2002）运用全国成人扫盲调查数据，研究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分析识字率的影响因素，此外，该研究同时表明多数情况下教育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不同种族间人力资本与证书技能对教育的回归解释力有差异，白人和黑人的年收入对教育的回报率差异较大[1]。Aparna Sundaram,Reeve Vanneman运用印度发展区数据库数据和似然估计技术中的自相关控制方法，采用空间扰动模型，对印度409个地区的研究得到了与人力资本视角不同的结论，认为对于妇女劳动参与率高的地区来说，相比男性的识字率女性识字率更低。原因是，妇女劳动参与率高的地区女童的劳动参与比例也高，高的工作比例压抑了识字和教育。结论认为，识字率上表现出的性别差异是妇女劳动参与不平等的社会表现[2]。Bryan Maddox在巴苏和福斯特（1998）的识字率家庭内部性研究基础上，借鉴孟加拉国的例子，阐述了识字率的外部性并将巴-福模型进行了扩展，指出了家庭内部分享和积累以及社会网络影响的重要性。此外，该文也对女性的识字率进行了研究，表明妇女识字率高低与性别不平等和合作冲突等因素有关[3]。

国内学者对识字率的研究有，邵岑等运用分因素贡献率的方法，针对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贵州省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出现上升的现象，对贵州省成人识字率变化作了研究。分析得出贵州省各个地市在总体文盲率升高过程中的贡献及部分性别因素的贡献程度，为日后的教育普及工作的改善提出新的视角和建议[4]。张强等将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作为因素之一，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素质进行了研究，得出蒙古族、朝鲜族人口素质相对较高，藏族、哈尼族的人口素质相对较差的结果[5]。徐映梅等运用回归分析研究了区域人力资本指标1990-2000年间的差异及其变化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其中识字率的影响因素较大，识字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仅次于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率，并且得出未来识字率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将逐步减弱的结论[6]。

二、辽宁省文盲率预测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一）、文盲率影响因素分析

对文盲人口的影响因素较多并且相互影响。本文认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经济因素。经济因素主要涉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通常，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口文盲率相对较低，较为贫困的地区文盲人口数量较多。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一方面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用于科普、教育的资金能够满足民众基本需求；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可用于精神消费的资金相对充足；再者，产业格局相对现代化，对人口教育水平要求较高。第二，文化因素，中国的教育模式呈现阶梯式，高等教育是建立在基础教育之上的。只有通过基础教育的层层选拔才能成为教育阶梯的“金子塔尖”，大学生的比例综合反映了基础教育水平、教育投入等情况。此外，相对发达的地区有一定文化氛围，社会重视教育，使得辍学率较低。第三，政策因素。体制与政策为教育提供环境支持。如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九年义务教育实施方案等。

综上，本文选取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和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作为建模的主要指标。

（二）、辽宁省文盲率预测模型的构建

数据的主要来源为辽宁省人口统计年鉴， 2004-2009辽宁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常用数据手册，辽宁各年统计公报等。参照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相关理论，综合辽宁省历年文盲人口数以及辽宁省文盲率的影响因素，拟建立的模型如下：

其中，为因变量，代表辽宁省文盲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为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

（三）、辽宁省文盲率预测模型的检验

通过表1可以看出，在参数显著性检验方面，调整后的样本决定系数为0.93，这说明样本回归函数值与样本观测值之间拟合程度较高；在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时，F检验统计量为67.49远大于3.68，表明上述两个指标的综合影响是显著的。通过检验。在经济意义检验方面，选取的指标的系数表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与文盲率正相关，城乡收入差异与文盲率呈反比。即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每上升1%，文盲率就会增长63.06%，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与文盲率呈负相关关系，即万人在校大学生每增加1人，文盲率就会下降0.043%。这与理论分析和现实经验判断相一致。

三、辽宁省2011-2050年文盲率预测

本文认为，辽宁省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将以平均每年1%的速度增长，主要由于税费改革使得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辽宁省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以每年0.01%的比例下降，这是由于我省产业调整促使产业升级，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和增加值都将逐步降低。辽宁省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将以年均3%的速度增长，原因可以归结为我省对人才的重视和教育的综合发展趋势。综合以上数据，可得到2011-2050年辽宁省文盲率的预测趋势图，如图1.1所示。

四、结论

2011年至2050年，随着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下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的上升以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的提高，辽宁省的文盲率将继续下降（至2%以下），这有利于辽宁省的经济社会向知识密集型发展。而随着人口素质的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将逐步升级，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和谐、平稳。

参考文献：

[1] Mamoru Ishikawa, Daniel Ryan. Schooling, basic skills and economic outcomes[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Volume 21, Issue 3, June 2002, Pages 231-243

[2]Bryan Maddox. WorldsApart? Ethnographic Reflections on “Effective Literacy” and Intrahousehold Externalities[J].World Development, Volume 35, Issue 3, March 2007, Pages 532-541

[3] Aparna Sundaram, Reeve Vanneman. Gender Differentials in Literacy in India: The Intriguing Relationship with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J].World Development, Volume 36, Issue 1, January 2008, Pages 128-143

[4] 邵岑，陆卫群.分因素贡献率在贵州省成人识字率中的应用.[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VOL.18

[5] 张强，孙爱珊，钱建明.用灰色关联分析评价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素质.[J]现代预防医学。2002，vol.29

[6] 徐映梅，叶峰.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计量分析.[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5,VOL.4

作者简介：姜照华（1964-），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创新与经济增长；

朱建美（1989-），女，河南信阳人，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创新与经济增长；

数字经济与教育例3

[作者简介]汪杰贵，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浙江大学行政管理学博士研究生。浙江杭州310027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5-0068-05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国呈现出东中西部发展不均衡的态势。相较于中、东部而言，西部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发展进程均较缓慢。为缩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社会协调发展，1999年6月，在西安宣布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伟大决策。自西部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但西部地区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解决在开发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和难题。其中人力资本不足是当前我国西部地区开发所急需解决的问题。

学习型组织理论是一门科学的人力资源开发理论，可以用学习型组织理论指导人力资源的开发工作。学习型社区是学习型组织一种典型模式，构建学习型社区是提高人力资源开发能力、实现社区发展目标的内在动力。笔者以为，构建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是开发西部人力资源重要途径之一。笔者拟从人力资源开发的途径为视角，结合数字化学习型社区特征，具体分析西部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构建对人力资源开发观念转变、对人力资源开发环境优化以及对西部地区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人力资源开发途径分析

人力资源是人类赖以发展的所有各种资源中的第一资源。人力资源的开发程度决定着社会的发展程度。梁裕楷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一书中对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开发概念做了经典界定。他在书中指出：人力资源是与自然资源或物力资源相对应的、以人的生命机体为载体的社会资源，是指在一定领域内人口所拥有的劳动能力(包括身体素质、智力、文化精神面貌)。人力资源开发，是以发掘、培养、发展和利用人力资源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有计划的活动和过程。它以人力资本投资为前提，包括人力资源的教育、培训、管理以及人才的发展、培养、使用与调剂等诸多环节，通过政策、法律、制度和科学方法的运用，提高人民的素质和能力，挖掘人的潜力，力求人尽其才、才尽所能，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人力资源开发理论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力资源开发理论开始传入我国。自我国引入人力资源开发理论，政府及各部门特别注重人力资源开发，把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作为一项兴国之策，并积极寻找高效的人力资源开发途径。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并对人力资源开发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笔者认为，人力资源开发途径具体包括转变人力资源开发观念、优化人力资源开发环境、发展教育等三个方面。

(一)转变人力资源开发观念

受传统重物轻人的人事制度管理影响，我国尤其是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着开发与管理的意识差、观念落后等问题。因此，树立新的人力资源开发理念非常必要。首先，树立人力资源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理念；其次，树立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是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理念；最后，树立“人才、人才资本、网络化管理、市场化、法制化等理念”。

(二)优化人力资源开发环境

人力资源开发的另一重要途径是优化人力资源开发环境，激励人才价值实现。人力资源环境优化应从三个方面出发：首先，优化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环境。“经济环境是人力资源整体开发的基础和依据。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的实际需求以及经济实力的许可程度，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力资源开发的状况。”其次，优化人力资源开发的政治环境。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人才培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提出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最后，优化人文环境，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创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文化环境。

(三)大力发展教育

发展教育是开发人力资源的根本途径。为使人力资源真正成为我国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必须适度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发展和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进而建立总量供给更加充足、结构更加合理、服务功能更加健全的以提高国民学习能力和劳动者就业能力为核心的全民教育体系。教育信息化和教育终身化将更高效、低成本、公平地为社会各领域提供多样化的人才。

二、数字化学习型社区与人力资源开发

(一)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概念界定

目前学界对数字化学习型社区的认识处于初步探讨阶段，但不乏关于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概念的经典界定。叶军、刘山泉在《数字化学习型社区市场化运作模式初探一“奥鹏学习中心”组建的基本设想》一文中指出，“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是在数字化学习港的基础上提出的，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是数字化学习港三层架构之一。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是指：以构建学习型社会为宗旨，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以既定行政区域下的各个社区为单位，建立的能够为广大社区居民提供便捷、多样化的教育服务、弹性化的学习时间以及订单式教育资源的学习型社区”。

