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结构分析论文例1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北美出现了一批自称为“非形式逻辑学家”(informallogicians)的哲学家们。他们采用有别于形式逻辑的方法研究论辩如何在自然语言中发生作用。为了有别于“形式逻辑”，称为“非形式逻辑”(informallogic)。 一、“非形式逻辑”的工作定义 “非形式逻辑”的定义至今仍未获得学术界的一致认可①。有的学者将其定位为不借助于符号逻辑或数理逻辑的非形式化逻辑(nonformalargument)研究②，有的认为非形式逻辑就是关于“非形式谬误”(informalfallacies)、批判性思维(criticalthinking)或者“根据”(warrant)的理论③，有的则认为它是一种不同于“形式逻辑”的研究论辩的方法④。我们采用拉尔夫•H•约翰逊(RalphH．Johnson)和J•安东尼•布莱尔(J．An-thonyBlair)1987年提出的定义作为我们的工作定义(workingdefinition)，即“‘非形式逻辑’是逻辑⑤的一个分支，其主要任务在于为分析、解释、评价、批评以及重构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论辩提供‘非形式化’的规则、标准、程序等⑥。”这一表述表明“非形式逻辑”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方面，它致力于阐述如何解释、评价、批评与重构论辩，为这些活动规定相关的程序、规则、标准等，具有“规范性”(normative)这一特征;另一方面，它反对“先验论”，将“实践”(practice)作为构筑理论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主要分析那些在报纸、杂志上刊登的发生在经济、政治等社会领域的真实论辩。这样一来，它与以分析“虚构的”(contrived)论辩为主的“形式逻辑”形成鲜明的对照，具有经验性(empirical)与描述性(descriptive)的特征。 二、非形式逻辑运动在北美的兴起 20世纪中叶以前，北美大学校园有三种不同水平的逻辑学教科书。一是专家级(expert－level)的教科书，针对的主要是以逻辑学、数学为专业的学生，其中包括二阶演算(secondordercalculi)、集合论(settheo-ry)、递归函数论(recursivefunctiontheory)、模型理论(theoryofmodels)等等;二是高级(advanced)逻辑教科书，主要针对哲学系高年级的学生，介绍初级符号或数理逻辑，包括语句逻辑(sententiallogic)与一阶谓词演算(thefirstorderpredicatecalculus)等;三是针对大多数本科生的介绍性的(introductory)逻辑教科书，如Ir-vingCopi的《逻辑学导论》(IntroductiontoLogic，1953)①。对它们而言，逻辑就等同于符号逻辑或者是数理逻辑，专注于构筑“纯抽象”与“纯推理”的思维科学，并不关心在真实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发生的那些论辩。 因此，这一逻辑教学对于提高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推理、论辩能力几乎没有任何意义。进入60年代以后，美国大学校园里到处孕育着反叛情绪，许多大学生持有非常激进的政治立场。他们积极参加反种族隔离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运动、女权运动与性解放运动等社会运动，并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达对美国社会、政治、文化以及教育体制的不满。具体到逻辑课程设置，他们要求课程应能满足他们作为公民的需要，不仅有助于他们分析日常生活中发生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论辩，而且能指导他们在各种社会运动中构筑有利于自己的论辩、批判对方的谬误(fallacious)论辩，而不是教授那些深奥的(esoteric)、学究式的(scholastic)理论。霍华德•卡哈尼(HowardKahane)在1971年出版的《逻辑与当代修辞:日常生活中推理的运用》一书的序言中明确表述了这一点:“当今的学生要求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amarriageoftheoryandpractice)。这就是许多学生对逻辑学、谬误研究，甚至修辞学的入门课程不感兴趣的原因。”② 当时的逻辑学教师们也充分意识到自己所教授的逻辑课程③并不能满足这一需求，他们转而探索一种新的逻辑教学方法———“非形式逻辑”，来帮助学生分析日常推理与论辩。非形式逻辑运动是一场以满足学生需求为出发点，由逻辑学教师们发起的“教学改革运动”(pedagogicalrevolution)，以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三本教科书为先锋。作为非形式逻辑的第一代教科书，他们都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论辩，尽力摆脱对形式逻辑的依赖。(1)1971年，霍华德•卡哈尼(HowardKahane)出版的《逻辑与当代修辞:日常生活中推理的运用》(LogicandContemporaryRhetoric:TheUsesofReasoninEverydayLife)。卡哈尼转换逻辑教学的关注点，将谬误理论④作为自己逻辑教学的核心。他不以“演绎有效性”(de-ductivevalidity)作为批判论辩的标准，而将传统逻辑中有关谬误的研究作为自己进行论辩批评(argumentcriticism)的主要工具。此外，为了展示逻辑与日常生活的相关性，他从报纸、杂志上选取政治、经济等领域发生的各种问题与争议来阐释自己的理论，而不是选用那些虚构的论辩事例。尽管他没有使用“非形式逻辑”这一术语，但是他的这一教科书为非形式逻辑运动开辟了道路。(2)1973年，斯蒂芬•托马斯(StephenThomas)出版的《自然语言中的实用推理》(PracticalReasoninginNaturalLanguage)。在这本书中，托马斯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比尔兹利(Beardsley)与卡哈尼的研究论辩评价(argumentevaluation)的方法。他不依赖传统逻辑中的逻辑式，提出了一套用于分析论辩内部结构的术语，这也是他对非形式逻辑的最主要贡献之一。其次，他认为如果前提的“真”能够确保结论为“真”或者使结论看起来像是“真”，那么推理就是“有效的”。此外，他首次在非形式逻辑的教科书中提出“宽容原则”(thePrincipleofCharity)，把语用因素纳入到论辩分析(argumentinterpretation)之中。(3)1976年，迈克尔•斯克里芬(MichaelScriven)出版的《推理》(Reasoning)。 为了替代形式逻辑中运用符号化分析论辩的方法，他提出了一个包含七步骤的论辩分析方法(a7－stepmethodofargumentanalysis):阐明论辩及其构成成分的含义;确认论辩的结论，不论其是否明确表述;描述论辩的结构;明确表达未表述的前提;批评前提和推理过程;介绍其他相关的论辩成分;根据前面六个步骤全面评价论辩。他还详细论述了论辩分析中的道德规范，赋予“宽容原则”新的含义，即在分析论辩时，我们应尽最大可能从好的方面解释论辩，而不是从差的方面进行解读，反对使用诸如“恶意中伤”(takingcheapshots)、“吹毛求疵”(nitpicking)、“树稻草人”(settingupastrawman)等论辩技巧①。这一时期可以看成是非形式逻辑运动的伊始阶段，主要是由美国、加拿大大学哲学系的逻辑学教师们发起的。在他们的教学实践中，学生对形式逻辑教科书不满，因而，他们提出“非形式逻辑”旨在将他们所教授的逻辑改造成一门不依赖“形式逻辑”的形式化与符号化分析、评价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真实论辩的课程。这些教科书更应该被看成是关于论辩分析与评价的“手册”(handbooks)，而不是关于非形式逻辑的理论论述。#p#分页标题#e# 三、非形式逻辑运动的理论构筑阶段 直到1978年，“第一届国际非形式逻辑研讨会”在加拿大温莎大学举办，1979年，《非形式逻辑通讯》(InformalLogicNewsletter)【1984年更名为《非形式逻辑》(InformalLogic)】发行②，才为北美致力于推动非形式逻辑运动的学者们提供了交流与发表学术论文的平台。这样一来，非形式逻辑运动就进入第二个阶段(thesecondphase)，即以实践为基础构筑理论的阶段，以特鲁迪•高乌尔(TrudyGovier)1987年出版的《论辩分析与评价中的问题》(ProblemsinArgumentAnalysisandEvaluation);道格拉斯•沃尔顿(DouglasWalton)1989年出版的《非形式逻辑》(InformalLogic);汉斯•汉森(HansHansen)和罗伯特•Pinto(RobertPinto)1995年出版的《谬误研究》(Fallacies);拉尔夫•约翰逊(RalphJohnson)和安东尼•布莱尔(AnthonyBlair)1996年出版的《非形式逻辑的兴起》(TheRiseofInformalLogic)等为代表。他们深入思考一系列与非形式逻辑相关的理论问题，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涉及论辩的确认(theidentificationofargument)。如论辩由哪些成分构成?论辩的特点是什么?如何处理论辩特性不明确的情况?如何区分论辩与非论辩?第二类涉及论辩的分析(theanalysisofargument)。如论辩如何体现其个性?哪些推理模式在论辩中是最明确、最简洁描述的?单个论辩如何构成相互关联的论辩整体?第三类涉及论辩的评价(theevaluationofargument)。如令人信服的论辩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什么是有谬误的论辩?在什么特定条件下，谬误会发生?谬误批评是否涵盖了所有可能的论辩批评?谬误识别是否是进行论辩评价的最好、最有效的工具?③然而，在具体的理论构筑过程中，非形式逻辑学家们假定话语中的论辩构成成分已被确认，主要关注后两类问题，即如何分析与评价论辩。论辩分析(theanalysisofargumentation)关心的是论辩的阐释(interpreta-tion)与重构(reconstruction)以及如何理解与展开论辩结构等议题，包括补充未明确表达的前提、确定图解规范以及论辩阐释中的道德规范等。论辩评价(theevaluationofargumentation)主要与论据和论辩的本质相关，如论据的类型有哪些?怎样理解论辩?以及我们通过什么标准或者理论来评价论辩等问题④。 1．论辩分析 关于“论辩结构”(argumentstructure)这一问题，非形式逻辑学家们主要基于比尔兹利1950年提出的“图解规范”(diagrammingconvention)，进一步修改或者扩展关于论辩结构的划分和注释。“论辩结构”指的是分析单个论辩的内部结构，主要分为“简单式”(simple)、“聚合式”(convergent)、“联合式”(linked)、“分散式”(divergent)、“连续式”(serial)等。所谓“简单式”(simple)指的是论辩中只包含一个前提(premise)与一个结论(conclusion);“聚合式”指的是论辩中包含两个以上的前提支持一个结论，而且这些前提之间相互独立;“联合式”指的是论辩中包含两个以上的前提(premise)支持同一个结论(conclusion)，但是这些前提之间相互依赖;“分散式”指的是一个前提可以同时支持两个以上的结论;“连续式”指的是论辩中的某一命题具有双重职能(dualfunction)，既可以被看成是第一个论辩的结论，又可以被看成是第二个论辩的前提①。具体图示如下:这一图表分析法与形式逻辑中对于演绎关系的图表分析方法极其相似，都忽视了论辩中各个成分之间的联系。由此可见，非形式逻辑学家们在论辩分析时或多或少地受到他们之前所接受的形式逻辑教育的影响。近年来，这一“单向”、“静态”的图表分析法有明显的局限性，受到学者们的批评与质疑，因为在真实的论辩中，不同论辩结构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像上面描述的那样一目了然。随着图尔敏论辩模式在言语交际与修辞学界影响的扩大，非形式逻辑学家们更倾向于采用图尔敏模式来分析论辩结构②。如詹姆士•弗里曼(JamesFreeman)在1991年出版的《辨证学与论辩的宏观结构》(DialecticsandtheMac-rostructureofArguments)一书中，引进了图尔敏的论辩模式分析论辩各成分之间的关系。然而，他不像图尔敏那样强调“证据—根据—理据”(data－warrant－backing)之间的区别，而是注重模式中的“辨证视角”，并将这一视角用于分析前提、语气限定词、例外与结论之间的关系。此外，受到阿姆斯特丹语用－辨证学派论辩理论的影响，有的学者也提出应将论辩看成是“旨在解决分歧的对话性的讨论”(dialogicaldiscussionsaimedatdisputeresolution)，利用“对话性”(dialogical)分析论辩结构，解决那些图表分析法无法解决的歧义与不明确之处③。 2．论辩评价 利用图表分析法、图尔敏论辩模式等确定论辩的构成成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合理地重构论辩，论辩分析这一任务基本完成。接下来就涉及到“论辩评价”这一理论问题。为了不依赖“形式逻辑”评价论辩的标准———“有效性”，非形式逻辑学家们积极构筑自己的评价理论。非形式逻辑学家们利用谬误理论评价论辩，认为一个“好的”论辩应该是没有谬误的(freeoffallacy)④。根据这一方法，约翰逊与布莱尔认为“好的”论辩必须满足相关(relevance)、充分(sufficiency)与可接受(ac-ceptability)这三个标准，违反其中一个或者多个标准的论辩即为“有谬误的”(fallacious)。这一评判“好”论辩的标准被称为“RSA三角”(theRSA－triangle)，如图所示⑤:“相关”，即前提对于结论而言是否相关，这一标准如何确定，非形式逻辑学家们并未达成一致。沃尔顿将“相关”分为两类:局部(local)和整体(global)相关。所谓局部相关，是指在某一论辩中前提与结论相关;而整体相关则是某一命题(proposition)与正在讨论的争议之间的相关性①。“充足”，即前提是否为结论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这一标准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界定:所陈述的证据类型是否合适(appro-priate);所提供的是证据否有足够(enough);辨证互动是否充足，即论辩者是否对合理的反对意见做出反应②。“可接受”指的是论辩的前提对论辩者(arguer)、论辩旨在影响的受众(audience)、发生论辩的社群(community)而言，是可接受的，这一标准为大多数非形式逻辑学家所接受。#p#分页标题#e# 此外，斯克里芬认为自然语言包含着丰富的“评价词汇”，如理由(reason)、证据(evidence)、结论(conclu-sion)、论点(thesis)、假设(presupposition)、有歧义的(ambiguous)、不明确的(vague)等，这些词汇完全能够胜任“论辩评价”这一任务。他所谓的“论辩评价方法”，就是针对那个包含七步骤的论辩分析方法(a7－stepmethodofargumentanalysis)中的每一步骤提出相应的问题。由于他强调诉诸“自然语言”进行论辩评价，因此，又被称为“自然语言方法”(a“naturallanguage”approach)③。近年来，一些非形式逻辑学家受到图尔敏论辩评价思想④的影响，倾向于采用一种“认知论”的方法(anepistemologicalapproach)评价论辩，即认为论辩评价的主要任务在于判定论辩前提是否可以接受、论辩推理是否合适，而这两大任务都涉及到认知因素，也就是说，论辩所属领域的认知论(epistemology)能为我们提供主要的论辩评价标准。因此，在论辩评价时，必须考虑到论辩发生在哪一领域(field)这一重要因素。他们还认为既存在着“不因域而异”(field－invariant)的标准，也存在着“因域而变”(field－dependent)的标准。例如，论辩评价中存在着“证据应充足”这一“不因域而异”的标准，然而在具体的论辩实践中，这一标准又“因域而变”，如在法庭上判定一个人是否犯有谋杀罪所需的“证据充分”与药物公司确定试用药品的药效与副作用时所需的“充分”必然大相径庭⑤。然而，非形式逻辑中的认知因素(epistemologicaldimension)固然重要，但也不应忽略它的语用方面(pragmaticaspects)⑥。 综上所述，关于论辩分析与评价，非形式逻辑并未形成标准化的(normative)理论。尽管论辩分析主要运用图表理论，论辩评价主要运用谬误理论，但随着非形式逻辑与对话逻辑、语用－辨证学派、言语交际学、修辞学、认知学、批判性思维等领域的交流与联系，它针对论辩分析与评价的理论也越来越多元化。总体而言，非形式逻辑学家们所构筑的论辩理论遵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到中去”(frompracticetoprac-tice)这一原则，他们不论述复杂的理论问题，而是把这一任务留给语言学家、言语交际学家与语言哲学家们去做。此外，关于如何确认自然语言中发生的论辩这一问题，非形式逻辑学家们也只是提出了一些临时性的(adhoc)建议，并没有将其理论化。

逻辑结构分析论文例2

一、产生的目的不同

古希腊时代，哲学家们把自然万物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作为他们思考研究的中心，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就是适应这种“求知”的需要而产生的。首先，亚氏逻辑获得科学知识的工具。“我们确是借证明来获得知识的。所谓证明，我的意思是指一种能产生科学知识的三段论式。”亚氏逻辑的中心是推理，推理的核心是三段论推理。科学知识的获得离不开有效的推理，利用三段论推理，就能从真前提获得真结论。其次，有效的论辩也是亚里士多德创立逻辑的目的。古希腊时期崇尚民主，盛行辩论，但辩论之中经常出现诡辩，因此需要一种关于思维规范的科学。亚氏逻辑为正确地进行思维提供了规范的工具。

17世纪，逻辑学的发展已经落后于数学的发展。莱布尼兹设想了数理逻辑（类似于数学演算的新逻辑）。经过布尔、弗雷格、罗素等逻辑学家的长期钻研，数理逻辑逐渐发展和完善。数理逻辑尽管是“数学化的逻辑”，但它仍旧是科学的工具，其产生的目的仍旧是为推理的有效性，为各门学科提供有效推理的模式、规范。

皮亚杰构造心理逻辑的目的与传统逻辑和数理逻辑的目的不同，不是为思维提供规范或为数学基础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分析工具，而是为刻画心理学发现的事实提供精确的工具。皮亚杰的心理逻辑所研究的是利用心理学实验来揭示儿童逻辑思维的起源和发展。他拥有非常明确的研究目标：实际思维的心理运算规律。他使用了分类、关系以及命题演算等逻辑语言来构造他的心理逻辑学。皮亚杰虽然使用了与当代符号逻辑相同的“符号”，但并没有使自己的逻辑成为“符号逻辑”。他只是把逻辑作为描述和分析思维结构的工具。

二、具体作用不同

研究目的不同，决定了心理逻辑与形式逻辑或数理逻辑的作用也不相同。形式逻辑，首先是认识的工具。科学知识的获得和科学体系的建立都必然离不开逻辑。“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目前，在各种科学领域中都体现着逻辑的科学分析工具的作用和科学方法论的价值。其次是论证的工具。当我们面临难作分析的复杂现实问题时，我们可利用形式逻辑把这些现实问题加以形式化，建立起这些复杂问题的简化模式，然后通过对这些模式的分析，考查推理和论证过程的正当性。这样，公理化形式逻辑学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就提供了解剖的工具。心理逻辑是用来描述心理事实的，仅仅适用于心理学。它的抽象程度跟公理化形式逻辑不能比拟，因此心理逻辑的作用就比形式逻辑广泛。逻辑代数能帮助我们描述心理的结构，把那些处于实际思维过程中的运算和结构列为可计算的形式；逻辑代数可以帮助心理学家，为他们提供一种描述思维的精确方法。皮亚杰的心理逻辑学是借用逻辑学来解释和描述思维的心理运算机制，它本质上仍属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所以，准确地说，心理逻辑学并不是一种新的逻辑学，因为它并不是提供什么新的有效推理或证明形式的演绎理论，心理逻辑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三、特点不同

