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论文例1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论文库）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论文库）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论文库）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论文库）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论文库）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论文库）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论文库）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论文库）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论文库）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论文库）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论文库）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论文库）府职能转变和政（论文库）府效率：包括GDP与政（论文库）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论文库）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论文库）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论文库）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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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陈文通.如何正确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N］.北京日报，2002－04－19。

［5］江晓薇，宋红旭.中国市场经济度的探索［J］.管理世界，1995，（6）。

［6］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J］.宏观经济管理，1996，（2）。

［7］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与预测［J］.管理世界，1997，（2）。

［8］徐明华.经济市场化进程：方法讨论与若干地区比较研究［J］.中（论文库）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5）。

市场经济论文例2

“稳定”或“不稳定”显然应该是该书研究的主题。本书开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不稳定性”。尽管作者没有给“不稳定”一个明确的界定，综合作者分析的整体思路，不稳定指的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广泛、持续、系统、深刻的衰退。作者也经常以萧条概括不稳定。这样来理解，作者将不稳定界定为衰退，这实际上是一种周期理论。但是，作者在前言中说，“我知道没有任何其他同时代的文献对为什么市场有导致危机的固有倾向这一课题进行过具体论述。”（迈克尔·佩罗曼，2003：前言）危机或周期问题本来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事实上，从古典学派的西斯蒙第、马尔萨斯，到马克思、凯恩斯以至现代经济学，经济周期问题不仅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而且日益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尤其是在现代经济学中，在一定意义上，宏观经济理论就是经济周期理论。但是，作者似乎不同意他的关于市场不稳定的理论是周期理论。作者对市场不稳定性的研究，似乎是想要说明资本主义市场自发竞争作用之下，如果没有相应的防护措施，其结果将是自我毁灭。作者关注的是市场自发竞争的灾难性后果而不是经济的循环。

二、稳定的经济学：周期作为一种自然现象

即使市场的不稳定性是必然的，主流经济学也无法面对。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将市场看成是分析的前提，是一个外生变量，市场的存在和正常运转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在主流经济学的世界里，没有市场的形成和演变。市场是天生的，它已经存在，仍将存在。另一方面，市场通过价格信号配置资源，价格只有在波动中才能显示其存在并发挥其职能。虽然价格的波动可能引起供求从而市场的波动。但是，主流经济学相信，正是在波动中，市场会自动恢复平衡。竞争使人们对市场信号高度敏感，从而使市场调节能顺利实现。“经济学家给自己定的任务太简单，太没有价值了，就像是在暴风雨的季节，他们仅仅可以告诉我们，当风暴完全过去以后，海洋会再次平静下来。”（迈克尔·佩罗曼，2003：19）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的信赖建立在其对人的理性的信任上。信息是充分的，人的计算能力是无限的，从而市场是完全，任何对均衡的偏离都会迅速恢复。什么都说到了，什么都没说。主流经济学的使命就在于论证市场的完善性及市场对均衡的偶然偏离如何恢复，所以，不稳定性不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世界。

当经济周期不可避免冲击着现实经济运行，当衰退不仅在冲击着资本家的信念而且在冲击着资本家的钱袋，主流经济学不得不正视周期的存在。但是，经济学还有一个托词：周期是一种自然现象。杰文斯的“太阳黑子周期”说已经成为一个笑料，但主流经济学的各种周期理论大多是这种笑料的翻版。杰文斯的真实意图是，既然周期是一种由自然因素引起的现象，人类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应该放弃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而将精力转移到供给和需求的研究上去。当大危机带来的冲击使人们无法承受这种自然的冲击时，主流经济学仍然相信，通过适当的干预，市场均衡仍然可以恢复，风暴过后仍会是风平浪静。“经济学家们一如既往地用一些定理和逸事教育他们的学生——无论在何时，无论是使命事件使经济失去平衡，系统都会自动地返回均衡状态。”（迈克尔·佩罗曼，2003：20）

所以我说，主流经济学是稳定的。以市场的完全为前提来证明市场的稳定，什么都不需要证明。“经济学家渴望经济学成为科学。要实现这一目标，经济学家坚持理论建立在模型基础上，而模型不能挑战市场能自发良性运转这一信念。于是，模型成立的唯一条件就是证明不存在商业周期。”（迈克尔·佩罗曼，2003：43）主流经济学的世界是稳定的。对均衡的偏离是偶然的，市场自然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

三、不稳定的市场：市场是否值得依赖？

市场的稳定性假设建立在价格机制自发作用之上。主流经济学告诉我们，价格可以灵敏反映供求，从而使资源的自动配置符合效率的原则。听到有人对均衡点的赞叹：“那是天堂！”对主流经济学来说，市场可以解决它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外部性、交易费用、效率与公平的冲突，那是遥远的不在经济学视野里的事情。既然市场是完全的，价格是灵敏的，调整是及时的，那么，均衡是无处不在的，人间处处是天堂。可是，佩罗曼告诉我们一个地狱的故事。19世纪初，旅鸽在新英格兰大量存在。19世纪中叶，旅鸽的市场价值被发现，大规模捕杀开始。“在1869年，40天里每天有3车鸽子从密歇根的哈特福德运往市场，总共约有11880000只鸽子。”（迈克尔·佩罗曼，2003：76）旅鸽的数量在减少，这时市场并没有如经济学家预期那样出来调节。——按照主流经济学，资源稀缺性的提高导致价格的上升，从而可以对资源起到保护作用。可悲的还在于旅鸽本能——“听到枪声后，这种受惊的鸟类会聚集到一起，这使它们更容易成为猎人的目标。”（迈克尔·佩罗曼，2003：76）最终，旅鸽从这个星球上消失了。“市场的力量和本能的悲惨结合终结了它的生命。”（迈克尔·佩罗曼，2003：77）如果我说经济学应该为旅鸽的消失负责任，可能是有些牵强。人的贪欲不是经济学赋予的。但是，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在不遗余力为自利正名的同时，掠夺了人类非经济价值的存在空间。当经济学成为一门显学，当经济学的价值观成为主流，当人类行为的目标被规定（我说是一种规定，是因为当一种意识形态取得主流的地位，实际上就确定了其霸权）为自利最大化，一切灾难就开始了。当夏娃受那条蛇的引诱偷吃了智慧果，人类就走上一条恶的不归路。起码，旅鸽的故事告诉我们，市场是不值得依赖的。“价格根本不能反映稀缺性。价格在我们接近悬崖的边缘时可能无法给予我们任何信号。”（迈克尔·佩罗曼，2003：78）

市场的不值得以来还在于它不能保证它所声称的稳定。市场的稳定是建立在经济人完全理性的基础上的，但实际上，一个完全理性的世界只存在于经济学的黑板上。按照凯恩斯的理解，人们的投资决策中，动物精神会取得支配地位。况且，即使价格真实且灵活，也只反映作出正确决策所需要的信息的一小部分，决策是在广泛的不确定的环境中做出的。由于个人决策的相互影响，每个人的决策都会加强其他人的错误观念。因此，细微的错误可能会酿成巨大的波动甚至灾难。熊彼特相信，市场力量天生就会破坏均衡，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创造性破坏持续不断的风”——是制造不稳定的基本力量。在他看来，竞争过程很容易失去控制。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不受限制的竞争可能会破坏社会最基础的东西。所以，汽车装上刹车比不装刹车跑得更快。在波拉尼看来，劳动、土地、货币不是作为商品生产出来。他们看起来像商品，只是因为我们习惯于这么做。金融投机可以毫不限制地改变这些虚假商品的价格。

竞争是价格从而市场机制作用内在动力。正是竞争的作用推动着价格、供求的变动，推动着技术的进步和管理模式的进化。竞争力量的自我加速会使经济陷入萧条，并带来毁灭。传统生物学认为进化是渐进的。间断均衡理论认为，进化可能在长时期内停滞不前，某些灾难性事件的出现使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在后较短时间里，发生大范围的进化。渐进主义的潜在思想遍及大部分经济理论造成了一个虚伪的自我满足感。如果今天没有发生什么麻烦事，那么明天也不可能发生。间断均衡的隐喻引入一个现实主义的元素，它提醒我们经济的基础比它表面上看起来要脆弱得多。

那么，崩溃为什么没有发生？从上一次大危机以来，市场已经“稳定”了半个多世纪。作者认为，市场的不稳定倾向没有充分展示是因为其他因素制约了市场。如工资的粘性使价格不会迅速变动。此外，一些有效的制度安排如适当规章及社会保障制度也正如向齿轮里放沙子一样起着稳定经济的作用。但可悲的是，随着自由主义的抬头，这些有效的刹车装置正在被撤除。四、经济学：稳定还是不稳定？

