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政策论文例1

一、解决世界经济矛盾的着眼点既不能盯着中国汇率，也不能完全依靠美国的调整

过去的十年，中国占美国总体贸易逆差的比重一般在20％～25％的区间浮动，2004年的比重比1997年还有所下降。尽管2001～2004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重上升了4.68个百分点，但同期美国与日、韩、中国台湾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重下降了7.06个百分点。而且，虽然美国与东亚、东南亚的贸易逆差额上升，但比重也在下降。可见，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全局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

2000～2004年，中国与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增加了780亿美元，而与此同时，中国与日本、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却增加了350亿美元，加上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中国2004年的贸易顺差仅比2000年增加80亿美元。如果计算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转口贸易，中国与美国、欧盟2000～2004年的贸易顺差增加了770亿美元，但与日本、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却增加了1040亿美元，总的看来，这几年反而是增加了650亿美元的逆差。

进一步看，外资企业可以解释中国对主要国家贸易差额的70～80％，中国贸易差额是全球企业资源配置的结果，尤其是亚洲国家产业链转移地结果。1999年，中国为出口加工目的而进口的产品中，25％来自日本，20％来自中国台湾地区，20％来自香港地区、新加坡和韩国。但只有5％来自美国，7％来自欧盟。另一方面，生产出来的产品却有26％直接销往美国，如果加上经中国香港地区转出口的产品，美国的份额可能略微超过30％，欧盟则分别是14％和19％。这表明，中美贸易失衡事实上是亚洲地区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造成这种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两个地区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即美国的高消费和亚洲地区的高储蓄，同时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后，生产分工模式变化的必然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汇率水平。因此解决中美贸易差额问题眼睛不能光盯着中国的汇率水平。

二、各国经济货币领域的合作是解决当今世界经济问题的无奈选择

如果中国将借给美国的部分资金用于国内发展，可以改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但美国如果不是大幅度提高利率，美国也无法轻易弥补资金缺口，而大幅提高利率却会严重损害经济。当然，美国经济的衰退，最终也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因此，美国应认真反思自己的经济政策，主动加强与各国的经济、货币磋商，而不是简单地往国际社会转嫁国内的经济矛盾。就具体合作内容而言：

1、在实体经济方面：经济结构调整

既然短期内改变世界经济失衡、调整国际货币体系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当今应加大世界经济两大引擎中国与美国的协调，防止经济衰退，为双方经济结构乃至世界经济结构的根本调整赢得时间。近期，中美应在加强磋商的基础上，分别出台一些措施缓解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压力，从国际的视野进行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应该而且有能力，共同创造有利的舆论氛围。

美国：应逐步实行紧缩政策，减少财政赤字，提高市场利率，以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美国目前有能力通过缓慢地结构调整解决美国经济的不平衡问题，关键是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和大国的责任。中方决策者应清醒认识，汇率之争是国家利益之争。G20北京会议美方对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的要求，有利于提高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效率，但这仍不是解决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性措施。

中国：要放在国际视角下解决好中国的汇率问题，不仅仅是水平问题，也不仅仅是机制问题，是涉及中国结构调整和诸多方面改革的问题。对此，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应做好以下七件事：

第一，进一步加快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继续减轻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90年代中后期，中国国内存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且外汇储备不高，为了控制外汇风险，国家采取了严格的资本、外汇管制，严格限制外汇资本的流出以及各市场主体外汇持有量，将大部分外汇资源集中于国家。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市场主体大量合理的用汇需求被强行压制。当前，外汇储备大量增加，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有可能从体制的角度重新思考与安排各项外汇管制政策，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市场主体各项原先被压抑的合理外汇需求，进一步释放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重新将外汇资源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进行合理分布。考虑中国结构调整尚需较长时间过程的特征，可在继续主动保持人民币有略微升值压力的状态下，近期从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推进改革。

一是进一步放开企业持有外汇比例的限制，推行企业意愿结汇制，增加企业持有量。随着市场主体管理外汇风险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又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二是逐步放宽对银行结售汇头寸的限制，提高金融机构在自由外汇市场上资金运用的自主性。

三是随着企业、金融机构、个人持有的外汇量增大，汇率风险的加大，应不失时机的推进外汇市场的进一步改革，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主动引导、培育市场主体管理汇率风险的能力。只要保持人民币资本项下有限兑换的前提，充分竞争市场中的金融与外汇衍生工具和其他各项金融产品、风险管理产品都可以大胆的引进，积极地试点，进一步放松国内外汇管理政策，这一切都将有助于从根本上保持人民币的基本稳定。

四是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调控机制。适时推出美元做市商制度。当前的人民币汇率调控机制是由企业的强制结售汇制、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及人民银行直接入市买卖外汇，在外汇市场开展公开市场业务三个部分组成。在这种调控机制下，市场主体的外汇持有意愿受到一定的抑制，人民银行的市场操作对象的影响仅局限于现期汇率。在逐步推动企业意愿结售汇制和逐步放宽对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限制的同时，可在美元/人民币市场上，借鉴外币对交易，引入美元做市商制度，提高人民银行调控的灵活性。公开市场操作可先局限于这些做市商。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既可采取现货交易，也可灵活采取远期、掉期等交易方式，既影响即期汇率，也影响远期汇率，进一步做活境内的外汇市场。

第二，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

无论是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看，还是从保证当前我国汇率机制改革成功的角度看，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我国仍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但我国在具备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双重性质的贸易融资方面，资本管制仍存在一定的漏洞，例如对非居民在中国境内个人购房、买商业地产资本投资性质的外汇收支没有任何管理办法。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外资进入境内房地产市场都有不同程度限制的背景下，我国却使境外“热钱”通过上述渠道大量流入境内房地产。“管住了前门，但未管后门”，进一步给人民币升值制造了压力。因此，我国一方面要调整国际收支的统计方式，区分居民和非居民的行为，另一方面要在加强对外资进入房地产状况的监测基础上，尽快出台有关管理办法，加强海外房地产资金流入的监管。进一步细化对于流动性资本跨境移动的管理。根据外汇市场的发展状况和资本有限流动的进展，有必要时采取跨境资本交易税和无息存款准备金要求，以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

第三，坚持引进外资的质量，加大“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顺差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当前应在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基础上，坚持引入外资的战略性安排，重视技术与管理的引进，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在此方面，一方面要加快改善国内融资体系和放开境内各种市场化融资工具的限制，另一方面要政策导向企业，中国境内不缺资金，要充分利用国内资金，减少人民币资产与外币资产替换后的收益代价。同时，还应重新审视中央与地方引进外资的各项优惠政策，实现平等“国民待遇”，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与此同时，加快调整原先控制企业“走出去”的外汇管制政策。统筹制定企业“走出去”战略，以政府和企业相结合的市场策略与海外经济取得互利共赢的局面。当然，这种调整仍应服从于整个资本帐户逐步开放的战略，放松企业“走出去”管制绝不能简单等同于资本管制的完全放开，要防止人民币预期发生反转时，国际游资利用制度漏洞的大量外逃。第四，要确立放慢海外上市节奏，积极发展本土资本市场的战略安排

虽然我国是全世界高储蓄率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完善，资金的低效、不合理分配，导致相当一部分优秀企业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因此无奈之下不得不借助国际金融市场筹资。但是，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不是中国金融发展的长期战略。因为海外上市筹得的外币资金在外汇市场转换成人民币后投入使用，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下，不但使我国加大了储蓄的盈余，承担了额外的汇率风险，削弱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为大国经济战略的实现必须有大国资本市场的配合，历史上还未出现一个大国经济的发展依附于另一国家资本市场的现象。而且，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改制中，国人已经承担了大量的改革代价，但如果国人不能享受改革收益的回报岂不是怪现象？而且，只要处理妥当，让国人享受改革成果的回报，不会影响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初衷。因此在当前，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加快发展和健全我国包括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作为近期的策略安排，一是应积极鼓励中小企业、风险投资企业的海外上市（当然仍不排除在境内改善对其的相应融资环境）；二是在国有大银行上市筹资中，面对是否“贱卖”的争论，最好的办法，尽快发展境内私人股权基金作为第三方，与境外投资者竞争入股，包括筹集外汇资金入股；三是在支持、调控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对房地产信托基金，相关部门要提高工作效率，尽快实现“与其放任不管海外的REITs，不如发展中国的REITs”。

第五，进一步运用好货币对冲操作手段

针对中国近期出现“松货币、紧信贷”局面，信贷增速在下降，但市场货币宽裕，货币市场利率不断走低，对冲成本下降，而且鉴于间接融资为主格局变化的缓慢性，对充分关注中国经济2006年下半年乃至2007年经济周期中可能出现下滑的中国中央银行来说，提供了进一步运用好货币对冲操作的空间。中央银行对冲操作手段的灵活艺术运用和经验的积累，将有助于中央银行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目标的实现。

第六，增加双边贸易协定，提高亚洲区内货币的结算功能

近十年在亚洲地区，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区内贸易比重越来越高，但即使是纯粹的区内贸易，其结算货币主要使用美元。在各国基本盯住美元的结算货币安排下，有助于降低各国之间的汇率波动，有利于区内贸易的发展。然而随着区内各国汇率与美元的固定关系弱化，无序的浮动并不能保证各国间汇率的稳定，不利于区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事实上，中国已与大多数东亚国家建立了双边贸易协定，完全有余地进一步扩大与亚洲其他国家建立双边贸易协定，并推广到多边、区域贸易协定，逐步提高人民币在区内贸易中的结算功能，或者如本文最后所述，进一步探讨东亚货币体系的安排，减弱美元汇率不稳定的负面影响，这是保持人民币在体现市场供求原则下保持基本稳定的另一战线上的重要思考。

第七，更重要的是应长期坚持并积极落实内需主导战略

研究世界经济史和大国兴衰史可以发现，内需主导战略是大国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内需主导并不排斥适度保持一定程度的外需，内需主导并不是简单支持一时过度的投资增长。内需主导是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总体关系而言，是基于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趋势，为保持世界经济的基本平衡和中国经济自身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基于世界经济史中大国兴衰史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一项大国战略安排，是和平崛起的需要和必然。因此，确立内需主导战略，构筑经济稳定发展的国际环境，是中国新的历史时期一项不可忽视的重大任务。通过落实内需主导战略，统筹解决国内收入分配、投资与消费、经济开放与安全等重大经济问题。减少中国“和平崛起”中国际社会的摩擦与噪音。如何落实内需主导战略？反思中国目前的内需不足，有各方面的原因。

为此，在近期内起码应重点思考以下六项工作：一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正确处理“国富民穷”与“让富于民”的关系，或者说“国富民穷”与“民富即国富”的关系，“让富于民”，加快完善社保、医疗、教育、就业、税收等影响居民消费的体制环境。二是鉴于我国投资每增长1％，可拉动GDP增长0.2％，居民消费每增长1％，可拉动消费0.8％的状况，必须出台相关政策，转变政府职能，突出政府的公平职责，减少政府投资支出，扩大政府在社会公平方面的支出。三是趁目前几年外汇储备较多，汇率升值压力较大时期，将一部分外汇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任务，譬如解决体制转轨中的历史痼疾、社保的巨大缺口和海内外重大基础设施、自然资源、科研、人才等领域的战略性投资，以降低国内储蓄率。四是调整引进外资的相关政策，确保重点引进技术与管理，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五是进一步加快金融改革，改善企业融资环境，促进个人消费信贷。六是进一步理顺市场价格体制，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挖掘消费需求。

当然，即使以上政策决策无误，同样不排除这些政策被人利用的可能性。为此，还应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根据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形势的发展进行灵活调整。

2、货币体系方面：逐步增强世界货币发行的约束

第一，从方向上看，全世界应建立一个非国家货币主导的货币体系，逐步从目前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过渡到多个货币共同竞争的货币体系，最终达到建立一个非国家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种货币体系的根本目的，是增强对作为国际货币储备货币发行的约束，减弱世界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发展目标对世界货币发行目标的干扰。在世界经济“多极”发展态势中，创造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经济环境。

汇率政策论文例2

2010年6月19日央行表示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此次汇改主要有以下显著特点:一是人民币汇率不会一次性重估调整;二是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三是人民币汇率不会出现大幅波动;四是央行继续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因此可以看出,此次汇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不会一次性重估,将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也将继续保持不变。

人民币汇率变动一直是市场和公众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动必须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入手,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就是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让市场引导人民币汇率的走势,真正建立起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是逐步推进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和汇率市场化机制的完善是相辅相成的,其中包括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和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市场化,以及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工具将逐步被市场化的汇率所代替等等,通过这些改革措施将有利于真正的人民币市场化汇率水平的形成,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

