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研究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从整个社会看，计划经济时代的信用仅为资源配置中的辅助手段，造成信用制度基础薄弱；经济转轨初期的信用微观主体在法律上没有实现真正的人格化；在信用体系建设的各种法律法规及市场经济新的道德规范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契约的不完全性直接诱导失信行为频繁发生。例如市场经济中揭出的大案、股市中现出的黑幕、安然公司的破产等无疑都与信用问题直接有关。

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看，构筑信用经济关乎市场经济的成败。随着改革的深入，粗放增长方式带来的边际效应进入加速递减阶段，集约式增长方式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政府已经能够承担起解决信用问题可能付出的高成本。因此，政府不能再忽视社会生活中日益严重且影响市场经济纵深发展的信用缺失问题，应该采取理性的决策，同时诱导其他相关因素改变博奕结果。

二、市场经济中的信用问题

第一，个人信用制度不健全。在欧美国家，信用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第二身份证，发达国家中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为银行的大量富余资金提供了最佳投向，同时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长期对个人信用的漠视，我国虽然从1999年起在上海开展了个人信用联合征信业务，但很多地区公民的信用记录仍为零，滞后的个人信用制度成为制约消费贷款的“瓶颈”。

第二，企业信用状况不佳。一是向社会提供劣质假冒商品，拒不履行合同承诺，侵犯他人商标权。二是利用变更法人代表、资不抵债、兼并、解散、破产、多头开户等手段套取银行贷款、逃废银行债务。三是在破产时采取“大船搁浅，舰板逃生”先分后破；否认抵押贷款中“抵押”的法律效力；借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前的“真空时空”，隐蔽、私分或转移财产；资产评估不实，职工安置费用高，破产费用开支大；拍卖不规范，低于评估价出售破产财产的方法，肆意逃废银行债务。

第三，银行信用监控及评价体系不完善。一方面，由于银行业不断的进行金融创新，使传统的货币概念和测量口径趋于失效，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削弱了金融监管当局的监控能力；另一方面，我国银行业的客户信用评价体系存在评价工作的专业性与权威性不足、指标数据来源有缺陷及评价指标的设置不够健全的问题，直接影响银行贷款质量下降。

第四，体制改革中信用问题突现。随着乡镇机构的撤并、人员精简等体制改革的逐步落实，旗县区银行在金融债权管理方面存在清收难、转化难、保全难的问题。其一，基层机构撤并后承贷主体发生变化，原借款凭证失去原有法律效力，致使金融部门讨债无门。

第五，信用缺失阻碍电子商务发展。

电子商务是企业、消费者和政府相关利益主体不可回避的一个商业命题，由于缺乏与信息产业相适应的信用环境致使网上金融发展缓慢。就信用卡而言，其业务在制度法规、核算手续、监督管理等方面不健全，而且信用卡作案的频频发生使人们怀疑其“信用”程度。在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备的情况下，安全性决定了消费者选择传统结算方式。与实体经济一样，离开信用这一基础，会使电子商务的交易额缩减、交易成本增加、发展难以为继。电子商务系统的特性表现出虚拟经济对信用的需求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三、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的思路

（一）发挥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作用，引导社会信用。首先，要加强自身信用体系建设。制定的政策法规要有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能因领导变更而推卸政府承诺，要切实有效的维护产权。其次，要明确与信用管理有关的政府部门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及相应的管理目标和内容；减少政府对市场主体的管制范围和程度，引导市场主体进行制度选择与创新。第三，以市场经济为中心建立相应的道德价值秩序。加大诚实守信的社会道德教育。第四，应协调并整合企业信息资源，建立相对完整的资信数据库和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推动和保障行业信用体系建设，维护网络交易的安全与信用，并通过立法的方式为网络经济提供刚性的信用规则，推动互联网行业的稳步发展。第五，增强在信用制度建设中的监督与服务功能，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档案，并将其与失信档案共同纳入法律管理办法。第六，要以诚信为基础建立高效率的城市市场，创造诚信的投资环境以提升城市竞争力。

（二）健全信用法制，确保政府、银行、企业多方共赢发展。我国应在信用立法方面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改变现有的维护信用的法律条款在多部法律中被涉及的现状，制定信用方面的专门立法，建立有效的制约和惩罚失信行为的法律机制，加快信用立法步伐，同时借鉴国际银行业成熟、有效的评级方法，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客户信用评价体系，使政府、银行、企业多方在开放宽松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公平的享有和使用信息资源，从而达到多方共赢发展的目标。

（三）强化企业自身素质，建设企业信用管理体系。首先，现代企业要以诚信为重要的经营理念，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中这种新型资本的重要性。其次，在建设企业信用管理体系时，把信用贯彻到内部管理、客户服务、员工教育、同业竞争中，形成强大的信用约束机制，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和信用监督机制，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和有注册会计师认可的财务报表，加大企业信息的透明度。第三，建立“3+1”企业信用管理模式。“3”指企业内部三个不可分割的信用管理机制即前期信用管理阶段的资信调查与评估机制、中期信用管理阶段的债权保障机制以及后期信用管理阶段的应收账款管理和追收机制；“1”指企业内部建立一个独立的信用管理机构（人员），全面管理企业信用赊销的各个环节。

（四）建立健全信用中介组织。一方面要发挥中介组织评审、仲裁、公证等作用，把规范行业行为、监督执行行规行约的行业自律职能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健全信用中介服务中从事征信、信用评级、商账追收、信用管理等业务的机构。

篇2

摘要：本文通过利用鱼骨图对煤炭城市现状进行分析，找出城市衰退的原因，并根据煤炭城市经济转型与技术创新的相关理论，综合运用QFD等相关技术方法，对煤炭城市的现有生产技术系统进行优化改进，从寻找后备资源，持续产业培育，周边要素协助支持等几个方面提出建议，认为利用技术创新进行经济转型是摆脱城市衰退的唯一出路。通过技术创新路径有序展开来提升企业价值，为煤炭城市推广技术创新并顺利实现经济转型提供一种新思路。

关键词：煤炭城市 技术创新 经济转型

建国初期，在极低的工业基础上，为了推进工业化进程，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尤其因我国煤炭资源丰富，随之兴建了一大批煤炭城市。然而，近年来随着资源的日益枯竭，加之这些城市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体制、机制的固有矛盾，出现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城市发展中出现的三危现象(经济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受到了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

纵观世界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各国的煤炭城市都经历了转型，或正在转型，或将经历转型，然后繁荣振兴，走向可持续发展。但也有少数矿业城市未经转型，最后走向矿竭城衰。实践证明，煤炭城市转型是其走向振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然而煤炭城市的振兴，面临的是全新的问题，根本在于激发其内在的活力及建立新的发展模式。企业之间的竞争，从根本上看，是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之间的较量，归根到底就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对决。因此，要激活煤炭城市沉睡的僵局，重振昔日的雄风，关键在于技术创新。

1.煤炭城市现状分析

目前煤炭城市的诸多问题与矛盾使其面临全面衰退的现实，在充分分析资源型城市的形成发展机制与现状的基础上，从客观及主观条件出发，通过对煤炭城市近年来不断出现衰退的原因进行分析(如图1所示)可知其衰退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互相影响交叉进行的。

图1煤炭城市衰退鱼骨图

fish-bone diagram of coal city in decline

针对上述因素，东北煤炭城市作为矛盾比较集中、比较突出的地方，提出转型的时间比较早，但是目前看来，转型效果并不理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表面上看已经完成了转型任务，但产业转型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除抚顺之外，多数煤炭城市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接续产业问题。如2002年本溪市将矿井全部关闭，煤炭产业已经从城市中消亡，但由于接续产业并未发展起来，原来煤炭产业所创造的价值并未得到弥补，从而导致一大批下岗职工再就业非常困难，环境治理的欠账也比较多。

(2)处于成长期或已经意识到资源危机的煤炭城市，虽然会遇到一些矛盾，但对转型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存在明显的短期行为，只顾加紧开采，使煤炭产业越做越大，而不是未雨绸缪，提前培育接续产业。

2.煤炭城市转型总体规划

通过从系统的角度对我国煤炭城市存在问题、衰退原因进行分析与总结，可知利用技术创新实现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的全力配合。因此，总体规划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见图2。

3.技术创新实施流程

3.1结合质量功能展开(QFD)识别用户需求

质量功能展开(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是一种将市场需求转化为开发需求的有效工具，同时它可以催动设计、生产及营销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其他质量管理工具注重解决具体质量问题，而QFD则被用于识别产品改进的机会及提高产品的卓异性,采用QFD可以有效地识别客户及市场需求，将其纳入技术创新的过程，有利于从实际出发，从而最终在成本、质量和性能之间寻求最适当的平衡，帮助煤炭城市转型的顺利展开。因此，根据相关因素建立质量屋，如图3所示。

3.2技术创新路径

技术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源于新创意的产生，经过研究、开发、制造、营销直到产品为消费者接受。这一过程的成败，又与企业外部环境及企业内部因素有关，牵涉众多的方面。因此，技术创新必须从实际出发，抓住核心过程，按照技术创新路径有条不紊的展开。