罗新星、曾宇星在《构建数字化学习型社区的研究》一文中指出，“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是电子社区建设与学习型社区建设相结合的产物，通过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将社区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与每个社区居民的生活和工作紧密联结起来，做到使社区的管理者、教育培训的提供者与社区住户、居民之间可以适时地进行各种形式的信息交互与沟通。通过将互联网络和移动网络的结合，应用各种通信技术，在全方位实现社区居民生活和工作的简单、方便、快捷的同时，为居民提供一种突破地理空间和时间限制的，实现社区居民全员参与的教育和学习平台，最终实现教育的终身化”。

潘伟光在《建设数字化社区构筑学习型城市》一文中指出，“数字化学习型社区，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数字技术将管理、服务与每个住户相联结的社区。这种数字化的网络系统，使社区的管理者、教育培训的提供者与社区住户、居民之间可以适时地进行各种形式的信息交互”。

从以上对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概念的经典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数字化学习型社区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数字化学习型社区具备“数字化学习环

境”，实现了教育技术服务手段数字化。第二，数字化学习型社区目标在于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建立多层次、创新型、开放式的学习载体和平台，从而能够方便快捷地在社区内实现学习资源共享，实现了居民学习方式多样化、学习类型的多层次化、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的多渠道化，这样能更好提升社区人员素质，开发社区人力资源。第三，数字化学习型社区的系统性。它包括社区政务电子化、社区教育学习数字化、社区学习型企业数字化。

(二)数字化学习型社区与人力资源开发

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构建对人力资源开发的促进作用是由数字化学习型社区特征所决定的。具体而言，促进作用体现在人力资源开发观念的转变、人力资源开发环境的优化以及社区教育发展等三个方面。

1　数字化学习型社区与人力资源开发观念的转变。由于社区内广播、有线电视、网络化等信息化建设，数字化学习型社区具备了教育信息化、学习数字化等特征，这使社区内信息沟通更加方便快捷，不仅有利于社区居民高效率、低成本地利用社区文化资源，而且有利于社区主体高效快捷地宣传全新的人力资源开发理念，促进社区居民树立新的人力资源开发观念。具体而言，首先，就数字化学习型社区的学习环境数字化而言，这样有利于社区内文化资源的共享，社区居民能够全面利用社区学习资源。从而提升社区居民文化素质和就业能力。社区居民文化素质和就业能力的提升促使社区政府自觉意识到人力资源开发核心在于能力建设。其次，数字化学习型社区信息化有利于人力资源开发性观念的形成。传统观念认为，人力资源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人力资源是通过引进的，而不是开发的。数字化学习型社区能更高效的培养社区人才，从而让社区居民树立通过学习能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和素质，形成人力资源开发理念。最后，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有利于社区政府和社区居民人力资本理念的形成。数字化学习型社区实现教育学习数字化，社区居民能低成本通过社区学习提升自身素质，增强自身就业能力，改变自身经济能力，改善生活状况，从而让社区居民自觉把社区学习作为一种投资，这间接促进了社区居民人力资本观念的形成。

2　数字化学习型社区与优化人力资源开发环境。构建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是个系统工程，它包括社区政府政务电子化、社区企业商务电子化、社区居民教育学习数字化。因此，社区内要实现企业上网、政府上网、家庭上网工程，加快信息化进程，构建数字化教育平台。数字化学习型社区的构建有利于优化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人文环境。首先，就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有利于改善社区经济环境而言，社区企业的商务电子化和学习化构建是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构建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型企业的构建能为企业不断提供高素质人力资源，企业员工培训的数字化有利于节约人力资源开发成本，这些都将为社区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社区企业的商务电子化能提升企业经济效益，这样可为社区人力资源开发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其次，就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有利优化社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政治环境而言，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构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社区政府的数字化学习和数字化行政。社区政府学习和政务的数字化能进一步提升社区政府的学习意识和数字意识，提升社区行政人员的行政能力，开发社区人力资源，这将促使社区政府为社区学习数字化建设，为社区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优良的服务环境，因而数字化学习型社区建设有利于优化社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政治环境。最后，就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构建与优化人力资源开发人文环境而言，数字化学习型社区通过广播、电视、社区网络等实现社区教育学习信息化，共享社区学习资源，不断提升社区学习氛围，改变社区人文环境，使社区居民的多层次学习需求得到满足，社区育人环境不断改善。社区浓厚的学习氛围是人力资源开发人文环境转变的见证。

3　数字化学习型社区与社区教育跨越式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发展教育。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构建推进社区教育跨越式发展，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实现从学龄教育向终身教育的跨越。数字化学习型社区在终身教育体系中发挥着平台作用。第一，数字化学习型社区具有开放性、数字化、多媒体和交互式等显著的技术特征。第二，数字化教育覆盖面广，传播手段灵活多样；教育资源和学习不受时空限制，可以随时随地为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服务。第三，数字化教育可以为不同职业的受教育者提供继续教育。其次，实现社区教育从封闭型教育向开放型教育的跨越。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构建了新型的适应学生自主学习的环境。这种环境使学生学习形式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如有线电视、网络化等学习形式。数字化学习型社区促使传统的封闭式学校学历教育向多样化、多渠道的开放式终身教育转变。

三、数字化学习型社区与西部人力资源开发

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困境在于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观念落后，人力资源开发环境相对较差、人力资源开发中教育资源不足。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构建能克服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困境。数字化学习型社区的构建能缩小东西部地区数字鸿沟，充分利用东中部地区的教育资源，来弥补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中教育资源的不足，实现西部人力资源开发的跨越式发展。笔者以下将具体分析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构建在走出西部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观念落后、环境不佳、教育落后等困境中的作用。

(一)数字化学习型社区与西部人力资源开发观念的转变

西部人力资源开发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系统工程。西部人力资源开发首当其冲的是要改变落后的人力资源观念，在西部开发过程中，要改变重物质资源开发、轻人力资源开发的思维，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理念；改变单一的人才引进理念。树立人才自主开发观念；改变传统人事管理思维，树立人力资本理念。数字化学习型社区通过在社区内建立学习型组织，营造学习氛围，树立学习观念，培养学习风尚，打造知识平台，从而克服西部人力资源开发困境。

1　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传统观念认为，西部地区落后是由于物质资源和自然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而将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开发放在首位。然而，物质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开发需要人力资源的保证，否则将造成高成本低效率开发。随着数字化学习型社区的建立，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将得以充分开发，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物质自源也将会更有效益的得到利用，这样有利于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人力资源开发理念。

2　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观念尚停留在人才引进，而不是建立在自主开发的基础上。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引进人才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同时西部地区自身人力资源开发又存在着教育资源不足的困境，从而导致西部人力资源不足。数字化学习型社区由于其具有学习数字化和教育信息化的优势，社区可以利用数字化学习平台，通过远程教育来利用东中部地区的教育资源，高效低成

本地开发人力资源，这将有利于强化西部地区人力资源自主开发理念。

3　西部地区政府承袭着传统的人事管理的观念，没有形成人力资源开发的投资理念。上文提及数字化学习型社区能低成本开发社区人力资源，高效提升社区居民的经济能力，促使社区居民树立人力资本理念，这一理念在西部地区将更好地得到印证。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开发西部物质资源的人力资源，通过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构建，实现了西部社区教育跨越式发展，开发西部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同时西部地区通过信息化学习平台构建，更好地借鉴东中部人力资源开发方式，充分发挥西部人力资源开发的后发优势，解决人力资源开发不足的问题。西部人力资源得到开发，物质资源将得到更有效利用，为西部地区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使西部地区意识到人力资源开发有利可图，树立人力资本观念。

(二)数字化学习型社区与优化西部人力资源开发环境

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环境的不足之处在于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都比较落后。经济环境落后不利于引进人才，政治环境落后不利于利用人才，文化环境落后不利于培养人才。数字化学习型社区的构建将有利于优化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环境。

1　数字化学习型社区与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环境转变。首先，西部地区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构建能为西部地区自主开发人力资源，间接推动了西部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环境转变。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究其原因在于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缺乏。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构建有利于缩小西部与东部的数字鸿沟，充分利用西部地区教育资源，实现西部地区的教育跨越式发展，开发西部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物质资源和自然资源的高效开发，为西部经济发展提供推动力，改善西部经济环境。其次，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是建立在数字化和信息化基础之上，因而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构建要求提升西部信息化水平。加强信息化建设，推进西部地区的信息化进程。西部地区信息化建设可以利用其后发优势，积极引进东中部地区的信息化资源，信息化的发展将直接带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最后，西部地区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构建内容之一是西部地区企业实现商务电子化和学习化。西部地区社区企业的学习化和电子化将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率，为企业创造更多利润，为西部地区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从而使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环境得到优化。

2　西部地区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构建与西部人力资源开发政治环境转变。前文提及社区政府数字化和学习化构建是西部学习型社区构建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地区社区政府实现数字化，实施电子政务，其将更容易更全面接受东中部地区的政治文化以及管理理念。这样有利于解放西部地区政府的思想，它们将会为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优良的政治环境，例如西部地区政府为人力资源开发颁布优良的法律、制度、政策，为西部人力资源开发提供良好的软环境。

