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概述例1

章培恒在《中国诗史》的“重版前言”道：“吉川幸次郎先生把古今中国文学作为一个连续的、发展变化的整体来研究的宏观视野，在书中从‘人’的角度对诗人心态的细微剖析，对各个时代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独到见解，以及在全书中显现出来的一贯的人格精神，至今仍多有值得我们学习参考之处。”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放到吉川的《宋诗概说》中也未尝不可，然而这种对“人”的注重更表现在“情感体验”式解读始终保持异族学者对异国文化的“文明打量”目光。

一.情感体验解读

（1）《宋诗概说》中的情感体验

在《中国文学史的一种理解》中，吉川认为“诗歌净是抒情诗，以诗人自身的个人性质的经验（特别是日常生活里的经验，或许也包括围绕在人们日常生活四周的自然界中的经验）为素材的抒情诗为其主流。”“抒情”、“经验事实”是成其为诗歌的必要之处。宋诗，在吉川看来，它是作为唐诗的反题而出现，有不同的味道，吉川对于诗歌的感情体验分外敏锐。《宋诗概说》的整个序章如标题一样，吉川的目的是体味宋诗的性质，分辨其独异于唐诗的特质。对于宋诗的性质从其章节题目可以归纳为：叙述性、日常性、社会性、哲理性、扬弃悲哀。前三个性质吉川归纳为现实主义倾向，后面的两个特点分属哲理层面和情感层面，吉川对宋诗的认识由现实、哲理、情感三个要素组成，情感是贯穿全局的基线。

在具体诗人评析中，情感体验更是随处可见，新诗风中心人物欧阳修的诗，吉川将其特点归纳为：一是平静，具有自觉地从无反省的悲哀的沉溺中脱离出来的积极意义的平静；二是抑制悲哀的心境带来的视野扩大。“平静”与“抑制悲哀”属于表述情感的词汇。梅尧臣最能构成他诗歌特征的是“扩充题材、扩充方法的愿望，使他那敏锐的诗的目光向着日常的家庭生活、友情生活，并深入进去一直渗透到以往诗人的视线未曾到达的细部。”如《秀叔头虱》写为亡妻留下的男孩捉头虱的感怀。《南邻萧寺丞夜访别》里疏远邻人寒暄话别时留下的新友情等等，吉川给它们予以关注也是因为诗带给人细微的情感体验。吉川对其称为“宋诗的第一伟人”苏轼诗歌的情感体验最为深刻。在他看来苏轼天性自由，人格温厚，从心所欲的表现广博丰富的才能，中断了诗歌中对悲哀执着的久习使转向为对人生抱希望的态度。在宋诗中，是规模最大的，摆脱悲哀是宋诗最重要的特色。而王安石对韩愈的批评，对杜甫的绝对尊敬，对唐诗的抒情性再认识，使其诗歌抒情成分，在同时诸家之上，诗如人具有狷介的敏锐，是抒情的。南宋诗人陈与义吉川认为在尽是小诗人的这个时期他被认为是最堪读的诗人，他“特别具有特征的，是对于光线变化的感觉”吉川情感体验式的解读方法能帮助其深入诗中感受诗人细微的情绪流动，陈与义对光线变化的感觉如此细微，在吉川看来却构成了其重要特征。对于陆游这个激情式人物的诗歌基调却定位为“感伤”，相对“悲哀”有苏轼隔断的因素。而南宋末期“永嘉四灵”吉川也以悲哀这种情绪体验为依据，认为他们淡薄的歌唱作为小市民生活的喜悦，沉旋于小趣味，学唐诗却没有悲哀的影子，是苏轼隔断了悲哀后的诗。

吉川幸次郎总是从“情感体验”的角度出发，进行细微的心态剖析，尤为关注诗歌作品中所表现的细微情绪，对各个阶段所作的诗歌内容阐述了独到见解。这也使全书显现出其一贯的情感精神，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二.文明打量

从文明角度来解读宋诗也是吉川作为异族学者对异国文化的旁观体验，吉川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长处，他曾说“日本人的中国研究往往能够发掘中国人自己反而不容易注意的中国文明的历史与状态。不只是现代的研究者如此，江户时代儒学式的研究者也是如此。”在《宋诗概说》中这种文明打量的目光主要焦注于三方面即：日常生活、市民身份、唐宋诗的文明对比。

（1）日常生活

《宋诗概说》中吉川认为宋人注意从身边寻找更多反映现实的素材，擅长细微的生活描写，除了宋人向外的目光之外“那就是宋代人们的生活环境，与从前中国人的生活环境具有划时代的区别，而接近于我们现代人。”吉川似乎更多的以现代人的眼光来解读宋诗，给我们带来生活气息，王安石《省中》绝句里看到的是如现代人乘着电车摇摇晃晃下班似的诗人正从官衙骑着马在泥泞的归家途上的不堪背影；秦观《春日偶题呈钱尚书》里京都官员不充足的薪水，地方官员调任汴京的房屋租凭等等都是人生百态的关注。农村的复杂情况也吸引了吉川，如参廖《归宗道中》江西庐山脚下的“邸店”和近代中国农村已经相同的定期的百货集市等等。吉川从这些诗中首先感受到的是浓厚的现代生活气息，宋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他解读宋诗的突破之口。

（2）市民身份

吉川还关注宋人的性格与社会观，吉川认为宋代“诗人多出于市民，熟知一般人的生活”。吉川对宋诗人人格的关注首先是从社会身份的角度入手，吉川作为一个外国学者看一个十一世纪前后的诗人，首先就关注到了诗人的出身，在《宋诗概说》中，王禹偁是山东钜野面粉店主的儿子，欧阳修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地方事务官家庭，苏轼是四川开绸布店家出身，这些市民出身辛辛苦苦由科举及第而晋升为官僚阶层的诗人们，在诗中充满了对于大众福祉的关心、切实的政治家责任感，这种现实主义倾向也就不难理解。那么宋人对社会现实进行比以往更加细致、广阔的审视下进一步引申到叙述哲学也是顺其自然的，宋诗的哲学性、论理性性质也显得顺应时势的。说理论述不过是宋人哲学的一种表述方式，而哲学的核心在吉川看来是诗人带有市民身份的乐观。“宋诗市民文学性常使其多止于各种小乐观”正是由于这种乐观使得宋诗的最重要性质得以呈现即“悲哀的扬弃”，这也是宋诗对过去诗所作的最大改变。市民的小乐观情绪对于扬弃悲哀给予较大推力，然而对于那些杰出的大诗人们，“平静的获得”却是扬弃悲哀的重要手段，这种潜藏着稳定热情的平静，正是消解悲哀的良方。

（3）唐宋诗的文明对比

对于唐宋诗之别，现代学者钱钟书、缪钺都有精彩的论述。吉川对于唐、宋诗的差异解读，带有异国学者的文明打量。他在《宋诗概说》对内藤湖南的一段话表示了赞同，唐宋文明及分别作为它们的背景的生活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如果与唐诗作比较的话，这些宋诗恐怕也揭示了这一点。吉川用打比喻的方式来凸显这两个时代诗歌的差异。“打一个比方的话，那么唐诗是酒，容易使人兴奋，可是不能成日成夜地喝；宋诗是茶，不象酒那样令人兴奋，它给人带来平静的喜悦。这又不仅仅是个譬喻。写饮茶的诗，到宋代苏轼，陆游才大量出现，唐诗中很少。”茶和酒不过是喻体，对于这种差异吉川也是从文明的角度给予解释。“这并非光是在茶和酒上纠缠，说起来还不光是诗的事，而是显示了唐代文明和宋代文明普遍性的差异。首先，唐人专心于文学，宋人则把哲学和文学共同作为文明的课题，以此宏大地规定了全体文明的方向。直至细微的现象，也有各种不同。与唐代陶器是三彩相对，宋是青磁，白磁。在建筑、庭园方面也表现出差异。”唐宋诗差异在其他著作中也很有体现。《宋诗的情况》中认为唐诗充满了激情，悲哀成为表现激情的素材，宋诗抑制了激情悲哀，崇尚冷静，平静的激情。而《诗人与药铺—关于黄庭坚》中“唐诗的特色是高贵华美，即精神向外发出灿烂的光辉，与此相反，宋诗的特色则是苦涩，即精神向内的沈潜。”从吉川关于唐宋诗差异的论述上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唐宋文明的差异，这种文明差异带来日常生活的描述的不同，把唐宋诗引向不同的文化氛围之中，其次是唐宋诗人情感的不同，唐诗“激情”，宋诗“平静”这又属于情感的体验。在吉川的宋诗研究之中“情感体验”与“文明打量”是相互交织的，从而使得吉川的宋诗研究能够深入到诗歌情绪内部之中，使得研究带有人的生动色彩，别具特色。

《宋诗概说》是吉川幸次郎颇为得意的一部著作，得到学界的高度认可，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其情感体验与异族文明的打量特质，使其成为一家之言。

参考文献：

[1]吉川幸次郎著：《宋元明诗概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唐宋文学概述例2

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4-0135-06

关于唐宋诗之辨，钱钟书先生有过精到的论述。《谈艺录》第一“诗分唐宋”谈及如何看待唐诗宋诗之别的问题。钱先生举出大量中外文论观点，尤其是明清以来的有关论述，认为在如何区别唐诗宋诗的问题上，不能简单地以时代为断。同时，钱先生又表达了关于唐宋诗各自风格的见解，所作判断皆令人信服。另外，钱钟书《宋诗选注·序》亦对宋诗的特点及价值地位作有分析，并认为宋诗的总体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序中也包含有对唐、宋诗之不同特点的认识，认为明人批评宋人学唐而不像唐，恰恰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不过，宋人在诗歌的“小结里”方面有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但在“大判断”或艺术的整体方向上没有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总多多少少不出唐人圈套。关于唐宋诗之不同，除钱钟书先生外，现当代学者亦有论及者，如齐治平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唐宋诗之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及其专著《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4年版）、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之学术史篇第一章第一节“关于宋诗的论争：宗唐与宗宋”（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张毅《20世纪的宋诗之争及宋诗特征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叶帮义、余恕诚《20世纪的“唐宋诗之争”及其启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秦良《唐宋之辨与唐宋诗之争的发轫》（《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李金慧《唐宋诗之争的萌芽和滥觞》（《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5期）、赵娜《清代唐宋诗之争研究述评》（《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等。在唐宋诗之不同上，缪钺先生的判断也多能代表当代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看法。其《论宋诗》有关文字较为精到地概括出唐宋诗的不同风格特点，从中也可看出宋代诗人能在唐诗之后别开生面的创新意识。正如清代蒋士铨所说：“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变出不得已，运会实迫之。格调苟沿袭，焉用雷同词？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元明不能变，非仅气力衰。能事有止境，极诣难角奇。……寄言善学者，唐宋皆吾师。”仅此而论，宋诗就有令后人不容忽视的认知价值。

其实，不仅是现当代有关学者的探讨，在宋诗的风格得以确立之后，中国古代就时有关于唐宋诗不同特点的辨析。如明代李梦阳的论述历来就较受关注，其《缶音序》云：“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与人等，谓之人可乎？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也。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邪？”在诗学传统上，李梦阳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扬唐抑宋的态度。

然追根溯源，文学批评史上的唐、宋诗之不同的分析，在宋代即已发端并对当时的诗学思想及后来的诗学批评产生影响。然宋代诗学批评史上到底谁开唐宋优劣辨析之先河，学界则有不同说法。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认为，“在宋代诗史上，最先开启唐宋诗轩轾之争的，当数魏泰、陈岩肖、叶梦得诸人。而从诗歌发展史以及创作规律的角度来区分唐宋诗界限的，首推张戒”。魏泰（1105年前后在世）论诗，对李白、杜甫、孟郊等唐人之作多有推崇，如评李白、杜甫诗作为“优柔感讽”。评孟郊诗“句法、格力可见”；而对于宋诗，除对王安石诗作甚为推崇外，对其他诗人则多持批评意见。如评欧阳修诗：“恨其少余味尔。”评黄庭坚诗：“气乏浑厚。”评石延年诗：“石延年长韵律善叙事，其他无大好处。”评西昆体：“杨亿、刘筠作诗务积故实，而语意轻浅。”魏泰所评虽然主要就唐、宋诗歌分而论之，但可以看出其诗学态度中扬唐抑宋的基本倾向。故王著所论不无道理。而在唐宋诗歌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一些学者又以张戒（？一1158前后）为始作俑者。如齐治平认为：“然最早发难于苏、黄且启唐宋诗之争者，当推张戒。”张戒论诗以言志为本，倡导风雅传统。故对于以用事押韵为工的江西诗风甚为不满，认为“诗妙于自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张戒因批评江西诗法而推崇唐诗乃至六朝诗歌的成就，亦表示出明显的扬唐抑宋的态度，实已导严羽《沧浪诗话》之先声。另外，陈岩肖（约1151年前后在世）《庚溪诗话》卷下云：“本朝诗人与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处。”在对宋诗成就的认识上，把宋诗提高到与唐诗同等的地位。南宋后期，尤其是宋末元初，诗学批评中的唐宋之辨表现得更为突出。唐诗、宋诗，各有何种特点，学唐抑或学宋，何谓诗坛之正宗等问题，成为一些批评家关注的话题。本文即以叶适、严羽、刘克庄等人为例对此问题略作考察，藉以窥见宋末元初的诗学取向。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瑞安（今浙江温州）人。他所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与当时朱熹的道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在南宋堪称鼎足而三。然虽为理学家，叶适又与朱、陆有所不同，他既重事功，又重文藻，文章成就亦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评，“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家”。叶适《王木叔诗序》论及唐、宋之别：“木叔不喜唐诗，谓其格卑而气弱。近岁唐诗方盛行，闻者皆以为疑。夫争妍斗巧，极外物之变态，唐人所长也。反求于内，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评，其可忽诸。”叶适引用王木叔的看法并表示了赞同的态度，因此，实际上也是他自己观点的写照。文中分析了唐诗之短长，从中也可推知宋诗之优劣。王木叔认为，相较而论，唐诗在刻画物态、词句工巧等方面胜出，宋诗在自我观照、明道见性方面占优。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宋金元文学批评史》认为：“对唐、宋诗作总体上比较并作出这样深刻断语者，王木叔或叶适是第一人。”不过，在此有几点需要特别指出：

其一、除《王木叔诗序》外，再结合《徐斯远文集序》、《题刘潜夫南岳诗稿》、《徐道晖墓志铭》、《徐文渊墓志铭》等文章所论，可以看出，叶适所谓的唐诗，当指晚唐而言。如《题刘潜夫南岳诗稿》云：“往岁徐道晖诸人，摆落近世诗律，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又《徐文渊墓志铭》云：“初，唐诗废久。君与其友徐照、翁卷、赵师秀议曰：‘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繇此复行矣。”唐诗的特点，即所谓的“敛情约性，因狭出奇”，以及句律的工巧。

其二、叶适对以晚唐为代表的唐诗持有辩证态度，既有肯定，又有批评。肯定，是要称扬四灵，反拨江西。批评，是因为看到四灵之学唐，主要以晚唐贾岛、姚合为师，“敛情约性，因狭出奇”还不是诗歌最高格调，与“布置阔远，建大将旗鼓”显然有境界高下之别。永嘉后学吴子良在其《荆溪林下偶谈》有一段话颇能剖析出叶适这方面的态度：

水心之门赵师秀紫芝、徐照道晖、玑致中、翁卷灵舒，工为唐律，专以贾岛、姚合、刘得仁为法，其徒尊为四灵，翕然做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广纳后辈，颇加称奖，其详见徐道晖墓志。而末乃云，尚以年，不及乎开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盖虽不没其所长，而亦终不满也。后为王木叔诗序，谓木叔不喜唐诗，闻者皆以为疑，夫争妍斗巧，极外物之意态，唐人所长也，及要其终，不足以定其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评，其可忽诸。又跋刘潜夫诗卷，谓谢显道称，不如流连光景之诗，此论既行，而诗因以废矣。潜夫能以谢公所薄者自鉴，而进于古人不已，参雅颂，轶，可也。何必四灵哉。此跋既出，为唐律者颇怨，而后人不知，反以为水心崇尚晚唐者，误也。水心称当时诗人，可以独步者李季章，赵蹈中耳，近时学者，歆艳四灵，剽窃模仿，愈陋愈下，可叹也哉。

其三，黄昇《玉林诗话》“叶水心论唐诗”条云：“水心所谓验物切近四字，于唐诗无遗论矣。然与严沧浪之说相反。”按：如前面所述，叶适所谓的唐诗，是就晚唐而言，其风格特点，即其《徐道晖墓志铭》中所谓的“验物切近”。而严羽论诗，主要推崇盛唐，称为诗中之最上乘，对于晚唐诗歌，则以小乘禅之声闻、辟支果喻之，以此学诗，并不能得入门之正。以此而论，叶适与严羽之说的确相反。但是，叶适的观点又不仅如黄昇所说的那样对晚唐诗作简单地肯定，他对晚唐诗抱有辩证的态度，从笔者在前面作出的考察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诗学理想上，叶适与严羽还是有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的。

严羽关于唐、宋诗之不同的辨析主要见于其《沧浪诗话·诗评》中：

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只是气象不同。

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

从上面所引可以看出，严羽关于唐宋诗歌的比较主要有如下几点认识：其一、唐诗、宋诗在工巧上难以轩轾高下，但诗歌风貌即气象上则各具特点。何为气象，严羽在其著述中并没有作出明确解说。陶明溶《诗说杂记》卷七：“气象如人之仪容，必须庄重。”如把诗其与人的身体相比，诗歌的气象就如人体的外在风貌。在严羽看来，盛唐诗歌最能代表唐诗的气象。那么，盛唐诗歌与宋诗之不同在哪呢。《沧浪诗话·诗辨》已有所表述：“盛唐诸人，唯在兴趣”；“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其二、具体而论，宋诗尚理但意兴不足，而唐诗重意兴且理在其中。以此为准，显然唐胜于宋。意兴，主要指诗歌中所体现出的一种情致元素，它可以来自于所咏对象，也可以发自于创作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与严羽所说的“兴趣”有一定的相近之处②，是侧重于诗歌艺术形象方面的考究。诗歌具有这种意兴，就可以给接受主体带来兴发感动。理，自然是诗歌中理性元素，它与创作主体的人格精神及所咏对象的思想内涵相关，是诗歌的深度的体现。意兴与理，二者如果相辅相成，就是诗歌的较高境界的体现。就严羽来说，在诗歌的本质问题上，他强调诗歌要吟咏情性，因此，在诗歌创作中，意兴更是第一位的因素。其三、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分别从时代、作者等不同角度对唐、宋诗歌作出细分。但从其对唐、宋诗歌的比较来看，严羽所谓唐诗、宋诗的内涵亦须加以辨析。一方面，唐人、唐诗，本朝人、本朝诗，皆是概而言之，严羽并没有在阶段上作出细分。但结合严羽的相关论述可以推知，唐诗，当主要指他所推崇的盛唐诗歌。而本朝诗，当主要为以四灵为代表的晚唐体诗歌，《沧浪诗话·诗体》中就把晚唐体、本朝体视为等同，“通前后而言之”。另一方面，唐诗、宋诗（严羽所谓的“本朝诗”），作为专有名称，也不能仅从时代上作出理解，二者在同一文中共举，多是立足于体格性分之殊而论。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日唐日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日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其四、对于唐宋诗之不同及有高下之别的原因，严羽亦作出分析。一是唐朝科举诗赋取士，二是诗歌既然难为进身之阶，遂成为文人交游之方式，于是导致赠答唱和诗创作的兴盛。严羽对此则甚为不满，《沧浪诗话·诗评》：“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而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诗歌几为文字游戏，与其吟咏情性、本色天然的本质特征则渐行渐远。

要而言之，唐诗、宋诗作为两种不同的诗歌体格，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严羽显然是表现出扬唐抑宋的态度，这与他在《沧浪诗话》中所表达的诗学主张是一致的。在诗学道路上，严羽主张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在诗学传统上，不提宋诗，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不过，严羽的诗学批评及关于唐宋诗歌高下的判断，主要是基于当时诗坛的现状而发，因反拨诗坛之弊而推崇汉魏盛唐。此论固然见出严羽卓越的诗学眼光，但是，因矫枉而过正，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宋人的诗学成就。郭绍虞先生曾评价严羽诗论：“后人论诗，严唐、宋之界，而于唐诗，复严初、盛、中、晚之别，都是受他的影响。”亦道出了严羽在唐、宋的辨析上所起的作用。

刘克庄有关文章中亦论及唐宋诗之优劣，兹列举如下：

《唐绝句诗选》成，童子复以本朝诗为请，余曰：“兹事大难，杨、刘是一格，欧、苏是一格，黄、陈是一格，一难也；以大家数掩群作，以鸿笔兼众体，又一难也。昔赵公履常欲编本朝诗辄止，其意深矣。”余病眊，旧读不能尽记，家藏前人文集，苦不多，里中故家书类，散落不可借。暇日姑取所尝记诵南渡前五七言，亦各百首，授童子。或曰：“本朝理学古文高出前代，惟诗视唐似有愧色。”余曰：“此谓不能言者也。其能言者，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

本朝诗尤（脱一字，或疑为“多”或“盛”字）于唐，使野处公编本朝绝句，殆不止万首诗。愈盛选愈严，遗落愈多。后世愈有遗恨矣。此本朝续选之所为作也。起建隆讫宣靖，得诗如唐续选之数。或曰：“比唐风何如？”曰：“五七言，余固评之矣。六言如王介甫、沈存中、黄鲁直之作，流丽似唐人，而巧妙过之。后有深于诗者必曰：翁之言然。”

刘克庄不但一生致力于诗歌创作，而且对唐宋诗歌总集的编撰亦抱有兴趣，这既表现于他对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等诗歌选本发表看法，自己又亲自编撰有《千家诗》、《唐绝句诗选》、《本朝绝句选》等选本。可以说在宋代诗歌总集的编撰上，刘克庄是用力甚勤且成果颇丰的一位学者。刘克庄在《本朝五七言绝句序》、《本朝绝句续选》两序中以时代为断，表达关于唐宋绝句诗比较的看法，与其他论家有所不同的是，刘克庄高度肯定了宋诗的成就，虽然有过于拔高之嫌，但刘克庄毕竟是在大量宋诗文献的基础上披沙拣金，还是能发现宋诗所达到的高度，所作出的判断自有其客观依据。另外，刘克庄的论断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同时及后来诗歌批评中对宋诗地位的确认。

如果说上述两序的看法还似乎有失偏颇的话，那么，从刘克庄整个著述来看，他对唐宋两代诗歌的评价则有褒有贬，显得更为客观。兹略作举例：

评唐诗，多有推崇，对李白、杜甫、韩愈、孟郊、李德裕等评价较高。如：“此六十八首，与陈拾遗《感遇》之作笔力相上下，有唐诸人，皆在下风”；“皆雄浑老苍，沉着痛快，小家数不能及也”。刘克庄对唐诗亦有批评，尤其对郑谷、贾岛等人诗作往往指出其不足。如：“余尝论唐诗人，自李、杜外，万窍互鸣，千人一律”；“施之他人皆可，何必籍也。籍尽有可说，今八句无一字着题，良不可晓”；“郑谷多佳句，而格苦不高”。

