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旅游论文例1

刘晖在《旅游民族学》中以案例的形式展现了甘肃夏河拉卜楞寺社会环境的世俗化现象，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例如拉卜楞寺晒佛节等传统宗教节日的娱乐性、程序性增强而宗教性与神秘性减弱。徐赣丽在《《民俗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一书中描写了龙脊地区壮瑶民族文化在旅游经济开发中的经济化与商品化现状，壮瑶族好客敬酒的传统异化为一种挣取小费的方式、农家乐为主要模式的农家旅馆对经济利益的计算使得传统壮瑶房屋家庭的内部结构失去祖先崇拜的神圣性。

两者的矛盾不能仅仅从商品市场中法律法规缺失等制度层面着手而须深入到现代性的内部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在帕森斯看来现代社会(帕氏以美国社会为现代社会的典型)是宗教、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相互分化的社会。相应的，在现代性的世界图景中，彼此分化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系统以各自的价值世界明证自身行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哈贝马斯敏锐地指出，分化出来的各个领域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价值判断的标准，用他的话来说即是有不同的“有效性宣称”。具体而言，经济行动以工具理性为行动准则并以经济目的作为行动依归，社会领域则以整合作为价值选择而文化则更强调艺术的美学与情感价值。这些具有各自有效性宣称的价值序列正如所韦伯指出的处在无可消解的冲突之中，“不同的神祠在相互争斗，毫无疑问地永远在争斗”［2］。具体到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命题中，少数民族民俗旅游开发是以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作为市场交换的对象，形成集群化的旅游产业链来发展当地经济，提高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从而摆脱贫困状态。经济行为本质上说必须以市场为载体，服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最终以经济效益为行动依归。然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则是少数民族与族群、生态自然环境以及宇宙世界的长期相互关联与思考建构的产物，具有物质载体与精神内涵的双重架构，而尤以文化所体现的精神价值观最为关键，象征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同时也是维持本民族族群认同的标志。从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观之，少数民族文化本质上是一整套文化与社会的实践体系与象征系统。另一方面，现代性又表现为经济中心主义的一元论价值主张。韦伯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因形式理性的法学思想、市民城市的兴起以及新教伦理特殊的宗教救赎观等原因造就了一个“除魅”的理性化世界，新教的救赎“预选”说断绝了天主教教会作为救赎确证的可能性，主张将个人世俗社会的经济成就作为救赎的确证，确立起了经济成就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新教伦理一方面促成了资本主义理性的经济行动的中心地位，同时也使得韦伯的经济行动被宗教伦理所限制避免了经济行动纯粹低级化为经济的营利欲。但是正如贝尔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逐渐摆脱了宗教禁欲对世俗经济行动的伦理监控，“经济冲动力”不断冲击“宗教冲动力”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经济的霸权，取得了相应于社会与文化系统的独占地位，从而将文化与社会作为观照和开发的对象。而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开发视野下则表现为将文化作为开发营利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践行的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逻辑在顶层设计上确立了经济开发与经济效益的“霸权”地位，合法化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经济开发行为。这也直接导致将少数民族的仪式节日、民族服装等文化因子作为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加以开发甚至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出现所谓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逆转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怪相。这种开发模式似乎类似于莫斯式的“总体性社会事实”体系。其实不然，两者之间具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莫斯的“总体性社会”背后是一个未分化的整体性的意义世界，而当前的经济实践强调的是经济世界的主导，将文化社会系统纳入到经济发展话语当中。

现代性的多元主义与经济中心主义两个面向彼此冲突，相互矛盾:一方面，现代性展现为价值多元主义，经济、社会与文化各领域之间的彼此分化、相互分野并各有相应的价值判断标准与有效性宣称;另一方面，现代性的经济中心主义则又强调经济价值的主导作用，并以经济观照社会与文化领域，不断削弱社会与文化系统价值宣称的合法性。实践中，现代性两个面向之间的矛盾甚至是冲突直接表现在民族地区的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因为文化系统自身的价值判断与有效性宣称要求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重点是如何维护文化系统的本真意义，而另一方面旅游开发项目作为一种经济行为本质上说必须以市场为载体，服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最终以经济效益为行动依归，所以必然将导致文化世界精神内涵的逐渐丧失与文化的世俗化、经济利益化。本文所论及的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也就只是现代性内部矛盾的外在表现。

作者:刘涛单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民俗文化旅游论文例2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是全国惟一的畲族自治县，是著名的畲乡、生态之乡、廊桥之乡，具有原汁原味的畲族风情、苍翠浩瀚的森林景观、秀丽壮观的溪瀑景观、神秘动人的民间传说，是人们理想的游览观光、避暑度假、休闲游憩的生态旅游胜地。笔者主要以景宁畲族婚俗文化的开发问题作为研究的切人点，在分析开发特点、开发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剖析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开发思路，进行相应的策略研究。

一

、畲族婚俗的内涵及功能畲族的婚姻形态、婚姻观念、婚姻方式和婚姻习俗都蕴藏着独特而丰富的文化意蕴，对其进行深入的考究不仅可以窥探出畲族文化的深层根源，还可以梳理出畲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畲族婚俗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的习俗，同时也蕴涵着一种行为文化。所谓行为文化，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介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问的‘第三种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中创造、传播、占有、享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人类化活动过程，它侧重于对人类行为的研究。畲族人民在婚姻仪式的举办过程中，拥有着许多较为特殊的方式，这些方式有的是直接借鉴于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行为，而有的则是Et常生活中某些行为的变体，只是这些行为附着上了‘婚姻”二字，从而产生了深刻的文化内涵。

畲族婚俗在景宁的民俗旅游开发中有以下几个功能：其一是经济功能。畲族婚俗是景宁民俗旅游开发的重点项目，特色的畲族婚俗表演为景宁当地旅游经济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效益。笔者在实地调查时也发现，很多旅游者都是专门来观看畲族婚俗表演的，而且以团队为主。其二是调适功能。在畲族婚嫁过程中，个人与血缘群体通过仪式，如‘馈郎礼”、‘哭嫁”等增强了个体对家族的依恋与关联，使二者关系更加融洽，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大家庭。

同时，畲族通过婚礼，对加强彰显邻里的关系与交流、促进团结有很大的好处。其三是文化功能。畲族婚俗有着深刻的内涵，体现了畲族人们传统的生活文化。通过畲族婚俗的表演，能使旅游者更深入地了解畲族文化的精髓。

二、传统的畲族婚俗文化

畲族娶亲队伍有‘亲家伯”～人(男方全权代表)、‘高媒”一人、‘行郎”两人(对歌兼抬轿者)、‘车郎”两人(运送聘礼者)、‘接姑”(提灯接引新娘者，常被称为‘哧娘”)两人、抬嫁妆者若干人，并有两个‘照火郎”(要夜出夜归)。

若是行‘借镬嫁”，则还要一位“当门车郎”(代表夫家带去的厨师)。人员总数要凑双数(返回亦同)，但忌‘18”、‘24”两数。迎亲队伍在黎明前到达新娘家，独特而有趣的娶亲仪式就开始了。

首先是女方‘拦路”。迎亲队伍到女方村庄附近，即鸣鞭炮报信。女方的‘妻姆妯娌”们闻声后，即在要道路口用荆棘柴把拦路，设路障数处，阻其通行，等媒人递上小红包后，才撤路障放行。

此乃抵抗‘抢亲”之为。

第二环节是‘关门迎亲”。迎亲队伍行至女方家门前，女方‘妻姆妯娌”们又闩起大门‘对抗”。

媒人等即在门外不停地鸣放鞭炮，女方亦在门内院子对放，像是一场混战。而后女方门开一缝，男方亲家递上一对小红包后，才开门让迎亲队伍进屋。之后便是杀鸡洒红。红轿抬进入新娘家大厅，女方婚宴的‘动用人”接过男方带的鸡杀之，将鸡血洒粘于厅壁、两栋柱和大门两框上，然后将鸡从轿顶上抛出，俗称‘淋轿煞”。

第四环节是‘火笼暖轿”。畲族原盛行‘行嫁”(步行)，红轿乃受汉族的影响，其轿全用竹编制，小巧轻便，或云‘竹种凤凰山”之说。红轿进门后停于院子一旁，下垫脚盆，轿脚不粘地。轿后还挂米筛、镜子、剪刀及尺等物以镇邪，此乃华南一带相沿的巫术。落轿后，女方‘理事者”用一火笼盛炭火，放置男方从女方取回的火种人种，预示婚后生活红火、人丁兴旺。可能是古人在骚乱时首先保存火种之举的变异仪式。

第五环节是‘查亲举礼”。男方挑来的礼品置于中堂桌案，点上红烛明香后，亲家在中堂右首，大至小逐一查讨招呼女方亲属代表及账房、厨馆等主要理人即分别上堂，被推之‘大边”(左首)与亲家兴礼，表示对母系亲属的尊重，畲民称之为‘高头嫁女，矮头讨女”。‘杀家伯”若是站错位置，则被责之‘不懂规矩”。双双作揖后各自向对方跨出右脚一步，双手碰到对方下身，俗称‘拣田螺”，是父亲生殖崇拜的变异遗存，强调父亲的血缘地位。