一、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的改革

2005年7月21日我国进行了外汇体制改革,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弹性有所增加。当时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升值2%,同时央行规定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价格。因此2005年7月22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确定为8.11元/美元,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内浮动,此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将受到这个初始汇率和每天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的影响,如汇改后的第一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8.11上下千分之三的区间内变动,第二天在第一天收盘价上下千分之三内变动,以此类推。由于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同时央行对人民币汇率每天的波动幅度有所限制,人民币汇率呈现持续小幅升值的态势,如自2005年7月21日至2005年底,人民币只升值了约0.49%,升值幅度并不大。由于对人民币初始汇率和汇率波动幅度限制,人民币汇率制度体现两个特征:一是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区间很窄;二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变动很小。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很难充分反映外汇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也就是说,如果汇率变动超出人民币汇率的限制区间,则必须由中央银行的干预来平衡,即如果外汇供给过多,人民币升值将超过所限汇率区间的下限,多余的外汇将由中央银行吸收;如果外汇需求过多,人民币贬值将超过所限区间的上限,则央行卖出外汇满足多余的外汇需求。总之,央行的干预保证汇率的波动不要超出所限的人民币汇率区间,人民币汇率变动是有限弹性的,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并不高。同时央行规定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1.5%幅度内浮动,并且前一天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第二天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开盘价,因此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变动也难以反映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之间三角套汇关系很难维持,往往存在一定的汇率差价。也就是说,尽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有一定的浮动幅度,但由于汇率波动幅度小,同时又由于是以头一天收盘价作为第二天开盘价,容易形成汇率之间的三角汇差,不利于外汇市场的稳定,央行必须对此进行改革。

2006年1月4日,央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引入了询价交易方式和做市商制度,即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向所有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询价,央行将全部做市商报价作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计算样本,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将剩余做市商报价加权平均,得到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这一改革虽然促进了汇率定价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但也面临一些新问题。一是询价能否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尽管银行间外汇市场中间价采取询价方式确定,但是由于做市商考虑到人民币汇率最终会有中央银行的干预,并不完全由市场的需求和供给来决定,它的报价往往会偏离自己预期的市场价格。例如,如果是美元的净买入者,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会报的较低;如果是美元的净卖出者,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会报的较高。如2008年12月初,我国外汇交易中心询价系统中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几个交易日跌停,人民币贬值预期上升,就是由于做市商预期央行可能会采取贬值措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报价逐渐走低。二是汇率权重的确定问题。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权重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根据报价方在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及报价情况等指标综合确定。汇率权重是影响汇率变动的重要因素,它的确定直接影响汇率变动,人民币汇率的权重确定比较复杂,既要考虑到技术因素,又要考虑到市场因素,同时由于我国人民币汇率还承担央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功能,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还要考虑到国内外宏观经济因素,如通货膨胀、贸易收支、利率、资本流动、美元汇率的变化等因素,因此合理权重的确定是非常困难的,权重确定依赖于央行对宏观基本面和市场变动等的判断。我们认为央行虽然可以自主确定权重,但是由于中间价的确定主要是根据做市商的报价,因此人民币汇率也主要是参考美元汇率变动,而难以参考一篮子货币。实际上,做市商的报价主要是根据美元汇率指数的走势、市场供求情况等因素来报价,而央行是根据他们的报价进行加权平均,这样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的变动幅度被限制了,不管你怎样取权重,中间价总是在整个报价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央行虽然可以变动权重,但人民币汇率也主要是参考美元汇率变动,因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是根据做市商的报价确定的,而不是根据有效汇率来确定的。这里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人民币汇率目标是人民币跟着美元走,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小,但随着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大幅度波动,人民币对欧元、英镑和日元等货币波动幅度变大。反过来如果假设央行确定人民币跟着欧元走,人民币盯住欧元,则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幅度将加大,同时人民币对其他非美元货币的波动幅度将变小,因此汇率变动取决于央行主导汇率的选取,长期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是我国汇率体系的主导汇率,因此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大。

2008年8月以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了相对稳定,汇率基本稳定在6.83左右(见图1),没有大的起伏,期间人民币和美元汇率保持小幅双向波动,随着美元升值,人民币对美元微贬;随着美元贬值,人民币对美元微升,但是均在窄幅内变动。

2010年6月19日我国进行新一轮汇改,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我国汇率改革目标是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此人民币有效汇率应该成为央行关注的一个货币政策目标。我们认为,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必须解决两个技术性问题,一是货币篮子里的货币种类;二是人民币对篮子里每一种货币汇率的权重的决定问题,只有确定了这两个问题,才可能确定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现实的问题是建立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参考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确定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人民币有效汇率是对多边汇率的综合反映,也是全面反映一国货币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尽管BIS和IMF等都公布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但是我国央行必须公布自己的有效汇率指数,篮子货币的选择、汇率权重的选择等都由央行自己确定,建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有效汇率指数之间的关系。这样只要确定了有效汇率的目标,就可以确定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过,我们认为建立参考一篮子货币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也只是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改革中的一个过程,最终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也将由市场供给和需求来决定。

二、人民币对非美货币汇率、人民币有效汇率变动的形成机制

如果人民币盯住美元,则人民币对欧元、人民币有效汇率变动幅度都较大。2008年8月以后,人民币对美元稳定,人民币对欧元汇率波动幅度较大,根据三角套汇原理,如果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则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和美元对欧元汇率的走势基本相同(见图2),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反映了美元对欧元汇率的变化。2010年上半年在欧洲债务危机的冲击下,避险资金纷纷转向美元资产,美元走强,美元对欧元、英镑等货币纷纷升值。随着美元走强,人民币也跟着升值。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的条件下,美元对欧元汇率升值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到人民币对欧元汇率上来,随着美元对欧元升值,人民币对欧元汇率也跟着升值。随着美元对欧元走弱,人民币也会跟着走软(见图2)。

从2010年美元汇率变化来看,美元对欧元汇率从1月4日的1.4389美元/欧元升值到6月17日的1.2363元/欧元,美元对欧元升值了16.39%。同样从人民币汇率变化来看,人民币对欧元汇率从1月4日的976.35元/100欧元升值到6月17日的838.78元/100欧元,人民币对欧元升值了16.40%,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人民币对欧元升值幅度较大。

人民币有效汇率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加权平均,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是由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套算出来的,因此人民币有效汇率也主要是由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加权平均得到的,因此从美元有效汇率变化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就能够基本判断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变化。由其中NEERt为t期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t-1为t-1期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Si,t为t期人民币对i国货币的汇率,Si,t-1,t为t-1期人民币对i国货币的汇率,Wi,t为t期人民币对i国货币的贸易权重。根据三角套汇原理,Si,t=S1,t*Xi,t,其中S1,t是t期人民币对美元货币的汇率,Xi,t是t期美元对非美货币的汇率。

Mt表示美元货币对这n-1种非美货币升值或贬值幅度,也是一个指数化的数值,尽管Mt和美元有效汇率指数的权重不同,但是由于包含多种相同的货币,同时又由于两个数值都是指数化形式,因此Mt和美元有效汇率指数走势比较接近。而S1,0是一个固定值,S1,t将影响NEERt的走势。

尽管统计上人民币和美元的有效汇率的权重不同,但这不影响我们对有效汇率总体趋势的判断。随着Mt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化,人民币有效汇率和美元有效汇率之间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至2010年6月19日汇改。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因此,人民币有效汇率走势和美元有效汇率走势基本保持了平行走势(见图3)。

因此如果人民币钉住美元,则人民币的有效汇率也基本上跟着美元的有效汇率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形成机制也决定了人民币对非美货币的变动和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变动。

三、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完善

自2005年7月21日以来,我国银行间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我国的汇率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要依赖于这一汇率套算决定(见表1)。

目前为了防止投机者套汇,人民币兑欧元、日元和港币汇率中间价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分别根据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与上午9时国际外汇市场欧元、日元和港币兑美元汇率套算确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直接影响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水平的大小,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市场化程度也直接影响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市场化的程度。2005年9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交易价的浮动幅度作了调整,由原来的上下1.5%扩大到上下3%。尽管浮动幅度有所扩大,但是汇率的中间价的变动决定了汇率区间的位置,如果汇率中间价偏离了市场汇率,汇率区间也就很难反映外汇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变化。2007年5月21日,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三扩大至千分之五,根据三角套汇的原理,若知道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幅度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波动幅度,我们就能计算出美元货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由于我们采取的是上午9时国际外汇市场欧元、日元和港币等对美元汇率,因此就能套算出当天人民币对这些非美货币汇率应该在9点汇率水平的上下3.5%幅度内波动。但值得指出的是,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并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一旦国际金融市场的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变动幅度超出上下3.5%的幅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变动幅度就不能够满足三角套汇原则。也就是说,央行锁定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动幅度,也就间接地锁定了美元和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动幅度,但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动幅度是由市场自动调节的,央行对此不能够控制。实际上,即期外汇市场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交易价的浮动幅度、人民币对美元货币波动幅度,以及美元对非美元货币的波动幅度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制约关系有利于防止投机者套取汇差,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一旦国际金融市场美元对一些非美货币汇率波动幅度超过了锁定的幅度,央行必须通过第二天的中间价调整来消除套利机会。因此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央行将来应逐步放宽人民币对美元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波动幅度,让人民币变动有更大的弹性,更多地让市场力量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变动。

除了完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幅度以外,外汇局还要完善银行对客户挂牌汇价管理,放宽挂牌汇价波幅限制。实际上,2005年7月21日后,央行规定银行对客户挂牌的美元对人民币现汇买卖价不得超过央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0.2%,而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央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0.3%的幅度内浮动(见表2)。这样柜台市场的区间幅度小于银行间市场的区间幅度,会出现银行柜台市场买入美元的价格可能低于银行间市场卖出美元的价格,银行存在经营亏损的可能。因此银行为规避经营风险,不得不把每天挂牌汇率确定在规定浮动幅度的两端,客观上导致了银行对美元挂牌汇率只能是每天价格不变。

而现在美元现汇卖出价与买入价之差不得超过交易中间价的1%,而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央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0.5%的幅度内浮动,柜台市场区间幅度基本等于银行间市场区间幅度,且是不对称管理,更具有灵活性。如果央行进一步放开银行对客户挂牌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我们认为央行必须得同时调整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如果只放宽柜台市场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柜台市场区间幅度大于银行间市场区间幅度,银行同样可以套取汇差。如果柜台市场美元买入汇率越低,则银行在银行间市场卖出美元,获得的差价也就越大,商业银行可能会把美元价格压得很低。因此:如果柜台市场的区间幅度小于银行间市场的区间幅度,银行存在经营亏损的可能;同样如果柜台市场的区间幅度大于银行间市场的区间幅度,银行可以套取汇价之差,央行需要协调柜台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幅度。

四、人民币汇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障碍还体现在我国人民币汇率是央行货币政策工具,要承担央行的宏观调控功能,往往还需要在多个目标之间取得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的平稳增长。首先人民币汇率需要兼顾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如2008年上半年我国通货膨胀较高,专家呼吁通过人民币汇率升值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同时人民币升值,中央银行买进同样的外汇资产所投入的本币会下降,外汇占款会减少,货币供应量增速变缓,这都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但是为了防止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盈余的不利影响,央行又不希望人民币汇率升值过快。2008年底随着国内对外贸易形势的恶化,人民币贬值呼声较高,企业希望通过人民币贬值促进产品出口。其次央行需要在人民币对美元货币汇率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之间取得平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动往往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央行还需要在人民币对美元货币汇率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之间取得平衡,维持人民币币值总体水平的稳定。最后需要在人民币利率和美元利率之间取得平衡。2008年上半年,随着美元利率下调,人民币的基准利率比美国的基准利率高,根据利率平价的原理,只要人民币保持升值的步伐,投机者就可以获得套汇和套利的双重收益。因此上半年我国为了防止“热钱”流入,在中美利率倒挂的情况下,必须控制人民币升值的幅度,限制投机者的获利空间。由于我国的人民币汇率一直作为央行货币政策的一种调控手段,央行干预是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重要因素,汇率的市场化改革需要央行逐步放弃汇率工具,通过基准利率的调整来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汇率将不再直接作为央行宏观调控的工具。

另一方面,汇率制度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人民币钉住美元会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央行必须要干预外汇市场,货币政策要服务于汇率稳定。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不仅仅人民币对美元保持稳定,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港币和美元是联系汇率制度,香港就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由于香港是高度开放的小型经济体,资本自由流动,所以根据“三元悖论”,港币钉住美元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同时存在,也就是说,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香港要么选择固定汇率,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要么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放弃固定汇率。在这两者之间,香港选择了固定汇率,放弃了独立的货币政策,意味着香港为了维持固定汇率,香港的利率水平必须跟着美国走,如美国降低联邦基金利率,香港也必须同时降低基准利率,保持利率政策的高度一致性。