同样，刘克庄对宋诗的批评也一分为二，有批评，也有肯定。总体来看，他对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曾几等评价较高。如：“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哇淫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放翁，学力也，似杜甫；诚斋，天分也，似李白”（《后村诗话》卷二）；“曾茶山赣人，杨诚斋吉人，皆中兴大家数。此之禅学，山谷初祖也，吕、曾南北二宗也。诚斋稍后出，临济德山也”（《茶山诚斋诗选》）。而相比之下，刘克庄对宋诗之弊直言不讳的批评则似乎更多，如：“若《西昆酬唱集》，对偶字画虽工，而佳句可录者殊少，宜为欧公之所厌也”；“近世以来学江西诗，不善其学，往往音节聱牙，意象迫切。且论议太多，失古诗吟咏性情之本意。”切中时人之病。

总而言之，刘克庄在对唐宋诗歌的认识上，态度客观公正，指出二者各有优劣短长。他一生致力于诗歌批评，面对当时诗坛纷乱驳杂、良莠不齐的创作现状，旨在为宋诗的发展指明方向。他关于唐宋诗歌的比较及有关精到的评点，也正是在当时诗学背景下所作出的一系列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叶适、严羽、刘克庄而外，方回的诗学思想中亦包含有唐、宋之辨的思考。其《瀛奎律髓》把诗选与诗话相结合，收录唐宋五七言律诗三千余首，并分别作出评点。就唐宋诗的收录比例来说，方回对宋诗有所侧重，尤其是多收江西诗派作家的诗作，但是在具体的评点中，方回并不袒宋抑唐，对唐、宋诗人的作品各有轩轾。

唐宋文学概述例3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唐音宋调”一直是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文论家们对唐宋诗优劣的争论更是此起彼伏。自严羽《诗评》中言“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后，“分唐界宋，几成风气”，遂开启了后世唐宋诗之争的先声。后明代杨慎《升庵诗话》、今人缪钺《诗词散论·论宋诗》、钱钟书《谈艺录》、程千帆《古诗考索》等都对这一问题发表过议论。

钱钟书青年时期就对严羽的“断代言诗”说提出过独到的看法，即为“诗分唐宋”论。例如，在写于1932年的《近代散文抄》中，他认为所謂“唐詩”、“宋詩”的划分，不应基于时代（chronologically）之别，而是要考虑作品的风格（critically）差异，不可一概而论。《谈艺录》又专门论述“诗分唐宋”，主要观点是：一、反对以朝代划分诗歌，“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二、主张唐、宋诗歌各有千秋，皆为古典诗学的典范，“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三、主张“论难一概”，唐宋诗如此，具体到诗人、诗作亦如此，一集之内，一生之中，诗风各异者有之。总的来说，“诗分唐宋”是钱钟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目前，此说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少。

一、唐诗宋诗，乃体格性分之殊

严羽《沧浪诗话》中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性在其中。”钱钟书引用此句概括严沧浪的“断代言诗”说，并称“唐”、“宋”多为称谓之便，诗歌划分的依据主要不在朝代，而在风格，正如世上有两类性格之人，诗也分为两种风格。

“曰唐曰宋，岂仅指时代而已哉，亦所以论其格调耳。……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云：“诗江西也，非人之江西也。”通识之言，可复易矣。”

钱钟书以江西诗人并非全来自江西，而是因其风格相似来说明以“格调”划分诗歌的准确性，正如：“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

钱钟书将“唐诗”、“宋诗”的审美特征归纳为：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诗歌呈现出“高明”与“沉潜”两种不同的结构特色。这与希勒的“诗分古今”相类，而今人吴雨僧的《艮斋诗草序》亦持此说。德国诗人希勒论诗歌流派时，将诗分为两宗：“古之诗真朴出自然，今之诗刻露见心思：一称其德，一称其巧。顾复自注曰：“所谓古今之别，非谓朝代，乃言体制”；故有古人而为今之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

钱钟书认为诗人的禀性有异，所作出来的诗歌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大体“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他列举了以下诗人来佐证：唐代诗人中，杜少陵、韩昌黎、白香山、孟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代诗人中，张柯山、姜白石、宋初九僧、四灵诗派，则宋人之有唐音者。若单纯从朝代上划分诗歌，则会抹杀了诗人与诗歌本身的风格特色，太过笼统，不够科学。

二、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

钱钟书认为，“唐诗”、“宋诗”既是按照诗歌风格划分的概念，则无谓高低，正如蒋心余所说的“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

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对宋诗做出公正的评价：整体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他对宋诗的优越之处主要有三点表述：

首先，宋诗用语助较前人“更以此出奇制胜”。钱钟书对王荆公诗中的语助评价极高：“荆公五七古善用语助，有以文为诗、浑灏古茂之致，此秘尤得昌黎之传。”其次，宋诗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钱钟书考证这个创作方法最先见于梅尧臣的信中，陈师道在《后山诗话》提及，但此信已无考。钱钟书将这一创作方法解释为：夫以故为新，即使熟者生也；而使文者野，亦可谓之使野者文，驱使野言，俾入文语，纳俗于雅尔。

因此，“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又可称为“使熟者生，使文者野”，这与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希克洛夫斯基（VictorShklovcky）的“陌生化”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在诗歌内容方面，钱钟书认为，“若只就取材广博而论，宋人之视唐人，每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同时，钱钟书也非常推崇宋诗的“以文入诗”、出奇制胜等方法。

三、一集之内，一生之中，诗风各异者有之

钱钟书认为一手之作可以兼容多种风格，这也是他的“诗分唐宋”说对严羽“断代言诗”说的精进之处。在《谈艺录·诗分唐宋》中，钱钟书用明代王世贞来例证此说。身为明代“后七子”领袖的王弇州主张复古，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然而其前、后诗风各异。在他先前的诗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中，诗歌取材颇广，纵横开阖，很有气势，尽显“唐音”风骨，如《将军行》；而在后期的《弇州山人续稿》中，则“一变矜气高腔，几乎剟言之瘢，刮法之痕，平直切至”，与东坡诗韵相投，乃染“宋调”。

除此之外，钱钟书也提出“一手之作，诗文迥异”，“一人之说，是丹非素”的论点。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论张籍诗文风格的差异：诗则平易自然，文则委婉深挚。再者，他在《谈艺录·赵松雪诗》中谈到元人诗、画的普遍差异：“元人之画，最终遗貌求神，以简易为主；元人之诗，却多描头画角，惟细润是归，转类画中之工笔”，可见，诗、文、画的风格，在同一时期、同一人身上，都可不同，这与苏轼的“诗画一律”大相径庭。

“诗分唐宋”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备受关注的重要课题。钱钟书发展了严羽等人的学说，提出诗歌分期不单是朝代之别，更应以风格划分；并言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可兼容各风；而“唐音”与“宋调”都各具特色，不分伯仲，其后元、明、清诗风虽不断变迁，亦不外乎“唐诗”、“宋诗”两种类型，不过花开花谢，谢而复开罢了。

总而言之，钱钟书对“诗分唐宋”这一诗歌理论的丰富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也展现了一个诗歌理论不断完善与成熟的过程。钱钟书对“唐诗”和“宋诗”两类诗歌范型的辩证关照，又是对自南宋以来唐宋诗之争的一个精辟总结，在中国古典诗歌评论史上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严羽，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3]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三联书店，2002年版.

唐宋文学概述例4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4-0131-08

追溯中国现代性的时间起源，常常是个聚讼不已的问题。识者或者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依归，将彼时中国与西方的相遇称之为中国遭遇现代性的“初体验”；或者以资本主义萌芽为话语轴线，将明中叶看作中国早期现代性（early modernity）的开端；或者视唐宋为明显断裂，揭橥宋朝开启“东洋的近世”。但就世界范围而言，从“效果历史”①的角度来看，宋代近世说的影响殊为重大。其不但视中国宋代为世界进入近代（modern）的起点，而且在宋元明清的整体视域（perspective）中，探寻中国变化的种种面向。重视宋代近世说，不仅有利于正谬“中国停滞观”的不见（disinsight），而且亦可洞见中国现代思想曲折展开的历程，进而重新省思中国现代性。

唐宋文学概述例5

钱穆先生是上个世纪著名的国学大师，史学大师，少有的“博通四部”的学者，亦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钱穆先生治学广泛，尤精于思想史与学术史，其理论体系体大思精，治学功夫深厚扎实。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情敬意充溢在他的学术著作之中，这是后人读钱先生作品最当注意的地方。

《宋明理学概述》是钱穆先生参悟研究宋明理学三十余年后所写的一本综合性的著作，大致可以展示钱穆先生对宋明理学的全部观点。而钱穆先生亦深知宋明理学之博大精深，故其在《序》中言：“聊示学者以门径，虽或诠释未当，衡评失理，当可见谅于古人，见谅于今人。”钱先生十分谦虚，然而此书的确有发前人之未发之论，亦多覆前人之论。我专就宋学一题谈谈感想。

我认为这本书中有几点特别能体现钱穆先生在对宋学甚至是整个学术史的卓见。

第一点便是钱先生将宋学分为了三期――初期宋学，中期宋学和南渡宋学。一般谈到宋学，人们都会将宋学与理学等同起来，但是钱先生明显反对这一观点，并且将宋学再细化为三个时期，并且能言简意赅地归纳出各期宋学的特点。而我最佩服钱先生的是他格外重视初期宋学的作用，并且能用一种绵延的眼光来分析历史。他将初期宋学于唐末的社会状况紧紧结合在了一起，并非常重视去分析初期宋学对后学的影响。

钱先生评价初期宋学：“五光十色，而又元气淋漓。……有一共同趋向之目标，即为重整中国旧传统，再建立人文社会政治教育之理论中心。换言之，即是重兴儒学来替佛教作为人生之指导。”（1）此处有两个特点，一是“五光十色，元气淋漓”，二是“兴儒学以替佛学”。

第一个特点钱先生在此章已明言：“北宋初期诸儒，其中有教育家，有大师，有文学家，有诗人，有史学家，有经学家，有卫道的志士，有社会活动家，有策士，有居士，有各式各样的人物。”（1）但是我认为钱先生说初期宋儒“五光十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便是北宋诸儒已转还为子学之儒。钱穆先生在《朱子新学案》中有言：“尤可注意者，乃北宋诸儒之多泛滥及于先秦之子部。即就儒家言，唐韩愈始提倡孟子，至宋代王安石特尊孟，奉之入孔子庙。而同时如李之《常语》，司马光之《疑孟》，皆由于孟子肆意反对。然自宋以下，始以孔孟并称，与汉唐儒之并称周公孔子者，大异其趣。此乃中国儒学传统及整个学术思想史上一绝大转变。此风始于韩愈，而实成于宋儒。此当大书特书为之标出。其他如徐积有荀辩，范仲淹以中庸授张载，苏洵闭户读书，当时号位通六经百家之说……要之，北宋诸儒，眼光开放，兴趣横逸。”（2）钱穆先生从两个方面――儒生成分之多，所涉内容之博得出了初期宋学之“五光十色”，实在是新奇而又精辟。

第二个特点是“兴儒学以替佛学”。这个问题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大题目，论述已详，我且就钱穆先生“重整中国旧传统”一观点谈谈。我认为钱穆先生之所谓“旧传统”，主要是两点――师统和道统。

钱穆先生讲宋儒提倡师统是其复兴儒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钱穆先生说：“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这一运动，应该远溯到唐代之韩愈。韩愈开始辟佛卫道，韩愈所指，乃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人文道’，而非印东的佛教出世道。韩愈是当时的古文家，但他：‘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韩愈提倡古文，所以树异于当时进士的诗赋.韩愈提倡的‘道’，则以树异于当时崇尚的佛教。这一争辨，并不尽是文字的；而重要者则是人格的，教育的。韩愈特著师，以见到这一点，而当时并没有大影响，影响直要待宋学之兴起。”（1）

由于五代以来军阀混战，经济凋敝，学术衰绝，所以宋朝特重文化。宋初一干知识分子亦视其为己任，他们将复兴儒学、引社会入儒道视为最大理想。于是，他们提倡书院讲学，用书院来发达教育，从而将儒学思想传播开来。《宋明理学概述》有“宋学兴起，既重在教育与师道，於是带重要的则为书院和学校。”（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既以为三代周孔之道，晦塞于汉唐而复明于今日，则所以讲述传述之者，有待于师道之兴起，而其精神所寄，则微见于书院之讲学。”（3）

因此，书院之兴推动了师道之兴，而师道之兴则为道统之兴奠定了一个好基础。

这便是钱穆先生对初期宋学的定义和分析。

第二点便是钱穆先生在论述各个儒者时极力将其与释道分清界限。由于宋儒之学的一大特点便是“融释入儒”，所以一直有人在质疑宋儒的立学之本。

他们的理论与释道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程颢：“人心不得有所系”（1），王苹：“观书不可梏于文义。以仁存心，但言能体仁耳。”。后人亦多讦之。陈寅恪先生便说极力恢复师统道统的唐代大儒韩愈“退之从其兄会谪居韶州，虽年颇幼小，又历时不甚久，然其所居之处为新禅宗之发祥地，复值此新学说宣传极盛之时，以退之之幼年颖悟，断不能与此新禅宗学说浓厚环境气氛中无所接受感发，然则退之道统之说表面上虽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启发，实际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哉！”（4）

但是钱穆先生说：“佛教长处，在其分析心性，直透单微。现在要排释归儒，主要论点，自该在心性上能剖辨，能发明，能有所建立。韩愈《原性》《原道》诸篇，陈义尚粗.。李翱《性书》，则阳儒阴释，逃不出佛家圈套。初期宋儒，同样没有能深入。直要到敦颐，才使入虎穴，得虎子；拔赵帜，立汉帜。确切发挥到儒家心性学之精微处。”（1）他认为，宋儒之援引佛学，是为了改造并发扬儒学，所谓“复以儒义纠弹老释，会三派为一流，卓然成为一种新儒学”。（5）

我没有能力来阐发禅宗之于宋学的影响，但是宋学之大功在理学，

理学之殿军在“心性之论”。而魏晋以来，心性之论已成为佛教之擅场，儒学难以望其项背。而宋儒大倡心性之论，其渊源一目了然。且看《中庸》一书，理学奉为圭臬。然首尚《中庸》的，确是唐朝智圆高僧。有“智圆又极推《中庸》，故自号中庸子，《闲居编》卷十九有《中庸子传》三篇，谓儒释者，言异而理贯，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蚩蚩生民，岂越于身心哉？”（6）可见理学源出禅宗实非谬论，但是理学与禅宗最大的差别便在于处世态度上。

本书中有许许多多的话在表现理学的处世态度。如程颢“现在所需讨论的，既是主要在人生问题上，而他则直从人生讲人生，自然见得更亲切。”1、“教人把自己的心如何来应付外面一切事，让自己的心活到一恰当处，外面的事也活到一恰当处。”（1），如吕大钧“‘业谓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则事长上，接朋友，教后生，御僮仆。至于读书治田，营家济物，畏法令，谨租赋，如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皆可为之。非此之类，皆为无益’”（1）理学的处世态度是积极的、用世的。钱穆先生一再强调这一点是为了区分其与禅宗。

其在《中国文化史导论》说：“禅宗在理论上虽则全部中国化了，但他们到底是一种在寺院里发展成熟的思想，无意中脱不净向慕个人的独善与出世。直要到宋代新儒家兴起，再从禅宗思想转进一步，要从内身自心自性中认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本原，如是始算完全再回到先秦儒家思想的老根基，这里也几乎经历了一千年的时期。在此一千年里，中国人不仅将印度佛教西乡全部移植过来，而且又能把他彻底融化了，变为己有，因此在以后的中国，佛教思想便永远不再成为指导人生的南针。……若认为宋以后的中国还是一个佛教世界，这是不能认识中国真相的错觉。”（7）

从钱穆先生在《宋明理学概述》中着重分析宋儒的处世态度上，我们是可以看见钱穆先生的用意的――否认理学为禅宗的化身，理学的本质仍是儒家精神。这一点在本书中颇为含蓄，而结合钱穆先生其余著作则甚为明显。如“唐代禅宗实已为佛教出世精神之反动。禅宗之在东土，亦一宗教革命。实为中国思想由释反儒之一段过渡。故禅宗思想亦颇有与孔孟相接近者，故程朱斥之为弥近理而大乱真。后人斥禅学，多专斥其乱真，而不知其有弥近理处，此则程朱之所以为精卓也。”（8）“惟长生久视之术，既渺茫而莫验，涅出世之教，亦厌倦而思返，乃追寻之于孔孟《六经》，重振淑世之化，阴袭道院、禅林之绪余，而开新儒学之机运者，则所谓宋明理学是也。”（9）“禅宗把佛法挽向现实人生，但终不脱寺院束缚。宋人又从禅宗一翻身，由释归儒，把人人皆得成佛转回到人人应作圣人”（10）

这两点――重视初期宋学的影响与坚持理学本于儒学的观点是我在读《宋明理学概述》时感触最深的。前者不仅能将唐末五代与宋朝社会发展串联起来，更能将那一段思想文化的发展更为合理地先后承接；后者则从根基上论证了儒学是一直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也试图解决“理学本于儒学还是佛学”的问题。

注释：

（1）钱穆《宋明理学概述》九州出版社，2010年.2，2，2，2，59，

29～30，56，64，88

（2）钱穆《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10

（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7

（4）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320～321页，三联书店，2011.

（5）钱穆《双溪独语》，248页，台北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兰台出版社，2001.

（6）钱穆《读智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五），3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180～181页、184页，商务印书馆，1994.

唐宋文学概述例6

经过十余年的停顿，80年代初，唐宋专卖制的研究又得以恢复，并逐步活跃。先后发表了贾大泉《宋代四川地区的茶业和茶政》（《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周祚绍《略谈宋代盐户的身份问题》（《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第2期）、郭正忠《北宋前期解盐的禁榷与通商》（《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张泽咸《汉唐时期的茶叶》（《文史》第十一辑）、鲍晓娜《茶税始年辨析》（《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裴汝诚、许沛藻《宋代买扑制度略论》（《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1期）等主要论文，并出版了《中国的酒类专卖》及戴裔煊先生40年代完成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一些有关的论著也开始重视专卖制问题，使唐宋专卖制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但唐宋专卖史研究取得巨大进步，并促使其真正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还是近十年（1986—1996）的成果。这十年中出版了《唐代盐政》（陈衍德、杨权著，三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宋代盐业经济史》（郭正忠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宋代酒的生产与征榷》（李华瑞著，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北宋茶之生产与经营》（朱重圣著，〔台〕学生书局1985年版）、《四川茶业史》（贾大泉、陈一石著，巴蜀书社1989年4月版）等专著，漆侠著《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1988年版）、汪圣铎著《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张泽咸著《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及《中国盐业史论丛》等书也较多地论述了专卖问题。先后发表的论文近百篇。取得成果的数量与质量、讨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都大大超越了以前的研究。因而对这十年的研究作一回顾与总结，对进一步推动唐宋专卖制的研究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

一、近十年来唐五代专卖制的研究

1、唐代盐专卖研究

近十年的唐代盐专卖制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唐初的盐法、盐专卖法的产生及演变、专卖机构、专卖收入、专卖商、专卖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关于唐初盐法，陈衍德认为，唐初创时不课盐税，但局部地区有盐监，边境一些地区有军屯，税盐之制至迟在武周初年已实行。井池盐始行税制时，海盐税尚未从农业税中分离，至迟到开元初，税盐遍行全国。唐初盐税有力役税、实物税、货币税等形式。［①］鲍晓娜认为唐初无盐税的局面持续到开元年间。［②］李锦绣对唐前期盐池管理、盐监的作用、盐课的用途等问题作了较详细的探讨。［③］

关于唐盐专卖实行的原因，陈衍德认为，专卖制是唐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要求，而直接原因是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危机促使政府开辟农业税以外的税源，实施一种地方难于插手的财政办法，从而盐专卖制应运而生。［④］齐涛除论述以上原因外，还认为均田制破坏后，传统的赋税政策失去了基础。［⑤］吉成名还指出唐代榷盐制继承了天宝九年来除陌钱的传统，并加以发展。［⑥］陈衍德认为，唐代税盐和榷盐主要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抑商已降居其次［⑦］。鲍晓娜的观点则相反，认为禁榷的目的首先在于抑商。［⑧］

唐代盐专卖制度的演变、兴衰仍是研究的重点。陈衍德在《试论唐代食盐专卖法的演变》中论述道：因海、池、井盐的生产特点、政府控制程度、专卖价格不尽一致，乾元元年分别实行民制官收官销、官制官销、民制官收官销等不同的专卖办法。刘晏改革后，海盐推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调整专卖机构，创立巡院制度，辅以常平盐，保障新盐法实施。池盐大历中始行刘晏新法，改为官制官收商运商销。东西两区的井盐也先后推行刘晏盐法。杨权也探讨了刘晏盐法的内容、实行原因及影响，并论述了刘晏死后唐代盐法的演变，认为德宗时盐法暂乱，顺宗宪宗略有整顿，但未能革除其弊，黄巢起义后榷盐法实际瓦解了。在论及刘晏盐法的影响时强调指出，在中国两千年盐政史上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官专卖到商专卖的变化，而刘晏创间接专卖法即为这一变化的枢纽。他还认为，由于海、池、井盐各有特点，至迟在贞元年间便实行划区运销，这一做法成为后代所行“引岸制”的起源，唐代已出现入纳折博法及作为交换媒介的有价信用文牒——便换（飞钱），具备了引钞盐制的基本特点，成为引钞盐制的刍形。［⑨］吴丽娱则认为，唐代飞钱用于折博的可能性很小，一般不作引钞使用，唐代折博与食盐的货币作用相关，未与飞钱相结合，唐的就场专卖也使折博法难以推广。到五代折博方式开始明确并成为专卖制中官商交易新形式，为宋代实行钞引制奠定了基础。［⑩］郭正忠认为折博法见于五代后唐，钞盐制见于宋庆历四年至六年（公元1044—1046年）［①①］。

还有不少学者对唐盐法中的某一问题进行专门探讨。吴丽娱在《略论大中两池新法及对五代盐政之影响》（刊于《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中对大中两池新法的来源、内容及其对五代盐法的启发进行详论。陈丽菲、秦永洲、朱睿根等还专题论述了刘晏盐法。（分见于《华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之《刘晏盐法中“官粜”、“亭户粜”考辨》、《山东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之《论刘晏的财政经济改革》、《浙江商业经济》1995年第2期之《唐代刘晏对食盐流通体制的改革》、《江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之《试论刘晏的盐业管理思想》、《平准学刊》第三辑之《唐代的榷盐和刘晏的改革》等。）深化了盐专卖制的研究。

陈衍德在《唐代盐政》和《唐代专卖机构论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1月版）较系统地论述了盐专卖管理机构。中央管理机构，在榷盐之初，第五琦以盐铁使独掌大权。广德二年（764）出现东西分判，永泰元年（765）分掌格局成为定制，贞元八年盐铁度支分掌盐政制最终确立。盐铁、度支既是平行体制又有上下级关系。地方机构最初是在各地设分支，亦称盐铁使，冠以地名，负责一地盐事，由租庸使兼。第五琦于各地立监院，具体负责专卖管理。刘晏主持盐政后创立巡院制，在第五琦所设监院基础上置盐监。下设盐场，形成院、监、场三级管理机构。作者还论述了各自职能，指出，三者职能各有侧重又有交叉。王林善在《论唐代后期的榷盐与盐商》（《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中对榷盐机构及其职能作了论述。与陈不同的是，他认为巡院不管理推销官盐给商人的具体业务。他还特别指出度支系统与盐铁使系统管理有所不同，京西北所设度支巡院不理盐政，池盐不设巡院监场，而置榷盐使。陈丽菲在《唐代财政三司历史作用初探》中对盐铁、度支在推行专卖中的作用也有论述。