经济学是稳定的，这种稳定性来自其成熟性。自新古典的主流地位确立以来，新古典的范式成为一个标准，形式化统一了主流经济学内部的纷争。从市场完全性出发论证市场的稳定性及有效性，主流经济学形成了一个四平八稳的完全胜任自圆其说的严密结构。

但是，经济学的科学追求可能意味着其生命力的衰落。大概没有一门学科像经济学这样刻意追求自己的“科学”身份。这与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功利主义有关。功利主义、形式化、科学化具有相同的内涵。功利主义的结果可能是自我否定。如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生命意义的怀疑。当经济学最终放弃人文关怀，经济学就完成了对自身的彻底否定。借用作者的间断均衡隐喻，经济学表面上的稳定可能孕育着毁灭自身的因素。

参考文献：

市场经济论文例3

一、引言

我国期货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办以来。经历了不平常的发展道路。经过数年的整顿规范，我国期货市场的市场环境、内部结构、市场规模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期货市场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期货市场交易规模近来出现了持续的恢复性增长。

值此期货市场蓬勃发展之机，我们更应该在反思中国期货市场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基础上，借鉴国际期货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期货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深人地探讨，客观认识我国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揭示期货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作用。这样才能够为促进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理论上的保障。

二、文献综述

关于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即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的理论分析。据其对期货市场经济功能强调重点的不同，研究可分为三大观点：首先是传统的观点，即认为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就是风险转移，如Samuelson(1965)首先将商品期货界定为“票据”，然后通过对完全竞争市场均衡价格的两种形式的分析，指出商品期货市场具有稳定价格(价格熨平)的功能，同时还具有风险分摊(套期保值)的功能。其次是期货市场的流动性理论，Working(1962)和Telser(1981，1986)认为，就风险转移而言远期比期货更有效。所以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风险转移，而在于为市场参与者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流动性。而Williams(1986)则提出了隐性借贷理论。他认为套期保值实质上是一隐性借贷行为，所以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综合上述观点，Hieronymus(1993)指出，最接近自由竞争的期货市场，其主要功能在于确定投机价格，提供风险转移机制和建立公平的融资渠道等几方面。

在国内，由于期货市场长期处于试点、整顿阶段，故而关于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作用的探讨一直都未停止，但这些探讨大都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实践总结。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常清(1999)提出，应在反思10年研究和试点的基础上，对诸如经济发展与期货市场建设；期货市场建立与市场经济改革；期货市场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期货市场会否制造泡沫经济等有关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陈述云(2001)指出期货市场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1)有利于商品生产经营者改善内部经营管理，避免价格风险。提高经营效益；(2)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提供价格决策信息；(3)有利于完善市场体系与市场价格形成机制；(4)有利于建立各种金融市场之间的竞争和均衡关系。姜洋(2005)认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有助于确立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助于推进商业银行转变经营机制，并且有助于健全我国石油安全机制。田源(2005)亦指出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决定了它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能够帮助国家化解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趋利避害，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利益。而马文胜(2005)则将新形势下期货市场的功能归结为：(1)宏观功能，包括保护国民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对产业调整起宏观调控作用和联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等三方面；(2)微观功能，包括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和形成良好投资渠道两方面。曹和平(2005)也提出：期货行业是一个能够直接为GDP带来增长的实物性产业。期货市场不仅能够发现价格规避风险，而且由于它自己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比其它的银证期保类产业要快，这就使它能够成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剂。

综述国内外有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期货市场作为高级的市场组织形式，具有形成价格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作用。故而期货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就在于：(1)风险转移功能，也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套期保值能够有效的转移价格风险，其实质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形成合理的风险价格(套保费用)，将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在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之间进行有效转移。(2)价格发现功能，也就是由于期货市场具有公开性、预期性和连续性的特征，期货价格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当前和未来的市场供求，从而优化资源配置。

在两大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期货市场可衍生出一系列具体的派生功能。首先是期货市场的宏观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促进经济增长；(2)平稳经济波动；(3)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其次是期货市场的微观功能，主要是帮助企业转移价格风险，锁定生产成本，保障经营收益。事实上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也就在于此。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国内外在这方面的探讨很多。但前期文献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前期文献的理论探讨多为局部均衡分析或简单经验判断，尚未发现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运用金融经济学基本理论对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进行规范分析的成果；同时全面系统地理论研究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状况的具体文献也几近于无。这就说明国内外在这两方面的工作实际尚未展开，而这种状况既与目前国内期货市场高速增长的现状不相适应，更会阻碍未来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

所以，下面我们即对期货市场的两个基本经济功能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

三、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优化资源配置

这部分的研究我们主要从微观角度人手，讨论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期货市场没有出现以前，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承担来自于季节性的变化、自然因素的影响和政治因素的影响的全部价格波动的风险，这种风险会给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期货市场出现以后，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可以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交易来将价格波动的风险有偿转移给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这就是期货市场的风险转移功能。

我们认为，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这一点可以通过下面的局部均衡分析来证明。

不确定的价格会影响到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行为。对于这一点，理论界早有研究。早在1971年，AgnarSandmo就在模型中严格证明了，风险厌恶的厂商在面对不确定的价格的时候会减小自己的产出(Sandmo1971)。但是一旦存在远期市场、期货市场及期权市场等这些可以进行套期保值的金融市场的时候，厂商可以将自己面临的价格风险转移给金融市场中的买方和其他投机。Holthausen(1979)及Lapan等人(Lapanet．a1．1991)也证明了当期货价格与未来现货价格的期望相等时，也就是所谓的期货价格是无偏的时候．厂商的产量与它面对一个等于未来现货价格期望的确定的价格下所选择的产量一样。这也就是说。通过包括期货市场这些金融市场的引入，可以提高厂商的产量(相对没有这些市场时而言)。

在现有的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将主要对不存在期货市场和存在期货市场两种情况下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决策研究，以此发现期货市场风险转移功能对市场参与者的福利的影响情况，从而证明期货市场的确能够通过风险转移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1．无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在这部分中，我们遵循Sandmo(1971)的框架，分析没有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我们假设：

(1)厂商处于完全竞争市场。

(2)厂商从其利润中获得效用。其效用函数为一个以

2．存在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此处我们在模型中引入期货市场，并研究这一市场的引入对厂商生产的影响。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这里借用Hohhausen的假设，即市场的参与者并不是像现实中那样在期货合约到期之前平仓，而是持有期货合约一直到期并履行合约。因此，实际上这里讨论的更像是远期市场。但是只要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的无套利关系能够始终成立，这里的分析就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真实期货市场的状况。

假设厂商在期货市场上有总量为h的套期保值头寸。期货合约的当期价格为f，未来价格为b。则厂商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写为

由(10)式可以得出结论：当存在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只受期货价格b的影响。当期货的价格等于未来现货市场的价格的期望时(b=E[P]=μ)，厂商的行为与完全竞争条件下面对确定价格时的行为一样，即而厂商的风险厌恶程度仅仅影响厂商在期货市场的头寸。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的情况，期货市场的引入能提高厂商的产量()，达到资源配置优化的产量。

进一步，当期货的价格b<μ时，厂商的产出低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此时期货市场的引入是否会增加厂商的产量(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而价格又是不确定的情况)，是不确定的。具体要依期货价格而定。而当期货的价格b>μ时，厂商的产出高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这就说明，如果期货市场非有效，则其对现货市场乃至资源配置的作用很可能是负面的。

基于微观角度，我们发现在不确定的情形下，有效率的期货市场确实能够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即其通过转移厂商面对的价格风险，促使风险厌恶的厂商做出有效率的产量决策，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

四、期货市场通过价格发现功能促进经济增长

下面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作用。

作为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所谓价格发现是指在期货市场上通过公平竞争、高度透明和集中交易的方式所形成的，最接近市场真实需要，能够反映当前和未来供求关系，指导现实生产和经营的价格水平。

由于现货价格在形成过程中的时滞性、分散性和更重要的信息不对称性，其价格的真实性受到严重影响。以其作为市场信号，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形成高昂的交易成本。而由于规则公平，买家和卖家众多，期货市场积聚了各方面广泛信息。由此信息集中过滤所形成的期货价格，必然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真实的供求状况及其未来价格变动趋势，形成正确的价格信号。这样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就显著地降低了相关商品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的交易乃至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根本作用就是显著降低商品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