第六环节是‘奉宝塔茶”。迎亲队伍进入女方厅堂落坐后，女方女眷代表首先给他们敬茶，有的地方女眷端给‘亲家”的是用桶盘托着叠成三层宝放的五碗茶(上一、中三、下一)，要“亲家伯”一人接去分送给媒人、‘行郎”与‘‘车郎”，用他们的智慧来为难‘亲家伯”。‘亲家伯”如何接茶，当有定法，若把碗弄翻了，则不仅要出红包，还要遭奚落。接着女方男理事亦以盘托酒壶至媒人跟前，问‘‘是行云而来还是骑马而来”。媒人若说‘行云而来”，行致雨，就要给媒人灌酒；若说‘骑马而来”，并将小红包置于盘中，他则口说彩语高兴而去。这些都是为难、考验男方迎亲人之举。

第七环节是‘借镬”。迎亲人用茶、‘脱草鞋”(吃点心)后，行‘领酒水”婚仪的“当门车郎”即端桶盘(上置一对红烛一刀肉及红包等)到厨房举行‘借镬”仪式。意即女方一应宴度酒菜都自男方挑来，男方厨师“当门车郎”来女方厨师面前作揖，厨师接过桶盘置于灶头，“当门车郎”先说几句谦语开场，即念一串谜语式的‘惜镬”词，女方‘妻姆妯娌”们多方刁难，若说漏一件要重念一遍。

炊具‘借”齐后，“当门车郎”还杀鸡、刷锅、生火。杀鸡时，如果有一滴鸡血滴出碗外，就要罚饮．158．一碗酒，女眷们故意左推右推，使鸡血洒出碗外。

刷锅时，女眷们不断朝锅里撒糠粉、菜叶等，使之刷不干净，但‘当门车郎”把肉放下锅，就不能再撒。生火时设法使之总烧不着，甚至还将火炉管上口抹上炭灰，‘当门车郎”用之吹火，嘴上即粘上黑圈。但“当门车郎”都有办法对付。这些仪式完毕，‘

当门车郎”双手平端菜刀与红包向女方厨师作揖，女方厨师接过菜刀，将刀口调向已方，向‘当门车郎”回礼，即表示愿意代庖，‘借镬”仪式结束。

第八环节是畲族祖先崇拜的遗俗即‘请祖公”。

女方厨师将三牲祭品和主要菜肴各盛一碗并一包饼干置于祖宗堂前，点起香烛，由畲族师公请女方祖宗来受用婚宴。它与平常祭祀不同的是，酒杯数目要与该姓项数相同。如雷姓是‘大、小、百、千、万”五项；蓝姓有五项，也有‘大、小、百、千、万、念”五项，则要置六杯酒；钟姓无‘‘千”项，是‘大、小、百、万、念”五项。这项数既代表纵向大小辈份的代数，也代表五组或六组包括天神、道教神、师爷神、战神、狩猎神和祖宗神在内的神团系统。

最后便是畲族婚俗文化中最有特色的‘长夜对歌”。迎新队伍到女方家后，女方女歌手先与‘‘车郎”对一阵歌，俗称‘嚓车郎”。中午后直到第二天凌晨轿子起身，皆是女方女歌手与男方两‘行郎”对歌。歌的内容大体与婚俗程序相一致，从择吉日、定亲开始，直唱到“红轿起身”，最后唱《十二生肖》压歌门，表示对各位客人致谢。。这些歌统称为‘嫁女歌”。然而在多数场合，女方歌手往往插入一些情歌和赛智歌，以压倒‘行郎”为胜事。比睿斗智，人们尤喜听。上席宴饮时，女方来劝酒，必唱《劝酒歌》，准夜半吃点心时唱《点心歌》，均有唱有回，‘行郎”边吃边听边回，宴饮时仍然歌声不断。

值得深思的是，这种传统的畲族婚俗已经被过度商业化了。畲族婚俗在民俗旅游开发中被作为一种商品来展现给旅游者。婚俗表演的人员基本上不是原住民，大多数是从县畲族民间艺术团、职业高中等聘用的其他人员，然后聚集在一起，进行统一的排练，呈现给旅游者的畲族婚俗也并非完整，而是截取了娱乐性、商业性较强的桥段，比如迎宾、拜堂、拦路等有商机可图的环节。此外，这些演员在17I复一日的表演中表现出态度冷淡、缺乏互动性等现象，大大降低了畲族婚俗的真正内涵，导致很多旅游者成为一次旅游消费者，表示不会再来当地进行婚俗体验了。

三、景宁旅游开发中对畲族婚俗利用存在的问题(一)表演化、舞台化倾向严重畲族婚礼作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其自身的严肃性和严格的程序。真正传统的畲族婚俗礼仪一般有十个环节，中间还有很多要注意的细节，其具体细节在前面畲族婚俗的介绍中已经详细提及。从保护民族文化的角度而言，这些传统礼数是不能随意改变的。但当地在开发畲族婚俗旅游的过程中，没有尊重当地民族婚礼程序，不分场合与内容，只顾眼前经济利益，片面迎合游客的口味，只选择畲族婚礼中表演性以及娱乐性强的部分展示给游客，导致畲族婚俗向表演化、低俗化发展。同时，由于婚俗表演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表演而敷衍应付，游客对于这种没有内涵、没有真实情感的表演难以产生兴趣。从一项对游客在景宁观看畲族婚俗表演的印象中的调查数据分析显示，满意度仅为20％左右，中间态评价(即‘般”)占45％，认为‘‘无特色”和‘‘差”的旅游者占35％。

也就是说，有高达80％的旅游者对畲族婚俗表演评价不佳。作者也实地参与调查过，感觉此类表演只能满足游客一时的新鲜感，却形成不了长期的旅游吸引力。

(二)游客对于此类婚俗表演参号l生比较差一般来说，在对婚俗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有两种普遍的形式，一种是以博物馆的形式，以图片为主，供游客参观，缺少参与陛；另一种则是婚俗旅游中比较泛滥的模式——婚俗表演，这种模式看似存在着潜在的参与陛，但其实这类表演也仅仅是邀请少数游客上台扮演新郎、新娘，大部分游客仍然作为观众观看，游客的参与I生比较低。在当地旅游区表演的婚俗文化，一般新娘是由当地居民担任‘新娘”，邀请旅游者扮‘新郎”来参与表演。

另外，还有一种比较完整的婚俗表演，会要求其他男性旅游者扮演‘赤郎”的角色，除了少数男性旅游者可以直接参与婚俗体验外，其他女性旅游者和大部分男性旅游者只能作为旁观者，参与性比较差。

(三)婚俗旅游开发呈现商业化、低俗化特征许多景区在经济利益的驱。，不择手段地设计旅游项目，把游客当做‘挨宰”的对象展示的婚俗内容不具有文化内涵和当地少数民族的特色，有些景区甚至胡乱编造，任意杜撰一些婚俗内容。

笔者在实地走访发现，很多畲族民俗旅游区内的表演者大部分是非畲民，不能真实准确地展现原汁原味的畲族婚俗文化。我们在对当地居民访谈中了解到，其实很早以前畲族居民结婚并非如此热闹，新娘都是半夜去新郎家的，而现在当地一般也实行现代婚礼，原住民已很少有采取传统的畲族婚俗礼仪的了。

四、畲族婚俗在景宁旅游开发中的合理利用建议(一)对于景宁旅游业的定位要合理旅游业在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同，因此各地方政府对旅游业的定位就不同。在对旅游地依赖程度很强的地区，旅游业被定位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在对旅游业依赖程度较强的地区，旅游业被定位为重点产业；在对旅游业依赖程度一般的地区，旅游业被定位为一般产业。对旅游业的定位越高，政府对旅游的开发热情就越高。景宁当地政府已把畲族民俗旅游定位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但资金、技术、管理力量不足。因此，景宁当地政府就以优惠政策为条件，吸引外来的资本、技术、管理资源出现了盲目引资现象，不切实际地追求旅游产品商品化，不加分析地吸引外来文化因子。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资源，当地还把过多的权利外放，甚至包括旅游地开发的决策权。显然，旅游开发商拥有过大的控制权将给当地政府对旅游地发展的协调和控制带来困难。

(二)开发商要合理利用畲族婚俗文化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讲，开发商在对旅游资源开发时，都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根本原则，这种对旅游者数量和消费额最大化追求的倾向，既会使旅游者充斥旅游地，又会引发社会消费趋前化，改变旅游地社会的观念意识、文化心态等，导致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发生太大变化。开发商对旅游资源的开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商打破了旅游地稳定循环系统，为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系统的循环注入了各种物质、文化元素；另一方面，开发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造成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变迁异化。开发商为了迎合旅游者的口味，对当地传统文化进行商品化包装，只要有利可图，一些当地婚俗文化就会成为大量复制的对象。这种用片段时间、片段意向打造畲族婚俗文化从而使景宁畲族当地文化的特殊性与演进过程被忽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三)原住民要从婚俗文化的开发中获益民俗旅游地居民受到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不是介入者(旅游者)单方面作用的结果。(下转第169页)当地的旅游民族作为与游客接触的主体人群，他们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以及参与旅游活动的程度都会影响到旅游地新的旅游文化的形成。事实上，不同的居民对外来文化的反应不一样，与游客相互作用的效应就不一样。笔者在深入景宁畲族自治县调查后发现，景宁畲族原住民特征主要体现在居民参与旅游的程度。景宁畲族原住民参与旅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参与旅游活动。