唐代榷盐收入，资料零碎，很难全面统计，但不少学者仍作了艰难的探讨。张泽咸在《唐代赋役史草》、《唐代工商业》中对盐利收入作了概略论述。陈衍德在《唐代盐政》和《唐代专卖收入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论之甚详。他对海盐在广德二年、永泰元年、大历十四年的收入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它们仅为东部地区盐利，并推算了全国盐利总数。对池盐若干年的盐利作了统计，认为，两池盐利以元和时最高，此前此后均稍低，这也大致反映了池盐的岁入升降情况，井盐收入无明确记载。从专卖收入看，盐是首屈一指的商品，大大超过酒茶等专卖品，曾一度占唐财政总入的一半，并在大历时超过赋税收入。

专卖商的研究也受到重视。王林善在《论唐代后期的榷盐与盐商》中论述道：第五琦榷盐排除了商人，刘晏盐法实行官商分利。盐商分有盐籍的盐商与私盐贩。有盐籍盐商投籍官府，贩销官盐。著籍盐商受到政府保护，享有特权，缴盐利、免差役。他们与政府有盐利之争又有共同利益。私贩则受到严禁，但因失业者多、盐价高、小商资薄不足入籍等原因，私贩仍甚。他强调了唐代专卖制与商分利的特点，指出把唐专卖制与汉专卖制一样视为抑商手段不妥当。陈衍德所持观点大致同于王林善，但对唐政府保障专卖商利益而又限制其获取高利的措施，商人与政府争夺盐利的手段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①②］

吉成名、齐涛、陈衍德等学者还对盐专卖与王朝兴衰、社会发展等关系做了研究。吉成名认为唐代盐法从征税到专卖以及专卖的兴废都与唐王朝盛衰相关。［①③］齐涛分析了专卖盐利对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影响，又指出了盐专卖对中央与地方政体的变革起了促进作用。［①④］陈衍德探讨了地方对盐利的争夺及宦官对盐政的干预。认为专卖制促使唐后期阶级矛盾激化，导致封建政府与人民的对立，反抗专卖剥削成为唐后期阶级斗争的新内容。

2、唐代茶和酒专卖的研究

茶酒专卖研究较盐薄弱，成果数量也少于盐专卖研究。八十年代初以鲍晓娜《茶税始年辨析》、张泽咸《汉唐时期的茶叶》论之较详。张泽咸在《唐代赋役史草》、《唐代工商业

》两书中又有论述。他认为税茶在建中时已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榷茶始于王涯，后榷茶税茶交互出现，且唐宋时榷与税之区分已不如汉严格讲究。茶商有正税商与私茶贩。私茶贩分一般商人和地主豪强茶商两类。鲍晓娜明确指出税茶始于建中三年。章秉纯认为税茶始于建中年间，但确切年代有待深考。［①⑤］凌大珽认为税茶始于建中元年而唐代税茶和榷茶很难截然划分，一般说税茶困难时才行榷茶，有时税榷并行。［①⑥］王洪军、陈衍德、贾大泉等皆持税茶始于建中三年说。王洪军将唐茶法分为两个阶段：（1）建中三年至元和十二年停茶税；（2）元和十五年复茶税至开成五年。而榷茶仅在王涯当政时实行半年。陈衍德认为太和九年唐政府变税茶为榷茶，并经历了一个全部专卖到局部专卖的过程，他还指出，唐“正税茶商”与著籍盐商相似，就是政府特许贩运专卖茶的专卖茶商。贾大泉也认为榷茶始于太和九年。他还对唐五代四川地区茶叶专卖做了深入研究。商岘的观点与上述又有所不同。他认为建中三年税茶不能算独立征茶税的开端。茶叶正式征收专税是贞元九年。榷茶始于太和九年王涯榷茶，不久复税制。武宗时又向榷茶转化，虽不是官造官卖，而行民制商销官收重税，并禁私贩，但实质已是专卖，是官商分利专卖的变通形式，从增税和禁私即可见。［①⑦］

张泽咸在《唐五代赋役史草》和《唐代工商业》中对唐代酒的专卖也有论述。他认为唐初曾有酒禁，并非如有的史籍所载“唐初无酒禁”。唐征酒税最早见于广德二年，从严格意义讲，建中三年才行榷酒。此前只有酒禁和酒税。唐榷酒有榷曲、征榷酒钱等多种形式。陈衍德则认为广德二年即已开始酒专卖，其最初形式是特许酒户专卖制，后又实行官酤、征榷酒钱、榷曲等三种形式，三种形式即有相互转换又有并存。他还探讨了茶、酒的专卖收入和专卖机构，认为，榷酒收入次于盐，而茶居末，酒茶合计不及盐利之半。盐酒茶的管理机构即有合一又有分离，即有直属三司，又有隶于州县，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严密系统。［①⑧］

3、五代专卖制研究

因资料的原因，五代专卖制研究不如唐代之盛，但成果仍然可观。张泽咸在《唐代赋役史草》中对五代盐政作了扼要论述，认为五代盐法是对唐盐法相沿未改，榷盐而外，自后唐另有表卖蚕盐制，实际上是变相人丁税。他认为五代实行了榷酒，尤以榷曲之风日盛，且设曲务。郑学檬认为后梁未实行统一榷盐制，观其未设盐铁使一职即可证明，但局部地区榷盐是存在的。后唐重建榷盐机构，苛严法禁，其盐法继承唐代而愈严。他认为蚕盐是官盐专卖的一种形式。后晋、后汉、后周盐法时紧时弛但都行榷制。五代盐税多元化，有蚕盐、屋税盐、随丝盐钱等，其盐税带有资产税的附加税性质。这与五代政治经济形势有关。［①⑨］穆祥桐则认为后梁虽无统一榷盐制度，但盐铁转运使一职已设置。他对后唐盐法作了深入分析，并认为蚕盐、食盐、随丝盐钱都是官卖的发展，后晋一度在太原府取消专卖，在州征五等盐税。认为屋税盐在后晋天福二年有人提出，但未实行，后汉后周开始行于城镇。他还对唐和五代盐法作了比较。［②⑩］郭正忠对五代蚕盐作了专门研究。认为蚕盐法制定于梁唐之交，是在当时盛行的预贷和赊购活动中出现的，是官府干预丝蚕业的产物，其基本特征是榷卖，地域既包括城镇也包括农村。他还对蚕盐的榷征方式与手段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并辨析了日本学者对五代蚕盐的若干误解。［②①］吴丽娱也认为五代盐法基本沿用唐制，但五代盐专卖中商销已不占主要地位。官销以表配制与场务榷粜相结合。城乡盐政有较大区别。乡村以蚕食盐为主，城镇以场务榷粜，附以屋税盐或食盐。她还专门探讨了屋税盐问题，认为屋税盐起源最早可能始于朱梁之末，此后从未间断，至后周广顺三年十二月下令取消而中止。蚕盐首先面向农村，并不行于城镇。屋税盐是蚕盐的补充形式而行于农村。她还分析了屋税盐的行销特点及表制实行的根源。［②②］另有吴慧《五代盐政述略》（《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1期）也是五代盐政研究的重要论文。

对五代茶法作专门研究尚不多。凌大珽认为五代对一些政权在内部行茶专卖而对外则通商。［②③］商岘认为北方政权不产茶，茶法记载不详。南唐并行官收商销和官收官销，楚征税商销，后蜀行茶专卖。［②④］另《唐代赋役史草》、《唐代工商业》及王洪军《唐代茶叶产量、贸易、税茶和榷茶》对五代茶法也有略论。

二、近十年来宋代专卖制的研究

1、盐专卖的研究

近十年来，宋代盐专卖研究成果丰硕。尤以郭正忠的研究最为全面和系统。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出版了《宋盐管窥》和《宋代盐业经济史》两书。后者集中地反映了他的研究成果，而且也可以说，该书基本上反映了九十年代以前，中外学术界对宋代盐业的研究状况（本文介绍他的观点也主要依据此书，后不另加注明）。郭正忠将宋代盐业分为生产和流通两大部分，流通体制中又分为收贮、运输和销售三个部分。在生产方面，他探讨了宋盐生产技术、生产体制及盐民的社会身份、组织管理、税役负担等问题。认为宋盐生产中至少曾出现过三种所有制形态和五种生产体制：即制盐资料的国家官有制、私有制和官民综合所有制；劳役制、盐民自煎制、盐场催煎制、租佃制和雇佣制。流通体制是其研究重点。认为宋盐收贮体制主要有三种：官府直接敛贮、官府购后仓贮、商人购贮，运输体制又有官运、官民联运、民运等，销售体制也有三种：官府榷卖、官府控制下的商民分销、商民自销。榷卖的形式有官府批发或零售、蚕盐和食盐赊卖、强制认购、纳盐钱。商民分销包括钞引盐、扑买盐、买卖盐场、合同盐场，尤以钞引盐最广。钞引盐具有间接专卖性质。而盐钞与盐引又有区别。他还对折博盐、钞引盐、扑买、合同场、蚕盐等运销办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了宋盐的“过剩”现象，指出“过剩”的是运销与生产不相适应的产物，还分别对东南海盐和解盐政策体制做了独立探讨。

漆侠在《宋代经济史》中也论述了宋盐榷法的演变沿革。并指出，宋盐销售体制除划分销区外，另划分了两类地区：禁榷区和通商区。他把买扑法和钞引盐制归属通商法（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也持此论）。认为宋代盐法屡次变革原因就在于钞盐法，它反映了封建国家同商人分占盐利中的复杂关系，盐法变更的直接原因是宋辽战争，解盐与青白盐的斗争也是盐法变更的因素。

食盐入中及与之相关的盐钞引是宋盐专卖中的重要问题。林文勋指出，食盐入中法在宋中叶以后取得主导地位、盐政也过渡到以间接专卖为主的时期，食盐入中法保证了封建国家财政收入，解决了官商瓜分盐利的矛盾，成为元明清盐法的主体。他认为，作为有价证券的盐钞出现了货币的趋向，除了用钞请盐的原始形态功能外，又具有了信用货币、便钱飞钱、称提货币等功能。盐钞对宋代信用、财政、金融均起到了积极作用。［②⑤］高聪明在《北宋盐钞与西北货币体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中探讨了盐钞在北宋西北货币体系中的作用，认为盐钞起到了“以钞权钱”的作用，弥补了大铁钱名不副实的缺陷，稳定了西北货币体系，成为陕西与内地经济联系的桥梁。哲宗时盐钞价格不合理变动，致使西北货币体现出现危机，徽宗时蔡京改革钞法，改变了盐钞性质，陕西货币体系更加混乱而至崩溃，可见盐钞实系西北货币制度之大局。姜锡东探讨了交引买卖市场及交引铺的情况，认为交引铺及交引市场出现于雍熙三年前后，其出现与西北入中的大规模展开直接相关。交引铺主要经营交引买卖、货币交易、从事作保活动等。交引铺的活动缓和了商人资金周转不灵问题，有利于弥补政府入中现钱不足。交引市场有京师市场和地方市场，政府通过设官买卖交引、市易法等手段干预交引市场的活动。［②⑥］

私盐是与榷盐相关的突出问题。漆侠认为封建国家用各种途径剥削食盐生产者和消费者，导致了私盐的产生。［②⑦］史继刚认为私盐是盐专卖制度的产物，盐专卖使官盐质劣价昂，定销界使官盐不能便民。封建剥削、商品经济发展、义利观念变化也是私盐盛行的原因。他还探讨了私盐的来源及私盐活动的影响。［②⑧］

郭正忠对各地盐利及全国盐利总入进行了列表统计，并计算了解盐在官卖和通商情况下的利润率。宋代盐利在国家岁收钱数中的比重不仅是渐增之势，而且以北宋后期和南宋前期为最多，其最高比率为44％，在当时的盐利中淮盐和解盐收益又占突出地位。宋盐收入在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效用。汪圣铎在《两宋财政史》中对宋代盐利也做了列表统计，并对所举数据作了分析说明。他指出，解池与淮浙盐产合计北宋时占全国80％，南宋时淮盐占全国70％。漆侠认为，盐利来源于生产者、运输者和消费者。官府通过榷盐制占据了大部分盐利。盐利在宋财政中地位不断上升，南宋更为重要。天禧末占13．2％、仁宗时占18．3％、绍兴末占54．2％、淳熙末占48．4％。他还分析了宋代盐价，认为收购价低，提价慢，售给商人的价格不高，说明政府同商人的伙伴关系及对生产者的剥削加剧。［②⑨］

郭正忠《论辽代盐体制的变化》（《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6期）、吴慧《辽金元盐法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对辽金的盐法作了专门研究。张秀平《略论宋代的榷盐与边防》（《浙江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则论述了榷盐同边境用兵的关系。

2、茶专卖研究

宋代茶业研究较之盐研究略显薄弱，而在茶业研究中茶专卖的研究尤嫌不足，但还是有一批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并取得了不少成果。

宋代茶法复杂多变，茶法的考订是研究宋茶专卖的首要问题。漆侠考析了两宋茶法的变革，尤其详细地论述了宋初到嘉祐四年之间交引法、三说法、贴射法等茶法的兴废交替。他把宋复杂变幻的茶法分为两类：禁榷法与通商法，认为贴射法就是通商法，并指出宋茶法频繁变动的原因是国家、商人、园户争夺茶利的斗争。［③⑩］朱重圣也将宋茶法分为两类：官卖法与通商法。他认为“官卖法属直接经营，亦即专卖制度，又包括禁榷、入中、贴射、三说、三分与四分、见钱、长短引、合同场等；通商法属间接经营，准民自相贩易，仅征茶租与商税而已。”［③①］汪圣铎也认为见钱、贴射法是禁榷法，与朱略同，惟朱重圣把三说与三分相区别，汪则视其为一。汪圣铎还将宋茶法沿革分为三个阶段：北宋前期禁榷和以茶为入中抵偿物时期、嘉祐通商时期、崇宁年恢复禁榷行合同场法及南宋的茶引时期，并对各时期茶法进行了论述。［③②］商岘也论述了两宋各个时期的茶法内容及其特点。认为宋乾德二年开始对南方输入的茶叶实行专卖、次年专卖境内茶，太平兴国二年始完全实行专卖。雍熙入中开始后官商争利致使茶法迭变。他指出，贴射法等属间接专卖性质，与嘉祐通商法不同。蔡京所行卖引法则是商专卖，南宋继承之而略有不同，如食茶小引、兴榷场、外销等。［③③］

四川茶叶，宋前期通商，熙宁七年开始禁榷，且与茶马贸易密切相关。漆侠《宋代经济史》、商岘《一千年茶法与茶政》对川茶都有概述。贾大泉《四川茶业史》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川茶禁榷原因、榷茶机构、茶利收入、茶马贸易制的产生、贸易机构、贸易办法、意义等问题。冯永林在《宋代的茶马贸易》（《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中论述了茶马贸易制度的创立、茶马司的矛盾、川茶搬运、茶马法演变及茶马比价等问题。杜文玉《宋代马政研究》（《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也主要论述了茶马贸易。总体而言，各人关于川茶禁榷和茶马贸易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都认为川茶禁榷起于熙河用兵，榷茶收入解决了财政开支和军费需要，而茶马贸易在军事上保证战马需要，政治上保持同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友好和边境安宁，经济上促进各族生产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在论述重点及川茶搬运方式、茶马机构创设时间，买马茶额等问题上观点又不尽一致。

汪圣铎对两宋茶利收入进行了深入探讨，详细稽考了东南及四川的榷茶收入并列表统计，认为宋代榷茶利率比盐低，卖与买价相较，一般为二至四倍。宋朝榷茶收入较多的北宋真、徽两朝约300万——500万贯，南宋前期虽曾达600万，但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少于真徽两朝，宋榷茶岁入约占宋财政岁入的1％—5％［③④］。商岘认为宋茶在嘉祐四年通商前（以嘉祐元年、二年、三年为例）总净利为1094000贯，通商后（以治二、三年为例）为1175000余。蔡京改法使茶利大增，十几年间（崇宁至政和六年）茶息年收由100余万贯增至400余万，最后达千万。［③⑤］《宋代经济史》、《四川茶业史》等也论述了宋榷茶收入问题。

李晓《宋代的茶叶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分析了茶叶贸易状况，认为茶叶销售市场主要是以汴京为首的大中城镇，西北周边民族地区，茶叶流通的最大特点是长途贩运。茶叶市场具有多层次、梯进式、网络状特点，茶叶贸易带动了社会分工扩大和经济结构变化。方健《宋代的茶盐司考略》（《徐规教授从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考察了茶盐司的起源、沿革、人员构成、职能等问题，提出了一些与前人不同的观点。《宋代经济史》、《四川茶业史》也论述了茶事机构问题。另《中国税茶简史》、《一千年茶法与茶政》、《金代的茶禁》（黄频英《农业考古·茶文化专号》第五辑）等探讨了辽金与宋的茶叶贸易及金朝茶法。

3、酒专卖研究

漆侠认为宋榷酤最早见于乾德二年，宋代酒制有三种形式：许民般酤、官榷和买扑制，而以官榷为主［③⑥］。杨师群认为宋榷酤始于太平兴国二年，榷制可分为榷曲区（四京）、榷酒禁地、禁外地区、不榷酒地区等四类。他还探讨了榷酒结构及买扑制。他认为榷酒机构由都曲院、都酒务、酒务、坊场等构成。南宋时各级军队、政府经营酒务，形成多系统榷酒结构，且官营酒业超过了民营。酒业买扑可分为三类：城镇酒务、曲务、坊场。买扑初有定额，后实行实封投状等形式。［③⑦］汪圣铎按经营方式将宋榷酒业分为三类：城镇官造卖酒、小城镇及乡村百姓买扑、官卖曲。他认为不禁榷之地仍有酒息酒税，而非纯粹的自由贸易。［③⑧］

李华润对宋代酒业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认为宋酒业的管理机构分四个系统：三司户部、盐司、州县镇寨、诸司三衙，并对各系统的职能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三司户部——监司——州县镇所形成的管理体系是宋代酒业管理的主干，南宋诸军兴办酒业，使酒业体制陷入混乱。他认为榷酒区与榷曲区有严格划分，南宋除绍兴时杭州一度榷曲外不再榷曲，宋特许酒户有两类：用官曲酿酒酤买和纳课获取酿卖权，万户酒有不榷不禁不税放任自由、均摊榷酒钱、税酒等三种形式，酒的销售以酒楼酒店为主、拍户分销也是重要形式。他还对卖扑制的本质，买扑者、酒户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隔槽法是买扑制的变通形式等诸多新的观点。［③⑨］

关于酒课收入，漆侠认为，宋酒课对财政有重大影响。他统计了北宋若干年的酒课及其在总税入中的比例：至道二年占20．4％、景德中16．1％、天禧末36％、庆历中44％、皇祐中38％、熙宁十年44％、治平中29％，南宋时比北宋更有增加。他指出，就酒课收入而言，不论城市、经济发展地区，还是边远地区都有增长。［④⑩］汪圣铎对宋代酒课收入和榷酒添价进行了列表统计。他认为榷酒收入宋初不多，真宗时达到最高水平，政府用提价等手段增加酒课，并使酒利控制权不断上移。南宋榷酒系统繁多、收入分配复杂，酒课也难以统计。［④①］杨师群认为酒课主要来自各级榷酒机构的收入，官营酒库收入占主导，其次是民营酒店课税的曲引钱。宋政府立定岁额、制定赏格，并采取提价、抑配等手段促进和保证酒课征收。他认为酒课总体而言次于盐而高于茶。至道末占缗钱收入的1／12，天禧年间占1／3和1／2，北宋中一直保持这一水平，南宋也不低于北宋。［④②］李华润考察了宋代酒价等问题，认为宋初酒价低廉，为增酒利，庆历二年开始提价，北宋共有六次提价，但浮动不大，南宋上涨较快。酒价与粮价变动趋势是一致的，而涨幅小于粮价，经营酒的本息比例从30∶70到70∶30不等。酒价是官府、买扑者、酒户瓜分酒利的杠杆。宋政府征收酒课的办法除赏格、提价外还有添酒钱，设法卖酒、别求课利等手段。［④③］

还须指出的是漆侠《宋代经济史》、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对宋代矾、香、醋等的专卖也作了概述，但更深入的研究还待来日。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到，国内近十年来唐宋专卖史的研究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并出版了数部专著，不论在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还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较以前有了很大进步。近十年来在许多问题上形成了定论，对尚未取得一致观点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探讨，特别是在以前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如专卖商人、专卖品市场、专卖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关系等，可以说近十年的努力使唐宋专卖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近十年来的研究也存在有待发展的方面。一是研究中的不平衡，不仅茶盐酒等大宗专卖品与香矾等小宗专卖品研究不平衡，大宗专卖品研究之间也有强弱；二是宏观研究较少；三是专卖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关系的研究有待深入。总之，这十年的研究继往开来，为推动唐宋专卖史研究更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① ④ ⑦ ⑨ 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② ⑧ 鲍晓娜：《从唐代盐法的沿革论禁榷制度的发展规律》（《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又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

③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 ①④ 齐涛：《论唐代榷盐制度》（《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⑥ ①③ 吉成名：《论唐代盐业政策与王朝的兴衰》（《河北学刊》1996年第3期）。

⑩ 吴丽娱：《食盐的货币作用与折博制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①① 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①② 陈衍德：《试论唐政府与专卖商的关系》（《学术月刊》1988年第6期）。

①⑤ 章秉纯：《唐代茶税考述》（《云南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

①⑥ ②③ 《中国茶税简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年版）。

①⑦ 以上分别见：王洪军：《唐代的茶叶产生、贸易、税茶与榷茶》（《齐鲁学刊》1989年第2期）、陈衍德：《唐代茶法略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贾大泉：《历代茶法制度概述》（《河北学刊》1991年第1期）、《唐和五代时期四川的茶叶》（《天府新论》1987年第4期）、《四川茶业史》、商岘《一千年茶法与茶政》（《平准学刊》第三辑下册）。

①⑧ 陈衍德：《唐代的酒类专卖》（《中国社会经济史》1986年第1期）。

①⑨ 郑学檬：《五代盐法钩沉》（《中国盐业史论丛》，又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

②⑩ 穆祥桐：《五代盐政及其与唐代盐政之比较》（《平准学刊》第四辑下册）。

②① 郭正忠：《五代蚕盐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②② 吴丽娱：《略论大中两池盐法及对五代盐政之影响》、《五代的屋税盐》（《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年4月版）。

②④ ③③ ③⑤ 商岘：《一千年茶法与茶政》（《平准学刊》第三辑下册）。

②⑤ 林文勋：《宋代盐钞功能试探》（《中州学刊》1995年第2期）。

②⑥ 姜锡东：《宋代新兴商人资本交引铺的经营活动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宋代交引市场的形成、分布和政府的干预》（《中州学刊》1988年第4期）。

②⑦ ②⑨ ③⑩ ③⑥ ④⑩ 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

②⑧ 史继刚：《浅谈宋代私盐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西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宋代和盐的来源及其运销方式》（《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③① 朱重臣：《北宋茶之生产与经营》。