Williams(1986)则从另一角度论证了期货市场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作用。他指出原则上任何一种商品和服务都应有一个市场，但为了降低整个交易成本，市场的数目应在满易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有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必要在有形的市场中交易，而可以在隐性市场上进行交易。两个有形的市场交易一般就可以衍生出一个隐性(市场)交易。事实上现货市场、期货市场和借贷市场就是这样相互联系的。所谓套期保值，就是期货交易和现货交易的结合，其实质包含着一种隐性的商品借贷交易。所以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

下面我们采用Yang和Borland(1991)建立的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研究期货市场是如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的。

由上可见，交易条件越好，交易成本越低，则分工的演进就越快，专业化经济优势就越强，从而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而期货市场恰恰就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可以延续上述思路具体分析一下：

在t=O时，分工水平很低，每种贸易品均有多个生产者。因而购买者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即使购买者在这一生产领域已停止人力资本积累。所以此时存在一个瓦尔拉斯机制。然而可以证明，由于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经济可能演进到极端分工的状态：每种产品只有极少生产者，每个人作为他的专业产品的出售者就是一个垄断者，而作为其它产品的购买者，相对其中的生产者而言是没有竞争力的(因为此人已停止在此领域的人力资本积累)。所以在t很大时，存在一个对称的多边垄断机制，垄断造成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了阻止专业化经济优势被充分利用的内生交易成本，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

而以期货市场为代表的长期合约制度安排，可用于限制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如前假设，所有交易都是通过一个合约系统和一个期货市场来进行谈判。在t=O时期的一个瓦尔拉斯机制决定所有的长期合约。这些长期合约不能在以后重新谈判。t=-O时期任何人都没有生产活动的经验，因而人们事前完全相同并无“专家”与“外行”之分。因为所有的交易通过合约系统被在t=O时期运作的期货市场完全决定，因此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者会从熟能生巧中获得垄断权力，但在合约签订之时还没有垄断权力存在。与所有人的理性预期假设结合，t=O期的瓦尔拉斯机制是可行的。因此期货市场的功能就是消除由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如果没有期货市场，由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引致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市场经济论文例4

一、市场经济国家对政府与市场的定位

政府对市场的作用到底有哪些,这个问题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也是有争论的,对政府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理解的。

市场经济国家即使有一个固定的市场制度和一个对政府权利在宪法上有一个基本划定的法律制度,它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也并不一致。有两种观点比较突出。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应保持在一种最弱意义上,政府以不违反个人权利的方式产生和存在,它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并认为一种最弱意义、最少管事的国家是能够在道德上得到证明的。国家是否还能管更多的事即管比防止暴力、偷窃、欺诈和强制履行契约更多的事,回答是否定的,国家不能管更多的事,而只能到此为止,再管就要侵犯到个人的权利,因而在道德上就是不可证明的[1]。所谓最弱意义的国家,也就是一种管事最少的国家,最低限度的国家,国家意义弱但又还是国家的国家,除了保护之外、再无其他功能的国家,这在古典的自由主义中表述为守夜人式的国家[2]。国家不能因某种目的———哪怕就为扩大个人权利的目的———而为它的某一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辩解[3]。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是必要的和多方面的。市场的运行经常是不完善的和有问题的,如垄断、与社会道德相冲突、经济的外部性、市场的不完全、分配上的不平等问题。这些问题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是保障市场正常动作的前提条件。特别是在市场狭小、市场不完全的等市场运作不灵的情况下,政府应该较大范围地替代市场的作用来实现一国经济的发展。

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制度的背景,也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出现过。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人们比较认同第一种观点。随着垄断的出现、国际市场的相互分割使市场的运行产生问题,第二种观点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应该看到,政府与市场都是有其缺陷的,也各有其优势。用政府代替市场在市场运作不灵时是必需的,但这种代替也会带来问题。在七十年代之后,对市场的强调重新得以恢复,GATT和WTO的工作使国际市场的效率得以再现。但是要恢复到第一种观点所认同的状态,已不可能。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肯定二者的同时,寻求二者的一种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的平衡。

其实这种平衡在市场经济的早期就存在了。在1870年以前,英国政府就已经在履行别的一些职能了,如创设对私人产业进行检查的制度、由公共机构来提供公共服务。早在16世纪末,社会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原则,即没有工作能力的穷人应由政府出资来维持生存[4]。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这种平衡关系的规模越来越大,需要一个专门的法律部门来进行调整。“由于对社会法的要求,私法与公法、民法与行政法、契约与法律之间的僵死划分已越来越趋于动摇,这二类法律逐渐不可分地渗透融合,从而生出了一个全新的法律领域,它既不是私法,也不是公法,而是崭新的第三类,即经济法。”[5]

尽管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形式,理由各种各样,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尽管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但是,基本的市场法律制度却是相同的,政府与市场的基本的权力划分是固定的,这是我们理解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法的干预功能的一个制度背景。政府保护市场的基本职能是固定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经济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解释。市场经济国家中对政府与市场的划分主要集中在对政府的社会性和市场效率的认识上。这正如西方学者哈耶克所说,“一个功能显著的市场经济,有时以国家采取行动为前提的,有一些政府行动对于增进市场经济的作用而言,极为助益,而且市场经济还能容受更多的政府行动,只要它们是那类符合有效市场的行动,但是,对于那些与自由制度赖以为基础的原则相冲突的政府行动,必须加以完全排除,否则,自由制度将无从运行。”“重要的是政府活动的质,而不是量。”[6]

市场经济国家制度的建立是在对私人权利的保护、对国家权利的限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提出对市场的干预。这与我国的情况是不一致的。而我国的情况正好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相反,我们的政府与市场是一体的,这是我们原体制所遗留下来的,因此没有必要谈到所谓政府干预问题,它对经济的影响力已经很大了。因此,我国的经济法理论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理论的制度背景是不一样的。这也使我国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与市场经济国家的不一样,我国的经济法理论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干预理论肯定会有不同的地方。比如,政府干预市场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1)市场失效,(2)市场幼稚,(3)市场不完善,(4)市场具有弱点。这几个方面都是政府实现其社会职能的地方,市场经济国家主要原因是市场失效和市场固有的弱,而我国的实际情况主要是市场幼稚和不完善,市场幼稚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帮助,而市场的不完善则需要政府职能的转换,即从竞争市场中逐步退出。由于市场处于成长之中,政府作为原有体制中的计划者和营理者无处不在,面临着职能的转换,政府的重心不在于干预,而在于职能的转换。这是我国的经济法理论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地方。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幼稚与不完善这二个方面是矛盾的,这也决定了我国的政府与市场平衡的复杂性。

二、我国的政府与市场的划分

我国的政府改革是一种对传统的“全能政府”的改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政府的全能性要向社会性转化。什么是社会性呢?就是说,政府的管理模式与市场的竞争模式从根本上是不同的,政府的管理是一种行政管理的模式,是一种依据行政法和上级机关的授权而进行自己职能的运用,对行政机关的作用的评判是上级机关作出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而市场的竞争模式正好相反,市场主体的存在价值是它在市场上是能赢利的,也就是说对市场主体的存在价值的评判是市场方面作出的;市场主体的动作动力来自市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国有企业要从行政管理模式中解放出来,否则就没有出路的原因。政府即使参与经济也是在竞争市场之外,或是以市场主体的身分来参与到竞争市场之中,或是在市场不完善的地方,或是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市场是第一位的。政府的作用是为市场服务。这是市场经济的共性,也就是政府的社会性。

但是政府的全能性向社会性转换是如何来实现的呢?