民俗文化旅游论文例3

旅游开发作为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实力所普遍采用的方式，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辩证的矛盾统一关系。

一、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

我国二十多年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实践与理论探讨中，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旅游开发带来的浓厚商业文化侵蚀着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带来的强势现代流行文化冲击着民俗文化。受到侵蚀、冲击的民俗文化，改变着拥有这类民俗文化的地域群体的整个价值取向，改变着群体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这种改变体现在物质、精神及行为规范等方面，在民俗文化变迁历史进程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突变特征。

与主流的汉文化相比，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属于稀缺的文化资源，弥足珍贵，突显出巨大的文化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适当的方式极易转换为经济价值。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各地普遍将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以摆脱贫困为单一战略目标或者为主导性目标，忽视了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旅游开发必然会把强势主流文化引到当地，使当地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完全暴露在外来文化环境中，当地以落后经济为基础的弱势民俗文化必然会受到经济实力较强的异文化的强烈冲击、以及旅游开发所具有的浓厚商业文化对传统的朴实的民俗文化的冲击，在仅以追求经济利益导向的旅游开发背景下，导致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的流失、甚至丧失。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优势核心资源在于独特的、稀缺的、原生态的民俗文化，通过旅游开发，将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丰厚的经济收益，改善贫困的生活条件，但旅游开发过程中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却随之削弱，被强势文化逐渐同化，宝贵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资源逐渐消失，旅游吸引力也将随之消失，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设想终将成为泡影，依靠旅游产业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也成为不切实际的设想。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构成了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对立关系。

二、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统一关系

实际上，旅游开发在科学合理的政策指导下，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会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旅游可唤醒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性、增加民俗文化价值、提高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豪感等。开发民俗旅游“既是挖掘民族文化、展演民族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被价值化的过程”。

因此，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两者之间并非单纯的矛盾对立关系，应从民俗文化所处的客观现状来看待旅游开发对民俗地区文化的正面效应。旅游开发作为民俗文化经济价值的转换器，在转化价值的同时，也承担着宣扬民俗文化、挖掘文化价值的角色。在宣扬文化与挖掘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出现的伪造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个别现象，因此，对于恶意伪造行为，应以政策法规手段进行有效管治。在宣扬文化、利用文化获取经济价值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过度商业化现象，也并非是仅仅存在于我国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独特现象。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的与民俗文化保护相背离的一些现象，其根本原因并非在于旅游开发本身，而是在于旅游开发目的导向设置出现偏颇。根据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依托的文化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因果与依存关系，一个民俗地区的旅游开发首先应是保护民俗文化、其次才是发展旅游经济。在没有保护好民俗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实现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只能是“杀鸡取卵”、难以实现长期发展。因此，旅游开发的首要任务应是保护、挖掘民俗文化资源，围绕着首要任务的次要且平行的任务才是转化民俗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获得经济利益。

依托某一旅游项目保护、传承、挖掘某一个或某些民俗文化事项，以旅游的六大要素形式呈现给游客，在保护、传承、挖掘、呈现独特文化的同时，可以自组织地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收益的顺势转化。现实中，在策划旅游开发项目时，往往首先考虑这个项目能获得多高的经济收益、能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多大的带动作用，而不是以能否保护好一个或几个文化民俗事项为首先考虑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本末倒置的民俗旅游开发理念，导致了与民俗文化保护不和谐的现象及文化破坏大量出现并难以扼制。

民俗地区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关联性。一旦某个民俗地区的特色文化流失或消逝，其经济价值也会随之消减。因此，民俗文化保护是根本，无论是政府的政策、旅游开发项目、还是来自各方的力量，都应以民俗文化资源保护为核心，这样文化价值可持续转化为经济价值才有根本保障。

因此，以民俗文化保护为核心导向的地方政策指导方针的确立、旅游开发的角色定位与开发理念的重新审视，成为加强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统一关系的重要前提。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政策引导将旅游开发统一到文化保护的大系统内，协调文化保护与经济收益的矛盾性，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经营理念的创新提高两者的内在一致性，建立起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可以遏制民俗文化的流失与变迁速度。

参考文献:

[1]钟敬文，董晓萍.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6.（11）：11-17.

[2]李援朝.中国民俗文化知识读本[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1）：3.

[3]陈立明，曹晓燕.民俗文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1-2.

民俗文化旅游论文例4

目前，民俗文化旅游还没有固定的概念，对它的研究，旅游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陆景川认为，民俗旅游的对象是人文景观，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性旅游，地区的民间节日、婚俗、民间歌舞等都是民俗旅游的研究和欣赏对象[1]。温锦英认为民俗旅游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俗活动为旅游资源，借助民俗来展开的旅游项目，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在形式上体现独特性，给人一种亲切的新鲜感，它的魅力就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2]。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文明进步的象征，是建立在民族文化特色基础上进行的旅游活动。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定义：民俗旅游属高档次的文化旅游范畴，是指旅游者为异域或异族独具个性的民俗文化所吸引，以一定旅游设施为条件，离开自己的居所，前往旅游地，进行民俗文化消费的一个动态过程的复合体[3]。

（二）庆阳民俗文化旅游资源

旅游业是文化经济，它的发展必须以旅游资源为支撑。自然资源是上天赐予人类的，而人文资源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照相机”，记录着每个细节。庆有及其丰富的民俗旅游资源，在民间文化发展的史册中，由于地理位置和环境的影响，使民俗文化资源以丰富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并保持了原始的古朴性浓郁、乡土气息强烈并受外来文化渗透较少的个性鲜明等特征。庆阳民俗主要有香包刺绣、皮影、剪纸、陇东道情“四绝”以及农耕文化和佛教文化。它的原始性、特色化、深受国内外游客的喜爱。庆阳特色民俗文化包括农耕文化、佛教文化、居住民俗（庆阳窑洞）、民间工艺（剪纸、雕塑、香包）、人生礼仪（诞生、婚嫁、庆寿）、民间杂耍（皮影）、口碑民俗（民歌、陇东道情）等传统民俗，以不同的形式渗透在庆阳人民的生活中，充实了当地人的文化生活方式。庆阳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经济形势融合多方文化，不断地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体现庆阳地区的民俗文化。庆阳民俗工艺巧夺天工，以香包和剪纸最为深厚，名闻国内外。二零零二年庆阳被命名为“中国香包刺绣之乡”、“窑洞民居之乡”等多项文化遗产。

二、庆阳民俗文化旅游的现状分析

庆阳不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还孕育了强烈的人文气息。庆阳地区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和资源优势，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即保存完好的原生态文化又不失现代化特色。庆阳民俗文化旅游以其资源为基础、技术为载体、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支撑，把握旅游者的文化消费需求，掌握市场走向，使庆阳民俗文化旅游获取了很大的成就，现从市场、优势、劣势方面进行分析。

（一）市场分析

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对庆阳地区社会经济的进步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从民俗文化旅游的消费需求来分析，客源市场状态还不太理想。近年来，庆阳民俗文化旅游的接待人数总量，旅游收入持续增加，据统计如下[4]：2010年春节黄金周放假，庆阳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相当可观均排为省内第一，庆阳拥有广阔的旅游市场和发展前景。然而由于庆阳多年来没有对客源市场进行开拓，是市场结构比较狭窄。庆阳旅游景区的旅游者主要来自于甘肃省及周边邻省，东部省份的旅游者相对较少。没有充分把民俗文化与旅游产业紧密联系起来，进行旅游市场细分，从省内扩展到省外，从国内扩展到国外的旅游发展策略。

（二）优势分析

1.庆有发展民俗文化旅游的地域优势与资源优势，庆阳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庆阳地处陕甘宁交界处自然景观独特，蕴含着丰富的旅游资源。

2.文化优势，庆阳民俗文化就是庆阳发展旅游业的内在优势，庆阳是一个有着两年多年历史的西部文化古城，积淀庆阳特有的文化底蕴，具有文化优势。

3.旅游商品优势，庆阳民间工艺丰富多彩，游客在购买旅游商品时对性质相同且有不同特色的商品进行比较选购物美价廉、称心如意的商品。一方面，提升游客的购买欲望；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游客的消费成本，拉动内需，促进旅游地经济的发展。庆阳发展民俗文化旅游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怎样利用这些优势，将其转化为经济优势，是庆阳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中的一大环节。

（三）劣势分析

首先，已开发的民俗文化处于无组织、无创新的表层阶段，没有深层次开发，缺乏文化的特色性。许多民俗只呈现它起初开发的旅游圈，无法吸引回头客。其次，游客只是低级消费群体，在旅游时只是针对性地对它拍几张照片，无法体会该民俗的内涵。再次，许多旅游点在宣传过程只是简单地介绍该景点，没有深层次针对某一旅游景点进行系统的阐述，缺乏吸引力。旅游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庆阳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庆阳地区经济相对落后，政策的落实不到位和领导人的能力等因素，没有给旅游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空间，许多规划方案都无法支持，与其他地区的民俗文化旅游存在很大的差距。为缩小这些差距，我们必须不断去克服所有的不利因素，虽然未来前进的步伐很艰辛，但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努力，用心地做好每个细节和过程，我们一定会改变劣势因素的。

三、民俗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庆阳，虽然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但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使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相对缓慢，并且存在以下问题。

