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例1

关键词：政府规划；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可再生能源，是在自然界中可以不断再生并有规律地得到补充的能源，可以循环再生，不会因长期使用而减少，主要指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这些能源基本上直接或间接来自太阳能，是可连续再生和永续利用的能源形式。这类能源的推广有助于缓解能源供应压力和环境污染压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主体、多个环节，同时又依赖于环境的支撑，受环境的制约，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或影响因素出现不协调，都会阻碍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顺利进行。按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总体目标的要求以及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笔者拟从宏观上考量政府规划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联系。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规划是对将来一定期限内实现某个特定目的或构想的确定，科学的政府规划可以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提供明确的目标和途径，有效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推广，避免因为发展目标不明确而带来的浪费。政府规划是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系统中的核心部分，它对系统内部与外部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一个可以避免机会主义的政府规划至少应该包括三个部分：首先，应该有非常明确的战略目标，而不是泛泛而谈的宏伟蓝图，应该包括细化的目标及其达成时间、具体的发展区域划分、具体的考察指标等等，由这些细化的目标构建一个整体的发展前景。其次，一个确保目标能够得以顺利实现的配套方案。为实现既定目标或构想，政府规划必须同时综合、系统地选择和提出一系列必要的配套制度和措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规划实质上是为未来的大规模活动制订的行动方案。再次，应变方案。政府规划对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应该有所预料，并对可能采取的政策调整做出合理估计。

实践证明，制订这样的政府规划并不容易，而科学的政府规划将会给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和发展带来重大的积极影响。以英国为例，在1990～2003年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英国都没有逃脱机会主义的模式，直到2003年，明确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和对不确定性的研究出现在政府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白皮书中，英国的可再生能源推广才取得了重大进展，而这一进步也被英国评论界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注：CatherineMitchell，PeterConnor，RenewableEnergyPolicyintheUK1990-2003，EnergyPolicy(journal)，2004。)。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并非一件简单事宜，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必须先纳入系统的政府规划范畴，以避免盲目和不当。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政府规划，应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集合，大致可以划分为整体意义上的国家规划和作为其子系统的区域规划(注：事实上，区域规划下还存在次一层或多层的政府规划(如江苏省长三角区域)，为论述的清晰，在此不论。)。我们一方面需要从整体和宏观上把握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统筹考虑国家的能源需求和大政方针，另一方面也需要同时考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系统下的区域子系统的发展特点，整体与局部相统筹，实现最优目标。

二、全国性规划：我国可再生能源国家规划的现状及检讨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制订了长期的发展目标。例如，欧盟提出到2020年风力发电将达到150吉瓦，风力发电装机占整个欧盟国家发电装机总量的15%以上。到2050年，再生能源要占整个能源比重的50%。更重要的是，各国纷纷通过可再生能源立法，把提出的目标变成强制性的指标。如，澳大利亚2001年4月通过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法》，提出了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目标政策(MRET)。该法案规定，到2010年，全国增加9500GW·h(2%)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以提供相当于整个悉尼市的用电量，整个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产值在2010年要达到40亿澳元。总量目标的制定，对未来的市场容量和走向起到一个明确的指示作用，特别是通过立法明确表明了政府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决心，投资者可以清晰地知道国家支持的重点所在，从而有利于引导投资方做出果断和正确决策[1]。

可见，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国家规划而言，明确性和强制性是确保其成效的重点所在。而我国在这一方面尚存在不少问题。

“九五”规划期间，原电力部明确提出到2000年我国风电装机达到100万kW的规划目标，但这一“宏伟”目标并没有得到实现，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强有力的立法保障和相关有效的配套政策。事实上，这也是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发展缓慢和市场容量狭小的主要原因[1]。

2005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以下简称《可再生能源法》)在人大常委会获审议通过。该法明确提出了政府和社会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的责任与义务，确立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把发展可再生能源提升到了法律的高度。该法明确提出了总量目标制度，但是，在总量目标制度中并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据查，2004年8月5日全国人大环资委发给各相关部门的草案征求意见稿，曾在最能体现该法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和总量目标制度中明确提出2010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不低于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5%，2020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不低于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然而，这些规定却在最终审议稿中被删除了。《可再生能源法》最终还是成为一部以综合性、原则性、指导性特征为主的法律，其所确定的发展总量目标制度虽然具备了政府规划的外形，却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规定而存在先天欠缺，立法的强制性在无形中被卸去了功用。

2007年6月7日，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根据此规划，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争取达到16%，水电总装机达到3×108kW，风电装机目标为3000万kW，生物质发电达到3000万kW，沼气年利用总量达到4.43×1010m3，太阳能发电装机180万kW，太阳能热水器总集热面积达到3×108m2，燃料乙醇的年生产能力达到1000万t，生物柴油的年生产能力达到200万t。并且将采取以下措施保障规划目标的实现：一是建立持续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市场，特别是对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规定强制性市场份额目标；二是落实优惠电价和费用分摊政策，按照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和经济合理的原则，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电价；三是加大财政投入和税收优惠力度，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产业体系建设等；四是建立可再生能源产业服务体系，根据需要整合现有可再生能源技术资源，完善技术和产业服务体系，加快人才培养，设立综合性的可再生能源研究开发机构[2]。虽然在目标明确性上符合政府规划的要求，也配套了相关制度和措施，但终究欠缺了法律的强制力保障。

三、区域性规划：我国可再生能源区域规划的现状及检讨

可再生能源区域规划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以地方规划为主，还没有真正将目光投到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区域合作中。而且，我国关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专门性的区域规划极少，基本上都是容身于地方政府规划中。

据查，我国目前以规范性文件形式确定的地方规划仅有：《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农村沼气等可再生能源的意见》(2006年10月30日)、《德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农村沼气等可再生能源的意见》(2007年2月2日)(注：此搜索结果来自法律图书馆新法规速递数据库)。2005年11月28日经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湖南省农村可再生能源条例》与2007年2月12日经晋城市人民政府第十一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晋城市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促进办法》虽然效力层次较高，却未涉及规划。

总体来看，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区域规划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真正意义上的可再生能源区域规划很少，缺少更为宏观的规划视野，没有考虑到地方区域合作的优势；②缺乏专门性的可再生能源区域规划(包括地方规划)，如此，便无法有针对性地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进行合理规划，也无法给予具体的制度配套；③存在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全国规划脱节的现象；④规划没有充分考虑到自身的区域或地方特色，脱离实际情况，缺乏操作的可行性；⑤规划缺乏切实有效的政策与制度保障，规划目标停留在口号阶段。

四、政府规划科学制订的保证：系统论的考量

鉴于我国可再生能源政府规划的现状，笔者认为应用系统论的思路对其进行考量。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新质，其实质即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而这句名言正可谓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国家发展规划与区域发展规划系统性整合的最佳指导。可再生能源政府规划的系统性整合包括以下两个层面：其一，国家发展规划与区域发展规范之间。国家发展规划系统是一个有着多个子系统组成的复杂大系统，它与区域发展规划子系统整体处于一种动态的关系之中。系统整体提纲挈领，对子系统的形成和发展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子系统的某种改变也必然会影响到系统整体，这种影响力主要反映在规划配套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以及规划目标的实现效果上。其二，区域发展规划之间。系统论认为，任何子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遵循组合规则，从而形成相应结构。同时，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也有着一定的联系方式，从而形成一定的系统结构。这一理论主要体现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区域合作和互补。

1.充分考虑“外部性”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任何系统都是在一定环境下产生、生存、运行和演化的，不存在脱离外部环境独立存在的系统。在制订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政府规划时，我们应充分考虑其“外部性”。笔者认为，环境和经济发展是其最为重要的“外部性”因素。第一，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与环境因素。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约占70%左右。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粉尘、SO2、NOx等地方和区域大气污染的70%～90%来自煤炭燃烧。酸雨面积已占全国的1/3，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相当于GDP的2%～3%，每年超过1000亿元[3]。我国一些大中工业城市如沈阳、兰州、太原等消耗的能源仍以燃煤为主，冬季污染指数常常高达300以上。这样的能源结构现状使我国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人们对环境价值越来越多的认识和重视，因环境问题而导致的争议也越来越多。而与以煤、天然气、石油为代表的不可再生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对环境的污染则要小得多。水电、风电、太阳能等几乎没有污染物的排放，生物质能的利用不会增加大气中的碳排放量，粉尘、SO2、NOx等地方和区域大气污染物的排放也很少，沼气不但可以解决农村的用能问题，还可以减少农药、化肥的污染，增加农民的收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第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因素。不可再生能源是经过亿万年形成的、短期内无法恢复，如煤炭、石油、天然气、核燃料等，它们会随着大规模的开采利用，储量逐渐减少直到枯竭。因而，不可再生能源的一大特点就是其有限性。我国从不可再生资源总量看是一个资源大国，资源总储量居世界第三位，一些重要资源拥有量位居世界前列，但从人均资源占有量看，我国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资源小国”，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长期以来，我国能源资源结构以煤为主，依据我国煤炭探明的可利用储量近2×105Mt这一数据，专家预测，如果按照年产2.5×104Mt原煤的速度推算大概还可以供应80年。而我国已探明的石油可采储量约为2.3×104Mt，仅可供开采14年左右[4]。加之我国不可再生能源利用效率的低下以及节能观念与措施的落后所导致的能源过分消耗，无不加速了不可再生能源的枯竭。

