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论文例1

一、汇率及汇率决定理论

汇率是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相互折算的比价，有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两种表示方法。汇率可分为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名义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通货交换另一国通货的比率，实际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的物品和劳务与另一国的物品与劳务交易的比率。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国内价格／国外价格。

经济学家采用了很多理论和模型来解释汇率是如何决定的，这里只介绍纸币本位制度下的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用购买力平价理论可以预期名义汇率的近似值，为评价和选择汇率制度提供依据。该理论根据的是单一价格规律，这种理论认为，任何一种通货的一单位应该能在所有国家买到等量的物品。一种物品如果不以同样的价格在各地出售，就存在着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由于套利的存在，总有商业行为会从价格低的A国购买该物品到价格高的B国出售，从而使B国该物品价格下降，直至两国价格相同。由此，一种通货必然在所有国家都具有相同的购买力或实际价值。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购买力平价描述了长期中决定汇率的因素。购买力平价理论告诉我们，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取决于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

如前所述，名义汇率等于外国物价水平与国内物价水平的比率，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反映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差别。当物价水平变动时，名义汇率也变动，而任何一个国家的物价水平的调整会使货币供给量和货币需求量平衡，因此，名义汇率取决于物价水平也就取决于每个国家的货币供给与需求。当一个国家的央行增加货币供给并引起物价水平上升时，就会引起该国通货相对于其他通货贬值。理论上，要想测算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的变化趋势，就要对两国的物价水平进行评估。如果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供给增长较快，造成国内物价水平上扬，美国内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则很有可能导致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贬值而不是升值。而实质上，我国的外汇市场是由银行间外汇市场和柜台结售汇市场组成，由于我国实行强制结售制度，商业银行和企业结售汇周转头寸以外的外汇收入必须进行平盘，由中央银行进行买入或卖出的交易。超级秘书网

汇率制度论文例2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的国家或地区都在努力谋求自身的经济发展。总体上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20世纪60年代以来，泰国、新加坡和韩国连续40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以上的水平。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经济增速明显加快；60年代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上。这些国家的快速发展，都获益于稳定的发展环境，包括稳定的汇率制度。而汇率制度改革导致经济发展受挫的尤以日本和泰国最为典型。

自1949年4月25日起，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支持下，实施振兴日本经济的“道奇计划”，将日元兑美元汇率锁定在1：360水平，这一固定汇率一直实施到1971年，共达22年之久。固定且较低的汇率使得日本企业能够长时期不必担心汇率的变化，而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和扩大产品出口等方面，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据统计，1955-1960年，1961—1965年、1966-1970年，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分别超过了8%、10%、12%.但是，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在产业结构与美国趋同的情况下。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并向所有重要工业领域扩展。在这一背景下，日元被迫走上了升值之路。日元的升值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971年2月。1971年12月西方十国财政部长在华盛顿史密森博物馆召开会议。决定将日元汇率升值16.8%，即1：308，并以此作为基准汇率，可上下浮动2.25%.此后，由于美国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美元汇率仍继续下滑，从1美元兑360日元升值为306日元。这一时期实行的是固定汇率。

第二阶段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1973年2月美国宣布美元对黄金贬值10%，日本也只得让日元向浮动汇率制过渡，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

第三个阶段为1985年“广场协议”迄今。1985年9月，美英法日德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促使日元、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的“广场协议”。此后，日元汇率开始迅速上升，进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升值周期，年均达到5.2%的水平，1995年最高达到1美元兑换80日元的最高水平。后来，汇率在1美元兑90-140日元之间波动。

日本货币升值的结局是导致了日本经济—蹶不振，持续10多年的低迷。

另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泰国。经过4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后，泰国认为本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较好的发展阶段，经济实力也已大大增强，于是放弃了泰国货币泰铢与美元的固定比价，转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并在国际投机资本的；中击之下引发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为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日本和泰国的汇率制度变革，既给我们带来了教训，也带来了一定的启示。

第一，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不能盲目乐观，而对汇率变化可能带来的危害不可估计太低。日本和泰国都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估计得过高，而对汇率变化可能带来的危害却估计得不足。当时有些日本人士认为，经过战后40年的发展，日本不但在制造业方面已经战胜了美国，在货币领域也挺起了腰板。而且，在日元升值的过程中，日本政府想借机提高日元的国际地位。进而提高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日元的升值。

第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产业雷同，是贸易摩擦不可克服的主要原因，而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两者之间的产业雷同是主要的原因，这一点在两国的汽车贸易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这种情况下。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得快，谁就能占据主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美贸易摩擦加剧的情况下，少数日本企业和机构在盲目乐观情绪的支配下，对未来的发展谋划不足，不仅在欧美国家大量购置房地产，甚至不惜重金购买名画古董。与此相反，美国却在大力调整产业结构，花大力气发展信息产业。最后的结果是，日本持续10多年的经济停滞，而美国是持续10多年的繁荣。

第三，产业资本的境外转移要以新的产业替代为前提，否则，大小企业海外投资将引发国内投资不足——就业下降——内需不足——经济停滞的恶性循环。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日本的产业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升级，传统的制造业企业为降低成本，占领海外而仓促和被迫地进行海外投资。如果接替传统产业的新兴行业已成气候，能够挑起日本经济的大梁，即使大量传统企业到海外投资：对国内就业和需求应该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但实际情况是，日本在没有新的产业替代的情况下，大企业纷纷到海外投资办厂，而且为这些大企业提供零部件的中小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也被迫随大企业一起到海外投资办厂。这样，就使得国内投资不足，就业岗位减少，居民收入下降。国内需求不足。内需不足反过来又影响企业在国内的投资需求，最终形成恶性循环，这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且陷入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在预期货币升值的情况下，严防游资的；中击至关重要。在预期一国货币升值的情况下，游资的大量进入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但问题在于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损失减到最少。从日本的情况看，游资的进入将日本东京的房价推升得过高，日本股市在1995年达到38900点，泡沫经济非常明显。泡沫经济的破灭使日本经济持续低迷。而泰国经济在短时间内的崩溃更是游资冲击的结果。

第五，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汇率的变动（升值）是必然的趋势，但对量和度的把握至关重要。长期稳定的汇率水平，对保持一个国家的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至关重要，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尤其如此。日本和泰国的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增长，特别是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一国货币的购买力增强，汇率不可能永远保持不变，升值是必然的趋势。在有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先采取措施化解升值的压力，然后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再采取具体的措施，最终才能稳步推进汇率制度的改革。

第六，货币的升值要与经济发展的步伐相适应，良性的汇率变动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国货币的升值是必然的趋势。但货币的升值要在综合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后再作出决定，切不可从考虑经济以外的因素来让本国货币升值。广场会议后日元的急剧升值，应该说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也与日本政府试图以此缓和日美贸易摩擦，避免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有关，从而导致了日本货币在短短10年间的急剧升值。

二、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现实选择

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汇率制度变革，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我国汇率制度的形成有其客观的历史条件，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世界上也不存在哪种汇率制度能适合任何国家的任何阶段。况且，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正如国家主席2003年10月19日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2003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所指出的：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同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监管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在这一制度基础上，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也符合亚太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发展要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在周边许多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中国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保持汇率稳定，为维护亚洲乃至全球金融和经济稳定作出了贡献。我们将继续本着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来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这就是我国基于别国的教训和本国的国情所作出的现实选择。

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是我国现实选择的重心。之所以作出这一现实选择，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现在不具备人民币升值的基本条件。尽管我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制造业的进步明显。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逐步提高，但我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总体上不具备使人民币升值的雄厚物质基础和经济实力。

首先，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还不强。日本是在1985年实行日元升值的，但在1971年日本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我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尽管较大，但我国的人口较多，人均GDP排名在世界上处于较后的位置。

其次，我国本身的贸易额并不大，尤其是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还处于起步的阶段。1985年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时，其贸易顺差已经达到560亿美元，是今天中国的1.8倍。其中。机械产品出口已占到70%.而2002年我国的货物贸易顺差304亿美元。但出口的55%是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加工贸易，获利最大的是外商投资企业，而且出口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汽车、机械以及高新技术等产品并不具有出口的绝对优势，尤其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更是处于起步的阶段。虽然我国的外汇储备达到3839亿美元（截至2003年9月），但未来国际上很多不确定因素并不能使我国一直保持现有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入世”后关税的下降和非关税壁垒的取消，进口扩大不仅将使我国的贸易顺差减少，甚至可能出现逆差的趋向。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预计外汇储备会有所下降；同时，国际上争夺外资的竞争也将对我国引进外资形成压力。

汇率制度论文例3

一般来说，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者认为，长期稳定的汇率水平有助于人们建立稳定的

预期，为国内外投资者的决策制定提供一个确切的基础，促进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发展；而未来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会对投资决策制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国际贸易和投资。虽然企业可以在远期外汇市场上和期货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以规避风险，但这意味着交易成本的上升。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外汇市场不成熟，套利渠道的相对缺乏，它们在浮动汇率面前尤其显得束手无策。极端的易变性意味着货币错配（CurrencyMisalignment）仍然发生，而这将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减少投资和外贸，引起经济增速降低，这对于缺乏远期套期保值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BirdandRajan，2001）。

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倡导者声称，作为本国货币的外国价格，汇率可以在外汇市场上由供求决定，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价格信号往往是最优的，有利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很多经验研究证明，汇率的短期易变性对于贸易的影响是极小的。而且，被观测到的汇率易变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实际风险。即使该风险在外汇市场受到压制，它也会在其他场合以更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爆发出来（Frankel,1996）。（例如，美国为避免因实际供求因素导致的美元升值的措施，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汇率制度选择的中间派和灵活派则认为，汇率变动对产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且可能与经济实体的特点及初始条件有关。因此，应对外部冲击的合适政策应该是具有本国特色的政策（ChangandVelasco，1999）。