3　西部地区数字化学习型社区与人力资源开发文化环境的转变。西部地区由于相对落后，教育仍停留在传统教育基础之上，没有全面普及现代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手段。数字化学习型社区可以方便快捷地将东部地区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传播到西部地区，从而在西部地区树立全新的学习理念和学习方式。比如数字化学习、终身学习、网络学习、信息化教育等学习理念和方式。西部地区学习观念转变会推动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人文环境的转变。

(三)数字化学习型社区与西部地区教育跨越式发展

西部人力资源开发关键在于发展西部教育，而西部教育发展困境主要是教育资源不足和教育手段落后。要改变西部地区落后的教育现状，必须实现教育信息化、学习数字化，以促进西部地区教育跨越式发展。数字化学习型社区在克服教育资源不足、教育手段落后和跨越教育数字鸿沟中能发挥其作用。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构建将推动西部教育向信息化、开放化和终身化方向发展。西部地区数字化学习型社区构建主要是通过现代远程教育、社区网络化教育来实现。而远程教育和社区网络化教育都将推动西部教育跨越式发展，从而为西部地区开发人力资源。

1　远程教育与西部地区教育发展。远程教育优势之一在于西部地区可以充分利用东部地区的教育资源，缩减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教育鸿沟，促进西部地区教育跨越式发展。首先，现代远程教育的优势在于能随时随地满足学习者终身学习的要求，它是建设学习型社区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教育形式。其次，现代远程教育把优质教育资源送到基层，特别是西部边远地区，对实现教育公平发挥出独有优势。最后，远程教育不断推进西部教育信息化发展，如通过广播、有线电视、网络实施远程教育，逐步推进西部教育现代化的实现。

数字经济与教育例4

在市场经济发展条件下，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与增强，并且带动社会发展中各个领域的相关高科技知识技术也在持续地创新与发展，以及在各个行业发展中的普遍和广泛应用。其中，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电脑技术、信息技术以及网络通讯技术在中小学校园建设中的广泛普遍应用，并且还逐渐走入了农村小学。这对于美化校园环境、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率水平与基础教育条件以及增强学校的行业竞争能力具有极大的现实作用意义。因此，通过我们青岛平度市张舍小学在创建“青岛市数字化学校”过程中数字化校园建设的相关情况与问题做一个简单而系统的研究分析，希望通过这一研究分析活动，能够为我们农村小学创建“现代化学校”和“数字化学校”建设，对农村小学基础教育水平的改进与提升起到一定的积极性推动促进作用。

一、农村小学数字化校园建设的客观背景条件

一般来讲，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是由一定的客观背景条件所决定和支撑的，农村小学数字化校园建设同样也是如此。概括起来，我国农村小学数字化校园建设所具有的客观背景条件主要包括有以下这样的几点：第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增强以及各类高科技技术的持续创新与发展为农村小学数字化校园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经济物质条件和技术资源条件。第二、学校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水平不断提高与增强的发展目标为农村小学数字化校园建设提供了客观的现实可行性条件。第三、大量储备和培养各个领域的高科技人才为农村小学数字化校园建设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条件等等。

二、农村小学数字化校园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目前，我们青岛市数字化校园建设已经由城市小学逐渐走进农村小学，但是在农村小学数字化校园建设中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与不足之处，现以我们青岛平度市张舍小学为例，看其他学校的现状，可以将问题分述如下。

（1）、对于数字化校园建设的观念意识还非常淡薄。这个主要是指尽管在我国目前的农村小学中，已经有部分小学开始进甚至已经完成数字化校园建设活动。但是，就全国范围来看，还是有很多的农村小学并没有意识到建设数字化校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就是说，在这方面的观念意识还是非常淡薄，有待进一步加强与提高。比如青岛平度张舍小学也是在如今才意识到建设数字化校园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这相对于已经建成数字化校园的农村小学而言，还是属于观念意识淡薄。

（2）、相关的资金物质条件还是非常不足。这个主要是指由于农村地区相对于城市地区来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为低下和落后，那么农村地区的政府财政收入也会低下一些，于是给予当地的教育资金也非常有限。这样一来，农村地区的小学在资金物质条件方面也是落后一些，可能就没有更多的资金来支撑数字化校园建设活动的设施与完成。像青岛平度张舍小学之所以会拖到如今在开始规划数字化校园建设这一发展项目，原因之一就是在过去资金物质条件还不够成熟，而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还是会面对资金条件薄弱的难题。

（3）、农村地区教育系统的政府单位的扶持力度不够强大。这个主要是指其实在很多农村地区，如果小学能够在当地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的扶持帮助下，也是可以实现数字化校园建设的任务目标的。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很多农村地区的政府管理部门本身就对于小学数字化校园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于是也没想到对当地的小学进行宣传教育，并且积极地大力扶持小学数字化校园的建设活动。这样一来，就使得当地很多小学在数字化校园建设活动中遇到更多的困境，最终不得不放弃或者拖延相关计划。

三、农村小学数字化校园建设的改进对策

（1）、加强宣传数字化校园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这个主要是指在未来的农村小学数字化校园建设过程中，各个小学的相关管理人员一定要注重加强宣传教育建设数字化校园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且还要加强对校内师生在这方面的培训与提升。

（2）、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投资与帮助

这个主要就是指在未来，像青岛平度张舍小学这样的农村小学要想顺利成功地实施数字化校园建设活动，就必须要准备充足的资金物质条件。而这除了需要学校自身进行筹资和发展积累、当地政府拨款以外，还需要积极地争取社会各界的投资与帮助。这样一来，就能够增强学校的资金实力，更加有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

（3）、当地政府应该提高重视程度，加大扶持力度

这个主要就是指农村地区的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应该在提高对小学数字化校园建设的重视程度的前提下，在各项资源条件方面加大对小学的扶持力度。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推动和促进农村小学数字化校园建设顺利地展开和获得最终的成功，也能够有助于提高农村小学的整体成长能力和竞争能力。

四、结束语。总而言之，在如今这个以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为主要经济发展特征的现代化高科技社会中，各个领域的知识人才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与繁荣的重要核心推动力量。因此，有助于培养出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基础教育也显得尤为关键和重要。比如中小学教育。而要想为我国小学基础教育创造出宽松、健康和良好的校园环境，更好地推动与促进我国小学基础教育水平的提高与增强，就必须要在顺应时代环境要求的前提下加强小学数字化校园的建设与管理才行，这也是推动农村地区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必要举措。

参考文献：

数字经济与教育例5

关键词：

数字出版 知沟 数字鸿沟 教育资源

一、数字出版的知沟及其层次

数字出版应用于基础教育正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目前讨论的着力点主要是出版企业的经济利益，关注的是出版企业如何把握基础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盈利机遇。而对这一应用的对象――基础教育所产生的效应关注的还不多，有限的讨论集中于阅读方式的改变对学习效率的影响。出版和学习天然相关，出版物带给人类知识和信息，但知识和信息在社会公众中分布并不均匀，“知沟”于是出现。

知沟效应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蒂奇诺等人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假说，“社会经济地位高者一般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故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1]产生知沟效应的因素分为宏观和个人两个层次。宏观层面的因素最初由蒂奇诺等人提出，他们从社会结构层面审视不同社会地位群体在知识获取方面的差异性，这些因素包括经济、社会地位、地区、民族、职业和教育，统称“社会经济状况”（social economic status，S.E.S），[2]S.E.S状况直接决定了社会不同群体中知沟的存在性。艾特玛等学者从个体层面对S.E.S决定论提出修正和批判，他们认为在相同的S.E.S群体内，个人接受信息的主观动机决定了知沟的存在性。总体来看形成知沟的宏观因素特别是经济水平是主导因素，个人主观能动性则是突破S.E.S状况的积极因素。[3]

数字化时代知沟又被称为“数字鸿沟”。数字出版作为数字传播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样也会在公众中产生数字鸿沟，数字出版对基础教育产生的知沟有何特点，应如何应对？这是本文着力探讨的问题。

二、数字出版衍生基础教育知沟原因分析

今天学界普遍认可知沟的产生受以下4因素的影响，即“经济基础（Access）、知识和技能（Basic skills）、内容特征（Content）和个人动机（Desire）” 。[4]就目前我国的实践来看，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再分配在ABCD四个方面的效果很不理想，甚至产生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1. 经济基础。数字化教育资源的获取要求有较高的经济投入。目前我国收入水平差距日益扩大，早在2006年我国基尼数已突破0.5的“差距较大”上限，接近“收入悬殊”的最高水平（2006年后我国不再发表基尼数）。[5]产生知沟效应最重要的经济水平的差异在我国现阶段非常明显。与收入差异相匹配，我国社会数字化资源占有的差距也日益显著，以互联网的普及率为例，根据人口统计的资料，其在地区、城乡、职业和学历上都呈现巨大的差距：北京的互联网普及率达70.3%，远超云南25%的水平；占人口数过半的农村人口仅占总网民数的26.5%；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人群中互联网普及率达96.1%，而小学及小学以下学历人群中只有8.5%。[6]因此，我国目前数字化资源占有水平的差异，为数字鸿沟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基础教育领域，数字化资源的分配同样极不平衡：城市和沿海地区的中小学已普遍接通互联网，电脑也成为基本的教学工具；但在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这些硬件设施普遍缺乏。数字出版是高投入产业，它和我国基础教育结合的前提是现有的中小学已具备较好的数字化硬件基础，但受经济水平差异的影响，我国目前基础教育的数字化资源分配还很不均衡，这一前提基础还未能较好实现。