与此相应，目前我国正面临新一轮经济增长，对能源的需求量急速增加，而产业结构调整、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加速等因素都增加了我国对能源的依存度，能源供需不平衡的状况日渐突出。目前的能源供应已经满足不了能源需求，存在较大的缺口。以石油为例，目前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1/3，今后新增的石油需求量几乎要全部依靠进口。这种状况使我国越来越多地受到世界石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石油产区政局动荡的影响，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能源安全。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最佳思路之一。相比较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国重视。我国幅员辽阔，可再生能源资源品种多，储量丰富，进行开发的潜力巨大。①太阳能。太阳能辐射量在3300MJ/(m2·a)到8400MJ/(m2·a)之间。其中2/3国土面积超过6000MJ/(m2·a)(200w/m2)，年日照数大于2000小时，相当于每年2.4×108Mt标准煤的储量。可以说只要技术可行、成本可接受，如此巨大的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利用量是没有上限的。②风能。我国陆地上离地面10米高度层上风能资源总储量约3.226×109kW，可开发利用的储量为2.53×108kW。近海可开发利用的储量有7.5×108kW，共计有1×109kW。③水能。我国拥有丰富的水能资源，其中技术可开发的小水电资源量为1.28×108kW，年生产电力4.5×1011kW时，占我国可开发的水电资源总量的29.7%，也居世界首位。④生物质能。目前农作物秸秆年产量有7×103Mt，可用作能源的约占50%，为3.5×103Mt，薪材合理年开采量为2.2×103Mt，各种工农业有机废弃物通过技术转换成沼气的资源潜力有3.1×1010m3，而且，秸秆、薪材、各种废弃物资源都随着时间在不断增加。此外，通过我国大量低质土地种植能源作物以及对自然生长的多种能源植物通过改造育字，在未来也将有几亿吨甚至更多的生物质资源潜力。⑤其他。我国有几千公里的海岸线，有潮汐能、波浪能、温差能、盐差能等各种海洋能资源。据专家估计，可供开发利用量为5×107kW，其中在我国已能够开发利用的潮汐能为2.2×107kW。我国是以中低温为主的地热资源大国，其资源潜力占世界的7.9%。总盆地资源潜力在2×108Mt标准煤，其中可供开发的高温发电和中低温热利用的资源量分别为600万kW和3.3×103Mt标准煤[5]。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将有效解决我国能源的供需问题，有力支持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发展。

环境和经济这两个外部因素直接决定了我国开发利用不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也正因为如此，在不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政府规划中，必须充分考虑不可再生能源对环境、经济的影响，如减排量。

2.国家规划“整体性”与“全局性”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国家规划是区域规划的原则和方向，是对全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全面把握，“整体性”和“全局性”是其精髓所在。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国家规划应立足能源战略的高度，考虑全球能源态势以及国内能源需求的增长情况。

第二，中长期规划与短期计划相结合。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起步较晚，且由于当前技术的局限，必须经历一定时间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既要有中长期目标，也要有短期的阶段性目标，而且，这种目标必须具备明确性，且相互配合和保持动态一致，为企业、科研院所等相关主体提供明确的行动导向。

第三，国家规划应充分考虑我国的地域特点。我国地域广阔，可再生资源分布不平衡，情况复杂。而与此同时，我国对能源的需求以及开发利用的能力也不平衡。因此，在制订国家规划时应从整体考虑，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做出协调和互补考虑。

第四，国家规划应配套以强有力的政策与制度保障。简单而言，一个完整的国家规划应包括目标与达成目标的途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政策与制度保障即是典型的达成目标的途径。而且，这种政策与制度保障也是区域规划中次级政策与制度的基础和指导。

第五，国家规划应贯穿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品开发和商业运作四个环节，全面考虑国家、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企业、科研院校和社会公众各自的定位和合作。

第六，国家规划应考虑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各种可再生能源的特点，全局考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第七，国家规划的制订，应考虑与当前不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关系，充分突出且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优势特点，更好地扮演替代能源的角色。

3.区域规划“地域性”与“特色性”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区域规划是国家规划的延伸和具体化，制订符合区域特点且专门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区域规划，有利于有针对性地推动可再生能源区域发展，进而促进国家规划目标的达成。区域规划必须与国家规划保持一致性，但同时，区域规划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应充分体现“地域性”与“特色性”。

不同的地区存在不同的环境要素，地区特征突出，差异性较大。以风能为例，我国风能资源丰富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北部、西北和东北的草原、戈壁滩以及东部、东南部的沿海地带和岛屿上。这些地区缺少煤炭及其他常规能源，并且冬春季节风速高，雨水少；夏季风速小，降雨多，风能和水能具有非常好的季节补偿。另外，在中国内陆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有些地区具有丰富的风能资源，适合发展风电，比如江西省鄱阳湖地区以及湖北省通山地区。因此，区域规划在国家规划的指导下，应充分考虑本地区的实际状况，在制订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发展策略时应因地制宜，不能随大流，盲目跟进，否则事倍功半。对此，我国《可再生能源法》第18条也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农村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能源工作的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生态保护和卫生综合治理需要等实际情况，制订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地推广应用沼气等生物质资源转化、户用太阳能、小型风能、小型水能等技术。

此外，对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区域规划而言，“区域”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可大可小，不必受到行政区划的限制，也不必是相邻的区域。区域规划在制订中综合考虑区域内的技术、资源、环境、空间等因素，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可以起到互补长短的共进作用，并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发展。

参考文献：

[1]任东明.关于建立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总量目标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J].中国能源，2005(4)：21-25.

[2]主持国务院常委会审议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EB/OL].[2007-06-07].

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F2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11)01-0061-05

Study on the Value Composition and Pricing Model for Renewable Energy Source

LIU Yan1, YU Bo1, HONG Fu-yan2

（1.School of Management,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2.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Harbin Commerce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The renewable energy source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composition of the energy strategy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t is also the important method for the lower carbon economics development in these counties. All these come from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newable energy, such as the advantages of both environment and application. However, it is still the starting stag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newable energy in China. Therefore, the higher cost makes it impossible to compete with the traditional energy and the pricing strategy becomes the bottleneck. Based on the marginal opportunity cost the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ing natural sources, this paper concentrates on the value composition of the renewable energy and demonstrates them by the way of the dynamic model, which reflects the relations among all the energies. The calculating model is forwarded and it improves the policies for the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y.

Key words:renewable energy；value composition；pricing model

1 研究背景

当前能源发展受到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两大问题的困扰，可再生能源由于其特有的资源和环境优势，逐步成为21世纪众多国家能源发展的战略选择。面对日趋严峻的能源供需矛盾以及环境挑战，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传统的能源资源价值理论局限于讨论耗竭性能源资源的价值或价格，对可再生能源价值理论和定价方法研究涉及不多。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人们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重新认识可再生能源资源的价值。首先，可再生能源对于耗竭性能源具有意义重大的替代作用，同时可再生能源的生态环境价值也需要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进行重新界定。特别是，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处于起步阶段，更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价格补偿与激励机制，以支持它的生存和发展。近年来，中国虽然在能源资源的市场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能源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存在大量的环境外部性和代际外部性，使市场机制并不能完全解决能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1，2］。而可再生能源由于初始投资成本较高，在市场机制环境下无力与常规化石能源竞争［3］。在可再生能源定价机制方面，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些价格补贴政策，但仍然不能使可再生能源企业实现盈亏平衡，原因在于，政府主管部门无法科学界定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水平。事实上，如果考虑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环境价值，风电将成为一种成效显著的能源形式［4］。如何科学评价可再生能源的价值，是建立定价补偿与激励机制的理论基础，也正是本文试图进行深入探讨的核心问题。

基于可持续发展观的自然资源边际机会成本定价理论，将自然资源与环境结合起来，是对传统资源经济学的一个新突破［5］。边际机会成本(Marginal Opportunity Cost,简称MOC)的概念是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Pearce提出的，是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从事某项经济活动而必须放弃的其他活动的价值，包括三个部分：边际生产成本(Marginal Production Cost,简称MPC)、边际使用者成本(Marginal Use Cost,简称MUC)和边际外部成本(Marginal External Cost,简称MEC) ［6］。Pearce在其专著中全面阐述了边际机会成本思想［7］。章铮将Pearce的理论用于自然资源的定价研究，阐述了一个基于边际机会成本的自然资源定价的理论框架,认为自然资源的边际机会成本从理论上反映了利用一单位某种自然资源时全社会所付出的全部代价，因此，自然资源的价格应该等于其边际机会成本［8］。于渤、黎永亮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在最优增长模型基础上，通过加入环境和资源约束，建立了一个耗竭性能源资源价值分析模型，提出能源资源价值应包括边际代际机会成本、边际生产成本和边际环境成本三部分组成［9］，比原有研究更加系统，但是对可再生能源资源价值构成未进行讨论。蒋剑勇

认为边际机会成本模型试图用统一的分析框架把环境和自然资源直接纳入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特别是价格政策中，是对传统的资源与环境管理的改革［5］。李国平、华晓龙从资源成本、生产成本、外部成本三个方面分析了非再生能源资源价格的构成，提出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国际先进经验的非再生能源资源定价改革总体构想［10］。王生卫、肖荣阁对矿产资源开发中生态补偿定价机制分析中，提出在定价模式上应把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把科学定价与依法定价结合起来才能准确制定生态补偿的定价机制并使之得以实现［11］。张英群、何义亮建立了再生水资源边际机会成本定价模型，认为再生水资源的边际机会成本（MOC）只包含边际生产成本和边际外部成本，而边际使用者成本在开发利用合理条件下，应该等于零［12］。基于边际机会成本理论的自然资源价值构成分析，将边际使用者成本和边际外部成本纳入自然资源的价值构成是对传统资源经济学的一种重大修正［10］。尽管该理论主要是针对煤炭、石油等可耗竭性资源而提出的，但对于研究可再生能源资源的价值构成，建立动态分析模型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2 可再生能源价值构成与边际机会成本定价模型

2.1 可再生能源价值构成静态分析模型

本文认为可再生能源资源价值应等于其边际机会成本（MOC），即由三个部分构成：边际生产成本（MPC）、边际使用者成本（MUC）、边际外部成本（MEC），用公式表示为