（一）民俗文化的流失

中国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都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很多当地文化受到强势的侵蚀，各方面文化的相互融合，使本地文化的特色逐渐流失了。一方面，地区开发商与经营商受利益的驱使与自身道德水平的限制，产生了许多低俗文化和低俗活动，使民俗文化失去了其原真性。另一方面，民间老艺人的离世使很多不为人知的民俗文化面临消亡。

（二）旅游产品单一，缺乏创新

旅游产品是旅游地的窗口，直接地反映着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庆阳旅游资源仍未完全转化为旅游产品优势，旅游项目又相对偏少，并且针对参与性、体验性的产品开发较少，没有对游客形成持久的吸引力。纪念品的制作缺乏创新，形状、颜色单调，做工粗糙，许多产品并不能体现该纪念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及经济价值。创新是灵魂，旅游产品的创新是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的必然结果。就以庆阳香包为例，香包的形状单调、颜色忽暗忽亮、做工也不精细、无法展现庆阳香包的历史，旅游者买个香包只认为它是个香包，感觉好看，但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香包代表庆阳的发展历史。每个香包制作出来都具有代表意义，而不只是旅游产品。

（三）旅游的宣传力度不够

庆阳处在发展阶段，许多民俗文化都不为人知，仅靠单纯的自然旅游无法吸引更多的旅游者，致使庆阳民俗文化旅游发展较为缓慢。其最大的原因在于，庆阳市政府没有做好宣传工作，没有打开庆阳的大门。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仅通过报纸、电视传播文化和发传单促销旅游路线，无法获得更大的宣传效果。庆阳市政府的宣传力度没有与当代经济需求相适应，致使许多具有民族性、特色性的民俗文化没有得到更好的利用，旅游业就不能创造更好的品牌效益。

（四）旅游专业人员匮乏

旅游业属于新型服务业，对人的素质与专业要求很高。许多人对旅游业还没有清楚的认识，旅游专业高校毕业生怕苦怕累，都不会选择从事旅游行业。使庆阳的专业人力资源较少，旅游服务人员、旅游管理人员、旅游资源规划人员都未经过专业的培训，只根据自己的潜意识从事工作，这难免会出现混乱、考虑不周到等问题，不会给旅游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无法满足旅游者对异地文化的追求，也对民俗文化的传播产生很大的影响，不利于庆阳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五）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

基础设施是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硬件保障，庆阳小西峰崆峒山是佛教，道教合一的文化圣地，其北台无量大殿和南台观音楼等庙宇，因年久没有得到修葺和整理，旅游者的安全就无法保障。旅游景区的相关配套设施还不完善，庆阳市政府也没有开发符合新时代的旅游设施，无法满足新青年对潮流的追求。

四、庆阳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模式

（一）民俗文化旅游品牌模式

旅游品牌模式就是要提高庆阳知名度，将庆阳民俗文化以旅游的形式走出市场，要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的理念，打造庆阳民俗文化旅游品牌模式。以庆阳为中心，北石窟寺—华池双塔寺—西峰小崆峒山体验佛教文化精髓的旅游线路；夏家沟森林公园—潜夫山森林公园—周祖陵森林公园享受陇上优美的自然风景旅游线路；南佐遗址—公刘殿—南梁革命纪念馆深刻感受庆阳前进的历史步伐与陇上风情为一体的旅游线路。庆阳地区的季节性非常突出。对淡旺季进行分析，设计不同旅游品牌活动。庆阳夏天比较凉爽，可以设计夏季避暑旅游路线，平静烦躁的心情；冬季可以进行体验西北黄土高原风情。把庆阳民俗文化旅游进行多层次、综合性的开发，将民间工艺、民间旅游活动、人文历史与自然风光融为一体。窑洞冬暖夏凉，夏天可以将洞内进行简单的装修，建造庆阳窑洞小别墅，尽量保持原始风格。在洞外开辟一小块地，让游客回归自然，亲自尝试种植绿色蔬菜。冬天，用暖色调把洞内稍微封闭，留有通风口，放置火炉，砌成土炕，供应煤炭和木柴，游客可以感受北方的农村土炕生活。这可以针对向往自然纯朴的农村生活的游客设计，打造体验庆阳窑洞生活的新型旅游品牌线路。

（二）民俗文化商品模式

旅游商品的特点，在于它的民俗性、纪念性、工艺性的有机结合[5]。民俗旅游商品是建立在传统手工制作基础上，以创新为主流，以地方民族特色为灵魂，开发可以促进旅游进行消费的购物市场。旅游商品的更新换代很快，严重地冲击着消费者市场，因此旅游商品的创新是毋庸置疑的。旅游商品必须以民俗文化为题材进行创作。民俗文化商品的开发是为了给游客一份满满的纪念。旅游者的心理需求是商品开发的重点，充分满足游客的潜在的心理需求，使旅游商品成为旅游者美好记忆的实物见证。由于游客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购物需求不同，单一的旅游商品是不够的，必须开发多层次的、多体验的旅游商品。旅游者将旅游商品赠送给亲戚朋友，这也是一种间接地使庆阳民俗文化商品走出去的特殊方式。旅游商品的设计，不仅要给旅游者视觉上的吸引力，还应该满足旅游者触觉的感染力，激发游客内心的购买欲望，这才是旅游商品的经济价值。旅游开发商设计、生产最具代表、最能体现庆阳文化的旅游产品，以不同的“形”、“神”、“韵”展现给旅游者一副美丽的画面、一汪宁静的清泉、一本承载历史的书卷，让游客爱不释手。以剪纸为例，黄土风情为题材，把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劳作记录下来，用剪纸把它形象地表现出来，也可以把庆阳历史名人设计为剪纸产品，制作成儿童画册，既可以宣传旅游产品，也起到教育和娱乐的作用。庆阳刺绣设计巧妙，色彩绚丽，可以制作成被子、枕头、袜垫等日常生活用品。以红色为主，专门为青年结婚群体设计，开辟新市场，把传统的婚嫁习俗重现给这白色婚纱的年代。

（三）举办节庆活动模式

节庆是为了庆祝生产、祭祀等一系列具有纪念意义的活动。开发节庆的目的是为旅游活动增添愉悦性。首先，节庆活动必须以传统节日为基础，以现代化生活为内容，增加新思想、新活动。节庆气氛的设计至关重要，它可以提高旅游者的参与度和兴奋度，可以使游客更贴切地感受异域人民的热情，节庆开发的核心在于它的参与体验性。其次，节庆要重视与其他旅游景观、旅游线路的组合，通过旅游地点的搭配、旅游时间的协调，使游客多方面心理需求得到满足。节庆借助艺术形式传播庆阳民俗文化，弘扬庆阳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与民族精神，使庆阳“走出去”，走出甘肃，走出中国。在庆阳环县道情皮影节前期，组织庆阳地区懂皮影的人在一起将皮影的制作过程记录下来收集起来。在节庆期间，政府和群众应积极配合参与，旅游开发商用幻灯片将历史遗留的经典皮影放映出来，也可以请民间艺人进行演示皮影戏，如何做好皮影纸、如何演好皮影戏，每个细节都是需要技巧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旅游者可以自己制作皮影到演皮影戏的整个过程，用摄像机录下来，让游客感受到民间工艺的来之不易和所体现的文化精髓，触发游客保护民俗文化的意识。庆阳香包艺术节可以以端午节为载体，充分利用端午的戴彩绳、挂香包的习俗而展开节庆活动。将香包的形状设计成十二生肖的模样以及各种吉祥物，祈求平安。揣摩儿童的心理需求，把香包的形状设计成各种动画片里的人或动物，在香包的中草药中加入少量的艾草，清香的气味和可爱的图案，既可以满足孩子的天真秉性，又可以防止蚊虫叮咬。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安排不同的专柜，设置咨询台，对香包的作用可以进行专门介绍。设置制作台，游客可以购买自己喜爱的颜色、布料和香料，专业人员帮助指导，现场制作香包，以满足游客的好奇心。

民俗文化旅游论文例5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旅游在休闲方式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已成为我国旅游业的新增长点，而民俗文化旅游由于其与生俱来的雅俗共赏的特点，业已成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结合的新模式。由于民俗文化资源的地域性等特征，原生民俗文化旅游已经不能满足各地区游客越来越多样化的旅游需求。自上世界末深圳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文化村等大获成功，掀起一阵人造文化景观游热潮以来，各地区纷纷效仿，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建造民俗村、主题公园等，以求克服本土旅游资源的不足，促进产业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作为一种在实践上新兴发展、在理论上尚不成熟的产业，其发展状况与影响因素是近年来理论界研究的新领域。本文从管理学的视角，基于SWOT分析模型，从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优势、劣势、面临机遇与挑战等角度较为全面地分析其发展状况。