③② ③④ ③⑧ ④① 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③⑦ 杨师群：《两宋榷酒结构模式之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宋代榷酒中的买朴经营》（《学术月刊》1988年第11期）、《宋代的官营酒务》（《中州学刊》1992年第4期）。

唐宋文学概述例7

【关键词】 陈衍；三元说；宗宋；变风变雅

一、“三元”说宗宋之本质

自南宋张戒认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以降，扬唐抑宋之音不绝，直至清代不衰。陈衍云：“必学盛唐者，王阮亭标举神韵，沈归愚墨守明人议论故耳。”揭示出王渔洋提倡“神韵”，沈德潜标示“格调”，是仍主唐调。

以陈衍之目观之，在近代学术与社会氛围中，扬唐抑宋甚至诗必盛唐弊端有三：其一，近人只学唐不学宋，视野日趋狭窄，所谓“若墨守旧说，唐以后之书不读，有日蹙国百里而已”，疆域日渐缩小。其二，导致近代诗人形成空疏肤廓、缺少变化、脱离实际的文风：“今人作诗，知其甚嚣尘上之不可娱独坐，百里、万里、天地、江山之空廓取厌矣。于是有一派焉，以如不欲战之形，作言愁始愁之态，凡坐觉、微闻、稍从、暂觉、稍喜、聊从、政须、渐觉、微抱、潜从、终怜、犹及、行看、尽恐、全非等字，在在而是，若舍此无可著笔者。”其三，更重要的是，导致诗歌未能尽风雅之正变：“王文简标举神韵，神韵未足以尽《风》、《雅》之正变。……文悫言诗，必欲温柔敦厚。温柔敦厚，孔子之言也。然孔子删诗，……亦不尽温柔敦厚。”在陈衍而言，王渔洋、沈德潜就都是不能用“突兀凌厉之笔”，反映乱世现实，是诗教沦丧的表现。

这些正是“三元”说提出的背景和因由。对于陈衍“三元”说的论述稍加关注，即可知道，“三元”说的理论指向很明确，即针对历史上一贯的扬唐抑宋甚至诗必盛唐的观点，以三元皆盛、唐宋不分为策略，确立宋诗价值，提高宋诗地位，纠偏扬唐抑宋诗学观。陈衍云：“盖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余言今之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庐陵、宛陵、东坡、临川、山谷、后山、放翁、诚斋，岑、高、杜、韩、孟、刘、白之变化也；简斋、止斋、沧浪、四灵，王、孟、韦、柳、贾岛、姚合之变化也。故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诗之枢斡也。若墨守旧说，唐以后之书不读，有日蹙国百里而已。故有‘唐余逮宋兴’及‘强欲判唐宋’各云云。”开元、元和是唐代年号，元祐是宋代年号，在文学史上，“三元”都是诗歌极盛又富有创造性的时代：开元(713-742)一扫六朝初唐绮靡诗风，出现王、孟、高、岑、李、杜等杰出诗人；元和(806-821)为唐代诗风转变期，所谓“诗到元和体变新”，有韩愈、柳宗元、贾岛、孟郊、元稹、白居易等诗人；元祐(1086-1094)是苏轼、黄庭坚和江西诗派活动时期，形成了别具风范的宋诗特色。故沈曾植说“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

首先，“诗莫盛于三元”，是说唐宋诗歌同样兴盛，是并列关系，缩小了唐、宋诗的差距，提高了一贯位卑的宋诗地位。其次，“推本唐人诗法”，认为宋人之诗是学习唐诗诗法的结果，是在唐诗基础上的变化，“庐陵、宛陵、东坡、临川、山谷、后山、放翁、诚斋”是继承了“岑、高、杜、韩、孟、刘、白”，“简斋、止斋、沧浪、‘四灵”’，是继承了“王、孟、韦、柳、贾岛、姚合”。正如沈曾植所云：“唐余逮宋兴，师说一香炷。…宋兴”是接着“唐余”的。既然宋诗(元祐)与唐诗(开元、元和)，为血脉继承关系，便无嫡庶贵贱之分，只是时代先后而已。再次，通过揭示宋诗对唐诗的创变来肯定宋诗。所谓“力破余地耳”，即宋诗是学习唐人诗法，又有所变化创新的，宋诗是唐诗的“变相”、“变化”。这就肯定了宋诗本身的异于唐诗的自己的特质，肯定了学问、理趣、生新、翻案、层折、称、生涩奥衍、清苍幽峭这些新的诗学概念系统存在的价值。郭延礼认为陈衍“进而指出，宋人能力破唐人余地，有变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创新，这就为‘同光体’宗宋提供了理论依据”。学习唐人诗法，又有所变化创新，这就是宋诗的特质，如钱钟书说：“这一点不像(唐诗)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

由于三元实为唐诗向宋诗转变的三个关键阶段，特别是开元、元和以后，诗风发生变化，成为历代诗分唐宋的渊薮。叶燮说：“贞元、元和之际，后人称诗，谓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后此千百年，无不从是以为断。”认为千百年来人们皆以开元、元和为界断分唐代甚至文学史。陈衍亦曾明确指出开元、元和是人们用来分别唐宋的临界点：“故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诗之枢斡也。”对此习见，陈衍表示反对，所谓“今之人强分唐诗宋诗”和“强欲判唐宋”，即是其态度。

正因此，陈衍特别拈出三元，将三元并列，唐宋不分，又重点以创变来肯定宋诗的价值，其确立宋诗地位，纠偏传统诗分唐宋及扬唐抑宋的用意显然。这样唐宋诗皆可成为近代诗所学对象。

进一步探究，陈衍“三元”实将重心落在杜、韩、黄，这更是他宗宋意旨的深层体现，杜、韩、黄是宋诗的三个解释学意义上的支柱与典范，也是陈衍对近代宗宋诗学取向的简明概括。“三元”实是以杜、韩、黄的变唐，来表达自己的宗宋思想。

近代以来，有研究者已论及此点。钱仲联说“‘三元’重在宗宋，而推本杜韩”，揭示三元宗宋本旨，也注意到崇尚杜、韩。郭延礼说“所谓‘三元’，即指唐宋三位诗人(杜甫、韩愈、黄庭坚)的重要时期”，意识到三元的重心在杜、韩、黄。这些言论虽未深入，但为我们研究陈衍的宗宋诗学提供了基础。

考察陈衍相关诗论即可了然“三元”说的重心所在。在《李审言诗叙》中他说：“诗莫盛于唐，唐之诗莫盛于杜子美。”已看出他在开元取杜甫。《近代诗钞述评叙》言祁、程等人“为杜、为韩、为苏黄”，实即包含道、咸诗人于开元宗杜、元和取韩、元祐学苏黄之意。《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亦云：“七古当以杜、韩、苏为正则。三家一韵到底者居多，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又是将目光定格在杜、韩、黄三人身上，并认为他们才是七古的正则。类似诗论还有很多。当陈衍列举唐宋诗人时，目光几乎不离三元之杜甫、韩愈、黄庭坚。

杜甫本为开元诗人，但由于经历了“安史之乱”，诗歌一改蕴藉空灵、兴象圆融的盛唐气象，而反映时代剧变、民生疾苦，形式上以虚字人诗、拗句人律而错综句法，“语不惊人死不休”，已见宋诗特征端倪。因此，他受到韩愈推崇并被元祐诗人视为最高典范。赵翼认为“陈言务去”是韩愈诗的显著特征，而韩愈本自“少陵奇险处”“推广”而来。施补华云：“杜诗无才不有，无法不备”，“山谷学之，得其奥峭”。杜甫虽为盛唐诗人，但诗歌已为唐诗变相，“奇险”、“奥峭”，这些变化于唐处，恰成为宋人学习之范本。

再观元和韩愈，叶燮云：“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之发其端。”将韩愈视为宋诗鼻祖。刘熙载云：“陈言务去，杜诗与韩文同，黄山谷、陈后山诸公学杜在此。”一切好诗在盛唐已被写尽，要想超越，只有另辟蹊径。以韩愈为代表的中唐诗人锐意刨新，陈言务去，艺术实践着力于声律拗峭、奇字险韵、硬语盘空、以文为诗等，而这些异于盛唐的艺术方法正为黄庭坚等江西诗人所直接继承。

宋诗的真正代表当指黄山谷。严羽云：“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已法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认为诗至东坡、山谷，才真正变唐风为宋诗。特别是黄庭坚继承杜、韩，在对宋诗本质精神体悟的基础上，对各种诗歌传统加以聚合与规范，锻炼勤苦，形成了自己的诗学。“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以故为新”、“困难见巧”、“语必生造”、“意必新奇”等，表达了黄庭坚在语言、结构、诗意上的艺术追求与创新精神，也是他诗歌生新瘦硬、奇峭典奥风格形成的原因。刘克庄云：“豫章稍后出，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说明黄庭坚是宋诗最高典范。

陈衍诗论明确表达了将三元重心落在杜、韩、黄，是因为推重他们力破余地的变唐、创新。《诗话》卷三云：“以老杜绝句，在盛唐为独创一格，变体也。……《花卿》、《龟年》诸作，在老杜正是变调，偶效当时体。”指出杜甫的一些作品是盛唐诗歌的“变体”、“变调”，也正是这种“变体”、“变调”使杜甫在盛唐别具一格，言语中对杜甫充满欣赏。《诗话》卷十四更是突出地表述了杜甫、韩愈、黄庭坚等人之诗，是唐诗的变化、变相：“自咸、同以来，言诗者喜分唐、宋，每谓某也学唐诗，某也学宋诗。余谓唐诗至杜、韩而下，现诸变相，苏、王、黄、陈、杨、陆诸家，沿其波而参乎错综，变本加厉耳。”唐代杜、韩而下，诗风大变，宋代各大家追随杜韩之变化而来，又变本加厉。也即杜、韩与苏、王、黄、陈、杨、陆诸家都是在诗史上追求创新与变化的诗人，更直接地说，他们的变都是针对唐诗的变。

陈衍于三元落脚在杜、韩、黄的用意明显：一是通过弘扬杜、韩、黄在盛唐诗基础上的力破余地，现诸变相，变本加厉，变体于唐，来达到其反对专宗盛唐的目的。二是三元落脚在杜、韩、黄，也就是落脚在宋诗。宋诗的典型特色是造硬语、押险韵，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形成平淡、老劲、瘦硬风格。这些特色在“元祐”趋于成熟，而其源头则在杜、韩处。陈衍侧重杜、韩、黄，实际是抓住了唐诗向宋诗转变的三个关键阶段，也是勾勒了宋诗从开端到高峰的发展脉络。

无怪乎陈子展云：“曾国藩推崇宋人苏、黄诗，和曾国藩同时的著名诗人，如郑珍、魏源、何绍基、莫友芝都喜谈宋诗，这种宗宋的风气，我们可以把它他叫作‘宋诗运动’。近三四十年来，所谓‘同光体’，或所谓‘江西诗派’，便是继续这个运动的产物。”也明确揭示了以陈衍为首的“同光体”是宗宋团体。

综上，“三元”说是陈衍针对今人强分唐宋诗与扬唐抑宋的诗学观所提出的诗学纠偏策略。以三元皆盛，将唐宋诗并列，同时又立足于宋诗，特别以杜、韩、黄为重心，突出宋诗对唐诗的创变，其目的是抬高宋诗地位，以纠偏扬唐抑宋诗学观。也正因此，“三元”说本质上成了宗宋诗学。

二、“三元”说的诗学价值指向

胡晓明认为：“唐宋一并泯除，上达风雅，即由学古转向开新，由诗艺取法转向人文工夫。这使其(陈衍)超越了传统唐宋诗之争，不期然而然地关涉到诗学及其相关联的文化存亡问题。”深刻揭示了陈衍唐宋不分的诗学意义：不限于一般的诗艺探讨而寄托了深厚的人文关怀，文化关心。作为总结唐宋之争的核心诗论的“三元”说自然也具有同样的意义。诗宗“三元”，不限于一般的诗艺探讨，也不仅仅在指示近代诗人的学诗途径，其中寄寓着陈衍提倡变风变雅、振兴诗教、关注现实人生的重要诗学思想。

在《诗经》时代，诗人歌咏情性，发表对社会政治的意见，统治者通过采诗、观诗来了解民风，发挥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这是风雅来源。后来汉儒释《诗》，提出“变风变雅”这一概念。时代动荡不安、政治道德衰废，社会混乱无序，则有变风变雅，而国史根据变风变雅及时了解时代政治、人伦道德之兴衰变迁，最终起到改善政治道德、纯明教化的作用。可见汉儒提出变风变雅这一概念，其用心是表达他们对社会政治、世道人心的忧患自觉与关爱之情。陈衍深表赞同，在《祭陈后山先生文》中说：“惟言者心之声，而声音之道与政通，盛则为雅颂，衰则为变雅变风。”

1926年，他在《山与楼诗叙》中说：“余生丁末造，论诗主变风变雅，以为诗者，人心哀乐所由写宣。有真性情者，哀乐必过人。时而齑咨涕洟，若创巨痛深之在体也；时而忘忧忘食，履决踵，襟见肘，而歌声出金石，动天地也。其在文字，无以名之，名之日挚，日横。知此可与言今日之为诗。”明言论诗力主变风变雅。当时正值中国内忧外患最为深重的时代，人们经受着风雨飘摇的人生，体验着时代特有的创痛，所以要提倡变风变雅。因为只有变风变雅才能直接写宣世变所引发的“若创巨痛深之在体”、“忘忧忘食，履决踵，襟见肘”的主体情感。也才能通过抒发怨怒哀思之音，反映现实，参与政治，表达对世道人心、社会历史的关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

在文学史上，什么诗歌属于变风变雅传统，值得后世去继承与恢复?观其诗论，陈衍多次论及杜韩苏黄一途是具有变风变雅性质的诗歌，也是近代变风变雅诗歌的学习典范。由此可以理解“三元”说的思想含蕴：诗宗“三元”，也即提倡变风变雅。目的是通过诗宗宋诗一脉最终达到恢复诗教传统的目的。

首先，杜、韩诗具变风变雅性质，足为后人学习。陈衍《小草堂诗集叙》云：“诗至晚清，同、光以来，承道、咸诸老蕲向杜、韩为变风变雅之后，益复变本加厉。”认定杜、韩诗为变风变雅，道咸同光诗人学杜、韩为变风变雅，并有变本加厉之势。

其次，宋诗一脉在采风陈诗之典既废之时，担当了文学干预现实的责任。陈衍《自镜斋诗集叙》云：“诗三百篇，自朝廷邦邑，以达草野，关系民事者，无虑十七八。……五言发轫汉代，其教未昌。魏、晋、六朝，累牍连篇，率风云月露游览宴集之词。故诗至唐而后极盛，至宋而益盛。盖自次山、少陵、元、白、苏、黄、陆、杨之伦，号大家者，类无不感讽引谕，长言嗟叹，《舂陵行》、《于蒍于》、《秦中吟》诸作，悉数未可终。甚且以文字而被罗织，触禁网，曾不少悔。此无他，守令为亲民之官，耳目之所闻见，愠斯戚而戚斯叹，生于恶可已也。其工者，传远迩，人禁近。其不工者，后世 采风陈诗之典既废，里巷流播未久而泯灭。”关系民事者，是诗三百的诗教传统，而汉魏六朝，只写风云月露，不能反映社会民生。所谓“其教未昌”，即是批评汉魏六朝背离了诗经以来的诗教传统。唐宋因承三百篇而来，做到了“感讽引谕、长言嗟叹”，故诗歌兴盛。所谓“感讽引谕、长言嗟叹”，即用诗歌讽喻现实，感慨时事，这类诗有时虽“被罗织，触禁网”，但“惟歌生民病”的愠斯戚斯精神并不因受压制而“少悔”。这实是“变风变雅”的精神所在，是诗歌浓厚的现实人生关怀和自觉的社会担当。值得注意的是，陈衍所列次山、少陵、元、白、苏、黄、陆、杨等人正是盛唐以后偏宋一脉的诗人。北宋中期以后，党争空前激烈，各种内外矛盾逐渐加剧，北宋盛世走向衰颓，这大约是宋诗中“感讽引谕、长言嗟叹”之诗多于盛唐之音的原因。这反映了陈衍对宋诗诗教观的认同。

陈衍还在《蜕庵诗存叙》中云：“记日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讽喻之道也。自封建易为郡县。方百里、方数百里之地，其百姓之疾痛疴养，罔不系于牧令。陈诗之典久废，绣衣持斧使者，问数岁十数岁一出。奉行故事，举劾一二贤不肖之尤者而已。至设为常职，尤养尊处优，初未尝巡行郊野，鳃鳃然问民之疾苦为也。此唐诗人感切时事。《舂陵行》、《石壕吏》、《于蔫于》之类所由作欤。然而元结、韦应物、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之伦，类以诗人为循吏，与其民有家人父子之情，非必敝精焦神，蹙额疾首，举一切游观文酒而尽废之也。”讽喻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表现方法，最重要的是起抒下情、明治乱的诗教作用。陈衍认为先秦太师陈诗观民风，即是遵循了讽喻之道，唐时牧令不问民间疾苦，致使诗人写出感切时事(讽喻)之作，如元结《舂陵行》、杜甫《石壕吏》、白居易《于蔫于》即是。同时，陈衍由白居易讽喻与闲适并重的创作实际，而肯定元结、韦应物、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的讽喻与闲适并存。明指唐诗人感切时事，然具体所举感切时事之作如《舂陵行》、《石壕吏》、《于蒍于》，皆为中唐之诗。而且所列唐宋善讽喻者主要有开元杜甫，元和元、韦、白，宋之欧、苏、黄。可以认为，在陈衍看来，较好地继承了诗经变风变雅的诗教传统的在唐主要有杜韩等人，在宋则为以苏黄为主的诗人，也即变风变雅主要在三元一途。

陈衍不仅认定杜韩苏黄等人为崇扬中国诗教传统的诗人，还认为他们是后世变风变雅一类诗歌的典范。如道咸变风变雅便是诗学杜韩苏黄即诗宗三元的结果。《小草堂诗集叙》说：“诗至晚清，同、光以来，承道、咸诸老蕲向杜、韩为变风变雅之后，益复变本加厉。言情感事，往往以突兀凌厉之笔，抒哀痛逼切之辞。甚且嬉笑怒骂，无所于恤。矫之者则为钩章棘句，僻涩聱牙，以至于志微噍杀，使读者悄然而不怡。然皆豪杰贤知之子乃能之，而非愚不肖者所及也。道、咸以前，则慑于文字之祸，吟咏所寄，大半模山范水，流连景光。即有感触，决不敢显然露其愤懑，间借咏物咏史，以附于比兴之体，盖先辈之矩镬类然也。一自今日视之，则以为古处之衣冠而已。”“志微噍杀”出自《礼记·乐记》，是凌厉之音，即衰世之际民有忧思的反抗之音。道、咸之前，文人志士慑于文字之祸不敢直抒胸臆，“露其愤懑”，只能借“比兴”手法间接隐晦地抒发个人的时事关怀；之后，道咸同光诗人蕲向杜韩诗风、为变风变雅之后，敢于宣泄，敢于畅言，能为“志微噍杀”之音，能“以突兀凌厉之笔，抒哀痛逼切之辞”，由含蓄温柔转为凌厉逼切。表述时代巨痛深创在体的生命体验。可见变风变雅是道成时代文学对社会的回应，是经世致用思想在文学中的表现。陈衍对道咸诗人的诗风变化予以肯定，而且认为道咸诗歌的内在变化，是倾向杜韩诗风、为变风变雅、又变本加厉的结果。

在《近代诗钞述评》“祁巂藻”条下，陈衍对道咸诗人诗学对象与目的有更具体的说明，他说：“有清一代，诗宗杜韩者，嘉道以前，推一钱萚石侍郎；嘉道以来，则程春海侍郎、祁春圃相国。而何子贞编修、郑子尹大令，皆出程侍郎之门。益以莫子倔大令、曾涤生相国。诸公率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祐诸大家为职志，不规规于王文简之标举神韵、沈文慤之主持温柔敦厚，盖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也。”道咸诗人诗学三元，重点则在学与“神韵”与“温柔敦厚”相对的诗风。“神韵”与“温柔敦厚”本是后人所学唐诗精华，为盛世之音。陈衍列出道咸诸大家，指出他们不规矩于“神韵”与“温柔敦厚”，而“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祐诸大家为职志”。意思很明确，与“神韵”与“温柔敦厚”对立的，在开元、天宝显然是指杜甫，在元和是指韩愈，在元祐则是黄庭坚等宋代诗人。而推崇开元、天宝、元和、元祐的杜、韩、黄，就是因为他们的诗歌非“神韵”与“温柔敦厚”，而是变风变雅诗风。

陈衍认为道咸诗人诗宗“三元”的变风变雅，而不学“神韵”与“温柔敦厚”，有其原因，这在石铭吾《读(石遗室诗集)呈石遗老人八十八韵》中得到充分揭示，诗云：“有清一代间，论诗首渔洋。渔洋标神韵，雅颂不敢望。归愚主温厚，诗教非不臧。然或失而愚，字缺挟风霜。是皆傍门户，终莫拓宇疆。寿阳祁相国，辅以曾湘乡。寿阳(祁巂藻)宗杜韩，春海(程恩泽)相颉颃。湘乡(曾国藩)诗若字，低头豫章黄(庭坚)。杜韩苏黄间，暖翁(何绍基)目助张。鄙亭(莫友芝)巢经巢(郑珍)，列宿森取旁。诸公丁世乱，雅废诗将亡。所以命辞意，迥异沈与王。穷者秋蟪馆(金和)，并世伏敌堂(江浞)。诗人信以穷，诗道于以昌。”铭吾之言是陈衍诗歌论的实录。渔洋标神韵，不敢望雅颂，归愚主温厚，是“然或失而愚，字缺挟风霜”。这就是道咸诗人反对“神韵”与“温柔敦厚”的原因。因为二者作为盛世之音，不主诗教，不能反映时代沧桑。而道咸之际，诗人身丁世乱，诗亡雅废之际，只有倾向于杜、韩、苏、黄间，为变风变雅之诗，能于“穷”(世乱家亡)时写穷，诗教才能昌明，如金和与江浞即是。

唐宋文学概述例8

一

唐宋时期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上个世纪，中外学者对唐宋史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了骄人的进展。这其中，唐宋历史观起到了主导作用。本文拟对二十世纪的唐宋历史观作一总结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从历史观的角度对唐宋史研究的进一步开拓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

最早从历史观的角度对唐宋历史作全面分析并提出唐宋变革论的是日本学者。19lO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发表了《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在这篇文章中，内藤湖南指出唐代和宋代在历史发展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具体是：第一，从政治上来说，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也就是说，六朝至隋唐为贵族政治盛行的时代，宋代则代之以君主独裁；第二，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唐代的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他们可以用钱代实物去纳地租，从而开始摆脱奴隶佃农地位：第三，在官吏的选拔上，贵族时代行九品中正法，选举权为贵族左右．隋唐开科取士后为科举制所代替。官吏选拔由配给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第四，党派的性质有所改变．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之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第五，经济上亦有显著变化．唐代虽然不是实物经济，但不少物品在利用货币表示价值之余却以绢布来交换。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第六，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已意解经成为一时风尚．文学则文章由重形式改为重自由表达；第七，艺术方面，以五代为分界，以前的壁画大多强调传统风格。以后的水墨画则采用表现自己意志的自由方法。音乐方面，唐代以舞乐为主，乐律重形式。宋代以后，随着杂剧的流行，通俗艺术较盛，品味较古的音乐下降，变得单纯以低级的平民趣味为依归．依据这些变化，内藤湖南总结说：“总而言之，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由此，他提出了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的唐宋历史观．