二、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

实施钉住汇率制可以约束钉住国政府货币政策。当钉住国的通胀率与被钉住国的通胀率严重背离时，资本的跨国流动将使钉住国货币面临贬值或升值压力。若钉住国通胀率显著高于被钉住国，资本外流将造成贬值压力，为了维持钉住汇率制将减少甚至耗尽其外汇储备。所以这种约束可以看成是一种货币纪律。理论和经验分析给出三个理由，证明钉住汇率制度能有效遏制通货膨胀：（1）钉住汇率建立了清晰的、可操作的目标，同时捆住了政府的手，使得政府反通胀的承诺更加可信；（2）钉住汇率可以帮助价格和工资制定者围绕一个新的低通胀均衡协调它们的行动和预期；（3）钉住汇率制度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渠道，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高通胀时期渡过后，将它们从海外撤回的离岸资产转化为本币资产。（在浮动汇率制下，没有这样能重建本币资产的自动机制，因为央行没有义务购买撤回本国的以外币计值的资本）（Bruno,1995）。

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的紧缩性比固定汇率制下更强（通常导致过高的实际利率和

本币高估），因此浮动汇率制下很多稳定措施都失败了。即使在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能取得成功，成本也明显比在钉住汇率制下高。以波罗的海沿岸的两个邻国为例，爱沙尼亚采用了货币局制度，拉脱维亚早期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两国都成功地结束了转轨时期的高通胀，但拉脱维亚经历了一次更深更持久的衰退。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资料，爱沙尼亚在1993、1994、1995年的年均GDP增长率为-7%、6%、6%，而拉脱维亚的同期增长率为-15%、2%、1%；更有意思的是，拉脱维亚在1994年上半年采用了钉住汇率制（Sachs,1996）。

三、汇率制度与汇率的波动与背离

资本流动性的增大容易产生汇率的波动性和背离问题。由于可以通过市场消除与不确定性相关的即期汇率波动，所以汇率的波动性并不是个严重问题。背离比波动性更严重，因为持续的高估对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和就业有重要影响。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引发高成本的资源配置。Meershwam(1989)证明，汇率持续性高估可能导致竞争力的永久损失。

在固定汇率制下，均衡汇率的制定是一个难题，中央银行并不比市场更“英明”。市场总是在发展变化，而均衡汇率的调整总是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动。因此，固定汇率制虽然避免了汇率波动性问题，却面临汇率的背离问题。

在浮动汇率制下，由于货币市场的调整速度快于商品市场的调整速度，存在汇率超调（Overshooting）的问题，从而导致汇率可能长时间处于没有经济基本面支撑的水平。此外，投机者的套汇与套利行为可能加大名义汇率的波动幅度。

未实行钉住货币时实际汇率的变动幅度远远大于实行钉住汇率时的幅度。同样，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偏差在未实行钉住时也比实行钉住时大得多（除了被钉住的货币处于一系列广泛的管制情况以外）。实际汇率这样大的变动幅度恰恰说明了名义汇率的变动幅度要远远大于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变动。20世纪20年代以及70、80年代的浮动汇率制度都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即“善恶循环”。各国货币在经历超过正常水平的通货膨胀后，其货币贬值速度和幅度都超过了由通货膨胀率差异决定的长期均衡水平，然后开始升值，货币的升值也超过了长期均衡水平。货币快速贬值削弱了货币当局稳定金融的能力，并增加了达到金融稳定的难度（阿里巴，2000）。

在浮动汇率制下，当国际货币市场上出现明显的不均衡时，投资者就会转移资金以获取利润，这将导致实际利率的变动，于是预期利率的变化就会产生很大的结构性影响。预期利率变动而引起的实际利率变动将影响长期资本运动的形式。为了国际货币市场的均衡而发生的即期利率变动，将会引起国际资本市场的不均衡（Aliber，1988）。

四、汇率制度与内外冲击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市场价格信号剧烈波动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浮动汇率可以起到“屏蔽”作用，能够较快地调整以“绝缘”外生性冲击造成的影响。对外贸易的商品价格波动越大，汇率浮动的可能性越大，因为浮动汇率有助于隔绝外国价格的动荡对国内价格的冲击（梅尔文，1991）。

弗里德曼（Friedman,1953）认为，与固定汇率制度相比，浮动汇率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即使名义刚性存在，后者仍能很好的调整经济以应对实际的贸易冲击。实证分析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弹性汇率制度能更好的使经济体避免受实际干扰的影响。浮动汇率在贸易冲击形成后，能更好地调整实际产出。人们似乎不必担心浮动汇率对贸易冲击的影响，因为当受到负面冲击的影响时，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使名义汇率相应的贬值。

弗里德曼同时认为，如果价格轻微波动，那么改变名义汇率以应对实际汇率调整的冲

击，与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过度需求推动名义价格下降相比，所需要的时间更短、成本更低。

如果冲击是真实的，从理论上说，浮动汇率制度仍是更有效的选择。实际上，实行浮动汇率制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给予实际的冲击以平稳、适当的调整。当国内价格是粘性的，那么为应付冲击而发生的改变是缓慢的，一个负面的实际冲击（如出口需求或贸易的下降）会导致名义汇率的贬值。对贸易品的需求减少时，汇率贬值会降低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并因此而部分地弥补负面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在出口商品的名义价格下降时，名义贬值会增加其国内价格，这又有利于经济得到一个更平稳的调整。也就是说，在弹性汇率制度下，汇率起着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另一方面，固定汇率制度则不得不依赖国内价格的缓慢改变以走出萧条。换句话说，钉住汇率制度必须承受负面冲击带来的影响。而且，中央银行必须阻止本币贬值，否则用外币购买本币将会导致贬值发生。这是一种内在的紧缩，它会引起就业率大幅度的下滑。对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英国和阿根廷来说，为重新安排相对价格，渡过漫长而痛苦的紧缩时期是必要的，这也意味着保持固定的名义汇率要付出代价。

浮动汇率制度平息冲击的另一种方式是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当实际的负面冲击存在时，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减轻衰退。在弹性汇率制度下，国家可以通过货币扩张的方式来应对冲击。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的增加只意味着储备的外流而对产出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固定汇率可以更好地处理内部冲击，如通胀率或利率的暂时性变动等，外汇储备的增减可以作为一种缓冲器，以避免汇率的无谓频繁波动。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越大，钉住汇率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国际货币的流动是一种减震器，它可以减少国内货币供应的变动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国内货币的过量供应会使资本外流，因为部分超额货币可以通过国际收支赤字来消除。在浮动汇率下，过多的货币供应量仍然滞留在国内，并使国内货币贬值（梅尔文，1991）。

不同汇率制度相对优势的存在，是以影响经济体的冲击的特征为基础的。当冲击来自国内货币市场，固定汇率制度会自动阻止冲击影响实体经济；如果确实发生了需求冲击，在货币当局购买外汇储备以阻止本币升值的同时，货币供给将会增加，而实际产出不变。相反，弹性汇率制度则需要降低收入以使实际货币需求减少到实际货币供给未发生变化时的水平。因此，如果这些冲击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就是赞成固定汇率制度的一个理由。

五．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

固定汇率制很容易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这是因为固定汇率不是完全置信的，投

机者认为持续高估货币迟早要向市场均衡汇率回归。投机冲击可能引发货币危机，迫使一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本币贬值造成持有大量未套期保值的外债的银行和企业债务成本高企，加上央行为捍卫本币汇率而提升本币利率所造成的银行利润率下降以及企业国内债务成本升高，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代尔蒙德和代布维格（DiamondandDybvig,1983）系统论述了固定汇率制下的清偿力危机。严格钉住汇率制度限制了货币当局扩大国内信贷的能力，这可能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却不利于银行稳定。在货币局制度和金本位制下，国内银行体系没有最后贷款人。在一个银行规模小、存款保险制度不完备的金融体系中，这可能造成自负盈亏的银行倒闭。相关模型表明，货币局制度通过加大产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来减少形成国际收支危机的可能性。因此，低通货膨胀价格可能是金融体系不稳定所特有的现象。与货币局制度不同，在固定汇率制下，中央银行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但唯一的不同在于，是国际收支危机而不是银行危机形成了。

值得指出的是，采用浮动汇率制并不意味着与危机绝缘。浮动汇率制国家也可能同时遭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以美国为例，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经常项目长期巨额逆差的压力下保持美元坚挺，是靠长期源源不断流入的外国资本。而资本项目的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主观预期和对美元的信心造成的。一旦美国经济的放缓和美国股市泡沫经济的破灭改变了人们对于美国经济与美元的预期，外国资本的抽逃将对美元造成巨大的贬值压力。为了减缓资本抽逃的冲击，美联储很可能调高利率，而利率的升高会进一步加深经济的低迷。也就是说，美国终将为其经常项目赤字付出代价，长期累积的风险终将爆发。反对弹性汇率制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发展中国家里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普遍存在。那么本币名义汇率的贬值将增加美元债务的输送成本，并导致企业的接连破产及财政危机的发生(CalvoandReinhart，1999)。

Eichengreen和Arteta(2000)指出，经验证明未能揭示在汇率制度和银行危机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原罪论”说明，如果一个国家金融市场不完全，即一国的货币既不能用于国际借贷，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能用于长期借贷。那么一国的国内投资不是面临货币错配（借美元用于国内项目），就是面临期限错配（用短期贷款作长期用途）。如果出现货币错配，汇率贬值将造成贷款的本币成本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如果出现期限错配，利率上升也会造成借款成本的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在这种国内金融极端脆弱的情况下，不论是采用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都难以避免危机的爆发（张志超，2001）。

六、汇率制度与货币以及铸币税

根据三元悖论（TheImpossibleTrinity）,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固定