一、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优势（strengths）

一是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的新奇性。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它是一种全新的旅游方式，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创造活动成果，相对于原生民俗文化旅游，更能激发游客的猎奇心理。游客不会知道开发者在其主题园里移植了什么，整合了什么，又创造了什么，景区内的一切对游客而言都是未知而充满新奇感的。此外，该类旅游的创造性也更为中青年一代接受，是一种时尚的体现，对追求个性时尚的现代人来说，有着较强的吸引力。二是移植整合的优势。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最大特点在于其对原生民俗的加工整合，这不仅保持了民俗文化的大众性、亲和性，也使游客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空间范围内享受最大的民俗文化盛宴。这种“集约化”的开发，同样节约了旅游成本，并且能满足游客多种需求，包括不同角度的审美需求、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以及不同感受的娱乐需求等。以深圳的中国民俗文化村为例，景区以1∶1的比例将22个民族的25个村寨呈现在世界各地游客面前，并通过民族风情表演、民间手工艺展示、定期举办大型民间节庆活动等多种方式，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出我国各民族原汁原味、丰富多彩的民风民情和民俗文化，使游客有身临其境之感，在最短的时间内收获了最大的民俗文化旅游体验。三是经济、社会效益。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重大优势之一在于其对于社会的重大意义以及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首先，带动经济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具有其他旅游业的一般特性。伴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景区的开发直接提供了诸多就业机会，是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其次，提升了旅游景区所在地的知名度。成功发展的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景区无疑将成为所在地的名片，有利于提升当地知名度，提高当地居民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最后，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也是对民俗文化的弘扬。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归根到底是借助文化的魅力来发展旅游业。在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景区，对民俗文化进行了移植、整合、创造并进行集中展示，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对民俗文化加以细细品味，甚至亲身体验民俗活动，学习民俗文化知识，感受民俗文化熏陶。旅游的过程，即是领略民俗文化魅力的过程，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也是对民俗文化很好的弘扬。

二、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劣势（weaknesses）

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开发，顾名思义，是民俗文化的人为再现，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复制品”。在其开发过程中，许多开发者并没有很好地处理复制、移植与创造、创新的关系，多为对原生民俗的单纯复制，既失去了原生民俗的本真性，又不能引起游客的文化共鸣。

就其属性而言，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短促。关于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问题探讨，山东师范大学邵玲在其硕士论文《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研究》中借鉴了加拿大旅游学家R.W.Butler的理论，形成了特色的分析图（图1）。

如图1所示，许多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园年游客人数在开业头几年达到某一峰值后就很难再次超越，并逐渐走上下坡路。我国有相当数量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其园区内参与性娱乐项目少，游客看过一次后大多不愿重复游览，因此重游率较低，景区的旺盛期较短。所以延长生命周期是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必须要逾越的难关。

三、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行机遇（opportunities）

一是经济的发展繁荣。无论何种旅游产品都并非生活必需品，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影响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世界旅游组织研究表明，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大众型观光旅游需求就将急剧膨胀；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休闲旅游将获得快速发展；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旅游需求出现爆发性需求，旅游形态出现以度假游为主时期；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步入成熟的度假旅游经济，休闲需求和消费能力日益增强并出现多元化趋势。二是人们观念的转变，对文化旅游的追求。随着现代人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的提升，节假日互相吃请的风气已经转变，更多的人愿意出外旅游。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除对自然风景区的持续关注外，人文历史景区、民俗风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青睐。三是国家政策方针等的支持。这首先体现在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强调要“推动旅游业特色化发展和旅游产品多样化发展，全面推动生态旅游，深度开发文化旅游，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深度开发文化旅游，其重点无疑是以优秀的民族文化为核心。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是对优秀民族文化的挖掘与弘扬，是国家政策支持的方向。其次在具体的政策法规中国家也对文化旅游产业给予了支持。以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为例提出推动旅游产品多样化发展、丰富旅游文化内涵。推动旅游产品多样化发展具体方面有：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开展各具特色的农业观光和体验性旅游活动；依托部级文化、自然遗产地，打造有代表性的精品景区；积极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引导城市周边休闲度假带建设，有序推进国家旅游度假区发展；规范发展高尔夫球场、大型主题公园等；继续发展红色旅游。丰富旅游文化内涵强调：把提升文化内涵贯穿到吃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和旅游业发展全过程；旅游开发建设要加强自然文化遗产保护，深挖文化内涵，普及科学知识；旅游商品要提高文化创意水平，旅游餐饮要突出文化特色，旅游经营服务要体现人文特质；要发挥文化资源优势，推出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演艺、节庆等文化旅游产品；充分利用博物馆、纪念馆、体育场馆等设施，开展多种形式的文体旅游活动。由此，必须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

四、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面临挑战（threats）

一方面，全国各地盲目开发、规划不合理，导致许多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质量不高。有很大一部分呈现移植性民俗文化的主题园，只是把表现民俗文化的某些有特色的东西东挪西搬，再简单地排列拼凑，无所谓创造，也毫无文化魅力。这种缺乏文化内涵积淀的充分挖掘，必定流于表面和肤浅，呈现给游客的不过是一些毫无内涵意义的文化符号。加之在20世纪90年代全国范围的以移植文化为特色的人造景观开发热潮下，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上海、无锡、苏州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以京津以及大连、烟台、济南为代表的环渤海地区三大区域的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布局集中、重复建设、杂乱无章现象，削弱了彼此的景区独特吸引力，景观的客源市场随之缩小，退化为地区级或是更低级景观，对于旅游资源的整体性开发和旅游市场的经营管理，都极为有害。

另一方面，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作为旅游产业中的一个分支，必然受到其他类型旅游方式的冲击与挑战，例如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在现代都市人眼中有着独特的吸引力，游客愿意寻求返璞归真之旅，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得到身心的彻底放松。在财力、物力、精力有限的情况下，不同的旅游方式之间必然地存在竞争，其他旅游方式就成为乐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替代品。因此，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也应该将本地区所有类型的旅游资源纳入整个系统加以考虑。

五、总结建议

首先，把握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特质。作为一种新型旅游方式，其在旅游大行业的发展必须有其区别于其他的、能够激发旅游需求、产生旅游效益的特质。该产业的相关实践人员及研究人员都应明确把握这一点。由于景观的模拟性、可复制性，使得开发者能够将不同的旅游资源整合，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呈现给游客最大的旅游享受，可以在科学的市场调研后，开发更为游客喜闻乐见的旅游内容。同时要注意克服其产品周期的短暂性。其次，进行科学合理的整体规划、选址和定位。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特质对旅游景点的宏观规划等也提出了相应要求。此类景区的选址，在城市印象上尽量避免刻板固定印象深厚的地区，最佳的选址既要有便捷的交通、多级规模较大的客源市场，又要有较为便宜的土地资源可供开发。移植性民俗文化内涵广泛，景区的特色定位应综合考虑各种客观条件，走出别具一格的发展道路。最后，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作为一项产业，高质量的经营管理是其发展繁荣的必备条件之一。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要求保证景区良好运营，从各个层面满足游客需求，做到从人员层面及物质层面的全面提高。一方面是对人的管理。产业从业人员必须加强自身队伍管理，不仅注意专业知识和素养的提高，同时关注服务意识和态度的提高。作为产业运营的公司，可以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在绩效考核中参考顾客满意度因素，培养出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另一方面，提高对景点的管理水平。充分挖掘移植性民俗文化景区的景点文化内涵；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完善景区内旅游路线图、增加景区休息场所、加快安全设施建设；延长产业链，加快饮食、住宿、购物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形成以民俗文化为核心的复合式开发管理。

（注：本文属于安徽师范大学2011年创新性实验计划（编号cxsy11021）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吴必虎：中国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研究综述[J].民族研究，2004（8）.

[2] 张玉文：基于SWOT分析的客家民俗文化旅游开发[D].江西师范大学，2006（6）.

[3] 田里：论民俗旅游资源及其开发[Z].中日民俗文化研讨会交流论文，1997.

[4] 张丽：人造景观地区旅游产品的选择与切换[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3（5）.

[5] 叶涛：关于民俗旅游的思考[J].东岳论丛，2003（5）.

民俗文化旅游论文例6

民俗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旅游资源，有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开发对文化的传承和旅游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已日益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是当今游客外出旅游的热门选择。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地方性和民族风情浓郁，是不可多得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极具旅游开发价值。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产生了日益激烈的竞争，这对旅游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旅游要在新形式、新压力下寻求新的发展出路，各旅游地、旅游资源不能再孤立片面地单个对抗、发展，而是要相互依存、相互合作、协同发展。本文基于此，运用协同学理论对桂西南边境民俗旅游开发做些探讨，以期能为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旅游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一、协同学理论应用于民俗文化旅游的可行性

（一）协同学理论概述

协同学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在多学科研究基础上发展而来，其创始人是西德斯图加特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赫尔曼・哈肯，协同学（Synergetics）一词是从希腊文来的，意思是协同合作的科学。[1]5它是一门横断科学，协同论是研究不同事物共同特征及其协同机理的新兴学科，是近十几年来发展的运用广泛综合性学科，是关于系统中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协同、协作的科学，着重研究各种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时的相似性。认为任何一个大系统是由许多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制约的小系统或子系统组织起来的，在特定条件下，这些子系统之间有相互影响的作用，从而产生相互协同的现象，同时，又会形成有一定功能的自组织结构，从无序转向有序，从不平衡达到平衡状态。协同学中的“协同”指协合、协作、合作的意思。协同论的创始人哈肯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许多子系统的联合作用，以产生宏观尺度上结构和功能；另一方面，它又是由许多不同的学科进行合作，来发现自组织系统的一般原理”。[2]协同学理论主要的基本原理有：