对于那些在资源储量及资源开发成本虽然具有一定优势，但由于其产业增加值较低，产业辐射影响力不大，从而影响城市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煤炭城市，具有从资源型演变成资源加工型的经济技术基础，可以考虑在转型中利用现有资源，延长产业链的发展，促进资源产业的深加工和产品的升级来增加企业的收入，推进城市的发展。具体过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寻找后备资源

①加强煤炭地区公益性、基础性地质调查工作，为煤炭城市经济振兴提供基础性和先导性资料。

②鼓励利用多渠道社会资金开展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商业性矿产资源勘察工作。

③鼓励矿山企业在矿区，特别是资源耗竭矿区的周边和深部开展矿产资源勘察，增加后备资源，减缓产量递减。

(2)持续产业培育

①煤化工。

21世纪煤化工发展的主流是发展煤炭洁净利用技术(包括醇燃料和烃燃料)及多联产工艺技术。为了谋求生产过程的污染最低、能量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最高，可以在有条件的地区发展煤电化一体化多联产集合或组合技术。此外，还要推进煤炭液化和气化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继续做好煤炭地下气化试验，探索煤炭开发和利用的新途径。

②煤层气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为拓宽煤炭资源发展路径，煤层气化工今后研究开发的重点主要在：煤层气制合成气新工艺、新催化剂;煤层气制甲醇(二甲醚)生产装置大型化;煤层气制烯烃;煤层气制乙炔旋焰炉技术及联产乙烯技术。

③煤炭副产品研究与开发。

煤炭作为燃料销售和将其作为化工原料销售以及加工成化工产品销售，其价值相差甚大，同样副产品的利益也不容小视。开发利用与煤共伴生矿物;加强对煤炭副产品和废弃物(如煤矸石、煤渣、洗煤泥等)综合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研究并提供洁净煤技术，提高煤炭的洗选加工水平等都是可以借鉴的有效途径。

(3) 周边要素协助支持

① 生态环境的治理。

许多煤炭城市的露天矿因资源枯竭而闭坑，因此而遗留下的废坑将会导致各类水涌入，带来一系列的水文地质问题。因此，为避免问题继续恶化，可以通过污水治理新技术和新工艺研发，减少污水排放量，实现清洁生产;依靠科技进步减少水处理厂的建设投资，提高处理效率等，实现从末端向源头治理和全过程控制相结合方向转变，逐步实现污染零排放。

② 人才利用与培训。

建立一套完善的人才引进机制，制定优惠政策吸引高科技人才参与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建设，抢占经济制高点，增强经济竞争能力。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在编制、职务、职称、住房、报酬等方面依据经济建设需要和个人能力、贡献大小给予特殊优惠政策，对其亲属随迁、就业等方面从优安置;支持科技人员以技术入股、技术服务等形式获取合法收益;制定人才奖励政策，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提供科研和创业补助经费，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才给予重奖。

③ 园区建立与完善。

东北部分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如阜新等)建立科技工业园区，这些科技工业园区作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基地，是东北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孵化和产业化平台，是重要的区域经济增长点。目前这些科技工业园区必须寻求新机制、新动力，进行二次创业。

为此，必须加强科技工业园区创新创业环境和创新服务能力的建设，加快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与商品化以促进主导产业的产业链培育。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和给予专门的财政贴息;整合东北农业科技资源，建设东北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继续加大对阜新国家农业科技园的支持。

④ 科技政策实施。

为提高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科技水平，既要优化科技组织结构，加强自主研发与自主创新，又要扩大开放，建立有效的适用技术转移机制，形成有利于科技交流和合作的良好环境，吸引发达国家的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改变矿业开发中传统的粗放经营方式。

⑤ 其他方面。

另外，企业研发阶段会有创新成果的产出，形成专利;在制造阶段也会有创新成果产出，比如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等，因此，专利保护成为关键。

4.结论

成功的技术创新，会给企业带来以下效益，表现在：第一，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第二，企业的市场份额增加;第三，企业主体的素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也会促使企业不断从事技术创新，从而形成与企业价值增长的良性循环。

但是目前由于对煤炭城市的系统理论研究滞后于煤炭城市转型实践的需要，转型实践因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而带有很大盲目性。因此，煤炭城市要真正转型成功，必须从煤炭城市存在问题实际出发，对技术创新的核心过程进行分析，从持续产业培育角度，在现有资源基础上通过对现有技术与产品进行改进及创新而达到目的。

我国煤炭城市较多，在历史发展中曾经为国家经济的腾飞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因此煤炭城市转型的探讨不仅仅是学者面临的紧急研究课题，同时也应该受到社会、政府的高度关注。

参考文献：

[1] 王琼.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要有新思路[J]. 求是,2009(12): 29-31

[2] 李旭红，安树伟.东北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科技支撑[J].中国科技论坛，2005(4)：21-25

[3] 孙雅静.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路径分析[J].资源产业，2003(6)

[4] 许强，王立杰.煤炭城市经营的思考[J].中国煤炭，2003(6): 18-21

[5] 张武城.术创新方法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煤炭经济研究论文范文二：近年来我国煤炭经济发展研究及预测

我国的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其中尤以煤炭资源所占比例最大，因此在国家经济发展建设方的过程中，煤炭资源的开采利用成为了最主要的生产和生活能源，主导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煤炭能源的地位目前不可替代。但是子啊市场需求急剧加大，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暴露除了很多问题，本文就从这些问题着手，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然后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措施，来改善目前的煤炭经济局面。

一、新形势下实现煤炭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各类矿产资源均出现了大量的消耗，并且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矿产资源逐渐呈现出枯竭的状况，而这一问题也收到了全世界各国人士的共同关注。目前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各个国家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即在科学合理开发的大前提下， 不断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力度，从而实现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可持续发展。

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寻求一种保证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其中煤炭资源更是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所以非常严峻。在我国煤炭资源在所有矿产资源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自开发以来便成为了主要的能源之一，因此一直主导者国民的经济发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一直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一惊人的速度前进的同时是以牺牲矿产资源作为代价的，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资料显示近年来国民经济发展对于煤炭资源的需求量剧增，因此为了满足市场的供求平衡，煤炭资源开采量也随之加大，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一次性能源的开采利用率为80%，其次是石油和天然气，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石油天然气的开发也日趋增加，与之相应的煤炭资源的开采并没有因为石油天然气的缘故而缩减，反而呈现出增长的态势。由此观之煤炭资源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是其他类资源不可替代的，所以煤炭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而且必要。

二、目前我国煤炭经济发展中所暴露的问题

1、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

报告显示，在煤炭开采的过程中对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非常明显，导致地方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重。经过仔细的查访和分析发现造成环境污染严重的根本原因在于：①占用了山林和耕地。煤炭资源在开发的过程中势必要占用土地资源，在对农田和山林的占用和利用过程中造成生态系统失衡现象;②在准备工作就绪之后，进行工作面的巷道采掘时会将地下大范围内挖成空洞，比如大型的机械不断的挖掘，可能会在山体等下形成四通八达的隧道，而这些隧道会影响当地的地形和地貌，甚至严重濡染了地下水源，破坏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平衡;③在开采原煤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机械设备，因此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工业废水和大量的参杂有煤的污水，水质中不仅仅有煤尘还混合有毒性比较大的化学物质，在流经地表之后，如果居民和动物引用，均会发生中毒或者其他疾病。特别是某些乡镇或者地区的煤矿才开单位，没有对水资源进行净化处理，或者水资源净化系统比较落后，均不能完全实现除尘去毒处理，直接影响生物生长和生态平衡。④污染物处理系统功能落户。调查显示我国的大部分煤炭企业没有完整的污染物处理系统，很多煤矿企业由于资金实力限制、追求高额的经济效益等原因根本没有污染净化系统，因此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2、外部因素的影响

(1)采煤工艺落后。我国的采煤工艺主要有三种分别是综采采煤工艺、普通机械采煤工艺和爆破采煤工艺。由于就技术的限制导致大部分煤矿企业主要的业务是原煤的开采和生产，而且在没有技术作为支持的前提下更谈不上二次利用，所以煤炭经济的生产效益非常低，在煤炭的开采过程中，资源浪费较大煤矿工人的综合素质低下，高级技术型人才严重匮乏，所以根本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3)内部管理不到位。煤炭经济飞速发展，政府和相关部门缺乏对煤炭经济管理的经验，因此在煤炭资源管理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某些煤炭的经营者在受到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之下开始铤而走险经常利用非法手段实施圈地活动。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本来可以通过整体全面开发的矿产资源在利益的驱使下分成了若干小份，每一个小份分成不同的开发负责人，因此机械设备不同、生产技术的区别等均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在煤炭的开采方面不能按照相关规定规范的使用适当的方式，一味的寻求眼前利益进行乱采和滥挖破坏了矿藏资源的整体性规划。作为政府和国家面对这种情况却不能拿出一套有效的方案和制度，导致该种事件和现象层出不穷，种种原因都导致煤炭经济不可持续发展。

三、推动我国煤炭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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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论规定着研究的出发点、路径及结论，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进行考察，对于廓清当前农村经济研究指导思想、技术路线、成效并思考今后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方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考察