（一）“逻辑的数学化”与“逻辑的心理学化”

亚里士多德借助当时欧氏几何学，创立了第一个并未主要与数学结合的逻辑系统。借用了数学演算的方法创立了与数学基础的研究紧密结合的数理逻辑，使逻辑沿着莱布尼茨“通用数学”的方向，走上了数学化的道路。皮亚杰指出运算是儿童思维发展的主要标志，虽然心理逻辑主要是用来解释和描述运算的，但这种运算并不是“数学的纯形式的运算”，也不是用来规范思维的形式的推理。这种运算是心理的运算，也就是内在的、可逆的和守恒的动作的协调系统。如果我们把逻辑与数学的结合而产生的数理逻辑称为“逻辑的数学化”，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逻辑与心理学的结合而产生的心理逻辑称为“逻辑的心理学化”，尽管这种类比并不恰当，因为数理逻辑借用了数学演算的方法，而心理逻辑中并没有利用心理学的方法，而是利用了心理学提供的事实。

（二）“元素的、线形的、静态的”和“整体的、非线形的、动态的”

公理系统的数理逻辑从公理出发，通过推理规则推导出一系列的定理。这一过程是线形的、静态的。“按照现时所确定的意义，逻辑本身却不总是作为整体的又作为一些转换规律的结构的‘种种结构’的：现实的逻辑学在许多方面仍然还是从属于相当顽强的原子论的，逻辑结构主义还只是刚刚有了个开端。”由于运算逻辑不是正确思维必须遵循的公理化形式逻辑，而是描述实际思维过程的逻辑；又由于根据皮亚杰的认知结构的发展理论，思维的心理运算总是构成一个整体性的结构，因此，虽然公理化形式逻辑与运算逻辑它们的基本元素都是运算（逻辑演算或心理运算），但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前者是关于元素的逻辑，后者则是关于整体的逻辑。

在公理化的形式逻辑中，逻辑演算按演绎的顺序而出现，它的特点是线形的，演绎当然也得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但这些规则并不把逻辑演算构成一个彼此沟通的整体。宁可说，它们被用来把逻辑演算串联起来，因而使逻辑演绎具有线形的特征。相反，运算逻辑中的元素――心理运算则派生于一种整体结构，并且正是这一整体结构赋予心理运算以意义。它的本质是非线形的，它以循环或往返的方式彼此联系与转换――可逆性在此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们无法把这种转换还原成形式逻辑中的线性推演，心理运算在由特殊思维课题所确定的范围内运转，运转的规则也就是对这一整体认知结构的逻辑性质加以描述的心理逻辑。

公理化的形式逻辑由于运用了逻辑演算的精细巧妙方法而变得十分灵活，但它的固有本质是静态的元素论的，而不是动态的整体性的，因而也不可能是发生性质的。它只顾及心智成熟的个体的思维阶段，并使之凝固化和规范化。心理运算逻辑是发生的。一方面它是从前运算逻辑，即动作逻辑演化而来，它与智慧的不同阶段相对应而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它是不断成熟的智慧的反映。另一方面，它与实际思维运算不能分离，是对进行中的推理过程的描述。皮亚杰主张“逻辑是思维的镜子”这一命题，逻辑随思维的发展而发展，从而突出了逻辑的发生性质，表明逻辑发展与思维发展的同步性。

（三）思辨产物和主体性

公理化形式逻辑体系是逻辑学家们的思辨产物，个体不可能一下子直接把握它，也不可能自然地在主体思维时潜意识地发挥作用；除训练有素的专业逻辑学家外，恐怕无人达到这一步。皮亚杰曾指出，现代符号逻辑是一种“没有主体的逻辑”，它是人类总体在某一历史所达到的理性思维高度的标志。 心理逻辑的主体性表现在它总是从属于某一主体。主体实际思维所遵循的逻辑就是心理运算逻辑。个体的一切智慧行为（包括思维运算）都表现出一种逻辑的结构，它标志着个体的智慧发展水平。在个体掌握作为正确思维一般规律的形式逻辑的过程中，他总要经历一个探索和学习的阶段，使自己的心理逻辑逐步向公理化的形式逻辑靠拢。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皮亚杰的心理逻辑为“公理化形式逻辑前的逻辑”。

逻辑结构分析论文例3

高中生在学习知识时，知识的组建离不开逻辑思维，而逻辑思维是构成生物知识的组元。在进行学习时，学生知识逻辑结构的构建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从一个初级的结构逐渐转变成一个复杂的结构，逐步提升。本文从细胞生物学基础、动植物、生物系统和功能、遗传变异和进化等方面论述高中生物理论知识逻辑。

1.高中生生物理论部分的知识逻辑介绍

简单来说，高中生物理论部分是一个引导学生认识世界、认识事物发展规律的一个过程，从抽象到具体、从微观到宏观，主要目的是未来让学生可以真正理解生物概念，了解自然界中的科学原理。从初期的学习理论知识，到最后对理论知识的灵活运用。本文以高中生物理论知识理论所占的课程比例按照从少到多的顺序分析其包含的逻辑性，并将这一逻辑思维在日常教学中体现出来。

1.1生物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功能知识逻辑

从宏观生态学的角度来看，高中课本中的提出的生物学逻辑方法和科学思维原则是贯彻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主要的理论内容包括群落的概念、种群的概念、类群生物之间的演化以及自然生态平衡之间的关系[1]。比如，在分析“生物个体发育的具体规律”时，重点分析高等植物受精卵细胞DNA总量的变化和营养物质之间的线性关系，并通过对学生进行种子生命周期干重逻辑变化训练，来增加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

1.2遗传的变异和进化知识逻辑

在高中生物课程中，遗传学是课程中的重点，孟德尔遗传定律也一直是高考中的难点。之所以是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主要是因为学生学习过程中逻辑思维出现了问题，在知识定向方面出现了错误，不能将学到的知识和之前的知识进行纵向联系。这时教学逻辑就显得非常重要。例如，教材首先解释了遗传学和进化学理论，通过讲解这一理论为后期的克隆技术、移植技术、干细胞生物技术、胚胎切割等埋下了伏笔。在讲解遗传学的三大基本规律、伴性遗传、连锁和交换等基础知识后，然后引申到生命的起源，最后提出具有历史意义的现代进化理论以及自然选择学说等内容，至此，学生在理解基因突变、生物变异、染色体变异等方面的内容时就变得更加容易。

1.3动植物篇的知识逻辑

动植物篇的植物逻辑内容是引导学生理解植物的基本结构以及植物的解剖，整个教学内容以植物和种子为重点。大约占到了整个考生题目的20%。课程的主要内容有：植物的功能光合作用、植物的器官结构、植物的蒸腾作用、其他矿物质和养料的运输、植物的生殖发育。动物的考点主要是动物的行为体系。综合分析历年来所占的分数值可以看出，动物篇的考试内容主要和其他章节一起进行考试。在这一方面也体现了逻辑性。比如，在“神经体液调节”的章节中，要结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以及课程的安排情况，提前做好“神经调节内容和激素”内容的铺垫工作，弥补学生在这一方面思维和信息的不足。在这一部分教学过程中，还可以增加解剖技术和显微镜试验技术来进行讲解，要求学生培养自己的科研能力，让学生具有一定的动手试验能力，掌握初步分析实验数据和结果的方法。

1.4细胞生物学基础的知识逻辑结构

高中生物课程内容中，细胞生物大约占到了整个课程内容的1/4，是高中生物课程中重要的知识点[2]。其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细胞器和细胞质、细胞的功能和结构、细胞的化学成分、细胞的减数分裂和有丝分裂、代谢蛋白质合成通过膜是运转过程。细胞知识让学生找到了一扇通向生物、植物和动物三界的大门，对人类曾经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进行了介绍，为高中生认识和了解生物领域打下了基础。

2.建立逻辑知识体系

对于高中生来说，其学习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为了保证学习质量，构建详细的知识框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是一味的追求知识量，很容易偏离本质，舍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采用题海战术的学习方法是不明智的。而认真研究教材目录以及课程标准，理清每一节课程内容之间的关系，让学习了解内容的主次性，并鼓励学生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分析问题、通过使用制作图表的方法来进行假设，并对结论进行推到分析，找出违背了那一些规律，然后通过类推和比较，了解事物的基本属性，进而达到培养学习逻辑能力的目的[3]。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建立完善的逻辑思维框架，构建灵活的逻辑知识系统，最终实现高中生物教学的教学目标。我国很多知名大学的教授都举办过训练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选修课，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和启发学生的逻辑能力。之所以在大学教学中引入逻辑思维能力，主要是因为现阶段高中教学还存在一些缺陷，课程内容比较多，并没有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而强调高中生的逻辑思维教学，可以使学生利用自身的辑能力对课本上的知识内容进行有序的排列，从不同事物关系的角度对生物学科进行解读，进而在大脑中形成抽象思维的立体形式结构，加深课堂学习的深度和广度，提升教学质量。同时，这也是高中生物教学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3.结论

综上所述，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可以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理解，让学生分清楚课程的重点，理清楚课程之间的关系，使学生可以多层次、多角度的的分析问题，提升教学质量。（作者单位：湖南益阳市一中）

参考文献：

逻辑结构分析论文例4

 

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康德主要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这一问题有多处的表述和分析。很多康德的研究者历来对这些表述和分析有着高度的关注。许多学者从康德的先验逻辑与认识论的关系的角度出发，强调先验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区别。温纯如先生认为，“先验逻辑并不是像传统逻辑那样要知道知性是怎样思维、活动的，而是要知道在思维中知性应该怎样思维、活动的。”齐良骥先生也说“先验逻辑就是关于认识对象的普遍的纯思想的逻辑。这种逻辑不以探讨思想的普遍推论方式，而以探讨所认识的对象的纯的普遍的规定性为目的。”一些学者同时还注意到了形式逻辑对康德创建先验逻辑的深刻影响。杨祖陶、邓晓芒两先生甚至因此认为，康德“还未完全冲破形式逻辑的束缚”。“基本上还是立于形式逻辑的‘知性’水平之上的”。而周礼全先生则认为，康德的先验逻辑“只是形式逻辑的一个补充或扩展”。这些学者的见解无疑是深刻的和富有启发意义的。一般来说，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在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关系的问题上，康德因为论述的角度的多样和上下文表达需要的不同。使得对这一问题的表述表面上来看不仅显得零散、分散，不易理解，甚至有时显得前后不统一。但纵观全书，我们认为康德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是深刻的，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有逻辑层次的整体把握。 

可以说，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关系问题对康德的批判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康德是在达到了对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关系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才开始创建他的批判理论的。所以，全面准确地把握康德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康德哲学，甚至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近代西方哲学的演进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具体地说，先验逻辑作为康德认识理论的核心内容，在整个康德批判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意义不仅超出了逻辑学，而且超越了认识论，成为康德清算旧形而上学，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关键环节。他说：“先验一哲学是一门科学的理念，对于这门科学。纯粹理性批判应当依据建筑术，即从原则出发，以构成这一建筑物的全部构件的完备性和可靠性的完全保证。来拟定出完整的计划”。慷德的建筑术就是他的先验逻辑。 

在康德开始创建先验逻辑时，形式逻辑作为公认的相当成熟和完善的工具已经存在二千多年了。因此对形式逻辑怎样理解?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的关系怎样?这是康德无法回避不得不回答的问题。纵观康德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概括地说康德认为先验逻辑与形式逻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不同。 

形式逻辑“只与思维的单纯形式打交道”。形成式逻辑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中是与认识论，与形而上学是分离的。其主要的原因是形式逻辑不考察知识的内容。“普遍逻辑(主要指形式逻辑——作者)抽掉一切知识内容。即抽掉了一切知识与客体的关系，只考察知识相互关系的逻辑形式，即一般思维形式”。而先验逻辑不是这样，康德认为，真正的知识是不能没有内容的，一切真实的思维都是关于对象的思维。也只有这样的思维才具有认识或知识的意义。所以先验逻辑尽管不和对象直接发生关系，但它不抽去知识的一切内容，而只抽去一切经验性的内容，但却留下了先天的内容，也就是说先验逻辑不抽去知识和对象的一切关系，而只抽去一切经验性的关系，留下了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必然的先天的关系，并由此出发去考察纯思维(纯知识)与对象先天一致是如何可能的。也就是说，先验逻辑和形式逻辑的作用范围是不同的。先验逻辑“只在和知性及理性的规律仅与对象先天地相关的范围内研究这些规律，而不是像普遍逻辑那样，与经验性的和纯粹的理性知识都毫无区别的发生关系”。 

这一点区别最为重要，因为这一点是先验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决定性的区别。康德把逻辑与认识活动结合起来了。或者说使逻辑由传统的形式主义的立场转移到认识论基础上来了。这在逻辑发展史上是一个决定性的飞跃，它也奠定了逻辑学与认识论、本体论三者同一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方向。 

下面的两项区别是从第一点区别引伸出来的结果，一个是由于形式逻辑抽掉了一切内容及与对象的一切关系，只研究思维的抽象形式，因而它建立的只是思维与分析活动的法规。这种分析活动只能说明知识而不能扩展知识。先验逻辑则要研究和说明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条件，并由此推演出一切综合判断所必然遵循的法规，因此它致力于不断扩展知识。另一个是由于形式逻辑只研究思维的形式，即表象、概念等等相互联结的方式，而不管这些表象、概念的来源，形式逻辑一视同仁的和先天知识以及经验性的知识打交道。反之，康德的逻辑学和认识论是同一的，所以先验逻辑必然要研讨认识的来源。也就是要研究我们关于对象的先天知识从何而来的问题，当然这样的先天知识当然不可能来源于经验、来源于对象。所以康德明确地说，先验逻辑“还将讨论我们有关对象、而又不能归之于对象的知识来源”。 

上面的区别，归根到底是由于先验逻辑本身的认识论性质带来的，而这种认识论性质意义上的直接性的比较，还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这毕竟只是表面的外在的对比，我们还不能从中看出二者的本质关系是怎样的。更不能由此得出像谁优谁劣，谁更本源这样的结论。 

事实上，康德十分清楚地知道传统逻辑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已经走上一条可靠的道路，并且臻于完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不时用赞叹的口吻描述形式逻辑。康德把形式逻辑视为一切正确思维方法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形式逻辑“包含思维的绝对必然的规则，舍此则根本没有知性的任何运用，”它“不但提供真理之普遍形式的标准，也建立了知性思维之分析使用的法则”。 

尤其是，康德把形式逻辑作为自己创建先验逻辑的出发点，在先验逻辑的体系的结构形式上康德处处以传统形式逻辑的结构为线索、为榜样，刻意摹仿。具体地说，像将形式逻辑划分为分析论和辩证论一样，将先验逻辑也划分为作为“真理的逻辑”的先验分析论和作为“幻相的逻辑”的先验辩证论；同时还像将形式逻辑划分为概念、判断和推理一样，将先验逻辑也划分为作为知性认识的概念(范畴)和判断，和作为(狭义的)理性认识的推理。因此，从整个两种逻辑的宏观比较上，我们认为，总体来说康德创建先验逻辑的本意不是想简单地否定和取代传统逻辑，但也不是想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简单地补充和扩展形式逻辑，而是在传统逻辑之外结合本体论，尤其是密切地结合认识论建立起来一个新的逻辑。也正因为如此先验逻辑比传统逻辑具有更大的普遍有效性，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也能走得更远。 

但是，这样并不能解释先验逻辑和形式逻辑的本质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事实上，在康德那里，随着分析探讨的深入，问题也正在逐步地得到深化。先验逻辑和形式逻辑深层的本质关系也逐步被完整地揭示出来。康德指出，先验逻辑和形式逻辑只不过是同一个人类知性的两种运用，“要么是作为普遍的知性运用的逻辑，要么是作为特殊的知性运用的逻辑”。康德在谈论他的“范畴表”时阐释了这两种逻辑的不同功能：“各种不同的表象是通过分析被带到一个概念之下的(这是普遍逻辑所处理的一件事物)。但先验逻辑教给我们的不是将表象、而是将表象的纯综合带到概念之上”。卧‘赋予一个判断中的各种不同表象以统一性的那同一个机能，也赋予一个直观中各种不同表象的单纯综合以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用普遍的方式来表达，就叫做纯粹知性概念。所以同一个知性。正是通过同一些行动，在概念中曾借助于分析的统一完成了一个判断的逻辑形式，它也就借助于一般直观中杂多的综合统一，而把一种先验的内容带进它的表象之中”。可以看出，人的知性的机能既能把感觉材料统一成为认识对象，又能审定、解释分析概念，就是说，同一个知性同时具有解析判断的机能，和构造对象的判断机能。 

形式逻辑处理先天分析判断，先验逻辑处理先天综合判断，这是一个统一的知性，以两种方式发挥作用，作为一个统一的因素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表现自己：分析的统一性和综合的统一性，前者是判断的形式功能的问题，即关于主词和谓词之间的形式必然联系的问题，或者是判断之间的关系问题；后者是有关人类知性作为“统一者”、“立法者”、“管理者”把感性材料统一起来并构成对象的问题。 

但问题到这里还是没有结束。因为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同一知性的两种功能的不同运用的真正内涵还没有得到透彻的说明。我们认为康德之所以能创建先验逻辑，建立自己的批判哲学，就在于康德在哲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解释了形式逻辑的本质，在更高层次上消解了形式逻辑，这样也就最后解决了同一知性的两种逻辑的本质关系，从而开创了近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新时期。 

在康德看来，一切知识都表现为判断。判断是知识的细胞，是知识的基本构件。单独一个感性表象或概念都不能构成知识，只有把两个表象或概念用一个“是”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判断才构成知识。例如：“树”和“绿”单独来看都不是知识，只有二者结合起来说“树是绿的”才是知识。所以康德把知性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判断，“以致于知性一般来说可以被表现为一种做判断的能力”。作为同一知性两种运用的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都是在做判断，但康德认为形式逻辑的判断和先验逻辑的判断从发生上说是两种不同层次的判断，尽管这两种逻辑的判断拥有着共同的根源。康德在关于范畴的“先验演绎”部分对这一问题作了比较透彻的说明。他说：“在一切表象之中，联结是唯一的一个不能通过客体给予、而只能由主体自己去完成的表象，因为它是主体的自动性的一个行动。在这里很容易看出，这种活动必定在本源上是唯一的。并且对一切联结都是同样有效的，而分解、也就是分析，看起来像是它的对立面，其实任何时候都是以它为前提的：因为凡是在知性还没有预先把什么东西联结起来的地方，它也不能够分解什么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只有通过知性才能作为联结起来的东西被给予表现力。”这段话清晰地表达出，形式逻辑的分析的联结是以先验逻辑的综合的联结为前提的，它们都出自于同一个“唯一的”、“本源的”综合式的联结。这里也清楚地表明，康德对联结词‘堤”的理解突破了传统的解释。按照传统的说法，“是”只不过是一个无意义的连接的工具。而康德则把它看作具有动词意义的“联结”活动，显示出“综合统一”的功能。