我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特点在于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在政府推动下来实现体制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一是市场发育的不完善、市场制度未建立。这种制度不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的规定,而应当是整个社会的实体运作的制度。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下,大量的国营企业,作为经济的主体和主导力量,它和政府是一体的,但是在体制转换中,这部分企业如何转换市场角色与行政管理的模式,却一直是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市场中,国有企业仍同政府有着直接的关系,企业的融资、运作、包括破产都不是按市场规则来运作的。政府在市场中的行政管理模式仍非常明显。这是我国市场发育不完善的一个重要表现。大量的市场规则在此不能适用。表现在法律上,就是欠缺一个与民法规则的运作相对应的所谓“市民社会”。二是市场发展的长期性。市场的发展是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体制上转换了,经济中就可以实现转换。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虽然制度变革了,但是市场的运作还是很成问题。大量的资本不是按实际价值向市场转换,而是按权力进行分配。对这样的分配,市场要进行长期的消化之后才能进行符合市场经济的运作。我们应该看到,从计划到市场,单单从经济上看也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与市场经济国家一样的政府干预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从全能转换到其社会性职能上来的问题,是政府与市场如何协调的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不可能是“一刀切”的关系,而是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都会不相同的一个“弯弯曲曲”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不用法律的规则来进行确定,很可能会由于惯性的作用而互相影响,从而保持政府的“全能性”。这在我们的经济中已经显示出来了。中央的改革到地方常会出现扭曲,地方保护主义的趋势愈来愈强烈。其实这是中央政府的改革下来之后,地方政府的职能不能局部消退所造成的。社会是个系统,是相互影响的,权力也是如此。部分权力的缩小会由于其他权力没有变动而保持其实际的影响力,而且它的效力在法律未规定时是待定的,在法律上不能称其为违法。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成了我国经济法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也决定了我国的经济法不同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理论,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经济法理论放在国家干预的领域,而是应放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就是要放在政府如何在经济稳定发展,在我们的渐进式改革的思路下来完成政府职能的转换,同时又能使在政府完成职能转换的地方实现市场力量的填充。否则,政府职能的转换肯定是不能实现的。

应该看到,我国的经济法在实现着宪法的部分功能,因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究其实质,应该在制度中有明确的规定,它是由一国的基本制度所规定的,而不是由部门法来规定的。我国的情况之所以会如此,是由我国是一个转型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我国的转型是一种渐近式的模式所决定的。转型意味着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变,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转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由于这一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基本制度层面上的确定是很难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进行这种制度的设想,但要设计出具体的权力排列方式和具体的规则形式并使之有效力,我想我们的理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层次,要知道,这种改革是破天荒的,谁也没有做过。这就意味着,在基本制度层面上我们没有政府与市场的权力的基本划分,这意味着在法律上,政府可以是全能的,也可以是社会性的,但由于政府原来是全能的,因此政府很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原来的路子。

对于政府的这种状况,按完整的市场经济对政府的权力进行要求显然是不现实的。政府在社会性的功能之外还承担着更多的职能,而传统的全能性的职能又与我们的改革方向不符合,政府的职能在理论上是不明确的,这样,政府的职能在法律上因缺乏基本法的规定,其权力的解释就存在困难,政府主要的法律依据是经济法,因此,经济法的体系化就显得特别重要。

WTO的加入在法律上给我们国家的经济法注入了大量的内容,WTO是国际法律,是对国家的一种义务约束。国际法是一种“软法”,所谓的“软法”,一方面它是一个缺乏体系性的东西,即使是WTO法律文件,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庞杂的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也不是包罗万象的,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它在许多方面是欠缺的。这个国际经济法律体系是不完整的,一个不完整的体系在解释上肯定会产生歧义。因为即使一个完整的体系,也可能由于法律用语、理智的局限性、以及经济现实的变化而产生许多不确定性的东西。WTO是个发展的体系,乌拉圭回合之后国际经济谈判工作也正在酝酿之中。“软法”表现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它相对于国内法是一个不完整的法律体系,即国家既是立法者,又是司法者;同时也可能是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可能是原告,也可能是被告。这也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要参加到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去的原因。中国要在未来世界经济舞台上有发言权,要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经济大国,就必须尽早地加入WTO这一多边国际经济组织。这样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占绝大多数的WTO内,就会像在联合国内一样具有重要影响力。否则,如果被排除在WTO之外,不仅影响中国的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使中国无法对发展中国家发挥影响力,也无权参与制定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将被长期排除在世界经济舞台之外。我们在关于法律正义的知识里就知道,司法者应该是中立的,而不能充当被告或是原告。另外,它的救济方式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自力性质的,国家实力的因素起很大的作用。原先GATT是个没有司法体系的临时国际经济安排,而现在的WTO设立了解决争端的专门机构,不过,争端解决的强行性在国际法中一直是个难题,是导致国际法被称为“软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随着WTO争端的增多,争端所触及利益的重要程度的增多,国际法的这一特性会暴露出来。在国际法律体系中,实力的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这也是为什么越是触及到大国,争议的解决就越难,这是国际法的法律性不及国内法的地方。另外,在国际法中,权利的救济往往是采用自力救济的方法,而不是像国内法那样采取公力救济的方法[7]。

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性不如国内法,因为国内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有一个权威的存在。但是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一是经济的国际化,二是经济的市场化,这两方面的共同点使遵守国际经济法所带来的利益要远远大于违反国际经济法所带来的收益。法律的遵守有了一个利益的共同基础,虽然这个基础可能会由于国际经济的变化而消失,但在可以预料的将来,这种变化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中美WTO谈判之后,双方代表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即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我们国家对条约的承诺,在自己的法律的体系中增加了一个很大的经济法的内容。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国际条约的效力层次是很高的,与宪法处于同一效力层次上。也可以说它略低于宪法,因为在理论上,宪法处于一国法律的最高法律层次上,是国家的基本大法,而且国家不可能违背宪法来签定某一条约[8]。因此,在理论上可以推定一国宪法与其签定的国际条约是不冲突的,条约的效力应该讲应高于一般的法律。

WTO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济法律的基本框架,这个法律体系尽管存在着不尽如意的地方,如它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的考虑是存在问题的,这也是我们今后在WTO体系中应该注意的地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WTO所构建的法律框架是和我们改革开放的方向是一致的,这也是为什么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要加入这一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去的原因。

在这个法律体系下,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加强我国经济主体的竞争力量,在这个法律体系中有更多的事实上的权利,而不是处于被动的境地。我们要努力适应这种法律环境,积极争取这种法律环境所带来的利益,以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加强我国的竞争实力。

WTO所构建的是一种市场走向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意味着市场应是完整的,政府对市场不过多干预。这是加入WTO的一个制度性的前提条件。其次是政府保证不实行歧视待遇。这也就是构成WTO基本原则的多边最惠国待遇原则。第三是国民待遇,保证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我们以前对外商提供的是一种优于本国经济主体的优惠条件,是因为我们以前有所有制的区分,而且为了吸引外资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但这种体制转轨当中的做法,其实是对市场的扭曲,是为了克服旧体制的弊病而采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方法。对国民待遇的理解,一方面应是对外国人提供不低于本国人的待遇标准,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本国人提供一种平等的待遇和不低干外国人的标准。

WTO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不完善的对政府的限制,还有在许多方面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可能在WTO这样一种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中进行规定。这就需要用我国的经济法来加以完善和发展。我国是一个行政权传统很强大的国家,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件长期的工作。我国司法、立法领域的行政化倾向,使我们在规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中遇到困难。但是这个问题又必须解决,否则,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就可能夭折,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可能停滞。形成一个含有WTO内容的经济法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既然我们作出了国际法上的承诺,那么在国内法上有一个具体明确的规定是必然的,否则,国际条约的执行就会有困难。在构建一个与我们的国际承诺相一致的经济法体系的工作方面,如何应对WTO所带来的挑战,如何利用WTO所带来的法律权利,如何在WTO所给我国的宽限期内尽快地完善我们的市场,使期限过后的开放不至于带来大的冲击,是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其中心问题是我们如何有效地利用政府资源,应对WTO所带来的冲击的前提是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得我国的经济竞争实体在没有政府的保护下能不断地经受国际经济的考验,并利用国际经济的广大市场来壮大自己。经济法若是实现这一目标,便是法律对现实的最大贡献。

三、结语:对经济法定位的一点思考

经济法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法律,这在法学界历来存在着争议[9]。有的认为是国家干预性质的。这是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理论是一致的。在市场制度的背景下,国家原来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是守夜人的角色,但是经济垄断性的增强,以及市场经济中的固有缺陷,使得政府要担当更多的角色。很显然,这是国家对经济的一种干预,由此而进行的立法显然就属这种性质,很显然,这个理论的前提是有一个完整的市场的存在。有的认为是国家协调性质的。国家协调应该讲是一种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产物。国家能否协调经济,在计划经济因素下,其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要建立的是市场经济。所谓市场经济,对竞争的强调显然是它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在竞争市场中,政府的力量正像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所看到的,它与竞争的力量有性质的不同,在运作上也不同,在市场失灵等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场合,才会有政府力量出现的可能性。也有认为是国家调节性质的这后两种观点与前者有相似的毛病。这些观点都认为经济法是以国家为基本的权利主体,以国家权利为本位的法律体系。而这恰恰与我们国家的全能政府的地位相一致,因而与我们的改革的方向是不一致的。那么,这会造成什么影响呢?法律性质划分的意义在于揭示法律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内容,给予人们一种对法律体系的直观的了解。它决定该解释理论的价值趋向,其作用是对这个理论定下一个基调,其直接效果是对法律的解释产生影响。法律的解释是一种整体的解释,这在法律解释学中是一个基本的原理。