内藤湖南的唐宋历史观提出后．在日本学术界产生极大反响。赞成其说者不乏其人，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围绕唐宋变革论， 日本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大论争，这场论争一直贯穿于二十世纪的唐宋史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唐宋史研究的开展。宮崎市定继承并发展了内藤湖南的唐宋历史观．五六十年代，宫崎市定首先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同样适用于东洋史。东洋史这三个时期的最大特征，也就是统一、分裂、再统一。东洋古代的发展，是由春秋时代的割据经战国时代至秦汉帝国的统一；中世以后，则形成三国魏晋南北分裂时代，隋唐帝国时代为表面之大一统时代，中唐以后割据势力再抬头，至五代分裂更甚；宋王朝统一后迄明清时代，大致维持统一之局，是为近世。他还说，从世界史的观点看，最早进入近世的是西亚，其次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最后才是西洋．东亚受西亚的影响．西洋受西亚、东亚的影响才进入近世。接着，他详细分析了唐宋时代的变化。其分析侧重于经济变动方面。第一，宋以后，中世庄园之隶农(部曲)获得解放，代之而起的是佃户制。所谓佃户制，其本质是自由农民与地主间所缔结之自由的佃耕契约关系：第二，经过唐代三百年较和平的统治，人民私有权逐渐发达。两税法实行后，人民土地私有遂获得国家正式的承认，人民劳动力也获得自由。简言之，从唐中叶以后，土地倾向于私有化、贷借化：第三，入宋以后，因科举制度而新兴出一批官僚阶层，就文化上而言，他们属于读书人；就政治上而言．他们是官僚：就经济上而言，他们是地主、资本家．他们以土地作为资本投资之场所，从事生产、买卖、交易。同时，产业之经营已商品化、分业化．故宋代以后，经济之发展已脱离家内工业的阶段，走向了近世的资本主义式的大企业经营；第四，中国所谓庄园，实际上是中世的土地经营方式．它起源于汉，盛行于南朝，继之于唐。此种私家经营的庄园，随均田制之崩溃而衰落，继之而起的是近世资本主义的大土地经营，决不是一般所说的均田制崩溃和庄园制继之代起；第五，中世庄园崩溃后，近世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经营发达，都市的形式为之一变．宋代的都市，已几乎成为“商业都市”——以分业为基础的大企业(例如纺织业、制陶业等)与合股经营的大企业发达，科学知识亦进步：第六，从经济观点看，宋代可谓是运河中心时代．所谓运河中心时代，是以运河从事交通、搬运的事业发达，故运河时代也可谓商业时代。中国的商业，到宋以后，面目一新，对农业生产商品化有重大影响：第七，唐玄宗时代，政府兵制为募兵制，实为近世兵制的特色。在募兵制下，军人成为一种职业，兵员系从农民分化而来，这与近世产业分工的发展，同为近世社会的特征之一；第八，宋代在哲学、文学、自然科学、美术、工艺等方面都有显著进步，成为近世的文化．火药、印刷术、罗盘针的发明，早于西洋几个世纪。煤的使用是燃料的革命，煤、铁的大量使用正是近世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占有先进地位。此外，宋代已有独立的逮捕、讯问、裁判犯人的机构，加以诉讼学发达，起到了保护人民权利的作用．审判机构的进步，也是近世文化的特征之一；第九，世界近世史上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民族主义的勃兴．唐末，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的周边各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渐高昂，例如晚唐时期的突厥与回鹘，在西方影响之下，制作自己的文字，这是游牧民族自觉和先声，东亚世界近世发展的起点。到了八十年代，宮崎市定在吸收各方面意见包括批评者意见的基础上，又发表了{从部曲到佃户》一文，对自己的观点作进一步阐释。第一，从唐到宋，最重要的社会变迁之一是贱民的解放。在唐代，贱民指奴婢与部曲，奴婢即奴隶．部曲属于奴婢与自由民之间，如西欧中世的农奴。在唐末五代的动乱中，部曲获得解放，上升为佃户，或曰“佃人”：第二，从部曲到佃户的变化，反映出唐宋间的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宋以后，佃户完全变为自由人，他们与地主的关系是平等的，尤其是在订立租田契约之际，完全具有选择权．因此，宋代以后，新的劳动形态出现，庄园闭锁经济已告消失；第三，宋代政治的最大特色之一，是在独裁君主之下，万民平等，打破了古来所谓“身份制”．前代用以各良民区分的贱民阶层(如奴婢、部曲等)，到宋代以后已不存在，这无异是一项重大的“人权宣言”．宋代的佃户，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如地主，这是事实，但对第三者而言，并未失去对等的地位，这与唐代的部曲对主人以外的良民仍处于劣势的情况是不同的。宋代的佃户固然是一种“身分”，但这种身分等差是临时性的，如佃户将田地退还给地主，佃户立即可以恢复本来的自由民地位：第四，宫崎接受柳田节子的意见，承认宋代荆湖南北路、四川等“后进地带”在大地主庇护下的佃户性质，实际为中世的部曲，而非近世的佃户。但他指出这只能适用于“后进地带”；第五，在均田制时代．中国确曾出现过有如西洋式的庄园制，中国若有农奴制，便是在此时代．但宋代以后的庄园，与西洋之庄园完全不同，故其佃户亦不得视为农奴：第六，中国的社会，宋代以后，贵族、官僚、富豪的家族，无法持续长久，不象六朝隋唐的中世贵族社会，绵延不绝．宋代以后，广泛实行着“社会流动”。因此，宋代以后的社会，实为唯才是视的时代，这是近世社会的特征，决非所谓的“封建”的固定社会。

对于内藤湖南提出的唐代历史观，前田直典率先进行了批判。1948年，他在《历史》第]卷第4期发表了《东亚古代的终结》一文。文中．他设想东亚的中国、朝鲜、日本的历史具有平行法，以这一基本构想为基础，前田反对唐中期为中世和宋代以后为近世社会的说法。他主要根据加藤繁的唐代中期前的大土地主要由奴仆耕种，均田制破坏以后土地由佃农使用盛行的大土地所有论，提出“唐代末年古代终结说”。这虽然没有明确倡导“宋代中世说”，但却开了此说的先河．稍后，石母田正依据加藤繁、周藤吉之有关大土地所有制研究的成果，认定中唐以前的大土地所有为古罗马的奴隶制大土地所有制，将此后形成的庄园制视为隶属性的佃户制。他说，佃户尽管在身份上是自由民，但在现实阶级关系中尚未成为农奴，而是接近奴隶形态．以这样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宋代处于从古代奴隶制向中世农奴制过渡期的位置．同样，仁井田升也根据加藤繁、周藤吉之的研究成果，视农奴制为中世封建制，又视地主佃户关系为农奴制，从而确定唐宋变革为从唐代奴隶社会转变为宋代农奴制社会。

五六十年代，针对宫崎市定的学说，周藤吉之作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强调：第一，宋代佃户的身份隶属于主户，没有迁徙自由，或称为“随田佃客”：第二，地主对一般佃户的生活作某种程度的保证，但佃户对地主须负责重租，重役，双方形成一种经济上的依存关系；第三，宋代的佃户与农耕奴隶不同，农耕的奴隶完全依附于主家，而佃户可独立经营生计。佃户与“佃仆”、“地客”类似．宋代的生产关系，可以说是从奴隶耕作转移至佃户耕作的阶段；第四，宋代以后，豪族(即官户，或谓形势产)的土地增扩，而从事庄园的经营。在庄园耕作的，即佃户与奴隶，或雇佣．此种庄园，从唐末至宋代之间，大为发达。根据这些特征，周藤认为宋代开始实为中国的中世社会。另外，崛敏一指出，从唐代古代国家和均田农民的生产关系向宋代个人的生产关系(地主佃户关系)的转化是封建制的形成，他把均田农民的分化视为中国中世社会的起点．柳田节子也非常重视均田制崩溃后地主佃户关系形成这一事实，但在某些方面，她似乎折衷了宫崎和周藤之说。她强调，宋代及其后的“地域差”的重要性，认为在“后进地带”的荆湖南北路、四川等地区，佃户的身份隶属性强，而在“先进地带”的以两浙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常是一田数主，佃户有较高地位．不宜一概而论．在宫崎市定八十年代所发表的成果中，显然部分吸收了柳田的观点。

八十年代，渡边对唐代古代终结说和宋代中世说作了进一步论述。他说，均田制下分田农民对上级土地所有者即国家而言，劳动过程、所有权等方面不存在充分的独立性，可以被看作国家奴隶。两税法是实现了事实上的私人土地所有，通过把主客户、五等户放在政治性的臣属关系之中征收地租的体制．宋代负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地位的农民是中户中产阶层，他们作为典型，编成的主产阶层可理解为典型的国家农奴．因此，渡边把唐宋社会变革视为从国家奴隶制向国家农奴制的转变。

除上述两说外，还有一种观点视唐宋变革为封建制的再组成，即封建制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变化．五十年代，池田诚指出：均田制是以土地为媒介分配生产物的关系，本质上不是奴隶制。唐宋变革，是由于均田农民的解放而形成的地主佃户关系的过程．他与宫崎市定不同，将宋代的地主制视为封建制，并指出其特征是自给自足经济、拥有土地以外的生产工具而独立经营的小农的存在以及超经济强制。因此，他认为宋代仍为封建社会．唐宋变革便是封建制的再组成．六十年代后期，佐竹靖彦在吸收日本领主制研究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把唐宋间庄园制向地主佃户制转变理解为从大经营开始的小经营的自立过程．进而，他论述说，形成宋代乡村制度的过程是同地主土地所有相结合成立的封建性村落规范和由明确权力构成村落行政的过程。佐竹以私人的生产关系为视点，把唐宋变革看成从封建制前期向封建制后期的转化过程．

此外，在五十年代的论战中，浜口重国强调唐宋及其以前，基本的生产关系是国家和一般农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唐宋期间没有变化，次要的生产关系是从奴隶制向农奴制的转变。这种观点事实上基本不承认唐宋有所谓社会变革．在七十年代的讨论中，小山正明把中世封建制的成立期界定在明末清初．并据此确定唐宋社会变革是古代国家形态的延续，将唐宋社会看成是家长制的奴隶制经营的成长过程．也就是说，连宋代社会也看成是奴隶制社会。

二

欧美学者比较集中地视宋代为中国近世的开端，将唐宋社会看成是中国历史从中古向近世转变。他们注意到来代中国文明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台湾出版的{来史研究集》序言概括道：大部分符合所谓“近代”意念的中央官制至宋已成定型：分政教、商业、住宅区的城市之形成在宋；地方特产品如徽墨、端砚，以及各大名窑、名瓷，其发展至宋而臻于最高峰：火药、印刷、造船、指南针等使世界文明改观的重要技艺的发明与发扬在宋；文学新体裁的产生，由禅宗与儒家学说相互影响而演变成的理学，出现于宋：第一部中国通史({资治通鉴》)和第一部颇具现代规模的考古学书({宣和博古图》)亦成于宋……所有这些，标志着宋代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这种认识，是日本内藤湖南观点影响的结果．欧美的学者，过去比较“普遍接受”内藤学说。对唐宋社会变革或转型的理解．社会史方面，唐代结束了世袭门阀对政府的支配．宋代开始了一个现代的时代，以科举制为基础或途径，平民兴起，成为时代新的标志；经济史方面，经济秩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失去对商业的控制，商业特别是商税收入在宋代达到中国历史的最高点。唐代由国家重新分配土地的均田制为私人土地市场所取代。两税法取代了租庸调制。非士族家族的私人财富积累得到承认和合法化．日益增长的私人财富和商业促进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京城从一个人为的行政产物变成了同时也是商业中心；文化史方面，唐代这个由虚无和消极的佛道所支配的宗教化的时代，让位于儒家思想的积极、理性和乐观．精英的宮廷文化让位于通俗的娱乐文化；在政治史方面，唐宋转型带来了与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根本不同的变化。这种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是与社会流动、商业成长和文化变化为代表的。而唐代士族政治衰落后，却出现了君主独裁。①

近二十年来，这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据包伟民《近二十年来的美国宋史研究》②一文所述，主要变化一是不再假定唐宋变革是中国走向欧洲近世的一个转折；二是越来越重视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影响。据此，欧美特别是美国学者对唐宋转型作了新的诠释．包弼德概括道：在社会史方面，将唐宋转型看成是一个士或士大夫身份的重新确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包弼德本人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③一书中，就曾详细分析了从唐代世家大族到北宋文官家族再到南宋地方精英的转变过程：经济史方面，传统意见认为，宋代的商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个看法已被普遍接受，还很少有人提出挑战．地方精英的存在与此有关：政治史方面，从对皇权独裁的研究，转向对十二世纪更重要的制度的研究．而这些研究还没有证明唐宋转型是独裁统治的结果；思想史、文化史方面，有三个转型的显著特征。首先，从唐代基于历史的文化观转向宋代基于心念的文化观。其次，从相信皇帝和朝廷应该对社会和文化拥有最终的权威，转向相信个人一定要学会自己做主．第三，在文学和哲学中，人们越来越有兴趣去理解万事万物是如何成为一个彼此协调和统一的体制的一部分。④

在唐宋何时转型的问题上，多数认为从宋代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刘子健认为变化发生在北宋和南宋之交。在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⑤一书中，刘子健指出：“现代历史学家常常忽略两宋的差异，而更重视唐宋之际的巨大分野，即古代中国和晚近中国的分野。其中更有人在宋代观察到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洪流．因为宋代生活的许多特征都与几个世纪以后近代欧洲的发展相类似。”但是，“如果抛开二者表面上的相似性，不再生拉硬拽地将宋代中国的变化同近代欧洲相类比，那么，事情也许就不再那么令人困惑了。造就宋代中国种种变化的，与促使欧洲最终迈入近代化的，是全然不同的环境和力量。宋代中国既有新的创造，也有对既定观念的革新：既有对新领域的开拓，也有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所有这一切都以独一无二的中国道路行进．”他特别强调：“将宋朝——北宋和南宋——视为一个历史时期却可能是一个陷阱．”紧接着，他说：“千真万确，当女真人控制了北宋首都开封和令人魂牵梦萦的中原之后，继起于南方的王室和政府都将自己视为宋王朝的合法延续。然而，此际的中国却经历着巨变。就在北宋灭亡以前，经济重心已经在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后来，南宋在那里建立了首都临安(今杭州)．经济而外，还有文化和政治的转折，……毫无疑问，南宋初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使南宋呈现出与北宋迥然不同的面貌，而且塑造了此后若干世纪中中国的形象．”在书中，刘子健重点剖析了从北宋到南宋文化和政治的转变。他总结道：“11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它开辟新的方向，开启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乐观而生机勃发。与之相比，在12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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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07月。

② 文载《光明日报》2000年11月3日。

③ 该书中译本．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

④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⑤ 该书中译本．赵冬梅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三

在我国，古代即有人注意到了唐宋时期的社会变化。明代．陈邦瞻在编撰{宋史纪事本末}时指出：“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在陈邦瞻的变化论中，显然包含了一个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历史观念。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也觉察到来代的变化。他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成，什八九可断言也．” ①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在剖析中华历史演进时，同样注意到来代的变化和它的历史地位。王国维道：“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②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③而金毓黻在撰著《宋辽金史》时，又讲道：“宋代膺古今最剧之变局，为划时代之一段．”他们均从揭示历史发展变化本来面目的角度，论说了唐宋时代的变化。

真正从科学历史观的高度对唐宋社会的变化给予全面的分析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新中国建立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我国学者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揭示了唐宋社会的变革。侯外庐发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④。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大概地说，中国封建社会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从商鞅变法起，又可以战国末秦、汉之际为过渡，两汉作为一个阶段，魏、晋、南北朝、隋为一个阶段．后期可以隋和唐初为过渡，从中唐至明代中叶为一个阶段，明代末叶，即自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至一八四0年为又一阶段。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以黄巢起义这枢纽，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从文中的论述来看，唐宋时期无疑是一个变革时代。第一，封建土地所有制方面，均田制破坏，庄园经济继之兴起．随之而来，立基于均田制上的府兵制，在开元、天宝间也就跟着破坏。此后不得不采用召募的雇佣兵制，以至于宋代的广募流民为禁军的制度．同时，依据均田制而制定的租庸调法，也大受破坏，两税法终于代替了租庸调法；第二，封建的阶级关系、等级制度在唐代进行了再编制。唐代，九等户制确立，九等分户制的转变和确立过程，在地主阶级内部来说，表现了官品贵族、豪族和庶族势力的消长，也表现出庶族势力一升的过程，从而在等级制上涂上了一层资产的铜锈。同时，客户的人身权和社会地位从不合法到合法，从荫附户转为封建国家的纳租户，最后进一步把客户编入八、九等户中，使之制度化，也反映了农民的地位有了重要的变化：第三，农民的人格隶属关系、剥削制度、地租形态发生了重要转变．以两税法的实行为标志，封建剥削形式由劳役地租转向实物地租形态．农民则从豪强的“私属”中解放出来，人格隶属关系得到国家的承认：第四，唐代统治集团内部的分野和党争也反映了社会的重要变革。唐代一连串的党争，其实质是旧门阀豪族与新起庶族之间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这种斗争，虽属地主阶级内部之争，但也反映了他们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方面双方的差异：第五，结合作者(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以及{唐宋之际农民战争的历史特点》两文(均见{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唐宋时期，农民战争有了重要的变化。前期，农民战争的矛关主要指向封建苛政和繁重的赋役，农民要求人身权和生存权．后期，他们已不限于人身权和生存权利的要求，而进一步提出了均平的口号，要求土地和财产的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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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学衡杂志》第13页，上海中华书局。

② 《静安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家》，商务印书馆长沙本，1940年版。

③ 《金明馆丛稿》第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④ 该文收入侯外庐著《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

胡如雷持同样的观点。他在1960年{史学月刊}第7期发表了《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胡如雷说：“唐朝和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重要时代，在社会性质上，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但放眼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全过程，就会发现，从唐中叶到来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而显著的演变．”这种演变是“量变过程中的局部质变，从而使两个朝代显示出了某些阶段性特点。”具体说来，第一，阶级斗争发生了变化．从秦汉至隋唐，几次著名的农民起义，虽然也反对的打击地主经济本身，但纲领性口号中始终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地主阶级政权。从北宋开始，农民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把打击地主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确地写在了斗争的旗帜上．阶级斗争的这种变化使地主阶级缓和阶级矛盾的某些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五代以前，对农民进行赈贷的基本上是地主政权，义仓、常平仓的设置即与此有关。宋以后，“州里富人”对农民进行“赈济”的记载突然大量出现。此外，农民的人身依附发生了由严重到缓和的变化趋势：第二，地主政权与地主间争夺剩余劳动的斗争形式发生了变化．从唐朝到宋朝，是隐漏土地与检括田亩的斗争由缓和趋向尖锐的关键阶段．宋代以前的田制，都有限制贵族、官僚、地主占有土地的性质。但是到宋代，地主政权同地主争夺土地的斗争空前地激化了，统治者不再是限制地主侵占官荒，而是直接从地主手中剥夺土地。南宋“公田法”表现尤为明显；第三，地主土地所有制有了重要发展。宋代以前，．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的水平还比较低，土地所有权还不十分巩固．均田制破坏后，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了发展和巩固．地主的称谓以及其对农民的剥削均发生了变化。文中他还强调，将隋唐作为一个时代的开端，或者以安史之乱、两税法、唐末农民起义为划分历史时代的标志都不妥当，而以公元960年北宋的建立为断限划分历史时期比较合适．

漆侠也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重要的变革。第一，唐中叶以来，各种形式的土地国有制衰落，进入宋代，土地私有制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在北宋的土地占有制中，国有地不过5%，而私有地则占95%；第二，土地占有诸阶级阶层发生显著变化，土地占有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首先，自唐中叶，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的土地势力已彻底跨台，新兴土地势力(即武将以及所论有力者、富商大贾)则扶摇直上，居于社会最高层。其次，均田制破坏后，均田制下的农民成为名副其实的自耕农：第三，封建租佃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渐居于支配地位；第四，两税法取代租庸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第五，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由于山东士族及其所代表的礼学的衰亡，数百年来社会压迫气流一朝消散，思想得到相应程度的解脱，形成了新的思想、新的学风．主要是：儒佛道三家矛盾斗争及其相互渗透。儒家遇到佛道两家的严重挑战，儒家正统地位岌岌可危，韩愈及其弟子以儒家卫道者自居，在排佛的同时，大力宣扬周孔之道。经学沿袭汉儒章句之学的路子，日益陷于烦琐哲学．唐代中中开始，一些人从大的纲领去理解经学要旨，使经学研究达到新阶段．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唐以来经济关系的变革，不过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自我推移，但从上地国有转为私有，从土地所有权到分配制度的全面变革，其方面之广，规模之大，实为历史上罕见．这些变革适应了劳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唐中叶经五代十国，直到北宋，是我国封建制时代经济突出发展的时代，到宋代达到最高水平。”①但在唐宋社会变革的性质上，漆侠认为是从唐代国家农奴制转向宋代地主制。②

王曾瑜在研究宋朝阶级结构时，发现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确实发生了变动，但他同时又指出：“自秦汉至明清，社会也有不少变动，例如自唐迄宋，日本学者称之为唐宋变革期，他们围绕这个命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的确，人们可以对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并强调：“自唐迄宋，地主和农民作为主体的阶级成分，似很难证明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地主阶级内部似未出现重要的阶层性变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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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② 漆侠：《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的阶段问題》，《宋代经济史》代绪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

③ 王曾瑜著《宋朝阶级结构》第1编第1]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

四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在如何认识唐宋社会的变革问题，存在着不同的历史观。既有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的终结，宋代为近世的开端的观点，又有唐代是中国古代的终结，宋代是中世的开端的看法，还有不少人认为唐宋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即封建制的再组成，也有人认为唐宋社会均为奴隶制社会，极个别的学者还认为唐宋时期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人们对唐宋社会的总体认识不尽一致。即使是同一种观点，不同的学者对唐宋社会变革特征的分析也并不完全相同。如在日本学术界，同样主张宋代近世说的学者，有的认为门阀士族的消亡和平民地主的兴起是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有的则重视地主与佃户的相互关系。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唐宋社会变革程度的认识也不一致。有的学者主张发生了质变，如宋代近世说的学者就作如是观．有的认为，唐宋社会变革是在量变过程中的局部质变，主张唐宋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的大部分学者即持这种看法。还有的学者认为唐宋社会的变革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变动很小。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唐宋社会的变革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但从全球范围来看，则由内藤湖南提出的唐代中世终结和宋代近世开端说的影响最大，是一种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这种观点之所以为人们普遍接受，当与二十世纪的历史目的论有关，这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将叙及。这里仅只指出，鉴于唐宋社会的巨大变革，内藤湖南不太主张将唐宋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但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尽管唐宋社会的变革是巨大的，但它确实经历了一个由微之著的过程，在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时，可以将唐宋作为一个时期，并且这样做，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唐宋社会的变化。