综观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实证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谓实证研究是指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通过科学归纳，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或规律，然后通过科学的逻辑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或规律，再将这些结论或规律拿回到现实中进行检验的方法论思想。体现这种方法论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侧重于廓清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后果以及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而不使用任何价值标准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实证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理论工作者主要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现状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关系或原因分析、制度变迁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贯传统，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调查分析、调研报告占有相当比重。同时，近些年来，在原来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借用其它学科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农村经济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却昭示了实证研究倾向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其次，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规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我国农村经济研究除了实证研究这一主流方法外，也运用了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探讨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给出达到这种价值判断的步骤。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正处在体制和结构转轨时期，对今后的体制、制度及经济运行与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设计自然纳入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范围。但绝大多数规范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几乎所有的规范研究都是对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理论提炼，从而使规范研究本身带有浓厚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色彩。

二、实证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论原因：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传统的复归

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为标志诞生的西方经济学古典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实证研究方法论传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以现实世界中大量的经验事实为根据，采用经验描述的方法，探寻事实的本质及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并进而得出也同样属于经验性的结论和规律。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也运用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试图探寻错综复杂的经济世界各种事实与现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义的共性本质，但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不能增强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反而成了经济学家们建立各自理论体系的根据，最终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旧古典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传统。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并一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并没有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传统，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使西方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数量化特征，但同时也使经济学与现实经济世界相去甚远。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及因新古典综合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而导致的理论“贫乏”，诸多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如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供给学派等，纷纷涌现出来。这些经济学分支或学派，虽然理论内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论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对以前经济理论脱离现实的理论假设、研究范式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研究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复归了实证研究的传统。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受到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实证研究方法传统及其复归，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二）现实原因：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现出很大的不彻底性，许多方面的改革还有待深化。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发展也因改革的滞后及原有制约因素迟迟得不到化解而进展缓慢。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正处在向纵深推进阶段，并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主要体现在：（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土地制度改革还不深入，尤其是土地市场流转机制和制度还有待于探索和建立；农业经营组织制度还有待于创新和完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科技体制等还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随着改革的向纵深推进，各种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强化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2）“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鼓励并允许对多种改革方式和途径进行探索，从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这一方面激发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会因对这些新生事物进行不断甄别而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3）在改革发展的纵深推进阶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负面影响，又要把改革化作发展动力，在改革中谋发展，“鱼和熊掌兼得“，这本身就是极其艰巨的。（4）随着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所浮现出来的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竞争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也增加了改革发展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我国广大农村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这种艰巨性、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把探寻改革发展中的“经验事实”的本质及其内在的规律作为研究重点，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现出向实证研究方法的倾斜。

三、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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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国民经济是指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总称，是由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经济环节、经济层次、经济部门和经济地区构成的。国民经济这一概念突出强调经济的整体性和联系性。

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为对象，应用现代经济计量学方法，分析探讨1978-2005年期间中国国民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活动。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府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进而由国内生产总值影响居民消费与社会投资，因而政府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起到直接的影响而对居民消费、社会投资则起到间接的影响。

政府支出规模随经济的增长而扩张。我国的GDP近年来处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就2005年而言，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9％，属于“高增长阶段”。根据“瓦格纳法则”，当国民收入增长时，政府支出规模会以更大比例增长；与此同时，R•A•马斯格雷夫认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政府支出的规模逐渐增长。因此，本文想探讨一下在未来的时间里，政府支出的变化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投资、居民消费的影响。

2模型设计

2．1模型结构

建立一个能反映农村政府消费支出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投资、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计量经济学联立方程模型，文章共选取了3个内生变量，2个滞后内生变量和1个外生变量。

2．2模型的变量说明

（1）内生变量

Ct-居民消费；单位：亿元

I-社会投资支出；单位：亿元

Y-国内生产总值

（2）外生变量

G-政府消费支出；单位：亿元

(3)滞后内生变量

Y(-1)国内生产总值上一年的值；单位：亿元

Y(-2)国内生产总值上上年的值；单位：亿元

2．3模型结构方程式

Ct=a+b*Y(-1)+U1（1）

I=c+d*Y(-1)+e*Y(-2)+U2（2）

Y=Ct+I+G（3）

方程（1）反映的是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与上年度的国内生产生产总值相关。

方程（2）反映了社会投资与上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上上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相关。

方程（3）反映了国内生产总值与居民消费、社会投资、政府消费相关。

3模型的参数估计及检

3．1数据来源

本模型参数估计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数据均来自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样本区间为1991~2005年。数据处理与模型计算采用的是Excel2003和Eviews3.1软件。

3模型检验

本模型估计出来的参数所反映的经济意义与经济理论与实践相符；在0.05显著性水平下本模型各方程均能通过F检验，所以模型具有显著性；各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大于0.94，表明模型的可信度较高；估计参数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基本能够通过t检验，参数具有显著性。上述结论表明，本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在经济意义和统计意义上均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4历史模拟和事后预测

4．1历史模拟

为了检验模型用于模拟分析的可靠性，本文运用上述模型对样本期数据进行模拟，并进行事后预测，通过计算内生变量1991~2005年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来考察模型的预测能力。计算结果见表2。表2结果显示，本模型变量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绝大部分均小于5%，其中Ct的模拟效果最好，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全部小于3%；Y的模拟效果也较好，除了2004年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为14.935%外，其余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几乎全部小于5%；I的模拟效果其中几个年份稍微差了一点，如获至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4年的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相对偏高了一点，但是最近几年它的模拟效果还不错。这表明由随机方程式解释的内生变量的相对误差较低，该模型对历史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用于外推模拟分析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4．2事后预测

以下预测未来10年，政府支出以5%的增长率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消费和投资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子奈，叶阿忠．高等计量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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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经济观。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各要素中，资本在循环，劳动力在循环，而唯独自然资源没有形成循环。循环经济观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仅仅沿用19世纪以来机械工程学的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不仅要考虑工程承载能力，还要考虑生态承载能力。在生态系统中，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篇6

织物的地位于公元5世纪左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就是当以“均田法”之名而著称的土地制度建立时，将它们纳入到一种直到那时尚仅仅由粮食和贷币组成的财税收入的范畴中。我们没有必要在此于有关确定使“粮民”获得可耕地的程序问题上过分耽搁了，同时也无须在需要知道这些条例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确实落实的棘手问题上长篇大论了。反之，最重要的却是要强调从此之后被接受交纳第三种税(调)的布帛那几近于货币的地位，这里确实是指生丝绸帛，但同样也有诸如线麻和芝麻那样的粗纤维织物。除了暂时分配给农民的谷物田(露田)之外，他们还会分到种植纺织原料的田，根据地区不同而分别称作“桑田”或“麻田”，它们形成了“永业田”。养蚕业当时在比当代要辽阔得多的土地上实施，因为它明显能大大升值。线麻和苎麻的较粗纤维仅仅在那些已证明无法生产丝绸的地区才做为替代品而被接受。用已被接受的织物来纳税，同样也获得了官方事实上的承认，它们从此之后被确定了一种法定的价格。在家庭基本经营内部，种植粮食作物、纺织纤维和织物生产的结合，使中世纪的中国农民变成了“农民一手工业者”，这与西方社会所熟悉的农民一牧民则大相径庭。但我还必须指出，当时是植树才使农民的所有权合法化了。其它某些目前则很难提供明确答案的问题，则涉及到了中世纪农村社会内部的性别地位问题。一方面，如果大家还记得养蚕女工在其中嬉戏的野生桑林与耕田距离较远的话，那么在耕田中种植桑树的新技术则将养蚕业与谷物种植业更为密切地联系起来了，可能有助于将女子们置于一种更为直接的社会控制之下。此外，大家于上文已经看到，与纺织业有关的生产活动在古代就已经变成了在性别间进行劳动分工的对象，它们被人深信不疑地视为女性劳动。这就导致女子们获得了对男子们的某种经济平等地位，她们在一种布匹几乎具有货币地位的经济中成了织物独有的生产者。

中世纪的中国人绝非是对棉花一无所知，他们可能从汉代起，在后来成为丝绸之路的道路沿途进行开拓的第一阶段时，就已经发现了棉花。他们后来利用赴佛教圣地方向朝山进香的机会，与南亚和东南亚的关系日趋密切起来时，又在这些地区重新发现了棉花。由于经常往来于唐朝那国际性大都市的大客商以及在东南港口的胡族骆驼队商人贩运的货物，棉织品传到了中国。这些布匹织物被视为具有异国情调的珍异物，可以达到很高的价格。但在仍是高质量的丝绸大批流向西方的时代，这些布绝不会引起消费者们的注意。早在晚唐，棉花这种作物就已在福建省被引种成功，但棉织品的首次风靡只能断代为宋元两朝。当时生丝的生产和丝绸的制造又缩退到了某些地区，而这些地区在这段时间内又变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由棉逐渐取代麻的过程首先应被重新置于一种广泛的经济和体制的背景中。正如陈钟毅和赵同于其《中国棉业史》中所指出的那样，麻被取代的过程大致开始于北宋时代，当时的中国人口首次突破l亿大关，而进入了一个人口增长达几个百分点的阶段。考虑到人均耕地拥有量的减少，但由于引入占婆早熟品种的水稻以及推广双季稻，粮食产量不断增加。这样一来，农民们便被迫用很大比重的耕田种植谷物以及他们更喜欢的油麻品种。相反，其用途仅限于生产纤维的苎麻却开始衰落。因此，从麻向棉(一种直到当时始终在荒芜得难以改良的沙土地上种植的植物)的过渡。在早期的一段时间内，可以使人收回部分麻田，并且将之改造为粮田。因此，对于一个已经是人口集密的农民阶级来说，棉花的种植从此之后将代表着一次实施收益要大得多的商品农业的机会，因为在同样的土地面积上，棉田收获的棉花纤维数量要明显高于麻田所提供的纤维量。最后，棉花的种植可以使人不必去忧患麻田所特有的那些生态条件的限制。因为在沤麻劳作时，泡制麻杆则必须在炎热的气候中进行，同时还必须拥有活水。由此而产生了移植棉花的颇有意义的可能性。做为一种当年生植物，棉花适应了北方比较干旱的地区。