协同效应原理。协同效应是指由于协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从协同学角度来说，任何一个系统都存在着协同作用，协同作用对系统有序结构的形成起到一种内驱力作用。任何一个复杂系统，受到外来能量的作用、或物质聚集状态达到一种临界点时，它内部子系统之间就会产生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能使系统在临界点发生质变并产生协同效应，使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从混沌中产生某种稳定结构。从这个角度来说，协同效应就是“协同导致有序”。

支配（或伺服）原理。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是由很多不同的子系统构成，影响它的变量非常多，甚至可能有成千上万个，因此影响一种事物发展的因素也就数不胜数，所以要特别选择一些序参量来描述系统在临界点处有秩序的转变。哈肯将这些变量分为两种，即阻力大衰减快的快变量和无阻力的慢变量，并且认为慢变量在整个系统演化过程中起着主宰或支配的作用，也决定着演化的结果。支配原理指的就是快变量服从慢变量，系统其他变量的行为受序参量的控制和支配，序参量支配着子系统行为。

自组织原理。一个系统要从无序状态转变为具备一定结构的有序状态，或者从有序转变为新的有序状态，“首先需要环境提供能量流和物质流作保证，也就是说控制参量需要达到阈值时，这种转变才成为可能，这是必需的外部条件”。[3]29协同学理论的自组织原理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当有外部力量进入时，大系统会通过其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合作作用，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新状态，形成一种全新的时空环境、或一种全新的功能和有序结构。

（二）协同学理论应用于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旅游的可行性

民俗学家钟敬文指出“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4]1“民俗文化是民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传承并享受的文化事象”。[5]17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凝聚着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特质，体现了民族文化精髓，民俗文化一般包含有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民俗、民族文化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文化旅游资源，特别是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建筑、民族节日和工艺等”，[6]26“是一种具有开发价值的人文旅游资源”，[7]71地位极其重要。民俗文化旅游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开发好地方民族民俗文化旅游，对进一步提升旅游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可持续性发展理论的最终目标是“协同――发展――可持续”，尤其是一个大系统下的各子系统和系统之间的一种协同、合作、发展和互补。而“协同论是协同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8]37协同发展是一个系统内不同子系统之间有一个相互协调、协作、配合的良性循环过程。协同学理论应用于民俗文化旅游研究，具有以下可行性条件：

1、协同学理论具有普适性的特征，运用范围广泛。由于协同论属于自组织理论的范畴，其使命并不仅仅是发现自然界中的一般规律，而且还在无生命自然界与有生命自然界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9]239它所揭示的共同原理和规律，不仅用来研究自然现象，而且可以研究社会经济文化等社会现象这样复杂事物的演化规律。[10]39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协同理论正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到更多不同系统的、不同学科的研究之中，如化学领域、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管理学领域等等，同样也能运用到现实生活中，运用范围非常广泛。

2、民俗文化旅游已具备协同发展的条件。旅游的协同发展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和基础，而桂西南边境民俗旅游协同发展已具备了相对良好的现实基础和条件：

（1）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广西位于中国华南地区西部，南濒北部湾、面向东南亚，西南与越南毗邻，从东至西分别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省接壤。广西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在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11]中越双方以边境为中心，开通了南宁――河内的航班、南宁――越南下龙湾的国际客运班车；海运基础相对较好，有防城、钦州、北海及越南的海防、下龙等众多港口，交通非常便利。这些都为民俗文化旅游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良好的经济、贸易、旅游等政策条件。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环北部湾旅游圈启动和发展以来，中越两国国际关系友好，都非常重视中越边境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地处“桥头堡”地位的中越边境地区，发展机遇更多。同时，中越边境地区为加快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也制定实行了一些政策举措；此外，中越边境还享有西部开发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沿海沿边开发政策等多种优惠政策，这对边境民俗文化旅游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可能、创造了条件。

（3）丰富的旅游资源条件。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资源丰富，中越边境有着相似、相近的语言、风俗和文化，这为边境旅游合作提供了较好的文化基础和条件。在协同旅游发展中，可以使边境区域内各子旅游区之间发挥各自的优势、利用好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相互协作，通过协同发展来实现边境旅游的更大化效益。

3、新形式下边境旅游业要实现跨越发展，必然要走协同发展之路。当今世界旅游中，区域旅游合作是旅游发展趋势之一，也是一个旅游热点问题，具有全球性，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对旅游更是提出了协调、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此，要实现边境旅游业的可持续、跨越发展，就必须走协同旅游发展之路。近一二十年以来，我国的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成功的案例也越来越多，取得了不少成就，带来了不少效益。

因此，将协同学理论引入到民俗文化旅游研究中，是完全具有可行性的。用系统的协同学理论去研究民俗旅游发展，对解决民俗文化旅游发展中出现的特殊、复杂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和现实意义。

二、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资源及开发现状

广西与越南的边境线长1020公里，大陆海岸线长1595公里，桂西南边境与越南山水相连，它背靠中国大西南，面向东盟十国国际市场，位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中心地区，是中国华东地区、西南、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有沿海、沿江、沿边地带，是中国西南与东南亚交往最便捷的通道，是中国西南内陆地区连接沿海地区的枢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桂西南边境聚居着壮、汉、瑶、苗、侗等民族，民族民俗文化内容丰富多彩、极具特色，有着独特浓郁的民族风情、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多式样的民族建筑、极具特色的民族节日、民族歌舞、独特的民族工艺等，这些都是丰富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桂西南边境地区的民俗文化风情独特，如：有以歌会友、以歌传情的壮族歌圩文化；有南方民族特色的干栏式建筑；有古朴的民族服饰和精美的壮锦、绣球；有地方特色的民族美食、风味小吃；有师公道公舞、麒麟舞、铜钱舞等二十几种独特的民间舞蹈；有优秀的如铜鼓、天琴、啵咧等民间艺术；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民族工艺；有壮拳、舞龙、舞狮、赛龙舟、抢花炮、打陀螺、抛绣球等近三十种民族体育游艺民俗等等，所有这些都充满了边境民族文化丰富的内涵，体现了边境民族文化独特的审美艺术价值。根据我国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对民俗学系统的四分法，结合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现状，将其分为如下表1中的类型：

政府及旅游企业已认识到以上内容丰富的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的宝贵价值及开发的重要性，做了相应的民俗旅游开发，取得了一定成效，并且还有加大开发力度的趋势。如崇左大新县在原来民俗风情特色旅游基础上，于2013年又启动了20个民俗风情特色旅游项目，打造出更多的民族旅游新亮点；桂西南边境的壮族三月三歌节，仍传承着特色民族文化；还有已走向国际化发展的“南宁国际民歌节”、宁明花山文化节等。各地在民俗旅游发展中，也日益认识到边境合作、区域合作及一体化的重要性，凭祥市每年都举办“中越边关（凭祥）国际文化旅游节”，龙州“水口口岸中越商品交易展销会暨美食节”就是桂西南边境民俗旅游协同发展的最好体现。

三、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构建及协同性优化

桂西南民俗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目标是在协同视阈下，构建良好的旅游协同发展模式，实现协同效应，这要求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子系统中的各个协同要素能按照一定的方式相互适应、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支配或主宰系统发展的序参量，使支配系统向着有序、稳定的结构功能方向发展，朝着共同的目标协作努力，才能使系统的整体功能得到扩大和发展，最后实现“1+1>2”的协同发展效应。

（一）桂西南边境民俗旅游协同发展模式构建的指导基本原则

边境民俗旅游协同发展要根据理论指导实践的思想，在旅游学、经济发展理论、协同学基理论、民俗学理论等理论指导下，采用互补互利共赢的整合原则，整合好中越边境各地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进一步开发出独具优势和特色的边境民俗文化旅游；要遵循整体协调和效益最佳化原则、协同发展下效益优先并兼顾公平原则。要结合边境地区实际情况，并特别注意以上理论在桂西南边境旅游合作、开发及协同发展运用中的相关要求和前提，才能在理论指导下，进一步做好桂西南边境民俗旅游协同发展模式的构建，促进边境旅游业的发展。

民俗文化旅游论文例7

真实性在民俗旅游中具体可以分为民俗文化的本真性和民俗旅游产品的本真性。民俗文化追求的是文化传统的保存和文化环境的本体真实,是旅游客体（具体的旅游资源）纯粹的真实。民俗旅游产品追求的是游客在旅游产品中获得的真实感受, 是旅游主体（通常情况下指旅游观光客）感受的真实。旅游主体感受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使作为旅游产品的文化因素拥有不同的真实度, 只要我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两者的保护都留下相对独立的空间,就有可能在发展民俗旅游的同时对民族的传统文化最大限度地进行保护。例如锦里每年最隆重的“游喜神方”活动是最有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从宋代开始，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在成都的武侯祠附近举行隆重的“接喜神”活动，而且至今仍然保留这样的习俗。以其民俗文化本身解释，“喜神方”活动沿袭至今，活动的内容、方式、参与者等都基本保持原型；从旅游主体，即旅游观光客的眼中看到的表演实际上也是最真实的表演。如民俗文化中的一些要素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不再具有实用价值后, 有些就会逐步消失, 有些则会作为一种残留的文化因子以礼仪、装饰、信仰等文化要素保留下来,继续延续下去。旅游业充分赋予了这些文化因素新的社会功能, 确保了它们的稳定延续。由此可见,旅游业在维护民俗文化传统中有时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正如锦里的“游喜神方”活动，如果没有开发成旅游产品，它的消亡可能会加速，但正是有了旅游，使得人们关注这种民俗事项，而且也给予了相应的保护。