就大陆而言,稍有不同,人民币钉住美元,但人民币不是自由兑换货币,资本不能够完全自由流动,大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相对较高。不过,随着我国不断扩大金融开放,资本流动增大,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会有所下降。央行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必须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被动买进美元,投放本币,货币政策必须服务于汇率钉住,独立性受到一定影响。因此在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条件下,大陆也面临着香港类似的情况。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热钱流入增加,央行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必须买入美元,投放人民币,外汇占款增加,同时央行又必须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冲销,控制基础货币,防范通货膨胀。

从人民币、港币和美元三角固定来看,香港钉住美元,放弃了货币政策;大陆钉住美元,但由于资本不完全流动,货币政策部分独立,只有美国才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在三角固定中,美国居于主导地位,香港和大陆处于从属地位,因为港币和人民币主动钉住美元,而美元是自由浮动货币,不用维持美元对港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因此美国可以独立地决定自己的货币政策。而香港和大陆没有选择,为了稳定汇率,不得不跟着美国货币政策走,这是三角固定汇率的特点。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大陆人民币不能够完全自由兑换,资本不能够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相对独立,但是在人民币钉住美元和经济高度开放的情况下,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增大,如美国的货币宽松政策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为了稳定汇率,央行必须买进外汇,投放人民币,货币政策处于被动地位。就三角固定的整个汇率系统而言,港币和人民币主动钉住美元,美国处于货币政策的主导地位,不会干预汇率,干预汇率的任务主要由香港和大陆自己完成。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调整货币供给和利率,必然会影响到香港和大陆,如美国货币增加供给和利率调整,流动性上升,热钱流入,为了维持汇率稳定,香港和大陆必须吸收这些流动性,港汇占款或人民币外汇占款会增加,资产价格上涨,通货膨胀预期上升。因此美元贬值,港币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冲销干预的压力加大。同时美元币值的变化对港币和人民币影响也较大,如美元走弱,人民币和港币也跟着美元贬值;如果美元升值,港币和人民币也跟着美元升值。另一方面美元走软,美元的吸引力下降,意味着港币和人民币的吸引力上升,港币和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上升,升值压力增大。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必须要考虑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

总之,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保持稳定,资本不完全流动,货币政策是部分独立的,而美国货币政策是完全独立的。实际上,我国央行往往会陷入调控困境,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必须投放本币,流动性上升,通货膨胀压力上升,这样央行又必须大量回笼流动性,会推高货币市场利率,如果存贷款利率提高,资本将进一步流入。因此为了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必须加强对资本流动和利率变动的管理,这样才有利于央行在维持汇率稳定的同时,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实现国内经济目标。不过,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最终还是需要人民币汇率增加弹性,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是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既定目标。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加和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人民币汇率水平更能反映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变化,汇率对货币政策调控反映更加灵敏,在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中也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摩根士丹利研究部.人民币汇率机制会如何演变,北京:中国证券报,2009年7月2日。

汇率政策论文例3

关键词：汇率制度;汇制改革;影响;贸易;未来走向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这是人民币汇率改革迈出的历史性的一步。其中，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指的是汇率生成机制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汇率水平的高低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是指我国根据贸易与投资的密切程度，选择数种主要货币，对不同货币设定不同权重后组成一揽子货币，设定浮动范围，允许人民币根据这一篮子货币在指定范围内浮动。有管理性主要体现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设有独立的操作室，当市场波动幅度过大，中央银行要通过吞吐外汇来干预市场，保持汇率稳定；在零售市场上，中央银行规定了银行与客户外汇的买卖差价幅度；而其浮动性则一是表现为中央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是浮动的；二是各外汇指定银行制定的挂牌汇价在央行规定的幅度内可自由浮动。

如今时隔2年，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产生的效果已逐渐清晰。本文将分析这次汇率改革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其影响下有关汇率政策的选择。

1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主要内容

我国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概括起来说就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指的是汇率生成机制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汇率水平的高低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单一性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适用于外汇指定银行（中资与外资）进行的所有外汇与人民币的结算与兑换，包括经常项目收支和资本项目收支，适用于中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收支往来；适用于居民与非居民的交往活动。总之是适用于所有交易范围的一切外汇与人民币之间的交易；有管理性主要体现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设有独立的操作室，当市场波动幅度过大，中央银行要通过吞吐外汇来干预市场，保持汇率稳定；在零售市场上，中央银行规定了银行与客户外汇的买卖差价幅度；而其浮动性则一是表现为中央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是浮动的；二是各外汇指定银行制定的挂牌汇价在央行规定的幅度内可自由浮动。

2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初探

2.1改革必要性

汇率制度是随着一国的经济发展而调整的，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的我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在经济增长如此迅猛的今天，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对我的汇率制度进行一次改革。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的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以上，这样的经济格局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核心目标就是要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以促进对外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市场决定汇率水平的内在压力又要求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更有弹性。所以，有必要对我国的汇率制度进行一次改革。

2.2改革积极面

（1）截止到2007年7月23日，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对人民币7.56420元，以累计升值7.22%。首先，民币升值将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此时国外产品的国内价格相对下降，此时手中的人民币变得更“值钱”了。这样一来，我国对国外高质量的消费品的进口量将增加，从而刺激国内消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使企业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购买先进生产设备的成本降低,这会推动企业的技术经营革新,也减轻进口能源和原料的成本负担，从而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得到提高。其次，人民币升值能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投资能力。国内企业去国外投资的成本将降低，会促使大量企业走出去，尤其是饱受反倾销之苦的行业，也许到国外去建场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样的话，可以增强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它们的地位和形象。

（2）采用更为灵活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有较大的根据市场供求和经济融形势需要主动灵活调整汇率定价基础，从而使汇率制度更富有弹性，但是又保留了央行对调节汇率的主动权和控制权。这样，我国应对投机压力的能力是显著增强了。另外，一篮子货币中的货币的相互波动可能部分被抵消，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压力实际上较之原来是下降了。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政策环境下，中国正好可以大力发展金融市场，规范金融法规，为汇率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作好准备。

（3）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贸易伙伴日益多元化，来中国外商投资的日益增多，中国与世界更多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从单一盯住美元到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变化，更加符合中国经济国际化、多元的趋势，使人民币汇率制度日趋与国际接轨。

2.3改革消极面

人民币升值是一把双韧剑，要是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过大，或时机把握不当，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弊端：

（1）人民币升值应该把握一个度。由于国外不少人认为人民币被严重低估，因此他们抱有强烈的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认为现今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远远不够。如今的小幅升值显然不能反映我国国际收支状况所体现的货币汇率低估程度，必然导致进一步的升值预期。这种升值预期的强化会带来大规模的资本流入。这些流入的热钱大都涌往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造成了中国股市屡创新高，房价不断上涨，给国家的宏观调控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这就要求人民币加快升值的步伐，以降低国外投资者的升值预期，并缓解央行的压力。而且，我国的金融体系还不够完善，出口企业的战略调整以及其应对外汇风险的规避能力还有限，贸然加快升值速度会带来不可想象的灾难。因此，对于人民币的升值应该把握好一个度兼顾好上述两方面。

（2）人民币升值会对国际贸易造成一定不利影响。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中国的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以上。人民币的升值将使我国的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出口贸易必将会受到负面影响。而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今后继续保持出口的快速增长,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再加上一些国家为了保护国内市场设置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和滥用反倾销手段对进口实施限制。因此人民币升值后我国的出口形势会变得严峻。

3升值压力下的汇制对贸易的影响

汇率变动与商品进出口密切相关，人民币升值问题一直是人们谈论的热点话题，而贸易条件改善或恶化将直接导致一国实际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反映货币比价的汇率变动会对贸易条件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所以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乃至整个世界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可以把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分为对进口的影响和对出口的影响。一般意义上讲，如果本币升值，将不利于出口有利于进口，但本币升值后，用外币表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大，对外贸易依存度降低。反之，如果本币贬值，用外币表示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小，则对外贸易依存度提高。宏观经济学角度告诉我们本币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起到促进进口和抑制出口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人民币升值后，将会导致产品进口价格下跌和出口价格上涨，，它对出口产品的负面影响是无法回避的，比如说一些对出口依存度较高且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行业会面临收入下降的冲击。但一方面，海外原材料等进口价格将更便宜，我们老百姓也可以从中受益，比如说可以享受到更便宜的进口汽车和其他进口产品

4对我国汇率政策未来走向的启示

4.1汇率政策选择

(1)继续采用盯住汇率的方法，但转而盯住一揽子的世界主要货币。优点在于可以避免美元同世界其它主要货币汇率变动带给人民币的冲击，并且能够为日后最终的自由浮动奠定制度基础。缺点在于盯住一揽子货币的选择意味着外汇市场上的人民币汇率要根据全球市场的汇率变动进行频繁调整，不利于国际贸易的投资的进行。

(2)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实力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央行调控能力的进一步加强,我国可以逐步由管理浮动汇率制转向单独浮动汇率制。为了在长期内尽快过渡到人民币单独浮动汇率制度,在中短期内我国应不断完善人民币管理浮动汇率制度。

(1)首先可以逐步扩大汇率的可浮动空间。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使央行有更大的汇率预警空间,有利于实现内部平衡目标,有利于积极地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作用,逐渐达到均衡汇率水平,也有利于对外贸易竞争和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鉴于浮动汇率面临的技术难题及入世后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应首先将目前较为“固定”的汇率制改为真正的浮动汇率制,即将汇率浮动设定上限和下限,并逐步增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汇率的走势将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使人民币汇率将可以真正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央行的操作也会更加灵活，可动用各种公开市场业务工具来干预外汇市场,而不是简单地宣布升值或贬值。

(2)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关于亚洲货币合作最重要最早的构想是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该构想提出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是目前阶段较为现实的考虑。对中国来说,推进亚洲内部的区域货币合作可促进与其他成员间的贸易进一步增长,稳定区域内货币间的汇率。

汇率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国家的是货币的对外价值的体现，但从本质上看，则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人民币汇率汇率改革应该坚持渐进性的原则，根据市场变化，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情况，逐步地进行改革。就近几年的改革目标来看，我国的汇率制度还是应该坚持以市场供求为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但它只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一个阶段性的取向，从长远来看,待到国内金融市场、金融制度，尤其是外汇市场的不断完善后，以及国内企业基本能够自由应对汇率风险后，人民币汇率制度终究会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向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方向转变的，以渐进的方式改革，这也是保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理查德德·M·列维奇.国际金融市场——价格与政策［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冯用富.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中汇率制度选择方向［J］.金融研究，2000，（7）.

汇率政策论文例4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人民币汇率制度经历从绝对由官方决定汇率过渡到名义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发展过程，其间经历了以下阶段：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2年：当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约为19％，然而外汇短缺，外汇收入主要靠私营企业和海外汇进的侨汇，其中侨汇约占外汇收人的一半左右。由于当时物价变化，为了使创汇企业和依靠侨汇收入的人民不至于亏损和生活困难，政府以内外物价主要是国内物价为依据，不断调整人民币汇率。

从1953年至1972年：中国的经济状况波动很大，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比较简单。当时因为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政府实行了人民币盯住英镑的汇率制度。由于当时中国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关系较重要，人民币还实行了盯住卢布的汇率政策。这段时间人民币汇率的主要特点是盯住英镑和卢布的双重汇率制度。

从1973年至1980年：中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币汇率却保持坚挺。当时国际上，一个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一个是尼克松访华，前者结束了国际上主要货币固定盯住美元的汇率安排，后者部分打开了中国的封闭的国际环境。相应地，人民币汇率也作了改变，改成了盯住一揽子货币。

从1981年至1984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阶段，在汇率制度安排上，人民币实行了复汇率制度，在官方公布的汇率之外，还实行了贸易内部结算价格。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换1.5元人民币，贸易内部结算汇率为1美元兑换2.8元人民币。

从1985年至1993年：外汇管理制度实行了改革，政府允许企业创汇按比例留成，多余外汇可以到官方的外汇调剂市场交易，因而在官方公布的汇率抄I、，又产生了人民币调剂汇率。人民币公布汇率和调剂汇率在这期间都不断地下调。这期间主要也是复汇率制度。

从1994年至今，中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确立了实现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的最终目标。首先在继续对外汇资本项目实行严格管制的同时，实行经常项目有条件的可兑换。1996年，中国接受国际货币组织第八条款，实现经常项目的安全可兑换。这期间，人民币汇率实行了名义上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但人民币汇率基本上没有什么波动，特别是自1997年后，人民币汇率基本上保持在8.27-8.28的位置。