这种或然性在许多方面都是新颖的，明显受到了出自近期演变的启发。在这种演变之中，经济作物(首先是棉花)是一种将重点放在粮食自足上的农业政策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种比较不会使研究当代农业问题的经济专家们感到惊讶。但它也只能不深不透地解释这种形势的复杂性，因为它似乎是低估了与农具有关的各种技术状况。棉花在中国社会中获得成功的缓慢程度，确实应与涉及到加工纺织纤维而使用的“土工具”的落后程度有关。两种操作技巧显得特别棘手：脱棉籽壳和纺纱。因棉纤维要比中国女子(由她们完成主要任务)所习惯的那种纤维短得多。意味深长的是，我们发现了加工棉花工艺的两条主要传播渠道：“南路”自东南亚起，经云南和海南岛；“西路”则取道于河西走廊。由于棉花传播的重要时代恰恰相当于元朝由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时代，所以也由此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工艺借鉴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一名女子黄道婆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传播棉花加工工艺的“神话”传说，可以被视为由赐婚于当地内附政权的汉公主在西域和吐蕃传播丝绸以及与缫丝织锦的故事记述(无疑也是神话般的)之对衬。有关黄道婆的故事，在传播一种“外来”工艺方面很明确，她是种植和纺织棉花的倡导者，可能是从海南岛黎族那里学到其技术的。黎族是一个接近于东南亚的“南岛人”的土著集团。

然而，我们应该指出，与蚕丝和线麻的加工相反，对棉花纤维的加工仅仅需要有一种轻巧的工具，而当时的纺麻则是以纺车来完成的，甚至有时要装上叶轮并以水力传动。经济史学家吴承明津津乐道地将这种方法比定为工业化之前的机械化的初始。弹棉花纤维时使用的器械相反却要简单得多，一般仅由一人操纵。轧棉机主要是由两根木辊子或铁辊子组成，安装在一个木框中，其中的一个辊子固定而另一个则要由一根手柄转动，专门弹棉花纤维的弓子之末端是一根装在木架上的具有弹性的木杆，甚至还固定在操纵者背部的腰带上。带有一根或两根轴的纺车以脚踏而传动，窄织布机则分别带有或者根本没有梭子。此时，颇有意义的是，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器械在数世纪期间从未发生过变化。与这些机器颇为相近似的模型被雕刻在做为已断代为自元至明的多部农技论著的插图中了。这些设备一直使用到20世纪中叶。虽然棉织品的生产是一种要比做为养蚕或种麻业之特征发达得多的劳动社会分工化的对象，但我们也只能说它仅有很少的专业特征。相反，在纺纱方面，生产率确实很低。吴承明估计，平均需要4天的劳动才可以纺织一匹约3平方米左右的标准布匹，平均需要结成一组的两个男工(或女工)一整天的劳动。布匹的后整理(染布和缩绒)只运用于上乘质量的棉纺品，形成了一种“工业”劳动，于此当然是使用了该词的现代之前的意义。这两种最后的工序一般都是在城市中由专业工人在动用资本的专业化作坊中完成的，特别是由用来采购缩绒的巨石的资金，这些巨石的重量可以多达两吨并代表着一种真正的投资。

有关加工棉花的手工业之地理分布的研究，导致我们更倾向于注意另外一种真正是社会制度的因素，它们似乎未引起上述作家们的注意。由我根据吴承明辑录的各种记述而复原的那些地图清楚地说明：一方面是优质棉织品的生产集中到了少数地区，另一方面是丝绸和棉织品的生产中心之间的互补性。这种专业分工绝非是偶然的结果，也不是自主经济机制的产物，而完全是出自于对“调”(布帛税)的分配。正如崔瑞德(D.Twitchett)曾指出的那样，生丝和丝绸的生产地域从唐代后半叶起就开始收缩，最终集中到了“江南”以及某些得天独厚的地区，诸如成都(四川)盆地和广东(珠江)三角洲等地。我们由此便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大部分省份从此之后就只能生产“劣质”的纱或布了，无论是指丝线还是麻布都一样。明初的税制改革沉重地打击了苏州和松江诸府，因为这些府曾因在中国东南要寒支持朱元璋的主要对手张士诚而获罪。由于这一事实，松江地区植棉业的发展，被普遍地与该府的沉重税务负担联系起来了，或者至少是与允许将部分税收改用棉花交纳的做法联系起来了。明朝政府一举赋予了这种纺织纤维一种与丝绸并驾齐驱的地位。

我下面的看法将涉及到棉织品所获得的成功，它做为一种摆脱了在高贵纺织品丝绸与仅供穷人使用的由麻或苎麻纺织成的布匹之间平分天下的织物。众所周知，粗棉布特别受到农民的喜爱，尤其是在夏季闷热而潮湿时更以其轻薄而受青睐，在冬季严寒时又以其保暖性而倍受钟情；它们以其莫列顿双面绒呢(Mole—tonne)服装的形式出现，既比传统的褐布(毛织布)舒适便利，又比皮袄价格便宜。同时，细棉布的出现可能形成了丝绸的一种取代物，原则上严格地供上层阶级的成员享用。然而，我们饶有兴味地针对这一问题而指出，中国在很长时间以来就奠定了其丝绸手工业和瓷器的优势，这是该国维持着几乎是一种垄断性的出口产品，其生产程序(至少在瓷器问题上是这样的)始终严加保密。中国人在18世纪期间已开始发展出口“印花棉布”(细棉布，原产印度，在中国则一般均以“南京花布”之名而著称)，以至于中国工匠于1780年左右缺乏原料，而广州的商人便通过西方贸易公司(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而开始进口数额巨大的印度纤维和纱。

此时棉花这种作物远非仅供应地方市场并向农民提供现款的经济作物。虽然继19世纪的历史大转折时代之后，棉花在很大的一部分国土上变得很普遍了，加工棉花的劳动可能会确保五分之二的家庭获得额外收入，其纤维可以为大部分平民提供衣着。但却存在着一种地理性的专业化生产，同时在或致力于种植或从事纺纱织布的两种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差别。大家都会发现，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植棉能确保一种比种植粮食作物高数倍的收入。棉花最早种植于包括长江三角洲不适宜种植水稻的沙土高地的地区，其种植区沿一个圆形弓带延伸，从京城地区北京一直延伸到中原的东北端、山东与河南省，甚至还到达长江的中游(武昌盆地、江西省北部与湖南)。于此同时，来自西域的棉花逐渐地征服了中国西北边睡的绿洲，特别是黄河河套与鄂尔多斯地区。

如果大家参阅吴承明的复原，那么加工棉花的手工作坊于清代则形成了帝国经济经营业务的第2个分支，面对当时只占国内货币收入7％的养蚕业来说，相差甚远。这位作家认为，在前夕，棉布的总产量已增至3．15亿匹布，也就是说每个居民占约3/4匹布。然而，当养蚕业成为一种主要是转向市场的生产行业时，与棉花的生产和加工有关的业务却首先在于满足个人的需要。大部分农民都保存其皮棉以用于缝制粗布衣。加工棉花棗去籽脱皮和弹花一般都是由流动劳工就地完成的。他们携带其工具于秋收后前去上门服务。纺纱以及有时还可能包括织布在内的劳动，同样也于村庄中就地完成，它们在那里占用了部分女性劳动力。各种年龄的人混杂在一起，甚至包括幼童。当地利用窄织机织布，所生产的3/4的棉纱都供当地农民消费，大部分农民都不利用其土布经商，而仅仅是出售他们多余的皮棉或以棉套或棉线的形式出售。这第2种选择仍然是首先涉及到居住在由吴承明的论著中统计到的l0个主要织布中心之一周围的家庭。对于以布的形式而获得的产品，唯有质量上乘的棉布才得以跻身于国家级市场。它只代表尚不及全部产品半数的数量，也就是说可能有1．5亿匹布出自江南织造厂，那里的松江、常熟和无锡的三大中心(围绕着本身却在致力于丝绸生产的苏州)形成了豪华手工业企业的一条带状地区。在中国民族经济的轴心之一，以及与世界经济建立了直接联系的极少数地区之一苏州，集中了浆布车间，当时的主要纺织品批发商均居住在那里。我们还将指出，所有这些城市均位于最古老的单一棉花种植区附近。在吴承明著作中已经考证清楚的其它7个中心，则分布在最新发展的棉花种植区之间。它们在当时只具有一种区域性的意义。然而，那里存在着来自北方和中原地区棉纱的大量流通，其最终目的地是由南方沿海谙省组成的，那里本来都不适宜种植棉花，但却拥有纺织劳动的大量熟练劳力，其经济越来越转向世界市场。从18世纪末开始，广州地区便开始摆脱国内的流通渠道而储备(可能是很便宜地)进口的印度棉花，它们是由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联系并从事“从印度到印度”的贸易船舶运载而来的。总而言之，我们的这位作家始终认为，在之前的数十年间，与棉花有关的交易始终占有对外巨额贸易1/2的份额，这与丝绸和茶叶相比较，则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篇7