具体地说，康德认为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具有最后的统一性。“我们必须到更高的地方去寻求这种统一性。亦即在那本身就包含着判断中不同概念之统一性根据的东西中，因而在包含着知性的可能性根据、甚至知性在其逻辑运用中的可能性根据的东西里面，去寻找这种统一性”。这里的“知性在其逻辑运用中的”显然主要指形式逻辑说的。通过分析。康德认为“纯粹统觉”或者是“本源统觉”就是这个最后的统一性。“因为它就是那个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由于产生出‘我思’表象，而这表象必然能够伴随所有其他的表象、并且在一切意识中都是同一个表象，所以决不能被任何其他表象所伴随”。康德指出：“知性本身无非是先天地联结并把给予表象的杂多纳入统觉的统一性之下来的能力，这一原理乃是整个人类知识中的最高原理。”“统觉的综合统一性原理是知性的一切运用的最高原则”。“而这样一来，统觉的综合的统一性就是我们必须把一切知性运用、甚至全部逻辑以及按照逻辑把先验哲学都附着于其上的最高点，其实这种能力就是知性本身”。 

康德明确地指出“虽然统觉的必然统一这条原理是自同一的，因而是一个分析命题。但它却表明直观中给予的杂多的一个综合是必然的，没有这种综合，自我意识的那种无一例外的同一性是不可设想的”。“所以只有通过我能够把被给予表象的杂多联结在一个意识中，我才有可能设想在这些表象本身中的意识的同一性，就是说，统觉的分析的统一只有在统觉的某一种综合的统一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 

康德还从他的“纯粹概念”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关系。在这里康德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形式逻辑学家们，他说：“我从来都不能对逻辑学家们关于一般判断所给予的解释感到满意：他们说，判断是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的表象。……我只想指出，在这里并没有确定这种关系何在”。慷德认为：“一切判断的逻辑形式在于其中所含概念的统觉的客观统一”，“因为“我们的知性只有借助于范畴、并恰好只通过这个种类和这个数目的范畴才能达到先天统觉的统一性，”“知性把所予表象(不论是直观还是概念)的杂多纳入一般统觉之下的这种行动是判断的逻辑机能。所以一切杂多只要在‘一个’经验性直观中被给予出来，就在判断的诸逻辑机能之上被规定了，也就是由这一机能带到某个一般意识上来了。但现在，诸范畴不是别的，恰好就是当一个给予直观的杂多在这一机能上被规定时的这些判断机能。所以，在一个所予直观中的杂多必然从属于诸范畴”。慷德分析认为，纯粹概念产生知识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利用概念来作出判断。概念、判断都是对对象的间接知识，因而形式逻辑可以不管对象，只研究判断的形式方面，将它看作将各种不同表象分析地归于一个共同表象之下的机能，而忽视了这种机能正是以纯粹概念所体现的知性自发的、能动的综合统一为依据的，忽视了不同表象之所以能分析地包含于某个表象中，是因为它们本身先以作为一些综合的表象被给予了。就是说。形式逻辑表面上能只研究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质上它不过是附属于范畴之上的形式而已。形式逻辑表面上能抽掉了一切内容，实质上它惟有借助于范畴，即先验逻辑而运用于经验知识之上才能成为可能。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认为康德深刻地把握了形式逻辑的本质，因而也就彻底解决了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的关系，从而使人类的逻辑水平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但从康德的具体的分析表述上看是分层次的、有侧重点的，可是这也却恰恰地表现出了康德的逻辑知识是一个完整的全面的合逻辑的体系。 

 

参考文献： 

[1]温纯如，逻辑、真理和价值[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齐良骥，康德的知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逻辑结构分析论文例5

文章编号：1008-0546（2016）12-0060-05 中图分类号：G633.8 文献标识码：B

doi：10.3969/j.issn.1008-0546.2016.12.021

一、问题的提出

高三化学复习一般包括一轮、二轮两轮复习。针对学习基础薄弱的学生群体而言，传统的一轮复习主要以知识梳理和例题分析为主，注重单一知识的巩固和提高，学生成绩一般提升较快；二轮复习主要以知识应用、方法指导和习题训练为主，注重解题指导与训练，但复习效果常常不尽如人意，甚至原地踏步、成绩滑坡，师生都很苦恼，笔者戏称为“高原期反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问题的根源出在哪里？如何在教学中改进提高这是许多高三师生（特别是薄弱学生群体）面临的困惑和挑战。

笔者通过对学生的个别辅导和调查发现，一轮复习后，学生对单一知识点的应用基本没有困难，但对知识点间相互的联系、推演及相似、易混淆知识点的辨析、迁移、应用等方面存在较大困难。这里折射出学生的认知结构和问题解决所需的知识逻辑结构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从而导致对所学知识的不能有效提取、迁移和应用。因此，二轮复习应从学生自身认知结构出发，强化对学科知识结构的再认识、再理解和逻辑架构，从而促进学生认知结构与学科知识逻辑结构相统一，提升学生分析问题、提取所需知识点并加以应用的能力。

在高三二轮复习过程中，笔者采用“在教师指导下小组合作的方式，学生自我架构学科单元知识逻辑结构教学”，逐步厘清重点知识结构间的联系和区别，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教学生在二模统考中一直遥遥领先同类学校。

二、理论依据

1. 知识结构化有利于学习记忆

认知心理学认为[1]，记忆是对输入信息的编码、储存，并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检索和提取的过程。记忆的过程如图1所示[2]。

从图1可以看出，记忆包括“感觉登记系统、短时记忆系统和长时记忆系统”三个系统。其中，短时记忆的核心控制过程包括“复述、组块、编码和提取策略”等，最终形成反应输出，也是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相互转化的关键过程。

为了解决知识的存储与提取问题，认知心理学家一直将知识的结构化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之一，提出了很多观点[2]。研究证明，若把所学的知识要素按其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方式和秩序组合起来，使知识由繁杂变成简化概括，能使学生对知识的体系和结构产生形象化的感觉和认识，有利于学习记忆。相反，若知识孤立地存储，相互间不能建立有效的联系，就会大大增加工作记忆的负担，势必给提取造成很大的困难[3]。

2. 知识逻辑架构是SOLO分类评价的高级目标

SOLO是指可观察到的学习结果的结构。SOLO理论最先由澳大利亚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比格斯等提出。该理论将学生学习的结果根据回答问题的情况不同由低到高分为五个不同的层次，即：前结构、单点结构、多点结构、关联结构、拓展抽象结构等[4]，其基本内涵用图2表示[5]。其中，前结构是指逻辑混乱，没有形成对问题的理解；单点结构是指只能联系单一事件进行概括；多点结构是指能联系多个孤立事件，但未形成相关问题的知识网络；关联结构是指能够联想多个事件，并能将多个事件联系起来进行概括；拓展抽象结构是指能够进行抽象概括，结论具有开放性，使得问题本身的意义得到拓展。

对照图2可知，对多数薄弱学生而言，经过高三化学一轮复习后，绝大多数学生学习的结果层次超过了前结构和单点结构，少数学生可以达到多点结构，很少有学生会达到关联结构和拓展抽象结构。因此，二轮复习的重点目标就是让更多的学生达到多点结构、关联结构甚至抽象拓展结构的学习层次。

因此，从学生自身的认知结构出发，梳理单元核心知识，把所学的一个个孤立的知识点建立联系，从而架构具有知识逻辑结构顺序的知识网络，明确知识之间的发展与衍生关系是实现多点结构、关联结构和拓展抽象结构学习水平的重要途径。

3. 学生认知逻辑结构与学科知识逻辑结构相互促进

逻辑包括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形式逻辑包括归纳逻辑与演绎逻辑，辩证逻辑包括矛盾逻辑与对称逻辑。就学生而言，认知逻辑结构简言之就是学生头脑中对知识的直观反映，它是学生在某一学科的特殊知识领域内的观念的全部内容及其组织。学科知识逻辑结构泛指学科规律，包括学科思维规律和学科客观规律。两者在高三二轮复习中的关系及作用归纳如图3所示。

不难看出，高三化学复习的两大主要目标是知识巩固和能力提升，但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的。学生认知基础上的学科知识逻辑结构的架构是二轮复习中达成多点结构和关联结构目标的关键所在。

三、教学实施与案例

学科知识逻辑架构教学是基于学生认知基础之上的一种师生互动、小组合作，共同分析单元知识结构，逐步构建知识逻辑层级（核心主干知识、一级分支、二级分支、…），从而达到对知识内容的结构化存储、理解和应用的一种教学方法。知识逻辑架构的主体是学生，研究分析学科知识逻辑是基础，学生认知结构的提升是关键。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教学。

1. 实施原则――知识为基、认知为本

学科知识逻辑架构的基本原则是以学生认知逻辑为基础，遵从学科单元知识特点循序渐进进行。如对元素化合物知识而言，教学中一般遵守“结构、性质、制法和用途”的逻辑顺序，既符合元素化合物知识本身的逻辑结构，又符合学生的认知结构顺序，即“结构决定性质，性质、制法共同决定用途”。因此，在元素化合物知识的结构化过程中，时刻遵守“学生认知顺序为本”的原则进行，遵守“先结构后性质、先元素后单质、先单质后化合物”这样由简入繁、步步深入的认知顺序，架起认知逻辑基础上的知识逻辑结构体系。下面就以元素化合物“氯”为例。

就氯气的物理性质而言，颜色（黄绿色）是它的特征之一，易液化又是它的物理特性之一，液化得到的物质称为“液氯”，仍属单质氯，工业上一般把氯气液化后通过钢瓶进行储存、运输和使用，给人类带来很多的便利；同时，正因为氯气在水中的可溶性（约1∶2）造就了它可以用作自来水的杀菌消毒作用；而氯气溶于水得到的物质称为“氯水”，属混合物。学生在知识逻辑的架构过程中，不断地分析、思考并加以辨析该物质与“液氯”在成分、性质等的区别与联系。

氯水的组成和性质也是本单元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可以通过教师指导下的学生实验进行总结完成表1，学生在实验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对氯水成分和性质的认知结构，进而完善与“氯水”性质相关的知识逻辑结构，如氯水的酸性、漂白性、强氧化性、不稳定性等，最后学生完成氯单元知识结构（图4）。

2. 实施目标――分类合理、结构优化

学科知识逻辑结构架构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学生对知识的提取、迁移、推演等综合应用能力。为此，教学中要对单元知识内容进行合理分类，不断优化知识结构。如对化学实验单元而言，从化学实验的研究内容看，它主要研究物质组成、结构和性质及变化规律、制备等的方法和操作；从实验的目的来看，主要结合生活和生产需要分为分析实验、制备实验、性质实验及探究实验等。高中阶段主要学习物质的定性检验（离子检验、物质鉴别和物质的检出）、定量测定（气体法、重量法和滴定法）、典型物质的制备、物质性质探究等，这些内容相互间具有一定的联系。学生通过分析可知，实验从定性到定量，从性质探究到物质制备，对实验者操作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实验方法和条件的选择越来越深入。

从学生对实验仪器的认识、基本实验操作原理的理解、实验方法的优化等提升学生对化学实验内容的认知提升，不断构建属于化学研究需要的实验知识逻辑结构体系，突出实验重点，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具体如图5所示。

其中，物质的检验是高中化学实验的重要内容之一，学生再根据所学内容进行知识结构的细化（如图6），做到结构层层深入、内容不断具体，形成完整的知识逻辑结构体系。

3. 实施方法

（1）宏观视角、学科立意

学科知识逻辑结构是基于学生认知基础之上的宏观结构表现。教学中要从核心知识着眼，逐步深化拓展知识结构，把第一轮复习过程中的知识进行整合、内化、发展、表达，形成“主干清晰、枝干有序、结构丰满”的学科知识逻辑架构，构建具有清晰思维逻辑结构的学科逻辑“树”。其中，高中化学知识整体逻辑结构框架是最先需要架构的，这将对后续的架构教学起到总领和示范作用。首先从研究对象“物质”出发，揭示化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再从研究的内容出发得到化学这一学科的内涵，即研究物质组成、结构、性质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最后不断对知识进行分类延伸得到如图7所示的知识逻辑结构。

（2）突出主干、有序发展

学生的认知结构随着学习的深入将不断向前发展，在教师指导下不断地得到优化，在同伴的互助下不断完善，在自我否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教学中，教师可以先让学生在整体理解单元知识的前提下，独立分析单元知识之间的关系，寻找单元主干知识，建立单元知识的主干结构，再进一步拓展知识结构层级。如，在“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单元的二轮复习中，学生在构建图8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完善拓展，如图9所示。

（3）分析教材、问题引导

知识的架构离不开问题。在系列递进性问题的指引下，按步骤设计知识结构所必需的知识模块，一个问题的解决过程就是一个知识模块的习得过程。如，元素周期律是化学的基本原理之一，对元素化合物的学习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教学中首先要分析教材内容的编写顺序、知识逻辑结构以及概念的阐述方式等，厘清单元知识间的逻辑结构和概念间的上下位关系及其关联性。

通过分析教材的知识逻辑顺序后不难发现，教材在内容主题的编写上相互联系，层层深入，这也恰好与学生的认知结构顺序相一致。教学中以“问题”的形式点燃学生的思维火花，如，什么是元素周期律？元素哪些性质具有周期性？为什么会产生周期律？如何用科学方法体现周期律？周期表如何体现周期律？周期律学习的意义何在？在系列递进性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依次架构元素周期律的概念、内容、本质和规律及周期表，如图10所示。学生的认知逻辑与知识逻辑结构逐渐趋向统一。

（4）注重逻辑，厘清关系

学科知识逻辑结构的本质属性是“逻辑性”。在知识构建过程中，要指导学生先对单元知识进行整理归纳，按照自身认识顺序和知识逻辑发展顺序整理分类单元主干知识、知识的上下位关系、知识的包含关系、知识的衍生关系等，如在物质的量单元知识复习中，教学中可以围绕这样几个问题展开。①物质的量是什么？学生的回答往往是摩尔，再问摩尔是什么？学生往往会说摩尔就是阿伏伽德罗常数。由此可以看出，学生常常把“物质的量”这个物理量与物质的量的单位“摩尔”两者混为一谈，把物质的量的单位与具体微粒个数混为一谈。说到底，学生对物质的量的作用、为什么引入物质的量不清楚。因此，教学中对该内容的知识与概念的逻辑关系的构建和梳理相当重要。②为什么要引入物质的量？从生产实践来看，宏观物质的质量是可控的，但具体到微观的化学反应而言，微粒间的反应实质是微粒之间按一定个数比例进行的。如何把宏观质量和微粒个数联系起来？这里就需要一座桥梁――物质的量。因此，物质的量的引入起初就是要解决质量与微粒个数间的换算。这里自然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对相同的物质而言，质量与微粒个数成正比关系；二是对不同物质而言，微粒个数与质量有何关系？由此物质的量应运而生。③单位物质的量的微粒个数和物质质量分别是多少？科学进行测定不同物质发现，单位物质的量的物质所含的微粒个数均相同，即阿伏加德罗常数个（NA），而单位物质的量的质量却不一定相同，但数值上与该物质的式量相当，这就是摩尔质量。通过对这些概念的分析，学生不难得到几个概念的逻辑关系结构如下图11所示。

学生在上述概念逻辑架构完成后，进一步分析并建立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学生始终围绕“物质的量”这个核心“桥梁”，建立互为一体的网络关系图（图12），并用关系式和化学符号进行表征，即n====cV。网络图的构建也是知识逻辑结构教学的重要环节，主要解决同级或不同级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转换应用。

四、结论与建议

在学生生认知结构基础上的学科知识逻辑结构的构建对高中化学概念与理论、元素化合物及化学实验等内容的教学均具有很好的普适性。对学生有序构建学科知识体系、高效提取学科知识和应用的能力，促进学生钻研知识分类和概念的理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发挥师生的共同作用。教学中要克服两种倾向。一种是忽略教师的指导作用，导致课堂效率低下；另一种是不注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避免越俎代庖或一讲到底，教学流于形式。

教学中要时刻关注学生的认知反馈和综合表现，及时给予指导和必要的教学调整。学生的知识基础、认知水平、构建能力与方法、课堂的参与度等都是教学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课堂中需要做好异质分组（认知水平、性格特点、性别等）、任务引领和问题引导，千方百计调动学生做好课前准备、参与课堂讨论、坚持课后总结完善。同时适当精选一些应用性习题加以训练巩固，形成符合二轮复习阶段性特点和学生需求的架构教学课堂。