在对唐宋社会变革的具体论述中，中国学者更强调土地制度的变革，甚至认为变革是由土地制度的变化引起的．这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影响所致．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欧美学者比较注重商业的影响，甚至说唐宋社会发生了商业革命。这主要是他们生活于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对唐宋社会的变革从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到思想文化各个方面作了全面的揭示。但美国学者包弼德认为，“宋代标志着独裁的增长，这在内藤对唐宋转型的阐释中是核心内容，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事实上没有实现现代化。宋代以后中华帝国体制的独裁，解释了为什么进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没有持续按照一种走向现代性的方式发展，这种现代性就像西欧和美国的历史所界定的那样。”①而其他很多日本学者从土地制度、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小农的人身地位的变化来论述唐宋社会的变革，显然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这种状况，说明人们都是从自己所处的社会以及他们自己的历史观去理解和解释唐宋社会的变化．这充分说明了历史观在唐宋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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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弼德：《唐束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唐宋历史观问题，巨大地推动了二十世纪唐宋史研究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它从全球史的高度对唐宋史作了分析论说。中外学者多用“古代”、“中世”、“近世”对唐宋社会作定性研究。所谓“古代”，指奴隶制时代：“中世”指封建制时代；“近世”则指资本主义时代。这些概念完全是基于全球历史发展总结而出的。用这些概念研究唐宋史，重要的前提之一是要假定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发展有着共同的规律．因此，这就自然而然地使人们将唐宋历史放在世界史的框架中去分析．同时，也使人们在研究唐宋史时，非常注意将其与西欧、东亚、西亚各国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这无疑扩大了唐宋史研究的视野，有助于人们从更深层次把握唐宋史的特质；第二，它将唐宋史置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中作了把握。唐宋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为了说明唐宋历史的性质，必须将之与唐宋之前和唐宋之后朝代的历史作比较．事实上，各种历史观的学者正是在将唐宋史与此前或此后朝代的历史比较中提出自己的历史观的．这使人们从一开始就是将唐宋史置入中国历史进程，作为其有机联系的一个部分来加以研究，从而避免了断代史研究中容易出现的就事论事而缺乏全局观的问题；第三，它唤起了人们对唐宋史研究的热情和兴趣．由于中外学者长期围绕唐宋社会变革问题进行论战，所以，唐宋史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特别是内藤湖南等人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甚至是世界近世的开端的观点，，更吸引了人们对唐宋史研究的浓厚兴趣．因为，关注人类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是二十世纪全球普遍感兴趣的课题。正基于此，在法国，著名汉学家狄纳．巴拉兹很早就提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宋史研究计划》。在美国，就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而言，唐宋史的研究者最多。包弼德说：“我这一代对唐宋转型和宋史感兴趣，大概起初都是由于这一时期被说成是现代性在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发展，而对现代性之目的论挑战提供了一种特定的思想辩护。”①对于这三点，张其凡在评价日本学者“唐宋变革期”学说时作了一些分析论证。我以为，这完全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情况。第四，唐来历史观的提出，使人们从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对唐宋史作了系统研究。唐宋社会的变革是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等各领域的整体性变化．为了说明唐宋的社会变革，必须对唐宋史的各个方面作深入研究。这是二十世纪唐宋史的研究在各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随着国际学术界历史观的逐渐变化和唐宋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上述诸种唐宋历史观也在越来越多地受到挑战。第一，西欧中心论的动摇严重地冲击了唐宋历史观。上面我们说到，唐来历史观是将唐宋史置于全球史的高度作分析论说，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欧的历史发展解释和说明唐宋历史。特别是在解释宋代为近世开端时，主要是根据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来揭示宋代近世的特征．“西欧中心论”的色彩极为明显。但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巨大突破，以及世界历史发展格局的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多种多样的，各具特色，没有统一模式。由此，西欧中心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样，以西欧中心论为背景的对唐宋历史所作的分析当然难以立足。

第二，正如包弼德所言．传统的唐宋转型学说是一种历史目的论。他在对唐宋转型学说进行反思时分析道：持宋代近世说和宋代中世说的学者尽管彼此迥异，但他们“有两个共同的基本观点：第一，他们把历史的变化理解为朝向‘现代性’的不同阶段．第二，他们断言在西方影响中国之前，中国就按照与西方相同的演进阶段在发展，而且这些演进阶段是普遍的。换句话说，这两个学派都持有一种历史的目的论观点，认为历史的终点就是现代性的实现，这种现代性以地中海文明为代表(尽管两种分期论一种是资本主义和官僚制的，一种则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近年．由于受后现代标帜下思潮的影响，人们开始逐渐拒绝历史目的论②。由此，人们自然会对过去那些传统的解释产生怀疑．

第三，近二十来关于封建制研究的成果也冲击了传统的唐宋历史观．中外学者不论是将唐宋社会定义为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还是笼统地定性为中世或古代，其实都是用大家所理解并认可的那种封建生产关系模式去解构唐宋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封建制的理论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对于封建制和封建社会，有的学者认为封建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经的历史阶段，所谓封建制，只是在西欧中世纪的意大利半岛局部地区出现的制度，不具有普遍性．在对中国封建社会作具体研究时，不少学者逐渐放弃“封建社会”的提法，而改称“传统社会”③．这些变化，对传统的唐宋历史观无疑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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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②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③ 傅衣凌：《传统社会的多元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第四，唐宋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也使传统的唐宋历史观出现某些矛盾之处．如有的学者认为宋代为平民社会，具有平等性，但有的学者又强调宋代及其以后的君主独裁．有的学者强调唐宋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有的学者又指出它的自然经济特征．诸如此类，都使人们的认识始终处于一种模糊状态．

可以说，传统的唐宋历史观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唐宋史的研究呼唤新的历史观。日本学者宫泽知之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内的唐宋社会变革论时指出：“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框架转变很大。由于战败，反省战前的中国史研究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日本学者拟定了克服中国停滞论这一最重要的课题．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兴起，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普遍发展的一个环节，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相继而起的发展这一所谓世界史的基本法则适用于中国史，宋史研究这一领域也不例外，拟定出围绕封建制的问题．为了论证中国史也和西方世界一样发展，检验封建制被视为占有关键位置的论证，这不仅仅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立场的学者，而且也是站在文化史观立场的学者共有的认识．”又说：“研究唐宋社会变革，战后中国史研究与封建制的问题密切相关，而封建制的问题在理解‘世界史的基本法则’方面具有核心地位，与日本中国史研究整体动向和轨迹完全一样。然而，‘基本法则’的运用并未成功，专制国家的存在和领主制的不存在常常阻碍着‘基本法则’．不但如此，现代中国的形势足以让研究者在价值观方面把社会主义相对化。这种状况不管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还是不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都产生了这样的新倾向，即把中国社会理解成具有与西方不同的历史发展模式的社会(多系统发展说)的倾向。这种情况明确出现在7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现在，唐宋社会变革论从研究者最关注的问题上退出。与此同时，在研究中成为指南的方法论正处于摸索新的展开的阶段。”①这里，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唐来历史观牵扯到人们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牵扯到西欧中心论、历史目的论， 以及封建社会的有关理论。这些看似与唐宋史研究无大关系的问题，实则是最关键的核心问题。这说明，历史研究不单是对史料的一种简单解释，它更是一种理论的剖析和人们思维的活动。同时也启示我们．即使是研究断代史和具体问题，也应具备相应的理论知识。历史研究只有有理论指导，才更具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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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游彪摘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

传统的唐宋历史观尽管异彩纷呈，但归结起来，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基于历史发展的法则提出的。这种历史观，是基于历史法则的历史观。正如上面我们所言，这种历史观越来越受到挑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从唐宋时代历史发展的事实中总结出新的历史观。我们将这种历史观姑且称为基于历史事实的历史观。这两种历史观相比，基于历史法则的历史观是从既有理论和概念出发，再以事实加以论证。这难免削足适履，与历史事实不符：而基于历史事实的历史观，论从史出，没有事先设定的框架的束缚，有利于揭示历史的真实变化。转贴于 五

到目前为止，尽管中外学者对唐宋社会变革的性质、变革的程度、变革的主要特征的认识还不尽一致，但唐宋时期作为一个变革的时代，这几乎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变动。因此，研究唐宋史，我们要确立起变动的历史观。也就是说，要以变动的观点看待这一时期的历史。

对于唐宋时期的社会变动，其实唐宋时代的人已感受至深，他们常常惊乎世道之怪和世道之乱。两税法是唐代非常大的变动，上自皇宮天子，下至穷乡百姓，都感受到了它的变化。但为什么要实行两税法呢?原因是，在两税法之前，社会已经是“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①唐末五代，军阀割据，战乱不休，人们更感世道之乱．安重荣居匀说：“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②天子的地位都受到威胁而不稳，世刘之乱可以想见。北宋统一，虽然结束了军阀割据和长期战乱，但人们仍然感賀世道很乱．苏洶将世道之乱概括成“五怪”。说：

……然则今之法不劣于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无弊，何则?律令之所禁，划一明备，虽妇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间有习于犯禁而遂不改．者，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为之度，以一天下之长短，为之量，以齐天下之多寡，为之权衡，以信天下之轻重，故度量权衡法必资之官，资之官而后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绳丝缒石以为之．富商豪贾，内以大，出以小，齐人适楚，不知其孰为斗、孰为斛，持东家之尺而较之西邻，则若十指然，此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一也。先王恶奇货之荡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采珠贝。恶夫物之伪而假真，且重费也，故禁民糜金以为涂饰；今也，采珠贝之民溢于海滨，糜金之工摩肩于列肆，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二也。先王患贱之凌贵，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为等差，长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纨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三也。先王惧天下之吏负县官之势以侵劫齐民也，故使市之坐贾视时百物之贵贱而录之，旬辄以上，百以百闻，千以千闻，以待官吏之私续，十则损三，三则损一以闻，以备县官之公籴：今也，吏之私续而从县官公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于民也固如是，是吏与县官敛怨于下，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则不商，商则有罚，不仕而商，商则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罚；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罚，又从而不征，资之以县官公籴之法，负之以县官之徒，载之以县官之舟，关防不讥，津梁不呵，然则为吏而商，诚可乐也，民将安所措手，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五也。若此之类，不可悉数，天下之入耳习目熟，以为当然，县官法吏目击其事，亦恬而不问。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议者皆以为今之弊不过吏胥宄法以为奸，吾以为吏胥之奸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昼持梃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则逾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恣行于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后诘吏胥之奸可也。③

对此，与苏洵大约同时的石介深有同感，他说：

国家之禁，疏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泽江海皆有禁，盐铁酒茗皆有禁．布绵丝臬皆有禁，关市河梁皆有禁。子去其父则不禁，民去其君则不禁，男去耒耜则不禁，女去织誑则不禁，工作奇巧则不禁，商通珠贝则不禁，士亡仁义则不禁，左法乱俗则不禁，官有游食则不禁，衣服逾制则不禁，宫室过度则不禁，豪强兼并则不禁，权要横暴则不禁，贿行于上则不禁，吏贪于下则不禁。④

《三山志》则具体记述了福建一地的怪现象：

闽俗诸节最重元日，……自缙绅而下，士人、富民、胥吏、商贾、皂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士人冠戴或褐笼衫；富民、胥吏，皂衫；农贩下户，白布襤衫。妇人非命妇，不敢用霞帔；非大姓，不敢戴冠、用背子。自三十年以前，风俗如此，不敢少变。又其称呼，士人非实读书，不称秀才：豪门大户，爹呼父，娘呼母，其婢仆或在己下，呼之曰郎君，曰娘：农贩下户，罢呼父．呼母，其党类及在己F，呼之曰叔伯，曰嫂，锱铢甚严，虽骤富骤贫，不可移易。故其名分素定，岁时揖逊俯伏，井井可观。三十年来，渐失等威．近岁尤甚，农贩细民至用道服、背子、紫衫者，其妇女至用背子、霞帔，称呼亦反，是非旧俗也。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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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② 《旧五代史·安重荣传》。

③ 苏洵：《嘉祐集》卷6，《衡论下·申法》。

④ 石介：《石徂徕文集》卷下，《明禁》。

⑤ 《三山志》卷40，《土俗类二》。

上述唐宋人所感受到的变化，涉及到了等级制的变动、国家法律制度的变动、人心风俗的变动、社会力量的变动．这些变动，如果从现象上看，无疑是“乱”和“怪”．因为，这些变动打破了人们早已习惯的社会状态．但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审视．无疑是一种变革．换言之，变是通过乱体现出来：表面是乱．实质是变．这可能是传统中国社会变革的一大特点。

当然，仅仅注意到唐宋社会的变动的事实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探究引起这种变动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唐宋社会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生产力的发展又是怎样引起唐宋社会的变革的呢?

人类社会有两种经济形式：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自然经济的历史比商品经济悠久，商品经济的前程则比自然经济远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不断推进，生产越来越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这就必然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于是乎，在商品经济业已存在的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最终集中表现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唐宋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商品经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李埏先生尝称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对立运动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自然经济的退却…。伴随着自然经济的退却①。原来建诸于其上的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必然受到冲击，发生相应的变动。同样重要的是，商品经济以其固有的分化性，引起财富的两极分化，导致了财富力量的崛起。从前引《旧唐书·杨炎传》的记载来看，两税法这个重大的变化之所以发生，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贫富升降已非旧第”。早在数百年以前，司马迁就指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奴，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②即，财富力量的崛起必然要求按经济力量重新组合原有的社会关系．由此，商品经济引起了唐宋社会的变动。

分化性、流变性、竞争性、开放性是商品经济的特点．这与自然经济的凝固性、封闭性截然不同．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所引发的唐宋社会的变动，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反映了商品经济的这些特性．在政治领域，门阀士族衰落，庶族地主兴起。庶族地主靠什么打败了手中握有世袭特权的门阀士族，靠的就是手中的财富。由于财富力量的崛起，庶族地主成为社会上最大的財富拥有者，这样，原来富贵一体的体制再也不能维持，整个社会是“贫富贵贱，离而为四”③，富与贵发生严重分离，处于不断分化之中．唯其如此，靠富贵一体而长期家世不坠的门阀士族自然难以赓续。伴随着门阀士族的衰亡，科举制大兴并取代了过去的九品中正制．对于科举制，我们以往更多地强调它是统治阶级的选官制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实际上，它的产生，在当时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使社会各阶层都有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尽管这种平等竞争极为有限，但在古代那样的等级社会中，它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充分体现了商品经济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是商品经济大发展时代的产物．就连在民族政策领域，统治者也逐渐抛弃了过去的和亲政策，转而利用商品经济规律，以“互市”为手段，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出现了签约议和等新的现象．在思想文化领域，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文学由重形式转向自由表达，下层市井文化兴起。这体现了商品经济的流变性和开放性。总之，唐宋社会的各个方面无不深深打上商品经济的烙印．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这一系列变化．日本学者宮崎市定和欧美部分学者将唐宋时期称之为一个商业时代，言其发生了商业革命，这并非全无历史依据。所以，研究唐宋史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从根源入手，我们主张将商品经济上升到历史观或历史哲学的高度看待它对唐宋社会的影响。这是基于历史事实的一种历史观，这应是唐宋史研究今后进一步拓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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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埏：《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不自小斋文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史记·货殖列传》．

③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2。

六

在过去的二十世纪中，经过中外学者数代人的共同努力，唐宋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以新的历史观，进一步推进唐宋史的研究，也非常必要。以商品经济的历史观研究唐宋史，简言之，就是说，唐宋社会的变革是商品经济冲击下原有社会要素和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全面研究商品经济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的关系，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视点，开辟一些新的研究路径。鉴于政治领域的研究较深入，这里拟就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三个层面的研究略谈一点看法。

在社会层面，应重点研究唐宋社会的流动．对此，已有学者作了一些探讨．例如，张邦炜发表了《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①一文。文中，他将两宋的社会流动概括为：(一)政治上：“贱不必不贵”；(二)经济上：“贫不必不富”：(三)职业上：“士多出于商”。并指出：“两宋的社会流动以中唐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由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在唐宋之际发生的变革所促成．”社会流动“不仅使得人们的门第观念相对淡化，而且给宋代社会带来了某些生气．宋朝素称‘积弱’，其所以同时又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而著称，无疑与社会流动有关。”但目前对社会流动的分析，主要限于等级制度方面。应拓宽研究范围，研究整个社会各种要素的流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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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从商品经济的视角看待社会流动，它既是一个资源配置过程，又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还是一个各种关系分化组合的过程。宋代社会之所以出现不同于以往的新的面貌，就是这些过程交互作用的结果．举例言之，宋代社会租佃契约关系占据生产关系的主导地位。这应是唐宋社会土地，人口等重要资源要素流动组合的结果．对于这样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宋人朱熹描述说：“乡村小民，其间多是无田之家，须就田主讨田耕作，每至耕种耘田时节，又就田主生借谷米，及至终冬成熟，方始一并填还。佃户既赖田主给佃生借以养家活口，田主亦借佃客耕田纳租以供赡家计，二者相须，方能存立。今仰人产递相告诫，佃户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挠虐佃户。”①对此，我们过去强调朱熹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为地主剥削佃农辩护。但这段话使我想起了明清苏州纺织业中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二者相为生存”的生产关系。以往，对后者我们过多强调它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它与宋代地主与佃户的关系何其相似。都是商品经济下的一种劳资双方的经济依赖关系。以此理解宋代社会中的一些现象，就可得到新的认识．据《水浒传》的记载，宋代佃客往往拥立庄主。共同反对官府的统治。对这一现象，按传统的阶级学说，很难加以解释。因为，既然庄主剥削庄客，那么，庄客不应该拥立庄主，而是要反其道而讨伐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业师李埏先生对此作了颇有见地的解释。他说，庄园内部存在矛盾，庄园与外部也存在矛盾。庄客拥立庄主共同反抗官府统治是庄园与外部即官府矛盾激化并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结果．这种解释，在当时阶级斗争理论占思想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创见。但如果从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依存关系去理解，那么，原因应该是：由于地主与佃户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使他们在经济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同的利益使他们走到一起，共向反对官府的统治。这应是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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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熹：《朱文公文集》卷100《劝农文》。

在经济层面，应充分重视产权制度的确立及其效应。商品经济是一种面向市场的经济，它以市场为导向。市场交换要求经济主体对产品具有充分的所有权．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促成私有制的发展和巩固．中唐以后，均田制崩溃，土地私有制不断排挤土地国有制。宋代，政府推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政策，对土地私有加以承认．顾炎武曾说：汉唐之间，民间将土地的占有者称为“豪强”或“兼并之徒”，而入宋以后，则“公然号为田主矣”．①表明土地私有在社会上已得到合法认可。这个过程，也就是产权制度确立的过程．以往，我们注意到了土地私有制主导地位的确立，但没有上升到产权制度的高度加以分析。

不同的产权制度下，经济利益主体的角色、功能和作用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宋代以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富人”在经济中取得了主导支配地位，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角。叶适论述道：“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贏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②北宋人苏轼也强调：富家大姓，“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扰，亦非所当去也．”③有鉴于此，宋王朝一改传统的“抑兼并”政策，转而“不抑兼并”．有部分学者过多强调赵宋王朝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因而保护富人．其实，这主要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大势使然．在这种情况下，从佃农方面来说，由于租佃契约关系的确立，具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而从地主方面来看，因其经济地位和利益受到承认与保护，也具有生产的积极性。过去．我们常常强调地主不劳而食，其实，它也有关心生产的一面。上引史料说地主向佃农提供种子、耕牛等生产资料和叶适说到的富人虽“厚取贏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由此而来，各经济主体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其说是来自生产工具的进步，不如说是来自制度的变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生产力巨大地释放出来，从根本上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有力证明了制度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应高度重视对宋代产权制度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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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2《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② 叶适：《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

③ 苏辙：《栾城集二集》卷8〈诗病五事〉。

产权制度确立及其对宋代社会的影响应该说是非常明显的．包弼德强调．宋代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地方精英的形成，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个精英阶层就是社会中的富人．如果没有富人这个阶层出现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担当主角，就不会有精英阶层的形成。由于富人阶层的形成，社会財富大量向富人阶层集中，相比之下，国家財力就没有汉唐时期那样尤其集中统一．宋代的所谓“积贫积弱”，当与此变化有关。

在思想文化层面，应重点探讨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唐宋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財富力量的崛起，以及社会求富欲望的膨胀，传统的价值取向受到冲击，开始发生变化。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中，包弼德将北魏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与南宋袁采的《袁氏世范》作了对比，以揭示两个时代的思想价值观差异．据包氏的分析，以颜之推为代表的士家大族，重家族传统和声誉，推崇文化之“学”，而以袁氏家族为代表的宋代庶民地主则从人的实际行为出发，注重实效和伦理关怀．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当时，价值取向的变化突出地反映为宋代功利主义学派的兴起。以陈亮和叶适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派，反对道学家空谈性命，志存经济，主张经世致用．叶适曾明确指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①朱熹斥责他们“专是功利”，说：“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②功利主义学派产生于南宋的浙东地区，这并非偶然。这里，商品经济发展，“渤海之民罕传圣人之学，习俗浮泊，趋利而逐末，故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③从功利主义学派兴起的环境来说，它强调功利，无疑就是商品经济注重人性和追求利益的本性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反映．因此，陈亮曾提出“农商相补论”，叶适一反千年传统，从根本上第一次否定重农抑商的思想，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与他们的商品经济思想互为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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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23。

② 《朱子语类》卷122。

③ 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19《杭州劝学文》》

美国学者包弼德指出，以往我们主要将思想史作为哲学史的范畴来研究。这种研究，使思想文化脱离了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变成一种单纯的抽象分析．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其实，价值取向作为全社会的思想活动和精神追求，对人类社会的发廢具有持久的推动力，而且其影响是深层次的，它甚至可以将社会导入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社会心理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对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根本不可能。①“唐宋特别是宋代，社会价值取向从注重形式转向注重实效和注重功利，它体现了人性的要求，赋予社会发展以新的动力．整个社会焕发出一种新的精神生活面貌．同时，还打破了过去沉闷的思想状态，使社会具有活力并呈现开放的特征．学术文化由重形式转向自由表达就是这种价值观念变化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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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文学概述例9

    【关键词】 晚唐体/唐末/时代风格

    一 问题的提出

    “晚唐”、“晚唐诗”、“晚唐体”,是宋人提出来的诗学术语,它不仅与我们对唐诗史貌、唐诗分期及风格流派的认识息息相关,也与整个宋代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人喜谈唐诗,提出“唐初”、“盛唐”、“中唐”、“晚唐”等术语,有趣的是,他们特别关注的是“晚唐”这一时段,最早提出的术语是“晚唐”,议论最多的也是“晚唐”而不是“盛唐”或其他,可见,有宋一代的文人们对“晚唐”确是情有独钟。厘清“晚唐体”的来龙去脉无疑对我们深入研究唐宋诗史与诗学至关重要。

    何谓“晚唐体”?其本真意涵所指为何种体格风貌?对于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学界一直没有可靠的结论。元代以后很少有人提及“晚唐体”,当今一些文学史着作或都是在论述宋诗的时候谈到“晚唐体”,多将其归结为贾岛姚合诗风或宋代学习贾岛姚合诗风者的诗体①,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等工具书亦如是说,也有学者认为“晚唐体”是指贾、姚的五律和许浑的七律②,唯有赵昌平先生解释为“指唐季沿而至于宋初之轻纤诗风”③。这些概括孰是孰非,各自有多少根据?