P=MOC=MPC+MUC+MEC（1）

其中MPC为边际生产成本，是指单位新增资源生产过程中所支付的直接生产成本，指开发某一区域的可再生能源所需投入资源勘探成本、机器设备、人力、财力等；MUC为边际使用者成本，它是指用某种方式利用一个单位的某种资源时所放弃的以其他方式利用同一资源可能获取的最大纯收益，这里可理解为可再生资源由于今天的非持续利用而对未来造成的收益损失；MEC为边际外部成本，由于可再生能源清洁无污染，具有环境正外部性也即外部收益，体现出外部环境价值，所以其边际外部环境成本是负值，也即MEC

2.2 可再生能源价值构成动态分析模型

可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一方面，必须重新识别其外部环境价值，政府通过价格补贴和税收优惠对其进行补偿，弥补市场机制不足，实现外部收益内部化；另一方面则强调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不断降低可再生能源边际生产成本，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3 可再生能源定价模型的应用实证分析

3.1 可再生能源的边际生产成本

对于可再生能源的边际生产成本，可以用平均增量成本(Average Increment Cost，AIC)作为边际生产成本的广义替代概念。将可再生能源建设期的基建投资费用平均分摊到每年所增加的供电量上，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Z为第t年增加新增供电量；PCt为第t年增加的生产成本，包括第t年与提供新增的供电能力有关的运行成本；r为贴现率；n为工程使用寿命。

3.2 可再生能源的边际使用者成本

对可再生能源的边际使用者成本MUC的考察，主要是针对生物质能源，其在经济时间尺度范围内有一个自然增长率，如秸秆生物质能源。一般来说，当秸秆收获数量等于或小于其生长量，其边际使用者成本就等于零，但如果需求量大于收获量，将面临与不可再生资源类似的资源耗竭和资源跨时期配置问题，而同样具有稀缺性，其边际机会成本中同样也包括边际使用者成本［13］。例如利用秸秆为燃料的生物质能发电项目，如果该项目规划范围内出现了以秸秆为原料的造纸、饲料养殖等行业，将会造成秸秆资源供应困难而使其产生经济稀缺性。随着秸秆使用量的增大，收购成本会增加。生物质发电企业将承担这部分追加的生产成本，这正是秸秆发电的使用者因秸秆资源的耗竭而使其他秸秆使用者多付出成本的补偿。将其作为MUC的替代是合理的。因此，边际使用者成本MUC的计算可以采用一种替代的方法求出，计算式如下

MUC=(C′-C)/(1+r)t

其中MUC为边际使用者成本；C′为追加的边际生产成本；C为秸秆的边际生产成本； r为贴现率； t为时间间隔。

3.3 可再生能源的边际外部成本

可再生能源对环境的正外部性作用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压力。然而现行阶段我国一次能源以煤炭为主的格局短期难以扭转，并且用于发电的比例还在逐年提高，火电已成为最大的单一产业污染源。煤炭燃烧产生45%的二氧化硫排放和空气中35%的悬浮颗粒物，造成严重的酸雨污染，如果不能有效调整能源结构，环境污染会近一步加剧［14］。可再生能源可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形成了环境代价的节约，对于减排温室气体、保护全球环境具有积极的作用。其环境价值是指减排单位量的污染物，所避免“污染经济损失”的价值量［15］。可再生能源由于具有环境正外部性即外部收益，体现出外部环境价值，所以其边际外部环境成本是负值。

可再生能源的边际外部收益即环境价值如何评价和计量，首先要确定环境价值标准，然后根据污染物的排放量（或减排量）就可以计算工程的环境成本（或环境价值）［16］。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可再生能源的价值构成对于揭示可再生能源价格扭曲问题，实现可再生能源合理定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基于边际机会成本理论对可再生能源价值的构成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建立动态模型进一步论证了可再生能源价值的三个构成要素包括边际生产成本、边际使用者成本和边际外部环境成本，完善了可再生能源价值与定价理论模型。由于现实中的能源市场价格失真，外部成本、外部收益无法内部化，所以需要采取行政干预措施，以弥补市场失灵。国家虽已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但法律体系和政策体系还有待完善，在财政、税收、技术研发等方面的激励政策亟待加强。因此，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一是科学评价可再生能源的环境价值，并以此为参考依据提高价格补贴水平，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建立充分体现边际机会成本的可再生能源定价机制，破解价格瓶颈问题对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制约，形成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是针对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领域加大技术研发政策资金支持力度，对设备制造企业给予税收返还和财政资金支持，有助于加快技术升级和降低设备造价，提高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竞争力和经济绩效；

三是对常规火电等可耗竭能源的使用征收资源税、碳税和能源税，税收资金可作为补贴可再生能源的主要来源，使可再生能源与常规能源电价形成联动关系，从整体社会效益的角度看，政府通过建立这种联动机制，支持可再生能源加快对化石能源的大规模替代进程，为全面建立清洁和稳定供应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奠定基础。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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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例3

当今人类面临着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严重挑战，传统的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资源的有限性与社会的巨大需求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同时受开采条件和资源枯竭等因素影响，人类将会面临资源危机，而且化石类能源所排出的废气给生态环境带来很大影响，社会影响巨大。因此研究开发无污染的、可持续的可再生能源与能源转换技术成了当前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重要研究方向，也是工程技术应用中的热点问题，而且已经上升到经济、社会和战略安全的范畴。工科高校担负培养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的重任，因此，为了适应科技和社会的发展，满足工程实际对人才的要求，可再生能源发电方面的人才培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的工作。[1，2]因此在新的能源形势及人才需求下，上海电力学院（以下简称“我校”）在高年级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热力发电方向）开设了“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课程，让学生在全面掌握常规火力发电的基础上，掌握可再生能源利用基础知识、能源利用形式及其相关技术，了解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前沿技术，从而扩大学生的知识面，适应社会需求。[3，4]

本文通过分析“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课程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探讨了该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改革，内容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从而达到激励学生自主学习的意愿，培养学生勇于创新的精神，孕育学生科学的素养，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现学生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课程的全面了解。

一、“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课程教学的特点

1.教学内容多学科交叉

“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课程主要包括水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风能发电和海洋能发电等内容，课程的主体是分别对上述发电形式进行较为系统的解析，重点介绍各种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开发利用的基本方式，以及目前国内外该发电形式利用的现状和最新进展。所有以上内容涉及工程热力学、传热学、流体力学、半导体物理、空气动力学、力学等基础理论和相关知识，因此教学内容涉及领域广、研究对象较多，知识结构复杂多样、学科交叉非常突出、知识点集成度高等特点，这将给讲授带来挑战，即如何将这些知识点，尤其是跨学科的内容传授给学生，并让学生能够较容易地掌握是该课程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

2.教学方式亟待改革

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课程的多学科交叉，一般而言，在短时间内掌握非本专业理论知识较困难，因为没有该专业的理论基础知识，经常会很难理解有关知识点，这将严重影响学生的积极性，甚至部分学生会产生抵触情绪。因此，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学生没有参与进来，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可能导致学生无法理解所讲授的内容；同时该教学方式忽略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因此如何将教师的“教”转化为学生的“学”，将多学科交叉课程的课堂组织好是该课程教学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教学内容的设计

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研究属于当今研究的前沿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工艺等不断涌现，教学内容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现有的教材显然不能很快地响应这样的变化，以教材为教学内容难以满足教学要求。在笔者的教学实践中，教学内容上通过参考权威书籍、资料和自身的研究成果，同时对国内外期刊文章、学术专著及网络平台知识进行学习，掌握当前研究的动向，并整合所有材料作为课堂教学内容及课外拓展阅读资料。广泛获取信息，动态更新与拓展教学内容，把握最新的专业前沿，有助于引导学生去探索新知识，培养创新精神。另一方面，由于课程涉及多学科的交叉，在有些学科领域上，学生缺乏知识储备，课堂教学较难获取有效的效果，因此，摒弃一些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是非常必要的。[5，6]以太阳能热发电为例，太阳能热发电涉及流体力学、传热学、自动控制等多学科，当整合最新的科技发展成果作为案例讲解时，主要向学生阐述太阳能热发电的基本原理、关键技术、发展趋势及政策激励等，让学生充分接触各种知识，拓宽视野，了解科技前沿的最新动态，目的是给学生专业素养的形成提供一个有利、有效的平台。课程内容应深入浅出、科普性与前沿性并重，当学生的兴趣被调动起来后，再进行该学科的基本理论的讲授或学生自学就非常容易切入，这样就可达到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

三、新型的教学模式

根据“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课程的特点，本文提出新型教学模式的设计，使得教师成为课堂的组织者，通过设定教学内容，明确教学任务，课堂教学以学生为本，体现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使学生在学习过程进行积极思考，自主学习，从而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增强其科学素养等方面发挥作用。

1.专题讲授

可再生能源利用形式多样，涉及本学科各个分支学科，具有多学科交叉与耦合的特点。为了避免各分支学科相互之间影响导致学生难以理解的问题，提出采用专题讲座的授课形式，集中时间讲授某一类型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形式。此外，争取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或工程技术人员每学期做1～2次课堂报告，将工程中碰到的问题简化并整合成案例，在教学中根据需要选择案例进行剖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学生的工程实践意识。

2.互动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做几次完整的典型研究报告，包括几种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原理、设备组成、科研前沿等，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宏观现状背景和如何从微观把握问题与分析问题；引导学生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掌握归纳分析的方法；指导学生进行撰写科技或科普论文，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在此基础上安排学生参与课堂中来。具体做法是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各小组自主选择相关研讨课题，通过查阅文献和小组研讨，形成专题研究报告，并由小组成员在课堂进行汇报，根据其汇报内容，接受老师和同学的提问，并进行解答，教师及时进行指导并对其评分。形成教师指导，学生主讲，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互动讨论的方法，教学实践表明，该方法大大提高了学生的主动性。学生经历查阅文献、分析问题、报告写作和报告陈述的全过程，显著增强了创新能力、科研精神和团队合作意识。利用对多个相关课题的讨论，学生对可再生能源特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前沿技术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3.虚实结合