汇率制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在资本帐户开放的前提下，一国实行钉住汇率制度意味着自己货币（MonetarySovereignty）的部分让渡。在钉住国和被钉住国的商业周期和经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钉住国内外平衡的任务就只能依靠单一的财政政策。但是，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Rule）,要实现一定数量的政策目的必须要有同样数量的政策工具，单凭财政政策不能够同时实现内部和外部均衡。根据蒙代尔分派原则（MundellAssignment），货币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外部均衡，财政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内部均衡。同时，米德冲突（Meade’sConflict）也证明，单靠财政政策本身不能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此外，多恩布什等人（Dornbusch,FischerandStarz，1998）指出，财政政策具有相当长的内部时滞，这使得财政政策无法有效地实现稳定政策。因此，货币的让渡实质上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民族情感的问题，它可能会带来一国经济的内部或外部失衡，从这个角度来说，浮动汇率制似乎是一个更优的选择。

但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执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小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本身就是无效的。例如，该国经济不景气时，为刺激投资和消费而降低利率，但本国利率和外国利率的差异将使得资本外逃发生，从而加重衰退；当该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时，调高利率以紧缩银根，但国际资本的大举流入将加剧该国的通货膨胀。既然货币政策本身无效，货币让渡的成本也就大大降低了。同时，只有少数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变动能够左右国际汇率的走势，大多数国家只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因此汇率政策本身作为一种调节政策来说也是无效的。因此有人认为，“对于寻求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清洁浮动汇率不是好的选择。清洁浮动汇率只能是有成熟的经济政策的大型发达国家能够享用的奢侈品”(Bergsten,Davanne,andJacquet,1999)。

费舍尔（Fischer,1981）指出，从铸币税的角度来看，能够允许一个国家自由决定其通货膨胀率的汇率制度是最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是次优选择，使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是最差的选择。为了满足国际支付的需要，非储备货币国家都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国际货币，即缴纳一定数量的铸币税。而在固定汇率制下，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须经常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这又要求中央银行拥有比浮动汇率制下更为充足的外汇储备，而这又意味着大量的铸币税损失。在货币局制度下，本币的发行以外汇储备为基础，铸币税损失最大。

但也有一种观点指出，由于我们没有看见各国相互竞争以获得储备货币地位的事实，说明铸币税的收益是很小的。德国、日本等国家之所以反对其货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是因为它们发现，国际上对储备货币需求的变化会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外经济活动所占比重高的国家）。

七、汇率制度与政治因素——信誉和时间一致性问题

一般说来，每届政府上台之后都想在国内外建立起信誉（Credibility）和时间一致性（Time-consistency,也称政策延续性）。但是正如各种官僚行为理论和政治商业周期模型揭示的那样，政府很难保持实行固定汇率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实证研究也证明，总是存在通过改变政策而把事情办得更好的动力，即存在时间不一致性。

对公开宣布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进行调整的代价非常昂贵，因为这样做将产生信誉鸿沟（CredibilityGap）和时间不一致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最佳办法是实行弹性汇率制（蒋锋，2001）。Edwards（1996）发现，政治不稳定性在汇率制度选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越不稳定的国家越不可能选择钉住汇率制，因为在钉住汇率制下汇率贬值的政治成本太高。

八、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的唯一准确的结论是，没有任何汇率制度能适合所有的国家

或者在任何时期适合同一个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取决于一国面临的特定环境。将某种汇率制度过于普遍化（Generalizing）是非常危险的（Frankel.，2000）。

笔者在此将以上讨论形成的结论总结在两张表中：

表1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的优劣对比

项目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经济增长建立稳定预期优化资源配置

遏制通货膨胀有效或成本小无效或成本大

汇率波动和背离汇率背离汇率波动（超调）

应付内外冲击更好地应付内部冲击更好地应付外生性冲击

危机货币危机和清偿力危机信心危机引发双重危机

货币和铸币税丧失货币，难以实现内外平衡缴纳更多铸币税小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无效,征收铸币税会带来成本

政治因素信誉鸿沟和时间不一致性时间一致性

表2选择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国家的特点

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规模小规模大

经济开放经济封闭

贸易集中贸易分散

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低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高

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国家发达国家

缺乏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

面临的外生性冲击较少面临剧烈的外生性冲击

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大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小

政治稳定政治不稳定

通货膨胀协调通货膨胀不协调1.

经济增长率低经济增长率高2.

注解:

1.迈克尔•梅尔文：《国际货币与金融》，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2.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1)的研究证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同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产出波动性相关联。它们的经济增长率比起浮动汇率制国家来平均要低1％。

参考文献：

1)Aliber,R.Z.(1988):TheForeignExchangeValueoftheUSDollar,StickyAssetPricesandCorporateFinancialDecisions,Mimeo,Chicago

2)Bergsten,C.Fred,Davanne,OliverandJacquet,Pierre(1999):TheCaseforJointManagementofExchangeRateFlexibility,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WorkingPaper99-9,July

3)Bird,GrahamandRajan,S.Ramkishen(2001):Banks,FinancialLiberalizationandFinancialCrisesinEmergingMarkets,WorldEconomy,Vol.24,No.7,pp.889-910

4)Bruno,Michael(1995):Inflation,GrowthandMonetaryControl:Non-linearLessonsFromCrisisandRecovery,PaoloBaffiLecturesonMoneyandFinance,Rome:Bancad’Italia

5)Calvo,GuillermoandReinhart,M.Carmen(1999):WhenCapitalFlowsCometoaSuddenStop:ConsequencesandPolicyOptions,WorkingPaper,UniversityofMaryland,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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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保罗•克鲁格曼（2000）：“汇率的不稳定性”，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93页

汇率制度论文例4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乃至资本账户的开放，自然也不例外。从相对固定的盯住汇率制度到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中间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过去10多年中，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金融或货币危机，通常都是与过快的汇率制度改革联系在一起的。东亚、南美、俄罗斯，都曾遭遇这样的问题。这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经验。所以，渐进的改革和开放可能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这是一个很直观的判断。但是，对于汇率制度改革这样的重大理论性和政策性问题，仅有一些初步的、直观的判断，是远远不够的。直观的经验和感觉无法支撑理论观点和政策选择。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我们既要从理论上探讨当前中国汇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分析其合理的发展方向；又要结合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状况，分析不同汇率制度的可行性及其未来的走向。

汇率制度的改革牵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原因在于汇率形成和调整过程的复杂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各国不再规定本国货币的含金量，国际货币领域进入一个“无本位”、“无秩序”的时代。自此，货币在国际上就变成一种纯粹的信用货币，其价值没有任何明确的实物商品作为支撑。无论是购买力还是国家经济实力，都不能为评判各国货币的相对价值提供一个稳定的、可量化的标准。

离开这一基础，可能出现的是两种情况：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受制于国家特定的经济、政治战略，是依靠政府力量来设定和维持的；在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日益被供求力量的对比所主导。就浮动汇率制度来说，我们知道，能够对市场供求产生作用的因素，不只是投资、生产、GDP或经济增长率这些可以观察的经济力量，甚至还有各种无形的心理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市场上的供求状况，进而影响汇率的形成和变动，使得外汇市场上的汇率波动无常。

在诸多复杂的影响因素中，预期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上的一个热点，也是市场实践中人们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羊群效应”、“汇率超调”以及“市场心理”或“市场情绪”等词汇，经常会出现于有关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行情的研究报告中。这都是和预期因素相关的。预期影响汇率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所谓的“比索问题”（Pesoproblem）。

在80年代，很多人在研究墨西哥的资本市场收益率时，发现墨西哥的平均资产收益率持续高于美国的同类资产，他们把原因归结为人们对墨西哥比索在未来贬值的预期。因为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比索的币值被高估了，基于这样的判断，人们预期比索在未来的某一天必定要贬值。贬值意味着所持有的比索资产在未来只能换回更少的外国货币。

所以，他们在当时只愿意支付较小价格来购买比索资产，故而比索资产的平均收益率较高。这一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比索问题”。后来，“比索问题”被进一步发展为所谓的“灾害性事件预期”（CatastropheExpectation）。就是说，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人们总会预测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出现某种不利的意外事件。当这种意外事件能够带来极大的损失时，人们在当前就会要求有某种保险手段。或者直接向保险公司投保，如战争险、意外伤残险等；或者要求在现在的交易行为中直接得到补偿，如上面所说的压低现在的资产价格。对货币贬值的预期被推广为对所有可能发生的灾害性事件的预期。在开放、自由的环境中，灾害性事件预期的影响会进一步扩散和自我强化。在上面所说的比索问题中，币值高估使人们预期货币在未来会贬值，导致资产收益率提高；这会引起更多的外资流入，进而推动比索的汇率进一步上升；人们更加相信比索在未来某一天一定会贬值，而且贬值幅度将更大；这就要求比索资产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的汇率不断上升。这样的循环会将汇率推到一个不可维持的高水平上，资本市场无法提供外资所要求的高收益率，进而出现外资大规模撤出的现象，货币急剧贬值。在这个过程中，贬值的预期得到了自我实现。

在理论上，预期的影响或者“比索问题”，已经是人们所熟知的一个经济现象。这也是过去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时遇到的一个现实困境。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本币汇率在改革以前通常是高估的。实行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使得“比索问题”既具备了产生的条件，也具备了扩散和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条件。

具体到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上述的理论逻辑能否同样适用呢？中国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呈现顺差，这也是国际上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理由。从这一点出发，人民币似乎应该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似乎并不会遇到上述的那个困境。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是一个尚处于改革和发展之中的国家，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整体经济依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这种结构性调整任务加大了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目前，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抵消了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使得后者没有引发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后，人民币汇率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被释放，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收支状况必定要重新调整。在此以后，市场上的预期就会发生变化，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引发人们的贬值预期。发展到这一步，人民币将遭遇“比索问题”，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也同样要面临那个现实困境。