参考文献

[1] 张厚粲译.教育心理学[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243

[2] 王祖浩等.化学教育心理学[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7：86

逻辑结构分析论文例6

二、怎样理解逻辑的扩展？逻辑依然被定格为传统的推理理论吗？

许多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发现给出一个适合于当代逻辑现状的定义并不容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代逻辑具有很强的多元性和异质性。的确，在罗素谈及逻辑是哲学的本质时，他所指的“逻辑”还是一种单一的逻辑。而当代哲学家在谈论逻辑时一般指的是能够系统地表述语言的形式推理结构的特定方面的逻辑，特别指的是经典逻辑之后的各种替代逻辑系统，或者超经典逻辑（extraclassicallogic），如广义模态逻辑和各种反经典逻辑（anticlassicallog-ic），如自由逻辑、相干逻辑、多值逻辑、非单调性逻辑、概率逻辑、条件句逻辑、内涵逻辑、模糊逻辑、省缺信息逻辑、偏好逻辑、描述逻辑等。怎样理解逻辑的扩展和增生？其实这个问题除了有学科自身内部发展的原因之外，还可以从逻辑与科学关系的角度加以分析。从科学与逻辑的关系看，科学中的证据和假设之间的关系是科学进步的基础，这种关系涉及逻辑前提和结论之间联系，而这正是逻辑的核心概念。在这种核心意义上，逻辑是正确推理的研究。它是证据和假设、理由和信念或者前提和结论的形式结构和非形式关系的研究。是一种推定式（单调）和非推定式（非单调或扩展）的推理研究，或者人们通常也称之为蕴涵和归纳。特别是，逻辑涉及被详加设计，以展示这种蕴涵和归纳的形式系统。更一般地说，它是一种证据、证明、蕴涵、支持、证实、确证或者证伪一结论的条件的研究。有这样一个与科学相联系的背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20世纪的逻辑不仅包括形式蕴涵理论，而且包括非形式逻辑、概率理论，确证理论、决策论、博弈论、可计算性和认知模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逻辑的研究不仅从诸如哲学和数学这些传统学科，而且也从诸如计算机和经济学众多其他学科受益匪浅。反过来，逻辑开辟了关于数学推理研究的新的可能性，因而促进了诸如集合论和范畴理论等与数学基础研究相关的新的逻辑研究分支的发展。同样，20世纪许多哲学分支如形而上学、认识论、数学哲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和形式语义学的发展与逻辑学的发展相向而行，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这些进步已经导致逻辑范围进一步地拓宽，对逻辑的应用和范围的更深入的理解。与逻辑系统的扩张相适应，逻辑的论题也由传统的推理理论、悖论、谬误和定义的研究扩展到广义模态家族概念分析、概率、概率自然语言模型、精确概率推理、博弈分析、语义解释、意向性结构、动态性、不确定推理、因果性论证、信息更新、信念修正、逻辑编程、因特网智能体、学习推理、甚至交往互动、认知表征、语言翻译等方面的研究。可以说逻辑的触角已经渗透到人类理性过程的各个方面，逻辑也由哲学和数学扩展到诸如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甚至经济学等领域。新旧论题在这种新配置之下重新组合（如真性模态逻辑和时态逻辑、认知逻辑和道义逻辑的组合，相干逻辑和直觉主义逻辑的组合）产生出各种组合逻辑。在这种背景下逻辑事实上已经从关于正确推理这一单一主题的研究扩展到包括推理、（语言）分析和计算这三大主题。分析传统上就属于逻辑的范畴。逻辑必然要涉及语言分析，尤其是语言中的语义分析。语义分析既是逻辑应用的必要条件也是逻辑研究的内容之一。现代逻辑赋予分析以更为重要的地位，并且日渐成为逻辑学家实践活动的主要部分。例如，哲学逻辑中的各个分支的主要问题来源是语言的分析。特别是像蒙太格形式语义学或者内涵逻辑，以及各种基于语言的逻辑分析的广义语言逻辑的整个发展，只有在语言分析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清楚而准确的理解。在这些分支中语义分析往往处在问题的核心的位置。更进一步地说，逻辑与演绎、分析、演算和计算乃至自动化（automation）的概念有密切的联系。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将推理作为演算来处理的并取得成功的逻辑学家。在当代继演算的代数处理和符号算法的发展之后，演算已经变成了一种普遍的工具，以至于人们期待最终的自动逻辑推理将像演算一样被广泛的应用。这就把我们带入到逻辑、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相互交汇的广阔领域。当代逻辑的主要灵感也来自于这些领域。最后，这也是莱布尼茨普遍演算逻辑理想的一种现代扩展。

三、逻辑语言、心智和形而上学的在先性问题

逻辑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逻辑成分与世界成分的联系。逻辑作为一种形式符号的语言，通过一种语义解释可以表达思想，进而可以谈论这个世界，表达世界的结构。这样，逻辑语言、思想和世界构成了一个三角形，在逻辑哲学、心智哲学和形而上学中我们围绕着这个三角形运动。例如，现实世界的某些区别———如物体和性质或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区别在逻辑系统中根据谓词和个体词，以及高阶谓词和低阶谓词的差别，或语义解释（思想领域）的差别而有所区别。但这种差别之所以能够做出，需要某些关于我们对逻辑语言和思想方面的差别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假设。这就有一个逻辑（或逻辑哲学）和形而上学何者相对优先的问题。在逻辑哲学和心智哲学之间也存在何者优先的问题。例如，对逻辑语言的意义的解释的任何方法，总会涉及语言和思想的优先顺序的问题。首先，我们应搞清楚这里的优先是个什么概念。

逻辑结构分析论文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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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翻译能力体系构建研究回顾

对翻译能力界定的分歧和争议使得国内外研究者对翻译能力的构成研究也各执一词。纵观国内外学者对翻译能力构成的研究,可以发现人们对翻译能力的认识逐渐从模糊走向成熟,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其大致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单因素阶段。在该阶段中,学者们普遍认为语言能力是决定翻译能力的唯一因素,对翻译能力的认识仅停留在语言层面。例如:Harris(1977:96-144)认为,只要语言能力够强,任何一个双语者都可以成为“自然译者”。Toury(1995:241-258)也认为双语者具备“天生的翻译能力”(innate predisposition for translating),双语能力和天生的翻译能力是共同存在的。第二阶段为多因素阶段,该阶段打破了传统的思维,研究视角渐趋多元化。学者们也逐渐达成共识,认为翻译能力不仅局限于语言能力,而是由多项子能力共同决定的。例如:肖维青(2012:109-112)对多元素翻译能力模式与翻译测试的构念进行了阐述,认为指导翻译教学的理论应是多元素翻译能力模式,而单一元素的翻译能力则十分不利于翻译教学。

2.2 认知因素和百科知识对翻译能力影响的研究综述

在认知因素对翻译能力影响的理论研究中,探讨逻辑推理对翻译能力(多指笔译)影响的文章相对较多,其中大部分学者研究的是逻辑推理能力在翻译模式、翻译教学、科技翻译等领域的重要作用。在翻译模式领域研究中,胡玉辉(2008:118-122)综合代码模式和推理模式之长,在关联理论(把翻译看作一个语码—逆推模式的推理过程)的基础上,建立了涉及演绎、归纳等多种逻辑推理策略的“翻译语码—逆推”模式,并结合例子简要描述了翻译过程的内部推理机制。在翻译教学领域研究中,齐惠荣,赵月娥(2001:108)强调在英汉教学中,可通过典型例句的讲解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其翻译水平。在科技翻译领域研究中,逻辑推理成为很多学者研究的切入点。例如:王平(2010:1-4)强调指出人们常常忽略逻辑推理能力在科技翻译中的重要作用,并结合实例说明了科技翻译过程中常用的三种逻辑活动,即逻辑分析、逻辑判断及逻辑验证。杨洁(2012:16-17)通过分析实例指出科技文本中深层逻辑语义关系对等的重要性。

第 3 章 实验 ..................12

3.1 研究问题 .................................... 12

3.2 研究方法 ...................... 12

第 4 章 实验结果.....................15

4.1 描述性分析结果 ............................... 15

4.2 相关分析结果 ........................... 15

4.3 回归分析结果 ......................... 17

第 5 章 结果分析与讨论........................21

5.1 认知因素总体对笔译能力的影响 ..................................... 21

5.2 工作记忆/快速命名/逻辑推理对笔译能力的影响 ....................... 22

第 5 章 结果分析与讨论

5.1 认知因素总体对笔译能力的影响

逻辑结构分析论文例8

一、 语法分析

科技英语中存在大量由基本句型扩展而来的结构复杂的句子。扩展的方式包括:各种短语(包括介词短语、分词短语、不定式短语等)和词组充当句子的一定成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简单句合并成并列复合句或复合从句;修饰语和并列成分的扩大。

翻译科技英语中结构复杂的句子,首先应对句子结构进行语法分析,理清各结构层次的隶属关系。译者分析句子结构可采取以下步骤:

1.阅读整个句子,根据主语、谓语和连接词来判断句型。

2.找出每个句型中的主要成分,并理解主要成分和次要成分(例如定语,状语,补语等)之间的关系。

3.如果是复杂句的话,译者就需要判断每个从句中所有成分的相互关系。除此之外,还需要注意每个从句的时态、语气和语态。

通过以上句法分析的三个步骤,译者将能够准确地理解句子结构和各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

二、逻辑推理分析

科技英语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自身的问题,它同时还与其他的语言学因素相关。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逻辑推理。一位着名的苏联语言学家曾举例:John is in the pen. 毫无疑问,所有人的都会把pen翻译成“牲口圈”,而不是“笔”因为“人在钢笔里”的翻译明显不符合逻辑。翻译是一项逻辑活动,最终的译文是逻辑推理的产物。在进行逻辑推理的时

候,译者要首先找出句子成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按照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译文能够准确体现原文的精神实质。具体来说,逻辑推理包括以下四种方法:

1、按照原句的逻辑关系来组织译文,而不能局限于句子的自身结构和语法关系。

2、按照原句的逻辑关系来组织译文,而不能局限于句子的语序。

3、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把复杂的句子成分准确翻译出来,同时注意正面表达和反面表达的转化。

4、在翻译具有特殊结构和短语的句子时,应该从逻辑推理的角度去分析,并且确保把原句的意思准确清晰地表达出来。

三、运用专业知识进行分析

英语中的单词通常在不同的领域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为了保证句子翻译的准确性,译者就需要准确掌握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某些从语法角度看有歧义的句子,译者可利用某一学科的专业知识帮助判明句子的结构层次关系,以弥补单纯语法分析的不足。

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广泛,科技英语已经受到普遍的重视,掌握一些科技英语的翻译方法是非常必要的。本论文从语法分析、逻辑推理和专业知识的运用三个不同角度,介绍了科技英语中句子的翻译方法。掌握这些知识,对于提高译者的科技英语翻译水平将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 阎庆甲,阎文培.科技英语翻译方法.冶金工业出版社,1981.

[2] 范武邱.实用科技英语翻译讲评.外文出版社,2001

逻辑结构分析论文例9

我国的改革发展已进入关键时期，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都亟待解决。显然，我们已经到了急切呼唤重大理论创新的时候，而最根本性的理论创新需要从反思和改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入手。对此，学界已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诸如超越“姓资姓社”之争，由“革命党”思维转变为“执政党”思维，由“斗争哲学”转变为“和谐哲学”等。我们还需要再往深推进一步，从思维的最核心处，从思维的逻辑机制本身，来对我们的思维方式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改造。只有这样，我们的理论创新才找到了源泉和基础，我们的思想统一才有了前提和保证，我们的和谐文化传统才可望真正复兴并为人类文明指引新的方向。

我们熟知的思维方式，一是形式逻辑的“原子分析法”，二是辩证逻辑的“矛盾分析法”。前者只能处理简单性事物，无法胜任复杂性问题。后者虽以复杂性为立意，但也存在着操作性不足的缺陷。我们还往往不知不觉将二者混合纠缠在一起。因此，我们今天来谈思维改造问题，就表现为具体的两点：一要自觉区分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把我们的思维从形式逻辑的桎梏和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混淆中解放出来，坚定不移走辩证法道路；二要一心一意发展辩证法，确立起具有时代水平的辩证逻辑新思维。

一、坚持辩证法道路是当前理论创新的根本

大凡辩证矛盾出现的地方，就会纷争不已，失误频仍，诸如姓资与姓社、公平与效率、科学与人文等。这种理论思维相对滞后的局面，究其思维方式上的成因有二：一为这些问题原本就是复杂性问题，在没有自觉区分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情况下，我们往往在用原则上就不相称的原子分析法来处理；二为现有的矛盾分析法还远未成熟，在真正面对复杂性时，会严重偏离辩证法道路，陷入不可操作的泥潭。可以说，我们还一直未能真正获得胜任解答这些时代课题所应有的思维方式。

以西方科学为代表的原子分析法，潜在设定世界由单元粒子堆积而成，总是试图将事物抽象为某种结构模型，实质是假定了世界的简单性、孤立性和静止性，而不考虑整体性、意义性和演化性。逻辑学鼻祖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形式逻辑的适应范围有一个“三同一”的限定，即同一时间、同一事物的同一方面。熟悉当代逻辑哲学的人就更清楚，形式逻辑有一个著名的“看家法宝”，那就是当代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曾讨论过的“外延性论题”，大意是说一切命题都是初始命题的真值函项，并且内涵性语言可以完整地转换成外延性语言，而逻辑真理则是空洞的重言式。这实际上是说，辩证矛盾双方中作为内涵、内容、意义的一方，可以完整地归结到外延、形式、对象的一方。可见，形式逻辑在一开始就将辩证双方进行了武断的割裂和简单化的归结，使得世界最终只剩下抽象的空洞洞的形式结构。其思维实质是否认矛盾。这种做法在面对简单事物时，的确能得到某些操作性很强的结果，但由于任何一种模型都只是对真实世界的片面近似，和对复杂性事物的简单化处理，也就注定了各有各的问题。在面对真正的复杂性问题时，就会一方面陷入单一模型的片面的“绝对主义”；另方面则又导致众多模型的表面繁荣实则纷乱不堪的“相对主义”。最终陷入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分裂之中。也就不得不另加一个

逻辑之外的“实用主义”原则来作为行动的依据，而这必然带来执行中的“双重标准”和“文化对抗”，永远不会“和谐”。事实上，原子分析法是与复杂性事物逻辑不相称的，是与“和谐”的价值理念原则不相容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深受西方影响。不少西化倾向的学者在学习西方科学的同时，忘记了当年辩证法针对形式逻辑片面性缺陷所作的经典批判，模糊了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原则分野，动摇了对辩证法的坚定信心，更有甚者还提出要将辩证法列入所谓“伪科学”之列。在现实讨论中，或者否认矛盾，总想用建立单一模型的方法来处理复杂性事物；或者虽然承认矛盾，但仍不知不觉沿用形式逻辑的思维来处理。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来解决复杂性问题，必然带来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的纷争局面。如“公平与效率”问题，论者们就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与公平并重”，再到“更加注重公平”，甚至“放弃效率以换取公平”，等等，几乎所有可能的加权组合都有人主张，也都言之凿凿，自有一翻道理。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究竟应该相信谁呢？难道“实用主义”的权宜办法终归是我们沦落的理论思维的宿命吗？可见，原子分析法还缺失了一个至为根本的东西，那就是要对所建立的模型本身进行唯一且必然性论证。但这种论证在形式逻辑的框架内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辩证法的框架内才是可能的。

以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位置，决定了我们所面对的各类现象已是多个历史阶段形态的积累，因而都具有了整体性、意义性和演化性特征，都已是真正的复杂现象。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复杂性早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突出特点。对于复杂性问题，形式逻辑是无能为力的，只有辩证法才可望承担起解析复杂性事物“复杂的”逻辑结构的重任。

我们今天来谈理论创新问题，已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现有框架的修修补补上，而要以俯瞰苍生、统领时代的雄姿，来真正完成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建构。如果基于这样的立意高度，辩证法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这不仅仅是因为形式逻辑有着固有缺陷，还因辩证法一直就是我们深厚的传统。现代化只可能是传统本身的现代化，我们别无选择。在我国，从古老的“阴阳”学说和“中庸”思想，到今天的“矛盾论”和“和谐”，辩证法一直就是我们的文化根基，是我们的“官方思维”和“思想武器”。如果丢掉这个一脉相承的传统来奢谈现代化，那实际上就是从骨子里的“全盘西化”，这在我国是行不通的，那意味着更为惨烈的国内的“文化对抗”后果。可以断言，我们今天的文化复兴，必将首先是辩证法传统的复兴。

当然，我们今天强调走辩证法道路，不是不要形式逻辑，而是不要被西方表面的繁华所蒙蔽，不要以为形式逻辑就是全部。我们一定要懂得形式逻辑的极限，要知道什么性质的问题该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在面对真正的复杂性问题时，奉劝我们中间的那些西化倾向的论者们，要重新树立起对辩证法的信心，自觉回到辩证思维上来，不要盲目陷入无谓的纷争和无望的混乱之中。尽管辩证法本身依然存在着问题，但都是由于自身发展不够成熟的问题，是所谓发展中的问题，而不是原则上不可解决的问题。

二、发展辩证法是当前理论创新的关键

辩证法的逻辑正当性一直受到怀疑，甚至有人到了讥笑和不屑一顾的地步。这是因为辩证法的立意一开始就超出了形式逻辑的范围，其所坚持的“矛盾”在形式逻辑中找不到对应的位置；再加上现有的矛盾分析法还远未成熟，在现实运用中会不知不觉就严重偏离了真正的辩证法道路，也导致了实践中众多的曲曲折折。

辩证法的精髓是“矛盾”，也就是承认、揭露、展开和解决矛盾。辩证法大师黑格尔认为，形式逻辑所处理的是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的抽象概念（这从

形式逻辑的外延性论题就可以看出）；辩证法所处理的则是既有形式又有内容的具体概念（也就是不承认外延性论题）。具体概念具有形式上的对立性和内容上的统一性两方面，因而是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具体概念所包含的这种矛盾，使得具体概念的形式与内容两面随着矛盾的展开而成为一个相互适应的运动过程，由此展开一个辩证发展的范畴序列。按照黑格尔的本意，矛盾双方的既对立又统一是有确定的含义的，即对立是指形式方面的对立，统一则是指内容方面的统一。这意味着我们展开矛盾时，也许会要用到不同的逻辑法则去分别对待对立的一面与统一的另一面。质言之，形式与内容这两面也许会要分别服从不同的逻辑法则。那么，是不是真的存在分别针对形式与内容的两种逻辑法则呢？是不是真的应该用不同的逻辑法则去分别展开矛盾的对立面和统一面呢？这是一个异常关键的问题，将决定整个矛盾分析的成败。遗憾的是，我们现有的矛盾分析法从来不曾探讨过这个问题，而是完全在用相同的方式去展开对立与统一的两面，甚至完全都是在用形式逻辑的框架进行。

打个比喻，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就像人的身体与心灵的关系，是两面而不是两元。我们当然可以用形式逻辑去展开对身体的结构分析，但却不能把心灵也当作一个实体对象看待。心灵不是一个“东西”，不再服从形式逻辑的法则，而是会有着别样的逻辑机制。

现有的矛盾分析法在承认矛盾的基础上，大致还有三个主要的逻辑操作步骤：“一分为二”、“两点论”和“重点论”，分别针对矛盾的揭露、展开和解决。此三者又都有两个意思，分别针对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我们只来考察第二个意思，因为分析矛盾终归是要落实到某个具体矛盾上。一般认为，展开矛盾也就是既要看到矛盾中对立的一面，又要看到统一的另一面。我们用A与B分别表示矛盾双方来具体说明。按照“两点论”，我们应该先从“对立”的角度考察一下A与B，建立一个用于描述A与B是如何如何对立的模型，得出一翻结论C；然后再从“统一”的角度又考察一下A与B，又建立一个用于描述A与B是怎样怎样统一的模型，得出又一翻结论D。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一）是不是可以将矛盾的“对立”与“统一”两面当作两种关系来处理，并且用相同的方式来处理，这样做会带来怎样的逻辑后果；（二）即便这样展开了，C与D的关系又会成为新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留待后面再讨论，现在只来探讨第二个问题。如果C与D之间是矛盾关系，那么实际上只是转移和掩盖了原来的矛盾A与B，在没有继续展开新的矛盾C与D之前，我们依然无法获得可操作的结果，而这种新的继续展开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意味着无限倒退；如果C与D之间是形式逻辑的关系，按照C与D一个是对立面另一个是统一面的定义，意味着二者永远不可能进行综合，也就得不出任何具体的结论。可见，“两点论”必然带来异常严重的逻辑后果，导致致命的二元分裂而彻底丧失操作性。