目前我国一些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已开始数字出版和基础教育结合的试点，电子书包就是典型代表。电子书包的定价一般在1000元至3000元之间，加之内容资源和网络的使用费用价格不菲。目前的试点地区因经济发达，政府财政能够为电子书包的成本买单，但试点之后的推行阶段，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孩子们是否能享用这一免费午餐尚不得而知。因此在其成本不能很好地从受教育者身上转移出去的前提下，电子书包的推广必然导致基础教育水平差距的扩大，知沟也随之扩大。

2. 知识和技术储备。数字化教育资源的获取要求有较高的知识和技术水平。经济条件的不同，使人们对数字化教育所需的软硬件的拥有水平产生差异，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孩子通过早期使用、熟练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比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的孩子拥有更大的数字化技术优势。教育部制订的《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试行）》规定，要在2005年前，所有的初级中学以及城市和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小学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并争取尽早在全国90%以上的中小学校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但受长期教育投入不足特别是落后地区教育投入不足的影响，该纲要的落实的现状并不理想，软硬件老化、专业师资欠缺导致落后地区的孩子在数字化技术掌握方面存在普遍不足。

单纯从技术角度来看，数字化教育如电子书包所需要的技术并不十分复杂，但对于落后地区的孩子来说，比掌握技术更重要的是应用。因为缺乏其应用的生活环境，僵硬地掌握了现代信息技术，并不能使其真正获益。因此从纸和笔的传统学习方式过渡到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数字化学习方式，对于落后地区的孩子来说，还有巨大的鸿沟需要跨越。

3. 内容指向。数字出版服务于教育的效益最终要通过内容体现出来。今天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它们承载的内容无论是内容特征、服务对象，甚至话语体系的取向都有明确的指向。这种指向主要由商业利益驱动，所构建的语境是适合主流社会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孩子在这样的语境中成长，对现代媒体的传播内容耳濡目染，掌握程度较落后地区的孩子要高。个体的知识占有差异影响因素遍及生活的每个过程，而既有知识的累积又影响着新知识的消化和吸收，结果导致知沟的持续扩大。

虽然教育内容的设定，会兼顾不同层次孩子的特点，但教育内容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社会而去适应落后地区孩子理解的需要。美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曾出台了一项“补充教育计划”，精心制作了一部儿童启蒙教育片《芝麻街》，试图通过现代传播技术手段改善贫困儿童的教育水平。然而，研究表明该项目的实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富裕儿童对节目内容有更多的事先体验，因此接触和利用更多。虽然该节目的播出对贫富儿童都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但富裕家庭的儿童获益更多，贫富儿童之间在学习能力和成绩方面的差距反而扩大了。

今天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相对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更加严重，而社会也更加复杂多样，远远超出孩子特别是落后地区孩子直接经验理解的范围，电子书包等数字出版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所承载的内容如果以落后地区孩子的理解为底线，不但无法发挥数字出版的优势，也会造成教育和现实社会脱节的弊端；如果以发达地区的孩子的理解来考量，则可能造成落后地区孩子的学习障碍，从而扩大知沟，由此形成一个悖论。

4. 个人动机。这里的个人动机指个人寻求数字化学习资源的意愿、目的和寻求信息模式的差异。美国学者拉斯韦尔认为传播有监视环境、协调社会、传递社会遗产和娱乐的功能，所谓的传递社会遗产就是教育。数字出版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如电子书包，本身就是融合媒体的一种表现形式， 它是综合“内容+终端+平台+服务”为一体的开放性、多媒体、网络化的教育服务平台，在侧重教育的同时，兼有教育信息服务、娱乐、社会交流等多种功能。当孩子在应用这个数字平台时，个人动机的不同，会导致他们更多的应用这个平台的某一个功能，或寻求知识，或游戏娱乐。

美国学者温德在20世纪70年代的调查表明：收入低的家庭接触现代传媒的资源量并不少于高收入家庭，但更多关注的是娱乐资源而非对其发展更有利的新闻资讯。[7]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的孩子因所受教育的他律和自律的要求较高，从中获取知识的主动性相对于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孩子较强，由此导致知沟的扩大。

三、缩小数字出版的“知沟”效应――需要跨层次的结合

1. 教育资源的再分配基础功能。数字化资源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教育资源，数字出版技术应用于基础教育天然具有扩大知沟的负面效应，且这种效应会积累。就个体的发展来看，知沟最初表现为学龄前和义务教育阶段知识掌握的差异，进而表现在后义务教育阶段知识掌握和高考入学率上的差异，最终表现为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因此早期教育资源的分配对于知沟有基础性影响。尽力缩小数字出版对基础教育的知沟，于社会公平的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关键的影响。

知沟产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宏观的S.E.S结构，其中收入水平又占主要部分。因此要缩小基础教育阶段不同阶层孩子的知沟，主要取决于社会不同阶层经济差距的缩小，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直接效果来说，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再分配，对于缓解知沟效应有现实意义。国家应以调节和补助的方式维持教育资源分配的平衡，以弥补农村和落后地区教育在数字化软硬件如设施、师资和教学内容上的差距。许多国家现行的经验值得借鉴：如英国的“缩小数字差距”计划，免费为低收入家庭接入互联网，并提供二手电脑；美国的“信息技术平民化”计划在加大教育设施投入的同时，大力扶持那些研发平民化技术的公司，取得了积极效果。

2. 个人动机的能动作用。相对于调节难度较大的宏观S.E.S结构，个人动机属于微观层次的因素，改变的难度较小。近来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个人动机的因素在缩小知沟方面的作用，美国学者夏普因此指出：“当寻求信息的动机非常强烈时，‘知沟’就会缩小而非扩大。”[8]虽然个人动机无法突破S.E.S结构的限制，但却是最现实和积极有效的突破因素。因此在农村加大数字化教育设施投入的同时，应特别重视培养低S.E.S阶层孩子获取数字教育信息的兴趣，让他们充分意识到数字教育技术和资源对其将来参与社会、发展自我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主动积极地利用这些资源，以最大限度达到缩小与高S.E.S阶层孩子知沟的目的。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勒纳将现代传播技术称为“现代人格的放大器”，以此来描述数字出版技术在基础教育的作用再合适不过。这种放大，如果是建立在既有不合理的教育资源的分配机制基础之上，则放大的是不同阶层孩子的知识鸿沟和将来分化的阶层鸿沟。因此，在数字出版和基础教育融合的起步阶段，合理分配这种新兴资源，尽力缩小数字出版可能产生的基础教育阶段孩子的知沟，对于我国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甚至和谐社会的建设善莫大焉。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委托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课题“当前社会条件下数字出版的双重效应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受2012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参考文献：

[1] P.J.Tichenor， Mass Communication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 [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Summer，1970：158-170.

[2] [日]儿岛和人.现代大众传播理[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152.

[3] J.S.Ettema，：Deficits，Differences， and Ceilings： Contingent Condi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Knowledge Gap Hypothesis [J].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4，No. 2，April，1977.

[4] 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J].1999：89.

[5] 王星.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警戒线[N].文汇报，2010-08-25.

[6]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29次）[R].8-21.

数字经济与教育例6

[中图分类号]H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6-0093-02

1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分析及研究意义

11概况分析

语言方面，除回族、满族已全部转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些民族内部不同支系还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因此，全国55个少数民族，共使用72种语言。这些语言分别属于五个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文字方面，除回族、满族已不使用自己民族的文字而直接使用汉字外，有29个民族有与自己的语言相一致的文字，有的民族使用一种以上的文字，如傣语使用4种文字，景颇族使用2种文字，故29个民族共使用54种文字。

在少数民族中，或是各民族杂居的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家长有的出现重视汉语、忽视母语的倾向，不愿让自己的子女进民族语言授课的学校，因为他们担心子女以后进大学、找工作、出国留学有困难。在民族地区的一些中小学，民族语和汉语授课的比例中，民族语的比重有逐渐减少的趋势。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出版的书刊、报纸、杂志数量偏少，少数民族群众获取信息的通道明显不畅。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部分少数民族语言已经处于濒危状态，如云南省的纳西语和仙岛语、贵州省的仡佬语、湖南省的土家语、四川省的彝语以及中国东北部的满语、鄂伦春语以及赫哲语等。

12研究意义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不同特点的总和。是该民族千百年来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总和。群体生存和延续的历史经验依赖语言文字代代相传，并记录着人类知识的一个侧面和局部，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文字是族群的标志，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特征，也是族群内部联系的纽带。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切实保护各少数民族利益和风俗文化的体现，是促进民族团结、合理处理民族关系的必要之举。我国有许多小语种，学术价值极高，是解开历史上许多谜团的钥匙。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保护由此可见。

2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继承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经济的发展，政治社会的稳定，文化的融合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继承发展陷入困境的三大基本因素。三大因素密不可分、相互作用，在近几十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继承发展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21相关教育发展缓慢