法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对社会现实及其可预料的将来的一种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对一个社会理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的检验是看它的解释与社会现实的符合程度。上面的理论可以讲是对某种社会中经济法律的一种解释,但对我国现阶段转型社会的现实及改革趋势的解释有一定的偏差。用一个形象的说法,上述的经济法理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是一种“TO”的关系,即是进入性的、外在的。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FROM”,我们国家现在的政府与市场是一种内生的、一体化的状况,我们的改革就是要使二者关系达到一种“FOR”的状态,即是服务性、保障性的。现阶段经济法的主题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协调问题。其实经济法对这个问题的阐释应该是一个在宪法的体系之下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解释的体系。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的转轨性质,这种理论上的要求是不现实的,这一点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来了。经济法自身要求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和价值内涵,否则,法律的解释就会出现问题,依法行政和完善市场这两个改革目标的实现也会有问题。由此可见,完善经济法的理论和经济法的规则,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制度的建设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加入WTO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完善和发展经济法的契机,也使经济法的发展可能面临一个繁荣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乌托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

[2][3][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4,5

[4][英]W詹宁斯法与宪法[M].北京:三联书店,1997.133

[5][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77

[6][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北京:三联书店,1997281

市场经济论文例5

【英文摘要】Fromthepoint……

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体育发达的国家，往往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国家，体育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步。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体育规则与市场规则具有同一性。由此产生了体育文化与市场文化的双向互动效应。发现这种同一性并主动地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不仅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建构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对促进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一、“制度”的本质和一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进行着举世瞩目的深刻的制度变迁，而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构成了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因此，探索制度创新，尤其是非正式制度创新的文化动力，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体育是社会影响力最大、社会渗透力最强的文化形式，探索体育竞技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的相关性及其良性互动的可能性，显然应当成为体育研究的重要课题。当然，这一切应当从“制度”的概念说起。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由人制定的，抑制人际交流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人类交往规则。“制度”的首要功能是协调人的行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可靠合作，增进秩序。在无制度或制度失效的情况下，社会就会混乱无序，社会交往必然代价高昂，信任与合作必然趋于瓦解。[1]例如，没有规则，无论有多么出色的运动员和体育运动设施都不可能组织起一场体育竞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结构包括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基本价值信念和伦理、道德习俗。[2]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包括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前者是由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包括习惯、伦理道德和习俗；后者由设计而成，并有违规制裁机制保证其执行的法律、条例和成文规则。就体育而言，前者指运动员、裁判员的行业习俗和职业道德，后者指市场经济的法律和规则。两种规范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一种制度体系能够达到两者的高度统一，那么将最大限度地实现制度效能，节约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

有效制度的最本质特征是普适性，它包括三种含义：第一，它必须具有普适性（一般性），即不应在无确切理由的情况下，对个人和情境实行差别待遇。它必须“适用于未知的，数目无法确定的个人和情境”。反之，如果制度具体而非抽象，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亲此疏彼，就无法很好地发挥节约知识搜寻成本的功能，导致行为的低效率。第二，它必须在两种意义上具有确定性：一是可以认识性，公民应能清晰地读懂制度信号，二是能就未来的环境提供可靠的指南。第三，它必须具有开放性，可以不断改进，以便允许行为者通过创新活动对新环境作出反应。[1]

一般说来，普适性特征在禁令性规则中更易于得到保证。它意味着制度适用于一切未知的任何情境，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无人高踞于规则之上。如果制度违背了普适性，那么就会削弱对规则的服从，削弱制度的协调性和规范性，例如，如果对高官和富人采取不同的道德评价标准，如果警察可以违反交通规则，不受任何惩罚，如果法律对政府官员比百姓宽松，如果球星犯规不能得到同其他球员相同的判罚，那么，对制度的自发遵守就会衰退，当然无疑会削弱制度的效能。

二、体育竞技规则与市场经济规则的同一性

毫无疑问，体育竞技规则与市场经济规则从规范对象、规范目标，到规范主体和规范结果都不相同。然而，从形式上来说，它们都属于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行为、促进人们相互协作的“制度”，两者之间不仅在正式制度上形式相同，而且在非正式制度的基本价值信念上有着惊人的同一性。

1.体育规则和市场规则都反映了人类的基本价值

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不同于他人的目标，但是，这些各不相同的目标背后却体现了人类共同追求的基本价值。它们是所有人自觉不自觉地信奉的价值信念。这就是自由、公正、安全和平和经济福利。其中，除了经济福利价值外，其他价值都共同体现在体育规则和市场规则之中。

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自由主要是指免于任意强制，在普适性法律约束下自我选择、自我负责、自主追求幸福的自由。市场经济规则和体育竞技规则恰恰为自由设定了法治框架。正是在这种前提下，人们才能真正获得自由。这种规则是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的，因此，它体现了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体现了公正原则。这种平等不仅包括了主体人格上的平等，而且体现了程序上的无歧视原则。这种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质就是公平或公正。

同时，体育规则与市场规则所设定的秩序反映人类对和平的追求。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人们解决利益纷争的方式主要是暴力方式。尽管掠夺、战争等暴力行为贯穿人类的历史，但不否认人类同时始终如一地追求着和平，因为和平才能保证人的生命价值和社会繁荣。而市场经济则是一种排除暴力的和平的自由竞争，是一种最有效的“生财”方式，是惟一能由个人自利行为促进公利结果的制度方式。体育是人的原始攻击本能的文化宣泄，是一种和平的平等竞争，人类暴力潜能的文化升华，是提升所有人生命质量和能力的游戏。竞技主体是“对手”和“朋友”的双重角色组合。体育与市场都使人的趋利倾向和暴力潜能得到了对社会和他人有益无害的文化实现，你死我活的暴力竞争变成了和平的竞争，所以，体育和市场集中体现了追求和平的人类的基本价值。

2.体育竞技模式与市场经济模式所奉行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

首先，体育竞技模式与市场经济模式都奉行主体性原则。赛场与市场一样，运动员与厂商和顾客都是自主决定、分散决策的主体。在赛场上，运动员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制胜目标；在市场上，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营主体，消费者也自主选择，拥有消费者，所以，都体现了人的主体性本质。

其次，都奉行自由竞争原则。商场与赛场一样，都具有准军事性质，都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没有竞争就没有体育，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这种竞争是自由的，不应当有任何不合理的限制。例如，奥运会接纳所有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的种族、性别、经济文化水平、国家大小、意识形态差异的限制。市场经济以无壁垒限制的完全竞争为理想状态，以经济主体的平等竞争为先决条件。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国际化。

再次，都奉行“规则至上”的法治原则。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决反对经济特权和超经济的政治强制；市场经济要求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体育竞技也是如此。在比赛中，无论是什么国家和民族的运动员，无论是明星大腕还是无名小辈，都必须遵守竞技规则，一旦犯规，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正是这种法治原则才推动了体育竞技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市场经济的不断跃进。

最后，都奉行追求卓越原则。“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集中体现了人类自身不断地自我超越的精神原则。市场经济制度的原则之一是优胜劣汰。只有优胜劣汰，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最佳使用效率。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如果不在创新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就会被淘汰出局。从这个意义上说，赛场是市场的微观模型。

三、体育竞技模式对市场经济模式建构的意义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但是，许多微观制度还须创新性建构。已经建立的制度规则，急需非正式制度的文化支持，才能达到良性运行。由于市场经济模式与体育竞技模式具有同一性，因此，体育竞技模式对市场经济模式的建构具有突出的示范作用。体育竞技规则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变得非常严密和科学，形成了高度国际化的完善制度系统，可以成为当之无愧的示范模型。

仅从人所共知的球场模型来看，足球赛场是由运动员、裁判员、球迷（观众）、媒体、足协等5个要素组成的系统。其中竞技主体是对阵的运动员，他们在正式、公开、透明的比赛规则的约束下进行竞争，裁判员根据规则时刻监督着运动员的活动，一旦发现越轨的机会主义行为，立即根据情节实行不同程度的惩罚。裁判公正是球员水平发挥和竞赛顺种进行及结果公正的关键性因素。一旦球员打假球，在裁判员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观众会实施监督并通过大众传媒进行非正式惩罚，并且敦促足协实施正式惩罚。如果出现裁判“寻租”现象，即裁判与球员合谋的“黑哨”现象，对方运动员可以向足协申诉，对之进行正式惩罚，观众自己也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对之实行广泛的非正式惩罚。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运动员，政府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和裁判员的统一。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起保证政府官员不吹、不敢吹“黑哨”的机制，并且形成责任明确、循环制衡的监督机制，消费者大众和企业也可以“告官”、控告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大众及大众传媒有权利对企业和政府官员实行广泛的监督，并具有制度保证，这样才能真正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体育竞技规则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主动地通过适当的教育和传播方式，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中的示范作用，将对我国的经济转轨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