上面的理论逻辑支持了浮动汇率制度不适合中国的观点。反过来说，当前中国合理的选择仍然是联系汇率制度。接下来就必须说明在当前现实的条件下，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及整个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作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安排。

首先，联系汇率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仅其盯住对象可以调整，而且，还可以在其中逐步引入更多的市场因素。过去，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使得美国成为中国最主要的资金和贸易往来对象。基于这样的情况，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以美元为盯住对象。随着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中国与亚洲、欧洲之间的贸易和资金往来越来越多。这就要求人民币的汇率应该盯住一篮子货币，包括日元、欧元等国

际上主要的货币。其中各种货币的相对比例应该随着对外贸易和外资结构的变化而做相应的调整。而且，在设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之间的汇率时，应该充分考虑市场上资金的相对供求状况。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不能成为人民币汇率形成和调整的决定因素。因为中国经济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反映在国际收支上，同样也要面临结构性调整的任务。虽然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机制的自发作用也能够调整国际收支，但是它对于国际收支的结构性调整往往是无效的。所以，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和调整过程中，必须更多地体现政府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的自觉性。

其次，必须协调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之间的关系。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开放资本市场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两个重要环节。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必须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

汇率制度论文例5

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自诞生之后，几经变迁，先后经历过频繁调整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1949~1952）、基本保持固定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1953~1972）、盯住一揽子货币（1973~1980）、官方汇率与贸易结算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1985~1993）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4年至今）。从长远看，人民币若要成为一种强势的国际货币，汇率浮动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当前的问题是如何使“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名副其实。

1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存在的隐患

1.1人民币存在高估现象

从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保持在8.3人民币兑1美元左右，本质上依然是固定汇率的稳定，但这是以货币当局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为代价，不仅中长期不能满足人民币汇率灵活变动的要求，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情况导致货币当局汇率政策目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矛盾。

1.2形成机制方面存在不足

1998年以来，由于人民币汇率年波幅不超过1%，而被IMF归入盯住（美元）汇率安排。这不仅与中央银行稳定的汇率政策取向有关，也与现行汇率形成机制有关。目前中国外汇市场的基础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这是一个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交易会员制。该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主要是市场结构的封闭性与垄断性。封闭性是指两个管制措施：第一，对大部分国有企业仍实行经常项目强制结汇；第二，能进行外汇交易的银行对超过上限的结售头寸不得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抛出。这种交易体制导致企业持有的外汇集中到外汇指定的银行，而这些银行的交易能力受到限制。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抑制了银行对汇价的意愿，因此，目前市场反映的是中央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的制度安排，是使中央银行长期陷于被动干预地位的重要原因。因为在外汇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不入市干预收购卖超外汇，则由于企业和银行都不能够囤积外汇，靠汇率升值也不一定能够出清市场。

1.3不利于国内经济的稳定

不可否认，中央银行对国内外汇市场的干预是有效的。事实上，我国央行对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加以干预，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控制在极其狭窄的范围，这在我国目前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深化程度不够，不能向企业和银行提供有效的避险工具的条件下，能有效的降低企业与银行的经营风险。

但是在日益开放经济环境下，汇率已不单纯是影响贸易收支的变量，它也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国际收支平衡、国内物价水平和就业的重要变量。另外，汇率的制度安排还涉及到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我国的经济现状与实际经济能力不允许让人民币汇率长期违背市场规则，如不尽快改变目前僵硬的汇率制度，将对国内经济发展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提高国外产品在我国的价格优势，在国际上将大大削弱我国产品的竞争力。如果贸易顺差逆转，国际收支的平衡大量依靠国际资本的流入来弥补，就会加大国际游资对我国汇率实行攻击的可能性，其结果可能是面临国内资本的流出，国际储备的下降和国内经济过热的困境。

1.4制约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根据蒙代尔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均面临“三元悖论”，既在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三个目标只能“三者取其二”的选择局面。回顾1994年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实践，其实就是在稳定的汇率的既定目标下，在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之间做出选择。1997年以前，面对汇率持续升值的压力，中央银行被迫在市场上大量收购外汇，投放基础货币，同时为减轻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央行又被迫采取回收对金融危机再贷款等冲销措施。因此这一时期中国是通过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面对外汇资金流向逆转，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是积极刺激内需、治理通货紧缩，通过改善经济基本面状况间接地促使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而这一时期，主要是“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管制”的现行外汇管理体制的发挥“稳定器”的作用。通过加大经常项目真实性审核力度以及遏止违规资本外流，为国家宏观调控争取时间。

1.5增加了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由于中国有人民币汇率过于稳定，因此，当境内外利率出现差异时，并会导致单边套利机会的出现。尽管在中国实行资本项目管制的情况下，这种套利存在一定的成本，但当潜在的收益超过套利成本时，套利还会通过非法逃套等形式进行，并增加了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难度。如1997年以前，在本外币正利差较大，外资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各地纷纷通过引进外商投资固定回报项目的形式，绕开国家外债规模管理，而1998年境内外形式逆转后，但当年全国外汇大检查就查出逃骗汇金额高达112亿美元。

2我国尚缺乏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的条件

（1）汇率自由浮动须以资本流动为前提。目前，我国从长期来看，资本自由流动以成大势所趋，但这毕竟是一个渐进过程，现在既然还没有实现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所以浮动汇率制就难以实现，即使实现了，但由于资本尚处于管制状态，按照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货币政策也无助于促进内部、外部收入同时均衡。因为如果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了货币供给之后，虽然能降低利率促进投资和产量的增加，但由于资本不能自由流出，汇率就不会随利率下降而下降，从而不会增加出口，增加了也会因生产过剩而减下来，回复到原来的水平。

（2）我国经济增长更多的要依靠扩大内需，而不能依靠浮动浮动汇率来调节进出口。因此，目前急于改变汇率制度没有必要，相反还可能因实行浮动汇率制，而承担国际游资（目前已有约200亿美元的游资进入我国寻机作乱）冲击的巨大风险。

（3）目前我国尚处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在贸易领域，投资领域还存在着一些限制，人民币汇率基本上仍处于非市场化状态，因此，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货币市场都远不可能充分反映市场供求的实际情况，市场价格的扭曲，就很容易误导企业行为，难免不使企业对币值产生错误的预期，进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损害了企业的利益，又扰乱了社会的经济秩序。

（4）有可能带来严重金融混乱的结果。在我国目前生产经济体制尚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较低和银行不良资产较多的情况下，由于按照“三元悖论”（见附表），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而又能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势必允许资本自由流动，这不仅有可能遭受游资的巨大冲击，还将为那些贪赃枉法盗窃人民钱财之徒外逃资金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也可能导致某些银行、企业破产，从而造成金融混乱甚至金融崩溃的严重后果。

3完善我国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度，实现经济平衡发展

3.1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利率——汇率的传导机制

僵化的利率体制对汇率政策有效性的发挥极为不利。在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政策组合中，利率市场化是基本前提。如果利率僵化，则外资流入所引起的货币供应量的上升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无法通过利率的变动得以缓解，同样推理，也无法借助利率上升的作用组织资本外逃。通过对我国国际收支流量结构的考察发现，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经常项目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小，资本项目对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大，由此也可以看出汇率政策的有效安排必须得到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配合。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管制利率制度，有市场决定的因素较少。从而造成投资增长、消费增长、进出口增长的利率弹性较小，利率无法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利率——汇率的传导机制受阻。所以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应使利率制度改革与之配合。

3.2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1）放宽外汇市场的进入限制。除了资本项目，外汇买卖随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进程的变化进行调整以外，应尽量放宽经常项目人民币兑换在用途和数量上的限制，外汇市场进入限制的放松是减少外汇黑市交易的最有力手段。取消强制性的结售汇要求，实行意愿结售汇制，以利于发展外汇市场和分散汇率风险，有助于削减涉外企业强制结售汇制度增加的额外经营成本。

（2）增加市场交易主体。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让更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直接参与外汇的买卖，有助于避免大机构集中性的交易垄断市场价格水平，防止汇率的大起大落。

（3）推广大额交易。为增加银行间外汇市场参与主体的种类和活跃市场，可逐步推广银行企业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买卖外汇的大额交易。但在具体操作上要保证银行在企业办理外汇交易时，需严格按照现行外汇管理规定对企业有关交易凭证进行严格审核把关。

（4）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外汇市场的发展和完善需要为企业和银行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目前中国外汇市场交易币种仅有美元、日元和港币，干净单一，与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还相差很远。为更好地发挥外汇市场的服务作用，应逐步建立银行间外汇拆借市场，增加外币与外币之间的交易、外币期货和外币期权等交易方式。

（5）发展商业银行充当做市商的制度。改革目前银行间市场撮合交易的外汇买卖方式，使商业银行从目前的交易中介变为做市商，活跃外汇市场，并使汇率真正反应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强化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

（6）改进中央银行市场的调控方式。主要是要改变中央银行过去过于频繁干预外汇市场的模式，确定中央银行需要盯住的合理的人民币汇率目标波动区域，建立一套标准的干预模式，给市场一个比较明确的干预信号，减少干预成本。

3.3加强汇率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抵制国际资本的冲击

根据蒙代尔的著名的“三元悖论”理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让渡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在经济不断开放的条件下，为了减少货币政策的内生性，必然密切关注和研究主要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变化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加强汇率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充分发挥汇率及其政策在平衡收支、地域国际资本流动冲击方面的作用，以适应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3.4人民币汇率应由盯住美元转向参照货币———篮子浮动