二、人民币汇率定位的理论分析

面对有关中国人民币政策的各种争论，最需要论证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或高估，需要当局做出调整。对此，可以参考三种货币汇率理论：

1.购买力平价理论（TheTheoryofPurchasingPowerParity）。购买力平价理论，简称PPP理论，是西方汇率理论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其强调经常项目对汇率的决定作用，将商品、劳务的价格与汇率联系在一起。该理论最早是由古斯塔夫一卡塞尔1922年发表的《1914年以后的货币与外汇理论》中提出的，为当时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恢复汇率稳定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为后人进行新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进行的计算表明，人民币的币值被严重低估了。例如：世界银行曾经公布的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的2000年世界GDP汇总表中中国的经济总量是按实际汇率计算的四倍，这意味着依据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出的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大概为2：1.国际理论界长期的实证结果表明：购买力评价理论从长期来看是比较合适的，但在短期内是失效。因此，单纯的以购买力平价理论来论证人民币应该升值是不全面的。

2.实际均衡理论（TheTheoryofRealEquiliPium）。实际均衡理论是通过选择经济体实现经济基本均衡的一个时点，分析此后相关经济变量的变化（通常选择相对生产力及价格水平变动趋势），从而确定经济体货币汇率相应变化以保持基本均衡的一种理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中国在五年前货币被合理定价，经济处于实际均衡点，鉴于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很低，同时生产力的增长远高于其它邻近国家，实际均衡理论就可以测算出人民币相对于区域内其它邻近国家的货币应该升值多少来保持其币值的合理定位和经济的基本均衡。从理论的严密性上来说，实际均衡理论在分析测算货币汇率变化时比购买力平价理论更加准确一些。

实际均衡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主要货币汇率变化时非常成功，但是却不太适用于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在一些例如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中，由于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干扰，以及迅速的经济开放和结构调整使得确定一个历史基本均衡点及正确判断相关经济变量的变动趋势这项工作很难操作，也使得实际均衡理论在不同均衡点对人民币汇率变化的测算结果往往会不一致。因此，实际均衡理论对人民币汇率定位的阐述也没能得到学术界的一致接受。

3.国际收支理论（TheTheoryofBalanceofPayment）。国际收支理论的理论基础，着眼于一国官方储备的变化，如果外汇当局在外汇市场上买进大量外汇，这就意味着外汇市场在当前价位上供大于求，也就是说该国货币的汇率被低估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经济学家更多地采用商品和服务贸易收支及中长期的资本流量两个指标作为衡量标准。如果这两个指标长期显示盈余，货币就面临升值的压力，反之，则面临贬值的压力。

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已经连续六年保持着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顺差和跨国直接投资的净流人，而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也显示在过去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100多亿美元增长到了3800多亿美元，尤其是在最近两、三个季度，官方储备在以每月平均增加90亿美元左右创纪录的速度增长，预示着人民币正经受着升值压力的考验。

三、国内政策环境及应对措施分析

当今世界上主要有三种汇率体制，即自由浮动汇率、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是自由浮动汇率。中国自1994年外汇改革以来，一直采用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直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被迫改为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具有明显的固定汇率的特征。无论是从长期的角度，还是短期的角度，人民币汇率都存在着升值的压力。从长期来看，这是中国经济持续走强的必然结果，但从短期来看，更多是体制性因素的作用，根源还在于现行汇率的体制。

按照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人民币汇率理论上应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形成。中央银行按前一营业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形成的加权平均汇率，公布人民币对美元、港币、日元的基准汇率。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买卖价可以在基准汇率上下0.3％的幅度内浮动，对港币和日元亦可以在1％的幅度内浮动。同时，中国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会员制，由包括央行在内的342家中外金融机构组成，是一个金融机构之间调剂外汇头寸、买卖外汇的同业市场。

理论上而言，这个市场能够反映人民币和外币之间的供求关系。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严格的外汇管制压抑了微观经济主体的外汇需求，而作为外汇业务的垄断者一中国银行在强制结售汇的制度安排下又只能把外汇卖给中央银行；第二，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的交易品种过少，买卖差价过低，会员的获利空间极为有限；第三，中央银行的过度干预进一步降低了市场活力和参与该市场的热情；第四，长期的习惯意识使外汇管理层更多地注重外汇储备，不注意清偿能力，偏好于货币储备，特别是官方储备，而不注重民间储备和基础性物资储备。这些体制性因素一方面强制性放大了外汇供给，另一方面又人为地缩小了外汇需求，增大了使用国际收支理论，对中国市场进行分析的难度。不难理解，人为地干扰外汇供求关系必然导致汇率偏离均衡价格，扭曲货币的真正市场价格，而扭曲的价格，又必然大大降低外汇资源的配置效率，并引发一系列的副作用。

货币的价格就是汇率，而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建立真正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实现市场有效均衡的汇率形成机制，应该说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改革这个问题上是做到了心中有数的。中国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领导认为在汇率实现充分浮动之前要做好三件事：一是比较充分地开放贸易经营，服务贸易相对开放；二是消除对资本项目的过度管制，市场真正发挥决定作用；三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顺利进行，主要问题初步得到解决，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得到实质提高。因为只有实现贸易自由化，经常项目下的外汇供求才能真实体现；进一步放松资本项目管制，资本项目下的外汇供求才能真实体现；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扩大汇率浮动的范围，真实供求关系下形成的货币价格才能避免出现扭曲的价格；国有银行的改革到位，才能不用避免开放外汇市场后由于汇率波动而引发的金融动荡。

四、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走向预测

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改革目标是十分明确，如果要真正实现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制度，就必须建立一个真实反映供求关系的外汇市场，有一个实质性的汇率浮动范围。但对于一个新兴加转轨的、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无论是汇率本身的调整，还是汇率体制的改革节奏，都有一个时机的选择问题及成本问题。随着经济的日趋成熟，中国迟早会让人民币与美元脱钩自由浮动，但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上的一系列问题，中国距离真正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鉴于其它国家的经验，市场分析人员对人民币汇率政策近期的走向做出了如下五种预测：

1.管理当局行政外汇市场，一次性调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然后继续保持对美元的盯住汇率制。

2.管理当局完全放开人民币汇率，停止所有的政策干预，采用自由浮动汇率，使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完全由市场因素来决定。

3.继续保持对美元的盯住汇率，并逐渐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增加汇率形成过程中的市场因素。

4.继续采用盯住汇率的方法，但转而盯住一揽子的世界主要货币。

5.继续保持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和汇率水平，官方不公开宣布任何重大的政策变动，但引入二系列边际性的措施减少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可以预见的是，经济政策的联系性和稳定性是中国的核心领导层在制订宏观决策时的一贯原则，货币政策（汇率政策）领域不可能例外，因此第一种和第二种做法近期在中国没有可能性。

汇率政策论文例5

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6-05

作者简介：李莉（1973-），女，山东青州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国际政治经济学。

基金项目：北京语言大学青年自主科研计划项目“基于不可能三角理论的中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9JBT15。

作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三元悖论已经成为经济开放条件下许多国家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它反映了开放经济下宏观调控当局面临多重相互交织、相互矛盾的目标时，须针对各国当时的实际经济运行态势有所取舍。 从理论研究看，三元悖论被广泛地运用到汇率制度的选择、经济开放条件下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组合研究以及金融危机研究之中。本文以三元悖论为主线，从下述方面梳理中外关于三元悖论理论的研究，以期对当前的相关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三元悖论”的理论渊源与原则

“三元悖论”原则的理论内涵经历了“米德”二元冲突――M-F模型――“三元悖论”这样一个发展历程。米德（1951）的二元冲突即内外均衡冲突，是指在固定汇率下，失业增加、经常项目逆差或通货膨胀、经常项目顺差这两种特定的内外经济状况的组合。米德的结论是在经济开放经济条件下，在汇率固定不变时，单独使用支出改变政策（主要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或支出转换政策（主要包括汇率政策），无法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目标；单独强调任何一种政策，往往导致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从政策建议看，米德认为实行固定汇率就必须实施资本管制，尤其要控制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从理论传承看，“米德”二元冲突指出了在保证支出改变政策（例如货币政策）有效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内在矛盾的。这为后来M-F理论模型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弗莱明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IS-LM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典M-F模型。该模型的结论是在资本完全不流动的情况下，当汇率不变时货币政策对内部均衡（总需求和产出）的调节是有效的；在资本有限流动情况下，当汇率不变时货币政策调节内部均衡的政策效应基本有效；在资本完全流动情况下，汇率不变时货币政策对冲操作是无效的，最终只会导致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而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在内部均衡调节中更加有效。由此得出了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的内在原理。

Rose（1994）、Krugman（1998）、Obstfeld和Taylor（1998）等，在M-F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元悖论”①，强调的是三元悖论维持了M-F模型的基本假设。三元悖论原则认为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自由流动三大政策目标，只能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毋庸置疑，三元悖论的理论渊源――不可能三角是以一种否定角度来说明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三种状况的不可兼得。就理论模型看，三元悖论是建立在M-F模型基础之上的，该模型自身就有很多不足之处。例如没有考虑价格和工资的粘性，是一个典型的静态模型等。然而，正如Obstfeld和Taylor（2002）、Obstfeld等（2005）指出的，无论从经济学理论还是经济史的角度，三元悖论都不愧是分析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模型。

二、三元悖论在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中的应用及发展

作为现代汇率理论之一，三元悖论被运用于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研究中。由于分析的侧重点不同，相关汇率理论研究演变出了以下几个理论分支。

第一，汇率制度二极论（又称“两极汇率制度论”，或“中间汇率制度消亡论”）。汇率制度二极论强调在金融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假设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此时一国的汇率政策和货币独立性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标权重。二极论的重要前提假设是资本流动自由化程度越高，意味着短期利率越取决于抛补利率平价。在国外短期利率和远期汇率预先确定的条件下，国内货币政策调整引发的本国短期利率变动，将直接造成即期汇率的波动，也就是说货币政策目标和汇率政策目标之间存在内在的矛盾性。因此，汇率制度二极论的基本结论是随着一国汇率浮动程度的不断提高，该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会逐步增加，即汇率浮动程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新兴市场国家②爆发了金融危机，这些危机使得学术界在汇率选择问题的研究中更加重视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与以往的金融危机不同，发生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几乎都选择了软盯住汇率制度。二极论将金融危机归罪于这些国家实行的汇率制度上，同时指出这些国家过度积累的未对冲的外币债务以及政治上的困难也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二极论坚持认为这些国家应实行“角点解”（corner solution）――要么硬盯住，要么完全浮动。当然，浮动汇率制度是最好的选择，硬盯住应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使用。在此基础上，部分汇率制度二极论的支持者认为中间汇率制度缺乏“可核查性”，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政府以公开或不公开形式所做的承诺基础上，公信力不足。政府维持汇率稳定的能力最终取决于其国际储备规模以及政府外部融资的能力。一旦发生投机资本攻击，维持汇率稳定的承诺最终将被抛弃。在本质上，中间汇率制度消亡论是在给定资本完全自由流动这一前提条件下，在三元悖论原则的基本框架内探讨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

第二，中间汇率有效论。中间汇率有效论结合历史和现实部分修正了二极论关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假设，认为开放条件下即使存在资本自由流动，政府也可以通过各种资本管制措施、降低资本流动程度，从而使得该国在汇率政策选择和独立货币政策方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中间汇率有效论认为政府选择“一半一半”的中间制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最典型的做法是一国在汇率政策选择上可以通过软盯住汇率制度、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等中间汇率制度安排，减少外部冲击对国内金融经济的影响，即走所谓“1/2，1/2，1”的中间路线，实现一国经济的内外均衡。Frankel（1999）就曾指出“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为什么不能在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从而实行一半货币政策独立性，一半汇率稳定（和完全的资本自由流动）”。所以，没有哪一种汇率制度对所有国家以及所有时期都适用。

与汇率制度二极论相比，中间汇率有效论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理论研究空间。Allegret、Mohamed和Leila（2007）从新兴市场国家的角度，对二极论的“角点解”共识提出了质疑，指出中间汇率制度并非一无是处。在国别研究中，Vijay（2003）认为印度20世纪90年代的宏观政策搭配验证了中间汇率有效论的观点，即“1/2，1/2，1” 的政策搭配下印度政府有效地协调了汇率稳定、汇率目标以及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并成功地应对了国内外冲击。而Bassem和Damyana（2005）则通过分析埃及2003年1月以来的汇率选择实践，指出发展中国家实行汇率制度二极论提倡的所谓“最好的”角点解――浮动汇率制，其结果可能导致当地货币“实际汇率的易变性增强”。他们的研究也从反面说明中间汇率有效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能是成立的。