一、国际货币台作的原因：市场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SPill－over）。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Spill－over）。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Stability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Corner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在n－1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寡头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1因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介1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稳定的霸主”。第二种是霸权稳定结构，即在S1、S2、S3，Sn-1、Sn等被货币同盟所确定时，为维持系统相容，各国必须建立区域内的中央银行，并授权它以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条件；或者至少在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收支方面进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协调，这正是欧盟的德洛尔解法（Delors’SApproach）。第三种，为n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即“外部驻锚”（ExternalArchor），这样n－1个汇率和外部驻锚的价格是外生的，第n种货币供给才可能成为内生，系统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国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这种解法只有在n国是趋于货币同盟而不是全球货币联盟时才可能存在。

三、国际货币台作的博弈分析论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Y．Hamada）等。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这一过程在协调范围上有较大的可伸缩性，滨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下图中，横轴代表国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国1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竖轴代表国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国2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U*｝是国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即在每一条无差异曲线U*1；上各点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离最佳福利点B*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u*i；类似地，{U^i}表示国2具有同等福利点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B^表示国2的最佳福利点，并且在图中依然有U^i＋1＜U^；成立。由图可知，滨田宏一分析的依据是相对于一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越宽松的国家越能获益。

如果不存在政策溢出效应，则各国的无差异曲线可能是直线。在图中，国1的无差异曲线（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垂线，而国2的无差异曲线（同样也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水平线。这意味着两国自己的政策不会造成对对方的影响，即每一国最优政策的选择是独立于别国最优政策的，各国不必考虑对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就能够制定自己的政策以达到最优福利安排。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但现实中无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更加显著，表现在图上则是使两国原本为直线的无差异曲线变为围绕各自最佳福利点的椭圆形曲线。此时只有使两国无差异曲线相切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点上的政策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因为此时一国福利的改进必须以牺牲另一国福利为代价，这些切点构成的曲线如图所示就是连接两国最佳福利点的契约线B*B^。契约线上的点所代表的政策是国1国2协调的结果。故从博养论角度看，各国必须进行货币合作。

问题是，如果各国拒绝合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先以国1为分析对象。如果缺乏合作，则对国1而言，国2的政策就是一个既定的函数，其造成的福利结果表现为一条条水平的无差异曲线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观存在，国1的无差异曲线呈椭圆形曲线。所以，对每一个U^i，国1必须选择一种政策，使得自己的无差异曲线U*i；与水平线U^i相切，切点组成的轨迹构成直线R*，这就是不合作时国1的对策函数。类似地，对国2来说，国1的无差异曲线U*i为一组垂直线，国2为使本国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决定的无差异曲线在与U*i有接触的前提下尽量接近本国的福利最佳点，也即是取与每条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点构成的直线R^就是不合作时国2的对策函数。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使两国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数R*和地的交点N上达到稳定。N点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点（NashPoint）。从图一上我们看到，这一点所对应的政策是无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约线上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所对应的任意一点都更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说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

四、国际货币合作的两难：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权和后霸权货币合作理论、货币合作的博弈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流派，但国际货币合作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反而是无效甚至逆效的。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销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销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的代价，结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于成本收益法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欧迪兹（G．Oudiz）、J萨克斯（J．Sachs）和罗高天（K．Rogoff）等人。对国际货币合作可能带来的收益并不表示乐观。其开创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间，美日德三大国从完全和充分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中的获益还不到GDP的1．5％。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能令政策协调的支持者满意。而罗高夫则指出如果政府在货币合作过程中放松了对通货膨胀型货币扩张的约束，那么国际货币合作不仅不能改进福利反而可能使参与国福利降低。在此基础上，列文（P．Levine）＆居里（D．Currie1987）通过使用OECD互连模型的两集团简化版本研究了无信誉政策的不稳定性，指出不讲信誉的政策容易导致过度通货膨胀，从而使福利呈现不升反降的趋势。

篇8

从短期看，虽然近年来中国经历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抗洪斗争以及近几年来全球经济不景气等事件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与这些因素不同的是，SARS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更大，影响到了人们生活、学习、工作的各个层面，因此，它对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也更大。

在长期中，由于制度性因素的改变，这次冲击对整个社会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应当是提升了经济、政治改革以及医疗、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制度改革的速度，为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奠定稳定的制度基础。虽然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对它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以及暴露的转轨时期各种制度问题，以及政府与企业在这一过程中采取的策略与措施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思考和总结经验，为进一步的改革指明方向。

二、SARS对国民经济的短期影响

一个经济体系的生产取决于基本的经济要素：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进步。SARS不是经济内在的生产要素，从短期来看，它不影响生产要素的存量，但是疾病带来的恐慌和为了防止预防疫情扩散采取的措施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投资、生产等行为，对国民经济产生了影响。从这一点看，它与东亚金融危机相类似，都相当于经济系统的外部冲击。因此，我们对SARS短期影响的考察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通过它同东亚金融危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的比较来说明SARS冲击的严重性；二是从构成社会总需求的消费、投资、进出口贸易三个部分来分别考察SARS的经济影响。通过比较和国民经济构成的分析，可以较全面地认识SARS对国民经济影响的方式和途径。

（一）SARS冲击与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国民经济影响的比较分析

1.两者都是突发事件，并对国民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东亚的经济增长给整个世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称为“东亚奇迹”。虽然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都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著称，但两者的产品不同，再加上广阔的市场需求，并没有出现激烈的竞争。但东亚危机爆发并持续数月之后，东南亚货币纷纷贬值，使得对外依存度已经很高的中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1998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而外贸出口又受到东南亚国家的竞争，增幅陡降，带来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虽然中国顶住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采取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使1998年的经济增长7.8％，但这不仅在数量上与1997年预计的8％以上的增长率还有距离，而且从增长的结构上看，国家财政的国债投资占了很大比重，而在现代经济学里，政府的投资效率一直是个值得争议的话题。因此，东亚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负的外部冲击。

自从五六十年代的天花消失以后，中国一直没有爆发过大面积、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在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疾病里也没有SARS这种类型。从2002年11月第一例SARS患者在广东河源被发现到2003年5月，这种病症迅速由广东传到了北京，然后传到了内蒙古、山西、湖北、江苏、四川、河南等地，造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引起了人们的恐慌。最开始，医生对这些病症也没有确诊，虽然在2002年12月已经确认这是一种新的病毒造成的疾病，而且对其临床特征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对它的危害、传染性等等都一无所知。一直到今天，研究人员对SARS病毒仍然没有完全认清，它的传播途径、传染性、疫苗等等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这种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它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现在还不能下结论，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海闻教授对此有个粗略的估计：受SARS影响，今年国内外旅游业的直接损失就高达1400亿元，加上间接影响，对经济的影响总额为2100亿元。但如果把外国投资影响考虑进去——2003年4月举行的广交会出口成交只有33.12亿美元，远远低于去年同期的168亿美元，而且许多外商出于对安全的担忧，纷纷考虑把制造业转移到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也比较低廉的国家和地区，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远远不止2100亿。在对外贸易方面，SARS对贸易逆差的影响可能到五、六月份才能显示出来，但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经处副处长高辉清博士认为如果目前的SARS危机延续到七月，中国在这三个月期间的逆差将会是50亿美元。

2.SARS对国民经济影响比东亚金融危机更加深远。

从性质上说，SARS冲击不是经济危机，更确切地说是一场导致经济问题的危机，而东亚金融危机是一次纯粹的经济危机。性质的不同以及传导机制的不同，导致了两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完全不一样。

在影响总需求的传导机制上，由于资本帐户没有开放，因此，国外资本不能直接通过国内的资本市场影响人们的消费和投资，东亚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进出口贸易、外资流动而对总需求产生影响；与此不同，SARS对消费、投资、政府的消费、进出口贸易等等都产生了直接的冲击。为了避免交叉性感染，人们尽可能不在人多的地方集聚，超市、旅游、餐饮、交通等行业都在这次冲击中受到重创。以北京市为例，今年4月与去年同期比，北京接待海外游客人次下降59.9％；北京涉外饭店接待国内游客下降21.4％；北京旅行社业务出现萎缩，国际旅行社外联组团游客下降76％；饭店出租率大幅下降。北京主要旅游景点游客明显减少，其中20家主要旅游景点统计，国内外游客人次下降51.7％，营业收入下降49.6％。（注：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3年5月16日。）

除了国内的消费，世界卫生组织还把中国许多发现SARS病情的地区列为疫区，建议不要到这些地区旅游、公务，这不仅影响了旅游业，而且SARS何时能结束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国外资本的流入，一旦工厂不能按时开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与经营战略就会受到影响。