当前，欧元诞生后的国际货币市场已呈现美、欧、日三分天下的态势。由于中国与世界上很多国家进行贸易与资本往来，一旦国际贸易形势与世界货币市场发生变化，与美元的单线联系将无法全面反映这些因素的变动。因此，恰当的选择应该是盯住一篮子货币，通过一篮子货币及其权重将中国与外国的经济联系程度进行合理反映。货币篮子的构建主要考虑各种货币在我国对外贸易交往中的比重，随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发展，篮子内货币的权重还应结合资本流动因素。基本思路是设计一个多种货币构成的虚拟货币，人民币汇率在进行调控不再盯住美元，而是盯住人民币与该虚拟货币的汇率。在当前情况下，一个较为简单的虚拟货币构造模型，既以中国进出口该国货币所占的比例为该货币篮子中该货币的比重，以这些权数乘以本币对国家货币的汇率后加总得出人民币对该虚拟货币的汇率，作为人民币的均衡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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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制度论文例6

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芒德尔(RobertA.Mundell)和J.马库斯•弗莱明（J.MarcusFlemins）提出的芒德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ModelM-F模型，下同），对开放经济下的IS-LM模型进行了分析，堪称固定汇率制下使用货币政策的经典分析。该模型指出，在没有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动汇率下则更为有效；在资本有限流动的情况下，整个调整结构与政策效应与没有资本流动时基本一样；而在资本完全可流动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时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但在浮动汇率下，则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的“芒德尔三角”理论，也就是著名的“三一定律”。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TheEternalTriansle)，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芒德尔三角”的内在原理。在这个三角形中，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固定汇率,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驳论”。如表1所示。

汇率制度论文例7

我国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概括起来说就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体而言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是指汇率生成机制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汇率水平的高低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1994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即是头一天全国18家外汇调剂公开市场产生的人民币对美元汇价的加权平均价，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每日均由银行间外汇市场前一个营业日交易产生的美元加权平均价，当然这一价格也考虑到国际外汇市场的变化，人民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则通过与美元的汇率换算而得到。第二，单一的汇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适用于外汇指定银行（中资与外资）进行的所有外汇与人民币的结算与兑换，包括经常项目收支和资本项目收支，适用于中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收支往来；适用于居民与非居民的交往活动。总之是适用于所有交易范围的一切外汇与人民币之间的交易。第三，有管理的汇率主要体现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设有独立的操作室，当市场波动幅度过大，中央银行要通过吞吐外汇来干预市场，保持汇率稳定；在零售市场上，中央银行规定了银行与客户外汇的买卖差价幅度。第四，关于浮动汇率，一是表现为中央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是浮动的；二是各外汇指定银行制定的挂牌汇价在央行规定的幅度内可自由浮动。

上述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主要形成于90年代中国外汇管理体制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其运行及赖以存在的基础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银行结售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二是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汇率开始了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基础。就第一个方面而言，结售汇制度使得外贸企业无条件地将出口所得外汇卖给外汇银行，外贸企业不能持有外汇账户，后来，虽然大型外贸企业中可以持有部分外汇，但亦受到严格的限制。1996年，人民币在结售汇基础上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即在经常项目下，外贸企业的贸易用汇通过外汇银行的售汇来满足，但在经常项目中的非贸易项目用汇则受到较严格的外汇审批控制。所以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居民与企业均不能意愿地持有外汇。就银行间外汇市场而言，其结构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外汇指定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结售汇市场，亦称外汇零售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企业的外汇供求在符合国家规定的政策内均可进行买卖交易，外汇银行则实行会员制，其会员资格的获取要经过央行或外管局的审批，具有严格的市场准入规则。二是通过中国外汇交易系统进行的银行间的外汇交易市场，主要为银行实行结售汇的头寸买卖服务，并形成人民币汇率，这是一个批发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中央银行既以市场会员的身份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又充当市场管理者的角色，如对外汇银行持有外汇额度作了严格的规定；只允许交易美元、日元、港元三种外币。

二、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外汇银行、企业、居民不能意愿地持有外汇的前提下，中国的外汇市场具有封闭性、垄断性、交易品种单一和汇率波动空间狭小的特征。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目前名义上“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事实上演变为一种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人民币汇率的这种形成机制具有以下一些缺陷。

（一）基础汇率的确定缺乏准确的依据

在中国，由于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下的严格管制，所以外汇市场上的外汇的供求主要决定于贸易项目。因此从理论上讲（实际上亦然），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理论模型应当是购买力平价理论。众所周知，购买力平价的成立是由“一价定律”的成立而推导来的，而“一价定律”在开放的经济中成立的前提是；1、对比国家都实行了同等程度的货币自由兑换，货币、商品、劳务和资本流通是完全自由的；2、信息是完全的；3、交易成本为零；4、关税为零。而在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最为发达国家的美国之间，由于：1、两国的货币、商品、劳务和资本国际性流通程度差异性很大，绝非以自由交易为基础，相反存在着较高的关税和各种形式的交易壁垒，关税不为零、交易成本也不可能为零；2、在中美贸易品市场交易中，由于东西方消费偏好的差异、不完全市场竞争所带来的高的搜寻成本、政府行为对市场的影响等等，其信息不可能完全对称。所以购买力平价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几乎完全不能满足。由此确定的人民币基础汇率显然缺乏准确、客观的依据。

（二）实际运行中的汇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价格

现行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基础即银行结售汇制及对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的外汇银行实行的额度管理，这使得市场参与者，特别是中资企业和商业银行持有的外汇必须在市场上结汇，不能根据自己未来的需求和对未来汇率走势的预期选择适当的出售外汇时机和数量，另一方面就银行售汇而言，要么存在一定的条件约束，要么存在严格管制。因此我国的外汇市场是一个供求关系不对称的市场，即是一定制度约束下的充分外汇供给和部分外汇需求相作用的外汇市场，中央银行在这个市场上实际上处于“强买”、“弱卖”的地位，显然由此形成的汇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价格。

（三）形成汇率的外汇市场不完善

一方面：我国外汇市场存在交易主体过于集中、交易工具单一的问题。目前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主体主要由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经批准的外资金融机构、少量资信较高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央行操作室构成。从交易额来看，中国银行是外汇的最大卖方，中国人民银行是外汇的最大买方，双方交易额占总交易量的60%以上；从交易品种上来看，只有美元、日元和港元，且其成交量主要以美元为主。主体构成较为单一，交易品种及交易量相对集中，使得汇率带有“官方与民间”交易的色彩。另一方面：外汇市场与其它金融市场的隔离。理论和实践均证明，完善的短期货币市场和灵活的利率尤其是短期利率是保证外汇交易活跃和汇率动态稳定的重要经济杠杆。而我国由于资本项目的严格管制及利率的非市场化导致外汇市场与短期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几乎处于隔离状态，人民币汇率与人民币利率、美元利率相关程度极低。

（四）人民币汇率缺乏灵活性

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的7年多来，人民币汇率除1994年升值3.5%，1995年升值1.6%外，其余5年及当前都保持在1美元兑8.28元左右的水平，处于一种超稳定的状态，而由上面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人民币汇率的这种超稳定状态是一种制度约束下的使然。诚然，汇率的稳定对经济发展固然有一定的好处，但我们所追求的稳定应该是反映市场环境因素变化的动态的稳定，而绝非是静态的固定不变。在过分的静态稳定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不能及时随内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作出调整，不仅丧失了汇率的经济杠杆的调节功能，也淡化了交易主体的风险概念；同时为了维护汇率稳定致使中国人民银行被动入市大量收购外汇形成巨额的国家外汇储备，在欧元即将取代欧元区各国货进而对国际货币体系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影响的情况下，央行持有的以美元为主的储备资产将面临重大的汇率风险。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及当前应采取的相关政策措施

从长远看：我国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是真正地重归1994年初提出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此基础上再增加汇率的弹性，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要完全达到这一目标，一劳永逸的办法是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汇率。市场的自动调节，会找到人民币汇率的均衡点，再加上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人民币汇率的“有管理浮动”就可以真正地实现。但从近期来看：汇率制度的改革宜采取循序渐进的过渡办法，即在对资本项目依旧实行管制的条件下，逐步开放外汇市场，使人民币汇率完全市场化，使其真正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体现广泛的市场参与者的真实意愿。当然，人民币汇率的完全市场化并非意味着放弃对其必要的管理，相反对其管理的方式和手段要多样化，既有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直接干预，也应有包括结合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通过调节本外币的供求量、利率水平的调整等手段进行综合调节。这样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自然会增强，在此基础上人民币汇率“有管理的浮动”可望得以初步实现，待时机成熟时再取消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进而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完全市场化。为了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当前应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夯实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基础，选择一揽子货币定价法确定人民币基础汇率

随着入世的临近及资本项目管制的逐步放松和人民币利率逐步走向市场化，外汇市场的供求会更多地体现经常项目外汇收支以外的外汇供求，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基础将会由经常项目外汇收支逐步过渡到经常项目为主兼顾其他因素特别是资本流动。鉴于此，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放弃事实上的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改为钉住美元、欧元、日元为货币篮子的一揽子货币汇率定价，这样既有利于人民币汇率长期动态的稳定，又有利于中国的外汇市场早日与国际外汇市场接轨。

（二）改进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培育健全的外汇市场

人民币汇率长期处于超稳定状态主要原因在于外汇市场要素不足，而外汇市场要素不足其关键又在于现行的强制性结售制和外汇银行的额度管理。因此，应将目前的强制结汇制逐渐过渡到意愿结汇制、外汇银行的额度管理也应做出相应调整（如扩大额度幅度），从而使银行、企业、居民意愿地持有外汇，做到藏汇于民。这样既可使汇率风险由不同的微观主体来承担，以分散政府外汇储备的风险；又能满足各经济主体资产组合的需要；同时中央银行可以卸下扎平市场交易的重负，专使汇率调控职能。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放宽对国内居民（含自然人和法人）售汇的条件和限制，从而基本实现经常项目的完全意愿结售汇。当然资本项目的意愿结售汇尚需根据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逐步改进。