第三，害怕浮动理论。Reinhart、Carmen和Calvo、Guillermo（2002）分析了汇率、国际储备和利率的表现以评价是否存在一国向角点解变动的证据。通过重点分析宣称浮动汇率的那些国家的言行，他们认为宣称允许其汇率浮动的这些国家绝大多数并没有做到，即呈现“害怕浮动”的情形。Jos Jansen（2003）利用前EMU期间荷兰盾和德国马克的案例分析，探讨了可信的目标区汇率安排下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狭窄的荷兰盾/德国马克目标区汇率安排下，德国央行仍然能获得中等程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Jos Jansen认为中间汇率制度相比较角点解而言，可能提供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宏观政策搭配组合，这一点与“害怕浮动”现象是一致的。

还有一部分学者试图另辟途径来解释“害怕浮动”现象，如Willett（2003）认为害怕浮动并不意味着一定选择固定汇率制度。他运用最优通货区理论阐述了三元悖论原则下中间汇率制度并不一定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观点，指出中间汇率制度的关键在于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合决定。Willett认为最优通货区理论不仅有助于解决如何在宏观政策搭配组合中确定上述两项政策的适当的政策权重问题，而且还有助于分析限制冲销干预的规模以维持两项政策在避免货币危机中的一致效应等问题。

三、三元悖论在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组合中的应用及发展

三元悖论为开放条件下宏观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模糊的分析框架，它被运用于开放条件的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研究中。根据三元悖论，如果小国选择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理论上该国应该能够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Helmut和Roestel（2010）分析了这类国家货币政策独立的重要性，并利用20个小的发达国家的截面数据来分析，发现这些国家受外国利率变化而承担的风险暴露，取决于其在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程度的特定宏观政策搭配状况。

在经验上，发展中国家似乎更容易遭受三元悖论所描述的宏观政策搭配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少数学者选用大样本，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宏观政策搭配中存在的“困境”，其中Helen、Alex和Graham（2011）研究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在三元悖论的分析框架下，他们发现那些实施资本管制和有限汇率浮动的发展中国家，其宏观经济政策更加稳定；那些实施浮动汇率政策和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政策的稳定性最差。此外，外汇储备的规模与政策稳定性之间弱相关，而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相关性明显被弱化。Ila和Ajay（2010）则以11个亚洲国家为样本，调查并检验了这些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特点。被调查的11个亚洲国家名义上资本账户开放缓慢，但事实上这些国家资本开放的进展很快；与此同时，这些国家汇率弹性增长缓慢，汇率很大部分维持稳定态势，他们的结论认为这种宏观政策组合导致这些国家货币政策受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呈现出顺周期的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三元悖论被广泛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别经验研究，其中部分研究开始注重危机前后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的变化。例如Hadiwibowo和Komatsu（2011）的研究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印尼采取“固定汇率+国际资本流动+有限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危机后调整为“浮动汇率+国际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强”。但是，他们的研究结论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发展中国家关注：其一，危机发生后，国际资本流动并没有随着印尼国内利率的变化而出现人们所预期的变动（这一点与1992年EMS危机中英格兰银行的遭遇是吻合的）；其二，危机前后，印尼盾的波动更多地受利率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③。

通过上述文献的梳理，笔者认为三元悖论在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搭配中的指导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其实际效果尚有待于进一步验证。需要说明的是近几年中外关于三元悖论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中的理论分析日渐丰富，代表性文献主要有Goldstein 和Lardy（2003），Eichengreen（2003），余永定（2004，2010），易纲（2001），孙华妤（2004，2006，2007），李小娟（2009），贺力平（2004，2011），谢平、张晓朴（2002，2007），Wang（2010）等。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正面临实际资本管制逐渐放松，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压力加大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减弱的“政策”困境。

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如Graham、Mandilaras和Popper（2011）就认为中国实行的是高度的汇率稳定，高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和低水平的金融开放。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还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而胡再勇（2010）的实证研究却认为2005年7月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增强，资本流动性减弱，同时利率政策自主性增强，但货币数量政策则由汇改前的具有自主性变为缺乏自主性。就政策建议而言，多数学者支持在资本流动性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中国应在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同时，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

毋庸置疑，三元悖论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开放条件下，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然而，在具体目标选择问题的分析中，由于“三元悖论”对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界定高度理论化，忽视了现实政策选择中的各种情况，因此也遭到了很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批评。

四、三元悖论在金融危机研究中的应用及发展

在三元悖论的分析框架下，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不外乎于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内宏观基本状况的恶化、资本流动的异常扰动以及不恰当的汇率政策选择等。事实上，第一代、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模型都集中分析了在三元悖论某一特定区域中（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爆发货币危机的机理，其中第一代危机模型侧重于分析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宏观经济基本面状况的恶化与固定汇率制度之间的矛盾；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则强调了固定汇率制度下，投机性资本攻击的自我实现。

部分学者试图以危机事件的发生概率为标准，在三元悖论的框架内识别最优宏观政策搭配的区域。例如Esaka（2010）认为硬盯住汇率安排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宏观政策搭配诱发货币危机的概率，远远低于实施资本管制和中间汇率制度的政策搭配，以及实施资本管制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政策搭配④。相反，Reuven和Michael（2002）则认为资本管制程度较低和汇率制度更加自由的国家不容易发生投机性攻击⑤。显然，学术界关于哪一种宏观政策搭配更有利于维持金融稳定的问题还存在争议。

传统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推行资本自由化是导致其货币不稳定、诱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Berly和Salotti（2006）运用行为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经济危机期间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指出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威胁实施资本管制的举措能降低市场的羊群效应，从而避免出现最糟糕的金融危机态势。周晴（2006）从维护金融安全角度考虑遵循三元悖论的主要意义，试图说明在资本管制逐步放松和普遍趋向浮动汇率制度的大环境下，长期坚持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坚守并蓄，会对金融安全造成威胁。她指出一旦金融监管不利、投机势头强烈，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就会上升。所以，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应该是坚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国家的长期趋势。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三元悖论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实证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Aizenman J. M. Chinn和H. Ito（2008）运用1970年至2007年来自170个国家的数据，从货币政策独立性（MI）、汇率稳定性（ERS）和资本开放度（KAOPEN）角度，计算并衡量了这些国家过去近40年的“悖论指数”。在这一阶段，Aizenman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引入“悖论指数”，比较不同国家在宏观政策搭配中的差异，同时考虑国际储备在宏观管理中的作用。他们集中研究了三元悖论下一国宏观政策搭配如何对其宏观经济运行，例如产出波动性、宏观经济稳定性⑥（通货膨胀波动性以及平均通货膨胀率）等产生影响，认为发展中国家通常有相对较高的汇率稳定性，但这些国家的产出波动性往往高于工业化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国际储备高于其GDP的19%-22%，这种产出负效应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释。通过观察悖论指数，他们认为货币政策独立性较高的国家往往更容易出现高通货膨胀率，而汇率稳定性较高的国家通货膨胀率水平较低。此外，金融自由化能帮助一个国家降低通货膨胀率，因为全球化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施加更多的纪律性约束。

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国际金融危机，Aizenman Joshua、Menzie D. Chinn和Hiro Ito（2010）将其悖论指数的研究成果扩展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领域。结合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发生的多次重大的金融危机事件，他们观察了“悖论指数”的变化情况，认为金融危机往往会引起悖论指数的形态发生结构性变化。此外，他们还检验了三个指数之间的线性相关性，认为某一指数的变化会引致其他两个指数的加权平均值发生相反的变化。

五、研究展望

诚然，三元悖论反映了开放经济下经济体系内部蕴含的矛盾，三元悖论以一种否定角度来说明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三种状况的不可兼得性。但问题是，如果三元悖论是一个可信的原则，违背该原则是否一定会对国家的宏观金融安全造成威胁呢？如果上述命题成立，汇率政策、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及金融自由化影响一国宏观金融稳定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呢？ 在现阶段，中国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已是大势所趋，伴随人民币国际化和热钱的冲击日益显著，有理由相信中国积累的金融风险将不断加大；与此同时，原有的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宏观政策搭配的难度越来越大。所以，如何化解内外失衡的矛盾，有效管理宏观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是中国现阶段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之一。

注释：

① 周晴认为蒙代尔并没有把资本流动、汇率制度以及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命名为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以Krugman为代表的学者归纳总结了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并将其命名为三元悖论。

② 根据Obstfeld（2004）的解释，新兴市场国家的特点是具有较高的人均收入，较高的长期增长率，较低的产出和消费易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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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L分类号：F4；E5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f2012104-0050-08

一、引言

关于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冲突及协调问题，国内学者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金雪军、王安安(1999)通过对汇率目标区理论进行分析，认为可通过建立人民币汇率目标区，促进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谢平、张晓朴(2002)基于弗莱明一蒙代尔模型和三元悖论实证分析了1994-2000年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三次冲突并提出了若干协调建议，认为从中长期看，加强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的根本出路在于稳步、深入推进结构改革，实现各类市场的良好衔接，以及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等。刘锦虹(2004)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资本市场并没有摆脱三者不可调和的“三元悖论”，逐步开放资本项目，完善外汇监管体系，改革汇率决定制度，实现浮动汇率制度是解决矛盾的根本途径。徐长生、苏应蓉(2006)通过分析我国的新斯旺模型。发现在当前面临内外部失衡的状况下，我国应采取利率上调与人民币升值的“双升”的政策组合。鲁方生、陈恩情(2009)以弗莱明一蒙代尔模型为理论基础，在运用IS-LM-BP模型完成对我国目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后，再通过IS-LM-BP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如何结合才能解决我国经济内外不均衡，强调货币政策的短期性和汇率政策的中长期性。曹强、虞文美(2010)在“三元悖论”的理论基础上，阐明了我国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矛盾，并且解释了当前我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来源，分析了人民币升值给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制定和实施带来的影响和困难，认为我国现在亟需重视两者之间的协调。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尽管国内学者对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冲突及协调问题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但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现有的西方经济理论，如“汇率目标区理论”、“三元悖论”、“斯旺模型”和“弗莱明一蒙代尔模型”等，对我国两种政策之间的冲突进行解释，在理论上几乎没有产生新的突破。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大都着重从国内视角而很少从国际视角来探究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冲突的成因及对策。在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市场全球化时期，我国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大国，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必然要与区域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或其他大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之间产生“溢出效应”和“溢入效应”，而根据国际政策协调理论，区域经济体之间或大国之间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有益的。事实上，我国与东盟之间以及我国和美、日、欧等大国之间也确实进行了一些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磋商、协调或合作，但在国际协调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这些区域或大国政策协调必然也是不完美的，可能会对我国国内的经济政策产生不利冲击和影响。因此，本文拟从国际协调的视角来分析和解释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冲突的成因，并试图形成一个新的理论解释。

二、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和美元霸权：命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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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理论，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个目标不可同时实现。“三元悖论”不但阐释开放经济中三大金融目标不可兼得的矛盾性，而且成为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根据“三元悖论”理论，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汇率制度的变化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之间是否存在严格的此消彼长关系？2005年7月21日，中国实施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不再钉住美元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定价，放宽汇率波动范围。汇改后，人民币汇率波动增加，定价更加市场化，然而汇改对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的影响如何？这一问题值得研究。

一、文献综述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克鲁格曼在“亚洲发生了什么”一文中阐述了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资本流动情况下的固定汇率制度，并首次明确提出了“三元悖论”的原则，“三元悖论”即不可能的三角，指的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的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这三者之间不能共存，三者只能择其二。然而，“三元悖论”在使用上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货币政策是相对独立的，要保证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是很难实现的；其次，在汇率制度方面，有些国家是有管理的自由浮动，比如说我国这种介入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之间的体制，克鲁格曼并没有纳入思考范围中。最后，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也是一种极端情况，部分的资本开放也是一种中间状态，并没有纳入“三元悖论”范围中。不难看出，“三元悖论”没有论及有关介于固定、浮动之间所谓的“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为什么不可以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从而实现一半的汇率稳定和一半的货币政策独立性”（Frankel，1999)。胡祖六（2003）根据资本完全流动、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这三个开放宏观经济目标不能同时实现的“不可能三角”命题判断中国出现了资本完全流动、汇率稳定条件下的货币政策不独立现象。在汇率制度选择方面，Eichengreen（2003）的研究指出，中国加速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趋势不可逆转，只有固定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制度，才能完全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且保持中国货币政策独立。

上述文献，讲述了“三元悖论”及其缺陷，并对其在中国进行了实证研究，论证了固定汇率制的不稳定性，以及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转变的必然趋势，然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当资本流动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如何变动的，却很少提及，这正是值得本文研究的地方。