为了应对“两点论”所带来的分裂局面，矛盾分析法就不得不另加一个“重点论”的后续手段，企图通过所谓“条件约束”而对C与D进行因时因地的综合抉择。这样虽然表面上把“两点”综合成了“一点”，但不要忘了这种综合原本是逻辑上就不可能的，一定是被认识者主观地随意地歪曲后的结果。针对这种强行的逻辑综合，有一条著名的“邓斯·司各特定律”，即是说由矛盾命题的合取可以推出任意命题，也就意味着逻辑推理能力的彻底崩溃。更为尴尬的是，即便真的可以进行这种综合，但这实际效果是等同于建立了一个关于A与B的单一模型，也就在绕了一大圈后不知不觉又落入形式逻辑的窠臼，从根本上否认了矛盾，背离了辩证法。所以，“重点论”是一个明显背离了辩证法的东西，并且也不是形式逻辑的东西，纯粹是一个主观的随意的东西。由此也就必然带

来辩证法在逻辑推理能力上的“随意性”后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矛盾分析法的现状和困境，一方面，“两点论”将矛盾双方当作两个二元对象，将矛盾中的对立与统一两面当作两种关系处理，试图通过建立两个正相反对的模型去克服原子论单一模型的片面性，但必然带来分裂和不可操作；另方面，“重点论”试图强行对“两点论”进行综合，但必然导致随意性。所以，矛盾分析法在现实运用中的生动表现就是：在“两点论”展开矛盾时，往往会头头是道，道理说尽；而在“重点论”解决矛盾时，却只能两面骑墙，模棱两可“和稀泥”，草草了事。无怪乎今天的辩证法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辩证法只是理论上的“万金油”和行动中的“事后诸葛”。

鉴于现有矛盾分析法在操作性上的这种先天不足，我们今天的理论创新在坚持辩证法道路的同时，当务之急就是首先要发展辩证法。尽管辩证法一直是我们的思想旗帜，但事实上，现有矛盾分析法中的“两点论”和“重点论”，都不是真正的辩证法的东西，都在一开始就受到了形式逻辑的束缚和扭曲，也就背离了真正的辩证法道路。因此，我们今天坚持辩证法，本质上是要坚持真正的辩证法；而发展辩证法，则是要回到并坚持真正的辩证法。

三、发展辩证法需要预备的三个思想基础

我们寻找发展辩证法的出路，需要重新回到矛盾分析的起点，回到对矛盾的最初理解上，从中找出全新的可以真正揭露、展开和解决矛盾的逻辑原则和理路。

1、深化并明确对矛盾的理解

矛盾是整个辩证法体系的核心范畴。矛盾分析之成败首先取决于我们对矛盾的具体理解，将关系到其后的如何具体揭露、展开和解决矛盾。然而在思想史上，“矛盾究竟为何物”的问题一直是一个悬案。

针对形式逻辑的片面性缺陷，辩证法提出要将事物看作是矛盾双方共同规定的结果，将事物“一分为二”，兼顾“正反”两面。这个出发点是对的，问题却出在对这个“二”的具体理解上。正是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答案不一，才造成了其他一系列的混淆和混乱，最终导致辩证法失去了应有的锋芒。可以毫不为过地说，现有辩证法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结到对这个“二”认识不到位的问题上，这个问题是所有问题最终的症结所在。

细加考察就能看出，对这个“二”可以有三种理解：一是“二元”；二是“二层”；三是更为根本性的“二重”，也就是“元”与“层”的“二重性”。只有第三种理解才符合辩证法的本意。

“矛盾”的本意是指“元与层”的“二重性”，也就是形式与内容的二面性，或说形式对立与内容统一的两面性。矛盾的双方，“对立”的一方是关于形式的，是“元”，也就是“实体”，是实体的总体形式结构；“统一”的另一方是关于内容的，是“层”，也就是“关系”，是关系的整体内容构造。对这两方的展开，分别要用不同的逻辑法则。正是在这里，现有的矛盾分析法发生了致命的偏差，将矛盾中的对立与统一“两重”完全当作了“两元”，然后再来讨论哪个是重点哪个是非重点。这种歪曲意味着，现有的矛盾分析法虽然承认了矛盾，但在后续的揭露、展开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将矛盾纳入到形式逻辑的框架中去处理，也就根本背离了辩证法道路，必然要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逻辑后果。

按照黑格尔的提示，矛盾即“对立面的统一”，是事物内在的正与反双方的相互规定性。他的这种定义依然是粗糙的，还可以潜藏三种意思，一种是事物自身“形式与内容”的“二重性”；二种是事物自身“部分与部分”的“二元性”；三种是事物自身“属性与属性”的“二层性”。我们知道，形式与内容都只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的二重性结合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事物，因而不能错误地将这两个方面看作是事物的两个“部分”或者两种“属性

”。这种区分从表面上看是细微的，似乎并不重要，但在逻辑上却是深刻的，正是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之最初的分野所在，也是真正的辩证法与歪曲的辩证法之本质的区别所在。黑格尔本人不曾意识到需要做出并强调这种区分，甚至可以说，在他的思想中尚未形成明确的“二重性”观念，而是将这三种意思混同在一起，并且几乎完全是在二元性的逻辑框架上来看待“矛盾”和“对立统一体”，也就为其后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留下了伏笔，为整个辩证法体系埋下了混乱和不可操作的祸根。

众所周知，辩证矛盾与形式逻辑矛盾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东西”。然而，由于辩证法一直未能明确指明辩证矛盾究竟是什么，也就使得人们不能准确揭露辩证矛盾，只知其与形式逻辑矛盾不同，却不能清晰地指明其究竟是怎样具体地不同。这就往往造成这样一种错觉，似乎辩证法所推崇的矛盾正是被形式逻辑所极力要清除掉的东西，似乎承认辩证法就意味着要放弃作为形式逻辑的核心规律的“不矛盾律”。其实，所谓矛盾，并不是“对同一主词给予相反的谓词”，而是就是主词（实体）与谓词（关系）的结合。辩证矛盾既不存在于事物与事物之间，因为这显然是二元性而不是二重性，也将与矛盾是事物自身运动之原因的原则相违背；也不存在于事物内部的“组分”之间，因为这实际上还是在二元性的模式下看待事物；亦不是事物的“属性”之间，因为属性只是事物的内容方面，即关系构造方面，而关系是不能被当作“元”一样看待的。辩证矛盾是“二重性”，是同一事物自身所固有的形式结构方面与内容构造方面的二面性，是事物自身形式上的对立性与内容上的统一性。

离开矛盾的这个“二重性”原则，我们对矛盾的理解就将变得混淆不清，难以捉摸。那些持形式逻辑观点的逻辑家们，就一直都是在二元性而不是二重性的意义上来看待矛盾，这实际上在一开始就丢掉了辩证矛盾。那些努力试图通过形式化手段来使辩证法获得操作性的人们之所以收获甚微，根源也在于总是将辩证矛盾的“二重性”歪曲成了“二元性”。辩证法所蒙受的这种误解，其实是因为辩证法自身未能充分阐明矛盾究竟为何物的必然后果，以致造成了辩证法一直不为逻辑学正统所接受的恶果。自黑格尔创立辩证法体系以来，思想家们就一直深陷在二难的困境中苦恼不已：如果我们不能在形式逻辑的框架中安置矛盾，那么我们又还能到哪里去为矛盾寻找到安身之所呢？如果我们将矛盾就安置在形式逻辑的框架中，那么我们又将置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原理于何地呢？以致曾有人断言，辩证法只是人类的一个古老梦幻。甚至有人认为，“不是恶劣的欺骗，而是似是而非的伪理论阻挠了真理的展示”。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人的看法，更多的人则是孜孜以求地仍在探索着辩证法这座智慧的宝藏。

世界是“二重性”的，是实体与关系的统一，是实体的总体结构与关系的整体构造的统一。我们知道，概念既有外延，又有内涵；语言既有语形，又有语义；认识既有形式，又有内容；现象既有对象，又有意义；事物既有结构，又有构造；人既有身体，又有心灵；世界既有空间性的“界”，又有时间性的“世”；宇宙既有“四方上下”的“宇”，又有“往古来今”的“宙”；等等。世界的方方面面无不表现为成对的“二重性”的辩证范畴组。矛盾的这个“二重性”原则，是我们理解矛盾的要点，是真正的辩证法中最至关重要的东西，是我们坚持和发展辩证法时最要大呼特呼地予以强调的地方。

2、突破单向度的思维框架

形式逻辑以设定世界在本质上的静止性为前提，只有“元”一个向度，只有衡量世界实体性结构的“真假对错”一个逻辑尺度。正是这种单向度的思维框架严重束缚并阻碍了辩证法的发展。因此，精确展开二重性本意的矛盾，我们必须首先突破这种单向度的思维

框架，确立能够同时容纳“元”与“层”两个向度的复合框架。

辩证法的宗旨除了要描画世界的存在性外，还要揭示世界的运动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过的那样，由于实体本身被看作永恒不变，因而在原则上就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演化发展，只可能是关系的构造。关系构造必然表现为关系的环节性，也就是整体的层次性。所以，本质运动只可能是关系构造过程中的层次性飞跃。可见，衡量本质运动的尺度只可能是关系的环节，也就是关系构造的复杂性等级，或说关系整体的层次境界高低。“高低”这个尺度，是一个不同于“对错”的新尺度，二者原则上不能归结为一个。遗憾的是，矛盾分析法未能首先在逻辑框架上进行这种突破，而是不自觉地直接沿用了形式逻辑的单向度框架，试图只用单一的“真假”尺度来衡量世界的实体性和关系性两方面，也就陷入混淆不清和循环定义的困境。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无法给出是否质变的逻辑标准，以致不能严格区分质变还是量变。例如，水被加热，到100℃时开始沸腾。要知道，随着温度的每一点升高，水的性质都多少会发生改变，那么我们凭什么来说哪个温度上的变化就是质变或者不是质变呢？

“对错”与“高低”相结合的思维框架，其实是我们原本就有、习以为常的，只是我们的逻辑学没有充分自觉而已。譬如我们看待身边的某个人，就不会简单地说他是好人或者坏人，而是还要说他水平怎么样，境界高不高。

3、补充对关系的逻辑的研究

对“层”的展开需要遵循关系构造的逻辑，与之相应的是世界的整体性、意义性和演化性，也即整体的层次性、意义的环节性和演化的阶段性。

关系不是实体，关系与关系之间已经再没有“之间”。纯粹的关系也就是不含任何实体差异的直接的原初的“一”。关系永远是统一的，或者同一，或者分居于不同的环节。对关系的认识，我们不能把关系当实体一样去进行形式逻辑的“类演算”，只能在与浑然一体的关系整体的“直接同一”中，去体验，去直观，去与之同步发生。可见，关系的逻辑也就是关于心灵直觉、意义直观和事物发生的逻辑。与关于实体的形式逻辑相对应，我们可称关于关系的逻辑为“内容逻辑”。

关于关系构造的发生学思路自古就有，从古代的神秘主义、怀疑主义，到近代的直觉主义，直到当代的整体论，尤其是今天的现象学，都体现了人类对于关系的逻辑的认识。我们熟知的最基本的两条思维规律“矛盾律”和“因果律”，其实只有前者才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后者则是内容逻辑的基本规律。

需要指出，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了改造我们的思维中的另一个重大的非逻辑的哲学话题，那就是如何对待“唯心主义”的问题。由于我国曾经一度盛行机械唯物论的观点，一直忽视对于心灵和意义世界的研究，也就偏离了辩证法所应坚守的二重性立场，造成了我们今天对世界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在人格修养、道德建设、素质教育以及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的严重失衡局面。

内容逻辑在今天并不是一个已经成熟的体系，只是零星地体现在那些带整体论色彩的思维传统和当代现象学中，也就成为我们今天发展辩证法的一个主要障碍。因此，我们发展辩证法的工作，很大一部分就是要补充对关系的逻辑的研究，要吸取并推进当代现象学的发生学逻辑成果。（具体怎样吸取和推进，笔者将另文阐述，或请参阅拙著《二重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对那些没有现象学素养的头脑而言，真正理解矛盾的二重性原则是很难的。

四、辩证逻辑新思维

发展辩证逻辑并不是简单化地将辩证逻辑像形式逻辑一样形式化，也不是像有的论者所宣扬的那样，认为辩证逻辑具有所谓辩证本性以致完全不可能将其精确化。辩证逻辑的发展问题，应首先是如何摆正辩证法的“二重性”立场

的问题，即将辩证矛盾彻底当“二重性”而非“二元性”或者“二层性”。一旦摆正了这个立场，就很容易显示出曾一度被我们所忽视的内容逻辑的存在及其重大意义。其实，我们一直所欠缺的，也是我们的众多困惑之根源的，正是对世界的整体性、意义性和演化性的了解，而这些恰好是以处理总体性、对象性和静止性为专职的形式逻辑所不能胜任的。内容逻辑的确立和深入研究，将使我们看到，与形式逻辑相对的不是辩证逻辑而是内容逻辑，逻辑学阵营不是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二分法，而是形式逻辑、内容逻辑及辩证逻辑的三分法。其中，形式逻辑与内容逻辑构成辩证关系，它们的二重性统一即为辩证逻辑。这也就表明，我们现有的辩证逻辑，实际上是极不成熟的辩证逻辑与内容逻辑的混合体，并且还往往被形式逻辑所扭曲。

一般认为，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类似于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的关系。这是一个容易误导我们的极不恰当的比喻。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分别是数学在形式逻辑模式下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态，是层次性关系；而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则分别是“二重性”与“二元性”，是不同的逻辑立场。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都会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而表现出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态，但它们在每一个相对应的阶段环节上，都会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立场。

矛盾的“二重性”原则是整个辩证法的关键。形象地讲，“二元性”中的双方都是“元”，都是实体，是“一根线栓着的两个球”；而“二重性”中的双方，只有一方是实体，另一方则是关系，是“线与球的连接点”。二元的双方都遵循同一套形式逻辑的法则；二重的双方只有作为实体的一方才遵循形式逻辑的法则，另一方即作为关系的一方则遵循内容逻辑的法则。认识到“二重性”与“二元性”的这种根本不同，是我们发展辩证法的关键。

我们之所以直到今天才找到“二重性”这个发展辩证法的道路，不是因为此前的思想家们努力或者智力不足，而是因为“辩证二重性”这个结合点，恰恰只能处在“元”和“层”之间，意味着我们需要首先拥有关于“元”和“层”两方面的认识，而“层”本身所涉及到的就是演化的阶段性和历史性，只有当我们处在已有多层历史积淀基础上的今天，我们对“层”的清晰认识才是可能的。

按照“矛盾”的“二重性”本意，我们对矛盾的展开就不能是“两点论”，而应该是“两重论”。一重是，我们要对矛盾中作为“元”的对立的一方按照形式逻辑的法则进行展开，以打开事物的对象性形式结构方面；另一重是，我们要对“层”的统一的另一方按照内容逻辑的法则进行展开，以打开事物的意义性内容构造方面。于是乎，世界就将在“元”和“层”两个向度上分别展开来，最终形成一种多层次并存的复合结构。

1、从构造到重构再到反身重构

现象学认为，对象是意义构造的产物。对象总是按照我们的意义方式而“如其所是”地开显，因而对象总依赖于一定的意义平台。在现象学“构造”观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引申出另一个新的观念，即“重构”的观念。对象将会被不同的意义所重构，并且可以不断地、一再地重构。众多“重构”中的那些实现了层次跨越的“重构”，可称为“反身重构”。可见，对象将在不断的构造、重构、再重构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一个“反身重构”的不同质的等级序列。我们首先会在某个意义平台上打开对象，以及相应的某个现象域，乃至世界；然后，我们又可能在一个更高层面的意义平台上重新打开对象，以及相应的现象域和世界。所以，严格意义上的对象、现象域、乃至世界，就不能只被看成是某个单一意义层面上所呈现的结构样式，而是一个由不同的构造环节所分别打开的多层面的形态序列。质言之，是一个反身重构的依次发生的逻辑序列。

辩证法欲对发展性问题做出可操作的逻辑解

析，就必须首先解决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本质运动的“源泉”和“尺度”。由于本质运动只可能是关系构造过程中的层次性飞跃，因此关系才是本质运动的“源泉”，关系的环节才是本质运动的“尺度”。这就告诉我们可以在逻辑上给出严格层次性的定义和判据，也就是所谓“质变”的定义和判据。有了这样的定义和判据，我们就能将质变与量变区分开来，就能精确把握演化发展。

严格层次性是指由关系构造的环节性所对应的关系整体的层次性，是发生学意义上的，是事物开显所在的不同等级的“视域”，而不是“类演算”中不同大小类之间的所谓层次。譬如说，物质结构中的银河系与太阳系之间，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层次性关系，而从经典力学的“质点”过渡到近代力学的“量子”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层次性跨越。

严格层次性必须满足“外延上的幂集”和“内涵上的反身”这两个等价的逻辑判据。所谓“外延上的幂集”，是指新旧事物之间，如果旧事物可以还原为某种结构单元的集合，那么新事物必然居于这个集合的幂集之中。所谓“内涵上的反身”，是指新事物的“属性”必然是旧事物的“属性的属性”。譬如，质量与能量这两种物质形态，质量是“质点”单元的集合，能量必然是质点“组合样式的组合样式”，即质点集合的幂集。各自对应的属性运动分别为速度和加速度，加速度则是“速度的速度”。又如，农业文明的“种植”与原始文明的“采集”之间，采集意味着对植物生长过程的个别取样，可以总体作成一个集合，种植则意味着对植物生长过程的全程掌握，意味着可以对该集合进行幂集意义上的任意操作，或者说，种植就是“采集的采集”。再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水被加热到100℃时开始沸腾的例子，就只有放到比牛顿力学更低的意义水平上看才是质变。