在学科平台及自建教学平台的基础上，通过实物参观、模型演示，多媒体教学等虚实结合、多位一体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感性认识。

（1）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模型的利用。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的学生以往大部分接触的是火力发电方面的知识内容，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认知较少，特别缺乏针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原理和发电设备等进行系统的学习，如果直接进行理论的学习，学生会感到很枯燥，对一些基础理论知识和发电设备结构很难理解。为了提高学生的感性认识，笔者所在课程组建立了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教学平台。在学习课程的理论知识之前，学生首先了解小型模型的实物结构，内部构成，基本组成和基本原理，使得学生具有整体的感性认识，然后再学习本课程，同时结合模型进行讲解。

（2）健全的多媒体素材。“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课程内容较多，课时有限。相比较传统的教学方式，多媒体信息量大，采用灵活的图形、视频和动画等表现形式，能够直观、形象地再现客观事物。笔者在教学实践中采用多种多媒体教学手段。例如：选用《国家地理》节目里的《伟大工程巡礼——太阳引擎》视频作为太阳能热发电原理及形式的教学内容，直观地介绍了槽式、塔式、菲涅尔等形式的太阳能热发电原理，以及聚光器的制造工艺等。选用GE的水轮机设备，采用Flash方式制作水力发电中反击式水轮机设备的教学内容，直观且易于理解。通过多媒体的应用，展示现场实际设备，简化教学中的难点，增加了课程的信息量。

四、小组式考核方式

“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作为高年级的课程，课时有限，知识点多，内容模块化强，科普性和专业性并存，采用常规的卷面考试方式难以准确考核。笔者在该课程教学实践中，进行了小组式考核机制的尝试，即以小组为单位，制作课程学习的整体报告，选派一名代表在课堂上进行答辩，汇报内容结束后，其他组成员和教师针对报告内容进行提问，组内成员均可就相关问题进行回答。其他组同学根据该小组的汇报情况进行打分，打分表如表1所示。除此以外，在考核中增加动态考核，每个小组选出组内最佳贡献成员，给予动态加分；同时为了增加考核上互动，鼓励学生思考问题，对于提问积极的学生在成绩上给予加分。该考核方式，对课程的教学实行了动态的考查与过程管理，实现了以考核促学习，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推进学生协作能力培养，增强了“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互动，提高较整体的教学效果。

表1 考核打分表

小组名称 选题创新性（共20分） 查阅文献情况（共20分） 分析问题能力（共20分） 报告质量 （共20分） 表达能力 （共20分） 总分

（100分）

五、结语

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已经成为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学科重要的专业课程。本课程具有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同时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日新月异，因此无论是在教学内容还是在教学方法都需要进行改革和创新。本文通过紧跟前沿的研究热点，设计深入浅出的教学内容；采取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引入工程案例，专题研究与课堂讨论等模式，并辅以教学模型与多媒体动画演示等多种灵活多样教学手段的改革，让学生在了解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培养了学生挖掘问题，解决问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锻炼了学生查阅文献和团队协作的技能，提高了学生的科研素养与工程实践本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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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力，杨仲卿，郑泓.“能源、环境与社会”全校性新生研讨课教学模式探讨[J].中国电力教育，2012，（24）：54-55，69.

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例4

（一）理论产生及发展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理论”被公认为循环经济的早期代表。20世纪70一80年代，人类经济活动普遍是“先污染，后治理”。这时的国际社会环境整治活动，侧重于污染物产生后的治理―“末端治理”。但人们只注意到了如何治理经济活动造成的严重后果，却没有去研究问题源头。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诞生使人们认识到原有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转而探索另一种经济模式，即一种不降低环境质量和不破坏世界自然资源基础的经济发展。

（二）定义

循环经济，它以可循环资源为载体，注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并将人类社会活动融入自然循环中，使所有资源都得到合理的开发与利用，把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少的程度，再通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使生态负增长转变为生态正增长，实现人类与生态的良性循环。

（三）3R原则

循环经济的3R原则是减量化原则、再利用原则、再循环原则。减量化原则要求用较少的物质资源进入生产消费环节。再利用原则的目的在于使投放到生产、消费活动中的物质要以尽可能多的方式被使用。再循环原则的目的在于重复再利用活动中的物质，使其重新变为另一活动中的资源。

二、循环经济与旅游业

（一）循环经济与旅游业结合的产物――旅游循环经济

1、旅游循环经济的理论

它是循环经济理论、清洁生产理论和旅游环境学理论的综合产物，是一种新兴的可持续性的旅游发展模式。它不仅美化了旅游者的旅游环境，促进了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同时又能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使旅游目的地资源环境贡献消耗比达到最优。旅游业发展模式是以旅游资源为依托的，与循环经济不谋而合。

2、我国旅游循环经济的产生、发展及应用

循环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传到中国后，立即被政府和学术界关注。1999年以来，我国实施循环经济建设试点，从企业、区域和社会三个层面展开。2004年，上海举办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2005年，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我国学者对“旅游循环经济”的应用主要有两种：①循环旅游经济，以生态学原理及其规律为指导思想，把旅游业中的各项经济活动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各种资源要素视为联系紧密的整体，来实现旅游经济数量、环境质量的提高和改善，实现GDP( GNP) 的“绿化”，发展为一种崭新的途径和模式。②旅游循环经济，以循环经济理论为指导，是循环经济理论与可持续发展思想在旅游业中的具体体现，要求在整个旅游过程都要尽可能减少旅游企业、旅游者对旅游环境的直接与间接的负面影响，从而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循环经济理论在旅游业中的指导与应用

1、发展途径

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开发者受眼前利益影响，高强度地开发旅游资源，对旅游资源和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严重影响了旅游资源的延续使用。而发展旅游循环经济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它既可以缓解旅游环境面临的巨大压力，又可以延续旅游资源禀赋，保护生态环境。

2、在重点领域的应用及措施

（1）重点领域

旅游业涉及的领域主要有：交通领域、能源领域、宾馆饭店、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领域。可将对这些领域实施循环经济在旅游业中的试点，通过其带动作用，对旅游业有着重要的示范效应。

（2）发展原则

①运用旅游循环经济的理念

旅游循环经济理念指导下的新型旅游经济模式是循环型的良性旅游资源利用模式：“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与传统旅游业经济――“资源―产品―废弃物”――有本质的区别。

②适度开发和利用旅游资源

发展旅游循环经济的重要方面之一是适度开发和利用旅游资源。旅游资源具有稀缺性，但并非所有的资源都能归纳入旅游业利用的范围之内，因此，在旅游业利用范围之内的资源便是具有观赏价值或感官吸引力的有限资源，所以对其开发与利用一定要谨慎。

③形成旅游业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建立旅游业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也是发展旅游循环经济的重要方面之一。它要求既要对旅游企业内部的资源进行循环利用，同时又要重视旅游企业之间的资源循环与利用。企业内部层面，要对资源利用进行设计，做到资源利用的最小化与资源分配的最优化。企业外部层面，要尽可能地延长资源循环链，充分注重资源再利用的价值和运输成本之间的关系。

④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承载力并重

资源赖以生存的载体是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特点使其极易受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对于发展旅游业有着深远的意义。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要考虑资源的承载能力，实现环境的生态平衡。

（3）战略思路

①可持续发展战略思路

旅游业中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思路要求统一协调旅游与自然、社会、文化及生态环境的关系，使人与自然、社会经济环境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旅游业内部各部门等和谐共处，健康发展。这样既能保证旅游业的良性发展，又能满足外来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需求。

②环境友好发展思路

旅游业环境分为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从旅游循环经济的角度出发，加上旅游业对资源的高度依存性，便更注重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与改善。在此方面，应注意对大气污染的治理，对废水的处理和中水的循环再利用，对土壤、植被的保护和修复等。

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例5

主管单位：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主办单位：辽宁省能源研究所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辽宁省营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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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刊号：1671-5292

国内刊号：21-1469/TK

邮发代号：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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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时间：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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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化学文摘(美)(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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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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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j-cd规范获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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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0)10012603

1 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发展

“循环经济”一词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K.E.Boulding)在《宇宙飞船经济学》一文中提出来的,他把地球比作一艘宇宙飞船,认为在不借助太空帮助情况下,尽管地球资源系统大的多,地球寿命也很长,但也只有在对资源实行循环利用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上述目标。K.波丁格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概念和思路,在此基础上,循环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

1968年,罗马俱乐部提出人类增长的极限。1972年.英国生态学家爱德华.哥德尔.史密斯出版了《生态的蓝图》。1976年,日本经济学家坂本藤良出版了《生态经济学》等,标志着循环经济的研究进入生态经济学阶段,把经济与生存系统相联系。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撰写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专门写了“公共资源管理”一章,探讨实现资源的高效率、再生、再循环。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业发展局在发达国家中提高推广了3R原则。2005年3月26日~30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世界“思想者论坛”上,有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28名学者共同提出了从3R向5R原则转变,从而也标志着人类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循环经济学阶段。此时新循环经济概念主要是以系统论理论为基础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把依赖资源消耗的增长方式转变成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

2 循环经济概念新解

新循环经济强调的是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和回收的全程中,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性资源循环来发展,从而维系和修复生态系统的经济[1]。其主要是从社会角度而言的。从自然角度来讲,循环经济可以被定义为:人类的活动不影响自然循环系统内部的良性循环。它主要强调的是人类开采资源不影响资源的再生性。

3 发展新概念循环经济的必要性

3.1 循环经济的本质要求

从社会角度讲,循环经济主要是实现经济活动“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实现资源低开采、低消耗、低排放、高利用,最终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降低环境的负荷,所以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从自然角度讲,其最终目标也是促进和谐,两者都是为了合理利用资源,其本质是一样的[2]。

3.2 循环经济的开始点和落脚点是资源

不管是从自然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讲,循环经济都是在利用资源的基础上开始的。最终也落脚到合理利用、保护资源,见图1。

图1 循环经济模式

3.3 流动性资源也存在灭绝的危险

流动性资源限定为那些在充分短暂的、与人类相关的时间间隔内可自然更新的自然资源:包括水、大气、动物和植物、太阳能、风能、潮汐能。流动性资源还可以再分为无临界带的流动性资源和绝对可更新资源;另一个类型是当使用不超过其再生能力时可无限更新的流动性资源,也可称为相对可更新资源。但是,有临界带的资源有可能被掠夺到灭绝的程度,如果使用的速率超过自然更新的速率,那么此类资源就不可能实际上再被开发,就像任何矿产资源一样。

3.4 我国自然资源稀缺性

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是有限性的反应,但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又有区别,它反映一定时空范围内自然资源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其原始的含义是指一个社会的资源有限性致使该社会不可能生产出能够满足所有人需求的商品和服务。其衡量指标主要是通过稀缺度。稀缺度的计算公式为:

x=n/m.