二、模型结构与数据说明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中央银行为实现通货膨胀目标而调控货币供给量的决策独立于本国政府机构，不受其干预；另一方面是当一国经济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乃至完全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本国货币市场利率是否受到资本流入、外汇储备增加和国际市场利率冲击。我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保持较低的通胀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条件，相对而言，在一些发达国家，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成为了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在我国国内政府机构对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的影响可以通过国家财政支出(FR)来衡量，因为如果央行缺乏独立性，就会随着国家财政支出的增加而扩大基础货币供给，通过乘数效应，扩大货币供给；而国外市场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可以通过外汇储备(FER)的变化来衡量，因为在固定汇率制下，意外的外汇供需变动会影响汇率,因此可以通过外汇储备的变动情况来衡量央行货币供给的独立性；而当央行以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将成为影响货币供给的重要因素。

本文以我国加入WTO后的十年为研究区间（2001年到2011年），假设我国资本流动的管制总体不变，在此基础上，因2005年7月21日开始汇率改革，人民币开始进入升值通道，以2005年8月为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转变的转折点，研究汇率制由固定向浮动转变的过程中，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变动情况。选择FR、FER、CPI和M1四个变量2001年到2011年的月度数据建立模型，检验各个指标对货币供给量M1的影响：

M1t=C+αFRt+βFERt +γ1CPIt+γ2CPIt-2

相关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CEIC）、CSMAR数据库以及中国财政年鉴整理而得，其中，M1、FR、FER、CPI分别代表货币供给量M1的环比增长率、国家财政支出的环比增长率、外汇储备的环比增长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环比增长率（相关数据由收集到的数据以2001年1月为基期计算而得）；考虑到CPI对货币供应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回归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选取当期和滞后两期值。

三、计量结果

1.平稳性检验

运用Eviews 5.0软件,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可知四个序列都是平稳的。

备注：*表示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2.货币供应的独立性检验

对模型做OLS回归,再对模型的残差序列做ADF检验,以检验模型设计的合理性。对2001年1月到2011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得到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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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利率 联动性 实证分析 传导机制

引言

在金融理论中，汇率和利率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从本质上来说，它们都表示金融资产的价格，两者分属于一国货币的两个方面。而在当前世界开放经济的宏观背景下，汇率和利率作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稳定的两大工具，同时作为开放资本市场上较为敏感的一对参数，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对目前我国货币总量政策，笔者认为是基本有成效的，但单一的利率目标不可行，需要采用复合货币政策规则。在当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我国目前还应该以货币供应量为主要目标，同时以贷款量、利率等为辅助目标。从长远来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多元化、传统目标功能分离和分散的货币政策框架是我国的必然选择。未来的货币政策框架中，在一般情况下利率将是主要的调节目标，在高通货膨胀的特殊时期，控制重点可以相机选择货币量与贷款量。此外，应该建立一个包括利率、货币量、贷款量、汇率以及其他经济变量在内的信息变量收集和控制系统，加强对各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元素的深入研究。利率政策是实现国家内部均衡的关键，而汇率政策则是实现国家外部均衡的关键。一国的内部稳定和外部均衡相辅相成，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于汇率与利率联动性的探究具有特殊意义。

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逐步加强和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必然与世界接轨，而其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逐步开放资本项目。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人民币渐进式升值已经成为当前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主要趋势。在此背景下，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几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一些综合性的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不平衡、通货膨胀高企、就业形势严峻等。面对上述问题，我国政府积极采取宏观调控政策，频繁使用货币政策来进行调控，但货币政策的作用力度却存在着不足，货币政策效果也存在时滞性问题。

在我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逐步加深，两者之间的联系趋向加强。而就人民币汇率问题，汇丰银行认为，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持续单边升值态势已经结束，人民币将正式进入双向波动时代。人民币既不会持续升值，也不会持续贬值，而是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进行弹性波动。鉴此，实时把握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联动性，进一步协调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关系到我国经济运行的整体态势。

理论分析

在金融理论不断发展完善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关于汇率和利率的理论模型也应运而生，其中包括有：利率平价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F模型）、弹性价格货币模型、即期汇率决定模型等。本文仅对其中两种理论模型（利率平价理论和M-F模型）进行基本阐述。

（一）利率平价理论

利率平价理论认为，两个国家利率的差额等于远期兑换率以及现货兑换率之间的差额，均衡汇率是通过国际抛补套利所引起的外汇交易形成的。在两国利率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资金将会从低利率国家向高利率国家流动以谋取利润。

一般而言，利率平价理论可分为非抵补利率平价和抵补利率平价两种情况。其中，抵补利率平价是基于金融市场比较完善，金融工具完备、没有交易成本和资本管制、本国和外国证券可以替代等假设，利用两国利率之差在即期外汇市场和远期外汇市场同时进行反向操作。鉴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够完善，尚不具备以上提出的假设条件，所以，在此仅讨论非抵补利率平价的情况。

非抵补利率平价是指投资者在进行没有抵补的外汇投资时所获得的收益，等于没有汇率风险时所获得的收益，即预期获得的收益。假设it、i*分别代表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投资时t到t+1期的利率，Et代表外汇市场上的即期汇率，Eet+1表示在t期预期t+1期的即期汇率，则（1+it）/（1+ i*）= Eet+1/Et。对上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可以得到ln（1+ it）-ln（1+ i*）=ln（Eet+1/Et） （对于较小的x而言， ln(1+x)≈x），并可以进一步推出it-i*=（Eet+1-Et）/ Et 。其中，等式右边（Eet+1-Et）/ Et被称为预期汇率变动率。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只有当所有的预期收益率都相等时，才不会存在某种货币存款过度供给而另一种货币存款过度需求的现象，这时我们认为外汇市场达到均衡。

如图1所示，当人民币利率从i1上升到i2时，人民币/美元汇率相应地从E1下降到 E2，人民币升值。反之，则人民币贬值。即汇率与利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利率平价理论主要从资本流动的角度来考察汇率与利率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利率平价方程式来分析利率对汇率的影响。

（二）M-F模型

M-F模型结合了国内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是根据IS-LM模型扩展所得。该模型综合考虑了一国宏观经济条件下，货币市场、产品市场、外汇市场的均衡。

鉴于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本文主要分析浮动汇率的情况。

当我国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货币供给增加，利率下降短期会导致资本外流。另外产出、支出、收入增加进而导致物价上涨，经常账户恶化，最终导致人民币贬值，我国产品的国际价格竞争力上升，出口增加，进口减少，经常账户得以改善。下面以M-F模型分析上述过程：图2中IS曲线代表产品市场的均衡，LM曲线代表货币市场的均衡，FE曲线代表外汇市场的均衡。

初始均衡点为E0，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货币供给增加，LM曲线右移，利率从0.06下降到0.05，均衡点为T1 ，由于T1点在FE曲线的下方，国际收支账户为赤字，人民币贬值，FE曲线因此右移，最终达到新的均衡点E1 。

同理，当我国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货币供给减少，利率上升最终导致人民币升值。其具体过程如图3所示：初始均衡点E0，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货币供给减少，LM曲线左移，利率上升，均衡点为T2 ，由于T2点在FE曲线的上方，国际收支账户为盈余，人民币升值，FE曲线因此左移，最终达到新的均衡点E2 。

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90-2009年，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上收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美元）的月度数据，记为ER。从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收集一年期存款利率的月度数据，记为IR。

本文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为EViews3.0软件，采用的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主要有简单回归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相关性分析、协整性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二）结果分析

1.回归分析。模型一设定为：ER=C1+C2*IR ， 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R2≈0.146，而调整后的R2≈0.099。因为影响汇率的因素有很多，因此单一选用利率作为解释变量，回归解释能力较低。因此，在此基础上增添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狭义货币供应量（M1）、国际收支平衡表（BOP），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此处样本区间改为1990-2008年。

模型二设定为：ER=C1+C2*IR+C3

*CPI+C4*M1+C5*BOP，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一年期存款利率（IR）与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对于人民币汇率显著相关，而狭义货币供应量（M1）与国际收支账户余额（BOP）对于汇率影响不显著。另外，R2≈0.6，而调整后的R2≈0.49，说明这四个变量对于汇率变动具有49%-60%的解释能力，与简单回归（只有利率一个变量）R2≈0.15相比有所提升。

2.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用来度量两个变量之间的同期线性相关关系，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接近1，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

由表3可知，一年期存款利率与人民币汇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是两者的相关关系不强。

3.协整性分析。在检验协整关系之前，需对序列的平稳性作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法检验单位根的存在，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原始的ER、IR序列都存在单位根，即序列都不平稳，但经过二、三阶差分后的序列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为平稳序列，所以ER是二阶单整序列，IR是三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

构造VAR模型，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无法拒绝原假设，ER和IR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人民币汇率与利率之间存在长期的联动关系。

4.格兰杰因果检验。由上文相关系数和协整检验结果可知，汇率和利率之间存在联动性，但是并没有揭示出两者影响的因果关系。汇率与利率之间的联动程度还可以通过Granger因果性检验进行。Granger因果性通过比较时间序列条件分布函数，来考察序列IR是否是序列ER产生的原因。

根据AIC信息准则确定滞后期为3，结果如表6所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接受IR不是ER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但是拒绝ER不是IR的格兰杰原因，即IR不是ER的格兰杰成因，而ER是IR的格兰杰成因，ER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IR，两者的联动性不强。

结论及启示

综合以上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与利率之间的确存在长期的相关关系，但是由于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完善，两者的联动性表现不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货币传导机制运行不畅。

人民币汇率与利率的相关性较弱，主要原因是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健全以及“双率” 形成机制的非市场化，加之资本账户尚未开放，国际资本流动受到严格管制，汇率缺乏弹性等制度性因素，制约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汇率的传导机制的运行，利率水平的调整不能立刻反映在汇率走势上，汇率水平的小幅波动也难以准确反映利率变动的效果。而在美国，美联储一贯的货币政策是以控制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在其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无论从利率平价理论角度或国际收支角度分析，利率――汇率的传导机制都可以得到良好的体现，这得益于美国外汇市场高度发达、市场有效性强、国际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等因素。美国经济政策目标的重心并非是单纯地维护汇率稳定，而是国内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始终将国际收支与汇率目标置于国内经济平衡目标之后，汇率政策基本上围绕国内经济目标而制定。利率和汇率的配合都是为了稳定国内经济增长率，降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而定。

长期以来，我国汇率和利率在政府管制之下难以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有效的联动机制，妨碍了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的相互协调与配合。虽然，灵活高效的利率―汇率机制尚未建立，但是纵观汇率制度的动态变化过程，可以看出，国内经济对外贸依存度在逐步提高，人民币逐步趋于自由兑换，资本趋于自由流动，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相互作用，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加大而有所加强，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也逐渐显现。

为了进一步完善利率―汇率联动机制，我国必须在利率政策的制定中全面地考虑到市场因素以及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配合协调。在这种形势下，随着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利率制度的改革尤为重要。首先是要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形成利率、汇率灵活的传导机制，并大力推行相关制度建设与改革。由于我国现行利率缺乏弹性，使外资流入所引起的货币供应量上升和通货膨胀无法通过利率变化得以缓解，同样也无法借助利率上升来阻止资本外流。利率管制使利率与汇率之间的传导受阻，因此，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必须与利率市场化改革相配套。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汇率的弹性也将逐渐加大，人民币汇率制度将由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向浮动汇率制度演进，汇率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也将日益突出，汇率政策应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协调，合理搭配。

所以，货币当局应该充分考虑到利率市场化对汇率水平的影响，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确保利率和汇率传导机制的正常运行。

另外，政府应加强汇率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搭配。金融稳定既取决于金融体系自身的稳定，也取决于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稳定，在某些时期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也可以是金融稳定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不但要促进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稳健经营，更要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这就要求经济政策实现相互协调和配合。而在研究制定汇率政策时，需注意汇率与利率的全盘考虑，同时应加快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逐步使汇率水平在市场基础上确定，使得经济向均衡状态收敛。

鉴此，随着我国金融业的逐步开放，金融市场的完善工作任重而道远。在未来的发展中，必须逐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制度改革，不断加强汇率和利率的联动关系，健全其传导机制，使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之间可以灵活调配，共同服务于我国经济。

参考文献：

1.何凌云，刘传哲.人民币汇率与利率的关联性检验：1979-2002[J].上海金融，2005（5）

2.熊鹏，陈辉.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对汇率的影响―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27（2）

3.戴玉，宝蔡飞.论中国利率的市场化―兼论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顺序[J].特区经济，2005（8）