市场经济论文例6

【哲学常识角度：】

1．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2．矛盾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3．事物的发展是量变与质变的统一。4．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5．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6、认识的深化和发展；科学理论对实现的指导作用。7、运用联系观点，8、运用全面的观点分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9、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的原理。10、科学理论的指导意义

【从政治常识角度】

l、当代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综合国力最终决定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2、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一个举措。3、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国情提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体现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政治领导。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主要思想。

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五个统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到“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

【经济常识角度：】

1、社会主义本质；2、做好五统要遵循价值规律，以市场为导向。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3、财政作用、税收作用；4、农业的地位作用现状发展方向；5、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6、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发展对外贸易；

【哲学常识角度：】

1、物质与意识关系；2、主能与客规结合；3、联系：整体与局部关系；4、内外因、量变与质变关系；5、具体问题具体分析；6、重点与两点；

【从政治常识角度】

l、当代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综合国力最终决定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2、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为此，必须完成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

市场经济论文例7

2实证分析结果

2.1单位根检验为了增强检验结论的可靠性，利用Eviews6.0软件(下同)，分别使用上述5种检验方法对变量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各变量依据时序图确定是否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并根据Schwarz准则自动确定滞后阶数。由于5个变量的原序列均含有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经过差分变化后均表现为包含截距项而不包含时间趋势项，因此对原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时选取的是包含了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检验模型，对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时选取的是只含截距、不含时间趋势项的检验模型。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综合5种检验方法，可以认为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

2.2协整检验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进行检验。最佳滞后阶数用模型滞后结构确定准则进行筛选，经过试验综合比较后选取滞后4期进行估计。VAR模型稳定性检验结果见图1，面板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结果表明，无论是用最大特征值法还是迹检验法，五个一阶单整序列之间在99%的概率内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2.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从图2可知，LNPOL对LNILLEGAL的冲击在短期内表现出负向的作用关系，但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并于第5期后表现出正向的作用关系，也就是地方政府加大管制力度，尽管在短期内可以抑制违法行为发生率的提升，但长期效果不佳，甚至促使违法行为反弹。一方面，“过度干预”和“过度管制”普遍存在，管制本身可能成为市场秩序混乱的根源;另一方面，在一些有必要加强管制的地方，管制方式不当也可能导致对违法行为的管制效果不佳。中国政府部门对违法行为往往习惯于采取专项执法、集中整治的治理方式，这种“运动式执法”由于具有成本虚高、治标不治本、违法行为容易反弹的特点，而广受批判和质疑，本文的研究结果验证了这点。从图2还可看出，与LNPOL相反，LNGGRP、LNURBAN、LN-PGRP2对LNILLEGAL的冲击，在短期内表现出正向的作用关系，但在长期内却表现出负向的作用关系。这反映出: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在短期内确实带来了市场经济秩序混乱、违法行为多发的问题，需要对既有的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和转变;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秩序混乱引起的阵痛，随着改革发展进程有可能得到缓解，因此，我们要坚持改革方向，在发展中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

2.4方差分解从表3的方差分解结果可知，对LNILLEGAL变化贡献最大的是自身因素的变化，其对自身的贡献率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但是下降的幅度和速度均不大，因此，市场经济秩序和环境污染类似，一旦出现严重问题短期内将难以得到有效恢复，治理起来可能需要付出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大的代价。LNPOL对LNILLEGAL变化贡献在第2期为0.64%，并呈现逐渐增强再到回落的趋势，在第7期达到最大为2.24%。与其他变量相比，LNPOL对LNILLEGAL长期变化的贡献比LNUR-BAN、LNGGRP略大，比LNPGRP2略小，但差异不大，说明对政府管制对违法行为发生率的影响进行研究还是有意义的，同时对政府管制对遏制违法行为的作用也没有必要做过高估计，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应当适度。

市场经济论文例8

截至2007年7月8日瑞士宣布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共有75个国家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一些主要贸易伙伴因多种原因，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文件中坚持加入了“非市场经济”条款。此项条款存在明显问题，因为它不能反映中国产品的实际情况，客观上鼓励了一些国家将其作为贸易保护的手段。本文就我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外国对我国反倾销和反补贴问题的变化展开详细分析。

一、对华反倾销

反倾销(Anti—Dumping)指对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上的倾销所采取的抵制措施。一般是对倾销的外国商品除征收一般的进口税外，再增收附加税，使其不能廉价出售。在非市场经济地位下，外国对华反倾销指控给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造成了严重的困扰和伤害(甘永杰、谭智雄，2005)。从表1中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国家遭到的反倾销诉讼中只有约60％最终被采取了反倾销措施，而中国遭受到的反倾销诉讼中约有70％最终被采取了反倾销措施；国外对华反倾销税的征收幅度一般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税率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几百乃至百分之几千，且持续时间较长。如1993年墨西哥对我国产品征收的反倾销税率为：玩具315％，服装537％，有机化学产品673％，鞋类竞高达1105％；1997年7月，美国商务部对我国几家企业出口的小龙虾征收的反倾销税率平均为122．9％，最低的91．5％，最高的156．7％，而且该案从1996年开始立案，到2005年共进行了l2次新出口商复审、7次年度行政复审、1次日落复审，反倾销措施仍在继续适用。如此高的税率，显然是不合理的(胡昭玲，2004)。如果中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我国产品在美国反倾销程序中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就会消失(余菲，2007)，我国应诉反倾销案件的胜诉率会有所提高，被裁定的倾销幅度会大幅减小，反倾销措施持续的时间会缩短，中国企业缴纳的反倾销税会相应减少，从而减少那些对我国滥用反倾销的国家的预期收益，进而减少这些国家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诉讼的数量。而且，随着反倾销案件胜诉率的提高，也将提高国内企业的预期收益，使它们有更大的动力去积极应诉。显然，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对于我国应对反倾销诉讼以及外贸出口的进一步发展意义重大。

当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我国出口贸易量迅速增长、出口产品价格同期下降的情况下，即使我们获得了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我们也很容易遭遇反倾销，而且应诉的结果也不可能100％胜诉(杜晓郁，2005)。

另外，反补贴一般对被认定为对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适用，外国对华反倾销存在对反补贴的替代性。例如，在欧盟对华皮鞋反倾销案中，欧方指责中国鞋业存在“低价融资”、“税收减免”、“非市场化的土地租金”等现象，以及由此引申出的补贴问题。显然，这应属于反补贴的范畴，而不是反倾销。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这些以反倾销形式出现的反补贴会恢复反补贴的本来面目。

二、对华反补贴

出口商品在生产、运输、买卖的过程中接受的来自政府或同业协会的直接或间接的补助、奖金称之为补贴。因为受到补贴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享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因此，世界贸易组织对补贴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反补贴同反倾销、保障措施一起，被视为世贸组织允许的对本国产业实行保护的合法贸易救济措施。目前，反补贴调查虽然远不及反倾销调查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大，但依然能对被调查国的出口贸易造成较大伤害，严重影响涉案企业的竞争力。

WTO大多数成员认为，反补贴措施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它们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基本上由国家所控制，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分辨出哪些产业获得了政府补贴以及补贴的数量(赵玉阁，2005)。所以，作为贸易救济手段之一的反补贴调查，对目前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国并不适用。1995年1月113至2006年12月3113，除了加拿大5起、美国1起外，没有国家对华发起反补贴，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还有很多国家不承认我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如果中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进口国可能会对中国产品动用反补贴手段，因为我国的补贴问题客观存在(杜晓郁，2005)。