民族语言文字与汉语教育失衡。进入21世纪，社会文化转型，全球一体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语言文字生存环境更迭，少数民族成员只有学习汉语或英语才能跨越文化障碍获得个人在主流社会的更大发展。

民族语言文字教育的功利性与培养目标的偏差。由于缺乏整体的评价机制，考试成绩成了唯一的衡量指标，至于教育所应包含的其他内容，如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价值观念、民族认同感的培养等方面则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分数就是结果，也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的最终宿命。

教育资源不足则是教育发展缓慢的又一重要原因。首先是教育经费问题，虽然我国政府不断提高教育投入，但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成本昂贵的双语教育或多语教育的经费。然后是高素质师资力量不足。再次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材编写不足。

22法律保护不足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法制建设不断完善，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相关的法律也不断出台。问题是，这些法律法规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仍有一定差距，许多条款未能得到全面落实，可操作性差。专门立法的空缺也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中的软肋。

23竞争力不足

在我国，汉语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文献多，早已成为民族语言中的强势语言和各民族之间交流的通用语言。少数民族人口少，使用范围狭窄，只有在相对较少的范围内使用，导致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率降低，甚至已经濒危或消失。

24媒体及宣传不足

汉文电视、广播、报纸、杂志、手机电话进入少数民族千家万户，而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传媒供应却明显不足。媒体的灌输很容易导致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受汉语言文化影响，而忽视本民族语言文字。

25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视不足

社会一体化进程加速，各民族杂居散居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各少数民族群众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机会减少，对汉语言文字的需求迫切。就目前形势来看，在青少年一代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啊中，汉语言文字的使用已占绝对的指导地位。

3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建议

31促进相关教育的发展

311重视双语教育

双语教育是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双语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整个民族教育的发展水平。在开展双语教育的过程中需要系统和大规模的培养双语教师，一是解决目前的急需，对在岗的民族教师进行培训；二是大规模培养少数民族语言专业的汉族学生。更重要的是提高双语教师的待遇，及时发放工资，防止教师资源流失。

312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

首先，提高民族师范院校的教育水平。要突出将民族师范类师范学校的功能，加大对民族师范院校的投入以提高办学条件和水平。与此同时，建立民族学校毕业生就业机制，让学生为民族语言教育事业服务。完善培训系统，建立针对民族语言教师的继续教育和培训系统。

313实行分担体制下的专款专用

分担体制要求中央政府按期拨出一定数量的资金投入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省级财政也要相应增加投资力度。明确三级财政分担比例，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责任。专款专用，按时、按量地投入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教育事业上。

314转变学生评价机制

建立民族语言文字专业的学生评价、考核体制，以保证专业毕业生的质量。加重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考查力度，增加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在整个学生考核体系中的分量，以这种方式促进教师、学生、和社会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视程度，才能达到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学习和发展的目的。

32建立保护区、扶持传承人

321建立保护区

维护弱势语言的生态环境，建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区。对弱势地区实施“原产地保护”，保持语言环境的稳定，为生态环境的稳定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建立“民族语言文字生态区”打造本民族的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文言文化品牌。云南丽江纳西族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成功的示范。

322扶持传承人

保护濒危语言文字的传承人，扶持继承人。使濒危语言文字及其文化传人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保护和大力扶持。除了为其录音、录像，积累语言文字和文化素材，更重要的是为其提供传承的环境和条件，通过各种有效的措施充分调动其内在积极性。

33完善法律保护体系

目前我国主要是依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条例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进行保护。这些法律法规面对当今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日益复杂的生存环境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我国应制定一部专门性的法律来保护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该专门性法律应该明确规定少数民族学习、传播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和义务；对抢救和保护濒危语言文字的方法措施做出明确规定；要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标准化、信息化问题做出更加具体的规定；明确规定剥夺、歧视和侵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权行为的法律责任。

34加强媒体宣传

对于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媒体来说，少数民族的电视、广播节目、书刊、报纸、杂志的供应量应该加大，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切实融入少数民族群众的方方面面。

35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经济在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和传承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作用。经济发展既能促进语言文的传承和发展，又能为语言文字的继承发展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尤其旅游业的发展，其发展为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民族语言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极大的空间。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为一种旅游资源符合旅游资源的可利用性和可开发性，其独有特点能有效地吸引游客，使游客得到审美享受和精神满足。体现其在旅游业应有的价值对于旅游业的发展、语言文字的开发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戴庆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

[2]聂鸿音中国少数民族语言[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

[3]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4]黄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5]高庆华中国濒危语言保护的现状与对策[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08（3）.

数字经济与教育例7

【关 键……

关于“数字鸿沟”这个概念的来历，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这个概念最早是由Markle基金会的名誉总裁Lloyd Morrisett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意指信息富有地区和信息贫穷地区之间所存在的差距；另一种说法认为“数字鸿沟”最先由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在名为《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的报告中提出，意指当代信息技术领域（含信息技术的开发领域和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中存在的差距现象。笔者认为：所谓数字鸿沟，亦称信息鸿沟，是指世界上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以及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人群之间，由于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程度、应用水平不同所造成的贫富悬殊状态。

1　数字鸿沟的表现形式

数字鸿沟是信息时代人类所面临的一个涉及面非常广泛的世界性问题，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几乎都可以看到数字鸿沟的缩影，现择其要者而论述。

1.1　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

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主要表现为各国在电信服务的覆盖率和互联网应用的普及程度两方面的差距。

据统计[1]，法国的主机数量接近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主机数量；而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所拥有的主机数量比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所拥有数量的总和还多；纽约的主机数量超过了全非洲主机数量的总和。另据不完全统计[2]，目前有四分之一的国家电话普及率还低于1％，有近四分之一的人从未打过电话，占全球人口15％的23个国家拥有全球电话量的62％。有资料显示，互联网上访问量最大的100个网络站点中，有94个在美国境内；负责全球域名管理的13个根服务器，有10个在美国；全球互联网管理中所有的重大决定仍由美国主导做出[3]。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4]，全球收入最高国家中的1/5人口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其因特网用户总数占世界因特网用户总数的93％，而收入最低国家的1/5人口则只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其因特网用户总数只占全球因特网用户总数的0.2％。一项统计表明[5]，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中的21.15％，但只拥有世界因特网主机数的0.13％、因特网用户数的6.11％；中国万人口因特网主机数仅为1.3台，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06.9台；万人口因特网用户数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仅为美国的4％。

据测算，世界各国的信息能力可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其中美国信息能力总水平得分为71.76分，居第一位；日本得分为69.97分，居第二位；澳大利亚得分为65.59分，居第三位。处在信息能力发展第二层次的国家为加拿大、新加坡、荷兰、英国、德国、新西兰、法国，得分在50～60分之间。以东欧为主的一些国家处于第三层次，得分在20～50分之间。以拉丁美洲为主的一些国家处于第四层次，得分在10～20分之间。信息能力较低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得分在10分以下。

1.2　国内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

我国国内各地区信息化水平总指数测算结果表明，各省、市、区信息化水平差距较大。按1998年信息化水平总指数的得分，全国各省、市、区可分为如下五种类型：

（1）信息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包括北京和上海两个直辖市，得分在70分以上，其中北京总指数为89.87，比上海高25.1％。

（2）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包括天津、福建、广东、吉林、陕西和辽宁等六省、市，得分在35～50分之间，平均得分为39.61。

（3）信息化水平中等的地区：包括浙江、江苏、海南、重庆、山西、黑龙江、宁夏、湖北和江西等9省、区、市，得分在全国平均得分以上至35分之间，平均得分为29.48。

（4）信息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包括湖南、内蒙、新疆、山东、河南、青海、四川、河北、安徽和广西等10省、区，得分在19分以上至全国平均得分之间，平均得分为21.54。

（5）信息化水平低的地区：包括甘肃、贵州、云南和等4省、区，得分在19分以下，平均得分为16.20。

1.3　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

我国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也较明显。目前，农村通信消费明显低于城市和全国平均水平。截至2001年3月，全国共有固定电话用户1.5亿户，其中农村用户仅有5660万户，占36.6％，这与农民占全国人口2/3形成巨大反差[6]。近年来，我国网络用户持续增长，但其普及和应用主要在城市，网络用户中只有0.3％是农民，城市普及率为农村普及率的740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大于东部。信息产业部提供的资料显示[7]：到2001年6月底，西部农村固定电话普及率仅为1％；全国约20％不通电话的行政村，绝大部分都在西部地区。

1.4　企业之间的数字鸿沟

企业之间的数字鸿沟主要表现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数字鸿沟。据统计[8]，大企业平均每年用于IT上的开支在1990年还只占企业总开支的10％左右，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接近50％。与此同时，大部分中小企业在IT方面的开支相对“吝啬”，平均还不到其经营收入的15％。即使在英、美、法、澳等发达国家，也只有半数的中小企业在使用电子邮件和上网，不到三分之一的中小企业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或网页；仅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中小企业在实施电子商务。在我国的830万家中小企业中，也只有47％左右的企业把业务联入了互联网，其中只有11.1％的企业在进行电子商务交易。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的 “数字鸿沟”就这样产生了，并且有逐步加剧的趋势。