4.王爱俭，张全旺.论不同经济体制下利率与汇率的联动性[J].现代财经，2003（9）

汇率政策论文例9

一、汇率及汇率决定理论

汇率是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相互折算的比价，有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两种表示方法。汇率可分为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名义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通货交换另一国通货的比率，实际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的物品和劳务与另一国的物品与劳务交易的比率。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国内价格／国外价格。

经济学家采用了很多理论和模型来解释汇率是如何决定的，这里只介绍纸币本位制度下的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用购买力平价理论可以预期名义汇率的近似值，为评价和选择汇率制度提供依据。该理论根据的是单一价格规律，这种理论认为，任何一种通货的一单位应该能在所有国家买到等量的物品。一种物品如果不以同样的价格在各地出售，就存在着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由于套利的存在，总有商业行为会从价格低的A国购买该物品到价格高的B国出售，从而使B国该物品价格下降，直至两国价格相同。由此，一种通货必然在所有国家都具有相同的购买力或实际价值。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购买力平价描述了长期中决定汇率的因素。购买力平价理论告诉我们，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取决于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如前所述，名义汇率等于外国物价水平与国内物价水平的比率，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反映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差别。当物价水平变动时，名义汇率也变动，而任何一个国家的物价水平的调整会使货币供给量和货币需求量平衡，因此，名义汇率取决于物价水平也就取决于每个国家的货币供给与需求。当一个国家的央行增加货币供给并引起物价水平上升时，就会引起该国通货相对于其他通货贬值。理论上，要想测算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的变化趋势，就要对两国的物价水平进行评估。如果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供给增长较快，造成国内物价水平上扬，美国内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则很有可能导致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贬值而不是升值。而实质上，我国的外汇市场是由银行间外汇市场和柜台结售汇市场组成，由于我国实行强制结售制度，商业银行和企业结售汇周转头寸以外的外汇收入必须进行平盘，由中央银行进行买入或卖出的交易。

二、汇率制度及其分类

汇率制度是指，各国确定货币的汇率、汇率波动的界限和维持汇率措施的制度。总体上，汇率制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固定汇率制度，一类是浮动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度是一种将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之间的兑换率或汇率稳定在一定水平上，并保持其变动幅度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是指，政府对汇率的确定和变动不加干预，任其在外汇市场上根据其供求状况自行涨落的汇率。1999年1月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根据各国现实汇率水平来判定其施行的汇率体制，将汇率体制分为三大类。

一类是硬盯住汇率体制，其中又分为3类：（1）无独立货币，如美元化的东帝汶，澳元化的基里巴斯以及欧元区国家。（2）货币联盟，指一种或几种完全可兑换货币形成的固定不变的汇率。其货币政策是基于联盟的水平，不允许联盟中任一国家在货币政策上存在自主性。联盟内实行单一的对外汇率政策。例如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3）货币发行局，货币机构只发行完全基于外汇资产的一种货币。汇率由政策和法律固定，国内货币基于外汇储备。具备国际收支的自纠机制，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则自动收缩货币供给，缩减支出。例如香港等。各国货币对外汇资产依存的种类和比例各不相同。

一类是软盯住汇率体制，分为三类：（1）固定软盯住体制。货币在中心汇率±1的窄范围内盯住锚。IMF认为中国即是实行的此种体制。（2）爬行软盯住体制。对货币进行阶段性调整，调整依据为一个预先宣布的固定比率或是对选定指标的变动作出反应。（3）带状软盯住体制，又分为：地平线带状体制和爬行带状体制。地平线带状体制指币值盯住固定汇率，围绕中心汇率波动的范围大于±1。爬行带状体制指围绕中心汇率进行阶段性调整，依据是预先宣布的固定比率或是对选定指标的变动作出反应。如以色列。

还有一类是浮动汇率体制，分为：（1）有管理的浮动体制。管理当局通过直接或间接干预影响汇率，不依附于任何其他货币。进行干预主要依据的指标是国际收支头寸、国际储备水平、在平行市场中的发展等。如越南、埃塞俄比亚、印度。（2）完全浮动体制。汇率由市场决定，官方干预只在汇率异常波动时发挥作用，货币政策不锁定任一特定的汇率目标。如美国、冈比亚、南非。

三、固定汇率体制和浮动汇率体制的特点

由于国际价格的可预测性，固定汇率可以鼓励贸易和投资，减少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固定汇率可以通货膨胀作为名义锚，盯住一个低通货国家的货币，有助于防止通货膨胀，降低通货膨胀预期。同时，要实现盯住的目标，对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提出严格要求，这将有利于约束政策制定者的主观因素。固定汇率的另一个好处是减少参与竞争性货币贬值的随意性。固定汇率的缺点是货币政策失去抵御国内外冲击的自主性。一个完成融入世界资本市场的国家，如果执行硬盯住的汇率政策，就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只能通过财政政策来化解冲击，对财政政策提出严格而有弹性的要求。固定汇率容易受到投机冲击，宏观经济秩序锁定在盯住汇率体制会带来较大的经济和政治成本，可能引发汇率风险或短期投资资本的流入。此外，采用固定汇率体制必须维持足够的外汇储备。浮动汇率体制具备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限制了投机冲击的空间，可避免承受过度的汇率风险。但是，浮动汇率失去了货币政策的名义锚，汇率波动风险加大。从国际市场价格不可预测性的角度，是不利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浮动汇率更大的自由度还可能使央行产生误解，认为不得不更多干预外汇市场，结果是浮动不仅使汇率不确定，而且没有为宏观经济政策带来更大的自由度。

四、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及实践经验

汇率制度的选择理论有几个流派：

一是最优货币区理论。把经济体所面临的内外冲击的性质和规模，作为选择汇率制度的决定因素。

二是实际冲击与名义冲击的权衡理论。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实际冲击相对于名义冲击的重要性。如果一经济体所面临的危机主要来源于名义冲击（如货币供应量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则应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如果实际冲击（贸易条件、政府消费、投资等）是危机的主要来源，则应选择浮动汇率。由此推论，在贸易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的情况下，采用浮动汇率制度更适合。

三是政策拐杖论。它论断通过盯住汇率制度可获得或加强政策的公信力。如果一国的体制公信力低，盯住汇率可提高公信力，降低通账预期。

四是三元悖论。它认为蒙代尔、弗莱明等经济学家提出的“三元悖论”，揭示了在经济开放国家，保持汇率固定、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和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

经验表明，在国内货币和财政机构信用缺乏的情况下，应采用固定汇率体制。贸易国际化程度高的国家倾向于更多干预外汇市场。当固定汇率能给一国带来更大利益时，该国会应用紧盯的固定汇率政策。如果邻国都选择盯住的汇率体制，这些国家很有可能盯住的是同一货币。关于是盯住单一货币还是盯住篮子货币的判定。如果一国是低通货国家，且在与本国的货易中占主导地位，则可选择盯住该国单一货币。如果不存在在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则应选择盯住篮子。其好处有二：一是篮子中的单一货币波动不会对本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二是对篮子中的货币选择适当权重能保护竞争。理论上，盯住一篮子货币有助于避免交叉汇率的不稳定，但实践中很难选择合适的篮子构成。篮子的权重和构成通常不公开，汇率波动区间及中央银行干预的手法不明确，盯住篮子的制度缺乏透明度和可信度。当所盯住的货币不能反映本国的贸易格局，或者贸易竞争对手已放弃了盯牢的体制，现行的盯住汇率体制就可能会降低本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可从盯住一个固定汇率转向爬行盯住，或从盯住一个固定汇率转而盯住一个汇率篮子。当持续资本流入时，可采用更有弹性的汇率体制。其好处，一是可降低资本流入引起的通货膨胀。二是可降低盯牢和严格管理的汇率体制的暗示作用，抑制短期流入资本的波动。三是鼓励谨慎的风险管理，抑制银行和企业无障地累积外汇头寸。四是由于市场参与者避险的需求，刺激即期和远期外汇市场的发展。

五、固定汇率制度的退出

退出盯住汇率常常是被迫的。大部分放弃固定汇率制度，选择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伴随着金融危机，是金融危机迫使这些国家被动退出。当一国经济严重放缓或金融部门出现问题时，很难维持盯牢汇率体制所需保持的高利率。当金融部门出现问题，如果采取提供再贷款的救助措施，将改变本国货币投放量，难以维持盯住的汇率体制。资本大量流入也会冲击盯住的汇率政策。经验表明，汇率稳定、本币升值是退出盯住汇率的时机。退出固定汇率制度需要为货币政策选择一个名义锚。国际金融经验有两个基本的货币政策名义锚可选，一个是货币供应量 ，一个是通货膨胀率。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选择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名义锚，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金融市场的创新使得货币供应量和物价变动的关系高度不稳定。通货膨胀目标不仅使货币政策关注于国内的问题，及时对经济的变动产生反应，保持价格稳定，使央行保持低通胀的承诺具有较大的可信度。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需要与一个更开放、灵活的市场机制来支撑，政府、政策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由市场决定利率和汇率，增加企业、个人结售汇的自主性，进一步放开外汇市场，引进更多的避险工具。退出过程中，还要严密监控跨境资本的流动，防范热钱的冲击。

六、IMF针对成员国汇率问题的4个原则

（一）成员国要避免通过操纵汇率或是国际货币体系来获得国际贸易等方面的不公平竞争优势。（二）成员国在必要时可以干预汇市，但仅限于应对短期内汇率的大幅波动。（三）成员国在干预汇率时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四）成员国在制定本国汇率政策时，要确保汇率政策不会引发“外部不稳定”。

2009年12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风云突变，人民币贬值，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出现异动，引发了市场对人民币汇率改革提速的猜想。当前汇率波动的状况能否为汇率市场化改革提供实战训练场地乃至机遇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汇率监管，上海证券报，2007

汇率政策论文例10

汇率是以另一国的货币表示的某国货币的价格，简单地说就是两种货币之间的比价，这一价格可以被视为任何一个特定时期内本外币的需求和供给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某些货币制度安排下汇率价格是固定不变的，这时对汇率的研究局限于贸易流通和贸易平衡；而在另一些货币制度安排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汇率是波动的，这种波动会对贸易结构的调整产生长期效应，从而影响到一国的贸易发展、外部均衡的实现、经济的增长以及国家间利益的冲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多研究文献涉及到的汇率被作为政府政策的目标，而有些研究文献又将汇率认作为政府实现政策目标的一种政策工具。那么，汇率到底是政策工具还是政策目标呢?

一、汇率：政策目标还是政策工具

根据丁伯根法，一个政策目标至少要有一个相应的政策工具，罗伯特•蒙代尔（2002）也指出“将目标（政策目标）和工具（政策手段）加以区分，对检验经济政策体系的内在一致性极有帮助，这一点早有定论。为实现某个既定目标，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工具。为实现相互独立的目标，必需的有一个有效的政策工具。为实现相互独立的不同目标，必需的有效工具个数至少要等于目标个数。如果一个政策体系包含的政策目标的数量多于政策工具的数量，将至少有一个目标无法实现。但是，如果一个政策体系包含的工具个数多于目标的个数，那种实现这一组目标的途径就不止一条了。所以，如果政策体系的目标个数不等于工具个数，一般而言，该政策体系就不会有唯一确定”。［1］政策目标必须至少有相等的政策工具才能实现这一著名的丁伯根法，对政府选择内在一致的经济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只要政府选择了与目标正好相等的政策工具，就能够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因为政策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有相等的政策工具，还要保证政策工具能够对目标产生足够的影响，也就是要使政策工具具有有效性；此外，政策目标的一致性还要求多个政策工具和多个目标之间相互协调。

尽管如此，要将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很清晰地区分开来还是极为困难的。通常人们将政策目标界定为人们“关心”的变数，而工具是那些“不关心”的变数。问题在于，政府对哪些是它所关心的变量，哪些是他不关心的变量做出选择也决非易事，因为不同利益集团的成员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选择。

导致难以区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另一个原因是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都具有不同的等级结构，某些工具要实现的目标，只不过是另一个政策层次的工具，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利率、货币供给量和价格水平同时既是政策目标又是政策工具。而一群人的政策目标可能又是另一群人的政策工具。此外，政策工具的自由调节是受经济制度安排的影响的，在一种制度下安排是政策工具，在另一种制度安排下就可能成为政策目标了。