式中x为某种资源的稀缺度;n为某种资源的需求量;m为某种的资源的拥有量。

图2 石油资源的稀缺度

图3 煤炭稀缺度

图4 天然气稀缺度

从图2、图3中可以看出,虽然石油的稀缺度在2005年之后呈缓慢下降的趋势,但我国3大主要能源的稀缺度总体上是呈先下降又上升的态势,与我国的经济、生产力的发展矛盾性更加突出,对经济的制约性增强。

3.5 “5R”原则的要求

新循环经济的核心是建立新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体系GDP(绿色GDP),即:

GDP=Ind1+Ind2+Ind3+Ind4-Ip+Cu+If+Iei+Ep,

Ie=(Gp*A1)/Te*Pr*Rr.

其中GDP为国内生产总值;Ind1为第一产业的增加值; Ind2为第二产业的增加值; Ind3 为第三产业的增加值;Ind4为第四产业的增加值;Ip为进口总值;Cu为居民与政府的消费;If 为基本建设的投入;Iei为生态修复的投入;Ep为出口总值;Ie为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因子;Gp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A1为人的享受程度系数(01);Te为有益于生态系统技术应用系数;Pr为稀缺资源评价;Rr为资源再生利用系数(01)[3]。从上述的式子可以看出,资源稀缺性的程度与生态系统的影响因子成反比,稀缺性的程度与环境有强烈的相关性。

4 结语

新概念循环经济它强调的不是开发资源后,注意清洁生产,回收资源充分利用,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最大限度的利用资源。它是从自然资源自身角度而言,强调的是在资源开发这个过程中尽量不破坏自然的循环系统,使它处于良性的循环中。从社会角度来实行循环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但从自然角度实行循环经济,它是社会发展所需资源的基础,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是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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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 波.大兴循环经济与资源综合开发利用[C].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地学哲学委员会第十届学术会议代表论文集,2009.

[3] 何 青,翟绘景,龚子柱.循环经济理论新探析-5R理论的创新[J].现代情报,2007(10):32~34.

[4] 谢高地.自然资源总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5] 沈 镭.资源的循环特征与循环经济政策[J].资源科学,2005,27(1):32~38.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New Concept of Circular Economy

Li Leyi,Wang Weidong,Qin Jie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Xianning College,437100,China)

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例7

一、引言

旅游资源是发展旅游业的核心。所谓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有吸引力、能激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具备一定旅游功能和价值，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能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事物和因素。

旅游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如果过分追求经济利润，盲目开发和立项，会使旅游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甚至造成一些贵重的旅游资源永远的消失。对于旅游资源必须采用一种开发与保护并存的模式，而循环经济理论就是这样的一种理论，它把资源节约利用、循环利用、高效利用和综合利用作为解决稀缺性问题的主要手段，是实现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最佳途径。

二、循环经济中的“3”R原则

1.减量化原则((reduce)，要求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投入来达到既定的生产目的或消费目的，进而到从经济活动的源头就注意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减量化有几种不同的表现。在生产中，减量化原则常常表现为要求产品小型化和轻型化,要求产品的包装应该追求简单朴实而不是豪华浪费，从而达到减少废物排放的目的。

2.再利用原则((reuse)，要求制造产品和包装容器能够以初始的形式被反复使用。再使用原则要求抵制一次性用品，生产者应该将制品及其包装当作一种日常生活器具来设计，使其像餐具和背包一样可以被再三使用。另外还要求制造商应该尽量延长产品的使用期，而不是非常快地更新换代。

3.再循环原则((recycle)，要求生产出来的物品在完成其使用功能后能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而不是不可恢复的垃圾。再循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原级再循环，即废品被循环用来产生同种类型的新产品，例如报纸再生报纸、易拉罐再生易拉罐等等；另一种是次级再循环，即将废物资源转化成其他产品的原料。

3R原则强调在优先减少资源消耗和减少废物产生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所以其先后顺序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

三、3R理论下的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模式分析

目前在我国的旅游业中主要存在着4种模式：

1.急功近利模式。为开发而开发的，对旅游资源只开发、不保护，这是最原始的一种旅游资源开发行为，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完全基于经济利益。不仅在资源开发之初不考虑环境和资源问题，在某个已经开发的资源遭到破坏后也没有赶快进行保护和弥补，经营者最有可能做的就是再去盲目地开发下一个景点，如此循环直到当地的生态环境遭到完全的破坏。在我国的旅游业起步之初很多景区景点的开发都处在这个状态，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南方某景区推掉半个建豪华饭店，造成水土流失、生态环境退化等，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失。这种旅游资源开发的模式完全是鼠目寸光的行为，更谈不上贯彻“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了。

2.亡羊补牢模式。为保护而保护，这是一种纯事后的作为，即在开发旅游资源之初完全没有考虑3R原则，当造成严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后果时才意识到要保护，这种开发和保护模式是消极的，属于亡羊补牢的行为。现在部分早期无视环境进行盲目开发的景点已经意识到了保护的重要性，开始进行补救。亡羊补牢模式是以资源的破坏和高额的治理费用为代价的，因此3R的循环经济发展原则在补救的过程中必须贯彻才能达到恢复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

3.以保护为目的的开发模式。这是一种适合自然生态景观的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模式。如果某个景观是惟一的、独特的、不可再生的，必须是通过保护来开发的。如一些湿地资源和一些特殊的地理地貌资源如果被破坏了，就无法恢复。对于这样的旅游资源，就要在高起点的规划指导下，严格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3R原则进行规划，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开发，经济利益要为自然资源的保护让路。这种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模式一般投入高但收益慢，所以一般以政府为主导进行全面整体的规划和投资，单一的企业进行开发，很难达到3R的要求。

4.为开发而保护的开发模式。这是一种比较适合人文景观的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模式。如一些古代建筑群、摩崖石刻等，要想对其进行开发，就必须同时对其进行保护，这些资源历经了千百年的风雨，如果只开发不保护只能使其消失得更快。可以选择首先由政府进行3R指导下的循环经济规划，然后再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开发。这样就可以保证这些人文资源即可以得到高效的开发，又可以达到保护的目的，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目前我国存在的四种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模式中，第一种“急功近利”式完全与循环经济理论背道而驰，应该完全被淘汰，在旅游资源开发立项过程中，相关部门应该严格把关，坚决杜绝这种项目上马；第二种“亡羊补牢”式也不是应该提倡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前期投资相对较小，但是后期的治理费用会非常的高，付出的环境代价也会很大；第三种“以保护为目的”的开发模式和第四种“为开发而保护”的开发模式最符合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也最容易贯彻“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3R原则，是现在和日后进行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最应该遵循的模式。

参考文献：

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例8

一、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日益全球化、一体化，国际分工高度发达，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企业经营环境复杂多变，知识要素作用日益增大。处在这样一个变化和波动性程度日益增加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寻求一种全新的观察、分析和行动方式。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多视角的组织观和新的文化理论。由此可见，跟随动态环境而不断创新的企业文化才是问题的关键。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沙因（Edgar H.Schein）在《企业文化生存指南》一书中所指出：大量案例证明，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文化再造是推动企业前进的源动力。

然而，现有企业文化理论大多以相对稳定的经营环境为背景，从静态的角度来研究企业文化，而对动态环境中提升企业竞争力、营造企业竞争优势的另一个关键维度——企业文化再造，未予足够的关注，无法很好地为企业在变化环境下的优势改进提供指导。因而，从企业战略角度，突破静态分析的局限，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观，再造企业文化提升企业竞争力是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也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和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企业文化再造的基础

企业文化应如何再造才能创造更多、更大的企业经济活动价值，保持企业长期竞争优势和经营业绩，是战略管理领域的新问题。以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特征的企业能力理论作为管理学和经济学相互融合的最新成果，注重于企业内部资源的研究，揭开了企业这个“黑匣”，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企业分析理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用传统理论难以解决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实际问题，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被推上了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大舞台。

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Gray Hamel）是核心竞争力论最具代表性人物。1990年，他们合作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企业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一文，指出企业战略上的成功源于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核心竞争力，正式提出了核心竞争力理论。

该理论的特点是：以企业资源和能力为核心概念，认识企业自身，创造企业本质存在的能力及动力机制；通过不断努力，积累保持和培育企业知识和技能，展开市场运作和经营管理，创造长期可持续性竞争优势；储备、弥补和提升企业能力，开拓创新，挖掘自己经营多角化的广度和深度，适时调整，以提高适应力，引导和创新与环境相适应的能力潜能，达到企业长寿之功效。

由此可见，核心竞争力是核心产品和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在产品和市场策略的生命越来越短暂的时代，企业竞争致胜的基础在于核心竞争力，在企业取得和维持竞争优势的过程中，企业核心能力的培养及综合运用是最关键的因素。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竞争力和企业发展的源泉，是企业的战略核心。因而，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文化再造的基础。