相比之下，东亚金融危机的危害要小得多。首先，它是通过进出口贸易以及外来投资渠道影响国民经济的，采取一定的财政货币政策可以抵消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扩大内需弥补外部需求的不足；其次，中国资本帐户不开放避免了投机资本炒作对资本市场冲击，并通过资本市场的扩散效应，损害国内企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成本，从而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损失。因此，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国内的产业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在国家实施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国民经济仍然实现了高速的增长。

从发生的地域看，全国大部分省都发现了SARS患者或疑似病例。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还表现为由于生产和经营不能正常进行，影响了国外投资者的投入和对外形象。SARS的重灾区在4月之前是广东，之后是北京。广东是中国制造业的中心和产值最高的地区，对外联系紧密，许多跨国企业都在这里设有工厂，生产电脑配件、设备、服装、机电等等。由于SARS的影响，使得工厂不能正常开工，而且一旦工人感染SARS工厂将停产，就面临无法及时供货的风险，而这种风险的考虑可能导致海外客户分散下单或者转移采购地点，劳动力同样低廉的东南亚或南美等国就可能成为它们选择的对象——这对于依托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增长的中国经济将造成严重损害。许多跨国企业的中国总部都设立在北京，不仅如此，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还具有特殊的政治影响，很多外国使节和外国友人居住在这里，北京也是世界了解和评价中国的一面镜子。5月初，摩托罗拉北京总部的一位职员感染SARS，拥有1600多名员工的北京总部暂时了停止工作。（注：资料来源于摩托罗拉（中国）公司主页新闻，网址：http：//。）北京成为SARS的重灾区不仅影响了当地的经济，而且容易给国外投资者造成中国整体环境不安全的印象。

从已经产生的一些国际影响来看，由于SARS的发生与蔓延，原定于在中国举行的国际会议纷纷取消或推迟，WHO建议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者不要到中国旅游，截止5月20日共有124个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旅游团或参加国际会议的代表团以及个人采取限制措施，其中有些国家甚至不准中国来的人入境（注：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外交部主页通知，网址：http：//）——这些事件严重损害了中国在国外投资者、旅游者以及进出口商心目中的形象。而与此相反，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这对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吸引外资和促进对外贸易等方面都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综上所述，尽管SARS风暴仍在继续，但它对消费、吸引外资、进出口贸易、国家形象等等方面的影响都要远远大于东亚金融危机。

（二）SARS对总需求的影响

从今年春天开始，蔓延中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非典”疫情成了人们最关注的话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有关地区的经济发展。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9.9％，人们曾经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以高达7.5％以上。鉴于SARS流行，今年四月下旬，世界银行把中国经济增长率向下调了0.2个百分点。有些经济学家指出，SARS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有限，现在中国人暂时不愿出门，但只要潜在购买力还在，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还在，如果他们想买汽车或房子，完全可以等到SARS风暴过去再实现，虽然消费行为延迟，只要供给方面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中国经济整体还是健康的。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完全准确，需要分析。一般来说，国民经济总量的衡量指标通常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两者都是流量概念，统计的是一年之内一个经济社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增加值，如果消费的速度加快，那么企业的生产经营也就跟着加快，于是按照年度统计的国民经济指标值就会大大增加。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从消费和生产两个途径得到了强化，从而减少了当年的经济活动，因此，从这个角度考虑，SARS给国民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虽然全国，特别是北京的疫情已经逐渐减弱，感染人数、确诊人数和疑似人数都有下降的趋势，但SARS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最重要的诸如：这究竟是什么病毒？它的构成怎样？有哪些传播渠道？有没有可以治疗的途径？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仍然不清楚，SARS就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控制，它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仍然在继续增加。

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不是所有的消费都可以通过延迟来弥补（比如黄金假日“五一”）。因此，旅游及相关产业的损失已经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对于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的餐饮等行业更是如此，以北京为例，资料显示：北京餐饮业四月份实现零售额8.3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月下降4个百分点，与一季度相比，增幅回落近40个百分点。在贸易以及投资领域，海外客户分散下单或者转移采购地点造成的损失不能通过以后投资的增加加以弥补；由于以上分析的消费方面的原因，国内企业投资需求的减少也不能完全通过事后投资的增加来弥补。再考虑到投资具有的乘数效应，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容忽视。

三、SARS冲击的长期经济社会影响

（一）信息不对称与管理体制的变革

对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的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取得的最重大的进展之一。信息不完全包括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后者可以通过保险或多样化转移或分散，而不确定性却无法消除和转嫁。信息不对称则是由于经济参与人之间拥有的信息量不对等而造成的决策失误、生产无效率等等问题。在这场危机中，促进信息交流，提高政府决策透明性对增强政府政策效果、降低决策成本等带来的好处却是通过生命的代价和试错法得到的。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北京最早的SARS病例是在3月初由外地输入，在此之前，在广东已经有数十名医护人员在治疗患者的过程中染上了SARS，已经有患者死亡。广东的医生也对这种病的症状和一些临床经验进行了总结。但是由于一些原因造成信息不畅通，北京医院的一线医护人员不知道对于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病需要采取特别的防护措施，在接诊SARS及非SARS患者的过程中，很多护士和医生与之前的广东同行一样不幸染上了这种致命的疾病。没有人提醒他们，更没有人提醒北京的市民，SARS来了！

在以前计划体制下，完全按照条条块块管理，各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不互相交流，对于问题则是以中央或上级的文件为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虽然打破了这种教条主义，但是地区之间、地区的部门之间有效及时的研究合作交流渠道的建立仍然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在广东发现了很多例SARS患者的临床特征不属于卫生部列举的传染病之列，但是在没有正式公布之前，对这种病的认识也只能局限于广东，与其他兄弟省份的医院、研究机构之间缺乏及时的交流的渠道。在制度转型形成的灰色地带里，信息的不对称造成了本来可以避免的牺牲和危机的扩大。

在政策的实施上，最开始对这种不知名的疾病，为了尽量不引起社会的恐慌，维护社会稳定，基本的政策是尽可能地减小SARS消息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在知道了SARS引起的后果后如果仍然没有权威的说法，人们更容易相信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各自采取措施来实行自我保护，从而加剧了恐慌，比如最早在2002年底在广东产生的抢购白醋、抢购板蓝根等的风潮，以及后来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治疗SARS的偏方等等。

与疫情初期相比，4月下旬以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加入SARS研究的世界开放实验室，共享国际资源；争取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技术、人员等方面的援助；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等媒体，及时公布各个地区SARS疑似人数、确诊人数以及由疑似转为确诊人数等信息，以及世界各国有关SARS研究的最新进展——信息不对称分布的改变不仅赢得了国家社会的援助，有助于改变由SARS带来的中国在国外消费者和投资者心中的形象损失，而且大大降低了国内社会对不确定性本身的恐惧。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的重要性在这次冲击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由此看来，SARS冲击带来的制度性影响是促进了整个政府管理体制以及卫生管理体制的变革，向一种更加透明、信息反应更加及时的制度转变。

（二）增长与发展的选择

在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经济增长并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指标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要包括人均寿命、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居住环境等等。但是在实践中，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位置上。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都处于中低收入国家水平，（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1）》，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而且在经济转型时期需要处理各种制度以及非制度上的矛盾，因此，我们一直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即使是在1998年，遭受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影响和大洪水之后，中国政府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仍然是“保八”。

在经济增长目标导向下，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相对减少，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时，由政府财政拨付的卫生总支出中，还有19％用于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到了1995年，这个数值下降至12％。可同期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却是连年以两位数的比例在增长。（注：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以及《卫生年鉴（2002）》有关数据计算。）与此同时，卫生医疗制度的改革是与社会保障体制、企业改革等等相联系的配套改革，而且滞后于后面两者，经历若干年的改革，政府的公共卫生职能和医疗卫生市场仍然无法分开。在农村，改革开放以后，原来的以公社、大队为基础的医疗体系已经解体，而新的以合作医疗为主要形式的医疗制度由于乡镇财政困难以及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等原因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就使得我们应对诸如SARS之类疾病冲击的预防与治疗基础设施上从一开始就存在不足。在疫情严峻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紧急派人来华，有个叫拜努力的该组织官员前往北京南部的一家大型疾病防控机构考察，发现该机构设备破旧不堪，已处于半瘫痪状态。经估算，该机构要想有效运转，至少要投入500万美元的资金，即使是这样的机构，在全国也只有五六家。（注：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2003年5月6日。）

这次危机促使很多人反思我们的发展目标。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是处理国内经济改革中各种问题的基础，但忽略发展问题则会减少用于公共风险需要的投入，降低了整个社会的风险反应弹性，由此带来的种种缺陷在这次危机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三）非正式制度的变化：社会道德与社会心理

与正式制度相比，社会道德和社会心理都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一套社会认可并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有利于约束“损人利己”的行为，提高社会的信用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不仅如此，道德规范的出现还可以改变信息在社会各阶层、部门之间的分布，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但是，社会道德的冲突、比较与选择只有在危机和突发性事件中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非典”来势汹汹，传染性强，危害性大，短短几个月迅速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及个人生活的头等大事。与以往碰到的疾病或危机相比，非典还超出了国界的范围，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这对一个现代社会在危机中的应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以及道德规范都是极大的考验。