汇率恰恰具有这样的双重特征，在某些制度条件下，它是一种政策目标，在另外一些制度安排下，它可能又会成为政策工具。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已十分成熟，并且开放程度很高，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深入，资本市场能迅速地对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变动做出反应。例如克林顿政府时美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让美元成为强势货币，作为货币市场信号的利率处于较高的水平(特别是与欧元区的利率相比)，较大的利差导致国际资本流入美国。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外币的供给增加必然会导致本币升值。美元在外汇市场上的币值走强，这既保持了外汇市场中的汇率的自由浮动，又能通过利率工具引导资本流向实现其强势美元的货币政策目标，此时的汇率更多地具有政策目标的成份，因为这一过程反映的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配置是根据“有效市场分类原理”进行的。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央行一般都不会通过干预外汇市场来让汇率稳定，而更多地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工具。②

笔者认为，当汇率作为政策目标时，它呈现中性；当汇率作为政策工具时，它表现为非中性特性，并将其一般化表述为策略汇率（strategic exchange rate）。

二、资本完全流动：蒙代尔不兼容性定理及其变体

罗伯特•蒙代尔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不兼容三位一体”(Incompatible Trinity)理论，他认为，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货币政策能够用于实现某个外部目标如汇率，或者某个内部目标，如价格水平，但却无法同时实现两个目标。也就是说资本自由流动，外部政策目标（如汇率政策目标）和内部政策目标（如价格水平）这三个目标不能在同一时间达成。这就是所谓的不兼容三位一体。Rodrick（2000）从政治方面提出了“三维困境”的观点，他认为，国际经济一体化、国家的地位和影响深远的论说是无法共存的，必须在这三者中间选择两个。所谓影响深远的论说，是指被民主所控制的政治体制会对时下流行的各种条件作出的反应，并且这种反应是通过一种不受限制的调节的政治生活表达出来的。［2］Whitman(2003)认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将蒙代尔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包含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最优货币区”方案扩展成为一个“最优政策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最优宏观政策区域，构成一种分析结构。［3］

最优货币的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首次提出之后，围绕着这种方案的争论，主要发生在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这两种不同汇率制度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也就是说，为了保证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国内政策目标的实现，政府能够放弃的只能是汇率政策目标，即放弃固定汇率制，让汇率自由浮动。

显然，蒙代尔（1961）的关于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是很简明的。最优货币区必须要与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的区域相吻合，这就意味着最优货币区似乎应该是小的经济体，只有这样，劳动流动才能在区内的不同的职业岗位以及不同的地理区域间完全流动。［4］此外，最优货币区的产品必须是同质的。显然，这种最优货币区一定是高度开放的，对外贸易部门在经济中占很大的比重，经济体不仅严重依赖外部世界，而且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十分敏感。而麦金农（1963）直截了当地指出，汇率的灵活性需要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在高度的开放经济中放弃对国内价格水平的控制，并因此忽略价值的流动性和国内货币的普遍可接受性。［5］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蒙代尔和麦金龙也各自就他们提出的问题撰写了一系列的论文。也就是从那以后，经济学界的研究也超越了简单的静态凯恩斯模型和价格弹性假设。即使是这样，也无法解决所谓的“蒙代尔―麦金农”之谜（Mundell-Mckinnon paradox）。

按照蒙代尔的观点，最优货币区必须要与相同区域内的劳动的流动性高度重合，并且，劳动还会要求更高的流动性。小的、同质的经济最终要变成高度开放的经济，最优货币区内的成员国就要放弃以独立的货币政策作为稳定工具。而麦金龙持相反的观点。麦金农认为，只有自我相对封闭或者自给自足的经济才能够较好地独立运用货币政策，并且与这种经济相关的汇率政策的灵活性大致上可以与国内相对价格的控制相兼容。麦金农认为，在一个相对封闭经济中，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与对国内价格水平的控制可以三者相兼容，一旦丧失了对国内价格水平的控制，国内出现了高通货膨胀率，人们对该国货币的信心也就会丧失。［6］

三、资本不完全流动：“三位一体兼容定理”

如果仔细比较一下蒙代尔的三位一体不兼容定理和麦金龙的三位一体兼容性定理，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也就是假定前提上的差异。蒙代尔的三位一体不兼容定理假定的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小的经济体在最优货币区内的行为，这个经济体的开放程度之高不仅可以使资本在区内能够高度流动，甚至劳动都可以在不同的岗位和不同的地区高度流动。资本高度流动意味着即使区内各国能够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作为稳定工具，这种政策也很难发挥效应，因为高度的资本流动可以迅速消除各国间的利率水平的差异，成员国的独立的货币政策无法对国内价格进行快速地调整。

其一，在浮动汇率制，资本的国际间的流动会导致相关经济体的汇率产生波动。例如， 一国央行宣布提高利率，本国与外国的利差会导致国际资本流入到本国，只要此时的利差可以抵补汇率波动产生的风险，资本就会不断由外国流入本国，直至两国利率相等；而资本的净流动使得该国外汇供给增加，汇率浮动下，可以表现为本币的升值，此时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和稳定国内价格水平的政策的确无法实现三者兼容。

其二，在固定汇率制下，是截然不同的情形。国际资本的净流入意味着本国资本账户是顺差，出现了国际收支的盈余。 也就是在外汇需求不变的条件下，外汇的供给增加了，如果是浮动汇率制，本币会发生升值，不利于出口但有利于进口。不断减少的出口和不断增加的进口最终会使国际收支平衡。但是，该经济体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只能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本国的进口，增加国内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支出，才能保证汇率价格固定不变。但增加国内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支出必然会导致国内价格水平的变化，此时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和稳定国内价格水平的政策（即财政政策）也是无法兼容。因此，无论是在浮动汇率制下还是在固定汇率制下，只要资本是完全流动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难以同时产生效应，政府如果必须选择其中两个政策工具，就必须放弃另一个政策工具。按照蒙代尔的最适货币区方案，此时的最适货币区方案内的各成员国政府或货币当局必须放弃货币政策工具。然而，对于该货币区各经济体而言，自然就选择了汇率作为调节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

但是，在资本不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③我们仍然以一国央行提高利率为例，该国通常为发展中国家，其利率水平的提高会导致外国资本设法以各种渠道流入到该国。由于该国资本市场不开放，对资本帐户进行管制，但通常这种管制并不是不允许外国资本的流入，而是对流入的外国资本予以区别对待。对于直接投资（即长期资本的流入），限制较少。对于短期资本的流入（也就是所谓热钱/游资的流入）或本国资本的流出，限制较多。在汇率制度的选择方面，发展中国家大多选择管理浮动汇率制，并将本币汇率的低估作为一种竞争力。由于资本不完全流动，本国与外国的利差不会消失，独立货币政策是可以发挥作用的。部分资本的流入会导致本国外汇供给增加，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本币理应升值，但是，该国却利用管理浮动汇率制将本币低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制成品的出口竞争力，而出口是该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此外，国际投机者已经意识到该国本币被低估，国际资本以各种渠道进入该国，使资本账户的余额为顺差，这与该国通过出口获得的高额经常项目的顺差叠加起来，构成了该国巨大的国际收支的顺差，为了解决外部经济平衡的问题，该国政府有两种选择：一是开放资本账户。这样可以稳定甚至可以降低本币的币值，从而解决因本币升值所产生的问题；另一个选择就是保持对资本账户的限制，让本币缓慢地升值，并藉此来优化本国的产业结构。国内的稳定价格目标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减少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增加政府的公共支出来实现。显然，在这种条件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是可以同时产生效应的，其基本前提就是资本不完全流动。这与麦金农所描述的情形完全相同，在一个相对自我封闭或者是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中（如国际资本不完全流动），政府可以同时采用独立的货币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灵活的汇率政策和控制国内价格水平的政策（如财政政策）。而只有这三种政策相互兼容，并控制了国内的价格水平，才能保证人们对该国货币的信心。本文将这三种政策的相互兼容称为“三位一体兼容性定理”（Compatible Trinity Theorem），其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国际资本的不完全流动。

在汇率中性的条件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汇率政策能够相互兼容的基本条件是国际资本的不完全流动，这就是蒙代尔不兼容性定理的一种推理。这一推论成立， 上面所述的麦金农兼容性定理亦成立。

重要的是，在资本不完全流动的情形下，麦金龙的三位一体兼容性能够成立，此时，汇率不仅成为体现一国内部经济均衡和外部经济均衡的重要指标（政策目标），同时又是一国政府或货币当局进行干预行为的重要的政策工具。这样，就一国内部而言，汇率的决定体现的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从外部来看，汇率的决定是一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博弈的产物。于是，汇率的工具属性就凸现出来了。

四、结 语

汇率无疑是一种最复杂的经济学变量，人们对其深层本质的了解只能说是略知一二， 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汇率不但具有政策目标意义，也富含政策工具属性。本文开启这一问题， 是为了更深入地对汇率的基础理论进行新的探索。

汇率中性是一种理想状态，是理论抽象之物，实际的汇率行为应是非中性的，因为汇率的本质特性是非均衡的, 企图寻找均衡汇率的努力大多会归于失败。而汇率的非均衡性源自于汇率行为的非线性与非平稳性，这种特性对我们进行汇率数据的处理与计量经济模型建模时尤其必须引起重视。

汇率的工具属性其实就是汇率中性的偏倚（bias）。严重的偏倚致使中性汇率扭曲成为非中性汇率。汇率的非中性是汇率的现实常态，人们观察到的汇率行为都是非中性的。譬如，汇率的波动与调整对各个行业的作用效果是不同的， 反应也是不同的，这使得汇率的工具属性凸现出来，而且日益显现出强大的政策功能。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可以成为取代关税而成为国家竞争战略的工具。

仅有现存的汇率概念已不足以描述当今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与秩序，扩充汇率概念系统已成理论发展的必然。我们目前可以利用现有的汇率概念分析国际贸易流、国际资本流，但是我们不能够解释一国从其国家利益出发，通过选择不同的汇率结构，改变汇率的定值方向，直接影响外汇市场交易者的预期形成，从而影响汇率变化的基本原因。汇率的经济功能的释放需要深入地对汇率的基础理论进行新的探索，寻找一种基于非中性的常态汇率的基本概念――策略汇率，并给予严格的定义。

策略汇率是对均衡汇率的一种偏离，但它恰好与官方干预汇率的目标相反，因为后者通常是通过官方干预外汇市场，试图恢复为均衡汇率状态。策略汇率大部分产生于资本不完全流动的市场中，因为此时汇率是一种政府政策工具，而不是政策目标。由于资本不完全自由流动，经常项目的不平衡（逆/顺差）不能通过资本项目（顺/逆差）来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并且当这种经常项目的不平衡引起的国际收支差额足够大时，政府通常运用外汇市场上的管理浮动汇率，对本币汇率的定价进行干预。干预的目的不是修正“错误汇率”，让其朝着所谓“正确汇率”的方向收敛，而更多体现在政府试图利用汇率，来实现其经济、政治目标，这时的汇率就只是作为国家竞争战略的工具，用来实现国家的竞争优势。所以，政府在确定汇率比价时清楚地知道这一汇率是偏离均衡的，并且也清楚地知道利用这种汇率与均衡汇率间的偏离将要实现的政策目标以及将要付出的代价。显然，这一非均衡的汇率性质，作为外汇市场的价格信号，它对资源的配置只能是次优的。

注 释：

① 这种区分是汇率理论发展的关键，这归功于蒙代尔的开创性研究。在蒙代尔之前，汇率只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人们主要研究的政策工具是关税，而不是汇率。参见蒙代尔《国际宏观经济模型》第三章：政策选择的本质。向松祚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北京。

② 笔者认为,蒙代尔的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 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均实行固定汇率制，维护汇率的稳定自然就成为政府的政策目标。

③ 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不发达，市场制度不健全，资本市场的开放意味着高风险。因此，资本不完全流动的情形多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吸取了泰国等国开放金融市场的教训，对资本账户还是实行管制。参见Tran Van Hoa所编的 “Competition Policy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 Major Asian Economies”, Edward Elgar出版社，2003年。

主要参考文献：

［1］Mundell，R., 2003, Currency Area，Exchange Rate Systems，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in Slvastore D. al et，(ed.) The Dollarization Deb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Rodrik D., 2000,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the Next Century, Working Paper , Harvard University

［3］Whitman,2003,From Trade Liberalization to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Clash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Goods“, Michigan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4］Mundell，R.,1961,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mer. Econ. Rev., (51).

［5］Mckinnon,R I.,1963,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mer.Econ.Rev.,53.

［6］Mckinnon,R I.,2002,Optimum Currency Areas and the European Experience.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10(2).

Exchange Rate Traits and A Corollary of Mundell's Incompatible Trinity Theorem

He Qiongjuan

Abstract: By studying difference between Mundell's Incompatible Trinity Theorem and Mckinnon's Compatible Trinity Theorem,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y are mutual equivalent in the circumstance of incomplete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 which can provide a good explanation on Mundell-Mckinnon Parad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