三、企业文化再造的动因与路径

（一）内因、外因与综合推动

综合现有的观点，不外乎外因、内因和综合因素三大学说。

外因学说把企业文化发展变化的动因，归结为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企业外部因素，认为是外部因素共同促成了企业文化的发展变化。但是在何者起决定性作用的认识上，产生了分歧，因而便出现了社会经济决定论、社会政治决定论、科学技术决定论和社会文化决定论四种外因学说。社会经济决定论认为，企业文化发展变化是由社会经济变化而引起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企业文化的类型、特征和素质水平。社会政治决定论认为，社会的政治环境、政治管理体制，政府的方针、政策及各种法规，时刻影响着企业文化。科学技术决定论认为，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企业文化发展变化。社会文化决定论认为，企业文化是社会大文化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企业文化的变化取决于社会文化的变迁。

内因学说认为，不同企业文化的差异源于企业本身的不同，是企业内部因素导致了各个企业文化类型、强弱、特征以及变迁的历程、速度等方面的差异。在众多内因学说中，领导素质决定论与群体素质决定论最具代表性。领导素质论认为，企业文化的产生、发展、兴衰和变迁取决于企业领导人的文化素质。领导人可以发动文化再造，促使企业文化变型，也可以采取保守态度，阻止和抵制企业文化变型。总之，有怎样的领导素质，就有怎样的企业文化。而群众素质论认为，企业文化的再造是由整个员工队伍的文化素质决定的。在企业文化再造中，领导人起着发动、组织和指导作用，而新旧文化参数的交替归根到底是由于广大员工的实际活动来实现和体现的。综合因素学说认为，企业文化发展变化是企业内外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共同结果。米勒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美国企业精神》一书中指出，企业外部环境和企业组织环境是企业文化的两组变量，企业文化再造在两组变量交互作用中实现。并勾勒出了企业文化发展变化模式的图示（如图1）。

从上面论述中，不难看出．影响企业文化发展变化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单从内因、外因来分析企业文化的再造，有其片面性。综合因素学说即使避免了一定的局限，但仍是表象的、粗糙的、机械的。内外因素只是企业文化再造的条件，而要揭示企业文化的动因，应从企业文化内在本质入手。

（二）企业文化再造的路径

企业文化与企业相伴而生。然而，企业文化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当人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或者只意识到它的存在而没有对它进行认真剖析、扬弃的情况下，它只是自发地成长，缓慢地发育，并且自发地发挥它的作用；当人们在实践中意识到它的客观存在，并有意识地提倡和积极培育的企业文化，摒弃和抑制消极落后的企业文化，从而引导企业文化向健康的轨道发展，尤其把优秀的企业文化渗透到管理行为之中，企业文化就逐渐演变为一种新型的更具柔性的企业管理方式。由此可见，企业文化对企业的作用是双向的，既有积极的正面作用，又有消极的阻碍作用。John P.Kotter & James L.Heskett的研究表明：对企业丰润的长期经济业绩存在负面作用的企业文化并不罕见，这些企业文化容易孳延，即使在那些汇集了许多通情达理、知识程度较高的人才的公司中也是如此。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企业文化本质上是不断创新的，而其再造动因又在于其自身的规律。

企业文化自身的规律性在于它的生命周期也要经历生长、发育、成熟、衰亡等阶段。因而，企业文化的作用也会经历着一个有益于企业生存、促进企业发展到阻碍企业发展的过程。而要避免企业文化的衰亡阶段，就必须再造企业文化。一方面，在生长、发育、成熟阶段，要保持和贮存企业文化中的“精华”，实行文化积累，沉积优秀的企业文化。只有形成了企业文化传统，企业在文化上才是强大的，在精神上才是一脉相承的，在行为上是前后一贯的。另一方面，要否定那些不合乎企业生存发展需要的旧文化质，破除那些阻碍企业继续前进的旧传统。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实现新文化质的增长，对已有企业文化不断完善和充实。只有不断增长其新特质，才能使它变得日益强大起来。不断增长的新文化质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组织发明创造。如发明新观念，创造新作风，建立新习俗和新礼仪等。二是学习、借鉴其他企业文化。如学习国外企业文化和国内兄弟企业的文化经验，吸取精华，以丰富完善自己的文化形式。

认识企业文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企业文化的冲突。在企业文化积累、传递和选择过程中，都发生和存在文化冲突现象。企业文化冲突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企业组织内部一般表现为组织与团体、团体与团体、团体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冲突。而且随着企业联盟、兼并等形式的发展，会出现多元文化的冲突。不管冲突形式如何，企业文化冲突在内容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两种或几种文化式样的冲突；二是两种或几种文化质的冲突。根据理性思维判断，这种冲突不仅是企业文化积累、传递和选择的契机，而且还是企业文化再造的巨大动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企业文化冲突的过程就是企业文化再造的过程。根据文化冲突的性质及积累的程度，企业文化再造可选择三种路径：

1、企业文化积累：已有企业文化式样不变，基本价值规范体系未动，但吸收、消化了其他文化式样的部分文化质和部分文化参数。

2、企业文化融合：几种不同式样的企业文化的质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形成一种新的企业文化式样。但能从新的文化式样中看出各式样的要素和影子。

3、企业文化变迁：企业的文化价值规范体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已有的企业文化式样被新的企业文化式样所替代。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企业的竞争环境和竞争规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处于动态竞争中的企业，其竞争基础也在发生着变化，迫切要求企业采取相应的竞争战略。企业文化分属于维持型企业文化和再造型企业文化两类。再造型企业文化是对外开放的文化，是不断摆脱落后，是勇于进取，不断吸收新因素、适应新环境、创造新市场使企业不断蓬勃向上的文化。在动态竞争环境下，企业应创造再造型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作为企业的综合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是企业文化再造的基础。企业文化再造的动因在于其自身的规律和本质特征，企业文化新陈代谢的过程和企业文化冲突的过程也就是企业文化再造的过程。企业文化是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而在动态环境下，企业文化再造才是推动企业前进的源动力。基于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文化再造，是企业在动态环境下的竞争战略。

参考文献：

1、史东明.核心能力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刘光明.企业文化再造: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J].经济管理，2002(7).

3、李品媛.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4、(美)约翰·科特，詹姆斯·赫斯克特.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M].华夏出版社，1997.

5、(美)埃德加·H·沙因.企业文化与领导[M].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

6、(丹麦)尼古莱·J·福斯，克里斯第安·克努森.企业万能：面向企业能力理论[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例9

一、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日益全球化、一体化，国际分工高度发达，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企业经营环境复杂多变，知识要素作用日益增大。处在这样一个变化和波动性程度日益增加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寻求一种全新的观察、分析和行动方式。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多视角的组织观和新的文化理论。由此可见，跟随动态环境而不断创新的企业文化才是问题的关键。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沙因（Edgar H.Schein）在《企业文化生存指南》一书中所指出：大量案例证明，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文化再造是推动企业前进的源动力。

然而，现有企业文化理论大多以相对稳定的经营环境为背景，从静态的角度来研究企业文化，而对动态环境中提升企业竞争力、营造企业竞争优势的另一个关键维度――企业文化再造，未予足够的关注，无法很好地为企业在变化环境下的优势改进提供指导。因而，从企业战略角度，突破静态分析的局限，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观，再造企业文化提升企业竞争力是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也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和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企业文化再造的基础

企业文化应如何再造才能创造更多、更大的企业经济活动价值，保持企业长期竞争优势和经营业绩，是战略管理领域的新问题。以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特征的企业能力理论作为管理学和经济学相互融合的最新成果，注重于企业内部资源的研究，揭开了企业这个“黑匣”，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企业分析理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用传统理论难以解决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实际问题，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被推上了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大舞台。

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Gray Hamel）是核心竞争力论最具代表性人物。1990年，他们合作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企业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一文，指出企业战略上的成功源于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核心竞争力，正式提出了核心竞争力理论。

该理论的特点是：以企业资源和能力为核心概念，认识企业自身，创造企业本质存在的能力及动力机制；通过不断努力，积累保持和培育企业知识和技能，展开市场运作和经营管理，创造长期可持续性竞争优势；储备、弥补和提升企业能力，开拓创新，挖掘自己经营多角化的广度和深度，适时调整，以提高适应力，引导和创新与环境相适应的能力潜能，达到企业长寿之功效。

由此可见，核心竞争力是核心产品和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在产品和市场策略的生命越来越短暂的时代，企业竞争致胜的基础在于核心竞争力，在企业取得和维持竞争优势的过程中，企业核心能力的培养及综合运用是最关键的因素。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竞争力和企业发展的源泉，是企业的战略核心。因而，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文化再造的基础。

三、企业文化再造的动因与路径

（一）内因、外因与综合推动

综合现有的观点，不外乎外因、内因和综合因素三大学说。

外因学说把企业文化发展变化的动因，归结为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企业外部因素，认为是外部因素共同促成了企业文化的发展变化。但是在何者起决定性作用的认识上，产生了分歧，因而便出现了社会经济决定论、社会政治决定论、科学技术决定论和社会文化决定论四种外因学说。社会经济决定论认为，企业文化发展变化是由社会经济变化而引起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企业文化的类型、特征和素质水平。社会政治决定论认为，社会的政治环境、政治管理体制，政府的方针、政策及各种法规，时刻影响着企业文化。科学技术决定论认为，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企业文化发展变化。社会文化决定论认为，企业文化是社会大文化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企业文化的变化取决于社会文化的变迁。