针对上述的结售汇制度及外汇银行额度管理的改革与完善，目前的外汇市场也应得到相应的改造，以促使其向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靠拢。一是在不改变目前外汇市场上每天以前一日市场加权平均价开盘的前提下，扩大汇率的波动幅度，从而使汇率更能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有助于意愿结售的实行。二是尝试新的外汇交易方式。目前我国外汇市场主要是指以电脑自动撮合方式成交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在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下，这种交易方式效率很高。但是实行意愿结售汇制度后，进入原有的结售汇交易系统的交易可能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国际上通行的商业银行做市商交易制度，使商业银行从目前的交易中介变为做市商，活跃外汇市场，并使汇率真正反应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更强。三是丰富外汇交易内容和品种。即在目前开办人民币对美、港元及日元买卖的基础上，试办欧元、英镑等币种的买卖，满足国内外经济组织对外汇资产多币种构成的需求。与此同时，尽快扩大远期外汇交易参与者的范围，视情况适时开办外汇期货、期权交易，以满足不同层次交易主体规避汇率风险的需求，扩大市场交易规模。四是增加市场交易主体，推广大额交易。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除让更多的企业、金融机构、居民直接参与外汇的买卖外，应着力推广银行企业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买卖外汇的大额交易。这样有助于避免大的机构集中性的交易垄断市场价格水平，防止汇率的大起大落，同时有效降低大企业的交易成本。

（三）大力发展短期货币市场并加快实现外汇市场与短期货币市场间的融通，以减缓外汇市场的需求波动

短期货币市场是短期资本流动的缓冲和吸收场所，在人民币自由兑换后要使外汇市场更活跃，外汇供求能相对平衡，除了要具备多种外汇交易的品种外，还将允许大量外汇投机交易的存在。而外汇投机交易存在的必要前提是短期货币市场，其中包括资金拆借市场、融资券市场、短期国库券市场以及其它富有流动性的短期票据和短期信用工具市场。当外汇供大于求时，投机者从短期货币市场获取人民币资金、购入外汇，反之，则抛出外汇；而政府则通过短期货币市场上的操作（买卖短期国库券、调节短期利率等）来影响汇率和货币流通量。因此，中国应建立一个十分发达的短期货币市场，并灵活运用短期利率、公开市场业务进行货币市场操作，将资金从外汇市场吸引到货币市场，从而减轻外汇市场上的需求压力。

（四）建立和完善外汇风险监测预警和防范化解机制

一是建立和完善外汇风险实时监测预警系统。我国在设计完善的外汇风险监测网络时，可借鉴韩国1999年4月1日启用的新外汇流动监测网。该网络可以监测到一切国内的外汇交易情况及外汇资金流向。考虑到中国国情，新的外汇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应该是一个依托银行、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各类资金清算机构为对象建立的全方位的外汇资金流动监测网络，其中应主要包括外汇收支统计监测系统、外汇账户统计监测系统、外债（资）统计监测系统、外汇交易统计监测系统和外汇资产统计监测系统。所有上述各项统计监测系统必须建立相互间有机的内在的联系和信息共享，以方便中央银行和外汇管理当局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外汇形势，作出正确的决策。二是建立外汇平准基金。具体做法是：国家拨付一定数量的本外币、再据会员交易额提留一定的比例单独立项。当市场上外汇供不应求时，中央银行抛出外汇，买进本币；当市场上外汇供过于求时，中央银行则抛出本币，买进外汇。从而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和外汇市场外汇供求关系的相对平衡。三是与外国中央银行建立联手干预外汇市场波动机制。即加强与其它国家特别是同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联系，学习他们干预外汇市场的经验，并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以便共同干预可能出现的外汇市场波动，防范和化解外汇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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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制度论文例8

一、脱离盯住汇率制度

从盯住汇率制度的脱离，既可以转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也可以在现有制度下进行调节，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由于“外汇市场压力”而导致的正常脱离，另一种是由经济状况恶化而导致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从而被迫脱离盯住汇率制度。

具体而言，从盯住汇率制度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五种：（1）从任何盯住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制度；（2）从硬汇率盯住（hardpeg）转向软汇率盯住（softpeg）；（3）从固定的盯住汇率转向水平盯住或爬行盯住；（4）从爬行盯住或水平盯住转向爬行带汇率制度；（5）在汇率带制度中扩大浮动带的范围。从盯住汇率制度向不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四种：（1）从软汇率盯住转向硬汇率盯住；（2）从任何汇率带制度转向固定的盯住汇率；（3）从爬行带转向爬行盯住或水平带汇率制度；（4）在汇率带制度中缩小浮动带的范围。

对正常脱离而言，伴随着贸易开放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更易向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变。这是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往往面临资本流动较大的波动性，因此日益增加的贸易开放程度也相应地增加了该国受到贸易条件（TOT）冲击的风险，而采用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可以缓解或吸收这些冲击，抵御外来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一般是同银行体系的外汇系统开放和官方的外汇储备有关。银行系统的外债相对其外国资产比重的下降将促使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银行系统外债比例的下降预示着其所受到的汇率风险的减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通过汇率浮动的调节来控制汇率风险的依赖；同样，巨额的官方储备也形成了对相对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但是，这种正常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现象通常不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是在那些长期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发生。

对被迫脱离而言，在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前经常会出现如下经济迹象：真实汇率表现的货币升值、出口形势恶化、高通货膨胀率、资本流入逆转、国际储备减少、货币供给膨胀、财政巨额赤字、经常项目赤字、银行体系负债增加、利率迅速上升、TOT恶化等。由此将导致外汇市场形成贬值压力，使得一国被迫放弃盯住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东亚国家就是这种被迫脱离的典型。而因升值压力所导致被迫脱离前的经济迹象正好相反：如出现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出口增长的强劲，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经常项目顺差等等。

另外，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时间长短也是影响汇率制度转变的显著决定因素。时间越长，越会趋于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时间越长表明这种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对经济影响越有效，所以有继续维持盯住汇率制度的趋向。但由于市场压力也会随时间增加而增加，将有可能导致危机而被迫脱离。

二、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

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已经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中有了广泛的分析与论述，但不同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很难达到共识。当前现有的理论研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对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分析上，讨论侧重在经济规模、开放程度等不易随时间变化的长期经济变量上。

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理论有很多。上世纪60年代，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经济规模巨大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从70年代开始，经济冲击的本质与影响力开始被认为是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潜在因素。有些学者认为，TOT剧烈的波动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制度的实行，因为这可以帮助缓解真实的外部冲击。到目前为止，对这一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有争论；今后，针对日益提高的国际资本流动性，有些学者提出要维持盯住汇率所需的政策要求更迫切、苛刻了。由此产生了“汇率体制中空”的假说（hollowingofthemiddlehypothesis），即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提高将促使一国的汇率制度向汇率体系的两极——硬汇率盯住（如货币联盟或货币局），和完全自由浮动转变。对汇率制度的统计结果也印证了这一假说。

汇率制度的选择同一国的经济体制和历史因素也有关。制度不规范、政治不稳定将更难维持盯住汇率，但适合采用货币局体制。一些转轨国家、后危机时代国家或历史上经历了高通货膨胀的国家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

大多数相关研究所考虑的变量分为以下四类：最优货币区因素、资本开放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和历史与制度因素。介绍如下：

最优货币区因素：贸易开放程度、对外贸易的分散化程度、经济规模、人均GNP，TOT波动率、石油出口等；

资本开放因素：资本控制、实际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宏观经济因素：通货膨胀和官方储备；

历史与制度因素：1945年以后的独立性、政治局势和转轨经济国家。

Juhn和Mauro（2003）利用1999年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大、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较低、高通货膨胀、政治稳定、转轨经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资本控制程度较低的国家更易采用硬汇率盯住的汇率制度；资本开放和资本控制都不是影响一个国家选择浮动或盯住汇率制度的强有利因素，反而决定了对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资本控制越强的国家更易采用固定汇率制度。

三、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间汇率制度”（intermediateregime）在大多数的货币危机中成为主要被鞭挞的目标，危机过后，世界各国的汇率体制出现了“两极化”（bipolarview）的趋势，采用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都在向更为灵活或更为固定的汇率制度转变，特别是那些同国际金融市场融合更为紧密的国家。但目前众多实证研究的结果却是复杂的。

所谓“两极化”趋势，即采用硬汇率盯住（包括同另一种货币结为货币联盟和货币局体制）和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这两种制度已经被广泛认为是唯一的两种适合于当前国际金融市场融合的汇率制度。具有高资本流动的国家正在或者将要摒弃中间汇率制度而选择其中之一。这种观点认为，盯住汇率制度在资本流动下是不可行的，除非一国采取一些必不可少的措施来维持盯住汇率并绝对支持它，而唯一可行的替代政策就是将汇率浮动，促使经济处于连续的市场机制之下。

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官方公布汇率制度的统计来看，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两极化趋势似乎得到了证实：IMF成员国中采取官方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已经减少了一半，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增加了一倍。而且，由于许多国家都开始采取货币局制度、加入货币联盟或美元化，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中实行硬汇率盯住的国家的比重在过去10年中也增加了。

但是，一个国家实际所执行的汇率制度可能不同于其官方所公布的。在过去的10年中，一些宣称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实际上意图通过政府干预以稳定汇率。

鉴于这种官方公布与实际不符合的情况，从1999年1月开始，IMF依据实际的汇率政策，开始执行一种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新的系统区分了各种盯住汇率制度以反映各国货币当局在汇率上的自主性和责任权限。主要包括以下八种：（1）美元化和货币联盟制度；（2）货币局制度；（3）传统的固定汇率制度（盯住单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4）水平盯住汇率带制度；（5）爬行盯住汇率制度；（6）爬行汇率带制度；（7）未事先安排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8）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在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下重新分析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到，“两极化”趋势并没有真正出现。各个国家实际上更趋向于选择更为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并由此新产生出一些更易被接受的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而中间汇率制度也重新成为学者和各国政府关注的对象。