二、民俗旅游中的“舞台真实”构建

锦里在进行旅游业的操作过程中，既要对游客观光客的旅游需求的迎合，又有对民族地区文化的认知和再造，可通过 “前台—帷幕—后台”功能分区来实现。

前台是为民俗旅游设计的专门旅游区，是目的地社区居民展示的空间。旅游观光客通过分享异域民俗文化的快餐，在短暂的时间内可以对东道主文化基本了解和体验。社区居民是民俗旅游资源的主人，是民俗旅游中真实性的创造者和表演者，强调居民的参与，能为舞台表演的真实性创造条件，为游客体验当地居民的真实生活搭建平台。笔者在锦里田野调查期间，对锦里6位民间艺人进行随机访谈，发现有5位艺人对其所展示的民俗技艺非常的认同，而且热衷于将该技艺发扬光大和传承下去，但是极少数的1民间艺人只是出于商业的目的进行表演，认为文化的展示和传承没有意义。所以，社区居民作为 “前台”的展示者要加强自信、 参与意识，树立该社区的认同感，而且要加强对所掌握的民俗技艺的文化自觉，成为当地民俗文化的自觉保护者和管理者，积极参与到旅游开发中。

为使目的地社区文化形态能保留其原真性，需设置一道屏障，即帷幕，它是前台与后台之间的一个过渡区。在这个过渡区里，文化的商业化逐渐减弱，文化的真实性逐渐增强。从旅游规划的角度分析，在 “帷幕” 这块领域要实行有控制性的开发，旅游者进入 “帷幕区” 不以损害目的地的生态容量、经济容量以及社区居民的心理容量为前提，使其文化形态和社区生活基本保持原貌。成都及周边地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但是一直没有一个集中展示的平台致使这些艺术散落民间以至于失传，锦里古街的建设不仅保护了民间艺术而且形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可以让游客滞留1、 2天细细玩味的人文景点，带动旅游业及周边经济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大大推动了成都经济的发展。“锦里”的建设正好印证这一点，其必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而这道“帷幕”的实际功能可概括如下：再现成都风貌，传承老成都文化；打造成都文化旅游品牌，带动旅游经济发展。

后台是供游客审视民族文化的场域，即游客融入社区中，充分体验民俗文化的真正价值。在对后台的管理中，要重视研究者的指导作用，把握旅游产品能否体现真实性因素的具体舞台处理限度，做好民俗旅游文化发展的研究工作，为旅游开发方式提供建议。旅游开发商和决策者要充分考虑长远利益，旅游路线设计、项目设计要体现民俗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并保留其核心和灵魂要素。行政单位的有效管理是保护后台民俗旅游资源的重要力量，政府应该制定民俗旅游政策，建立指导监督机构，控制民俗旅游开发规模，对濒临失传的民族文化进行抢救和传承，确保民族旅游可持续发展。锦里在“后台”的建设和保护方面就做的相对比较成功，比如，旅游观光客在锦里民俗街不会看到重复的民俗旅游产品，像皮影、糖人、面人艺术，在锦里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方式，而且这些手艺的表演者，大多数都是部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这些方面，锦里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也是有别于周边其他民俗旅游景区的竞争优势之一。

三、民俗旅游中文化的“舞台真实”展演

1、“舞台真实” 的内涵和具体表现

MacCannell 认为东道地出于自我防卫或商业目的制造了一个“旅游空间”，它是旅游业舞台化的表现。在民俗旅游舞台真实现象中，“舞台”指旅游向游客呈现的一幕幕场景,并非狭义的舞台表演。而“真实” 的理解取决于游客在民族旅游过程中的体验,因为不同的游客对真实的理解不同。民俗旅游“舞台真实”具体表现在：1、再现历史的表演。如锦里的诸葛连弩就是一种仿真游戏表演,还有现代人按照史料的记载发明的三国交通工具“木牛流马”在现有的条件下,再现已消失的三国历史文化。2、商品化的再造真实。如锦里戏台表演的川剧“变脸”，虽然以商业为目的，但能很好的将传统的民俗文化进行很好的展示，这就是迎合商业化而形成的舞台真实。

2、民俗文化在“舞台真实”理论中的良性分析

民俗文化被加工搬上舞台，并非简单的商品化，而是被更好的艺术化（除非这种操作被当作经济发展的唯一手段)。民俗文化本身就是艺术化了的生活，舞台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舞台艺术是民俗文化的精华部分，因为是表演，就必须展现最精彩、最富表现力的部分，这也是民俗文化主体凸显其自豪感的表现。比如锦里的丝绸商铺，除了摆设有商品柜台以外，还有大型的织锦机器和工人的织锦表演，而且恰恰这些人也是手艺的传承者。旅游观光客不仅仅可以买到称心的商品，还可以更直观的感受丝绸的加工过程，体验本土文化。搬上舞台的艺术不可能跟实际一模一样，因为它经过了人的创造，具有了更丰富的表现形式，这种艺术处理使文化更富内涵。但并不能由此就说它是不真实的 ,这不是一回事。

四、结语

在进行民俗旅游文化的展示过程中，我们清醒的应该认识到，民俗文化的真实性是相对稳定的，但是民俗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所变化，而民俗文化也正是这种继承和发展的作用下得到不断的延续。锦里民俗休闲街的开发模式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我们得出锦里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而是多方面综合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在民俗文化的开发过程中，我们从锦里的实例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在进行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要注重旅游区的整体内容。突出体现古街的文化内涵，锦里古街的定位是民俗文化休闲街，所以在街里随处可见川西民俗，以及休闲的现代都市民俗。从门口的锦官、衙役开始一直往里，如有隔世之感。尽量将生产生活等直接植入到旅游活动中，在锦里工作的所有工作人员几乎都着民俗服饰，针对其工作性质的不同有所差异，但都是唐宋时期的是市井服饰，这不但便于规范管理而且增加了新的内容。民俗文化的开发还要做到“民俗不俗”，在民俗文化的开发过程中，锦里始终保持唯一性，即在锦里的每种民俗只允许出现一次。这样就避免了在商业利益面前的恶性竞争，降低了民俗文化的质量影响民俗艺术在锦里的发展与传承。最后，民俗文化实质是人的文化，所有的文化都离不开相应的传承人，所以在民俗文化的展示过程中还要重视民间艺人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梁福兴.民俗旅游学概论[M].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p18

[2]陶思炎.略论民俗旅游[J] .旅游学刊,1997 , (2) .

[3]杨振之.前台—帷幕—后台，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新模式探索[J] .民族研究,2006 (2) :39.

[4] MACCANNELL D.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 he Leis2ure Class[M] . London :Macmillan ,1976

[5]刘云.论民族文化旅游中的舞台真实[J] .民族论坛,2007(8) :20 - 22.

[6] 陶立璠.民俗学概论[M].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民俗文化旅游论文例8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民俗文化旅游论文例9

一、旅游展演

“旅游展演”借鉴“艺术表演”和“舞台真实”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等。旅游地文化的展演实际上是对社会态度和社会协商的展示，围绕这些展演的各种话语展示了人们对于认同、政治和社会的态度。所以，从旅游展演的视角重新审视民俗文化生态旅游中的文化保护与传承显得尤为重要。

二、民俗生态旅游

1.民俗的概念。高丙中在《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一书中认为：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化的生活文化和文化生活。陶立蟠在《民俗学概论》中认为：民俗是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是一种相沿成习的东西，简言之，就是民间风俗。我们可以认为：“民俗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定的群体为适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而逐渐形成的，并以民族的群体为载体的，以群体的心理结构为依据的，表现在广泛而富情趣的社会生产与生活领域的一种程式化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惯制，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2.民俗生态旅游的概念。由民俗的概念可以知道，民俗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文化是人类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旅游是“人们通过旅游或在旅游过程中了解和获取知识的活动”。而民俗旅游从性质上说就是文化旅游的一种。

三、天龙屯堡古镇开发民俗文化生态旅游的条件分析

1.天龙屯堡古镇简介。贵州省平坝县天龙屯堡古镇，具有600多年历史，全镇现有1250户，4080口人。自元朝起这里就成为顺元古驿道上的重要驿站，也是明朝朱元璋“调北征南”、“屯田戍边”时建设的屯堡村落之一。这些屯堡人多来自江苏南京、浙江、江西、安徽一带，他们来到贵州后，数百年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独特心境，使其在生活方式、语言服饰、文化爱好、祭祀礼仪等方面，至今仍顽强地固守着大明王朝的祖制和自己突出的个性，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贵州屯堡文化。这种屯堡文化是贵州不可多得的理想的民俗旅游资源，先后被评为“联合国乡村旅游观察点”、“全国农村旅游示范点”、“中国乡村旅游示范点”、“中国十大古村”。

2.天龙屯堡古镇的文化特征。“明代古风，江淮余韵”8个字是天龙屯堡演绎的文化的高度概括，具体表现在：语言、建筑、服饰、娱乐(地戏)、饮食习俗等几个方面。

语言：屯堡人的语言经过六百年变迁而未被贵州本土方言同化，至今仍保存着自己的江淮母语特征，发音中翘舌音和儿化音很明显，日常口语对话中大量使用谚语、歇后语和言旨话，显得生动活泼、幽默有趣。