3、格局分析法

按照“两重论”的理路，“矛盾”必然被展开为一个依次反身重构的多层次并存的复合结构。可以称之为“格局”。

从逻辑上看，任何事物都可以展开成为一个格局，或者说，格局结构是任何事物都必然具有的逻辑结构，因为任何事物必然都具有形式与内容两方面，都具有形式结构上的多样式性和内容构造上的多环节性，并且特定的结构样式会与相应的构造环节对应结合在一起。相应地，我们认识事物，也就是要认识事物内在的逻辑格局，揭示事物所具备的各个意义层次，并对每个层次进行展开和定位。这种新的二重性的分析方法，可称为“格局分析法”。

“格局分析法”要求我们，在面对真正的复杂性事物时，首先要突破单向度的思维框架和研究范式，不能沿用线性的形式逻辑分析方法，而要采用新的能同时体现实体结构的“真假性”和关系构造的层次境界“高低性”两个尺度的分析方法。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形式与内容相结合，要求“真理”与“境界”相统一，将特定的真理定位在相应的境界层面。可见，格局分析法遵循的是“定位论”，而不是“重点论”。

格局、格局分析这样的观念，对我们来讲并不完全陌生。我们经常就讲经济格局、文化格局、心理格局等。大到政府的宏观决策乃至全球性问题，小到一个团体、一家企业、一个家庭、一个个体，凡当面对的事物带有复杂性，我们就总会用到格局概念，就总会用“格局”一词去指称复杂性事物的“复杂的”逻辑结构。这就已经向我们昭示着，要重视对复杂性事物的格局研究。在今天，既是为了充分认识复杂性事物的需要，也是为了完满解答众多时代课题的需要，更是为了实现辩证法现代化的需要，我们都要大声疾呼，都要明确地提出要发起一场专门针对格局的逻辑研究，要建立起完整的格局分析法。

对照一下，如果说原子分析法是试图建立关于对象的单一模型，而矛盾分析法是试图建立正相反对的两个模型，那么格局分析法则是试图建立包括全部的“共时性”

和“历时性”在内的正交模型，一个由所有可能的模型按照发生顺序依次排列的模型序列。可见，格局分析法既是对形式逻辑惯用的建立事物结构模型的原子分析法的继承，也是对辩证逻辑试图对这些模型的唯一且必然性进行论证的实现。无疑，只有这样的模型序列，才能既是对复杂性事物的完整表达，又能通过层次定位后获得充分的可操作性。只有这样展开来的矛盾，才能既不失多样性，又不脱离统一性，方能堪予承担对复杂性事物的逻辑解析。

4、现象的逻辑

现象是对象与意义的二重性统一。一方面，现象具有结构，可以还原成某种结构单元的组合样式；另方面，现象之结构究竟会围绕哪种结构单元延伸开来，取决于现象自身的构造环节，最终取决于人自身的意义构造和直观能力水平。譬如说“1”这个数，在加减法的构造环节上是整数，在乘除法的构造环节上就是有理数，而在乘开方运算的构造环节上则成了实数。对古人而言，无理数不是真实的存在，但在我们今天的中学生那里，无理数也会变得像我们身边的桌椅一样真实。一方面，不同的物种、不同历史阶段的人、不同生命史的个体，都会在各自不同的意义水平上拥有各自的世界；另方面，这所有可能的世界之间又依次具有反身重构的对应关系而排列成一个发生序列。古人会将“水”、“火”、“土”、“气”等看作是世界的结构单元，后来则将“原子粒子”看作是世界的结构单元，我们今天则在“质点”以至“量子”的意义上理解世界。事实上，人类就曾在重量-位移、质量-速度、能量-加速度这三个不同的意义平台上构筑出相应的三幅力学图景。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再一次打开一个“信息-跃迁”的力学世界。但这些力学图景之间又依次后者是前者反身重构的结果。西方哲学史上的自然哲学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现代阶段，也明显构成一个反身重构的序列，因为它们为世界所设定的结构单元可分别归结为“具体实物”（如水、火、气等）、“抽象实体”（典型见于亚里士多德的质型论和后来托马斯·阿奎那的“最低能指质料”）、“原子事实”（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有系统总结）和“原子世界”（如当代哲学前沿对可能世界的探讨），此四者就依次具有反身重构的关系。

现象不是既成的，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通过人的参与被构造的，还会随同生命进化不断反身重构下去，最终形成一个现象域的等级序列。历史的进程，不是现象域的同质扩张，而是异质的反身重构和层次升级。历史进程的主线，不是真理战胜谬误，不是永远光明在前黑暗在后，而是不断地获得真理，定位真理，并超越真理。具体地说，不是人比细菌更“正确”，而是人有着更高的构造等级和生命境界水平；所有物种虽然共处于同一个世界，但并不必然构成相互争夺生存资源的竞争关系，而是各自拥有自身意义水平的生存环境；从表面看，相对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似乎是牛顿力学现象域中某个曾被忽略的不起眼的角落，如光速不变问题，但实质是根本就处在更高的现象域层面。

五、怎样进行格局分析

所谓格局分析，本质上还是矛盾分析。要求严格按照矛盾的“二重性”原则进行，对事物所具有的形式结构与内容构造两面严格划分和辨认，并分别用形式逻辑与内容逻辑去展开和解决。所以，格局分析法也就是“矛盾的二重性分析法”，或可称为“矛盾二重论”。

对复杂性事物进行格局分析，可以概括为“一个前提，三个步骤”。所谓“一个前提”是指我们不仅要承认矛盾，还要将矛盾明确理解为“二重性”。所谓“三个步骤”则是指二重法、两重论和定位论，分别对应于矛盾的揭露、展开和解决。总的来讲，矛盾分析法可以概括为四句话：明确理解矛盾、准确揭露矛盾、精确展开矛盾、正确解决矛盾。

1、明确理解矛盾：二重性

矛盾分析的前提当然是首先要承认矛盾，但这是不够的，还必须奠定在对矛盾的深入认识和明确理解上。

承认矛盾就是承认事物本质上的复杂性，即承认事物在结构样式上的多样性（对立）和构造环节上的多环节性（统一），并承认解决问题的具体性。我们认识复杂性事物，最忌讳的就是教条化，或者否认矛盾，直接采用形式逻辑的原子分析法来建立某样简单化、绝对化的模型；或者虽然承认矛盾，但仍按形式逻辑来处理，甚至照搬别人的东西。毫无疑问，事物终归是要被设定的，要通过建立模型才能进入到可实际操作的层面，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先要将特定的现象进行定位，才能确定建立模型所应依据的意义环节。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形式逻辑的东西是不能被绝对化的，其永远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原子分析法所建立的任何一种模型，都意味着对复杂性事物进行了某种武断的设定，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缺陷，甚至会是“文不对题”、“避重就轻”、“刻舟求剑”的致命缺陷；别人的东西也是不能照搬的，明明在人家那里有效的东西，拿回家来往往就会不灵了。从思维方式上看，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很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承认矛盾，懂得普遍原理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而我国建设阶段之所以有那么多失误，则是因为除了现有辩证法本身的缺陷外也照搬了许多别人的东西。

真正的辩证矛盾只可能是“二重性”，而非“二元性”或者“二层性”。一旦偏离了“二重性”原则，真正的辩证矛盾也就已经被歪曲或者取消掉了，承认矛盾也就成为了一句空话。

现阶段的辩证法一直将矛盾表述为所谓“对立统一体”或“正反双方”，这种做法是很肤浅和粗糙的，其对矛盾的理解是不到位的，还可以混淆“二元”、“二层”和“二重”三种意思，并且很容易暗示给我们一种实体观的思维模式，而看不到内容逻辑的存在，误导我们用形式逻辑去处理对立与统一两面。这种混淆是导致辩证法出现各种问题的根源，而其中所包含的“二重性”部分则是其合理性所在。事实上，我们现有的辩证法就一直是这种混淆的结果：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现有辩证法中包含了很多合理的东西；另方面，其在实际操作中又存在很多问题。

2、准确揭露矛盾：二重法

揭露矛盾不是简单地随意地将事物分成两块，也不是随便把两个东西或者两种性质放到一起，而是必须严格按照“二重性”的要求去划分，去辨别真假矛盾，和辨认矛盾双方，并规范我们的用语。因此，格局分析法在揭露矛盾的过程中，所采用的并不是过于简单粗糙的“一分为二”，而是严格的“二重法”。

矛盾是普遍的，但不是随意的。矛盾的普遍性是因为任何事物都一定包含有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既有实体性结构的对立又有关系性构造的统一。矛盾不是随意的，是因为矛盾中的双方，其中必有一方是实体性的，另一方则是关系性的，双方共同组成一个“二重性”的统一体。这意味着：（一）矛盾只能存在事物自身，不能存在于事物之间，并且只能是事物自身形式与内容的两面，而不是事物内部的两个“部分”或者两种“属性”。否则就是“矛盾泛化”，使矛盾的存在性没有原则，也就不能严格界定矛盾分析的适应范围，将许多原本不属于矛盾框架的东西也混淆进来。（二）矛盾双方必然分别是事物自身的实体结构和关系构造两方面，需要准确辨认，不能简单化粗糙化地停留在“正与反”的说法上。否则就是“矛盾颠倒”，使矛盾双方的存在性没有原则，也就不能精确确定双方各自应该遵循的法则。（三）我们提炼、表述和讨论矛盾时，应该遵循一定的用语规则，主动选择那些带有实体色彩或关系色彩的词汇去分别指称矛盾双方，并自觉遵守。否则就是“用语混乱”，使矛盾的表述没有原则，讨论起来就模糊不清、捉

摸不定。这三点正是我们揭露矛盾时辨别真假矛盾、辨认矛盾双方和统一用语规范的逻辑标准。

根据矛盾的“二重性”原则，我们可以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都包含了矛盾，但却不能说事物之间存在着矛盾。当我们去谈论事物之间（或者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属性与属性之间）的矛盾时，实际上是已将这两个事物当作了一个整体的新事物在看待，此时所谈论的矛盾已是这个新事物的矛盾，而非原来诸事物之间的矛盾。原来的诸事物只是内含在该新事物之中，充当新事物的结构要素（或构造基础），但决非新事物之为新事物的本质所在。新事物自身的矛盾还需要按照“二重法”去重新划分和辨认。

譬如“质与量”就是典型的辩证矛盾，其中质是关系构造的一方，而量则是实体结构的另一方。诸如物质与意识、稳定与发展、科学与人文等，就都是矛盾，都分别前者是实体方面，后者则是关系方面。

又如“资本家与无产者”，在“两类社会群体”的意义上二者是不能构成矛盾的，二者只是二元关系，而非“二重性”。真正的矛盾是指“社会阶级”这个事物在形式结构上的对立和在内容构造上的统一，即社会阶级这个事物在形式上必然会分化为资本家与无产者，以及还有更多的所谓中产阶级，在内容上则又统一在同一个工业社会的生产关系整体上。此中，资本家与无产者只是社会阶级的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部分，而不是矛盾本身。将资本家与无产者误认作是辩证矛盾，实际上是“矛盾泛化”的结果。

再如“姓资与姓社”，也不是“两种社会性质”意义上的矛盾。真正的矛盾是指“生产关系”这个事物的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形式上必然表现为姓资与姓社以及“姓中”（即所谓混合经济）等的多样性，内容上则又统一在同一个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上。此中，姓资与姓社也只是生产关系这个事物所包含的矛盾的构造因素之一，而非矛盾本身。将姓资与姓社误认作是辩证矛盾，同样是“矛盾泛化”的结果。

3、精确展开矛盾：两重论

对矛盾的精确展开，不能采用“两点论”，而应该是“两重论”。“两点论”虽然不排除其中也包含了“二重性”的成分，但可以混淆“元”、“层”和“重”三种意思，更多地是将“二重性”的矛盾本意歪曲成了“二元性”的两个关系，而且偏偏这两个关系又是正相反对的“对立”与“统一”两个关系，必然带来二元分裂的不可操作的后果。

根据“二重性”原则，矛盾双方必有一方是实体性的“元”，另一方则是关系性的“层”，分别服从形式逻辑与内容逻辑两种不同的展开法则，并且不能颠倒错位。其展开结果必然是得到一个“元”的多样式，和一个“层”的多环节，二者结合成为一个演化着的多层次并存的格局结构。任何特定的现象都将被定位在这个逻辑格局的某个层面上。

譬如“姓资与姓社”，二者是工业社会生产关系在形式上的表现，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形式结构方面所展开的层次序列中的某个层面之一部分。与之二重相对的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容构造方面，也就是社会生产方式，需要按照内容逻辑来展开，必然表现为一个多环节的序列。于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将看到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演化序列：生产方式从原始文明的“采集、狩猎”，到农业文明的“种植、畜牧”，再到工业文明的“开采、制造”，以至今天正在形成中的信息文明的“研究、创新”；社会群体分化则从奴隶主与奴隶，到地主与雇农，再到资本家与无产者，以至未来的“知本家”与“无知者”。相伴随的是，人类自身的头脑构造、直观能力和行为模式的复杂性等级越来越高；社会财富的形态也从“衣食”，到“金银”，再到“货币”，以至“股票”。总之，历史的这个进程是复杂性等级的进程，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而不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在每一个演化的阶段环节上，我

们都会打开一个完整的世界，都会拥有相应的真理和社会制度。原来的层面也不会消失，而是作为基础被内化，被包涵，被定位，被超越，被依序定位而并行不悖。

4、正确解决矛盾：定位论

现阶段的矛盾分析法在解决矛盾时，采用的是“重点论”，依据所谓“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的观念，认为“两点论”中的两点，总可以区分出重点和非重点。这一由马克思提出并在那里得到尽情发挥的思想，是现有辩证法试图获得操作性的关键手段。我们前面已经表明，“重点论”是一个牵强附会的东西，必然带来解决矛盾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其实，所谓“主次”、“轻重”、“大小”、“利害”等，只能是相对于确定的衡量标准或者说意义环节而言的，要基于一种实体性设定，将事物摆在同一个实体层面进行对比，而忽略了关系构造的多环节性。其中所运用的思维方法也正是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本身作为形式逻辑的方法是有可取之处的，是具有可操作性的。但在辩证逻辑那里，这种方法就不再适应了，因为辩证逻辑所要处理的是矛盾，是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多样性，是要将形式对立与内容统一两面进行综合，显然已经超出了形式逻辑的适应范围。要知道，形式逻辑是只处理形式而不管内容的，并且是不允许将矛盾命题进行合取的。

可能会有人反驳说，矛盾中的对立与统一两点是各有条件的，因此可以通过阐明约束条件来区分重点与非重点。这种“条件决定论”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因为此中的所谓条件也会分裂，又将面临如何将条件的两点综合为一点的问题。

辩证矛盾是与形式逻辑矛盾根本不同的，辩证矛盾的解决不是要把矛盾剔除，也不是去将矛盾中对立与统一的两面区分出重点与非重点。事实上，辩证矛盾的两面都是同等重要的，都永远是“二重性”结合的。矛盾不可能单方面消失，任何一方的消失，都意味着另一方的同步消失，都将导致整个层面的瓦解而回到原来的低级层面。任何事物都是逐步建构起来的，只能一个环节一个环节、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层面一个层面地循序渐进。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将事物自身所包含的形式与内容的两面分别展开，让形式对立面所表现出的多样式与内容统一面所表现出的多环节一一对应起来，得到各自的定位，从而让矛盾有机地建构起来，内化成为事物发生序列中的一个必然应有的环节、阶段或者层面。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将任何特定的现象定位在事物演化序列中的相应层面，然后按照相应层面的法则去处理。这就是我们解决矛盾时的“定位论”。

马克思谈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时，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他说：“我们看到，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2页。）此中，他明确指出，“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的方法，“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其实，他这里所表达和依据的就正是定位的思想，因为他认为矛盾的解决不是取消，而是通过“创造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使矛盾内化为事物的一个发展环节，并且我们也只有通过定位才能确定怎样去创造矛盾能够借以在其中运行的形式。

一般认为，解决矛盾有三种方式：消解、转移和转化。这三种方式都是“定位论”所包含和允许的，但需要深入理解并区分对待。“定位论”具体到解决现实中的特定的矛盾中，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那就是解决矛盾是有条件的，特定的矛盾需要有与其定位环节相对等的条件才能通过转化来最

终解决，过于超前的矛盾或者暂时不具备定位条件的矛盾就只能暂时采取取消或者转移的方式解决。尤其是对于社会矛盾的解决，一定要在一定的国内外环境下进行，特别是要在国内民众行为能力水平和文化心理可接受的程度上进行。这意味着解决矛盾有正常和非正常两类手段：正常的手段就是通过定位来“创造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使之内化成为事物演化序列中的一环；非正常的手段就是通过定位发现暂时还不具备正常解决的条件，也就只好暂时消解或者转移。但这样做时，千万不要忘了，惟有正常的解决方式才是事物的“发展之道”，非正常的解决方式则只是权宜的“自保之道”，只是万不得已的非常手段。

消解矛盾，是指由一方消灭另一方，以致双方都被取消。根据“定位论”，消解矛盾意味着整个层面的瓦解，而使事物停步不前甚至倒退。因此，消解矛盾只是解决矛盾的非正常方式，只有当解决矛盾的条件完全不具备时才可临时采用。譬如“姓资与姓社”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一个不能正常解决的问题，因为那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自保的问题，人家虽然要在“占领地”搞工业化，但对我们而言那是“殖民主义”的工业化，是人家的，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民族自主演化发展出来的，我们并不能正常参与其生产、交易和分配的游戏规则，甚至面临着灭种之灾。当此之时，我们惟有消解这个矛盾，惟有暂时哪怕不要工业文明也要先求保住我们的民族血脉和文化根基。所以，我们就只能消灭资产阶级，同时也意味着消灭了无产阶级，也就取消了整个工业文明的现象域层面，而回到更低层面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后来，到了国家建设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的做法就是错误的了，因为此时已经具备以正常方式解决“姓资与姓社”问题的条件，也只有正常解决了这个生产关系在新层面的新矛盾才能真正实现工业文明。但我们囿于思维方式上的错误，将“二重性”的辩证矛盾歪曲成了“二元性”的形式逻辑关系，并主观地夸大了矛盾的对立面，仍以为矛盾的解决就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以致我们的社会停步不前，错失了一次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机遇。要知道，如果真的无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我们的社会不是发展到所谓共产主义，而是整个工业文明的层面被瓦解，也就回到更低级的农业文明的层面。事实上，作为“姓资与姓社”的两个极端，垄断资本主义与“大锅饭”社会主义之所以行不通，都是因为试图取消对方而导致工业文明的层面无法“如其所是”地正常开显，也就实质退回到原来的农业文明的低级层面，前者导致“经济危机”而成为“堕落的”帝国主义，后者导致“经济短缺”而成为“荒唐的”空想主义。