    由于贾、姚是典型的元和诗人,将贾、姚诗称为“晚唐体”,与现行的唐诗分期概念抵牾。于是,有学者就这样解释:“宋人将唐诗大略分为初盛晚三期,而将中唐并入晚唐”④,“当时人所谓‘晚唐’是个模糊的概念,基本上也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唐’(例如贾岛)”⑤。问题是,这样概括宋人的观点,符合事实吗?为什么真正生活在晚唐的温、李、杜等一大批着名诗人却不属于“晚唐体”作家?有学者以贾岛、姚合皆卒于晚唐会昌年间为由,正式在权威性《文学史》教材里将贾岛、姚合列在晚唐诗人中叙述(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种做法会不会带来不必要的学术混乱?譬如白居易去世比贾、姚还晚几年,刘禹锡亦卒于晚唐会昌年间,也可划入晚唐吗?

    为揭开“晚唐体”的神秘面纱,本文首先厘清宋人所谓“晚唐”一语的时间意涵和“晚唐体”的艺术风格意涵及其指称流变,其次,正面研究唐代“晚唐体”作家的师法渊源和创作特征,最后讨论“晚唐体”与五代诗及宋诗的关系。

    二 宋人所谓“晚唐”——“晚唐体”的时间内涵

    在“晚唐”一词没有出现之前,宋初已频繁使用“唐末”和“唐季”。而最早指明“唐季”时间范围的是王禹偁。其《画纪》云:“唐季以来,为人臣者,此礼(指祭祖之礼)尽废。”又其《送孙何序》曰:“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可见王禹偁所批评的“唐季”指咸通后(860年以后),初步规范了后来晚唐的时间内涵。到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首先使用了“唐之晚年”一语: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为高。如周朴者……

    其所谓“唐之晚年”的时间意涵,我们可从所举诗人周朴得知,周朴是活动在唐末(咸通以后)的苦吟诗人,因骂黄巢为贼,被黄巢所杀。

    欧阳修的门人刘攽(1023—1089)在其《中山诗话》中将欧阳修的“唐之晚年”缩简为“晚唐”,最早使用“晚唐”一语:

    鞠,皮为之,实以毛,蹙蹋而戏。晚唐已不同矣。归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球,火中燂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常在,惹踢招拳足未休。”

    其“晚唐”的时间内涵与欧阳修所谓的“唐之晚年”一致,因其所举作家是皮日休,也是典型的唐末(咸通以后)诗人。其后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中有四处提到“晚唐”一词,所指均为唐末军阀混战时代,如其中较有名的一条言论先说杨大年竟不知道《比红儿诗》的作者是罗虬,紧接着来一通议论:

    晚唐士人,专以小诗着名,而读书灭裂。(卷一四)

    其所谓“以小诗着名”而又读书灭裂(粗糙)的,正是唐末乱世中像罗虬这样的一批诗人。

    北宋蔡居厚《诗史》中有两条论晚唐诗,“晚唐诗尚切对”条曰:

    晚唐诗句尚切对,然气韵甚卑。郑棨《山居》云:“童子病归去,鹿儿寒入来。”自谓铢两轻重不差。有人作《梅花》云:“强半瘦因前夜雪,数枝愁向晓来天。”对属虽偏,亦有佳处。所举晚唐作家为郑棨,还有《梅花》诗的作者崔橹,皆典型的咸通以后诗人。又一条曰:

    晚唐人诗多小巧,无风骚气味……崔鲁……张林……

    所谓“晚唐诗人”崔鲁(橹)、张林,也是唐末人。

    蔡启《蔡宽夫诗话》中也有两条谈到“晚唐”。“晚唐诗格”条曰:

    唐末五代,流俗以诗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

    标题称“晚唐诗格”,内容称“唐末五代”,显然是将“晚唐”混同于“唐末五代”,可见在他意识中的“晚唐”是专指唐朝衰亡的一段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蔡启首次将“晚唐诗格”称为“贾岛格”。这条言论为南宋末期人将“晚唐体”等同于“贾姚体”埋下了伏笔。

    北宋杨龟山论唐诗之“变”,首次分唐诗为盛唐、中唐、晚唐三期,合五代为四期:

    诗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唐而止。元和之诗极盛。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⑥ 杨龟山所谓的“盛唐”、“中唐”、“晚唐”之时段难以从文意上明确判断,但“晚唐”之不含“中唐”明矣。

    南宋初年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六评“晚唐诗”曰:

    唐诗自咸通而下,不足观矣。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气丧而语偷,声繁而调急……余故尽取晚唐之作,庶知律诗末伎,初若虚文,可以知治之盛衰。

    其所谓“尽取晚唐之作”,明指“自咸通而下”的所有诗作。可见“晚唐”一语的时间范围在计有功这里再次得到了确指。

    宋人对“晚唐”议论最多的要数杨万里了。他所夸赞称许过的“晚唐诸子”,写专文(诗)褒扬的共有陆龟蒙、吴融、黄滔、李咸用、崔道融、于、刘驾等七人,全是咸通以后人。

    洪迈《容斋随笔》卷七有一条曰:“薛能者,晚唐诗人。格调不高,而妄自尊大。”薛能于广明元年黄巢乱中被人杀害,也属于咸通以后诗人。《容斋四笔》有一条曰:“晚唐士人作律赋,多以古事为题,寓悲伤之旨。如吴融、徐寅诸人是也。黄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所言“晚唐士人”也是举吴融、徐寅、黄滔三个典型的唐末作家为例。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二有“晚唐诗人”一条,所举作家为韩偓、司空图、罗隐三人,皆唐末名家。

    俞文豹《吹剑录》的一段话相当明确地指明了“晚唐体”的时间范围:

    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故体成而唐祚亦尽。

    所言“体成而唐祚亦尽”就明显地将时间范围定位在“唐末”。

    南宋后期,谈论“晚唐”最多的是刘克庄(1187—1269),他首次把唐诗分成“盛唐体”、“中唐体”、“晚唐体”三体:

    昔人有言,唐文三变,诗然,亦故有盛唐、中唐、晚唐之体。晚唐且不可废,奈何详汴都而略江左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

    刘克庄的这则重要材料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他也是和杨龟山一样从诗“变”的角度来划分盛、中、晚三“体”的,他所谓的“晚唐体”主要是风格概念,但既与“中唐体”并列,可见在他这里也绝不是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唐”。

    与刘克庄同时而稍后的大诗论家严羽,批评“晚唐体”的言论也有不少,其时间界定渐趋淡化,风格意涵尤为突出,他的意见对元明清人影响颇大。《沧浪诗话·诗体》依时段先后将唐诗分为五体:“依时而论,则有……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本朝体。”严羽没有像杨龟山、刘克庄、俞文豹那样标出“中唐”,但比他们分得更细。严羽在前四体及本朝体的每体下附有小字说明具体时段,惟独“晚唐体”未作解说,盖因“晚唐”时段在宋人早已有约定俗成的认知。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严羽“依时而论”将“晚唐体”列于“元和体”之后,可见有的学者所谓“宋人将唐诗大略分为初盛晚三期,而将中唐并入晚唐”等概括在严羽这里也行不通;其二,有人据此认为严羽的“晚唐体”的时段应是长庆以后至唐末,未免武断,因为根据其他各体下的小字说明可知,各体在时段上也不是直接相连的。何况他的“晚唐体”同时也是风格术语。

    到了宋末元初,陈着、方回等人更多地将“晚唐体”作为一种风格或诗体名称来使用。他们时常将贾岛姚合、南宋四灵甚至宋初九僧等人直截说成“晚唐”或“晚唐体”,可见,“晚唐”在方回那里时间界域已经完全淡化,成为泛风格术语。到杨士弘《唐音》,干脆从时间上明确地将“元和”列为晚唐,到明高棅《唐诗品汇》则又因袭杨士弘《唐音》之说,在《总叙》、《五古叙目》、《七古叙目》中都将“元和”归入晚唐(高氏有时也将“元和”划入中唐)。直到胡应麟和徐师曾以后才又将“元和”复归中唐。

    另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有一条重要材料,常为学者征引来说明北宋人将孟郊贾岛定为“晚唐”诗人,实际是讹传误引⑦。

    综上所述,宋人所谓“晚唐”的时间范围,由王禹偁、欧阳修和刘攽所开创确定,大体指所谓的“唐末”(咸通以后),到南宋末期,当“晚唐”普遍作为一种风格或诗体含义使用时,又时常包括“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甚至包括宋初九僧以及南宋四灵。但在有宋绝大多数时间和场合里,“晚唐”一词的时间范围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唐朝末年的大约四五十年时间,约从懿宗咸通元年(860)直至唐亡(907),与今天所谓的“晚唐”代表作家活动的时代(晚唐前期)有所不同。今天文学史上所说的“晚唐”的代表作家,像杜牧(卒于852)、李商隐(卒于858)、张祜(卒于854)、许浑(卒于858)、赵嘏(卒于852)、温庭筠(卒于866)、段成式(卒于863)、刘得仁(卒于860)等,基本上都不在宋人所谓“晚唐”的范围之内。宋人所谓“晚唐”为什么多指懿宗咸通以后呢?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从唐祚兴衰上看,唐王朝真正不可收拾的衰世就是从懿宗咸通开始的,这一点史有明载;再从诗歌兴衰上看,懿宗咸通以后,杜、李、许、温等诗坛大家相继辞世,唐末最后五十年诗坛上没有大家出现,总体上似呈衰落之势,不过仍然名家辈出,创新不断,而整体诗风又与温、李、杜时期明显不同,可以称为“后三大家时代”,抑或皈依贾岛的时代。至于有宋一代文人为什么对于“晚唐”这个名词、这一时期如此热衷,对这一时代的诗人诗作诗风赋予这么大的关注和这么长时间的讨论?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与“晚唐”时间内涵息息相关的是宋人对唐诗的分期问题。严格说来,我们今天所谓的“四唐说”在宋代确未成熟。但是,宋人论诗每每提及“盛唐”、“中唐”、“晚唐”三个术语,特别是杨龟山、刘克庄二人都明确提出过“三唐说”,可惜长期被人们忽视。如果再加上严羽的“唐初体”概念,那么“四唐说”在宋代也已粗具雏形。

    三 “晚唐体”的艺术风格内涵及其指称流变

    大约到北宋中期,“晚唐”一词在艺术风格方面的含义便开始初步确立,并逐步成为具有相对稳定内涵的批评术语。严沧浪云:“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那么,“晚唐体”到底是一副什么“言语”呢?我们还是先研究一下宋人有关“晚唐体”艺术特色的论述。

    北宋人对“晚唐诗”的认识。北宋评论“晚唐诗”最早而且影响很大的就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二则: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为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而今不复传矣!余少时犹见其集,其句有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诚佳句也。

    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

    “晚唐诗”给欧阳修印象最深的特点是“务以精意为高”、“极有意思”,“精意”即精深的意旨,与“意思”相近。其次就是“极其雕琢”,即通过“月锻季炼”的苦吟以求语句之工,“意思”之深。除了这两个特点外,从所引的几联佳句中还可看出“晚唐诗”的其他特色:偏重写景,不用典故,力求通俗。欧阳修所评的“晚唐诗”即唐末诗,以周朴为代表,虽然欧阳修把杜荀鹤的“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误记为周朴的诗,但杜荀鹤也是唐末诗人。

    苏轼对“晚唐诗”有褒有贬,他不满王安石诗的“晚唐气味”,但又多次称赞过司空图的“高雅”,还有吴融、韩偓等人的“造语成就”:

    荆公暮年诗,始有合处。五字最胜,二韵小诗次之,七言诗终有晚唐气味。(苏轼《书荆公暮年诗》)

    东坡尝谓余云:“凡造语贵成就,成就则方能自名一家,如蚕作茧,不留罅隙,吴子华、韩致光所以独高于唐末也。”(《姑溪题跋·跋吴思道诗》)

    苏轼所谓“晚唐气味”显然是风格批评,大抵着眼于气格卑弱。东坡所称赞的以吴融、韩偓为代表的晚唐诗“造语成就”,应指语言运用不因袭模仿,经反复锤炼而富有创新性和个人特色。北宋末的吴可继承了东坡的评论,其《藏海诗话》云:“唐末人诗,虽格调不高而有衰陋之气,然造语成就,今人诗多造语不成。”

    与苏轼不同,黄庭坚处处极贬“晚唐诗”之卑俗,如《与赵伯充》曰:

    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山谷老人刀笔》卷四)

    苏黄贬低晚唐诗的言论,大抵都是从气格卑弱、俗而不雅两个方面着眼。黄庭坚更把“晚唐诸人”与老杜对立,说“晚唐诸人”本身就属于“作法于凉”,而学“晚唐”的宋人就是“作法于贪”了(典出《左传·昭公四年》)。这就为南宋江西派与晚唐派的对立定下了基调。

    联系上引《梦溪笔谈》、《诗史》、《蔡宽夫诗话》,可知北宋人对“晚唐诗”艺术特色的认识是,“晚唐诗”是唐末富有“精意”的近体“小诗”,“造语成就”突出,主要不足是“气弱格卑”,“晚唐诗”的主要师法对象是贾岛,所以有人称之为“贾岛格”。

    南宋前期人对“晚唐诗”的两极评价。南宋初年的计有功是宋人中以治乱盛衰、风雅正变观念论“晚唐诗”的典型代表,从上引《唐诗纪事》对咸通以后诗的评语看,“晚唐诗”就是“乱世之音”和“亡国之音”,因而毫不足观。这种将社会治乱与文学盛衰同步的观念,对近千年的唐诗研究影响至为深远。

    南宋前期,对“晚唐诗”称赞最多且最有发明的要数杨万里。杨万里的第一个发明是提出了着名的“晚唐异味说”:

    笠泽诗名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读笠泽丛书三绝》其一)

    君家子华翰林老……晚唐异味今谁嗜?耳孙下笔参差是。(《跋吴箕秀才》)杨万里将陆龟蒙和吴融作为“晚唐异味”的突出代表。那么“晚唐异味”到底作何理解呢?我们看他的以下解释:

    而晚唐诸子虽乏二子(指李杜)之雄浑,然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音。无他,专门以诗赋取士而已。诗又其专门者也,故夫人而能工之也。……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骎骎乎晚唐之味矣。(《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

    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赞苏公,而苏公刺之……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颐庵诗稿序》)

    “晚唐异味”首先表现在形式和风格上的“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即偶对工切而不生硬拘束,语言流畅而不流荡,婉丽而又庄重、不肤浅,颇似唐末司空图所谓“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其次,杨万里将“晚唐异味”比作喝茶的感觉,先苦而后甘,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就像《小雅·何人斯》苏公刺暴公那样的含蓄讽刺特色。其议论超绝,识见高明,直追司空图,非当时论者可比。总之,杨万里的“晚唐异味”是从审美的角度对晚唐诗的高度评价。他认为王安石真正学到了“晚唐异味”。

    杨万里的第二个发明就是《黄御史集序》所提出的“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论。《黄御史集序》盛赞黄滔之诗代表晚唐的“锻炼之工”,对当时批评晚唐诗“锻炼之工”的人予以嘲讽,认为晚唐诗的“锻炼之工”是空前绝后的,字字如珠玑。其《唐李推官披沙集序》在列举李咸用的许多名言佳句之后认为,那些不相信晚唐有许多作诗高手的人,就如同曹丕不相信真的有火浣布(石棉)一样见识短浅;那些批评晚唐诗艺术水平不高的人,就如同桓玄所讽刺过的那些将“哀家梨”蒸着吃的人。杨万里把“晚唐体”看作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从体裁上说,杨万里所学所论的晚唐体主要是唐末七绝。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杨万里的好友陆游却对“晚唐诗”极其鄙视,他不满晚唐诗的气弱格卑:“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激。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又不满晚唐诗的苦吟作风:“晚唐诸人战虽鏖,眼暗头白真徒劳。”(《记梦》)但总体鄙视中也有个别称赞,如他赞“晚唐体”诗人李咸用“唐有李推官,以诗名当代……清新警迈,极锻炼之妙”(《宣城李虞部诗序》),又高度称赞陆龟蒙(详后文)。

    南宋中后期对“晚唐体”的讨论。最先使用“晚唐体”一语的是韩元吉之子韩淲(1159—1224),他仰慕同乡前辈诗人杨万里,尝选唐人绝句,“惟取中正温厚,闲雅平易”(《四溟诗话》),他以《晚唐体》为题作七绝曰:“一撮新愁懒放眉,小庭疏树晚凉低。牵牛织女明河外,纵有诗成无处题。”(《涧泉集》卷一六)显然以风格闲雅、构思新巧、格律精严的七绝体为“晚唐体”。

    对“晚唐体”论述最详细的要数刘克庄和俞文豹。刘克庄多次提到“晚唐体”,而集中发表自己对“晚唐体”批评的是其《韩隐君诗序》:

    古诗出于性情,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袋,铲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益下,去古益远。岂非资书以为诗失之腐,捐书以为诗失之野欤?(《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六)

    这段话明确指出“晚唐体”是“效颦”张籍、王建的不用典故、趋于“切近”的诗风。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刘克庄小传》中说:“他觉得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失之腐’,而晚唐体‘捐书以为诗失之野’,就也在晚唐体那种轻快的诗里大掉书袋,填嵌典故成语,组织为小巧的对偶。”

    俞文豹对“晚唐体”描述更详,《吹剑录》(作于1243年)曰:

    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局促于一题,拘挛于律切,风容色泽,清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长章大篇之雄伟,或歌或行之豪放,则无此力量矣。故体成而唐祚尽矣,盖文章之正气竭矣。今不为中唐全盛之体,而为晚唐哀思之音,岂习矣而不察耶?

    又《吹剑三录》曰:

    近世诗人攻“晚唐体”,句语轻清而意趣深远,则谓之作家诗;饾饤故事,语涩而旨近,则谓之秀才诗。

    俞文豹第一段话批评“晚唐体”的一些缺点:气象衰飒,气弱格卑;题材狭窄,偏重描写景物和细小事物;注重音律对偶,篇幅短小;风格清浅。第二段话指出宋人模仿“晚唐体”较成功的,其特点为“句语轻清而意趣深远”;失败的,其特点是“饾饤故事,语涩而旨近”,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的刘克庄诗。

    其他称赞“晚唐体”的还有陈必复(1180—?)、徐鹿卿(1189—1252):

    予爱晚唐诸子,其诗清深闲雅,如幽人野士,冲淡自赏。(陈必复《山居存稿序》)

    若夫五谷以主之,多品以佐之,则又在吾心自为持衡。少陵,五谷也;晚唐,多品也。学诗,调味者也;评诗,知味者也。(徐鹿卿《跋杜子野小山诗》)

    徐鹿卿从“味”的角度为晚唐诗辩护,不仅强调“晚唐诗”有“味”,而且指出晚唐诗的“多品”,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晚唐”诗坛风格流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金朝元好问(1190—1257)也谈到过“晚唐体”。其所编《中州集》卷四评刘昂曰:

    昂天资警悟,律赋自成一家,轻便巧丽,为场屋捷法。作诗得“晚唐体”,尤工绝句,往往脍炙人口。

    可见金朝人所体认的“晚唐体”也是指绝句。

    “晚唐体”有时也径称“唐体”,如元萨都剌有两句很有名的诗:“人传绝句工唐体,自恐前身是薛能。”(《寄马昂夫总管》)所言“唐体”即“晚唐体”,以薛能的“绝句”为代表。薛能的七绝在唐末颇为有名,与其好友李频的五律互相辉映。宋末元初吕师仲为李频《梨岳诗集》作序曰:“李刺史,晚唐时诗成‘晚唐体’,板行于世,莫不嘉尚。”(见四部丛刊《梨岳诗集》)

    南宋后期的“四灵”,学“晚唐诗”取法乎上,专学“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的五律,一时号为“唐宗”,不过当时的叶适(叶适从未提到“晚唐”一词)、刘克庄等人也并未将其与“晚唐体”直截挂钩,但到南宋末期,诗坛学习、追随“四灵”的诗人增多,有人开始将贾岛姚合及“四灵”诗都称为“晚唐体”了。如陈振孙(?—1262)《直斋书录解题》卷二曰:“永嘉四灵,皆为晚唐体者也。”陈着(1214—1297)《题白珽诗》曰:“诗难言也。今之人言之易,悉以诗自娱,曰‘晚唐体’,而四灵为有名。”又《史景正诗序》曰:“今之天下皆浸淫于四灵,自谓晚唐体,浮漓极矣。”(《本堂集》卷三八、卷四四)到元初方回,不仅径称“四灵”、贾姚为“晚唐体”,甚至把宋初九僧诗也称为“晚唐体”。

    综上所述,宋人所谓“晚唐体”的代表诗人明确提到的有周朴、郑谷、陆龟蒙、吴融、黄滔、李咸用、薛能、李频、崔橹、司空图、陈陶、马戴、薛逢等人;其体裁形式是近体“小诗”,主要为七绝和五律,早期的“晚唐体”或“晚唐诗”多指七绝,南宋末期人侧重于指五律;其主要艺术特色有:1. 重苦吟锻炼之工和造语成就;2. 不用典故;3. 擅长写景咏物,其高者富有“精意”和“兴味”,风格清深闲雅;其下者气弱格卑,风格清浅纤微。宋人概括的这些特点确实是晚唐后期即唐末大多数诗人的总体创作倾向,属于时代性特征。“清深闲雅”是很高境界,实则多数属于俗中求雅、以俗为雅。“晚唐体”作为特定指称,其内涵在有宋大部分时间里具有大致的稳定,泛指唐末诗歌的时代风格。“晚唐体”的师法对象,明确提到的有贾岛和张籍、王建,主要是贾岛,故有人称之为“贾岛格”。由于南宋后期的“永嘉四灵”专学“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的五律,尽管当时叶适等人也并未将其与“晚唐体”直截挂钩,但至宋末有人将贾岛姚合以及永嘉四灵的五律均称为“晚唐体”,至元初方回又把宋初“九僧”等人诗也称为“晚唐体”,在方回那里,“晚唐体”更多地成了宋诗某一流派的特定称呼,“其实方回所说的晚唐体已不同于宋人观念”⑧。宋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或全面或片面地对“晚唐体”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其中基本持肯定评价者主要有欧阳修、杨万里、徐鹿卿、陈必复。这几人中,尤以杨万里为代表,他更多地看到了“晚唐”优秀作家陆龟蒙、吴融等人诗歌(尤其绝句)的杰出造诣,提出着名的“晚唐异味”说和“诗至晚唐而工”论,再加上欧阳修的“精意”论,徐鹿卿的“多品”论,陈必复的“清深闲雅”论,“晚唐体”的创造性和优秀一面已被发掘得差不多了。对“晚唐”持批评态度者在有宋一代占大多数,主要代表有黄庭坚、蔡宽夫、计有功、陆游、刘克庄、俞文豹、严羽,他们更多地看到了“晚唐体”作家平庸的一面,最不满的是“晚唐体”的气弱格卑。他们虽然口头上严厉批评,实际创作中却自觉地向“晚唐体”学习(详后文),这倒又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它反映了宋人对“晚唐体”的复杂而微妙的感情。