我国政府为了扩大出口，从中央到地方制定了一系列补贴措施和政策，对出口产品或企业提供各类补贴。这些补贴名目繁多、形式多样，譬如所得税以及流转环节税退抵减免、成本或费用补贴、折旧或科技费用提取、贷款或购置土地优惠等补助，而且在贷款、返回利润和税收、提高折旧率等方面给予优惠，把采购国产设备或者配套的零部件视作进口，给予减免进口环节税收的优惠，等等。这些补贴绝大多数是WTO规则所不允许的(赵玉阁，2005)。因此，如果我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遭遇国外的反补贴调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世界反补贴案件数量一直处于低水平。1995年至2006年，WTO成员共发起反倾销调查3044起，最终采取反倾销措施的1941起④，而发起反补贴调查的案件只有191起⑨，采取反补贴措施115起，反补贴案件只有反倾销案件的6．27％。反补贴案件远远少于反倾销案件，这一方面是由于与反倾销相比，反补贴在操作性上更加复杂，补贴的计算方式不如倾销的计算方式成熟，补贴的认定上需要首先判断是否是禁止性补贴或可申诉补贴；另一方面，反倾销和反补贴针对的对象不同，反倾销针对的是出口国企业，反补贴针对的是出口国政府，同时调查中也涉及出口国企业。因此，反补贴案件的影响更大，极易引发贸易争端。1995年至2007年7月，针对反倾销案件启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共66起，针对反补贴案件的共22起④，相当于大约每50起反倾销案件、每l0起反补贴案件，有1起启动了WTO争端解决机制。反补贴案件启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比例是反倾销案件的五分之一。

而且，反补贴案件主要由少数发达国家发起。wI1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SCM协议)规定采用两种机制处理补贴与反补贴问题：一是根据符合SCM协议要求的国内反补贴法程序来处理；二是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目前大部分反补贴案件都是采用前一种机制，因此，反补贴案件受是各国国内立法的影响。SCM协议要求WTO成员国在其框架下设计各自国内的补贴与反补贴立法。因此，各国的反补贴法框架基本一致。但是，发达国家的立法比较完善，操作性较强，而发展中国家的反补贴立法相对原则化，缺乏配套实施机制(李本，2005)。发展中国家如发起反补贴，其过程很容易遭到其他国家的质疑。目前绝大多数的反补贴案件由少数发达国家发起，1995年至2006年的12年间，共发起的191起反补贴案件中，美国发起75起，欧盟发起46起，@两者占总数的60％以上。从反补贴案件的发展趋势来看，1999年达到一个高峰以后，反补贴案件发起的数量一直在减少。2002～2006年，平均每年全世界仅有9．4起反补贴案件(见图1)⑨。考虑到各国国内反补贴立法需要随着反补贴实践的增加而加以完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反补贴调查的国家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增加。

在已经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中，新西兰、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国家均具有发起反补贴诉讼的经验，在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也对中国发起了反倾销诉讼∞，但至今仍未对中国发起反补贴诉讼。

另外，美国、欧盟等主要国家(集团)正在改变立场。它们认为，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市场导向产业”，反补贴法也同样适用。美国众议院2005年7月通过的《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theU．S．TradeRightsEnforcementAct)修正案要求将美国的反补贴法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加拿大在2004年对我国连续发起了3起反补贴调查，并对原产于我国的复合地板最终征收了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这是1995年以来，国外首次对华发起反补贴调查。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这部分反补贴调查将继续。

三、对华同时应用反倾销与反补贴

反倾销和反补贴在发起产品上较大程度的交叉，为反倾销和反补贴同时发起提供了一定的客观基础。目前，我国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均为基础金属及其制品；其他产品，包括加工食品、饮料类、烟草类产品，化工及有关产品，塑料、橡胶及其制品，纺织品，机械、电子产品及零部件等均遭受了数量不少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因此，两种调查容易被同时发起。虽然GATI''''1947第6条第5款规定：“在任何缔约方领土的产品进口至任何其他缔约方领土时，不得同时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以补偿倾销或出口补贴所造成的相同情况。”但是，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国家和国家集团曾经多次同时对同一种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并最终同时征收了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2002年9月13日，美国对原产于加拿大的小麦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并于2003年8月29日，决定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硬质红春小麦加征14．16％的关税(包括5．29％的反补贴税和8．87％的反倾销税)，对进口杜伦麦加征13．55％的关税(包括5．29％的反补贴税和8．26％的反倾销税)。2001年7月6日，欧盟委员会对原产于印度的磺氨酸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最终征收了18％的反倾销税和9．2％的反补贴税。根据加拿大的法律，加拿大可以对一种进口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1995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加拿大共发起16起反补贴调查，其中14起是反倾销与反补贴合并调查@，包括2004年对我国同时发起的3起。

查看WTO官方网站上的“OverviewoftheState—of—PlayofWTODisputes”，没有出口国因进口国违犯GATI''''1947第6条第5款规定，即本国被“同时”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而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案例。可见，在国际法律实践中，允许或默认了同时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以及同时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因此，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我国有可能遭遇外国同时发起的反倾销与反补贴。

四、应对反倾销与反补贴的政策建议

我国政府争取提前获得其他国家对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需要进行利弊权衡。一方面，中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应诉外国反倾销时可以不再适用“第三替代国”标准；另一方面，可能会遭遇反补贴及反倾销与反补贴的双重诉讼，此外，在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将进行艰苦的利益交换谈判。市场经济地位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正如国际贸易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作为反倾销中的重要概念，也有其政治属性(宿景祥，2004)。欧盟承认俄罗斯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实际换取的是俄罗斯对欧盟东扩的认可(王庭东，2005)；另有一些东欧国家，由于支持美欧的军事行动，也获得了认可(王立，2004)。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美国、欧盟等主要国家(集团)同样想从中获得相当的利益。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在欧盟的一次公开讲话中呼吁中国重新平衡进出口贸易，并表示若中国想要获得欧盟的“市场经济地位”认可，必须先取消对进口欧盟商品设置的壁垒凹。总的来说，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时间拖得越长，中国受反倾销诉讼的损失越大，而欧、美等国家(集团)的筹码也会递减，因为l5年大限越来越近。

在政府利用政治手段和外交手段争取外国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同时，应当鼓励和帮助中国企业积极向他国申请“市场导向型产业”地位，把握争取个案处理的条件。这其中政治因素的影响与我国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相比要小很多，主要是技术上的难度。为此，企业需要提供符合市场条件的成本数据，财务报表要符合国际规范(侯松岭，肖长华，2005)。前些年，我国已经有二十多家企业分别在欧盟、印度、泰国等国家(集团)的十余起反倾销案件中成功获得市场经济条件认可(甘永杰，谭智雄，2005)。可以将这些企业的应对经验进行推广，提高所有外贸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的能力，进而增加我国外交谈判中的筹码。

虽然较反倾销而言，反补贴案件的数量还非常少，但是不能忽视反补贴案件的重大影响。我国政府应该未雨绸缪，除了在SCM协议的基础上及时调整我国的补贴政策和策略外，还要做好应对反补贴诉讼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准备。

为应对外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同时发起，我国可以在应对反倾销案件安排的基础上，增加反

补贴和反倾销共同的预警和联动机制，增加政府和企业在应对反补贴和反倾销方面的对话和联系，共同面对(朱榄叶，2005)。

最后，我国需要进一步增加本国应对外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实践，在实践中，完善自己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法。一方面可以抵制国外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保护本国产业；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本国的威慑力，防止外国对我国滥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注释：

①浅析美国对华淡水小龙虾尾肉反倾销案(2005)．见http：//www．cacs．gov．cn／DefauhWebApp／showNews．jsp?newsId=300090000055．

②欧盟对华皮鞋反倾销初裁建议方案缺理少据，中方要求裁决须符合WTO规则(2006)．http：／／ibdaily．mofcom．gov．en／show．asp?id：122230．

③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e／adp—e／adp—stat·tab2——e．xls．

④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e／adp—e／adp—stattabT_e．xls．

⑤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e／scm—e／scm—stattab2一e．xls．

⑥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e／scm—e／scm—stattab6——e．xls．

⑦根据http：／／www．wto．ors／english／tratop—e／dispu—e／dispu_e．htm中的“111edisputes”整理得到。其中，从“finddisputescases”或“disputesbysubject”查出60起针对反倾销，20起针对反补贴；从“disputeschronologically”查出6起针对反倾销(它们是DS335，DS337，DS338，DS344，DS346，DS355)，2起针对反补贴(DS336，DS341)．~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e／scm—e／scm—stattab3_e．xls．

⑨根据http：／／www．wto．ors／english／tratop—e／scm—e／scm—stattabl_e．xls中的数字计算得到．

⑩新西兰2004年4月14日承认后迄今发起2起；阿根廷2004年11月17日承认后迄今发起3起；澳大利亚2005年4月18日承认后迄今发起3起。根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资料整理得到．