转移矛盾就是将矛盾的现象暂时掩盖起来，使之通过别的方式来表现，也只是解决矛盾的一种非正常手段。根据“定位论”，事物演化序列中的每个必然环节都是绕不过的，矛盾转移只是权宜的，表面的，一定还会再从别的地方又冒将出来，除非放弃事物的发展，而这是不可能的。譬如，我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遇到了“姓资与姓社”的问题，鉴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个问题不便马上以正常方式解决，而被搁置起来。但也因为一直得不到妥善解决，也就转移成为今天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甚至还会更进一步激化成为“稳定与发展”的问题。

转化矛盾其实包括了两种意思，一种是所谓“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另一种是通过“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而使矛盾整体由外在转变为内在，由不适应转变为适应。第一种意思是不成立的，也是将矛盾的“二重性”歪曲为“二元性”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无产阶级通过革命而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但这只是一种非常笼统的似是而非的说法，是经不住推敲的，是不符合深入解析后的逻辑机制的。真实的情况是，革命以后的统治

者与被统治者是在参与革命的过程中重新分化的结果，而不是直接换位的结果。新的统治者中一定既有原来的统治者，也有原来的被统治者；新的被统治者也同样包括了原来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类人。并且，革命以后如果真的还能保有革命前的生产水平，那么一定也伴随有新的社会阶层分化现象，新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事实就是资本家与无产者的关系的翻版。否则，社会一定是停滞甚至倒退的。可见，转化矛盾的第一种意思是不成立的，只有第二种意思才是成立的，才是真正正确解决矛盾的途径。譬如还是“姓资姓社”的问题，一旦定位看待以后，就实际上等同于要不要工业文明的问题，只要我们衷心希望工业文明层面能够“如其所是”地真正开显，就必须是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而是要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创造出矛盾能在其中借以运行的形式，使矛盾内化成为社会发展序列中的一环。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承认私有化，要制定“物权法”及其法系，而且还不能停留在笼统的保护“私有财产”和避免平均主义的概念上，而要认识到工业文明的“物权法”之本质层面是要允许“股票”、“知识产权”以及之类的财富形态层面存在，要认识到财富分配不仅有量的多少的不同，还有财富形态的层次的不同；另方面也要承认公有化，要制定“人权法”及其法系，并且也不能停留在保护“弱势群体”和避免两极分化的概念上，而是要认识到所谓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逻辑实质是要确保整个格局结构的稳定和依序并行，尤其是要认识到工业文明的“人权法”之本质环节是“机会平等”意义上的公平，关键体现在义务教育、反腐败和反垄断上面。

总之，解决矛盾的逻辑机制不是“相互转化”，也不是“此消彼长”，更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通过矛盾的展开和定位，来“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使矛盾双方永远“相辅相成”、“同消同长”、“和谐共存”。相应地，我们正确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首先定位，通过定位来判断究竟应该采取消解、转移还是转化的途径。最根本的途径，不是消解，也不是转移，而是转化，并且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意义上的转化。只有这样，矛盾才能得到有效的建构，内化成为事物自身演化序列中的必然的应有的有机的一环，也才最后得到了真正的解决。

六、格局分析示例

格局分析法是专为处理复杂性现象而铸造的逻辑分析工具，可以将表面上显得杂乱无章的所谓复杂现象，整理成一个井然有序的逻辑格局，并最终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下面我们就以几个实例来说明。

1、“矛盾”典故

关于“矛盾”这个典故，一般的做法是，认为矛与盾直接构成矛盾的正反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双方是对立的，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双方又是统一的，甚至是相互转化的，并且总有一方是重点。思维实质是将矛盾纳入到“二元性”的形式逻辑框架中处理，必然会带来颠来倒去、二元分裂和主观随意的不可操作的后果。正确的做法应该采用格局分析法，严格按照矛盾的“二重性”原则来揭露、展开和解决其中所包含的矛盾。

准确揭露矛盾。首先，现实中的一支矛和一面盾放到一起只是假矛盾，二者只是“二元”的两个实体，而不是“二重性”。其次，我们将矛与盾放到一起来谈论，实际上是在谈论“兵器”这个事物，真正的矛盾应该是兵器这个事物的矛盾。再次，由于兵器这个事物必然包含形式结构与内容构造两方面，矛与盾只是构成其实体结构的一面，我们还要找到关系构造的另一面，只有这两面才构成真正的辩证矛盾。接着，兵器这个事物之内容构造的一面，指的是制造兵器所用的材料和构造方式等，也就是兵器自身所遵循的力学原理。然后，兵器这个事物必然在形式上表现为对立性，也就是既有矛又有盾，一个要进攻另一个

要防守，是对立的；但在内容上又具有统一性，都遵循相同的力学原理。于是，兵器这个事物既在形式上对立又在内容上统一，构成矛盾。最后，我们可以选用“兵器种类”和“兵器原理”这样的词语，分别表述兵器这个事物的形式与内容两面。所以，矛与盾所包含的矛盾，是指兵器这个事物所包含的兵器种类的对立性与兵器原理的统一性。

精确展开矛盾。“矛盾”这个典故，真正的矛盾是指兵器种类的对立性与兵器原理的统一性。按照“两重论”，我们既要对兵器种类的对立的一面按照形式逻辑的法则展开，又要对兵器原理的统一的另一面按照内容逻辑的法则展开。从兵器种类方面看，是兵器的各种不同的结构样式，具有矛与盾的多样性和对立性。并且，不管是什么样的矛或者盾，都可以还原出它的结构单元，而确定它所处的层面，从石器，到铁器，再到火器，甚至核武器。从兵器原理方面看，指兵器的各个不同构造环节，不管是矛的“无坚不摧”，还是盾的“坚不可摧”，都具有统一性和多环节性，都一定是依据了兵器原理的某个具体环节，从重量-位移，到质量-速度，再到能量-加速度，甚至信息-跃迁。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表现为一个兵器种类与兵器原理的相互适应的过程。于是乎，我们就将看到一个兵器种类的层次序列，和一个兵器原理的环节序列，二者结合成一个多层次并存的格局。

正确解决矛盾。首先，对于不同层面的矛与盾而言，高下立判。譬如石器时代的矛，铁器时代的盾就是“坚不可摧”的；反之，石器时代的盾，铁器时代的矛就可以做到“无坚不摧”。其余均依次如此而已。其次，对于同一层面的两个具体的矛与盾而言，可以按照形式逻辑的法则建立一个统一的模型来决出高下。

2、公平与效率

我们今天面临的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显然是典型的复杂性问题，唯有运用格局分析的思维方式才能认识清楚。否则，我们就会在复杂性问题面前或者茫然无措，或者纷争不已，或者模棱两可和稀泥。具体到我们当前遇到的“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就应该坦然承认二者是矛盾，并按照矛盾的“二重性”原则来展开格局分析。不能像有的论者所做的那样，或者否认矛盾，或者虽然承认矛盾但仍按形式逻辑来处理，甚至直接照搬西方经济学家的所谓模型和结论。

“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二者的含义都具有多样性，二者的关系也错综复杂。但对这样一个典型的原本只能用矛盾分析才能解决的复杂性问题，论者们大多仍从形式逻辑出发，采用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往往只承认公平一方的复杂性，而否认效率一方的复杂性，并且还认为公平的复杂性也可以简单化地区分为所谓“经济”和“社会”两个层次，终不能摆脱片面性缺陷。也有个别论者看到了公平与效率两方面的复杂性，明确采用矛盾分析的思路，但仍停留在“两点论”加“重点论”的分析框架内，将二者看作是两个二元对象，其间存在对立与统一两种关系，在一定情况下二者是对立的，另一种条件下又是统一的，于是得出结论说二者是所谓“全方位的立体交错的交互关系”。道理虽然说尽，但到头来终究不知所以，连具体的某个现象到底是不是公平或者高效都说不清。

准确揭露矛盾。对公平与效率展开矛盾分析，首先要做的就是准确揭露矛盾，要弄清楚二者是不是真矛盾，是哪个事物包含的矛盾，矛盾双方分别是什么。

为了能够准确揭露矛盾，我们需要先来讨论一下平均、平等和公平这三个概念，因为这里也是论者们经常发生混淆的地方。就有人主张只有平均才是与效率相矛盾的，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伪命题”，是因为人们错误地把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平均翻译成了公平才导致的问题。显然，平均、平等和公平三者都有“平”的意思，所不同的是“平”所针对的标准不同，一个是“均”，一个

是“等”，还一个是“公”。平均实际上是基于一种绝对化的实体设定，将人看作是同一层面上的完全一样的东西，忽视了人类劳动在质与量两方面的多样性。人是各不相同的，人的行为模式复杂性等级和思维构造层次是参差不齐的，同一层次的人所实际付出的劳动量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用平均这样的过于机械简单的概念来描述人的社会现象就是不相称的，不足以承载内容无比丰富的辩证矛盾。平等这个概念实际上也潜藏着实体设定的意思，依然否认了人的质方面的多样性，只承认了量方面的多样性，也不能承载辩证矛盾。只有公平这个概念才同时承认了质与量两方面的多样性，也才成为真正的复杂性事物，才可以承载辩证矛盾。

同样地，对效率这个概念我们也要做广义的多样式的理解，而不能像论者们普遍认为的那样，认为效率的含义是固定的。即便单纯从经济学角度考察，将效率定义为投入产出之比，或者期望与效果之比，也不会只有单一结论，因为社会生产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联系在一起的，计算投入和产出时所圈定的范围也就可广可窄，很难人为地进行某种设定。

只有将公平与效率都广义理解后，二者才是适合于讨论社会现象的，因为社会原本就同时包含了这所有可能的理解方式，也才会成就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否则，我们的讨论在一开始就会因为简单化设定而偏离社会本身，就会带有片面性缺陷，就会实质否认矛盾而背离辩证法。

我们所谈论的公平与效率这个问题，其实是指“社会制度”这个事物，分别是指社会制度的内容与形式两方面。一方面，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以公平为内容的，否则就没有构造基础，就不为人们所认同，也就不能存在。另方面，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要以效率为形式，否则就没有结构表现，就不为人们所看到，也就没有存在。可见，正是社会制度这个事物的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构成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也就是内容上的统一性与形式上的对立性之间的矛盾。

精确展开矛盾。根据内容逻辑，公平作为社会制度这个事物的内容方面，必然具有多环节的统一性，即公平是多义的，但不管是哪个意义上的公平，都是统一的，都只是公平的不同意义环节，并且依次排列成一个环节的序列。相临环节之间具有确定的“反身”对应关系。按照形式逻辑，效率作为社会制度这个事物的形式方面，必然具有多样式的对立性，不同的效率形式之间可能是相互冲突的，但不管是何种效率形式，都可以还原为某种结构模型，并可找到相应的结构单元。通过对比这些结构单元，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是分布于不同的现象域层面。相临层面之间具有确定的“幂集”对应关系。

具体地，公平与效率都会随同人类社会的演化而有一个不断“反身重构”的过程。当人类社会还处在“采集、狩猎”的原始阶段时，从动物阶段获得的“蛮力”就会成为社会制度的依据，那时的公平与效率只能是“蛮力”水平上的，“家长制”则是对“蛮力”水平上的公平与效率矛盾的解决。即一方面，家庭成员内部是平等的，劳动果实人人有份，“蛮力面前人人平等”；另方面，家庭成员内部又是不平均的，年龄、性别等还是会反映到与“蛮力”大小相对应的食量和衣着等的差别，还是“按劳分配”的。后来，人类社会发展到了“种植、畜牧”的农业阶段，“蛮力”就不再是人类劳动最本质的环节了，而是上升到了“经验”知识的水平，不同的血缘部落会因积累了不同的经验知识而拥有不同的劳动技能，血缘尤其是由血缘而来的经验知识就成为社会制度的依据，“家族制”则是对“经验”水平上的公平与效率矛盾的解决。一方面，家族内部“经验面前人人平等”，劳动果实人人有份；另方面，又会因着血缘关系的远近而对应到各自会继承不同的经验知识，并体现出不同的分配结果。并且，原来的“家长制”环节也不是被取消，而是内化在社

会底层。再往后，人类社会发展到了“开采、制造”的工业阶段，由血缘关系继承来的经验知识也已不再是人类劳动的最本质的环节，而是有一个由“劳动力再生产”所造就的劳动力自身的素质问题，即高水平的知识技能，而这会集中地体现到劳动者对所谓“机会”的把握上。正是这种对机会的不同把握能力成为了工业社会制度的依据。今天西方的所谓“福利资本主义”正是对“机会”水平上的公平与效率矛盾的解决，一方面，“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另方面，又会表现出对机会的不同把握能力的分配差距。并且，原来的“家长制”和“家族制”都被保留在社会制度的底层结构上。

通过对公平与效率的这种“两重论”展开，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公平的意义环节的序列，和一个效率的对象层次的序列，并且公平的不同意义环节对应着效率的不同对象层面，也就成为了一个多层次并存的格局。

正确解决矛盾。公平与效率都不是抽象的，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都会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只能逐环逐层地实现。这意味着我们讨论特定现象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应该通过定位才能进行。要将特定的现象定位到公平与效率这对矛盾所展开的逻辑格局的某个环节或者层面，才能给出具体的答案。

譬如说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一般存在着三种观点：一种认为资本主义不公但高效；二种认为既不公也低效；三种则认为既公且高效。这些争来争去的说法，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一定在对公平与效率二者的理解上进行了各自的片面设定。如果基于这样的片面设定来展开讨论，就一定不会有一致的结果。例如，“大锅饭”究竟是公平还是不公平呢？垄断和腐败是不是高效呢？像这样的问题都不会有公认的答案。其实，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任何社会制度都一定是既公平又高效的，否则就不能存在。任何社会制度的架构都一定是建立在人们对某个公平的意义环节的认定上，也一定会表现出相应的效率形式。所不同的只是公平的意义环节不同，效率的对象层次不同，或者说，实现了哪个环节上的公平就对应打开了相应层面的效率。具体地说，资本主义的公平是“机会平等”意义上的公平，效率则是与之相应的可以把握“机会”的高级知识技能所打开的效率。但怎样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对这个矛盾的最后解决呢？或者说，创造怎样的社会制度才能让公平与效率这对矛盾能在“机会”这个层面运行呢？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福利资本主义。原始资本主义在当初一定是合理的，是既公平又高效的，代表了矛盾发展的方向，否则就搞不下去。即便所谓“圈地运动”的“羊吃人”导致了一大批无产者，但只要是在“机会平等”的意义上进行，就一定是建设性的，这些无产者们的整体实际生活水平就一定是得到了提高而不是下降，否则就是不合理的，就会被****，被消灭。工业文明是由农业文明“反身重构”而来的，资本家与无产者都不是地主与雇农的直接对应，而是在新的生产方式基础上重新分化的结果。工业文明最初的作坊式生产和商业活动，对正统的地主和雇农来说都是不屑参与的，会被认作是“投机倒把”的“另类异端”。正是那些最初的作坊主和商家看到并把握了工业生产方式中的“机会”，才成为了资本家。也正是那些没有能够把握“机会”的人，包括哪怕他曾是地主或者贵族，最终成为了无产者。是不是原始资本主义就完全实现了“机会”水平的公平呢？不是。因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在“投机倒把”的“另类异端”的背景下进行的，必然带有“蛮力”的色彩，或者说，此时的“机会”还是“蛮力”水平上的机会，只能属于那些胆大的投机者，而不是所有人。准确地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进化到了“机会”的水平。于是，随着更多的人参与到“机会”层面的活动中来，原始资本主义必

然过渡到新的阶段。在原始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哪些人更有条件进化到“机会”水平呢？显然是那些有条件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资本家和地主贵族的血缘家族，于是垄断资本主义就形成了。同样地，垄断资本主义也没有完全实现“机会平等”，因为此时的机会只对资本家族开放，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参与进来。只有建立在“教育公平”、反腐败和反垄断基础上的福利资本主义，才是对“机会”水平的公平的完全实现。而这意味着工业文明的完成和信息文明的开始。

又如如何看待“按劳分配”的问题，事实上，任何社会制度都永远是按劳分配的，只是要求我们要对人类劳动的质与量两方面做出多环节与多样式的理解，并且要正确看待所谓“腐败”问题。关于人类劳动具有质与量两方面，这是好理解的。相应地，真正的按劳分配就应该是：什么层面的劳动，得到相应层面的报酬；付出多少劳动，得到等量的报酬。人类劳动的行为模式与其所创造的劳动成果和应获得的劳动报酬，是相一致的。对于一个只能从事最低级劳动的人，只要给予他衣食就够了；对于一个从事高级劳动的人，获得股票层面的回报则是理所当然的。并且，人类劳动的成果和报酬的这种多层次，是并存着的，是并行不悖的。

关于腐败的问题，在格局分析的基础上，腐败是要一分为二地具体看待的，并且是可以从逻辑上给出严格定义的。所有那些被我们称作腐败、荒淫和奢侈的所谓“堕落”行为，在逻辑上看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在用低环节的手段对待原本属于高层次的对象，也就是名副其实的堕落行为。譬如说“裙带”关系，在农业文明阶段就不是腐败而是合理的，只有在工业文明阶段才是不允许的。这种不允许也不是在一切意义上都不允许，如果只是限定在工业社会的底层现象域中也是允许的，只是对于那些本质属于“机会”层面的现象域才是不允许的。可以说，所有关于财富分配和消费中的公与不公的问题，以及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问题，本质上都是属于定位当与不当的问题。只要是定位准确的，就都是既公且高效的；反之，如果试图用低层面的手法对待原本属于高层面的对象，就都是不公也低效的。