在互联网络发达的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大致有四个层次：一是采取果断措施，在彻底的解决危机的办法产生之前，对危机范围进行控制，不使其扩散；二是政府以及相应管理部门应通过各种媒体以及互联网及时向社会权威信息，避免谣言、传言等非权威信息对管理危机造成消极影响；三是开展国家之间的合作，获得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技术、人员、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四是取决于企业与个人应对危机的能力加强。采取各种自我保护措施，尽可能地减少感染疾病的机会。

如果应对危机的措施采取得当，那么人们对危机本身的恐惧就会消失，整个社会面对危机时的心理承受能力就会增强。从目前发展的情形来看，中国在一开始并没有这种现代危机意识，在局部地区出现了一些恐慌的现象，但随着形势的变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深了人们对这种疾病的认识，人们开始平静地对待非典，社会生产与生活逐渐恢复。

具体来说，在这次SARS冲击中，这种非正式制度提高了政策效果，同时降低了政策实施的成本。比如作为面临的公共风险，对外来人员的隔离应当由社会共同支付，由政府支出，但村民自发组织替代了政府的号召和动员，由于相对政府而言，村民可以及时获得最新的消息，因此，这种自发的监督和隔离显得更加有效率。

对工作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社会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些重点高校纷纷宣布优先录取参加高考的医护人员的子女；保险公司也积极为他们提供免费保险；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还决定对一线的医务和防疫工作者的特殊临时性工作补助等免征个人所得税。这些社会导向都有助于形成一种“恪守职业道德”、“为他人、为社会服务光荣”的良好风气。

与正式制度的形成相比，非正式制度需要更长的时间，然而其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轻易改变。SARS冲击对我们的道德观念、社会心理承受能力都是一场考验，经过这次危机，整个社会对突发性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都得到了增强，而社会道德规范的变迁也有助于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应对突发性事件和危机的处理能力、控制能力，并降低了政策的实施费用。

四、小结

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在短期中，SARS对国民经济确实造成了损害，但是损害究竟有多大，不同的学者和研究机构观点也不尽一样。（注：笔者对截至5月15日各媒体公布的专业机构和专家学者的14种预测进行了整理，主要分布在0.3％～0.9％区间。）虽然遭受灾害最严重的旅游、交通运输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但是它对旅游、交通运输、餐饮等行业的消费冲击是当期的，而投资、进出口贸易等影响则有“J曲线”效应，考虑到这些滞后影响，在短期内，SARS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可能要比东亚金融危机严重。

然而，SARS发生的背景是中国正在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长期来看，这次外部冲击对经济体系最深远的影响是通过加快对现有制度的改革，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注：这和美国1918年的流感不一样，当时美国有60～70万人死于流感，但资本存量不变，消费减少，人均资本存量和储蓄提高促进了长期的经济增长。）不仅如此，冲击和危机还导致了社会道德、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有利于形成一套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社会对突发性事件和危机处理控制能力的社会规范。因此，长期中，SARS对国民经济的冲击有正面的影响。

SARS冲击使中国的转型体制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牵一发而动全身”，问题的复杂性已经显露无遗。因此，应当加快推进医疗、财政、企业、社会保障等等相互关联体制的系统性改革进程，以增强社会抵御突发性事件的能力，并为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参考文献】

（1）高善文：《历史之鉴：大规模传染病的经济后果》[J]，《新闻周刊》2003年第14期。

（2）成思危主编：《东亚金融危机的分析遇启示》[M]，民主与建国出版社，1999年。

篇9

一、现代物流产业的界定分析

物流产业的概念国内外并不统一,就连国际上的标准也不尽相同。要界定物流产业的涵义,首先要界定清楚物流的概念。物流对我们物流产业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对其理念和精髓的把握并不十分透彻。在中国物流领域,通常认为“物流”(logistics)即是相关的物资从供应者向需求者的移动。涉及运输、仓储等层次的活动。美国物流管理协会对物流的定义是“物流是供应链流程的一部分,是为了满足客户需求而对商品、服务及相关信息从起始地到消费地的高效率、高效益的正向与反向流动及存储的计划、实施与控制的过程”。显然,西方发达国家对物流的认识已达到极高的水平,已提升至供应链管理的一个新境界。说明物流活动以运筹学为理论基础,是一个极其复杂但又有较高的科学与管理技术含量的一种营利性活动。由此,我们可以依此类推,产业(industry)原是指生成一组密切替代的同类商品或服务的企业集合,这一企业集合面对着相同的买者和卖者集合。物流产业部门从事的有关商品或服务的高效率与高效益流动,其职能活动日趋社会化、市场化及组织化,因此愈来愈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门类。故我们将物流产业定义为:物流产业是指专门从事将商品或服务由起始地到消费地发生空间位移,对其进行高效率与高效益流动及储存为经营(活动)内容的营利性事业组织的集群。显然它是流通产业的子集,但又是从流通产业中商品所有权的转移和商品实体的移动的传统部门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产业。这就是所谓的商流与物流的分离。也就是国民经济产业分类中第三产业中的第一层次:流通部门。它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国内贸易业、对外贸易业、饮食业、物资供销业及仓储业等。物流产业是集交通运输、通讯、物资供应、仓储保管等产业的部分职能于一身的新兴产业部门,且绝非是各职能的简单加总,而是将上述产业社会职能依照社会分工日趋专业化的发展规律,并以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撑为前提,浓缩形成一个崭新的致力于提高社会总体效率和效益的产业部门。

二、物流产业发展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现代物流产业是在传统物流活动发展的基础之上，通过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对物流实践的不断总结、社会物流资源的全方位整合，以及伴随着其发展过程中物流管理与物流科学技术的日臻完善，并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相吻合的条件下产生的。作为一个对国民经济相关产业发展联动性极强的产业，它不仅成为各产业部门中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手段和途径，而且业已成为物流实践活动中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是国民经济发展中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重要标志。具体说来，物流产业主要有如下的特征：

1、对相关产业及部门物流资源的整合性

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物流产业是从流通产业中游离出的一个新兴产业部门，是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的结果，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由以往的物流活动内部化，逐步转变为物流活动的外部化和社会化，这一切均是从社会总效益、总成本、总流通费用的角度出发，力求降低流通成本、交易成本及减少流通环节。就产业组织个体而言，企业物流是物流产业发展的基础，客观环境迫切需要有一个专业化的物流产业群体，其发展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的阶段，建立起一个无形的物流平台，为社会及企业提供“中间服务”，满足其不断增长的专业化“物流服务需求”，在社会环境的孕育下，逐步诞生出社会化、市场化和专业化的物流产业。因此，物流产业的产生与发展是建立在与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资源整合的基础之上，将社会较为零散的物流资源进行重组与整合，作为回报向社会各产业部门提供具有个性化、差异化、标准化的物流服务。

2、现代物流产业与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具有高耦合性

物流产业和国民经济中产业部门之间的高度耦合，主要体现在物流产业的产生与发展是随着社会对物流活动的大量需求而形成的新型产业部门；社会呼唤专业化的物流服务，企业物流职能的外部化，需要物流产业提供规范化、标准化、个性化的物流服务，其包括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产业部门（第一、二、三次产业）及组织；物流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对立面，及物流产业的职能得以发挥和满足物流服务需求得以解决，避免造成物流“瓶颈”而使社会经济发展趋于平衡，以达到货畅其流。从社会分工与交易的理论角度出发，在其他投入要素日臻完善的今天，物流这条“短腿”始终成为制约着社会总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高的因素。按照社会技术进步的一般历史规律，生产领域的技术创新往往先于并较多地运用于流通领域，重大的技术创新及其扩散也在生产过程中迅速得以实现，然后逐渐影响流通领域。不言而喻，现代物流产业的诞生，它是随着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及其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客观上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发达的物流产业部门。

3、行业壁垒的相对坚固性

物流产业尤其是现代物流产业的社会职能，以高效化的物流活动推助和影响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水平。物流产业作为全社会的“后勤”服务部门，所发挥的社会职能是其它产业部门无法替代的，即便是传统的物流部门其社会职能过于单一且被人为地分化为运输产业、仓储保管业、流通加工业、包装业等，从其产业及组织的社会经济地位来看，也是依附于流通产业部门中。而现代物流产业则借助于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网络技术、信息系统、运筹管理、系统工程等大量技术与手段的应用作为技术投入，相配套的硬件物流设施与设备和资金的投入，在进行科学合理的物流规划和设计中，对物流知识与管理技术的投入，以及对大量人力资本的投入，使该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和资金密集型极高的属性，且随着第三方物流与第四方物流产业组织的出现，更使这种知识与技术含量急剧加大。显而易见，物流产业中行业壁垒像一道无形的屏障，成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构成对新进入者的障碍，同时也是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行业内优胜劣汰的关键要素。因此，物流产业部门中行业壁垒的坚固性，是由现代物流的管理、技术、人力资源储备及其他相关手段与核心技术所决定的。