1.5　社会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

社会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主要体现在不同收入、不同学历及不同年龄的人群之间。

（1）从收入来看。英国教育部的一次调查显示[9]，高收入的人群中有68％的人经常使用计算机，而低收入的人群中只有23％。另据中华英才网历时半年（2000年9月～2001年3月）的网上薪资调查，受调查的2.1万余名网民的平均年薪达到34713元，是全国城镇人均收入8392元的4.14倍；以调查收入排名首位的深圳市为例，网民年均收入为50336元，而该市市民的年均收入为21577元，只有网民的42.87％。

（2）从学历来看。由CNNIC1998.7、1999.7、2000.1、2000.7、2001.1、2001.7、2002.1与2002.7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高中（中专）以下的网民分别占网民总数的6.9％、2％、3.0％、2.5％、6.4％、8.7％、10.2％、11.5％，高中（中专）以上的网民分别占网民总数的93.1％、98％、97％、97.5％、93.6％、91.3％、89.8％、88.5％，而大学本科以上的网民分别占网民总数的58.9％、59％、52％、51.8％、41.1％、35.8％、32.9％、31.7％。

（3）从年龄来看。CNNIC1997.10、1998.7、1999.1、1999.7、2000.1、2000.7、2001.1、2001.7、2002.1与2002.7相继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35岁及其以下的用户分别占网民总数的84.1％、91.1％、89.8％、88.9％、88.2％、87.63％、83.8％、79.8％、79.9％、70.4％。

2　数字鸿沟的负面影响

（1）挤压信息疆域。信息疆域是国家或政治集团信息传播力和影响力所达到的无形空间。一个国家的信息疆域由科技、政治、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的信息边疆组成，它关系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兴衰。在信息技术或网络技术上领先一步的国家，往往依托网络，想方设法把自己的信息疆域扩展到许多国家，从而对别国的信息造成威胁。

（2）妨碍经济发展。只要存在数字鸿沟，不管身在其富的一边还是其穷的一边，都存在同等程度的“经济危机”。如果少数国家、地区、企业或人群集中在富沟一边，而大多数国家、地区、企业或人群在穷沟中挣扎，就会由于前者因垄断供给而垄断了需求，导致穷沟中有效需求的不足，从而构成对供给的破坏。此外，随着经济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日渐增强，如果信息强国有组织、有目的地运用先进的网络犯罪手段进行经济干扰和破坏，就足以使信息弱国的经济崩溃。

（3）挑战民族文化。文化是社会的黏合剂，是维持社会的基础。一定时代和一定民族的人们，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模式之中。这是人类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谋求霸权的国家利用其信息控制优势，贬低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并通过网络向受众连续不断地传递其文化信息，将其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强加于人，久而久之，将会使受众产生亲近感与认同感，进而依赖异邦文化，最终丧失对本民族文化的自尊心和自豪感。

（4）影响社会稳定。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将把社会中的人群划分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穷者，实际上也就是将社会群体区分为经济富有者和经济贫穷者，而且这种贫富差距将越来越大。这必然影响社会公平，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3　数字鸿沟的治理对策

3.1　加强国际电信合作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行互利互惠的电信合作，是缩小数字鸿沟的必由之路。

首先，广大发展中国家应立足于自身的努力，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发展模式。发达国家应将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电信基础设施和实现社会信息化作为自己的义务，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资金、人才等领域的合作，并降低对发展中国家的网络接入费用，以实际行动缩小数字鸿沟。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致力于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推进共同发展。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在缩小“数字鸿沟”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目前，中国已拥有一个覆盖全国、通达世界、技术先进、业务多样化的国家电信网。中国电信业已由20年前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发展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先导产业、支柱产业和战略产业。

其次，充分发挥国际电信联盟（ITU）在缩小“数字鸿沟”方面的主导作用。多年来，国际电信联盟为消除或缩小国与国之间的数字鸿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历届世界电信日的主题即是明证。自1992年ITU电信发展部门ITU-D成立、世界电信发展的南北差异问题提上ITU的议事日程后，四年一次的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就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电信领域对话的舞台。今后，ITU应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在技术合作、业务交流、人才培训及信息咨询等方面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

3.2　完善电信普遍服务政策，促进西部地区和农村通信的发展

“电信普遍服务”一词，最初源于美国AT&T在1908年一条事业广告的“一个政策、一个系统、普遍服务。”一般来说，电信普遍服务的含义有三点：无论住在任何地方都可得到电信服务（Availability）；任何人都可得到负担得起的电信服务（Affordability）；信息资源的普遍接入（Accessibility）。我国西部地广人稀，通信建设成本巨大。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国家重点支持了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但基本没有通信建设项目；加上曾经促进通信发展的初装费、入网费、附加费等政策的取消，西部通信的发展后劲明显不足。因此，国家应该通过直接投资或安排国债，对西部通信建设予以资金上的支持；同时国家应在资费制定、融资、税收等方面给西部通信业以更加灵活的优惠政策，让通信这列大开发的火车头，继续冲在西部大开发的前列。从立法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44条虽对电信普遍服务作了规定，但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尚需制定一系列细化的配套政策或法规，使其落到实处。

3.3　调动IT企业参与信息化建设的积极性

在跨越数字鸿沟的历史进程中，IT企业可谓责任重大。可喜的是，在“数字经济与数字生态2001年中国高层年会”上，许多IT企业都表达了消除数字鸿沟的宏愿。联想电脑公司的乔健女士说：“联想愿意和所有的有识之士，和所有中国的企业共同来致力于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共同跨越数字时代的鸿沟。”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丁健说：“数字鸿沟对于我们来说，真正要做的是发现沟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要努力发现我们的客户在信息化过程中的沟，并帮助他们更快地将沟填平。”天极信息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最高行政总裁袁超说：“天极的宗旨是普及推广IT知识。”中国资讯行有限公司总裁王稼夫说：“中国资讯行要创造一个人性化的信息界面，以便于今后让需要信息的人能够很轻松地获得他们需要的信息。这正是我们的使命所在。”更可喜的是，有些IT企业已将填平数字鸿沟的良好愿望付诸实际行动。譬如，2001年9月20日，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在京了“长城希望e站”计划，该计划是长城集团在全国范围内（主要以偏远、贫困地区的学校为主）捐建的一种以PC单点资讯平台为主要形式的简易微型站点。它主要由长城电脑、长城打印机和电话线等设备组成，并配有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员进行管理、维护。建成后，会通过网络互联，形成一个与古代长城类似的新“数字长城”。

其实，从长 远考虑，IT企业积极参与信息化建设最终也会使自身受益。因为只有帮助大多数国家、地区、群体成为网络经济和社会的正式参与者，才能拓宽公司现有的市场规模。诚如北京互联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高红冰在“数字经济与数字生态2001年中国高层年会”上所言：“数字鸿沟的问题对于企业来说，不是一个虚无的概念，从某种意义来说，弥合这种差距的过程，又恰恰给IT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机会。”思科公司总裁钱伯斯也曾断言：“所有参与因特网革命的公司都有机会去消除这场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数字鸿沟，同时它们也会最终享受到消除数字鸿沟后所带来的市场机遇。”[10]

3.4　大力发展信息化教育，不断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发展信息化教育在消除数字鸿沟中占有重要地位。2000年11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文莱对APEC商业顾问委员会的商界领袖发表演讲时指出：“如果不发展远程教育，向乡村居民捐赠软件和廉价电脑，并教育人们使用这些工具的方法，我们就无法跨越数字鸿沟。”他同时指出：“不应该仅仅只关注电子商务，还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使学校具备上网能力并拥有合适的教育软件上；学校应具备国际通信能力，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惠普中国区副总裁舒奇认为：“解决数字鸿沟问题，提供最基本的发展条件比单纯提供技术或者资金补助更有效，因为金钱上的补助可能是最容易的，但效果却是表面、短期和有限的。真正的改革是要使每一个人获得长期发展机会，在这方面我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教育。”[11]中国信息协会常务副会长高新民主张：“政府要注意扶持弱势人群，加强他们的教育，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目前，我国国民中科学文化素质较低者仍占较大比例，这正是造成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之一。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报：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接受大学（指大专以上）教育的占3.61％；接受高中（含中专）教育的占11.15％；接受初中教育的占33.96％；接受小学教育的占35.70％（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文盲人口（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为8507万人，文盲率为6.72％。从1992年到1998年，我国曾运用“米勒标准”对国民的科学素养进行过4次测评，结果表明，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低于发达国家，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基本具备科学素养的公众的比例仅为0.2％（美国为6％，欧洲国家为10％），位于世界14个采用同样标准因而可作比较的国家的最后。