四、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

目前大多数国家采取的都是某一种中间汇率制度，因为这种选择使得一个国家可以在通常情况下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但又保留了在极端情况下（经济出现基本失衡时）干预汇率的权利。有些学者为了弥补中间汇率制度在日益增加的国际资本流动下存在的本质缺陷（例如，WiUiamson，1965）就开始设计新的中间汇率体制，这样既能体现足够的汇率灵活性以避免产生经济失衡，又能保证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不为金融市场提供投机机会。以上种种考虑使得在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爬行盯住和宽带浮动汇率制度，随后又出现了爬行带汇率制度，Dombusch和Park（1999）将其命名为“BBC”准则（basket，bandandcrawl）。

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一般而言，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更愿意采用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由此可以稳定有效汇率而不是仅仅针对单一货币的汇率。这样可以使国家免受贸易竞争力、产出以及由于其它货币汇率反复无常的变动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偏差所造成的冲击。一般所选取的货币为美元、欧元和日元。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适合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在对智利、哥伦比亚和以色列的汇率制度研究中（Williamson，1996），智利和以色列都选择了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而哥伦比亚选择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是由其贸易模式的不同所决定的。因为哥伦比亚的贸易是由美国和其它盯住美元的国家所主导，而智利和以色列是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

宽带浮动汇率制度：设定汇率在中心平价上下10%甚至15%的带状范围内自由浮动。选择宽带浮动汇率制度可以实现以下四个目的：一是宽带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可以确保政府在无法精确估计均衡汇率时不至于陷入只能维持不均衡汇率的境地；二是允许中心平价可调节，使其可以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而不必采用不连续的人为汇率调节造成市场不稳定；三是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当一国面临同世界经济周期不协调时可以起到反周期的作用；四是帮助一国应对暂时突然出现的大量资本流入，只要设定的宽带具有可信性，即使是一定程度上的可信性，对汇率的预期也将发生逆转，投机者就会对本币资产和外币资产的收益进行调整。而且，对贸易品产业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一般趋向于看重汇率的平价而不是其市场水平，所以，所设定的对平价的浮动偏差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投资决策。

爬行汇率制度：经常被用来调节通货膨胀的偏差，但如果应用太武断，将带来破坏对外竞争力的风险（如俄罗斯的教训）。发展中国家还可以调节爬行汇率制度以反映出B—S（布拉萨、萨缪尔森）生产力偏差并顺利完成真实升值，由此可以维持经济均衡。最后，政府还可以在正常的平价上做微小变动以调节经济的真实偏差。

相对完全固定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言，中间汇率制度可以控制经济失衡，这是两种极端的汇率体制所不能做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完全固定汇率制度在高通货膨胀时将导致本币高估，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由于货币汇率脱离了经济基本因素而通常会导致更明显的经济失衡，比如1981年的英国先令、1985年的美元、1995年的日元和现在的欧元。在经济失衡将导致严重后果的形势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均衡汇率平价维持在一个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的水平是汇率体制选择上的重要一环，而中间汇率制度正是可以实现该目标的最合理选择。超级秘书网

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转变的经验和教训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提出了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任何新的汇率制度的实行必须事先实行有效的政策措施以避免为将来损害汇率制度可信度负责任；二是有必要在公开汇率制度的选择结果以充分获取中间汇率制度的好处之前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建立该汇率制度的可信度。

汇率制度论文例9

【论文摘要】 本文运用回归分析法探讨东亚经济体汇率制度的最优选择，回归分析表明浮动汇率制度与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都不是东亚各国的最佳选择。作者认为在短期应采用各自独立钉住货币篮以提高各国的福利;而在长期，应在各自钉住的基础上实现共同钉住货币篮，建立区域性汇率安排和协调机制。 【论文关键词】 汇率制度回归分析货币合作 一、引 言 东亚金融危机之前，大部分东亚经济体选择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Peg to the Dollar），包括中国、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台湾等，虽然他们名义上的汇率制度安排各异，但在实际操作中都演变为事实上的钉住美元汇率制，McKinnon(2001)采用弗兰克尔和魏（Frankel and Wei， 1994）的模型，引入“外部”货币作为计值货币来测算东亚各经济体的实际汇率变动，检验结果表明危机前各经济体的货币都紧密地钉住美元，亚洲各国政府以每日为基础保持本国货币对美元的稳定。Kawai and Akiyama（2000）通过统计资料说明在危机前的一段时期，亚洲的货币汇率随着一个或其他主导货币（大部分指美元）的变动而变化。危机期间，东亚各国纷纷放弃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然而Barry Eichengreen and Ricardo Hausmann（1999）提出的“原罪”假说（Original Sin Hypothesis）表明当国内货币无法用于国外借贷或长期借贷的“原罪”状态存在时，国内投资币种错配和期限错配无法避免的，一旦出现汇率波动，银行和金融机构就必然要承担风险。因此危机过后，东亚各经济体又相继的恢复了较前宽松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浮动恐惧”（Calvo and Reinhart， 2002）表明东亚经济体选择钉住美元以稳定汇率的政策是在金融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次优选择，也是在国内资本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世界美元本位货币制度的一种理性反应。 东亚各国的汇率制度应如何安排实现最优？综观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可以分成四类: 第一，认为东亚应该实行“舍中间、取两极”的汇率制度，即应该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或固定汇率制度（Obstfeld and Rogoff，1995）; 第二，选择恢复某种形式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Mckinnon（2000）认为东亚汇率制度选择应恢复某种形式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他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得出以美元作为名义锚可以比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更好的维持贸易伙伴之间的汇率稳定性。 第三，钉住货币篮子。Rajan（2000）认为钉住货币篮子制度与浮动汇率相比能降低名义汇率的过度波动，与货币局制度相比，还能更为有效的降低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有利于贸易结构多元化的东亚国家。Williamson（2000）的共同钉住一揽子货币建议，实际上是把美元、日元和欧元作为共同钉住目标的汇率制度。每个成员国对这一揽子货币都有一个中心平价，并且维持本国汇率在此中心平价的一个固定范围内浮动。 第四，日元区方案。日元区方案以日元为主导货币，实行钉住或目标区汇率制度。Kawai和Akiyama（2000）提出增加日元在货币篮中的比重，Kwan(2001)则生动的讨论了东亚日元区的可能性。但日元区方案能否实施不但取决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金融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还取决于日本政府的政治态度。就目前来看，实现难度较大。本文运用回归分析分析探讨东亚各经济体的最优汇率安排，结果表明东亚各国只有进行货币合作，改革汇率制度，才能防范危机的再次发生并真正创造出保障经济长期稳定成长的货币环境。 二、东亚经济体汇率制度选择的回归分析 本文借鉴Kwan（2001）计算日元兑美元汇率变动对东亚地区产出的影响的模型，通过建立各经济体的汇率变动与产出变动之间的计量模型，来分析汇率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同时加入美元的GDP变动指标，来考证美国经济与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具体模型为: 其中，Et2表示当期的汇率水平，表示汇率的变动情况，YUS表示当期美国GDP的增 长，Yi表示当期东亚各经济体的GDP增长，本文选取了1981年～2002年东亚各国（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尼、台湾和香港）及美国的数据，其中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以美元作为单位货币，回归结果如下(见下表): 注：括号内使t检验值，*为5%的显著水平。 通过回归分析，可以发现: 1.东亚经济体不适宜选择浮动汇率制度 从上表可以看出，汇率变动对东亚各经济体产出的影响，都通过了检验，且系数为负，这表明汇率波动幅度与各经济体的GDP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或者说汇率的频繁波动对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 理论分析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实践都表明，一国只有具备发达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健全的财政体系、牢固的宏观经济基础和灵活的经济调整机制时，才适合于选择浮动汇率制度。而就目前东亚国经济体的状况而言，浮动汇率制度并不适合。首先，东亚各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区域产业循环与分工体系要求稳定商品的贸易价格，各国政府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名义锚”来稳定国内的价格水平，浮动汇率制度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其次，浮动汇率制本身存在着“汇率超调”问题，这对国内产品市场价格存在明显粘性、金融市场规模狭小的东亚各经济体而言，是重要的不稳定因素。而且，浮动汇率制缺乏制度化的汇率协调机制，存在协调失败问题，容易引发竞争性贬值，形成“传染效应”。最后，浮动汇率制本身还具有诱发通货膨胀的倾向，对于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言，表现得更为突出。政府处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多采用扩张型经济政策，这本身就隐含了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且还容易引起财政货币政策纪律的丧失，诱发信用下降，从而导致汇率下跌，汇率的下跌又会造成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进一步推动了国内物价水平的上涨，进而陷入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之中。以印尼为例，1997年之后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对美元的汇率由2919下跌为10014，而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则由6.2%大幅上涨到58%。鉴于上述原因，大多数国家在危机之后纷纷放弃了浮动汇率制度，而回归到危机前的钉住美元制度。 2.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也非最优选择 从上表可见，除日本和新加坡之外，美国的GDP增长与大多数东亚国家之间的GDP增长之间并无相关性，他们的经济周期并不一致，因此这种实质上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并非东亚各国的最佳选择。东亚各经济体与美国的经济周期有较大差异，美国的利率调整会给东亚国家造成负面影响。单一钉住美元，世界主要货币之间汇率波动会造成国内贸易品价格相应的波动，以及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国家名义有效汇率波动，进而对国际贸易和宏观经济稳定造成威胁。从东亚整体来看，东亚国家对美元的事实钉住反映了区域协调的失败，体现了为实现个体理性而导致的集体非理性。各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以最小化本国的支付函数为目的，结果造成东亚整体福利水平的损失，1997年的金融危机凸现了这种汇率制度安排的缺陷。 三、结语 从上面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浮动汇率制和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都存在着弊端。在东亚相机抉择型政策协调机制下，缺乏制度化的汇率协调机制，双边汇率的频繁波动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 由于各国在贸易和外债上存在差异性，与各自独立钉住货币篮子相比，钉住共同货币篮的成本较高，因此，目前采取钉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安排并不适合，无法促进东亚地区整体福利的提高，独立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安排是目前状况下的最佳选择。但是，从长期的发展趋势来看，采取独立钉住货币篮子制度，要求大国间汇率水平与国际资本流动保持相对稳定，这样一国货币当局才能有效协调汇率目标与国内政策目标，市场参与者才有条件检验政府对汇率制度的承诺是否兑现，制度信誉才得以确立。而目前大国间汇率的大幅波动和资本特别是投机资本的大规模无序流动，一方面迫使政府不断通过政策手段影响外汇市场，从而可能与国内经济政策产生矛盾，影响经济绩效；另一方面又不利于市场形成明确的汇率预期，导致单向投机，进而通过外汇市场上的“羊群效应”（herding effect），引发货币危机（李晓，丁一兵，2003）。同时，这种汇率安排仍然无法化解“三难选择”的尴尬困境，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以 及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之间，至多只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若要实现汇率稳定的目标，则必须舍弃“货币主权”，或者是以牺牲资本的自由流动作为代价。对东亚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完善造成外部融资的不可或缺，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必然会对其国内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冲击，其货币的内在脆弱性使其难以维护传统的“货币主权”，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造成了潜在的不稳定性，为危机爆发埋下伏笔。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案例提供了良好的示范效应，通过区域货币合作建立一种区域货币协调机制，各国虽然在名义上放弃了本国的货币主权，却实现了整个区域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各成员国的福利水平通过区域范围经济利益的提高而加以改善。因此，加强东亚经济体的金融合作，由独立钉住货币篮子向钉住共同货币篮子迈进，建立区域性的汇率安排和汇率协调机制，是东亚汇率制度安排未来发展的方向。