“大锅饭”年代就公平吗？就没有腐败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且不说干与不干、干多干少一个样谈不上公平，即便当年表面上看似平均，但再大的国营企业也只能事实掌控在少数人的手里，粮票、布票、油票等的发放也是被少数人支配着，城乡差别和行业差距更是有目共睹。当年在我们身边不乏其例的是，有的人饿死了，而有的人照样肥头大耳。“大锅饭”年代并不是真正消灭了贫富悬殊，消灭了腐败，而是取消了工业文明所应有的诸如“股票”之类的财富形态，最终退回到原来的更低级的分配形态上，实质是回到公平与效率的低层次统一上。以低层次的有饭吃与没饭吃取代了高层次的有钱花与没钱花，以阶级、阶层和行业的不平等取代了家族的不平等，以集团腐败取代了个体腐败。反过来，比尔·盖茨的财富也许还会增加，但只要他不搞垄断，合法经营，“取之有道”，“用之有度”，就都是允许的，世人们也不会觉得不公平。即便他拥有如此之高的身价，他的财富实际上是“股票”层面上的，只有在“股票”层面上运作才有意义，并不是他真的身缠万贯，更不是他家里粮食布匹堆积如山。他的财富的本质完全是社会关系整体规定的结果，是特定层面财富形态的一种表现。可以允许他一掷千金地享受所谓“高消费”，但不能允许他把等量的粮食布匹买来囤积或者人为销毁。

再如我们今天在进一步推进改革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制度创新的问题，就一定要将公平与效率分别看作是社会制度的内容与形式，要通过一个过程去谋求内容与形式的相互适应，和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我们要懂得工业文明建立在“机会平等”的公平基础上，只有“教育公

平”以及反腐败、反垄断共同造就的“起点、过程和结果都公平”的实现才是工业文明的最终实现；另方面，我们也要懂得“机会平等”的实现有一个过程，尤其要正确区分对待所谓“腐败”问题，才能建设性地实现平稳过渡，否则不仅腐败问题解决不了，我们的社会也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譬如说具体到当前陷入相持僵局的“物权法”立法问题，反对的理由无非是两个：一个是“违宪”，另一个是“包庇腐败”，造成社会不公。第一个理由显然不是逻辑上的，应该另外讨论；第二个理由虽然是逻辑上的，但不是一个可以支持定性的理由，而只是一个操作细节上的理由，由于“物权”的本质还是“人权”，可以通过对“人权”展开格局分析来给出关于腐败的严格定义来解决。

3、物质与运动，以及稳定与发展

物质与运动构成辩证矛盾，分别是指物理现象的形式与内容。物质结构是多层次的，运动构造也是多环节的。从亚里士多德力学，到牛顿力学，再到近代力学，直到我们今天正在形成中的现代力学，物质结构表现出一个重量、质量、能量和信息的物质形态序列，运动构造则为位移、速度、加速度和跃迁的运动形式序列，并且依次具有严格的“反身重构”的对应关系。其中，每个运动环节都会成为相应物质层次的所谓“属性运动”。

稳定与发展也构成辩证矛盾，一般是指社会的存在与演化两方面。绝对不是先有稳定后有发展，或者只要发展不管稳定。一方面，稳定不是僵死的，总有某个运动环节会寓居其中，永远只可能是包含某个运动环节的所谓“动态平衡”；另方面，发展也不是笼统的，而是特定环节的，总会要通过归结为相应稳定结构的“属性运动”来表现。因此，我们进行社会制度创新时，一定要辩证地看待稳定与发展这对矛盾，要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设计我们的社会制度，那就是要让我们所期望的社会生产活动成为我们的社会的“属性运动”。

七、用格局分析法全面深化对辩证法的理解

现有的矛盾辩证法一般被概括为“三大规律”和一个“活的灵魂”，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思想的“精髓”，指任何事物都包含矛盾，都是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结果，矛盾既是事物存在的原则，又是事物自身运动的原则。对矛盾的这种表述是不够的，不够精细，不够到位，因为还可以存在并混淆多种理解。格局分析法要求严格区分对矛盾的三种理解：二元、二层和二重，并坚守二重性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不能笼统地说矛盾既是存在的原则又是运动的原则了，而应该进一步去说矛盾中的实体性方面是事物存在的原则，关系性方面则是事物运动的原则。如果说矛盾是事物存在和运动的原则，那是因为作为二重性的矛盾原本就包含了实体结构和关系构造这两方面。所以，事物存在的真正源泉是实体，而不是矛盾；事物运动的真正源泉是关系，也不是矛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中找到具体可操作的依据，才能找到真正可以展开矛盾的逻辑理路。

“质量互变规律”是对事物运动机制的阐述。问题同样出在对矛盾的理解不到位上，以致不能严格区分“质”与“量”而陷入不可操作。格局分析法告诉我们，关系是运动的源泉，关系的环节是质变的尺度，反身重构是事物运动的机制。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对事物演化趋势的阐述。新旧事物之间真正要揭示的，是“新”，是“上升”和“进步”，而不只是“变”。这只能是在平面结构的基础上重新引入层次性观念，即境界高低尺度。当撇开层级含义时，矛盾就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循环定义，此中的“正-反-合”只不过是这种封闭定义的同义反复。因此，矛盾辩证法其实是不自觉地赋予了层级含义，并且在悄悄地推演这种层级结构。然而，由于矛盾辩证法是在单一的“

真假”主题下进行思维的，未能自觉突破形式逻辑的单向度框架，必然要陷入逻辑上的循环定义，也就不可能真正揭示出世界的多层次结构，使得矛盾辩证法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把握这种上升运动的可操作的依据。黑格尔向我们展示的世界不是一个多层级并存的世界，而永远或是单一层级的内部变化，或是由一个单一层级过渡到另一个单一层级。对照地说，是“转化观”，而不是格局分析法的“重构观”；是递进，而不是累进；是“否定之否定”，而不是反身重构；是螺旋式上升，而不是多层次并存。引申地说，在矛盾辩证法看来，当矛盾促使细菌进化为人之后，细菌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为原来的层面将随着矛盾的扬弃而消失。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细菌与人以及由细菌到人的多层级并存。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然是对的，但也操作性不够。格局分析法不是要否定和****辩证法，而是修正、补充和发展。其所谋求的真理与境界的统一，正是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逻辑解析和发展，从而使得辩证法可以精确操作。格局分析法告诉我们的只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不管多复杂的事物，都是长期演化的结果，因而只有顺着它的来龙去脉才能精确地对它进行解析，并准确定位我们当下所处的位置，“对症下药”，找到与之对等的操作办法。譬如，科学社会主义当初是针对垄断资本主义提出来的，在当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有其合理性。但在今天，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是要实现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本质上是一个反身重构的层次性跨越问题，也就不能继续纠缠在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上了。在人类智慧的历程中，由追求永恒真理，进展到在什么场合谋求什么真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在今天，我们站在历史文化的多层积淀上，拥有着如此众多的五花八门的知识体系，这就更加需要对它们进行格局分析和境界定位，否则我们将反而变得无所适从。

八、格局分析法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意义

格局分析法通过深化并明确对矛盾的理解，使我们回到并坚持真正的辩证法道路，并通过贯彻矛盾的“二重性”原则，使我们得以准确揭露、精确展开和正确解决矛盾。

从思维方式上看，格局分析法修正了将矛盾的“二重性”歪曲为“二元性”的逻辑错误，避免了“元”、“层”和“重”的混淆，建构了全新的认识复杂性事物的矛盾分析理论和操作工具。从文化的角度看，格局分析法所坚持的矛盾“二重性”原则，既是我们贯通古今，深切领会我国文化精髓“阴阳”、“中庸”“矛盾”、“和谐”等的原则；也是我们沟通中西，吸取并推进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的原则；更是我们坚持和发展辩证法，走自己的路去展开理论创新的原则。从政治、经济等的执行层面看，格局分析法为我们认识社会矛盾消除了人为夸大的“斗争”色彩，指出了正确的解决方式。可以说，格局分析法是与我们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要求相一致的，正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有力保障。

逻辑结构分析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1-017-02

我国法律逻辑的研究领域，从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推理，逐步扩展，目前已进入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并重的阶段。

一、法律推理的涵义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我国司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界把亚里士多德的经典逻辑三段论作为司法审判中的重要推导工具。即大前提——案件事实；小前提——法律规定；结论——法律适用。这样的一种推导模式，既符合“逻辑是必然得出”的基本属性，又符合“法律适用的一致性和普遍性”的司法原则，鉴于这样的优点，我国逻辑学界和法学界开始把形式逻辑应用于法律领域中，特别是司法裁判实践中应用更为广泛，长此以往便产生了“法律逻辑”这一交叉学科。法律逻辑的内容，亦被局限于法律推理的范畴。

对于“法律推理”一词定义，由于国内外专家学者视角不同，见解不同，故而呈现多种观点，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第一，逻辑推理模式：即认为法律推理是形式逻辑推理在法律上的适用，是抛开思维的内容而只关注思维的形式的推理模式。此种模式被雍绮等我国早期法律逻辑学者认可。

第二，规范推理模式：即认为法律推理就是法律规范推理，此种模式被欧洲大多数学者支持和认可。

第三，法律适用模式：即认为法律推理是法律适用的技巧，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将一般法律规定适用于具体案件，论证判决是否正当的一种工具，是人们做出合理选择的一种理。此种模式不仅被英美等国的学者广泛采用，而且也被我国大多数法学和逻辑学者所接受。我国法学家沈宗灵教授在其主编的《法理学》一书中就写到：法律推理是法律适用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没有法律推理，就没有法律适用。

对于以上三种模式，笔者认为，前两种模式涵盖面较窄，不够全面，没有将法律推理的特点反映出来，而且也没有反映英美法学家的原意。相比而言，第三种模式更为适当。体现了法律推理就是法律适用者在法律适用过程中，运用证据确认案件事实，并在案件事实基础上寻找可资适用的法律规范，进而得出判决结论的思维活动。从这一意义上说，法律推理首先是一种法律适用的活动，另外，它也是从案件事实出发，寻找可利用的法律规范的活动，它是应用法律和创制法律的统一体。

无论哪一种模式，都是以经典亚里士多德逻辑及现代数理等形式逻辑为基础，以“必然得出”为要件。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国内不论是逻辑学者还是法学学者，都把法律推理等同于法律逻辑。然而，法律逻辑在推理之外，还应当包括更加丰富的涵义。

二、法律推理的局限性

自中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仅仅把法律推理当作一个经典形式逻辑，特别是经费三段论的推理过程。直到近代，当一些社会问题不能简单地运用逻辑的思维方式去解决时，人们开始对形式主义的推理观表示怀疑，学者们开始积极研究形式逻辑推理方式的不足。“逻辑推理模式”中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推理的局限性亦日趋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形式逻辑的人工语言与法律文本的自然语言之间无法准确对接

形式逻辑中，“思维的形式结构，是由逻辑常项和逻辑变项结合而成的符号系统。”其所使用的人工语言准确、简练、语义单一，而法律语言作为一种自然语言，由于其模糊、抽象、多义，使得法律条文本身很难直接转化成为符号语言并运用于形式逻辑。在丰富的自然语言中，推理和论证会涉及到诸多的语境因素，不易被简单宣示为逻辑上有效或者无效，也不易用单一的标准去应对复杂的法律推理，因此二者之间很难准确对接。

（二）形式逻辑无法识别和反驳“非形式谬误”

所谓非形式谬误，也称“实质谬误”或“歧义谬误”，是指结论不是依据某种推理，而是依据语言、心理等综合因素从前提论证出来的，这种论证形式在逻辑上不成立。比如一民间借贷合同内容为：还欠款1000元。是还（huan）欠款？还是还（hai）欠款？这种情形就会产生歧义，这一歧义谬误就属于非形式谬误，这一谬误涉及到案件事实推理，却无法用形式逻辑进行解决。司法实践中，由于语词、语意、语境的差别以及诉讼当事人情感、思想、陈述事实不同等，导致非形式谬误层出不穷。这些非形式谬误的识别需要运用法律思维解决，这种法律思维既包含对法律的深刻理解，也包含对司法经验和日常生活经验的切身感触。

（三）形式逻辑将内容与形式隔离开来阻碍法律逻辑的发展空间

形式逻辑为了使形式特点表现更为清晰，将其从抽象思维的内容中抽象出来，这无疑对我们把握法律条文或者法律问题的形式和结构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这种严格的形式化思维既不利于法律思维中的创新，也不利于对法律本意和法律价值的保护。法律领域许多具有专业性、特殊性的问题，属于非形式问题范畴，需要实质推理予以解决。法律逻辑作为研究法律思维的重要工具，要充分发挥其在法律实践中的作用，就必须在法律问题特别是在法律实践问题中拓宽视角，寻求发挥其实践功能的空间。

首先，法律具有“有限的不确定性”。在对大前提运用形式逻辑推理时，其对相关性、准确性的论证以及论证的评估问题无法解决，这就需要形式逻辑突破视角。否则，法律思维将会受到束缚而难以有所创新，立法和司法将会陷入一种机械和僵硬状态。其次，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形式逻辑的有效判定规则在很多场合无法使用。比如在民事审判领域，证据优势原则是认定案件事实的法定规则。最后，形式逻辑的形式化推理无法涵盖司法过程中的全部推理。比如实质推理，形式逻辑就无法对其进行规范和制约。

三、法律推理向法律论证的演进

20世纪70年代，西方逻辑学界兴起了一场由逻辑学家们发起的运动，即“非形式逻辑运动”。它以批判性思维为特点，致力于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非形式化推理和论证的方法、规则和模式。作为一支独立的哲学分支，非形式逻辑在短短不到40年的时间里，已成为一个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开始有学者将这一思维模式引入法律逻辑研究领域。

（一）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涵义

1.非形式逻辑的涵义。美国学者拉尔夫·约翰逊和安东尼·布莱尔提出：“非形式逻辑是逻辑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讲述日常生活中分析、解释、评价、批评和论证建构的非形式标准、尺度和程序。”他们认为，非形式逻辑之所以称为“非形式”，主要是因为它不依赖于形式逻辑的主要分析工具——逻辑形式，也不依赖于形式逻辑的主要评价功能——有效性。

非形式逻辑所关心的领域是自然语言论证，它分为两部分：（1）日常讨论，如报纸社论上对公共事务的讨论；（2）风格化的讨论，即一定学科的论证、推论和认识论的特定领域的风格，如不同的科学。这种关键的区分不是日常谈论与风格谈论的问题，而是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的问题。不管谈论是什么，后者是非形式逻辑的关注焦点。

2.批判性思维的涵义。批判性思维的概念直接来源于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反省性思维”：能动、持续和细致地思考任何信念或被假定的知识形式，洞悉支持它的理由及其进一步指向的结论。20世纪40年代批判性思维被用于标志美国教育改革的一个主题；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教育领域兴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性思维运动”；20世纪80年代，批判性思维成为教育改革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教育各层次都将批判性思维作为教育和教学的基本目标。一个广为接受的、较易理解的批判性思维是“为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而进行的合理的、反省的思维。”《德尔菲报告》中将批判性思维定义为“有目的的、自我调节的判断，它导致的结果是诠释、分析、评估和推论，以及对这种判断基于的证据、概念、方法、标准、语境等问题的说明”。《德尔菲报告》强调批判性思维的两个维度：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倾向（或气质）。质疑、问为什么以及勇敢且公正地去寻找每个可能问题的最佳答案，这种一贯的态度正是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报告揭示出批判性思维的六种基本能力和七种倾向，六种基本功能指：解释、分析、评估、推论、说明、自校准；七种倾向是：求真、思想开放、分析性、系统性、自信、好奇性、明智。

批判性思维带来了“逻辑的革命”。批判性思维与以往各种逻辑理论一样是研究推理、研究论证的，但它带来了逻辑观念上深刻的革命。第一，从形式转向内容。批判性思维不是对推理、论证进行形式分析，而是大胆地把关注点从推理、论证的形式转向了推理、论证的内容，直接从对各种推理、论证的内容分析中来揭示人们运用推理、论证的规律。第二，将有效降为合理。批判性思维从合理的角度来评价一个推理、论证，比如认识和表达上是否清楚、明白，所做出的判断、解释或说明是否一致、理由或依据是否可靠、可信，理由或依据与结论是否相关，理由或依据以及背景知识等是否充分、是否足以得出结论等。第三，从确定走向不确定。批判性思维打破了形式逻辑“正解答案”的神话，启发、引导人们提出问题，并努力寻求问题的答案，从而形成广阔的思考空间，力求使人们在广泛、深入地思考问题的过程中达到最佳的思维效果。第四，从书斋走向社会。批判性思维与其说是一种理论，更不如说是一种技能。批判性思维分析、研究的对象就是日常推理、论证，它直接面对的就是日常推理、论证丰富多样的思维内容。日常思维、论证是批判性思维生命的源泉，是批判性思维扎根的沃土。

（二）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都关注于论证

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的关注点都在于论证。这种论证不同于形式逻辑中形式化的推演系统，而是依据经验、实际，运用人类自然语言所表述的论证。它们的性质和功能简言之，就是“尊重论证”。这并不意味着现代逻辑研究中的形式论证和实际思维中的非形式论证相互对立，与其说非形式逻辑研究的兴起是对形式逻辑的突破与超越，不如说非形式逻辑是研究如何把形式逻辑已把握到的逻辑法则更好地运用到实际论证中去。

逻辑方法对司法过程中法律论证的形式分析和评价颇为重要。因为法律论证合理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裁决需从论述中推导出来，所以说形式逻辑是基础性的。逻辑方法对分析法律论证的重要性在于，它从逻辑的视角，促成了基于证立论述的重构。在重构中，必须、也必然纳入评价的论证中的隐含要素被明晰化。逻辑方法在评价中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有助于确定裁决是否从论述中导出。如果一个形式有效的论述是构成证立的基础，那么该裁决即是从该论述中导出。但逻辑效力只是法律论证合理性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它本身不构成充分条件。

法律论证的逻辑特征是一种“似真论证”，法律意义上的真理、真相、或真实其实只是程序意义上和程序范围内的，即程序中被信息与证据所确认的“真相”。如果说程序提供了一次重塑过去的机会，那么经过程序加工和确认的“真”，才是法律意义上的“真”。法庭上所出现的“事实”都不是那种作为物自体而存在的事实真相。法官只能根据他所听证和获得关于事实证据而判断决定。法官与其说是追求绝对的真实，毋宁说是根据由符合程序条件的当事人的主张和举证，而就重构的事实做出决断。因此法律论证的逻辑特征是似真的，其法律论证的结论具有可废止性。总之，法律论证正当性，除了形式标准以外，还要求一定的实质标准。形式逻辑并不提供那些用以评估法律论证实质方面和程序方面的规范。而这就是修辞方法、对话方法等其他方法的用武之地。

总之，以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为核心的法律论证，是对传统法律推理为唯一内容的法律逻辑的必要补充。目前作为一门学科的法律逻辑学，笔者认为可以分为第一层次的法律推理和第二个层次的法律论证两部份。法律推理，以“蕴涵”为特征，强调“必然得出”；法律论证，以“似真性”为特征，强调“说服听众”。第二层次以第一层次为基础，二者共同构成了法律逻辑的两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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