建筑：屯堡村寨的房屋多为石木结构并沿袭了江南三合院、四合院式样，以石头营造的防御式民居构成了当地特有的地方民居风格。

服饰：屯堡妇女独特的装束沿袭了明清江南汉族服饰的特征，坚持古朴俊俏的“凤阳汉装”，长衣大袖、系青丝腰带、穿鞋尖翘起的单钩风头绣花鞋，拔“苦发”，挽圆髻，别银钗玉簪，完整地保存了江淮古风。

地戏：是屯堡文化中最具魅力的民俗奇观，它与屯堡人亦兵亦农的生活紧密相连，是屯堡人情感的张扬与寄托。被誉为“戏剧活化石”的地戏的面具，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饮食：屯堡人创造了自己的特色食品，如鸡辣子、腊肉血豆腐、油炸山药块和松糕、枣子糖等。

四、旅游展演视角下的天龙屯堡民俗文化生态旅游

1.民俗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保持。贵州政府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为发展经济而不遗余力挖掘传统文化，由此恢复了许多中断或消失的民俗文化。民俗生态旅游的开发可以作为激活民间传统文化的“偶然的因素”，许多被遗忘的、消失了的传统习俗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得以再生。

2.民族认同感得以凸显和加强。民俗生态旅游的开发给予社区居民更多的机会接触“他者”，通过与“他者”的对比和向“他者”展演自身的文化，认知了自我文化的价值，对民族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强化了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增加了相互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社区文化由“自在”状态转为“自觉”状态。正月的天龙屯堡，有很多古老的习俗，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值得世人的关注。

3.催生文化和资源保护意识。文化和资源保护，离不开社区居民。在民俗文化生态旅游开发地区中的居民，对自身的文化有了自觉意识。他们对于那些原本在自己看来平淡无奇的景致，开始学习用旅游者的眼光来看待，逐渐意识到景观保持对自身长远发展的重要性。

4.民族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得以拓展。很多人担心虽然通过具体的规划和良好的管理，民俗生态旅游可以促进对古老文化的保护，但往往会使当地的生活方式逐渐退化，变成了一种商业化的、廉价的、简单的自我模拟。但是，从旅游展演的角度来说，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生命力，并不会轻易消失。无论人类如何选择生活方式，世界如何快速发生变化，传统将一直伴随人类世代延续。而且，人们为应对旅游的冲击，会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构和解析，从而形成一些新的传统，拓展了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在民俗文化生态旅游中，应充分尊重社区的自我选择，相信社区有能力保护自身文化。

四、总结

“旅游展演”视角下的民俗生态旅游并未使原生文化的真实性丧失。在旅游业的开发中， 形形的文化被搬上了舞台。但我们注意到， 这些文化的基本形式并没有变。最关键的是当地人对自己文化的民族情怀和所产生的民族凝聚力没有变。反而通过展演的形式， 许多文化产品得到了创新和发展， 出现了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应从多方面来看待“旅游展演”和民俗生态旅游的问题。总之， 要积极地看待旅游展演视角下的民俗生态旅游问题， 把它看作是动态的， 而不是静态的。这样， 我们就可以开发出既有传统文化内涵、又有现代特征的、能满足现代游客需求的旅游产品， 同时， 还可以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等问题做出新的思考。这对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和文化本身的保护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利慧，安德明.理查德・鲍曼及其表演理论――美国民俗学者系列访谈之一.民俗研究，2003，1.

[2]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陶立瑜.民俗学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6.

民俗文化旅游论文例10

一、旅游展演

“旅游展演”借鉴“艺术表演”和“舞台真实”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等。旅游地文化的展演实际上是对社会态度和社会协商的展示，围绕这些展演的各种话语展示了人们对于认同、政治和社会的态度。所以，从旅游展演的视角重新审视民俗文化生态旅游中的文化保护与传承显得尤为重要。

二、民俗生态旅游

1.民俗的概念。高丙中在《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一书中认为：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化的生活文化和文化生活。陶立蟠在《民俗学概论》中认为：民俗是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是一种相沿成习的东西，简言之，就是民间风俗。我们可以认为：“民俗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定的群体为适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而逐渐形成的，并以民族的群体为载体的，以群体的心理结构为依据的，表现在广泛而富情趣的社会生产与生活领域的一种程式化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惯制，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2.民俗生态旅游的概念。WwW.133229.CoM由民俗的概念可以知道，民俗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文化是人类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旅游是“人们通过旅游或在旅游过程中了解和获取知识的活动”。而民俗旅游从性质上说就是文化旅游的一种。

三、天龙屯堡古镇开发民俗文化生态旅游的条件分析

1.天龙屯堡古镇简介。贵州省平坝县天龙屯堡古镇，具有600多年历史，全镇现有1250户，4080口人。自元朝起这里就成为顺元古驿道上的重要驿站，也是明朝朱元璋“调北征南”、“屯田戍边”时建设的屯堡村落之一。这些屯堡人多来自江苏南京、浙江、江西、安徽一带，他们来到贵州后，数百年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独特心境，使其在生活方式、语言服饰、文化爱好、祭祀礼仪等方面，至今仍顽强地固守着大明王朝的祖制和自己突出的个性，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贵州屯堡文化。这种屯堡文化是贵州不可多得的理想的民俗旅游资源，先后被评为“联合国乡村旅游观察点”、“全国农村旅游示范点”、“中国乡村旅游示范点”、“中国十大古村”。

2.天龙屯堡古镇的文化特征。“明代古风，江淮余韵”8个字是天龙屯堡演绎的文化的高度概括，具体表现在：语言、建筑、服饰、娱乐(地戏)、饮食习俗等几个方面。

语言：屯堡人的语言经过六百年变迁而未被贵州本土方言同化，至今仍保存着自己的江淮母语特征，发音中翘舌音和儿化音很明显，日常口语对话中大量使用谚语、歇后语和言旨话，显得生动活泼、幽默有趣。

建筑：屯堡村寨的房屋多为石木结构并沿袭了江南三合院、四合院式样，以石头营造的防御式民居构成了当地特有的地方民居风格。

服饰：屯堡妇女独特的装束沿袭了明清江南汉族服饰的特征，坚持古朴俊俏的“凤阳汉装”，长衣大袖、系青丝腰带、穿鞋尖翘起的单钩风头绣花鞋，拔“苦发”，挽圆髻，别银钗玉簪，完整地保存了江淮古风。

地戏：是屯堡文化中最具魅力的民俗奇观，它与屯堡人亦兵亦农的生活紧密相连，是屯堡人情感的张扬与寄托。被誉为“戏剧活化石”的地戏的面具，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饮食：屯堡人创造了自己的特色食品，如鸡辣子、腊肉血豆腐、油炸山药块和松糕、枣子糖等。

四、旅游展演视角下的天龙屯堡民俗文化生态旅游

1.民俗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保持。贵州政府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为发展经济而不遗余力挖掘传统文化，由此恢复了许多中断或消失的民俗文化。民俗生态旅游的开发可以作为激活民间传统文化的“偶然的因素”，许多被遗忘的、消失了的传统习俗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得以再生。

2.民族认同感得以凸显和加强。民俗生态旅游的开发给予社区居民更多的机会接触“他者”，通过与“他者”的对比和向“他者”展演自身的文化，认知了自我文化的价值，对民族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强化了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增加了相互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社区文化由“自在”状态转为“自觉”状态。正月的天龙屯堡，有很多古老的习俗，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值得世人的关注。

3.催生文化和资源保护意识。文化和资源保护，离不开社区居民。在民俗文化生态旅游开发地区中的居民，对自身的文化有了自觉意识。他们对于那些原本在自己看来平淡无奇的景致，开始学习用旅游者的眼光来看待，逐渐意识到景观保持对自身长远发展的重要性。

4.民族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得以拓展。很多人担心虽然通过具体的规划和良好的管理，民俗生态旅游可以促进对古老文化的保护，但往往会使当地的生活方式逐渐退化，变成了一种商业化的、廉价的、简单的自我模拟。但是，从旅游展演的角度来说，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生命力，并不会轻易消失。无论人类如何选择生活方式，世界如何快速发生变化，传统将一直伴随人类世代延续。而且，人们为应对旅游的冲击，会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构和解析，从而形成一些新的传统，拓展了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在民俗文化生态旅游中，应充分尊重社区的自我选择，相信社区有能力保护自身文化。

四、总结

“旅游展演”视角下的民俗生态旅游并未使原生文化的真实性丧失。在旅游业的开发中， 形形色色的文化被搬上了舞台。但我们注意到， 这些文化的基本形式并没有变。最关键的是当地人对自己文化的民族情怀和所产生的民族凝聚力没有变。反而通过展演的形式， 许多文化产品得到了创新和发展， 出现了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应从多方面来看待“旅游展演”和民俗生态旅游的问题。总之， 要积极地看待旅游展演视角下的民俗生态旅游问题， 把它看作是动态的， 而不是静态的。这样， 我们就可以开发出既有传统文化内涵、又有现代特征的、能满足现代游客需求的旅游产品， 同时， 还可以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等问题做出新的思考。这对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和文化本身的保护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利慧，安德明.理查德·鲍曼及其表演理论——美国民俗学者系列访谈之一.民俗研究，2003，1.

[2]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