⑩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⑩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⑩欧盟明确表态：中国短期难获市场经济地位(2006参考文献：

[1】甘永杰，谭智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剐国承认及对策[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36—40．

[2]胡昭玲．反倾销规则与实践[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3]余菲．论美国对华反倾销的不公平性及应对策略[J]．世界经济研究，2007，(5)：46—51．

[4]杜晓郁．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理性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05，(4)：4o一44．

[5]赵玉阁．警惕反补贴调查成为我国外贸出1：2的新障碍[J]．国际贸易问题，2005，(5)：107一l10．

[6]李本．补贴与反补贴制度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宿景祥．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与美国贸易政治[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1O)：57—62．

[8]王庭东．论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实质[J]．世界经济研究，2005，(6)：l1—15．

市场经济论文例9

一、我国经济市场化的现状

(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我国于1997年12月通过并于199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价格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并逐步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2001年我国又出台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对公用事业价格、公益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实行价格听证制度。毫无疑问,以价格市场化为标志的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办公厅《关于2000年三种价格形式测算结果的通报》,经过20年努力,工业消费品市场、农产品市场以及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80-90%是由市场和供求关系决定的。国家管制价格的商品只限于少数基础工业产品和生活必需品。

我国各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虽然不平衡,但市场化的整体进程也在加快。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取得重要进展,货币化达到了较高的程度;证券市场发展较快,经济的资本化程度有很大提高。与此同时,利率市场化迈出重要步伐,主要是:全国同业拆借市场初步建立,同业拆借利率越来越真实地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成为金融市场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指标;国债进行市场化的招标发行。当然,我国专业银行的商业化还刚刚起步,经济的证券化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综合起来看,金融市场的发育还是相对滞后的,但我国的金融市场已经有了一个大的框架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

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规范化改制力度不断加大,垄断行业改革与重组已取得阶段性成果。非国有经济发展迅速,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总量中来自非国有经济的份额逐步上升。1978年至2001年,非国有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由42.2%提高到67.2%,年均提高2.04%;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由22.4%提高到76.8%,年均提高5.5%。198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占81.9%,集体经济投资占5%,个体及其他经济投资占13.1%。到2001年,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占50.12%,下降了近32个百分点;集体企业占14.58%,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个体企业及其他经济投资占35.29%,上升了22个百分点。城镇从业人员中非国有部门所占比重从21.7%提高到68.1%,年均提高2.1%;财政收入中非国有经济的贡献率由13.8%提高到52.9%,年均提高1.7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国有部门投资所占比重由1980年的18.1%提高到2001年的49.8%,年均提高1.5%。到2000年底,全国注册的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达3000万户,从业人员达7000万人。其中私营企业发展尤快,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统计报告,截至2001年度,全国私营企业已达2002.85万户,从业人员2713.86万人,注册资本达18212.24亿元。

(三)政府与市场关系趋于改善

第一,政府逐步取消了生产的指令性计划,让市场导向生产,让企业决定产量。现在,我国工业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只局限于木材、黄金、卷烟、食盐和天然气5种,其中木材、天然气和黄金只是在某些环节或部分产品上实行指令性计划。中国农产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已全部取消。第二,全面放开了对价格的管制,市场价格成为基本价格形式。第三,在放松对一些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方面,近年取得很大进展。我国在电信、航空、铁路、电力等自然垄断产业的进入管制上都有一定程度的放松。第四,政府对各类国有企业的财政性补贴基本取消。第五,企业商贸具有了市场环境和条件。我国内外贸体制逐渐从高度集中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国家管理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内外贸体制。对商贸企业以政策指导取代了原来的直接管理,而更多的协调职能已由行会组织所取代。在外贸方面,关税和规范的非关税壁垒的作用逐步代替了行政管理。连续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税率,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水平基本一致,实行许可证管理和配额管理的进出口商品品种也大幅度减少,多元化的内外贸主体已成长起来。第六,中介组织的发展弱化或取代了政府的行政干预。我国现有会计(审计)师事务所近万家,资产评估机构近4000家,律师事务所5万多家,公证机构3000多家,仲裁机构6000多家,税务中介机构大约4000多家,土地估价机构500多家,产权交易机构近200家,行业协会近5万个,县级以上的商会3000多家。中介组织充当着微观经济主体和政府宏观调控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促进着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规范的发展,使政府与市场关系更加弹性化、间接化。

(四)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

通过三次修改宪法,已明确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了各种市场经济主体的平等地位。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确立了市场规则,规范了市场主体行为,明确了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根据WTO规则和我们的承诺,最高人民法院对有关的1200件司法解释或答复进行了清理。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单独制定或与有关部门联合制定的780多件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废止了140件。200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重点对国务院各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有关经济事务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彻底清理。这项改革对最终解决计划经济的弊病,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五)入世使我国市场改革取得了新进展

首先,中国以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履行了承诺。关税降低方面已完全兑现了承诺,减少了受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品范围,同时还认真履行了向世贸组织通报情况的义务。其次,作为世贸组织的一员,中国以全面、积极、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了各项活动,并开始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和规定,在遵循法律框架基础上,实施和运用了经贸纠纷与争端的调解机制。再次,进一步对外开放,扩大对外贸易,改善外商投资环境。根据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定,2002年初我国又颁布了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标,放宽了外商投资限制,扩大了开放领域。

论文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现状、问题与前景来自免费

二、我国经济市场化的问题与前景

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市场机制已经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市场化进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市场经济论文例10

(二)非经济国家的标准确切来说，非市场经济并没有固定的含义。因为以往的WTO组织中都是由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知道后来才出现像中国这类经济实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的加入，才将非市场经济地位这个问题侧重出来。进而也有了判断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

(1)对于货币可以自由兑换；

(2)员工和自己的雇主可以自由商讨工资；

(3)对于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允许进入的程度；

(4)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

(5)政府对产品的微观调控程度

(6)其他影响因素事实上，WTO中任何的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可能完全做到以上六点，而中国被拒绝承认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原因却是无法完全达到以上六点要求。

二、美国替代国对中国的影响

(一)替代国的含义所谓替代国，是指当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出口时，进口国采用类比国价格来确定出口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这里的类比国在市场经济国家里则被称为“替代国”。

(二)美国对于替代国的选择标准美国大多数都会采用两点来筛选一个替代国：

(1)被选择作为替代国的国家应该与被国家属于同比国，即经济水平相当。

(2)被选择作为替代国的国家应该是“可比产品的重要生产者”

(三)替代国的不合理性

1、替代国缺乏国际依据WTO的宗旨是使国民的生活水平提高，降低失业率，保证充分就业，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使需求稳步上升。确保发展中国家乃至最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中可以得到和替代国相当的利益。且WTO的最终目标是将世界打造成一个安全、富有和富有责任感的经济体系。但是对于替代国来说，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就会被认定为倾销，而市场经济的进口国家只要提出诉讼就意味着胜诉。这也完全可以说明替代国的出现与WTO的宗旨相违背。

2、替代国缺乏可预测性对于法律来说，最大的优点就是具有可预测性，人们可以通过法律来知晓事情的后果以及预测人们相互间的行为，避免了群众的盲目性和猜测性。提高了行动的实际效果。以便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好的效果。但在反倾销中，替代国的选择是在后，也就是说，非市场经济国家并无法预测出自己接下来的诉讼过程，换句话说，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在出口之前并不知道自己的产品会遭到反倾销，当然就不存在预测性。

3、在替代国的选择上，市场经济国拥有很大的自由选择权美国在选择替代国的标准规定，第一，被选择作为替代国的国家应该与被国家属于同比国，即经济水平相当。第二，被选择的替代国应该是“可比产品的重要生产者”。但实际上，美国等各国往往会选择经济水平高于中国的国家，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并由此增加反倾销税。

三、我国对美国的反倾销政策的应对方案

(一)面对，积极应诉虽然中国的经济在不断进步，综合国力在不断地提高。但是，想让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还是一个对于漫长的过程。但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在积极的贸易中，我国一定会迎来另一波高潮。要想让此起高潮退化，积极应诉甚至激烈的回应是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在以往，我国面对其他贸易国的，考虑着昂贵的法律申请费用，费时的辩论程序，对此类完全置之不理，因此，我国损失惨重，最后甚至被迫退出欧洲市场。

(二)绕开进口国家的反倾销我国的商品一再被，无疑就是市场经济国家通过胜诉进而达到增加其国内投资的目的，我国也完全可以利用这点，想出不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对策，即绕开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获得市场中内资企业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