由上述可见，为了缩小数字鸿沟，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尤其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以便提高教育的效率、延伸教育的范围并深化教育的层次。近年来，教育信息化工作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其中第15条指出：“大力提高教育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水平和教育信息化程度，国家支持建设以中国教育科研网和卫星视频系统为基础的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加强经济实用型终端平台系统和校园网络或局域网络的建设，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各种音像手段，继续搞好多样化的电化教育和计算机辅助教学，在高中阶段的学校和有条件的初中、小学普及计算机操作和信息技术教育，使教育科研网进入全部高等学校和骨干中等职业学校，逐步进入中小学；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开发优秀的教育教学软件，运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为社会成员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为农村和边远地区提供适合当地需要的教育。”1999年8月12日，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育技术装备工作的意见》，其中第6条指出：“各级教育技术装备部门在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搞好多样化的电化教育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和规划管理好本地区学校的计算机应用工作，加强经济实用型终端平台系统和校园网或局域网的建设。对校园信息网络建设工作，要拟订统一标准，保证与国家信息网络的互联和地区局域网站的交互功能。避免一哄而上，各行其是，造成浪费。”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信息化教育实践正方兴未艾。2000年12月21日，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络课程建设暨远程教学试点工作会议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我国第一家实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大型网站——“中国中小学教师网”隆重开通。此外，网络大学作为新的教育模式，正逐渐成为在职人员更新知识结构、增强专业能力的选择。目前经教育部批准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的高校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45所，仅“网上人大”（中国人民大学网络教育学院）一家2001年就在全国招生约2万人。总的来看，我国教育信息化事业发展势头良好，并正在为消除数字鸿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希望今后能够更上一层楼（上规模、上档次、上效益）。

3.5　加快中华文化网络化的步伐

文化鸿沟是数字鸿沟的一种重要表现。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说：“世界已经离开了依靠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少数非英语发达国家的文化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芬兰文化产业委员会1997年发表了《关于文化产业的最终报告》，表达了芬兰人对现状的忧虑：网络普及了，芬兰人对网络服务内容的需求不断增加，但是本国文化内容产品的供给却在不断减少。在信息全球化的浪潮面前，法国人为了捍卫自己语言的纯洁性，为了保障法语作为国际性语言的前途，正在顽强地努力着。譬如，国际法语组织和法语大学协会2001年5月宣布向全球推出“法语2000份奖学金”行动，旨在 向外国学生提供学习法语的资助。因为在因特网上，只有3.5％的内容用法语表达，而80％的内容则用英语来表达。

一个民族存在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它的文化，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如果容忍某一种语言肆无忌惮地吞没本民族母语，实际上也就是在忍受对本民族文化的侵略和压迫。因此，中国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住本国的信息和生存空间，唯一的办法就是迅速奋起，自立自强，营造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信息网络环境，加快中华文化网络化进程。1998年8月启动的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一方面，它将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提供强有力的文化基础支撑；另一方面，它将把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及当代文化教育、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等各方面的重大进展全面地层示出来，从而增强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并塑造中华民族美好的国际形象。总之，文化的失落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无法承受的失败，文化的多元化不应该成为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代价。面临严峻的挑战，孕育着民族情感的中华文化需要我们加倍地呵护与培育。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跨越文化领域的数字鸿沟，中华文化才能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　科菲·安南.架起跨越“数字鸿沟”的桥梁.光明日报.2001-05-18

2　丁飞扬.向信息贫穷宣战.中国经营报.2002-05-17

3　对话：中国文化是否淹没在数字鸿沟.中国经营报，2001-05-22

4　魏洁.数字鸿沟，跨越什么.硅谷动力，2000-11-20

5　同2

6　同2

7　西部开发须跨越“数字鸿沟”.硅谷动力，2001-11-19

8　APEC工商论坛：中小企业正陷入“数字鸿沟”.http：//.cn，2001.8.29

数字经济与教育例8

[作者简介]邱金林（1972- ），男，广西昭平人，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室主任，讲师，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教学改革。（广西 南宁 53002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科研项目“广西高等职业院校教学信息资源的信息化建设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106LX813）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35-0048-02

党的十吹响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号角，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部署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一系列重要举措，职业教育发展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信息化是促进职业教育变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所在。在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新形势下，把握高职教育发展的新机遇，全面提升信息化水平，必然是广西高职院校今后一段时期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任务。

一、信息化已成为当今时展现代职业教育的鲜明特征

2014年2月26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五项任务措施。同年6月23日，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教发[2014]6号）两个重要文件，明确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地位、总体部署、目标任务、重要举措，标志着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国家顶层设计已经完成，职业教育步入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

党的十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将信息化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推动了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教技[2012]5号）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教育信息化战略发展规划，其中专门针对加快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提出了“2020年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框架”。2012年印发的《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意见》（教职成[2012]5号），明确了职业教育信息化的目标任务和关键举措。2014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把“提高信息化水平”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已进入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关键时期，数字化生产与发展迅猛，产业更新换代加快，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职业教育已步入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时期，提高质量，服务发展，促进就业，适应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的需要，都离不开信息化的有力支撑。推进信息化，不仅是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根本要求，也是职业院校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时代职责。

二、加强信息化建设是创新发展广西高职教育的迫切需要

创新发展广西高职教育，就是要打造广西高职教育升级版，适应广西经济社会新发展、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需要。在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新形势下，以信息化作为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发挥信息技术对高职教育的革命性影响，创新发展广西高等职业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1.服务广西经济社会新发展的需要。高职教育与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引领和带动了高职教育发展，同时，高职教育又反作用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广西经济社会已进入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总量已连续11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成功跻身全国GDP“万亿元俱乐部”。未来几年，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将是推进产业发展与扶贫富民。2014年，“珠江―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广西承接港澳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功能辐射和产业转移、沟通西南地区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联系通道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信息经济的兴起和不断发展，带动经济发展模式将由“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转变，推动传统产业逐步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产业聚集、调整与升级，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信息技术逐步深度融入企业生产、服务和管理等各个环节，对高职教育加强职业技能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2013年，广西贫困人口仍有634万人，贫困发生率14.9%，超出全国平均水平6.4个百分点，贫困人口规模较大。要增强群众脱贫致富能力，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加强高职教育信息化职业培训平台建设，将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快速便捷地向农村和边远地区传递，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低的成本加强进城务工农民、在乡务农青年的职业技能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培养大批新产业工人、新型农民和职业农民。

2.构建广西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需要。教育部2012年公布的第一批教育信息化试点单位中，广西虽然有柳州职业技术学院等4所院校入选“职业院校信息化试点单位”，但以广西教育主管部门为主办单位的“省级教育资源及管理服务平台建设与应用探索”项目，由于没有开展实质工作，成为不被列为专项试点信息化试点单位的3个省份之一。一直以来，广西高职教育信息化水平不高，缺乏规划和措施，与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要求不相适应。当前，广西步入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时期。2014年1月召开的广西教育发展大会提出“要实现‘两个建成’目标，必须把振兴广西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优先位置”，部署实施了包括“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工程”在内的教育发展工程。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后，广西率先召开了全区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印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的实施意见》（桂政发[2014]43号），把“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工程”列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十大重点工程之一。因而，以信息化作为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发挥信息技术在产教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教普教沟通、增强活力、提高质量、服务终身学习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支撑作用，引领高职教育改革和发展，是创新发展广西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支撑，也是构建广西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迫切需要。

3.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需要。近年来，广西高职教育通过职教攻坚和国家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取得了明显成就，在全国高职教育中具有广泛影响。但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从目前广西高职院校实际情况来看，还没有真正发挥引领教育教学变革和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提高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对信息化重要性认识不足，信息化政策环境与体制机制尚未形成，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非常匮乏，信息化共建共享与服务平台尚未形成，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有待提高等。“信息贫乏”“信息鸿沟”已成为阻碍人才培养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教学内容、优化教学过程等实践教学方面，缺乏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不能满足多元化教学和个性化学习，以及强化动手能力培养的需要。信息化不只是一种技术工具和手段，更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在教育教学各个领域全面深入地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促进职业教育的创新和变革，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方式和教学模式，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职业技能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适应信息化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强高职院校信息化建设，不仅是打造广西高职教育升级版的必然选择，也是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迫切要求。

三、广西高职院校加强信息化建设的战略与策略

高职院校是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实践者，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主体力量，担负着为“中国制造”走向“优质制造”和“精品制造”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使命。广西高职院校只有站在时代潮头，不断深化改革创新，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才能引领区域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承担起高职教育的职责和使命。当前，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又一个春天，是广西高职院校深化改革创新、加强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历史机遇期，必须紧紧抓住，有所作为。

1.制定信息化发展战略。建议广西教育主管部门重视高职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编制高职教育信息化发展总体规划，加强统筹规划和分类指导。高职院校要根据区域特点和学校实际，做好与国家、区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等有关信息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和内容相衔接，制定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建设性、可行性的信息化发展战略。要进一步厘清高职院校信息化发展的思路，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以更新高职教育理念为先导，以建设信息化环境和条件为基础，以加强信息化体系建设为核心，以创新教学模式、学习方式和管理模式为突破口，以健全信息化体制机制为保障，确立信息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列入学校中长期发展的阶段性奋斗目标，列入学校“十三五”发展规划，列入学校年度工作计划，作为学校改革与发展的重点任务，认真组织实施。

2.建立信息化工作机制。建立和完善科学、开放、高效的信息化工作机制，是高职院校信息化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对高职院校来说，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全新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多，需要统筹考虑组织领导、部门协同、制度配套、技术服务等多方面的问题。第一，加强组织领导。高职院校要成立以学校领导为组长的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加强信息化建设的统筹、指导和协调，明确分工，落实责任;成立信息化建设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的实施开展。第二，推进部门协同。信息化建设涉及行政管理、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后勤管理以及各系部等多个部门，需要加强统筹，协作推进，形成合力。第三，建立激励机制。建立信息化建设奖惩激励制度，支持开展信息化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鼓励企业和社会积极参与信息化建设，调动各方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形成信息化建设良性发展的环境和氛围。第四，做好技术服务。在信息化建设办公室下成立信息技术服务中心，负责信息化运行服务和技术支持服务;建立网络及信息资源安全管理规范，确保教育、教学、管理和服务等信息系统安全;建立信息化建设质量标准，确保数字化教学资源、软硬件资源、教学管理信息资源等各方面内容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数字经济与教育例9