4、物流产业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属性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衡量产业发展是否具有社会化和市场化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产业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和状况，产业部门内组织化程度的高低，能否已产生规模经济效益。物流产业在我国是一个刚刚启动的产业部门，但近年来大量涌现出一大批物流企业及组织，承担着专业化的社会职能而发挥特殊的作用，尽管目前物流企业组织化程度较低，但为培育和完善物流市场及其组织群体，逐步朝着产业发展的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方向迈进。从全球来看，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其产业的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较高，不仅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关键的支柱产业，而且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GDP或GNP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社会产品的流通速度大大加快。因此，物流产业的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将成为其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七、八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为规范和促进物流产业的发展，分别针对本国物流产业发展的实际，制定并颁布了有关物流产业发展的纲要或相关的产业发展政策，从而为物流产业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与氛围。西方国家物流理论的研究与实践的探索，已达到较高的水平，主要表现在物流理论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物流与经营、生产等活动密切相关，作为新兴重要的产业，它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推助器。从全球来看，物流产业日益朝着规范化、集约化及国际化的方向挺进。具体主要呈现出如下趋势：

1、综合化和集成化物流（integratedlogistics）

物流产业发展中组织形式的不断创新，最为直接的就是第三方物流活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且在国际物流产业发展中地位日渐突出，由此产生了一大批集成物流商（技术与知识含量较高的物流企业组织），将各种物流功能整合化、运作上采用海、陆、空各种运输方式的一体化及物流实践中的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的一体化。

2、国际化物流（internationallogistics）

国外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物流产业呈现出全球物流企业并购态势，机能整合的综合物流成为主导。物流产业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面临的物流市场与用户呈现出国际化（包括国内用户、国外用户、境外用户）倾向；物流业务开展趋于国际化（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物流企业国际化（国际间的合作与合资）。

3、网络化物流（internet/intranetlogistics）

电子商务与物流的衔接愈加紧密，电子网络（虚拟网络、国际互联网）作为物流网络（实物网络）实现和运行的有效手段。在产业及组织中，具体是由物流企业内部网络化、物流企业外部网络化及物流企业内外部网络化等构成。

4、个性化物流（individuallogistics）

物流产业发展的结果涌现出一大批物流产业组织群体，借助现代物流理论与管理技术，进行供应链的全过程的个性化管理和规划，向社会提供个性化物流菜单式服务项目，具体包括企业对企业的个性化物流和企业对消费者的个性化物流。

5、信息化物流（informationallogistics）

产业的信息化物流，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信息是商流、物流、资金流的媒体，另一方面物流活动中的信息服务成为物流服务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物流业务更加依赖于可以共享的信息，并且大量的信息传播和交换可以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和降低物流成本。

6、智能化物流（intelligentlogistics）

物流产业发展的技术高级化和自动化，主要表现在物流实践活动中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对整个物流活动进行智能化管理，具体是实现物流作业的智能化和物流管理的智能化。

物流产业增长的主客观因素，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市场规模等环境和条件的日趋完备，特别是市场需求的进一步扩大，为物流产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使物流产业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增长趋势。

三、物流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物流产业的贡献率是指物流产业的增长占整个经济增长的比重，是用以衡量物流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贡献大小的重要指标。根据上述物流产业的特征和发展趋势，物流产业对其他产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市场范围扩大的贡献、调节市场供求的贡献、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及对社会消费的贡献等方面。具体如下：

1、物流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

物流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程度，可通过物流产业所创造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从国外物流产业实现的产值来看，这一比例越大，产业的贡献也就越大。一个国家或地区物流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的高低，与该国的商品与服务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中间需求率有关。商品与服务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中间需求率越高，那么物流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就越大。据统计，目前美国物流产业规模为9000亿美元，几乎是高科技产业的两倍，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物流产业合同金额为342亿美元，预计今后3年将以平均23%的速度增长。因此，物流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也是衡量一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2、物流产业对调节和平衡市场供需方面的贡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流通将成为国民经济健康正常运行的调节器，物流产业促使经济运行和商品流通的调节与平衡更趋向于合理化和科学化，它不仅对生产及国民经济的运行具有高效率与高效益的自动调节作用，而且还加速了商品流通领域中相关产业如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商品零售和批发业等行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也是国家赖以进行经济调控的重要领域。物流产业的社会职能正在悄然改变着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发展格局，市场供需的动态变化因物流产业发展正在完成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即由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的飞跃。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一方面通过财政、税收和货币等手段对市场供求进行总量控制，另一方面以流通部门为载体对流通领域市场物价水平进行调控，而物流产业对加速商品流通，降低商品流通费用，减少流通环节，调节市场供求，作为流通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贡献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3、物流产业对市场发育和完善的贡献

物流产业的市场贡献表现在推动市场范围扩张、促进市场体系发展和完善等方面的作用。物流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物流活动中出现的技术创新（网络信息技术、JIT、POS、EDI、QR、ECR及供应链管理技术）、各环节职能的整合（仓储、保管、流通加工、装卸、包装、运输及信息服务等）、组织形式与运作方式创新（社会化与产业化物流组织、第三方物流及第四方物流经济组织的产生），大大地降低了商品交易费用，物流产业的触角延伸至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产业部门，不仅提高了国民经济发展总体效益和效率，而且物流产业促使商品交换的市场在逐步扩大，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建立并进一步加固。物流活动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劲增长势头，有效地满足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及消费领域迅速增长的物流服务需求。更为重要的是，物流产业的扩张导致交换与贸易活动的地域范围越来越广，规模日趋扩大，加速了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在更为广阔的区域中的分工与协作，同时也促进了在国际间统一市场的形成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4、物流产业对满足社会消费需求的贡献

为满足社会的整体需求，一方面生产部门按照消费需求进行生产，具体是以流通领域的引导和消费需求信息的反馈组织生产，另一方面将这种生产转变为社会的实际消费也必须通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流通环节来实现，商品流通中的商流、物流、信息流及资金流四位一体，由传统的商品流通产业具体是批发或零售商业组织独立完成，而随着现代物流产业的诞生，使商流和物流的职能分离，提高了流通领域的运作效率，突出了物流职能的专业化水平，并借助于现代应用科学技术（网络信息、通信技术、交通运输技术等技术），加速了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流转速度。不仅如此，物流活动还可以作为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的企业组织开展市场营销活动的有效工具与手段，并在很大程度上对消费结构、消费方式及消费倾向产生积极影响，不仅满足社会对商品品种范围、购买商品的便利及服务等方面的需求，而且进一步会引导需求、改变需求理念甚至创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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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意义

民营经济的发展是现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国际国内学术界对此都有大量论述。在实践中，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受到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其中民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经济腾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的民营经济是在激烈的争论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存在与发展体现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和深度，民营经济用自己的竞争力赢得了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赢得了越来越宽松的政策环境，但其发展还面临着诸多问题。

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是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民营经济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并且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加入WTO以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及世界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民营经济将迎来新一轮大发展的机遇。但是，民营经济在发展中也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包括民营经济发展中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外在环境的制约。因此，在进一步统一对民营经济的思想认识，明确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深入研究新时期民营经济内在发展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方向定位和拓展途径，努力营造有利用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外部优良环境，对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民营经济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论文研究方法的分析

为能全面、深刻地分析民营经济相关论文的研究方法，共搜集四篇论文进行分析。它们分别是吉林大学徐进的《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延边大学李英哲的《对延边州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西北工业大学殷亭国的《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及制度反思》、郑州大学阎中洋的《县域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在论文研究方法分析梳理中发现，有些文章专门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而有些文章只是在摘要部分提及那么一两句有关的研究方法，有些甚至一点都没有涉及自己论文的研究方法。例如：

延边大学李英哲的《对延边州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中，就有专门的小节是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本论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分析过程中采用了从一般到具体，即先从民营经济的一般状况（全国）的分析研究出发，弄清民营经济的含义、形式及作用和阻碍因素等。然后研究延边州的状况，进行对比比较，从中找出来差距，发现差距很大，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甚大。对于延边州民营经济的分析，运用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原理，从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来探讨延边州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是从民营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三个方面分析，指出努力的方向与建议（对策）。”

西北工业大学殷亭国的《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及制度反思》在摘要部分提及了有关自己的研究方法：“本文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我国在转型期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全文的线索是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中制度创新安排的发生机制和形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化程度的加深。”

郑州大学阎中洋的《县域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在摘要中也提及“在研究方法上，以定性分析为主，兼顾定量分析，以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论述县域经济与民营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阐明当前我省在经济发展中应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加快壮大县域经济的基本观点。”

吉林大学徐进的《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中并未提及有关的研究方法。

综合分析这四篇文章，它们大体使用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资料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法、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三、论文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

通过分析论文的研究方法，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民营经济硕士研究生的方法意识比较薄弱，研究方法的运用呈现出结构性失衡的特征。硕士论文中定性规范的多，定量实证的少；理论归纳的多，经验分析的少；二手资料多，第一手客观材料少；描述统计多，推断统计少；文字说明的多，图表曲线模型解释的少；比较研究中简单罗列的多，学理性深入分析的少；直接断言给出结论的多，假设推理证明的少；低水平简单重复的多，较高水平的创新少；问卷调查和访谈法的应用整体上较为简单、粗糙，甚至多有错误，且对所得数据不会进行科学整理。因此，总体来说，民营经济的研究生论文在研究方法方面是极其薄弱的。