汇率制度论文例10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这是人民币汇率改革迈出的历史性的一步。其中，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指的是汇率生成机制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汇率水平的高低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是指我国根据贸易与投资的密切程度，选择数种主要货币，对不同货币设定不同权重后组成一揽子货币，设定浮动范围，允许人民币根据这一篮子货币在指定范围内浮动。有管理性主要体现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设有独立的操作室，当市场波动幅度过大，中央银行要通过吞吐外汇来干预市场，保持汇率稳定；在零售市场上，中央银行规定了银行与客户外汇的买卖差价幅度；而其浮动性则一是表现为中央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是浮动的；二是各外汇指定银行制定的挂牌汇价在央行规定的幅度内可自由浮动。

如今时隔2年，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产生的效果已逐渐清晰。本文将分析这次汇率改革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其影响下有关汇率政策的选择。

一、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主要内容

我国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概括起来说就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指的是汇率生成机制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汇率水平的高低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单一性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适用于外汇指定银行（中资与外资）进行的所有外汇与人民币的结算与兑换，包括经常项目收支和资本项目收支，适用于中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收支往来；适用于居民与非居民的交往活动。总之是适用于所有交易范围的一切外汇与人民币之间的交易；有管理性主要体现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设有独立的操作室，当市场波动幅度过大，中央银行要通过吞吐外汇来干预市场，保持汇率稳定；在零售市场上，中央银行规定了银行与客户外汇的买卖差价幅度；而其浮动性则一是表现为中央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是浮动的；二是各外汇指定银行制定的挂牌汇价在央行规定的幅度内可自由浮动。

二、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初探

1改革必要性

汇率制度是随着一国的经济发展而调整的，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的我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在经济增长如此迅猛的今天，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对我的汇率制度进行一次改革。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的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以上，这样的经济格局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核心目标就是要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以促进对外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市场决定汇率水平的内在压力又要求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更有弹性。所以，有必要对我国的汇率制度进行一次改革。

2改革积极面

（1）截止到2007年7月23日，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对人民币7.56420元，以累计升值7.22%。首先，民币升值将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此时国外产品的国内价格相对下降，此时手中的人民币变得更“值钱”了。这样一来，我国对国外高质量的消费品的进口量将增加，从而刺激国内消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使企业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购买先进生产设备的成本降低,这会推动企业的技术经营革新,也减轻进口能源和原料的成本负担，从而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得到提高。其次，人民币升值能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投资能力。国内企业去国外投资的成本将降低，会促使大量企业走出去，尤其是饱受反倾销之苦的行业，也许到国外去建场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样的话，可以增强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它们的地位和形象。

（2）采用更为灵活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有较大的根据市场供求和经济融形势需要主动灵活调整汇率定价基础，从而使汇率制度更富有弹性，但是又保留了央行对调节汇率的主动权和控制权。这样，我国应对投机压力的能力是显着增强了。另外，一篮子货币中的货币的相互波动可能部分被抵消，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压力实际上较之原来是下降了。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政策环境下，中国正好可以大力发展金融市场，规范金融法规，为汇率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作好准备。

（3）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贸易伙伴日益多元化，来中国外商投资的日益增多，中国与世界更多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从单一盯住美元到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变化，更加符合中国经济国际化、多元的趋势，使人民币汇率制度日趋与国际接轨。

3改革消极面

人民币升值是一把双韧剑，要是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过大，或时机把握不当，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弊端：

（1）人民币升值应该把握一个度。由于国外不少人认为人民币被严重低估，因此他们抱有强烈的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认为现今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远远不够。如今的小幅升值显然不能反映我国国际收支状况所体现的货币汇率低估程度，必然导致进一步的升值预期。这种升值预期的强化会带来大规模的资本流入。这些流入的热钱大都涌往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造成了中国股市屡创新高，房价不断上涨，给国家的宏观调控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这就要求人民币加快升值的步伐，以降低国外投资者的升值预期，并缓解央行的压力。而且，我国的金融体系还不够完善，出口企业的战略调整以及其应对外汇风险的规避能力还有限，贸然加快升值速度会带来不可想象的灾难。因此，对于人民币的升值应该把握好一个度兼顾好上述两方面。

（2）人民币升值会对国际贸易造成一定不利影响。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中国的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以上。人民币的升值将使我国的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出口贸易必将会受到负面影响。而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今后继续保持出口的快速增长,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再加上一些国家为了保护国内市场设置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和滥用反倾销手段对进口实施限制。因此人民币升值后我国的出口形势会变得严峻。

三、升值压力下的汇制对贸易的影响

汇率变动与商品进出口密切相关，人民币升值问题一直是人们谈论的热点话题，而贸易条件改善或恶化将直接导致一国实际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反映货币比价的汇率变动会对贸易条件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所以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乃至整个世界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可以把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分为对进口的影响和对出口的影响。一般意义上讲，如果本币升值，将不利于出口有利于进口，但本币升值后，用外币表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大，对外贸易依存度降低。反之，如果本币贬值，用外币表示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小，则对外贸易依存度提高。宏观经济学角度告诉我们本币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起到促进进口和抑制出口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人民币升值后，将会导致产品进口价格下跌和出口价格上涨它对出口产品的负面影响是无法回避的，比如说一些对出口依存度较高且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行业会面临收入下降的冲击。但一方面，海外原材料等进口价格将更便宜，我们老百姓也可以从中受益，比如说可以享受到更便宜的进口汽车和其他进口产品。

四、对我国汇率政策未来走向的启示

1汇率政策选择

(1)继续采用盯住汇率的方法，但转而盯住一揽子的世界主要货币。优点在于可以避免美元同世界其它主要货币汇率变动带给人民币的冲击，并且能够为日后最终的自由浮动奠定制度基础。缺点在于盯住一揽子货币的选择意味着外汇市场上的人民币汇率要根据全球市场的汇率变动进行频繁调整，不利于国际贸易的投资的进行。

(2)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实力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央行调控能力的进一步加强,我国可以逐步由管理浮动汇率制转向单独浮动汇率制。为了在长期内尽快过渡到人民币单独浮动汇率制度,在中短期内我国应不断完善人民币管理浮动汇率制度。

(1)首先可以逐步扩大汇率的可浮动空间。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使央行有更大的汇率预警空间,有利于实现内部平衡目标,有利于积极地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作用,逐渐达到均衡汇率水平,也有利于对外贸易竞争和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鉴于浮动汇率面临的技术难题及入世后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应首先将目前较为“固定”的汇率制改为真正的浮动汇率制,即将汇率浮动设定上限和下限,并逐步增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汇率的走势将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使人民币汇率将可以真正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央行的操作也会更加灵活，可动用各种公开市场业务工具来干预外汇市场,而不是简单地宣布升值或贬值。超级秘书网

(2)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关于亚洲货币合作最重要最早的构想是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该构想提出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是目前阶段较为现实的考虑。对中国来说,推进亚洲内部的区域货币合作可促进与其他成员间的贸易进一步增长,稳定区域内货币间的汇率。

汇率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国家的是货币的对外价值的体现，但从本质上看，则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人民币汇率汇率改革应该坚持渐进性的原则，根据市场变化，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情况，逐步地进行改革。就近几年的改革目标来看，我国的汇率制度还是应该坚持以市场供求为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但它只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一个阶段性的取向，从长远来看,待到国内金融市场、金融制度，尤其是外汇市场的不断完善后，以及国内企业基本能够自由应对汇率风险后，人民币汇率制度终究会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向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方向转变的，以渐进的方式改革，这也是保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理查德德·M·列维奇.国际金融市场——价格与政策［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冯用富.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中汇率制度选择方向［J］.金融研究，2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