内因学说认为，不同企业文化的差异源于企业本身的不同，是企业内部因素导致了各个企业文化类型、强弱、特征以及变迁的历程、速度等方面的差异。在众多内因学说中，领导素质决定论与群体素质决定论最具代表性。领导素质论认为，企业文化的产生、发展、兴衰和变迁取决于企业领导人的文化素质。领导人可以发动文化再造，促使企业文化变型，也可以采取保守态度，阻止和抵制企业文化变型。总之，有怎样的领导素质，就有怎样的企业文化。而群众素质论认为，企业文化的再造是由整个员工队伍的文化素质决定的。在企业文化再造中，领导人起着发动、组织和指导作用，而新旧文化参数的交替归根到底是由于广大员工的实际活动来实现和体现的。综合因素学说认为，企业文化发展变化是企业内外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共同结果。米勒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美国企业精神》一书中指出，企业外部环境和企业组织环境是企业文化的两组变量，企业文化再造在两组变量交互作用中实现。并勾勒出了企业文化发展变化模式的图示（如图1）。

从上面论述中，不难看出．影响企业文化发展变化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单从内因、外因来分析企业文化的再造，有其片面性。综合因素学说即使避免了一定的局限，但仍是表象的、粗糙的、机械的。内外因素只是企业文化再造的条件，而要揭示企业文化的动因，应从企业文化内在本质入手。

（二）企业文化再造的路径

企业文化与企业相伴而生。然而，企业文化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当人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或者只意识到它的存在而没有对它进行认真剖析、扬弃的情况下，它只是自发地成长，缓慢地发育，并且自发地发挥它的作用；当人们在实践中意识到它的客观存在，并有意识地提倡和积极培育的企业文化，摒弃和抑制消极落后的企业文化，从而引导企业文化向健康的轨道发展，尤其把优秀的企业文化渗透到管理行为之中，企业文化就逐渐演变为一种新型的更具柔性的企业管理方式。由此可见，企业文化对企业的作用是双向的，既有积极的正面作用，又有消极的阻碍作用。John P.Kotter & James L.Heskett的研究表明：对企业丰润的长期经济业绩存在负面作用的企业文化并不罕见，这些企业文化容易孳延，即使在那些汇集了许多通情达理、知识程度较高的人才的公司中也是如此。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企业文化本质上是不断创新的，而其再造动因又在于其自身的规律。

企业文化自身的规律性在于它的生命周期也要经历生长、发育、成熟、衰亡等阶段。因而，企业文化的作用也会经历着一个有益于企业生存、促进企业发展到阻碍企业发展的过程。而要避免企业文化的衰亡阶段，就必须再造企业文化。一方面，在生长、发育、成熟阶段，要保持和贮存企业文化中的“精华”，实行文化积累，沉积优秀的企业文化。只有形成了企业文化传统，企业在文化上才是强大的，在精神上才是一脉相承的，在行为上是前后一贯的。另一方面，要否定那些不合乎企业生存发展需要的旧文化质，破除那些阻碍企业继续前进的旧传统。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实现新文化质的增长，对已有企业文化不断完善和充实。只有不断增长其新特质，才能使它变得日益强大起来。不断增长的新文化质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组织发明创造。如发明新观念，创造新作风，建立新习俗和新礼仪等。二是学习、借鉴其他企业文化。如学习国外企业文化和国内兄弟企业的文化经验，吸取精华，以丰富完善自己的文化形式。

认识企业文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企业文化的冲突。在企业文化积累、传递和选择过程中，都发生和存在文化冲突现象。企业文化冲突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企业组织内部一般表现为组织与团体、团体与团体、团体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冲突。而且随着企业联盟、兼并等形式的发展，会出现多元文化的冲突。不管冲突形式如何，企业文化冲突在内容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两种或几种文化式样的冲突；二是两种或几种文化质的冲突。根据理性思维判断，这种冲突不仅是企业文化积累、传递和选择的契机，而且还是企业文化再造的巨大动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企业文化冲突的过程就是企业文化再造的过程。根据文化冲突的性质及积累的程度，企业文化再造可选择三种路径：

1、企业文化积累：已有企业文化式样不变，基本价值规范体系未动，但吸收、消化了其他文化式样的部分文化质和部分文化参数。

2、企业文化融合：几种不同式样的企业文化的质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形成一种新的企业文化式样。但能从新的文化式样中看出各式样的要素和影子。

3、企业文化变迁：企业的文化价值规范体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已有的企业文化式样被新的企业文化式样所替代。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企业的竞争环境和竞争规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处于动态竞争中的企业，其竞争基础也在发生着变化，迫切要求企业采取相应的竞争战略。企业文化分属于维持型企业文化和再造型企业文化两类。再造型企业文化是对外开放的文化，是不断摆脱落后，是勇于进取，不断吸收新因素、适应新环境、创造新市场使企业不断蓬勃向上的文化。在动态竞争环境下，企业应创造再造型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作为企业的综合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是企业文化再造的基础。企业文化再造的动因在于其自身的规律和本质特征，企业文化新陈代谢的过程和企业文化冲突的过程也就是企业文化再造的过程。企业文化是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而在动态环境下，企业文化再造才是推动企业前进的源动力。基于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文化再造，是企业在动态环境下的竞争战略。

参考文献：

1、史东明.核心能力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刘光明.企业文化再造: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J].经济管理,2002(7).

3、李品媛.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4、(美)约翰・科特,詹姆斯・赫斯克特.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M].华夏出版社,1997.

5、(美)埃德加・H・沙因.企业文化与领导[M].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

6、(丹麦)尼古莱・J・福斯,克里斯第安・克努森.企业万能：面向企业能力理论[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7、加里・哈默等.战略柔性――变革中的管理[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例10

摘要：发展循环型农业是解决现代农业发展瓶颈的重要举措。文章对其概念、内涵进行了梳理旨在把循环农业的思想更充分地应用在实际生产中。系统地阐述了循环农业的定义、特征、原则与理论基础等，结合国内外循环农业的制度创新和机制研究，分析了循环农业的参与主体、结构层次、技术支撑和法律保障等。研究和运用循环经济理念来指导农业生产，转变增长方式，发展循环农业，创新发展模式，实现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循环农业；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

中图分类号：S-1 文献标志码：B 论文编号：2014-0725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典型农业系统物能循环特征及系统优化调控技术”(2012BAD14B03)；国家自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能值的纸坊沟流域生态资产与人类福祉变化动态模拟”(4127154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内蒙古温带典型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与区域生态安全”(41030535)。

第一作者简介：胡晓欢，女，1989 年生，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系统生态学研究。通信地址：100875 北京师范大学，E-mail：201321190008@bnu.edu.cn。

通讯作者：董孝斌，男，1973年生，副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xbdong@bnu.edu.cn。

收稿日期：2014-08-04，修回日期：2014-10-08。

0 引言

自从循环经济思想传入中国以来，政府和学术部门就引起了高度重视，纷纷将其融入到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探索热潮中。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也因此获得巨大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循环经济的思想应用于农业领域，研究成果犹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他们分别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区域出发，对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农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方面贡献了诸多借鉴。毋庸置疑，循环农业在理论内涵方面的研究，对于指导中国的农业生产实践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1 循环农业的概念

1.1 循环农业的概念及发展

关于对循环农业的定义，可谓百家争鸣，目前还没有较明确、统一的结论。作为一个新生概念，循环农业的理论来源于循环经济理论与农业结合后的发展进程。随着时间的发展，通过与生态学、经济学等理论的结合，逐步成为了一个较为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在此，笔者将不同学者的概念精髓[1-15]总结罗列如表1。

1.2 循环农业的定义归纳

笔者将循环农业的定义进行了归纳：借助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技术学原理及其基本规律，运用循环经济理论、清洁生产理论、可持续发展思想与产业链延伸理念等，以经济效益为驱动力，以可持续协调发展评估体系和绿色GDP核算体系为导向，优化并调节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及产业结构，按照“资源农产品农业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组织农业生产，严格控制外部有害物质的投入，避免农业废弃物的产生，最大程度地减免环境污染，提高农业系统物质能量的多级循环利用，使农业生产活动真正纳入到农业生态系统循环中，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生态的良性循环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 循环农业的原则

循环农业的原则同样来源于循环经济，由最经典的“3R”原则发展到现在的“4R”原则、“5R”原则等等，版本繁多。现将极具代表性的几个原则标准介绍如下。

2.1“3R”原则

最早提出遐迩闻名的循环经济“3R”原则是在20世纪80 年代中期，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业发展局的前局长拉德尔女士带领下专家们研究而出。循环农业同样是建立在“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三原则基础上的。详细展开如下：

2.1.1 减量化或减物质化原则(Reducing) 针对总流程的输入端。以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的物质量为宗旨。具体是指在农业生产全程乃至农产品生命周期（如从田间到餐桌）中减少稀有或不可再生资源、物质的投入量并减少废弃物的产生量，从而达到既定的生产或消费目的。例如，种植业通过有机培肥提高地力（如利用沼液沼渣灭虫施肥等）、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为节水、节肥、节地、节种、节药、节电、节油、节柴（煤）、节粮、减人（减少从事一产的农民），即“九节一减”。

2.1.2 再利用或反复利用原则(Reusing) 针对总流程的中间过程。目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减少一次用品污染。具体是指农业资源或产品以初始的形式被多次使用。例如生活污水经处理达标后冲洗畜禽等等。

2.1.3 资源化或再生利用原则(Recycling) 针对总流程的输出端。通过把废弃物资源化以减少末端处理量。具体是指将生产或消费产生的废弃物无害化、资源化、生态化，例如秸秆还田。

2.2“4R”原则

循环农业的“4R”原则有多种版本。

2002 年，陈锐等[16]在“3R”的基础上增加了以农业系统最优化运行为目标的“重组化原则(Reorganize)”原则。

2005 年，崔和瑞[17]提出了农业循环经济发展遵循的“4R”原则，即在“3R”的基础上增加了“再回收(Recovery)”原则。

2007 年，高旺盛[18]在设计“农田循环高效生产模式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的时候，提出了“减量化、资源化、再循环和可控化”的循环农业发展“4R”原则，增加了“可控化”的原则，内涵是可控制有害生物和污染物。