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创新发展处处长刘志敏指出，中心与凤凰教育在数字媒体专业领域的产教融合合作项目所开拓的生态模式，是一种校企合作的创新，能够充分发挥凤凰卫视在媒体领域的优势，调动更多的行业、企业参与到合作院校的资源和内容建设工作中来，更好的为行业培养应用型人才。

中国数字文化集团总经理陈建祖在签署与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和凤凰教教育三方战略协议后表示：“产教融合既是难点，也是突破点，中数集团作为文化部下属企业，将积极发挥政策和资源优势，携手教育部和凤凰卫视，搭建一个全新的资源合作平台，为合作院校和各生态合作企业争取更多的国家项目和政策。”

HTC威爱教育高级副总裁吕云博士代表董事长王雪红、总裁孙伟，与吕资慧共同签署了《高校数字媒体与虚拟现实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汇聚全球范围内的科技、艺术、媒体资源，共同研发适合中国高等教育的虚拟教育产品，在教育部和凤凰卫视的平台上，帮助更多的高校尽早体验和享受未来科技Ю吹拇葱掠氡憷。

天洋超级蜂巢副总经理王伟认为，此次签约是天洋超级蜂巢和凤凰卫视合作的开始。他表示，双方将建立长期、高效的沟通机制，在更高的层次上做更为深入的探讨，在高校数字媒体产教融合创新应用示范基地项目合作院校中投入更多的资源，打造产教融合示范品牌。

《经济》杂志社作为中央级媒体，也十分关注教育部与凤凰卫视在数字媒体产教融合方面的合作项目。《经济》杂志社社长助理赵琬姝指出，《经济》杂志已经成功地举办了三届的“因为有你”创业大赛，合作院校达上千所，《经济》杂志社与凤凰教育在数字媒体创新创业领域的合作空间是巨大的。不但双方可以共享资源，《经济》杂志社还可以组织“因为有你”专项基金参与到高校的创新创业过程中，为高校提供更多的企业资源和创业实践机会。

腾讯作为世界领先的互联网公司，集合数百名技术专家，研发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互联网+”智慧校园解决方案》。凤凰教育与腾讯智慧校园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将互相开放客户和媒体平台资源；制定优惠政策；帮助更多高校和中小学更为便捷地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更好地实现资源互通、生态共享。

“容艺传媒的企业文化与凤凰教育致力打造的数字媒体产教融合项目中的教学、实训、创新、创业的宗旨不谋而合，容艺传媒也希望依托凤凰教育这一平台，为学生今后的创新创业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容艺传媒执行总裁李沅骏在签约后对今后与凤凰的合作前表示景充满信心。

数字经济与教育例10

从一般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这些网络教育机构比较关注社会慈善事业，也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但是，如果进一步思考，我们就会提出疑问：有爱心的教育机构和教育工作者很多，但为什么难以像网络教育这样长期而持续地关注慈善事业呢？网络教育是否天生就具备某些与传统教育不同的优势呢？网络教育是否天生就比传统的高等教育形式更适合于开展慈善事业呢？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如果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转而从经济学视角进行思考，我们就会寻找到非常有趣的答案。

网络教育服务的数字化产品特性

互联网的出现催生了数字化产品与服务，比如网上资讯、网上医疗等。网络教育也是一种重要的数字化产品。借助互联网，教学双方跨越了时空界限，教学方式、学习者的心理特征以及学习情境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都是因为网络教育作为数字化产品而具备的如下特性：

其一，不可破坏性。数字产品不会磨损，没有耐用品和非耐用品之分。数字产品的生产者是在和自己已经售出的产品进行竞争。在网络教育中，教师的授课过程、课后作业、讲义等所有教学内容都是以数字化文档的形式所记录和保存的，学生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地学习课程。只有在课程内容本身需要更新时，教师才会对教学内容进行重新组织和录制。否则，该课程就永远不可被破坏，老师也永远不会因为学生的重复学习而筋疲力尽。

其二，可变性。数字产品可以很容易地被进行修改。现在网络教育正逐渐转向以“知识点”为中心来进行课程学习。对于一门具体的课程而言，通常情况是：其中的部分内容陈旧老化，而其他章节仍然适用。由于数字产品的可变性，教师只需要对过时的内容进行更新即可，从而大大降低了更新成本，也有利于学习者及时获取最新知识。

其三，可复制性。数字产品极容易被复制，也就是说它具有高沉没成本、低边际成本的特点，甚至有时候边际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个特点是网络教育适合于从事慈善活动的核心原因。一门课件的录制成本很高，但是当教师录制完一门课件之后，这门课件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也就是说，每增加一个学员的学习，网络教育所增加的成本几乎为零。因此，既然网络教育可以为残疾人提供边际成本为零的服务，这样的善事我们又何乐而不为之呢？

我们进一步考虑到偏远地区的学生。如果采用传统的授课方式，学生和教师的授课行为受到时间、地点以及教师资源限制等诸多问题的约束，因此一些偏远地区的学生无法听到名师的授课。但是，如果采用网络教育的方式，只要当地具备相应的计算机和网络条件，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网络教育的外部经济性

互联网环境具有很强的外部经济性。例如，在计算机网络中，有一个新的进入者A。A和网络经营者受他们之间签订的合同的约束。合同双方以外的人都是这个特定合同的“外部”。但是，属于“外部”的某个已入网者B却可以与A进行沟通。这就是说，A与网络经营者的合同给“外部”提供了方便。这种情形被称为“网络的外部性”。

网络外部经济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网络自身的系统性、网络内部信息流的交互性和网络基础设施长期垄断性。首先，不论网络如何向外延伸，也不论新增多少个网络端点，都将成为网络的一部分，同原网络结成一体。因此，整个网络都将因网络的扩大而受益。其次，在网络系统中，信息流并不是单向的，网络内任何两个端点之间都能相互交流，信息交流的机会从理论上说等于n2，其中，n为上网人数。这就是关于信息网络扩张效应的著名的梅特卡夫法则。梅特卡夫法则是由美国人鲍勃・梅特卡夫提出的，其内容是：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中节点数的平方。这意味着网络的外部经济性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增长。随着上网人数的线性增长，信息交流的可能性将呈指数态势上升，并且在整个网络中没有“中心”或“首脑”区域的存在，即使网络的一部分端点消失了，也不影响其他端点间的正常联络，这就保证了外部经济性的普遍意义。最后，网络基础设施，比如通信设施等，一般都具有投资额巨大、垄断性强等特点。这就决定了网络外部经济性的长期存在。

通过对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残疾学生利用网络教育平台进行学习，将产生非常强的网络外部效应。因为互联网是一个双向的广播系统，它混合了双向通信――如电话和传真（一对一通信）与广播媒介――如电视和收音机（一对多通信）的特点。前一特点主要体现为互联网作为网络平台的功能，如值机答疑平台和聊天室等。不论是残疾人还是健康人，都可以利用这一平台交流学习经验、学习心得，或者共同完成一项案例。思想的交流不再受到任何限制。另一方面，作为广播系统，互联网更多地是以一对多的形式传递和发送信息，增加的用户使信息得以在更大范围的用户之间进行双向的交流，这不仅增加了信息本身的价值，而且提高了所有网络用户的效用。比如，老师对某个同学某个问题的回答，所有其他同学都可以浏览和分享，残疾人学生自然也不例外。

所以，网络教育与残疾人教育的结合，对于提升社会福祉以及跨越数字鸿沟都有重要的意义。现在很多台湾商人都在大陆边远地区捐款发展互联网，其原因大概就在于此。

网络教育与边际收益递增

由于资源具有稀缺性，因此，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随着投入的增加，单位收益呈递减趋势，这就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该规律是工业经济中的基本

法则。

但是，在互联网络中，许多产品的生产，比如电脑软件的生产却并未遵守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或者说不是直接遵守这个规律。其原因在于，信息资源是网络经济中的主要生产要素，而信息资源具有再生性、无排他性的特点。其成本不随使用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比如一个程序一旦编写成功，它的再生产和销售几乎不需花费生产成本和营销成本。同时，信息技术发展快、变化大、生命周期短，产品受市场容量饱和的影响较小。因此，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中出现了边际收益递增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还会因网络效应的作用而强化。

对于传统高等教育而言，高校对学生的服务从传统意义上说是一个受收益递减规律支配的行业。因为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学校的教师资源、教室资源、住宿条件、图书馆资源等各方面都将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个时候，如果让高等院校大力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也的确勉为其难。但是网络教育发展起来之后，教学成本和管理成本都大幅度下降，教室资源、住宿条件等约束已不复存在，教学成本的降低使得网络教育机构可以进一步提供最佳服务，因此能够让更多的学生满意。这样就进入了递增收益阶段。

网络教育与范围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