    四 “晚唐体”作家的师法渊源和创作特征

    “晚唐体”作家的广泛师承与取舍创新。唐末四十多年乱世中,诗人数量空前庞大,虽无像晚唐前期温李杜那样的诗坛大家出现,但名家却有数十位之多,诗坛的纷杂、热闹程度明显超过温李时代。然而,身处乱世,难以形成具有规模和影响的流派群体,大多数诗人长期四处羁旅漂泊,偶或形成短暂的小型唱和集团,如苏州的“皮陆”、张贲唱和,京兆府的“咸通十哲”、李频、薛能唱和,长安的韩偓、吴融、王涣唱和,韦庄、郑谷唱和,隐者司空图、王驾、崔道融、方干唱和,福建一带先后有张为、周朴、李咸用、黄滔、徐寅等唱和,还有“二曹”、“三罗”、“九华四俊”、“芳林十哲”等等。这些小集团都是短暂而不稳定的,不断重新分化组合,广泛师法前辈名家,个人创新求变的意识非常强烈。如“皮陆”五古学杜甫、韩愈,七律学白居易,五律学贾岛,七绝学李白、温庭筠,在融会各家的同时“努力从细琐处求全求变,在文体上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斗巧意识”⑨。再如司空图,他的五律苦吟锤炼之工极似贾岛,七绝酷似王维及大历诗,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历赞唐代十二位诗人,其中有王维、贾岛而无张籍,讥贬元白为“都市豪估”。但五代张洎、明杨慎、清李怀民都把他列为张籍一派,宋育仁《三唐诗品》又说其诗源出于元、白,近人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又认为司空图兼学张籍、贾岛、姚合三人。可见得司空图博采众家,而其七绝又能自创清雅精工一体。所以,若强行要将唐末纷杂的诗坛严格区分家数,归属流派,是非常困难的。唐末张为写于咸通初年的《诗人主客图》曾将中晚唐诗分成六派,基本未及唐末诗人(其中少数晚唐诗人活到唐末),也不适合唐末诗坛实际,后人多有喷饭之讥。近代以来,苏雪林、陈伯海等又试图根据张为《诗人主客图》将唐末诗人分成五派或六派⑩,虽对我们研究唐末诗歌有便于操作的积极意义,但难免有强拉硬配、治丝而棼之嫌。由此看来,宋人以“晚唐体”来统摄唐末诗坛,取其大同,眼光不可谓不高明。

    在晚唐前期众多名家中,对唐末诗坛影响最大的就是“温李”二家。然而,唐末诗人学温李却没有温李诗的典丽厚重,他们反对温李等前辈诗人对用典的偏爱。“晚唐体”不用典故的特色实际上是对“晚唐前期”温李等人诗风的某种程度的反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温庭筠比李商隐更受唐末诗人的普遍接受,因温庭筠的近体律绝语言流易、韵格清拔、浅而能深(温有不少古体诗用典晦涩更甚于李),为唐末诗人普遍效法,着名诗人陆龟蒙、罗隐、韩偓、徐寅、唐求等借鉴温诗尤其自觉。然而,“晚唐体”诗人在反拨前辈晦涩典重诗风,追求浅易切近而意趣深远的风格中,更多取法乎上,最终从张籍、王建、贾岛、姚合那里找到了典范。

    上引刘克庄、俞文豹给“晚唐体”下的定义就明确指出源自张籍和贾岛,到元初方回甚至衍为晚唐两派说(11)。五代诗人张洎曾高度称赞张籍的五律诗“尤工于匠物,字清意远,不涉旧体……词清妙而句美丽奇绝”(《项斯诗集序》)。从他对张籍的景仰中的确可以看出张籍诗风在唐末五代的影响。王建的五七言绝句也有张籍的“切近”之风,如七绝名篇《雨过山村》、《江陵道中》等皆平易浅切,尤其《宫词百首》七绝组诗在唐末五代形成模仿高潮。

    当然,对“晚唐体”影响最大的还是贾岛,蔡宽夫甚至直截把“晚唐诗格”称为“贾岛格”,闻一多先生说“晚唐五代是贾岛的时代”(《唐诗杂论·贾岛》),其实唐末五代才真正是“贾岛的时代”,共有十八人写过三十多首诗怀念与追和贾岛,这在唐末五代是绝无仅有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薛能。薛能自视很高,多次狂妄地贬抑李白和刘禹锡,其他像刘得仁是比他年长的名诗人,照样被他当面奚落,然而他却十分崇拜贾岛,称赞贾岛为“唐人独解诗”(《嘉陵驿见贾岛旧题》)。那么,唐末人是怎样认识和学习贾岛体格的呢?诗人徐寅曰:“五七言律诗,惟阆仙真作者矣:辞体若淡,理道深奥,不失讽咏,语多兴味。”(《雅道机要·叙体格》)日本丰田穰《中晚唐诗の二倾向》认为,中晚唐诗普遍的倾向为追寻诗语的新创,然主要努力方向有二:一为以韩愈为主之一派,趋向古典化;另一派则以贾岛、罗隐、杜荀鹤为主,大量使用俚俗的白话入诗(12)。他把唐末罗隐、杜荀鹤的诗风归源于贾岛,不为无见。唐末人学贾岛诗平淡中见兴味,以救当时的俚俗粗疏;多避贾岛诗之“蹇涩”,而扬贾岛诗之“精奇”。如司空图颇欣赏贾岛“时得佳致,亦足涤烦”(《与王驾评诗书》)而不满贾岛“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与李生论诗书》);唐末李洞被人认为是贾岛再世,李洞的诗风“时人但诮其僻涩,而不能贵其奇峭”(《唐摭言》卷一),李洞的诗友僧鸾“鄙贾岛蹇涩……而云:‘我不能致思于藩篱蹄涔之间’”(《诗话总龟》前集卷八)。“冷澹闻姚监,精奇见浪仙”(齐己《还黄平素秀才卷》),贾岛诗友姚合的冷淡闲逸诗风和苦吟锻炼作风亦对唐末诗坛影响较大。颇为欧阳修欣赏的周朴佳句“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即是基本袭用姚合诗句,而“晚唐体”干将李频更深受姚合的影响。

    除贾岛姚合、张籍王建外,王维、韦应物、钱起、皎然这一脉清新明快、描写景物的律绝诗,以及元白“元和体”浅切流荡的诗风对“晚唐体”也有影响。许浑也是“晚唐体”的先驱人物。最早把许浑与“晚唐体”扯到一起的是元初的方回,其《后近诗跋》曰:“永嘉水心叶氏,忽取四灵晚唐体,五言以姚合为宗,七言以许浑为宗,江湖间而无人能为古选体。”(《桐江集》卷二)今检叶适文集,没有只字提到过许浑。

    “晚唐体”的创作取向和创作特征。赵昌平先生在论述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时,敏锐地指出:“晚唐体原指轻清细微诗风,为唐末总趋向。”(13) 并认为杜甫后,韩孟承其奇崛,元白大其通侻,秾丽为温李所宗,爽健由杜牧发扬,唯轻清细微一路未获充分发展,而此一路又可纠前数者过险、过丽、过俗之弊。此论洵发人所未发,惜其至今未能引起学界重视。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晚唐体”作为时代风格,总体的取径倾向还是轻快有味,这一倾向应该可以概括那个时代的绝大部分诗人,就像广义的“元和体”涵盖元和诗坛的绝大部分诗人一样。“晚唐体”作家队伍之大,作品数量之盛也是以前的“大历体”、“元和体”等无法比拟的,再加上“晚唐体”在五代宋初诗坛的延续性,故而“晚唐体”的创作特色尤其鲜明地突现在宋人的视野中,成为宋人的焦点话题。当然,由于唐末乱世许多小诗人趋于平庸,乐得寄生在“晚唐体”体内求活,虽极力创新,奈何所得有限。比如部分诗人走刻意求“入僻”,乃至越走越窄,部分诗人致力“清淡”以至走入“不入声相、得失、哀乐、怨欢,直以清寂景构成”(14) 的幽冷诗境。杜荀鹤、贯休、李昌符等人的部分诗歌过于俚俗,未能以俗为雅,于是《艺苑雌黄》讥杜荀鹤诗为“太公家教”,东坡讥贯休诗为“村俗之气”。但是,也有部分诗人能突破“晚唐体”的藩篱,体现出强烈的个性和全面的才华,卓然名家,又不是“晚唐体”所能范围的。譬如韦庄、韩偓、罗隐、陆龟蒙、皮日休、杜荀鹤、郑谷几家都能呈现鲜明的个性和全面的创作成就。“晚唐体”诗人大都只在五律和七绝上争能斗巧,而上述几位却能各体皆工,不局限于使用某一体,尤其能在七律、长律、古体上表现出超人的功力,他们的诗集中七律都占有较大的比重,且不乏名篇,与其他众多诗人迥然有别。而司空图、吴融、薛能、李频、方干、崔涂、黄滔、唐彦谦、李咸用诸家也各具面目,也是“晚唐体”诗人中的佼佼者。所以,“总趋向”只能是时代性特征,并不能范围所有作家作品。事实上,正如徐鹿卿所说,“晚唐,多品也”,风格有多样,成就有大小,水平有高低。可以说,唐末诗坛是一个以“晚唐体”为主体风格的多样化组合。

    “晚唐体”是整个唐末的时代风格,但唐末这半个世纪诗歌又以黄巢之乱为界呈现前后阶段性特征。前期即咸通、乾符年间,诗坛最为纷杂,既有古风教化诗流行,也有继承温李的艳情诗泛滥,还有淡泊隐逸情怀诗及讽刺诗的盛行;黄巢乱后至唐亡的二三十年里,大部分诗人皆有一种淡泊避世的心态,普遍倾向于在大自然中磨砺诗艺,这时期“晚唐体”诗歌在内容上多偏重写景咏物,写生活琐事,写羁旅情怀,语言上力求通俗平易,而且求工巧和求“精意”的意识有增无减。

    “晚唐体”诗人在创作上的特征就是“苦吟”。唐末五代是苦吟的时代,正如刘克庄所说“苦吟不脱晚唐诗”(《自勉》),一个诗人如果苦吟而得一两联警句传诵人口,将是无比的荣耀,并因此获得巨大的声誉,“许洞庭”、“崔鸳鸯”、“郑鹧鸪”等名号皆因其名句而得,有时甚至由一两个字来判定诗人水平高低,显示诗人锤炼之功的等级和火候。唐代众多“一字师”的故事(如郑谷、齐己、方干、李频、王贞白、任蕃等)无不出现在唐末。所以“晚唐体”在某种意义上是苦吟的产物,尤其是“晚唐体”中的五律诗。五律诗发展到唐末五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作鼎盛局面,所以更加推进了苦吟风气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绝句本来是一气呵成,无须苦吟的,它要求诗人要有极高的艺术修养。司空图说:“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与李生论诗书》)正因为他们把绝句看得很难,才对五七字绝同样苦心孤诣,以求精深的意旨或“味外之旨”。唐末四十多年绝句的总数仅七绝就达三千六百首左右,超过初盛中唐及晚唐前期的总和,这无疑也与普遍苦吟的现象有关,因为“苦吟”活动本身又是一种快乐的审美鉴赏方式和抒情方式(15),所以绝句自然为最佳选择。

    五 “晚唐体”与五代诗及宋诗的关系

    “晚唐体”与五代诗的关系。“晚唐体”与五代诗是一脉相承的,“五代诗格”实际是“晚唐体”的延续和极端化,进一步趋向轻清细微。因为五代前期诗人大都是由唐末入五代者,五代后期诗人也都师承、因袭前代诗人,总体诗风上没有出现重大新变,除了少数诗人(如欧阳炯、冯延鲁)学白居易写讽喻诗外,大体不出“晚唐体”诗风的范围。前期的卢延让曾师薛能为诗,齐己、黄损、孙鲂曾师郑谷为诗等等不胜枚举。五代后期以南唐诗坛为重镇,而南唐诗人多以唐末诸家为圭臬,如李建勋的佳句“却羡落花春不管,御沟流得到人间”实乃出自唐末司马札名篇《宫怨》“年年花落无人见,空逐春泉出御沟”,郑文宝的《柳枝词》模仿韦庄《古离别》等等。南唐诗人更多地学习方干、贾岛,南唐孟宾于《碧云集序》称:“今之人只俦方干处士、贾岛长江。”

    但是,由于宋人对“五代诗格”极端鄙视,刻意将其与“晚唐体”对立起来,遂造成后人对“晚唐体”连续性的怀疑。范仲淹《唐异诗序》:“如孟东野之清苦,薛许昌之英逸,白乐天之明达,罗江东之愤怒。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就是典型的将晚唐罗隐、薛能等人诗风与五代诗风对立起来。宋人编新旧《五代史》不列《文苑传》、《文艺传》和《儒学传》之目,可见对五代文学与文化的鄙视。欧阳修、苏轼对五代诗文恶贬甚多。如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八序》:“呜呼!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苏轼《上欧阳内翰书》:“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故严沧浪谓“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诗辨》),方回说“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送罗寿可诗序》),显然都是故意割断宋诗与五代诗的承续关系,而不惜违背事实地说宋诗直截继承唐人。

    “晚唐体”与宋诗的关系。宋初诗坛基本上笼罩在“晚唐体”的阴影之下。宋初最早的革新派诗人王禹偁在《送孙何序》及《五哀诗·高锡》中对唐末咸通至宋初的诗歌提出尖锐的批评,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咸通以来的晚唐体在宋初的影响程度。其实王禹偁也学唐末人诗,《后村诗话》指出王禹偁诗袭用唐彦谦《寒食》句“微微泼火雨,草草踏青人”(前集卷一)。宋初诗人承五代余绪,仰慕贾岛、张籍和唐末诸子,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云:“国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后人受方回的误导,以为潘阆、魏野等宋初诗人仅学姚、贾诗,其实他们特爱唐末诸人诗,如潘阆佳句“扁舟一夜炯无寐,近听潮声似哭声”(《曹娥庙》)学习司空图诗句“愁看地色连空色,静听歌声似哭声”(《淅上》),林逋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改江为“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而成(见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还有田锡、张咏等人喜学韦庄、郑谷为诗,欧阳修幼时能背诵郑谷的许多佳句。

    北宋前期诗坛同样深受“晚唐体”作家的影响,尤以梅尧臣、王安石等人为最。欧阳修多次说梅尧臣诗“平淡”、“清切”,亦与晚唐体诗风相类。《沧浪诗话》亦说“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我们来看梅尧臣“学唐人平淡处”最精彩、最为人称道的名句:

    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梦后寄欧阳永叔》)我们再看“晚唐体”诗人李中最为得意并在自己诗中反复使用的诗句:

    千里梦魂迷旧业,一城砧杵捣残秋。(《海城秋夕寄怀舍弟》)

    千里梦随残月断,一声蝉送早秋来。(《海上从事秋日书怀》)

    借鉴之痕是何等明显。与梅尧臣相比,王安石则与“晚唐体”渊源更深。杨万里多次指出王安石绝句得“晚唐异味”,王安石晚年曾将“晚唐体”重要诗人薛能的七绝名句“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书于窗屏间(见《观林诗话》)。王安石备受称道的名句“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夜直》)显系从罗隐的“春色恼人遮不得”(《春日叶秀才曲江》)脱胎而来。

    宋诗“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沧浪语),但东坡极喜司空图绝句,多次称赞司空图诗歌在唐末以“高雅”独标,《艇斋诗话》指出东坡“纤纤入麦黄花乱”用司空图“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之句。黄庭坚的“作法于凉”之讥不正从反面说明当时学晚唐诗者不在少数吗?游国恩先生《论山谷诗之渊源》一文认为晚唐体苦吟之精神为山谷所继承(16),那位被人嘲笑的“闭门陈正字”简直与“晚唐”诗人难分轩轾。

    北宋末诗坛亦濡染“晚唐体”之风,李之仪爱陆龟蒙绝句,拿陆龟蒙的名篇《和袭美〈春夕酒醒〉》题扇,结果此诗误入李氏《姑溪集》,诗题改作《题扇》;张文潜爱南唐郑文宝绝句,尝书其《柳枝词》(亭亭画舸),乃至《宋文鉴》将其收入张集(《五代诗话》引《艺林伐山》)。《蔡宽夫诗话》谓政和年间成都人胡归仁大量创作集句诗,“亦自精密”,但“所取多唐末五代人诗”。

    “南宋诗流之不墨守江西派者,莫不濡染晚唐”(17)。杨万里的“诚斋体”与“晚唐体”的特殊关系毋须赘言。钱锺书先生说,陆游虽然“时时作乔做衙态,诃斥晚唐”,其实在创作上努力学习晚唐体,陆游的诗与晚唐诗人“格调皆极相似”,“其鄙夷晚唐,乃违心作高论耳”(18),并举陆游佳句“名酒过于求赵璧,异书浑似借荆州”(《到严州十五晦朔》)酷似司空图名句“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失良朋”(《退栖》),陆游的“世外乾坤大,林间日月迟”(《书房杂书》)似杜荀鹤名句“日月浮生外,乾坤大醉间”(《送九华道士游茅山》),陆游的“胆怯沽官酿,瞳昏读监书”(《荷锄》)似杜荀鹤“欺春只爱和醅酒,讳老犹看夹注书”(《戏题王处士书斋》),陆游的“满身花影醉索扶”(《成都行》)基本袭用陆龟蒙名句“满身花影倩人扶”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宋人对于“晚唐”诗有一个奇怪的态度,即口头批评甚厉,实际暗暗模仿,梅尧臣、陆游、刘克庄等人就比较典型。而宋金诗坛兴起一股“陆龟蒙热”则是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现象,李纲、王洋、陆游、杨万里、范成大、楼钥、姜夔、叶茵、元好问等都曾作诗追慕或追和陆龟蒙,陆游甚至自号“笠泽翁”、“甫里翁”。至于南宋中后期的“四灵”主要学习贾、姚五律诗,被宋末人特称为“晚唐体”,不是本文讨论重点。但“江湖诗派”如姜夔、韩淲、戴复古、叶绍翁、陈必复、徐鹿卿等人则尤好学唐末诸子诗,最典型例子如叶绍翁《游园不值》的经典名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实乃袭自“晚唐体”诗人吴融咏杏花诗句“一枝红艳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途中见杏花》)。

    注释:

    ①如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在论述宋初三个诗派的时候说:“其中继承晚唐,推崇贾岛等人的,可称晚唐派。”(第10页)他如白敦仁《宋初诗坛及“三体”》(《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许总《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黄亦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张海鸥《宋诗“晚唐体”辨》(《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等等。

    ②如葛晓音《〈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序》说:“‘晚唐体’的概念历来比较笼统含混,一般指姚、贾的五律和许浑的七律。”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观点亦同。

    ③见罗洛主编《诗学大辞典·中国诗歌卷》“晚唐体”词条,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④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第11页。

    ⑤莫砺锋《推陈出新的宋诗》,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⑥〔元〕王构《修辞鉴衡》引《龟山诗话》,今本《龟山集》(含《语录》)不见这段文字。

    ⑦《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九“孟东野贾浪仙”条曰:“张文潜云:唐之晚年诗人类多穷士。如孟东野贾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苕溪》谓引张耒之言,今检张耒文集,无此言。原来,所谓“张文潜云”以下一大段话实际抄自欧阳修《试笔·郊岛诗穷》(《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三),仅有少量文字出入。不过,欧阳修原文开头只言“唐之诗人类多穷士”,并无“晚年”二字。《苕溪》中多出“晚年”二字,盖是将《六一诗话》中“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一条与“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一条错窜在一起。再考所引贾岛《朝饥》诗,欧阳修所引文字无误,而《苕溪》所引有几处文字错误。故“晚年”二字应是后人传刻之衍文。

    ⑧赵昌平《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

    ⑨李福标《皮陆唱和的心理分析》,《学术研究》2002年第4期。

    ⑩见苏雪林《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陈伯海《宏观世界话玉溪》,《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方回《瀛奎律髓》卷二曰:“张洎序项斯诗,谓朱庆余……任藩、陈标、章孝标、司空图……此张籍之派也;姚合、李洞、方干而下,贾岛之派也。”(朱庆余《早梅》诗批)一些学者误将晚唐两派说归于杨慎的发明。

    (12)转引自黄奕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第61页。

    (13)赵昌平《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

    (14)李诇《颜上人集序》,《全唐文》卷八二九。

    (15)参拙文《论唐末五代的“普遍苦吟现象”》,《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

唐宋文学概述例10

“一个源头”，是指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诗经》，教材中选编了其中一首诗《君子于役》。

“三个高峰”，是指唐诗、宋词、元曲。其中，唐诗又可分解为“四、三、二、一”，“四”指初唐四杰，教材中选编了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三”指唐代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他们三人共九首诗又构成了“三四二”格局，即李白的三首，分别是《秋浦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望天门山》；杜甫的四首，分别是《登楼》《江南逢李龟年》《春夜喜雨》《石壕吏》；白居易的二首，分别是《卖炭翁》《钱塘湖春行》。“二”指盛唐两大诗歌流派，而每个流派中又各选编了“两个”人的诗歌。边塞诗歌派有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和王昌龄的《出塞》；田园诗派有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和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一”指晚唐诗歌只编了“小杜”（杜牧）的一首《江南春》，我将其戏称为“一个小肚”或“一个尾巴”。宋词，可概括为“二男一女”，“二男”指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辛弃疾，“一女”指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他们三人的词各属一派，苏轼系豪放派，选编入教材的有《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辛弃疾以爱国词见长，教材选了他的《破阵子·为陈同赋壮词以寄之》和《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李清照属婉约派词人，她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被选入教材。元曲，可概括为“一马一獐”，“一马”指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一獐”为“一张”的谐音，指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上述诗词曲外，还有唐代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一词和明代王磐的散曲《朝天子·咏喇叭》未归入我构建的体系，前者编入教材的原因在于说明词产生于唐代，后者旨在说明后人亦有写诗词曲的。另《沁园春·雪》也选入了教材。

几首民歌，指的是《敕勒歌》《木兰诗》和《陌上桑》（需要指出的是这首是民间诗歌而非民歌）。

四首宋诗，可概括为“一轼载一石，一翁放一羊”。“一轼”指课本编入了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一石”指王安石的《书湖阴先生壁》，“一翁”指陆放翁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一羊”指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另外，为便于记忆，我们还可以按某种标准构建一些小的知识体系，如送别诗共五首，可概括为“二王一参一白杨”。“二王”指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一参”指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白杨”指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和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散文类文言文共26篇，按照标题能否看出体裁又可分为两部分，能看出体裁的可用“五记五说一表一论一铭一世家”概括出来，共14篇。从标题不能断定文体的可用“五愚五圣一口狼”概括出来，共12篇。这是按文中所做之事的愚贤概括的，有的可能有点勉强或“曲解”。

“五记”包括《桃花源记》《核舟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满井游记》。“五说”包括《马说》《说虎》《爱莲说》《黄生借书说》《捕蛇者说》。“一表”即《出师表》，“一论”即《曹刿论战》（这样说有点勉强），“一铭”即《陋室铭》，“一世家”即《陈涉世家》。

“五愚”可化解为四句诗：讳疾忌医蔡桓公，愚公移山伤仲永，鸡鸣狗盗孟尝君，观弈乃知是非真。“五圣”可化解为四句诗：定伯捉鬼已成功，毕■活板美名传，蜀鄙一僧南海行，孔孟二人人中人。“一口狼”即指林嗣环的《口技》和蒲松龄的《狼》。

叶圣陶说：“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我对“例子”的这种“创造性运用”，使知识系统易记，从而使学生学习的兴趣空前提高，对我国古代诗词曲的发展轨迹有了全面的了解，提高了学生的文化素质。学生在背诵过程中耳濡目染，也受到了思想教育，从而使道德素质有所提高。如在背诵《岳阳楼记》后，学生都一致认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背诵《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时学生对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精神有了深切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