针对不同的原则定义，在2010 年4 月的循环农业“十二五”重大工程项目顶层设计讨论会议上[19]，与会专家建议，针对中国的粮食问题以及不同地方农业购买性资源的投入水平的迥异，把“减量化原则”改成“适量化”原则。至此，循环农业“4R”原则“适量化、资源化、再利用和可控化”基本成型。

2.3“5R”原则

关于“5R”原则，同样众说纷纭。刘静暖[17]提出，应在实践中加上资源的再生性(Repreduce)原则和替代性(Replace)原则这2“R”，成为操作性更强的“5R”原则。再生性原则是指在资源的使用中，对可再生资源要在能够保证再生的前提下使用，使资源的消耗速度不高于资源的再生速度。替代性原则是指对不可再生资源应寻求替代性资源，也即开发新的资源。

2005 年3 月26—30 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思想者论坛”大会上，中国著名学者吴季松教授参与了国际循环经济理念从3R向5R转变的研讨，会上提出了5R 循环经济的新思想，并获得一致赞同，从此循环农业的发展也有了崭新的指导原则[20]。5R 理念在传统的3R 理念中新增了“再思考(Rethink)”和“再修复(Repair)”两原则。再思考原则就是一反旧的经济理论，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还要维系生态系统的稳定，加大监督力度和管理水平；再修复原则是指不断地及时修复被人类活动破坏的生态系统，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比起原有的3R 理论，5R 理论是对循环经济理论的拓展和升华。它不只包涵了循环农业在实践中的规范，还在理论水平上对循环农业进行了指导和完善。

2.4 其他原则

此外，在践行循环农业的过程中，还要坚持保育土壤原则、因时因地制宜原则、统筹协调原则、资源合理流动与最佳配置原则、产业结构合理化原则以及综合治理原则等。

3 循环农业的理论基础

在农业领域，随着农业发展的逐步深入，出现了以替代现代化常规农业为核心的“替代农业发展理论”，涵盖了有机农业理论、生物农业理论、生态农业理论、低投人农业理论、自然农业理论、再生农业理论、持久农业理论等等[21]。尹昌斌等[22]认为循环农业不仅是农业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同时它又是一种产业形态，其过程与管理应该遵循产业经济学相关原理。综上所述，笔者将循环农业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梗概，详见表2。

4 循环农业的层次结构

根据不同的规模，将循环农业划分为3 个层次：规模最小的是家庭层次。这种层次体现在结合农民的庭院种植、养殖和生活废物等等，通过沼气工程将资源循环利用。

其次是乡村、园区层次。以村镇为单元，将农户的秸秆残留、生活垃圾、畜牧粪便等等统一回收处理，资源化，建立农村清洁社区。循环农业园区方向拥有着更广阔的前景。中国较为成功的代表有:江苏省赣榆海洋经济开发区、雁门关生态畜牧区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23]、上海市崇明县前卫村多功能联动的农业园区模式[24]等等。

最大的是区域层次。就是将农、林、牧、副、渔与相关加工业紧密耦合起来，从而达到产业链的延伸与产业结构的优化。

另外，从农业生产和农业产业的角度来看，吴天马[2]将循环农业较为系统地分为4 个层次：产品生产层次、农业产业内部层次、农业产业间的层次以及产品消费过程和消费过程后层次。从侧面反映了循环农业从源头到消费全过程的减量化、资源化等理念。

5 循环农业的保障体系

5.1 循环农业的技术支撑

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主要分为5 类。

5.1.1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清洁生产技术是循环农业所依赖的核心技术。就是对生产过程与产品采取整体预防的环境策略，减少甚至消除它们对人类及环境的可能危害。它不仅包含了清洁能源和清洁的生产过程，还有清洁的产品这一方面。

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创新，农业清洁生产遵守循环农业无害化、减量化的原则，严格控制外部有害物质的投入，生产和使用“绿色”农用化学品，同时借助GIS等技术提高它们的利用效率[32]，遵循环境友好型的农业发展方针。

5.1.2 能源开发及循环利用技术大力开发生物质能源，充分利用地层新能源技术，逐渐由高开采、高排放、低利用向低开采、低排放、高利用转化。

5.1.3 废物利用技术将农业废弃物和生活垃圾回收分类并进行资源化处理。这里具体指的是农业废弃物的“四化”利用[18]：结合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实践成果，对于生产和生活过程产生废弃物（例如畜禽粪便、人粪尿和秸秆等）采取能源化、材料化、肥料化和饲料化4 种模式。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有秸秆的能源化和饲料化以及人畜粪便的沼气化和肥料化。

5.1.4 污染治理技术通过环境工程技术来净化生产过程末端所产生的废弃物来实现污染控制，从而达到控制污染的目的。

5.1.5 定量分析技术在国内，循环农业的定量分析方法[25]主要有HDP法（人文发展指数法）[26]、BPEIR 模型法[27]、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分类分域评价法、可持续发展评价法[28]等等，在此不再赘述。

5.2 循环农业的法律保障

5.2.1 国外循环农业的法律保障体系德国曾经是化肥、农药的生产和使用量最多的国家，也是最早开展循环经济立法的国家[32]。自从循环经济的理念诞生以来，德国对农业生产的全过程都以循环经济为指导思路制定了法律法规，无论是水、土壤、大气还是耕作制度、农产品质量、生物多样性等各个方面都加以规范。同时，德国的法制建设也走在世界前列。在1978 年宣布“蓝色天使”计划之后，德国制定了《废物处理法》和《电子产品的拿回制度》。为禁止农民于每年11 月15日至来年1 月15 日在农田施用厩肥[29]，德国又于1989年正式立法，同时在政府补贴上向生态农业倾斜。进入可持续发展时代后，遐迩闻名的《循环经济和废物清理法》于1994 年制定出来（1998 年修订），把循环经济思想推广到所有的生产部门。之后，德国先后制定了《垃圾法》、《联邦水土保持与旧废弃物法令》、《森林经济年合法伐木限制命令》、《持续推动生态税改革法》、《森林繁殖材料法》和《再生能源法》等等。

美国的立法注重防患未然、未雨绸缪。它早期的农业环境立法包括农业法中的土壤银行计划、耕地保护计划、《废弃物处理法》、《土壤保持法案》、《国家环境政策法案》、《资源保护与回收法》等等。1990 年，美国又将《污染预防法》中规定的“尽最大努力预防或削减污染源”作为了一项国策。在固体废弃物管理方面，美国《综合环境影响、补偿和责任法》和《资源保护与回收法》两部法律对废弃物的资源化、无害化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是世界上比较完备[30]，它的发展模式为三个层次，即基本法统率综合法和专项立法。第一层是日本的基本法，由《环境基本法》、《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和《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计划》构成。他们明确了循环经济的基本内涵、原则等等，规定了组织者、参与者所承担的责任、义务。第二层是《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和《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两部综合性的法律。最后，1995 年至2000年期间，日本结合不同产品的性质制定了五部专项立法，依次有《促进容器及包装分类回收法》、《家用电器回收法》、《建筑及材料回收法》、《食品回收法》和《绿色采购法》。为调动举国上下都参与建设循环型社会，日本政府颁布了《环保商品购买法》和《循环型社会白皮书》并率先购买和使用环保商品，进一步增进国民观念的深化。

瑞典最早的有关农业环境保护法规在1970 年左右便开始制定。到20 世纪末，《农业环保法》的出台较为系统地规范了其循环农业的生产操作。此法不但明确了“污染者补偿原则”、节省原材料和能源的“生态环境原则”，还规范了水、肥料、农药等的用法、用量，强调了官方的监督作用价值[31]。

西班牙的农业环保法制化自1989 年展开序幕，标志是当年通过的《生态农业属名条例》。通览该国的法律法规，囊括了欧盟法、国家法和地方法3 个层次。因此，西班牙既要严格执行欧盟的法规，也要将其作为本国法规的制定依据。举例来说，西班牙对来自生态农业与生态牧业的产品在生产、加工、包装、进口等方面的规定就是参考欧盟的标准[32-33]。

5.2.2 中国循环农业的法律保障体系中国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将资源环境保护的相关理念纳入了议事议程[30]。至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制定了10 余部环境保护法律和20 余部资源保护法律，包括《水法》、《水土保持法》、《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法》、《节约能源法》和《清洁生产促进法》以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其中在《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循环经济”一词得到了明确使用。其对于清洁生产措施的规定以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的规定“实行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和危害性、充分合理利用固体废物和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的原则”体现了循环农业资源利用节约化、生产过程洁净化、废物循环再生化的特点。同时，《2006-201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也支持中国循环经济的建设并将其作为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值得一提的是《循环经济促进法》，在制度和政策方面的框架构建对于指导农业生产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第一条明确了将缓解中国当下面临的严峻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作为宗旨，提出将开源、节流和环境保护这三方面统筹协调起来。然而，中国的立法尚不健全，例如，中国只是在《森林法实施条例》、《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退耕还林条例》等行政法规中涉及了循环农业方面的相关内容，但是专门的关于循环农业的行政法规呼之欲出。

6 循环农业的前景展望

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以及现代农业的发展历程，不管是发达国家的“石油农业”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绿色革命”都没能摆脱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残酷现实。这些农业模式虽然能够快速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例如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对生态环境的损害。由此可见，生态环境的恶化与农业发展方式的不当都是严重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中国，随着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化问题愈演愈烈，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从而大幅度延缓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因此，研究并运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农业生产，转变增长方式，创新发展模式，坚持资源利用节约化、生产过程可控化、废物循环再生化、产业链接生态化、大众消费绿色化，追求生态系统服务的持久力、最大化，是当前面临的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是中国农业发展也是发展循环农业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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